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理论论文篇(1)

从近现代学科建设的意义上来考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学科已经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学术跋涉和知识积累历程。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外来学术文化资源，尤其是西方学术文化资源的输入和传播，构成了近百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学科建设的基本知识背景和主要学术源头之一，影响着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作为一种知识活动的现实走向。

清末民初，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学术建设最早的参与者们，在西方哲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文艺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知识的熏陶和装备之下，以“儿童本位”为核心观念，以令人惊诧的学科跨度，完成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知识体系最初的言说和构建。20世纪50年代，苏联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移植和影响，在满足了一个时代的儿童文学理论渴望和需求的同时，也把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改造成了相对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并且随着历史的演进日益显露出其学理上的贫弱与尴尬来。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期以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进程中，人们继续延续着这种集体学习的激情和渴望。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批评和建设，就其基本的学术依托而言，是人们不断借鉴外来学术资源、不断集体学习的结果。

最近30年来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建设，在借鉴外来理论资源方面，走过了一条特殊的学术路径。起初，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和文艺思潮变革的大背景下，人们对西方文艺学乃至整个当代西方人文学科都产生了朴素的热情和学步的冲动。神话原型批评、接受美学、精神分析理论、英美新批评、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批评，还有发生认识论、格式塔理论、系统论等等周边学科的理论学说，都成了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者、尤其是中青年儿童文学研究者们所热衷的学习内容和知识领域。尽管这些学习和吸收所带来的理论转化和建设成果十分有限，而且其后也遭到了某些保守人士的抨击，但这一吸收和借鉴，对于那一时期儿童文学研究者们的知识更新和拓展，对于那一时期儿童文学的理论转型和建构，无疑都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而若干年来，我们对国外儿童文学理论资源的直接关注、吸收和借鉴，也构成了一份虽然有限却也持续不断的出版清单。能够列入这份清单的译介著作主要有周忠和编译的《俄苏作家论儿童文学》（1983年，中译本年份，下同）、上笙一郎的《儿童文学引论》（1983年）、安徒生的《我的一生》（1983年）、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永恒的魅力――童话世界与童心世界》（1991年）、《长满书的大树》（1993年）、鸟越信的《世界名著中的小主人公》（1993年）、穆拉维约娃的《寻找神灯――安徒生传》（1993年）、麦克斯?吕蒂的《童话的魅力》（1995年）、约翰?迪米留斯等主编的《丹麦安徒生研究论文选》（1999年）、松居直的《我的图画书论》（1999年）、维蕾娜?卡斯特的《成功：解读童话》（2003年）、杰拉?莱普曼的《架起儿童图书的桥梁》（2005年）、奥兰斯汀的《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三百年的演变》（2006年）、松居直的《幸福的种子：亲子共读图画书》（2007年）、艾莉森?卢里的《永远的男孩女孩：从灰姑娘到哈利?波特》（2008年）、王逢振主编的《外国科幻论文精选》（2008年）等等。毋庸讳言，在最近20多年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进程中，这些著作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影响了（或将要影响）我们在儿童文学相关论域的理论思维和学术建设进程，同时，从学术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它们的出版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借以了解世界的愿望和努力。

二

或许，今天我们对外国儿童文学的学术译介工作已经抵达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就是：根据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现实需要和学术走向，对当代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成果进行更加自觉、更加系统，同时希望也是更加有效的译介和引进阶段。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几位研究者、译者和出版社共同努力，推出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化理论译丛”第一辑（四册，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收入这套译丛的四部儿童文学理论著作，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欧美儿童文学理论著作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它们是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梅维丝?雷默的《儿童文学的乐趣》（陈中美译）、英国学者彼得?亨特选编的《理解儿童文学》（郭建玲、周惠玲、代冬梅等译）、美国学者杰克?齐普斯的《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赵霞译）、美国学者蒂姆?莫里斯的《你只能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张浩月译）。

《儿童文学的乐趣》是一部论题组合新颖、开放，论述方式严谨而又不失个性的概论性著作。该书涉及对儿童文学概念和范畴的理解、儿童文学教学活动、儿童文学阅读与接受、童年概念、儿童文学与市场、儿童文学与意识形态、儿童文学基本文类及其特征等内容，并提供了将各种当代文学理论应用于儿童文学研究的示例与可能。该书主要作者佩里?诺德曼是当代北美儿童文学理论界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的研究和批评文章频繁地出现在各种重要的英语儿童文学学术刊物上，并以其广泛深入的话题探讨和活泼诙谐的论述风格始终吸引着评论界的关注。《儿童文学的乐趣》一书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一部著作，它较为综合地反映了诺德曼本人的儿童文学研究和批评理路。他在书中所提出的对于儿童文学文类特征的再认识，对于“儿童文学的乐趣”及其实现途径的思考，以及对于如何将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运用于儿童文学批评的尝试，对当代英语儿童文学教学和批评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儿童文学的乐趣》第一、二版分别出版于1992年和1996年，纳入本次译丛的系诺德曼与同事梅维丝?雷默合作修订的第三版，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以来儿童文学领域出现的一些学术话题也得到了新的探讨。该书已经成为目前北美地区高校儿童文学专业的主要教材。

《理解儿童文学》一书是编者彼得?亨特从《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International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Children's Literature）中精心选摘的14篇论文，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基本面貌。这些论文主要涉及儿童文学传统概念（如儿童文学、童年等）的理解以及新历史主义批评、意识形态批评、语言学与文体学批评、读者反应批评、女性主义批评、互文性批评、精神分析批评、文献学批评、元小说理论等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应用等等。彼得?亨特是英国知名的儿童文学学者，也是《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的主编。这一组从《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第一部分“理论与批评方法”中摘取的学术论文，其作者都是英语儿童文学研究相关领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学者，它们从多维的研究角度展示了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在理论上的拓展可能，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它们在运用、借鉴不同批评方法进行儿童文学理论阐发的同时，也显示了这种借鉴和运用所可能具有的理论上的创造性。

《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是西方当代童话研究的代表著作之一。作者杰克?齐普斯以童话的古今发展与演变为基本背景，从五组个案出发，细致解读了童话中所蕴藏的“神话”因素。他指出，许多经典童话在今天已经成为代表着永恒真理的神话，但恰恰是在这些仿佛来自久远年代的“真理”中，积淀着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内容。当代童话阅读与创作不应仅仅成为对于这些古旧的意识形态内容的全盘接受，而应当致力于发现和揭示出那潜藏在真理假象之下的“神话”内涵。本书最后，齐普斯在测绘当代美国童话可能的发展方向的同时，也提出了在当代童话创作中打破童话“神话化”的樊笼，挣脱传统的、旧有的、神话式的意识形态束缚，以求发挥童话的社会批判功能的期望。本书作者齐普斯是当代西方童话研究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切入童话及其当代形式研究的一系列成果在西方儿童文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研究对象涉及文学、电影、电视等多种文本形式。有人甚至断言，自齐普斯以后，人们再也不能无动于衷地欣赏迪斯尼对于经典童话的各种改编了。这本《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是齐普斯一个阶段的童话研究论文集，但个中许多论点基本上代表了作者本人童话研究的主要立场和观点。本书中，齐普斯的分析和论述同时结合了历史的厚重感与当下的现场感，他对于古典和现代童话的“神话”内涵的提取过程展示了理论分析本身的魅力。

《你只能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一书站在儿童文化的大背景上，从具体的儿童文学和儿童电影出发，论述了成人、儿童、风俗、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并揭示了当前电影中的儿童成人化和成人儿童化倾向。此外，本书还用相当的篇幅论述了儿童图画书的相关品质等问题。作者的论述涉及从纸质图画书到电影屏幕、从传统的经典文本到当代流行文本的广阔论域，并结合自己的教学和养育经验，探讨了历史上和当下的儿童文化所传达出的矛盾讯息。他指出，童书与儿童电影同时也是特定的时代焦虑与成人欲望的写照；而许多儿童文学和文化经典在呈现种族主义、男权主义与暴力的同时，其自身也总是与权力的运行紧密相连。在本书中，作者所拷问的并非儿童应当得到什么的问题，而是成人给了儿童什么。通过揭示我们的文化是如何通过视觉媒介看待儿童并与之对话的，本书提出了儿童文学与儿童电影中呈现的世界观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莫里斯的论述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另一部曾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度引起争论的《以彼得?潘为例，或论儿童小说的不可能性》（Jacqueline Rose. The Case of Peter Pan,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Children’s Fiction, 1984）。如果说莫里斯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罗丝在《以彼得?潘为例》一书中所揭示的儿童文学的成人话语权问题，那么通过将图画书、电影等儿童文化领域的新媒介纳入其论述范围，他的这部著作不但拓展了罗丝的理论，也大大加强了其当代意义。

三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越来越多的西方儿童文学研究者将研究目光投向了与儿童文学相关的儿童文化领域，致力于寻求和探讨儿童文学与童年文化之间的复杂关联；而这种探求构成了对于传统儿童文学研究话题的重要丰富与拓展。这一研究视野的开拓在本辑丛书中得到了十分鲜明的反映。例如，《儿童文学的乐趣》一书除了探究儿童文学及其阅读活动的方方面面之外，还探讨了诸如玩具、电视和电影是如何影响体验和理解文学的方式等话题，其主要作者佩里?诺德曼本人也是对于儿童文化始终保持学术敏感的一位研究者。早在1982年，他就为美国《儿童文学学会季刊》（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Quarterly）编辑了题为“为儿童的商业文化：童书的一种语境”（Commercial Culture for Children: A Context for Children’s Books）的专栏，其中收入了包括大众市场与儿童玩具、当代少年电影趣味趋势、儿童电视观看等话题在内的九篇论文。其后，儿童文化、尤其是儿童通俗文化也一直是诺德曼关注的焦点之一。同样，《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一书将传统童话和现代童话纳入到广阔的人类社会文明史和意识形态背景上加以分析；而作者齐普斯从来不把童话的呈现仅仅限定在纸本意义上，他的许多研究都是以当代童话电影、卡通等为对象展开的学术探讨。《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一书就专辟一章，就迪斯尼动画的“神话”性进行了“祛魅”分析；而在其他各章的论述中，齐普斯的分析也时常跳出印刷文本的限制，将童话的现代呈现媒介也同时纳入论述范围。《你只能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一书则将儿童文学、儿童电影等的研究置于错综复杂的儿童与成人的“文化-权力”关系中加以探讨，同时也显示了鲜明的美国文化色彩和意识。

儿童文学理论论文篇(2)

[论文关键词]方卫平；儿童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艺术化

批评和艺术，是两个很难让人联系到一起的词。前者指对文学理论的探讨和对作家作品及相关文学现象的阐释评价，它容易引起读者深奥，甚至艰涩的感觉，是偏于理性的词语；而艺术则往往为欣赏者带来形象感，相较于批评，是一个带有感性色彩的词。不过，在读了由明天出版社出版的《方卫平儿童文学理论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后，我不由得将这两个词联系到了一起，原来，批评也可以很艺术。

其实，方卫平教授对批评方式的艺术化的倾心可以从他对“艺术”一词的钟爱中见出，在《文集》中，艺术一词所用的频率非常高，诸如艺术状态…、艺术内容、艺术思维、艺术对象、艺术敏感、艺术召唤、艺术踪迹、艺术秩序、艺术偏态、艺术回归等词语俯拾皆是。作者如此频繁地使用了艺术一词，不管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在我看来，《文集》所达到的儿童文学批评的艺术化效果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方卫平儿童文学理论文集》共四卷，是作者在儿童文学理论探索中所取得的成果的一次汇集。《文集》的第一卷和第四卷收的分别是作者的专著《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以下简称《批评史》)和《法国儿童文学导论》(以下简称《导论》)，卷二是作者的单篇评论性文章和专著《儿童文学接受之维》的合集，卷三主要是作者对中外儿童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进行的阐述，也是单篇评论性文章的结集。概括而言，《文集》包括了史、论、评三部分，我以为，作者的批评的艺术化这一风格在这三部分都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批评的艺术化，通常是指批评主体批评思维的艺术化和批评呈现形式(批评文本)的艺术化。于《文集》，作者无论是对文学理论批评史和文学发展史的探究，对文学现象的思考，还是对作家作品的体味和阐发，总是能以自己的学术激情和智慧对当时的文化语境进行独到的研读和体悟，进而以自己个性化的学术语言，为我们提供了既具理论深度又不失批评活力的学术文本。

文学史的书写，易流于史料的堆砌，因此，如何对史料进行艺术化处理显得极为重要，这就需要书写者对历史的独特悟性和对历史尺度的准确把握，这种悟性和把握主要见诸书写者以个人的史观对史料进行筛选，并以此为基础，完成文学史的文本叙事形态。

阅读《文集》第一卷《批评史》和第四卷《导论》，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首先是作者客观而辨证的史观。作为文学史的书写者，作者往往能对具体的文学批评作出客观的评价，不管是肯定还是指出不足，他都不会以现今的标准去苛责前人。如在谈到前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对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影响时，作者不是一味的否定，而是如是说，“虽然前苏联的理论模式在今天看来带有许多消极因素和历史局限，但它曾经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起到过促进的作用，这一历史事实是不能否定的”，从中，作者对历史把握的态度可窥一斑。此外，“历史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因果决定论所能决定得了的”、“理论的自信与理论的宽容同样重要”、“当然，现代早期儿童文学研究中存在这些不足是难免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等评述在书中也时而出现。不仅是文学史，《文集》的其它卷中也渗透着作者的这一史观，如“历史的发展充满了辩证法”，“历史提供了可能性是一回事情，把握这种潜在的可能性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客观现实，这又是一回事情”(卷三)等。

文学史观决定着文学史书写者亲近历史的方式，方卫平先生以自己对文学史持有的激情体悟着文学史。“作者一反传统的史论述著中多见的述著者冷静的、局外人的‘中性’立场，以及隐蔽的‘幕后论理者’的角色惯例，频频在史论阐述的前台‘亮相”，这既是作者对文学史怀有激情的一个注脚，也是作者亲近文学史的具体方法——述评，它是作者的治史方式。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激情是贯穿于治史方式中的，《批评史》和《导论》都是对历史的描述和对史实的理论阐发的结合，历史描述显得客观而冷静，理论阐发则透出作者的激情。两者的结合可以为文本带来活力和跳动感，而不见了文学史叙事中易于出现的沉闷之感。

文学史观还决定着书写者对史料进行收集、筛选和布局的方式。翔实、准确是《批评史》和《导论》在史料方面的一大特色，这无疑得益于作者严谨的治史态度。作者在《批评史》的“后记”中提到，“由于种种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更由于这一研究领域(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引者注)的荒芜，人们常常在有意无意之中忽视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存在过的那些理论批评现实”，可见，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料的收集需要作者更多的努力，如作者在后记中提到，为确定中国现代第一部《儿童文学概论》的作者之一究竟是“周侯予”还是“周侯于”，而翻阅了大量资料。正是作者治学的严谨，为读者带来了阅读上的放心。虽然，史料的收集需要诸般努力，但，作者并没有为此将自己收集的史料进行全盘罗列，而是以自己敏锐的眼光对史料进行解读、筛选，这是《批评史》和《导论》在史料方面的另一特色。《导论》的工作即是“宏观描述与微观分析、总体把握和个案研究”的相互体认。《导论》主要是依照法国儿童文学历史发展的脉络展开叙述的，这即是“宏观描述”、“总体把握”的一侧。具体而言，作者在引言部分对法国儿童文学进行了整体的把握，阐述了法国儿童文学历史发展的主要特点，不仅如此，作者在其后十一章的主体论述部分述评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法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沿革。就“微观分析”和“个案研究”而言，作者以时间为纬对法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分期，且他对每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作了恰切的把握，如17世纪被概括为“法国的自觉”，18世纪被概括为“卢梭的世纪”，19世纪被概括为“黄金时代”，作者将法国儿童文学发展中的这一时期特征阐明为世纪特征，对此，他在前言中做了这样的阐述：“法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发展节奏与世纪更迭的自然时序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也许只是一种巧合，但它确实构成了一个独特而有趣的历史发展事实——对于本书来说，它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历史叙述线索和逻辑框架”；不仅仅限于“世纪特征”，“微观分析”和“个案研究”还体现在作者对各个历史时期内部的重要作家和作品的准确把握上，如19世纪的塞居尔夫人、乔治·桑、儒勒·凡尔纳、埃克托·马洛等，20世纪的圣·埃克苏佩利、保尔·阿扎尔、马塞尔·埃梅等，都是可以代表当时一个时代的法国儿童文学发展水平的作家。史料与理论支撑的紧密融合，是《批评史》和《导论》在史料方面的第三层次特色。人类学、文化学、阐释学等中外文艺理论在作者的论评说时有涌现，但作者并不是为了搬用理论而用理论，他通常在这些理论的挪移中，与文学史料贴切结合，从而为自己的理论建构而用。

如果说史观和亲近文学史的方式是作者主观上的努力方向的话，那么对史料进行收藏、筛选和布局的方式则是读者所见到的文本呈现方式，也是读者借以对作者艺术化书写文学史的风格进行感知最直接的中介。需要指出的是，作者主观上的内蕴同时也决定着他亲近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方式，那么，他在论评中呈现出来的又是怎样的艺术化方式呢?

理论探求是对思想深度展开的一次有意味的漫步。《文集》第二的书名《思想的边界》极富哲理性，但相信读者读后的强烈感觉是思想无边界。“边界”和“无边界”看似矛盾，其实正是作者艺术化批评处理的结果。边界是文本触角延伸的限域，无边界则是思想打破文本的格局，达到的空旷遨游状态。在有边界的文本格局里，飞翔着的思想却没有边界。从有边界的文本而言，卷二的理论格局为“理论探索”、“批评纵横”和《儿童文学接受之维》三个版块。虽然，三个版块各有侧重点，“理论探索”是对儿童文学中一个个具体理论点的探究，“批评纵横”主要是对儿童文学现象的考察，包括对一些理论批评者和批评著作的考察，《儿童文学接受之维》是对儿童文学中的“接受”课题进行的阐发，但是，不同的丰富性正突现着作者的批评个性，他总是选取能触动他的理论感动的批评点，这些批评点或者是在当时的儿童文学理论中尚且处于模糊状态、有待探讨的，或者是虽引起了诸多的理论关注，但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的话题，如“理论探索”中的“儿童文学理论逻辑起点”话题、“儿童本体观”话题、“经典”话题、“儿童文学的民族性与现代性”话题、“儿童文学的深度”话题和“少年读者”话题等。作者以自己深厚的理论储备，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对这些话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如将童年作为儿童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等观点都给予了当时的探讨以推动作用。“批评纵横”中“对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体系建设”的考察、对“浙江儿童文学研究”的考察、对“近代儿童文学研究”的考察、对重要评论者的评论等。在诸般考察下，作者以自己敏锐的理论眼光，通过对当时复杂的现实的透视，发出了自己的批评声音；《儿童文学接受之维》选取的是儿童文学理论中受到普遍关注、并被加以诸多探讨的“接受”问题展开的思考。作者在对中外文艺理论，如接受美学、解释学、新批评等理论的信手拈来中，在对相邻学科，如心理学、教育学甚至生物遗传等学科知识的熟稔运用中，在将“接受”与现实儿童文学发展的联系拷问中，将“接受”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了更深的层次。在作者营造的思想空间中，读者体验到的是思想上没有边界的展开和漫游。

作为一位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方卫平教授既亲身投入这一领域中出现的许多重大探索，也为其中某些固守的观念而焦虑；既有对探索精神的积极肯定，也有对探索中尚且存在的某些问题进行的思考；既主动地融人新的探索，提出自己的见解，也乐意甚或期盼听到其他批评者不同的理论声音。

对文本的阐释集中体现了阐释者以自身的理论功底对文本进行感悟的能力。卷三《文本与阐释》，一则日文本，一则日阐释，此卷正是对文本进行的阐释，包括了“创作寻踪”、“年度论评”、“作品解读”、“域外偶拾”和“梦寻小记”五个模块。文本在这里获得了广义上的涵义，它既是指记载了儿童文学创作者创作足迹的具体作品，如《灰颜色白影子》、《彭懿童话文集》、《六年级大逃亡》和《狼蝙蝠》等，也指反映了儿童文学整体创作轨迹的文学记事，如1990年少年小说的发展，9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和1992、1993、1994年浙江儿童文学的发展等。进入作者理论批评视野的往往是当时儿童文学领域中的焦点文本，这显示了他的学术敏感性，如“创作寻踪”中对《中国少年文学书系》、对少年文学、对新的艺术常态及对《儿童文学选刊》等进行的思考，“作品解读”中对常新港、梅子涵、张之路、班马、秦文君等作家作品的关注，“域外偶拾”中对拉丁美洲的儿童小说、日本的“晴天下猪”等现象给予的注视。

作者在文本阐释的批评角度的切人、批评尺度的拿捏、批评过程的推演、结论的得出及希望的表达等方面都具个性。尽管具体的评论文章不尽相同，但一般而言，作者的批评擅长由描述切人论题，如《一份刊物和一个文学时代——论<儿童文学选刊>》、《青春的萌动——当代青少年文艺现象的描述和思考》、《论当代儿童文学形象塑造的演变过程》等文都如是；在理论和材料的支撑下，他将批评层层推演、不断深入，这种推演和深入并不急于将结论抛给读者，而是使读者在阅读的带动下完成自我意识中的推理过程，进而顺应地获得和接受结论的过程，艺术化的批评实现的是艺术化的接受。

儿童文学理论论文篇(3)

关键词：儿童文学；复调；狂欢化；对话；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0-0078-02

何谓儿童文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自2005年已有13亿人口，0-14岁的儿童近3亿。儿童教育问题早已引起充分的重视，儿童读物市场也是百花齐放；但是关于儿童文学的界定却并不明确。瑞典学者Gothe Klingberg首先提出儿童文学是“为儿童创作的文学”，陈子典在2003年出版的《新编儿童文学教程》中将其定义为“儿童文学是指切合儿童年龄特点、适合儿童阅读欣赏、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这些定义都体现出了儿童文学的两个显著特征：兼具文学审美性和教育意义，有成人和儿童读者的共同参与。要翻译这样的文本，必须要掌握协调好这两个体系，才能达到作者的预期效果，满足读者的迫切需求。

20世纪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米哈伊尔・巴赫金提出了著名的复调理论和狂欢化理论，对文学文本的解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他提出“一切莫不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这奠定了复调的基础，也正是“对话”理论的核心，而“对话性是具有同等价值的不同意识之间相互作用的特殊形式”，这种基于平等关系的对话性解析在儿童文学文本中能更好地协调成人与儿童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再创作的译文文本中可以达到协调平衡作用。

一、儿童文学与复调小说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以人际对话为出发点，正是通过语言的对话，人与世界、与他人构成社会交际关系；作品中有众多各自独立而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每个声音和意识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这些多音调并不要在作者的统一意识下层层展开，而是平等地各抒己见，作者与其笔下的主人公构成微妙的动态关系。人物与人物、人物与作者，是互为主体的关系，而不应是主客对立的关系。因为人不是供人打量的物，人对他者的意识是在语言对话关系中形成的。这种关系可以通过文本的叙事呈现出来。

作者即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在创作过程中作者逐渐隐退并隐去自身趋向性，由人物本身来自我阐发，代入主人公意识，构成艺术世界。而读者亦可以在对作品的解读作出自身的判断和解读，构成与作者和作品主人公之间的对话，形成论辩关系。而儿童文学文本在这种叙事模式之外，还融入了审美和教育的双重意义，必然掺杂了成人与儿童之间视角的转换，在作品中则表现为对某些儿童禁忌词语意向的掩饰和转移。与其他文本相比，儿童文学文本的对话性结构更为复杂，也更需要这种论辩性的动态解读。

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在原有的作者和读者关系之外，还加入了译者的声音，上面的叙事图表就演变成：

从原文到译文的完成是各种声音相互交流对话的结果，也正体现了复调小说多声部的特性。

二、狂欢化诗学与儿童文学

狂欢化源于狂欢节，节日上的庆典活动和仪式都被称为狂欢式，狂欢式蕴含象征意义且复杂多样，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则是文学狂欢化。巴赫金把小说看作各种异质性成份的复合体。巴赫金发现，在狂欢化的文学世界里，不仅有自己的时空型，而且有自己的语言实践。这是一种狂欢式的特殊语言，它容纳了诸如粗俗化的广场语言、伊索式的寓言语言、隐喻、侃……换言之，它几乎囊括了与双声语、一符多音以及与滑稽相关的一切美学范畴（丑、幽默、怪诞、喜剧因素……）。在他看来，小说永远都是未完成的开放状态。这种解读与儿童文学不谋而合。

儿童文学作品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了这种文学狂欢化的特征。狂欢广场的意象在儿童文学中比比皆是，如《小意达的花》中花王花后的舞会，《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茶会等等，参加狂欢的除了人，还有各种儿童作品中赋予生命的各种拟生命体，能看到想到的一切都会成为生命的象征，这也正契合狂欢化中的全民性特征。蓝胡子禁止打开的那扇门和小女孩违背诺言染上金色的手指都是狂欢仪式的象征。狂欢的时空可以是任何的异世界，无论是爱丽丝的兔子洞仙境，彼得潘的永无岛，还是哈利波特的魔法学院，都是孩子们的梦想空间，这里没有时间的流逝，逻辑就是随心所欲。这种杂乱无章，毫无时间逻辑可循的故事也正构成了儿童文学难能可贵的童心童趣。语言的无序变成了有趣的文字游戏，逻辑的缺失使任何荒诞不羁都变成可能，天马行空的想象和创造才更适合儿童的审美情趣。而这种情趣却往往会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刻意的篡改和遗漏。究其原因，往往在于成人对儿童的操控。

儿童文学定义为为儿童创作的文学，其创作者依然是成人，从作者到出版商都对儿童读者的阅读选择进行了筛选和干预。经过重重过滤，留给孩子的往往是成人认为最适合孩子的作品。我国儿童文学起步较晚，有意识地承认儿童文学的存在已经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虽然先后出现过张天翼，陈伯吹这些儿童文学作家，本土作品在儿童文学市场上份额不到10%，绝大部分都是翻译的作品。而这些作品中还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经典的重译，名作《小王子》近10年在国内就有超过80家出版社出版过近100个翻译版本，但真正的好作品却不多，名家作品少，能像杨静远、赵元任这样译出童趣的作品寥寥无几。很多翻译作品画蛇添足，或增添解释说明，改变原有的句式，却无法兼顾同声谐韵特征；或屏蔽某些涉及死亡或暴力的词语，偷换概念。这些做法都体现出了成年人对儿童的关爱和保护，但是儿童文学的美就在于其异于成人甚至不符合常规的狂欢化特征，尽管教育性意义也要在同样的文本中传达，但主要的体现方式并不是回避而应是引导。要正确传达这种审美情趣，就应将他们放在平等的位置上，探索他们的需求，达成愿望。

结语：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和狂欢化理论都能更好地诠释出儿童文学的本质特征，体现出其复杂的动态对话过程。儿童文学翻译过程涉及译者的介入使得这种对话更加复杂而呈现出典型的双语性。要完成这一语言的转换，必须平等看待儿童的审美需求和审美情趣，而不要始终将成人凌驾于儿童之上。复调小说中的作者的隐形和译者的隐形有共通之处，已完成的作品中主人公是自我阐发的，并不是作者（译者）意识的附属。巴赫金的核心对话理论在克里斯特娃的解读下引申出“互文性”理论，文本的前瞻和回顾可以呈现出文学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使得对话语言的研究超出了文字的藩篱，进入了新的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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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汪洪章.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中的阐释学含义[J].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08秋季号.

儿童文学理论论文篇(4)

在儿童康复病房中的病人都是小孩，故应该根据小孩的心理特点。护士着装应该以患儿喜爱的色彩，病区病房走廊墙壁挂上精美的卡通图片、色彩鲜艳的气球、彩带，使病区气氛活泼、充满童趣。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和谐、轻松的护患交流氛围。同时为他们设置较为宽广的活动区域，并在其中设置一些简单的娱乐设施。在病房走廊醒目的区域放置小朋友生活照、手工制作、绘画等专栏，在称呼上也改变以往用床号代替的生硬做法，用温馨、亲切的称呼取代，对患儿则用充满爱心的“宝宝、乖乖、宝贝”等称呼，使患儿就像在家或幼儿同一样。为了适应病房中的患儿的个体需求，建立相关的护理管理制度。例如，病房的物品放置要以患儿需求为原则，可摆放患儿喜爱的图书、玩具等，但室内物品放置要整洁。在不影响治疗的前提下，为患儿提供自己所喜欢的饮食，满足不同患儿的口味，在病区配备了微波炉，方便家长使用。顺应患儿的睡眠习惯，有习惯晚睡晚起或开灯睡觉者，可以住单人病房，与他人共住同一病房时，要互相照顾，以不影响患儿休息为原则。总之一切以方便患儿为主。在儿童康复病房中的患儿，都带有一定的生理缺陷。这些患儿都会有较强的自尊心，在护理时护理人员一定要尽量不要提及患儿的病症，以免引起患儿的反感。同时还要对患儿的心理进行疏导，帮他们建立正确的思想意识。根据患儿的性格和需求，强化“体贴”服务采取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患儿及家长选时间，患儿及家长选护士，特护选护士。在进行各项操作前要先接近患儿，与患儿建立良好的关系，减轻他们的陌生感，操作时尽量缩短操作时间，减轻患儿的恐惧感，操作后鼓励患儿。突出人性化服务需求，满足患儿及家长安排护士或家长每日下午有计划地组织活动，如做游戏、讲故事、唱歌等。在节日或患儿生日时，送上小礼物、贺卡、生日蛋糕等，这样就活跃了患儿的病房生活。住院期间的饮食是个最难解决的问题，为住院病人提供自助式厨房，自己加工改善伙食，即能解决患儿的营养问题又能杜绝在病房用电器加工带来的安全隐患。

2对护士的人性化管理

护士是实施人性化护理的主体，直接决定着人性化护理成效。在对患儿实行人性化护理的同时，对护士也应该实行人性化管理。首先护士长关心和体贴护士，积极营造宽松和谐的工作环境，对护士以公正、公平、待人宽、管理严为原则；生活上多一份关心和理解，如为护士申请住房、操办婚事、给老护士协调工作、合理分岗；对家庭贫困护士组织援助等。因此多元化关怀缓解了护士的心理压力，使护士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更加激发了她们的工作热情，增强他们的爱岗敬业情感。其次为护士创造宽松的工作环境。儿童恢复病房的护士每天面对的是哭闹的患儿、苦恼的家长，患儿如果治疗效果不理想，护士都有可能成为家属发泄怨气的对象。为了减轻护士的压力，我们应坚持每月召开民主生活会，护士把在工作中的压力释放出来或者平时护士间存在误会或矛盾，也借助民主生活会，使矛盾通过良好的沟通化解。当工作出现差错时，执行惩罚要注意以事论事，对事不对人，惩罚是手段不是目的，最终目标是帮助当事人分析原因，把差错作为宝贵的经历让全体护士分享，举一反三，降低同类事件的发生机会，让消极事件发挥积极作用。明确护理职责及理念，护士是患者的管理者、指导者，护理工作的实施者，护理管理者只有在保证其身心健康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为患者服务。护士长应确立明确的护理职责和护理理念，能够深入到每个护理人员的心中，使他们有明确的工作方向，用精神力量鼓励护士。工作制度规范化合理规范的工作制度是实行人性化管理的最基本、最先决的条件。规范的工作制度又是建立在公平、科学、高效、全面的基础之上。作为管理者要有光明磊落、公正决断的作风；在制订制度上，要体现群策群力；在执行制度时，要公平、公正；这样才能树立人性化管理制度的权威。树立自觉性、正义感。人际关系和谐化护士每天要面对的是患者的病痛，甚至是死亡，因而，没有很好的心理承受能力是难以支撑的。护士管理者要经常教导，以便护士能够有好的心态去面对医护、护患、护护关系。护理管理者可为他们搭建良好的沟通平台。解决冲突和缓解压力，引导其进行换位思考，确保人际关系的和谐。

3结果

通过实行以上的举措，护士的整体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人性化高质量的服务，提高了患儿及家长治疗的信心，减少了患儿并发症，缩短了住院时间，节约了治疗费用，受到了患儿及家长的好评。同时，患儿与其家长对医院的满意度有了显著的提升。护士的工作质量提高，赢得了患儿与其家长的赞扬。

儿童文学理论论文篇(5)

关键词： 素养 儿童文学 教学模式

随着新课程改革方案的推出，“儿童文学是小学语文教育最重要的课程资源”的理念再一次被业界“发现”和“强调”，小学语文“儿童文学化的趋势成为一种必然趋势”[1]。作为儿童文学课程，一直以来都是曲靖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小学教育专业（中文与社会方向）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课。多年来，曲靖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的儿童文学课程教学团队教师根据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及小学、幼儿园教师的特点，积极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并根据儿童文学各种文体的特点，扩大学生的阅读面，使他们具有分析、鉴赏、创编和教学儿童文学作品的能力，以获得更多的人生的启迪与教育的智慧，形成正确的儿童观与教育观。笔者一直担任曲靖师范学院小学教育专业（中文与社会方向）和学前教育专业的儿童文学的课程，经过多年探索，结合两个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认为儿童文学应该采取分层次教学模式。美国教育家乔伊斯的研究曾表明，每一种教学模式都有自身优点，也都有自身的局限性。“要促进学习者的学习，需要综合运用不同的教学模式的长处。教师要在继续学习中，提升面向学习者差异的综合运用教学模式的能力”[2]。这对于儿童文学教师运用多种教学模式进行儿童文学教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那么，儿童文学教学在不同的专业中如何实施分层次教学模式呢？笔者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的。

一、根据不同专业进行课程教学内容的设置

课程教学内容的设置是课程应该教些什么内容的问题。既然儿童文学已然成为高等师范院校的一门必修课程，也就意味着它有相应的学科依托。作为一门学科，它有科学严谨、规范具体的内容，它应该是一个“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3]。这就意味着，儿童文学课程要以儿童文学学科为依托，以该学科独特的对象、范畴、思维形式、理论观点与认识结果为构成内容。但是，根据小学教育专业与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未来教学对象的年龄层次、心理特点、接受能力、理解能力的不同，儿童文学课程教学时，就要根据不同专业特点对课程教学的内容进行不同设置。

（一）小学教育专业儿童文学课程内容的设置

高等师范院校小学教育专业的教学内容的选择应该充分考虑到现行小学教育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及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要表现出对现行小学教育的引领作用，又要认识清楚作为实施教育教学的最基层的小学语文教师，他们的儿童文学素养能否适应现行小学语文的教学？因此，这对培养小学语文教师的曲靖师范学院小学教育专业的教育教学提出了一个崭新而较高的要求。“课程结构的确立首先需要从既定的课程目标出发，以课程目标为尺度寻求具有不同价值的课程类型与课程目标的对应性，即在课程目标的情形下确定具有不同价值的课程类型与具体科目在学校课程体系中所拥有的位置，并清楚地界定他们之间的关系”[4]。围绕儿童文学课程的教学目标和小学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笔者在小学语文教育专业中进行儿童文学的教学时，紧密与小学语文学科教学相结合，教学内容以童话、儿童诗、儿童小说、儿童散文、儿童故事为主，教学中不但讲授相关儿童文学理论知识，而且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创作能力、赏析能力，并把小学语文的各种文学体裁的教学融入儿童文学课程的学习中。教学中引导学生做深入思考，让他们体会到儿童文学课程内容体系还应吸收语文学科发展的新理论，并运用到儿童文学课堂教学中，这样才能促进儿童文学理论知识与小学语文教学实践的融合。同时，通过选取典型的文学性教材进行重点解析，整合并加深学生所学的相关的儿童文学理论知识，增强学生儿童文学理论应用与教学实践的能力，实现儿童文学与语文教学的衔接，培养与未来的基础课程教育改革相适应的新型教师。由此，笔者认为儿童文学课程内容可以从儿童文学理论、与小学语文教学内容的关系及儿童文学学习的延伸三个方面考虑。其中，儿童文学理论主要要求学生对儿童文学的基本原理、各类文体的基本特征和中外儿童文学发展史有所了解。为了使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完美整合，在小学教育专业儿童文学课程内容中，重点进行“中外儿童文学精品作品选讲”、“儿童文学阅读与指导”、“儿童文学创编”、“各种儿童文学体裁的教学”等，这类课程不仅要求学生对小学语文课本中出现的经典作品有所了解，而且要掌握指导儿童文学阅读与创作的方法，理解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的关系；对儿童文学兴趣延伸部分，教学中应根据其他学科和地方特色等特点增加内容，如“课本剧的改编与表演”、“绘本的欣赏与创作”、“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研究”等，这些内容的学习为学生日后成为专家型的小学语文教师做理论储备[5]。

（二）学前教育专业儿童文学课程内容的设置

从学前教育的实际工作能力需要看，学前教育专业的语文学科教学不能简单地局限于知识的学习，而应当是以语文素养为基础，以语言、文学等理论为指导，注重理论内容与幼儿教育教学实践相结合，学生需掌握一定的幼儿文学作品教学方法和教学技能，强化初步具备儿童文学鉴赏、儿童文学创编、儿童文学作品表演讲授的能力。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加强儿童文学欣赏实践、儿童文学创作实践、儿童文学作品表演实践、儿童文学教学实践等基本技能训练，以提高幼儿语言教育教学能力为目的。以曲靖师范学院学前教育专业为例，笔者在《儿童文学》课程教学中，根据学前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及学生以后所面对的教学对象的年龄特点，把教学内容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主要讲授儿童文学的基本理论，在本部分的讲授中文学体裁重点讲授儿歌、童话、寓言、儿童散文、儿童故事、儿童戏剧和绘本，对于儿童小说、儿童报告文学等在幼儿园教学中出现较少的文学体裁可以删减，同时在讲授中结合大量幼儿文学作品分析，不仅让学生掌握必要的理论知识，而且指导学生学会鉴赏儿童文学作品。第二个部分为儿童文学的各种文体实践及模拟教学训练，此部分是以培养学生的基本教学技能为主要教学任务，在教学中教师指导和学生教学实践并重。学生通过课堂模拟教学训练，培养讲授能力和教学评价能力，将理论知识转化为教学技能，体现“理论指导实践，知识转化为能力”的渐进过程。

二、针对不同专业选择不同的教学实践方式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巴班斯基的教学最优化理论指出，应该把教学看成一个系统，综合地研究教学过程，用系统的观点、方法考察教学，对教学应综合分析、整体设计，教学效果取决于教学诸要素构成的合力，儿童文学课程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尤其是“形而下”的特质更应该得到足够重视。从“形而上”的视角看，儿童文学是一门理论性较强学科，理论的深度与前沿是支撑儿童文学课程的重要一面；从“形而下”的视角看，儿童文学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6]。根据儿童文学课程的自身特点，笔者认为：本课程教学方法应抓好“两个侧重”，即在理论学习中侧重于学生的专业理论素养和学习能力的培养，在教学实践中侧重于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在专业理论素养的培养上，始终注意教学中的继承传统与探索创新，一方面抓好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讲授，另一方面注意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能力的培养[7]。因此，在儿童文学课程教学中，要体现“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思路。在儿童文学的各种文体实践教学训练中，学生通过课堂模拟教学训练，将理论知识转化为教学技能，体现“理论指导实践，知识转化为能力”的渐进过程。

（一）儿童文学课程教学与小学语文教学实践的结合

西方发达国家在师资培养模式上都很重视大学和中小学沟通与联系，美国、英国都倡导“以中小学为基础的教师培养模式”等做法，要求大学与中小学校共同承担起培养未来教师的任务，以便在师资培训过程中最大限度地缩短理论与实践的距离[8]。由于儿童文学课程担负着培养未来师资的重任，根据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学紧密联系的学科特点，在对学生的儿童文学素养的培养上，可以采取将儿童文学的课堂教学和小学语文的教学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让学生参与到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以曲靖师范学院小学教育专业的儿童文学教学为例，笔者曾在进行童话、儿童诗、儿童小说、儿童散文等文学体裁的教学时，除了让学生掌握儿童文学中各种文学体裁的特点及赏析的方法外，还安排一定的时间让学生走上讲台进行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儿童文学作品的教学，还与相关实习基地合作，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走进小学进行故事讲演活动，这种方式既让学生真切地了解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联系，又为学生以后走上教学岗位积累了一定的教学经验。除此之外，在儿童文学创作教学中，笔者常采用下列几种方法指导学生进行训练：（1）句子接龙法。以小组为单位，由第一位学生说第一句话，后边的依次接句，但必须围绕一个主题进行。这种方法既训练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又训练了他们的反映能力。（2）词语串联法。由教师或学生随意挑选几个词语，如：蘑菇、小孩、妈妈、上学、小鸡……让学生根据这些词语，把它们串编成儿童故事、童话、儿歌等，这种方法主要训练了学生的想象能力和语言组织能力。（3）故事续尾法。可先由学生或教师讲一个故事，再让学生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给故事续尾，如寓言故事《狼和小羊》，对于大多数的读者看来，这个故事的结局并不美满，最后小羊被凶狠的狼吃了，但细读文章，我们不难发现，作品并没有结局，只是说“狼扑向了小羊”。教学中可让学生思考，进行发散思维的训练。通过系列的训练，既培养学生的想象力、语言表达能力，又培养学生欣赏、分析和运用儿童文学的能力，这些方式都是在儿童文学教学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既是儿童文学教学活动的框架，又是教学理论的具体化和教学经验的概括化。由上可见，小学教育专业的儿童文学课程教学，以指导学生分析作品、让学生学会小学语文教学中各种儿童文学作品的教学为主。

（二）儿童文学课程与幼儿园教学活动的结合

由于儿童文学是以最直接的方式进入幼儿园的各个教学环节之中，因此，儿童文学与学前教育专业的联系非常紧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要“引导幼儿接触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使之感受语言的丰富和优美，并通过多种活动帮助幼儿加深对作品的体验和理解”。要想让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达到这一要求，让学生亲自体验儿童文学作品的活动就必不可少。幼儿教育学和心理学研究表明，在整个幼儿阶段，幼儿的思维活动主要是以直观思维和形象思维为主导。所以，在学前教育专业的儿童文学教学中，实践训练就显得更加重要。以曲靖师范学院学前教育专业为例，在儿童文学课程中根据学前教育的专业特点，在儿童文学教学中除了讲授儿童文学理论基础知识外，更要重视学生的实践活动，学前教育专业的这种实践活动与小学教育专业的实践活动有所不同，小学教育专业的实践活动主要是通过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实现的，而学前教育专业的实践活动更主要采用情景教学的模式进行教学。所谓情境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以形象为主体的生动具体的场景，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的教学方法。情境教学法的核心在于激发学生情感。比如游戏、角色扮演、诗歌朗诵、绘画、体操、音乐欣赏等，都是寓教学内容于具体形象的情境之中，其中就必然存在潜移默化的暗示作用。因此，在学前教育专业的儿童文学课程教学中，根据儿童文学作品各种文体的不同特点和表达方式，重点对学生进行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技能训练。例如，“儿歌”在幼儿园日常活动中运用较多，根据幼儿动态审美特点，加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儿歌情境朗读和表演训练，可以采用说唱儿歌的形式，使其带动幼儿“寓教于乐”，在活动中快乐地学习儿歌。“童话”的角色特点鲜明，应加强学生的情境讲述能力训练，指导学生学会讲演故事，带领幼儿走进童话故事的世界，让幼儿感受童话的快乐[9]。除了学会讲演故事外，对于一些线索单一、动作性强的童话作品，还可以指导学生学会改编成儿童戏剧。笔者曾把童话《雪孩子》改编成剧本并指导学生表演。学生初读童话时，并没有被雪孩子牺牲自己、助人为乐的高尚情操感动，可是正式演出时，很多观众深深被雪孩子吸引了，甚至为它流泪，原因何在？归根结底，是因理解隐含在直觉、感性之中，从感受、体验而达到思维，进入理性，这是高级的审美活动。由此可见，情境式教学这种模式能够使学生参与到作品中，能够在教学过程中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及健康的情感体验，使学生既能从形象的感知达到抽象的理性的顿悟，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情绪和学习兴趣。同时，这种模式还能让学生通过亲身表演，促进创编能力、表演能力等多种能力的培养，这些能力的培养就为以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从事幼儿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他们作为一名幼儿园教师的儿童文学素养。

综上所述，在高等师范院校中，儿童文学教学应该根据不同的专业特点、培养目标，有必要采用分层次教学模式，这对提高小学教育、学前教育学生的儿童文学素养和能力，实施素质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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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理论论文篇(6)

儿童文学理论研究

同成人文学相比，儿童文学的理论研究仍然非常薄弱，全国专门发表儿童文学评论的刊物仅有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儿童文学研究》一家，真正从事儿童文学评论的评论者加起来不超过30人。理论文章发表之后仅在圈子内有些反响。可以说中国的儿童文学评论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但是，经过为数不多的儿童文学评论家们颇带悲壮色彩的努力，这两年的儿童文学理论确实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绩。

首先，对于近年来的儿童文学研究的评估，有研究者认为：“与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原有的基础相比，今天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根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加强。”“我们的理论话题正在摆脱贫乏单一的状态，而变得有点丰富、有点新鲜、有点趣味。审美、视角、空间、神秘、母题、叙事式、游戏性……这些至少是被熔铸了新的思考的理论概念开始频繁地出现于我们的理性思维中。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因此而显示出某种深层思维品质的转换和整体思维空间的拓展。”“在国外儿童文学理论界的直接对话和交流还相对缺乏的今天，上述理论走势却与当代国外儿童文学研究趋向形成某种暗合和呼应关系。”〔1〕对于当前儿童文学评论的“广告”倾向，有论者认为： “提起儿童文学评论，常可听到一些微词。比如，人们把某些作品评论戏称为‘广告’，这话中所含的轻蔑嘲讽之意是不言而喻的。”“广告不能一概而论，它作为一种宣传手段，不仅经济市场需要，文化市场也同样需要。给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做做‘广告’有何不可?尤其是在声光影视媒体的勃兴使得儿童书籍失去往日独步文化市场的优势的今天，及时迅速地向人们介绍、评论儿童文学作品，实在是非常必要的。”〔2〕新潮理论被引入儿童文学给中国的儿童文学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开拓了儿童文学评论家们的视野，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评论者文风不正，将堆砌词语与新潮理论相等同，正如袁丽娟所说：“某些新潮理论未曾让人喝彩首先是文风上的失误造成的。这些理论总以一种貌似横空出世、大气磅礴的语言态势冲击论坛。它带给读者的常常是一种奇幻、神秘的感觉。”“深深沉醉孤立于大众之外的语码体系，爱做生涩语句的堆砌和文学游戏，是某些新潮理论文风不健全的又一表现。”“无节制地模仿和引用西方理论，借西洋概念来提升学术地位似乎成了一种时尚。”“某些新潮理论不时地制造各种文艺热点，把儿童文学本来并不复杂而且远远不可能复杂的创作规律变得过分复杂起来。”“对新时期儿童文学缺少整体把握，批评视角过偏过狭，导致了新潮儿童文学理论严重的战略失误。”〔3〕关于女性在儿童文学研究中的作用，一些论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曹文轩在汤锐的《现代儿童文学本体论》一书的书评中写道：“一位女性只要她愿意去构建一种体系，且又得到了良好的知识武装，那么她在理性上所显示出的力量，足以使那些在逻辑中进行智力游戏，在构建大规模体系之中获得理智快感的男性感到震惊并觉得望尘莫及。”〔4〕

这两年发表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论文还有：孙建江探析“文革”前中国儿童文学游戏品格的论文《时代的应允与制约》〔5〕、肖显志对经济转型期儿童文学创作思考的论文《冲撞、挣扎与作家理想化的努力》〔6〕、彭懿的研究幻想文学的一系列论文《幻想时间》〔7〕、《儿童文学中的鬼魂》〔8〕、刘绪源的《明天的研究向哪里深化》〔9〕等等。

一系列儿童文学理论专著的出版，是这两年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又一道风景。

班马的《前艺术思想——中国当代少年文学艺术论》〔10〕全书55万字，是他做了五年的一件工程。该书承载丰厚，纵深涉及，力陈新论，构成系统框架，是90年代以来班马儿童文学艺术思考和理论思想的一次全面表达，也是观测和探究文革后新生代少儿文学的探索行为、思维面、精神力、新构建度的一次全面接触。班马在该著中呈现了一套初步的少儿文学艺术自身美学系统。

汤锐的《现代儿童文学本体论》〔11〕是一部有关现代儿童文学之本质、功能、美学特征、创作机制等基本问题的理论专著。作者突破了以往仅以儿童(读者)为单一逻辑支点的封闭式的儿童文学理论框架，而努力以“成人—儿童”双逻辑支点为基础，建构全新的、开放式的现代儿童文学理论体系；尤其本书着重探索了成人与儿童两种不同的审美意识相互协调、双向交流的机制和途径，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解决我国儿童文学界一系列长期争论未决的理论难题，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对儿童文学创作实践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彭懿的《西方现代幻想文学论》〔12〕是国内第一部幻想文学理论研究专著，该书以生动优美的诗化语言对欧美等国的现代幻想文学进行了一次全景式的扫描，并对经典作家作品进行了介绍和评述。这本理论专著的意义是深远的，它预示了下个世纪文学的新空间，为拥有想像才华的中国作家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思路和可供参照的文本。更为可贵的是作者的努力并没有仅止于理论研究层面，还将它与出版社的出版行为相结合，在他的大力倡导下，江西21世纪出版社正式将“大幻想文学”作为一个品牌树立起来，并开始策划与出版中国作家创作的幻想文学丛书。

这两年出版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著作还有方卫平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13〕、吴其南的《转型期儿童文学思潮史》〔14〕、刘绪源的《儿童文学三大母题》〔15〕、朱自强的《儿童文学的本质》〔16〕、竺洪波的《智慧的觉醒》〔17〕、黄云生的《人之初文学解析》〔18〕等等。

儿童小说的创作与研究

16岁女中学生写的长篇小说《花季·雨季》〔19〕在当前儿童小说发行量大都只有几千册的萧条背景下，却爆出了发行数达数十万册的冷门。这是近年儿童文学领域里出现的一个非常引入深思的现象。评论家们认为，“无论从小说创作的技巧，还是从语言艺术的角度来衡量，《花季·雨季》都还算不上十分成熟的作品，它难免留有一个中学生初创时期的稚嫩和缺陷。”〔20〕但是，它却取得了成功，虽然它的成功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但是，这一现象也暴露出了当前的儿童文学界评论与创作脱节，评论家评论观念陈旧，作家创作跟不上变化多端的时代等诸多问题。

秦文君的《男生贾里》、《女生贾梅》〔21〕在1995年大红大紫之后，仍然余热不减，是这两年儿童小说评论中颇受关注的热点。这两部书分别以贾里和贾梅这两个90年代的少年为主人公，叙写他们和他们身边的伙伴们的生活故事。这些故事生动、有趣，让我们看到了当代少年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看到了今天孩子们有滋有味的成长历程，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和艺术魅力。研究者们认为：“这两部作品的最成功之处，在于最恰到好处地均衡了‘现实’与‘可能’之间的摇摆度。”〔22〕

动物小说是儿童小说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动物小说进行研究的论文也有不少。其中曹文轩的《动物小说：人间的延伸》高屋建瓴地对动物小说进行了阐述。他指出：“通过实践，小说家们发现，许多人间主题倘若还放在人间那种司空见惯的情景中表现时，却出人意料且又不可思议地得到了淋漓尽致、入木三分的揭示。”“动物小说的创造必将是无休止的。”〔23〕在动物小说的创作方面，沈石溪的动物小说在这两年再次掀起了一个高潮：1997年，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一次性买断他未来十年动物小说的独家出版权，这在当今作家中实属罕见。对沈石溪动物小说的研究自然是评论界的一个热点，并引起了争议。王泉根认为“沈石溪的动物小说能够经得起文学史的检验，我把它视为独特而自足的文本。”“沈石溪的动物小说大面积地切入生命，生命文化意识是其作品的主旋律。”与之唱反调的是吴其南，王泉根在文中提到“在吴其南看来，沈石溪的动物小说不值一提，其一是沈氏作品的主题意蕴‘总体上只能在通俗文学的话语系统内操作’，跳不出‘写义仆、写贤君，写有野心的奋斗者，写不被理解的英雄’；其二是艺术上的不足，‘其中最主要的，最缺乏感性的深度’，因而‘不耐读’。”〔24〕

以写“赤色小子”系列闻名的张品成1997年奉献给读者的是一部更为精彩的长篇小说《北斗当空》〔25〕，它再现了60多年前红军少谍队小战士那段悲壮而又艰难困苦的历史往事，让人们再度领略了往昔的峥嵘与跋涉，作品也更显成熟。

新生代作家儿童小说的崛起是这两年儿童文学创作中引人注目的风景。其中上海的青年作者与辽宁作家的作品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上海的作者是清一色的女性：萧萍、张洁、谢倩霓、殷健灵、王蔚等等。辽宁的作家是清一色的男性：董恒波、车培晶、肖显志、薛涛、老臣等等，以至于有人认为在我国的儿童文学创作中存在着“男性的北方”和“女性的南方”的地域倾向。

一些过去鲜有人尝试的少年武侠小说这两年开始频频出现。比如葛冰的少年武侠小说(如《吃爷》〔26〕充溢着浓郁的民族气派。刀光剑影，铁骨柔肠，行侠仗义，除暴安良，且构思精巧，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儿童文学精品。

童话的创作与研究

这两年的童话创作与研究不温不火。周锐、冰波、张秋生、北董、李满园、庄大伟等80年代就已开始创作的童话作家们仍在坚持不懈地进行着童话写作。一些更为年轻的作家也叩开了童话世界的大门，活跃在儿童文学文坛上，他们是：黎去秀、杨鹏、葛竞、张弘、李志伟、安武林等等。

在童话学的研究方面，有研究者就童话峰岭结构的规律指出：“希腊神话、《一千零一夜》与安徒生童话在世界童话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峰岭，从结构学上看，它们形成了古代西方——中世纪东方——现代西方的童话峰岭曲线结构格局，这条规律起伏的曲线就是世界童话发展的内在机制，剖析这条曲线的成因，就会预知世界童话发展的未来。”“已成的世界童话峰岭波状结构表明，童话峰岭出现的机遇不独属西方，也独属东方，幸运之神总是有规律地在东西方之间交叉穿梭，现在，她已将曲线未来的运动趋势指向东方。”〔27〕也有研究者从意象的角度对童话进行研究。杨佃青认为：“童话意象作为童话的基本附件，作为童话的‘词语’，它的生成与个性有可能对童话整体的形态与特性有重大影响，那么以童话意象为切入点对童话进行研究，就有可能对童话的文体特征有新的发现。”〔28〕

在作家作品研究方面，陈模就童话界的“郑渊洁现象”进行了阐述。他指出“郑渊洁是我国青年童话作家一个出色的代表。有人说他是童话创作热闹派的首领，其中不无贬义，”“更多的人则认为，郑渊洁的童话异军突起，别具一格，从题材内容到写作方法，都是非常新颖的，其特色是幻想相当丰富。”〔29〕

彭懿创作的长篇童话《疯狂绿刺猬》〔30〕和短篇童话《红雨伞·红木屐》引起了关注。方卫平认为“这一长一短两篇童话作品，与作者前期童话创作相比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它们透露了彭懿童话的新的艺术走向。两部作品一方面保留强化了作品基本叙事构成的真实感和现场感，如《疯狂绿刺猬》描述“校园暴力”现象时的那种残酷的真实，《红雨伞·红木屐》所渲染的异国他乡雨日黄昏里的都市场景和氛围，令人产生一种紧张好奇欲罢不能的阅读心理体验。此外，作品的主题力度以及凄艳、凝重的叙述语言系统等，都比作者前期童话作品所设定的叙述基准有了明显的变换和推进。”〔31〕

黎云秀创作的长篇童话《赤兔王子》〔32〕、《蛙国历险记》〔33〕是近年出现的优秀作品，均获福建省“少儿文学”一等奖，《蛙国历险记》(上下集)〔34〕被录制成录音带，现已发行30多万册，受到少儿读者的喜爱。

杨鹏的童话集《装在口袋里的爸爸》〔35〕共收作者近年来创作的中短篇童话20余篇，计25万字，有评论者认为该书“是他近年童话创作与探索的一次总结，这些童话，既有强烈的故事性，又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或教育，或启迪，或警示，或激励……它们还体现了作者的创作个性，反传统，强调童话的现代意识和游戏精神。”〔36〕

这两年出现的较好的童话还有：葛竞的《鱼缸里的生物课》〔37〕、杨鹏的《外星幽灵挑起的战争》和《魔力古棒》〔38〕、张弘的《五个巧克力鹰蛋》〔39〕、李志伟的《吹牛大王新冒险》〔40〕、安武林的《米粒上的花朵》〔41〕等等，它们都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受到好评。

儿童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的创作与研究

和小说、童话相比，儿童诗的创作显得很不景气，但在质量上却并没有降低。有论者认为“儿童诗到了本世纪末，虽然不能与小说童话并驾齐驱，成为儿童文学的‘三套马车’，但也摆脱了彷徨无依的状态。它在静静地、自主地成长，出色的作品时不时珠现般但不很醒目地闪光，于不被关注的困境中，不断有微妙的突破。”〔42〕如金波的《风景家园》——浓郁的抒情性与生命感，有田园的音响与芬芳。风景家园里自然的风景、心灵的风景、人生的风景融为一体。风景家园对诗人而言，有着心灵与精神的意义。徐鲁的《世界很小又很大》中，纯真的年代、光滑如水的幻想，语词清新而抚慰人，在回眸的一瞬唤起梦一般的憧憬之情。可贵的是徐鲁在思想的激情之余，仍保持着哲学的意味与对理性的探索。关登瀛的《林中》似水墨画般清远简练，诗情画意之中流露出一丝丝、一缕缕的深思与体验。邱易东的儿童诗集《中国的少男少女》出版也得到了同行们的称赞：金波认为这部诗集不仅“诗情充沛、想象丰富、汪洋恣肆、放得很开”，而且具有“思考的哲理性、深刻性和思辨性的特点。”徐鲁则认为这是“90年代儿童文学不可多得的收获。”〔43〕儿童诗在儿童文学中的地位，仍是小而轻灵的东西多。评论家们呼吁：“诗歌地位的提升，需要更多优秀的、有灵感、心存热爱的写作者忘我投入，需要评论专家与诗歌的创作一呼一应。”〔44〕

这两年的少儿散文创作仍以叙事散文唱主角，而且质量也强于单纯绘景抒情的抒情散文。其中圣野的《外婆的红山楂》、郭风的《龙眼园里》、任大星的《寻找布谷鸟》、屠再华的《嘟嘟糖和小雪灯》、徐鲁的《童年的小路》等散文集〔45〕及王蔚的《梦中同学》〔46〕、殷健灵的《乘着梦想的翅膀》〔47〕等等都引人瞩目。

这两年的报告文学都是以写个体为主，这与前些年少年报告文学大都以采写众多的人物来反映某种倾向性的潮流的写作方式大不相同。如刘邦琨、吴永琦的《圣火点燃希望》〔48〕、王卫国的《叩开天才之门》〔49〕、魏生革的《父亲，我是你的脊梁》〔50〕、陈国忠的《向命运宣战的少年》〔51〕等无一不是叙写某一个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当代少年人。这些人物的采访与叙写固然精彩，也颇具感染力。然而，从报告文学的总体来看，仍显单薄，缺乏具有大气魄和强烈震撼力的大制作。这不能说不是当前少儿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缺憾。

转贴于

幻想文学的创作与研究

科幻小说，这个科学和幻想联姻产生的文学宁馨儿，在80年代初盛极而衰之后，这两年又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全国各出版社竞相推出自己的科幻新作丛书，如：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科幻新作系列”、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当代科幻小说丛书”、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年科幻小说系列”、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天狼星科幻小说丛书”、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科幻列车丛书”……国外科幻小说的译介和出版，在出版界和图书界都掀起一股热潮。1997年夏天在北京召开的科幻大会，受到了传媒的关注与报道。

据《文艺报》介绍：“这两年科幻文坛上出现了不少新人，势头相当劲猛，成为当前科幻创作的主力军。这批新人，有的年纪很轻，如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杨鹏，已出版长篇科幻、科幻作品集、卡通丛书二十多种，数次获中国科幻界最高奖‘银河奖’、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等大奖；有的以写作为生，如北京合同制作家星河，在90年代初即开始创作，已有作品100万字，曾获‘冰心奖’、‘银河奖’等多项文学大奖；有的进入不惑之年开始从事科幻创作，如《学与玩》杂志的副主编许延风，发表和出版中短篇科幻小说多部；有的是辞职归乡的农民，积极投身科幻创作，如湖南平江的牧铃；有的本身是工程师，加入科幻创作队伍，如河南南阳的王晋康……不同职业，不同知识结构的作者加入科幻创作队伍，构成了中国科幻作家多元化，有利于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52〕

这两年涌现出的较优秀的长篇科幻小说和科幻作品集有：吴岩的《生死第六天》〔53〕、 《心灵历险的故事》〔54〕，星河的《海底记忆》〔55〕、《网络游戏联军》〔56〕、《残缺的磁痕》〔57〕，杨鹏的《蝙蝠少年》〔58〕、《来自未来的小幽灵》〔59〕、 《银河铁道之夜》〔60〕，许延风的《飞碟纵队》〔61〕、《摧毁海底魔窟》〔62〕，刘苗虎的《魔光疑影》〔63〕等等。无论在科幻构思还是语言上，作家们的作品都比过去显得成熟、老练、文学性强。

“大幻想文学”的被倡导和出现是90年代儿童文学界的一件大事。1997年10月，21世纪出版社在江西三清山举办了“跨世纪中国少年小说创作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广东、海南、黑龙江、辽宁和江西等地的二十多位儿童文学作家和评论家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站在世纪之交，回视与探求中国少年小说的历史走向、当代现状和未来空间，寻找新的艺术变革的突破点，成为与会者共同关注的问题。与会作家经过充分研讨，提出了有助于发扬少儿文学本体性的“幻想文学”精神，并且形成共识，携手来参与“大幻想文学”的艺术新探索，寻求和传播将“现实”与“幻想”、“小说”与“童话”交融互通的艺术新代质。幻想文学成为这两年儿童文学界的一个现象受到了评论界、出版界和创作界的关注。彭懿的幻想文学理论专著《西方幻想文学论》对中国幻想文学之车的启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少作家开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幻想文学”的写作中。

对港台儿童文学的介绍与研究

随着香港回归祖国，海峡两岸的交流和合作日益深入，香港和台湾的儿童文学正成为研究领域里的一片新生的处女地。

有人认为“香港的儿童文学步入90年代后，似乎一直裹足不前，临近90年代末期更呈弱势。”其发展存在着许多困境，迫切需要开拓其生存空间。〔64〕“台湾的儿童小说创作虽然起步较晚，直到60年代才陆续有作品出现，但它发展迅速，作者队伍亦不断壮大。究其原因，既有作者自觉的创作意识抬头，又有读者的欢迎和当局及民间组织积极的奖励，连带作品发表的机会的增多，都是台湾儿童小说自60年代至90年代持续蓬勃的主要因素。从老作家林海音、华霞菱到60年代台湾本土出生的新锐作家管家琪、王淑芬，台湾儿童小说也在不停的摸索和实践中形成了一支颇有生气的创作群体。”〔65〕对港台作家儿童文学作品的个案研究的论文有不少，如金波《一颗灵敏的爱心》〔66〕对台湾作家林焕彰的儿童诗作进行了整体的关照，唐兵《我们看海去》对台湾作家林海音、管家琪、王淑芬等的儿童小说进行了介绍与评论，等等。

1996年和1997年的中国儿童文学虽然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其成绩和进步还是显而易见的，作家们的辛勤与努力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期盼着儿童文学攀登上更高的山峰!相信走向新世纪的儿童文学将更显辉煌!

〔1〕方卫平《近年儿童文学研究观感》，《儿童文学天空》1997年第2期。

〔2〕平静《“广告”也要做得好》，《儿童文学研究》1996年第1期。

〔3〕袁丽娟《我看某些新潮理论》，《儿童文学研究》1997年第1期。

〔4〕曹文轩《女性与理性》，《儿童文学研究》1997年第3期。

〔5〕孙建江《时代的应允与制约》，《儿童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

〔6〕肖显志《冲撞、挣扎与作家理想化的努力》，《儿童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

〔7〕彭懿《幻想的时间》，《儿童文学研究》1997年第1期。

〔8〕彭懿《儿童文学中的鬼魂》，《儿童文学研究》1997年第3期。

〔9〕刘绪源《明天的研究向哪里深化》、《儿童文学研究》1997年第3期。

〔10〕班马《前艺术思想——中国当代少年文学艺术论》，福建少儿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

〔11〕汤锐《现代儿童文学本体论》，江苏少儿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

〔12〕彭懿《西方现代幻想文学论》，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

〔13〕方卫平《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

〔14〕吴其南《转型期儿童文学思潮史》，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

〔15〕刘绪源《儿童文学三大母题》，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

〔16〕朱自强《儿童文学的本质》，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

〔17〕竺洪波《智慧的觉醒》，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

〔18〕黄云生《人之初文学解析》，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

〔19〕郁秀《花季·雨季》，海天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

〔20〕周晓波《’97中国儿童文学巡礼》，《儿童文学研究》1998年第1期。

〔21〕秦文君《秦文君小说系列》(上、下)，作家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

〔22〕秦文君、谢倩霓《特性与共性互撑下的少儿阅读》，《儿童文学研究》1997年第3期。

〔23〕曹文轩《动物小说：人间的延伸》，《儿童文学研究》1997年第1期。

〔24〕王泉根《生命的拷问》，《儿童文学研究》1997年第4期。

〔25〕张品成《北斗当空》，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

〔26〕葛冰《吃爷》，台湾民生报1996年出版。

〔27〕马力《关于东西方童话峰岭结构的思考》，《儿童文学研究》1997年第4期。

〔28〕杨佃青《意象：童话艺术体系的第一块基石》，《儿童文学研究》1996年第1期。

〔29〕陈模《论郑渊洁现象》，《儿童文学选刊》1997年第4期。

〔30〕彭懿《疯狂绿刺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

〔31〕方卫平《论彭懿童话》，《儿童文学选刊》1997年第4期。

〔32〕黎云秀《赤兔王子》，福建少儿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

〔33〕黎云秀《蛙国历险记》，福建少儿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

〔34〕黎云秀《蛙国历险记》(上下集)，福建音像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

〔35〕杨鹏《装在口袋里的爸爸》，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

〔36〕冯莹《童话的现代精神》，《中华工商时报》1997年7月16日。

〔37〕葛竞《鱼缸里的生物课》，《童话世界》1996年第1期。

〔38〕杨鹏《外星幽灵挑起的战争》、《魔力古棒》，《童话世界》1997年第1至第12期。

〔39〕张弘《五个巧克力鹰蛋》，《巨人》1997年第1期。

〔40〕李志伟《吹牛大王新冒险》，《巨人》1997年第4期。

〔41〕安武林《米粒上的花朵》，《儿童文学》1997年第11期。

〔42〕〔44〕郁雨君《诗歌的注视》，《儿童文学研究》1997年第4期。

〔43〕孙自筠、徐助敏《拒绝浅薄走向深远》，《儿童文学研究》1997年第4期。

〔45〕圣野的《外婆的红山楂》、郭风的《龙眼园里》、任大星的《寻找布谷鸟》、屠再华的《嘟嘟糖和小雪灯》、徐鲁的《童年的小路》等散文集均由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

〔46〕王蔚《梦中同学》，《巨人》1994年第4期。

〔47〕殷健灵《乘着梦想的翅膀》，《巨人》1997年第3期。

〔48〕刘邦琨、吴永琦《圣火点燃希望》， 《儿童文学》1997年第5期。

〔49〕王卫国《叩开天才之门》，《少年文艺》1997年第6期。

〔50〕魏生革《父亲，我是你的脊梁》，《少男少女》1997年第6期。

〔51〕陈国忠《向命运宣战的少年》，江苏《少年文艺》1997年第4期。

〔52〕雪孩《走出“低谷”的科幻文学》，《文艺报》1997年10月28日。

〔53〕吴岩《生死第六天》，江苏少儿出版社1996年6月出版。

〔54〕吴岩《心灵历险的故事》，中国少儿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

〔55〕星河《海底记忆》，中国少儿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

〔56〕星河《网络游戏联军》，江苏少儿出版社1996年6月出版。

〔57〕星河《残缺的磁痕》，江苏少儿出版社1996年6月出版。

〔58〕杨鹏《蝙蝠少年》，安徽少儿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

〔59〕杨鹏《来自未来的小幽灵》，四川少儿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

〔60〕杨鹏《银河铁道之夜》，四川少儿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

〔61〕许延风《飞碟纵队》，明天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

〔62〕许延风《摧毁海底魔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

〔63〕刘苗虎《魔光疑影》，安徽少儿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

〔64〕潘金英《谈香港儿童文学的困境与生存空间》，《儿童文学研究》1997年第4期。

儿童文学理论论文篇(7)

关键词：接受美学，期待视野，儿童文学翻译，儿童本位原则

 

儿童文学是儿童间接了解世界的早期启蒙食粮，对儿童的成长有深远影响和重要作用。自“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引进了许多优秀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近些年来，亦有不少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不断引进或是重译，其中许多优秀译本广受儿童读者的喜爱。然而，儿童文学翻译理论领域的拓展似乎远远滞后于儿童文学翻译实践，儿童文学的翻译研究似乎一直走不出成人文学翻译研究思路的局限。如果把翻译视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子系统，翻译研究显然处于边缘领域，而儿童文学翻译无疑就处于边缘领域的边缘地位。

近年来，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然没得到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和认可，因而尚待广大翻译研究者从各种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与探讨。接受美学的导入，为研究探讨儿童文学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儿童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和指导意义。

一、接受美学的主要观点

20世纪60年代，接受美学（Reception Aesthetics）悄然兴起。接受美学又被称为“接受理论”、“接受与效果研究”、“接收美学”等。接受美学的创始人是前联邦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的青年学者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和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故也被称为“康斯坦茨学派”。1967年，姚斯受聘为康斯坦茨大学文学教授。在就职演说上，他发表了题为《研究文学史的意图是什么、为什么？》的演说，语惊四座，在当时一潭死水的德国文坛掀起了巨浪。与姚斯在就职演说上发出的“挑战”相应，伊瑟尔也在60年代末发表了著名演讲《本文的召唤结构》，该文也成为接受美学奠基的力作。姚斯和伊瑟尔的演讲宣布了接受美学理论的诞生。接受理论一反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专注于作者和作品的研究格局，“第一次从本体论高度，提出了历来为人所忽视的读者和阅读接受问题。”[1]（p7）它强调读者在文学进程中的重大作用，着重考察文学作品的接受活动，以全新的姿态向传统观点发起了挑战，引发了一场文学理论范式的革命。

1. 读者的中心地位和重要作用

在以往的文学史家和理论家们看来，作家和作品是整个文学进程中的核心与客观的认识对象，读者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而接受美学将注意力从传统的对作者-本文关系的关注，转向对本文-读者关系的研究，读者在整个文学活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其理论基点。接受美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确立了读者在文学作品研究中的中心地位。论文参考网。

首先，没有读者，就没有文学作品，其文学价值也无法得以实现。因为文学作品的服务对象是读者，它必须得到读者的接受，“文学的价值关系只能在读者的阅读欣赏中现实地生成。”[2]（p319）其次，读者的接受是一种能动性的创造，而非被动的接受。作品文学价值的形成，需要读者创造性劳动的直接参与。“在作者、作品与读者的三角关系中，读者绝不仅仅是被动的部分，或者仅仅作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之 中。”[3]（p24）因此，读者的阅读活动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再创造活动，作品文学价值的实现离不开读者的能动参与。

2. 期待视野

期待视野是接受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它强调接受者的既往经验，重视理解的历史性。“任何一个读者，在其阅读任何一部具体的文学作品之前，都已处在一种先在知识的状态。没有这种先在理解与先在知识，任何新东西都不可能为经验所接受。这种先在理解就是文学的期待视野。”[1]（p11）同时，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即使它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它也不可能在信息真空中以绝对新的姿态展示自身。论文参考网。”[3]（p29）它总是要通过预告、暗示、信号等激发读者开放某种特定的接受趋向，唤醒读者过去的阅读记忆，将读者带入某种特定的情感态度中，唤起一种期待。读者带着这种期待进入阅读过程，并在阅读中修正、改变或实现这些期待。因而期待视野并非固定不变的，它是不停发展变化的，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过程就是不断建立、改变、修正、再建立期待视野的过程。

作为阅读的前结构，期待视野是定向期待与创新期待的对立统一[2]（p216）。读者开始阅读后，在心理上便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长期形成的阅读习惯让他不知不觉地按既定的期待视野去审视作品，如果合他“胃口”，就会满意、肯定。另一方面，读者求新的欲求会上升，不会满足于老一套的“炒冷饭”，他要搜索新的东西来“刺激”自己，这样，原有视界逐渐被打破，新的审美经验形成并进入新的期待视野。

3. 文本召唤结构

文学作品的语言包含许多意义未定性和意义空白。这种意义未定性和意义空白是文学作品的重要特征，是文学被读者接受并产生效果的基本条件。文学作品的意义并不像传统解释学所认为的那样，是作品所固有的。相反，尽管一部作品的每个句子都是固定的、没有变化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意义却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与更新。这说明作品的意义只有在阅读中才能产生，它是作品与读者相互作用的产物。在接受过程中，作品的内容不仅被读者“现实化”，而且在不同的时间、空间有不同的意义，这是因为它的现实性存在于读者的想象力之中。文本的未定性和意义空白是“联接创作意识和接受意识的桥梁，是前者向后者转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1]（p43）它们构成作品的基础结构，这就是作品所谓的“召唤结构”。其作用在于能促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赋予文本的未定性以确定的意义，填补文本中的意义空白。读者阅读能动性的调动与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作品的召唤结构。如果作家用全知全能的方法，尽量填满一切空白，把一切弄得确定无疑（当然一般不可能做到这种程度），读者的主动性就被压抑到最低点，这样的作品如同嚼蜡，难以读完。相反，如果文本充满空白，处处不确定，读者便无所适从，不知所云，同样激发不起兴趣。要达到最佳效果，“应在照顾一般读者期待视界可能接受的范围内，创造较多的空白与不确定性。”[2]（p309）

二、接受美学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启示

1. 对译者的要求

接受理论认为文本的意义没有绝对的解释，只有读者的阅读才能让文本意义具体化、现实化。读者是带着自己的前理解开始阅读的，他不断对文本进行分析和判断，与文本进行多次交流，直到与文本视界相融合。在儿童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是原作的读者。不同的译者对文本有不同的理解，因而会产生不同的译本。在其期待视野与原作视界相融合的过程中，译者应调动其所有的知识储备，尽可能多地发掘原作所传达的信息，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译出好的译本。同时，译者又是译本的作者。儿童文学的隐含读者是儿童，儿童文学翻译的隐含读者也必须是儿童。成人译者与儿童读者的期待视野不可能相同，因此儿童文学翻译必然涉及到期待视野转换问题，也就是说，译者需要准确估计儿童读者的期待视野。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面对两次接受活动的影响：首先，译者与原作文本的交流直接影响到对原文的理解；其次，他应该预见到译语读者对译文的第二次接受与阅读参与，从而影响读者对译文的生成。这两次接受活动都有人的主观能动的参与因素[4]。译者扮演着媒介和桥梁的作用，在追求期待视野与原文本融合的同时，还必须重视儿童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接受水平，并努力使儿童读者的期待视野与译文达到融合。

2. 儿童本位原则

接受美学将文学批评理论的关注焦点由重作者、重作品转向重文本与读者的关系，认为文学作品只有被读者理解和接受才能实现其美学价值和社会功能。该理论不仅拓展了文学研究空间，也为翻译研究带来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转变了“文本绝对中心论”的传统翻译观，极大地提升了译文读者与译者的地位和作用。儿童文学的目标读者是儿童，儿童文学翻译则应是儿童本位的翻译，这就决定了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应以儿童读者的地位和作用为基础。创作和翻译儿童文学首先应该考虑儿童读者的特点，估计他们的期待视野，分析他们的接受能力等方面相对于成人所具有的特殊性，灵活采取翻译策略，尽量使译本为儿童所理解，所乐于接受。

儿童文学的翻译文本与儿童读者构成了一个译者通过译作给儿童讲故事这样一个特定的语境[5]。这里译者与儿童读者之间构成临时讲与听的关系，译者通过译作讲述，而译者的讲述是经儿童读者的阅读实现的。译者时刻要记住自己讲述的对象是儿童，因而语言要求口语化，浅显易懂、形象生动、富有童趣。儿童对语言非常敏感，一个生僻的词，或一个含混不清的意象，都可能让他们失去阅读兴趣。译者在遣词造句时，在词汇、语法和修辞各个层面都要充分考虑儿童读者的特点，提高译本的可接受性。

对儿童文学翻译中文化问题的处理也应遵循儿童本位原则。翻译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属，即归化翻译，一种以源语文化为归属，即异化翻译。从现实情况来看，在目前国际译坛上，异化派的声音要更响亮些[6]。论文参考网。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对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的讨论，都不可能脱离翻译目的、作者意图、文本类型和目标读者而孤立地进行。儿童文学的主要目的是对儿童读者进行娱乐和教育，要实现这一目的得靠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来实现，而不是过多地由语言来负担。儿童尚处于母语学习阶段，思维也未成熟，意志力相对比较薄弱，太多的空白、不确定与不顺，会挫败他们的阅读兴趣和信心，使他们不愿完成阅读，这就等于宣判了译本的死亡。因而笔者认为，儿童文学翻译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应以归化为主，应是透明的翻译，避免把儿童读者的阅读过程变成一堂说教课。同时，翻译毕竟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因而应适当地使用异化策略，保留一些文化因素，在儿童读者期待视野可能接受的范围内，创造一些空白与不确定性。

三、结语

儿童文学翻译貌似简单，实际上并非易事。对儿童文学的翻译研究尚需要广大翻译研究者从多种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与探讨。接受美学理论为儿童文学翻译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研究视野，对儿童文学翻译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在接受美学视域下，儿童文学翻译必须是儿童本位翻译。译者应该时时记住自己的目标读者是儿童，要熟悉儿童语言，洞察儿童心理，准确把握儿童期待视野，充分考虑儿童接受水平，努力使儿童读者的期待视野与译文相融合并形成新的期待视野。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深受儿童读者喜爱的译作来，儿童文学翻译的功能与目的才能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 金元浦. 接受反应文论[M].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

[2] 朱立元. 接受美学导论[M].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4.

[3] 汉斯•罗伯特•姚斯. 周宁，金元浦译.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4] 卞建华. 文学翻译批评中运用文学接受理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1.

[5] 徐德荣. 儿童文学翻译刍议[J]. 中国翻译， 2006，6.

[6] 王东风. 归化与异化: 矛与盾的交锋?[J]. 中国翻译， 2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