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篇(1)

关键词:县域经济;数字经济;生产要素;数据

自2015年正式提出“互联网+”以来，我国先后推动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2016年)、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2017年)、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18年)、“智能+”(2019年)和新基建(2020年)等一系列战略举措，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由传统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逐步迈入了数字经济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创新驱动要素发生了重大改变［1］。这为占全国人口68%、国土面积占90%、GDP占41%(2019年)的国民经济基本单元［2］———县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多重挑战。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在新时代、新形势、新趋势下，推动数字经济赋能县域经济发展，加快县域经济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创新发展步伐，成为了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

一、数字经济时代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机遇和挑战

(一)新的经济发展体系给县域经济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随着“新基建”的大力建设与推进，以5G、AI等为代表的智能技术催生了新的经济发展体系:1.市场资源配置出现新要素。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携同算法、算力共同赋能物理世界(主要是机器)，物理世界将替代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人类将进入“数字生产力”新经济时代。2.竞争要素和机制出现新规则。竞争要素已由传统的资源、产品、技术、服务等过渡到生态圈体系竞争时代，市场竞争要素资源将向数字经济体系无限集中，将改写商业经济竞争的规则，传统经济管理被强中心、共生化、无边界、自驱动的数字经济全方位取代。3.经济发展出现新趋势。传统经济形态将与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建立起高度耦合“数字联姻”关系，传统组织、物理世界将在数字化进程中进化出“智能生产力”、“智能生产关系”及“智能产出”的新型经济关系，传统经济的智能数字化转型将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并产出新型智能产品，新的经济发展体系将给县域经济带来全方位的机遇和变革［3］。

(二)县域经济统计和核算面临重大调整和冲击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创新和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和产品表现形式，创造出了诸如共享经济、共享知识等新型产品、新型消费和新型收益的综合经济形态和数字化产品。而现有宏观统计体系已经无法完全对具有跨界融合、免费服务、动态创新等特征数字和被数字化提升的产品与活动所带来的增加值进行准确的捕捉和计量［4］，这对我国传统统计、税收和财政管理体系提出新的重大挑战，国民经济统计与核算体系面临重大调整［5］。而县域在数字技术、数据积累与规范、新产业规模与集聚能力等方面与市域城市或发达区域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面对新型统计与核算体系的完善、实施和推广，县域经济发展的数量与质量都将面临不利的局面。

二、数字经济时代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传统生产要素运用不足及固化依赖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依赖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先后交替及转换从而获得竞争优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型发展。但由于不同县域发展水平和条件的差异，传统生产要素的市场配置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发挥，诸多县域经济发展出现了“木桶效应”现象。同时许多县域对传统生产要素产生了“刚性”依赖，这严重束和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随着土地资源日趋紧张、劳动力红利逐渐消失、资本门槛逐年提高、环保标准日益提高等一系列发展条件的变化，传统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已无法适应新常态下数字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县域经济发展面临两难选择。

(二)数据要素发展积累和沉淀不够为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需要，许多县域先后推动诸如智慧县域、数字县域、数字政府等的建设，除了在物流、交通、基础配套等数字化硬件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提升外，还将线上线下数字化产品市场的触角伸向了偏远的乡村，网上购物、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等数字化场景进入并深刻影响县域人们的日常生活。县域数字化建设及数字化产品催生了海量的数据，但相比需求相对规范、采集技术成熟、应用场景系统、渠道兼容较好的一、二线及中心城市来说，由于应用需求、采集技术、数据管理等方面的先天不足，县域内绝大多数的海量数据呈现碎片化、无序化、失联化的特点，处于“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无处可用”的“流浪”状态，规范、有序、标准的数据积累和沉淀明显不够，县域经济智能化发展先天不足。

(三)新型经济形态发展的系统性不足数字经济的本质是以数据流动的智能化来解决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以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其经济形态主要表现为消费端和供给端的高效协同和精准匹配。但目前我国县域经济供给端与消费端存在明显的失衡和不匹配:在消费端来说，县域经济范围内拥有较大规模的网购人群和网络零售、快捷便利的快递物流及移动支付体系;但在供给端来说，县域普遍存在全球知名品牌缺乏、精准营销不足、产品定位不准、数据驱动产品不足、数字化制造能力偏低、柔性生产和定制化生产能力供应链体系不完善等诸多问题，新型经济形态发展的内生动力及韧性严重不足。

(四)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理念与思维“误区”1.认知误区。数字经济要求县域治理进行创新和适应、跨越不同领域技术、传统创新方式等诸多改变和适应，因此普遍存在害怕、惶恐、抵触、轻视的倾向和情绪，对数字经济的本质、趋势、应用等认知不足。2.思维误区。受传统思维惯性和现实情境双重因素影响，出现了一方面轻视数字经济的引领创新作用，而另一方面则认为领数字经济无所不能的两种极端思维。3.实践误区。在推动数字经济过程中，县域政府普遍存在过于追求国际前沿水准、打造大型新型商业生态而普通民众却对发展数字经济“孤陋寡闻”、参与度较低的不对称情境。同时许多县域过于谋求县域范围内全方位的智能发展，没有充分考虑到自身的特色与差异，缺少问题导向的思维转变。

三、数字经济时展县域经济的途径与方法

(一)解放思想，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理念与思维创新1.服务县域经济发展大局。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是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和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因此县域数字经济发展要树立人本理念、惠民理念、可持续发展等理念，所有的智能产业、技术、产品等均要以县域内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出发点和归宿，特别是要紧紧围绕并服务于乡村振兴、美丽乡村、扶贫攻坚等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发展大局。2.坚持问题导向。不同县域的发展均有其自身优势和不足，推动县域数字经济发展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县域面临的痛点和难题，运用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式方法予以解决，谨防“两张皮”现象再现。3.创新县域管理方式。推动县域管理从传统自上而下的管理思维向多元包容的管理方式改进，关注用户思维、流量思维、大数据思维、平台思维等，满足并达成县域管理过程中多方的利益需求，实现共赢共享。4.树立全生态思维。在推动县域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一味求大求全，要在夯实数字基础设施、营造数字转型环境、完善数字化积累等多个方面构建数字智能产业生态体系。

(二)确立数据要素引领地位，联动传统生产要素融合创新发展1.确立数据要素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把数据要素作为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型要素，数据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全要素中的关键要素。县域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把数据要素作为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确立其在全要素中的主体与引领地位。用数据思维深度拓展、挖掘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各领域存在的短板与不足，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制定完善发展数字经济的政策和制度，做好县域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2.发挥数据要素的创新带动作用。针对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生产要素的生产、发展、应用或挖掘不足的问题，运用智能数字化技术对传统生产要素所涉及的行业企业进行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提升，推动对传统生产要素、生产能力等的创新运用、升级和发展，以解决和释放传统生产要素的发挥不足等问题，促进传统产业的数字、智能化转型步伐;同时构建以数据要素引领驱动的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新型五要素有机融合的新型县域经济发展新函数和新逻辑，推动新型五要素的有机整合与高度融合，创新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篇(2)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国有企业；经济发展；深远影响

数字化转型主要是通过数字技术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改造过程。在生产、管理、运营、营销方面上应用数字化，能够促进国有企业尽快实现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的发展，然而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也要认识到数字化转型在给国有企业经济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国有企业经济也将面临较大的挑战，因此，国企管理者需要积极地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变化，提升国有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

1.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

1.1数字化转型给国有经济带来的机遇

激发国有经济增长的动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消费的效率和形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数字化转型从多方面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拉动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形式，拥有较大的发展前景，很多国家都将数字经济提高到了较高的战略地位，政府部门也相继制定了相关数字化转型的激励政策，能够为国有企业开拓良好的市场环境，大大的拉动国有企业经济的发展。同时，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投资的活跃度，在建设数字经济的过程中，在研发前沿技术和基础设施方面于需要投入较大量的资金，数字经济的预期收益会增加投资的数额，提高资本的流通速度。为国企经济提供较大的发展空间：在科学技术水平日益提升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数字化转型能够突破时空上的限制，使得国际经济交流变得更加密切，加快了经贸往来交易的速度，能有为国有企业经济的发展提供较大的空间。能够提升国有企业的管理效能：企业在保持持续的规划、运转和调整中实现既定的目标，获得收益和成长。数字经济的出现，为企业的运营和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机遇。通过现代技术的革新，能够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更加智能化、科学化、现代化。

1.2数字化转型给国有企业经济带来的挑战

跨行业、跨区域的发展：在数字化转型经济背景下，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方式和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数字化转型可以说是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的一个分水岭，一方面传统国有企业会面临被替代、被淘汰的经营风险，由于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技术的应用，能够提供比传统国有企业更优的服务和商品，因此对于传统国有企业经济来说是一个较大的挑战。例如现代市场经济中能够提供甚至优于传统经济中企业提供商品和服务，给传统企业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发展挑战。从现阶段市场经济形式来看，传统实体经济的消费额呈现出了下降的趋势，信息服务业、咨询行业也处在被替代的经营风险。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中经济融合、跨界业也加快了竞争格局的变化，在传统经济市场背景下企业探索的相关领域也不同，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较大的发展机遇。例如谷歌、百度等互联网企业在无人驾驶、导航、地图开发等领域的研发，也提高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国有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信息传统的安全性和及时性：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机遇与风险是并存的，国有企业只有通过准确的信息来对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判断，对机遇和风险进行合理的把控。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加快了信息的传递，也对国企辨别。获取信息的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一方面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有关国企的负面信息传播的速度会变快，因此国有企业就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来维护自身企业的形象。与传统渠道传递信息一点对多点的模式相比，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传播信息具备多维度、多点的特征，因此传播负面信息的速度也较快，因此国有企业必须有较大的应对能力。同时，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会存在一些失真、虚假的信息，对判断和分析经济环境的能力起到了负面性的影响，开发互联网环境中涉及到大量复杂的信息，也存在着一些不真实的信息。信息失真、扭曲严重影响企业对经营环境的正确性分析，会导致企业发展战略目标发生偏差。延缓了获取信息的及时性，不能紧紧抓住良好的发展机遇。

2.数字化转型下国有企业经营的难题

缺乏对数字化转型的正确性认识：数字化转型既是对技术进行的更新，也是全方位对经营理念、战略、组织和营运进行的变革，主要是从全局的方面来谋划。现阶段很多国有企业有着比较强烈的数字化转型意愿，但是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路径和战略目标并不是很清晰，主要将重点放在了如何在生产端引入相关信息系统，并没有结合自身的发展战略来进行综合性的谋划，高层管理者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也没能达成共识。同时，数字化转型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是一项系统复杂的任务，对国有企业提出了人才培养、业务能力建设和技术创新等方面新的要求，一部分国有企业并没有重塑组织和完善相关制度，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也没有明确部门之间的权利和职责，激励奖罚制度和考核制度也不够完善。数据资产应用范围不广泛：数字化转型从实际上来看是国有企业对数据资产不断积累、应用的过程，在数字化转型的经济背景下，国有企业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如何对数据价值的合理利用、加工。现阶段对数据应用方面，很多一部分国有企业还处在感知阶段，并没有进入到行动阶段，尚未形成一个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全流程的工业数据链；在内部各个业务系统中散落着分布不同数据资源，在过程控制层和底层设备层之间不能进行及时的沟通，引发了“数据孤岛”的问题出现；融合外部数据的能力不高，不能对数据的更新与分布进行全面、及时地感知。目前由于受到数据的质量、规模、种类方面的限制，一部分国有企业应用数据还处在起步阶段，在风险控制、精准营销方面还缺乏广泛的应用，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缺乏从决策性和预测性的分析，不能都会数据资产的潜在价值进行合理的挖掘。缺乏数字核心技术和第三方服务：传统产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会存在成本较高的问题，也会面临供给数字核心技术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在战略架构设计、咨询和数据运营等任务方面缺乏应该有的承担能力。同时由于市场上的大数据、软件和云计算服务商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也就加大了国有企业选择的难度。明显的数字鸿沟：传统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会存在比较突出的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很多国有企业并不具备较高的数字化水平，智能化和网络化的基础相对薄弱，虽然对数字化转型有着比较强烈的意愿，但是有时会受到资金、人力方面的限制，这就会严重影响数字化转型的进度。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互联网的建设在功能完整性、行业覆盖面、模型组建系统性等方面还不够先进，在行业内还存在着较大的数字鸿沟。

3.国有企业应对数字化转型的对策

转变生产经营管理思维：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要提高员工对数字化的认识，现阶段有一部分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认为通过数字技术就能够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其中主要原因是由于缺乏对数字化转型的正确性认识，因此就需要对数字化转型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经济环境下，技术与人才的合理搭配是比较重要的，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并不能盲目地追求先进技术，不能简单地认为数字转型就是机器代替人工，而是要综合考虑到人工和机器相互配合，调动起员工在更新产品、日常管理等方面的积极性和创新性。另一方面，随着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和习惯也在发生着变化，因此国企管理者也要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来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的产品服务，重视消费者体验，培养国企员工社会责任意识，在消费者中树立良好的国企社会形象，带动消费者消费。鼓励员工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提出大胆创新的改革理念，并积极吸取员工提出的合理化意见，在数字化转型中提升员工的归属感。提高国企的生产经营能力：一方面对风险和创新进行正确的衡量。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的交易结构、运作结构和成本结构带来的较大的创新和改变，使得传统国有企业从原来以服务和生产为核心体系向数据和信息为核心体系转变，因此，在转变的过程中会存在一定风险，国有企业要对这些风险进行正确的衡量。另一方面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国有企业决策者应该具备较强应用数字思维的能力，创新性数字化思维可以提升国有企业的竞争优势，能够积极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挑战。建设高效的数字技术供给体系：国有企业在数值化转型的经济背景下，需要建设一个数字经济创新平台，提升自身技术创新水平，特别是提高基础理论研究创新水平和原创创新技术水平，加大对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研究力度。对全球平台和人才资源进行整合，加大与全球科研机构进行紧密合作，推进融合性创新和数字技术原创性研发。制定任务明确、目标清晰的数字化转型策略：国有企业设定数字化转型战略目标不能采用传统的方法，要组织企业员工、管理层和董事会召开座谈会，聘请新兴数字技术能力较强的人参与数字技术的研究工作。在选择数字转型路径的过程中，国有企业要选择自上而下的局部尝试和顶层规划并行的方法，在发生局部突出的时候，要坚持“客户优先”的基本原则，积极采纳客户提供的合理解决方案。国有企业可以应用联合项目组的方法，来制定出一个统一高效的数字化转型推进机制。强化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方面的支持：对政府服务进行优化，提升政策的精准度，对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进行统筹研究，对土地、人才、金融和财税方面的政策力量进行整合，全面推动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同时在取得财税支持上，需要对财政专项资金进行统筹，加大对各级财政资金的引导力度，这样可以为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必要的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持。国有企业需要探索成立传统产业数字化发展基金，推动各级政府产业基金按照市场化运作方式，与社会资本合作设立数字经济发展相关投资子基金；积极落实数字经济领域的相关惠企政策，确保落地见效。

4.结语

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篇(3)

近年来，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强势崛起，推动全球数字化转型。在去年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G20杭州峰会等重大场合，数字经济均被列为重要议题。今年3月，数字经济更是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1.0阶段：1993-2010年，以互联网应用为主，主要形态为电子商务;2.0阶段：2010-2016年，以移动互联网应用为主，以平台为载体，以数据为驱动，表现为“互联网+”;3.0阶段：2016年起，进入后移动互联网时代，以云网端新一代基础设施为基础，逐步走向万物互联，开始全面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为代表方向。

数字经济3.0将开启数字革命的“收获期”，或将迎来大国较量中为数不多的又一关键分水岭。不过，在3.0阶段，一些显著的问题和挑战仍然值得关注。 中国劳动者的数字技能相当较弱。需全面加强数字技能的学校教育和社会职业培训。

五重挑战

数字经济是全球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引擎，涌现出很多的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意味着传统的行业格局被打破、新势力崛起。然而，“新”也意味着企业创新仍处于摸索阶段，整个行业发展不成熟，民众数字技能欠缺，政府政策准备不足，一系列问题和挑战也由此而生。

一是传统企业的互联网转型难。在互网渗透和互联网企业冲击下，传统企业纷纷开始互联网转型。一部分直接尝试进入互联网行业，但由于基因不同，自身不具备互联网产品经验等多种原因，结果不尽如人意。另一部分传统行业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大量收购互联网公司和互联网创业项目，由于不了解互联网的本质内涵和发展规律，难以把控后续的运营问题，失败概率也较大。

实际上，只有相对少数传统企业将自身业务与互联网实现了良好的结合，同时招揽了有互联网成功经验的专业人士，转型告捷。转型，困难重重;不转型，市场就被互联网企业夺走，在行业中处于下风，传统企业的互联网转型之路任重而道远。

二是，平台经济体的监管与治理平衡难控。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打破了传统企业为主的利益格局，但作为流量入口的平台经济体的出现，又可能形成新的垄断。

例如，BAT分别以搜索、电商、社交为核心，凭借其雄厚的资本，通过收购、入股、战略合作等方式进行布局，广泛渗透到各行业，此时该领域的创新已不再是重点，而是服务于其整体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容易抑制中小企业创新。另外，网络上虚假信息泛滥、假货泛滥、不良信息传播、在线“黄赌毒”等问题，均离不开平台经济体参与治理。

对于平台经济体，政府既要支持发展又不能完全放任，如何保持政策弹性，在监管与治理中达成相对平衡，打造健康发展生态，对决策者形成极大挑战。

三是，网络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面临新挑战。在数字经济时代，网络安全问题不容忽视。近期两度爆发的勒索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疯狂传播，至少有150个国家受到网络攻击，严重影响到全球金融、能源、医疗等众多行业。

个人隐私被侵犯的问题更是触目惊心。个人信息贩卖已成为地下黑色产业链，从非法采集到非法出售、购买、转售，再到非法利用，个人隐私面临被非法侵害，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此前，备受关注的山东临沂徐玉玉电信诈骗案，即是对个人隐私保护敲响的一次警钟。

四是，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未立。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数字贸易发展迅猛，数据跨境流动成为数字经济发展中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据统计，从2005年到2014年，全球数据流量增长了45倍，快于国际贸易或资金流动增速。

然而，目前国际社会对跨境数据流动还没有达成共识，各国政策不一，对可能涉及到的网络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问题的态度不尽相同。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研究报告《跨境数据流动：障碍在哪里，代价是什么？》，强烈反对数据本地化;而俄罗斯则明确规定，公民数据只能存于境内服务器。

如何才能建立跨境数据流动的国际规则，促进数字贸易，是未来一段时期内数字经济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五是，数字技能教育和培训欠缺。与历史上由机械化造成的“机器取代人”相比，此次由智能化引发“机器人取代人”的“破坏力”将更为强大，包括脑力劳动者在内的岗位也受到波及，就业转换的压力更大，周期也将更长。

这一问题的严峻程度对发展中国家尤甚。中国人口众多，劳动者的数字技能相对较弱，亟需全面加强数字技能的学校教育和社会职业培训，以适应数字经济对劳动者技能提出的更高要求。

掌全局，抓关键

为应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挑战，中国要抓住3.0阶段发展契机，推动国家全面数字化转型，除扎实推进《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外，还要掌全局，抓关键。

所谓全局，是中国要关注数字经济带来的经济社会“整体的质变”和“化学反应”，以人为本，用“整体论”思维方式将其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通盘考虑和布局国家数字化转型，构建和树立三大发展观。

一是树立普惠共创的发展观。帮助更多企业和人“连接”，接入、使用互联网;推动云计算服务普及，扩大“在线”的应用广度和深度;推进全民数字技能培训，精准扶贫，缩小“数字鸿沟”。

二是，建立科学共享的数据观。把数据、数据驱动的智能化作为企业、社会赋能的基础和工具;促进数据流动和共享，利用好实时在线的鲜活数据，释放数字经济动能;前提是保障国家安全和消费者隐私，守住安全底线。

三是，构建包容共治的生态观。关注技术进步带来的组织形态变化和社会影响，探索有效的共治模式;探索与新兴“平台经济体”良性互动的监管关系，处理好新业态与传统业态之间的摩擦;鼓励包容的创新文化，规制不正当竞争;搭建平台促进知识的分享和流动，维护良好的发展生态。

此外，推动国家全面数字化转型，要抓关键。

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篇(4)

关键词:数字城市; 城市可持续性发展; 协调性; 可变性

中图分类号：TU984.1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在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转型中,计算机和通讯技术发展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促使全球迅速迈向信息社会。城市作为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数字城市概念的提出,就是人们在信息时代认识和把握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前景的崭新探索。数字城市建设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相互关系,越来越多的受到人们的关注，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前景的崭新探索，使人们越来越多的探求数字城市和城市持续性发展的相互关系。

1 数字城市与城市持续性发展

1. 1 数字城市

数字城市作为数字地球在城市区域的具体化和扩展,现已成为各国社会和政府关注的焦点。关于数字城市的研究,国内外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尚处在探索阶段。数字城市源于数字地球的战略构想。自从1998 年,时任美国副总统的戈尔首次提出了“数字地球”的概念以来。在国内“, 数字北京”、 “数字武汉”、“数字辽宁”等发展计划也纷纷出台。到2002 年,我国668 个城市中已有120 个建立了城市规划管理信息系统,并有40个大中城市启动了数字城市的规划建设工作，根据我国学术界的综合,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数字城市的内涵应该是城市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数字化工程、城市3S 应用和城市整体信息化的有机综合,最终形成智能、敏捷的城市数字神经系统

运用数字地球的关键技术,如数据挖掘、知识提取和虚拟现实技术,实现城市中广泛的、多源的空间信息的有效集成和管理。数字政府、数字企业、数字社区、数字家庭等子系统,其实质是城市的数字化、信息化和虚拟化。数字城市提供给公众和企业的将不仅是虚拟的用户界面,以实现所谓的“数字生存”,更重要的是它将辅助政府制定城市管理的综合决策,如城市规划,市政运作,社区管理和紧急事故响应等,实现城市的综合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数字城市的框架基础含三项内容:一是信息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宽带网络、计算机服务系统和网络交换系统;二是数据,特别是空间数据。因为人类生活和生产的信息有80 %与空间数据有关。海量数据是数字城市运行的基本元素,离开数据,信息基础设施就成为虚有其表的空架子;三是人,管理数字城市和使用数字城市的人。建设高度发达的城市数字神经系统和数字文明,将从根本上变革城市的生活、工作和交流方式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推动社会进步。

1.2 城市可持续发展

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功能、城市能源的利用效率,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和城市生态质量,其核心是协调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其中,社会发展是目的,经济发展是基础,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可持续发展在城市框架下加以讨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从资源角度看,是一个城市不断追求其内在的自然潜力得以实现的过程,从而达到资源的保护、再生和开发的平衡;从环境角度看,强调利用环境生态规律来解决城市环境问题;从社会角度来看,城市可持续发展追求经济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平衡,实现社会各地区、各阶层的环境资源共享,社会发展以富有生机、稳定和公平为标志,从而减少贫困和犯罪等。《21 世纪议程》关于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总目标是:改善城市社会、经济环境和所有人的生活质量和工作环境。《中国21 世纪议程》也提出我国可持续发展城市目标,即建设成规划布局合理、配套设施齐全、有利工作、方便生活,住区环境清洁、优美、安静,居住条件舒适的城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大大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城市的快速和持续增长,提高了城市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使城市发展走向良性循环。

2 数字城市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协调性

数字城市指的是信息化城市,是现实城市的虚拟对照体,是对实体城市的数字化重现和认识。它具有城市地理、资源、环境、人口、经济等复杂系统的数字化,网络化虚拟仿真、优化决策支持和可视化表现等强大的功能。可持续发展对应的是现实世界,尤其是人类居住的实体城市。如何解决城市在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协调发展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在数字城市的建立过程中,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始终贯穿其中,两个领域相互渗透、相互作用通过实体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

2. 1 数字城市建设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兴动力

数字城市建设是遥感、计算机、空间技术、通信等信息技术的综合运用,体现了当今最先进的生产力, 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兴动力。数字城市正是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和网络经济等新的经济模式在城市的具体体现,数字城市运用高科技手段,实现城市的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和虚拟化。数字城市可以通过仿真技术和预测模型较准确地预测城市的未来发展。由于城市地域的广阔性和城市发展的不可重复性,许多不可能实际进行的发展实验,可以在数字城市的虚拟实验室中,通过仿真技术和虚拟模型来完成。例如城市经济发展仿真模型、城市社会发展仿真模型、城市生态环境虚拟模型、城市设计虚拟模型等等。在数字城市的各种信息系统中,本身就包含了决策支持系统。数字城市的决策模型可以在众多的决策方案中,选择实现城市决策的最优化。

2. 2 城市可持续发展是数字城市建设的坚实基础

城市可持续发展为数字城市建设提供最基础的支持。一个城市如果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城市就会陷于停滞状态,从而使数字城市建设失去实体基础和动力来源。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将为数字城市建设提供强大的资源保障。首先,城市丰富的智力资源和技术力量是数字城市建设的强大人力资本和智力支持。目前,我国推行数字城市战略的不少中心城市,相继开展的“人才高地”建设,就是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其次,数字城市战略需要大量的投资,这只有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方可顺利实施,一个没有经济发展潜力的城市是不可能支撑数字城市的建设的。再次,高度文明、稳定、进步的社会,生态平衡、环境优化、美化的城市,是数字城市建立和健康运行的环境基础。

3 数字城市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可变性

3. 1 城市发展的部分旧有动力失效,可引发可持续发展危机

传统工业社会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及其管理模式,在现代城市的发展中,曾经发挥过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中,这些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工业社会“规模即实力”的论断在信息时代变得不那么准确,一些曾在城市发展中起过支撑作用的大型企业,由于不能实现信息化转型而丧失竞争力,一些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也会因为落后于信息化的时代步伐而陷于边缘化状态。这种“信息差距”现象导致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危机,表现为信息化对工业化的明显冲击。这种冲击对目前仍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发展中国家,影响尤为严重。由于城市经济从规模经济向速度经济转化,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科技密集型产业转化,城市人口的显形失业和隐形失业都会相对上升,部分产业甚至会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从而导致社会的“信息贫困”现象。动摇社会的稳定,影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由“信息差距”和“信息贫困”造成的“信息化鸿沟”,将进一步扩大发达国与发展中国家、富人和穷人的现有差距,造成更大程度的发展失衡,从而广泛影响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

3. 2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停滞将导致数字城市建设丧失根基

数字城市作为人类城市的崭新形态,它本身就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现象。因此,它不可能脱离城市实体的可持续发展这样一个现实基础。一个毫无生机的城市是不可能建成所谓数字城市的,一个生态灾难严重的城市即使实现了数字化,对于人类来说也毫无意义。如果数字城市的盲目建设导致对城市社会的严重冲击,造成所谓断裂性发展,从而中断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机过程,这将是数字城市的最大悲剧。所以,是推动还是阻滞城市发展可持续性,就成为衡量数字城市建设的一个根本标准。离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数字城市建设就失去了实际依托,丧失了根基,成为真正的“数字泡沫”,毫无现实意义。

4 结束语

数字城市是信息时代的产物,其强大的影响力决定着城市发展的前景。它将积极推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但也会带来一些冲击和负面影响。克服这些冲击,将开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完善数字城市的研究工作和建设工作。在我国,数字城市刚刚起步,前进的道路上遇到的困难会有很多,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数字城市是时代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必须迎难而上。我只是对数字城市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相互关系的肤浅分析,更深入系统的研究需要大家的进一步努力。

参考文献:

[1] 李新,程国栋. 空间内插方法比较〔J〕. 地球科学进展,2000 ,15

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篇(5)

关键词：数字经济；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1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3-0183-03

数字经济是一场数字技术推动的经济革命。这场数字化革命正在以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为推动力，以开放的知识为基础，从制造领域、管理领域、流通领域的数字化扩展到包括政府宏观调控的一切经济领域，逐渐形成一个经济体系。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 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1]。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2]。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3]。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4]。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 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5]。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技术企业与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互动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即风险投资家)连同管理一道投资到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并且有潜力发展成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公司中的资本，风险资本是初创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6]。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制度是一种增进和分享创新收益为目标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风险资本投资的运行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资面向新兴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中的初创企业；二是风险资本还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三是风险资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正是这三个特点使得风险资本能够通过独特的创新试错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把资本、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赋予美国经济支持技术型初创公司发展的优越环境。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投资在美国发展迅猛(见表1)，相继培育出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公司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

进入新世纪，美国数字经济遭遇挫折，风险资本投资的绝对数额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但这并没有削弱其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统计表明，2000―2003年期间曾经接受过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在就业创造和销售收益增长方面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仍然超过其他同行企业。在信息产业部门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见表2)，比如2000―2003年期间，计算软件整体行业出现裁员8%，销售额仅增长5%，而风险资本投资企业却仍然创造了17%的就业机会，销售额高达31%。因此，风险资本投资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动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

总之，无论是在美国经济繁荣或复苏阶段，风险资本都对美国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参考文献：

[1] [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 [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 郭庆光．21世纪美国广播电视事业新构图――“1996年电信法”的意义与问题[J]．国际新闻界，1996(6)．

[4] Rosenberg， Nathan． Inside the Black Box[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231-232．

[5] 龚伟同．技术创新毁了苹果[J]．商务周刊，2004(4)．

[6] 宋玉华．美国新经济研究――经济范式转型与制度演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55．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American Digital Economy

HE Xiao-yin

(Commercial College，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52， China)

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篇(6)

数字经济创造了大量灵活就业，是中国就业增长的新引擎。2017年，数字经济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国信息化百人会第三年的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首次超过20万亿元人民币，达到22.4万亿元，增速高达16.6%，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0.1%。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正成为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将持续不断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迈向2035：4亿数字经济就业的未来》报告显示，到2035年，数字经济将吸纳4.15亿的就业人数，是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引擎。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落实就业优先战略的重要举措

1.数字经济是中国经济下行期的缓冲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至今，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仍未结束，GDP增速从2007年的14.2%下降到2016年6.7%，预计2017年GDP增速在6.5%左右。经济下行给中国财政收入和就业稳定带来了巨大压力，但是在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化期，中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就业规模不减反增。中共十以来，中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大力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电子商务等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数字经济规模迅速增长，就业规模每年保持稳定增长。2010―2016年，中国GDP增长率从10.6%下滑到6.7%，但同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从1168万稳步上升到1314万，这对于社会稳定、人民收入增加和稳定经济增长预期产生了重大作用。

2.数字经济释放了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潜能。数字技术正广泛应用于现代经济活动中，它提高了经济效率、解放旧的生产力、创造新的生产力，并促进了经济结构加速转变，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驱动力。数字经济是中国“双创”的重要实现方式，大量的创新和创业发生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已是互联网第一大国，有7亿网民和4亿在线消费者，这些都极大地降低了创业门槛，激发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潜能。2011-2015年，腾讯开放平台共有600万创业者注册，其中，有30家创业公司成为上市企业，这些企业从腾讯开放平台中获得的总收益超过了160亿元人民币。

3.数字经济有利于过剩产能行业职工再就业。中国处于经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阶段，传统产业淘汰过剩产能、去库存带来的严峻的就业压力，可以靠发展数字经济来缓解。阿里巴巴、滴滴出行、京东、小米、百度、腾讯等数字经济的代表，显现出创造就业机会的巨大能量。滴滴出行年度报告显示，2016年滴滴出行平台创造了1750.9万个就业和收入机会，其中，238.4万个来自产能过剩行业。数字经济帮助传统产业的劳动者获得新工作机会，从而有力地抵消了淘汰过剩产能所减少的就业机会。

4.数字经济创造了大量灵活就业等新就业模式。互联网技术赋予劳动者更多选择权和自由度，可以根据自己的技能优势和时间状况，选择多样和灵活的就业岗位。劳动者和网络平台间是合作关系，平台为劳动者提供就业基础设施，劳动者可以在多个平台选择就业。国家信息中心的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参与分享经济的人数达到6亿人左右，参与提供服务的人数约为6000万人，其中大部分人是灵活就业。阿里研究院预测，未来20年，8小时工作制将被打破，中国约有4亿劳动力将通过网络自我雇佣和自由就业，相当于中国总劳动力的50%。

5.数字经济有利于优化就业结构。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中国就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已由2010年的36.7%；28.7%；34.6%，转变为2015年的28.3%；29.3%；42.4%，第三产业对就业的贡献大幅上升。2016年第四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显示，在能源、矿产、采掘、冶炼、印刷等传统行业就业难的情况下，互联网/电子商务、保险、基金/证券、交通运输、中介服务等行业就业景气指数相对较高，其中，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的就业景气指数明显处于领先地位。

影响中国数字经济创造就业的问题与挑战

1.技术进步将替代低技能劳动力，导致一些行业的就业减少。技术创新发展，催生了新商业模式和新业态，打破了原有的产业格局。技术进步在不断创造新就业岗位的同时，也会导致技术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导致大量实体门店关闭，成千上万零售人员失业；数字媒体发展导致大量传统纸媒和电视媒体人员失业；机器人投入使用，将导致大量流水线工人失业；人工智能广泛应用将导致律师、研究助理、商业分析师和记者等从业者失业。世界经济论坛的《2016全球人力资本报告》指出：到2020年，全球将会有70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包括基础白领和蓝领技工等。

2.现有就业统计体系亟需调整，因其低估了数字经济对就业的贡献。数字经济环境下，大量灵活就业涌现。由于“众包”快速发展，出现了大量的兼职从业者；由于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出现了大量自我雇佣者；由于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大量记者、咨询师、作家等自由职业者涌现。而现有的统计体系并未将灵活就业纳入国家正规就业统计体系，从而低估了底志济对经济和社会的贡献。

3.现有法律法规不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要求，数字经济创造就业缺乏法律保障。现有的《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政策并不能有效地保护灵活就业。《劳动法》是以标准工时制为基础，不适合灵活用工，《劳动合同法》对在职职工保护较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劳动力市场僵化。此外，《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和《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没能有效地解决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问题。

4.一些管理制度仍处于传统经济状态，制约了数字经济发展。当前，中国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制度强调集权、层级管理、区域和条块分割，诸多管理制度和产业政策，制约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具有去中心化、跨区域和跨行业特征，现行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大量从事教育、出行、医疗、金融行业等的数字型企业，被要求完全按照线下经营实体资格条件取得相应牌照和资质，提高了创业者门槛。此外，现有税收制度都是基于区域行政的管理模式，大多数平台型企业是跨地域的，地方对跨区域平台易产生排挤心理，不利于数字型企业整合资源。

促进中国数字经济创造就业的建议

1.适时启动修改《劳动法》，规范灵活用工和劳动关系。建议《劳动法》扩大调整范围，对新型劳动关系进行有效规范，把广大劳动者最大限度地纳入法律保护范围，规范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签订、变更、解除和终止、工资支付、社会保险缴纳、工伤处理等方面的行为。研究和实行适合灵活就业形式的社会保险形式，主要是在缴费办法、缴费基数和比例、缴费年限等方面设计适中的标准，其方向应是降低门槛、灵活服务。对于灵活就业人员，国家应制定更加积极的社会保障政策，支持其灵活就业。

2.提高制度和政策灵活性，完善数字经济政策体系。着力提高税收、劳动法、社会保障等政策的灵活性，探索按小时缴纳社会保险，个人和法人必须依法纳税；调整数字经济模式下的财税政策，规范交易行为，保护交易双方和政府的合法权益。修改现有涉及数字经济的民法、商法、合同法、保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社会经济政策的灵活性。健全就业统计指标体系，完善统计口径和调查方法，建立数字经济就业新形态和创业情况的统计监测指标，使之能更加全面地反映就业创业情况。

3.大力扶持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创业带动就业。政府在用地、税收、社会保障等方面应给数字经济创业者提供政策支持，支持专业服务机构在人力资源、办公软件、财务和法律等专业知识、信息化方面提供R捣务，帮助创业者降低创业成本。鼓励金融机构为数字经济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提供减免利息税等优惠政策，并加快制定电子商务税费优惠政策。

4.大力发展平台型经济，促进灵活就业。建立健全平台经济社会信用体系和信用评价制度，降低企业信用认证成本。创新平台型组织的管理模式，积极采用和推广“政府管平台，平台管企业”的模式。制定平台企业统计分类和标准，开展平台经济统计监测。推动金融、住房、技能、生产等领域分享经济的发展，鼓励分享经济平台企业吸纳灵活就业。鼓励建立和发展各类生活服务平台，鼓励传统企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完善低收入保障、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以减少创业者的生存顾虑。

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篇(7)

以下内容由收录，希望能为大家提供帮助。

 

 

一、        “十四五”期间发展目标继续贯彻落实省、市、区相关部署和任务，继续以创优“四最”营商环境为目标，以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为动力，以创优营商环境提升行动为抓手，积极主动融入一体化发展进程，为实施“营商环境联建、重点领域联管、监管执法联动，市场信息互通、标准体系互认、市场发展互融，逐步实现统一市场规则、统一信用治理、统一市场监管”的“三联三互三统一”工程，贡献市场监管力量。

二、         “十四五”期间重点任务

1.合力打造一体化的市场准入环境。落实市场准入政策共享和“放管服”改革协同，为地区市场主体准入提供便利化服务。统一市场准入规则。实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制定统一的管理规范，实现业务流程、条件要求、解释口径、办理时间“四个统一”。加快实现证照管理一体化，推行“证照分离”“多证合一”改革事项相同、改革措施相同。协力推进“一网通办”建设。共同落实数字政府建设，构建跨区域政务服务网，强化公共数据交换共享，完善网上身份认证、电子签名、电子文书归档等功能，统一电子营业执照运用场景。按照市级的统一部署设立地区“一网通办”综合服务窗口，加强政务信息和数据的互联互通，提供区域性一体化受理、收件、查询、发证等服务，让企业和群众少跑腿。

2.合力打造一体化的市场监管环境。深入推进市场主体监管制度创新,营造规则统一、公开透明的监管环境,全面提高市场监管效能。落实一体化信用监管体系。推动“双随机公开”、抽查检查等信息在区域内充分共享应用,落实企业信用分类监管标准、企业信用修复规则、实现信用监管标准互认结果互用。对重点监管领域和对象实施精准监管,对守信企业开通“绿色通道”,实施“容缺受理”等便利措施,对失信企业实施重点监督和联合惩戒。落实知识产权一体化保护工作。引导市场主体积极创造、运用和管理知识产权,鼓励以知识产权利益分享机制为纽带,促进创新成果知识产权化。加强地区行政执法,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案件移送制度,降低企业维权成本。配合推进消费者权益保护。落实“满意消费行动,共建区域内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共同推动经营主体自律,配合打造统一的消费投诉公示平合。推进消费领域社会监督。协同监管网络交易。充分发挥全省网络市场监管服务系统平台作用，注重整合辖区电子商务经营者基础信息、经营信息、监管信息等信用数据，开展研究分析，实施分类监管。落实地区网络、合同案件查办协作机制，协同破解新形势下的网络监管难题。

3.合力打造一体化的质量供给环境。配合推进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一体化建设。在信息、业务、资源各方面配合推进一体化建设，实现信息互通共享、工作协同联动、效率共同提升。配合建设和华东地区社会公用计量标准，促进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建设整体水平提升。培养计量技术人员，互派计量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交流互动。推动特种设备监管一体化。推进特种设备单位、人员、设备信息互查互享，检验检测结果互认和运用。

4.合力打造一体化的食品药品安全环境。全面建成责任体系更加健全，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全程监管更加科学，“党政同责”、“四个最严”、“四有两责”全面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全面履行，社会满意度全面提升的食品药品安全现代化治理体系，形成企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共治格局。有效遏制制假售假、无证经营等行为，杜绝和控制重特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控制和减少较大及一般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继续巩固省食品药品安全城市成果，积极配合争创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继续深化食品安全“四项治理”行动，全面推进小作坊登记和小餐饮、小摊贩备案管理。保持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案件的高压态势，公开违法违规、虚假欺诈产品和企业信息。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为基础，推动实现顺向可追、逆向可溯、风险可控的地区食品领域全产业链追溯体系。不断推动食品药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

三、        “十四五”期间保障措施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发展规划工作领导小组，由党工委书记、局长担任组长，分管副局长担任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共同做好“十四五”规划工作和“十四五”期间各项重点工作。“十四五”规划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心得体会2800字范文稿当前，以信息技术和数据作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并成为推动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经过近年快速发展，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数字经济大国。“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也是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重要机遇期，准确研判“十四五”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地缘新特征新变化新趋势，对于维护延长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实现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及增强提升国际塑造力影响力引导力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把握数字经济战略机遇，加快推进“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增强社会前进动力，更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抢占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制高点。深入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系统谋划、统筹推进数字经济强国建设发展对于我国而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加快发展数字科技，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坚强基石。尽管我国是数字科技应用大国，却不是数字科技研发强国，很多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人。因此，须加强数字科技关键技术攻关和布局，以数字科技大突破带动数字经济大发展。

一是采取清单制梳理我国数字科技的短板软肋，短期内寻找可靠的替代源和备份源，使“卡脖子”技术不因外国的封锁而断供。

与此同时，发起专项研发计划，集中力量攻克核心电子元器件、高端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工业软件等短板，补齐数字科技研发链。

二是面向数字科技前沿领域，设立国家或世界实验室，牵头发起全球大科学计划或工程，更多更好利用全球创新资源，主动嵌入全球数字科技创新链条和生态系统，吸引和积聚全球创新人才。

三是支持数字科技试点应用，积极利用智慧城市、智能工业、智慧医疗等发展契机，推进数字新科技先行应用，为数字科技应用提供试验平台和应用场景，在应用中不断完善技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加快推进数字基建，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有力支撑。我国在发展数字基建方面处于起步阶段，相对而言比较滞后。由此，应科学决策、统筹布局，把数据中心、场景中心、区域中心、应用中心有效结合。

一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要有战略导向和规划牵引，前瞻布局数字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推动交通、能源、水利、市政等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社会投资的积极性主动性，把“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紧密结合，共同构建数字基础设施体系。

二是正确处理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做好数字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通过制定行业规则、设施标准、规划布局、互联互通等，引导数字基础设施的有效投资和有序建设。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充分考虑本地发展情况和财力承受情况，尤其要根据实际需求开展数字基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注意避免一哄而上，形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

三是正确处理好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以需求为牵引，把应用场景建设置于数字基建的重要位置，鼓励大型龙头企业和平台企业依托自身需求参与数字基建，并开放为社会使用，实现数字基建供给和需求精准匹配。合理跨区域布局数字基建，将数字基建同金融、物流、交易市场等渠道打通，形成产业链应用生态。

加快发展数字贸易，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强大引擎。随着5g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以b2b为主导的产业互联网推动的企业间数字贸易将成为拉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强大引擎。须顺势而为，充分发挥我国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先行优势，依托消费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双轮驱动数字贸易发展，进一步提升我国数字经济的效益与质量。

一是继续做大做强消费互联网驱动的数字贸易，利用数字技术“在线化、无接触、可传输”特性，进一步提升产品与服务的数字化水平，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数字娱乐、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新兴业态，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提供更多高端便捷的消费选择。加大主要电商平台的全球化战略布局，通过收购或自建本土化网站，建设更多海外仓、展贸中心和营销服务中心等，带动更多中国产品与服务进入海外市场，形成国内国外双循环，拓展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空间。

二是培育壮大产业互联网驱动的数字贸易。制订实施产业互联网国家战略，构建多层联动的产业互联网平台，推动更多企业“上云用数赋智”，支持打造“研发+生产+供应链”的数字化产业生态，共享产能、技术、数据、人才、市场、渠道、设施等，促进产业互联网带动的新型数字贸易快速发展，使其尽快成为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稳步推进数字货币，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有力抓手。当前，各国高度重视数字货币的研究与实践，竞相加快央行数字货币布局。对于我国而言，以微信、支付宝为代表的零售支付体系发达，同时，较早启动了央行数字货币的理论研究，加快了央行数字货币试点落地步伐。展望未来，须顺应全球数字货币发展趋势，及早谋划、动态应对、争取主动。

一是加快战略布局，协同推进人民币数字化与国际化工作，实现国际国内同步部署，强化央行数字货币与数字贸易、数字经济的联动发展，助力人民币更好承担国际贸易、跨国投资的计价、支付、结算职能并发挥世界储备货币角色。

二是积极开展试点示范，在试点探索的基础上，优先选择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先进地区整体落地，及时总结央行数字货币发行、运营与管理经验，有序推动央行数字货币多场景推广应用进程。与此同时，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探索央行数字货币与其他零售移动支付方式联动互促、协同发展的模式与路径。

三是深化系统研究，加强央行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金融运行体系及国际金融格局影响的分析研究，包括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现实影响和预期影响、直接影响和关联影响等，推动数字货币法律体系、监管体系与风险防范体系建设。加快完善数字治理，为建设数字经济强国提供制度保障。数字经济正在重塑经济社会运行模式和运行规则，对传统治理方式构成巨大挑战，提高数字化治理水平、为数字经济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