摘要：从达拉斯·思迈斯(Dallas Smythe)、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和丹·席勒(Dan Schiller)这三位以“S”开头的北美传播学者与中国的学术关系切入,可以清楚看到西方“主流”和“批判”传播学术中的中国、传播学被引入中国的过程与学术“本土化”讨论中的政治、以及更为宏观层面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的中外传播学术的知识社会学。而用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框架来反思新闻与传播学术发展本身的意义则在于,它在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是如何在特定历史语境中与“西方学术”碰撞与转型的同时,也让我们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历史发展过程中看到中国这样一个后革命国家在全球学术发展中的特殊历史资源、中外学术交流现实的多重性、以及有中国社会主义主体性和世界意义的新学术范式产生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