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术论文篇(1)

新华社伦敦12月22日电（记者黄堃）英国一群小学生创造了一项科研“传奇”。他们对大黄蜂的觅食行为进行实验观察，并在英国皇家学会主办的《生物学通讯》上发表了研究论文。据称，这是国际学术刊物第一次正式发表主要由小学生完成的研究论文。

皇家学会是具有数百年历史的久负盛名的科学组织，其主办的《生物学通讯》属于影响力较大的国际学术刊物，而这篇小学生论文通过了该刊正常的同行评议审稿程序。孩子们在论文中发表了其研究结果：大黄蜂的确具有观察和学习颜色组合模式的能力。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却为昆虫视觉辨识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证据。

这篇论文由来自英国德文郡布莱克沃顿小学的25名8岁至10岁的小学生完成，伦敦大学学院的博·洛托博士为他们提供了科学指导。博·洛托博士告诉新华社记者，这是一个观察大黄蜂认知能力的实验。他只是提供了实验工具并帮助将研究结果整理成论文，整个实验设计和数据获取都是由这些小学生完成的。

在孩子们看来，实验观察更像是他们与大黄蜂之间的一场游戏。洛托为他们提供了“游戏工具”——一个模拟花朵的有机玻璃面板。面板上有4个方阵，每个方阵中有16个圆圈。这些圆圈可以改变颜色来模拟花朵，圆圈中间有凹槽，用于盛放模拟花蜜的糖水。

孩子们自己设置了游戏规则：当每个方阵周边为黄色而中间4个圆圈为蓝色，或周边为蓝色而中间为黄色时，中间4个圆圈中有糖水。大黄蜂很快就学会了判断这种模式，到中间“采蜜”成功的几率高达90%以上。

为了探索大黄蜂如何进行判断，孩子们还设计了对比实验。比如将中间4个圆圈改为绿色，而周边仍是黄色或蓝色。结果就整组大黄蜂而言，“采蜜”地点较为分散。说明在第一个试验中，它们不是简单地记住到中间采蜜，而是学会了判断蓝黄两种颜色的组合模式。

研究还显示，有的大黄蜂在颜色改变后仍然更多地到中间采蜜，说明它可能比较“聪明”，能够将原来的颜色模式推广到新的颜色。

美国纽约大学的劳伦斯·马洛尼和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纳塔莉·亨普尔·伊瓦拉在《生物学通讯》配发的评论文章中写到，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因为以前研究人员只知道蜂类有很强的空间判断能力，本以为它们会按空间规律仍然到中间采蜜，而实际上大黄蜂还具有观察和学习颜色组合的能力。

国际学术论文篇(2)

摘 要：本文汇集了160种国际旅游学界专业杂志名录，从中遴选出35种常见的旅游专业期刊予以简要介绍，并又在其中选取了20种学术杂志在2005~2006年间发表的1043篇论文进行了选题统计，对旅游和休闲方面的4本最有影响的学术杂志刊载的论文被中外学者引用情况进行了统计。最后，简要探讨了我国旅游学术研究“国际化”的问题。

关键词：旅游学术期刊；旅游研究选题；论文引用

旅游学术期刊是旅游学界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其数量和质量是衡量旅游学术研究繁荣程度的标志之一，其选题偏好和价值取向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旅游学科的发展方向和学术前沿。因此，我们对于近年来国际旅游学术期刊以及发表的论一概述和分析，由此可窥见国际旅游学术研究的近今发展走向以及与我国主流旅游学术研究之间的差异。文中表1~表8的内容均由作者整理。

一、国际旅游学界专业杂志概况

据我们对境外出版的与旅游相关专业杂志(包括在线杂志)的检索，找到了近200种，除去那些主要面向旅游者消费指南类刊物外，我们列出其中对从业人员和专家学者有参考价值的刊物共160种(其中前133种为英文刊目，见表1)。

在表1中，有许多刊物是业界内的信息和经验交流刊物，学术性的刊物只占到约20%，表2中列出的是我们从表1中遴选出35种国际常见的旅游专业学术刊物及其出版周期、出版商和主编等信息。从中可看出，这些刊物都是英文刊物(只有《旅游评论》还同时发行有法、德文版以及中国香港地区出版的《中国旅游研究》是中英文双语版)。而主编也大多是由英语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教授出任，出版商则是以跨国的专业学术出版社为主。此外，许多旅游学术刊物都聘请国外学者担任杂志主编，或由各国各地区的学者组成编委。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的田桂成和徐惠群教授分别担任美国的两本旅游学术期刊的主编。

二、国外旅游学界专业杂志选题和被引用情况

为了了解国外旅游专业学术期刊的选题情况，我们选取了其中20种杂志在2005~2006年间发表的1043篇论文进行选题统计，结果见表3。从表中可以看出，对于接待业管理、休闲度假和旅游者的研究占到前3位，而对于旅游产品、人力资源和旅游网站等研究则居后3位。

当然这也与所选的刊物种类有关，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旅游杂志如《信息技术与旅游业》、《接待业信息技术》和《接待业和旅游业人力资源杂志》未被选入，致使这类选题比例偏低。而接待业管理和休闲度假入选的杂志较多，前者的杂志多达5种，后者也多达4种，且这两类选题涉及的面也较广。因此，这两类题材排在第一、二位也是理所当然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专门研究旅游者行为和旅游基础理论的杂志较少，但这两个领域的论文数量较多，如将旅游者的研究(一般多为心理学和行为学模型研究)和旅游理论研究(除旅游者研究外的方法和模型)两个方向的论文数量相加的话，达到了155篇，占14.9%，超过列在首位的接待业管理。刊登这两个方向论文最多的是《旅游研究纪事》(以下简称ATR或纪事)、《旅游管理》(以下简称TM)和旅游研究杂志(以下简称JTR)三本杂志，其中在国际学术界影响最大的是《旅游研究纪事》(以下简称ATR)和《旅游管理》(以下简称TM)两种，这两本刊物也是国际旅游学界仅有的两本被美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的专业性杂志(此外，虽然《旅行医学杂志》也被SSCI收录。但一般认为，这是一本医学杂志)。这两本杂志的出版方都是同一家以出版学术著作著称的跨国出版公司――埃尔塞维尔科学(Elsevier Science)出版社。这两本杂志刊登的论文涉及的领域较广，《旅游管理》也并不局限于刊登旅游业管理方面的文章，事实上，在《旅游管理》上发表的管理学论文数量并不多。这两本杂志的主编都是在国际旅游学术界享有盛名的资深学者，ATR的主编是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的加法尔・加法里教授，而TM主编是新西兰怀卡托大学的克里斯・瑞安教授。有意思的是，这两位教授的学术背景都不是研究旅游经济或旅游管理的，而是从事旅游社会学和旅游人类学研究的。这也许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方旅游研究的学术重心和价值取向。国内旅游学术界对于这两种期刊并不陌生，我国许多学者都是通过这两本杂志来了解国外旅游相关专题的研究动态、进行综述评述和比较研究的。可以说，近年来见诸于各种旅游或相关的学术刊物上，利用ATR和TM期刊进行综述和中外比较研究的论文比比皆是(见表4)，这两本期刊的学术地位由此也可见一斑。

注：所选的20本期刊是：1.Tourism Management；2.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3.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4.Journal of Tourism Studies；5.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6.Leisure Sciences；7.Tourism Geographies；8.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9.Journal of Convention & Event Tourism；10.Tourism Analysis；11.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Education；12.Tourism Economics；1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Administration；14.Tourism & Hospitality Research；15.Journal of Sport Tourism；16.Cornell Hotel & Restaurant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17.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18.Tourism and Hospitality Planning & Development；19.Journal of Vacation Marketing；20.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从表4可看出，ATR和TM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了解国外旅游研究的主要媒介，而其中对于发表在ATR的论文引用要多于TM。对于ATR和TM(当然还包括其他有限的几种旅游研究类期刊)国内外都有许多学者做过比较研究，我们仅选择2002~2005年间在旅游和休闲方面最有影响的4本刊物，即《旅游研究纪事》、《旅游管理》、《休闲科学》和《休闲研究杂志》上发表的论文被引用情况做一简要说明(见表5~表8)。

从表5~表8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旅游研究纪事》(ATR)上发表的论文被引用的次数最多，达138篇，其中被本刊引用的占近40%，被旅游管理引用的约占24%，而被其他刊物引用的比例较低；论文被引用的数量列第二的是《旅游管理》(TM)共130篇，其中被本刊引用的超过40%，而被《旅游研究纪事》引用的超过24%。总的来看，这两本杂志的论文被引用和互相引用的数量都远高于另两本休闲研究类期刊。从这4本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被引用情况看，可以发现，旅游与休闲类杂志之间互相引用的并不多。而且引用在该本杂志上曾发表过的论文要明显多于其他杂志，这或许是作者阅读和参考的杂志范围相对固定所致以及与杂志选稿制度安排中的路径依赖有关。

三、我国旅游学术研究“国际化”问题

总体上看，在ATR和TM上的作者大多以英语国家为主，对于一些母语为非英语的作者来讲，语言障碍是他们的研究成果较难以在这些英文学术刊物上发表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在国外学术刊物较少见到中国大陆本土学者(包括其他非英语国家学者)论文的因素之一。近年来国外学术界对于中国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关注，但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关于中国旅游问题的研究论文，大多数是由在海外执教的华人学者(包括香港学者和华裔学者)、中国留学生与国外教授合作撰写的。据吉里・若加拉特南等人(2005)的研究[1]，1992~2001年期间在ATR、JTR和TM三大刊物上超过5篇的35位学者中只有2名华人学者，一位是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饭店和餐饮管理学院屈海林教授，另一位则是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的徐惠群教授。无独有偶，他们两人还分别是在美国出版的《接待业与旅游业质量保证杂志》和《旅行与旅游教学杂志》的主编(见表2)，而中国大陆本土学者无一人入围。究其原因，除了语言因素外，主要是与我国旅游业发展所处的特殊阶段有关，我国旅游业起步较晚，发展很快，并且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迥然不同，旅游业是在我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在政府主导和制度变迁的诱发下亦步亦趋地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都具有中国的特殊性，其中有些问题对于旅游业发展较为成熟的西方国家来说是不存在的，也不会成为他们的研究选题，更无现成的经验借鉴可言。此外，国内外在学术研究习惯、研究方法、选题思路、学术规范等诸多存在着不少差异。国内的学者一般不太适应国外的旅游学术研究规范(即撰写学术论文应遵循的“洋八股”)，但在目前西方国家握有国际旅游学术话语权的情形下，我们如要跻身于国际旅游学术界只能主动去适应这些我们尚不习惯的研究规范和文本格式。从选题上看，国内学者(尤其是一些著名学者)的论文往往都选契合当下发展形势需要的“重大题材”，宏大叙事式的论文构架比较符合政府部门制订政策和行业管理的需要。而西方学者在旅游研究中似乎采取的是“无政府主义”，很少研究旅游业的宏观运行体制和机制以及政府在旅游业发展中的作用，而是更多地从细节上关注微观层面、技术层面和个体层面上的问题。也就是说，国内学者热衷于探讨价值理性问题，而国外学者更多地研究工具理性问题。因此，在国内学者的论文中流行的时势政治词汇屡见不鲜，论文的时效性较强，紧跟形势。而西方学者往往喜欢在个案研究中，设计数理模型或构建概念模式。应用量化研究方法已经成为许多西方旅游学者提高论文“科学性”的一大法宝和流行趋势，甚至成为某些西方学术刊物是否录用稿件的一个主要标准或“潜规则”。数理分析技术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确有其科学严谨的一面，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消化和吸收，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数理分析作为一种工具，在使用时需要注意不被滥用和误用。《旅游管理》杂志主编克里斯・瑞安教授(2005)认为“研究人员的一些纯技术性的量化研究成果更容易获得出版，而实际上这些文章对新理论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2]。另一方面，中国旅游发展的多元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在中国很难简单地套用某一个理想化、单一的发展模式来解释和解决各地旅游发展中遇到实际问题。事实上，中国无论是在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历史遗产资源，还是旅游供需市场方面，从规模数量到种类结构都是非常巨大和齐全的。同时，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在当今中国，旅游业的各个发展历史阶段在全国各地以共时态的方式并存，在一种国家制度的框架下，我们既有可与西方发达国家美的一流城市旅游接待业，也有与一些欠发达国家相似的以土著居民生活的原始乡村作为旅游目的地。这些地区的旅游业快速发展和社会实践可以为旅游经济学、旅游地理学、旅游社会学、旅游人类学等学科产生新理论提供一个“开放性的实验室”。我们深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旅游目的地国家，在国际旅游学术讲坛上中国本土学者应该发出更多的声音，我们更期待在众多的旅游理论中可以看到“中国学派”的身影。

参考文献：

[1] Jogaratnam Giri Chon Kaye，McCleary Ken，Mena Miguela，Yoo Joanne.An 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contributors to three major academic tourism journals：1992-2001[J].Tourism Management，Oct.，2005(5)：641-648.

[2] Ryan Chris.The ranking and rating of academics and journals in tourism research[J].Tourism Management，Oct.，2005(5)：657-662.

[3] Bob McKercher，Rob Law，Terry Lam.Rating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journals[J].Tourism Management，Feb.，2006(6)：1235-1252.

An Analysis of the Features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Academic Journals

and Thesis Topics

ZHANG lingyun

(Academy of tourism Development，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Beijing 100024，China)

国际学术论文篇(3)

【原载长春理工大学《应用写作》2003年第7期】

为国际学刊或国际学术会议撰写科技论文、或为国内学刊撰写中文科技论文的英文摘要，

或者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ISO/215号文件）规定编写外语的目次表和文摘页（题录和提要

）时，论文作者或学刊编辑必然要碰到英文标题的制作问题。现就英语科技论文标题制作

规范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 科技论文英文标题的标准化问题

为适应文献情报工作现代化的需要，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各国标准化组织都对论文标题的技

术规范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如词语和符号的使用，标题字数的限量等）。我国颁布的科技

论文标题字数的国家标准是，标题字数一般不超过20个汉字，外语不超过10个实词。国际

标准化组织则规定每条标题不超过8个词，并规定除各国通用的缩写词和特殊符号外，标题

内不得使用缩写词和特殊符号。国际学刊一般早已执行国际标准，也有些西方国家明确规

定以国际标准代替本国的国家标准，而我国学刊一般要求作者按国家标准拟写中文标题，

对英文标题既不强调执行国家标准也不要求执行国际标准。因此，目前只有极少数学刊基

本按国家标准编译英文目次表（如《中国翻译》、《浙江大学学报》、《应用写作》等）

，大多数中文学刊的英文目次表的制作既不执行国际标准，也不执行国家标准。有些学刊

的英文标题用词大多在10个词以上，多至20余个（如《历史档案》等），与国际标准和国

家标准相差甚远。据调查，许多学刊的英文标题中的其他技术细节也不规范，有的竟按中

文方式用破折号区分主标题和副标题，如Social Sciences in China（我国唯一的英文社

会科学刊物）、《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界》、《

外语学刊》、《法学研究》、《人文杂志》、《美术研究》等等。因此，英文标题制作的

标准化问题应引起论文作者和学刊编辑的重视。

二 科技论文英文标题的制作要求

科技论文的标题是其基本思想的浓缩与概括。一则好的标题应该确切、鲜明、扼要地概括

论文的基本思想，使读者在未看论文的摘要和正文之前即能迅速准确地判明论文的基本内

容，从而做出是否阅读摘要和正文的判断。那么，如何制作一则既符合国际标准又能概括

论文基本思想的标题呢？

1.标题中尽量不用赘词冗语

据调查，标题过长的主要原因是标题中多有不含学术信息的赘词冗语。例如，国外一家学

刊上有一则中国学者所撰的标题，即Discussion on Several Academic Problems in

the Book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ese Paper Money （《中国近代纸币史》中几个学

术问题的探讨）。[1] 此标题共用15个词，几乎是国际标准用词数量的2倍。可以说，其中

的discussion on, the book, academic 是无用词语。学术刊物刊发的学术论文不可能讨

论非学术问题，故academic 无用；书名已按英文规范（斜体字母以及标题和实词的首字母

的大写）标出，故the book 无用；新的或未定论的学术问题必然要通过讨论、证明从而扩

大已知领域，故discussion on也无用。把赘词冗语删去，再把“纸币”的短语术语换为单

词术语banknote，即可写出一则符合用词数量国际标准的标题：Several Questions in

Modern History of Chinese Banknotes 。若不改换paper money, 则可将several删去。

改后的标题之语义与原标题完全相同，因为question 通常用于表述社会科学中需要讨论或

需要解决的问题。

应该指出，许多论文作者在中文标题中喜用“试论”、“初探”、“浅论”、“浅谈”、

“考略”、“管窥”等表谦词语，在译写英文标题时也常将之加入英文, 如此便要在英文

标题中增加一两个词。因此，表谦词语应一概删去。至于许多学者在标题中惯用的A

Study of, The Exploration of等一类无用词语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国外英语科技论文中

尚较常见，但是七十年代以来，它们由于受标题字数国际标准的制约已经在国际学刊中绝

迹。

在了解标题的国际标准之前，许多学者都写过一些词语数量不符合国际标准的标题。例如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of Solving Linguistic Problems

Relating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解决与人工智能有关的语言问题的方法论原则)

。[2] 因为与人工智能有关的语言问题无非是基础理论、应用理论方面（如知识表示、自

然语言理解等）和技术方面（如人工智能程序设计语言Prolog等）的问题，所以此标题可

改为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of Solving Linguistic Problems of AI (解决人工智

能语言问题的方法论原则)。标题中的缩写AI符合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规定，因为它是国际科

学界通用的缩写词。又如，Some Results of Handling Metalogical Problem of

Entailment System Cm by Computer (用计算机处理制约系统Cm的元逻辑问题的若干结果)

一题也不符合标准。[2] 据原论文的内容，可将之改为Machine-Proving of

Metalogical Problems of Entailment System Cm (制约系统Cm的元逻辑问题的机器证明)

，改后的标题用8个词概括了原论文的基本思想。由此可见，只要了解标题技术标准并遵照

执行，即可制作出符合规范的标题。

2.标题中尽量多用关键词语

尽量在标题中使用论文中的关键词语，一方面有助于概括论文的基本思想并减少标题中的

词语数量，另一方面可增加论文的被检次数，从而可能增加被引次数，因为用机器检索时

，机器只显示标题中的关键词语而不是整个标题。就此而言，标题中关键词语的使用问题

应该引起论文作者和学刊编辑的重视。在上述修改后的机器证明一则标题中的machine-pro

ving, entailment system Cm, metalogical problem 是原论文中的关键词语；在改后的

人工智能一则标题中，除solving 和功能词之外，其他词语均为论文中的关键词语。下例

是一位外国学者所撰的一则包括论文全部关键词语的标题：Action Minimizing

Solutions of the Newtonian n-body

Problem: From Homology to Symmetry (牛顿n-体问题之作用极小化解——从同调至对称)

。[3] 此标题中的n-body problem，action，symmetry是原论文中的全部关键词语，而min

imizing solution 和homology则是数学专业术语。此标题包括主标题（8个词）和副标题

（4个词），用词总量超过8个，但是，它完全符合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规定。

3.根据需要制作主、副标题

由于某些论文中的内容复杂或科学术语结构复杂，难用8个英文词写出概括全文的标题，所

以国际标准化组织建议采用主标题加副标题的办法解决标题过长问题。有学者写过如下一

则标题：Why Is Chinese Modal Logic Different from Its Western Counterpart (中国

模态逻辑为何不同于它的西方对应物)。[2] 由于论文的基本论题是根据中西语言特点论证

中西模态逻辑差异形成的原因，所以此标题难用8个英文词写出。它可改为主、副标题样式

：Chinese and Western Modal Logic: The Difference and Its Cause (中西模态逻辑的

差异及其成因)。二者同样用了10个词，但后者符合国际标准化规范。因此，在制作科技论

文英文标题时应注意这一国际标准和英文规范，并用冒号将主、副标题分开，不要按中文

方式用破折号将之分开。

参考文献:

[1] Journal of Asia Numismatics，No.2, 2002，

ANS Press, Singapore.

[2] Abstracts of 9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ogic,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Ⅰ，Ⅲ,

Uppsala University Press, Sweden, 1991.

[3]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国际学术论文篇(4)

以下就是我们小编为大家分享的探究中国国际法研究反思，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谢谢查阅。

中国的国际法研究，在取得值得关注的进展的同时，也存在未能深入探索国际法实践前沿问题、未能充分体现中国立场、未能充分论证、遵循学术规范的问题。这些表层问题的深处是中国国际法教学的薄弱、学术传统的缺失、实践部门与理论研究的制度性疏离、学术评价体系的结构性缺陷、国际法研究队伍风气的整体浮躁，以及由于英语霸权而导致的中国国际法研究与外界交流的不足等因素。必须在学术制度、学术氛围、学术队伍和学术基础等多个方面提升中国国际法的研究，通过方法自觉、瞄准实践、深入挖掘等方式来推进中国国际法的发展，使之符合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趋势。

【关键词】中国;国际法;研究;方法;发展

【写作年份】2010年

【正文】

导论：问题的提出

国际法学研究在中国[1]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自晚清引入、民国初启、新中国实践、改革开放后重新建立并渐趋成熟。新中国成立60余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30年间，国际法实践循序渐进{1}，国际法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研究领域拓宽、研究问题深入、研究客体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更新，但是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近年来，很多学术机构对中国近数十年间的国际法学发展进行了回顾和总结。[2]鉴于现有总结已经对现有的成就进行了列举，在此不复赘言。[3]笔者认为，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方面是：虽然纵向观察，中国国际法的发展确实形势喜人，但这种发展的速度和比例是在一个人为的、非常低的起点上开始的，所以并不足以沾沾自喜、自我陶醉;而横向观察，中国国际法研究不仅与英、美、德、日等发达大国缺乏可比性，与印度、巴西、甚至韩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一些差距。这与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是不相符的，也有碍于为中国提升其国际地位提供必要的精神动力和智慧支持。因而，笔者拟分析中国国际法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及解决方案，以促进其更好、更快、更有效地发展。在这一主旨下，重点分析以下几个密切联系的问题：第一，中国国际法研究与西方比较成熟的国际法研究相比较，其问题和差距在何处;第二，中国国际法研究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何在;第三，可以在哪些方面进行调整和变革，促进中国国际法研究水平的总体提升，促进中国国际法的良性、持续发展。

一、中国国际法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国际法研究从1978年复兴，于荒芜状态一步步进行着学科重建、理论发展、实践服务三个重要的任务。而今，国际法学科已经发展起来，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是认真审视，会发现问题依然存在。必须承认，在全球维度上，国际法的研究水平都不尽如人意。例如，在对国际法的宏观理解上，自西班牙学者和格劳秀斯奠定基础以来的500多年间，基本上经历了从自然法到实证法、再从实证法到社会法的转变过程，国际法与国际政治的长期隔离禁锢了国际法的视野。因而，全球数百年的国际法研究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观点为数不多。这一点，比起作为后发学科的经济学和国际关系都有不小的差距。究其原因，可能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国际法研究的实际应用需求的缺乏，具体体现为国际法在国际政治夹缝间生存的状态。因而，就局部领域而言，有不少学者提出过一些具有新意的观点，由于制度上或其他的原因，在学术上没有受到广泛的重视，这就导致了国际法研究在整体上处于边缘化的状态。第二是国际法学界知识视野的狭窄。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具有一定创新性的观点既需要知识的积累、思想上的锤炼，也需要理论上的领悟，这需要其他学科的启迪和借鉴，而国际法的学术传统存在着对于其他领域知识关注的不足。所以，全球国际法学术研究思想整体相对沉寂，中国国际法也就缺乏思想创新的土壤和动力，中国国际法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也就不高。但是，笔者进一步认为，中国研究与国外较为成熟的研究仍然存在差距，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认识：

(一)未能深入探索国际前沿

从研究主题的角度，很多中国的国际法学者未能关注国际法实践的最新进展。[4]这就导致中国国际法研究成果没有自觉地联系国际法的实践，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追随外国学者、特别是英美学者研究主题，而缺乏自创领域。下表是基于中国主要的学术期刊、集刊和英语主要国际法学术期刊所进行的研讨主题分析.

中国国际法研究的主要领域与论题

──┬───────────────────┬────────────────────┬─────────────

│领域│国际公法 │国际私法(含国际商法) │国际经济法 │

├──┼───────────────────┼────────────────────┼─────────────┤

│主 │国际法基本理论与发展方向：方法论;国 │国际私法基本理论;国外学说引介 │国际经济法基本理论;国外 │

│要 │外学说引介 │ │学说引介 │

│方 ├───────────────────┼────────────────────┼─────────────┤

│向 │国际人权法：国外经验与中国问题 │管辖权问题：挑选法院、不方便法院 │WTO总论 │

│与 ├───────────────────┼────────────────────┼─────────────┤

│论 │国际环境法：与贸易的关系 │外国法查明、先决问题、反致、公共秩序保留│国际经济争端解决 │

│题 ├───────────────────┼────────────────────┼─────────────┤

│ │国际人道法/国际刑法：ICC罗马规约;侵 │法律适用问题：契约、侵权、不当得利、无 │国际金融法 │

│ │略罪、反人类罪;战争;恐怖主义与海盗等│因管理;票据、托收、、公司 │托收、保理、项目融资 │

│ │问题 │ │银行监管 │

│ ├───────────────────┼────────────────────┼─────────────┤

│ │国家豁免/特权与豁免 │电子商务 │贸易与发展 │

│ ├───────────────────┼────────────────────┼─────────────┤

│ │联合国改革 │主要的国际商事法律文件：CISG, INCO- │国际知识产权问题 │

│ │ │TERMS,PICC │ │

│ ├───────────────────┼────────────────────┼─────────────┤

│ │条约法(特别是中国对条约的态度) │国际商事仲裁 │贸易与公共健康的关系 │

│ ├───────────────────┼────────────────────┼─────────────┤

│ │海洋法(特别是关于中国海域划界) │海商法：提单、油污赔偿 │跨国反垄断 │

│ ├───────────────────┼────────────────────┼─────────────┤

│ │文化遗产 │航空国际私法 │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 │

│ ├───────────────────┼────────────────────┼─────────────┤

│ │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中国区际国际私法 │跨国公司：逃避税、社会责任│

│ ├───────────────────┼────────────────────┼─────────────┤

│ │国际习惯 │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及理论发展方向 │贸易与劳工标准 │

│ ├───────────────────┼────────────────────┼─────────────┤

│ │涉及中国的国际法问题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 │中国涉外经济法;CEPA │

│ ├───────────────────┼────────────────────┼─────────────┤

│ │外国国际法实践：美国 │国别国际私法：美国、荷兰、德国、日本等 │国别涉外经济法：美国、德 │

│ │ │ │国、日本等 │

│ ├───────────────────┼────────────────────┼─────────────┤

│ │区域国际法，特别是欧盟法 │区域国际私法，特别是欧盟国际私法 │区域国际经济法，特别是欧 │

│ │ │ │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法 │

──┴───────────────────┴────────────────────┴─────────────

欧美国际法研究的主要领域与论题

──┬─────────────────────┬─────────────┬───────────────

│领域│国际公法 │国际私法(含国际商法) │国际经济法 │

├──┼─────────────────────┼─────────────┼───────────────┤

│主 │国际法基本理论(国际法哲学)：与国际关 │基本理论 │基本理论;基本原则：不歧视; │

│要 │系、政治;方法论;人道主义干预;民主范式、│ │ │

│方 │霸权范式;主权理论;权力与国际法 │ │ │

│向 ├─────────────────────┼─────────────┼───────────────┤

│与 │国际法渊源：规范位阶;习惯的发展、认定及 │CISG; INCOTERMS; UCP500, │WTO法律体系、边界、改革 │

│论 │其博弈 │600 │ │

│题 ├─────────────────────┼─────────────┼───────────────┤

│ │条约法：协定的形式与内容、条约遵守、条约 │法律选择：跨国婚姻、契约、│WTO争端解决：司法造法(司法 │

│ │冲突、条约适用、条约解释 │侵权、海事 │能动主义)、法律适用、法律解释│

│ ├─────────────────────┼─────────────┼───────────────┤

│ │国家责任;国家豁免;国内法院中的国际不法 │争端解决方式：ADR;仲裁 │WTO的宪政化 │

│ │行为;反措施 │ │ │

│ ├─────────────────────┼─────────────┼───────────────┤

│ │国际组织发展：联合国改革、安理会的功能， │管辖权：法院选择、禁诉令;│WTO诸领域：贸易与药品专利; │

│ │决策赤字; │不方便法院原则 │贸易制裁问题 │

│ ├─────────────────────┼─────────────┼───────────────┤

│ │武力使用与军备控制法 │判决承认与执行 │国际经济行政法 │

│ ├─────────────────────┼─────────────┼───────────────┤

│ │战争/武装冲突/国际人道法：基本理论与具 │公共政策(秩序)问题;第三│IMF：与WTO的关系 │

│ │体问题;冲突后重建;习惯国际人道法;恐怖 │国强制规则 │ │

│ │主义：恐怖分子的身份;相关法律体系 │ │ │

│ ├─────────────────────┼─────────────┼───────────────┤

│ │国际刑法：种族屠杀;战争罪;当权者责任;国│侵权法 │国际发展法 │

│ │际刑事审判: ICTY, ICTR , ICC │ │ │

│ ├─────────────────────┼─────────────┼───────────────┤

│ │海洋法：划界、资源开发 │电子契约 │ │

│ ├─────────────────────┼─────────────┼───────────────┤

│ │国际环境法：原则;基本规范;机构安排;环境│儿童收养、抚养 │发展银行 │

│ │与贸易;跨境环境影响评价 │ │ │

│ ├─────────────────────┼─────────────┼───────────────┤

│ │国际行政法 │ │ICSIC的管辖权、裁决 │

│ ├─────────────────────┼─────────────┼───────────────┤

│ │国际法律裁判：国际司法成本;理论问题; │不同法系之间的碰撞 │反垄断法;竞争法 │

│ │ICJ; ECJ;ECHR等;ICJ判决分析;ICJ判决遵 │ │ │

│ │守情况 │ │ │

│ ├─────────────────────┼─────────────┼───────────────┤

│ │国际人权法：人权理念;基本原则;人权条约 │国际法律选择、管辖权选择 │跨国公司治理;国家企业 │

│ │的实施、保留、人权与引渡;有关机构;经社会│条约 │ │

│ │文权利的可诉性;横向人权法 │ │ │

│ ├─────────────────────┼─────────────┼───────────────┤

│ │区域的国际法问题:EU,AU,OAS │区域国际私法：欧洲、美洲 │征收问题 │

│ ├─────────────────────┼─────────────┼───────────────┤

│ │有关国家的国际法实践：美国、英国、德国、荷│国别国际私法：美国(讨论 │双边投资协定 │

│ │兰、丹麦、瑞士、瑞典等 │尤其多，例如第三次冲突重 │ │

│ │ │述问题)、南非、瑞士、捷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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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从主题方面进行考察，可能得出的结论仅仅是看起来欧美的研究主题更广泛一些，而国际法领域的前沿问题、新问题中国国际法学者也同样注意到、分析到了。但是，如果把研究相关主题的时间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中国国际法研究论题主要是跟进，而非独创。笔者观察，绝大多数中国学者(包括笔者自己)的国际法论文在主题上都有追随的痕迹。这里揭示出的问题就是我们更多地依赖于别人的思考，而缺乏学术自主性、缺乏自身发现问题的能力。很多研究者对于国际立法、司法和其他法律实践(例如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国际法委员会、国际法院的最新动态)不够了解;对于中国与国际法相关的实践，特别是面临的争端及其解决也认识不足。这种跟进式的研究就很难使中国国际法研究具有独立性和原创性，就很难使中国的国际法研究与其他国家的国际法研究并立。

(二)未能鲜明展示中国立场

从研究内容与观点的角度，很多研究成果未能凸显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与态度。中国的国际法研究，不仅应当体现视野里的中国，还应当体现方法上的中国、立场上的中国。虽然我们承认，国际法的概念、术语体系、问题题域源自西方，是由西方大国、西方学者奠基的;但是作为体现和反映国际关系、说明国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国际关系的理论体系，国际法同时也是一种公器。国际法不是西方学者的专利，中国面临中国问题、站在中国立场上，应当能够取得与西方学者不同的视角、方法、主题、结论。特别是鉴于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具有特殊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历史，对于国际法的理解、使用都与其他国家有不同之处，是可以有很宽广和独特的论域的。但是，迄今为止，在这方面的进展还很小。对于具有普遍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问题，中国学者追随的多，自主思考的少;对于有中国特色的论题，中国学者国际法学者的研究未能深入：应付了事的多，认真对待的少;具有新颖思维、理论创见的作品殊为少见。[5]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一些研究成果还显示出不求甚解、人云亦云的问题;在很多国际法律领域，我们的学术成果还是重介绍、轻研究，浅尝辄止，理论上难以深入，层次上不能提高。中国在国际法研究上，赶时髦、追热点的现象仍然存在，这些作品并不是为了跟踪国际最新动态，针对新问题提出对策，而仅仅是随时应景，新鲜炒作，既缺乏实践指导意义也缺乏理论上的贡献。在很多方面，虽然分析中国相关问题的文章确乎存在，但真正能为政府在外交中提供理论支持的并不多见，[6]大多数论着与现实联系不紧密，或者说貌合神离。与此同时，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的和平发展目标、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的主张，本来深入的分析，是可以发掘到理论资源和梳理出实践导向的，可以为中国的外交战略提供理论阐释和方向指引，但是很多学者在这方面采取的态度都不够认真，要么漠然置之，要么采取了贴标签的方法，将相关的概念与既有的问题生硬地摆在一起，没有进行有机地深入探讨。

(三)未能系统遵循学术规范

从形式的角度，很多研究成果没有形成或遵循系统的学术规范。中国国际法研究的最主要弱点在于大多数研究论文和着述论证不充分。这不仅体现为实证主义的方法不足，也体现为批判建构方法的不足。规范训练、学术传统、资料积累的差距是中国国际法的总体研究处于落后状态的直接原因。

1.在研究方法上，很多学者都认为，西方学者的研究也存在着很多的弊病和不足，在方法上的突破和建树亦不多见，但是中国国际法研究的方法自觉更是远未形成。[7]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在法学研究中是相对传统的，虽然名目繁多，但归结起来只有三种具代表性的主要进路：(1)实证法进路，以文本或者实践出发分析问题，即以法律规范、司法判决等法律文件为基础，或者以国际社会在某一方面的实践为基础进行逻辑分析、文义分析，在此基础上比较或推演出一些基本的取向或者原则。这是一种实然的、经验主义的方法。(2)社会法进路，即把国际法看成是社会过程的产物、社会控制体系的一部分、社会秩序构建的工具。这种进路更注重把国际法的规范放到社会的整体语境之下进行分析和解读，比如通过国际法与国际政治的结合，审视国际法订立的过程，分析其规范背后的原因;或者根据国际关系的格局讨论国际法遵守的模式。(3)自然法进路，以文本之外的伦理准则、理性原则为标尺，去审视现有的规范，评论其优长与不足，或指明其发展趋向。由于这种标尺在法理上被称为自然法(分为古典自然法和分析学派的自然法)，所以可以归结为自然法进路。这是一种应然的、超验主义的方法。

笔者认为，这三种方法虽然在对法律性质的认识上存在差异，但并非相互矛盾，而是可以相互补充、彼此结合。具体地说，即是在明确把握现行的规范及其运作的基础上，通过一套建立好的价值体系进行分析，指出现有文本和实践的利弊，并预设其未来发展的方向与方式。这种研究方法可以称为批判现实主义，即以现实为基础、以批判的视角为杠杆，翘动现实的变革与完善。但就笔者所见的范围，这种新的研究方法不仅未成主流，而且采用者也为数寥寥。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法研究的方法层面，中国和西方都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但是在这方面，中国学者的总体差距仍然存在。那就是在总体上实证主义的框架下没有遵守实证主义的同一律规范，有时会将实然和应然混淆。而西方学者的思维路线显得更清晰一些。与此同时，西方国际法研究者经常有一种理论自觉，即将一些问题抽象化、理论化，将现象通过理论框架表述出来，而中国国际法学界作为一个整体还没有形成这种理论自觉。

2.在论着的形式上，笔者认为，实际上中西学者的研究各有短长。英美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在问题阐述的过程中虽然不乏具有启示性的分析和论断，但总体上显得比较杂芜和零乱，整体系统结构的逻辑感不强、不够明确。与此相对，中国国际法研究的论文由于一般篇幅较短，反倒显得更为明晰和流畅。但是，在学术规范化方面，中国学者似乎还有距离。西方的国际法论文一般在结构上分为导论(引言)、主体、结论几个部分，在导论部分概述问题，在主体部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有时也会提出解决的途径或者认识的方法，最后简短地总结。[8]这种方法虽然有套路之嫌，但确实符合思维的一般规律。中国国际法研究虽然各自有其结构的内在逻辑，却没有总体的共同章法。一方面当然可以说是百花齐放，但也令人疑惑学术规范尚未成熟。

3.论证缺陷。就中国国际法研究的学术规范而言，结构问题并不是关键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可以归结为论证不足。根据笔者的统计，《美国国际法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上的论文(排除篇幅较短的评论和书评，下同)平均每篇注释为160个左右;《哈佛国际法杂志》(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上的论文平均每篇注释为300个左右;《密歇根国际法杂志》( Michigan Journal ofInternational Law)上的论文平均每篇注释为70个左右;《欧洲国际法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上的论文平均每篇注释为130个左右;《国际法与比较法季刊》(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Law Quarterly)上的论文平均每篇注释为120个左右。而笔者计算，2004 -2008年中国主要学术杂志[9]上的国际法论文引注平均为30个，其中到最少的只有两个注释。虽然注释多并不一定说明文章质量好，因为除了多读书，好文章还需要思想敏锐、见解独到、条理清晰;但是注释少却能说明多数论文底子薄。换言之，扎实而丰富的文献基础虽然不是优秀文章的充分条件，却是必要条件。[10]中国学者的有些文章自说自话，做出的论断经常缺乏任何佑证，不仅表现出学者的研究作风比较草率，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一些中国学者阅读不足。读者有理由怀疑，在这一领域，有关学者先前已经进行了一些分析、解释和论断，而这位作者未能提及，是不是意味着这位作者没有接触到?如果不是，他/她有什么理由视而不见?如果观点与以往作者相同或相似，这种忽略会产生剽窃的嫌疑;如果与以往作者的不同，这种不同的理由、优长也没有充分的论证，让读者不能有充分的理解。总体上看，这种态度对于学术积累与进步的促动力量明显不足。

应当看到，这种国际法学术研究成果中所存在的论证深度广度不足、使用第一手材料较少的问题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笔者看到一些新近出版的年轻学者的着作(大多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引证翔实、论证比较严密;一些博士论文也在学术规范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研究深入细致。这充分证明，中国国际法的未来发展是很有希望的。

二、中国国际法研究缺陷的成因

从表层上看，中国国际法存在着上述缺陷的原因包括对于基础教学的重视程度不足、对于教材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够;一些学者学术积累不足、视野不开阔、材料使用不充分;中国国际法资料长期匮乏等原因。从深层上看，上述问题的原因大概可以归结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学环节的导引不力

一个学科的教学是其研究的基础，也是研究水平的集中表现。学生是研究者的储备人才，他们在教材中看到的格式是学习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未来研究的范本。因而，分析中国国际法学科的研究问题，有必要先从其教学的基本情况入手。[11]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国际法研究与国际法实践的疏离、是从教学环节开始的。我国很多法学课堂的教学模式仍然延续着以讲授和接受的填鸭式传统，讲授的内容也仍然是概念、特征、原则等条条框框。学生整个的学习过程接触案例、分析案例的机会不多，教科书上也很少有对于案例的介绍和分析，有时甚至内容陈旧，跟不上国内、国际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发展(考虑到国内教科书出版的数量和速度，这一点尤让人难以接受)。虽然也出版了一些国际法的案例教材，但是这些教材的地位仅仅是参考、补充，而非基本。再加上国际法的课时有限，[12]教师很可能不会介绍到相关的案例。这比起英美法教材大量地援引案例、课堂大量地分析案例有很大的差别。这种教学方式虽然具有体系化的优点，却很可能熄灭了学生对于国际法的兴趣，导致这些学生后来成为教师、研究者也重复着原来的模式。显然，此种不良循环阻碍了国际法研究与现实靠拢、与实践结合，未能良好推动法学人才素质、法学研究水平的提高。

第二，学术规范的缺乏也是从教学阶段开始的。学术传统的欠缺和学术规范的训练在教学环节就体现出了不足。我国的大多数国际法教材在学术规范上与国外成熟的教科书差距很大。例如，针对同一问题的阐述，即使是国内较有影响的国际法教材，与英语国际法主流教材相对比，在文献和分析方面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13]

西方教材在阐述一个问题的时候，会把该问题上的主要文献列举出来，在援引观点、援引案例的时候也会规范地进行注释。我国的国际法教材一般很少列举参考文献;援引观点也经常会遗忘注明出处;甚至有些不负责任的教材大段照搬他人论着而无任何说明，这种导向无疑会给学生带来不良影响。而且，近二十年来，中国经常出现质量不高、草草收场的国际法学教科书，有时整体缺乏协调统一、前后矛盾、参考文献拼凑;有时撰写者以一家之言阐释某一问题，甚至在教材中与某些论文的作者进行商榷或论战，这都有违教课书的通常规范。[14]待日后以这些教材为参照而培养出的学生成为教学者、研究者之时，也很难期望他们会形成良好的学术规范。

(二)学术传承的断裂缺失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际法研究的进步令人瞩目，但是积累不足却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中国国际法研究与实践基础薄，由于学术传统不悠久、实践经历断档，所以直接影响了国际法的研究质量。500年来，西班牙、荷兰等曾经在国际法发展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国家逐渐让位于英美，可以说明，一个国家的国际法与其国际地位基本上成正比，但会有一个时滞;国家强盛后，学术会繁荣，但不会如军事、经济、政治实力那样迅速;国家衰落时，学术会退缩，但是仍然会延续一段时间;其主要原因是学术思想的传承、学术人才的培养周期和学者的自身影响不完全与经济发展等现象同步。中国在兴起的时候，国际法会有比较大的发展是理所当然的。但从现状上看，中国国际法研究水平与国力、国际影响不相称。这种情况不仅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相关，也与中国内部的情况相关。中国的国际法研究从西学东渐之时[15]起算也不足二百年，中间还由于内战和文革等情况存在着人为的割裂和断档，真正的健康发展实际上仅仅起步于1978年之后。从学术传统上看，美国国际法协会主办的《美国国际法杂志》已逾百年，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伊拉克战争，见证并反映了现代国际法的重大事件，积淀自然深厚;《英国国际法年刊》起于1920年，同样历史悠久;英国国际法与比较法学会主办的《国际法与比较法季刊》也进入了第59个年头，彰显英国国际法学界(但不限于此)的成就，带领读者思考国际法律的重要理论和前沿问题。总体结构与西方主要国际法期刊相类似的《中国国际法年刊》起于1982年，中间也经历坎坷和挫折，由于学术期刊的评价机制以及编辑上的原因，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不升反降。这些情况都会影响到中国国际法整体的学术积累。

(三)理论实践的制度疏离

深一步分析，国际法研究内容缺乏中国特色这一状况的原因是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微妙关系。从学者的方面看，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政治担当的传统，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古语中能够清楚地体会出知识与政治抱负的统一性。但是，中国知识分子这种深切的现实关注经常又转而使之成为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从秦始皇焚书坑儒、方孝孺被灭十族、清朝的文字狱等一系列事件，知识分子经常在政治运动中受到排挤和打击。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就比较自动地成为两个序列：一个序列是紧紧追随政治的御用文人，一个序列是远居象牙塔的清高学者。但这种划分实际上割裂了知识阶层与现实进行联结并做出贡献的血脉。质而言之，知识分子需要用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对现实进行解读、批判和重建。如果仅仅是追随政治口号，歌功颂德，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和独立品格就丧失了;如果仅仅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地闭门研究，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贡献就会小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很多都没有形成健康的知识心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知识分子与政治体制没有很好的沟通渠道，同时也是由于政治系统对于知识系统的恐惧和轻视。这种双向理解不足构成了一种不良的循环。

在这样的前提下，学术界与政府相关部门的脱节也就在所难免。最后导致了学界不知道政府部门在关注和应对什么，不知道能为国家贡献什么知识和思想;政府也不知道学者们在思考和研究什么，更不知道如何使知识分子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与国家的现实需求完好对接，出现了疑问也不知道找哪些专家提供建议。这种互不通气的现象在中国的政府机关与研究部门之间的关系是主导的，虽然一直有例外，[16]但是学术与实践的联合并没有成为总体的倾向。从实践部门的方面看，独断专行、长官意志、对学者不信任的官僚作风是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这种疏离的状况也就使得很多学者从客观上难以了解中国问题、中国立场，发展到在主观上不愿意考虑中国处境、中国问题，他们宁愿去分析西方学者提出的概念，分析在西方发达国家受到高度关注的问题，或者对于中国而言缺乏可比性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也不愿深入、细致地分析中国的问题。[17]研讨别国的政策、问题、学说，当然对中国也有间接的作用，但这毕竟是间接的。

(四)学术评价的体系缺陷

我国国际法的知识生产在学术制度体系上存在着一些桎梏。

1.管理标准的数字化忽视了学术质量。中国的学术评价体系所注重的主要是数量，包括的数量、的期刊的层次、着作的数量等等。这种标准很自然地会衍生出重数字不重影响、重量不重质的知识生产方式，出版社、杂志社的寻租和各种各样的学术腐败也就在所难免。[18]与此同时，学术期刊杂志有固定的页数，这虽然是一个简单的技术要求，实际上却足以阻碍学术研究的深化。学术研究的特点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有一些重要的论题很可能长篇幅的、旁征博引地进行分析。英文评论一份研究经常会采用extensive (渊博广泛)和intensive(深入细致)这样的标准，充分显示了几乎穷尽所有重要资料进行广泛涉猎和深入分析的重要性。而一旦控制了杂志的页数，基本上也就控制了文章的篇幅。[19]因为中国学术杂志很少一期只刊发几篇论文，为了保证论文篇数，就要压缩论文的版数，这使得很多论文面临着肢解、删削的命运。为了避免这种命运，作者的最优选择是在撰写的时候就提纲挈领、要言不烦。这种指导思想显然会降低学术论争的必要性和深度。

2.缺乏对优秀教科书的激励机制。笔者认为，教材质量问题的背后同样存在着机制上的问题，包括国际法在内的很多教材一路滑坡，令人忧虑，这和教育政策对优秀教材的激励机制不足有关。[20]与学者生存状况紧密相关的职称评定、与院系甚至大学声望紧密相关的排名指标体系大多不考虑教材的问题，所以很多作者认为教材无关紧要，客观上引发了教材的低水平发展。低质量的教材引致较低的评价，较低的评价指引具有引导性的学术评价指标体系忽视教科书的撰写，而这种忽视则进一步降低了作者参与教材撰写的热情和精力消耗，使得教材的质量无法提高。而很多西方学者会以毕生之精力撰写并不断完善其教材，教学相长、研教结合。其背后既有着学者自身敬业精神的支撑，也有激励手段的牵引。因而，很多不具有撰写教科书的知识积累与把握能力的人参与到教科书的撰写之中，而有能力撰写教科书的学者往往庶务繁忙，根本抽不出精力专心致志地撰写教科书，而其背后的原因则是中国的学术体制问题。

3.科研项目缺乏有效的运行和结果监督机制。学术研究和教材建设等项目事前控制有余、事后监控缺乏也值得反思。依笔者分析，国家社科基金的很多结项成果很难达到人们期待的目标，学术生产劣质。也包括国家专门投资进行的一些重大项目，例如夏商周断代和清史，效果也难以令人满意。周辅成教授在《伦理学教科书》的序言中，说道：照当前的情况看来，我们即使花费国家几十万乃至数百上千万的课题研究经费，也未必写得出这样有价值高水平的着作。{2}这句话道出了中国学术机制的一个关键问题：国家投资引导的教材往往脱离学术规律和市场规律，最终导致纳税人的钱被浪费;而真正有思想、有潜力的学术思维难于获取资源。

(五)学术风气的总体浮躁

国际法学术研究不踏实问题的出现与学者自身素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总体的浮躁气息有关。由于实践关怀的不足、学术评价体制的片面数字化，很多学者将数量要求转化为短平快的学术生产方式，缺乏学术真诚，追风之作、平庸之作、重复之作甚多，能够开风气之先，博采众长、成一家之言者甚少。所以，学术期刊上有不少论文都缺乏独立见解，原创成分较低。这些论文或者是西方学者观点的介绍，或者是西方学界热点的追踪，一些颇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也以发表述评式的论文为主流。虽然也有不少讨论中国问题的论文，但多为应景之作，平铺直叙，未能深入;所作分析大多非常浅表，缺乏鲜明的论断与深刻的洞见;提出的建议要么缺乏针对性和操作性，要么大胆的假设完全没有小心的求证作为支撑。学术整体浮躁实际上是行为体与规则之间的互构的结果，由于不全面的规则的误导，由于研究评价指标向度单一，缺乏差别性和多元性，对学术健康发展牵引和激励的机制不足，导致学者急功近利，同时也导致出版社和期刊利用这种氛围寻租，总体上形成学术大跃进的状态，虽然数量众多，却缺乏具有思想深度的精品。另一方面，一些初有所成的学术人物出名之后社会事务繁多、心态浮躁，有一些学者学而优则仕，干脆抛弃本行，在有关部门做起官员，仕后不再学，甚至尽忘所学，在这种情况下做出好学问、产出好的学术成果的几率无疑是不太大的。

(六)资料成果的语言劣势

英语霸权是百年来国际法发展的趋势，于今愈烈。英语在20世纪上升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交流语言。在国际法院、WTO等机构，英语是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工作语言，中文则不具有工作语言的地位;虽然中文在联合国的大会等机构属于工作语言，但是其地位与俄语、阿拉伯语相近，相对边缘。这就导致了国际法学术研究中英语的霸权地位，虽然不排除有很多中国国际法学者的英语水平确实很高，在学术写作上应用自如;但是绝大多数学者在使用外语写作的时候远不如使用母语熟练、表达清晰流利。因此，很多中国学者在接触英语的第一手国际法资料时存在障碍，甚至误解(其实这一点不难理解，即使英语和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的关系与普通话和四川话、广东话、闽南话的关系相似，很多英语学者还是需要依赖译本才能理解康德、卢梭等人的思想);有一些中文的学术着作很优秀，却没有机会进入到国际学术界的视野之中，无法使国外学者知悉、了解，更不必说引证了。所以，语言的差异既妨碍了中国国际法研究水平的提升，也不利于扩大中国高水平学术成果的影响力。

(七)国际参与的意识不足

基于中国主流国际法研究对于实践的疏离，以及中国特色、中国立场的缺乏，我们既难于在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问题上占据一席之地，也难于在具有特殊性的实践问题上提出鲜明的论点，所以在西方国际法研究者面前，我们更多是做学生，缺乏积极交流的意识，也没有相互交流的资本。这种平等交流意识的缺乏进一步导致了中国国际法学的幼稚与不能独立，所以循环往复，中国国际法就一直无法与中国声音、中国话语、中国气魄、中国风范联系起来。

三、中国国际法研究的未来

(一)密切关注实践前沿，突出彰显中国立场

中国的国际法研究必须聚焦真问题、新问题、活问题，特别是中国直面的问题，这才是国际法研究成长壮大的源头活水。

1.拓展问题论域。如前所述，我国的国际法研究确实有了长足的进展，对于国际法很多前沿问题、主要问题都进行了介绍或探索，但是这一范围比起国际法本身的发展来说还是显得狭窄了一些，比起中国对于国际法的需要而言也还是显得苍白了一些。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立法动向和讨论问题的前沿国内涉及的还很少。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生命在于关注和思考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其价值则突出体现在解决现实生活中显露出来的困惑。国际法学的理论研讨必须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趋向结合起来，必须充分考虑中国对国际社会的现状的理解和前景的构划，考虑中国在外交中接触到的问题。一国的国际法理论不应当是政策的解说和翻版，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则是不容否认、也不应忽视的。当前，由联合国所提倡的国际法治是理解国际法(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诸方面问题的一个关键点。对于理解和看待国际法的不成体系、人道主义干涉、保护的责任、对一切的义务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提出的和谐世界的主张也是理解世界秩序的一个立足点。在这样一个立足点上，中国学者应当批判地认识西方国际法的理论，做到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不可一味接受。应当认真审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所起的作用，全面考虑中国的和平发展(以往的和平崛起)，在批判既有理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在国际法领域逐渐形成表达中国立场、具有中国色彩的概念、理论、学说。

2.树立中国国际法研究的自主性。中国在国际关系、国际法律框架中应当有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以学界的自主性为先导。笔者认为，类似和谐世界这样的观念，如果深入挖掘的话，有大量的理论阐释和实践指引的问题可以做;如果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进行对比分析，与西方国际法理论中的自然法学派、实证法学派、政策定向学派等结合起来进行研讨，与国际法在领土、海洋、航空、外空、环境、经济、人道等领域的制度与实践有机融合，特别是与国际法治问题进行类比和参照，不仅能够整体促进国际法律文化的进步，而且有利于推进中国学者在世界上的影响。反之，如果学界以游戏的心态对待这样一个概念，那么这个概念肯定不会流传下去，就如一个短命的政治运动一样，没有学术理念支撑的政治主张会转瞬即逝、烟消云散。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强势的政治力量相比，学术虽然柔弱，但生命相对久远。只有将这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够起到双赢的作用：政治上的观念依学术上的建议而提出，具有更多的合理性;政治上的观念被学术界所深入论证，从而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因而也就具有更长久的生命力;学术界由于熟稔社会的总体方向、政治的主要问题而拥有更丰富的研讨课题和实践资料，由于为实践领域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而获得了更坚实的存在基础和更好的发展环境。这种良性互动与循环的实现需要知识界和政府部门的双向努力，而这种努力并无重大障碍，只要形成了互相沟通的意识，就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二)积极提升方法自觉，丰富相关学科知识

国内很多学者的国际法研究限于对问题作笼统的介绍，或者在比较大的方面进行阐释。或者对国际的规范实践进行阐述，而后提出我国的对策。这种写作的套路并非绝不可取，但学术探讨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观点上都应当提倡百花齐放。与此同时，具有浓厚的判例法传统的英美诸国，其国际法着述均有判例、案例和事例作为佐证;即使没有此种传统的法德诸国，国际法的着述也不缺乏相关的实践内容。国际法于国内法最大的差异就是，绝不能单单考察规范，而必须看规范是如何运作的，因为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现象在国际法领域并非罕见。我国的国际法着述大多仅仅观察法律规范，用规范进行对比，这要显得薄弱得多。这些问题有待于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基础上得以解决。实际上，在新兴国际法的领域和问题上，国外学者的理论资源并不比国内的更为丰富，在国内外学者均可接触第一手资料(国际法规范，制定规范的背景文件，这些在很多国际组织的网站上都可以查阅到)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在借鉴他人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独立思维，拿出具有原始性创新的观点来。当然，这一点要做好需要花大力气，但是投机取巧向来不会有坚实的成就，中国国际法学研究发展的希望就在于扎扎实实地在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独立思考。

国际法诸问题的研究应当突破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的门槛，在内部充分贯通，并与法理学、民法学、经济法学、宪法行政法学等密切结合起来，还应当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横向联合。学科有分野，知识无界限。虽然国际法的范围之内有大量的分支和具体领域，但其精神实质(主体、客体、渊源、效力形式)有很多相通之处，既不应当也无必要为研究领域的问题进行过多的争论。与此同时，国际法的研究只有与国内法充分结合，才能够真正具有法律的意义。

在研究方法上，应注意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领域的视角充分结合。从学科关系上看，国际法学所关注的国际法律现象是整个国际关系的一部分，是国际关系中的法律问题，是国际关系用法律的方式解决的部分。所以二者在方法上、观点上应当有一种传递指导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长期被忽视了。随着自由主义的兴起，对于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强调和合作可能的肯定使得国际法有可能在国际关系领域具有更大的作用;而建构主义对于国家社会化以及包括制度在内的文化对国际关系的调整作用的强调则更突出了国际法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法有可能改变边缘化的地位，国际关系领域也会有更多的支撑。当前，一些国内的国际法学者已经认识到了这种联结的重要性，但是真正践行这种研究方法的成果还不多。[21]

(三)主动跨越语言鸿沟，争取表达中国话语

应更好地利用英语，通过熟练地使用英语来扩大中国国际法研究在全球国际法学界的影响。有的学者主张，中文也是联合国的官方语言，中国国际法研究应当有爱国精神，坚持用中文进行课堂教学、学术撰述和学术研讨。我对这一问题持保留态度。我承认，从进行研究的难易程度上讲，用母语进行研讨肯定更轻车熟路，但是，是不是用中文进行课程讲授、学术交流就是爱国，似乎值得深入思考。语言作为沟通、交流的工具，必须以能够传达信息、交流思想为目标，而不能以任何名义予以抵制。中文是联合国官方语言，但是并不是国际法实践的工作语言，也不是国际社会法学研讨的通行语言。很多国际组织的中文文件都是以英文为工作语言制定完成后翻译成中文的，这就说明了中文在国际法律实践中的地位。绝大多数国际法的学术研讨会都是用英文进行的，曾经在国际社会普遍应用的法语、西班牙语等，而今都失去了优势地位。而英语作为世界通行的国际法工作语言和国际法学交流语言，具有中文不能比拟的流通性。在各国学者不可能学习中文以了解中国学术的情况下，中国学者必须以开放的态度，让自己的学术研究走出去。当前，中国法学学者在国际学术界上的话语权比较缺乏，研究本身的不足是一个方面，语言的差距更是不容忽视。可以这样说，中国国际法学界近30年来的学术观点并非都不值一提，英美学者的学术观点也并非都有很强的独创性，但中国学者在国际学界受到的关注程度甚低，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作品的语言鸿沟。意图在整体上提高中国在国际法律活动中的对话能力和影响水平，就必须一方面在内容上锤炼学术、锻造精品;另一方面在形式上熟练掌握通行语言，保障信息和思想交流的畅通。这就意味着要在整体上提高中国国际法学界的外语(主要是英语)水平，以求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主动权更大;中国学者在国际学界的发言机会更多，观点更容易被采纳和接受。只有这样，中国学术的整体提升才有可能。因此，在中文没有成为国际社会的通行语言和学术语言之时，中国学者必须更好地把握作为广泛交流工具的英语，以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际学术界中去。由此言之，如果我们通过中文学习国际法，可能在掌握知识、从事学术思考时没有障碍，但是当我们把所学付诸国际关系、国际法的实践时，就容易因为语言转换而出现不必要的麻烦和不可避免的误差;在与更广阔的学界进行沟通时，也容易出现障碍。[22]所以，笔者同意一些国内学者已经提出的观点：通过学好、用好英语而增加中国外交界和学界在国际法领域的话语权。[23]

(四)高度重视教学环节，努力铸就高端教材

高质量教材体系的形成是提升国际法研究水平的切入点。教材是一个学科发展的基础和生命线。因为主要读者是教师和学生，所以承担着传道、解惑的职责。[24]从内容上看，教材应当是对既有的理论、实践进行萃取、融会和提升的产物，需要博采众长，如吐丝酿蜜，融会贯通后梳理出通说;从风格上看，教材应当深入浅出、平实温和;从质量上看，教材应当是高水平的着作;正是由于上面的几项要求，从作者的层面上看，教材应当由在某一领域有着全面了解、卓着学识、深厚素养的学者撰写，没有精熟的把握和通透的理解难以为之。通观中外成熟的教科书，[25]莫不如此。西方国际法教材也体现了同样的情况，《奥本海国际法》、布朗利的《国际公法原理》、阿库斯特原着、马培德(Peter Malanczuk )修订的《阿库斯特现代国际法导论》、[26]《戴西与莫里斯论冲突法》、[27]杰克逊等的《国际关系的法律问题》[28]等都验证了这一论断。我国的国际法教科书必须在提升学者素养的基础上，要求编写者以踏实敬业的态度撰述体现国际法前沿和中国风貌的代表性教材。国家可以从制度层面予以支持，但这种支持必须建立在对教材质量高度负责的基础上，而绝不能像以往的国家规划教材那样，容忍低水平的重复，而无法对教材质量和效果做有效监督。

(五)革新学术评价体制，逐渐打造学术队伍

预期从深层次解决现存的问题，必须从人与规范的互构入手。也就是改变以前不良循环的结构，逐渐加入积极的元素，促进良性循环，确立研究人员与制度的良性互动。其中包括通过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指引和激励研究者注重质量、注重影响、切实提高研究水平;也包括通过研究者自身研究态度的端正、研究过程的严谨、研究成果的高质量，促进制度的科学合理转变。只有双向改进，才能共同发展，否则学术贡献率低的问题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具体分析，值得改进的方面包括：

1.学术评价制度的创新。当前主要的学术评价标准是以的杂志的级别或者着作出版社的级别作为尺度。这种制度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因为杂志的级别与质量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出版社的级别与质量也存在着正比关系。但是，这种分析也不应当绝对。由于杂志版面受限、有些杂志和出版社存在着设租和寻租的现象，发表文章的质量需要一个更具专业性的审核体系。无论是教材、专着，还是报告、论文，都应当有独立的专业评审人员，对质量提出具有独立性的评审结果，由这一结果来决定研究成果水平。

2.研究项目的跟踪监督。针对当前很多学者重立项、轻执行，甚至有很多项目无法按期完成的问题，有必要考虑对于各级科研项目进行监控调整，即更注重过程监督和结果监督，而不仅仅是在立项时进行较为严格的资格审查。对于项目成果的评审应当比立项评审更为严格和细致，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踏踏实实的研究，改变那种只注重争取项目、不注重切实研究的态度。相应地，有关部门在对科研人员进行考核的时候也更应当重视完成了什么项目，而不是在研究什么项目。

3.上述制度的推行可以倡导沉静的学术研究氛围与心态，逐渐压缩泡沫。与此相应，研究人员也应当坚持良好的学术研究态度，遵守良好的学术道德要求，去除浮躁的心态，面对真正的问题、思考真正的问题，并谋求解决之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加深实践关注程度、理论自觉，从而培养起一批真正懂得国际法、能够进行学理论说和实践操作的高端人才，[29]切实提高中国国际法研究的整体水平。

四、结论

中国的国际法研究，总体看来不过一百余年，真正发展不过三十余年。今天中国的国际法研究，与国际法研究比较成熟的英美诸国相比，与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相比，差距都很大。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英语在国际社会的霸权地位使得华语国际法学者难于顺畅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由于图书资料的欠缺而形成的数字鸿沟阻碍了中国国际法学者的深入探索。但研究群体自身总体的学风浮躁是一个关键原因，很多研究者不能抱有学术真诚和敬业精神，浅尝辄止，导致了中国国际法研究总体不够坚实。另一个关键原因是国际法研究领域的制度缺陷，具体包括研究者和实践者之间的沟通严重不足，包括外交部、商务部等实践机构没有形成与学术圈密切联系的制度;学术界内部的评价体系也存在着制度性的误导，当前从官方或非官方所做的机构评价，到研究机构对研究者的评价，都仅仅考察表面的数字，而没有真正地把好质量关、注重出精品，这就很难让研究者形成精品意识。

为了提升中国国际法研究的整体水平，一方面要在制度上不断改革，促进学术与实践的联系，提高研究人员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合理性。另一方面，中国国际法学界应当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国外研究在方法上、理论体系上的经验，进一步树立端正的学术态度、倡导沉静的学术氛围、建立健康的学术体制、坚持崇高的学术品位。通过不断的尝试，密切关注国际社会的最新动态、深刻分析中国面对的国际法律问题，共同思考对全球风险社会进行全球治理的法律机制，以及中国面对不同时代背景、国际格局所确立的发展策略与法律路向，逐渐使中国国际法研究良性循环、稳步发展。如果中国国际法研究秉持中国的观念，关注中国问题，有中国立场，并在丰富的材料、扎实的功夫的基础上突破语言瓶颈，进行深度研究，从而逐渐形成中国的话语体系，那就不仅能展现中国学者的风貌，提出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国际法理论，而且能为中国的国际法实践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作者简介】

何志鹏，单位为吉林大学。

【注释】

[1]本文分析一般仅针对大陆地区。但很多问题属台、港、澳所共有。一般认为，台湾地区国际法研究近年大幅衰退。

[2]其中主要有：张文显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法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国际法部分执笔人为何志鹏;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法学基地(9+1)合作编写：《中国法学三十年(1978 -200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双犯8年版，国际法部分由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中心承担，执笔人为何其生、杨泽伟、张辉、许威;李林主编：《中国法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国际法部分由刘楠来(国际公法)、沈涓、谢新胜(国际私法)、刘敬东(国际经济法)撰写;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中国法学与法治发展3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舒扬主编：《中国法学30年》，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此外还有《当代法学》2009年第1期、《法学杂志》2009年第1,2期的一系列专文。

[3]例如，杨泽伟：《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际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外交评论》2008年第3期;何志鹏：《中国国际法学30年：成就与经验》，《当代法学》2009年第1期;何志鹏：《改革开放与中国国际法研究》，《回顾与展望吉林大学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例如，孙世彦指出：我国的国际法研究缺乏实践性或通常所谓的现实意义，一直为学者和实践者所同时诟病。孙世彦：《中国的国际法学：问题与思考》，《政法论坛》2005年第4期;杨泽伟认为，中国国际法学界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比较明显。杨泽伟：《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际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外交评论》2008年第3期。

[5]徐崇利认为，中国国际法理论的贫困与中国近百年来在国际关系中的历史与现状有关，受奴役和压迫的历史形成了体系外国家的心态以及国际法工具理性主义的观念，并由此导致了国际法理论的研究视野狭窄、研究立场偏向保守、理论短命、前瞻性缺位、普适性不足。徐崇利：《体系外国家心态与中国国际法理论的贫困》，《政法论坛》2006年第5期。

[6]例如，关于中国发展/崛起的国际法问题、中国海洋权益的保护、对台独主张在国际法层面的破解和批驳都是国家亟需的理论领域。在这方面，国内已经出版了一些专著和论文，包括朱文奇：《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国际法》，《法学家》2004年第6期;朱文奇：《国际法与中国的国际化》，《法学家》2008年第1期;蔡高强：《大国崛起与国际法的发展兼谈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法环境》，《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年4期;周忠海：《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国际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潘抱存：《中国国际法理论新探索》，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该书中能归于中国国际法理论者不多);但是比起实践的需求，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杨泽伟评价，中国国际法学界对中国国际法学的理论与实践未能很好地加以总结。杨泽伟：《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际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外交评论》2008年第3期。值得注意的是，侯放等的《新中国国际法60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努力对于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国际恐怖主义、惩治海盗、裁军、军控、条约、海洋法、环境保护、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法、国际贸易法、海商海事法、国际私法领域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总结。

[7]例如，杨泽伟认为，中国国际法学界对于西方新兴的各种新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国际法于国际关系结合的方法重视不够，研究方法单一。杨泽伟：《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际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外交评论》2008年第3期。

[8]这种体例在西方国际法文章中比较通用。Cf. , e. g. , Bardo Fassbender, The Better Peop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Europe's Practiceand the United Nations, 15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884 (2004);Lori Fisler Damrosch, The `American' and the `International' in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00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 (2006);Adam Robers, The End of OccpationL Iraq2004, 54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27 (2005);Isabelle Van Damme, Eighth Annual WTO Conference: An Overview，12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175 (2009).

[9]主要考查国际法论文比较多的杂志，如《法学评论》、《政法论坛》、《法商研究》、《环球法律评论》、《法律科学》、《现代法学》、《当代法学》、《法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

[10]笔者有一个印象深刻的经历，在硕士论文答辩的时候，专家建议学生，不要有太多的注释。其理由可能是：如果注释太多就证明借鉴了别人的成果，创新性不强。但我的问题是：在没有充分借鉴前人成果的情况下，这种创新的含金量会有多大?会不会仅仅是低水平的重复劳动?所以，笔者仍然提倡广泛吸收和借鉴前人、他人的成果，在此基础上思考。

[11]对于这一点，中国国际法学会秘书处的秦晓程教授组织了较为周详的调查和研究，中国国际法学会2009年年会上做了初步的报告。

国际学术论文篇(5)

2010年，中国美学的新纪元。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这也是世界美学大会第一次在中国、第二次在亚洲召开。这次以“美学的多样性”（Aesthetics in diversity）为主题的大会提升了中国美学的整体实力。2011年的当代中国美学界依凭这股力量继续突飞猛进，与全球美学的前沿发展趋于同步、共振与互动。一方面，当代全球美学发展顺应了国际学界正在倡导的“文化间性转向”（the intercultural turn）运动，[1] 不同文化间的复调杂语纷呈“由外而内”地为当代中国美学的兴起提供了历史空间；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美学更在逐步融入“全球对话主义”的世界主潮之中，这也为当代中国美学“由内而外”地参与国际前沿创造了历史契机。

一、“中国美学六十年”回顾：以李泽厚为历史线索

当代中国美学发展，既让国外学人前瞻到它颇具潜能的未来，又让国内学人意识到，这种发展也是中国美学近六十年来螺旋上升的结果。正如千禧年出现了“百年中国美学回顾”的反思热潮一样，2010年以来，对于“中国美学六十年”的总结性成果纷纷得以出版。

由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主办、鲁迅美术学院承办的第七届全国美学大会的主题就是“新中国美学六十年”。在这次大会的基础上，出版了《新中国美学六十年――全国美学大会（第七届）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共2册，上册是美学卷，由潇牧与张伟主编；下册是艺术卷，由韦尔申与张伟主编，这是全国美学大会第一次公开出版论文集。由北京市哲学会美学研究会主编的《美学60年学术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也集中了北京市美学会的相关研究成果。由刘悦笛、李修建撰写的近60万字的《当代中国美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则是第一部全面梳理六十年美学发展的专著，正如中华美学学会会长汝信先生在给此书所写的序言所论：“该书不仅将中国美学六十年的整个发展历程的原貌呈现了出来，将往往被割裂的‘前三十年’（1949－1978）与‘后三十多年’（1979年至今）美学史融贯起来，而且，对于这六十年中国美学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加以了客观的陈述与解析，并试图由此为中国美学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学术史的基础。”[2]无论怎么说，这六十年来的中国美学都需要得以系统化的整理与反思，不仅需要当代人写“当代史”，而且，这段历史还需要“后来人”继续加以重写。

在当代中国美学六十年的发展当中，最重要的一位美学家非李泽厚莫属，所以，透过李泽厚个人的学术发展，来看待中国美学发展史就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视角。2011年9月3日到4日，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主办，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举办了“80年代中国思想的创造性：以李泽厚哲学为例”的国际研讨会，本次会议由从美国哈佛大学归国的杜维明先生发起，与会的国内外专家对于李泽厚的作为哲学的美学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价值多有探讨。

在这次会议上，尤西林指出，李泽厚的特殊地位和他的美学身份有特殊关系，正是因为他美学家的身份使美学在现代性转型中获得重要地位，这也确立了李泽厚在“美学热”当中的重要角色。李公明指出，《美的历程》是80年代文化启蒙工作中最有代表性的、最有哲学意味的文化启蒙，它是中国美学从50年代以来发展飞跃的产物，标志着80年代美学方面的最高成就。德国学者海因利希・盖格（Gerhard Mercator）认为，李泽厚美学的贡献就在于他把美学提升到理论和实践的高度，通过美的立场李泽厚思想并不仅指向个人的心理状态，而走向了一种与之相关的普遍性。徐友渔则提出了反面的意见：以李泽厚为代表的80年代思想家的局限在于他们知识结构的偏颇和眼界的狭隘。[3]然而，无疑80年代的“美学热”参与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改造进程当中去了，这也是世界文化当中最为独特的现象。

此外，在学术期刊当中，对李泽厚美学的当代意义也多有考察。《文艺争鸣》2011年第5期特设了“当代中国美学文艺学的生活论转向与李泽厚”的专刊，其中收录的文章主要有刘悦笛的《素描李泽厚》、张志扬的《李泽厚与“审美代启蒙”》、彭富春的《中国当代思想的困境与出路――评李泽厚哲学与美学的最新探索》、张文初的《本体之情与生存的诗性言说――论李泽厚的“情本体”》、李修建的《生活美学：书写中国美学史的新视角――兼论李泽厚的中国美学研究》和陈思勤的《中国“生活美学”研究的新兴》。在这组文章当中，特别关注到了李泽厚晚年最重要的“情本体”思想，这一思想是李泽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并在近20年来全力阐释的新本体论，对于当代中国美学发展特别是“生活论转向”也具有崭新的意义。

二、当代美学的“生活论转向”：以“生活美学”作为本体论

“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范式的生活论转向”是由《文艺争鸣》发起的，《艺术评论》、《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等多家杂志与媒体参与其中，目前已经发表了百余篇重要论文，从生活论转向的本体论建构、西方美学的生活论转向、中国美学的生活论转向、与生态美学的关系、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等各个角度，共同推动了当代中国美学在新世纪的“本体论转向”。

从国际美学的整体走势来看，艺术哲学、环境美学与生活美学依然成为国内外美学家们所集中关注的新生长点。中国本土“生活美学”的新构，恰恰是与国际美学颉颃发展起来的、深植于本土传统之中的一种中国美学新形态。当代美学的生活论转向，恰恰是中国美学20世纪80年代经过“实践论转向”、90年代经历了“生存论转向”之后的又一次重要的本体思想转向。

2011年是“生活美学”研究继续推展的一年。《艺术评论》第4期上集中发表了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的《艺术如何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刘悦笛的《“生活美学”：是什么与不是什么？》和杨光的《镜中之像与画中之像――媒介语境中的生活与文艺复兴绘画》。《文艺争鸣》新年的第1期的生活论转向专题发表了王一川的《物化年代的兴辞美学――生活论与中国现代美学Ⅱ》、马建辉的《马克思的生活论思想与当前文艺学、美学生活论转向》、陈雪虎的《思考从“文化”到“生活”的可能性――再谈“生活论”的内涵兼谈共同文化的》、金浪的《日常生活的美学困惑――兼谈美学的生活论转向中的几个问题》。 在美学原理上，论文主要有陈思勤的《当代中国美学“生活论转向”》、樊文春的《美从何处寻――对生活美学形而下的反思》、江渝和张瑞利的《对艺术终结论与生活美学的深层反思》和陈博的《美学生活论转向的社会利弊》；在西方美学上，论文主要有汪德宁的《日常生活如何审美化？――由鲍德里亚的“超美学”看“日常生活审美化”之争》和张冰的《生活论与生态美学――关于艺术的终结命题》；在中国美学上，论文主要有李昌舒的《论南宗禅的“生活禅”思想及其美学意蕴》、郭羿承的《当代艺术・文化商品・生活型态――以齐白石其人其艺为例看“生活美学”》和顾农的《从美学的层面研究生活史》；在艺术美学与门类美学上，主要有刘悦笛的《“生活美学”与当代中国艺术史――在亚洲艺术学会京都年会上的演讲》、余剑峰的《传统庭院中的当代生活美学》和刘方的《城市生活如何更美好：历史借鉴与生态美学反思》。

所谓“生活美学”或“生活论转向”，被大多数的学者将之理解为一种探讨将生活世界与审美活动沟通起来的努力。“新世纪以来，生活论转向开始成为文艺学美学的重要话题，以‘日常生活审美化’启其端，而‘生活美学’承其绪，”[4]如今开始得到全面的推展。从当代中国“美学本体论”的历史嬗变来看，从实践论、生存论到生活论的哲学基础正在实现根本转换。如果说，李泽厚所奠定的是实践美学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而大多数论者则直接持“实践本体论”的话，那么，后实践美学论者所执著建构的就是一种“生存论本体”，而最新出现的“生活美学”实际上走向了一种“生活本体论”。总而言之，从实践美学、生存美学走向生活美学，恰恰构成了当代中国美学的“本体之变”，这已构成了是当代中国美学发展的大势所趋。

三、当代艺术的“全球互动”：以“中国当代”为考察对象

在2010年世界美学大会上，当代中国艺术就已经成为亮点，由国际美学协会新任主席柯提斯・卡特（Curtis L. Carter）所主持的“当代中国艺术”专场得到了广泛关注，其中包括四个主题发言：卡特的《都市化与全球化的挑战》、玛丽・魏斯曼（Mary Wiseman）的《水与石：论中国艺术的表现角色》、刘悦笛的《书法性表现与当代中国艺术》和王春辰的《当代艺术的公共性的审美价值》。

这四篇最新的，都出自魏斯曼与刘悦笛所共同主编的英文版新著《当代中国艺术激进策略》（Subversive Strateg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2011年该书由欧洲著名的布里尔学术出版社出版。[5]这部新著通过中西美学家和艺术批评家之间的积极对话，试图从美学的角度将当代中国艺术的理论与实践展现给世界。整个文集以魏斯曼的《当代中国艺术的激进策略》为开篇，终结于刘悦笛的《观念、身体与自然：艺术终结之后与中国美学新生》，从而将当代中国艺术的“新世界”与“新理论”全方位呈现了出来。

2011年这部新著邀请了世界最著名的美学家阿瑟・丹托（Arthur C. Danto）撰写了《艺术过去的形态：东方与西方》，美学家诺埃尔・卡罗尔（No?l Carroll）撰写了《艺术与全球化：过去与现在》，艺术史家大卫・卡里尔（David Carrier）撰写了《如何误读中国艺术：七个例证》。该书一方面邀请了国际学者来主笔来外在地考察中国艺术，主要有劳里・亚当斯（Laurie Adams）的《当代艺术在中国》和亚伯拉罕・卡普兰（Abraham Kaplan）的《中国艺术中的形而上学》等等；另一方面邀请本土学者来内在地探讨中国艺术，主要有易英的《政治波普艺术与原创性的危机》、文洁华的《殖民香港的经验绘画与绘画理论（1940-1980）和潘幡的《后殖民与台湾当代艺术趋势》等等。

《当代中国艺术的激进策略》有幸被列为布里尔“历史与文化的哲学”系列丛书的第31本，由波士顿与莱顿做全球发行，它是从美学角度深入观照当代中国艺术的首部成果。这套著名丛书的主编迈克尔・克劳兹（Michael Krausz）认为，这本共集中了15位作者（8位美国人与7位中国人）23篇力作的长达四百多页的文集，的确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跨文化影响的重要贡献，对于中国文化意义的哲学理解的重要贡献。作者既包括中国也包括美国的哲学家与艺术史家们，这是他们关于当代中国前卫艺术研究的第一次合作！”[6]

2011年度，另一个关于当代中国艺术的重要事件是由美国匹斯堡大学高名潞教授发起的，在天津美术学院于11月18日到19日召开了“当代艺术史的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重要的研讨会聚焦于当代艺术史特别是当代中国艺术史的撰写问题，“当代人如何撰写当代艺术史”的难题更成为了会议的焦点。会议邀请了唐纳德・普雷齐奥西（Donald Preziosi）、詹姆斯・梅尔（James Meyer）、帕梅拉・李（Pamala Lee）等西方著名的艺术史学者与中国学者共同探讨了当代艺术史撰写的理论转向问题。当代中国“艺术生态”在国内外大变局下发生了急遽转变，文化身份性和艺术前卫性变得日趋复杂，对中国艺术史的当代书写而言，如何确立书写者的立场与方法、如何寻求到新的历史叙事模式都亟待得到反思。所以，本次会议的召开对于当代中国艺术史书写而言意义重大，它同时也已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

2011年11月25到27日，在由台湾政治大学主办的“东亚学术现代化”国际研讨会上，潘幡提出了“台湾美术史学的主体与认同”的问题，日本学者冈林洋考察了“日本近代美学的构想”，刘悦笛提交了“近代东亚艺术观源流考辨”的论文，近代以来的中国美学研究也需要在东亚美学的内部互动之间来加以历史的勘察。

四、中美双方对话“美善关联”：以“伦理美学”为交融前沿

当代国际美学界还有一个持续已久的热点话题：美学与伦理学的关联问题，近期的西方许多美学文集都将该问题置于核心位置上。在2010年出版的《今日美学》文选当中，伦理、美学与艺术价值问题得到了专章探讨，其中，“艺术的道德本性”、“伦理与艺术价值的关系”、“艺术的伦理批判”乃至“美学作为伦理学的先导”的问题都得到了深入的探讨，实际上，从更深层的融合来说，这也就是美学与伦理学交融而成的“伦理美学”与“审美伦理学”的问题。[7]

2011年10月12日到14日在美国密尔沃基召开了“未设置的边界：哲学、艺术与伦理学（东方与西方）”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由柯提斯・卡特发起并主持。这是在美国本土举办的第一次中美双方学者直接进行“美学对话”的会议。会议的宗旨，就是为了以美学与伦理、艺术与道德的关联作为共同话题，提升东西方美学之间的交往与理解，不仅由此建构一种共通的全球性对话基础，而且，力求找到不同文化解决同一问题的不同路径。

所以，这次会议邀请了人数相等的美国与中国学者们进行对话，美方出席的学者有诺埃尔・卡罗尔、斯蒂芬・戴维斯（Stephen Davies）、伊万・盖斯凯尔（Ivan Gaskell）、盖里・哈伯格（Gary Hagberg）、约翰・莱萨克（John Lysaker）、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chusterman）、杰森・沃斯（Jason Wirth）和玛丽・魏斯曼，中方出席的学者有高建平、刘悦笛、彭锋、王春辰、文洁华、周宪、刘成纪和程相占。正如《国际美学通讯》报道所见：“目前，当代中国学者们致力于各种努力将传统中国理念整合到指向未来的当代中国思想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同样也致力于使西方美学与伦理学获得重要性从而来发展他们自身的理论。同样，西方学者们也意识到，他们要通过向关于哲学、艺术与伦理学的中国传统与当论加以拓展，来更多地习得东方的思想。”[8]这次中美互动的国际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成果，以往的中外美学对话会总是在中国本土召开并邀请国外学者访华，而这次会议则是到美国大陆去寻求更深入的对话，这次交流的象征意义无疑是深远的。

五、“美学译文丛书”复出：向“艺术学”疆域拓展

从20世纪80到90年代，中国学界出版了由李泽厚先生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这套被老主编李泽厚称之为“起步最早，但步伐最慢”、“艰难牛步”又“自行停止”的丛书，既是“西学东渐”又一次开拓性的学术工程，也积极推动了当时“美学热”与“文化热”的充分展开。这套大型丛书前后共出版了49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8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2本、光明日报出版社11本、中国文联出版社8本），但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该丛书已停止出版长达二十年之久。

从2010年始，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长赵剑英与刘悦笛共同推动了这套丛书的复出，在得到李泽厚先生的应允之后，“美学译文丛书”更名为“美学艺术学译文丛书”后规划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全权出版。在“美学丛书”后之所以加上艺术学，这是由于原本的译丛就已遵循了“美学与一般艺术科学”的分野规划，而今在中国艺术学的发展更是方兴未艾，因而需要对此加以积极拓展。这套丛书所身处的历史语境，显然已经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的启蒙境况，“放眼看世界”的年代确实亟需“有胜于无”的原则。但而今的学术的整体发展，需要我们在重印经典的同时，也要关注当代学界发展的最近动，同时更要提升出版的学术质量，争取出版更多的精品力作。

“美学艺术学译文丛书”邀请了国际美学界的重要美学家共组成“学术委员会”，这些编委不仅来自欧美也来自东亚学界，主要成员包括国际美学协会荣誉主席约瑟夫・马戈利斯（Joseph Margolis），现任主席柯提斯・卡特，四位前主席诺埃尔・卡罗尔、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海因斯・佩茨沃德（Heinz Paetzold）和约斯・穆尔（Jos de Mul），国际美学学会总执委沃尔夫冈・韦尔施与美国执委玛丽・魏斯曼，《英国美学杂志》前主编彼得・拉玛克（Peter Lamarque），《美学与艺术批评》主编苏珊・费根（Susan L. Feagin）、亚洲艺术学会会长神林恒道、韩国美学学会秘书长朴骆圭等。这个阵容强大的编委会，会协同中国编者来共同商定新译的书目，来共同规划这套走国际路线的丛书的发展。

目前，“美学艺术学译文丛书”被规划为“经典系列”与“当代系列”两个系列，前者以古典学术的经典性作为标准，后者以当代学术的前沿性作为标准。从“美学之父”鲍姆加通、“艺术史之父”温克尔曼、“艺术学之父”费德勒之具有“学科建设”意义的基础著作开始译起，最先出版鲍姆加通（最早提出“美学”）的《诗的哲学默想录》中文、拉丁文双语版和温克尔曼的《希腊美术摹仿论》中文、德文双语版，古典系列还将出版更具学术价值的“笺注版”。第一批即将出版的书目有：鲍姆加通《诗的哲学默想录》（1735）、鲍姆加通《美学》（1750）、温克尔曼《希腊美术摹仿论》（1755）、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1764）、费德勒《艺术活动的根源》（1887）、德索阿尔《美学与一般艺术学》（1906）、杜威《作为经验的艺术》（1934）、塔塔科维兹《美学史》三卷本（1962）、神林恒道《艺术学手册》（1989）、潘编《东方美学史料选编：日本卷》、刘悦笛编《东方美学史料选编：朝鲜卷》；当代系列目前纳入的暂有马戈利斯《美学：从古典到当代》（2008）、柯提斯・卡特《艺术与社会变革：国际美学年刊》（2009）、魏斯曼和刘悦笛《当代中国艺术激进策略》（2011），这套丛书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中国美学、艺术与文化的当展。

总而言之，当代中国美学已经逐渐融入了“全球对话主义”当中，正如国际美学协会主席卡特对于中国美学的期待所言：“中国文化、艺术和美学，向来对世界文明有丰富而意义深远的贡献。我对中国在艺术和美学上的未来怀有极大的期待。如今，当代中国艺术家在全球艺术世界里具有令人崇敬的地位。今天，一些最具创作性的艺术作品皆出自中国艺术家之手。在中国，人们对美学领域有广泛的兴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北京2010世界美学大会吸引了1000多名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学者。中国学者的美学著作也对东方和西方学者越来越有吸引力。我认为，这些发展的确是非常积极的讯号，预示着美学在中国有着光明的未来！”[9]

未来的美学之路，就在所有的中国美学工作者们的脚下。

注释：

[1] [荷]海因斯・佩茨沃德：《当代全球美学的“文化间性”转向》，见刘悦笛主编：《美学国际：当代国际美学家访谈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2] 汝信：《当代中国美学研究・序》，刘悦笛、李修建：《当代中国美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3] 杜维明、许友渔、李公明、刘悦笛、干春松、杨煦生、谢遐龄、尤西林、李泽厚、钱理群、黄子平：《李泽厚与80年代中国思想界》，《开放时代》2011年第11期。

[4]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编：《文艺学新周刊第89期・美学研究的生活论转向》导言部分，见wenyixue.bnu.省略/。

[5] Mary B. Wiseman and Liu Yuedi eds., Subversive Strateg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11.

[6] 彭筠：《〈当代中国艺术激进策略〉出版》，《世界美术》2011年第2期。

[7] Robert Stecker and Ted Gracyk eds., Aesthetics Toda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pp. 343-379.省略/。

国际学术论文篇(6)

关键词： 高校 学术交流活动管理 问题及对策

学术交流是指针对规定的课题，由相关专业的研究者、学习者参加，为了交流知识、经验、成果，共同分析讨论解决问题的办法，而进行的探讨、论证、研究活动。可以采用座谈、讨论、演讲、展示、实验、发表成果等方式进行。随着信息科学的迅速发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日益活跃，各种学术会议数量猛增，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交流空间，如何加强管理，确保效果和学术水平，使高校在这方面投入产生最佳效益，是各高校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本文拟结合我院学术科研管理实际情况，谈谈学术交流活动管理的难点及对策。

一、高校的学术交流活动

高校的学术交流活动包括邀请国内外专家来校开展的学术交流活动（包含举办学术会议），出校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活动，校内部交叉学科间的学术交流。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前两种类型的学术交流活动。

1.邀请国内外专家来校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1）开展国际、国内学术会议：由高校主办或全国性学术团体委托高校承办，面向各（全）国征集论文且有该领域国内外专家学者参加的学术会议；

（2）开展合作研究、学术报告、培训及访问考察：校外专家学者接受邀请，到高校作关于科学技术、工程实践的新理论、新方法、科技信息等内容的合作研究、学术报告、培训及访问考察；

2.出校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活动

（1）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由其他单位主办的，面向各（全）国征集论文且有该领域国内外专家学者参加的学术会议；

（2）参加合作研究、学术报告、培训及访问考察：受邀请到校外作关于科学技术、工程实践的新理论、新方法、科技信息等内容的合作研究、学术报告、培训及访问考察；

二、学术交流活动存在的问题及管理难点

1.存在的问题

（1）学术会议是一项严肃的以科技工作者为主体、相互交流信息的重要渠道。基于相应的活动主题有着重要意义，学术交流活动应由具体职能部门有计划、有目的、有序地组织进行。目前我国学术会议种类繁多，组织方式发生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各类学术会议应运而生，现阶段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衍生出非正规的、巧立明目的各种学术活动。此类学术活动组织紊乱、学术气氛淡薄，交流、探讨等学术活动流于形式，往往难以达到科技学术交流的真正目的。

（2）对学术会议论文的选择性不强，论文把关不严。由于学术会议组织者的参差不齐，有些学术会议的征文通知不经过各单位管理部门而广为散发，甚至寄给个人，事先无计划。根据实际收到的论文数量组织会议.对论文的质量把关不严，来者不拒。会议通知更是五花八门，留出论文题目、作者姓名及会议交流形式栏目，让与会者自行填写，还假以出版论文集、推荐发表之名以达到吸引与会者的目的。

（3）部分科技工作人员不注重学术活动的学术水平，存在只追求开会次数或注重外出旅游观光的现象。会址偏重旅游景点，会费开支增大。当前会议往往以会养会，除安排学术交流外，还组织旅游、馈赠礼品，会务费收取较高。加之会议地点远离内地大城市，而且安排在高级宾馆饭店，大大增加了差旅费的开支。此外，同一会议同往人员增多，更是加重了高校的负担。这一状况导致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交流反而退而次之，难以达到学术交流的预想效果，还造成科研经费的浪费。

2.管理的难点

（1）鼓励参加与适当限制的矛盾。参加科技学术交流是促进学院科研工作的必要手段。事实上，很多学术会议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这样的会议学院应给予鼓励。但由于当前学术活动中存在的问题，管理者必须区别对待，对某些会议进行限制。由于管理人员对专业会议的具体情况不可能十分了解，在批准参会人员时，未将一些会议参加人数加以限制，未对参加学术会议严把关，碍于情面而不进行筛选。同时高校部分老师对学术会议的选择性不强，部分与会人员不注重学术活动的学术水平，只追求开会次数或注重外出旅游观光的现象。鼓励与限制在具体管理环节中很难把握，管理者处于两难境地。

（2）邀请校外专家学者接受邀请，到高校进行学术交流。由于氛围尚未形成，一部分学术交流变成了少数人的学术讨论，没有达到全体学生老师皆收益的效果，不能很好地发挥学术交流的实际效益。并且学术交流后未按要求将相关材料上交单位科研部门，此类学术交流的效果管理人员很难把控。

（3）外出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实际效果不佳，回校后形成实际推动效果的寥寥无几，在高校内部进行学术交流的气氛尚未形成，一部分学术会议资料未按要求上交单位科研部门，没有达到“一人与会，众人受益”的效果，不能很好地发挥学术会议的实际效益。

（4）经费有限与开支过大的矛盾。高校的科研经费有限，加之当前学术会议开支逐年增加，学院不可能满足所有要求参加学术会议人员的需求。要使有限的经费合理支出学术会务费及差旅费.保证学院科技人员参加各类学术活动的数量和质量，常常难以做到两全其美。

三、针对上述问题的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一方面继续支持科研人员利用学术会议将反映高校学术与科研水平的科研成果进行广泛交流以提高高校学术地位，同时本着通过交流开放思想，启发思路以加快高校技术创新和研究工作速度的原则。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以增加参加学术会议的实际效果。

1.加强会议经费管理，保证经费有效投入。

按照第十五次校党代会的“以学术为本，共建学术繁荣”的精神，学术质量是学术会议的生命力所在。为了更广泛地开展学术交流，促进各信息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我院加大了对学术交流活动资助，近年来积极开展形式多样、互动充分的学术交流活动，搭建了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但学院科研经费有限，我们在学术会议经费管理中采取按研究所（教研室）定额分配等原则，超出部分计研究所成本核算消耗之中。这就促使研究所所长审批会议时要全面衡量、择优而定。机关审批报销时，差旅费按会议通知实际天数加直线往返天数计算。

2.鼓励学术交流，保证学术影响

学院要求每个研究所每四年至少应举办一次以上学术会议，鼓励举办跨学科、交叉性学术活动。积极争取举办或承办高层次的国际性、区域性学术活动，着力构建多边交流、区域交流等多种学术交流平台。开展的国际会议和全国性学术会议，其主题必须有利于学院科研、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对提高学院相关学科的科研水平具有实质性的推动作用。会议主题所涉及的学科或技术领域，学院必须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即已形成有一定人数的学术研究群体，承担有省级以上研究课题或已取得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有一定影响的研究成果。

3.实施分类管理体系，提高参加学术会议的整体水平。

由于目前学术会议种类繁多，如果有一个相对统一的学术会议分级、分类标准，对于控制学术会议数量，规模，对于各单位加强对参加学术会议管理必将提供极大的便利，更有利于提高学术的水平和社会效益。综上所述，为规范管理，鼓励广大老师参加高水平的学术会议，我院学术会议分级参照中国计算机学会的《中国计算机学会推荐国际学术会议和期刊目录》（第二版）。本目录包括计算机学科目前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及期刊目录和一个综合类的国际学术期刊目录，是国内高校和科研单位作为学术评价的重要参考依据。目录中，刊物和会议分为A、B、C三档。A类表示国际上极少数的顶级刊物和会议，鼓励我国学者去突破；B类是指国际上著名和非常重要的会议、刊物，代表该领域的较高水平，鼓励国内同行投稿；C类指国际上重要的、为国际学术界所认可的会议和刊物。

4.加强质量监控，提高参加会议交流论文的水平

（1）要求外出参加学术会议论文必颁在大会报告、并且在申请外出参加学术会议时.在申请表后附会议论文复印件且由所长在论文后签署对论文水平的评价意见。

（2）实行会前申报制度。承办学术会议的具体实施单位（系、所等），必须于会议前2个月向学院科研办提交承办学术会议的报告，内容主要应包括：会议名称、主题、主办单位、会议时间、地点，会议组织机构、经费来源、日程安排、拟到会专家学者名单，提交论文情况等，并附政府及学校主管所门、学会或委托单位的批文等。邀请校外专家学者来校开展学术交流，须至少提前2周向学院科研办提交相应或相关的材料。

（3）实行会后报告制度。学术会议或学术交流结束后，承办系、所须向学院科研办提交下列资料：①1000字以上的会议综述1份；②会议资料（包括音像资料等）1套；③会议经费决算表1份。

四、结语

国际学术论文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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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河南自考科目（自学考试各个专业的考试科目不同，具体点击查看：自学考试科目）

专业 层次 学制 主要课程 音乐教育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基础乐理、视唱练耳、基础声乐、基础和声、合唱与指挥基础、基础钢琴、艺术概论、民族民间音乐、音乐欣赏、中学音乐教学法、计算机应用基础、计算机应用基础实践、基础钢琴实践、基础声乐实践、 本科 两年 英语(二)、中外音乐史、中外音乐欣赏、和声学、音乐作品分析、歌曲写作、音乐教育学、音乐美学、简明配器法、歌曲钢琴伴奏、声乐实践、歌曲钢琴伴奏、声乐实践、歌曲钢琴伴奏实践、视唱练耳实践、毕业论文 经济法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公司法、经济法概论、刑法学、合同法、税法、国际经济法概论、劳动法、计算机基础、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 两年 英语（二）、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学、国家赔偿法、经济法学原理、企业与公司法、行政法学、劳动法、金融法概论、房地产法、环境法学、税法原理、行政诉讼法、财务管理学（辅修） 市场营销 专科 两年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高等数学（一）、基础会计学、经济法概论（财经类）、大学语文（专）、国民经济统计概论、消费心理学、谈判与推销技巧、企业管理概论、公共关系学、广告学（一）、市场营销学、市场调查与预测、计算机应用基础（含实践） 本科 两年 英语（二）、高等数学（二）、市场营销策划、金融理论与实务、商品流通概论、消费经济学、国际商务谈判、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企业会计学、国际市场营销学、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含实践） 公共关系 本科 两年 人际关系学、公共关系口才、现代谈判学、公共关系案例、国际公共关系、公关政策、企业文化、创新思维理论与方法、领导科学、人力资源管理（一）、现代资源管理（一）、广告运作策略 行政管理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专）、政治学概论、法学概论、现代管理学、行政管理学、市政学、人力资源管理（一）、公文写作与处理、管理心理学、公共关系学、社会研究方法、秘书工作 、计算机应用基础（含实践） 本科 两年 英语（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西方政治制度、公共政策、领导科学、国家公务员制度、行政组织理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社会学概论、中国行政史、中国文化概论、普通逻辑、财务管理学、秘书学概论、企业管理概论 汉语言文学 专科 两年 文学概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二）、外国文学作品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写作等 本科 两年 美学、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一、二）、外国文学史、语言学概论、英语（二）、两门选修课、毕业论文 涉外秘书学 专科 两年 英语（一）、大学语文（专）、公共关系、外国秘书工作概况、涉外秘书实务、涉外法概要、 本科 两年 英语（二）、中外文学作品导读、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经济法概论、秘书语言研究、公关礼仪、交际语言学、国际商务谈判、中外秘书比较、口译与听力等 对外汉语 本科 两年 现代汉语、实用英语、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外国文化概论、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英语表达与沟通（实践环节）毕业论文等 英语翻译 专科 两年 英语写作基础、综合英语（一二）、英语阅读（一）、英语国家概况、英语笔译基础、初级英语笔译、初级英语口译、英语听力 本科 两年 中级笔译、高级笔译、中级口译、同声传译、英汉语言文化比较、第二外语（日/ 法）、高级英语、英美文学选读、毕业论文 日语 专科 两年 基础日语（一二）、日语语法、日本国概况、日语阅读（一二）、经贸日语、日语听力、日语口语 本科 两年 高级日语（一二）、日语句法篇章法、日本文学选读、日汉翻译、第二外语（英/法）、现代汉语、计算机应用基础、日语口译与听力、毕业论文 英语 专科 两年 综合英语（一二）、英语阅读（一二）、英语写作基础、英语国家概况、英语听力，口语等 本科 两年 英语写作、高级英语、英美文学选读、英语翻译、经贸知识英语、口译与听力、二外（日语）等 外贸英语 专科 两年 综合英语（一二）、英语阅读（一）、英语写作基础、英语国家概况、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英语听力、口语、外贸英语阅读等 本科 两年 英语写作、高级英语、英美文学选读、英语翻译、经贸知识英语、外贸口译与听力、二外（日语）等 公共事业管理 专科 两年 计算机应用基础、公共事业管理概论、社会学概论、管理学原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公共关系、社会调查与方法、行政管理学、文教事业管理、计划生育管理、秘书学概论、计算机应用基础（实践）等 本科 两年 英语（二）、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公共事业管理、公共经济学、非政府组织管理、行政法学、人力资源管理（一）、管理信息系统、毕业论文等 工商企业管理 专科 两年 计算机应用基础、基础会计学、经济法概论、国民经济统计概论、企业管理概论、生产与作业管理、市场营销学、中国税制、企业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经济法（辅修）、民法学（辅修）； 本科 两年 英语（二）、高等数学、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国际贸易管理与实务、管理学原理、财务管理、金融理论与实务、企业经营战略、组织行为学、质量原理、企业管理咨询、合同法（辅修）、行政法学（辅修）。 国际贸易 专科 两年 高等数学、法律基础、计算机应用基础、英语、国际贸易实务、国际金融、国际商法、中国对外贸易、WTO知识概论、市场营销学等 本科 两年 国际市场营销学、世界市场行情、国际商务谈判、企业会计学、国际运输与保险、西方经济学、外国经贸知识选读、涉外经济法、经贸知识英语等 金融管理 专科 两年 证券投资分析、保险学原理、银行会计学、商业银行业务与管理、货币银行学、财政学、经济法概论、基础会计学、管理学原理等 本科 两年 管理会计实务、国际财务管理、公司法律制度研究、英语（二）、电子商务概论、组织行为学、风险管理、高级财务管理、审计学、政府政策与经济学等 会计（电算化） 专科 两年 英语（一）、大学语文、高等数学（一）、基础会计学、国民经济统计概论、数据库及应用、财政与金融、会计电算化、成本会计、财务管理学、计算机应用基础、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本科 两年 高等数学（二）、、英语（二）、数据结构、审计学、管理学原理、通用财务软件、计算机网络基础、财务报表分析（一）、金融理论与实务、高级财务软件、操作系统。加考课程：会计电算化、财务管理学、成本会计、基础会计学、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人力资源管理 专科 两年 管理学原理、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学、人力资源经济学、企业劳动工资管理、劳动就业论、社会保障、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公共关系学、应用文写作等 本科 两年 企业战略管理、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人力资源培训、人事测评理论与方法、人力资源薪酬管理、绩效管理、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理论与策略、管理信息系统等 文化事业管理 专科 两年 英语（一）、写作、中国文化概论、文化管理学、文化行政学、文化政策与法规、文化经济学、文化策划与营销、艺术概论、社会学概论、民间文学、计算机 文化产业 本科 两年 英语（二）、中国文化导论、文化产业与管理、文化产业创意与策划、文化市场与营销、外国文化导论、媒介经营与管理、文化服务与贸易 经济信息管理 专科 两年 高等数学、计算机网络基础、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软件基础、计算机组成原理、经济信息导论、计算机信息基础、信息经济学等 本科 两年 英语（二）、应用数学、中级财务会计、计算机网络技术、社会研究方法、网络经济与企业管理、数据库及应用、电子商务概论、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应用数理统计、经济预测方法。 游戏软件开发技术 专科 两年 英语（一）、高等数学、计算机游戏概论、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游戏作品赏析、计算机网络技术、游戏软件开发基础、市场营销、动画设计基础等 本科 两年 英语（二）、游戏创意与设计概论、可视化程序设计、艺术设计基础、多媒体应用技术、DirectX、Java语言程序设计、游戏开发流程与引擎原理、游戏架构导论、软件工程、游戏心理学等 电子商务 专科 两年 电子商务英语、经济学（二）、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基础、市场营销（三）、基础会计学、市场信息学、国际贸易实务（三）、电子商务概论、商务交流（二）、网页设计与制作、互联网软件应用与开发、电子商务案例分析、综合作业 本科 两年 英语（二）、数量方法（二）、电子商务法概论、电子商务与金融、电子商务网站设计原理、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互联网数据库、网络营销与策划、电子商务安全导论、网络经济与企业管理、商法（二） 信息技术教育 本科 两年 英语（二）、物理（工）、数据库原理、数据结构、计算机网络与通信、计算机系统结构、软件工程、数值分析、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计算机辅助教育、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字逻辑、中学信息技术教学与实践研究 计算机及应用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高等数学、英语（一）、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计算机应用技术、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导论、计算机组成原理、微型计算机及其接口技术、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操作系统概论、数据库及其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 本科 两年 英语（二）、高等数学、物理（工）、离散数学、操作系统、数据结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软件工程、数据库原理、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网络与通信 电子政务 专科 两年 行政管理学、公文写作与处理、公共事业管理、行政法学、经济管理概论、办公自动化原理及应用、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电子政务概论、管理信息系统、计算机应用技术 本科 两年 英语（二）、公共管理学、电子政务理论与技术、政府经济学、信息化理论与实践、网站建设与管理、计算机网络与通信、电子政务案例分析、信息与网络安全管理 电子技术 专科 两年 英语 （一）、电工原理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线性电子电路、非线性电子电路、数字电路、计算机基础与程序设计、电子测量、音响技术、微型计算机原理 及应用 、办公自动化 设备、 电子工程 本科 两年 英语（二）、高等数学(工本) 、物理(工)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工程经济、信号与系统、计算机软件基础(二)、数字信号处理、单片机原理与应用、自动控制理论(二)、声视频技术 服装设计 专科 两年 构成艺术、服装工艺、服装结构设计、服装款式设计、服装纸样设计、服装市场营销等 本科 两年 服装设计、服装纸样设计、服装图形设计、服装计算机辅助设计、服装立体剪裁、展示工艺、企业形象设计、服装饰品设计等 数控技术 专科 两年 机械设计基础、公差配合与技术测量、数控编程与操作、CAD/CAM、电工学等 本科 两年 模拟数字及电力电子技术、传感器与监测技术、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机床数控原理、CAD/CAM软件应用、模具与现代加工技术等 视觉传达设计 专科 两年 构成艺术、插图艺术设计、包装结构与包装装潢设计、平面广告设计、机构形象设计（ VI ）、商品摄影、POP与DM广告设计等 本科 两年 书籍装帧设计、包装工艺与设计、创意网页设计、影视广告、方案与脚本、室内设计、景观设计、展示设计、家具设计 动漫设计 专科 两年 构成艺术、字体设计、动画基础、动画运动、电脑图像设计、动画概论 本科 两年 漫画设计、动画场景设计、动画分镜头、二维动画制作、三维动画制作动画特效合成、动画创作 生物技术 专科 两年 普通生物学、食品分析与检验、发酵工艺学、生物制药技术、生物化学、微生物学、细胞工程、基因工程、酶学、病毒学、现代生物技术导论等 生物工程 本科 两年 英语、工程制图、化工原理、生物工艺学、微生物遗传与育种、生化工程、生物制药学、生化分离工程、高等数学等 食品工程 专科 两年 基础化学、食品化学、食品微生物学、食品工艺学、食品分析 本科 两年 食品工程原理、食品营养、食品加工技术、酿造食品加工、食品法规、食品包装与设计、农产品储藏运销学、计算机应用基础 景观园林 本科 两年 英语、园林工程制图、园林艺术原理、景观生态学、园林建筑学、园林CAD、园林规划设计、园林工程学、3DMAX、园林植物保护学、园林美学 新闻 专科 两年 计算机应用基础（含实践）、汉语基础、社会学概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新闻学概论、中国新闻事业史、新闻采访写作、报纸编辑、广播新闻与电视新闻、广告学、新闻心理学 本科 两年 英语（二）、新闻评论写作、新闻摄影、外国新闻事业史、中外新闻作品研究、传播学概论、公共关系学、新闻事业管理、文学概论 应用心理学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实验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心理与教育统计学、社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医学心理学、心理测量、普通心理学（含实践）、计算机应用基础（含实践） 本科 两年 英语（二）、认知心理、心理学研究方法、心理学史、变态心理学、学习心理学、心理咨询原理与技术（含实践）、学校心理学、心理诊断、行为改变技术（含实践） 小学教育 专科 两年 大学语文、教育原理、科学技术社会、小学教育心理学、小学科学教育、小学教育科学研究、小学语文教学论、小学数学教学论、小学班主任、素质教育导论 本科 两年 英语（二）、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课程与教学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中外教育简史、中小学教育管理、比较教育、小学艺术教育、现代教育测量与评价、中小学教育信息技术、学校管理心理学、教学设计、德育原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毕业实习、毕业论文 学前教育学 专科 两年 学前教育学、学前发展心理学、学前卫生学、儿童文学、学前教育心理学、幼儿园组织与管理、学前儿童数学教育、学前儿童语言教育、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科学技术社会 本科 两年 英语（二）、教育学原理、学前游戏论、幼儿园课程论、学前比较教育、中外学前教育史、幼儿园活动设计、学前教育科学研究、家庭教育学 教育技术学 本科 两年 英语（二）、教学设计、教育电视系统、教育电视节目制作、计算机辅助教育、多媒体教学系统、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教与学的基础原理、教育传播方法研究、教育电声系统及软件制作、信息技术课程教学论、 教育管理 本科 两年 英语（二）、教育管理原理、教育评估与督导、教育经济学、教育统计与测量、教育法学、教育预测与规划、中外教育管理史、管理心理学、高等教育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