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危机论文篇(1)

[关键词]图书馆　版权危机　危机管理

图书馆版权危机是指各种原因所造成的在图书馆领域内版权利益关系失衡而可能给图书馆声誉、形象、服务、管理以及经济利益带来负面效应的非常规事态，是当代图书馆危机的主要类型之一，对和谐图书馆建设有着重要影响。我国图书馆版权危机呈多发态势，有的案件甚至被最高人民法院列为全国100件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但是，在关于图书馆危机管理的研究中，却鲜有涉及版权危机的探讨和理论成果，这同实践形成了明显反差。版权危机管理是图书馆管理的新型范畴，学会预防和处理版权危机对图书馆领导者及有关从业者来讲都是一堂必修课。

1　图书馆版权危机的类型

1.1　入藏侵权产品发生的版权危机

这种版权危机是由于图书馆主动或者被动地入藏和传播了存在版权瑕疵的文献资料，客观上为此类文献资料提供了市场，侵犯了出版者和原权利人的利益而引起。比如，2002年，香港公共图书馆因被动购入约500本盗版书后，采取措施消除影响。在“殷志强诉金陵图书馆侵犯版权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图书馆在采购、收藏各种介质的图书、期刊时所应尽的主要注意义务是购买合法出版物。”图书馆不仅不能主动购入盗版物，而且要防范盗版物的被动入藏。对入藏的盗版物应立即停止使用、封存或者销毁。

1.2　开发馆藏不当发生的版权危机

这类版权危机的共同特点是图书馆在馆藏资源开发中对版权合理使用规则的违犯。比如，编辑馆藏资料引发的版权危机、对馆藏数字化和传播引发的版权危机，还可能因为开展对馆藏音像制品、软件的出租、刻录引发版权危机。图书馆在馆藏资料汇编、翻译、馆际互借、音像制品服务、信息咨询、数据库和计算机软件开发等工作中应严格按照《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相关条款、《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六条、第七条等相关条款和《音像制品管理条例》、《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办事。

1.3　供应商责任连带引发的版权危机

这类版权危机的共同特点是其起因并非由于图书馆的行为侵权，而是供应商没有解决好授权问题。比如，“吴锐等诉超星公司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诉超星公司案”、“樊元武诉上海图书馆、清华大学、清华同方光盘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案”、“殷志强诉金陵图书馆侵犯版权纠纷案”、“何湖苇等诉浙江省图书馆侵权纠纷案”、“何海群等诉北京交大、中国人大案”、“李昌奎诉超星图书馆系列案”等。防范这类危机的难点是图书馆无法具体审察供应商提供的电子资源本身是否存在侵权问题，但图书馆只要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在合同中要求供应商对其提供的资源进行无瑕疵担保就往往可以免责。相关图书馆版权危机事件证明了这一点。

1.4　信息导航不当引发的版权危机

深度链接本身并不构成侵权，但却使得设链者使用了被链接网站的内容，未经授权地行使了其本不应该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起到了传播被链作品的作用。所以，深度链接的设链者往往会成为被起诉和法律惩处的对象。比如，2008年8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重庆市涪陵区图书馆未尽到注意义务，以“深度链接”方式在未得到作品权利人许可的情况下，直接通过网络链接使用涉案作品，且未向权利人支付报酬，侵犯了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和获得报酬权，判决图书馆赔偿北京三面向版权代理有限公司1万元。这是我国发生的第一例因图书馆开展信息导航服务承担法律责任的案例，表明版权危机正在涉及新的技术领域。

1.5　读者违规行为引发的版权危机

读者的故意侵权，或者无知侵权都可能引发图书馆版权危机。比如，2004年4月，某高校学生在检索SPIE时连续短时间内超量下载全文，致使该校IP被数据库供应商关闭。2007年暑假开始后，某高校相继收到国外CA网络版、ACS和SDOS供应商的邮件，告知该校IP中有连续下载同一刊物的整期(册)文献的现象，属于恶意下载，被停止使用三大数据库。某高校学生通过图书馆的代理服务器批量下载了西文电子过刊全文库——JSTOR中的数千篇文献，导致JS-TOR立刻封锁了该代理服务器的访问权限。JSTOR还委托律师向该校图书馆提出法律质询，损害了学校声誉，并带来2万余元庞大国际通讯费的损失。读者的违规行为还有使用软件工具下载、冒用他人账号下载电子资源等。

1.6　帮助侵权可能导致的版权危机

我国法律没有“帮助侵权”的特定表述，但是这一概念在我国民法制度中得到认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帮助他人实施侵权的人将承担共同侵权责任。比如，许多图书馆都对超星公司的互联网版税解决方案——读书卡表示接受。表面上看，这属于法定许可行为，即不经权利人许可使用其作品，却向其支付报酬。但在我国版权制度中，图书馆并非“法定许可”的权利主体，把有版权意义的馆藏数字化并放到网上供阅览和下载是在法律的边缘上行走，容易导致法律纠纷。在这种服务模式中，图书馆有帮助供应商侵权之嫌。对于上述超星公司与图书馆的合作方式，图书馆如果“明知”侵权而为之，则在可能的诉讼中会被法院认定是主观故意，而承担法律责任。

1.7　精神权利纠纷所导致的版权危机

精神权利纠纷导致的版权危机可以由于图书馆未获授权而行使发表权，或者在馆藏资料开发中漏掉、误写权利人姓名，或者在三次文献编辑撰写中未经授权地对享有版权的馆藏资料的修改，或者对其中心思想的擅自篡改而引起。比如，在崔世勋、周诚望分别诉辽宁省图书馆、黑龙江省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侵犯版权纠纷案中，三家省级公共图书馆均因在编辑出版《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目录》一书的过程中侵犯权利人的署名权而败诉。图书馆在开发馆藏中，要按照《著作权法》第十条(一)至(五)、第二十二条相关规定和《条例》第十条(二)的规定保护权利人的精神权利。另外，图书馆如果是委托他人创作作品，或者是同他人合作创作作品，精神权利的享有和行使要依合同约定。

2　图书馆版权危机的防范

2.1　思想防范

“自律”可以“让图书馆变得好一点”。防范危机的前提是通过多种渠道与形式来提高图书馆员和读者的版权意识和保护版权的能力，即提高自律性。比如，从2005年开始，岭南大学每年都在新生中宣传版权知识，列举侵权行为，请各位学生关注。实践证明，在图书馆员和读者中开展版权教育，能有效避免侵权事件及版权危机的发生。在提高图书馆员和读者保护版权意识的同时，要强化版权危机意识的教育与正确、完整危机观的培养。危机教育要注重对象的普遍性、内容的针对性与过程的长期性，要通过专家演示、情景模拟训练、以案说法等方式增强图书馆员对版权危机的心理准备和知识储备，提高处置危机的能力。

2.2　组织防范

研究表明，图书馆危机管理小组(LCMT)有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在版权保护日渐趋强的法律环境中，我国图书馆应建立以馆长负责制为中枢的危机管理常设小组，或者将其职能包含在图书馆整体的危机管理组织之中，但是应有专门人员来负责此项工作。比如，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图书馆就设有版权图书馆员岗位。馆长(副馆长)是“首席危机官”，在版权危机管理中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版权危机管理涉及到不同的专业领域，因此图书馆还应聘请法律、技术、公关、管理等方面的专家建立危机管理顾问组织，为危机管理提供咨询决策服务。危机管理组织不能只是一种装饰，或者只在危机到来时才启用，而应采取措施使其运作常态化、规范化。

2.3　制度防范

我们不能把版权危机的责任完全归罪于法律的不合理，更不能完全归罪于权利人的“私欲”，而应该首先“检讨”我们自己的行为是否合理与合法。行为要受到制度的调整，制度的缺失与不完善是版权危机的重要隐患。防范版权危机必须在制度层面贯彻危机管理的思想。图书馆需要逐步建立健全的版权危机预防制度包括：《图书馆版权政策》、《图书馆藏版权瑕疵防范与鉴别制度》、《图书馆使用版权授权协议签订制度》、《读者利用馆藏资源版权保护警示制度》、《图书馆收费服务成本核算制度》、《图书馆藏版权状态评价制度》、《图书馆版权危机责任认定制度》等。

2.4　机制防范

要使版权危机管理收到理想的结果，必须建立若干科学正确的、高效率的应对机制：①计划机制。版权危机管理建立在完备的应对计划(应急预案)之上，目的是对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危机事件进行预测、监督、控制和协调。在国际图书馆界，危机预案越来越受到重视，牛津大学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的预案都有其特色。②预警机制。准确预见，是危机管理的第一步。基于经验教训，应建立图书馆危机预警系统，对版权危机可能发生的原因、方式等进行分析，开展超前管理，降低危机发生的突然性和意外性。③合作机制。各个图书馆本身缺乏应对版权危机的所有类型的必要资源(人才、技术、信息等)，有必要在合作基础上以资源共享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④技术机制。技术不仅能保护版权，而且受到版权法保护，图书馆要在技术上尽到保护版权的义务，这也是法律规定的重要免责条件之一。

3　图书馆版权危机的消解

3.1　正面应对，快速反应

危机爆发的突发性和极强的扩散性决定了危机应对必须要迅速、果断。因为，危机的破坏性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非线性爆炸式增长。通常认为，“24小时”是危机反应速度极限，处理危机要遵循“24小时”法则。危机发生后，图书馆不能抱着侥幸的心理，任由事态发展，或者惯性思维，拖泥带水，慢条斯理，力求四平八稳。危机管理小组应在最短的时间内介入危机，控制事态，降低损失。在“杜修贤诉中国国家图书馆侵犯版权纠纷案”中，国家图书馆采取先入为主的策略，迅即行动，同当事人积极沟通，并表明希望和平解决问题的态度，最终使危机得到化解。

3.2　以诚相待，谈判磋商

在“李昌奎诉青岛理工大学侵犯版权案”中，作为唯一被告的青岛理工大学图书馆采取了真诚相待的态度，并努力斡旋，促成李昌奎与超星公司谈判达成和解协议，使李昌奎撤诉。以诚相待是处理危机的一项重要原则。版权危机发生后，图书馆要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站在对方立场上思考问题，无论危机的原因如何，责任归于何方，都要对当事人的遭遇表示同情与安慰。另外，对版权危机的处理不仅要着眼于解决直接的利益问题，而且要根据当事人的心理特点采用恰当的情感联络策略，解决其深层次的心理和情感问题，这有助于危机的解决。

3.3　媒体友好，引导舆论

“苏图事件”的实质是围绕我国版权制度中复制权限的合理使用规定与文物保护条例中相关规定的不一致产生的争执，特别是善本文献版权归属与读者的复制权利问题。在该事件中，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把图书馆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在危机中采取媒体友好策略，可以化解媒体对危机事件的过分关注，逐渐将媒体视线引向其他方面，使负面报道慢慢平息，或者是创造新的关注焦点使媒体舆论转向，还可以对抗噪声、阐释缘由、化利为害。危机管理中，图书馆不能采取“鸵鸟政策”，刻意回避媒体，而要准备充分的资料应对媒体访问，要避免向媒体挑战，要统一信息发布口径。在日常工作中，图书馆要同媒体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不断加深友谊。

3.4　把守底线.合理抗辩

在“樊元武诉上海图书馆、清华大学、清华同方光盘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案”、“殷志强诉金陵图书馆侵犯版权纠纷案”中，图书馆都作了合理抗辩，并得到了法院的充分支持。合理抗辩是解决图书馆数字版权问题的重要途径。在处理版权危机中，图书馆要坚持“核心立场”法则与“最高利益”法则，对涉及图书馆和广大读者利益的原则问题毫不动摇，积极抗辩，争取最大权益。

3.5　寻求干预，权威支持

在处理危机的进程中，图书馆要注重寻求第三方干预(third party in tervention)。“第三方”往往是图书馆的上级领导部门、图书馆学术团体以及有关方面的专家。第三方对版权危机干预的目的在于起到催化、协调和认同等作用。就我国图书馆的现状来讲，在第三方的角色中，中国图书馆学会下属的“图书馆法律与知识产权研究专业委员会”应该积极介入图书馆的版权危机管理，发挥其权威性。

3.6　尊重事实，承担责任

专家指出，在危机管理中的基本建议就是承认错误，并且尽量不要表现出过于自我保护，推脱责任。版权危机发生后，面对权利人的责难，图书馆不要企图逃避责任，对于权利人再小的诉求与损失也要认真对待，把权利人的利益放在重要位置。图书馆要及时向权利人赔礼道歉，并在查明问题后向其作出合理补偿。否则，图书馆可能会遭受更大的损失。在“娄师白诉湘潭市图书馆案”中，图书馆败诉并被判赔偿原告60万元就是个例证。

版权危机论文篇(2)

关键词：尊严感 网络传播 政府危机事件 亲民

公民尊严感的满足过程与政府网络危机事件传播的过程是一个互动过程。尊严感就是被尊重的感觉，也可以理解为庄重感、威严感或不被侵犯感。按照西方契约论的观点，契约的双方必须设定好双方的责、权、利，以及实现它们的规则和方式。政府作为公民群体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与之相应的责任，否则就会失去平衡，“一旦组织的权利和责任失去实质的平衡，就会有相应的影响力量出现，这些力量要么促使这两者重新实现平衡，要么破坏或淘汰组织”①。按照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与日本学者藤竹晓的“信息环境环境化”的理论，公民尊严感的满足与政府的信息传播活动紧密相连，如果“信息环境”中充满了对普通公民的人格、生存权利和价值观念的尊重，公民的尊严感就强。当然，这个“信息环境”必须建立在信息公开、透明的基础之上，否则就成了充斥着大量虚假信息的“信息环境”，失去了诚信基础，也就谈不上尊严感了。传播活动充斥着传播者的主观行为，传播者的主观行为往往对传播效果产生巨大的作用，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公民的尊严感的满足来源于传播者对这种尊严的重视程度和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程度。在传播学领域里，公民的尊严感应该理解为庄重、平等、自由、如实地获取信息和表达意见的感觉，也就是公民的知情权和表达权得以顺利实现的感觉。

联合国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序言里写道：“按照联合国所宣布的原则，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确认这些权利是源于人身的固有尊严的确认。按照世界人权宣言，只有在创造了使人人可以享有其公民和政治权利，正如享有其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一样的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自由人类享有公民及政治自由和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的理想。”2010年全国两会，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写入了“尊严”二字，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报告中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作为中央政策性的论述，这个说法标志着政府工作更加注重个体权益和个人发展。

尊严是对人的身份、地位等的认同，是人人共有的平等的权利，应该受到尊重。在公民社会里，有一个公认的法则是：人类生而自由并享有相等的尊严与权利。网络媒体是一种最能够体现公民意识的媒体，在目前高风险的社会，各种危机爆发的频率远远高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高风险加上高传播速度，很容易出现片面追求小集团利益、剥夺公民尊严感的传播事件。高风险社会里，受众知晓各种事实真相的愿望就会更加强烈，这种愿望如果在媒介领域不能得到满足，就会产生被轻视、被忽视的感觉，并且进而发展成被侮辱、被蒙骗的感觉。如果不能够得到合理的疏导和稀释，就会形成“被边缘化”的屈辱感，转而形成对组织的不信任危机和对抗意识，形成“双重危机”，在网络社会里，就会转化成“网络信任危机”。

基于网络传播的互动性、即时性与匿名性的特点，在传播过程中处于弱势群体的网络用户可以在网络环境中与强势群体进行平等的对话，所以，政府在网络危机事件传播的过程中，可以借助政府强大的公权力和公信力，促使网络媒体有意识地营造一个平等对话的“信息环境”，满足受众的尊严感。在危机事件过程中，实体受害程度最深的也是弱势群体，所以当危机事件爆发时，必须将与网络事件的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并加以综合，立即在主流页面上说明危机爆发的真实情况，交代政府危机处理的态度和做法，随时更新网页资料，利用网络进行双向沟通，并且给予受害者或相关公众以平衡的发言机会和信息流量，今年3月出现的“抢盐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网络传播案例。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就是政府高层试图提升政府应对危机事件信息公开表达能力的一种表现。于是，各省级单位纷纷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成立“网络舆情研究中心”，积极建立公开、透明的政府网络危机事件传播机制，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和表达权，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汶川地震”、“乌鲁木齐骚乱事件”、“甲型H1N1事件”等就是好的例证。公民的知情权和表达权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对政府处理危机事件的能力给予了很大的信任，从而支持政府行为，有力地推动了政府对危机事件的化解。相反，“贵州瓮安事件”、“松花江污染事件”、“湖南凤凰少女跳楼案”等，由于地方政府企图掩盖事实真相的错误行为，在全国造成了很大的网络危机事件，网民知晓事实真相的愿望不能得到满足，进而产生了受侮辱的感觉，以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发言、交流，虽然推动了负面事件的解决进程，但是政府的形象修复却成了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

公民的尊严感体现在传播文化的语境里和传播制度的框架中。语言环境简称语境，“语境就是时间、地点、场合、对象等客观因素和使用语言的人、身份、思想、性格、职业、修养、处境、心情等主观因素所构成的使用语言的环境”②。乔姆斯基的“语境自由（context-free）”和“语境控制（context-sensitive）”理论被用到了传播学的各种理论中去。语言不仅是一种“思想信号”，也是一种“行为方式”，话语和环境相互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就使得语言环境对于理解语言也变得非常重要了。

按照日本学者西光正的观点，任何语言活动都是以一定的语境为其条件的。语言具有设计功能，包括语体设计、文体设计、词语设计、表达设计、时空设计、结构设计和效果设计。另外，语言还具有滤补功能，筛滤多余信息，补充欠缺信息等。③所以，语言对于社会的有效整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网络危机事件的传播过程中，语言的整合功能尤其重要。

“语言和文化是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t）的关系：一方面，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语言的理解和使用都是以特定的文化背景为依据的；另一方面，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必须在其语言中有所体现。”④在政府网络危机事件传播的过程中，必须重视语言与受众文化的依存关系，必须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下，传达出尊重公民的尊严感的信息，进而在整体上形成健康的、积极的、真诚的、真实的、符合公民需要的有尊严感的“信息环境”。

传播制度是社会制度中专项针对对大众活动直接或间接地起着制约和控制作用的部分，它体现了社会制度或制度性因素在各个方面对传播媒介活动的制约和影响。我国的传播制度中对公民的出版自由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在国家对大众传播媒介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后，政府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关系也处于稳定状态，在通过法律与行政管理等手段的控制过程中，有意识建立起满足受众尊严感的传播体制也是传播制度硬件管理过程中顺带出来的软环境管理的问题。政府必须本着良善的目的对其进行有效管理。管理是把双刃剑，“亚当・斯密说：政府干预所起的作用好坏兼有。就像是前额正中间有一绺卷发的小女孩：当她好的时候，她是非常非常之好；当她坏的时候，她就坏透了”⑤。所以，政府在积极构建能够体现公民尊严感的过程中，必须有一个好的框架，便于操作，比如说，除了公开事实真相外，建立及时的责任追究制度并且予以公开，“社会大众对责任的看法比真相本身来得重要”⑥。政府还可以把言语说辞看成是处理危机新闻传播的相当重要的符号资源，合理运用言语符号，在传播报道中充分体现公众应有的尊严等。

网络危机事件的传播首先需要体现亲民风格和人文关怀。《大学》的开篇就论述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传播思想，“亲民”治国的理想就是让公民过上“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康乐幸福生活，这种幸福和谐的生活，也是现代人理想中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实现需要通过政府的“王道”策略，达到“亲民”的目的。

媒介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耳目”，媒体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就应该体现“亲民”风格，在网络危机事件的传播中，更应该予以突出。这种体现也是一种人文关怀。人文关怀就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怀，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对人类的解放与自由的追求。它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网络危机事件传播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关心人、爱护人和尊重人的思想，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人类自觉意识提高的一种必然反映。

网络危机事件的特点是：突发性、紧急性、高度不确定性、影响的社会广泛性和决策的非程序化。由于这类事件是连续性爆发的，未知的因素很多，对公民的心理伤害性极大，所以在网络媒体真实地呈现此类新闻时，必须体现亲民风格，具备人文关怀的情怀，在采访时，把人当成人，而不是一个简单的采访对象，把灾害事件看成是能够感同身受的悲惨事件，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新闻源。在大多数的危机事件过程中，受伤害最深的往往是最弱势的群体，在所有的人群里，最缺少尊严感的也是最弱势的群体，网络媒体必须为最弱势的群体提供一个人文关怀的平台。所以，在网络危机事件的传播过程中，体现亲民风格和人文关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低级要求。

网络危机传播是一种漩涡型的复合式传播，有强烈的聚合效应，也有巨大的发散效应，突发时，有可能像一阵龙卷风，把某些组织和某些人掀翻；安静时，也可能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慢慢滋养公民的情绪。政府在运用网络媒体报道危机事件时，通过以下几个步骤，就可以实现“亲民”和人文关怀：1.政府相关人员尽快搜索真相。2.尽快公布事实真相。3.给事件中的弱势群体以平等的表达机会。4.成立危机处理小组，不断进行信息沟通。5.信息发言机构秉承诚实、公平、公正的品质。

公民尊严感与幸福感的满足能积极推动政府对危机事件化解的进程。根据Coombs & Holladay实验法得出的“危机情景”因果关系模式发现，公众与组织的既有的关系史会深刻地影响民众对危机情景的认知，包括危机责任归属和组织形象的评价。危机发生前，如果组织与利益关系人之间存在着不友善的关系，则组织一旦发生危机，外界对危机的责任归因会较倾向于组织本身，而且对组织形象会有较为负面的评价，不愿意相信组织的说辞，也不会配合组织的化解危机的行动。这就是Coombs & Holladay声称的“魔鬼毡效果（velcroeffect）”，类似于“月晕效应（haloeffect）”。也就是说，某些人或组织如果有一些正向特质，则观察者就会假定他们（它们）拥有其他正向特质；反之，如果某些人或组织有一些负面特质，则观察者也会假定他们（它们）有其他负面特质。当某些人或组织被分类为“好”的时候，就有一层正的薄纱包围着他们（它们）；相反，当某些人或组织被贴上“坏”的标签时，他们（它们）就同时被认为具有所有坏的特质。而且，“对组织的形象认知愈正面，愈有可能出现潜在的支持行动，两者呈现正相关”⑦。所以，政府在网络危机传播过程中可以通过不断地满足公民的尊严感和幸福感而塑造良好的形象，以期在后来的危机事件传播中赢得公众的支持，也赢得公众舆论的支持，进而提高政府化解危机事件的效率和效果。

世界遭遇历史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国家经济受到严重冲击，政府信心坚定，沉着应对，采取果断措施，扭转经济下滑趋势。公民的尊严感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对政府的信任感与日俱增，在中日事件上，尽管公民有很强烈的民族情绪，但是在政府的引导下，理智地表达爱国情感，这种给政府“添力不添乱”的行为是政府处理危机事件的一个很好的范例，其成功的基础是公民的尊严感得到了肯定与满足。

尊严感的满足进而带来幸福感，一个有幸福感的公民社会的向心力就强、凝聚力就大，政府则处于这种网状的凝聚力的中心位置。当信息与意见的“上传”与“下达”可以实现良好互动的时候，政府就能减少化解危机事件的成本，进而减少社会管理的成本。

注 释：

①阿奇・B・卡罗尔、安・K・巴克霍尔茨著，黄煜平等译：《企业与社会――伦理与利益相关者理论》，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

②王德春：《修辞学探索》，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64页。

③西光正编［日］：《语境研究论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7~43页。

④金定元：《意义、信息和文化背景》，载于［日］西光正编《语境研究论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462页。

⑤戴维・S・兰德斯［美］著，门洪华等译：《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460页。

⑥⑦吴宜蓁［台湾］著：《危机传播》，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页。

版权危机论文篇(3)

【论文摘要】政治权利是公民最重要的法律权利之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而法律对“政治权利”的范围并没有准确的规定，政治权利的保障机制需更好的完善。文章从宪法和刑法对“政治权利”的不同含义入手，将宪法中的政治权利与刑法中的“政治权利”相融合，对明确刑法中政治权利的范围进行探讨。

我国现行宪法只出现了一次“政治权利”一词，即我国《宪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但是，对于政治权利的范围是什么，即哪些权利属于我国宪法上所言的“政治权利”，现行宪法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宪法学者传统上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纳入政治权利的范围。但这种说法即使不能说违反我国宪法对政治权利范围的界定，也不能说符合后者。从我国现行宪法出发，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当属政治权利无疑，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权利是否属于政治权利则存在疑问。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条规定出现在规定政治权利的第三十四条和规定信仰自由的第三十六条之间，因此，政治权利在我国宪法中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与宪法的模糊规定相反，我国《刑法》在关于“剥夺政治权利”刑的第54条明确规定了政治权利的范围：“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下列权利：(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三)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四)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很显然我国刑法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列为政治权利，在一定的时候赋予国家剥夺的权利力，这是否会使宪法中对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丰十、游行、示威的自由得不到完全的保障?我国刑法对政治权利范围的界定是否合理，乃至是否合宪?

以下从一个拟定的案例出发来提出对刑法上述规定的质疑：公民甲因违反刑法被依法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间里写了一些非政治性的个人文章，而乙意外得到这些文章，并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乙是否存在侵犯甲的出版权的行为?根据法律规定，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人没有出版权，这是否意味着甲不存在被侵犯出版权的可能性?权利被剥夺是否意味着没有权利?乙的行为有没有违法?对于无社会危害性的权利，却被剥夺合不合理?

一、从我国刑法的“剥夺政治权利”开始

我国刑法拥有悠久的历史，封建统治观念根深蒂固，政权统治专横，刑法很大程度是为君王服务。到了文革十年，左倾思想长期控制，阶级斗争观念也在法律中体现，大多刑法规定为适应政治的需要应运而生，对专业上的研究大打折扣，政治意义远远超过法律意义。我国刑法规定的剥夺政治权利刑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我国现在的刑法学界，对于剥夺政治权利是否应该保留，普遍存在有存废的两种观点。主张保留者认为，剥夺政治权利属于资格刑的一种，打击以行使权利为名，实为危害丰十会国家利益的人在我国现在犯罪严重的阶段，有存在的必要。主张废除者认为，刑法对于宪法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的剥夺应以宪法明确授予为依据，宪法只在第34条规定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以剥夺，并未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权利给予剥夺，刑法上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的剥夺明显缺乏法律依据。

(一) 我国设立剥夺政治权利的合理性之质疑

我国刑法设立了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罚，并由此明确规定了所谓的“政治权利”的范围，不仅对犯罪分子参与社会活动的一部分资格做出了限制，而且也剥夺了被剥夺政治权利人的一定自由，似乎从形式上根除了犯罪分子报复国家社会的途径，降低了犯罪分子再次危害国家的可能性。

“我国刑法规定剥夺政治权利，除了剥夺犯罪分子参加管理国家政治活动的权利之外还剥夺了其他方面的政治权利。例如，宪法规定公民享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权利，也在剥夺政治权利所要剥夺的范围之内，这些权利，实际上只是一种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权利。剥夺政治权利刑所剥夺的权利，既可能是犯罪人已享有的权利，也可能是犯罪人现在暂时不具有但将来可能享有的权利。”犯罪分子拥有政治权利对国家是否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刑法的目的是为了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但是刑法中对于剥夺政治权利的性质在法学界也没有得到统一，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国，剥夺政治权利在性质上是一种较严重的刑罚，只有在犯罪性质和犯罪情节比较严重，犯罪分子在一定时期内不宜行使政治权利时，才予以剥夺，对一般轻微的犯罪不适用这种刑罚”。

有的学者认为“附加适用剥夺政治权利，是作为一种比较严厉的刑罚而适用重罪”“独立适用剥夺政治权利，是作为一种不剥夺人身自由的轻刑而适用与较轻的犯罪”。倘若剥夺政治权利是较重的刑罚，当一个人的自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他拥有的权利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那么他的政治权利的伸展空间将会有多大呢?在监狱或是看守所里，权利适用的范围显然是很小的，它的危害性也相应变得几乎为零。主刑的适用早已起到威慑社会及惩罚犯罪的目的。倘若独立适用剥夺政治权利刑是一个较轻的刑罚，罚金刑与短暂的自南刑比起剥夺政治权利是否更具有说服力呢。而且认为犯罪分子会利用这些权利再次危害国家，是否又具有“有罪推定”的倾向?无疑，设立剥夺政治权利的合理性还有待商榷。

(二)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权利范围

刑法中被剥夺的政治权利是否就是宪法中的政治权利?有的学者认为，作为剥夺政治权利内容的“剥夺言论自由的范围应比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范围小。它不能与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划等号，应限定在政治性的内容的范围内。”有的学者认为，“把剥夺政治自由限定在政治性内容的范围之内，是正确的，但认为剥夺政治权利刑中所要剥夺的言论自由与宪法规定的自由的内涵和外延不同是错误的，宪法上的言论自由，也是指公民具有发表政治性言论的自由，而不是一般日常生活意义上的。”我国宪法文本并没有直接界定政治权利的范围，但一国法律体系的概念应当是统一的，宪法学者普遍将宪法第35条规定的权利作为政治权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至今没有对此进行解释。

一般情况，剥夺政治权利，是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剥夺犯罪分子参加国家管理和一定社会政治生活权利的刑罚方法，包括和文学有关的出版权。根据《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这说明对于非政治性而又对社会无任何危害的言论不应该受到剥夺，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应该享有非政治性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宪法》和《刑法》对权利的规定无疑有了一定的模糊性，这也是法律有待解决的问题。

(三)个人法益与国家法益

法律是“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但是“规范”并不是制定法律之“目的”，而只是为以“和平的方式”获致人间之“公平”的一种手段，促成公平之和平的实现才是最终之目的所在，法律之“手段”的“地位”使它应受到“目的”的节制，以避免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甚至将法律用其最终目的的剥离，而专为“规范”而“规范”。宪法是国家的“母法”，是为追求平等、民主、自由，保障人权而制定的，在社会发展中趋向于保护人们的基本权利，符合法律发展趋势。宪法是控制“手段”的手段，将个人法益列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适应法律社会对重视人权的趋势，符合法为人服务的思想。刑法是国家最后的保障，有其强烈的严厉性和强制性，以国家利益、社会影响为最终标准，符合我国一直以来的以国家法益为重的思想。

不管剥夺政治权利的性质如何我国现阶段都使之体现一种强烈的国家法益的色彩，而一定程度上使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作为人的合法权利处于不被保护的状态。笔者认为刑法的制定应该以宪法为法律依据，刑法过分地将国家法益高于无危害性的个人权利，过分强调了刑法维护统治秩序，不择手段，难免会使刑法成为政治的附庸，让宪法成为一纸空文，使犯罪人的合法权利继续受到摸视。

二、比较与借鉴

世界各国一般不存在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这可以在众多国际性法律文件中得到体现，《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第20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这毫无疑问地明确规定了人们的言论、发表主张、集会、结社的自由，再让我们看看《世界人权宣言》中对这些自由权是如何限制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9条第2款“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当需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只要在法律的范围内不对别人的权利和自由、社会的道德、公共秩序造成危害和影响，人们是可以广泛自由使用自己的权利的，并且他人也应对侵犯其权利承担责任。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规定，第l9条规定“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三、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需：(甲)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一)英美法国家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l条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从根本上排除了以任何方式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权利，在英美法国家，公民的权利自我保护意识强烈，法律高度存在，个人权利至上的权威是不容质疑的，政府尽可能地给予公民最大的权益，并对这些权利予以很好的法律保护，让人们的权利得到更好的发挥。刑法上对公民权利的限制也是具有针对性和有限性的。英美法国家的刑罚种类一般分为：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资格刑。有些学者认为，英美法国家的资格刑很大程度地等同与我国的政治权利。英美国家的资格刑分为褫夺公权、吊销驾驶执照、禁止令、建议驱逐出境。其中褫夺公权中褫夺的就是政治权利，但其目的是防止犯罪分子恢复自由，回归社会后重新犯罪，大多为一些担任职务的权利，并没有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加以刑法上的剥夺。在禁止令中，包括禁止出入公共场合令，禁止出入体育比赛场地令，禁止持有武器弹药令，也没有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做出限制。

(二)法国

《法国人权宣言》第11条规定“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担责任。”法国视“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为“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以滥用权利造成危害或影响才负担责任，而不存在为防止滥用权利而先对其剥夺权利的情况，严格控制了刑法的适用范围。1994年3月1日生效的《法国刑法典》中也没有规定剥夺政治权利的附加刑，只是针对每一个犯罪行为附带地加上各种适用自然人之附加刑，大大细化了惩罚的手段，对每一种惩罚做出了针对性的措施，很好的限制了公权利的滥用，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犯罪人的利益。

(三)德国

身为大陆法系的德国在法律的设定一定程度上受其历史影响，比其他自由主义国家对公民权利的设定和限制更为谨慎，即便是如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1章基本权利中第5条，第8条，第9条，第l0条，第14条，第16条也规定了公民出版、讲学、集会、结丰十自南权，书信、邮件与电讯秘密，财产权，庇护权等一系列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在第l8条规定“凡滥用言论自由，尤其是出版自由(第五条第一项)、讲学自由(第五条第三项)、集会自由(第八条)、结社自由(第几条)、书信、邮件与电讯秘密(第十条)、财产权(第十四条)、或庇护权(第十六条之一)，以攻击自由、民主之基本秩序者，应剥夺此等基本权利。此等权利之剥夺及其范围由联邦宪法法院宣告之。”由此可见德国与法国运用的是同一种理论，这些权利可以被剥夺的唯一情形是行为人违反了法律规定滥用权利，否则这些权利仍然受法律保护，不得以任何形式剥夺。

《德国刑法典》中刑罚主刑为自由刑、罚金刑、财产刑，在附加刑中，第44条禁止驾驶，只是规定“犯罪发生于驾驶机动车时，或与之有关或由于违反驾驶人员的义务，而被判处自由刑或罚金刑，法院可禁止其于街道驾驶任何或特定种类的机动车”。在第45条中只是规定担任公职资格、被选举及选举权资格的丧失，最高年限也只有五年，而且对剥夺犯罪人公权力的规定不是刑罚的一种，而是一种“附随后果”。由此可见德国对公民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的力度也是可以在限制国家的公权利的行使中体现。

(四)其它国家

在西班牙，《西班牙刑法典》第三节规定了剥夺权利刑，第39条“以下刑罚属于剥夺权利刑：(1)完全剥夺权利；(2)特别剥夺从事任务、公职、职业、职位、生产、经营的权利或者是父权、亲权、保护权或者监护权以及选举权等任何其他权利；(3)暂停任务或者公务；(4)剥夺驾驶汽车、摩托车或者机动车执照；(5)剥夺持枪权利；(6)剥夺在某地定居或者去往某地的权利，禁止接触被害人、其家属、法院或者法官认定的其他人，禁止与以上人员交往；(7)公共劳动。”其中“完全剥夺权利”在第41条中规定“完全剥夺权利对服刑人所拥有的荣誉、任务、公职，无论是否是由选举产生均确定地剥夺。”在有剥夺权利刑的西班牙只有对一些管理性政治权利、选举及被选举权、有一定潜在社会危害性的自由权利进行剥夺，并没有任何规定剥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的条文。

而在1974年的《奥地利联邦共和国刑法典》、《瑞士联邦刑法典》中都只规定人身自由刑、罚金刑，不以任何方式剥夺其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刑罚。在《新加坡共和国刑法典》中第53条规定的犯罪所应判处的刑罚为死刑、徒刑、没收财产、罚金、鞭刑。在《泰国刑法典》第l8条刑罚的种类为死刑、徒刑、拘役、罚金、没收财产。在《日本刑法典5中规定刑罚的种类为生命刑、身体刑、自由刑、名誉刑、财产刑以及附加刑，在日本附加刑也只是没收财产。

综上看来，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对公民的权利都极为重视，对剥夺的公民权利都依具体情形作了严格明确的限制，对于剥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在世界刑法上也是比较少的。

三、我国刑法对政治权利范围的理念

法益是一种对权利的延伸，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都是传统地置国家法益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社会法益不过是作为多数人的法益而受到一体保护，国家法益则是作为保护个人法益的机构的法益而受到保护”，人们的呼声日愈高涨，法律维权意识也相应提高，社会正由一种国家法益一一社会法益——个人法益的结构向个人法益——社会法益——国家法益的形势转变。宪法较多地维护个人法益，刑法则以国家法益社会法益居上。刑法上“剥夺政治权利”一词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并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处于政治权利与非政治权利的不伦不类的状态，明显地滞后于当今社会发展。

四、我国刑法对政治权利范围的重新界定

我国现行法律对被剥夺政治权利自由刑，显然采用了“盖然性占优势”的原则，为惩罚犯罪，所谓的消除危害社会的可能性，而剥夺犯罪人的正当权利，与刑法理论上应采用的“排除合理性怀疑”相悖离。据此，有以下三种可能的解决的方法：

(一)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改为“有危害性政治性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将这些权利用“社会危害性”来加以合理的限制，使它符合刑法的基本构成要件。

(二)1982年宪法把公民的通信白由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分割开来，新宪法施行后，通信自由就不在剥夺政治权利刑的范嗣之中，从剥夺政治权利刑中独立了出来。以此为例，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像通信自由一样独立出剥夺政治权利刑的范围，严格限制宪法中的政治权利范围，放宽和强调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更大限度地限制国家的权力。

版权危机论文篇(4)

法国大革命前夕，严刑拷打是合法的暴行，其犯罪和刑罚不是预先用法律加以规定，而是根据国王、法官的意志，自由裁量定罪科刑，刑罚极其惨酷。欧洲其他国家亦是如此。针对罪刑擅断等司法黑暗，新兴资产阶级提出了“罪刑法定”的口号， 要求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nullum crimen sine lege ）， 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nulla poenasine lege）。随着法国大革命的胜利，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4条规定：“没有在犯罪行为时以明文规定刑罚的法律，对任何人不得处以违警罪、轻罪和重罪。”该法典第1 条规定“法律以违警刑所处罚之犯罪，称违警罪。法律以惩治刑所处罚之犯罪，称轻罪。法律以身体刑或名誉刑所处罚之犯罪，称重罪。”这是一个形式犯罪概念，即认为犯罪是违反刑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1810年《法国刑法典》在世界刑法史上开辟了在刑法典中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的先河，也开创了在刑法典中规定犯罪法律概念的首例。此后，大陆法系国家纷纷效仿，在刑法典中同时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与犯罪概念。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刑法典都没有规定犯罪的实质概念（指对在刑法典中规定了犯罪概念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其犯罪概念仅是形式主义的。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犯罪以刑法有明文规定为限，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只能以行为是否违反刑法为根据，则作为所有犯罪行为的抽象-犯罪概念，自然脱离不了刑事违法性。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形式犯罪概念是自然而然的了。

与资本主义犯罪的形式概念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将社会危害性引入到犯罪概念中，在刑法典中规定的是犯罪的实质概念，认为犯罪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违反刑法的行为。如1960年《苏俄刑法典》第7 条规定：“凡本法典分则所规定的侵害苏维埃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侵害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和社会主义所有制，侵害公民的人身权、政治权、劳动权、财产权以及其他权利的危害社会行为（作为或不作为），以及本法典分则所规定的其他各种侵害社会主义法律秩序的危害社会行为，都认为是犯罪。”我国1979年刑法以及新刑法中的犯罪概念也都是实质犯罪概念。

社会主义各国之所以把社会危害性引入到犯罪概念当中来，固然与马克思主义犯罪观相关，却有着更深层次的法律原因。罪刑法定原则是针对当时欧洲罪刑擅断等司法黑暗作为限制刑罚权的一项基本原则提出来的。刑罚权包括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行刑权。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行刑权都应当受到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犯罪概念不仅应当从根本上回答什么行为是犯罪（形式概念），而且应当回答为什么这些行为是犯罪（实质概念）。犯罪的形式概念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对求刑权、量刑权与行刑权的制约：只有对违反刑法的行为才能行使求刑权、量刑权与行刑权，凡不是违反刑法的行为都不能对其行使求刑权、量刑权与行刑权。犯罪的实质概念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对制刑权的制约。“罪刑法定主义首要使命是对立法权的制约”。（注：陈兴良：《罪刑法定的当代命运》，《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第13页。 ）作为罪刑法定主义理论基础的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要求适当的犯罪化，禁止处罚不应当处罚的行为，即要求刑事处罚范围的合理性；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现在扩大了，要求刑法的内容适当、正当，不符合这一要求的刑法是违反宪法的，因而是无效的。（注：张明楷：《刑法的基础观念》，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115、106、107页。）立法者不能随意将一行为规定为犯罪，只有基于合理的原因才能将某一行为认定为犯罪。如果立法者不是必须基于某种合理的原因才可以将一行为规定为犯罪，而是可以任意地将不值得刑罚处罚的或是合理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这无疑是对公民正当自由、权利的侵犯，显然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实质相违背。立法者何以将一行为规定为犯罪呢？贝卡利亚认为，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是“犯罪对社会的危害”，并将社会危害性分为对国家利益的侵犯、对个人利益的侵犯、对社会利益的侵犯三类，指出：任何不包括在上述阶梯之内的行为，都不能被称为犯罪或者以犯罪论处。（注：［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69页。）的确，除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外，立法者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可以将某些行为规定为犯罪的合理理由呢？立法者只能以一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为由才能将该行为规定为犯罪。这样，一部刑法典才为其刑事处罚范围的合理性找到了根据。可见，为了限制立法权，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将社会危害性引入到犯罪概念当中来。而形式犯罪概念仅指出违反刑法的行为是犯罪，但是立法者何以将一行为认定为犯罪，形式犯罪概念不能回答；对于一部刑法典，其刑事处罚范围是否合理，形式犯罪概念更不能回答。“犯罪之形式定义乃刑事司法所适用之犯罪定义”。 （注：林山田：《刑法通论》， 三民书局，1986年版，第62页。）形式犯罪概念能够制约刑事司法权，然而不能制约刑事立法权，因而不能说形式犯罪概念完全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

关于社会危害性，刑法学界存在事实说、法益说、属性说、侵犯法益的事实属性说之争。（注：青锋：《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新说》，《法学季刊》1991年第3期，第24页。）事实说认为， 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在客观上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危害。法益说认为，社会危害性是指刑法所保护的一定社会关系的侵犯或者破坏。属性说认为，社会危害性是因为行为人侵犯了刑事法律规范而给受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带来危害的行为属性。侵犯法益的事实属性说认为，社会危害性是指对社会秩序或社会关系具有破坏作用的行为对社会造成这样或那样损害的事实特征。以上关于社会危害性的各种学说都具有一定合理之处，然而这些学说皆没有明确揭示其看问题的角度，这不利于人们理解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事实上，对社会危害性可以作以下分类：立法者那里的社会危害性与司法者那里的社会危害性。立法者那里的社会危害性，是指立法者根据一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国情以及已往同犯罪作斗争的经验在观念上认为某些行为能够严重侵犯国家、社会、个人利益而具有的社会危害性。这种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是立法者确认某一行为为犯罪的指南针。立法者那里的社会危害性不是可以任意认定的，必须受到该国人口、地域、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制约。这种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是客观的，才是立法者认定某一行为是犯罪的合理根据。这是犯罪实质概念能够制约立法权的机理所在。然而，立法者那里的社会危害性不能指导司法者去认定犯罪。司法者那里的社会危害性，是指司法者依据行为的刑事违法性而认定该行为严重侵犯了国家、社会、个人利益而具有的社会危害性。这种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是认定犯罪的标准。从本质上说，行为并不是因为违反刑法而构成犯罪，而是因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才成为犯罪。为了克服人性的脆弱，避免罪刑擅断历史的重演，必须使社会危害性具有可操作性。司法者不能恣意认定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只能以行为是否违反刑法来认定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司法者那里的社会危害性也是有规范性的，这种规范性就是只有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才能认定该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以这种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来认定犯罪，怎么会与罪刑法定原则相违背呢？立法者那里的社会危害性与司法者那里的社会危害性是统一的。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犯罪以法有明文规定为限。于是立法者依据社会危害性标准将其认为值得刑罚处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但是司法者不能以立法者那里的社会危害性认定犯罪，否则罪刑法定原则就被虚置了。立法者还必须将社会危害标准形式化、征表化，因此，立法者也必须考虑刑事违法性标准，以便于司法者认定犯罪，使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领域得到彻底贯彻。立法者以社会危害性认定犯罪，司法者以刑事违法性（社会危害性的法律表现）来认定犯罪。社会危害性，是从本质上，从立法角度而言的，刑事违法性，是从法律上，从司法角度而言的。立法者将其认为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规定在刑法典中，使之具有刑事违法性，司法机关根据刑事违法性认定的行为必然具有社会危害性，二者由此高度统一起来了。（注：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80页。）《冲突》一文认为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是互相冲突、排斥的，这是错误的。可见，实质犯罪概念并没有排斥形式犯罪概念，相反是吸收了形式犯罪概念的合理成份。将立法者那里的社会危害性与司法者那里的社会危害性相割裂。这是导致认为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相矛盾的最主要原因。认为社会危害性大小“只能以既存的犯罪的具体规范标准来衡量”，仅是从司法的角度得出的片面结论。

《冲突》一文认为，社会危害性具有“笼统、模糊、不确定性”，因而与罪刑法定原则相矛盾。社会危害性的确具有某种程度的笼统、模糊、不确定性，然而，社会危害性是相对稳定性与变易性的统一，是客观性与可知性的统一。（注：张明楷：《犯罪论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2页。）随着历史时空的变换，行为的危害性有无与大小可能有所变化，但总的说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无与大小在一定历史时期是稳定的，这是刑事法律稳定性的前提。立法者那里的危害性不以一般公民意志为转移，是客观的，是可知的。因此，社会危害性在特定历史时期也是具体的、明确的、确定的，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明确原则。社会危害性与罪刑法定原则并不矛盾。这一点很重要，为实质犯罪概念的合理性、科学性奠定了基础。

有人认为，社会危害性说常常会得出令人忧心忡忡的结论。（注：李海东：《刑法原理入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代自序第8页。）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以社会危害性定义犯罪，并不会为滥施刑罚权打开方便之门。司法者那里的社会危害性是有量的限制的。纯粹的实质犯罪概念（如1922年《苏俄刑法典》第6 条）是与当时前苏联法律虚无主义思潮密切相关的，给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带来了惨痛的教训，现已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抛弃。我们所说的实质犯罪概念是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实质犯罪概念。社会危害性的法律表现就是刑事违法性（即为社会危害性的量的限制）。“在确定犯罪概念时，社会主义刑事立法认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违法性这两个要件具有决定意义”。（注：前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主编：《社会主义刑法的当展趋势》，徐晓晴译，西南政法学院印，第14页。）以社会危害性定义犯罪并不意味着社会危害性是界定犯罪概念的唯一标准。立法者不是万能的，因而完全可能存在这种情况：某种行为具有极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刑法典并没有将其规定为犯罪。如果仅依社会危害性标准，这种行为是犯罪；但刑法典并没有将其规定为犯罪，将其认定为犯罪就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这是现代法治社会所不能接受的。这就是所谓犯罪的实质特征与形式特征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到底以何者作为认定犯罪的标准问题。事实上，实质犯罪概念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因而已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既然刑法典没有将其规定为犯罪，则这种行为就不是犯罪。这是罪行法定原则的当然结论。此时犯罪的实质概念（即社会危害性）是否就不必要了呢？不。这种实质概念是检验刑事立法疏漏得失的标准，将是进行新的刑事立法的依据（当然，这种新的刑事立法不能溯及既往），换言之，“为使刑法发挥其规范功能，以适应社会之需要，刑事立法者必须经常就实质犯罪定义，检验实定法规定之犯罪行为是否与实质犯罪定义相当，一旦发现有不相当者，即应从事刑法修正，或将现行法规定之犯罪行为非罪化，或将现非实定法规定之不法行为犯罪化……”（注：林山田：《刑法通论》，三民书局，1986年版，第64页。）

说实质犯罪概念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这是有法律根据的。社会主义刑法理论认为，实质犯罪概念与罪刑法定原则是相统一的。与资本主义刑法典分别规定犯罪概念与罪刑法定原则不同，社会主义各国将犯罪概念与罪刑法定原则规定在同一法条之中：罪刑法定原则是在社会主义各国刑法典一般犯罪概念中得到了确认（罗马尼亚与前南斯拉夫除外，罪刑法定原则在这两个国家是单独确认的），如波兰刑法典第1 条对此规定得非常明确：“只有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被现行法律以刑罚相威胁和予以禁止的行为的人，才承担刑事责任。”（注：前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主编：《社会主义刑法的当展趋势》，徐晓晴译，西南政法学院印，第23页。）与罪刑法定原则相适应，二战以后欧洲社会主义各国在刑事立法时取消了罪刑法定原则。不过，为了专门强调罪刑法定原则，我国现行刑法将其独立规定为一条（现行刑法第3条）， 同时现行刑法第13条在犯罪概念中又重申了罪刑法定原则，与此相适应，取消了1979年刑法第79条关于类推的规定。

版权危机论文篇(5)

关键词：物件损害责任；体系位置

一、物件损害责任与对于物的责任

作为一种特殊侵权类型，《侵权责任法》规定了“物件损害责任”。立法使用“物件”这一在法律中不太常见的概念，本身就是能够吸引眼球的新颖之处。要理解这一概念，有必要厘清其界线。“物件”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被定义为“泛指成件的东西”，本非法律概念，故可依日常用语理解其内涵。

显然，《侵权责任法》第11章所规定的“物件”并不对应于民法学理上所说的“物”。民法学理上的“物”，可作为民事权利的客体，具有非人格性，为有体物，为人力所能支配，有确定的界限或范围，独立为一体。[2]按照这样的界定，“物”是非常广泛的，可以是动产，也可以是不动产；可以是无生命的物，也可以是植物或者人之外的其他动物。除此之外，“物件”还可以指与建筑物未构成一体的动产，如悬挂物。

物可能给他人人身或财产造成损害，就此损害从法律上予以救济，早在罗马法“准私犯”中便已存在。[3]在近现代法律上，以法国法为例，在“因物之所为的责任”[4]项目下，对于由物发生的损害责任区分为以下3类：(1)动物责任；(2)建造物责任；(3)无生物责任。前两者由《法国民法典》第1385、1386条规定；而与之不同，第三类责任系自19世纪末以来由判例创制出来。[5]另外，《德国民法典》规定了动物饲养人责任(第833条)、动物看管人责任(第834条)、土地占有人责任(第836条)、建筑物占有人责任(第837条)、建筑物维护义务人责任(第838条)；在《德国民法典》之外，另有特别法如道路交通法、赔偿义务法、航空交通法、原子能法、产品责任法等专门规定了相应的责任。《日本民法典》第717条规定了土地工作物占有人、所有人的赔偿责任，第718条规定了动物占有人、保管人的赔偿责任；另外，制造物责任法、机动车损害赔偿保障法等特别法还规定了产品、机动车等相关责任。由此可见，就物致人损害而言，自罗马法以来，关于动物及建筑物的责任成了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中的传统内容；对于后来出现的特别是具有危险性的物件，或在民法典框架内通过判例形成富有弹性的无生物责任法理作为对策，或在民法典之外制定特别法加以规制。总之，各国大都有其解决办法。

接下来分析《侵权责任法》关于因物致人损害场合的救济之道。该法在第10章单独规定“饲养动物损害责任”，以无过错责任为一般规则(第78条)，以过错推定责任为例外规则(第81条)，专门规定动物致人损害的法律救济，包括烈性犬等危险动物(第80条)致人损害时的侵权责任。除动物之外，对于其他的物，《侵权责任法》继续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的规范模式，依物的不同危险程度于第9章规定“高度危险责任”。虽然仍以“从事高度危险作业”为要件(第69条)，但实际上法律明确了其外延，如民事核设施(第70条)、民用航空器(第71条)、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高度危险物(第72条)、高速轨道运输工具(第73条)、高度危险物(第74条、第75条)等；对于高度危险责任，以无过错责任为一般规则(第69条)，并规定若干免责或减责的事由。《侵权责任法》还就另外两类“物”作了特别规定，即“产品”(第5章“产品责任”)和“机动车”(第6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对于产品责任，在外部关系(对受害人的关系)上采无过错责任，在内部关系(生产者与销售者的关系)上以销售者的过错为其承担责任的要件(第42条第1款)。对于机动车责任，机动车驾驶人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第76条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而依2007年修正后的《道交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依过错责任处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的交通事故，由于不以机动车驾驶人有过错(哪怕是推定的)为责任要件，因此该责任仍为无过错责任，只是对此规定了减轻或免除的事由而已。

《侵权责任法》第11章规定的“物件损害责任”，自然不包括前面已经专门规定的对于物的责任，作为《侵权责任法》实体内容的最后一章，这里的“物件”责任能否涵盖前面特别“物件”以外的其他“物件”责任呢？换言之，这一章是否具有为物件责任提供一般规范基础的功能，作为关于物的责任的兜底规定？

从《侵权责任法》第11章列举规定的责任客体来看，包括建筑物、构筑物、其他设施(第85条、第86条)、搁置物、悬挂物(第85条)、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第87条)、堆放物(第88条)、妨碍公路通行之物(第89条)、林木(第90条)、挖坑(第91条第1款)、窨井等地下设施(第91条第2款)等。上述责任客体，既包括比较法上的“土地工作物”，又不以此为限，还包括搁置物、悬挂物等与建筑物未构成一体的动产。“其他设施”这一不确定概念更为法官解释适用留下空间。“物件”既“泛指成件的东西”，可依“件”计量，故应指有体物，而不包括无体物。声、光、热等所谓“不可量物”致人损害的，可依“环境污染责任”(第8章)处理，不属于“物件损害责任”。

二、物件致人损害场合的归责事由

凡致人损害的物，都可谓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侵权责任法》之所以让特定的人对特定的物产生的损害负责，在有些场合主要是直接基于该物的危险性，进而适用无过错责任。但是，在《侵权责任法》第11章“物件损害责任”中，却以过错推定责任(第85、88、90、91条第2款)为这一章的一般规则。依德国民法学通说，《德国民法典》第836条规定的土地占有人的责任并不包含对于建筑物等状况的危险责任，而是以有过失地违反交往安全义务为前提。[6]换言之，这里的归责事由不是物的危险性，而是人的过失。我国法在这一问题上应作相同的解释。

《侵权责任法》第86条第1款规定了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在建筑物等倒塌场合的连带责任。该责任的成立并不以过错为要件，故属于无过错责任。将“倒塌”与《侵权责任法》第85条中的“脱落、坠落”区别对待，并规定更为严格的责任，是我国立法的一大特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立法者意识到建筑物因管理瑕疵造成损害与建筑物因不符合安全标准而倒塌造成损害具有较大的区别。[7]此时的归责事由，应当是建筑物等的建设、施工所具有的危险性。

《侵权责任法》第87条规定的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的补偿责任是一种特殊的责任，立法者并未在第87条中明确规定是否以过错作为责任构成要件。有学者明确指出，这里的责任基础不是推定过错，而是将实施行为的可能性推定为确定性。[8]从文字上看，《侵权责任法》第87条中的“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并不等同于第85条中的“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而通过“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是否就相当于“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尚不清楚。因为如果此种责任是无过错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7条的规定，即便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也仍然不能证明“不是侵权人”。能否把《侵权责任法》第87条看成是第85条的特别法需要进一步论证，《侵权责任法》第87条的归责事由亦有待阐明。

《侵权责任法》第89条规定了妨碍公路通行之物的损害责任。相关责任主体有两类：一类是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物品的人，另一类是公路所有人或管理人。对于前者，《侵权责任法》第89条并未要求以过错或被推定的过错作为责任要件，故应理解为无过错责任，归责事由是行为人行为的危险性；对于后者，受害人的请求权基础不再是《侵权责任法》第89条，而应当是《民法通则》第126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6条第1款第1项，归责事由是所有人或管理人的过错。

《侵权责任法》第91条第1款规定在公共场所或者道路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确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中，“没有设置明确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作为责任构成要件，显然需要受害人举证证明。如果说这一要件本身就是过错的客观表征(违反注意义务)，那么存在受害人本身便证明了过错，而不再是过错推定。因此，这一款规定的责任不是过错推定责任，也不是无过错责任，而应当理解为一般的过错责任，过错便是归责事由。

三、物件损害行为：单一还是复数？

在《侵权责任法》规定的特殊侵权类型中，“物件损害责任”或者说“物件”侵权恐怕是最复杂的类型之一。从立法规定上看，人们看到的是并列着的散乱规定，不同条文所体现的责任主体、责任客体、归责原理等彼此差异较大，“一般”与“特别”层层叠叠，较难理出次序，有些像英美法中的复数侵权行为(torts)，而非单一的由物件引发的单一侵权行为(tort)。

《侵权责任法》能否完全取代《民法通则》第126条及《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6条之规定尚有疑问。《侵权责任法》放弃比较法上较为常见的土地工作物“设置或保管有欠缺(瑕疵)”之类概括力较强的措辞，转而用数个条文具体规定“脱落、坠落”、“倒塌”、“抛掷”、“堆放、倾倒、遗撒”、“折断”等更为具象的损害发生事由，无疑也是使得这一章看起来更像是对复数侵权行为(torts)的规定。具象有具象的好处，但也有散乱而乏概括力的弱点，欠缺体系整合性，并且很可能产生规范漏洞。前文提到的道路管理瑕疵问题，便难以在《侵权责任法》中找到相应的请求权基础，仍有必要适用《民法通则》第126条及《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6条之规定。在对我国的物件损害责任进行体系化时，可以考虑将《民法通则》第126条之规定作为一般规定，将《侵权责任法》第11章规定的诸种复数侵权行为(torts)作为特别规定，并且在司法解释与立法规定不相矛盾的前提下，保留司法解释中的相关规则。

四、物件损害责任与其关联问题

(一)物件损害责任与安全保障义务

毫无疑问，发端于德国的交往安全义务(安全保障义务)理论，已经被我国的民事立法、司法及理论所继受。继《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6条规定安全保障义务之后，[9]《侵权责任法》第37条正式以立法形式确立了安全保障义务。以建筑物责任为中心的物件损害责任，在解释论上是否与安全保障义务统一构造，值得思考。立法者似乎在力求使物件损害责任与安全保障义务分开，使其有各自的规范领域。而立法机关官员在相关法律释义作品中解释“防止他人遭受义务人侵害的安全保障义务”类型时又举例说，宾馆负有不因自己提供的服务或者设施存在危险而使前来住宿的客人受伤的安全保障义务。[10]此时，安全保障义务与物件致人损害责任之间的关系自然无法回避，必须作出说明。

(二)物件损害责任与环境污染责任

在日本法上，由于《日本民法典》第717条是其唯一规定无过失责任的条文，因此在解释论上便有扩张解释该条的倾向，出现了就构成企业设施的物、机动车、航空器等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各样危险的动产而应适用该条的主张。有学者更进一步主张，不仅就物的瑕疵，对于被企业雇用人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即某种意义上作为企业设施的人的瑕疵所发生的损害，也应当类推适用《日本民法典》第717条之规定，对企业所有人课以无过失责任。[11]在日本的裁判实践中，已见到在道口事故等交通事故、工厂废液引发的公害、丙烷气体爆炸事故等分支领域适用《日本民法典》第717条之规定的事例。[12]

《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了污染环境致人损害的无过失责任，《侵权责任法》第8章规定了“环境污染责任”并且该法第65条继续肯定了无过失责任；另外，《侵权责任法》第66条规定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或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不可否认，有些环境污染案件可能同时符合物件损害责任的要件，如在2010年紫金矿业污染汀江事故中，[13]因构筑物维护、管理瑕疵，致人损害，显然可以构成物件损害责任，可以构成责任竞合。唯此种竞合是否存在实益，是另一值得思考的问题。除责任构成要件及当事人举证责任等方面会有不同外，两种不同类型的责任在损害赔偿范围上似乎并不存在差异。

(三)物件损害责任与国家赔偿责任

于2010年4月29日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依旧维持了行政赔偿 与刑事赔偿的二元格局，道路管理瑕疵并未纳入国家赔偿范围。[14]如今，道路、河川等营造物的设置、管理责任15依旧要在《侵权责任法》的范围内寻求救济。

注释:

[1]Vgl. Karl Larenz，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6 Aufl.， Springer-Verlag 1991， S.437 ff.

[2]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48-149页。

[3]参见黄右昌：《罗马法与现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1页。

[4]See Genevieve Viney， Tort Liability， in： George A. Bermann ed.， Introduction to French Law， Wolters Kluwer 2008， p.249.

[5]参见[日]山口俊夫『フランス債権法，東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第122頁。

[6]Vgl. Larenz/Canaris，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T， 2. Halbband， 13. Aufl.， 1994， S.488； Jauernig/Teichmann (2007)，§836Rn 1.

[7]参见梁慧星：《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几个问题》，《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8]参见杨立新：《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582页。

[9]曾经参与该司法解释起草的陈现杰法官对此作了说明。参见陈现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若干理论与实务问题解析》，《法律适用》2004年第2期。我国有学者对德国交往安全义务理论进行了介绍与研究。参见李昊：《交往安全义务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周友军：《交往安全义务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关于日本的安全照顾义务，可参见[日]宫本健藏：《日本的安全照顾义务论的形成与展开》，金春龙译，载许章润编：《清华法学》第4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255页。

[10]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页。

[11][12]参见[日]森島昭夫「不法行為法講義，有斐閣，1987年，第54頁，第55頁。

[13]参见张奕：《紫金矿业水污染系人为》，《新京报》2010年7月17日。

[14]参见梁慧星：《道路管理瑕疵的赔偿责任———大风吹断路旁护树砸死行人案评释》，《法学研究》1991年第5期。

版权危机论文篇(6)

一、物件损害责任与对于物的责任

作为一种特殊侵权类型，《侵权责任法》规定了“物件损害责任”。立法使用“物件”这一在法律中不太常见的概念，本身就是能够吸引眼球的新颖之处。要理解这一概念，有必要厘清其界线。“物件”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被定义为“泛指成件的东西”，本非法律概念，故可依日常用语理解其内涵。

显然，《侵权责任法》第11章所规定的“物件”并不对应于民法学理上所说的“物”。民法学理上的“物”，可作为民事权利的客体，具有非人格性，为有体物，为人力所能支配，有确定的界限或范围，独立为一体。[2]按照这样的界定，“物”是非常广泛的，可以是动产，也可以是不动产；可以是无生命的物，也可以是植物或者人之外的其他动物。除此之外，“物件”还可以指与建筑物未构成一体的动产，如悬挂物。

物可能给他人人身或财产造成损害，就此损害从法律上予以救济，早在罗马法“准私犯”中便已存在。[3]在近现代法律上，以法国法为例，在“因物之所为的责任”[4]项目下，对于由物发生的损害责任区分为以下3类：(1)动物责任；(2)建造物责任；(3)无生物责任。前两者由《法国民法典》第1385、1386条规定；而与之不同，第三类责任系自19世纪末以来由判例创制出来。[5]另外，《德国民法典》规定了动物饲养人责任(第833条)、动物看管人责任(第834条)、土地占有人责任(第836条)、建筑物占有人责任(第837条)、建筑物维护义务人责任(第838条)；在《德国民法典》之外，另有特别法如道路交通法、赔偿义务法、航空交通法、原子能法、产品责任法等专门规定了相应的责任。《日本民法典》第717条规定了土地工作物占有人、所有人的赔偿责任，第718条规定了动物占有人、保管人的赔偿责任；另外，制造物责任法、机动车损害赔偿保障法等特别法还规定了产品、机动车等相关责任。由此可见，就物致人损害而言，自罗马法以来，关于动物及建筑物的责任成了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中的传统内容；对于后来出现的特别是具有危险性的物件，或在民法典框架内通过判例形成富有弹性的无生物责任法理作为对策，或在民法典之外制定特别法加以规制。总之，各国大都有其解决办法。

接下来分析《侵权责任法》关于因物致人损害场合的救济之道。该法在第10章单独规定“饲养动物损害责任”，以无过错责任为一般规则(第78条)，以过错推定责任为例外规则(第81条)，专门规定动物致人损害的法律救济，包括烈性犬等危险动物(第80条)致人损害时的侵权责任。除动物之外，对于其他的物，《侵权责任法》继续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的规范模式，依物的不同危险程度于第9章规定“高度危险责任”。虽然仍以“从事高度危险作业”为要件(第69条)，但实际上法律明确了其外延，如民事核设施(第70条)、民用航空器(第71条)、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高度危险物(第72条)、高速轨道运输工具(第73条)、高度危险物(第74条、第75条)等；对于高度危险责任，以无过错责任为一般规则(第69条)，并规定若干免责或减责的事由。《侵权责任法》还就另外两类“物”作了特别规定，即“产品”(第5章“产品责任”)和“机动车”(第6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对于产品责任，在外部关系(对受害人的关系)上采无过错责任，在内部关系(生产者与销售者的关系)上以销售者的过错为其承担责任的要件(第42条第1款)。对于机动车责任，机动车驾驶人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第76条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而依2007年修正后的《道交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依过错责任处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的交通事故，由于不以机动车驾驶人有过错(哪怕是推定的)为责任要件，因此该责任仍为无过错责任，只是对此规定了减轻或免除的事由而已。

《侵权责任法》第11章规定的“物件损害责任”，自然不包括前面已经专门规定的对于物的责任，作为《侵权责任法》实体内容的最后一章，这里的“物件”责任能否涵盖前面特别“物件”以外的其他“物件”责任呢？换言之，这一章是否具有为物件责任提供一般规范基础的功能，作为关于物的责任的兜底规定？

从《侵权责任法》第11章列举规定的责任客体来看，包括建筑物、构筑物、其他设施(第85条、第86条)、搁置物、悬挂物(第85条)、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第87条)、堆放物(第88条)、妨碍公路通行之物(第89条)、林木(第90条)、挖坑(第91条第1款)、窨井等地下设施(第91条第2款)等。上述责任客体，既包括比较法上的“土地工作物”，又不以此为限，还包括搁置物、悬挂物等与建筑物未构成一体的动产。“其他设施”这一不确定概念更为法官解释适用留下空间。“物件”既“泛指成件的东西”，可依“件”计量，故应指有体物，而不包括无体物。声、光、热等所谓“不可量物”致人损害的，可依“环境污染责任”(第8章)处理，不属于“物件损害责任”。

二、物件致人损害场合的归责事由

凡致人损害的物，都可谓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侵权责任法》之所以让特定的人对特定的物产生的损害负责，在有些场合主要是直接基于该物的危险性，进而适用无过错责任。但是，在《侵权责任法》第11章“物件损害责任”中，却以过错推定责任(第85、88、90、91条第2款)为这一章的一般规则。依德国民法学通说，《德国民法典》第836条规定的土地占有人的责任并不包含对于建筑物等状况的危险责任，而是以有过失地违反交往安全义务为前提。[6]换言之，这里的归责事由不是物的危险性，而是人的过失。我国法在这一问题上应作相同的解释。

《侵权责任法》第86条第1款规定了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在建筑物等倒塌场合的连带责任。该责任的成立并不以过错为要件，故属于无过错责任。将“倒塌”与《侵权责任法》第85条中的“脱落、坠落”区别对待，并规定更为严格的责任，是我国立法的一大特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立法者意识到建筑物因管理瑕疵造成损害与建筑物因不符合安全标准而倒塌造成损害具有较大的区别。[7]此时的归责事由，应当是建筑物等的建设、施工所具有的危险性。

《侵权责任法》第87条规定的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的补偿责任是一种特殊的责任，立法者并未在第87条中明确规定是否以过错作为责任构成要件。有学者明确指出，这里的责任基础不是推定过错，而是将实施行为的可能性推定为确定性。[8]从文字上看，《侵权责任法》第87条中的“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并不等同于第85条中的“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而通过“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是否就相当于“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尚不清楚。因为如果此种责任是无过错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7条的规定，即便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也仍然不能证明“不是侵权人”。能否把《侵权责任法》第87条看成是第85条的特别法需要进一步论证，《侵权责任法》第87条的归责事由亦有待阐明。

《侵权责任法》第89条规定了妨碍公路通行之物的损害责任。相关责任主体有两类：一类是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物品的人，另一类是公路所有人或管理人。对于前者，《侵权责任法》第89条并未要求以过错或被推定的过错作为责任要件，故应理解为无过错责任，归责事由是行为人行为的危险性；对于后者，受害人的请求权基础不再是《侵权责任法》第89条，而应当是《民法通则》第126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6条第1款第1项，归责事由是所有人或管理人的过错。

《侵权责任法》第91条第1款规定在公共场所或者道路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确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中，“没有设置明确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作为责任构成要件，显然需要受害人举证证明。如果说这一要件本身就是过错的客观表征(违反注意义务)，那么存在受害人本身便证明了过错，而不再是过错推定。因此，这一款规定的责任不是过错推定责任，也不是无过错责任，而应当理解为一般的过错责任，过错便是归责事由。

三、物件损害行为：单一还是复数？

在《侵权责任法》规定的特殊侵权类型中，“物件损害责任”或者说“物件”侵权恐怕是最复杂的类型之一。从立法规定上看，人们看到的是并列着的散乱规定，不同条文所体现的责任主体、责任客体、归责原理等彼此差异较大，“一般”与“特别”层层叠叠，较难理出次序，有些像英美法中的复数侵权行为(torts)，而非单一的由物件引发的单一侵权行为(tort)。

《侵权责任法》能否完全取代《民法通则》第126条及《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6条之规定尚有疑问。《侵权责任法》放弃比较法上较为常见的土地工作物“设置或保管有欠缺(瑕疵)”之类概括力较强的措辞，转而用数个条文具体规定“脱落、坠落”、“倒塌”、“抛掷”、“堆放、倾倒、遗撒”、“折断”等更为具象的损害发生事由，无疑也是使得这一章看起来更像是对复数侵权行为(torts)的规定。具象有具象的好处，但也有散乱而乏概括力的弱点，欠缺体系整合性，并且很可能产生规范漏洞。前文提到的道路管理瑕疵问题，便难以在《侵权责任法》中找到相应的请求权基础，仍有必要适用《民法通则》第126条及《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6条之规定。在对我国的物件损害责任进行体系化时，可以考虑将《民法通则》第126条之规定作为一般规定，将《侵权责任法》第11章规定的诸种复数侵权行为(torts)作为特别规定，并且在司法解释与立法规定不相矛盾的前提下，保留司法解释中的相关规则。

四、物件损害责任与其关联问题

(一)物件损害责任与安全保障义务

毫无疑问，发端于德国的交往安全义务(安全保障义务)理论，已经被我国的民事立法、司法及理论所继受。继《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6条规定安全保障义务之后，[9]《侵权责任法》第37条正式以立法形式确立了安全保障义务。以建筑物责任为中心的物件损害责任，在解释论上是否与安全保障义务统一构造，值得思考。立法者似乎在力求使物件损害责任与安全保障义务分开，使其有各自的规范领域。而立法机关官员在相关法律释义作品中解释“防止他人遭受义务人侵害的安全保障义务”类型时又举例说，宾馆负有不因自己提供的服务或者设施存在危险而使前来住宿的客人受伤的安全保障义务。[10]此时，安全保障义务与物件致人损害责任之间的关系自然无法回避，必须作出说明。

(二)物件损害责任与环境污染责任

在日本法上，由于《日本民法典》第717条是其唯一规定无过失责任的条文，因此在解释论上便有扩张解释该条的倾向，出现了就构成企业设施的物、机动车、航空器等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各样危险的动产而应适用该条的主张。有学者更进一步主张，不仅就物的瑕疵，对于被企业雇用人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即某种意义上作为企业设施的人的瑕疵所发生的损害，也应当类推适用《日本民法典》第717条之规定，对企业所有人课以无过失责任。[11]在日本的裁判实践中，已见到在道口事故等交通事故、工厂废液引发的公害、丙烷气体爆炸事故等分支领域适用《日本民法典》第717条之规定的事例。[12]

《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了污染环境致人损害的无过失责任，《侵权责任法》第8章规定了“环境污染责任”并且该法第65条继续肯定了无过失责任；另外，《侵权责任法》第66条规定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或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不可否认，有些环境污染案件可能同时符合物件损害责任的要件，如在2010年紫金矿业污染汀江事故中，[13]因构筑物维护、管理瑕疵，致人损害，显然可以构成物件损害责任，可以构成责任竞合。唯此种竞合是否存在实益，是另一值得思考的问题。除责任构成要件及当事人举证责任等方面会有不同外，两种不同类型的责任在损害赔偿范围上似乎并不存在差异。

(三)物件损害责任与国家赔偿责任

于2010年4月29日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依旧维持了行政赔偿与刑事赔偿的二元格局，道路管理瑕疵并未纳入国家赔偿范围。[14]如今，道路、河川等营造物的设置、管理责任15依旧要在《侵权责任法》的范围内寻求救济。

注释:

[1]vgl. karl larenz，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6 aufl.， springer-verlag 1991， s.437 ff.

[2]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48-149页。

[3]参见黄右昌：《罗马法与现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1页。

[4]see genevieve viney， tort liability， in： george a. bermann ed.， introduction to french law， wolters kluwer 2008， p.249.

[5]参见[日]山口俊夫『フランス債権法，東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第122頁。

[6]vgl. larenz/canaris，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t， 2. halbband， 13. aufl.， 1994， s.488； jauernig/teichmann (2007)，§836rn 1.

[7]参见梁慧星：《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几个问题》，《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8]参见杨立新：《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582页。

[9]曾经参与该司法解释起草的陈现杰法官对此作了说明。参见陈现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若干理论与实务问题解析》，《法律适用》2004年第2期。我国有学者对德国交往安全义务理论进行了介绍与研究。参见李昊：《交往安全义务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周友军：《交往安全义务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关于日本的安全照顾义务，可参见[日]宫本健藏：《日本的安全照顾义务论的形成与展开》，金春龙译，载许章润编：《清华法学》第4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255页。

[10]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页。

[11][12]参见[日]森島昭夫「不法行為法講義，有斐閣，1987年，第54頁，第55頁。

[13]参见张奕：《紫金矿业水污染系人为》，《新京报》2010年7月17日。

版权危机论文篇(7)

关键词：见义勇为行为；行政协助；公共负担平等；行政补偿

见义勇为不同于一般的好人好事，义士们更多的是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或与灾害事故的斗争。由于我国法律滞后，见义勇为者的损失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赔偿和补偿，因而英雄流血又流泪的事时有发生，本文试从行政法角度分析见义勇为行为，以期为实践中此类问题的处理提供理论思维。

一、对见义勇为行为的界定

见义勇为一词最早源于《论语·为政》里的“见义不为，非勇也”这句话，意思是：看到正义的事，便勇敢地去做。①然而，“正义有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现不同形状并极不相同的面貌”，②各地的见义勇为立法对见义勇为行为的界定也不尽一致。③笔者认为，见义勇为行为是对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维护，而这种维护的前提是国家、集体、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正在处于危险状态。这种“危险”不外乎来源于人和自然这两方面的因素。人的因素表现为违法犯罪分子对国家、集体财产和公民个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的侵犯，这时见义勇为表现为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自然的因素表现为自然力量对国家、集体和个人合法权益的损害，如洪水、火灾等自然灾害，这时见义勇为就表现为抢险救灾。因而见义勇为行为应包括与违法犯罪作斗争和抢险救灾这两类行为。另外，见义勇为行为对于见义勇为者来说应具有高度的人身危险性。社会之所以要对见义勇为者进行褒奖，视见义勇为为高尚的道德行为，其原因在于见义勇为者能为常人所不能为，在危难时刻，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舍身而取义。这是常人很难做到的。假如我们将打雷下雨时帮人收衣服、雪中送炭之类一般的好人好事也称为见义勇为，那是毫无意义的。这种高度的人身危险性，不是主观上的想象，而是客观表象。如犯罪分子拿着管制刀具对他人进行侵犯，这时，见义勇为者就有生命危险。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见义勇为行为是指，公民无法定或约定义务，为保护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不顾个人安危，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对其具有高度人身危险性的行为。

见义勇为行为有以下四个特征：

第一，高度的人身危险性。见义勇为者救人于危难之时，常常要冒着生命危险。实践中，见义勇为者受伤致残的为数不少，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第二，紧急性。见义勇为行为常常是在非常危急的时刻，未能及时获得国家力量的有效介入的情况下作出的。若当事人不能获得及时援助，就有财产人身受到侵害的危险。

第三，利他性。见义勇为者实施其见义勇为行为纯粹是一种利他行为，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维护公共秩序与安全。这体现了见义勇为者无私奉献的崇高品德，这也是我们对见义勇为者进行褒扬并鼓励大家学习的重要原因。

第四，结果的双重性。见义勇为者通过其行为，一方面，不但维护了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又给其他人带来了公共安全感，维护了公共秩序和安全，所以，见义勇为行为也是对公共利益的维护。

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是见义勇为行为，要结合主客观两方面进行考虑。

首先，在主观方面，行为人具有维护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安全的目的。若行为人明知受害人的利益是非法的，而去“救助”，便不能被视为见义勇为者，而且还要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若行为人对加害人曾有怨恨，恰遇其有违法犯罪行为，行为人出于报复心理而对被侵害人实施救助，也不应视为见义勇为。

其次，在客观方面，还须满足以下条件：

第一，行为人无法定或约定保护国家、集体和他人合法权益的义务。有无法定义务主要从行为人的身份上进行判定。若行为人是人民警察，则当然地认为有此义务。①有无约定义务，看行为人与受害人是否存在保护受害人的合同。如宾馆中的保安就有义务保护宾馆内旅客的人身财产安全的义务，这种义务是基于旅客与宾馆之间的约定。

第二，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正处于危险状态下，有受到危害的可能。正处于危险状态下，是见义勇为行为实施的时间限制，即正在遭受违法犯罪分子不法侵害或正在遭受洪水、火灾等自然灾害的损害。若行为人在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之后，进行救助，如将负伤的被害人送往医院，帮助受害人民重建家园，则不应视为见义勇为行为，而是其他类型的好人好事。另外，可能出现行为人与受害人均处于危险状态之下的情况。若行为人所受到的侵害明显小于受害人，行为人通过自己的行为，不仅维护了自己的利益，而且也维护了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倘若我们无法客观地判断行为人的主观动机目的，则推定其行为是见义勇为行为；若此时行为人所受到的侵害程度接近或大于其他受害人，则推定行为人的行为主要出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其行为不是见义勇为行为。

第三，行为人实施对国家、集体和他人合法权益进行维护的行为，对其自身有高度的人身危险性。这一点上文已有所述，在此不再重复。

二、见义勇为行为的行政法视角

在正式进入从行政法角度研究见义勇为行为前，笔者认为有必要简述一下见义勇为行为在民法上的定位以及目前各地见义勇为立法的相关背景，这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从行政法角度研究见义勇为行为的必要性。

见义勇为在民法上实际上是一种无因管理之债。见义勇为者在其高尚行为中，有财产损失、受伤致残甚至死亡的，其本人或家属可以向受害人请求适当的补偿。“适当”意味着不能填补见义勇为者的全部损失。①在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情况下，还可以要求造成其财产损失的或人身损害的违法犯罪分子赔偿全部损失。②但实践中，由于违法犯罪分子或是未被抓获归案，或是虽被抓获归案，但无力赔偿，因而见义勇为者及其家属的利益难以得到切实有效的维护，见义勇为者致残或死亡的，情况更加突出。根据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对全国569位见义勇为者英烈的生活状况的调查，因伤亡导致生活困难的占1/3左右。③针对这种情况，为了弘扬正气、鼓励见义勇为行为，各地纷纷成立了见义勇为基金会，对见义勇为者进行褒奖。但由于基金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社会捐赠，没有国家财政支持，因而资金有限，基金会对见义勇为者及其家属的奖励无异于杯水车薪。同时，各地也对见义勇为的行为进行立法，对见义勇为者进行奖励或保障，规定了见义勇为者可以享受诸种不同的待遇。

笔者认为，各地的立法实际上是对日益要求对见义勇为者进行保护或生活保障的舆论回应，其目的是在“雷锋越来越少”的道德现状下，通过对见义勇为进行行政奖励，以弘扬社会正气，维护社会治安，鼓励更多的人向见义勇为者学习，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缺乏对见义勇为行为的本质认识。笔者认为，见义勇为行为是行政法上的行政协助行为。对于行政协助行为，行政法学界并未引起较大关注，学者们一般在论及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或权利时顺便提及行政相对人有行政协助权。行政协助权，是指行政相对人有主动协助国家行政管理的权利。④据之，可以将行政协助行为定义为：公民主动协助国家行政管理的行为。行政协助行为有以下特征：第一，公民没有协助行政机关的义务。也就是说，根据法律的规定，公民没有协助的义务；同时，公民也没有受行政机关的委托要求其协助。第二，公民所协助的事务属于国家行政管理的范围。

见义勇为行为是行政协助行为。一方面是因为见义勇为者在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正在遭受违法犯罪活动的侵害或自然灾害的损害时，没有对其进行维护的义务。另一方面，国家有义务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①如《人民警察法》②第2条第1款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③第38条第1款前段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领导，采取措施，做好防汛抗洪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④第3条规定：“消防工作由国务院领导，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消防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保障消防工作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第32条第4款又规定：“消防队接到火警后，必须立即赶赴现场，救助遇险人员，排除险情，扑灭火灾。”见义勇为者通过自己的行为，帮助国家履行了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的职责。国家也因为见义勇为者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其维护公共秩序与安全、保护他人合法权益的职责。因而见义勇为行为是一种行政协助行为。

既然见义勇为行为是一种行政协助行为，见义勇为者通过这种行为从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而国家则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和维护者，其维护公共利益的费用则由国家财政负担，那么见义勇为者在见义勇为中的损失也应由国家财政负担，以体现公平。故笔者主张，见义勇为者可以因其在实施行政协助时所受到的损失而向国家请求行政补偿。行政补偿是指行政主体的合法行政行为给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依法由行政主体对相对人所受损失予以补偿的制度。⑤这里的合法行政行为，显然应当包括行政机关积极主动的作为和由于客观情况不能而不作为（在见义勇为的情形中，行政机关可能由于客观条件的原因而未能及时行使其职权）。关于行政补偿的理论，主要有公共负担平等说、结果责任说、特殊牺牲说、社会保险论、社会协作论、人权保障论六种。⑥本文在此不逐一介绍。目前，学术界大都赞成公共负担平等说。该说源自法国，认为政府的活动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实施，其成本和费用应由全体社会成员平等负担。公民由于行政活动而受到损害，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承受的负担，必须平等地分配予全体，不能由少数人负担。⑦法国1970年10月9日的盖纳德案可以很好地印证这一理论。案件是讲一名年迈的妇女跌进一条沟渠，并因此受伤。她大声呼救，盖纳德先生闻讯之后赶赴现场救助，但他也不慎掉进该沟渠，并因此受伤。行政法院认为，由于盖纳德企图救助这位妇女，从事的是一种市镇当局的公共事务，因此他可以从市镇当局处获得赔偿。⑧此处用“赔偿”而非“补偿”是因为法国行政赔偿责任分为过错责任和危险责任两种，①危险责任是行政机关无过错的合法行为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责任，实质上相当于补偿。

如前所述，见义勇为行为是一种行政协助行为。见义勇为者从事的抢险救灾或与违法犯罪活动作斗争是行政机关的一部分公务，是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因而见义勇为者在其见义勇为行为中所遭受的损失，如受伤后的医疗费等，应视为其为维护公共利益所承受的负担，并且相对于一般公民来说是一种额外负担。因为，一般公民主要通过依法纳税来实现其对公共利益的负担。纳税的方式、标准等均由国家法律规定，适用于所有人。因而，在通常情况下，公民的公共负担是平等的。国家则运用这部分财政收入来组建和维持保护公共利益的力量，如警察队伍等，对公共利益进行维护。当出现危害公共利益事件时，如发生违法犯罪活动或发生火灾水灾等，由国家出面加以维护。若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受伤致残等，国家可以从财政中拿出一部分来对这部分人的损失加以填补。在这种状态下，一般公民没有对公共利益进行维护的义务，一般公民也均未对公共利益有所负担，因而他们对公共利益的负担也是平等的。但在发生见义勇为的情形中，由于见义勇为者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就不享有国家工作人员因公负伤等一系列的待遇。实际上，此时见义勇为者所遭受的损失是他在已经履行了作为一般公民的纳税义务外，对公共利益的额外负担。此时与其他公民相比，出现了公共负担不平等的情况，即见义勇为者承受了比其他公民更多的公共负担。根据公共负担平等理论，国家应从财政中拿出一部分来对见义勇为者这种额外付出加以补偿，对见义勇为者的额外负担加以填补，使见义勇为者对公共义务的负担达到其实施见义勇为行为前同等的状态，从而实现公民公共负担的平等。

目前，我国并没有对行政补偿进行统一的立法，有关行政补偿的规定散见于单行法律、法规中。对行政机关合法行政行为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不补偿是原则，补偿是例外，即只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才可以补偿。本文认为，鉴于见义勇为行为的特殊性，以及我们历来强调要“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的精神，有必要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专门立法，对见义勇为者的损失进行补偿。一方面，可以弘扬社会正气，使更多的人向见义勇为者学习；另一方面，可以使见义勇为者及其家属的生活有所保障，使其损失得以弥补，以实现实质正义。

三、见义勇为者行政补偿请求权行使方案的初步设计义勇为者或其家属可以要求国家对其进行行政补偿。那么，见义勇为者应向哪个国家机关要求补偿呢？应怎样进行补偿呢，下面，笔者将谈一下自己的构想。

第一，关于补偿的义务机关。笔者认为，见义勇为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作为补偿的义务机关比较合适。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首先，中国的现行行政主体理论日益受到挑战。有学者主张吸收国外的行政主体理论对我国现行行政主体理论进行重构。②而国外的行政主体一般可分为国家、地方团体和其他行政主体三种。地方行政团体是以一定的地区及在那居住的居民为基础，以在该地区内实施有关公共服务目的而设置的，对该地区居民具有支配权的公共团体。①地方行政团体相当于我国的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因此笔者将补偿义务机关定位为政府而不是依据现行行政主体理论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而被视为“行政主体”的政府的各个部门。其次，“行政补偿费一般不单独在国家财政中列出，也不实行集中管理，而是由具体行政补偿义务机关分散管理。这一点与国家行政赔偿不同。行政赔偿单独列入国家预算，并且由国家行政机关实行集中管理。”②因而在设置补偿义务机关时必须考虑到其经济负担能力。考虑到若将乡镇级人民政府作为补偿义务机关，由于其财力有限，往往难以承担一些见义勇为者的巨额补偿费用。而我国各省的地域范围比较大，若将省级人民政府作为补偿义务机关，那么就不易于离省会或者首都较远的见义勇为者行使其补偿请求权。而县级人民政府作为补偿义务机关，既能够在财政上承担，又能便于当事人行使权利。

第二，关于行政补偿的范围和标准。笔者认为补偿的目的在于弥补见义勇为者的损失，以实现公共负担的平等。我们应对见义勇为者在其见义勇为中所遭受的损失进行全部补偿。见义勇为者有财产上损失的，应补偿其财产上的损失；见义勇为者受伤的，应补偿其医疗费用及医疗期间的工资损失；致残的，除补偿上述费用外，还应评定伤残等级，使其享有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公负伤的待遇；死亡的，应向其家属补偿其生前医疗费用和丧葬费，并发放抚恤金。以上工资、丧葬费及抚恤金补偿标准应参照各县的生活消费水平和工资水平。

第三，关于补偿的程序，由于近来学者大都认为，“将行政补偿作为一种具体行政行为看待，将其纳入具体行政行为研究更为科学”。③故补偿的程序应符合作出一般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要求，行政机关主动对见义勇为者及其家属补偿的，应先对当事人发出补偿通知，并在通知中列明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权利及时限。然后，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向其说明理由，答复其意见。最后，作出补偿决定，并告知复议或诉讼的权利及时限。见义勇为者及其家属向义务机关申请补偿的，应以书面方式提出。申请书中，应说明要求补偿的事实理由和数额。补偿义务机关接到申请书后，应进行审查，并将拟作出的补偿决定告知申请人，听取申请人的意见。在此基础上作出补偿决定，并告知复议和诉讼的权利及时限。当事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向其上一级人民政府提请复议，或向同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对复议不服的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以上关于复议和诉讼的时效，可参照《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另外，由于见义勇为行为属民法上的无因管理之债，见义勇为者可以向受害人请求适当的补偿，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情况下，还可以向造成其人身财产损失的违法犯罪分子要求赔偿。①这样，见义勇为者就享有民法上的请求权和行政法上的请求权。那么见义勇为者应如何行使这两种请求权呢？笔者认为，见义勇为者对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的维护，及违法犯罪分子对见义勇为者的侵害是第一位的，而见义勇为者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则是第二位的，即见义勇为者实际上是通过对国家、集体和他人合法权益的维护，进而维护了公共秩序与安全。见义勇为者及其家属应首先行使民法上的请求权，只有其行使民法上的请求权不能切实弥补其全部损失时，才可请求国家补偿。这样，既可在保障见义勇为者权益的前提下，又可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是一种比较现实可行的做法。

参考文献

①箩竹风主编：《成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年版，第388页。

②参见[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

③如《青岛市表彰与保护见义勇为公民条例》（l997年11月27日青岛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见义勇为，是指公民为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同各种犯罪行为作斗争，排除治安灾害或采取其他措施进行保护和援助的合法行为；本条例所称治安灾害，是指由于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行为而引起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灾害事件。而《浙江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1999年12月8日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第2条第2款规定：本条例所称见义勇为行为，是指公民在法定职责之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北京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2000年4月21日北京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见义勇为，是指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与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1995年2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第2条第1款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维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

①②参见周辉：《见义勇为行为的民法思考》，2000年5月27日《人民法院报》（京）。

③培填：《见义勇为呼唤法律维护伞》，《法苑》1996年第6期。

④胡建淼：《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

①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②1995年2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③1988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④1998年4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⑤⑥⑦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9页；第475、476页；第475页。

⑧胡建淼：《比较行政法──20国行政法评述》，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页。

①胡建淼：《比较行政法———20国行政法评述》，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页。

②参见薛刚凌：《行政主体之再思考》，《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

①薛刚凌：《行政主体之再思考》，《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

②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