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风险论文精品(七篇)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篇(1)
关键词政治风险风险评估处理策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提高，国际企业间的竞争越演越烈，双边、多边和区域层次的国际协调进一步加强，全球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都在发生着新的深刻的变化。在这种进程中，跨国公司发挥了经济全球化的原动力和加速器的关键作用。
跨国公司为追逐最大利润，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资源的最佳配置，通过国际投资建立起庞大的一体化国际生产网络，把一个国家的生产和众多国家的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也带动了贸易、资本、科技及其他领域的国际化。
跨国公司在跨越国界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必然受到三方面的约束：既要迎合母国的需要，又要兼顾东道国的利益，还要遵照国际惯例。跨国公司是在这样的前提约束下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母国和东道国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和国家是两种不同的利益主体，由于追求目标的差异而导致两者之间利益上的矛盾，乃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也引发了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
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是指投资者因东道国政局结构与演变因素和政府控制与管理因素的影响，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当一国政府、政党、劳工团体或者激进团体的政策、行动，威胁到外国公司就会发生政治风险。跨国公司可能因当地国政府动荡、社会不安,造成公司营运上的威胁，更为严重时可能被东道国征收或者因东道国局势恶化而无法进行货币的汇兑等等。
政治风险主要分为国际政治环境、区域政治环境和国家政治环境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基本囊括了可能引发政治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这些可能引发政治风险的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的，它们可以互相影响，甚至总是相互影响着发挥作用的，一国政治波动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合力的结果。比如国际压力的加大可以导致国内政局不稳，二者的联合作用可以使得政治风险迅速升高。
所以，在政治风险的处理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政治风险作出评估。
1政治风险评估
所谓评估就是针对政治变动可能性，对经济机会进行预测和评估。政治风险可能对于投资造成重大损害，跨国企业因海外投资金额与分布点遍及各地，在运作上对政治风险考量格外注重，经常由专家小组进行风险分析，并找出避险方案以为因应。国际上也有许多研究机构与顾问公司，针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出售。目前，国际上的研究机构提出的对政治风险的评估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1预警系统评估法
该方法是根据积累的历史资料,对其中易诱发政治风险激化的诸因素加以量化,测定风险程度。例如，用偿债比率、负债比率、债务对出口比率等指标来测定资源国所面临的外债危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该国经济的稳定性。
1.2定级评估法
该方法是将资源国政治因素、基本经济因素、对外金融因素、政治的安定性等可能对项目产生影响的风险因素的大小分别打分量化,然后,将各种风险因素得分汇总起来确定一国的风险等级,最后进行国家之间的风险比较。
对国际投资风险进行国别比较可参照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国际投资风险指数。富兰德指数(FL),该指数是由英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所”每年定期提供；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综合指数(CPFER),该指数是由设在美国纽约的国际报告集团编制,每月发表一次；国家风险等级则是由日本“公司债研究所”、《欧洲货币》和《机构投资家》每年定期在“国家等级表”中公布对各国的国际投资风险程度分析的结果。
1.3分类评估法
根据伦敦的控制风险集团(CRG)的做法,政治风险按照规模有4种分类,即可忽略的风险、低风险、中等风险和高风险。
(1)可忽略的风险。适应于政局稳定的政府。
(2)低政治风险。往往孕育在那些政治制度完善、政府的任何变化通过宪法程序产生、缺乏政治持续性、政治分歧可能导致领导人的突然更迭的国家。
(3)中等政治风险。往往会发生在那些政府权威有保障、但政治机构仍然在演化的国家,或者存在军事干预风险的国家。
(4)高政治风险国家。则是那些政治机构极不稳定、政府有可能被驱逐出境的国家。
即使用了上面这些方法，对政治风险的评估仍然不能做到十分精确。政治风险之所以为风险，就是源于它的不确定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风险发生的时间不确定。例如，通过使用上面这些评估方法可以预计会有什么样类型的政治风险发生，却不知道具体会在什么时间发生，或者会不会发生。所以，在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之后，就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
2政治风险的处理策略
2.1防御性策略
(1)风险规避。风险规避是企业遇到政治风险时经常采用的一种风险防范措施。当遇到政治风险时，企业可以通过停止经营活动或者撤回投资来避免企业遭到人员和资产上的损失。
(2)第三方合作。选择东道国以外的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由于涉及来自多个不同国家的合作伙伴，东道国政府可能不愿因为干涉某个具体企业而去冒犯多国政府。
(3)建立灵活的生产系统。为了防范风险，便于海外分支机构能根据组织的演变而调整区域业务整合，也为了灵活迎合市场需求周期变化。为此，企业在海外各地工厂设计中，可合理配置和组合最低单位成本工厂，灵活的多产品工厂，季节性工厂以及囤储工厂。通过对不同工厂确定不同的任务目标与生产安排，来进一步提高本公司维持稳定生产和抗风险的能力。
(4)控制市场销售。企业要严格控制产品在非东道国市场的销售。如果东道国征用投资，必然会因此失去广阔的世界市场。事实已证明，这对于从事开采业的跨国公司尤为有效。
(5)购买保险。把被保险人的政治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从而减小损失。随着产品市场和单个国家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要求提供减少政治风险机制的需求日益增强，一些国际组织，单个国家政府以及私营保险公司现在都可以提供政治风险的承保业务。例如，“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就是具备在其成员国间达成协议和实现风险分散化的国际组织。
2.2一体化策略
(1)风险转移。风险转移是将风险转移到企业外部或将风险外部化，企业可以通过合营，许可贸易，分包，租赁等方法，让更多的本土企业参与到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来，不仅可以在发生政治风险时将风险转移，而且有助于减小来自于经济民族主义方面的风险。
(2)公关。公关即公共关系的简称。公关包含了政府公关，媒体公关和危机公关这三点。政府公关的目的是尽可能的获得东道国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根据政府扮演角色的不同可能表现为简化批准手续、获得准入资格、赢得政府采购、影响法规制定等等；而媒体公关除了在营销方面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外，在防范政治风险上也可以起不小的作用，它可以影响政治和左右民意，获得民意的广泛认同而减小政治风险。
(3)本地融资。在东道国内寻求股票和债务融资渠道。这样做既可以使东道国的相关部门受益，又使东道国政府不情愿作出对公司不利的行为，因为东道国对外国公司的干预将会使东道国政府或其金融机构遭受经济上的损失。
(4）员工本土化。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特性，善用当地的员工并提升当地员工为管理人员可以更好的使公司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而当企业遭到政治风险时，很有可能造成当地的员工失去工作机会，这会迫使当地的劳工组织同政府交涉，让当地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
虽然中国政府目前倡导“走出去”战略，但企业在具体实践中，忽视了政治风险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显然，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在和平贸易环境中，政治风险仍然是当今中国企业跨国经营面临的主要风险。联想的并购和中海油的收购失败已经证实了这一风险仍然存在。采取何种措施尽量减少政治风险对企业跨国经营活动的影响，仍然是想走出国门的企业需要注意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琦伟.公司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
社，2003
2张建.国际投资政治风险评估方法分析[J].
科技创业月刊，2004（8）
3张贵洪，蒋晓燕.跨国公司面对的政治风险
[J].国际观察，2002（3）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篇(2)
关键词：对外投资；现状；风险；趋势；中国企业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3-0190-02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趋势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和企业实力的增强，中国企业跨国投资蓬勃发展，成为主动参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进入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加快了“走出去”步伐，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由单一的新建投资办厂为主转向并购投资与新建投资并存的格局，国有大型企业替代民营企业成为对外投资的主力军。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的《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2009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FDI）流出量约480亿美元，世界排名第六。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世界排名跃升至第五位，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输出大国。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1年底，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在全球178个国家（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8万家，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3 220亿美元，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
伴随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和海外并购的快速增长，中国企业也进入国际风险高发期，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企业应对国际风险的经验不足，抗风险能力薄弱。其结果出现中国企业并购成功率低、投资亏损率高的困境（亏损率高达67%）。因此，研究当前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风险问题及应对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课题。
二、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面对的国际风险分析
1.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最大、最不可预期的风险。跨国企业所面临的政治环境的风险是多种多样的，当生战争、、军事冲突、民族骚乱、恐怖主义等极端政治风险的几率在下降，而来自东道国的政府干预和工会罢工等形式的政治风险在上升。
近年来中国企业频频遭受国际政治风险的威胁和干扰，诸如海外员工遭到绑架和袭击的恶性事件频频发生，也给迈向国际化征程的中国企业敲响了警钟。2001年15名中国援外建筑工人在斯里兰卡遭毒打和绑架，2004年中国援助阿富汗工程项目的工人遭到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袭击，导致11名中国工人丧生。2007年中国石化集团在埃塞俄比亚的石油工作人员遭到非法武装的袭击和枪杀造成9人遇难，7名工人被绑架。2004年9月发生在西班牙埃尔市的一场大火烧掉了价值800多万元的中国鞋，致使中国商人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2.投资进入方式的决策风险。投资进入方式决策的正确与否往往决定企业的跨国经营目标能否实现。中国公司开展跨国经营活动时，选择和确定国际市场进入模式（出口、契约和直接投资）是一种系统性安排。其中，跨国公司对进入模式选择与决策是国家风险评估与防范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不同的国际市场进入类型，企业所面临的国际风险也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在三大模式中，由于投资区位、资金投入的原因，直接投资面临的国家风险最高，出口居中，契约最低 。因此，对不同模式下的国家风险评估与比较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境外投资企业是在对于投资进入方式缺乏科学论证和评估的情况下做出的。
3.海外融资风险。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普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也面临着:一是金融障碍，即中国国内银行提供的跨国服务基本上局限于传统的常规银行业务，难以满足企业海外并购所需巨额融资要求。由于受传统体制的束缚，中国的各大银行还不能对中国跨国公司的海外融资起到足够的支持作用。而跨国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难以支持或满足中国海外企业的融资需求。二是企业对国际融资环境的研究和重视不足，对国际融资环境还不熟悉，利用国际融资的能力不强。中国企业难以从国际市场获得金融支持。
4.跨文化风险。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经营时，将面临新的文化环境，语言、习惯、价值观等文化差异使其外部的经营环境更加复杂，企业在东道国面临的除竞争对手和社会公众外，消费者、供应商、雇员等文化差异均会对跨国公司构成挑战，源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化差异会导致观念差异和文化冲突，跨国公司在经营中若不了解这些差异，就会导致经营的失败。对外投资企业如果不重视多元文化的差异，将会增大投资风险。中国企业在实施跨国并购后由于缺乏跨文化管理的经验，而屡屡发生文化冲突的风险，最终导致失败，应引起管理者的高度重视和警觉。TCL并购法国阿尔卡特公司、德国汤姆逊电子失败，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企业没有处理好并购后的管理整合和中法跨文化沟通问题。
5.投资资源国的国家风险。中国资源能源类企业海外投资除了上述一般政治风险外，还面临其他一些特殊的政治风险。因为石油或矿产资源作为一个国家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具有极高的政治敏感度，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高度重视。还由于中国资源能源类企业都是大型中央企业，其跨国投资活动也就带往往被资源国视为有政府支撑或带有更多的政治色彩。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制造和散布“中国”，将国际矿产资源价格和油价飙升归因于中国增加进口，蓄意将中国资源进口问题过分“政治化”，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更是将资源能源作为遏制中国的重要战略手段。
三、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的防范对策
针对各种国际风险，中国跨国企业可以采取有效措施来对政治风险进行规避和防范，可以将风险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
1.选择正确的跨国经营进入方式。对于投资进人方式进行可行性研究和科学论证，就跨国经营进入的出口、契约和直接投资等方式进行科学决策，以做出系统性安排。就跨国经营的是否直接投资或并购进入的方式以及是否采取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合作经营的哪种投资形式进行科学论证。就规避风险而言，合资、合作形式明显优于独资，中国企业通过与东道国企业合资有助于缓解民族主义对外国企业的敌视，还可减少政府进行政治干预的可能性，因此企业可更多采用合资经营方式。另外，还可以根据跨国投资行为的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采取不同的风险管理对策。例如，在投资前期，侧重于投资的可行性研究，分析风险来源和因素，做出投资评估和决策。在投资中期，可以根据经营过程中的不利因素，对照经营绩效，随时调整投资方式和性质，如采取投资分散化、共同投资以及经营方式当地化等等，取得预期的最终的投资目标。
2.高度重视国际政治风险的评估研究，风险的有效识别和评估，提高企业风险防范能力。面对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和政治风险，企业应高度重视并加强国际政治风险和东道国政治风险的研究。做好东道国政治风险的评估，不仅要立足现在，更要预测未来中长期走势，还要从宏观层面加以把握和防范。在制度设计上，企业应设立风险防范部门，赋予其相应管理职能，使风险管理机制的运作规范化，通过风险识别、监控和评估，有效地预控、规避、减少和转移政治风险，以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风险防范与预警管理水平。针对东道国风险评级、影响程度和评价结果，制定和采取风险防范对策。
3.实施“本土化战略”，以降低东道国政治风险度，增强企业环境适应能力。面对各种政治风险，中国企业应该主动出击，采取“本土化战略”，入乡随俗，以提高中资企业在东道国环境适应能力。本地化战略的最大好处是，大大降低进入东道国市场的门槛和政治风险，并有可能享受该国国民待遇，免受非关税贸易制裁，还可以较快地融入当地社会文化，有利于树立企业良好形象，降低政治敏感度。实施“本地化战略”，尽可能利用东道国的原料、资本、技术和人才，在东道国制造产品和研制技术，在本土销售。首先要学习和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聘请当地的法律人才，他们熟悉本土法律法规，而且通过寻求“本土化”法律保障，可大大降低政治风险。
4.利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转移和分散政治风险。作为规避风险的一种重要方式，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由来已久，它是母国对于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国外遇到的政治风险等所提供的保证或保险的制度。投保海外投资政治险是一种积极的预防性策略，针对海外投资存在的各种政治风险，企业可以有选择地对海外资产进行投保，将政治风险转嫁给保险机构。发达国家许多跨国公司向保险公司投保战争险和罢工险等方式，以转移国际政治风险，保护本企业在国外的投资安全。跨国公司可以利用投保方式来转嫁政治风险，尽可能避免东道国政治风险可能造成的重大损失。
5.熟悉和掌握东道国相关的政治法律与社会制度。中国企业在海外遇到的法律问题很繁杂，应该熟悉和掌握东道国相关的政治法律与社会制度。学会利用东道国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诸如商标、商业秘密和技术等知识产权。无论在哪个国家投资，从控制法律风险及限制和减少经济责任看，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形式无疑是最佳的方式。另外，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建立也有利于众多海外投资企业分散风险。
6.加快培育国际化经营人才。海外投资是一项复杂的跨国经营活动，不仅要求经营者通晓国际投资、金融、贸易等必要的专业知识，熟悉国际惯例环境和国际市场，还要求对东道国的历史、文化背景、政治环境、法律制度、经济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并具备较强的管理技能。因此，长远看来，中国培养人才战略，加强培养一批高素质的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高端人才，从而增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洪银兴，赵曙明.国际企业:风险管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 寇江华.海外投资的风险与防范[J].山西财税，2009，(8).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篇(3)
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谓风起云涌，据统计，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到559.1亿美元。截至2008年底，中国8500多家境内投资者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1839.7亿美元，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然而国际投资环境纷繁复杂，对于“走出去”尚处于起步阶段、经验匮乏的中国企业来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得不面对来自政策法规、文化差异、管理整合、金融资产等多方面的风险。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来看，从2005年8月“中海油”退出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到TCL并购汤姆逊和阿尔卡特之初的经营困境；从“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因投机石油期权引起5.54亿美元的巨额亏损，到2009年6月中国铝业在收购力拓集团的临界点上遭到毁约，海外投资风险可见一斑。据商务部统计资料显示，2008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额达到205亿美元，但2008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损失也多达2000亿元人民币左右，海外并购损失甚至已经超过了新增的并购规模。同时，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经营绩效来看，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显示，中资企业境外投资不盈利甚至亏损的比例高达67%之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风险性。特别是2009年6月四川腾中重工宣布竞购美国通用悍马一案不仅一度成为媒体讨论的热门话题，而且使得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风险问题再次成为企业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相关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也存在不足。例如，由于不同学者对企业境外投资风险类型的划分角度不同、标准不一，不同企业对各种风险的感知又会随着企业所属行业以及国际化战略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这样就容易导致对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研究可能会因为过于分散而缺乏系统性和适用性。此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其涉及的风险因素众多，客观条件限制了对每项风险因素都进行详尽分析的可能性；由于投资方式、目标企业、东道国环境不同，不同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因素也不同，而防范风险是有成本的，企业在制定风险防范措施时也不可能面面俱到。鉴于上述原因，本文以中国企业整体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紧密结合中国企业自身特点和对外直接投资实际，借鉴和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方法，旨在识别出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共性的，对投资成败、战略选择、企业经营绩效起着关键影响的关键风险，以期对中国企业有效地识别出潜在的重大风险因素、制定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节约企业运营成本等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分类
目前学术界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分类上还没有一个权威性定论，也没有形成明确统一的风险划分标准。国内外很多学者大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进行分类，例如按照风险的来源和表现形式进行分类，可将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分为政治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等；按照企业的风险控制能力分为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按照风险的影响程度分为关键风险和一般风险；甚至直接以国家名称命名特定的国家风险，如墨西哥风险、新西兰风险、印度风险等。
国际上具有代表性也是被引用较多的分类办法是Miller（1992）提出的国际风险一体化分析框架，他首次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分类。Miller提出了一个由三部分变量构成的、完整的国际风险模式，这三部分是：一般环境的不确定性；行业的不确定性；特定企业的不确定性。由此将风险分为宏观环境风险（社会一般环境）、中观环境风险（行业竞争环境）和微观环境风险（企业内在环境）。
国内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的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如石中心（1994）将风险分为管理风险、竞争风险、资金风险和政治风险。其中将管理风险又分为政府管理风险和企业管理风险。聂名华（1994）将对外投资活动中因东道国或国际政治、经济因素影响而造成的投资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归为国家风险。宣国良、杨建
一、郝葆华（1995）将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国家风险分为社会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两大类。
随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发展，国内学者对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研究也逐渐深入，有的学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可以分为政治风险和外汇风险（陈建棵，1995；宋常，1998），近期一般学者都将经营风险包括在内（余国杰、刘伟，2000；林晓言，2001；陈蔚，2005）。吴声功（2001）将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划分为商业风险、政治风险和文化风险，在国内学术界较早提出文化风险也是对外投资的主要风险之一。周郁鹏（2004）则从企业内部控制的角度提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从风险来源上可以分为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从企业控制能力方面可以分为系统性风险和财务风险等。此外，熊小奇（2004）针对中国境外投资企业自身的一些特点，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类型划分为管理制度风险、国有资产体制风险等七个部分。而目前国内被引用较多的则是赵曙明（1998）的分类办法，即根据风险的内容及表现形式将企业国际风险划分为政治风险、外汇风险、经营风险、管理风险、财务风险和技术风险六大类。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由于风险分类的角度不同、标准不一，国内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相关研究可能因为过于分散而缺乏系统性，会对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关键风险概念的提出与特征分析
（一）关键风险的概念
虽然学术界对于关键风险还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在保险学、企业风险管理、金融投资风险、项目风险管理等研究领域很多学者已经常引入关键风险或关键风险因素的概念，通常是指在影响某一事物众多的风险因素中起着重要或关键作用的风险因素。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关键风险则指的是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选择、经营绩效等方面起重要影响的风险因素。
（二）关键风险的特征
客观性。关键风险因素必须是实际存在的，在很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中都能找到其踪迹。
重要性。在众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因素中，关键风险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败、经营绩效有着至关重要影响。
针对性。关键风险有别于企业国内经营所面临的一般性风险，即关键风险因素往往只是在对外直接投资特定的环境和条件才可能涉及到的风险因素。比如生产风险、技术风险等风险因素，即使对于不从事对外投资的企业也可能会涉及到。因此，对于此类风险因素本文将不再列为关键风险。
关键风险的识别过程
（一）逻辑框架和识别路径
本文依据关键风险客观性、重要性和针对性的三个特征来识别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关键风险，其逻辑框架和识别路径（见图1）。首先，通过对风险系统分类来构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全面的风险因子集，再结合关键风险特征的描述将显著不符合关键风险特征的部分风险因子剔除，初步筛选出符合关键风险特征的风险因子集。鉴于客观条件所限，本文选择以风险因子在国内相关文献中研究的集中程度来反映不同风险因子的重要程度，从而识别出关键风险因子。
（二）实证分析
从前文对关键风险三个特征的描述和分析来看，风险的客观性、针对性的表征较为明显，能够通过直观判断来剔除显著不符合这两个特征的风险因素。而对于关键风险的一个突出特征—重要性来说，评价和测度风险因素的重要性比较困难，也很难做到客观。因此，为尽量避免主观因素带来的影响，本文在识别对外直接投资关键风险的过程中引入实证分析。
1.指标解释。通常对风险因素重要性的评分办法是通过邀请相关专家来对风险因素进行打分赋值，而本文选择以风险因子在相关文献中研究的集中程度来反映不同风险因子的重要程度，并以某种风险因子在国内相关文献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出现的次数为一元指标来测度该风险因子研究的集中度。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也不可能做到对每种风险因素的分析都十分详尽，也必然会对复杂的风险因素有所取舍。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很多专家学者往往选择其主观上认为的“主要风险”来加以重点研究，而所谓的“主要风险”实际上就是作者认为在对外投资风险中相对重要的风险因素。这样，若某种风险因素在相关研究的文献中作为“主要风险”出现的次数越多，相关研究越集中，则可以表明越多的专家学者认为此种风险因素相对重要，从而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代替专家打分来测度风险因素的重要性。
2.数据选取。本文搜集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为主题的国内研究文献，基本涵盖了国内相关领域在不同时期的研究成果，其中论文69篇，专著12本，时间跨度从1994年至2008年。本文以邵予工、郭晓、杨乃定（2008）根据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从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的角度出发，建立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投资风险分类框架的27个风险因素作为风险因子集，在剔除显著不符合关键风险针对性的特征后，共获得19个风险因子。这19个风险因子（代号A-S）及其在上述文献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出现的次数统计表（见表1）。
3.聚类分析。所谓聚类分析就是根据样品或指标的“相似”特征进行分类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这里的类就是“相似”元素的集合。本文对风险因子（样品）进行Q型聚类，将在相关研究文献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出现次数相对较多的风险因子聚为一类，而将出现次数较少的风险因子聚为另一类。本文使用SAS多元统计分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其聚类结果（见图2）。
关键风险识别结果分析与不足之处
（一）关键风险识别的不足之处
本文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关键风险识别的过程中存在以下不足之处：本文构造的风险因子集不够全面，还有一些风险因素没有包括在内；在测度风险因素重要性的指标选择上，应以相关风险因素出现的概率和损失程度两个维度来构建指标，但由于中国企业还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初级阶段，样本空间和相关数据还十分有限，客观条件决定了本文对相关指标的选择不够理想，关键风险的识别过程还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不过，从关键风险的识别结果来看还是比较符合现实情况的，相关风险因素基本上都能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过程已遭遇的风险中得到验证，故本文选择采用上述关键识别的结果。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篇(4)
若井弥一（2015）认为海外企业的危机管理的内容应该包括海外企业保健、海外企业环境管理、海外企业安全企业管理和安全管理、海外企业事故责任等。Grayson（2016）, Kadison 和 Di Geronimo（2014）认为海外投资企业辅导中心在实践过程中不仅要格外重视企业中严重的政治风险、财务风险事件，而且应还承担起对突发事件介入、控制和善后工作；同时，Grayson（2016）还强调，从企业角度来看，海外投资企业应将阻止当地政治冲突和政治风险，避免引起直接冲突。Studer, Baker 等（2018）通过研究发现，大部分海外投资企业管理者认为企业辅导员在突发事件的各个环节都应承担着主要角色。>>更多管理学博士论文
国外学者认为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有政治风险、金融风险等，特别是目前经济形势不稳定，越来越多的国际学者研究海外投资风险。目前国际上关于很多关于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管理的理论研究较多，国外的建筑企业风险管理机构重点关注建筑企业风险管理出去之后的盈利，即通过建筑企业运营、资本运动等盈利方式控制风险。
加拿大著名学者Peter（2016）在《Housing Markets and Risk Adjustments in Monetary Union》一文中通过对美国建筑企业产业海外投资风险的周期研究，探讨了不动产投资对策。伯特兰（2017）分析了形成风险的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认为国际资本流动、各国资本市场自由化、金融管制的放松、扭曲的财政政策和服务业鼓励政策是全球建筑企业风险波动的主要因素。由于建筑企业风险管理不能直接带来利润，同时容易被同行效仿，国外建筑企业风险管理就不断探寻新的方式，比如使用中期控制方法和理论进入资本市场拓宽资金渠道。在战略管理高度发达的欧美等地方，建筑企业战略管理也是一种重要的融资方式，在美国现在有80%左右的建筑企业战略管理进行资产证券化。
之所以有如此规模的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两个巨大好处，一是发起人通过分析之后将报告向投资人申请获得资金并且获取服务费，同时也将资产与负债的结构调整的更为合理；二是经过战略分析之后，投资人的汇报时间快，并且收益相对稳定也较高。。2011年以来，英国、印度、巴西等国家联合签约了企业发展战略开放声明，对全球范围内的企业发展战略合作和开放共享进行了商讨，随后，在2014年，加拿大也颁布了开放企业发展战略宪章，规定加国企业发展战略开放政策的具体实施方案。这些不同国家的法律法规都为企业发展战略开放提供了保障和明确的规定，明确了相应主体的责任。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篇(5)
【关键词】委托理论 风险投资 启示
一、委托理论的发展和主要观点
（一）国外的研究状况
美国等由于发展风险投资历史较长，效果显著，即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又对风险投资中的委托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形成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凯伯和谢恩（cable and shane,1997）曾提出了一个风险企业与风险投资企业关系的合作博弈模型，但在模型中未考虑到风险企业与风险投资企业之间的分工属性问题。l.吉本斯在《博弈论基础》中对以知识和创新能力为基础的风险企业与风险投资企业之间的合作博弈模型从信号博弈方面进行了模型构建和分析[13]。gompers（1993）在其博士论文《理论、结构和风险投资模式》中认为：一方面，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能力和努力对风险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设计合理的机制可以使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回报主要取决于风险企业上市或被兼并收购时的股票价值，从而将风险企业经营团队（风险企业）的利益与风险投资企业的利益紧紧地“绑”在一起；另一方面，风险企业经营团队在运营企业过程中可能会为了获得更多的个人好处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这将严重损害风险投资企业的利益，因此有必要在合同中将一部分控制权配置给风险投资企业（且与所有权配置无关）以提高投资效率，即通过设计合适的金融工具作为筛选和激励的有效手段。[14] 另外，萨尔曼（sahlman,w.a,1990）、勒纳(lerner ,1994)、j．lerner 和rodney clark等也对风险投资中的委托关系进行了实证性研究。
（二）国内研究状况
国内学者已开始吸收委托理论的成果并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姚佐文（2001）在《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的控制权分配和转移》中指出，风险投资中的控制权分配直接影响企业的价值以及风险投资企业与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个人利益，并通过模型分析了风险投资合同中控制权的分配和转移，认为控制权尤其是剩余控制权是一种“状态依存权”，并且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是可分离的，且不必完全对应。[15] 黄美龙（2001）在《美国风险投资治理机制及借鉴-基于委托理论的分析》中，详细地分析了风险投资中的有限合伙制和风险企业的治理机制，并比较分析了股份公司、有限合伙制和风险企业治理机制的异同。认为政府作为我国风险投资主体，极容易导致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要促进我国风险投资健康发展，必须改变我国风险投资主体为民间机构或个人，并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16]张帏和姜彦福（2003）在《风险企业中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配置研究》中指出，“所有权必须与控制权相匹配”的原则并不能很好地解释风险企业中的实际现象。基于风险投资的特点和风险企业经营团队人力资本特性，利用tirole（2001）模型分析了风险企业常常难以获得风险投资的原因，并引入连续控制权变量，对此模型进行拓展，导出风险企业为了获得风险投资所必须放弃的控制权的均衡解，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风险企业融资时经营团队所拥有的非人力资产数量、运营企业时的个人非货币收益大小、经营团队声誉好坏等重要因素对风险企业中控制权配置的影响，认为：从静态来看，风险企业经营团队控制权随所拥有的非人力资产的增加而递增、随运营企业的个人非货币收益增加而递减；从动态角度分析，随着风险企业经营团队人力资本逐步转化为企业的实际资产，其必须放弃的控制权将相应减少。同时，进一步分析了风险企业中所有权与控制权配置特征及其原因，提出风险投资中采取的治理机制应当是特殊的相机治理机制，即根据风险企业的实际发展绩效和运营状况以及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能力是否适应企业的发展要求而配置控制权。[17][18] 田增瑞（2001）在《创业资本在不对称信息下博弈的委托分析》中提出，在投资者和风险投资企业之间，风险投资企业应承担无限责任，并应建立信誉机制，风险投资企业和企业之间应签订可转换优先股的契约，以转移风险。[19]南立新和倪正东（2002）在《中国风险投资企业与创业者之间的委托问题及解决方案》中，通过对大量的实际考察，认为委托的主要问题表现为：签约前隐藏信息和约后隐藏行动，提出的具体解决办法是：进行尽职调查；投资协议制约；分阶段投资等。[20] 另外，俞以平和张东生等人对风险的控制和激励也进行了研究。
二、一些启示
根据委托理论的发展，结合国内外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研究现状，本文认为对风险投资的研究如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则更好地分析风险投资委托关系的特点：
（一）从风险和分担的角度来研究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
国内外研究主要是借鉴委托理论关于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下的委托关系，从人的风险控制及激励机制等方面进行研究，内容集中于风险投资企业与风险企业之间的委托关系，局限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配置、人（风险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和如何通过投资前的尽职调查来消除和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等方面，却忽视了风险投资高风险特性下的委托关系形成和维系机理，缺乏对风险投资整体运作模式的系统分析，特别是对风险投资的整个委托关系中的风险问题这根主线的作用，这样，对风险投资中委托关系的研究不能区别于一般产业投资过程中的委托关系，对实践缺乏相应的指导作用，因此，从风险投资的风险和分担角度出发，有助于将风险投资委托关系形成的前提即对高风险的逐级和分担，与利益主体在关系过程中风险控制与激励相结合，较为完整和系统的解释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特点对风险投资运行效率的作用，抓住了风险投资委托关系的实质，明确了各利益主体的角色定位问题。
（二）研究的范围和对象
从风险和分担角度研究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问题，应看到风险的逐级转移和释放是一个完整的链式结构，因而，研究的范围应将投资者到风险企业的风险过程纳入研究，侧重于a级和b级各自的关系特点，以及与整个关系链条的关系的研究，以阐述风险投资委托关系的特点。从研究对象上而言，为适应风险、分担及提高投资效率的需要，各利益主体所采取的不同组织结构形式及相互作用关系来适应风险的转移和分担的过程，说明了对风险效率的改善和提高具有不同的作用机理。所以，研究的范围和对象应是投资者、风险投资企业到风险企业的完整关系链，个体对象是投资者、风险投资企业和风险企业，这样，为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提供了明晰的研究载体。
（三）研究方法
国内外学者们对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由于国外的发展环境与我国有较大的差异，国内发展风险投资事业也远晚于国外发达国家，涉及风险投资的相关资料数据较难以获得，因而，国外纯理论的研究不一定完全适应我国的具体制度环境，实践的经验通过运作比较的方式给予我们启发，所以，在系统对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研究中，可考虑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定性与定量想结合的方式，采用一定的调查、统计等方法，并结合作者自身的风险投资实践，在研究风险投资委托关系的共性下，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来说明我国风险投资中的委托关系特征及关系的行为过程。
（四）研究内容的扩展
1、在考虑风险条件下，将投资者、风险投资企业和风险企业这三个“黑箱”打开，对风险的效率传递机制问题及各种委托关系路径下的激励约束机制等问题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2、研究风险投资效率与委托的风险效率相关性。委托理论在风险投资中的运用和研究，是企业内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条件的拓展，应层级委托关系的效率对风险投资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委托关系路径下效率问题。
3、对委托人和多人进行探索性研究。我国风险投资市场的政府主导型风险投资企业也可能出现“委托人缺位”、“激励机制缺位”等问题，对风险分担的影响将决定风险效率的传递机制问题。多人可能是在一定区域内的关联产业内企业，或是具有产业链关系企业，或是企业内部治理过程中团队成员的分别选择问题，其相互作用机理，关系效率及相互监督成本等系列问题，及可能存在的“人缺位”问题等，有着积极的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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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姚佐文《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的控制权分配和转移》《预测》2002.1
[16] 黄美龙 《美国风险投资治理机制及借鉴-基于委托理论的分析》硕士论文（2001）
[17] 张帏和姜彦福《风险企业中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配置研究》清华大学中国创业研究中心2003、3
[18] 张帏《基于创业企业家人力资本特性的创业投资制度安排研究》2001博士学位论文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篇(6)
关键词：国际化进程；国际风险；涉入等级；风险识别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57208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许 晖(1967―)，女，吉林长春人，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天津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国际企业管理、国际市场进入战略与模式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2；F1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6)06-0070-04 收稿日期：2006-03-08
一、企业的国际化进程
(一)进入模式与国际化进程的关系。在研究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或者步骤时，学者们通常以不同的进入模式为标志对其国际化步骤进行阶段性的划分。基于国内外学者对国际市场进入研究的几种主要学派及理论框架，可将进入模式定义为：通过一种机构的设置来组织和实施国际商务交易活动。例如，契约式转让、合资和独资企业。一般来说，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企业可以采取三种基本模式进入到全球市场的每个国家或地区，即贸易式(出口式)、契约式以及投资式。而这三大类进人模式又可以细分为几种具体的进入方式。
(二)涉入等级与国际化进程的关系。由于学术界存在着对进入模式的多种划分方式，M・Krishna Erramilli & C．P．Rao力求用另一种途径来表现企业国际化的进程，他们在其相关研究中构造了一个名为“涉入等级”(Level of lnvolvement)的变量来衡量企业在国外市场的参与和涉入程度。研究认为，一个企业在国外市场的涉入等级取决于企业在管理和财务上的资源承诺的总数和对于特定市场的资源承诺的特殊程度。对于同一个国外市场，不同进入模式有着不同的涉入等级。这些等级通过对资源承诺的范围和独特性的判定对进入模式进行了归类。独资表现出最高等级的涉入，契约型进入(许可／特许)表现出最低的涉入，合资和出口则居于两者之间。在本研究中认为，许可／特许方式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如工程承包等)，其涉入等级应该在出口分支机构和合资之间。
二、国际风险的分类及其影响
企业在其国际化进程中的每个阶段都会遭遇到来自东道国环境的不确定性及风险。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批北欧学者在国际化渐进过程理论中论述了国际风险对国际化经营的影响之后，许多学者都开始了对国际风险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Miller提出的整合性国际风险模型(Per-ceived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简称PEU模型)和KeithD．Brouthers对该模型的修改和完善。Brouthers将环境不确定性分为六个方面：政府政策风险、宏观经济风险、公司所使用的资源和服务的风险、产品市场和需求风险、竞争和行业技术风险。在后续的相关研究中，国内外学者都从不同角度给予关注，陆续对国际风险所涵盖的内容进行完善。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国际风险分为四类：政府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和管理风险。各类风险对企业的国际化经营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当这些影响是负面的并对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起作用时，则可能造成一定的企业资源损失。
(一)政府风险。政府风险是指由于东道国政局的不稳定、国家经济的波动或某些限制性政策的制定，而导致企业国际化经营遭受损失的可能性。本研究认为政府风险包含了东道国政治风险和政府政策风险两方面的内容。政治风险来源于东道国政局的不稳定，即政治力量对国家经营环境造成的巨大变化，这会对进人该国市场的跨国公司的利润和其他目标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企业在进入东道国市场时应首先考虑政治风险。东道国的政治风险一般会对在该国经营的跨国公司产生以下三种影响：资产被东道国政府没收，甚至得不到任何赔偿；资金受到东道国政府的管制，不能撤回到本国；东道国爆发暴动或内战时，跨国公司在当地的设施会受到破坏，雇员受到伤害。政府政策风险是指影响商业环境的政府政策的不稳定性。其中最值得重视的就是东道国政府针对企业在国内经营与国际商务等方面制定的政策与法规，以实现保护本国某些资源、扶持幼稚产业、维持汇率稳定等目的。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市场后，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这些政策的影响(通常是负面影响)，经营过程中受到一定的限制。同时，东道国政府也会出台一些吸引跨国公司进入的有利政策。一般情况下东道国政府政策风险中的国有化威胁、价格控制、贸易限制和免税政策等会对企业的国际化经营造成重要的影响。
(二)市场风险。市场风险是指由于目标国市场的需求波动或国际同行业的竞争，对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产生阻碍的可能性。本研究认为，市场风险包含了产品市场风险和竞争风险两方面的内容。消费者对产品需求的改变是无法预料的，这种改变可能因消费者品味的变化，或者替代品可获取性的变化而引发，互补品的缺乏也会对需求造成负面影响。而国内外政府政策对进口货物的不可预知性，也将直接影响产品市场的不确定性。当产品市场需求一定时，竞争风险则来源于潜在或已有竞争者行为的不可预测性。Keith D．Brouth-exs，Lance Eliot Brouthers，Steve Wemer的研究认为，当竞争者的价格、战略、选择的市场不稳定时，竞争风险则尤其要引起管理者的注意。
(三)技术风险。技术风险是指企业所处行业在东道国的技术发展状况对企业的技术研发速度和保密性乃至企业整体发展产生的影响。本研究认为，技术风险主要包含了行业技术风险、研发风险和扩散风险三方面的内容。行业技术风险是企业在开拓国际市场时应考虑的重要因素。东道国行业劳动率、技术转让速度、技术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变化，都会影响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决策。而且行业技术风险总是伴随着行业发展而存在的，一个行业技术的更新换代可能导致本行业龙头企业被淘汰。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其科学技术知识的生产和供应活动越来越多地从企业总部转移到具有较高研发实力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利用当地雄厚的研发力量或丰富的科研人力资源进行技术开发活动，构建高效的全球内部研发网络，从而满足跨国经营企业的科技知识要求。而且随着国际化经营的进一步深入，向发展中国家等技术不发达地区进行研发本土化也是企业跨国经营的一个新特点。然而，由于研发具有高投入、高风险的特征，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增加收益成为关系跨国公司未来竞争地位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防范核心技术扩散是当代跨国公司风险管理的新特点。当跨国公司拥有很高的技术水平时，为了不泄露技术，一般倾向于采用控制性较强的国际化经营模式。
此外，企业还要防范自身的专有技术被竞争对手通过非法方式占有使用，或者由合作方超越协议范围的使用与扩散，由此而引发的风险都将对企业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
(四)管理风险。管理风险指的是企业管理层在制定国际化经营决策时因失误给企业带来损失的可能性。企业的决策都是围绕如何合理、有效地利用企业内外部资源及企业的投入物而制定的，而投入物本身和决策制定的合理与否都有可能导致管理风险的产生。因此，本研究认为管理风险包括对投入物管理的风险和行为风险两个方面。投入物风险是指围绕着获取充足数量和质量的投入，并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行业不确定性。东道国原材料、劳动力、能源等生产要素的成本、质量与可供应性，甚至东道国的交通、通信、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备程度、使用成本，都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产品质量，而当供应投入物属于那种投资于专业机器设备或人才时，投入物风险也会加大。此外，人员流动、员工素质、工作状态、价值观和生产率变化等因素也会造成跨国企业的人员行为风险。研究证明，拥有丰富国际化经营决策经验的企业更容易在跨国经营中获得良好的绩效表现，而由于东道国员工与母国企业文化背景不同，员工价值观、行为方式的差异等因素造成的员工流失率高、消极怠工和人为泄露商业秘密等都是行为风险的表现。
三、国际风险的变化特征识别
当企业采取不同涉人程度的进入模式从事国际化经营时，因企业的涉入等级、资源承诺等经营特征不同，企业所面临的主要国际风险也有所差异。
(一)企业国际化进程各阶段的特征比较。大多数有关国际商务的理论对进入方式特征的研究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对东道国政府依赖程度、控制程度、资源承诺以及相应的回报等方面。以下我们也将从这几个方面来分析企业国际化阶段的特征对比。我们将借鉴Root对于进入方式的划分，以贸易式(出口模式)、契约式(许可／特许模式)、投资式(合／独资模式)三种进入模式，代表涉入等级逐渐增强的企业国际化进程。
1．对东道国政府的依赖程度。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企业对东道国市场和东道国政府都有不同程度的依赖。当企业涉入等级较低，如采取出口模式时，企业往往依赖于东道国制定的各种贸易政策，需要越过各种有形或无形的贸易门槛。而当企业采取非贸易式进入模式时，企业对东道国政府的依赖程度则明显小于贸易式，企业可以利用当地合作企业来与东道国政府打交道。但是，在非贸易进入模式下，随着企业涉入等级的提高，企业和东道国政府的接触也越来越多，受东道国政策的限制也越来越明显。企业在东道国的快速发展往往建立在与当地政府良好的公共关系上，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
2．控制程度。控制是指企业在某一海外市场在运作系统、方法以及决策等方面的影响程度。控制程度的加强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地位，以及获得在投资和技能等方面最大的回报。更高程度的运营控制来源于在海外经营中取得更多的所有权。在三种主要的进入方式中，许可经营的控制水平最低。因为许可经营中，拥有专有技术的企业集团通过许可证协议，将控制权全部或部分授给被许可方，致使控制水平降低。而在出口和独资企业经营中，企业将决策和生产经营的权力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在合资经营中，控制水平取决于企业所投入资金的比重，比重越大，所拥有的决策控制权越大，因而独资经营的控制水平是最高的。
3．资源承诺。各种进入模式需要不同程度的资源承诺。资源承诺是指企业在进入某一特定的海外市场时，所承诺的财务及管理等资产方面的能力。这些资产既包括有形资产也包括无形资产。如果企业采取许可经营方式，由于被许可方将承担绝大多数的项目建设及生产营销费用，许可方在交易中并不形成生产经营资产，因而作为许可方的企业只需较低的资源承诺。与此相反，独资企业方式则要求较高的资源承诺。因为独资经营本身就意味着企业在东道国要投入并拥有全部的经营资产。合资经营居于两者之间。而出口方式的资源承诺程度较低。出口主要以企业在国内生产的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并不涉及在海外投资的问题。综合考虑，契约经营的资源承诺程度高于出口，而低于合资或独资经营。
4．投资回报。影响企业国际投资回报的因素有很多，如投资区域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投资时机、投资伙伴的选择等。单从进入模式的选择来看，相当一部分学者在研究企业国际化经营绩效问题的时候发现，企业在采取更高等级涉人程度的进入模式从事国际化经营时，企业往往具有更高的盈利能力并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学者们往往是通过理论上的推导和探讨，再选择特定的行业或区域，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相应的结论。表2概括了上述三种进入方式的主要特征。
(二)国际风险的变化特征。1．政府风险的变化特征。政府风险是企业最难控制的风险。当企业的经营活动对政府依赖性越大时，政府风险则越显重要，即政府风险的重要程度与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成正比。各种有形或无形的贸易壁垒，是企业在贸易式国际化经营阶段所遇到的最多、也最难以解决的难题。因此，对于以出口模式进行国际化经营的企业而言，政府风险对企业经营乃至战略决策的影响都相当大。而在契约阶段，虽然有可能东道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契约经营限制，这种风险对企业的影响则不是那么明显。当企业以合资或独资模式进行跨国经营时，企业则会受到更多的东道国政策管束，例如限制跨国公司的持股比例，限制企业利润的寄回等，如果发生动乱、等政治风险，则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经营的打击可能是毁灭性的。因此，当采取贸易式或者投资式进入模式时，企业对东道国政府的依赖性都很大。企业国际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政府风险先是由大变小，然后慢慢增大，演变图像如图1中a线条所示。
2．市场风险的变化特征。研究表明，市场风险与企业对东道国市场的熟悉程度和企业的竞争实力是成反比的。因此，企业在东道国资源承诺越高，企业所面临的市场风险则会降低。当企业采取出口模式进行国际化经营时，企业对国外市场比较陌生，影响力也比较低，在市场需求方面，企业对海外市场的认知更多的是通过东道国市场的经销商来获得，其供货种类、数量的变化也较多地受控于经销商的需求。在市场供给方面，采取出口模式的企业则同时遇到东道国国内和其他贸易厂商的竞争，竞争压力较大。当企业采取契约甚至合资独资模式进行国际化经营时，企业对市场的了解逐渐增强，对市场需求的判断更为准确，在目标国市场的影响力也会随着资源承诺的增加而增强。因此，企业国际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市场风险随着企业对目标国市场的了解和影响力的增强而逐渐降低，演变图像如图1中b线条所示。
3．技术风险的变化特征。当企业涉入等级较低时，往往面临的技术风险较小；当企业涉入等级较高时，企业较高的控制程度则有利于企业规避技术风险；而当涉入等级居中时，技术风险才会表现出较大的威胁。出口企业往往不会受到东道
国相关行业技术革新发展状况的影响，而只是简单地表现为一种供需关系。当企业采取契约式进入模式时，则需注意对企业知识产权的不断更新，尤其应注意对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当企业采取合资或独资这种控制力较强的进入模式时，这种顾虑相应地有所降低。因此，企业国际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技术风险先是由小变大，然后慢慢减小，演变图像如图1中c线条所示。
4．管理风险的变化特征。涉入等级和资源承诺共同决定了管理风险的高低。当企业资源承诺越多时，企业可利用的资源就越多，对企业的国际化管理能力要求也越高；当涉入等级越高时，企业对东道国的利害关系人接触就越广，所面临的环境也更复杂，同样对企业国际化管理能力的要求也越高。由于在采取出口模式时，企业在海外并没有足够的实体来使企业关注管理风险，而当企业利用契约式进入模式时，其对东道国的涉入程度仍然较低，往往只需履行合同要求，对于在东道国复杂的管理问题更多的由受权方解决。而当企业采取合资或独资形式进行跨国经营时，企业则需像国内一样较多地考虑企业经营所需资源的获得及优化配置问题。因此，随着企业国际化涉入程度的加大、管理的复杂性增强、管理问题加剧，企业国际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管理风险演变图像如图1中d线条所示。许多学者在分析国际化经营绩效时都会得出随着进入模式涉入等级的提高，企业回报逐渐提高的结论。根据管理学中风险与回报成正比的一般性规律，本研究认为，随着进入模式涉入等级的提高，企业面临的总体国际风险也在逐渐提高，如图1中所示。
四、基于中国企业的实证检验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南开大学许晖教授所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风险的识别机制、测度指标与管理控制研究》的问卷调查。由于原问卷问项较多，我们只针对涉及本论文的研究论点进行相应的数据分析。
通过对问卷“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各阶段关键风险类别”部分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可以得到表3。
在涉人程度较低的国际化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即在企业以贸易式进入模式为代表的国际化阶段，被调查者认为政府风险最为重要，市场风险次之，而技术风险最不重要；在涉人程度一般的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即在企业以分支机构和特许／许可经营为代表的国际化阶段，被调查者认为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比较重要；在涉人程度较高的第五。第六和第七阶段，即在以合资和独资进入模式为代表的国际化阶段，被调查者认为管理风险最为重要和关键，市场风险次之，相比之下政府风险和技术风险的关键程度则较低。
我们将表3中的数据以线形图直观地标示出来，以国际化涉人程度即国际化阶段为横坐标，则可得到图2。
我们从直观上对比不难看出，由数据分析得出的风险变化特征与本论文前文理论推导出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认为产生一定误差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1．本研究在理论推导中低估了市场风险的影响。从调研数据来看，我国从事国际化经营企业的管理者往往更担忧是否能打开国际市场，是否能和国外诸多竞争对手竞争，能不能在国外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当被调查对象的绝大部分业务都来源于国外时，管理者的这种担忧则表现得更加明显。因此，相对于政府风险、技术风险和管理风险而言，无论企业处于国际化进程的哪个阶段，市场风险一直都是管理者比较重视的国际化风险。
2．被调查对象较少来自于高涉人程度样本。在实证分析的第一部分我们就指出，调研对象中绝大多数的企业仍停留在涉人程度较低的国际化模式中，而我们的问卷中需要这些富有国际化经验的管理者利用自己的实践经验和感觉分别作出在每一种国际化涉人程度对各种风险的认知与识别，而这种识别结果或多或少因受到被调查者自身经历的局限性，从而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调研结果的偏差。
3．整合风险的变化趋势没有得到正确的反映。根据本研究的理论推导，我们认为，随着涉人程度的提高，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整合风险越来越大。而由于调研问卷本身的缺陷，导致被调查者在填写问卷的问项时，只能对风险作出重要或不重要的判断(从0和1中取值)，而不能给出相对重要性的大小，这也导致了图2中所有风险的和始终为1。从图中看我们的整合风险是一直没有改变的，未能反映越来越大这个趋势，如果将整体数据加以修正(例如随着涉人程度的提升，对各种风险取值递增的加上合适的数值)，那样我们得到的图形会与之前的理论推导中的变化趋势图形更为吻合。
五、结论与建议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篇(7)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1.1.1 选题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在近 30 中对外投资的区域和范围逐渐扩大,遍布世界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在世界范围内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中国正成为全球瞩目的境外直接投资大国。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在《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年流量保持两位数的高增长,发展势头良好①;中国商务部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中国企业近年来在境外直接投资发展呈明显跃升趋势,2002-2006 年间,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流量以年均近 50%的速度增长;截至 2010 年底,中国境外投资覆盖率达 72.7%,共有 1.6 万多家境外投资企业遍布在世界 178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亚洲、非洲地区最高,分别达 90%和 85%。境外直接投资流量也创造了历史最高值,相当于“十五”时期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2.3 倍,达到了 688.1 亿美元;据中国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司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至 2011 年底,中国企业共对 132 个国家和地区的 3391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非金融类境外直接投资累计达到 600.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②。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中国境外企业项目和人员不断增加,我国企业持续增长的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己经成为“中国崛起”的新标志,对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日益提高以及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由于国际经营管理环境的错综复杂以及中国企业本身的管理能力水平的缺失,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活动面临着很多的风险,企业遭受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一方面,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利润率数据被不断爆出。2009 年,中国贸促会在第三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上了《2009 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指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盈利率、亏损率和盈亏平衡率相同,都各占 1/3。另据在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2011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报告会上,商务部合作司商务参赞石资明介绍,根据商务部统计,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设立的企业将近 2000 家,其中亏损的企业占三成,这一亏损率要明显高于世界投资亏损率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亏损的案例一次一次冲击着国人的眼球。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对境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许多研究,加大了境外直接投资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并取得大量研究成果。
1.2.1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1、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由于每个国家国情的不同,其进行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也会存在差异。Wells(1983)认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境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并降低产品的运输成本。Lecraw(1993)以印度尼西亚为例进行了研究,发现其对发达国家进行投资是为了获得技术和管理经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的目的在于占领市场。Stephen(1994)的研究发现:本国政治状况存在不足时,该国企业就会向具有完善政治体制的国家进行投资。Ozawa(1979)将境外直接投资看做是增强本国竞争实力的途径。另外,很多学者对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进行了研究。Deng(2004)认为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市场、技术和资源等。Morck 等(2008)分析了中国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指出企业的投资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国家政治目标及政府的影响。
2、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
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Thomas 和 Grosse(2001)利用实证分析研究了墨西哥的境外直接投资,发现自由贸易程度、区域差异性、经济水平、政治风险是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Buckley 等(2007),Bala Ramasamy 等(2010)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认为贸易联系、资源禀赋、文化等会对境外直接投资产生正向影响。
政治风险是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Agarwal(1980)很早就进行了政治风险对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他认为政治稳定性影响了境外直接投资活动。而 Dunning(1981)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并没有受到政治风险的影响。Oseghale(1993)将上述研究结论的不同归结于实证分析自身存在的缺陷。然而,在 2007 年,EIU 组织在其研究报告中明确提出政治风险是影响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最大威胁。Gatignon 和 Anderson(1986)进一步指出,企业采用合资的形式进行境外直接投资是将面临更高程度的政治风险。另外,Jinjarak(2007)研究了政策风险与水平型境外直接投资和垂直型境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的不同关系,并且 Jakobsen(2010)指出政策风险依旧是境外直接投资者面临的最大风险。Boddewyn 和 Brewer(1994)认为东道国政策愈加宽松,其境外投资也就愈多。
第 2 章 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理论概述
2.1 基本概念界定
2.1.1 境外直接投资
境外直接投资( Overseas/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作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形式之一,也可称为海外(对外)直接投资。目前,对境外直接投资概念的界定,学术界相对来说比较认可的定义一般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四个权威机构。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界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 IMF)定义境外直接投资为:投资法人在非本国的国家或者地区所经营管理并持有控制权的投资。直接投资是跨境投资的一种,其特点是:一国家经济体的居民(直接投资者)对另一国家经济体的居民企业产生了重要影响或在管理上实施了控制。除了通过直接投资获得直接的外部股权控制或影响外,境外直接投资者也利用债务、合作控股或者逆向投资的方式获得间接的企业控制权①。直接投资者指这样的一个实体或一组关联实体他能够对另一经济体内的另一居民实体施加控制或重大影响。在有些情况下,就经济实体与其他企业的关系来说,一个实体可能既是直接投资者,又是直接投资企业和联属企业。因此,直接投资者可以是: (a)个人或住户;(b)企业——可以是公司型或非公司型,也可以是
公营或私营企业;(c)投资基金;(d)政府或国际组织。对于出于财政目的而拥有直接投资企业的政府的特别处理;(e)营利企业中的非营利机构,但两个非营利机构之间的关系不在直接投资之列;(f) 财产管理人、破产管理人或其他信托 ;(g) 或者以上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合②。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7 年公布的《国际收支手册》,境外直接投资资产包括:如图 2-1。③
2.2 马克思的投资理论及风险防范思想
2.2.1 马克思的资本投资理论
(1)对投资动机的一般论述
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从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主要来源于资本投资。企业和资本家追求的主要目的是利润,而要想使利润不断增加,单个资本家就要把所获得的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进行外部活动即投资。这种行为也符合资本主义运行的内部规律,即不断的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由于资本家求利的心态是一致的,在市场上,这种竞相投资的行为就形成了市场竞争,竞争摊薄了企业的利润率,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最终令企业的经济利润为零。在获利心态的强力推动和竞争规律作用下,资本家会不断地进行新的投资行为发展新的行业,以获得相比其他企业或资本家的额外的经济利润。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表现为资本的外部运动,……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发生作用,从而……成为单个资本家意识中的动机”①。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是资本家总在追求的,而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作为投资的资本又被投入到生产中,获得更大的剩余价值。在投资过程中,货币作为资本运动的起点,充当了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经过生产过程,生成增殖的货币,它是投资过程的终点和又成为投资过程的新起点。这一周而复始的运动过程便是投资。马克思在对于资本的论述中,认为投资是资本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货币资本被当做“是每个单个资本登上舞台,作为资本开始它的过程的形式。因此,它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①。
与此同时,投资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过程,对利润率低的行业来说,意味着失业和资本存量的浪费,是经济萧条的源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论述了经济危机:“虽然资本投入的那段期间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②。在经济危机期间,商品积压、物价下跌和生产下降等现象变得普遍。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资本家要摒弃就得生产方式,引进效率更高的机器设备、新的生产工艺方式和新的企业管理理念,这引起了全社会范围内的固定资产的更新潮流,带动了与固定资产相关的行业的发展,扩大了生产部门的生产,引导了生产资料部门的部门内的投资,增加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数,促进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员素质升级,同时扩大了消费资料生产的市场与需求。这样,一环扣一环的经济性蝴蝶效应使得社会的生产摆脱了经济危机束缚,经济又进入一个新的循环周期,在新的经济周期中,资本的收益率要高于上一个周期,社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最终必然导致社会的总供给要大于社会的支付能力下的总需求,资本家要摒弃旧的生产方式,从而形成一个循环。由此看来,资本投资活动与经济危机的发生都具有周期性,相辅相成。
与此同时,投资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过程,对利润率低的行业来说,意味着失业和资本存量的浪费,是经济萧条的源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论述了经济危机:“虽然资本投入的那段期间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②。在经济危机期间,商品积压、物价下跌和生产下降等现象变得普遍。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资本家要摒弃就得生产方式,引进效率更高的机器设备、新的生产工艺方式和新的企业管理理念,这引起了全社会范围内的固定资产的更新潮流,带动了与固定资产相关的行业的发展,扩大了生产部门的生产,引导了生产资料部门的部门内的投资,增加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数,促进了生产资料部门的就业人员素质升级,同时扩大了消费资料生产的市场与需求。这样,一环扣一环的经济性蝴蝶效应使得社会的生产摆脱了经济危机束缚,经济又进入一个新的循环周期,在新的经济周期中,资本的收益率要高于上一个周期,社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最终必然导致社会的总供给要大于社会的支付能力下的总需求,资本家要摒弃旧的生产方式,从而形成一个循环。由此看来,资本投资活动与经济危机的发生都具有周期性,相辅相成。
第 3 章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现状................38
3.1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38
3.1.1 探索起步阶段............................39
3.1.2 稳步调整阶段.........................41
3.1.3 迅速发展阶段.......................43
3.1.4 后危机时代.............................46
3.2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形式 ..........51
3.2.1 政治风险............................51
3.2.2 经济风险...........................56
3.2.3 文化风险............................61
3.2.4 法律风险.........................62
3.2.5 企业并购风险.........................63
3.3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致因分析 ...........65
3.3.1 宏观层面的环境性风险因素................65
3.3.2 中观层面的结构性风险因素................69
3.3.3 微观层面的操作性风险因素........................71
第 4 章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量化及案例分析..........76
4.1 模型构建 .......................76
4.1.1 构建指标体系..................................78
4.1.2 数据分析方法——F-AHP 模糊层次分析法 .............88
4.1.3 模型应用实例..........................91
4.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案例分析 ...................96
4.2.1 案例一:中国民生银行收购美国联合银行...............96
4.2.2 案例二: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
石油期权交易............100 4.2.3 案例三: 利比亚局势对我国 企业直接投资的影响.......103
第 5 章 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的国际经验借鉴...........108
5.1 发达国家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策略 ...............108
5.1.1 美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规避经验..................108
5.1.2 日本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策略..................109
5.1.3 德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管理对策................112
第 6 章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机制建构
与企业国内投资的风险相比,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的范围更大、形式更多、产生的原因更复杂。因此,在积极促进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也应该有效地引导企业控制和防范对外投资风险,这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建设系统性的投资风险防范机制,从系统性的角度降低风险给对外投资企业造成的损失。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控机制的建设由两个层次组成,即宏观管理层次的风险控制机制和微观层面的风险管理机制。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的保障。
6.1 宏观层面的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机制
6.1.1 创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良好宏观环境
1.优化投资环境
无论是国内投资还是跨境投资,企业投资行为依赖于政府提供的良好商业环境。相较于国内投资,企业境外投资的不可控因素更多,维护商业环境是企业一己之力难以掌控的。为此,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区域、双边或多边投资合作机制,为企业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快,且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些东道国对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及收购行为抱着敌视的态度。因此,中国政府在国家的层面上与各国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会极大地降低企业在境外投资与经营的风险。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既是企业自身获取利益最大化的自主经济活动,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施手段。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活动能充分地利用境外的资源和环境发展我国经济,同时也有利于引导和带动国内其他企业的发展。因此,基于宏观角度,政府除了应对企业境外直接投资过程给予积极鼓励和支持外,还应该创造多方面条件,为企业境外投资提供基础性公共产品。其中,风险防控机制的建设就属于涉外经济中的公共产品范畴,应当由政府提供最基础的风险管理机制。
结 语
一、本文的主要结论
境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中国企业加大境外直接投资力度,有助于充分利用国际经济资源,为中国进一步经济增长提供要素支持。同时也是中国当前缓解流动性过剩,减轻国内通胀压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然而,由于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起步晚,企业对国外的投资环境还不甚熟知,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判能力有限。因而面临的投资风险十分巨大而不可忽视,近年来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绩效仍不高,投资风险事件频发。中国企业在把握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投资政策和限制方面的能力仍不足。同时,中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活动存在跟风现象。国内许多企业在选择投资目的国、投资项目和投资方式都存在相似性,这直接导致了国内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恶性竞争情况。因此,如何借鉴经验,避免重复错误,选择一条更有效率的海外之路,是“走出去”的企业值得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