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行政管理论文篇(1)

（1）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是政府组织、政府管理的规律、第三部门管理，而行政管理的研究内容相对比较狭窄，公共管理属于整体，行政管理属于部分。（2）公共管理是研究政府部门在管理过程中存在的规律和采用的方式等，行政管理的研究内容是公共部门的管理规律和实施方式，两者属于一般情况和个别情况。（3）公共管理在研究的过程中把工商企业和政府组织看作是一个整体，只是两者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性质存在着差异而已，公共管理的重点是对政府公共部门的管理，而行政管理则注重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从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的本质上来看，公共管理是市场经济实践的产物，而行政管理是对公共管理的一种深化，所以两者存在相互监督相互补充的关系。

二、公共管理理论对行政管理的借鉴意义

当下信息技术日益发展和更新，因此对政府的行政管理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公共管理的内涵和意义就是建立在它的公共性、服务型和合作共治性。公共性主要包括的是国家利益取向的公共性和人们广泛的参与性；服务性是基于政府管理活动的服务性和政府本身所具备的公权力；合作共治性主要体现在公共管理活动运行需要公众和社会上其它的民间组织共同参与进来，这种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到公共管理之中，可以有效的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3]。行政管理在借鉴公共管理的过程中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一）优化政府结构，改变管理方式。

在我国现在很多的管理组织都采用了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这种类似于金字塔的组织结构必须得到改善，只有将公共管理的理全面的应用到公共管理当中才能切实的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建立一种平面式的组织结构不但可以增加管理的范围，还可以建立信息的交流平台使各个组织都能够相互沟通，进而实现高效的行政管理。

（二）公共服务为向导，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现在我国正处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顺利地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完成政府体制的改革是当下较为突出的问题。政府职能转变的本质是政府的工作重点的转变，首先要完善现阶段的宏观调控体系，合理配备社会市场的资源，使用法律手段调控我国的市场经济；其次要将公共服务确立为政府职能转变的中心；最后明确的界定政府组织和其它非政府组织的权力，合理的分化政府的职责。

（三）加强绩效管理，建设服务型政府

加强绩效管理是政府实行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以前政府的绩效管理一直是停留在表面上没有涉及到法律，由全国人大对政府的绩效管理制度立法，可以完善政府绩效的管理制度，要注重对职员评估体系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并且要将服务理论植入到行政人员的工作当中，切实实现服务型政府。

三、结束语

公共管理行政管理论文篇(2)

1.我国行政机构膨胀和效率低下的问题十分突出和严重。然则，各级财政眼中出现财政赤字，精兵简政是我国必须执行的。

2.法制保障意识底下，政府机构改革不够法制化、规范化。

3.我国政府的行政管理改革受到了腐朽陈旧落后的的严重影响，导致行政管理改革无法正常运作。

4.没有认识到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核心，未真正认识到中国的行政权力问题。我国目前正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着社会主义经济经济建设。然而基于我国的背景和国情以及我国行政管理中所出现的弊端，我国应该正视新公共管理理论，我国应该在发现问题中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进行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机构规范化，为建设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逐步建立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或治理模式。我国应该加快内部行政组织结构的改革，目的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的行政组织是最为传统的模式，然而在科学合理的组织机构下，必须要求行政管理与我们的中国国情以及中国环境必须相适应，才能加快组织行政结构的变革。然则，西方的新公共管理模式真正的对我国的传统管理模式具一定的启发作用，值得我国借鉴。其一，新公共管理非常重视政府的内部管理，采用了多种管理防范来改革政府的组织结构。其二，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机构的行政管理效率，反对。但是我国在行政管理改革中就受到了的影响，影响了新公共管理在我国行政管理中的正常运作。

二、我国需实行以顾客为导向的新的公共行政文化

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供给，在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就明确提出根据顾客的需求并且提供相应的服务-政府的社会职能。只有深入群众，深入市场，才能够了解顾客的多样化的需求，政府才能满足顾客的需求，从而提高政府服务质量。倾听顾客的意见，服务标准高度统一，这才是新公共管理中“市场导向”价值的真正体现。传统的公共行政，政府凌驾在社会的服务至上，政府没有深入市场和倾听顾客的意见，实际上是以政府为导向而非是顾客为导向的一种行政管理模式。而新公共管理的提出，对这种模式提出了挑战，并且在公共管理的基础上大胆的改革创新，让顾客有了多样化的选择，顾客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和重视，逐步建议一个完善的服务性政府。为人民服务”是我国政府行政的终止，但是在现实社会中，政府行政人员未必真正做到执政为民，未必真正走群众路线，始终以“为人名服务”为宗旨。而是我国的行政人员经常脱离人民群众，没有适当的维护人民的利益，形成了文化。因此，群众强烈渴望我国政府行政机构能够吸收和学习新公共管理思想，提高行政人员“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始终维护人民的利益；树立积极向上的行政文化价值观，深入群众，积极倾听群众的意见，走群众的路线，从而建立一个以顾客为导向的服务型政府。

三、我国应该加快转变政府的职能

公共管理行政管理论文篇(3)

内容提要：该文提出了公共管理的简明概念；并把公共管理划分为国家公共管理。 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在此基础上，阐释了社会性是三大公共管理学科共 同内涵。另外，简要阐述了社会性与政治性的相互关系，提出了有关公共管理学科 建设的建议。 关键词:共管理；管理学；社会管理论 内涵是关于事物的本质属性。揭示事物的内涵是认识事物和处理问题的基础和前提。 然而，我国关于公共管理问题的讨论与争鸣虽早已开锣，但对其内涵却未有很深入的研究， 已有的看法意见不一。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将管见和盘托出，就教于行家、学者。 一、公共管理的概念与类型辨析 （－）关于公共管理概念 公共管理研究与教育正在华夏大地兴起，专家学者推出的教材、著作、论文颇为可观。 但是在什么是公共管理问题上，可谓见仁见智。不说中国，就是“先行者”的西方一些国家也 有类似情形，以致于有些学者认为“公共管理”概念象“瞎子摸象”，难以确定。在此，本人拟 作一次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尝试，把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为：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 动。具体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 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作为管理，公共管理和其他管理（如工商管理）的基本原理、方法和运作等方面，有许多 共同之处。但作为“公共”管理，它在研究对象及其特点上，又与其他管理有明显区别。以公 共管理与工商管理为例，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政府与社会公共组织的公共事务及其 管理过程，而工商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工商企业及其经营过程。两者的具体差异在于：一是管 理目的不同，公共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社会公共利益，工商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组织利润；二是 管理性质不同，传统的公共管理具有垄断性，工商管理则具有竞争性；三是管理手段不同，传 统公共管理以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经济手段；工商管理以经济手段为主，辅之 以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我们既要把握二者的联结点，更要着力找出二者的差异处，以求对 公共管理有全面的认识。 （二）关于公共管理类型 为了加深对公共管理概念的认识，我们须进一步对其作外延分析。概念的外延是指该 概念囊括的所有事物。公共管理的外延即指它所管理的一切公共事务。为了对“一切”有概 括性认识，我们又要对它们作“类型”求解。笔者认为，就宏观而论，世上所有的公共事务可 分为三类：一是国家公共事务二是政府公共事务，三是社会公共事务。 1．国家公共事务。据英国《大众百科全书》对国家作出如下定义：“由政治单位在其管 辖的范围内制定规则和进行资源分配的机构。政府的功能：①立法；②司法；③执行、行政管 理。”这是广义的政府（国家）观。应当指出，这里所指的国家是特指狭义的国家，即广义国 家中最重要的部分①立法以及②司法。这种国家公共事务主要包括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 土完整，制定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秩序等，侧重于与国体、政体方面有关的，关乎整体职能把 握的宏观控制和影响类型的公共事务。

公共管理行政管理论文篇(4)

——当代西方政府改革趋势透视 20世纪的最后25年，伴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西方各国进入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改革的时代。无论是英美、欧洲大陆国家，还是在地球另一边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都相继掀起了政府改革的浪潮（在转轨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同样的改革趋势）。尽管西方各国政府改革的起因、议程、战略、策略以及改革的范围、规模、力度有所不同，但都具有一个相同或相似的基本取向，这就是以采用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及技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务质量为特征的“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或“新公共管理”(NPM:New Public Management)纲领。走向一种“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模式，成为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最基本趋势。本文将考察当代西方政府改革运动及其“新公共管理”实践模式的形成、内容和特征，并对其成败作出评价。 一 当代西方以“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定向的政府改革往往被人们描述为一场追求“三E”（Economy,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即经济、效率和效益）目标的管理改革运动。它起源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逐步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有如著名公共管理学者胡德(C.Hood)所说，新公共管理并不是由英国单位发展起来的，而是70年代中期以后公共管理领域中出现的一种显著的国际性趋势。(P3-19)可以说，政府改革浪潮席卷西方乃至全世界。“代表这一股潮流、全面推进行政改革的既有君主立宪制国家，也有民主共和制国家；既有单一制国家，也有联邦制国家；在政府制度上，既有内阁制政府，也有总统制政府；在市场体制上，既有自由型市场经济，也有政府导向型经济；高举改革旗帜的，既有右翼政党，也有左翼政党。”（序 P4） 英国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源地之一。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以后，英国保守党政府推行了西欧最激进的政府改革计划，开始这种以注重商业管理技术，引入竞争机制和顾客导向为特征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商业管理技术在英国公共部门的引入始于1979年，并以雷纳(Rayner)评审委员会的成立为标志。出身于私人部门的雷纳在内阁中主持一个项目小组，负责对公共部门的绩效进行调查评估；1983年“财政管理创议”启动，建立起一个自动化的信息系统来支持财政管理改革；1987年著名的《下一步》(Next Steps)报告（全名是《改变政府管理：下一步行动方案》），提倡采用更多的商业管理手段来改善执行机构，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该报告指出：长期以来，缺乏真正的压力以迫使政府机构改善绩效，提高工作效率；以往所重视的是标准化的程序而忽视公共服务的提供；白厅注重的是高级文官的政策咨询功能而非管理功能。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该报告建议把整体的部（委）分解成若干机构，这些机构在主管的部（委）的政策指导下，履行公共服务和有效管理的职责；以管理主义的技术和程序培训职员，并且所有活动都是在一位高级主管的领导下进行。“下一步”机构的创立一开始是零碎的，但发展迅速。到1995年，?⒐?5%的文官都属于这种“下一步”机构。“新公共管理”的顾客导向和改善服务的特征，特别明显地体现在1991年梅杰政府的“公民宪章”的白皮书上；而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这一特征则明显地体现在1979年以来英国公共公司以及公共机构的私有化浪潮之中，也反映在1992年梅杰政府的“为质量而竞争”的政策文件上。这些措施促使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公共部门接受市场检验；各公共部门之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为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展开竞争，尤其是通过公开投标，赢得竞争并提供优质服务的单位才能生存与发展。 美国是现代管理科学的摇篮，“20世纪的美国文化是以信奉管理为特征的”（Bellah语）。美国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尽管不像英国那样，有明确的起点和目标，但似乎开始得更早（可以从1978年

公共管理行政管理论文篇(5)

一、问题的提出

（一）概念界定

新公共管理，也叫“管理主义”（Pollitt，1990）、“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FanandRosenbloom，1992）、“后官僚制典范”（Barzelay，1992）等，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其主旨思想是克服古典官僚制以及传统行政的缺陷，将私部门管理的方法与标准应用于公共机构的管理，重视3E（经济、效率、效能）。在公共行政中采用的策略包括专业化管理、私有化、合同外包、竞争、绩效测量等。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是由W•BrianAr－thur首先提出。他指出，新技术的采用具有报酬递增的性质。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C．North）丰富完善了路径依赖理论，他将制度变量引进经济增长的分析中，指出国家发展与其所实行的制度具有密切关系，导致国家长期贫穷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于制度低效并且长期依赖，即制度变迁也具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并且强化。因此，低效制度很难走出路径依赖自我强化的怪圈。［2］

（二）问题：发展突破与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理论对解释不同社会体系中行政改革的成效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经验借鉴提供了有价值的对策建议。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本质是一场突破路径依赖，但同时又受制于路径依赖的行政改革。各国政府所进行的以“新公共管理”为主旨的行政改革都面临着这一“突破与依赖”的矛盾。新公共管理运动在克服古典公共行政缺陷的同时，也是对传统官僚制的脱离与改革。新公共管理运动以市场化的方式提升了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效率，帮助克服困扰资本主义社会的滞胀和福利危机，帮助社会主义国家克服过度追求公平造成的社会效率低下。但是，当代中西方国家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也面临着诸多困难与障碍，英美国家的改革中先后都遭到反对派的大力阻挠，我国的公共行政改革也步履维艰。历史的限定与新理念的突破象一对天敌伴生而行，中西方国家共时下实施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因历史的限定而呈现不同的效果与发展趋势。我国的行政改革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就，民生状况大幅度改进，经济社会呈跳跃式发展，但面临的“路径依赖与突破发展”的矛盾也更为显著。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虽广受批评与质疑，但对公共行政效率的提升以及缓解其社会问题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相比较而言，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体现了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在“跳跃式发展”与“路径依赖”的矛盾体下，怎样推进我国的行政改革？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能够提供哪些经验借鉴？

二、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路径沿袭与政策修正

从近百年来西方国家频繁的行政改革来看，公共行政一直在“效率—公正”的钟摆下前行。“新公共管理”运动沿袭了“效率与公正”的钟摆路径，因其对效率的重视广受赞誉，同时又因公正问题备受诟病，政策在效率与公正之间不断进行调整。早期的公共行政为摆脱政党分赃、行政效率低下，实施了“政治—行政”二分。西方政府亦在“政治—行政”二分法理念的指导之下，在政治、行政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改革，追求公共行政的专业化、高效率。然而，过于重视效率导致了20世纪60年代的新公共行政思潮，公共行政逐渐强调公平、公正和民主，许多国家开始实施普遍的福利政策，降低贫富差距，工会权力强化，社会力量增强。普遍的福利政策又带来了新的危机。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遭遇“滞胀”，通货膨胀、经济下滑、失业率居高不下同时并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实施行政改革，将企业管理的方法应用于政府管理中，提高了公共行政的效率。这场改革被称之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由于“新公共管理”对效率及结果的的过度重视，相关政策亦在不断的调整中。新公共管理运动是西方国家政府为应对资本主义问题的自我改良方式之一。新公共管理将企业管理的方法应用于公共部门中，实现了行政方法上的创新，但并未突破西方公共行政的理念与价值观。总的来看，新公共管理运动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一次政策修正，是西方行政改革整体路径非常重要的一环，它沿袭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路径，在“效率—公正”的摇摆中寻求平衡，体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路径依赖特征。

三、我国行政改革的路径沿袭与突破

当前我国实施的行政改革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径的沿袭，同时，在行政管理的具体理念与方法上也实现了一定的突破，尤其是带动我国经济社会跳跃式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政治、经济、行政领域开启了大规模、有体系的全面改革。行政领域在经历了十年的瘫痪式运作之后，渐进调适型的改革开启，各项制度重新建构。当代我国的行政改革是公共机构为应对社会问题作出的重大政策调整，它的发展可以追溯至建国时期，先后经历了公平至上到效率至上的路径突破。建国之初，我国实施的是高度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全能，行政效率低下、行政机构庞大。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社会领域，都奉行“公平至上”的原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在经济领域，先后实施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改革，大力进行国有企业改革，下放权力，赋予企业更大自；在行政领域，改革行政机构设置、转变行政职能、实施公务员制度、进行绩效考核等；在社会领域，积极培育社会力量，提升社会参与，鼓励社会组织发展等。这一时期的改革，以“效率至上”为基本准则，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都得到较大改观，生产效率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提升。但是，“效率至上”导致中国社会问题频发，社会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增多、社会不信任持续增强并引发“塔西佗”陷阱，社会需求更加多元。公共行政需要在更深更广的意义上回应社会需求。十之后，改革更为深入，并将着重点放在“法治”、“公平”上。从我国行政改革的路径来看，在观念、理念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突破，表现为以更加科学理性的精神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在民生改善上实现了突破性发展。同时也要看到，行政改革旨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现行的行政改革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径的沿袭与发展。

四、当代中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路径差异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在中西方几乎同时进行的“新公共管理”取向的行政改革具有很多共同点，如对效率的追求，对绩效、竞争的重视，市场化机制的引进等，但是在背景、文化、价值等路径依赖的主要因素方面二者表现出明显差异。

（一）社会文化

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依托于西方文化体系，重视个体性，强调个体利益、求异思维，改革的目标是个体福利的增长。我国的行政改革依托于东方文化体系，强调整体性和综合性，重视整体利益、求同思维，行政改革的目标是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的整体提升。

（二）社会价值观

18、19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如洛克、密尔、卢梭、伏尔泰等提出的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社会契约论等思想奠定了西方社会的价值基础。西方发达国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依托于这些价值理念，进行行政方法上的革新。我国的行政改革依托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强调“仁、义、礼、德”等。同时，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不仅是我国政治文化的主导，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前我国的行政改革来说，起到价值引领的作用。

（三）经济环境

从行政改革所依托的经济环境来看，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在法治基础上的私有制经济，经过200多年的发展，相关制度比较规范，企业更是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与管理方法，为新公共管理运动提供了具体的管理工具。在我国，党的十四大初次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仅有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制还不太完善，公共机构的宏观调控、市场监管还面临艰巨的任务。

（四）路径连续性

从路径连续性来看，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是连续式路径。西方“新公共管理”未导致公共管理范式的转变。［3］在行政改革的整个路径上，西方国家表现出了目标、价值理念、依托文化上的连续性，政策变化属于框架之内的修正。我国的行政改革在路径上既有沿袭，也有突破，对市场经济、公共部门、社会等的认识不断深化，行政组织的结构、职能亦在不断调整甚至突破。总的来说，当代中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沿着各自的历史轨迹前行，阶段性策略的相似性并未改变二者前行的轨迹。但同时应该看到，追求社会物质福利的增长是中西方行政改革的共同愿景之一，因此，在策略的选择上会出现共同点，这也是中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取向的公共行政改革在路径上偶合的主要原因。

五、路径依赖理论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刻，改革的未来走向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中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对比分析表明，每一个国家和社会都有自己存在和发展的特殊环境和条件，不能轻易改变或取代。但是，不同发展路径下的经验可以互相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方法，尤其是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路径上的延续，通过政策微调实现社会改良为我国的行政改革提供了有价值的对策建议。

（一）确立传统文化的根基

哈耶克曾说：“在长期历史上经过筛选的意识形态是真正成功的，这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你不能轻易的用另外的东西来代替它。”上下五千年的文明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基础，传统文化所确立的价值观念悄无声息的引领着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对世界的看法。当前的行政体系是我国文明发展的一部分，行政改革对服务型、责任型政府的追求，对和谐社会的追求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仅基于行政改革方法、形式上的特征模糊对我国改革路径依赖的价值观的认识是肤浅的。可以说，在我国的行政改革路径中，传统文化从未缺失过，它一直都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当前的行政改革，需要揭开那只“看不见的手”的面纱，清晰认知传统文化给予行政体系的滋养，明晰行政改革路径依赖的文化与价值基础，借鉴西方的经验，取其精华，使改革适应并回应本土需求。

（二）经验与方法的本土化

新公共管理运动起源于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主要策略、方法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是吻合的。我国的行政改革借鉴西方国家的方法，行政改革的策略与方法面临水土不服的问题。我国改革要取得成效，必须进行经验与方法的本土化。结合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对西方国家公共管理运动的成功的经验方法进行改造、消化和吸收，使之适合我国国情。

（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对行政体制改革既有需求，也是障碍因素。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以法治为基础，规范市场运行。公共机构对市场经济以宏观监控、政策引导为主，要激励企业创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要在社会中确立市场中平等、自由的价值观念，以经济发展带动社会发展，为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创造更好的环境。

（四）路径延续与突破

“路径依赖的分析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特定的选择将永久锁定在自我强化的路径中。”［4］我国的公共管理运动在价值理念、文化基础等方面承袭过往，但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突破原路径的限制性要素是行政改革取得发展的关键。因此，今天的行政改革应正视这些问题，理性分析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进行路径设计，明晰继承与发展的问题。另外，行政改革也是利益调整的过程，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激烈而残酷。因此，一条健康的行政改革路径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立于公共利益之上的、独立的改革部门。

公共管理行政管理论文篇(6)

公共管理研究通常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管理者的立场和公众的立场。站在管理者的立场上，公共管理研究主要关注作为公共利益代表者和维护者的公共部门，如何才能对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的管理。站在公众的立场上，公共管理研究主要关注“公民怎样才能从政府那里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注：Howard Frant:Useful to Whom?Public Management Research,Social Science,and the Standpoint Problem,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Volume 2,Number 2,1999,p.324．）。显然，这两种立场都没有脱离公共利益这个核心问题：前者以“公共部门如何实现和服务于公共利益”为焦点；后者以“公共利益是怎样被实现的”为焦点。进一步对比可以发现，前一种主张所说的公共利益多半是抽象的，而后一种主张则意指现实的公共利益，它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 事实上，研究公共利益时有两个关键问题不容回避。第一，公共利益是抽象的（虚幻的）还是现实的（具体的）？第二，公共利益与共同利益完全一致吗？围绕这两个问题，本文将在区分公共利益和共同利益概念差别的基础上，界定公共利益的本质内涵；进而力图阐明公共利益乃是现代公共管理的本质问题。 一、对“共同利益”的概念辨析 “共同利益”和“公共利益”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两者在词源上有很大的“相似性”。通常所说的“共同利益”有两个英文词与其相对应，即common interest和generalinterest。按《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common在被解释为“共有的、共同做的、共同受到的”时，是指“两个人或更多人，或者是团体、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所享有的东西，所做的事情，或是属于他们的东西、对他们有影响的东西”。而general则被解释为“普遍的、全面的”，此时它指“影响所有人或绝大多数人（的事物）”。（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页、第612页。） 可见，“共同利益”首先是指“多数人”的利益。“多数人”可能是指两个人、少数几个人、绝大多数人甚至是所有人。他们都可能从“共同利益”中获益或受其影响。这是共同利益的相对普遍性。 同时，“共同利益”是被“共享的、共有的、共同承担的、或者是共同受到影响的”。它与共同的立场、共同的行动相关。它不局限于某个单个的个体，不可能也不应该为其所独有。这是共同利益的不可分割性。 通常，共同利益可以指代共同体利益，或是利益关系的产物。我们将分别阐述这两种指代关系。 （一）共同利益与共同体利益 共同体是个宽泛的概念。一个组织、一个社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或是整个人类社会，都可以分别看作是共同体。作为现实的载体，这些不同层次的共同体都存在着自身的利益，因而可以分别被看作是利益共同体。在对这些利益共同体进行考察时，可以采取几种视角：一是以单个的利益共同体为单元，分析其共同利益的属性；二是以不同层次利益共同体的相对关系为单元，分析共同利益的相对性。 1.共同体的规模与共同体利益 共同体是由相关成员组成的。其成员数量的多少，影响着共同体利益的内容。既然共同体利益不局限于某个或某些特定成员，它就应该是绝大多数成员或者是所有成员共同的利益诉求。共同体规模越小，共同体利益的内容越简单、越狭窄；共同体规模越大，共同体利益的内容越复杂、越广泛。但无论如何，共同体利益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这是由利益需求“总量”和利益差异程度所决定的。

公共管理行政管理论文篇(7)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的成功探索及启示 ［摘要］苏州工业园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园区积极借鉴新加坡公共管理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特色的先进的公共管理意识、体制和模式。本文分析了园区政府理念创新的三个纬度，论证了体制创新是理论创新转化为实践的中介，以及园区公共管理体制创新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并在提出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与立足本国国情相结合原则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对外辐射的制约因素。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新一轮改革大潮中，以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特区开发思想为指引，一大批各级各类的开发区在我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成为经济增长的“领头羊”和动力源。中新苏州工业园区（以下简称园区）就是其中一个光彩夺目的亮点。由邓小平同志首倡，1994年2月26日，中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在北京签署《中新两国政府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创造了两国政府之间合作进行土地成片开发的案例，并由于协议中对借鉴新加坡公共管理经验的规定而使这次合作具有了非同寻常的重大意义。如今，八年过去了，园区不仅按照预定的设想运转正常，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而且由于其在寻求公共管理创新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方面所积累的实践经验及其理论价值而受到政府、经济界和社科界的广泛关注。我们认为，园区建设成功的不可或缺的一环是在借鉴新加坡公共管理经验基础上的创新。这种创新从内到外表现为三个层次，即理念创新——体制创新——行为创新——经济发展。 一、 政府理念创新的三个纬度 理念创新是公共管理体制创新的内在动因，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首先体现为政府公共管理理念上的创新。它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1．从管制思维到亲商思维（服务思维） 在全球化趋势日愈凸显的大背景下，政府应转变传统管制思维，树立权利本位、亲商思维、服务理念。在亲商思维的指引下，政府行为由服务型方式取代命令型方式。所谓亲商思维是指园区行政部门以为客商服务为最高宗旨，把亲商思维消化在招商引资、日常管理服务的态度和价值观中，帮助客商获得满意回报率，同时使园区获得相应收益从而形成双赢格局。亲商思维是新加坡公共管理经验的核心，它认为政府并非真正的财富创造者；只有当政府成功地提供了一个适于工商业发展的环境，并使这些企业取得比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才能吸引更多的优质投资，国家经济才能得到快速提高。亲商思维把政府——工商业——人民利益三者统一于工商业的发展，通过发展工商业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国家竞争能力，促进国家经济的持续快速的发展。 园区管委会将亲商思维溶入到公共管理实践中，具体体现为亲商观念的培育，园区各部门依靠高效的招商网络，建立了无微不至的客户服务体系，充分尊重客户的意愿，为客商提供快捷、简便的一站式服务体系。同时采用敲门法的“国际招商网络”，即有的放矢地主动招取优质投资项目；建立综合性的竞争优势，即园区管委会给予客商确定、清楚、快速的答复，一旦承诺，务必兑现；提供有吸引力的特殊政策；确立为我而用的招商标准。园区依靠新加坡经发局的国际招商网络，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由浅入深地逐步形成点一线一面一化的园区发展高新技术的招商策略。亲商思维改善了园区政府形象，提升了政府信誉，促进了园区经济发展，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世界产业巨头落户园区，从而形成了高科技。高税收、高就业的园区发展格局。 2．从人治思维到法治思维 国际贸易中的公正观念。互惠观念、谈判协商观念本质上都与规则观念紧密联系。全球化时代下的公共管理就是要按规则办事，公正、公平、互利。通过协商谈判的途径解决纠纷和难题。政府应制定与世贸组织的原则相一致的游戏规则，完善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地把政府行为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使政府管理模式从个人权威转向规则权威，使政府理念由从人治思维到法治思维。新加坡是一个法治国，它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之内人人自由，法律之外没有民主，法律之上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