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论文篇(1)

按此界定，显然极大提升了“大学语文”的课程地位，使之与注重吸储知识和训练能力的一般性通识课区别开来，表明了综合性的人文素质教育是“大学语文”的独有特质，应在高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中发挥核心作用。同时，这一界定也与《纲要》“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以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爱教育和人格修养教育为重点”，来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规定性内容基本相符。换言之，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准来定位“大学语文”的教学目标和课程内容，也符合“大学语文”作为母语教育课程的实际属性。“大学语文”应该是综合性的人文素质教育课，而人文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所蕴涵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基本精神，一直内在于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和行动中，成为我们创造新文化、新历史的动力和基础。在当今“全球化”、“地球村”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华民族将以怎样的姿态参与世界合作与竞争，进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所以，对于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化典籍、文学艺术、科技工艺、哲学宗教、伦理规范等丰厚遗产，如何继承和创新使之进一步光大辉煌，应该是我们的立国之基和立人之本。这是一项关乎国家民族发展强大的根本性任务，高校责无旁贷。基于此，在大学语文课程中渗透和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就具有了极大的可行性。在大学生已经基本具备独立的分析和思考能力的前提下，与“中国文化概论”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相比，“大学语文”是以具体的母语文本阅读为主要学习形式。这就使得大学生可以通过有关中国哲学、历史、艺术、文学、宗教、民俗等作品篇章的阅读，来具体形象地感受和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为作品篇章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载体，也是形象载体，教师的讲授与学生的自主学习相结合，学生便可以由感性到理性、由“点”及“面”地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与博大，领悟其精髓。由于这个特点，“大学语文”便成为“中国文化概论”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前置性课程。也可以说，以具体作品篇章讲授为主要教学形式的“大学语文”，与宏观性把握的“中国文化概论”和断面性讲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一起，阶梯式地构成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课程群，其中，“大学语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在“大学语文”课程建设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按照的讲话精神和教育部《纲要》的明确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到高校相关课程体系中势在必行，“大学语文”尤其要担当重任。但实际情况却是，“大学语文”逐渐被边缘化，既没有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某种权威地位，也没有外语课程的强势现实需求，处境越来越尴尬。若要改变这种不利现状，就须牢固坚定地确立“大学语文”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中华民族精神的课程定位；同时，也要解决好课程自身建设层面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母语教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机构成“大学语文”的本质属性是母语高等教育课程，应该成为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各级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者、大学教师等的共有理念。语言影响思想，语言就是思想本身。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文化深层编码，都蕴涵在母语中。母语是构成民族文化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元素，母语里有文化的故乡，母语就是祖国，母语承载着民族凝聚力。保护母语，是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安全的首选要件。换言之，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独特、最具生命力的语言系统之一，是中华民族身份的首要标志，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直接载体。著名诗人余光中曾说：“当你的情人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这句话的理论内涵是在表明：母语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基本符码。因此，在我国当下的高校课程体系建设中，怎样强调母语教育都不过分。而“大学语文”，就是高校完善汉语母语教育的最佳课程平台。汉语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象形文字，是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语言。从母语教育的角度看，汉语的形意特点使之具有工具性、文化性和审美性等多重属性。其中，文化性是衔接工具性与审美性的桥梁和纽带。汉语“说”与“写”的表情达意功能要得到完美发挥，必须借助文化蕴涵来融通工具与审美的语用效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认定一个人“有文化”或“没文化”，主要依据是他的说（口语表达）和写（书面表达），意即所谓“汉语能力是人生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强化大学语文课程的母语教育性质与学习效能，是提升中华民族母语水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张扬民族精神、提高国家软实力和国民素质的重要举措。

（二）“大学语文”学科化有利于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中国教育报》评选的2013年度中国高等教育10大热点问题中，大学语文的问题位列第8，几十年来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争论仍在持续。同时，大学语文课程的边缘化现状也仍然是醒目的存在。之所以被“边缘”，除了不具备或较少具备外语课和其他技能通识课的现实功利性之外，还有课程自身学科归属性的原因。根据《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大学语文”属于教育学门类下的二级学科“课程与教学论”，和“大学体育”等课程同类。也就是说，与专业性的中文课程不同，“大学语文”在学科归属上已经被“边缘化”。这也成为大学语文课程定位模糊的主因［2］。事实上，早在1986年，匡亚明、徐中玉等先生就呼吁大学语文应成为独立的学科［3］。目前，“大学语文”学科化的条件已经成熟。首先，根据的讲话精神及国务院、教育部颁布的各项包括《纲要》在内的法规性文件要求，大学语文课程与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密切相关，这是其他公共课没有的课程优势。其次，母语高等教育是高校各个专业课程教育的基础，提升母语教育的水平与质量迫在眉睫，这是高校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再次，自193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规定开设“大一国文”以来，迄今已近80年，“大学语文”可谓历史悠久。虽然建国后一度停开，但课程建设的基本理念和构架并没有太多的变化。最后，大学语文课程已具备了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和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这是课程自身发展的内在基础。如果能如“汉语国际教育”那样成为独立的学科，“大学语文”的教学地位就能获得法理上的保证，其独有的课程功能就可以得到全面发挥，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也更为便利和顺畅。自然，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所有争议与无奈，也会随之消失。

中华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中原文化；华夏民族；华夏文明；制度

中原文化对于历史进程的推动，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对于民族精神的传承，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研究的中原文化与华夏文明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清晰地叙述中原文化的发展脉络，而且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讲，能够以史为鉴，为曾经辉煌而现今相对落后的中原地区寻找一条可以再次崛起腾飞的发展路线。对于中原文化与华夏文明之间关系的研究从目前来看，只是一个非常广义方面的研究。各个学科都以自己的角度定义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在总体上至今没有定论，这也与中原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有很大的关系。经笔者总结归类，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观点：

中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是推进中华民族统一的根文化，通过论证它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作用，提供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文化精神依据。基于文化全球化视角的中原文化发展研究认为中原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文化全球化发展中，中原文化发展应与世界文化发展接轨，融入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中。

在本文中，特别要注意的是一些需要明确并规范的定义有：

中原地区：中原地区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在古代被华夏民族视为天下中心，是以中原六大古都群：洛阳，开封，商丘，安阳，郑州，南阳为中心，辐射黄河中下游一带的广大平原地区。

中原文化：单单从字面上理解，是发生发展于中原地区的一种文化。

华夏民族：最初狭义指上指部落时代以黄帝为代表的华民族和以炎帝为代表的夏民族，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东夷民族、南越民族、北狄民族以及西戎民族。后来经过长期的兼并、交融和发展，黄河中下游的夏人、商人、周人和其它部落长期相处，逐渐形成华夏族，而现在，华夏民族就是指的中华民族。

华夏文明：在华夏民族所创造的基础上，并经长期的整合、发展，所形成的一种文明。

综上所述，文明和文化，归根到底是由人创造的，并伴随着这样的一个人群所发展的。华夏文明由华夏族创造、并伴随着华夏族的发展一起发展，换句话说，华夏文明的发展就是华夏民族发展的一个历史体现，而中原文化正是华夏文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体现在中原地区的一种积累。所以，研究中原文化与华夏文明，实际上就是研究华夏民族在中原地区的一个发展史，通过这段发展史，研究中原文化与华夏文明之间相辅相承的关系。

一、中原文化、华夏文明的含义

（一）中原文化的含义

从地理意义上讲，中原地区是以中原六大古都群（洛阳，开封，商丘，安阳，郑州，南阳）为中心，辐射黄河中下游一带的广大平原地区，那么中原文化也就是形成在中原地区并在中原地区长期发展的一种意识形态。

（二）华夏文明的含义

我们现在所说的华夏文明，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文明源泉，思想核心是神道设教、礼乐教化，严华夷之辨，推崇仁义礼智信，也可以理解为华夏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的一种特有的文明。

二、华夏民族的由来及其在中原地区的文化发展

华夏文明的开始阶段，也就是开创华夏民族的起始文化，与中原文化是两个不同地域的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整合，中原地区逐渐成为华夏民族长期发展的中心舞台，并在唐宋时期达到封建社会的顶峰，在这一阶段，中原文化相对于岭南、荆楚、吴越等其他地域文化，更能代表华夏文明；随后，长期的社会更迭民族交融，使得华夏文明重心随着社会统治阶级的迁移而离开中原地区，至此，中原文化对华夏文明发展的影响力就不再占据主导地位。

但是，文明的发展是一个积累沉淀的过程，直到今天，华夏文明中还是有许多中原文化的元素。比如尊崇有熊国的部落首领公孙轩辕（黄帝）为华夏民族的始祖，他在与其他部落的吞并战中统一了中原，形成了华夏民族的雏形，初步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版图；又比如在现代哲学与数理统计学中大放异彩的道德经，也是发源于中原地区，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为其时诸子所共仰，是后期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被推崇为凝结了华夏智慧的绝世之著。奴隶制时代的姜尚，春秋战国期的范蠡、墨子、商鞅、庄子、吕不韦、韩非，两汉时期的张衡、张仲景、蔡邕，唐宋时期的玄奘、白居易、杜甫、韩愈等等，他们都是中原文化的代表人物，活跃于中原地区。这些文化元素不仅推动了华夏文明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学和宗教等方面的飞速发展，同时也深深烙下了中原文化的痕迹。

三、中原文化与华夏文明的关系

（一）中原文化与华夏文明的共性和交汇点

上下五千年历史里，中原文化伴随华夏文明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主导了华夏文明将近五分之三的历史，华夏文明和中原文化同根同源，同时具有根源性、包容性、创造性、开放性的特点。

在社会环境良好的情况下，中原文化刺激了华夏文明的发展，这就是根源性的体现；而在发展或动荡的环境中，中原文化又能寄由华夏文明的大环境，在其他地区存在发展，这就是创造性和包容性的体现。这种旺盛的生命力在人类历史上是不可想象的，何况现在也没有任何一个学派能把华夏文明和中原文化严格的区分开来，他们是相互影响、相互刺激而发展的一个整体。

其开放性则体现于：现代华夏文明的主题思想，围绕着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思想而展开，那么中原文化对于丰富中华文化内容、加强民族文化凝聚力、强调归属感和感情纽带具有十分重要的存在意义，结合时下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体系以及以德治国以人为本和谐进取的宗旨，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对中原文化中的哲学理论、自然观以及整体思维方式进行科学分析，可以成为华夏民族正确认识社会、管理社会、坚持可持续发展社会理念的的思想佐证。

所以说，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和变革，中原文化至今还是适应华夏文明发展的一种思想意识形态，它没有随着社会地位的沉沦而消失，相反依然能够代表并指导华夏文明的发展道路

（二）中原文化与华夏文明之间的关系

研究中原文化和华夏文明的关系，就是研究华夏文明的发展史，华夏文明几乎五分之四的历史时期几乎都是以中原文化为基础和载体的，同时也是中原文化灿烂发展的时期。中原文化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缩影，反映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轨迹，折射着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透过中原文化可以从总体上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原发展，并从中总结出社会前进的有益借鉴。与此同时，中原文化的先贤们发现并阐发的许多精辟思想，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具有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

以研究华夏文明和中原文化的发展历史来找出文化发展的共性与联系，表面上看仅仅是文化学的范畴和成果，而实际上是寻找中原地区再次发展腾飞的历史契机，对国家的中部发展战略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党和国家的要求下，中原地区的经济腾飞离不开文化的发展。中原文化的发展，则一定是遵循华夏文明的发展规律进行的，是非成败转头空，所有的历史都是跌宕起伏的。历史的发展已经证实，华夏文明经过漫漫的时间长河历久不衰，这正是中原地区需要的一种经验借鉴，找到华夏文明和中原文化之间的关系，再结合双方的发展历程，不难得到中原地区文化发展的方向和要素。这也是本文要体现的创新之处。

参考文献：

[1]刘新芬.中原文化对中原崛起的阻滞及其自身超越.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中华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中国梦；传统文化；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2-0133-02

自关于“中国梦”的重要讲话之后，“中国梦”成为国人乃至世界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并且在各类工作实践中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践行“中国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事实上“中国梦”作为一种美好的愿景，其实现必须要建立在扎实的根基之上，从中国当前的社会发展现状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无疑是实践“中国梦”的重要途径。

一、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是实践“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梦”是一个动态的概念[1]，今天代表国民所倡导的“中国梦”是建立在历史的基础和现实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之愿景，是实现社会文明的一种预期，其根本目标是走向文明，其核心内涵体现了华夏文化的一种历史延续。

从历史视角来看，在3 000多年前，中国传统文化中就以“经纬天地曰文，照耀四方曰明”，来解释文明，《尚书》以“睿哲文明，温恭允塞”来表述文明的认识，在《周易》中以“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来表达这一美好愿景，到清代更是将文明落实到“辟草昧而致文明”的实践中。而到了近现代，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先进的理论更是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基础上的时代创新，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不断创新、逐步走向完备的思想理论体系。可以说从东方文明古国，到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中国梦”是一种动态发展的文明之梦、富强之梦。

从文化视角审视，“中国梦”的文化意蕴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所以，中国梦作为凝聚和激励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动力，必须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实现。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主要在于使民族精神得以凝聚、提升、发展，永不衰竭[1]。

可见，社会文明的发展必须要建立在文化的根基之上，今天要成就“中国梦”，就必须把握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践“中国梦”的价值支撑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践“中国梦”提供丰富资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实现中国梦的丰富资源，有学者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归纳为：天人和谐；道法自然；居安思危（忧患意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诚实守信；以民为本；仁者爱人；尊师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异；天下大同[2]。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度，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时期的文化经历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的传承与发展，逐渐沉淀、凝练成为称之为“中国精神”的一种特定的文化传统，并且在长期潜移默化中渗透到每一时期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价值观念之中。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源泉。正如同志所深刻指出的，“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所以，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优势，彰显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文化强国梦托举起伟大“中国梦”。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践“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指出：“文化就像一个绵延不断的河流，源头来自远古，又由许多支流、干流汇合而成。文化交流是民心工程、未来工程，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智慧和思想，是中国人民价值认同的精神纽带，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实现中国梦，需要文化精神的滋养和激励。中华文明数千年延而不衰，中华民族在历经磨难中日益变得强盛，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对中华传统文化价值的自觉认同是其重要根源。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史表明，中华民族能够顽强独立，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每个中国人强烈的民族自豪和文化自信，这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普遍心理基础和基本精神动力。实践“中国梦”需要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和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需要将个人梦与国家梦紧密相连，需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而这些都能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经典支撑。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践“中国梦”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正能量。

（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国梦”的实践保障

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也认为，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国与国冲突发生的主要根源是文化，文化和文明作为一种重要的力量资源直接主宰今后的全球政治，从而成为一个国家能否取胜的根本的和决定性的因素。可见，文化软实力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指向标。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提升国家软实力，如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发愤忘食”的拼搏意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立身情操；“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等，这种文化对每一个时期人的发展影响深远，并造就了一批批社会有用之才，当今“中国梦”的实践正需要这样的有识之士发奋图强的努力和奋斗。

中华文化论文篇(4)

文化兴衰 教育有责

教育要面向未来。今天的中国，是由昨天的教育塑造而成；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的中国。一个国家，真正的“软实力”是教育。评价教育质量，并不完全依据今日各项评价指标体系与升学率，还有历史。

立德树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将是21世纪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与特色。

“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21世纪中国教育的顶层设计，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是对百年不断引进与“克隆”外来教育得与失的历史反思。它为改革当今教育重智轻德等弊端指明了方向，并翻开了建构以中华文化为主体性的中国教育历史新篇章。

立德树人，是要新一代青少年能够认同与热爱中华历史文化，修炼与践行中华美德，在世人面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如果能够实实在在地立德树人50年，在两代有道德的中国人的基础上，国人皆以修身为本，中国就不会走向“缺德的时代”，重建礼仪之邦，实现中国梦就有了希望。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所当然的文化与教育之选择。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1995年的《教育法》都明确提出学校要对学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承接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2012年党的十提出了文化兴邦。近日，主席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1]这一系列的要求，都为学校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逐步恢复学校教育的中华文主体性，指明了方向，规定了任务。

20年来，各级各类学校，在推动以中华美德教育为中心，以“国学经典”教育为载体，采用丰富多彩的形式与途径，开展了生动活泼，扎实有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看着一代读着中华文化经典茁长成长的新人，令人兴奋，他们赶上了中华文化复兴和再次走向世界的时代，30年后他们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这项教育，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与支持，成为广大家长最满意的一种教育。已有的丰富实践探索，为落实“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既是实现立德树人的重要途径和根本保证，也是学校教育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责任。学校是弘扬中华文化的辐射源，学校是复兴中华文化的根基，文化兴衰，教育有责。

立德树人 在明明德

要立德，先明德。德，是中华伦理、中华美德。

中华美德，是中华文化的魂，是中华儿女的共同价值观，它使得中国人成为中国人。明德，就是使美德得以显明；明德，不能割断历史；道德，不能依赖进口。

4000年前，有孝感天下的尧舜时代；之后，有800年周代的礼乐新文明；再后，又有管仲提出的礼、义、廉、耻的“四维”道德；孔子的智、仁、勇“三达德”；孟子的“仁、义、礼、智”四德；汉代有仁、义、礼、智、信“五常”；宋代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等等。

五千年形成的中华美德，是中华儿女从自身生活与生存的实践中所创造的伟大文明，是在世世代代中国人血液中流淌的文化基因。

学校德育要有德目，没有相对稳定的德目，就会成为断了线的风筝，随风飘荡；应付、应景、应试的德育，难以培育学生具有稳定的思想道德素质。

确定今天的德目，要承接中华美德，要做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1]。

自“八五”到“十一五”，北京市和教育部重点项目“中华美德教育实验研究”，先后在10个省市千余所学校，上百万学生中，进行了近20年的滚动教育实验。

前十年选用的德目是“八德”：

忠—尽己报国的责任，孝—生生不息的爱心，诚—求真务实的品质，信—立身兴业的基点，礼—人际文明的规范，义—人间正道的向导，廉—清白正气的根基，耻—人之为人的底线。

在教育实践中，注意对于每个德目，进行现代转化，使传统美德与现实生活相融通。

从2004年起，后十年的德目，在“八德”基础上，增加了“勤”与“宽”，形成了“十德”：孝、礼、勤、诚、耻、忠、信、义、宽、廉。

按照学生在不同学段道德成长与发展的需求，对“十德”教育的布局做出了设计：

小学阶段，进行孝（爱心）、礼（明礼）、勤（勤奋）、诚（诚实）、耻（知耻）“五德”教育。体现了贴近生活、易懂易行，知行统一，重在行为习惯的养成。

中学阶段，进行忠（责任）、信（信用）、义（奉献）、宽（宽容）、廉（廉洁）“五德”教育。体现了关注社会、理性思考，强调公民意识，重在道德价值认同和道德境界的培养。

经过12年左右的连续教育，每个学生若能在这十种美德上面有所修炼与成长，就为他们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合格的中国公民、进而接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基础。就为整个社会和国家，重建中华民族共同价值和共同信仰，扎下了根基。为中华文化的复兴，乃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铺上了基石。

正如主席指出的：“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1]。

文以载道 以文化人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是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也是有效的教化模式。20年来的教育实验，逐步形成了以经典文化、节日文化、地域文化为架构的中华美德教育模式。

经典文化。经典，主要是儒家经典。本着“因人施教，因教取材”的原则，在经典教育的内容安排上，做了整体设计：小学低年级主要是“童蒙”和《家训》，如《三字经》《弟子规》等。小学高年级至初中，适当增选《论语》《大学》中有关章句。高中阶段，以选讲“四书”为主。

在教育实验过程中，不同地区和学校，都有因地制宜的设计。2003年，北京市朝阳区编辑《论语类编100句》，北京市通州区编辑《论语十德》，以德目为纲，编辑《论语》中的相关章句。2009年由国际儒联组编，商务印书馆出版拼音插图本《儿童论语一百句》，是经过北京地区100余所学校适用两年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插图都是小学生绘画的，表明儿童对《论语》章句的理解和接受的程度。

当然，经典文化教育，不只局限于“文本”，还有语言、文字、诗词、歌赋、音乐、舞蹈、绘画、工艺、茶道、武术等等文化教育内容。这些“文化产品”，有着丰富的文化营养，置身其中，必能加快道德成长。

参与中华美德教育实验的学校，已经把诵读童蒙经典纳入了教育计划，并且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即精选内容，巧用时间，学科渗透，文化校园，师生互动，家长参与，社区介入，多方评价，争取共识。

节日文化。节日，主要是中华传统节日，是进行中华美德教育、化民成俗的重要载体。中国传统年节，都是全民的文化活动，在活动之中，学校往往成为与家长、社区“三维互动”的组织者和辐射源。参与本项研究的地区与学校，将过“中国年”、清明、中华母亲节、端午、孔诞教师节、中秋、重阳，等等节日活动与中华美德教育，有意识地结合起来，设计以节日为“体”，以中华美德为“魂”，全年、全过程的德育模式。节日文化，具有独特魅力，它使学生在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中，不断体悟节日浓郁的文化气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最终使传统节日所蕴含的文化精髓和传统美德，在学生的身上得到内化与升华。

地域文化。是学校当地历史人文资源，是学生认识中华文化的起点。各地参与此项教育试验的学校，注意开发和利用当地的历史人文资源，编写“校本教材”，开展中华美的教育活动，收效显著。仅以北京地区为例：东城区孔庙、国子监“儒家文化”，通州区“运河文化”，房山区周口店“猿人文化”、云居寺“石经文化”，延庆县八达岭“长城文化”，门头沟区潭柘寺、戒台寺、妙峰山的“佛教文化”等等。

以上三种文化，编织成纵横交错学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新模式，为建设21世纪中国学校德育提供了参照。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中国的教育来讲，本不应当是一个问题，而今却成了问题，而且成为一项紧迫而重大的历史任务，值得深思、警醒、真正落实。除了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最大的一项任务，是全体教育界同仁要下定决心“恶补国学”。

要让青少年学生从小接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了解中华文化精华，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识的培育，又是中华精神与价值观的教育，需要我们一两代人的坚持不懈。要使得一两代人具备这种价值观，至少需要五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落实这一内核的任务，是向青少年学生传授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体系，进而真正提升他们的人文与思想道德素质，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因此，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要把培育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点，放在未成年人身上，使他们从小就亲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接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是中国学校教育一切责任的内核，丧失了这个内核是最不负责任的学校教育，因而不再是中国的学校教育。对于究竟应该进行哪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如何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的新体系，如何使其真正进学校、进课堂、进头脑，还需要有一个获得共识并有权威性、全局性的总设计方案。总之一句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在山东考察时强调：汇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N].光明日报，2013-11-29（1）.

【王殿卿，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

我社继续实施“校本德育创新基地”建设计划

为进一步丰富来稿机制，优化来稿渠道，推广典型经验，推出优秀人物，建立监测窗口，增强辐射能力，中国德育杂志社拟在全国遴选若干学校建设“校本德育创新基地”。

建设“校本德育创新基地”是中国德育杂志社推动德育创新、促进教师成长、服务学校发展的公益性活动，不收取建设费用。

“校本德育创新基地”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在我社的指导下，研究热难点问题，开发高水平案例，提炼原生态经验，打造有特色模式。

为此，我们拟订了《中国德育杂志社“校本德育创新基地”建设计划》和《中国德育杂志社“校本德育创新基地”建设协议》。有意者可与我社联系，以进一步了解、商谈。

联系人：曾 夏 吴姗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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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论文篇(5)

论文摘要：和合思维是中华和合文化传统的内在精髓和灵魂，与西方注重矛盾思维的传统相比，它以对立和谐与系统和谐为其观测视域和理论致思，体现了独具特色的东方智慧。建设和谐文化和确立和谐思维方式，必须以继承中国传统和合思想为基础，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在继承和创新的历史实践中开创中华文化复兴的新篇章。

中国和合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积淀深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和谐文化的伟大实践中，开掘优秀的中华和合文化传统，积极继承这份宝贵的思想遗产，在改造和重释的基础上使之实现创造性的转生，并最终重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辉煌，是一项重要的前提性的思想工作和理论任务。这不仅是因为任何新文化的创造都不能脱离已有的思想传统，而且因为承续和改造渗透和存活于现实中的传统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创造活动。

一、和合思维是中华和合传统的精髓

中华和合传统作为一种古老而又鲜活的文化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和伸张性，它广泛地渗透在和谐经济、和谐政治、和谐思想、和谐社会、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生活、和谐生态等诸多方面，但贯穿其中的精髓、灵魂、本根、命脉是和合辩证思维或称和合辩证法。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对于一个时代来说，哲学既从总体上最高度地概括各种文化的已有成果，又从本质上最深度地反映文化的根本特性。而辩证方法作为真正的哲学本体论，作为最抽象的形而上的思维，处在哲学体系的最高位置，是哲学的大脑和心脏。因此，可以说，在上下5000年的中华文明发展中，和合辩证思维是贯穿其中的文化之根和文化之魂。

2o世纪90年代中期，笔者就开始从辩证法的形态人手思考中国传统辩证法的和合特点问题，并把它作为我的博士论文的选题。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中，笔者逐渐体认到，在中国传统的阴阳和谐、天人合一、主客依存、和同之辩中蕴含了一种具有独特价值和别具特色的辩证思维，它代表了典型的东方智慧特征，在统一的人类辩证思维的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但是，长久以来，我们对它的价值和意义却认识不够，甚至当作保守和落后的东西，将其视为粪土。这些年来，特别是20世纪9o年代中期以来，理论界逐渐认识到中国传统“和”文化的独特价值，但对这种价值并没有上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予以认识。毕竟人们受“左”的教条主义思维的束缚太久太深，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或许人们在经过多次正反两个方面生活实践的磨砺之后，会逐渐认识到教条主义思想的危害，但是，真正从辩证法的高度识别教条主义思维的表现及其错误就不那么容易了。这对于那些专门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也不例外。不少搞哲学的人至今仍然认为，辩证法的概念、范畴、命题、观点、原理及其形态，都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大的普适性，而且辩证法的形态只能是单元和单一的，理由似乎很简单，因为它是哲学方法论。实际上，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别的学科的理论观点一样，也有其适用的时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同样会向反面转化。例如，一分为二，作为对立统一辩证方法的中国式表达，它的适用范围就不是无限的，世界上许多事物可能是一分为三、一分为四、一分为五，或一分为多，把它们作“多分法”的分析也许更方便揭示事物的本质规律；同时，一分为二、合二而一、一分为多，也体现了不同哲学形态的方法论维度，我们只有把它们真正辩证地统一起来，对事物作多维的分析和思考，才能全面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本质。

现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提出了“和谐文化”的概念。和谐文化建设不仅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而且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实践的理论升华。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央领导同志又在多次讲话中，强调把崇尚和谐、维护和谐内化为“和谐思维方式”的重要性。和谐思维方式是和谐文化的内核，是和谐精神与和谐理念在思想方法上的集中反映，是和谐文化的神髓所在。它与中国传统的和合辩证思维一脉相承、血脉相连，因此，建设和谐文化，确立和谐思维，就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国和合文化传统尤其是和合辩证思维，在吸取新的实践经验和科学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使其在现代的“和谐文化”与“和谐思维方式”中获得新的创生。

二、和合思维体现了独具特色的东方智慧

中华和合思维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关系如何呢?这是我们在探讨这个论题时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作为最高形态的辩证思维方法，是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它代表了人类科学思维的根本准则，其他民族的哲学思维和新的思维成果只能是从某一个方面论证或应证它，而不可能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辩证法体系。现在不是也有人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和谐文化”与“和谐思维方式”吗?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作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它的实质和核心是“对立统一”即矛盾，而不是和谐；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作为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它主张的是矛盾分析方法，而不是和谐思维方式。这种观点看似非常“正宗”和“正统”，其实，它既违反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也背离人类辩证法发展的客观历史。诚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人类科学思维的结晶，代表了现时代辩证法发展的最高发展水平，但不能说它就是人类辩证思维的最高和最后的形式，也不能说它就是人类惟一正确的思维方式。唯物辩证法首先对自身采取唯物辩证的态度，认为它至多只是代表了人类思维无限发展长途中的一个阶段即现时代的最高成就，只是为人类通向更深刻、更全面、更科学的思维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而不是辩证思维发展的终结。同时，唯物辩证思维也要求我们承识人类辩证思维形态的多样性。由于世界的无限广大和认识对象的无限丰富，亦由于人类认识世界和观照对象的致思取向的多向度和多维性，任何辩证法形态都不可能超越思维的观测视域，“全息”地、毫无遗漏地把握世界的全部本质属性，这是整个人类无限发展着的认识才能完成的任务。人类认识的这种辩证本性决定了辩证思维的形态必然是多元和多样的，不会也不可能只存在一种辩证法的理论形态，哪怕这种理论形态代表了这个时代的最高水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中国传统的和合辩证法的关系就是这样。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繁衍生息、生产生活和哲学探索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独具东方智慧特色的和合辩证法体系。这种辩证法的独特性就在于从“和合”的视域出发，对事物的内在矛盾性和系统性中的同一性、统一性、平衡性、协调性、有序性、互补性、互渗性进行了具体的探讨，揭示了其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机理及其本质规律。“和”在中国哲学中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基本哲学范畴，它与“同”相对，是指事物内部诸多差异要素的和谐有序与有机融合。自西周末年史伯提出并论证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之后，齐国晏婴又进一步从“可否”相和的角度发挥了“和合”辩证思想。后来的道家和儒家则分别从哲学本体论与人伦政治的角度阐释和发展了“和合”思维。特别是孔子的“中庸”或“中和”之道，从本体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基础上论述了如何达到“和合”的正确途径，为抽象的和合哲学理论与生活实践的结合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应该说，从史伯、晏婴到老子、孔子，“和合”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已初步形成。它奠定了后来中国2000年多年辩证法发展的“轴心”思想与“和合”传统。

那么，中国的和合辩证思维与西方的辩证传统相比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呢?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直截了当地称自己的辩证法为“矛盾辩证法”。针对杜林对“矛盾辩证法”的攻击，恩格斯指出，“矛盾辩证法在从古希腊人起直到目前为止的哲学中所起的作用”，是包括杜林在内的任何人所否定不了的l3]。列宁更一步提出了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和同一性的相对性原理。他说：“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显然，这里所说的斗争的绝对性和同一的相对性，并不是说斗争和对立可以离开同一、统一而存在，或者说，在事物发展的质变阶段，只有斗争性而没有同一性，这是不可能的；提出斗争的绝对性恰恰在于突出“矛盾辩证法”所关注的“变易性”和“否定性”原则。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所说的：“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里，马克思把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把批判性和革命性看作辩证法的本质，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坚持的是“否定性”的思维原则。

中国传统辩证法与西方传统不完全相同。如果说西方传统在理论致思上属于“矛盾辩证法”的话，那么，中国传统则属于“和合辩证法”。“矛盾辩证法”强调的是“否定性”的原则，“和合辩证法”突出的则是“和谐性”的原则。与“矛盾辩证法”一样，中国传统的和合辩证法主要探讨的也是“对立面的统一”，这些对立面之间不仅存在着本质和属性上的差别和差异，而且存在着对立和斗争。“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国语·郑语》)，只有不同的他物之间相互作用，才能产生和合体；“若以同裨同，尽乃弃也”(《国语·郑语》)，假如相同事物之间进行机械结合，那么它的发展也就完结了。故差异和对立是和谐产生的前提，“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国语·郑语》)，只有一种相同的元素是无论如何形成不了“和谐”的。在这一重要的前提性问题上，中国的和合辩证思维与西方的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辩证法”是一致的。但是，在“对立面”的同一性或统一性的问题上，中国传统的和合辩证思维显示了独特的理论致思，这就是深入到事物内部，集中地对“对立面”的同一性即其和调性、协同性、有序性、平衡性、互补性、互济性展开了具体细致的探讨，揭示了其在事物变化和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由于理论取向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虽然也论述了矛盾的同一性及其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但它只是把“同一性”作为对立面赖以存在的“居所”以及为其实现向反面转化提供由此达彼的“桥梁”来看待的，这就是为什么“同一性”有时被界定为保守性即保持旧事物存在的原因。尽管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哲学教科书加入了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作用表现的内容，但那只是举例式的说明，而不是哲学的论证，完全是外加上去的。因“观测视角”的制约，在一个矛盾辩证法的体系内，企图同时对矛盾同一性的作用机理进行具体剖析，就像人想观看自己的后背一样是不可能的。中国传统的和合辩证法与此正好相对应，它把哲学的“眼睛”安放在后背，因而能看见矛盾辩证法所看不到的东西，这正是它的独特贡献和智慧特色所在，也是它能与西方的矛盾辩证法相互补充、交相辉映的原因所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的和合辩证思维不仅具有朴素的“对立相和”的辩证法思想，而且包含了朴素系统论的思想萌芽。“和合”不仅是阴阳和谐、对立和谐，而且是杂多和谐、系统和谐。“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故“和”作为多样性的统一，它又表达了系统论的基本要点，“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所概括的实质上是系统论基本思想。把朴素的对立和谐辩证法与朴素的系统和谐辩证法有机地“和合”在一起，使“和合”性的原则与“和合”的思维尽显无遗，这是中国传统和合辩证思维的又一特色。

三、和合辩证思维对建设和谐文化的时代意义

“和谐文化”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来的一个崭新概念，是《决定》最引人注目的闪光点。我们说它是一个“崭新概念”，倒不在于过去没．有人提出过。实际上，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早在3000多年前就已提出来了。但是，对于我们党来说，在正式的文件和文献中提“和谐文化”却是第一次，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标志着我们党在文化理论、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上的一个重大转换和突破。和谐文化概念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新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在文化观念上的必然反映，是我们党由过去的革命战争时期转到现在的和平建设时期文化理论创新的必然表征。所谓和谐文化，是指以和谐为核心理念、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的一种文化形态和文化特性。和谐文化重在崇尚和谐、追求和谐、维护和谐、创造和谐，从和谐的视角观察对象，用和谐的思想分析事物，用和谐的态度对待问题，用和谐的方式处理矛盾，用和谐标准评判效果，培育和谐的理念，倡导和谐的精神，使和谐观念内化为人们的一种思想信念、心理结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价值标准、审美情趣，外化为一种道德准则、生活习俗、风土人情、文化产品、社会制度，在全社会形成一种人人讲和谐、个个促和谐、创建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在和谐文化的建设中，和谐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确立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哲学思维在任何一种形态的文化中都具有统帅的作用，它为这种文化的产生、变化、发展和传播提供基本的原则、理念以及赖以成立的内在根据，同时也从总体上把千差万别的文化现象按其内在的本质贯穿和整合起来，使之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和谐整体。没有哲学思维，对于一个人来说，其内在的灵魂就失去了赖以安顿的精神家园；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其凝聚的信念就失去了得以稳固的精神支柱。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如果没有哲学思维，“就象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

中华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　中华武术精神　文化意涵　人生修悟

1 中华武术精神的内涵

其一，刚健有为。它所包含的崇德利用、和与中、天人协调的思想，分别解决了人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刚健有为的思想则是处理各种关系的总原则。刚健有为的思想源于孔子，到战国时期的 《周易大传》已见成熟。刚毅和有为是不可分的，有志有德之人，既要刚毅，又要有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

其二，持之以恒。武术名言中有“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要练功，莫放松；要练武，别怕苦”之类。莫天全创办搜房网的最大体悟就是“从商和习武，似乎有着巨大的相同之处，那就是贵在坚持。”李小龙说“想超乎常人，惟有随时准备把最艰苦、最乏味的训练当成最大的乐趣，越是乐意接受此等折磨，则其成功的概率愈大”。此谓一项技术多样苦练，持之以恒杀手锏成。

其三，静心。练武是思考，是自我反省，以武入哲。中国人讲究从世间万物寻找真理，无一不是。所谓“武者要战胜心魔，朝着自己的坦荡大道而去。”习武须静心，由此可见一斑。习武的过程是体悟的过程，是思考的过程，是反省之后的升华。常见小说中描述，某某高人闭关修炼多少年，有朝一日横空出世，打败天下无敌手。唯有如此静心修炼，方能自成一家，习得境界。此外，“心正则拳正，心邪则拳邪？”“习武千条戒，最戒嫉妒心”“拳禅如下，力爱不二，主守从攻，戒除杀念？”等名言也说明了静心对于习武之人的重要性；

其四，涉世仁爱。儒家文化最重要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核心是其“仁爱”观念，同时这也是中国武术伦理思想的核心，即武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何谓“武德”？在处理武人之间、武术流派之间、武人与其他人之间、武术界与其他社会各界之间等诸方面的关系时，所要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的总和。武德在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体系指导下，在孟子的善、信、美、大、圣等道德观影响下，在民族精神滋润的培养下，不断充实和完善，且带有鲜明的儒家仁学色彩。

2 武术精神——中国文化传统的表征之一

中华武术是从我国传统文化中孕育出来的一种民族体育文化形式，它根植于中国特有的历史和文化心理的土壤。中华武术所承载的武术精神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表征。由前文的叙述可以知道，它除了具有一般的文化特点之外,更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一方面,它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出了我们的历史脉络和民族心理特点；另一方面,它作为一种体育运动形式有着巨大的生命哲学意义，在其中充分融合了儒道释诸家的精神品质。

有关武术史的研究已经充分表明，武术虽然并非是中国社会的特有产物，但自其发生之初，中国武术即充分的表现了农耕文明的特质，表征着中国的文明发展历程。石器时代的北京人就已经制造和使用粗制石器及棍棒狩猎，逐步获得了使用武器和格斗搏杀的技能，这可以作为武术格斗的萌芽；在后来的部落之间的战争实践中产生了徒手搏斗技能、武器搏斗技能及空手夺刀技能等；春秋时期，我国即已经出现了以舞蹈的形式来锻炼筋骨，以活动关节、调节气息而去除疾病；到了周秦时代，就又有了角力、手搏、击剑、 刺枪等比较先进的武术技能；之后的诸朝代，由于战事攻伐，基于各种形势，皆对武术的技能和形式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自科举以来，一些朝代还设立了武举科考，对于武术的传播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直到近代中国武术的体系形成，也充分延续了既有的武术脉络，但是一些武术内容也日益被遗忘。现代武术体系更多的发展为集竞争、健身、娱乐和艺术观赏等为一体的综合运动形式。更多的传承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凝练的武术精神，许多的形式被不断地更新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和社会的变化。因此，也不可避免地融汇各个时期不同的时代文化内涵。不过总体上来说，现代武术主要传承的武术精神，可以表述为“性命双修、心身并育”的整体优化理论，即把人与环境视为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的统一体，并把人体功能的强化和优化看作是一个精神同物质紧密联系的统一活动体。总之，从历史角度来看，渊源悠久的中华武术即传承了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也体现和影响着包括哲学、兵学、宗教等诸多方面的发展。

我们知道，武术萌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其发展与演变过程亦带着显著的传统文化烙印。一般认为儒道释家的哲学思想构成了中华武术精神的基础，这充分体现于武术精神中所体现的人与自然和谐、无为、虚静，并注重调心、调身和调息，主张明心见性等方面。而中国武术中所提出的静、忍、恒、悟等，更是充分地表现了中国武术精神的传统文化载体的特质。

3 武术、文化与人生

在浮躁的社会我们需要的是宁静与专注之下的进取。而精进，是武术不变的追求。习武之人要充分发扬刻苦奋进的精神。“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便是这种精神形象的说明。无论什么功夫，要想练成，必须狠下一番苦功。冬炼三九，夏练三伏。要抱定精益求精的精神。武术更讲究所谓“高平低下”。真正的高手往往闭门修练，待到功成之日，往往已是霜染双鬓。练武之人偷懒一日，功夫便荒废一日。“日新”的观念在历史实践中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礼记·大学》称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体现了积极进取的革新精神。

中华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道德 人格教育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高职学生人格教育的影响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XJK01 5CZY096。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0-0040-01

文化的植入好坏相对决定了人格的优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自然也就造就了优秀的中国人格，但是由于时代的进步，文化的相互融合，传统文化和现代教育之间就有了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如何在现代教育过程中延续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格理论及特征

1.传统文化的人格体现

儒家的理想人格。在儒家的理想人格中，认为最高人格的体现为圣贤。而圣贤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是要与天同德，与大道同行，克己复礼，兴国安邦的高尚品格。儒家圣贤的人格主要体现在仁与礼的统一。

道家的理想人格。在道家的理想人格中，提倡隐士。即真人，至人，神人。主张淡薄本性，无为不争，已达到人性和自然最原始的状态。在道家的思想中，提倡返璞归真，无为而治。

法家的理想人格即为英雄。认为要追求自身的实际理想，凭自身的力量争取社会地位。提倡法不阿贵，唯法所在。在法家看来，法令制度高于一切，无论君臣，在法令面前一律平等，体现了人们追求自由平等的精神。

佛家的理想人格提倡超尘绝俗，认为万物皆空，明心净性。在佛家的思想中，佛就是泯灭七情六欲的超人，在生活中做到宠辱不惊，万般皆空像的心态。

2.中国传统人格教育理论的特征

第一，肯定人的价值，尊重人格。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就是表面天地之间人之性命最为珍贵，体现了人的价值。孟子说“所欲有甚于生者”就是指人的追求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表明了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是中华民族的行为模式，注重挖掘人的价值，获取他人的尊重，一方面做到自爱，自尊；另一方面做到理解人，尊重他人。

第二，崇尚仁爱理念。孔子特别注重“人”的突出地位，仁爱是人性之基本，通过自身的美德，达到人与万物的统一。在理想的人格教育中提倡，一方面不断提高自身的德行，另一方面也要将德行推向社会，造福社会。

第三，重视修养实践，崇尚理想人格。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都将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作为自身的追求根本，通过道德理论的熏陶和道德实践的累积达到人身外在和精神内在的统一。

二、传统文化与现阶段人格教育的融入

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提炼、整理，塑造高职学生优秀的人格，以经典“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理想为重点；以仁人志士为榜样加强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励志教育，培养高职学生的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和团队精神。

1.思政教育体系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

在现行高职思政教学体系中，可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伦理导向性融入思想道德修养课，用心弥补现行课程的人文精神的不足，增加课程的育人功能。高职学生的道德修养不能被文化课的知识性要求所取代，教学与评估只能以育人为中心，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道德修养课程，可以充分展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来引导学生的道德思想，培养人格健全和道德品质优秀的大学生。

2.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网络、影视建设

网络、影视等公共媒体对高职大学生有较强的吸引力，可以在专门优秀传统文化网站中积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高职大学生提供一个干净绿色、健康有益的网络和影视环境，转移人格教育的重要阵地。

3.在校园人文环境中融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

高职校园是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同时也是大学生社会化的主要战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对高职大学的道德人格培养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校园文化中的历史传统和思想追求能改变学生的价值观、理想和道德信念。如清华大学的厚德载物、北大的兼容并蓄，其厚重的文化底蕴影响着一代代的青年才俊。

三、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今高职学生人格教育的理论价值

1.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的职业素质。在择业观方面，高职的毕业生刚刚踏入社会就想着找到非常理想的工作是不现实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敬事而信“，“建功立业”的精神是值得当代高职学生借鉴的。很多成功者和建功立业的人都是从很艰辛的基层工作做起。通过传统文化中典型的人物案例引导学生调整就业期望值，保持达观的择业心态，“天生我才必有用”，有才华有德行的人最终会被发现。保持不断进取的信心是帮助高职学生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2.有利于高职学生正确处理人际交往。高职学生在进入大学后，许多人不知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因而往往造成与同学交往胆怯、与教师“顶牛”、与父母关系不合；还有一些学生交往重实惠不重原则，请客送礼、拉帮结派，这种友谊自然不会长久，又反过来影响学生的交往能力。因此，利用传统的道德中强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让他们更加能够明白尊重他人，勇于承担，在人际交往中学会多角度考虑问题，在传统的道德教育中学会做人的道理，促进个人的成长和进步。

3.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的诚信品质。诚信是做人之根本，所谓“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因此，对于高职学生来讲，诚信品质的培养在整个人格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诚信建设是社会主义良好经济建设的需要，是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需要，是整个社会道德文化进步的需要。因此，通过传统文化培养高职学生诚信的品质至关重要。

4.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道德自律。在如今的教学过程中，主要强调理论知识的教育而忽略了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培养，这就导致道德教育的效果不明显。马克思说过“道德的基础是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这也就表明，道德教育的最高境界是培养有自律意识的人。在道德教育的教学过程中，老师要运用灵活的教学方式调动高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优秀的道德品质。

综上可见，中国的传统文化始终贯穿着人格的养成，中国的传统文化孕育着至大至刚的人格，乐天坦荡的性格，天性仁厚的性情，引领着一代又一代中华人民高尚人格的形成。在社会发展的今天，世界文化与传统文化发生碰撞，我们不仅要吸取丰富的世界文化，更要注重传统文化中人格和人格教育的传承。

参考文献：

[1]李国娟. 高校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理论思考与实践逻辑[J]. 思想理论教育，2015，04：64-69.

[2]张应平.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思考[J]. 黑河学刊，2014，08：98-99.

[3]朱明贤，郑克卿，赵国龙.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格教育[J]. 唯实，2008，03：32-35.

作者简介：

葛金平（1972-）女，湖南湘乡人，文学硕士，文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