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文化论文篇(1)

一、南北关系中的政治问题日益突出，愈益成为南北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南北问题主要是南北经济关系问题。但从南北关系发展的历史看，南北关系既包括了南北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包括了它们之间的政治关系。无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的民族解放运动，还是独立后南方国家争取经济独立、巩固政治独立的斗争都表明了这一点。只不过在冷战时期，东西关系威胁着世界和平，和平问题成为世界政治的头等大事，而南北关系中的政治问题则居于次要地位。同时，南北政治关系也受制于东西方的争夺，处于从属地位。

冷战结束后，南北的政治关系有了新的变化。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东西关系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南北关系中的政治问题日益突出。在西强东弱的形势下，北方国家将人权、安全和军控的重点由针对原苏联和东欧国家转向南方国家，使南北在政治领域的矛盾凸现出来。表现在：

(一)北方国家将“人权”矛头转向了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发动了咄咄逼人的“人权”攻势，人权问题逐渐成为南北政治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之一。

1.以人权、人道为借口干涉南方国家的内政。冷战结束后，美国强调人权是其对外政策的基石。欧盟也以促进人权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美国每年发表一个“人权报告”，“审查”南方国家的人权问题，指责它们的人权状况。欧盟也不示弱，从1989年7月到1995年1月欧洲议会发表了394项人权决议，其中304项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注：参见马胜利：《欧洲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政策》，载《欧洲》，1998年第3期，71页。)1989年到1996年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挥舞“人权”、“民主”的大棒向中国施压。严重地恶化了它们与中国的关系。更为严重的是，在科技方面处于遥遥领先地位的北方国家，通过信息网络对那些它们不“满意”的南方国家发动心理战，利用人权问题，挑起这些国家民众的反政府情绪，企图影响该国政府的决策或促使其。

2.把“人权”作为提供经济援助的条件。美国的条件是受援国要采取稳健的经济政策和良好的维护人权的政策。欧盟提出，援助应以受援国在人权和民主自由方面的进展为条件。日本也说要考虑受援国的民主化、基本人权和市场经济情况。1989年12月，欧盟在签署第四个《欧洲共同体与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国家)洛美协定》(简称“洛美协定”)时，第一次将民主和人权列为该协定的基本条款。随后，欧共体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含有人权民主内容的协议大量增加。据统计，从1990年到1993年，欧共体与拉美18个国家签订了关于经济、贸易合作协议，每一个都含有人权、民主的内容。(注：参见马胜利：《欧洲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政策》，载《欧洲》，1998年第3期，70页。)凡达不到它们要求的南方国家，就得不到它们的援助；已经得到援助的国家，则会受到停止援助、经济制裁或经济封锁等不同程度的惩罚。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对别国实施经济制裁最多的国家，它的经济制裁采取了除直接军事行动以外的一切手段。仅1996年一年，美国采取的经济制裁多达22例。这一年美国先后炮制两个法案对古巴、伊朗、利比亚实行长期制裁。1997年美国又将制裁范围扩大到阿根廷、缅甸、苏丹等国。特别是美国对古巴进行了长达40多年的经济封锁。尽管从1992年至2001年，联合国大会已10次通过决议要求美国解除对古巴的制裁，但美国一直置若罔闻。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卡斯特罗政府至今仍不实行西方的“民主化”、“多党制”和“市场经济”。美国的封锁政策，已给古巴造成了1000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把人权作为提供经济援助的政治条件，其目的就是诱使发展中国家向西方靠拢，并促使发展中国家实行西方的“民主化”、“多党制”、“市场经济”。

3.利用大众传媒和一些基金会宣传西方的人权观念、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渗透。美国的VOA、CNN，英国的BBC，“欧洲自由电视台”等大众传媒，对南方国家进行广泛的大量的宣传，力促南方国家的民众接受西方的人权思想、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还利用包括学术和文化交流在内的人员往来，培植亲信，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它们利用一些基金会，一方面派遣教授、专家、学者到南方国家讲学，从事研究；另一方面也资助南方国家的学生、学者到北方国家去学习研究，使他们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思想的熏陶。据美国官方统计，在克林顿8年任期内，美国在40多个非洲国家中开展了有关民主的宣传活动。美国政府建立的“民主与人权基金”，专门用于美驻非洲使馆资助当地的人权等项目。为加强非洲的民主体制，仅2000财政年度，“非洲的民主基金”拨款就高达600万美元。北方国家还通过信息网络对南方国家进行政治宣传、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传播西方的人权思想和价值观念。

4.不惜动用武力，进行直接干涉。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着“人权高于”、“实行人道主义干预”的旗号，对南斯拉夫联盟公然发动空袭，对这个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实行前所未有的狂轰滥炸，致使数千平民百姓在战火中丧生，无数的民用设施在空袭中被夷为平地，近百万难民流离失所。可见，美国等北方国家的所谓“人权”、“人道”、“民主”只不过是推行强权政治、新干涉主义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二)北方国家把南方国家作为安全和军控关注的重点。

在安全和军控问题上，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已把安全战略针对的重点转向南方国家。美国《1992年度国防报告》提出以“全球威慑，应急反应”为核心的新防务战略，主张把安全战略的重点从对付原苏联，准备打一场世界大战转到对付南方国家和地区的局部战争，并准备打击对美国重大利益进行挑战的国家和力量。欧盟在海湾战争以后也认为，“今后在军事上具有更大直接意义的是南部防务，而不是位于欧洲中心的东部防务”。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近年来极力推行北约东扩计划，通过不断进行军事演习来向世人炫耀武力，以提高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和灵活应变能力，以便对付南方国家随时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1997年，“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出笼。该指针的核心是美日联合对付“周边事态”。美日使用“周边事态”这一极不明确的概念，为日本根据自己的意图扩展军事力量及其在周边地区的活动范围和方式，为美日联手干涉南方国家的内部事务提供借口。

北方国家认为，核、生、化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导弹技术在南方国家的扩散，是其安全利益的最大威胁。美国已把防止核及其他军事技术的扩散置于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优先地位。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反扩散中心”，加强情报活动。这个中心利用各种先进手段，对24个南方国家和72种以上的武器技术进行严密监视和跟踪，重点防范朝鲜、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的秘密核活动。当前，美决心搞“反恐”扩大化，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同反恐混为一谈，将上述国家定为“邪恶轴心”，将对其加大施压和打击度。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没能制止住印度、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的行动。

北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所推行的军控政策，具有明显的不公正性和双重标准，它们只限制别人，不限制自己；只限制不跟着美国走的国家，不限制随它转的“伙伴”。美国可以做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却指责别国卖武器零件。“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美国霸权主义的真实写照。

以上事实表明，冷战后南北政治关系日益凸显。南北经济关系与南北政治关系已经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彼此交融。南北关系已成为以经济政治关系为主线的南北各种关系的综合。今后，南北经济政治关系将进一步加强，这不仅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还将继续利用人权等问题打压南方国家；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进一步发展，诸多的全球性问题，如核扩散问题、局部冲突和战争问题、走私贩毒问题，尤其是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等等，必须南北合作才能解决。

二、随着北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南北差距继续扩大，南北经济矛盾更形尖锐。

冷战结束后，在南北政治关系中的矛盾日益凸显的同时，南北经济矛盾更加突出，南北经济冲突呈上升趋势。如列入美国普通和超级301条款的28个国家和地区，近一半是东亚和拉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欧盟在贸易优惠制度的调整中，把劳工标准和环境问题同贸易挂钩，损害的是南方国家的利益。在1991—2000年的10年中，南方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普遍高于北方国家(注：参见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世界经济年鉴》1990—2001年，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2001年。)，一些南方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在逐步上升，在世界资金市场上也越来越成为北方国家竞争的对手。尽管南方国家对北方国家的经济恢复增长起了主要带动作用。但是这却使北方国家感到自己的经济强权地位受到威胁。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受阻就是最好的例证。一方面，北方国家垂诞中国的广阔市场，同时又惧怕中国提高国际竞争力。因此，它们对中国漫天要价，百般刁难。冷战后南北经济问题更加严重和南北经济矛盾更加尖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南北差距继续扩大。南北差距是指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在经济和科技乃至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差别程度。冷战结束十年来，由于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经济有较大发展，从整体经济规模看，南北差距有所缩小，但并未发生质的变化。穷国愈穷，富国愈富的现象仍在继续，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由1989年的42个增至2001年的49个，占发展中国家近1/3。世界人口中1/5的富者和1/5的穷者，人均国民收入之比由1980年的30比1，扩大到1997年的74比1。世界上3名巨富的财产，超过了48个不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世界上20%的人靠每天不到1美元过日子，世界贫困人口已由1993年的13亿增至1999年的15亿左右。如果从南北科技发展水平来考察南北关系，其差距更大。

第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更加艰难曲折。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方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已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斗争的焦点也由要不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转到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问题上。南方国家主张建立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种新秩序应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在经济领域应平等，公平合理、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北方国家则主张建立由美国独霸或以美、日、欧三极共同主宰世界的新秩序。在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方面，自从20世纪80年代，南北对话由于美国的阻挠陷入僵局后，实际上，这么多年来几乎毫无进展。如今，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地位，更使它不可一世。它很难在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上做点什么。因为，这种旧秩序不仅是它今天保持一超地位的基础，而且是它今后维持领先地位的前提。南方国家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失去的十年”的打击之后，面对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正在采取南南合作、集体自力更生以及与北方国家进行跨区域对话与合作的途径发展自己。但这些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相去甚远，而且区域性南北关系的发展，全球性南北关系的减弱，使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更加复杂和艰难。

第三，南方债务负担有增无减。1988年南方国家外债总额为13750亿美元，1998年增至24650亿美元。拉美和非洲地区是问题最严重的两个地区。债务问题已成为南北关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南方国家的债务已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强烈冲击，威胁着债权国——北方国家的经济利益。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方国家和一些国际金融机构相继采取措施，缓解债务危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1988年的科隆会议上，七国同意为世界最穷的国家免除债务700亿美元。这样预计有36个国家有望从中获益。然而，700亿美元的债务仅占目前南方国家债务总额的2.8%。尽管如此，至今仍不见落实。

第四，北方发展援助远未达标。根据《联合国第二个十年国际发展战略》规定，到1980年，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应占援助国国民生产总值的0.7%。但是，目前除少数国家外，大多数北方国家远未达到它们所承诺的指标，而且出现了下降趋势。1997年，经合组织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额为498亿美元，比1996年的579亿美元减少了14%。1992年，它们提供的官方援助相当于北方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0.33%，而到1997年已降为0.22%，大大低于0.7%的目标。其中超级大国的美国的援助额最低，只有0.09%。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金供求矛盾日益尖锐，国际投资总额的80%为北方国家间的相互投资，投入南方的资金不到20%。而且资本流动出现了从南方国家向北方国家回流的情况。国际资金流向受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外汇市场剧烈动荡的影响，对南方国家吸收资金、发展经济极为不利。南方国家因援助减少并陷入还债困境，使缺少发展资金的状况更为严重。

第五，南北贸易权利极不平等。两极格局终结后，冷战变成了商战。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战场上，数额巨大，争斗激烈，但条件比较平等。在南北战场上，数额较小，条件不等，斗争残酷。占全球人口20%的北方国家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6%和出口市场份额的82%，而占人口75%的南方国家分别仅拥有14%和18%的份额，其中最不发达的48个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3%，其出口额仅占全世界出口总额的0.4%。即使如此，它们还遭受到发达国家的种种歧视、排挤和限制。北方国家的反倾销和非关税壁垒措施不断增加；挤压南方国家农产品出口的农产品补贴额越来越多，南方国家的农矿产品与北方国家的高科技产品所形成的价格剪刀差越来越大，南方国家的贸易条件比10年前更加恶化。据统计，由于目前存在的不公平的贸易、劳务、金融体制，南方国家每年蒙受的损失高达5000亿美元，相当于它们所获得援助的10倍。

目前，北方国家以非关税壁垒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手段。同时，以北方国家为主体的跨国公司已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承担者和微观载体，它们的雄厚实力和先进的营销方式将主宰世界贸易，南方国家的公司则处于不利的地位。美国等北方国家借助反倾销保护国内市场，坚持将经贸与人权、民主、劳工条件、环保等问题挂钩；美国还以最惠国待遇为武器，迫使南方国家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特别恶劣的是美国还以国内法为依据，挥舞所谓“超级301条款”的大棒对南方国家进行威胁和报复，甚至通过什么赫尔姆斯——勃顿法来制裁它国。

第六，环保问题日益尖锐。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把环境问题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列为《21世纪议程》，并与发展构成一个整体，从而拉开了环保时代的序幕。环保问题由此也成为南北关系中的一个突出的新问题。北方国家强调环境优先，要求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经济。近年来，它们空前重视环保产业(亦称绿色工业)，视其为朝阳工业。与此同时，它们将环境成本转移到南方国家，并不给予南方国家资源消耗应有的补偿和维护，南方国家认为，北方国家是全球资源消耗和环境退化的主要制造者，南方国家则是主要受害者。南方国家强调发展优先，通过发展，提高环境资源的利用率，同时重视环境保护，以促进环境与发展的和谐，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为此，南方国家要求提高初级产品价格，开始关注北方国家的“污染转移”，要求它们提供对环境无害的技术转让和环境保护技术转让。

上述矛盾将会长期存在，并会制约南北关系的发展。同时，这些矛盾的存在也能成为加强南北对话，实现南北合作的契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多极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北方国家从自身经济利益以及全球战略利益考虑，一改过去对南方国家的冷淡态度，开始加强与南方国家的区域性合作关系。

三、南北关系的内容日益向多层次、多方位和更广泛的领域发展，跨区域南北关系正在取代全球性南北关系

如果说冷战时期的南北关系更多地表现为矛盾与斗争的一面的话，那么当前的南北关系则是在矛盾和斗争存在的同时，依存与合作的一面有所发展。其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对南北关系的深刻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科技革命和生产国际化推动的结果。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形成了各种纵横交错的相互牵制、相互制约的关系。南北方国家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促进了南北合作关系的发展。

在国际政治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下，经济因素已成为各国在国际交往中优先考虑的因素。南方国家努力调整经济结构，发展民族经济，增强综合国力；北方国家着眼于未来，增强自身实力和与它国的竞争力，不断调整对外关系，以求在未来多极格局中成为起主要作用的力量。这为南北合作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多极化发展的需要，出现了国家间的经济政治联合。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三种类型的区域集团：一是北方国家的区域集团，二是南方国家的区域集团，三是既有南方国家，又有北方国家的区域集团。这三类集团不仅需要内部合作，而且需要集团间的合作。惟有如此，才有利于各个集团，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才有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乃至全球的和平与稳定。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多极化的发展进程中，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尖锐，如能源问题、环境问题、资源短缺问题、粮食问题、贸易保护主义问题、极地、深海和太空开发问题、人口问题、难民问题、问题、核扩散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均已越出国界，成为影响全球发展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已经不是一国或几国所能为，必须依靠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南北关系冲破了相对单一的经济内容，而日益向多层次、多方位和更广泛的领域发展。但发展问题仍是南北关系的核心，是南北矛盾最集中的体现。

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两大趋势的推动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北方国家一改过去对南方国家的冷淡态度，争相发展与各区域的南方国家的关系。南北区域性对话与合作关系有了较快的发展。

在亚洲，美国提出“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构想，并于1993年倡议召开了西雅图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非正式首脑会议，随后形成了一年召开一次会议的固定模式；日本则以亚洲作为战略依托，加紧了对亚洲市场的开发；西欧大国，竞相与亚洲国家发展经贸和政治关系，欧盟15国与亚洲10国在1996、1998和2000年先后三次举行了亚欧会议，共同探讨建立面向21世纪的亚欧新型伙伴关系问题。

在中东，美国通过1991年的海湾战争，取得了在中东地区的主导权。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1993年签订了奥斯陆协议，1994年建立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后来，中东和平进程虽然一波三折，但这一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在中东和平进程取得突破的情况下，1994年在卡萨布兰卡召开了首届中东、北非经济会议，随后，又在安曼、开罗和多哈召开了三次会议。出席1996年开罗会议的有78个国家，52个国际和地区性组织以及850家大公司的数千名代表。然而，当前中东和平进程的严重受挫则使该地区的经济合作陷入困境。欧盟和地中海沿岸的阿拉伯国家举行了欧洲——地中海会议，力图通过发展贸易，提供援助，建立地中海自由贸易区；日本也加强了参与中东事务的力度。

在非洲，由于苏联的解体和法国的行动一再碰壁，美国更加显露了它在非洲的扩张热情。1997年6月，克林顿总统宣布了一项促进非洲国家对美国出口和促进美国对非洲的私人投资计划，宣布1783项产品可以免税进入美国。1998年3月22日至4月2日，克林顿总统出访了非洲5国，这是美国总统近20年来首访非洲，随行者有900多人。他在南非宣布，将免除“最积极进行经济改革的非洲国家的全部债务”，约16亿美元，其目的是要“建立跨世纪的美非新型贸易伙伴关系”。1999年2月18日，46个非洲国家的部长与美国签署了长达13页的文件，勾画了“21世纪美非伙伴关系的蓝图”，并决定成立“美国——撒哈拉以南非洲贸易和经济合作论坛”，以保证双方高层领导能每年聚会，商讨经济合作事宜。2000年8月，克林顿再次访问了非洲，创造了在任总统两次访非的纪录。

法国一直保持着与原非洲殖民地的特殊关系，它同22个非洲国家有军事合作协定。法国外长韦德里纳针对美国的行动宣称：“法国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撒手不管非洲事务。”1998年6月25日至30日，希拉克总统访问了非洲英语和葡语的四个国家，这是他1995年出任总统以来第9次出访非洲。同年11月底，在巴黎举行了第20届法国与非洲国家首脑会议，有49个非洲国家的元首或代表出席了会议。到会的既有讲法语的非洲国家，也有讲英语和葡语的非洲国家。法国在会上推出了它的“新非洲政策”，即从“非洲宪兵”到“倡导和平”。希拉克强调指出，法国始终是非洲国家的热心伙伴。1999年12月上旬，在巴黎召开了第20届法非首脑会议后续会议，参加国由49个增加到52个。

在拉美，美国1990年提出了以加强贸易、改善投资条件和减轻债务负担为支柱的《开创美洲事业的倡议》，以图和拉美国家建立一种新型的伙伴关系。1992年美、加、墨三国领导人达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4年1月1日自由贸易区正式诞生，而且宣布建立“一个半球自由贸易区”。1998年4月，美洲34国(除古巴外)在圣地亚哥举行了第二届首脑会议，宣布正式启动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承诺在2005年前逐步取消关税，最终建立从阿拉斯加到火地岛的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欧盟也不示弱，1999年6月29日，欧盟15国与来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33国的元首和政府首脑或代表，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隆重举行了首届欧盟——拉美首脑会议。会议发表了《里约热内卢声明》和《行动纲领》，会议强调，欧盟与拉美国家要进一步加强两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联系，“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日本也在力图加强与拉美国家的关系。

南北文化论文篇(2)

论文摘要：从市政基础设施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内如何建设的角度，遵循历史保护区保护的原则，针对北京南池子历史保护区存在的交通状况及防灾能力差，保护四合院及文物古迹多，现况街区基础设施较差等共性问题，提出了充分利用其周边地形及各种现况基础设施，合理布设各种市政管线及站点；在规范允许的范围内难以达到时，充分利用各专业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及其它手段，并在有关专家、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和各专业部门的支持下，经充分讨论审查顺利完成了市政工程综合设计和工程实施工作。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保护区；市政基础设施；管线综合设计；北京市

0前言

北京，正如梁思成先生所歌颂的一样，是“古代中国都市发展的结晶”。近年来北京市政府分三批划定了4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其总面积占旧城总面积的40%。

南池子历史文化保护区研究工作由市规委组织规划院、市政管委、市政管理处、市政院、市自来水集团、燃气集团、供电公司、路灯管理处、通信管理局、通信公司、歌华有限等十多家单位共同完成。笔者参与了北京历史文化保护区南池子试点片的市政工程综合设计。

l南池子历史文化保护区概况

南池子历史文化保护区包括南池子、东华门大街两个片区。该区位于旧皇城内东南部，北起东华门大街，南至长安街，西邻故宫后河和劳动人民文化宫，东接南河沿大街。总面积34．5hm，其中重点保护区面积30.2hm2，建设控制区面积4.3hm2，现况居住用地19.92hm2，区内自然院落600多个，原有居民4351户，户籍人口9130人，人口密度为265人／hm2(图1)。

1．1路网交通状况及文物古迹状况

现况南池子大街为机动车由南向北单向行驶，东华门大街和南河沿大街机动车双向行驶。街区内部有大小胡同17条，死胡同多且曲折，有场地临时建筑，不能满足消防车、紧急救护车的通行要求。保护区内大部分为旧城形式的四合院及部分后建的居民住宅，区内还有普渡寺、皇史残、普胜寺等文物保护单位及市政协、市房管局、欧美同学会、东城商业学校等单位，具有一定车流量。

1．2市政设施状况

街区内的现况基础设施条件较差，基本配套齐全的建筑物只占2O％左右。现况雨污合流，合流管经常出现堵塞；现况无暖气、天然气管线。

2市政基础设施设计概要

街区内部市政基础设施的合理布局是小区规划实现的重要环节。

2．1道路交通设计概要

根据规划，结合拆迁，满足道路交通和市政管线布设需要。

(1)道路横断

道路横断面宽度不小于3m，由于道路宽度较窄，为方便道路雨水排除，道路路拱坡度采用1．5％，一面坡，两侧设置平缘石，较低一侧设雨水口。道路两侧除保留原有树木外一般不设绿化带，不设人行道。胡同内道路宽度为3～6m。

(2)道路控制标高

建筑室内地坪标高高于院落外地面0．3m，竖向设计参照现况道路标高完成。

2．2市政管线设计概要

市政管线设计本着“满足居民现代生活需求，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保护历史文化”的原则，合理布置市政管线。因道路较狭窄，不考虑敷设中水管线及热力管线，居民采用燃气采暖或电采暖。该工程中市政管线有：雨、污水、给水、燃气、电力、电信、有线及路灯缆等八种管线。

2．2．1给水

根据试点片周边现况给水管线情况，拟从南池子大街及南河沿大街两处引入给水，对宽度小于4m的胡同采用DN100给水管，其余采用DN200给水管。DN 100给水管小区内每个路口均需设置消火栓，消火栓可置于路口附面布置不太紧张的地方。另经调查，普渡寺院内本身已设置消防管道及6个消火栓，其中4个消火栓分设于普渡寺院内四角，普渡寺内消防既可相对独立，又可与其四周居民区消防相结合。

2．2．2雨水

根据《南池子历史文化保护区危改试点片外部市政工程排水规划方案》，该街区属于御河下水道的流域范围。将该区雨水分东、西两个方向分别经普渡寺西巷、灯笼库胡同及磁器库胡同等，最终排入南池子大街现况合流管和南河沿大街现况御河下水道内。确定街区内雨水排除以管道为主，路面径流为辅。雨水管线设计参数：重现期P=1a，径流系数=0.70。道路横坡采用1．5％，一面坡向，管道位于道路单面坡的内侧，雨水口串联。根据《恢复菖蒲河(金水河～南河沿大街)工程规划》以及《菖蒲河公园市政工程雨污水设计》等相关资料。对街区外部的市政雨水管线进行了合理的改造方案设计。

2．2．3污水

根据相关规范，南池子试点片内生活用水定额采取240L／cap／d(平均日)，浇洒道路、绿地和其它市政用水按综合生活用水定额的20％考虑，则保护区内人均综合用水定额为290L／cap／d。污水定额按用水定额的85%考虑。根据该街区内规划的居住人口数量进行污水量计算，D300管道可满足污水排除要求。

由于道路狭窄，化粪池及进水管置于院落内。小区内污水管管径为D=300mm，污水经普渡寺西巷、灯笼库胡同管排人南池子大街现况D=500污水管内。

2．2．4电力

电力设计最终方案在试点片的北部和南部建设两个地下变电室。根据市政府决定，以架空缆线全部人地的原则，采用直径为10～150管道。

2．2．5电信、有线电视

电信：由灯笼库胡同自西向东引入，为12孔，交接箱设在灯笼库胡同东北角的设备用房内，交接箱后电信按6孔设计。

有线电视：区域信号由磁器库胡同引入，交接设备设在灯笼库胡同东北角的设备用房内。有线电视按2孔设计，与电信置于同一位置。

2．2．6照明

路灯缆埋设最浅，一般置于道路侧边距建筑物0．3m的位置，埋设在建筑物基础之上。

路灯的设置可考虑采用．a．挂墙形式；b．在院落门及建筑凹处设置灯杆；c．在道路侧边设置灯杆。

2．2．7天然气

未考虑热力管的引入，居民可利用燃气或电进行采暖。

设计天然气中压管线从南池子大街由普渡寺西巷接入该设计区域内。在普渡寺西巷A区的西侧设天然气调压箱。经调压后的低压天然气引至各使用点。

3市政工程综合设计中的特殊处理

该市政工程综合设计中采用的规范主要是《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98)及《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城乡规划部(建标[2002]179号)。

3．1实施目标与原则

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基础上尽量减短各种管线在道路上的铺设长度，但仍导致部分管线之间的距离低于规范要求。对于违反规范要求的情况需要经过研究论证，以便于保证将来运行管理的安全性。论证着重于管线间距、检查井尺寸以及市政站点等三方面，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

由于该工程中道路狭窄，在综合设计中除遵循一般的原则外，在管线综合设计中还遵循了以下原则：

(1)污水由于埋设最深，置于路中设置，管材宜采用UPVC、HDPE等具有抗渗、抗漏能力较强的塑料管或胶圈承插口混凝土管，并使用砂基础。

(2)雨水排除采用管道形式，一般靠路边设置，且埋设较浅。管材宜采用UPVC、HDPE等塑料管或胶圈承插口混凝土管，采用砂基础。

(3)路灯照明在“难于安装灯杆的狭窄街道宜采用悬索布置”方式或墙挂布置方式，尽可能不设灯杆。

(4)电信与有线统一合槽布置。

(5)给水设置消火栓，消火栓井内径一般按1200mm考虑，若平面位置很紧张而又必须设置消火栓时，要求其井径缩小一号。

(6)燃气按市规会【2002】271号“关于研究燃气规范中有关问题专家论证会议纪要”执行外，在燃气管线距给水管线及电力缆较近处，遇消火栓井、给水闸井或电力检查井时，燃气管线需做局部调整或加套管从井室中穿进。

3．2重要节点研究

为了满足居民现代生活的需要，该工程中布置了多达8种市政管线。由于道路狭窄，部分管线无法满足建设部《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城乡规划部(建标【2002】179号)和《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所规定的管线之间及其与建(构)筑物之间净距的一般性规定的特殊情况。

3．3检查井尺寸

(1)污水检查井：一般为内径900mm的检查井。

(2)电信检查井：大部分按900mm×1200mm考虑。

(3)电力检查井：由于电力检查井较大，部分雨水管线需要走电力检查井井室上方；E区电力入户处检查井平面尺寸比较紧张，检查井需要缩小。

3．4市政站点

燃气调压箱位于普渡寺西巷、A区西侧。按燃气设计要求，调压箱距建筑物净距应该不小于4．0m，距道路净距不小于2．0m。该工程无法满足规范距离要求，采用设置防爆墙以保证安全。

4针对具体问题采取的措施

(1)本次项目的占地面积约6．4hm。其中A~K共11个区的施工先于或同步于市政基础设施的施工。

地下管线与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的关系应保证施工、管理及维护，为此各种管线与构筑物及管线之间最小水平净距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管线的性能、埋深、大小、管材以及管线的施工顺序和方法、土壤和水文地质条件、建筑物基础深度等因素有关，国家特做出了有关规范和规定。管线在街道平面位置的占地的深度，大多由它们的检查井断面大小决定。《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中指出：工程管线之间及与建筑物之间的最小水平净距，当受路宽度、断面以及现状工程管线位置等因素限制，难以满足要求时，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安全措施后减少其最小水平净距。为此，本管线综合设计以城市管网总体规划和各项管线工程设计方案资料为依据，并结合工程实际情况，经各级有关部门协商同意，局部做了调整。

(2)由于该街区内道路狭窄，市政管线种类多，为保证市政管线的安全铺设，雨水的排除与道路设计进行了紧密结合，充分利用地势以减小管径，尽量利用地面径流、雨水口串联等形式以节约水平空间。

通过多种雨水排除方案的比较，确定将该区雨水分东、西两个方向分别经普渡寺西巷、灯笼库胡同及磁器库胡同等，最终排入南池子大街现况合流管和南河沿大街现况御河下水道内。由于街区道路狭窄，化粪池及其进水管与具体设计的建筑设计商榷，置于院落内。

(3)在H、J区有地下停车库，出入口分别设在普渡寺的东南和西南墙外，并设有螺旋车道出入口。螺旋道外顶最小覆土约1.12m，部分管线设于螺旋道上部通过，综合设计中尽量避免大管径管线及埋设深的管线穿行。

(4)将电力规划设计方案中的设有8个箱式变压器的方案与电力设计商榷，确定为南、北侧各设变电室一座，并在普渡寺西巷设总地下电力管道。由于电力线缆在安装上的技术要求，变电室电力管道要分别设两层，在进入变电室前需设站前井，该种站前井(该工程中又是三通井)在地下井构筑物中是最大最深的一种。为此在安排管线的平面时，尽量避让电力站前井的位置。

(5)将电信及有线电视同路由铺设，即同位不同井。

(6)因该工程中道路宽度为3～6m，其水平位置紧张，管线安排较紧凑，如遇井室与相邻管线冲突可局部调整或从井室上方穿过。

(7)管线综合中只考虑了路灯缆的位置。路灯的安装方式及位置由路灯管理处根据道路实际情况及照明要求等相关规范，灵活布置。

5专家论证意见

为了既满足居民现代生活的需要，又做到安全可靠，北京市规委和东城区房屋管理局先后于2003年1月l6日及3月8～9日两次组织专家，对上述管线水平间距、检查井及市政站点进行了充分论证。

(1)管线采取工程技术措施后，适当调整净距是合理可行的，其管线布置满足施工、运行的安全要求，可作为开展试点片市政工程规划设计的依据。

(2)优先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

a．建议燃气管道采用聚乙烯PE管(无热力管线条件下)或钢管(钢管应提高防腐等级)，增加壁厚、减少接口数量，局部加套管或隔墙以及加强质量检验等有效措施。

根据《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93》(2002年局部修订条文)5．6．3条规定，调压箱(柜)选址可行。

b．建议普渡寺西巷四、普渡寺西巷五供水管线进一步优选管材，优化设计。应加强建筑物工程防护，确保供水管线安全运行和建筑物安全。

C．建议电信、有线电视等管道采用UPVC管材，统一路由，综合布管。

(3)专家认为，在今后的历史文化保护区改造

过程中，市政规划应与建筑修建性详规同步进行；应及时总结经验，形成相关的设计、施工、管理规定，指导其它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改造；应统一组织历史文化保护区的管理、设计与施工。

通过两次专家论证，原则同意我院所做南池子历史文化保护区试点片市政基础设施综合规划方案，采取有效工程技术措施保证市政管线及建筑物安全。

6工程建设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

在北京市规委、东城区房屋管理局、各专业设计主管部门及施工单位的通力合作下，南池子历史文化保护区试点片的市政基础设施的施工得以顺利进行。整个工程实施过程中体现出了团结致、协同作战的精神。2003年5月开始动迁，2003年8月正式入住，使用期已达一年之久，社会各方面评价较高，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

北京南池子历史文化保护区试点片危改工程建成后，区域内部以普渡寺为核心，形成环路，消除了断头胡同，车行顺畅。

各种管线均接入住宅，大大改善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各种站点位置安排合理，达到了设计效果。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7月l0日北京下了罕见的大雨，由于南池子历史文化保护区雨水管线设计的合理性，区内道路使用正常，未见大量积水。

7结语

南北文化论文篇(3)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和上海文人之间曾经发生过一次对骂，被称为“京派”与“海派”之争，这段公案最初仅限于讨论作家的写作风格，后来延伸到对京沪两地文人行为和气质的评价。论争的发难者沈从文在《论“海派”》一文中概括海派的特征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并用尖刻的语气大损海派是一帮新斯文人，说他们如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冒充风雅，或远谈希腊罗马，或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诗谜者相差一间。

又有一个评价是：“海派有江湖气、流氓气、娼妓气；京派则有遗老气、绅士气、古物商人气。”（姚雪垠：《京派与魔道》）矛头直指京派领袖周作人。周作人则直接回应“上海气”是“买办流氓与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格”。当然还是大先生的话一锤定音，说是“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不过，这些议论都把自己圈在了北京、上海两个城市里比较，实际上，京派海派之争背后所隐匿着的南北文化差异才是更有意思的话题。

宋人“心理补偿论”

南人和北人相互看不起不知始于何时，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宋代就有重南轻北的习惯。宋人是出了名的尚文轻武，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夺了军人带兵的念想后，文人领军成了时髦风尚，连皇纷纷把自己装扮成高级文化人。与此相对应，宋朝军人与北方蛮族交战就经常显得柔若无骨，不堪一击，听杨家将的故事，我们常常误以为北宋已经靠寡妇在打仗。

有一位华裔美国史学家形容宋代的气质内敛封闭，面对北方金人的狰狞强霸，像个柔媚害羞的女子。仔细想，这“害羞论”还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不但宋代文人气质儒雅，皇帝脾气也好得不行。传言某个北宋皇帝和某个丞相整日勾肩搭背，有说不完的知心话，这位丞相爷更大言不惭地说要和皇帝“共治天下”。有些皇帝姿态谦卑低下，常请一些没功名的布衣文人到宫中做客，在殿上听其娓娓清谈，搞得一些文人得意忘形地说要“格君心”，做皇帝的思想辅导员。只不过当时文人再得势，也无法遮掩宋军一败再败的现状，一种奇怪的心理补偿论才逐渐流行起来。这种怪论把辽金人想象成没有文化品位的种族，只会在马背上打仗撒野，一旦遭遇大宋的文明气象，外表虽硬充好汉，心理却矮了三分。这论调故意严格划分汉族和北方民族的界限，两相比较，贵贱分明，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示汉人血统的纯粹高贵。

“心理补偿论”特别容易在朝代更迭的过渡期频频发作，比如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就是如此。由于宋代之后南北军事形势被彻底逆转，汉族王朝在对北方少数族群的征战中从没占到过什么便宜，江山一旦易主变色，南方文人彻底屈从在北方蛮族手下讨生活，用文化优越的心理去补偿国土丧失之痛就变成了不得已的选择。清初残留下来的明朝遗民尤其不相信“命定论”。“命定论”是清初流行的一种说法，认为帝王多定都北方，所以凡能统一天下者都是自北而南，顺势而下，地气生成蔓延也是如此；相反，天下动乱的发生多是由南向北，因为南方地气柔弱，北方风气骠劲。清初皇帝如康熙就特别喜欢这种“地气论”，他说，金陵虽凭借长江天险，却地脉单薄，所以凡是建立在南方的政权总是逃不脱偏安的命运，成不了大事，他暗讽的当然是南宋和南明这类建立在江南的小朝廷。这与南方文人的想法显然南辕北辙。

用“南胜于北”的说法来做助推革命的燃料

宋人心理补偿论引发的南人优越感一直延续至近代，突出的一个例子是革命党人还是利用宋人那一套说法来做助推革命的燃料。刘师培就用典型的宋人语言描述南北分立的历史态势，如说“金元宅夏，文藻黯然”，金元是异族统治的朝代，代表北方势力，自然压抑住了南方优雅的文明，这太像宋人的语气。又如以下这段：“及五胡构乱，元魏凭陵，虏马南来，胡氛暗天，河北关中沦为左衽，积时既久，民习于夷，而中原甲姓避乱南迁，冠带之民萃居江表，流风所被，文化日滋。”大意是说中原原来是文明的核心，让北方胡人污染后，文明人才纷纷南迁，造成南方文化远胜于北方的局面。

这种“南胜于北”的思维根深蒂固，即使表面上讥讽南人奢靡，处处小家子气，也远胜于北人的粗野不文。刘师培比较南北文人的差异说是：“大抵北人之文，猥琐铺叙以为平通，故朴而不文；南人之文，诘屈雕琢以为奇丽，故华而不实。”这种对北人的贬词好像带着些许醋意，对南人文辞雕饰的批评也似乎显得言不由衷。

革命党人想打出反满的旗帜，也是沿了宋人的思维一路走下来，否则革命似乎缺少合法性。比如朱谦之就强调广东地理位置特别重要，因为它是中国“科学”和“革命”的策源地。近代以前，人们总是把广东想象成未开化的南蛮之地，经朱谦之一点拨，广东不但摇身一变成为吸纳近代科学文明的重要入口，而且也是北方蛮夷出身的清朝统治的发轫之地，真可谓是宋人自恋的近代极致版。

近代以来，为南人说话的人占据大多数，敢为北人说话者不是没有，但并不多见。也偶有例外，如2012年正逢清帝逊位一百周年，还真寥寥出现过几声异辞的鸣响，与前一年的辛亥革命热唱了点反调。有人说，革命党单靠潜伏于南方草根的秘密会社闹起事来，有点像当年高调反清复明的天地会，要不是北人袁世凯逼使满人皇帝光荣退位，就靠这几个会党作乱掀不起什么大浪。袁氏虽心狠手辣，却在形式上承接了清帝禅让的大统。这番话一出炉，明摆着是想和南人抢夺首倡革命的风头，遭遇围攻当属意料之中，却毕竟为早已被后人念歪的“重南轻北论”制造出一点异样的动静。

即使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南北文人的写作风格也相互交融互渗。就如京派领军人物沈从文也是从湘西土匪窝子里爬出，浑身带着南蛮的粗鄙闯到京城，哪里有什么遗老的气质，故一直自称是城里的“乡下人”。但文字又是那般水润，有南国的媚气。他会说写字如同造一座希腊小庙，“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这种相当小资的语气中哪里还荡漾着湘匪的蛮横？也看不出和绅士有什么瓜葛。

可见，南人和北人的区隔在近代已经被虚化了，虽然有宋人唠叨的阴影在，毕竟随着时代的进展渐渐抹平了心理的计算和纠葛。

名家评“京派”与“海派”论争

对于上世纪三十年生的 “京派”与“海派”之争，也有一些名家不以为然，不少人以局外人的身份点评了“京派”与“海派”之争。

南北文化论文篇(4)

永嘉丧乱，中原衣冠南迁，北方学术随之南播，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经学，大规模传人江南。淝水之战后，随着南北对峙局面的确立，经学也逐渐形成了“南学”与“北学”之分，清代经学家皮锡瑞称这一时期为“经学分立”的时代。所谓“南学”，是指承袭魏晋学风，博采玄老众学，不拘家法，随意发挥的南朝经学。元嘉十五年，宋文帝立“儒、玄、史、文”四学，儒学以雷次宗为代表，“说礼谨严，引证详实，有汉石渠、虎观遗风，此则后世所不逮也”(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分立时代》)。梁武帝时，更开设五馆，建立国学，立《五经》博士，怀经负笈者纷纷汇聚于京师，南学之风一时竞起，蔚为大观。“北学”是指承袭东汉经学遗风，以章句训诂为主，宣传普及儒家经典的北朝经学。北学代表人物以徐遵明为主，魏、齐之际名儒如李业兴、李铉、熊安生、马敬德等，皆出自徐遵明之门。

关于南北经学的差异，古人和近人都有所议论。《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时人这样的一段对话：“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刘孝标注云：“支所言，但譬成孙、褚之理也。然则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圈，故如显处视月；学寡则易核，易核则智明，故如牖中窥日也。”可见，在当时人看来，南学“清通简要”，但却如“牖中窥日”，所学有所狭隘；北学“渊综广博”，却不免粗糙，如“显处视月”，所谓“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余嘉锡先生指出，“《北史・儒林传序》曰：‘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语即本此。……此言北人博而不精，南人精而不博。”(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近代朴学大师刘师培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中也说：“北儒学崇实际，喜以训诂章句说经，南人学尚夸夸，喜以义理说经。”此论可谓一语中的。

具体说来，南北经学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南北经学所承袭的经学传统大相径庭。南学主要继承魏晋玄风的传统，博采玄老众学，不拘家法，重在贯通诸家，注重义理和文辞，因而其思想比较自由活跃；北学则多墨守东汉章句训诂的学风，故思想较为保守、质朴。南学由于受玄学和佛学影响比较大，因此南朝经师在说经时往往博采众说，自立新意，贵有心得，能破除师法、家法门户成见，反映了哲学思辨能力的提高，实为儒家义理之学出现的中间环节；北学因受北方游牧民族质朴风尚的影响，保持了汉朝经学以章句训诂为宗的特点，古代众多的名物制度得以阐明。

其次，南北经学所修习的儒家经典不同。“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北史》卷八一《儒林传》)南学《周易》尊王弼，《尚书》流行《孔传古文尚书》，《左传》盛行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北学《周易》、《尚书》主郑玄，《左传》则主服虔。

最后，在学术风格上，南北经学迥异。“南人简约，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隋书・儒林传》)这里所谓的“简约”、“深芜”，并不是指文字的繁简，而是指一种学风，即南学偏重于清通简要，北学偏重于朴实。另外，在文学上，南学清绮，北学质重，如《隋书・文学传序》所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意旨刚，重争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胜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在经学占主导地位的南北朝时期，文学上的南北差异可以说正是经学南北差异的一种折射。

作为中国古代学术主流的经学，为何到了南北朝时期而进入南北分立的时代呢?大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南北双方地理差别

就区域文化类型来看，中国南北文化自古即有差异，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孕育了不同的风俗民情、士人心态和文化特征(陈序经《中国南北文化观》)。传说帝舜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即是相对于“北风”而言的。孔子也说过，“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论语・雍也》)，而北方多仁者，南方多智者。自太史公记地域文化差异以来，历代文人学士不乏高论。在习俗、性情、学风、观念、思维等方面，都可以找到许多相对的词语来形容或概括南北文化的差异。如认为南方士人聪慧、精细，而北方士人憨直、阔博；南方文化明丽、纤巧、缜密、委婉、飘逸、内省、求精、温怨、柔曼、灵秀，而北方文化豪迈、奔放、雄浑、质朴、拙括、外向、刚直、慷慨、峻肃等等。

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在南北朝时期突出表现在南北经学的对立上。“大抵北方之土，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中国古籍以六艺为先，而《尚书》、《春秋》记动记言，严谨简直；《礼》、《乐》二例严辞约，平易不诬。记事之文，此其嚆矢。《大易》一书，素远钩深，精义曲隐，析理之作，此其权舆。”(《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南方文风较为瑰丽、学术较为自由，所尚虚无，除上述记言之《春秋》、《尚书》之外，《老子》、楚辞、汉末荆州之学、江左玄风、玄佛会通无不与之有关。因此，南学简约，得其精华，思想比较自由活跃。北方礼乐文明开发较早，如关中、中原、邹鲁等地区民风均较为淳朴，民尚实际，除上述析理、记事之《礼》、《乐》、《大易》的儒家经籍外，法家、墨家亦源于此。因而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文风偏于质朴保守。

当然，南北主流文风、学风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并不仅仅是地理环境决定的，还应包括具体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因素。

二、永嘉南渡后南北双方社会思潮及风气的影响不同

在南主要是玄学清谈和佛教传播日深的影响，在北主要是胡族的长期统治和北方清谈风气的淡薄。

永嘉南渡，一部分洛阳之士渡江而东，玄学思想随之东流。继正始名士后有中朝名士附其风流，又有所谓“元康无德，折巾效尤”的元康名士踵其迹。在偏安的思想支配下，他们或谈玄说理，阐述老庄，或援佛入儒，以义理说经；此风至梁不衰，正如《颜氏家训・勉学篇》称：“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蘼。……洎于梁世，兹风复阐，《老》、《庄》、《周易》，总谓三玄。”深受玄学、佛学影响的南学，以玄妙之言注经释文，偏注于哲学义理的阐发与思辨，重清通简要之义解而失圆照洞察之广博，也就毫不奇怪了。

与南方经学润浸着玄学精神不同的是，北方经学几乎全不受玄学的影响。永嘉之乱后，随着河洛名士的南迁，具有洛下地方色彩的玄学在北方几乎完全消失，所谓“北人俗尚 朴纯，未染清言之风、浮华之习”(皮锡瑞《经学历史》之六《经学分立时代》)。刘师培也说“北儒学崇实际，喜以训诂章句说经”(刘师培《南北经学不同论》)。北魏李业兴作使臣往梁，向梁武帝谈到自己“少为书生，止习五典，素不玄学，何敢仰酬”(《魏书・儒林传》)。当其时，南北政权虽或重在偏安，或力图一统，但都十分重视使臣的人选，北方使臣“素不玄学”，应该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使然。

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儒、释、道三教并盛的时代，经学的发展自然会受到其他二者的影响和限制。由于在佛教和道教上，北方重修行实践，南方重思索探析，而当时的经学者又往往儒、释、道兼修，这就深刻影响了南北经学者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进而促进了南学简约变通和北学质朴保守的对立。

三、南北经济、社会、民族状况的差异

在经济上，南方比北方发达，表现出积极进取的精神；北方经济相对落后，使得其文化取向趋于保守而缺乏活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的战乱也深刻影响了南北经学的发展。八王之乱使北方一片萧条，民熬于野，继之以永嘉之乱，北方更为胡骑所蹂躏，故留在北方的儒学之士一守其家学之滥觞，承两汉经学之风，颇有兴复中原之志，以平实为功，“抱残守缺，不尚空言，耻谈新理”(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而南方自永嘉南渡后，因儒学正统之基地洛阳既毁，洛阳儒学之士除携其家学归隐外，多流向河西和辽东；北人南渡者又多是玄学之士，致使南方的两汉经学传统中衰，南方之士有断炊之虑，江右正统儒学既不可续火薪传，唯有另起炉灶，嘉言新理，以补其缺。

由于北方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与南方争夺政权的正统性，他们十分重视政治文化教化。建立典章制度，重树社会规范，崇儒兴学为其首选的任务之一。“在上者既以此取士，士亦争务于此以应上之求。”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北方主流经学的历史任务在于宣传儒家经典，赓续儒学传统，其研究的主要目标不是追求新的思想，新的体系，而是坚持汉儒学术传统，整理、笺释儒家经典中固有的典章制度和思想学术的基本内容，故其本质朴实，追求渊综广博，说经多限于讲章明句，详核名物。

南北文化论文篇(5)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有名的乱世。为总结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自唐代以降许多史家和学者倾注精力对这一时期所遗留下来的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其中成就较大的著述当首推《资治通鉴》。在这部编年体史书中，魏晋南北朝400年间的历史大事不仅被梳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司马光还通过“臣光曰”的形式表述了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看法。《资治通鉴》之外，考察或涉及这段历史的著作还有宋人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程大昌《演繁露》、陆游《老学庵笔记》、王应麟《困学纪闻》、叶适《习学记言》，明人李贽《藏书》、《续藏书》等。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系统地分析、批判了这一历史时期统治者的成败得失。清代乾嘉学派是传统史学研究的高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著作有许多条目涉及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20世纪之前，历代学者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不少成绩，但总体看来皆囿于循环史观，基本的路数不过是著史、考史和评史而已。中国的新史学在19—20世纪之交开始萌动。一批学者受到西方传来的各种进化史观、发展史观的影响，注意摆脱旧史学研究的羁绊而逐渐步入一个新的天地。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家不再甘心于整理国故，而是力图通过分析史料去寻找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动因、联系和带有某种规律性的认识。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也因之翻开崭新的一页。20世纪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可以1949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可分为1901—1929年和1930—1949年两个阶段。后一个时期可分为1949—1966年、1966—1978年和1978—2000年三个阶段。

20世纪初的30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具有由旧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色彩。粗略统计，1901—19年发表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文不足90篇，著作仅为10余种，而且大部分论著的思想和方法都相当陈旧，基本脱传统史学的窠臼。当然，这一时期也有一些篇目是运用新史观进行开拓性研究的力作。梁启超在1902年曾文，论述中国自战国至清专制政治不断强化，“中间惟六朝时代，颇有贵族阶级”，“实吾中国数千年来社会一现象也”。然而经过分析，他认为总体上看“六朝时代，可谓之有贵族，而不可谓之有贵族政治。其于专制政之进化，毫无损也”①。这一观点至今仍颇具启发意义。此外，汤用彤《竺道生与涅学》(《国学季刊》1925第12期)、容肇祖《述何晏王弼的思想》(《中山大学语言历史所周刊》1927年第12期)、鲁迅《魏晋风度及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北新半月刊》1927年第11期)、梁佩贞《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史学年报1929年第7期》、刘藜《晋惠帝时代之汉族之大流徙》(《成大史学杂志》1929年第7期)、桑镐《汉魏之际尚与时代背景》(《中央大学半月刊》1929年第11期)等文，分别从宗教文化、政治、人口流动以及士风变迁角度对魏晋南北朝社会进行了考察，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进入一个全面繁荣的阶段。20年间所发表的论文约为600篇，著作80余种，涉及的课题十分广泛:既有政治史、军事史，又有经济史、财政史、人口史、民族史以及宗教史、学术文化史和大族研究等等。若干种断代史、专题史的著作陆续问世，极大地提升了这一时期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整体水平。以出版先后为序，代表性的著作有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商务出版社，1930年)、容肇祖《魏晋的自然主义》(商务出版社，1935年)、范寿康《魏晋之清谈》(商务出版社，1934年)、陈啸江《三国经济史》(中山大学，1936年)、陶希圣、武仙卿《南北朝经济史》(商务出版社，1936年)、王伊同《五朝门第》(金陵大学，1943年)、贺昌群《魏晋思想初论》(商务出版社，1946年)等。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是一部110万字的宏篇巨著。该书分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突出各时期的重要政治斗争，叙述两晋南北朝政治的发展演变，属政治史。后一部分分别论列这一时期的民族分布及构成、社会组织、社会等级、农工商业、衣食住行、社会风俗、政治制度、学术宗教，属专题史。吕书不但以史料丰富称著，而且不乏精辟见解(开明书店，1948年)。作为史学大师，陈寅恪对推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极为重视文化和民族的因素，往往从习见的史料出发，以小见大，提出并解决了前人认识所不能及的问题。《天师道与滨海地区之关系》(《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3年第4本)、《桃花源记旁证》(《清华学报》1936年第1本)和《府兵制前期史料试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7年第11本)，都是具有发凡起例之功的代表作。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虽然是讲唐代各种制度的，但是都将渊源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商务出版社，1945年)。不过，陈寅恪“不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较少探索这方面的问题”(田余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后顾与前瞻》，《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第392页)。从1933年起，陶希圣主编的《食货》杂志刊登了大量有关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恰与陈寅恪的研究工作互为补充。代表性的论文有武仙卿《魏晋时期社会经济的转变》(1934年第12期)、《南北朝色役考》(1936年第3、4期)、《魏晋南北朝田租与户调对立的税法》(1937年第2期)，何兹全《三国时的农村经济的破坏与复兴》(1935年第2期)、《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1935年第5期)、《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1936年第1期)，鞠清远《曹魏的屯田》(1936年第1期)、《三国时代的客》(1936年第1期)，陈啸江《三国时代的人口移动》(1935年第1期)等。此外，受陶希圣经济史观的影响，全汉升在《中古自然经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7年第10本)的长文中，系统地论述了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总体面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界涌现了一大批成就卓越的学者，如周一良、谷霁光、萨孟武、严耕望、李源澄、王伊同、姚薇元等。他们活跃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代表性的作品有周一良《南朝境内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8年第7本)、《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7年第10本)、《乞活考》(《清华学报》1949年第12期)，谷霁光《六朝门阀》(《武大文哲季刊》1936年第6期)、《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37年第7期)，严耕望《元魏北镇制度考略》(《现代学报》1947年第8期)、《魏晋南朝地方政府属佐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7年第10本)，萨孟武《南北朝的政治和社会》(《政治季刊》1940年第10期)、《两晋的中央官制》(《新认识》1943年第4期)，李源澄《两晋南朝之军户及补兵》(《史学集刊》1941年第3期)、《元魏之统制诸夏与诸夷》(《责善半月刊》1941年第11期)、《汉末魏晋思想之转变》(《真理杂志》1944年第6期)，王伊同《五胡通考》(《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3年第9期)，姚薇元《北魏帝室氏族考》(《说文月刊》1944年第6期)等。20世纪后半叶是中国大陆的史学工作者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断探索史学研究新理论和新方法的50年，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自然也不例外。本领域的学者，在继承我国原有优秀学术传统和借鉴西方现代史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社会经济史、政治史、民族史、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于汉魏以降的经济变动、社会性质、政治特点、民族关系和文化构成等多个方面都有更为深刻和全面的认识。

1949—1966年是中国大陆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取得很大进展的阶段。这一阶段，几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编撰的通史相继出版。诸家通史都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状况进行了综合研究，并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性质提出不同认识。与此同时，那些在三四十年代已经成就卓著的学者，也纷纷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修订或者重新撰写著作和论文，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开辟了新风。其中，断代史的著作有何兹全《魏晋南北朝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王仲荦《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等。经济史著作有唐长孺《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韩国磐《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和《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李亚农《拓跋族的前封建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等。民族史的著作有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年)等。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3册(人民出版社，1957年)和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55年)则分属于研究魏晋南北朝思想史和佛教史的著作。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和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是两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唐书侧重于社会经济，兼论民族、政治和思想文化等问题;周书则重点在政治制度方面，旁及民族、宗教文化等专题。粗略统计，17年间共发表魏晋南北朝史论文约1400多篇。大多数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魏晋南北朝史的重大问题进行了重新梳理，在门阀制度、土地制度、阶级结构、农民战争、民族矛盾和冲突以及历史人物评价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研究成果。但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1957年以后学术研究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极左的和“以论代史”的空头文章越来越多，直到“文革”中演变成以“影射史学”为特征的帮派文章。另外，研究工作还有一哄而上的毛病。1400多篇论文中约有1100多篇是论述人物的，而仅评价三国时期人物的文章就有560篇，其中关于评价曹操的文章约为350篇，占了一半以上;评价诸葛亮的文章有85篇，又居四分之一。各类课题的选择也不均衡，除评述人物的文章占据了绝大部分之外，论述政治斗争、农民起义的文章有100余篇，研究社会结构、经济问题的文章不过80篇，关于军事方面的文章是40篇左右，且多为讨论官渡之战和淝水之战内容的，而涉及民族关系的文章只有15篇。

从1966年开始的“文革”，粗暴地打断了史学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这一阶段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浩劫中同样遭受重创，基本陷于停顿状态。1978年以后，实事求是的学风重新确立，中国大陆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全面繁荣阶段。这一阶段，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特点是:各种规模的学会和研究机构陆续成立;一些重大课题在原有的学术积累基础上不断地向纵深发展;新的研究领域得到开拓;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版;尤为可喜的是，一大批中青年学者构成了研究队伍的主力军，个别佼佼者已经成为学科带头人。1984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在四川成立，到20世纪末已召开过6届年会。相继成立的还有六朝史学会、北朝史学会以及诸葛亮研究会等。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等单位还设立了专门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所)。

白寿彝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开创了新综合体的通史撰述方式。该书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通过序说、综述、典志和传记四个部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80年代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水平。这一阶段出版的断代史和综合研究专著，代表作有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出版社，1983年)、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以及简修炜《六朝史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重要的论文集有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何兹全《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郑欣《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谷霁光《谷霁光史学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朱大渭《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黎虎《魏晋南北朝史论》(学苑出版社，1999年)等。经济史方面的著作有韩国磐《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朱绍侯《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何兹全主编《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余鹏飞《三国经济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高敏《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研究政治史、制度史的专著主要有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严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陈仲安等《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大象出版社，1998年)等。民族史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和《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中华书局，1985年)、周伟洲《汉赵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蒋福亚《前秦史》(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年)、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陈连庆《秦汉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等。思想文化方面主要有王葆《正始玄学》(齐鲁书社，1987年)、孔繁《魏晋玄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王晓毅《中国文化的清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黄山书社，1992年)、陈戍国《魏晋南北朝礼制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刘振东《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曹文柱主编《中国文化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等。研究宗教史的著作有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1982年)、郭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齐鲁书社，1986年)、汤一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胡孚琛《魏晋神仙道教》(人民出版社，1989年)、许抗生《三国两晋玄佛道简论》(齐鲁书社，1991年)。社会史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曹文柱主编《中国社会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2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刘长东《晋唐弥陀净土信仰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等。此外，散布于全国许多学报、学刊上的论文也是1978年以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到80年代末期每年发表的论文都在150篇以上，以后每年递增，仅2000年一年所发表的论文就约为280篇。以上这些著作和论文，大致代表了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总体水平。

20世纪后半叶，港台地区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仅以《魏晋南北朝史》为名的断代史就有数部出版，作者分别是劳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委员会，1955年)、林瑞翰(台北至大公司，1977年)、黎杰(台北九思出版社，1978年)、邹纪方(台北长桥出版社，1979年)等。此外，金发根《永嘉乱后北方的豪族》(台北学术著作奖助会，1964年)、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台北学术著作奖助会，1966年)、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台北联经出版社，1986年)等，都是各种专题研究的代表作。

在文献和典籍的整理方面，和魏晋南北朝史有关的正史即一志九书二史以及《资治通鉴》在20世纪后期都得到系统整理，并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标点校订本。另外，一些基本文献典籍的校注出版，为学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汇集了笺疏者多年的研究心血。该书或寻检史籍，考核异同;或略为增补，以广异闻;或纠谬矫正，以惩其妄。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博采众书，于详尽精确的文字训诂外，对人物、史事也多有补苴之处。王明《抱朴子内篇校笺》(中华书局，1985年)，注重以道教史和科学史为出发点，既汇集了前人的校勘成就，又有很多自己的独特见解;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中华书局，1991、1997年)是作者萃40余年心力的杰构，既对原书中的大量典故做出了详尽的注释，又对其中的错漏衍脱之处给予了举正。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1963年)和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是已出版的两种《洛阳伽蓝记》校本。前书以文义训释为长，后书注重史事的补充和考订。此外，汤用彤《高僧传》校注本(中华书局，1992年)、陈桥驿《水经注校释》(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都是目前所见的较好注本。另外，还有一些考校之作问世。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对自《三国志》到《隋书》的12部正史所涉及的史实、制度、名物、语言等作了系统的训释和考证，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远远地超越了普通的考史之作。王仲荦《北周六典》(中华书局，1979年)体裁类似会典，是一部叙述北周王朝政府组织形式的资料汇编。

魏晋南北朝的考古遗存虽不丰厚，但也为数不少，特别是近百年来，新的考古发现和文献出土的成就更是令人兴奋。西北地区和湖南长沙走马楼的简牍文书以及散布于黄河流域、长江南北的魏晋南北朝墓葬、墓志、碑铭为代表的丰富考古文献和资料的发现、整理和研究，拓展了当代学者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领域和空间，有力地推进了这一学科的发展。这类资料现已出版的有张风《汉晋西陲木简汇编》(有正书局，1931年)、王陶庐《汉魏六朝砖文》(商务出版社，1935年)、赵万里《汉魏六朝冢墓遗文图录》(历史语言研究所，1936年)、《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王壮弘《六朝墓志检要》(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以及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敦煌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1年)、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92—1996年)，现已出版10册，与本段历史有关的资料主要集中在第1册。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发现，是近年来魏晋南北朝史考古发掘的最大创获。目前，已有长沙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录《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 》(文物出版社，1999年)出版。

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研究（二）关于社会性质和社会经济的讨论

关于魏晋南北朝社会性质的研究，最重要的是对“魏晋封建说”的讨论。最早提出“魏晋封建说”的学者是何兹全。他在1934年发表的《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中称:“中古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时间是“指从三国到唐中叶即从三世纪到九世纪”(《中国经济》1934年第9期)。从50年代初开始，魏晋封建说的理论系统日渐完善。持这一观点的学者除何兹全外，还有尚钺、王仲荦、日知、唐长孺等人。何兹全《汉魏之际封建说》一文最后确定，中国古代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时间是汉魏之际。他认为，汉魏之际的社会变革，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由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第二，劳动者的身份由自由民、奴隶向部曲、客转化，人身依附性加强;第三，由土地兼并转化为人口争夺;第四，流民地著化的实现，封建关系加强(《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书中，作者更从国家形态、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等多方面对上述观点做了充分、丰富的论证。尚钺《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一文则从铁器的使用、古代社会发展规律、生产关系的主流、商品和商业活动的情况和两汉奴隶制的矛盾等六个方面来论证其魏晋封建说(《尚钺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文史哲》1956年第3、4、5期连载的长篇论文《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和封建社会的形成问题》，是王仲荦系统阐述魏晋封建说的代表作。唐长孺则从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加强、封建等级秩序制度化、大庄园主向封建官僚转化和自然经济典型化等方面，论述了魏晋时期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早期的特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上述学者的认识，都是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下，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结构和社会经济的详细分析而得出来的。不过也有一些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学者不同意“魏晋封建说”，认为魏晋是封建社会由初期向成熟期的过渡阶段。代表性的论文有田余庆《秦汉魏晋封建依附关系发展的历程》(《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3期)、郑欣《三国时期封建社会的变革》(《历史论丛》，齐鲁书社，1981年)以及高敏的一些论文。

社会经济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整体经济、部门经济以及区域经济等。

三国时期的屯田制、西晋的课田占田制和北魏的均田制，是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的研究的热点课题。王仲荦认为，曹魏屯田的土地是因战争荒芜而属于国家的公田，屯田民是隶属性很强的农民，身份要比自耕农大为降低。屯田的国有性质决定了国家是最大的地主(《魏晋南北朝史》)。高敏认为，曹魏屯田制是对汉代封建国有土地制度公田、官田的发展。曹魏的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前者系以兵士屯田，屯田的兵士称为田兵或佃兵;民屯的劳动者称为屯田客或屯田民。军屯的收获物全部上缴国家，而民屯实行四六分成(官六民四)租佃制度。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但是，无论是军屯还是民屯的土地，都属于国家所有(《魏晋南北朝经济史》)。赵克尧等指出，除军屯、民屯以外，曹魏还有士家屯田形式(《略论曹魏的士家屯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1期)。林志华认为，孙吴屯田制虽然也以国家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出现，但屯田及屯田户实际上为各级将领所私有，是豪族地主经济的一部分(《东吴屯田制探略》，《安徽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黎虎在《三国时期的自耕农经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和《略论屯田制的作用与地位》(《四川师院学报》1985年第1期)等文中指出，研究者对曹魏屯田有评价过高的倾向。屯田的确对支援战争、安置流民乃至增加曹魏政权收入等方面起过很大作用，但当时最重要的经济基础还是州郡编户所代表的小农经济。西晋的占田制和课田制是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关于占田与课田的关系，学术界有四说。一是课田在占田之外说。吕振羽在《简明中国通史》中称:占田制规定，丁男占田70亩，课田50亩，共120亩;丁女占田30亩，课田20亩，共50亩。持此说者还有白寿彝和李剑农。二是课田在占田之内说。丁男、丁女共占田100亩，分别以50亩、20亩为课田，持此说者人数较多，代表人物是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三是占田与课田是互不相干的两种田制说。持此说者为高志辛，他认为，课田就是课佃，实质上是政府督课佃者耕种政府经营的土地，而且，由屯田到课田的转变只是政府经营的公田内部经营方式的改变，不涉及政府掌握以外的大量的民田(《西晋课田研究的剖析》，《魏晋隋唐史论集》第2辑)。赵向群、童超则持第四说。赵向群指出，税制说与田制说皆有不足之处，课田制既非税制亦非田制，而是和二者皆有联系的一种土地经营管理方式，它以人口和劳作为基点，体现出因民之力以使民的特点(《西晋课田法新议》，《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童超则认为，占田制既不属于授田制，也不属于限田制，而只是一种土地限额登记制度，是西晋政府通过登记全国土地而重新确认登记者土地所有权的一种方法，是对现存土地关系的合法化认定(《论西晋土地、田赋、劳动人口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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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占田的来源也有两说。吕振羽、万国鼎主张占田即是政府将公田授田给农民，吕思勉也是持授田说的。另一说认为，占田是“一种限制占垦土地于一定数量之内的限田办法”(王天奖:《西晋的土地与赋役制度》，《历史研究》1956年第7期)。唐长孺在《西晋田制试释》一文中也赞成这种观点。万绳楠进一步阐明，西晋占田的数字为虚，课田之数为实，即课田是国家规定的必耕地数目，以之来满足国家的赋税要求(《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对占田的性质也有不同说法。唐长孺同意国有土地说。《西晋户调式的意义》一文提出:占田、课田的意义在于国家以最高土地所有者的地位对全国的土地进行督课耕种，包括国有荒田和私田，而私人占有的土地也没有完整的所有权。与课田占田相适应的户调式，一方面既肯定了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和荫庇户口的特权，也规定男丁耕种一定数量的土地是一种国家义务(《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王仲荦也持此说，并认为占田制下农民负担的户调要比魏制加重二分之一，田租要比魏制加重一倍，只有力役由于国家的统一而有所减轻(《魏晋南北朝史》)。高敏则从“占”字的涵义角度，论证了占田从来就是私有土地的观点(《关于西晋占田、课田制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黎虎认为，西晋占田制是战国秦汉以来占田实践和理论的总结、创新及其法典化。占田即是课田，但占、课无别并不意味着占、课相符，占田制是以法定的占、课不符解决以往漫无限制的占、课不符问题。因此课田的50亩在占田的70亩之内，不是另外的土地。占田的目的在于课田，课田的目的在于征收赋税(《西晋占田制的历史渊源》，《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

北魏均田制是学者讨论的另一个热点问题，李亚农《周族的氏族制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一文认为，均田制实际上是一种前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具有氏族和农村公社土地制度的特点(《李亚农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唐长孺《均田制度的产生及其破坏》一文认为，均田制是具有农村公社特征的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均田制下的农民是封建依附民(《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王仲荦的看法与唐长孺类似，认为均田制是一种带有村社性质的封建国有土地制度(《魏晋南北朝史》第520—522页)。韩国磐则判定，均田制的性质属于封建土地国有制(《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孔令平《中世纪前期英国的田制与北魏均田制的比较研究》一文认为，北魏时期的均田制和希腊、罗马的城邦土地制度、西欧的封建领主等级土地所有制一样，都是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农村公社土地制度(《世界历史》1981年第5期)。赵俪生不同意均田制具有公社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二重性，认为是国家对土地所有权干预和妥协的产物。它对保持社会经济的稳定有积极作用(《有关均田制的一些辨析》，《文史哲》1981年第2期);高敏则认为，均田制是官府把所有权属于国家的土地，按照一定的程序和规定授予直接生产者耕种，然后按授予土地的法定数量向生产者课取租、调、力役的国有土地制度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均田制下的露田是国有土地，由国家控制授受，桑田是私有土地，只给初受田者，不在还授之限内，实为私有土地的代名词。北魏的均田令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详细的土地成文法，而且具有保护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的双重性(《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第263页)。杜绍顺《北魏西魏的麻田为世业田质疑》一文论证，北魏和西魏均田制中的麻田都是还受之田，而不是世业田(《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4期)。王棣根据文书，具体考查了北魏均田制下授田的种类和数量，指出实际上受田数目远不及应受数目，而且随着国有土地的减少，均田制渐呈没落之势(《从〈邓延天富等户残卷〉看西魏北周的均田制度》，《山西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关于均田制下的租税制度，唐长孺指出，课田是和征纳租调联系在一起的，露田、桑田、麻田，都是课田。露田身没而还，桑田视有余和不足允许买卖，因此世业课田是桑田，但在北朝，由于幽州属于以麻布充税的地区，故其世业课田是“桑田化”了的麻田。他还指出，均田制下的农民租调负担，比起三长制下按户征收的租调相对减轻，但总数却由于大家庭的分立而增加，同时，租调额的固化和轻化，是国家从豪强手中争取民众的表现(参见唐长孺《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颂〉所见的课田与庄田》，《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第16—28页)。

关于魏晋南北朝的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唐长孺在《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一书中指出，地主豪门的大土地所有制适应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始终是东晋南朝占支配地位的土地制度。万竟君《东晋南朝庄园经济试探》认为，东晋南朝的庄园经济在客观上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开发，但不负担租税劳役，又兼并了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因而对社会生产也起到阻碍作用(《广西师大学报》1981年第2期);郑欣的见解与此类似(《东晋南朝时期的世族庄园制度》，《文史哲》1978年第3期)。蒋福亚《东晋南朝的大土地所有制》一文对东晋南朝的大土地所有制的成因作了研究，指出当时的大庄园土地不是靠购买式兼并形成的，而是豪强地主强占山川林泽或凭借私人武装侵夺百姓田产的结果(《江海学刊》1992年第2期)。汤其领《东晋南朝世族地主庄园试探》一文具体考察了南朝大庄园的经营模式，指出它们具有宗法性日趋减弱、等级性逐渐加强、管理方式多样和间接经营多的特点(《苏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章义和《从谢灵运〈山居赋〉论六朝庄园的经营形式》一文指出，六朝时期地主庄园存在着集中、分散、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三种经营形式。这三种经营形式虽各有特点，但分散经营因为生产者积极性较高，而且它采取的分散租佃制形式符合中国地主封建制的发展，因此成为以后我国封建经济的主要经营形式(《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

寺院地主经济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迅速传播而发展起来的大土地所有制形态。它在经济形态上与当时的世俗地主经济无本质区别，不同的是它以宗教关系为纽带，通过神权和教义的力量进行维系。寺庄是寺院庞大的地产，属于高级僧侣所有。劳动者主要是下层僧侣、寺院依附民(僧户、白徒、养女等名目)和寺奴(佛图户等名目)等。寺院地主经济是当时统治者悉力提倡和培植起来的，但它的过度膨胀，又要损害封建国家和世俗地主的利益，北朝的“灭佛”事件的发生即与此有关。最早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的学者是何兹全，30年代，他先后发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和《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等文。以后这一研究工作停顿下来，直到50年代又有零星，但真正形成高潮则是在80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金家瑞《南朝的寺院和僧侣》(《历史教学》1953年第7期)、简修炜《南北朝时期的寺院地主经济初探》(《学术月刊》1984年第1期)、张弓《南北朝隋唐寺观户阶层述略》(《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2期)等。

赋税制度是和土地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曹魏开始实行的户调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赋税制度的主流。唐长孺《魏晋户调式及其演变》(《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全面地分析了户调制的起源、户调和户赀的关系、南朝的布与调、南朝的折变等问题。指出，曹魏的户调是沿袭两汉调的名称和征纳方法，加上东汉赋钱折变之制的固定化与普遍化。户调据户赀决定差等是汉代的成法，以后自晋至南北朝都沿袭此制。梁方仲《户调制与均田制的社会背景》(《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集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郑欣《两晋赋税制度的若干问题》(《文史哲》1986年第1期)和《南朝的租调制度》(《史文哲》1987年第1期)、周国林《东晋租调制度若干问题述辩》(《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等，都是在唐文基础上对此进行的深化研究。高敏认为，曹魏租调制较汉代租赋有两大改变，一是以定额租取代了汉代的定率租，二是除田租以外，免除了不少汉代的杂税。王仲荦认为，均田制下的租调征收，实行的是“九品混通”方法(《魏晋南北朝史》第530页);而高敏看法不同，认为北朝的租调也体现了丁、户相结合的特点，而且在后期还出现了由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化的倾向(《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第497页);郑欣也认为，均田制实行以后，北朝租调征收以授田对象为征收单位，不再实行九品混通的办法(《北魏均田制下的租调剥削》，《齐鲁学刊》1985年第5期)。

户籍制度也是经济史研究者比较关心的问题。贺昌群认为，东晋南朝户籍的黄、白之分，代表着士、庶之别(《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和均田制》);赖家度与贺昌群意见不完全一致，但同样承认白籍是庶人户籍(《从南朝士族制度看唐寓之领导的农民起义》，《历史教学》1952年第6期)。而高敏认为，黄籍始于魏晋的正式户籍。白籍是东晋初政府侨设州郡为南渡户设立的临时户口。所谓“白”是空虚、无定居之意，土断主要是白籍人口黄籍化，而非土断后著之白籍(《东晋时期黄白籍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曹文柱也认为，黄、白籍是东晋政府为分别土著与侨民而设立的户籍，但名称的不同与纸张颜色有关。土断是东晋南朝政府为解决侨置郡县造成户籍制度混乱而采取的一种措施。经过土断有大量的侨户及流民被编入享受优复待遇的白籍(《关于东晋南朝时期的土断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商贸货币方面，时间较早的论文有何兹全《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14本)等，近年来有李建国《试述北魏商业的发展》(《商业研究》1985年第5期)、张兆凯《试论南朝商业的几点变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张荣芳《论汉晋时期楼兰(鄯善)王国的丝路贸易》(《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孔毅《东晋南朝的实物货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薛平铨《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货币发行与流通》(《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赵庆伟《六朝时期广州海外贸易的崛起与港市的繁荣》(《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朱和平《东吴商品经济初探》(《许昌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刘汉东《水陆交通运输与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的发展》(《许昌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张旭华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商业都会的兴衰》(《许昌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罗二虎《汉晋时期的中国西南丝绸之路》(《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等。

南北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中国艺术；地域性；绘画；地理环境；理论探讨；宏观叙说；个案探讨

中图分类号：J201 文献标识码：A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化研究热的出现，作为“以人地关系的理论为基础，探讨各种人文现象的分布、变化和扩散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空间结构的一门近代科学”［1］的人文地理学，以其知识交叉性、系统性和整体性而在我国日益受到重视。该学科研究的不断推进及研究成果的不断问世，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绘画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将中国古代绘画置于广阔的文化地理背景之下，运用人文地理学的相关理论确立新的研究视点，以人地关系为切入点，以区域和空间为研究主线，通过把握古代绘画的地域性特征，进而深入认识其发生和发展规律，逐渐成为古代绘画研究的一个热点。为了深化研究，丰富人文地理学和绘画史的研究内容，有必要对有关这一论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为后来者提供有益的思考。

尽管中国绘画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饰和岩画，但是自知识分子登上专业画家的历史舞台之后，绘画的技巧和理论研究才步入轨道。自南朝谢赫的《古画品录》诞生，他提出的中国绘画的“六法”成为后世画家、批评家和鉴赏家所遵循的原则。“六法”中“应物象形”、“传移模写”的原则使得地域环境成为画家的审美观照对象。山水画的出现使得画家不仅将外在的地理系统内化为个人创作的心灵空间，地理环境还影响了画家的文化品性、环境感知和审美心理。尽管绘画的地域性问题是人文地理学现象，但对其研究的发端和深入是在美术史研究的纵深中，由美术学者来逐步进行的。故而探讨绘画的地域性研究不得不从美术史的研究中起步，纵观其发展，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绘画地域性的非系统认识和表述

6世纪到19世纪初属于绘画地域性的非系统认识和表述时期。在这一时期，古代中国的绘画史著述成果不断出现，体现了研究者对绘画视觉性和文化性的并重。由于研究者多为收藏鉴赏家，故而撰述的著作多为画家传记和绘画作品著录，具有重记载轻论述的特点。关于绘画的地域性特征，虽已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但既无专章论述，更无系统著录，多为画著中散见的表述，既概括简单，又缺少必要的学理阐述。

（一）对绘画风格地域性差异的认识

这主要表现在对中国大陆南北地域分异的基本规律所造成的南北画风不同的认识上。以明代董其昌提出的“南北宗”论为代表。明代万历年间，莫是龙［2］、董其昌［3］、陈继儒［4］等人先后以不确切的“南”、“北”地域之称将绘画分为“南北宗”，这对后世影响很大。“南北宗”说的内涵，一是南北宗各家俱是写南北真景：“宋画至董源、巨然，脱尽廉纤刻画之习，然唯写江南山而相似，若海岸图必用大李将军，北方盘车骡纲必用李谷。郭河阳、黄子久专画海虞山，王书明专画苕霄山，宋时宋迪专画潇湘，各随所见，不得相混也”［5］；二是崇南抑北，推崇王维为代表的南宗绘画，贬低李思训为代表的北宗绘画。此后，关于南北宗绘画的论述和争论不断出现在明清画论中：明吴宽《书画a影.跋宇宙大观集册》、明陈继儒《书画史》、明董其昌《画眼》、明张丑《清河书画舫》、清沈颢《画尘》、清王时敏《西庐画跋》、清王a《染香庵画跋》、清王原祁《丽台画稿集》、清唐岱《绘事发微》、清沈宗骞《芥舟学画编》、清华琳《南宗抉秘》等。尽管南北绘画风格的地域性差异不是“南北宗说”探讨的核心话题，但以地域划分绘画风格并由此引发的广泛和持续的关注，在中国绘画史上尚属首次，其讨论一直延续到今天。

（二）地域环境对绘画风格的影响

历代画论中都有关于地域环境对绘画风格影响的论述，如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米芾的《画史》、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明代董其昌的《画禅室随笔》，清沈宗骞的《芥舟学画编》等。论述中清楚表达，作为画家的生活环境和审美观照对象的自然地理环境对绘画的题材、笔墨、构图和线条都产生了影响：“画山水唯营丘李成、长安关仝、华原范宽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百代标程。”、“夫气象萧疏，烟林清旷，毫锋颖脱，墨法精微者，营丘之制也；石体坚凝，杂木丰茂，台阁古雅，人物幽闲者，关氏之风也；峰峦浑厚，势伏雄强，抢笔俱均，人屋皆质者，范氏之作也”［6］ “若论衣服、车舆、土风、人物，年代各异，南北有殊，观画之宜，在乎详审。只如吴道子画仲由，便戴木剑，阎令公画昭君，已着帏帽。殊不知木剑创于晋代，帏帽兴于国朝。举此凡例，亦画之一病也……芒屦非塞北所宜，牛车非岭南所有。详辩古今之物，商较土风之宜。指事绘形，可验时代。其或生长南朝，不见北朝人物。习熟塞北，不识江南山川。游处江东，不知京洛之盛。此则非绘画之病也，故李嗣真评董、战云，地处平原，阙江南之胜，迹参戎马，乏簪裾之仪，此是其所未习，非其所不至。”［7］

（三）地域绘画史的出现

中国较早的规模性的地域绘画研究是在五代、北宋时期。由于军事割据，客观上造成了绘画地域性强化的可能，绘画史著作打破了唐以来以京城为中心的局面，出现了中心解体、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出现了较多记载某一地区绘画活动及其发展的地区性画史，例如记载江南画院活动的《江南画录》、《江南画录拾遗》；记载中原地区绘画的《梁朝画目》、《广梁朝画目》；记载西蜀地区绘画的《广画新集》等［8］，而《益州名画录》是地区性绘画史开创时期的代表，它记载了中晚唐、五代至宋初成都地区的绘画活动。著者黄修复，久居成都，精画学、富收藏，三卷本的《益州名画录》［9］记载了唐、五代至宋初成都地区的五十八位画家的小传、写真和壁画创作，对画家个人风格、师承关系、时代风格、宗教绘画的发展、地域之间的相互影响等问题都有深刻的考证，资料翔实可靠。此后，不断出现地域性绘画史著作：成都地区有宋代范成大的《成都府古寺名笔记》、元代费著的《蜀名画记》、明代曹学绲摹妒裰泄慵.画苑记》。明清时期由于江南文人的崛起画坛呈现南盛北衰，特别是富庶的江浙地区成为艺术人才的渊蔽。《吴郡丹青志》、《海虞画苑略》、《越画见闻》、《练山画征录》、《虞山画志》、《湖州竹派》、《明州画史》等都是记录江浙地域绘画的美术史著作。汪]之的《扬州画苑录》，专记扬州地区清代画家，按本邑、流寓、方外、闺秀分类，开地域断代画家传记之体例；福建地区的有明代徐[XC；%32%32]的《闽画记》和清代丁传的《八闽书画记》。其中，明代王a登的《吴郡丹青志》是一部分品立传的地方画史，将生长于明代、清初尚存的吴郡画家或迁居吴门的画家共25人分门收录，对于吴中绘事之盛，他说“将无海峤精灵之气偏于东土耶？抑亦流风余韵，前沾后渍”［10］，是“为乡邦画人作传”［11］，是明代地域绘画史的代表，尽管篇幅很小，但在体例上、语言上、内容上都具有自身的特点。清代陆时化随家族从越地迁往吴地，出于对两地的深厚感情，将平生所见吴、越两地的书画汇编成《吴越所见书画录》［12］，展现了吴越之地在清代富商云集、书画鉴藏之风盛行的地域风貌。清代乾隆年间鱼翼及其子辑有《海虞画苑略》，录有江苏虞山的历代画家。鱼翼文笔优美、精于鉴赏，对所记载的画家有传有评非常生动。其同里柳南居士王应奎还辑有《海虞诗苑》并将虞山的诗与画进行了比照，认为虞山之画名起自黄公望，“及观吾邑之画往往能浓而不能淡，能密而不能疏，能近而不能远。其坐病正与诗等，岂其地之山水秀丽攒簇，无虚无缥缈之观无空蒙历落之趣。故发为图绘亦囿于风气耶。然萧疏如渔山(吴历)，淡远如尊古(黄鼎)，已能自辟蹊径而能脱去吾邑故习矣”［13］敏锐地发现了地域环境对绘画的影响。清代陶元藻的《越画见闻》收录了200多人的资料，不仅以史料丰富著称，还记载了同时代的画家相互交游的第一手资料。

以上地域绘画史研究虽然开辟了绘画史研究的新领域，但其内容多就人论人、就画论画，局限性亦非常突出，也并未有意识地系统发掘地域性绘画研究的深远意义，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全新的绘画史科目。

（四）对地域绘画流派的评价

明清时期对绘画的地域性研究，集中于绘画的地域流派。但对地域绘画流派的表述多为风格差异的描绘或评价。“画分南北始于唐世，然未有以地别为派者，至明季方有浙派之目。是派也始于戴进，成于蓝瑛。其失盖有四焉：曰硬、曰板、曰秃、曰拙。松江派国朝始有，盖沿董文敏、赵文度、恽温之习渐即于纤、软、甜、赖矣。金陵之派有二：一类浙，一类松江。新安自渐师以云林法见长，人多趋之，不失之结，即失之疏，是亦一派也。罗饭牛崛起宁都，挟所能而游省会，名动公卿，士夫学者于是多宗之，近谓之江西派，盖失在易而滑。闽人失之浓浊，北地失之重拙。之数者其初未常不各自名家而传仿渐陵夷耳。此国初以来之大概也。”［14］

不同地域绘画流派评论性质，偶有注意到地域环境对绘画的影响，如“宗派各异，南北攸分。方隅之见，非无区别。川蜀奇险，秦陇雄壮，荆湘旷阔，幽冀惨冽。金陵之派重厚，浙闽之派深刻。m州守三王，虞山遵石谷。云间元宰，新安渐师，各自传仿，吴中又遵文氏。或因地变，或为人移。体貌不同，理则是一。然而灵秀荟萃，偏于东南，自古为然。国朝六家，三m州两虞山，恽亦近在毗陵。明之文沈唐仇，则同在吴郡。元之黄王倪吴，居近邻境。何为盛必一时？盖同时同地，声气相通，不知无牙旷之知，而多他山之助，故各臻其极。”［15］，“天地之气，各以方殊，而人亦因之。南方山水蕴藉而萦纡。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温润和雅，其偏者则轻佻浮薄。北方山水奇杰而雄厚，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刚健爽直。其偏者则粗厉强横。此自然之理也。于是率其性而发为笔墨，遂亦有南北之殊也。惟能学则咸归于正，不学则曰流于偏。视学之纯杂为优劣，不以宗之南北分低昂也。其不可拘于南北者复有二，或气禀之偶异。南人北禀，北人南禀是也”［16］从这种关于绘画风格与南北地域关系的论述，可以看出清人对绘画地域性的认识和理解。

二、绘画地域性研究的现代转折

19世纪初至19世纪40年代是绘画地域性研究的转折时期，如果说此前人们对绘画地域性的关注还仅仅停留在绘画地域风格特征的零星表述和地域绘画的著录上，那么从20世纪初开始，这一状况有了改变。中国美术研究进入现代转型期也带来了绘画地域性研究的转折。当西方艺术风格学进入中国后，绘画史的研究中“风格”从传统的历史叙述的模式中凸现出来，人们开始关注风格背后所隐含的艺术自律性。“地域因素”引入绘画风格划分、演变的阐释过程，有助于理解绘画发展的内在规律。陈师曾、潘天寿、郑午昌、傅抱石、王钧初、俞剑华等虽没有专门的地域绘画研究著述，但都在其著作中对绘画（美术）的地域性因素都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将地域因素视为影响绘画发展的诸多因素之一。

这一时期，绘画研究引入了科学的方法，将中国绘画与世界其他民族和地区绘画结合起来比较研究，以探讨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规律。史岩的《东洋美术史》［17］对中国、日本和印度的美术进行了比较研究。郑午昌的《中国美术史》［18］对中国、希腊和埃及的美术进行了比较，力求在比较中发现中国绘画的独特之处和发展规律，进而研究各国绘画的一致性和差异性。画家兼美术教育家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19］中有附文《域外绘画流入中土考略》，通过考察中国绘画的发展以及中外绘画交流，阐发中西绘画的差异。画家兼美术教育家郑午昌则在《中国画学全史》中在不同历史时期绘事考察中，多次论述绘事兴衰与地域环境的关系：“当时画家之名与不名固与其阶级有关，其于地理亦有可得而言者。盖在专制时代，一切政教文艺，要皆与其首都所在，有密切关系。汉都长安其时绘画之都会，即在长安，考诸画家当时之产地，皆在今陕西、河南间，为黄河流域附近地。如毛延寿，杜陵人，而杜陵即在今陕西长安县南。刘白，新丰人，而新丰即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龚宽，洛阳人，而洛阳即在今河南洛阳县。陈敞安陵人，而安陵即在今陕西咸阳县东，皆黄河流域地也。虽曰我国文明，当时实在黄河流域为盛，故画家辈出于其间，亦因近身辇（[），成学易成名亦易。”［20］并在附录中制作了《历代各地画家百分比例表》。秦仲文的《中国绘画学史》［21］则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绘画艺术有所著录。俞剑华先生在其《中国绘画史》［22］中就曾有专门章节讨论绘画的传播：“中国绘画之东渡与日本画家之西来”、“西画之东渐与中画之东渡”，从文化地理传播角度考察绘画风格、技法的演变路线。近人对绘画地域性已不是粗略的描述和简单的评论，而是从“画作―画家―地域―地域人文环境”的人地关系角度触及到了绘画地域性研究问题，这样的论述显然要比前人深刻得多。

这一时期关于限定地域绘画研究依然为地域内画作收录和画家传记资料撰写，有王瞻民的《越中历代画人传》、庞士龙的《常熟书画家汇传》、孙振麟的《当湖历代画人传》，汪兆镛的《岭南画征略》，罗元黼编著的《蜀画史稿》、方树梅的《滇南书画录》都属地域画史研究。其中，汪兆镛的《岭南画征略》收录岭南画家书家近400人生平事迹、遗作纂编成书，是岭南地区第一部历代书画人物传。地域绘画的研究存在明显的地区不平衡现象，涉及地区仅为四川、浙江、广东、云南、江苏等地。

中国绘画的南北比较依然为美术史界所重视，它为深入发现和重新认识中国绘画发展的深层动因提供了可能。20世纪30年代主要是从作品的风格，画家的身份和地域来考究南北宗说的真伪性、科学性。启功［23］、童书业［24］、滕固［25］等人对南北宗论相继加以阐发，争论的焦点不在地域，但童书业在研究中将宋代以来的山水画，依据地理关系分成北派山水、南派山水两种，认为南北风土、人情、山水形态的差异，影响了绘画的技法，地理环境是决定绘画风格的重要原因之一。［26］

三、绘画地域性研究的停滞阶段

自新中国成立，至结束，是中国绘画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推陈出新的时期。尽管丹纳的《艺术哲学》在60年代即已被译为中文介绍到国内，但是受学术交流偏向苏联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过激批判，使得对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长期停滞，绘画的地域性研究无人问津亦没有新的突破。

一是继续了南北宗话题的讨论，启功先生、郑秉珊先生、俞剑华先生、童书业先生、徐仁涛先生、徐复观先生等对南北宗论的研究更加全面、深入，史料的取材更加广泛，但多是从社会学、文学、思想等多方面来分析。20世纪60年代初期，童书业又撰写专著《南画研究》［27］进一步阐释了南北画风不同的成因。

二是对绘画地域流派的研究集中在黄山画派、上海画派、扬州八怪、吴门四家、金陵八家等，但是论文数量很少，总计约20多篇［28］，且研究主要围绕绘画风格、语言等进行。

三是地域绘画著作主要有江梵众、陈蓉峰编撰的《清代蜀中画家传略》、顾麟文编《扬州八家史料》［29］，均属地域绘画史料整理性质。

四、绘画地域性研究的崭新阶段――学科交叉与融合

第四个时期从1976年至今，始于结束，经过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学术上的正本清源和西方文化的涌入，使得中国古代绘画的地域性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不仅美术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日益深入，文化地理学者也将绘画作为反映人地关系的载体而进入了地理学的研究视野。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成绩在多学科的视角中也远过于前代，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表现得尤为突出。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更加充分地揭示出古代绘画多元共存的发展状态。时间和空间共同观照的研究，充分展现古代绘画创作风格以南北二元为主，多元并存的地域性特色。

二是学者们越发注意到地域差异造成的绘画形态和风格的多样性，以及地域绘画发展的不平衡性。绘画史的写作从地域的角度阐释，在研究对象地域空间范围限定的条件下，探讨绘画的整体风貌和艺术风格，成为撰史的新思路。

三是同时拓展了中国古代绘画和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领域。绘画和地域关系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交叉的研究，视角的扩大，使得绘画的地域特征与发展，绘画与地域自然环境，绘画与地域文化，地域与绘画流派，绘画与地域经济、政治等内容，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既带来了古代绘画研究成果内容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填补了文化地理学的空白。

如果将这时期绘画地域性研究的成果作一个划分的话，大致可分为对古代绘画地域性研究的理论性探讨，对古代绘画地域性特征的宏观性叙说和探讨两种类型。

（一）对古代绘画地域性研究的理论性探讨

对我国古代绘画地域性研究的理论性探讨，是伴随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地域文化研究的勃兴而出现的。1986年,金克木发表《文艺的地域学设想》一文，他说:“我觉得我们的文艺研究习惯于历史的线性探索,作家作品的点的研究,讲背景也是着重点和线的衬托面；长于编年表而不重视画地图，排等高线，标走向、流向等交互关系。是不是可以扩展一下,作以面为主的研究、立体研究、以至于时空合一内外兼顾的多‘维’研究呢？假如可以，不妨首先扩大到地域方面，姑且说是地域性的研究。”［30］金先生较早倡导“文艺地域学”，其论述切中时弊，指出了当时文艺研究的不足，是新时期绘画地域性研究的宣言性文章，它为之后我国古代绘画的地域性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启迪。

1991年单鹏飞、王伟发表《地理环境与艺术风格》［31］一文。他们认为，艺术作品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反映，直接受到了自然环境（地理位置、气候、水土）和人文环境（社会发展背景……）等的控制，因此地理环境的差异对艺术作品不同风格、流派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作者通过对建筑、绘画、文学作品的分析，将地理环境对艺术风格形成的影响进行了论述，并明确提出研究的目的是“益于人文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对正在开展的绘画的地域性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1993年，地理学者张步天在其著作《中国历史文化地理》［32］中撰写“历史文艺地理”一章，其中“美术文化的时空分布”专题从历史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对美术流派与门类的地域特征、地理分布、区域差异及美术家籍贯分布等方面作了分析与统计，对绘画的地域性研究从理论思考、资料梳理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均作了探索，文化地理理念进入中国古代绘画的研究视野，绘画作为文化要素，其与空间关系的研究就此展开，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地理学理论视角展开的探讨，使得绘画的地域性研究出现了质的飞跃。

进入21世纪，黄骏发表《关于艺术“地域性”的札记》［33］一文。他提出，地域性是贯穿在中国绘画史中的一个现实。地域与创作活动的复杂联系体现在区域性的地理风貌和区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习俗对创作的影响和决定性作用上。最为根本的限定性来自区域性的绘画传统。作者提出绘画地域性的内涵是：传统、风格、画家群、交易等等。绘画地域性的研究应关注：地域差异、画家的身份差异和地域情境。文章首次明确将“地域性”一词引入艺术史的研究中，对绘画的地域性探讨进一步深化。该文作为“札记”虽篇幅短小，未作过多展开，但其中的观点对中国古代绘画的地域性研究的具体开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胡兆量等编著的《中国文化地理概述》［34］在“画风的区域差异”一节中探讨了中国画风的区域差异，内容包括：国画的意境美，绘画与环境，画风的南北差异和地域性画派。从历史地理角度横向地比较了绘画风格的地域性差异，初步探讨了产生绘画风格差异的地域因素。2004年，刘海涛、王兴平发表了《浅谈美术地理的地域空间性》［35］一文，从地理学的角度,对美术的地域性的内涵和研究范畴进行了论说，并首次提出了“美术地理学”概念。他们认为，“美术地理学也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美术和地理环境、地理景观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它是用地理学思想理论和方法研究美术作品的形成、风格和特色,探讨不同区域美术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地域特征和差异,以及美术作品在不同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艺术个性。”［36］美术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包括美术的地域性横向研究、地域性纵向研究、地域空间的扩散性研究三个方面。该文为绘画的地域性研究的开展进一步搭建了平台。周尚意等的《文化地理学》［37］内有专门“艺术地理”一节，其中有一小节论述美术地理中的“绘画的区域差异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就绘画的区域性差异和地域分布进行了探讨。

其后，何鑫和郭建平先后发表了《论建立美术地理学之下的历史美术地理学》和《中国绘画史的“地域研究”意识》两篇论文，明确了从地域绘画作为学科建构角度对绘画的地域性研究的架构基础和范畴界定、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作出探讨。《论建立美术地理学之下的历史美术地理学》一文认为，学术界对美术地理现象的研究只停留在简单的地理描述阶段，并将之用以辅助说明美术发展进程，其性质与目的是历史的而不是地理的，也未能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美术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和演变规律，进而与美术史及其它学科一同揭示美术规律。美术地理学“属于美术学范畴,是美术基础理论中若干独立学科之一,同时又具有文化地理学的性质。”［38］，美术地理学一方面“可以直接促进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与完善,另一方面他又在视觉艺术文化领域为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学科平台。”历史美术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体系包括四个分支：历史美术地理通论、断代美术地理、区域历史美术地理、专题历史美术地理。论文还就历史美术地理学的学科概念与性质、目的与任务、内容与时间断限、与相邻学科的关系、学科建立的学术基础与先期成果，以及进行历史美术地理研究的相关问题等诸方面作了相应的研究与探讨。作为美术主要门类之一的绘画，此文为绘画的地域性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构建了学科框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具有方法论意义。《中国绘画史的“地域研究”意识》［39］一文，从地域自然因素和地域人文因素对中国古代绘画的影响分析入手，指出中国古代绘画史地域性研究，是一个被忽略了的中国美术史研究视角。以往的中国古代绘画史研究只注重史的纵向发展，不注意其空间组合规律；只注重编年，缺乏系统地域性或地域风格的横向对比基础上的纵向分析。在研究中要援入其他学科的方法与成果，如人文地理学、地质学、社会人类学等等。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地域”概念把握的难度和划分的模糊，如何兼顾时间和空间的共同把握是进一步探讨的难点。

针对古代绘画地域性研究的现状，付阳华在其《中国地域性美术研究的探索与思考》［40］一文中，指出地域美术史的研究仅仅就画家研究画家、就画派研究画派、就风格研究风格都是远远不够的，发掘其因地域而形成的独特艺术风貌，探究其地域性美术渊源是摆在美术史家面前的重大课题。文章通过对中国地域美术史撰写和研究的梳理，尤其是以《北京美术史》为个案的分析，探讨了地域美术史研究中面临的问题，提出美术的地域特征、地域性美术的研究方法、研究意义的探索与论证引起了更多专家的注意，使得全国各地美术地域性的联系和差异的探讨被提上了日程。

（二）对古代绘画地域性特征的宏观性叙说和探讨

古代绘画地域性研究的另一个维度，是古代绘画的宏观性论说，探讨不同地域空间绘画的纵向发展，以及不同地理环境对绘画形成、发展与演变的内在规律及相关问题的论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古代地域绘画在这一维度产出成果较多，体现了研究所蕴含的生机与活力。这一方面的研究包括三类内容：

一是地域美术史研究中的地域绘画史研究。地域绘画著作的研究多以一级行政区域为主体单位，且多包含在地方美术研究中，其中研究台湾地区起步较早，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相继出版了《台湾美术简史》［41］、《台湾美术发展史论》［42］。20世纪90年代以后，地域美术史不断问世，地域绘画的内容亦包含其中：《广东美术史》［43］、《洛都美术史迹》［44］、《艺术》［45］、《中国新疆古代艺术》［46］、《楚艺术史》［47］、《东北艺术史》［48］、《云南艺术史》［49］、《云南民族美术概论》［50］等。一些少数民族美术著作，收录研究了少数民族地区绘画，如《中国北方民族美术史料》［51］、《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美术》［52］、《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53］等。林永发、林胜贤的《台湾美术地方发展史全集》［54］、徐昌酪的《上海美术志》［55］，王震的《二十世纪上海美术年表》［56］，邵学海的《长江流域美术史》［57］，卢禹舜主编《黑龙江美术发展简史研究》［58］；高卉民主编《黑龙江少数民族美术史研究》［59］，张亚莎的《美术史》［60］，《云南民族美术史》［61］，李福顺的《北京美术史》［62］，张德录的《山西美术史》［63］等。地域绘画史著作有：《岭南近人画人传略》［64］、《绘画史》［65］、梁桂元著《闽画史稿》［66］，陈滢的《岭南花鸟画流变（1368-1949）》［67］、朱万章的《顺德书画艺术》［68］。这些著作力求通过对地域长时段绘画史的梳理，进行地域绘画的纵向研究，解析地域因素对绘画的影响。

《北京美术史》可作为这一类著作的代表。该书基于地域文化史的范畴，不仅探讨了不同形成过程的文化是如何汇集于北京的，同时也关注北京的美术是如何获得地域文化属性的。从北京地域文化动态构造与静态构造综合特征的阐释，揭示北京美术发展的线索、不同时期的性状，进而揭示其有别于其他地域的特征。这一著作最显著之处在于致力于分析美术与地域之间的关系，探寻影响北京美术演变的文脉，为地域美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在北京绘画的研究中，着重探讨了元明清时期北京绘画宫廷性、交流性和融合性的地域特征。在研究方法上，《长江流域美术史》运用比较的方法梳理出长江流域美术与黄河流域美术互为连锁的流变线索，《楚艺术史》则通过认识楚文化圈与北方中原文化圈、西北秦文化圈的迥然不同，述写了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末500多年间中国南方主要艺术风格的历史。这些地域美术史的写作为后来者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材料，树立了学术范式。但地域绘画史成果不多，且尚未脱离绘画史的撰述和研究模式。

《扬州八怪与扬州商业》［69］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紧紧把握具体地域空间书画创作与欣赏的供求关系，深入讨论十八世纪扬州新兴的市民文化观念与审美意识潜变，及其在供求关系中对非正统派职业化文人画家选择传统和艺术新变的影响，联系地域经济的背景阐述美术发展而不简单套用相关学科的成果，着重于创作意识的变化又紧密结合着风格形态的演进。陈永怡的《近代书画市场与风格迁变：以上海为中心（1843-1948）》［70］将敏锐的学术触角伸向地域书画市场与风格变迁的关系这一特殊基点，深入探讨了地域经济生活对艺术创作的制约作用和影响力，将绘画风格变迁置于地域经济空间的角度进行考察。王祖龙的《楚美术观念与形态》［71］特别突出了地域文化观念对造型艺术形态以及语言表达特征可能造成的影响，跳出了以传统庄屈美学阐释楚美术事象的窠臼。这些著作均属地域绘画纵向性研究的代表，是在限定性地域空间内，考察美术（包括绘画）的流变及其与地域环境之间的关系。

《中国美术史》(十一卷，王朝闻总主编，2000年)在“具有美学史的性质，突出了以审美关系为轴心线的思路”［72］之同时，还贯穿了较强的地理空间意识，如《明代卷》中亦注重按不同地理区域分析不同地域绘画流派风格的撰写方式。

二是地域绘画流派的研究。以吴门画派、新安画派、扬州画派、松江派、金陵八家、扬州八怪、黄山画派为主题的研讨会以及会后出版的论文集都取得较多成果。针对明清以来几乎所有的地域绘画流派所做的研究均有专著成果，并且还挖掘出新的地域绘画流派，如京江画派［73］。这其中以“扬州八怪”为首的扬州地域绘画研究成果最为显著，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研究“扬州八怪”的各种公开出版社的专论和专著达到400多种。出现了比较集中的讨论，如对明代“吴门画派”和清代“扬州八怪”、“新安画派”等地域绘画流派的研究，故宫博物院组织的“明代吴门绘画国际学术讨论会”，1994年安徽的“纪念渐江大师逝世三百二十周年暨黄山派学术讨论会”，随后出版《论黄山诸画派文集（1987）》。这些都是以地域绘画为中心的学术讨论会和论文集。不过这些研究多承袭地域绘画作品和地域绘画史的思路，仅从地域空间上限定所讨论的范围和个人，对这一空间所赋予绘画的意义还讨论得不够深入，未能自觉地以地域绘画理论去指导自己的研究，只是触及了某些地域绘画研究的问题，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偶然性和不自觉性。

三是绘画地域性研究的论文，主要有：谭天《新中国地方美术史研究中问题与对策――以编撰〈广东省美协五十年文献集〉为个案》、付阳华《中国地域性美术研究的探索与思考美术之友》、赵启斌《“京江画派”的绘画特征及其历史地位(上下)》、王祖龙《丹磨色美夸原质――楚绘画的艺术史意义》、薛正昌《贺兰山岩画文化》、肖屏《雪域佛光中的藏族美术》、李涵《论吴地绘画的文化艺术特征》、郑为人《京江画派与京口隐逸文化》、陈龙海《楚艺术的线性特征及其文化基因》、苏晓丽《浅谈地域文化对年画的影响》、张尹《陕南自然物象视觉图式化管见》、郭薇《外师造化――北方地域特征与北派山水画创作的关系》、徐莉萍《水与绘画艺术》、尚辉《区域地貌与中国山水画的风格及流派》、何鑫《谈地理区域分异与中国画流派的生成――以五代宋初时期山水画为例》、孟宪平《地域因素与画分南北》、郭建平《明代江南文人画家的交谊及对绘画艺术的影响》、郭建平《明清时期江南绘画家传谱系研究――家族、家学与中国古代绘画》、顾泽旭《论清代扬州画派形成的地域文化背景和社会时代条件》、郭建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域的商业氛围对绘画的影响》、郭薇《五代时期四川美术繁荣的地理因素》、李怡《马远山水画风形成的地域因素考辨》、宋文翔《试论地域性因素在云南美术发展中的主导性》、谢丽君《江南地域文化对恽南田的影响》、费省《唐代艺术家籍贯的地理分布》、施建中的《论“徐黄体异”与五代画家地籍、身份分异之间的关系》、何力《清前、中期政治与湖南画坛》、安毅《五代敦煌与中原间的画稿交往》、郭建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域的商业氛围对绘画的影响》、郭薇《五代时期四川美术繁荣的地理因素》、何力《清前、中期政治与湖南画坛》等等。上述论文，其研究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对古代绘画整体性风格的述说，这主要体现在赵启斌、李薇薇、王祖龙、薛正昌、肖屏、李涵等人的论文中；二是对不同地域绘画的比较研究，这主要体现在何鑫、孟宪平等人的论文中；三是对地域环境与绘画发展内在关系的研究，这主要体现在郭薇、张尹、徐莉萍、尚辉、苏晓丽、郑为人、陈龙海、顾泽旭、郭建平等人的论文中；四是对不同历史时期画家籍贯分布以及与绘画风格的研究，其体现在费省、施建中等人的论文中；五是对不同历史时期绘画地域性个案的具体考察，体现在谭天、付阳华、何鑫、郭建平、郭薇、何力等人的论文中。此外还有对绘画样式的地理传播、画家空间游历与画风、地域政治对地域绘画的影响等的研究。这些探讨，大都持之有据、视野开阔，显示出对古代绘画地域性特征的总体把握，具有较强的概括性和启发性。以下试举几例：

在对地理环境与绘画发展内在关系研究方面，尚辉的《区域地貌与中国山水画的风格及流派》［74］一文从区域地貌客体入手，着重强调了区域地貌的某些客体形象特征对中国山水画史变迁、运动和发展所起到的先导性影响，提出中国南北派山水画风格的形成与中国南北自然地理概貌相统一；同一地域画家对客体审美特征的挖掘，使得特定视觉效应下的造型特征不仅成为画家再创造的对象，而且其本身也成为个性主体的附着物；地域性的造型特征被画家们敏锐发现并反复表现之后，也阻碍了画家新风格的产生，对其突破源于对自然的新鲜感受和新的发现。该文对绘画与自然地理环境关系的探讨从以往概念化和表面化的研究推向了更细致的研究。李怡《马远山水画风形成的地域因素考辨》［75］通过对马远山水画风形成的分析，提出其绘画风格的变化既有画理的因素，又有一定的社会原因，更有取景角度转换的地域因素。南宋画院位于环山的西湖之畔，客观上限制了马远的视野，不允许他作远观式全景描述，只能作俯身近观的边角构思。文章细致地探讨了客观地理环境与画家写实原则下的造景关系。

在对不同历史时期画家籍贯与绘画内在关系的研究中，施建中《论“徐黄体异”与五代画家地籍、身份分异之间的关系》［76］一文认为，五代时期花鸟画“富贵”和“野逸”风格的划分与画家的地籍分异密切相关，与画家身份差异有着莫大的关系。避居蜀地者，多遗臣、贵族，故画风受唐代宫廷绘画影响较深，呈现艳丽之风。流向南唐者少有贵族而多为小吏、庶族，故绘画多具平民气息，呈现野逸之风。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在地域文化与绘画发展关系方面，谢丽君在《江南地域文化对恽南田的影响》［77］一文中考察了江南地域文化对恽南田思想品格、文化修养、艺术趣味、从艺道路、绘画理论、创作风格产生的影响。文章史料翔实，对地域文化之于绘画影响的元素梳理得极为清晰，显示出将绘画研究与地域文化研究相贯通的功力。与此类似的研究还有顾泽旭的《论清代扬州画派形成的地域文化背景和社会时代条件》。

在研究画家游历与绘画风格的讨论中，郭建平在《明代江南文人画家的交谊及对绘画艺术的影响》［78］中认为绘画离不开画家这一特定的文化载体，更与他们的审美情趣息息相关。基于古代社会交通不便和信息不畅的境况，同一地域的知识群体在思维与行为模式方面,表现出一种较其他地域知识分子更为强烈的区域传承性和连贯性。因此艺术史上的画家的交谊现象，对绘画艺术产生了影响。作者通过画家交往空间和绘画风格的具体考察，揭示了绘画艺术流变的空间因素，视角颇为独特。

对不同历史时期地域绘画与地域环境关系个案的具体考察，是古代绘画地域性研究的又一个重要层面，其中何鑫《谈地理区域分异与中国画流派的生成――以五代宋初时期山水画为例》［79］的研究极具代表性。该文以五代宋初时期为时间段限，着重分析了历史地理对此时中国山水画风格流派分异的影响及具体促异方式，阐释了地理要素在山水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其研究因其地域角度探讨的深入而具有学术示范意义。

从既往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一是地域空间的范围界定不统一，有以一级政区主体的“省”为地域范围的，也有以较大地理单元为地域范围的。这种对地域空间范围不科学的界定，会造成叙述的不连贯性。

二是不平衡现象醒目。从地域空间分布来看，存在着地域不平衡现象，已有的成果主要包括台湾、广东、洛阳、北京、上海、山西、、新疆、湖北、云南、黑龙江和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从较大的地域分布来看长江流域和东北地区尚有诸多地理单元未曾涉及。从研究内容来看，地域绘画研究以绘画地域性的纵向研究居多，或为地域美术史中的绘画史，或为限定地域的专门绘画史。

三是从文化地理学角度而言，对地域画家的研究只停留在单一静止的层面上，注重画家籍贯和出生地与其性格气质的关系，缺少流动性与整合性，忽略画家游历之地的文化地理对艺术创作的综合影响。即便是从籍贯和出生地去探讨画家的风格特征和绘画发展的规律，也仅仅是展开部分的研究。事实上，中国绘画史上的大部分著名画家都有过离乡求学、仕宦、贬谪、隐居、游历、交友的经历，异域他乡的地理环境、人生经历与地域空间的互动、画家艺术创作的交流都会成为他们创作的空间背景。因此，从绘画作品的整体艺术风貌中寻求不同地域各种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因素的综合作用，无疑是一个有意义的新课题。古代绘画创作遵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原则，故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为画家们的必修课目，对于空间流动性较大的画家，定量定性分析其画作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实属不易，深入分析其空间行迹与绘画创作的关系，综合解析地理环境的差异对画家创作心理、审美趣味、艺术风格的影响亦属艰难。而目前地域绘画史的撰写中就明显存在着对画家进行切割式分段介绍的现象。

四是绘画的地域性研究，除了地域绘画史以及少数地域绘画比较研究之外，至今尚无绘画的地域性研究理论专著问世，对地域绘画理论的探讨显得较为空泛。诸多所谓的地域绘画研究不过是中国绘画史的细化。尽管建立美术地理学的呼声不时响起，但依然未形成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和学科意识，在研究方法上亦缺少创新。（责任编辑：帅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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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Regional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Painting

ZHANG Kai

(1. Research Centre of Historical Environment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

Society Development of Northwest Area, Xi'an, Shanxi 710062;

2.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Sh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Shanxi 710021)

南北文化论文篇(7)

“南腔北调”专栏百期集结:《要科学不要主义》

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主办的“南腔北调”百期纪念座谈会暨《要科学不要主义》新书首发式于2011年1月9日上午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成功举行。该书作者江晓原、刘兵出席了新书首发式，发表了精彩演讲，并进行了对答互动。

“南腔北调”是《文汇读书周报》一个专门讨论科学文化书籍的专栏，每月的第一个周五出版。该专栏从不同角度对唯科学主义在当代社会文化中的影响进行反思和清算。具体方式则是通过对一系列精心选择的书籍、人物的评论来展开讨论，从中展示出唯科学主义观念对文化和我们精神家园的侵害。该专栏已持续九年，出了一百期，江晓原、刘兵新著的《要科学不要主义――南腔北调百期精选》，选择了“南腔北调”专栏中的30篇，在专栏百期之际集结出版，既是对《文汇读书周报》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之间成功合作的纪念，同时也是对江晓原和刘兵以及“科学文化”版历任责编共同工作的回顾总结。

本书取名《要科学不要主义》，是因为作者对谈专栏的主旨，就是从方方面面对唯科学主义在今天的存在和影响进行分析，加以评论。被本书选择为评论对象的，都是近年在科学文化领域有影响、有品位的书籍，所谈书籍包括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传记、科幻小说等多种与科学技术有关的书籍类型。因此，本书不仅是一部科学文化品牌书，也是科学文化的阅读和购书指南册。

早在2002年秋季，当时的《文汇读书周报》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双方领导找到江晓原，说他们打算合办一个定期版面，希望江晓原来主持，这个版面的全部稿件都由江晓原负责组织。江晓原欣然答应下来，版面的名字就叫“科学文化”，定于每月的第一个周五出版。于是，江晓原找到多年老友清华大学刘兵教授，和他一起开始做这个版面上的“南腔北调”对谈专栏。专栏的名字“南腔北调”原是随意起的，因为江晓原在上海交大，刘兵在北京清华，一南一北。采用“对谈”形式的文章当然早巳有之，不过许多这种形式文章其实都是一个人写的，只不过作者将自己的话分派给甲、乙口中而已。但他俩的对谈是真正的“对谈”，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对淡中的“不确定性”――对谈每次都是先由江晓原开始写一段发给刘兵，然后刘添加一段再发回给江，江再添加一段发回给刘，如此往复多次，直至由江晓原结尾。他俩对谈时思想交锋的另一个特点是两人都遵守“君子和而不同”之旨。虽然两人是将近30年的老友，而且两人的友谊在圈子里是出名的，但两人迄今仍在许多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在对谈时不时各抒己见，当然争论也是和风细雨的。再有，考虑到唯科学主义在中国是何等的根深蒂固，何等的深入人心，它仍然影响着许多人的思想，所以反对唯科学主义这个话题，在今天就是再讲一百遍也是不够的，因而，“南腔北调”还将深入持久地探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