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教育论文篇(1)

教育公平是人类的一种教育理想，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里的表现。什么是教育公平？瑞典著名教育学家托尔斯顿·胡森（TorstenHusen）认为，教育公平主要指教育机会均等，包括教育起点的平等，教育过程的平等和教育结果的平等。我们可以将教育公平界定为：每个人可以平等的、有选择的分享其所处的公共教育资源以及人们此时所持有的平等的价值观念和准则。

1.从教育起点的不公平来看，户籍制度限制了部分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

教育起点公平是教育公平的最直接反映，它是人们在接受教育时所最先接触到的与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教育问题。目前我国的义务教育体制是以户籍制为基础，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模式。适龄儿童普及义务教育的工作由户口所在地负责实施，义务教育经费也由地方政府承担。农民工子女离开农村后，没有流入地的常住户口，往往无法享受流入地政府财政负担的义务教育经费，就无法像流入地儿童那样进入公立学校就读。后来由于国家的政策调整及相关法规的陆续出台，公立学校原则上不排斥农民工子女入学，但必须交纳一定的借读费、赞助费。由此看来，在现行的义务教育体制下，农民工子女与流入地的儿童不可能享有同等的教育机会。

2.从教育过程的不公平来看，主要体现在公立学校和农民工子弟学校教育质量上的差异

教育起点的不公平是无法消除的，因为人们无法做到经济上和社会上的绝对平等。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教育公平的主要可操作层面的教育过程的平等，这主要体现在教育质量的差异上。面对“没有城市户口”、“收费高”两大拦路虎，多数农民工子女只能进入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的民工子弟学校，但这类学校的弊端很多。如缺乏最基本的办学条件、消防设施不具备、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和卫生隐患、办学者和教师素质较差、学校开设科目不完整、部分学校除了语文和数学以外，其他科目课程的教学均不能确保，学生使用的依然是以前的五年制教材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办学条件还是教学质量，此类学校都无法与公立学校相提并论，从而使农民工子女的学习质量没有保证，素质也得不到全面提高。

3.从教育结果的不公平来看，缺乏良好的正规教育阻碍了社会阶层的流动

无论是教育起点公平也好，还是教育过程公平也好，教育公平最终还是要体现在教育结果的公平上。在现代社会中，正规教育程度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在现实条件下，一方面少数社会精英占据着国家和城市最丰富的优质教育资源，使得自己的下一代能够继续他们的社会精英身份和继续他们的优越生活；另一方面，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们，为了使自己的后代能够尽快摆脱现实的卑微地位，获得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上升，从而想方设法获取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但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由于教育起点、教育过程的不公平，部分人的“希望”只能成为“奢望”，从而陷入又一轮的贫困代际传递中，家庭收入低=没钱提供教育=子女教育水平低=子女就业机会少=子女收入低=新一代低收入者产生。由此看来，缺乏教育既是贫困的原因，又成为贫困的结果。二、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失衡的原因

1.户籍管理体制不合理

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问题本身是现行的户籍制度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物。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户籍制度对人口给予了人为划分，即把人口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这种制度人为的造成了城乡分割的局面，同时还直接导致了城乡居民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的不同。就义务教育领域而言，正是由于城乡户籍制度的存在，才造成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中无法得到与城市孩子同等受教育的权利，户口成为他们在城市中公平地生存和发展的“瓶颈”。这种情况表明，户籍管理体制的城乡分割已严重落后于社会需要，不能适应在改革中急剧变化的城乡关系，以及人口城市化进程加快的社会现实。

2.义务教育体制的缺陷

我国现行的“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义务教育体制规定了适龄儿童应在户口所在地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所需教育经费由当地政府负责筹措。目前我国城市适龄儿童的义务教育经费基本上由各级政府负责，而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则由乡镇政府以教育统筹的方式向农民征收，相当于农民自己掏钱解决法律要求的义务教育。但现实中，农民工离开农村后，他们流入地的城市财政中在义务教育经费里没有包括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这项经费，从而使其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在我国目前的义务教育体制中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一方面，他们享受不到流出地政府的财政补贴；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资格享受流入地政府的优待。如果增加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投入，即要增加财政的支出，还会拉低已经被人为高估的教育水准，这必然会影响到政府部门的政绩和形象。再者地方政府如果按照本市学生人均教育经费的拨款标准，那么用在农民工子女身上的教育投入无疑会变成当地政府财政的巨大开支，仅靠当地政府筹措，压力很大。

3.民工子弟学校师资力量薄弱

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和管理人员的素质低是影响教育公平的重要因素。这类学校的师资人员，既无教学经历，更无教师资格证书，有的自身不过初中水平，根本不具备任何任职条件。民工中流传过这样一句话：“放下屠刀，立地成校长。”意思是杀猪卖肉的，办起了学校也可摇身变为校长。“半路出家”办教育，既无资质，又少有人“充电”进行深造，多数人只是将办学作为自己赚钱的一条“捷径”。同时，教师队伍的专业结构也是很成问题的，特别是初中，专业对口的教师很少，绝大部分教师从教的并不是他本身所学的专业，对教育学、心理学、教学论等更是从未接触过，之所以从事教育这一行业，只是为了有份稳定的工作。三、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问题的对策研究

教育公平作为教育民主化的主要原则之一，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以致成为“两会”的重点问题之一。诚然，就现实条件而言，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的实现受到诸多限制，但是我们必须通过以下途径尽快解决这一问题。

1.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城乡一体化

户籍管理体制改革是农民工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尽管近年来户籍管理体制有所松动，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导向仍然是：放开小城镇户籍，对大中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进行严格控制。笔者认为，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问题的根本之策就在于从我国的现状出发，彻底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全新户籍制度，根本改变“同居一城，群体隔离”的局面。

2.改革义务教育经费的分配方式，实行“教育券”制度

发放教育券是20世纪90年代

以来美国公共教育改革实现私有化与市场化过程中流行起来的一种新的教育资助方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人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最早提出了“教育券”（schoolvoucher）理论。弗里德曼所提出的“教育券”制度是指：政府将用于教育的公共经费以券的形式直接发给学生或家长，而不是发给学校；学生自由选择学校并用教育券支付学费和相关费用；学校则向政府兑取与券值相等的现金流入。这样学生可凭教育券到任何一所政府认可的学校就读。同时，学校之间也会因为学生掌握充分的主动权而增加竞争，从而提高学校教育的整体质量。采取这项制度关键是保证了农民工子女教育经费的落实。学生自主选择学校，也有助于打破地区和户籍的限制，为农民工子女入学提供了条件。这无疑是保证教育公平的一项十分有借鉴意义的措施。

3.公立学校要承担起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的重要任务

在公立学校就学是承认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的合法地位的重要标志，拥有平等的入学机会体现了社会公平，是其公民权利的积极体现。公立学校要充分挖掘潜力，扩大招生容量，尽可能多地接收农民工子女就学。学校要加强收费管理、降低收费标准、减少收费项目，对特困学生应酌情减免费用，通过设立助学金、免费提供教科书、捐赠学习用品等办法，帮助家庭困难的学生就学。

4.加强培养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师资水平

提高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师资水平，首先要提高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待遇，例如户口、住房、高薪等现实问题，以便吸收到高学历、高素质的教学人才。其次可采取结对帮扶的形式，请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来参加公立学校举办的公开课及教研活动，或者送教到校，实行校长委任制和骨干教师支教制的措施。委任公立学校的校长及多名骨干教师去民工子弟学校进行管理、教学（其工资待遇仍由原校负责）。最后政府还可与师范院校联手。各大师范院校的应届毕业生每年都有近半年的实习时间，政府可以倡议大学生进行义务支教活动，让部分大学生到民工子弟学校进行实习（时间上错开），这样既解决了部分大学生联系实习单位难的局面，又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类学校师资力量薄弱的局面。

摘要：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公平问题日益成为我国教育界面临的突出问题，以致成为“两会”的重点问题之一。目前我国约有2000万左右的农民工子女处于流动之中，这当中有9.3℅的学龄儿童处于失学状态。如何处理好这一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社会边缘群体的教育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民工子女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及国家的长治久安。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平；民工潮

20世纪80年代的“民工潮”造就了中国日益庞大的进城务工的农民群体。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流动人口总数仅为200万人左右，迄今为止已超过1.2亿，短短20余年间，流动人口总数增幅达60倍左右。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涌人，他们的适龄子女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受教育群体，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应运而生。

参考文献：

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教育学基础[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赵欢君,陶李刚.论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公平问题[J].教育探索,2005,(12).

平民教育论文篇(2)

关键词： 平民教育 乡村建设运动 国际背景

一、近代西方平民教育思潮的兴起

在十五世纪以前长达一千年的欧洲发展历史上，其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相对于同时期的中国而言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同样代表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教育水平在中世纪的欧洲也远远称不上发达，即便由宫廷和教会把持的精英教育有一定的规模，但依其所培养的对象仅限于上层社会的王室贵族和少数精英分子，包括农民阶层在内的一般平民是没有权利和资格接受教育的。在经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平民化和大众化教育的思潮才稍见端倪，直到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之后，面向一般平民的初级教育才有所发展，但是这种社会大众教育仍然是简单的，在受众数量和教育水平上与精英教育相比较有极大的差距。但是，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欧洲逐渐发展起来的“人文主义”精神和“平民主义”思潮，以及在这种思潮和精神影响下产生的《人权宣言》却沿袭了以人为本、重视教育的理念。被誉为“平民教育之父”的裴斯泰洛齐就认为：“即使最贫困和最被人遗弃的孩子，上帝也寄予了天赋的才能——在孩子粗笨害羞和显然无能的背后，蕴藏着最优秀的才华，最珍贵的能力。在这些可怜的孩子接受真诚的爱心教育中，显著的天赋才能真正地表现出来。”［1］裴斯泰洛齐身体力行，在欧洲小国瑞士大张旗鼓推行教育运动，使瑞士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内成为当时欧洲教育的典范，这一模式至今仍被称之为人类教育历史上的奇迹，而且，在瑞士模式的启发和带动之下，欧洲各国纷纷效法其成功之道，崇尚教育、以教育为立国之本的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德国在汲取瑞士教育成功经验基础上，根据裴斯泰洛奇的教育理念，制订了深刻影响德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教育法》，强制性规定德国公民接受免费教育，并且每一个公民都必须接受九年以上的教育，所有教育经费由国家免费提供，不接受教育者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以德国为典型代表的西方国家在经历了近代启蒙运动的洗礼之后，在“人本主义”社会思潮的影响之下，以国家为投资主体，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从而实现了整个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其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已领先于当时世界上其他各个地区和国家。

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西方国家真正开始认识到大规模开展平民教育的重要性，并通过法律形式实施全民普及的、免费的义务教育是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的。从19世纪初期到19世纪末是近代西方平民教育运动的发展阶段。西方平民教育运动作为近代西方国家主要教育发展趋势之一，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发展、近代意义上民族国家概念的确立和教育民主化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保证有效地实行普及教育，大多数国家以法律形式强制规定这种带有普及意义的平民教育的义务性质，这种平民教育的范围和程度反映了社会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当时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必然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平民教育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国家社会包括农民在内的一般民众的素质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这是西方社会率先步入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

二、近代西方平民教育思潮与流派的发展轨迹

20世纪初，随着西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提高，关于教育的各种思潮风起云涌，而涉及平民教育的思潮更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平民教育思潮不仅仅是某一个教育流派的自我发展，而是与各种教育思潮紧紧纠缠在一起，互相影响，共同发展。20世纪初西方国家各种教育思潮和教育运动此起彼伏，其涉及内容之丰富和发展速度之迅猛前所未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平民主义教育思潮、终身教育思潮、职业教育思潮、科学教育思潮、民主教育思潮、实用主义教育思想、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潮等，这些思潮从价值理念和演进路径角度而言都具有某种共同倾向，就是均强调教育在程序和实质上的公平正义和科学合理。各种教育思潮都有其不同的理论视角和实践侧重点，但从平民教育视角出发，这些教育思潮无疑对当时的平民教育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思想补充作用，从某个角度而言，它们亦是西方平民教育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

1919年，英国成人教育委员会(ADULT EDUCATION COMMITTEE)倡议：将成人教育变成社会生活整体的一部分，使全民在他一生的任何时候，都可享有受教育的机会，这奠定了成人教育的理论基础。“倘若我们没有得益于成人教育，以及更一般地说通过正规教育以外的训练途径所作的贡献……那么，与终身教育有关的思想毫无疑问是不可能产生的”。［2］终身教育思想的形成是从英国首先发展起来的，然后推行到西方各国，其成人教育实践不断发展，在成人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使终身教育的理念走向实践，大量的成人接受终身教育的实践又检验和深化了终身教育思想，其影响力不断扩大，教育理念深入人心。科学教育思潮源自于清末变法图强之时对于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其教育观主张教育的首要任务在于传授科学技术知识并给人们以科学方法的训练，对于教育本身必须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近代西方民主思想传入我国后，在教育领域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推动了我国教育民主化改革的进程，其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普及义务教育的实行;平民教育运动和乡村教育运动的展开；女子教育的推行;教学方法的改革”。［3］杜威的实用主义和进步主义教育思想是20世纪上半叶对世界教育发展影响最为深远的教育思潮，其关于教育的目的性、教育途径的生活化、教育教学的方法等一系列教育理念风靡一时，直到今天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杜威强调教育的社会改造功能，他以经验主义价值论和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强调学校与社会、学习与经验之间的密切联系，认为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长，教育即适应。“杜威的平民主义教育提倡反映科学、民主和进步意识的民主教育和社会教育，以及带有实用性质的实业教育、心理教育和道德教育；旨在人人都能接受教育，以提升广大民众的文化水平、思想素质和完整人性;培养独立人格，发展个性知能，使其拥有自主意识、自立精神、主动性、发动力，以及协作共业之精神;激发起献身社会和改造世界的热情。由此，也就需要国家和全社会花费巨大代价具体实施平民教育”。［4］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深刻改变了西方教育的面貌，使之由传统进入现代，对20世纪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当时的各国农民教育实践来看，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是美国和欧洲国家丹麦。“在西欧和美国兴起一场旨在改革传统教育，使之适应现代社会变化的教育革新运动。这场运动，在西欧被称为‘新教育运动’，在美国则被称为‘进步教育运动’”。［5］1909年罗斯福总统呼吁发动乡村生活改进运动，试图通过对乡村生活的改进，促进民众素质的进步和整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提高。在相关政策和法律的配套支持下，国会通过乡村教育议案，主张乡村教育以“养成公民的农民”为目标。美国的乡村生活教育运动既施行一般的农业科技知识和技能传授，又注意教授一般的文化知识和社会生活常识，通过知识层面和技能层面的不断教化，使乡村人民成为“机警的、爱国的、思想高尚且又安于陇亩”的公民。其教育措施和教化方式多种多样，例如设立乡村图书馆，完善基督教堂机构使之成为乡村文化生活的中心，开设农民互助合作组织，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等。丹麦的农民教育主要通过民众学校这种形式加以推行，在当时欧洲和世界教育界享有盛誉，丹麦的农民教育与当时英国的工人教育和苏联的扫盲教育并称为世界三大教育运动［6］，其取得的成就及对其他国家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的启示意义是极其巨大的。“以格龙维、柯尔德、施洛特为代表的丹麦教育家，提倡民众高等教育，推进乡村社会的改进与合作事业的发展。他们以历史与诗歌为媒介，着力于文化的传播，激发青年农民的心理与情绪，唤起民族精神的觉醒”。［7］丹麦民众学校是施行农民教育的核心机构，它和人民的实际生活紧密相连，民众学校重视农民的职业训练，教授与农业有关的科目，比较重视提高农民的职业技能，但教学的最终目标却始终着力于文化的传播，以觉醒普通农民的精神生活为宗旨，并不仅仅限于施行职业的训练和农业生产技能的提高。正是由于丹麦民众学校的有效运转和农民教育的成功实践，才造就了当时丹麦经济的飞跃和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所以在欧洲发展史中丹麦的农民教育运动被誉为“丹麦重生的命脉”。非常推崇丹麦平民教育模式的梁漱溟认为“丹麦农业之发达、合作之隆盛，皆以其教育为原动力”。［8］

三、西风东渐：西方平民教育思潮促进近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

近代西方教育思潮的兴起和传播，对世界各国的教育事业有着极大的影响，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处于变革图强、寻求国家富强的中国当然也不例外。由于自身变革的强烈愿望，西方以平民教育和实用主义教育为代表的教育思潮一经传入，就在古老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旨在提高包括农民在内的民众素质的乡村建设运动蓬勃兴起无疑与其广泛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其中西方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的人格魅力和中国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919年4月，杜威作为世界著名的教育家，应中国五大教育团体邀请来华讲学，他在中国进行了百余场讲演，并实地采访了多个省市，讲学长达两年，其思想和言论在报刊广为传播，中国社会迅速出现了风靡全国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中国教育界形成了一股“杜威热”，杜威的实用主义和平民主义教育思想得到了极大的传播和实践，旨在救亡图存，有国外留学背景的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在介绍国外先进教育思想和传播其教育理念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胡适、陶行知、晏阳初、陈鹤琴等就是其中优秀的代表。这些归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始终致力于用西方科学知识和先进的教育理念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采用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研究中国乡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即是典型范例。

参考文献：

［1］任钟印.西方近代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96.

［2］保罗·郎格朗.终身教育导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3］国强，林李楠.西方现代民主思想的传播与中国近代教育民主化改革［J］.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4］张之沧.论杜威的平民主义教育及现实意义.“杜威思想的当代意义”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5.

［5］苗春德．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33.

［6］茅仲英，唐孝纯．俞庆棠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176.

［7］周逸先，宋恩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及其历史启示［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2）：19.

平民教育论文篇(3)

关键词：民族教育；多元文化教育；跨文化交际教育；理论

我给自己的这篇论文设定了两个研究目标，第一，对于新疆民族教育现状某些深层问题的探讨；第二，对这些问题的理论思考。因此，这篇论文的研究方法不属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式的研究方法，它得出的认识也不是为了提出对策，而是通过对目前建构或实践的民族教育理论和实践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利用我们做的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获得的民族志资料进行研究，以力图形成一些关于民族教育的理论认识。对第一个目标，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在近半个多世纪中，新疆民族教育与内地教育之间的差距为何没有出现早期所预期的缩小，反而在最近20多年中出现了明显的扩大趋势；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除了人们原来认为的基础薄弱和教育投入不足等因素外，教育本身是否存在着某些我们尚没有认识到的内在规律性原因。对第二个目标，我们提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教育理论是否认识到了存在的问题，是否能够回答和解释这些问题，从而为解决问题提供理论思维。

国内以往的民族教育研究，大多集中在探讨民族地区教育如何按照国家的统一教育体系标准进行建构和改革，理论上往往运用普适化(universality)的大教育理论来整合和规范针对民族学校和民族学生的教育思想、教育原则和教学方法。但是，引起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注意的一个现象是，虽然国家和民族地区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在过去十几年间，虽然民族教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类似新疆这样多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与内地汉族地区教育发展之间的差距在扩大，即使在新疆地区，民族学校的教育与汉族学校的教育也同样存在着差异，而且这些差异呈现出明显扩大的趋势。这是否揭示，在民族教育研究领域，存在着我们尚未搞清楚的一些规律性问题，影响和制约着民族教育本身的发展。本文依据教育人类学提出的一些原则和在新疆民族地区田野调查获得的资料，探究这些问题存在的深层原因，并试图给予理论说明。

普适化教育理论与多元文化现实

讨论民族教育，应该首先搞清楚几个基本的概念。第一个是“民族教育”，目前国内学术界和教育界一般都认为民族教育界民族教育是“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简称，特指除汉族外，对其他55个少数民族实施的教育”《教育大辞典·民族卷》，也有学者指出，中国民族教育是由“单一民族教育”和“复合民族教育”所构成，“单一民族教育，不仅指各个少数民族教育，同时也指作为主流民族的汉族的民族教育”；“复合民族教育，是指中华民族整体的民族教育”。哈经雄、滕星主编的《民族教育学通论》一书中提出了另外一种民族教育的界定性认识，他们指出：“民族教育是指对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活动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的文化传播和培养该共同体成员适应本民族文化的社会活动。”第二个概念是教育，从上述关于民族教育的认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论者讨论的是“教育”，但是对于教育的认识并不尽一致，《教育大辞典·民族卷》所指的教育主要是“学校教育”，而《民族教育学通论》所指的教育则是一种人的个体和社会化和文化传承的途径和手段，强调教育是某种“文化教育”，在这个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任何教育必然是某个民族的教育“。事实上，国内教育界在论及“教育”这个人类活动时，往往主要指的是以学校教育为主的教育活动，这一点与政府的产业分类是一致的，而在论及“民族教育”时，往往指的是“少数民族学校教育”，这和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分类是一致的。

在类似“民族教育”和“教育”这样一些基本概念认识上的差异，必然影响乃至决定研究者对于研究对象和教育实践的不同认识，由此也必然得出关于教育的不同理念和操作方法。同时，认识上的差异和操作方法上的不同，必然对教育实践活动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冷静地考察目前国内民族教育研究的事实和这种事实引发出的问题。目前国内的民族教育研究和实践，主要建构在普适化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之上，其主要的特点是研究和实践如何使各个少数民族的教育建构在国家统一的教育体系、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上，其中对学校教育的研究和实践是核心。而这种普适化教育理论和实践，在不同地区的不同的民族群体教育中产生的效果与普适化的预期并不完全一样，以新疆为例，国家或自治区“普适化”的教学大纲在各个民族的学校教育实践中产生的效果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主要地体现在汉族学生就学的学校教育和单一少数民族学生就学的学校（即大家熟知的“汉族学校和民族学校”）的教育之间，也体现在汉族学生就学的学校教育、单一少数民族学生就学的学校教育和汉族——少数民族学生混合就学的学校（即大家熟知的“民考民”学生和“民考汉学生”就学的学校）的教育之间。

罗列一些统计数据可能对支持上述认识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数据本身并不是唯一甚至主要的探讨问题的话语方式。认识的出发点仍然是教育实践出现的问题本身。比如，近年来新疆地区大中专学校毕业生就业难，特别是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已经成为社会无法回避的现象，中小学及高等院校的教师们把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民族学校的汉语教学水平远没有达到大纲期望的水平，学生汉语水平不高造成获取信息的困难，因为与民族语言相比，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在提供信息和获取信息方面的优势是明显的；第二，民族学校的师资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特别是一些县、乡、村学校更是如此；第三，社会在吸纳大中专毕业的劳动力资源时，对学生的语言水平（主要是汉语和外语水平），计算机操作技能，以及学生的实践能力方面，考虑比较多，而一般不考虑毕业生是来自民族学校或汉族学校，或是来自民族语言授课和汉语授课的学校，而是用“市场”认定的标准衡量学生的技能；第四，除政府部门和政府管理的“事业单位”外，国家规定的民族学校毕业生在就业方面享有的“优惠政策”在市场经济中一般已经基本不起作用。上述这些或许是产生问题的原因，但不是深层或最主要的原因，实际上，这些被研究者和教育实践者“定势”化的原因，思考的逻辑仍然是“普适化”的教育逻辑，其话语方式的表述和分析，仍然存在着缺陷，最主要的是它们忽略了民族教育中的特性，使用的仍然是“普适化”的认识和评价标准。

新疆地区民族教育的一个基本现实是，无论是教育本身还是教育所处的社会，在文化上都不是单质的。这是因为在这里，存在着众多的民族，这些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通过对所处自然生态环境的长期适应，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具有各自的鲜明特征，这些特征不仅仅体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也内隐于他们的观念和对世界的看法里。与中国内地相比，新疆地区文化的多样性特征非常鲜明，这也必然引出另外一个与教育有着直接关系的认识，即新疆各个民族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丰富多样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由此认识，在新疆这样的地区，多民族存在和多种文化存在的现实决定了它的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多元文化社会，在这个多元文化社会中，新疆多民族的教育，必然是多元文化环境中的教育，也就是说，新疆地区民族教育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它的文化多元性，多元文化现实对教育的影响和制约是研究这个地区民族教育的研究者不可能回避的问题之一。

既然新疆文化多元性决定了它的教育的特点之一是多元文化环境中的教育，我们就有了审视目前在这里普遍实践着的“普适化”教育的理论和教育目标的视角，即怎样认识各个民族的文化在民族教育中的多重作用；怎样认识各个民族文化中存在着的教育思想、教育方式和学习策略与“普适化”教育的理论和教育目标之间存在着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怎样认识受各个民族文化中的教育思想、教育方式影响所直接导致的教育实践呈现出的多样化特点，所有这些问题在既注的民族教育研究中基本上没有得到重视，而实际上它们是民族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

“普适化”教育理论有一个很明确的指导思想，即它提出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具有适用于一切教育对象、教育环境的规范性特征。不能完全否定追求民族教育普适化的努力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因为教育普适化是现代以降全球化及其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教育普适化追求的目标之一是与“国际教育接轨”从而使国家的教育实现现代化。然而，即使教育的普适化是教育实践的终极目标之一，我们也不能忽视民族地区文化多样性在教育过程中对民族教育实践的影响。作为一种话语方式，无视文化多样性影响而追求民族教育“普适化”的结果，至少在理论上存在缺陷，这是因为，教育是人的实践，教育学是人的科学，人有其生活与立场，有其生命痛痒亲切的所在，这些都体现在特定群体的文化中，人类群体按照自己的文化规则生活着，而文化的传承本身就是教育的过程，否定人的实践，否定人的实践中的文化差异，“普适化”的努力只会使教育研究者和教育实践者远离由文化规则制约的行动与实践，并建构出一种居高临下的话语方式——教育学这个有关人的实践的学科高居（远居）于人的文化之上——这种“普适化”的话语方式不仅是有缺陷的，由此引发的实践也就具有了一种破坏性的特点，因为存在的文化差异性被忽视了，不独被教育者的文化身份在教育过程中被忽视，教育实践者之间的文化差异亦被架空了。

民族教育特征的再认识

教育学中的“普适化”教育理论研究关注的主要是学校教育，而教育人类学把教育看作是存在于人的生命过程中的实践活动。虽然近年来教育学的“普适化”教育理论也开始强调教育存在于人的一生之中的认识，提出了“终身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概念，但是强调的重点仍然是通过学校教育或类似学校教育的途径获取知识和形成能力。承认教育学和教育人类学对于诸如“教育”、“学习”等概念认识的差异，对于考察民族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转贴于 首先是关于“教育”的认识。教育学虽然也一般地承认学校教育不完全是一个人教育的全部内容，但是无论是教育理论研究或是教育实践，都把学校教育看作是最重要的教育实践过程。对于这一点，只要翻阅冠之于“教育研究”或“民族教育”题目的文章就可以得出结论。

“普适化”教育理论研究，一般不考虑接受学校教育的受教育者本人在进入“正规学校教育”之前的文化形成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已经获得的学习理念和策略，而强调的是受教育者如何通过学校教育“获得全面的成长和发展”。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揭示出，社会中个体的人“有文化”的原因，主要是通过受教育者所处的社会对他“漏化”(enculturation)的结果。“濡化”是特定社会的个体的人获得这个社会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个体的人不仅通过家庭和社区习得了自己民族或族群的文化，也习得了如何“习得”文化的方法和思维。对于一个国家内的主体民族，学校教育和他们的文化存在着明显的亲和力和比较多的一致性（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地域和城乡之间差异对这种亲和力和一致性产生的空间和时间的差异影响），这种亲和力和一致性通过学校教育语言——国家通用语——而得到加强。认识这一点可能有助于认识我们探讨的问题：受教育者在进入学校教育阶段之前已经“有了文化”以及“具备了学习理念和学习策略”，主体民族儿童通过学校教育前的“濡化”获得的文化和国家“普适化”教育目标所要求的文化基础之间具有比较相近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受学校教育前的“儒化”形成的学习策略与“普适化”教育目标要求的学习策略之间的“鸿沟相对比较小。教育人类学把学校课堂教学看作是学习者“濡化”过程的继续，与家庭和社区的“儒化”相比，主要的差别是教育生态环境的差异。同时，教育人类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揭示了受教育者在进入学校教育阶段之前已经“有了文化”以及“具备了学习理念和学习策略”这样一个事实；同样，按照教育人类学的观点，各个民族或族群的认知方式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会对学校受教育者的学习思维和策略产生重要的影响，即使这种影响是内隐的。庄孔韶先生主编的《人类学通论》引用了这样一个例子：

在凉山彝族地区，很多教师对现行小学二年级语文课本第八课“谜语“的讲解花费了很多精力，但收效甚微。罩在“谜底”外壳那一层又一层朦朦胧胧的“迷雾”，对于见识相对狭窄的山村孩子本身就是一道难度的险关，漂浮在字表面上的一句句白话意思，对于不通和稍通汉语的彝族孩子也成了难以逾越的道道鸿沟。如今，26岁的汉族教师车金明站在讲台上，面对42个不懂汉语的8、9岁孩子，先用彝语说了一则由祖宗传下的、关于一种木工工具的谜语“者乃衣木者，都乃足此都”，学生们都兴奋地猜这“吃时从肚子下吃进去，旯时，从背后旯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反应快的孩子举手回答：“世约（即刨子）”。教师及时地用彝语讲解从描写事物具体特点到猜出具体事物的问题“谜语”，并引入正文。

这个例子说明，教育人类学力图阐明的民族教育中文化的影响不是抽象的，它存在于学习者的认知方式和实践行为中。在过去几年里，新疆的教育人类学研究者通过深人民族地区，对新疆少数民族传统的教育思想和社会实践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出，以往的民族教育理论和实践存在着忽视各个民族教育思想和学校学习者已经形成的“认知方式指导下的学习策略”的缺陷。假如我们说目前民族地区学校教育落后，虽然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很多，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教育研究对各个少数民族独特的教育思想和存在于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教育方式的文化机制所知不多，而过分强调沿用“普适化”的教育理念和方法，造成了削足适履的后果。

教育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往往与特定民族的认知模式、文化特质、教育理念和儿童在儒化时期形成的学习方法有着多层次的互相制约和互动的关系。如果多民族地区教育过分追求普适化的学校教育，那么就有可能不同程度地弱化或中断这种关系，造成的结果是，致使学生在学校学习中处于一种“文化焦虑”的状态，这在高等教育阶段尤其明显。

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视角

近年来，国内民族教育研究者比较多地探讨了民族教育中“多元文化教育”概念的问题，并且对此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索以及对对民族教育的借鉴意义和作用。在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和实践出现在20世纪60—70年代，有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问题日益成为国际主要矛盾焦点的深刻背景，也有着西方多民族国家里出现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高涨的背景。在已经形成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中，下面几种具有代表性：

英国教育家詹姆斯。林奇(James

Lynch)提出，多元文化教育的目的是在多民族社会中满足少数民族群体和个人在文化、意识、自我评价等方面的需要而进行的教育改革运动，其目的是帮助所有不同文化的群体学会如何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积极和谐地生活，保持群体间教育成就和教育需要的平衡，在认识各个民族群体差异的基础上促进相互尊重和文化宽容。

美国著名教育人类学家詹姆斯·A·班克斯则认为，多元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对学校教育做重大的改革。使来自不同族群(ethnic

group)群体的学生获得学业上的平等机会，由此他提出多元文化教育应该为提高不同文化群体的学生的教育素质而做出贡献，因此学校教育必须改革，改革不仅限于课程，而是涉及到诸如学校体制和教育环境的改革过程，核心问题是使不同文化群体的教育利益和要求通过改革得到尊重和实现。应该指出的是，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概念不仅仅限于民族教育，而是包含了包括民族、种族和多个群体（如妇女、残疾人等）在内的教育。

而在我国研究者中，多元文化教育的概念讨论和研究主要集中在从文化的大背景视角理解和研究“多民族文化教育”或“少数民族教育”的问题。

由于国内外研究者本身文化背景的不同，尤其由于研究者个人学术和专业背景的不同，对多元文化教育理论涉及到的几个关键概念的认识和表达，如文化、民族和教育等，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论，目前尚没有一个为大多数研究者共同接受的理论体系和操作方法。由《民族教育学通论》一书提出了一个新的界定，指出，“多元文化教育就是以尊重不同文化为出发点，在各集团平等的基础上，为促进不同集团间的相互了解、有目的、有计划地实施的一种共同平等的‘异文化间教育”，。在论述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标时，把“培养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能力，帮助学生学会从其他文化的角度观察自己的文化，并获得最大限度的自我理解”列为第一个目标。这些研究成果有益于我们认识中国多民族社会中多元文化教育的内涵和目标。

认识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对民族教育的意义，有几个基本点需要廓清。第一，多元文化教育不仅仅指学校教育，而是包括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生命历程中的教育过程；在民族教育研究中需要特别重视一个群体的早期濡化与现代社会学校教育之间的衔接和断裂问题；第二，在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中，“文化”传承具有特殊的意义，多元文化教育应该承担两种文化的传承功能，即特定群体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和特定群体所在国家的文化的传承。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教育，在担负人类共同文化传递功能的同时，也要担负传递各个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功能，这种教育对象不仅包括少数民族成员，而且也包括主体民族成员。费孝通教授提出的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观点从民族教育的角度认识就具有了新的意义，既然是“多元”，那么每个民族的教育应该承担起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功能，既然是“一体”，那么各个民族的教育也承担着传承国家文化的责任，偏废两者之中的任何一个都会使教育本身“非文化化”，甚至会引发矛盾乃至冲突；第三，在多元文化教育中，对不同文化的尊重既是这种教育实施的出发点，也是教育的目标之一。“普适化”的教育理念由于追求教育目标和教育过程的“普适化”而忽略对参与教育过程的各个不同文化群体的文化价值的理解和尊重，忽视各个民族知识体系的存在，把各个民族的知识体系排除在教学内容之外，这种偏向早在20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受到批评，被认为是西方中心主义思潮在教育领域话语的体现；第四，在多元文化教育中，受教育者的能力培养与“普适化”教育追求的能力培养也有着明显的差异，许多论者都指出，“培养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能力，帮助学生学会从其他文化的角度观察自己的文化”是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民族地区教育存在的问题也说明，在民族聚居地区的学生，到了一个多种文化存在的地区学习，文化适应，或是对异于自己民族文化的文化环境适应的能力相对比较弱，“文化不适应”可能是造成他们在学校学业成绩差的原因之一，过去的民族教育研究对此很少深入探索。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跨文化适应能力的培养，仅仅靠学校教育是不可能实现的，实际上，我们调查获得的资料说明，这种能力的培养从早期家庭、社区浦化教育就已经开始，在多民族地区，儿童的认知过程中就包括了对“他文化“的认知。问题在于学校教育如何使这种认知过程继续下去，并逐步引导他们把已经形成的“跨文化认知”意识(intercultural

cognition)转化为“跨文化适应(intercultural adaptability)”和“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能力的形成上来。

新疆民族教育的实践和实地调查获得的大量资料说明，类似于新疆这样的多民族地区的教育，具有多元文化教育的特点，而与国家“普适化”教育理论和教育目标相比，这个地区的民族教育既有与“普适化”理论和目标相一致或相适应和相似的一面，也有基于多民族社会和多元文化实际存在的自身特点。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对于我们反思和认识新疆地区的民族教育的历史与现状，提供了一些新的理论视角。

跨文化交际教育

多元文化社会环境和教育环境的存在，使人们的社会行为具有了跨文化的特征。从特定的角度认识教育，作为人类社会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是人类交际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交际行为的教育在多元文化社会环境中具有跨文化的特征，跨文化教育在人类历史上是存在很久的现象。在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学术界就开始对跨文化教育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形成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尽管由于研究者所处的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和他们的社会价值观念、立场等存在巨大差异，但是，提出的理论和进行的实践对于我们认识多元文化社会的教育仍然具有借鉴作用。

跨文化交际一般指在两种文化之间个体和群体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跨文化教育则是指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之间进行的教育。文化接触、文化移入是产生跨文化交际行为的基本条件。多元文化在多民族地区的存在，为人们的交际活动提供了跨越文化的场景，人们交际活动的很大一部分具有跨文化交际的特征，属于跨文化交际的范畴。人们在交际过程中认知异于自己民族的文化，体验“异文化”的个体和群体表现出来的认识方法、情感和行为方式。并且逐步地把这些认识和体验内化为自己知识的一部分，体验和认识“他文化”构成了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最重要的认知因素。这本身就是教育的一部分，也是跨文化教育基本的过程，交流成为教育过程的基本平台和条件，跨文化教育事实上是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进行的。在这里仍然需要指出，“普适化”教育理论同样忽视了多民族地区教育在这个问题上所具有的特性。

我们提出的“跨文化交际教育”概念，首先是指多民族地区的教育，是在多种文化的信息输出者和不同文化的信息接受者之间进行的，家庭、社区和学校对学习者（广泛意义上的学习者）的教育（无论是早期的儒化教育，还是在社区的文化习得及在学校“正规”接受的教育）一般都是在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环境中进行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学习者在接受自己民族文化教育的同时，还“耳语目染”地接受着“他文化”的教育；其次，跨文化交际教育概念认为，由于学习自己的文化和认知“他文化”，大都是在交际过程中进行的，教育本身就成为了跨文化交际最重要的渠道和实践，民族教育应该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学习者接受多种文化信息（包括学校教育提供的信息）的规律和方式；第三，它强调跨文化交际教育应该给学习者提供认识和理解“他文化”的理念和方法，逐步地培养他们对异于“己文化”的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不仅如此，教育还应该使这种理解和尊重贯穿于完整的和可操作的过程，使学习者能够通过多样的学习增加有关知识和信息，学会平等地对待不同文化，善于从不同文化中汲取知识，掌握知识在不同文化中的表达方式；最后，跨文化交际教育概念主张实现多民族地区的家庭、社区和学校教育之间的衔接和连贯性，使学习者的学习策略能够适应多元文化的环境，形成跨文化适应和交际能力。

平民教育论文篇(4)

论文摘要:陈启天是1920年代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既导源于寻求富强的“国家主义”诉求，又是针对当时教育界的时弊而起。五四后，教育界呈现出重个性轻国性、重个体轻国家的倾向。基于建设民族国家和保存民族文化的双重关怀，他从教育、宗旨、政策、内容等方面，建构了国家主义教育理论。其理论在当时具有历史合理性，也表现出民族主义的福狭面相。当今，国家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如何继续其理论，发扬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独立价值和地位的课题，克服轻个体独立价值的不足，对于当今教育界无疑仍具有借鉴作用。

陈启天是民国时期“国家主义派”的重要骨干与著名的教育家，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是贯穿其整个教育思想体系的主线。国家主义教育思潮起源于清末民初，兴盛于1920年代中期，衰落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启天作为1920年代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学术界有关他这一方面思想尚未有专文探讨，本文拟作一尝试。

一、“国家主义”与“新国家主义”

列文森指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1920年代“国家主义派”的产生无疑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该派提倡国家主义，承接了清末梁启超“公民民族主义”的思想余绪，又与当时国内外环境分不开。梁启超在清末指责中国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基于使中国从天下走向国家的问题意识，他在《新民说》中建构了“公民民族主义”的思想体系。欧战结束后，世界主义、个人主义倡行。五四前后，甚至梁启超也抛弃了其清末民族主义的立场，主张“国家是要爱的”，但“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梁启超的转变并非孤例，其在清末斥责中国人“知天下而不知国家，知个人而不知国家”的传统，恰成为当时青年学生心目中的正面价值。经过的洗礼，尽管知识界很多人转向民族主义，但世界主义的余波不衰，在五四后期仍成为中国思想界与民族主义相领顽的思想潮流。

1923年曹馄贿选表征国内政治的腐败，而“临城劫车”事件发生后，国际共管中国的声浪日高。面对日益深重的内忧外患，陈启天指出，世界主义在当时中国是过高的理想，国家主义才切合现实需要，“当今世界组织之单位为国家，由国家分立而进于世界大同非旦夕之间所可几及……吾人多鹜于将来之理想，而不顾及目前之实际，此世界主义之所以成为空谈而无益于之中国也”。可见陈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存在的世界主义倾向有着深刻的优患意识。处于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国家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单位，因此，他认为:“中国今日之急务，不在大吹大擂所谓世界主义与人道主义，而在使中国如何成为世界上之一国，可与列强同等，然后有进于世界主义之可能;又如何使中国人成为世界之人可与西人同等，然后有进于人道主义之可能。”②质言之，把中国建设成为国际中与西方国家平等的近代民族国家，是实现世界主义和人道主义理想的前提。当时中国内不统一外不独立，无法以平等的地位介人国际世界，中国国民也无法被列强主宰的世界接纳为世界公民。中国和中国人要取得与西方和西方人平等的地位，在他看来，舍国家主义而无他途。

基于国家主义之名称在五四后中国文教界不受欢迎的现实，“为免除与习见习闻之国家主义相混淆而发生误解计”，陈启天在论述国家主义观念时，特冠名为“新国家主义”。所谓“新国家主义”，“与向之国家主义迥异，在消极方面与帝国主义、武力主义、夸大、狂溺、仇恨、宗教主义、无抵抗

主义、顽固主义相反;而在积极方面与世界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国际主义、国家主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相辅而成为其基础也”。“新国家主义”别于西方的国家主义，是自卫救亡的国家主义。“新国家主义”的真精神在于“主张尊重本国之国性，同时亦尊重他国之国性，毁己以利人固所不愿也;毁人以利己亦所不可取焉。固所不愿也，敌外亦所不取焉，不自暴自弃以，不凌人辱人以自私”。这里的“国性”即指国民性。光大国性，团结国民意志，延绵国命是陈启天国家主义理论的核心。作为中国的国民，应当具备此种真精神以防自大与自卑这两种走极端的文化病。

二、国家主义与国家主义教育

如何使国民具备国家主义精神呢?陈启天认为国家主义教育是根本方法。通过利用教育这一有力工具，唤醒国民对于国家的自觉，鼓励国民捍卫国家正义的勇气，培养国民对于国家服务的观念和态度，以实现国家主义内求统一外求独立的目标。

首先，通过梳理西方历史经验，陈启天认为国家主义对于近代教育有两大贡献。第一，“教育是国家的任务”。西方现代化的过程，是世俗国家政治权力上升、宗教神权下降的过程。在反对神权政治的过程中，教育权从中世纪由教会和私人掌控，历经近代启蒙运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日益转移到国家手中。第二，“教育是国家的工具，国家以教育为实现国家目的的工具，发扬国性或共同的文化，培养国民，以为立国的根本”⑤。西方古典时代，教育是少数特权阶级的权利，地理与种族这些先天条件是形成国家的主要因素。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受教育权日益下移，公共文化愈来愈成为造就国性的重要因素。国民教育作为制造公共文化，发展国性最有力的工具，被近代国家所提倡。其次，通过梳理中国近代历史经验，他认为清末梁启超提倡的“公教育”(即国民教育)，民国初年提倡的军国民教育，都带有国家主义的色彩。至五四前后，经由新文化运动中个性的觉醒，后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平民教育、职业教育风行。“道尔顿制”、教育统计学、课程设计、选科制、委员制等教育制度与方法大量从西方引人，陈氏在引介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几年后，他成了“自身的革命者”，日益认识到由平民教育、职业教育引起的认知偏差和造成的流弊。

关于平民教育，陈启天认为当时教育界在认识上存在两大误区:提倡国际主义的平民教育与以为平民教育仅在谋个性的发展，而不谋国性的发展。在他看来，平民教育的真义在于“一方面要尽量的发展个人的特别才能，另一方面还须极力地培养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习惯”。发展个性与其说是教育的目的，毋宁说是教育的手段。中国要救亡图存，需国民具有共同的信仰与习惯。而中国在国家独立之前妄谈国际主义，“固不能悻获外人之爱怜，且足以尽撤国家之藩篱而无以自卫也”。关于职业教育，他认为其克服了传统书本教育与实际生活脱离的弊端，并在教育方法上从社会调查入手，把教育变成职业的预备。但当时的职业教育提倡者多以个人为立论的出发点，忽视个人职业与国家产业、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总之，陈启天对于当时教育领域存在的偏重个性，忽视国性;偏重个体，忽视国家;偏重实用，忽视系统等弊端怀着深切的优患意识。针对五四后教育界呈现出的淡化国家主义之倾向，他提倡重视国性的国家主义教育。从这个层面上看，陈氏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体现了其作为一个教育家对于五四后教育领域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纠偏的尝试。

三、国家主义教育理论内涵

1920年代中期陈启天从国家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教育、宗旨、政策等问题都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国家主义教育理论体系。他指出，“教育是一种国家，不是私人，不是地方，不是教会，更不是外国”。面对教育权部分被日本殖民教育分割，部分被欧美教会和私人分割的状况，他主张收回教育权即:“一面收回国家教育，完成国家的独立;一面使教育与宗教分离，促进国家的统一。”因当时教育界对于是否收回教会教育权存在异议，反对教会教育成了陈启天着墨的中心。他主要从教会教育违背信教自由、摧残国性、损害国家三个依次递殖的层面人手，论证了收回教育权的合理性和急迫性。教会教育的可怕之处在于摧残国性，其宗旨在于通过传教，以达“一是根本中国文化的历史遗传，二是完全破坏中国国民的意识统一”的两大效果。正是出于对国性与国权两个维度的关怀，他以国家主义教育为理论依据，由反对教会教育进而主张收回教育权成为必然。

在教育宗旨问题上，陈启天认为国家教育宗旨的涵义，“尤应重在凝成国民意识，发扬本国文化，以促进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国家教育宗旨一般分为所有学校均须遵行的一般教育宗旨和各级、各种学校所特有的宗旨两大类，前者以明全国教育的共同趋向，后者以明各级、各种教育的特殊趋向。两类教育宗旨均须依据中国的历史背景、国际环境和实际需要而定。就一般教育宗旨而言，他认为应具备“数义”，即:“一曰教育宗旨须能唤起国民对于国家之自觉心与夫国民对于国家之责任心，然后可以养成能除内忧抗外患之国民;二曰教育宗旨须能激励国民对于国家之感情以养成扶危戮乱之热忱，然后能对国家尽维护之责;三曰教育宗旨须能涵盖立国之各要素而无所偏倚与遗漏，然后施措宜利多害少”。简言之，教育宗旨在于养成以国家为前提的爱国国民。按照以上三个条件，他对1919年所制定的教育宗旨和1922年所颁的“新学制系统改革令”进行了检视，认为前者含有强烈的平民主义教育意味，后者之要义为平民教育和职业教育。他提出以国性教育矫正平民教育之偏颇，以产业教育补救职业教育之不足，以实现教育宗旨由平民主义趋重国家主义的转变。

陈氏进而认为，要实现国家教育宗旨，培养中国的立国精神，整理教育以改进国度，铲除教育上不当的分歧与支离，求教育最大的效率，挽回教育的旁落和防止国民国性的摧残，须有持久一贯的国家教育政策。国家教育政策实质上是集权与分权的划分问题，取绝对集权与绝对分权的政策都不益于当时的中国。其要义在于“中国教育当确定‘国办教育’的范围与维持的经费”。在他看来，立国之根本在于国民，欲促国运非普及义务教育不可。师范教育肩负陶铸最大多数国民的重任，非国办不能实现国家的教育理想。学术独立事关中国的国际地位，而学术独立有赖于高等教育机关和学术研究机构的建设。因此国办教育的至小范围应包括“国办高等学术的教育”、“国办义务教育”和“国办师范教育”，义务教育由国家主办并监督之，经费采取国家与地方分摊原则。此外，陈氏非常重视国语、历史、地理等学科的教授，并充分利用这些学科传承本国文化的功能。

综上所述，陈启天国家主义教育理论的思路在于以国家主义教育为手段，培养国民的国性，以实现统一富强的民族复兴目标。

四、国家富强、民族文化与国家主义教育

综观陈启天的国家主义教育理论，一方面，他深信教育对于建国的功能。他强调“国家主义”源于对1920年代中国生存危机的民族关怀，其目的在于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位而恢复中华民族的独立，成为一个在世界舞台上与西方列强平等的近代国家。面对当时中国面向世界的非国家主义倾向的强大压力，他试图以国家主义来整合国民与国家的关系，填补孔教在五四全面反传统中被打倒后的价值真空。他认为立国之本在于国民，共同文化是连接国民与国家的基本纽带，而教育是传递和创造共同文化的主要工具，国家主义教育是培养国民爱国精神的根本方法。因而从这个层面看，国家主义教育被陈氏作为实现国家富强的有力工具，也是为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寻求价值支援的重要途径。

平民教育论文篇(5)

关键词：多元文化：全人教育：家庭教育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古代文明博大精深，封建文化源远流长，封闭的地理环境和位置，传统的手工业和农业经济，中央高度集权体制，使我国几千年来形成了一元化儒家文化的格局，制约着我国近现代化发展进程。近代战争、洋务运动、和改革开放，打破了我国一元文化的格局，欧洲、美国、苏联等欧美文化以及日韩文化涌入中国，开启了中国多元文化发展的新局面。随着当今世界全球化、信息化、现代化格局的形成，多元文化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中国和世界多元文化格局初步形成，一方面显示了多元文化的生命力和时代潮流，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一元文化的局限性。家庭教育作为一切教育的基础和关键，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基础，如何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多元文化发展和世界全人教育思潮，实现家庭教育由传统向现代化的真正转变，已成为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日益关注的重要课题。因此基于中国一元文化的历史和世界全球化、多元化发展的格局，在多元文化的视野下，探讨家庭全人教育，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就多元文化文献而言，国内有许多论文或著作探讨与多元文化相关的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理论、民族教育、多元文化课程研究、学校教育以及民族文化传承等问题。例如《美国多元化文化教育五十年：回顾与前瞻》一文偏重于美国多元文化教育五十年发展与展望，倡导种族平等和社会公平，重点探讨多元文化教育问题。还有王侠的《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解释》（2005），刘智力《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研究》（2005），龙藜《中美多元文化教育研究的比较分析》（2006），陈艳宇《多元文化教育的历史发展与价值取向（2006）》，陈月、明丹《多元文化教育视野下的校本课程研究》（2004）等。葛丽芳在《人品教育与多元文化》一书中将多元文化引入人品教育，总结公办和民办小学人品教育的成功经验。《多元文化背景下家庭教育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问题》一文试图从家庭教育中探寻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问题。齐阿娜尔《多元文化教育视野下少数民族地区课程改革的现状研究》研究多元文化教育下的少数民族教育。《浅谈中国和美国、加拿大家庭教育的对比》一文间接探讨多元文化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家庭教育，透视了中西文化和家庭教育的差异。但是在多元文化视野下专门研究家庭教育的论文很少，而这方面的研究在台湾和韩国较多。《德州市家庭幼儿多元文化教育的实证研究》一文就家长对幼儿多元文化教育的态度以及家长的幼儿多元文化教育知识与技能进行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的家长对儿童未来的生活环境有正确的认识，有84%（124人）的家长极同意或同意幼儿应接受多元文化教育，利用地方文化、传统节日以及英语教育等进行多元文化教育，建议父母应端正态度、丰富知识、提高技能。2005年11月，由台湾嘉义大学家庭教育研究所承办的第八届（2005）两岸家庭教育学术研讨会重点研讨了家庭教育与多元文化，2005年第八届两岸家庭教育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家庭、族群与多元文化：挑战与机会》一文站在时代性和前瞻性的高度，将多元文化与家庭教育问题结合起来，在多元文化下探讨家庭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面对挑战，审视现状，寻找机遇与出路。这些研究要么基于多元文化进行民族文化研究和学校教育研究，要么基于直接或间接进行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家庭教育探索，缺乏多元文化视野下家庭教育与世界全人教育思潮结合的时代特色。在多元文化家庭教育实践方面，台湾推行新移民多元文化家庭教育和多元文化家庭教育课程，韩国推行向多元文化家庭提供教育方案与咨询、教育支援、医疗支援，这些教育实践虽然具有现代家庭教育的多元文化教育特征，但仍缺乏知识经济时代家庭教育与全人教育的统一，家庭教育与多元文化教育的统一，这对于现代家庭教育发展来说无疑是一大缺感。而且无论在网络搜索，还是在研究文献中，都无法找到这一方面的综合研究，致使多元文化视野下家庭全人教育的探索处于空白研究领域。因此顺应世界现代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潮流，借鉴多元文化理论以及全人教育思潮和理论，在多元文化的视野下探讨家庭全人教育，科学构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是本文研究价值所在，也是本文的问题研究所在。

二、探讨多元文化理论和家庭全人教育的关系

1.多元文化理论

多元文化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卡兰在1915年提出，是所谓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1924年哲学家霍勒斯・卡伦所首创文化多元主义思想，导致多元文化主义直接兴起。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出现黑人民权运动――“黑色旋风”，致使多元文化主义表现出反对民族歧视、要求平等和民权，要求重新认识少数民族文化、尊重民族独立性和民族感情，实现社会多样化和一体化等基本理念。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和科学化、信息化的发展，在美国、加拿大、澳洲、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多元文化主义在政治、教育、文艺等方面得到发展和应用，表现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多元文化主义教育、多元文化主义文学等。多元文化主义体现为多元文化的文化观、历史观、教育理念和公共政策，其核心为文化的多样性和良性互动。当前比较流行的多元文化概念，即多元文化是指在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化，信息流通越来发达的情况下，文化的更新转型也日益加快，各种文化的发展均面临着不同的机遇和挑战，新的文化也将层出不穷。此概念蕴含着复杂社会结构和背景下文化具有多样性、丰富性、发展性和平等性的特征以及多元化文化服务于全球化发展。由此可见，多元文化的概念不断演变，并成为人们分析和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新视角和新的方法论。

多元文化理论作为在世界全球化浪潮的重要理论，是国际文化交流和合作频繁发展的必然需要。它包含了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多元文化理论和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等丰富内容。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包含多元文化主义的基本理念以及受其影响的多元文化的文化观、历史观、教育理念和公共政策。多元文化理论包含多元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动力、多元文化与全球化、多元文化冲突与融合以及多元文化发展（即文化合作与交流）等。世界全球化、科技化和信息化是多元文化的动力和源泉，文化的民族性与多样性、平等与发展是多元文化的基本特征。

多元文化教育理论适应了世界全球化和全人教育思潮的发展，是多元文化理论和多元文化主义在教育方面的理论运用。它的理论内容包含以下几点：（1）权力分配不公导致文化差异；（2）文化差异是力量和价值之源；（3）教师和学生应接受和欣赏文化的多样性；（4）社会歧视和偏见成为弱势群体学生学习成绩低的主要原因；（5）教师、家长、社会共同支持和创设多元文化教育环境；（6）学校教会弱势群体学生获得取得社会地位平等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它的核心是文化多元化和教育平等，是人类社会文化的尊重民主和共同发展。它的实践理论包括多元文化整合类型理论和文化/组织类型理论。作为多元文化教育的主要创始人詹姆斯・班克斯将多元文化教育定义为一种变革性教育运动，把种族、民族、阶级、性别的观点带入各学科，以多样化视角进行教学。他的多元文化整合类型理论提出四种多元文化课程改革方法，即贡献法、添加法、转化法和社会行动法，它们将文化构成内容、民族英雄、民族节日加到节日活动中；将有关概念、观点、课题及内容加进课程中；改变课程结构和目标，使学生从不同文化、民族、种族及群体的角度，观察各种社会事务和问题；使学生通过课程学习掌握社会活动技能，影响所处的社区。斯里特总结了五种多元文化教育的实施方法：人类关系法、对特殊和不同文化背景学生的不同教学法、单一群体的学习法、多元文化教育（文化民主）法和多元文化及社会重构法，并认为后两种是最为理想和有效的方法。以上这些理论为探讨全人教育思潮下的家庭教育提供了新视野和方法论。

2.全人教育思潮和理论与家庭全人教育的关系

全人教育思潮作为西方现代社会一整套教育思想，是一场全球性的全人教育改革运动。作为一种教育思潮，它注重在联结、整体性和存在三个基本概念和原则的基础上，强调人的整体发展、个体的多样性以及经验和个体之间的合作，不仅要实现个体在智力和职业能力方面的发展，而且要实现个体在生理、道德、伦理、社会、精神、创造性等各方面共同发展，重视教育过程中经验、选择和合作。全人教育的核心思想在于转变教育培养目标，倡导教育要培养完整的人，教育使人在身体、知识、技能、道德、智力、精神、灵魂、创造性等方面都得到发展，使人成为一个真正有作为、具有尊严和价值的人。全人教育思潮是以促进人的整体发展为主要目的的世界性教育思潮，是对20世纪末全球化经济体系和全球文化发展的反映，是一种对制度化教育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反思，并试图通过人本化教育手段解决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问题。

全人教育理论是全人教育思潮的新发展和具体化，是适应中国社会转型和教育转型的现代教育理念，是对当今中国制度危机、社会危机和教育危机的反思，是将欧美现代教育理论、全人教育思潮与中国文化和教育理论的高度综合，也是东西方社会文化融合和发展的多元化教育理论。此理论将个人本位教育和社会本位教育结合起来，以人性、人本和社会本位为基础，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科学发展为目标，遵循民主科学、合作实用、快乐自由以及人的社会化发展等基本原则，通过情商、智商、理商、德商、财商、社会商和习惯培养的全人教育模式，强调人的早期教育、全面教育和全面发展，使人成为人格健全、全面发展、适应社会的完整人。

家庭全人教育是全人教育思潮和理论在家庭教育方面的具体运用，涵盖了全人教育理论和全人教育模式以及家庭教育现代化，是受全人教育思潮影响的全人教育在家庭教育方面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综合。它是基于全人教育思潮和全人教育理论视野下的现代家庭教育，是将全人教育思潮和理论的精髓、全人教育模式和家庭教育的有机融合。家庭全人教育既体现了世界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世界全人教育的发展，又继承了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精髓，实现了家庭教育现代化和全人教育家庭化的有机结合。同时，家庭全人教育也是对传统功利教育、灌输教育、片面教育的反思，也是对中国家庭教育危机的思考，还为社会转型时期儒家文化圈的家庭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促进我国家庭教育积极适应世界全人教育改革运动发展的潮流，推进我国家庭教育现代化发展。

3.多元文化理论和家庭全人教育的关系

多元文化理论和世界全人教育运动都适应了世界全球化和多元化发展的需要。多元文化理论是跨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适应了世界多元化的各种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需要，也为现代教育提供新的研究视野，特别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方面。世界全人教育运动顺应世界多元化的发展需要，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提高提供了途径，不仅为学校教育提供了新的视觉，而且也为现代家庭教育提供了新的视野。因此，家庭教育就成为多元文化教育和世界全人教育的结合点，家庭全人教育成为多元文化视野下的现代家庭教育新模式。

家庭全人教育作为现代家庭教育的重要模式，不仅是多元文化教育的主要形式，而且也是全人教育运动的重要形式。家庭全人教育作为多元文化教育和现代家庭教育的重要模式，既将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和全人教育思潮与理论运用到家庭教育理论中去，又将多元文化教育实践理论和全人教育模式运用到家庭教育实践中去，实现了多元文化理论、全人教育理论和家庭教育理论的融合，推动多元文化教育、全人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共同发展，加快了我国家庭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同时家庭全人教育重视儿童情商、智商、理商、德商、社会商等方面的全面教育和全面发展，重视儿童的多元社会文化教育，增长儿童的多元社会文化知识，提高儿童的多元文化的情感与技能和社会适应能力，既为21世纪我国家庭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又顺应了世界现代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总趋势。

三、探讨多元文化理论在家庭全人教育中的运用

多元文化理论在家庭全人教育中的理论运用，不仅具有重要的家庭教育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家庭教育实践价值。多元文化理论主要包括多元文化理论、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和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等。多元文化理论为家庭全人教育提供了多元文化的科学认知，为实施家庭全人教育提供了文化冲突与融合、合作与交流等社会文化互动的理论借鉴，通过家庭多元文化教育促进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文化发展，促进多元文化彰显其民族性与多样性、平等与发展的基本特征。多元文化教育理论适应了全球多元化和全人教育思潮的发展，通过家庭全人教育，使儿童获得多元文化教育的知识和技能以及科学态度、文化情感，提高儿童的多元文化社会适应能力，使儿童获得民族平等和文化平等的民主意识以及反对种族歧视与民族偏见的文化意识。多元文化主义理论为家庭全人教育提供了多元文化的基本理念以及文化观念、历史观念、政治观念和教育理念，同时要求家庭教育遵循多元文化主义的基本理念和教育理念，促进儿童从幼儿教育开始获得多元文化主义的民族教育和文化教育、品格教育，促进儿童社会化发展。综合三个多元文化理论在家庭全人教育方面的理论价值，可以发现：多元文化理论不仅对家庭全人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多元文化下的家庭全人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多元文化实践价值方面，詹姆斯・班克斯提出的四种多元文化课程改革方法，对于家庭全人教育的社会商、德商、理商、情商和智商等方面具有方法论价值和教育实践价值。例如台湾的新移民多元文化家庭教育和多元文化家庭教育课程，就具有全人教育视野下多元文化家庭教育的实践意义。斯里特提出了五种多元文化教育的实施方法。家庭全人教育通过使用这五种方法，使儿童获得处理社会事务、社会问题的能力和社会活动技能，加速儿童社会适应和社会化发展。例如韩国的多元文化家庭教育方案与咨询、援助、支持等，都具有重要的教育实践意义。综合多元文化教育多方面的实践价值，以上四种多元文化课程改革方法和五种多元文化教育方法，不仅对于家庭全人教育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而且具有多元文化家庭教育的实践价值。

四、构建多元文化下的现代家庭全人教育模式

1.科学认知多元文化理论和全人教育思想与理论，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的构建提供理论基础和理论支持。多元文化理论以及全人教育思潮和理论为构建现代家庭教育提供先进的教育理论，同时还要学习其它先进教育理论如民主教育、科学教育、合作教育、快乐教育、实用教育、早期教育以及全面发展等，借鉴家庭全人教育，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提供丰富的教育理论。这些科学的教育理论成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的理论指导，并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的构建提供理论基础和理论支持。

2.建立家校合作教育组织和制度规范，实现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有机整合，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提供组织框架和制度保证。建立家校合作教育组织和制度规范，是现代家庭教育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家庭、学校和社会三者合作教育的重要条件。家校合作教育组织如家长委员会、家长协会、家长教师联合会、学校理事会、校务委员会以及儿童协会、母亲协会等。这些合作教育组织的建立以及合作教育的制度规范，实现现代家校合作教育，一方面有助于保护家长和儿童接受教育的权益，规范家长教育行为，加强家长培训，提高家长教育素质，提高家长对家庭教育和合作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另一方面有助于规范学校和教师的教育行为，传播先进教育理念，有助于政府和社会对教育的监督，保护学校和教师的合法权益，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的构建提供组织保证和制度规范。

3.在教育内容方面，现代家庭教育不仅包含儿童全人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而且包含家长素质教育。现代家庭教育不仅重视儿童的多元文化教育、民族教育、历史教育、品格教育等，而且重视儿童情商、智商、理商、德商、财商、社会商以及习惯培养等方面的全人教育，更重要的是重视儿童接受全面教育、得到全面发展以及家长教育素质的提高，强化家长在教育观念、教育方式等方面的素质教育和社会教育，提高家长教育技能和教育素养。现代家庭教育克服传统功利教育、灌输教育、片面智力教育的缺陷，促进家庭教育民主化、科学化和合作化。

4.在教育目标方面，现代家庭教育重视全人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完整人和社会人。现代家庭教育采用全人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不仅重视以人为本的教育，而且重视社会为本的教育，其目的在于为现代社会培养接受全面教育和获得全面发展的完整的社会人，促进儿童社会化全面发展，旨在提高儿童未来的社会适应能力。传统家庭教育以家长制教育为基本特征，忽视了以人为本和社会为本的全面教育，重视家长功利教育和灌输教育，缺乏家长有效沟通和亲子互动活动，忽视了儿童全面发展和多元文化教育，造成儿童未来社会化成熟程度低和社会适应能力低的不良现实。因此现代家庭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完整人和社会人。

平民教育论文篇(6)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民族教育的关系不能简单理解为包涵的关系。从结构上讲,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民族教育的有效载体;从互动上讲,民族教育丰富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第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为民族教育提供有效载体。民族教育的内容非常丰富,途径也是多种多样,如民族团结教育、民族文化教育、民族意识教育等。今天在一些民族高校,民族教育还通过各种专门的教育内容和课程体系来承担其载体。但是,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长时间形成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使我国在民族教育方面单纯依靠民族高校开展统一的民族教育课程并不能实现有效覆盖,其他汉族大学生也需要进行必要的民族教育。在非民族高校中,设置民族教育的理论课程往往是一些专业课程,学习的学生仅仅是一部分,较少学生能学习到系统的民族教育内容,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成为高校学生民族教育的一个有效载体,无论在民族高校还是普通高等院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所有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它能有效扩大民族教育的覆盖面,同时多角度阐述民族教育问题,提高民族教育的有效性。第二,民族教育丰富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题的内容。民族教育中民族团结、党的民族政策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内容,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中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是坚持民族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必然要求,也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长期任务。在一些民族高校中,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民族教育,经过长期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坚持、摸索,不断总结经验,现已逐步走向制度化、经常化,并在形式上、方法上呈现多样化。这些民族地区的学生除了在小学阶段在思想品德课教学中增加民族团结教育的内容、在小学高年级开设《民族常识》课、在中等教育阶段开设《民族团结和民族政策》课外,在高等教育阶段普遍开设必修课程———《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课,来讲授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内容。在其他的普通类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大量的有关于民族教育内容,不仅是从教学内容方面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的丰富,也从教学方式方法上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提出了新的要求,丰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

二、高校思政课中民族教育的困境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途径,民族教育又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重要内容,民族教育的好坏已经关系到我国整个思想政治工作的大局,但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民族教育仍存在许多问题。

(一)缺乏系统完整的民族理论教育民族教育的有效开展,需要建立完整的民族理论教育体系,让广大学生认识到各民族团结互助的重大意义,形成各民族之间团结友爱的氛围。我国思想政治理论课已经针对学生的情况,在不同年龄阶段设置了不同的民族教育内容,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内容。如从1994年起,教育部在全国中小学普遍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并针对学生年龄和认知特点,增加相应的课堂教学内容,培养学生树立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的民族观念,增强广大学生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自觉性[4]。在一些民族高校中,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民族理论教育安排也比较完善,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但是在一些非民族类的普通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安排中,民族教育的内容却是非常分散地散落于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四门课程中,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体系。

(二)缺乏差异性民族教育课程设置现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人口比较多的省份、自治区的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都将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作为一门必修的政治理论课,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少数民族学生,使他们懂得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观点,划清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资产阶级民族观的界限,增强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自觉性[5]。但是我们也看到,当前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民族教育的内容设置仍然缺乏差异性。虽然我们从宏观上注意到民族地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中民族教育内容设置与其他地区民族教育内容设置的区别,但是随着我国流动人口的增强,许多非民族高校也有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学生求学,也有越来越多的汉族学生到一些民族院校求学,这就给我们思想政治理论课如何根据各民族学生的民族差异性来有效开展相应的课程设置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

(三)缺乏多样化的民族教育方式当前为了满足各民族大学生对民族教育的需求,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这一必修课程来加强当前高校民族教育的效果和水平,就成为一项好的选择。但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民族教育的主阵地优势仍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单一的教学方式使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民族教育缺乏吸引力,当前思想政治理论在突出和统一主流意识形态方面的功效自不用言说,但是在实现民族教育的过程中,往往只是注重理论的灌输,而缺乏网络资源、社会实践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同时,在非民族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中,也缺乏高屋建瓴式的系统安排,对民族教育的意义认识不够深刻,在校园范围内难以将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外结合,从而提高民族教育的实效性。

三、促进高校民族教育的对策

为了有效推动民族教育在大学中的有效开展,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水平,我们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在高校思政课中构建完整的民族教育体系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需要完整的民族教育体系。首先,应该更加注重民族教育内容的系统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民族教育不仅针对民族高校,也应针对普通高校。同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民族教育的内容也需要进一步改进,增加民族教育的内容,形成民族史观、民族政策、民族关系教育内容的完整体系。其次,更加体现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民族教育理论的衔接性。民族教育的内容不能仅仅靠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来完成,在小学、中学阶段都应该有相关的民族教育内容,并且根据不同阶段学生的特点来设置相应的课程内容,从而使民族教育内容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相结合,形成完整并相互衔接的体系。再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民族教育内容要更具有系统性。思想政治理论课四门必修课中,每门课关于民族教育的侧重点不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适当介绍民族团结革命的历史,让学生了解各民族人民团结反帝反封建的民族历史;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可以将民族政策部分扩展细化;在《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中可以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也是每个公民的义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则可以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民族观问题。

(二)在高校思政课中设置差异化的民族教育课程首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关于民族教育的课程设置,要充分考虑到各民族的特点,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特点,是我们制定民族教育有关方针、政策和措施的重要依据[6],也是少数民族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理论中关于民族教育问题设置的重要依据。其次,在非民族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中,设置合理的民族教育内容。非民族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关于民族教育的内容往往更多的是关于民族政策的相关内容,但是对民族团结的必要性、民族知识的了解并不多。在一些汉族和民族学生混合的院校,也缺乏针对不同民族学生而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最后,除了一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外,还需要对大学生加强民族观、宗教观、国家观、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及法律等方面的教育,还可以通过分类进行专题讲座的形式,从他们进校伊始,就明白国家概念,民族概念。

(三)继续巩固高校思政课的主阵地作用首先要从思想上认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民族教育的重要途径和作用,民族教育并不是通过专门设置相关的课程才能有效,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高校的必修课程,是各民族大学生学习和掌握民族理论和知识的有效渠道。其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阵地建设需要大量的具有完善学科背景的优秀教师的加入,因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民族教育的效果,与教师的素质也密切相关。最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阵地的建设也需要多种平台的支撑。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民族教育的目的要实现好,离不开其他教学途径,如民族教育基地的建设。通过建立民族教育基地建设的形式,来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民族教育的内容,提高民族教育的实效性。

(四)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来完成教学目标为了完成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民族教育的目标,一些高校针对不同民族大学生的行为特点和心理特点重点开展了民族形势与政策教育。但是我们看到,大部分地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民族教育仍然习惯于单向灌输、口号式的简单做法,我们应该代之以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说服教育、引导渗透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首先,在教学内容上,我们应该把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思想教育、人生观教育、道德教育等与民族教育紧密结合,纷纷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课堂。而不能仅仅片面的谈到民族教育的时候就是民族政策、民族理论和民族精神的教育。其次,在教育方法上,除了课堂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外,还可以采用专题讨论、社会调查等手段,通过学生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活动感染大学生、影响大学生、引导大学生,把民族教育的内容渗透、融化到各项活动中去。最后,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结合,正确处理好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民族教育的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确认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民族教育的价值,促进大学生在增长民族知识的同时提升思想政治素养,德知并进、全面发展。

平民教育论文篇(7)

论文摘 要：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的教育和培养，对于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推动我国法治国家建设具有现实意义。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和培养，应注重校园环境的制约及营造；利用课堂、实践活动等载体，落实公民意识教育。

公民意识是指公民对自己所处的国家和社会应该承担的权力和义务的认识，是公民对待个人与国家、社会以及他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选择的反映，它包含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理念，其内容主要有权责意识、法治意识、道德意识和主体意识等，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和现代化程度重要标志。大学生是祖国和社会的希望，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培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早日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1 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对于如何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近年来，各高校相应的出台了不少措施和对策。但是，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问题依然存在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在教育的内容上，表现为：空洞无物、照本宣科，不能吸引学生眼球，更不能将其内化为学生内心的信念，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内容，在公民意识教育内容中严重缺位。比起大道理的说教，带有现代化特征的内容是学生最缺少而又最有兴趣的；在教育的方法上，表现为：灌输式的、填鸭式，粗放型为主要教育方式，不考虑受教育者接受与否，教育者往往高高在上，与受教育者的身份不平等。人的思想教育应该体现在潜移默化的渐进过程中。在此过程中，需要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平等互动。因此，在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上，强调以人为本，突显公民意识，就显得更为重要。

大学生个人健康成长离不开公民意识教育。大学生的成长包括生理上的成长和心理上的成长两方面。就心理成长而言，包括心智的成熟、知识的丰富和情感的健康。大学生要成长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人，就必须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是保证其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参与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的前提条件。公民意识强调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强调人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对法律制度的尊重，强调守公德讲文明，要求大学生要注意提高个人的道德素质、文化知识和能力水平等综合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知识和能力水平是人成为现代人的不可或缺的三个基本条件。道德素质是根本，文化知识是基础，能力水平是条件。大学生首先必须要具备的是道德素质，没有道德素质，文化知识再好，能力水平再高对经济社会发展也是有害无利。有道德素质，无文化知识和能力水平，对经济社会发展就起不到促进作用。而能力水平的提高，是建立在知识文化丰富的基础上的，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正如人们所说的有才有德是极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无德无才是废品，有才无德是危险品。因此，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不仅是社会和学校的事情，更是大学生个人自身成长的客观需要。

经济社会发展必然要求加强大学生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和条件。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指出：“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方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一个现代化国家必定是一个经济发达、民主平等、文化发达的国家。而现代化的实现，关键是人的现代化素质的提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已成功的由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观念已经日益深入人心。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在竞争过程中，强调的是公平与效率、诚信与守法，要求每一个参与其中的社会人首先要具备这些基本素质；政治上民主平等，强调的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参与政治的过程必须是有序和有效的，这就要求每一个参与其中的社会人具备法治意识和民主意识。当今世界各种文化相互交织、冲突和融合，对人们的多元化影响日趋严重。用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引导人，强调爱国情怀，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可见，无论是从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是从民主政治的需要来看，必须要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

2 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途径

坚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相结合，构建大学生公民意识培养的理论武装体系。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公民意识的培养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就现有的情况看，公民意识培养作为一个学科或一个专业还不成熟。为此，公民意识教育必须与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结合起来，让大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授过程中，意识到公民意识教育的重要性，入心、入脑，从而构建大学生公民意识培养的理论武装机制。首先，在教学的内容上，要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突出培养学生的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增强学生对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认识，提高学生对我国国情、国体、政体、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情况的认识；其次，在教学的方法上，要结合时事，结合事例，避免传统的说教。比如，通过对时事热点问题的分析和阐述，以点带面，让学生对当今世界的格局与形势发展有所了解和认识，进而培养学生参与政治的意识。最后，在教学的主客体上，应该注重与学生的互动，把充分发挥教师在课堂上的主导作用，与大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作用结合起来，通过分析、辩论、演讲等研究性教学，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进而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

与日常管理结合，构建大学生公民意识的习惯养成机制。大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是高等院校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一般而言，高校大学生日常管理的主体有三个部分的人员：一是直接从事学生日常管理第一线的教师，包括学生工作部门和学生所在系部的党总支书记、副书记、辅导员以及共青团工作者；二是在管理、服务以及教辅等部门从事的管理人员，包括后勤、图书馆等管理、教辅部门的人员；三是学生本人。要充分发挥这三个主体在大学生公民意识培养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首先，作为第一线的学生工作人员，处事要做到公正、公开，决策要做到科学、民主，待人（特别是对待学生）要做到公平、诚实，在大学的日常管理工作中，以人为本，以德服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引导学生树立公平、公正、民主、诚信等公民意识。其次，作为管理、服务以及教辅部门的工作人员，更多的是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相联系，在服务学生的过程中，要做到执情服务，微笑服务，贴心服务，让学生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懂得尊重他人，懂得回报社会，懂得和谐相处，从而树立学生的集体意识、责任意识以及尊重他人的意识。此外，作为学生本人，不管是学生党员、学生干部还是普通学生，都应该积极参与学生内部的管理以及集体活动，在参与的过程中，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提高，从而树立参与意识。最后，从学校的角度来说，要营造良好的公民意识培养的环境，比如利用校园网、广播、报纸、宣传橱窗等各种各样的载体，加强对学生公民意识的教育。

以社会实践作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外在手段。社会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所有社会成员都是它的学员，而且所有学员都要在这所学校里进行终生学习。社会实践是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的延伸和补充，可以作为我国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外在手段来锻炼人，是促进大学生公民意识形成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社会实践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对于促进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品格，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实践活动包括教学计划内的实践活动和教学计划外的实践活动。教学计划内的实践活动指大学生在校期间有计划有指导的活动，如教学实习、军政训练等。教学计划外的实践活动指大学生利用假期或课余时间进行的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科技发明和勤工助学等等。

根据大学生接触社会不多，对国情缺乏了解，务实和吃苦耐劳精神不够的局限性，在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功能的同时，组织学生深入社会，接受实践锻炼是极为必要的。社会是复杂的，高校只是社会的极小部分，大学生迟早要进入社会，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理论知识，总是要接受实践的检验的。社会实践活动给大学生提供了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机会，这对于培养他们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社会实践活动还可以增加大学生的收入，逐步增强大学生的自立感。

3 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方法

3.1 讲授法

课堂讲授法是指教师通过口头语言系统地讲解，使学生理解相关公民意识的知识，分辨清楚基本概念，提高其公民认识水平。这是任何一种教育在目前都仍然会采取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的长处是:以教师讲为主，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能够控制整个教育过程，并且在短时间内教师可以有计划地传递大容量的信息，加上教师的系统讲述，可以帮助学生迅速理清思路，澄清思想上的混乱，提高分辨美丑、真假善恶的能力。当然，这种方法的缺点即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能很好体现。因此，在运用讲授法时，教师要使语言通俗易懂，又要具有启发性和感染力，同时要注意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选取一些针对性强的问题，运用具体的事例进行讲述。在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中，教育者进行公民意识教育方面的讲授是必需的，要做到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全面觉醒，启发他们的自我意识教育是讲授法的根本。

3.2 讨论法

讨论法是指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就某个问题各抒己见，进行探讨、辩论，让大学生在讨论的过程中，形成一定的公民意识。教师指导下的讨论并不一定要得出结论性的认识，关键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运用好讨论法的关键在于组织准备得当:讨论前，要确定好主题，一般要选择学生关心的同时在认识上有分歧的问题。讨论题目确定后，要给学生一定时间准备，并给以适当的指导，如怎么收集资料等。讨论过程中，教师是组织者，同时也是参与者，要以平等的身份参与谈论，并适时启发诱导学生拓展讨论的广度。讨论后，师生要认真总结，允许学生保留自己的观点，但要明确公民意识的价值取向。如在关于全球化的讨论时注意对学生世界公民意识的引导；在关于民主的讨论时，让学生们了解到我们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帮助学生们了解如何行使和保护自己的民利；对各种有异议的伦理道德观点进行分析时，对一些基本的道德规范如诚信、爱人、互助等要给与充分肯定，对诸如安乐死、基因科技、贫穷、战争等问题进行恰当的引导，让学生己做出道德推理和判断。

3.3 实践法

实践法就是指组织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多种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进行公民感体验，提高公民能力，培养公民意识。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需要的合格人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动相结合的问题”。教育心理学也指出:人的个性形成只有在必要的生活与活动条件下才能出现，要想培养学生什么能力，就让学生参加什么活动。在公民意识教育领域，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服务学习”法，根据实际的情况，切实考虑社区的际需要，为社区解决问题，并引导学生以公民的方式思考问题。因此，在进行大生公民意识教育的实践活动时，要注意做到以下几点:全体性，面向全体学生，全体学生共同开展的教育活动；主体性，活动的各个环节突出学生主体地位，以学生自己的实践、体验、探究为主；社会性，面向社会现实生活，在观察、探究社公共生活中的现象、问题的过程中实施公民意识教育；实践性，引领学生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在社会实践中观察、体验和思考。

参考文献

［1］?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焦国成.公民道德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