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论文篇(1)

我们以新世纪以来最重要的高中教育改革即普通高中课程改革为例来说明“国际视野”和“本土实践”之间的张力的样态和性质。透视这次改革，可以发现它具有更为鲜明的国际视野，能从全球的眼光来审视和勾勒中国高中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愿景与思路。首先从改革文本来看，改革方案的设计整体上体现了借鉴世界实质来说主要是西方国家高中教育模式的倾向，例如设置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学分制、课程选修制和模块课程等。其次从学术话语上来说，伴随着课程改革，各种各样的教育理论话语空前繁荣和多元化，尽管各种学术论述流品很杂，但整体来说是与世界教育理论的学术话语声音更趋一致，更多吸收和借鉴(有些怀有忧虑的人称之为“移植”)了西方教育学术话语体系。任何教育改革都蕴含着某些教育价值观以及思想逻辑的转型，是次普通高中课程改革，较之于以往的改革，更为根本性地触动了我国现实运作的高中教育文化肌理，并且在思想层面指向批判我国的传统高中教育实践模式及与其高度结盟的传统主流教育教学理论。因此改革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都引出了较大的反弹。在理论层面的反弹表现为有的学者所归纳的所谓“洋化派”和“国情派”的对立，在实践层面的反弹则常被人们归结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张力，实际上这两种对立的本质是一样的，都体现的是“国际视野”与“本土实践”之间的张力，所谓“理想主义”的指控其潜台词就是过于移植西方经验而忽视本国教育国情之意。在此我们暂不涉及所谓“洋化派”和“国情派”的对立在理论上的是是非非，而只是想说明，树立这种对立是沿袭了近代以来我国思想界垂之久远的中西之争传统。在这种传统中，所谓“国情派”一方总是以警惕或贬抑外来思想与文化以及论证自身思想与文化的的优越性与合理性为特点，并伴随着一种历史的情愫，即对所谓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担忧。从历史上来看，尽管有中西之争的传统，中国社会的进步总体上来说是沿着向西方学习的脚步迈进，尤其在走进全球化的今天，这种脚步不但没有减缓，相反还有加速之意。回到高中教育改革的问题上来谈，在教育走向国际化的今天，我国高中教育改革自然也不能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它会持续地面对“国际视野”和“本土实践”之间的逻辑张力。处在这种张力中，如果我们足够自信、开放、宽容和智慧，就应该超越传统的中西之争中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保持向世界和未来开放的积极心态，用更为理性的思想姿态和更为精致化的学术方式看待和处理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中西教育学术话语和教育实践的张力，并在改革过程中确立这样一个思想前提，即西方教育学术视角和框架的多元化、丰富性和深刻性可以为推动我们反诸自我地发现问题、解释问题和解决问题提供更为良好的理智启示，我国的高中教育改革，必须在国际视野内发现一切有助于我们持续地深化改革的理智资源。

二、国际视野下的高中教育及其改革

对国际视域下的高中教育发展和改革特点的把握，可从两个纬度展开，其一是分析国际组织有关高中教育发展的构想，其二是总结西方发达国家高中教育的发展和改革特点。

(一)国际组织有关高中教育的见解

许多国际组织都有对教育议题的关注，不过在这里我们集中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下简称经合组织)这两个相对更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的有关高中教育的论述。

1．基本的教育发展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教育视为优先事项，并为其设置了总的活动目标，即“实现高质量的全民教育和终身学习”。［1］“高质量”、“全民教育”和“终身学习”这三个关键词共相辅佐，构架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基本教育哲学。其中，“全民教育”的内涵和目标是“满足全体儿童、青年和成人的基本学习需要”。［2］“终身学习”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视为核心概念，它运用这个概念来构想受过教育的人的理想素质形象并规范教育的目的。“高质量”概念体现着其发展优质全民教育的诉求，不过要清楚的是，该组织的教育质量观在价值取向上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它超越以认知能力为主的质量认定取向，把生活技能的开发作为重点。经合组织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价值观念上有基本一致性，尤其是终身学习概念在其教育论述中更占主导地位。

2．理想的高中教育形象

两个国际组织对高中教育的诠释，体现在它们对高中教育的性质、任务和目的的理解上面。需要结合“全民教育”概念来谈高中教育的性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际上是根据全民教育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来界定何谓基础教育的，质而言之，从内涵上来说，是把满足基本学习需要的教育理解为基础教育，从外延上来说，则把全民普及化教育称为基础教育。进入21世纪后，全民教育的外延已经从初等教育前推到初级中等教育，相应地“基础教育的概念已经演变到包括了初级中等教育”。［3］换言之，就此而言，高中教育尚不属于基础教育。但是，从内涵上来说，例如在第47届国际教育大会文件《面向所有青年的优质教育:挑战、趋势和优先事项》［4］中，是把小学到高中的教育在整体上进行思考的，要而言之是认为高中教育实质上是在小学和初中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满足学生的基本学习需要和培养基本能力的基础教育。不过，在高中阶段，对基本学习需要的界定不能仅限于读、写、算等基础能力，而是需要在终身学习的概念下，针对高中学生处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性质加以重新界定。质而言之，它是一种面向升学和就业需要的认知能力和进入生活的能力的统一，具体来说，它包括适应高等教育阶段理智学习需要的思维与认知能力、适应就业世界需要的技术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以及适应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等。综合地具备上述能力，是两个国际组织所构想的理想的高中生素质形象。但是，许多国家的高中教育设计通常分为普通高中教育和职业高中教育两途，它们各自领走了一种专属性的自然任务，前者聚焦升学，后者聚焦就业，由于专守自己的任务领域，两者往往相互区隔，从而使培养学生终身学习能力的目标落空。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原则性建议是:扩大对普通教育的理解，认为“普通教育的概念必须显著地加以扩大，使它明确地包括社会经济方面的、技术方面的和实践方面的知识”;［5］加强普通高中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沟通，认为“在整个高中教育阶段，应该确保学习者在普通和职业两个分轨之间自由运动”。［6］经合组织也认为应“平衡普通和职业高中教育……强调终身学习使得职业和普通教育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应把职业元素引入传统的学术性普通教育课程(例如法国、芬兰、英格兰和威尔士)”。［7］

3．对高中教育模式变革的呼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我们从现有的中等教育或高中教育模式中看到的“都是一种被肢解成众多学科(语言、数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等)的知识王国”，［8］“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知识更新的速度超过了人类代代相替速度的情况。然而，此时的中等教育，仍像它创建时一样，继续我行我素，仿佛它是永恒的”。［9］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经合组织都认为，未来的高中教育改革，应该在整体上改变高中教育的模式，包括改革课程和其它学习材料，改变结构、学校环境以及教育工作者的思维方式，不如此就无法真正适应面向21世纪培养终身学习能力的时代需要。

(二)西方发达国家高中教育及其改革的特点

西方发达国家的高中教育及其改革趋势是我们主要的参照分析对象，这些发达国家的高中教育模式的特点以及改革的方向和创造性对其它国家来说还是具有磁吸效应的。

1．西方国家高中教育的文化特点

西方国家的高中教育各有差异，但是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有共同或相似的高中教育文化，这种高中教育文化由它们的社会和教育价值观、教育文化遗产和经济文化背景共同塑造和支撑。可以把这种高中教育文化的精神内核根本地概括为在教育目的上对学生个人化发展的高度重视并相应在制度上体现对多元化的尊重。这种文化精神已经内化为西方人的教育信念，不会随着改革被轻易动摇和摒弃。它会在课程、教学、评价和管理等学校的各个方面体现和烘托出来，在此我们不一一展开说明，而是切入到大学自主招生制度以及高中课程设计和管理两个方面略作铺排。就大学自主招生制度而言，美国是西方国家实施这种制度的典范。美国大学录取学生的标准是多元化的，主要包括: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成绩，类似高考的SAT测试每年举行7次，学生任选一次或多次参加，从中选取最好成绩提交给所申请的大学;其次是高中期间的课程选修情况及平时成绩;最后是有实质重要性的综合素质考察。在这种招生制度和招生标准下，美国的高中并没有发展出类似我国的高考主义。例如SAT测试对学生升学意义重大，但据在美国某私立高中任教的某位来自中国的老师说，美国高中普遍不开设SAT课程，最多不过是学生自愿报名，课后辅导，在美国的多年教学经验使他深刻体验了美国教育的理念，即“反对任何以考试为唯一目的的教学，因为这种行为并没有教育价值”。［10］就课程设计和管理而言，例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芬兰等西方国家的高中普遍实行学分制和课程选修制。这种制度体现了西方高中教育重视“选择性”的课程文化，这种课程文化的基本旨趣是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要。美国高中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其中选修课是兴趣取向的，学生在这类课程上的选择自由自不待言，就是在必修课上学生也有较大的弹性选修空间，它采取分层设置，一般都分为基础水平、一般水平和高级水平，这种分层设置尊重了学生学习能力的差异性。芬兰的高中课程改革创新和高中教育质量一直为世界各国津津乐道。其从1994年开始的课程改革，致力于丰富课程的类别和增加学生的课程选修空间，为达此目的，其在课程与教学管理上多有创新和突破，包括实行弹性学制、短学期制、无年级授课制度和模块课程等。

2．西方国家高中教育改革的基本态势

要客观地把握西方国家高中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和趋势并不轻松，如果仅凭一些不完整的零散信息很可能导致轻率的判断。例如有的学者就仅仅根据一些美国高中教育改革的片断性信息就得出了美国教育是在向中国学习的论断并同时为“应试教育”做合理性辩护。［11］可以把西方国家的高中教育改革历史总体概括为知识中心取向、兴趣中心取向和社会中心取向相互交锋和融合的过程，并没有哪种取向始终占据主流或被彻底摒弃。例如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和被时常误解的杜威教育哲学在美国上世纪50年代走向式微，但是其持守的兴趣中心取向或社会中心取向并没有被打倒，而是作为教育文化遗产和教育精神被传承下来，并影响着美国及西方现今的高中课程和教学文化。不过，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高中教育改革有一条较为清晰的主线，则这条主线就是对提高教育质量的日益重视，并且它总体上是知识中心取向的。这条主线的形成在宏观上是由于在全球化时代“竞争”这一元素的推动及基于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态的分析而对人才规格的定位，在微观上则是由于一些国际教育测量与评估结果推动的对本国高中教育质量的担忧与反思，尤其是一些东方国家在这些国际测试结果上的相对优势更加强化了这种担忧。作为对策，西方国家普遍在国家层面强化了对高中教育的改革，主要的策略包括制定国家课程标准，强化核心课程，提高学术标准，运用考试手段，等等。但是，这些改革取向并没有根本上脱离他们的高中教育文化，譬如注重“选择性”的课程文化并没有被根本动摇，再譬如即使强化了考试手段的运用，考试也主要还是停留在作为手段的功能上面，并没有完全异变为高中教育的目的。

三、我国高中教育改革的行动展望

在国际视野的关照下，我们需要持续地对我国高中教育文化反诸自我的进行根本反思，并通过具体的高中教育改革设计，给予素质教育以不断成长的机会和空间。

(一)对我国高中教育文化的反思

我们吸收自西方的一些具体高中教育改革设计，实施起来往往困难重重。例如类似我国综合实践活动的课程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国被高度认同，并被其高中教育文化自然内化，但是在我国高中实施新课改的过程中，这一课程却被高度边缘化。细细考究下来，这恐怕是由于我国30多年来逐步形成的高中文化基因对它产生了某种排异反应。我国高中教育文化的本质，用一句话来概括，恐怕就是现实中高度功利化的应试主义或高考主义逻辑。运用高考手段有其历史价值和现实基础，但是当它异变为教育实际目的的时候，我们一颗心念兹在兹的萦绕在其身上，所有高中教育的流弊几乎都由之相缘而生，并且陈陈相因。以高考主义为核心的高中教育文化，其流弊非止一端，但万物一马，我们在此切入到知识至上主义问题上略作展开。需要说明的是，对知识至上主义的反思，并非是要轻视知识或走向反知主义，而是要分析知识在高中教育教学中的实际性质和实际处理方式。我国的知识至上主义的问题关键并非仅是过度重视知识，而是在于在应试主义的逻辑下，知识教学是由一种教条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知识观主导的。曾有一位美国高中生作为交换生在北京某重点高中就读，回国后于2009年在《波士顿环球报》撰文称在中国的课堂上“上课的目的是在尽可能少的时间内向学生灌输尽可能多的知识，完全是为入学考试做准备……”。［12］在被教条化和功利化处理的知识教学和学习过程中，探究、体验、行动以及独立思考和批判等认知元素多付之阙如，从而让知识沦为杜威所说的伪理智和半观念的危险，并极大限制了知识之启迪和培养个体智慧成长的功能。这种知识至上主义在我国获得了主流教学理论的加持。这种理论的逻辑起点是认为学校教育就是要系统传授主要是在教科书中被以体系化、理论化和简约化的方式处理的所谓人类优秀知识遗产。获得了这种教学理论加持的我国高中教育，30多年来沿着知识至上主义的道路一往无前，并没有实质性地发展出兴趣取向和社会取向的课程文化。

(二)明确高中教育改革的逻辑

我国新世纪的基础教育改革已经提出了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理念，在笔者看来，这种转轨的提法也代表了我国高中教育改革的逻辑转变。但是有的学者却因把“素质教育”概念重新理解为就是加强教育和重视知识之意，从而否定了这种转轨提法的合理性并消解了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对立。这种对素质教育内涵的理解，已经离题万里了。实际上，“素质教育”作为一个概念设计，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是和“应试教育”概念对立的，而“应试教育”概念作为一个贬义词是对学校教育在价值选择上把教育的工具价值最大化和狭隘化从而实质上悬置了教育的本体价值这种现实的一种抽象。“素质教育”概念则根本上体现的是以实现教育的本体价值为旨趣而做的教育想象，它的立足点是学生的个人化整体人格发展。因此，在概念设计和理论逻辑上，“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在本质上是对立的。不过具体到高中教育的改革设计来说，因为在现实中作为手段的“应试”与变成实际教育目的的“应试教育”是无法像在理论上那样容易做区分和切割的，因此在改革过程中不得不为应试教育的存在留出妥协空间，也正因为此，“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在改革的过程中将持续存在着逻辑张力。但是，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提法是成立的，改革就是要从国际视野上理解这种转轨的意义、内涵和思路，从而真正触动我国传统高中教育文化的根基，逐步松动“高考主义”的逻辑高唱入云、唯我独尊的状态，多从教育的本体价值角度着手调整和改变传统高中教育的模式。

(三)高中教育改革的行动框架

参照国际高中教育观及西方国家高中教育及其改革特点，以破解“应试主义”为核心的传统高中教育文化及实施素质教育为导向，我们可以在三个方面提出我国高中教育改革的行动建议。

1．重建高中教育的基础教育性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涵上实质已把高中教育整体理解为基础教育。我国的高中教育被严格分为普通高中教育和职业高中教育两途。两者各自在“高考主义”和“职业主义”的主导下，都不能真正体现高中教育的基础教育性质，都不能体现整体人格的基础养成之意，甚至职业高中干脆不被认定为基础教育。本着重建高中教育的基础教育性质的目的，需要在终身学习的理念框架下打破普通性和职业性的区隔，就普通高中教育而言，应扩大教育之“普通性”的内涵，把职业性、技术性和社会性等知识包括在内，就职业高中教育而言，也应摆脱“职业主义”的迷思，办学理念中应体现基础教育和普通教育的性质。

2．变革大学招生制度和高考模式

可能松动“高考主义”的高中教育文化的根本出路还是要落实到大学招生制度和高考模式的改革上。实施大学自主招生是我国教育界多年的呼吁，大学招生的多元化标准会推动高中教育的素质教育方向。不过，大学自主招生必须和高考改革联系起来。我们的文化智慧在可见的将来还是无法摆脱高考手段的运用，但是我们可以对高考本身做出诸多改良设计，例如可以借鉴美国SAT测试的方式，突破一考定终身的窠臼，尝试一年举行多次高考，学生自愿报名参加一次或多次考试，并从中选取最好成绩作为大学录取成绩，这样做或可收松动高考主义之效。

3．突出课程设计和管理上的“选择性”原则

中国教育论文篇(2)

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和国际化进程步伐的不断加快以及经济的飞速发展，英语作为一种在全世界广泛使用的语言，已在义务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摘要中提出了中国英语教育的弊端，本文接下来阐述如何克服这些弊端。

一、把思想教育与教学结合

众所周知，初中生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并未完全成熟，还没有完全摆脱儿童的特点，他们刚刚长大，在思想上刚刚有了一定的独立性，如同一张白纸有待培养。他们兴趣广泛，缺乏定性，然而具有很大可塑性。由于他们心智上并不成熟，还没有完全摆脱对父母的依赖心理和对老师的崇拜心理，由于初中生初次接触英语，从积极的角度而言，他们会对英语产生浓厚的兴趣和新鲜感。从消极方面而言，他们会由于对汉语甚至方言的习惯性依赖，对英语产生排斥甚至恐惧心态。刚刚提到初中生在思想上还处在半幼稚状态，比较容易被外界或好或坏的事物影响，缺乏自己的主见，这时老师若能给予积极的引导和适时的鼓励，用爱心和耐心来培养他们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并向他们灌输英汉双语同等重要的思想，就一定能有助于学生的学习，例如在学生不能回答出理由时，要面带微笑鼓励其再深思深思，如果多加提示之后还是一语不发，则好言劝导其努力学习，不至于让他们产生消极沮丧心理。

二、加强训练，让学生感受英语的实用性

英语是一种广泛运用于全世界的语言，但在我国，英语的使用还是有待提高的。语言作为一种交流工具，必然不是孤立存在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如果处在一个说英语的国家，他的英语水平甚至会在短时间有大幅度提升。因为英语是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故而老师不能单纯从语法或是理论的角度来照本宣科，反之，应该运用发散性思维，多把课本上的单词和句型结合实际来学以致用。

举个简单例子，例如今天英语课学习的是关于购物方面的句型，例如“How much”(多少钱)或“Howmany(much)do you want”(你要多少)等句型，在训练时，可以让学生到讲台前作对话的表演，为了加深学生的影响并且达到双语同时提高的效果，可以让学生先用汉语演练一遍，然后再用英语来进行对话，或以两人小组为单位，让同桌之间扮演买家和卖家，互相交替询问，以共同提高。如果学校具有相应的学习条件和学习设施，可以在周末或周五下午给学生组织英语角活动，让学生聚集在一起，大胆开口。同时，老师也要兴致勃勃参与到其中，与学生一起探讨一起进步。

学生大胆练习，当老师发现学生发音方面的错误和缺陷时，则可以及时纠正，并予以鼓励学生大胆练习，当老师发现学生发音方面的错误和缺陷时，则可以及时纠正，并予以鼓励，当学生表现得十分优秀时，则尝试给予赞扬，让学生建立自信心，从而增强对英语的学习兴趣与热情。这样还能让师生关系更加融洽，更加贴心，老师能更好地发现学生的优缺点、现存理由和潜力，并且及时对学生的潜力进行挖掘。并且，在英语角活动中，老师要多鼓励学生来与自己对话，面带微笑，语速不宜过快，当学生出现迷茫的表情或无法对答时，老师就应该用中文予以翻译和解释。树立榜样，并且号召大家向优秀生学习，起到带头作用。在英语角活动结束之后，老师可以为大家的表现做出评价和总结，并且总结一周以来学习的知识点，也可采用半中文半英文的模式，为学生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从而做到温故而知新。教师也可以鼓励学生在课后多与家人、同学或朋友练习口语，让学生能够更多地熟悉，并对英语产生浓厚的兴趣，以此提高学生对于英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三、加强自学教育，提高学生的学习自觉性

1.授之以“渔”。简而言之，就是让学生形成学习的自觉性，从“要我学”转化成“我要学”，这也是目前新课改下素质教育的提倡重点，在此一笔带过。要做到授之以“渔”，就必须要教给学生自行整理知识的策略，对学生归纳总结知识的能力作逐步培养。学生在下课后，脑子里满满的都是今天所学的所有知识和句型，想更好更有层次地吸收知识，就必须对所学知识进行有序梳理，这样不仅让学生对教材有更一目了然的了解和认识，也能提高他们的总结概括能力，并有利于他们的考前复习。

中国教育论文篇(3)

关键词：德育；德育教育；教育改进

一、德育教育

德育，即道德教育是学校全面教育中的主导部分，是指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和受教育者品德形成发展的规律，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相互教学过程中，将一定社会或阶级的思想政治准则和法纪道德规范转化为受教育者思想、政治、法制、道德品质的活动。

高校担负着为社会培养思想政治素质过硬、道德情操高尚的合格人才的重任。今天的在校大学生，明天就将成为有知识有理想，有文化有修养、有青春有智慧的社会主流和栋梁。只有一代代大学生茁壮成长，才能保证“以德治国”的坚实基础，国家才能长久昌盛。因此，高校德育教育对大学生健康成长具有导向、动力和保证作用，对实施“以德治国”方略有着直接和重要影响，对一国长远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二、当代高校德育教育的现状

当代社会正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改革开放以来，由社会变革而引发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的转变，深刻影响着各个时期的大学生。面对经济全球化、科技现代化、文化多样化、信息多元化的形式，社会对当代高校德育工作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与此同时，高校德育所面临的挑战也更为艰巨。这需要高校教育者透视变化发展的现实，把握历史的脉络，总结经验，拓宽视野，拓展思路。

纵观我国当代高校教育，德育教育的体系还很不完善，德育甚至往往只充当知识教育陪衬的角色。就其主要表现，存在以下问题：

(1)德育方式落后

在目前的德育工作中，“灌输”仍然是最主要的方法，教育者错误地把学生当作装灌美德的容器，把活生生的道德实践转换成规定性的道德规范知识。这种强制灌输性的教育既缺少学生的实践活动，又缺少体验，是崇尚独立自主、讲究自由选择，以理解为接受的根本前提的当代大学生所厌烦的。这种灌输教育方式脱离了学生的道德经验和能力，限制了道德智慧的发展，也抑制了个体的个性与自由。

(2)德育内容陈旧

目前的德育内容普遍政治化倾向严重，学校往往片面强调思想政治内容，学生们仅仅被教育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却忽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利益主体多元化和价值观念多元化的现实。与大学生成才息息相关的开拓、进取、创新、发展、正直、同情心等方面的素质要求却没有根据大学生的知识基础和身心特点而逐步具体化、生活化，因而德育内容显得单调枯燥，不能激起学生的兴趣。

(3)德育教育主体单一

高校、社会、家庭三方对大学生品德教育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都是进行德育教育的主体。但是当前高校的德育工作主要依靠高校自身及其专职德育工作者来承担，脱离社会，脱离家庭，德育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存在学校教育的价值准则与社会奉行的实用主义、利益至之上等观念背道而驰，导致大学生初涉社会之后的价值准则茫然。

三、改进高校德育教育现状的对策

(1)推行德育方法现代化

现代大学生的自主、渴望平等的意识都很强，高校的教育工作者对学生的管理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始终坚持“民主、平等”的管理方法。对道德的教育不能硬性灌输，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教师与学生要相互沟通，达到道德与情感相融合。

充分运用广播、报刊、网络等渠道开展德育教育。如建立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明确指导思想的网站，来正确引导大学生上网行为，充分发挥学校德育的育人功能；通过多媒体教学，使德育更直接，效果更明显。从而使大学生能自觉地接受教育，提高思想认识；使学校德育摆脱了过去的单一形式，通过更便捷、更实用的方法使德育工作更有效。

(2)设计德育内容现代化

德育工作的内容应具有时代性，才能得到受教育者的认可和接受。不要将德育等同于政治教导，应该更加关注学生人格的培养。在传统德育的基础上，应扩充德育课程的内容，要加强竞争观念、利益观念、理性观念、平等互助、创新意识、开放意识等观念意识的教育；要教育学生敢于竞争，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反对以不正当手段竞争；要教育学生关心我国的经济建设，允许学生追求适当的物质利益，但反对一切向钱看，反对把金钱当作道德评价的唯一标准；教育学生在解决和讨论问题时，要冷静思考、依法办事；教育学生对社会进行全面的透视，既要看到其主流，又要看到其支流，树立起对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信念；教育学生正确把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反对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

(3)提升高校、社会、家庭之间的合作

大学生作为社会和家庭的一员，其良好品德的养成离不开社会和家庭的帮助和引导，只有在学校、社会、家庭三方教育力量和谐一致的时候，学生的品德发展才是积极和健康的。应建立由高校、学生家长和政府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协调组织，定期就高校的德育工作交流情况、组织研讨、拟定加强和改进措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高校、社会和家庭在大学生德育工作上的脱节现象，形成高校、社会、家庭在大学生德育工作上三位一体的相互联动机制，进而提高德育工作的整体效率。

四、总结

道德教育是高等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和改进道德教育的当务之急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使广大教育工作者提高认识，转变观念，采取多方面的切实有效的措施，开创高校德育教育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2004年

2魏续臻.李邢西.余茜努力构建高校和谐德育体系[期刊论文]-继续教育研究2006(1)

中国教育论文篇(4)

关 键 词：美术教育 画室建制 班级建制 历史 现状 教育模式

中国的学院美术教育发展至今已近百年。自1902年南京三江师范学堂建立开始，到1915年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设了3年制手工图画科，中国有了高等学校美术教育的雏形。[1]建国后，新中国17年的美术教育得到系统建设,“文革”结束后,国内高等美术院校美术教育发展迅速，而且已形成相当规模。在当代文化背景下，专业高等美术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应当如何进行自我建设和发展，已成为不可跨越的问题。对于教育模式的探讨主要集中于组织建制的模式，到目前，国内已有的形式大致可分为两种，即专业班和画室（或工作室）。专业班制基本套用其他学科教学编制，而画室制则源于西方专业学院的传统。

在西方美术教育中利用画室建制进行教学是众多美术教育形式中的一种，这种教育模式最初在欧洲基本上是古代作坊中师徒传承模式的沿用。这一方式使传统绘画材料技巧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18、19世纪，欧洲学院教学主体方式便是这种作坊式的教学，课程是由社会公认的画师或工匠承担，是以传授技能为主要目的的教学画室建制，前苏联学院教育模式是意大利模式的一种延续，由彼得大帝引进至今已形成了相对科学的教育体系，形成了附中、本科、研究生三段式教育体系。Www.133229.COM其教学建立在导师画室教育的基础上，而导师多是社会上的知名画家。20世纪以后，现代主义艺术观念逐渐成为学院教育主流，技能教学的主导地位被成功艺术家的艺术思想所取代。德国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的大师画室制教学可谓经典，在此体制中，大师的艺术思想是教学的灵魂，课程的设置是由大师个人意志和其对艺术教育的理解来决定的。这种体制充分发挥了大师个人艺术实践经验在学院教育中的引导性作用，但大师和有能力聘用大师执教的院校毕竟是有限的，因此，并不适于广泛应用。90年代以后重建的包豪斯大学在另一条途径上探求新的可能性，即根据教育对象的多样需求，建立一种更富有可选择性的体制。在这样的体制框架中，艺术思想、经验、技能与科学技术、硬件设备以及信息资源从不同方面共同发挥作用，学生在此框架中，更像是一个淘金者。包豪斯设计艺术学院的建立更使画室制的教育体系趋于完整，艺术导师工作室与技术实践实验车间同时在不同方面发挥教学作用，使课程体系与教学更为合理，形成艺术自助餐式的教育形式并波及影响到世界各地的艺术教育。

目前在我国有一部分院校开设了画室或工作室，形式也不尽相同，而且有扩展的趋势，但总体上讲对画室教育缺乏科学、系统的理论研究，且大多只停留在从外在形式上的划分，并没有从本质上体现画室教学的优势，也没有真正发挥画室建制对于实施美术教育教学、研究的兼容作用。

从历史上看，我国真正称得上是以画室建制进行教育的院校只有中央美术学院。中央美院最初以法国的学院方式建立了画室，上世纪50年代后期始改为前苏联方式（事实上前苏联模式本身也是法国模式的一种变体），即将传统的作坊式教学引入学院的专业美术教育模式。80年代后，中央美院的画室模式又一次经历改造,例如在油画系一画室恢复了法国绘画风格的教学方向，开设了探索现代语言方向的四画室等。但这些变化都没有脱离风格分类的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早期欧洲master（即大师）体制的一种延续。

大师制的学院教育往往具有学术的武断性，这种武断性往往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艺术的多样性发展。在文艺复兴艺术背景下和早期现代主义艺术背景下，这种武断性的负面影响并不十分突出，而在20世纪中期以后，便显现出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来自多元化的艺术生态环境，再者，源于专业艺术教育对象的规模和领域的扩大，即学生数量的扩大和学科领域的扩展，此问题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的大师体制辉煌时代之后，已成为许多欧洲学院思考的问题。包豪斯大学曾经旗帜鲜明地改变方式，以摆脱这种局限于精英教育——大师教育体制的弊端。80年代的美国教育开始反对这种大师体制，其背景是自60年代开始，美国的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使美国进入了明星时代，当时也正值波普艺术盛行时期，商业媒体以盈利为目的，商业炒作各种艺术品与艺术家，几乎一夜之间即造就了无数的艺术明星。著名的苏河区便是这时的产物，人们熟知的猫王、丹弗、劳森伯格、安迪沃霍尔也是那时诞生的艺术明星。明星时代的到来表面看是艺术的繁荣，实际上导致了艺术的垄断性与无序性，也导致了美国艺术的庸俗化及其在全球的中心地位，到了波依斯之后随着艺术平民化的深入，艺术明星的地位不再神圣，只要机缘巧合，普通人也可一夜之间成为“艺术明星”。美国商品社会制造了一个又一个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奇迹，所有的“艺术明星”及其作品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公众的消费品或标签，而这时的“艺术明星”与传统意义的大师具有根本区别。明星时代的消费文化使人们不得不对艺术与商品、与社会、与人群等进行重新思考，对艺术明星的地位也产生了质疑。明星时代的美国美术教育更多的成就体现在实用美术方面，而且带有明显的移民文化特征，依托自己的教育体系并没有培养出多少精英。

在欧洲，学院美术教育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都具有明确的办学方向及优势，在开发自身资源展开教育方面做得十分出色，比较典型的是德国的柏林艺术大学、德里斯顿造型艺术学院、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等，他们各自占据一个学术领域展开教学研究，起到了相互补充的作用，又不失各自的权威地位。这是值得中国艺术院校借鉴与思考的。[2]

在我国，美术教育由于客观与历史的原因正处于飞速发展的时期，实际上已形成巨大的产业，这种发展更多地体现在规模上的增长，教学模式并没有跟上多元化社会发展的需求，各院校基本沿袭或借用了中央美院的教学方式。中央美院实际上是按照培养美术精英的模式进行建制的，它不是适应各层次专业的万能模式，尤其当下高等美术教育正在由精英教育走向普及化教育趋势背景下，在以盈利为目的的美术教育产业化大发展的背后，凭借怎样的合理方式实施美术教育并实现以培养人才为最根本目的的教育目标，实际上直接体现的是美术教育的严肃性及质量问题，也是一直以来广大美术教育者面临的课题。

国内的高等美术教育现状呈现出这样的教育格局，即高等美术专业院校（如中央美院、中国美院、鲁迅美院等）、综合大学中的艺术院系（如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及艺术设计系等）、师范大学美术院系（如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等），以及各高职高专类院校开设的美术及相关美术专业，平分全国的美术教育格局。但所有这些高校的教育模式几乎都来自于一个源头即中央美院的学院教育体系。无论是什么层次的学校几乎所有的课程及建制都参照了中央美院，只是大都没有条件开设画室，更多的是按班级建制进行教学，在课程设置与教学上实际也套用了美院的教学方式。

与欧洲高等美术院校相比，国内各高等美术院校及各类高等院校的美术院系的办学个性体现较差，办学条件参差不齐（体现在教育环境的差异性、师资素质的差异性、生源条件的差异性等），只有专业美术学院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美术专业教育的严肃性以及教育优势，能将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衔接，更多的院校在处理教学模式与培养目标的多元化需求之间的关系上都还存在着问题，甚至有部分院校对高等美术教育的理解不足，盲目扩大招生规模，扩大师生比，片面注重技能，走进了以技术代艺术的误区，将高等教育办的近似于职业高中教育，这种现象在综合院校的设计及相关专业尤为突出。随着社会对美术人才多元化需求的加剧及美术教育事业自身的迅猛发展，美术人才的培养数量及层次需求均被赋予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在高等美术教育中由教育模式引发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在各院校为扩大招生规模而争相开设新的美术相关专业的同时，又有许多院校开设的美术及相关专业由于不具备必要的办学条件而相继停招或缓招。因此，探究更为合理的高等美术教育方式已经成为每位美术教育者及教育管理者面前不容忽视的课题。

参考文献：

中国教育论文篇(5)

关键词： 中学语文教学 爱国主义教育 要点

一

中学语文新大纲不仅强调语文的工具性，而且强调语文对学生思想品德与人文素养的培养：“语文训练必须重视思想教育，思想教育必须根据语文的特点，渗透在教学的过程中，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爱国主义是几千年来积累起来的对祖国的一种深厚的感情。教师应通过语文教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让学生了解我国的光辉历史和传统，了解一百多年来的国难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重新站起来而做的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斗争，了解我国伟大而长远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以培养青少年自尊、自信、自豪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树立祖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确立为祖国的繁荣稳定而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是落实语文教学大纲的要求。

二

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发展进步，都需爱国主义的支持。爱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对祖国深厚、真挚、恒久的情感，是指引各族人民自强不息、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支撑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精神力量。无论是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爱国主义都体现了激发爱国热情、凝聚群众力量、振奋全民精神的巨大作用。爱国主义的培养基础依赖于国家长期积极的、主动的方略。1994年8月，中共中央印发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爱国主义教育是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是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的共同基础，是全社会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为了把党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强全民和青少年的德育建设，树立爱国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200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纲要》。2004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这两个文件是十分重要的纲领性文献，是我们加强和开展青少年德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指路灯。

邓小平同志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爱国是中华儿女的终生要求，爱国主义教育必须从小抓起。正如同志多次强调的：“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少年兴则国家兴，少年强则国家强，少年有希望，祖国未来的发展就充满希望。青少年的教育，历来是各个历史时期有识之士十分重视的问题。所以，邓小平同志讲得好：“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指出：“学生爱祖国的感情，是从爱家庭，爱学校，爱故乡，爱集体农庄，爱工厂，爱祖国语言开始的。”所以，当前的初中语文课本中包含了大量的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爱国、爱家、爱校的篇章，教师们应该注意到使之成为结合知性的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发自内心、基于自主自由的爱的意识与能力。这种爱的意识与能力集中体现为对同胞的给予和为同胞承担责任。

爱国主义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人生主题。对祖国忠诚和热爱，是每个中华儿女都要努力追求的。作为身负重担的教育工作者，教育好青少年，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人才，我们具有无比重大的责任感。

三

通过语文教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必须与热爱人民、热爱劳动、热爱科学教育结合起来，与爱党、爱社会主义教育结合起来，但是不能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这就要从语文课的基础出发，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在听说读写的过程中。

伟大祖国地大物博，山川秀丽；先哲忧国忧民，勇于献身；炎黄子孙反抗，百折不屈，这些中华民族的灿烂瑰宝在初中语文教材中均有记载或表现。而近代革命先辈追求民族解放，抛头颅、洒热血，呕心沥血，光照千秋的业绩，在初中语文教材里更是一一体现。这些都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四

初中语文教材内容丰富，思想性强，通过教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应着重抓住以下几个要点。

1.讲述自然风景的美丽，激励学生的“爱国之情”。

如《桂林山水歌》、《春》、《苏州园林》等。这些作品通过描绘而注入社会美的内容，将客观的自然美同主观的情感有机统一，产生诱人的美感。通过授课，学生面对祖国的壮丽美景，必将激发起爱国之情。

2.学习杰出人物成长历程与社会贡献，鼓励学生立“报国之志”。

如《木兰诗》、《谁是最可爱的人》、《谈骨气》、《梅岭之章》、《卓越的科学家竺可桢》、《科学探险的壮举》等。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崇高道德境界和伟大的科学成就，汇聚了整个民族的优良传统。通过授课，学生会感受到伟大的人格力量，从而树立报国之志。

3.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斗争的艰苦历程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引导学生的“爱党之情”。

如《红军鞋》、《草地晚餐》、《七根火柴》、《白杨礼赞》、《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一件珍贵的衬衫》、《市长》等，描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艰苦历程和革命前辈的崇高品质。通过授课，使学生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

语文学科中的爱国主义教育与其它学科的是有区别的。语文课更具生动性、形象性、情绪性，能震撼学生的心灵，促使学生去思考，大大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这就是语文学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特点。

五

教师是道德楷模，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于爱国主义，应该有正确的认识，并正确运用到教学当中去，而不该忽略它。因为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蕴和优秀传统，这种传统是一个国家凝聚力与向心力的结晶，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更是一个国家民族进取和进步的力量源泉。爱国主义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民族都需要的。因此，爱国主义教育是学校教育不可缺少的内容，在课堂教学中渗透爱国主义教育是学校教育的一项长期任务。初中是青少年所受的基础教育，而基础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未来、民族的未来，因此绝不能掉以轻心，要确保在教学中渗透爱国主义教育，尤其不能认为爱国主义教育是政治课、历史课的任务而忽略了语文教学的作用，语文教师应该充分利用好它。

总之，中学语文教师应以爱国主义教育为契机，对学生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使他们树立远大理想，并把它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和行动指南，让学生学习语文教材课文中人物的思想，懂得教材课文所阐发的哲理，这对于培养祖国建设的人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语文教师应以之为己任，在教学中一以贯之，为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苏秀水.语文教学怎样渗透爱国主义教育［J］.湖南教育，2002.6.

中国教育论文篇(6)

关键词：基础教育改革；意识形态话语；知识精英话语；平民实践话语；大众诗性话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与实验此起彼伏，轰轰烈烈。值得关注的是，与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相伴随，教育改革的各类思想与主张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但是，任何真正的教育思想必然源自于主体自身的一种教育生命运动，必然是主体自身教育生活史的产物与延续，必然是其自身教育生活世界的真实写照。或者说，“与教育相关的活动主体生存方式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流动性，决定了教育思想的丰富性及其表达主体的多元化。由于主体认知模式、知识结构、理论取舍、价值判断的差别以及主体把握教育的视域的不同，必然形成各不相同的话语内容和话语方式。”在笔者看来，根据话语主体、话语内容和话语风格的不同，这些既成的教育改革思想与主张大致分属于“意识形态话语”“知识精英话语”“平民实践话语”和“大众诗性话语”四种基本类型。探讨这四种话语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有助于构建一个关于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话语认知框架。

一、意识形态话语：政治深度介入教育

在学术思想史上，“意识形态”一词一直具有贬义(否定性)与褒义(肯定性)两重色彩(属性)。其中，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对其作贬义界说和理解的较多。人们往往认为意识形态就是一种专制或虚假意识，是国家机器强加于民众的思想系统，功能在于辅助政治和文化垄断。本文主要是借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中性意义，用以指称某一个人、集团的一整套主张、理论与目标。它并非静止，而是随着时空的变化而转换，其重要作用在于可以统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凝聚人心、规范生活。

教育改革中的“意识形态话语”是国家、政治、权力深度介入教育的结果。在教育泛政治化的年代里，“意识形态话语”必然垄断教育改革的整个话语系统。一般情况下，“意识形态话语”往往以教育方针、政策、法律、文件的形式出现，有时也会以领导人语录、政府工作报告或宣传口号的形式出现。在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基础教育改革这一宏观背景下，诸如《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1978)、《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1997)、《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99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1999)、《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2001)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都明显携带着“意识形态话语”的诸多特征。

我们知道，教育与个体的生存发展休戚相关。同时又决定着民族兴衰、国家命运。反观人类教育现象史和教育认识史，国家意志和政治家的个人抱负总是占据着重要角色。在“政教合一”体制下，统治者对教育的影响尤其广泛而深远。国家性、阶级性是教育所具有的本质属性。但必须警惕的是，执政者的思想常常走向封闭、保守，“意识形态话语”常常走向极端而进入死胡同，进而将一些大话、空话、套话等固化成“金科玉律”般的口号。一般来讲，“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自己的历史和生存境遇来看问题、做事情和写文章。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者、研究者、理论家，都是一个具体、丰富、真实的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境域中的人。他总是也只能以其特定的方式来把握人类生存经验某一特定方面的意义和过程”。并不否认，历史上有不少政治人物都对教育富有洞见和热情。但是，高高在上、长官意志乃至一意孤行的直接恶果便是拒绝对话与自我反思，以至很多政策、条例往往劳民伤财，在推行的过程中滋生诸多不幸。这一现象，在民主、自由精神发育不良的社会里尤为普遍。以此为参照，由政府发起和推动的各级各类教育实验改革，在实际推进的过程中之所以出现诸多实践偏差的根本原因，便一目了然。

二、知识精英话语：学术深度介入教育

这里的“知识精英”主要用以指称“学院派教育研究者”，即那些以教育科研为业、为生的理论工作者。与其他领域的知识精英一样，占有特定的教育话语权是他们维持职业地位和获得学术声望的重要前提。一般来说，真正能够显示一个时论水平的应该是“知识精英话语”。但是，这一假设在教育领域却常常受到质疑和讥讽。多年来，尽管教育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手段和职业生存方式一直受到批评，教育理论的实践性、解释力屡遭诟病，但直到如今，整个教育科研制度和教育科研文化却没有多少改良，教育理论的内在品质和话语类型也没有发生太大变动。

教育学的学科水平、发展现状差强人意，已是不争的事实。总体上讲，中国教育学属于“舶来品”。从最初学习日、德、美到后来全面仿苏，因为特定的历史原因，教育学中的“知识精英话语”往往离不开大量的翻译著作。但是，回顾近百年教育理论发展史，仅就所引进的国外教育思想而言，从凯洛夫到巴班斯基、维果斯基，从杜威到布卢姆、加涅，他们的言论得到广泛引证，被奉为经典，以至可以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的教育学家屈指可数。不得不承认，限于既成的教育科研范式和僵化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眼下教育理论的主导性话语已经被简化为一套通用的“公共教育学教材”，编者的姓名轮番更替，但内容和风格却基本雷同。更糟糕的是，在这套“公共教育学教材”老化为大众知识、公共知识、集体知识的同时，越来越显得空洞、枯燥、乏味，其中没有作者的个人生活，听不见作者个人的声音，作者的个体生命严重缺位。这种形态的话语体系所反映和塑造的只能是整个教育群体的模式化思维方式，对于一个个具体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工作者而言，已经很难从中找到思维的兴奋点和富有意趣的对话主题。

毋庸置疑，话语总是特定主体的话语，总是用以表达特定主体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即揭示特定主体的现实生活世界及其生活世界的特定意义。值得赞赏的是，为了应对教育学研究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更为了探索基础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可行路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以及科研院所里的理论工作者开始走进中小学，组织开展了以行动研究为旨趣的各类课题活动。在理论与实践互动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创造性地研究现实问题、针对教育发展的特定领域著书立说的专家学者，且相继建构了一系列富有本土文化特征、具有独立见解的教育理论框架。正是基于专家学者由“书斋”走向“田野”这一教育科研范式的转型，集“教育思想主题化”“理论实践互动常规化”“基地实验改革制度化”三位一体的“教育科研共同体”初见端倪。随着这些教育科研共同体的自立、自为、自主和自觉，期待已久的“当代中国教育学派”已具雏形。目前，这些学派都拥有各自的代表人物和相对稳定的研究群体，都已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主张和实践路径，且分别在不同层面上对中国基础教育产生了一定影响。

当然，这里并不否认，在其传统意义上，不少学派都是局外人对局内人的称呼，被命名为某一学派的那些人也并不一定认同这样的称谓，甚至一开始也无创建学派的明确意图。但是，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来看，学派可以用来指称某一学术共同体的理论主张、行动目标、学术立场、话语风格和科研方法等，即为某一特定共同体所遵循的基本范式。这是本文对“学派”的基本界说，而且可以期待的是，这些派别之间的学术争鸣、派别内的新陈代谢会为基础教育的有效变革贡献独特的科研范式和实践智慧，并将为1l世纪初的中国教育改革撑起一片新的天空。

三、平民实践话语：生活深度介入教育

一个人的思维方式、言说方式直接源自于一个人的生存方式。“话语”一词除具有通常所说的言语形式之外，还内含着主体生活的基本规范。简言之。话语属于文化领域的范畴。近些年来，行动研究和校本教研兴盛，随着教育研究行为的“群众性”“应用性”和“实践性”转向，以“常识化”“口语化”和“生活化”为主要特质的“平民实践话语”闪亮出场。其中，最为常见的现象就是，网络论坛、教育博客的涌现以及教育叙事、教育随笔的热闹登场。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教育实践集团(主体为一线教师)要求表达自我生活的必然产物。毋庸置疑，与“知识精英话语”所蕴含的“经院文化”相比，“平民实践话语”更是一种原生态的“底层文化”。

生活世界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了不同主体教育理解的多样性、复杂性。很久以来，“平民实践话语”一直是一种边缘性话语，在主流教育媒介中长期“缺席”，很难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表达空间。持久的压抑和沉默使该话语主体迫切需要一种便捷的、能够真实反映自身生存状态、能够洞察与倾诉自我心理并传播自身文化的载体，而网络论坛、教育博客及教育叙事、教育随笔等恰恰应时应景地满足了这一需求。它们特别有利于以实践者的视角去观察事物，反映实践者独有的生活感受和情感体验，展示实践者的风采，发出实践者自己的声音。不可否认，教育世界本是理论集团和实践集团共同的世界，这个世界的话语权不应该由知识精英、教育学家所独霸，这个世界不应仅有玄谈、指责和自娱自乐的声音，还应有实践者那充满艰辛、无奈乃至富有弹性和质感的教育吟颂，尽管这些话语常常花开花谢、自生自灭。事实证明，网络论坛、教育博客已经成为传播和构筑教师文化的重要介质，教育随笔、生活日志已经成为传播和构筑教师文化的有效通道。否则，关于基础教育改革的各种负面的声音，尤其是一线教师的声音只能作为他们茶余饭后的休闲和慨叹，而不可能成为学院派的反省资料，更不可能上升为各级行政部门的决策依据。

已有的话语实践证明，尤其是教育叙事研究(生活体验研究)的结果显示，教育实践工作者欲从理论集团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首先必须解构和颠覆的就是学院派的所谓学术(理性)话语(语体)，倡导感性生活话语，取得自己的话语权。历史上，实践集团自身文化曾一度缺失和低迷，原因就在于受理论集团的语言的压迫和操纵，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因而，在主流的教育刊物和杂志中，标准性、权威性话语总是以知识精英话语为主，而表现教育生活的平民实践话语总处在知识精英话语的霸权之下。值得高兴的是，论坛、博客、随笔、日志主动承担起了建构教师文化的重要使命。

总体看来，今天的教育叙事文本已与以往的格调和表达策略有很大不同，主要表现在报道的内容开始聚焦真实生动的教育生活。更多的目光开始关注实践主体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进而在相当程度上为实践主体营造了一个开放的话语空间。在《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中，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这样说过：“如果一位内行教师、富有创造性的教师在结束其一生的创造活动时，把他在长年劳动和探索中的一切成就都带进坟墓的话，那将失掉多少珍贵的教育财富啊!我真想把教师的日记当作无价之宝珍藏在教育博物馆和科研所里。”仔细想来，这段话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平民实践话语”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四、大众诗性话语：情感深度介入教育

情感是一个辐射教育活动全过程的动力性要素。没有积极向上的情感，便没有真实可靠的教育。情感是教育话语诗性品格的核心所在，回避、抽空了情感的教育话语，只能是浮泛、空洞、没有生命意义的说教。整体上看，“大众诗性话语”是一种情感溢于其中的话语，它简明如神喻，朴素如常识，直指事物本质。教育理论中的“大众诗性话语”是一种富有“体验性”，但更富有“哲思性”(内核为“超越性”)的话语。其中，贯穿“体验”与“哲思”的一根红线，便是对于教育的真挚情感。教育情感具体而鲜活的两种存在形式就是教育批评和教育改造(行动)。教育批评指向过去和现实，教育改造(行动)则指向脚下和未来。

相比较而言，“大众诗性话语”是对意识形态话语和知识精英话语的突破与创新，它反映“底层经验”，但又不囿于一般的教育常识和常理。如果将“知识精英话语”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客观性”“普遍性”和“价值中立性”的话，“大众诗性话语”的基本特征则显示为“文化性”“境域性”和“价值性”。从结构特点和交际功能上看，在关于教育改革的话语谱系中，“大众诗性话语”是兴之所至，有感而发，诙谐、机智、随性，因而最具灵活性和多样性。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无论是知识精英话语、意识形态话语还是大众诗性话语，皆以平民实践话语为基础和根源。但是，知识精英话语往往沉溺于经院而不自知，意识形态话语往往自以为是而走向独断和专制，唯有大众诗性话语可以穿透理论、政策和实践之间的屏障，在各类话语的权利分割中收放自如、游刃有余。

在中外教育文献中，诸如《论语》《学记》、陶行知的《中国教育改造》、洛克的《教育漫话》、卢梭的《爱弥儿》、苏霍姆林斯基的《育人三步曲》等都是关于教育的真情言说，都可谓“大众诗性话语”的典范之作。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就是对教育充满激情和梦想，富有人道、人性和人情，文笔流畅而美妙，思想深邃而生动。这些基于真实的教育场景而生发的思索与表达，可以是诗词、隐喻、故事。也可以是随笔、箴言或散文；它不仅脍炙人口，充盈着语言的魅力和理性的力量，而且映照着话语主体的人格与情趣。

这里并不否认，那些习惯于“标准化”理论产品的“制造者”和“消费者”，往往对“大众诗性话语”心生狐疑，甚至贬抑和拒斥，认为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不符合传统的“学术规范”。这一偏见尚有待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去批驳与修正。其实，由于教育的复杂性以及与教育相关的活动主体生存方式的多棒性，不同的活动主体往往从不同的立场与角度去探讨教育的本质和规律，这必然形成内容与样态(主要表现为话语方式)各异的教育思想和认识。“大众诗性话语”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其实践性、灵动性和开放性，其根本价值就在于可以适时地介入现实，并把焦点定位在教育的热点和难点上，直逼时代的核心问题。因此，从当前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发展现状来看，紧缺的正是能够尊重现实、激发梦想、建设重于批判的“大众诗性话语”。:

总之，教育生活造就了教育话语，而教育话语也在洗练着教育生活。目前，对教育理论、教育实践及其关系进行话语分析，已经成为教育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佐藤学在《课程与教师》一书的开篇写道：“教育的实践借助话语得以结构化。用怎样的话语构想教育的目的与主题；用怎样的话语构成这种实践；用怎样的话语实现这种过程；用怎样的话语赋予这种过程中发生的变化；用怎样的话语去反思、表达这种实践的经验，这一连串用话语所构成、所实现、所反思、所表达的活动，就是教育实践。”“把教育视为这种话语实践的立场，有可能使得教育学研究成为一种以话语为媒介的意义与关系的重建的实践。”一般认为，话语是思想的表现形式，话语的界限意味着思想的界限，话语的贫困意味着思想的贫困。但是，真正理想的教育改革话语不在于一次性完成，而在于不断地生成；不在于终结某个理论体系，先知般地把真理交给教育的改革者，而在于不断地打开思考之门，在思考中行动，在行动中修复、完善和创新。不仅如此，真正的教育实验改革。必然以责任和使命为根本动力，离不开政策主体、理论主体、实践主体等多元主体的真情投入和对话、互动。我们有理由相信，“大众诗性话语”所特有的言说方式和传播优势，必将在理论建设和实践创生两个维度上对当前的各类教育改革具有启迪和引领作用，并将对中国教育科学的未来研究范式产生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张荣伟，朱永新.试论教育思想表述的话语困境[J].教育研究，2004(4):22-27

[2]张荣伟.当代基础教育改革[M].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3.

中国教育论文篇(7)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生态；当代建构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4―0121―06

文化生态的概念最早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J・斯图尔特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意在说明文化的进化就是文化对生态环境的“适应”过程，具体的文化形式是与具体的生态环境相融合的结果。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生态也是与自然生态相比照而言的，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社会文化大系统内部各个具体文化样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方式和状态”。就其本质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一定的文化，作为人们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它在形成以后又会通过对于人类文明的传承而反过来对于它的创造者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和渗透作用，发挥着对于人的“教化功能，即人创造文化，文化又塑造人”；而另一方面，从其本质上讲，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播活动，是特定“社会或社会集团用一定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在这里，“一定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化，即政治文化、伦理文化”，而正是这种文化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载体。由此可见，无论从宏观的社会大背景，还是从微观的具体操作环境来看，作为特定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进行都不可能离开一定的文化生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指出：“文化是判断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客体的参照系，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如何，取决于它所处的文化背景”。

一、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历史审视

就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生态而言，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40年代所确立起来的一系列关于思想文化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其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1956年召开的党的“”进而明晰了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指导下，“谨慎地”批判继承“旧时代有益于人民的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建设的行动指南和重要特色。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所面临的复杂的国际局势，特别是中苏同盟关系的实际存在以及“苏联模式”对于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深刻影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生态建设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便逐渐被人们“学习苏联”的激情所淹没，以苏联文化为主体的共产主义道德文化进而成为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唯一文化语境。客观地说，当时的新中国之所以选择“苏联模式”也有其必然性。这是因为，在新中国诞生之时，苏联已经进行了3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辉煌成就，其所焕发出的勃勃生机毫无疑问地对新生的共和国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因此，以俄为师，深入汲取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举国上下的一致共识。其实，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志就曾经对苏联经验进行过肯定，他说：“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走俄国人的路一这就是结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在秘密访苏回国后，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进一步向全党提出了学习苏联的要求，他指出：“要学习苏联，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技术上，在法律……文化、教育等方面，都要学习苏联。”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署以后，更是多次号召向苏联学习。其中，1950年2月，他在莫斯科演说中便强调：“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

在等同志的倡议和推动之下，社会各阶层、国内各阶级迅速掀起了“学习苏联”的热潮，向“苏联模式”的“一边倒”也因此而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苏联模式对于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上。经过大规模的调整活动，我国基本上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前的高等教育重文轻理的状况，初步形成了科类、专业比较齐备而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然而，毋庸置疑，由于这种教育模式是以培养某一学科领域的专门人才为基本目标的，因此，一方面，在特定时期，它培养出了大批专业人才，满足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急迫需要；但另一方面，由于其在某种程度上摒弃了以培养和提高大学生基本素质为要旨的“通识教育”的基本原则，全盘否定甚至取消了被视为“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社会学、政治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等人文学科，因此给同一时期大学生的传统道德教育乃至民族精神的培育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对此，有学者就曾评论道：“50年代初期的教学改革中……一切照搬，造成了一些问题。特别是专业划分过多、过细和过窄……对发展文科不够重视”。其结果则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面偏窄，广泛适应能力较差，文化道德素质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需要强调的是，在“学习苏联”的口号之下，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不仅在院系设置、人才培养等具体环节上照搬苏联模式，而且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层面也是唯苏是瞻，照抄苏联思想教育的基本做法，进行简单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我们知道，对全体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是苏联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中心环节。20世纪20、30年代，以克鲁普斯卡娅、马卡连科为代表的苏联教育家们关于培养有文化、有社会责任感、热爱集体、热爱劳动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的思想观点，对苏联的青年一代曾经产生过显著的积极作用。然而，在进入斯大林时代之后，由于苏共高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等问题上理解的偏差，苏联模式日趋僵化，其理论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逐渐误入“左”倾教条主义的歧途，其表现就是忽视社会成员的个性差异，片面地用整齐划一的共产主义道德标准要求人们；违背人的思想转化规律，教育方法简单、粗暴，形式主义严重；面对共产主义理想与现实生活间的巨大落差所产生的人们对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怀疑与抵触，不去引导和教育，而是用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手段去解决，其结果是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道德困

惑，使人们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甚至敌意，动摇了共产主义信念。苏联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模式”对于我国50至70年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使这一时期的思想教育工作呈现出偏重于单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着眼于以社会为本位去阐明价值的意义，内容普遍空洞、抽象。其间，虽然国内思想政治教育界在中苏关系破裂以后对这种纯粹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模式”进行过反思和清算，但由于种种较为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因素的存在，其在我国的影响不仅没有被肃清，反而日益泛滥。在党的高层越来越严重的“左”的情绪的驱动下，不仅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展的旨在提高人民群众之思想觉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逐渐演变成阶级斗争性质的政治运动，而且连在60年代提出的以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为内容，以“高、大、全”和“假、虚、空”为特征的共产主义道德要求，也被“”期间培育“反传统的英雄”、“斗走资派的战士”、“反修防修的卫士”等口号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所取代。这样，我国20世纪60、70年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便不但背离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规律，否定了建国初期所形成的正确的目标和观念，而且扭曲了人性、割断了传统，其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形成的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也产生了强烈而深远的消极影响。

要之，新中国建立以来，虽然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能够坚持和发扬中国革命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并逐渐将其上升到党和国家文化教育基本指导思想和政策依据的高度，为促进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丰富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建国初期复杂的政治背景和“一边倒”的国内外政策却在某种程度上掣肘了这一原则的贯彻执行。20世纪50年代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使人文精神之传播在高等教育领域偃旗息鼓；简单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又使“虚假”和“空洞”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代名词。而随后的60、70年代弥漫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左”的情绪的日益膨胀则更是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文化土壤和心理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的极端政治化倾向使人们在思想教育过程中严重忽视了思想道德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从而不仅无法满足人的自身心理成长的基本需求，而且无从打造国家和社会正常运行所需的道德根基，其结果便是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异化，社会道德和风气的颓废。而当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最终从这一梦魇中醒来的时候，人们对于既往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的深刻反省与认真总结则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二、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现实反思

与20世纪80年代新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同时拉开的是党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文化生态的全面建设。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踏上全方位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征程。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党和国家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为了保障经济建设的正确方向，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及时而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口号，这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建设的重大突破。

最早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的是同志，他在1979年的国庆三十周年讲话中首次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时隔一月，在中国文艺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中，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再次强调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从执政党的层面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针的肯定。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根据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出现的新的发展形势，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又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是我党历史上首次以中央决议的形式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对于促进党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党和国家领导层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思想道德建设的内在分歧以及认识上的局限性，《决议》的基本精神及其实施方案并没有得到认真地贯彻。因此，这一时期党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环境在总体上便仍然显得非常滞后和单薄，无法对改革开放时期所产生的种种社会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对于商品经济建设中急速滋生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想也没能做出及时而有力的价值回应，从而最终导致“全盘西化”思潮的泛滥和1989年的波及全国的的发生，在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痛定思痛之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发出努力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号召，并制定了加强国情教育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以丰富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方案，以期推动新时期的精神文明创建工作。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又明确地提出了“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方针，要求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创造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党中央的这一定位在由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得到更为具体的体现。《决议》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事关我国发展全局和长远的战略高度来加以肯定，在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目标上明确提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特别要教育好青年、教育好后代”，以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要求。并强调只有“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文化传统，积极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我们的文化事业才能健康发展，愈益繁荣”，也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既是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进一步丰富，同时也是对“精神文明重在建设”方针的具体落实。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分别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则是新的历史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快速推进的生动体现，同时也是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建设工程的新的标志。这两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仅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纲领，做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的重要论断，而且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将“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上升到党在新世纪之基本执政理念的高度，这就为我国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文化生态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证。尤为值得提出的是，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更是明确提出了要“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时代命题，反映了党和国家对于21世纪新中国文化发展的深刻认识以及有效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建设工作的坚定决心。而2011年3月颁发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充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的要求则不仅是这种决心的体现，而且还为我们指明了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总之，党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文化政策和方针，为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最终建构起与改革开放时代经济成分多样化和政治生活民主化趋势相适应的多元化的、丰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文化生态夯实了基础。这种文化生态以凸显社会主义的“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民众文化等非主流文化的密切合作”为特征，既保证了党和国家政治文化话语系统的主导地位，又体现了不同阶层社会群体的文化需求，从而为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营造出了较为适宜的文化语境。但是，客观地说，我国目前的文化生态在总体的适宜中还存在着显见的不足，在表面的和谐中还潜伏着深层的隐忧。这种不足和隐忧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主导文化(即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并未形成真正的‘三足鼎立’。其中，精英文化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处于明显的弱势……而……大众文化却异军突起……全方位地渗人大众的日常生活”。而且，对于那些“道德／价值观尚未成熟的广大学生、追求时尚的男女青年而言，大众文化更是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主流文化’，对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生活方式等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刻影响”。就其本质而言，作为一种“借助大众传媒传播、以获得商业利润为目的、服务于大众消费娱乐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其在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合理存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对于活跃民众的社会生活，排解市场经济时代激烈竞争带来的高度紧张和压抑的精神困扰更是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大众文化外在的娱乐消遣形式及其内在的追求利润的根本目的决定了它本身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对于非理性主义的狂热追捧，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很难有任何道德的坚守和对于崇高价值理想的不懈追求，更“不会去主动支持任何时代都不可缺失的人文理想”。这一点，我们从近几年影视娱乐界此起彼伏的“戏说”正统历史的风潮、喧嚣一时的“恶搞”红色经典的闹剧、层出不穷的违背社会道德的广告和光怪陆离的颠覆传统价值的“时尚”便可以看得出来。因此，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维度来说，我国当代大众文化话语霸权的客观存在及其对于主流文化的巨大冲击，已经给我们文化生态的平衡造成了显见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大众文化对于人们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广泛渗透，更为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敲响了警钟，凸显了我们进一步健全和优化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历史必要性和时代紧迫性。

三、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当代建构

我们知道，我国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在一定的文化生态系统中进行的，因此，我们能否促进这一文化生态的不断优化并最终使之走向完善，以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际需要，将是关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败与得失的关键性问题。就我国目前所处的国内外情势而言，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统一，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具有的独特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着我们必须将对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坚持和对于古今中外优秀文化资源的批判继承和创造性运用结合起来，这不仅是中国特色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得以优化的必然路径，而且电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使命。

首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我们建构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根本指南。这是由我国的基本性质和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所决定的。我们知道，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作为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体现，同时也是我国当代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灵魂和精髓之所在。我们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性质和方向，从而确保我国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优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另外，从实践的层面来说，对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坚持和强调，也是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法宝。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早期领导人同志就对认识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进行了总结，他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到了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进而指出，我们过去之所以“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同志继续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重要意义，认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决定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性质和方向”。而党的新一代领导人同志则更进一步提出了“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要求，从而将对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坚持提高到了崭新的水平，为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其次，坚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特色，是我们建构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重要保证。这是因为，在构成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诸文化形式之中，从其本身所具有的思想政治教育之功能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所拥有的优势无疑是最大的。这种优势一方面表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淀了丰富的道德学说，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思想教育理论和实践体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传统道德教育文化，其对于“道德自觉和自身修养”的强调，对于“个体人格的完善和理想人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所拥有的优势还体现在其对于中华民族基本精神的孕育上。作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程中所积淀下来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凝聚了整个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价值取向和精神内涵，而且在促进全民族的团结、融合、统一和发展中发挥了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既体现在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性格中，熔铸于我们将坚守美德与日新进取有机结合的文化自觉中，同时也彰显在家国一体、精忠报国的爱国意识中，渗透于炎黄子孙修齐治平、追求“大同”的崇高社会理想之中。因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是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成功地塑

造了中华民族的特质，并形成了数千年一以贯之的民族精神。可喜的是，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我们党以中央决议的形式，正式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一道作为我国当代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加以明确，从而在意识形态领域赋予以民族精神为灵魂的中国传统文化以主流文化的地位，这是我国当代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优化工作的重大举措，也是建构新时期中国特色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必然选择。

再次，坚持与古今中外文化相结合为形式，是我们建构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基本思路。自人类进入上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以交通、信息、通讯、传媒等为载体的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在资讯空前丰富、人际交流日益便捷的新时代，任何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都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特别是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人类文化的多元发展趋势日渐明朗的形势下，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建构工作也要在确保主流、凸显特色的前提下，以促进古今中外多种文化形态的和谐共生、互补互促为基本考量来展开工作。我们知道，新中国目前正在奔向现代化的伟大历史征程中奋力向前迈进，对于新时代的文化生态建设来说，一方面，经济、社会、政治的现代化进程推动着文化生态的变革与重组；而另一方面，文化生态的积极变化又能够引导和保障我国的现代化大业健康而有序地顺利推进。从本质上说，文化生态作为一种具有现实影响力的文化系统，其在社会宏观领域即表现为一种文化国力，表征着国家的软实力；而在个体的微观方面则表现为一定的文化素质和文化权利，展示着个人的精神风貌。因此，我们在文化生态的优化工作中，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从片面的、功利化的、单向度的视角出发来对文化生态环境进行孤立而静态地观照，而是应该意识到文化生态对于整个社会乃至全人类的普遍利益的影响和制约。对于我国来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改革开放政策的继续推进，我们正在大踏步地走向世界。在如此宏阔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下，我们自然应该以自身所拥有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为立足点，通过对于古今中外各种文化形态的有机整合来逐渐走上多元化的文化发展之路，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与思想营养。与此同时，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开放性的国内外环境，加之其本身所特有的多渠道的形成发展机制、竞争式的人才塑造模式和其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执著追求，也决定了我们必然会以多元文化发展道路作为建构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基本思路。

要而言之，我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之文化生态的建构，不仅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特色，牢牢把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而且还要坚持以历史的眼光、开放的视野对待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化形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遵循批判继承、为我所用的原则，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一切能促进文化生态和谐发展的先进理念和方式，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点，在扬弃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从而为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营造出良好的文化氛围和人文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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