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迹考察报告篇(1)

每年的金秋九月，我院的书法班都会由老师带队外出考察，这是书法班的传统，也是每位同学增长见识，提高个人素质的好机会！我们会继承这个传统，将书法艺术发光发热！

具体考察：

第一站：襄樊

地点：米公祠

9月6日，我们师生22人在湛江火车站乘坐1474次列车向湖北襄樊首站出发。我们坐了28个小时的绿皮硬座火车，条件相当艰苦，对大多数没有坐过火车的同学来说可是一次考验！尽管路途艰辛，但也阻止不了我们的步伐！我们住宿是火车站旁廉价的招待所，吃的是便宜菜饭，买的是团体票，出门坐公车！同学们一路高歌，互相帮助与配合，一切都那么和谐愉快！

9月8号我们参观了著名的米公祠！

米芾，北宋著名书法家画家，字元章，号襄阳居士。米公祠，原名米家庵，始建于元，扩建于明，后改名米公祠。自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始，先后由米芾第十八代孙米瓒、十九代孙米爵、二十代孙米澎重建；清同治四年（1865年）再建。祠内有纪念性建筑拜殿、宝晋斋、仰高堂等。并珍藏有清雍正八年（1730年）由其后裔摹刻的米芾手书法巾45碣，其它碑刻145碣。《米公祠及其石刻》1956年被公布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05月25日，米公祠作为清代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米公祠位于襄樊市樊城西南汉水之滨的米公祠，原名米家庵，是为纪念中国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而修建的祠宇。祠内亭台廊榭错落有致，五百年银杏巍峨参天。画廊里陈列着米苏黄蔡遗墨石刻100多块，其书法艺术韵味生动，炉火纯青。米公祠可谓一座巨大的艺术宝库。

第二站：西安

地点：参观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碑林、秦始皇兵马俑、西安博物院等地

9月8日晚我们从襄樊火车站乘坐K628班次火车去往西安。9月9日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终于到了西安，在西安美术学院附近找了旅馆安顿！西安，是举世闻名的世界四大古都之一，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多、建都朝代最多、影响力最大的都城，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9月10日，我们一早出发，参观了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位于陕西西安的一座国家级综合性历史类大型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以其丰富的文物藏品成为展示陕西历史文化和中国古代文明的殿堂，被誉为“古都明珠，华夏宝库”。 西安自古帝王都，历史上先后有周、秦、汉、唐等十三个封建王朝在此建都，地上地下文物非常丰富。形成了陕西独特的历史文化风貌。陕西历史博物馆建成后，集中珍藏陕西地区出土的珍贵文物37万余件。

9月11日，参观碑林。碑林是收藏我国古代碑石时间最早、名碑最多的一座文化艺术宝库。其创始者为北宋名臣吕大忠（陕西蓝田人），时任陕西转运副使。碑林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石刻的集中点之一，也是历代名家书法艺术荟萃之地。“碑林”由于碑林丛立如林，蔚为壮观而得名。碑林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已它独特的收藏而成为中外驰名的艺术瑰宝。西安碑林现收藏有自汉代至今的碑石、墓志近3000件，展出1089件，收藏碑石、墓志的数量为全国之最，且藏品时代系列完整，时间跨度达2000多年。这里碑石如林，篆、隶、楷、行、草各体俱备，名家荟萃，精品林立，令人惊叹不已。

9月12日，我们参观了西安博物院。西安博物院是陕西省西安市的一座集博物馆、名胜古迹、城市园林为一体的博物馆。2007年对外开放。以展示的珍贵文物，唐代千年古塔、悠扬的雁塔晨钟、秀丽的园林景观而闻名。 西安博物院以著名唐代建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小雁塔为中心，整体按文物鉴赏、旅游观光、综合服务三大功能区设计，形成集博物馆、名胜古迹、城市公园为一体的历史文化休闲场所。

9月13日，参观秦始皇陵兵马俑。秦始皇陵位于距西安市30多千米的临潼县城以东的骊山脚下。据秦始皇陵兵马俑史书记载：秦始皇从13岁即位时就开始营建陵园，由丞相李斯主持规划设计，大将章邯监工，修筑时间长达38年。兵马俑，泥塑的世界，在这里，可感受到那个久远王朝的历史气息，其政治、军事、文化、艺术等等，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凝结成了一点，于是有了这两千多年后的神秘魅力。仔细观察，它们按品字型布局，根据发掘的先后，分别命名一号坑、二号坑、三号坑。仔细地注视着这方俑坑，两千多年的沧桑，依然保存了当年的时代气息和鲜明的个性，8000多件陶俑，一万多件古兵器在这里先后被发现和挖掘。看着这些栩栩如生，神态各异的俑人，基本上都在1.9米左右，高大魁梧，我不得不赞叹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是他们凝固了历史，鲜活了生命，把深厚的文化和精湛的艺术宏伟壮丽地再现于千年之后，通过古典写实主义的手法，创造了泥塑艺术的辉煌篇章，填补了中国艺术领域的空白。

在西安逗留了五天，每天的行程都满满的，参观古都名胜古迹的同时，也品尝了当地的美食，领略到这里的风土人情。白天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参观西安的名胜古迹，晚上同学三五成群各自活动。记忆最深的就是夜晚的大雁塔，每晚都有音乐喷泉，十分美丽！大雁塔是西安市的标志性建筑和著名古迹，是古城西安的象征。因此,西安市徽中央所绘制的便是这座著名古塔。还有西安最热闹的回民街，回民街作为饮食集中的街区而出名，这里现在虽然被当作了针对外地游客的旅游点，但其实当地居民一直把这里当做吃小吃、逛街休闲的主要场所，尤其是夏天的夜市上在此吃饭纳凉消磨时间的市民的更多。其实整个“回坊”地区都是饭馆林立，各种各样的清真食肆与摊点密密麻麻连成一片，其中不乏当地人最认可的老字号小店。“回坊”地区除了北院门、大学习巷、西羊市外，还包括大皮院、东羊市、北广济街、桥梓口等一大片区域，老西安把这一带叫做“坊上”，在坊上可以探寻最平民最真实的西安生活。不过后几个地方要从回民街向深处走得远些，不容易找到，外地游客相对很少。

这座城市给我的感觉既古老又现代，充满活力与文明的美丽城市！

第三站：洛阳 目的：参观龙门石窟

9月14日，告别西安我们踏上开往河南洛阳的火车，似乎同学们对西安的印象都很好，甚至有点不舍离去！旅途还在继续，向下一个目的地进发！

西安到洛阳坐火车只需5个小时，14号傍晚就到洛阳了。在火车站附近找了旅馆安顿下来，第二天就去龙门石窟！

9月15日，我们坐车到了龙门石窟！龙门石窟是中国著名的三大石刻艺术宝库之一，位于河南省洛阳南郊12公里处的伊河两岸。经过自北魏至北宋400余年的开凿，至今仍存有窟龛2100多个，造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3600余品，多在伊水西岸。数量之多位于中国各大石窟之首。其中“龙门二十品”是书法魏碑精华，唐代著名书法家褚遂良所书的“伊阙佛龛之碑”则是初唐楷书艺术的典范。龙门石窟也是书法艺术史的宝藏。著名的书法精品龙门二十品，是后代碑拓鉴赏家从龙门石窟众多的石刻造像题记中精选出来的书法极品。这些碑刻不仅记录了发愿人造像的动机、目的，还为石窟考古分期断代提供了依据。清代学者康有为曾大力提倡整个社会书写要用魏碑体，还称赞魏碑有十美，如：笔法跳跃，结构天成，血肉丰美等。时值今日，魏碑体还作为标语、装潢用字广泛使用。由此可见，二十品在书法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龙门石窟是佛教文化的艺术表现，但它也折射出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时尚。石窟中保留着大量的宗教、美术、建筑、书法、音乐、服饰、医药等方面的实物资料，因此，它是一座大型石刻艺术博物馆。

龙门石窟十分壮观，大大小小的石像非常宏伟，震撼了游客的每双眼睛！

第四站：孔子故里曲阜

地点：参观孔庙 孔林 孔府

9月15日晚，我们在洛阳火车站坐车去山东兖州，第二天早上6点到了兖州，再从兖州做汽车到曲阜。由于长途跋涉，我们在曲阜找到旅舍已经是上午了，同学们都很疲劳，所以16号修整一天，17号参观孔府！

9月17日上午，我们参观了孔府。孔府也称圣府，是孔子的后代子孙们居住的地方，历史上，孔子的后代继承人都被称之为"衍圣公"。孔府是孔庙的西邻，规模相当宏大，是我国仅次于明、清皇帝宫室的最大府第。孔府建筑原有170多座，560余间，现存152座，480间，其中大门、仪门、大堂、二堂、三堂、内宅门、前上房、迎恩门、家庙等是明代建筑，其他均为清。代建筑。古建筑面积现存12740平方米。孔府中亦收藏有大量的珍贵文物和艺术品。如：著名画家周之冕、高其佩、郑板桥的绘画作品；著名书法家董其昌、文征明的书法手迹；宋、元、明各时期的雕版印刷珍品、善本书籍，以及精致的玉雕、木雕、陶瓷、青铜器等工艺品等，供游人参观鉴赏。其中最著者为“商周十器”，也称“十供”，原为宫廷所藏青铜礼器，清高宗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赏赐孔府。

曲阜是一座非常有特色的城市，城市的绿化，交通及文明建设都做的非常好！称为“东方圣城”一点不为之过，重要的是这个城市没有高楼大厦，就连交通车也不多，依旧保留着古代的建筑，十分具有当地特征！有名的孔庙，孔府，孔林！都是值得人们一览之地，还有当地的孔府菜在我国的饮食文化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第五站：泰安

地点：参观岱庙 爬泰山 观摩泰山石刻

9月17日下午在曲阜汽车站坐汽车去往泰安，下午到达泰安，并在火车站附近找到旅舍！

9月18日参观岱庙。岱庙坐落于山东省泰安市区北，泰山的南麓，俗称“东岳庙”。它是泰山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为道教神府，是历代帝王举行封禅大典和祭祀泰山神的地方。庙城堞高筑，庙貌巍峨，宫阙重叠，气象万千。岱庙创建于汉代，至唐时已殿阁辉煌。在宋真宗大举封岱庙禅时，又大加拓建，修建天贶殿等，更见规模。其建筑风格采用帝王宫城的式样，周环1500余米，庙内各类古建筑有150余间。岱庙与北京故宫、山东曲阜三孔、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并称中国四大古建筑群。

9月19日早早起床出发爬泰山！泰山，通常指我国的五岳之首，有“天下第一山”之美誉，又称东岳，中国最美的、令人震撼的十大名山之一。泰山位于山东省中部，自然景观雄伟高大，有数千年精神文化的渗透和渲染以及人文景观的烘托，著名风景名胜有天柱峰、日观峰、百丈崖、仙人桥、五大夫松、望人松、龙潭飞瀑、云桥飞瀑、三潭飞瀑等。泰山于1987年被列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名录。数千年来，先后有十二位 皇帝来泰山封禅 。孔子留下了“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赞叹，杜甫则留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千古绝唱。另外，泰山还有岳父的意思。泰山石刻涵括了整个中国的书法史，展示了中国书法艺术形变神异、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书法艺术在泰山主要以石刻形式保存下来，其中大部为自然石刻，少量为碑碣。泰山石刻源远流长，分布广泛，数量众多，现存碑刻500余座、摩崖题刻800余处，碑刻题名之多冠中国名山之首，成为一处天然的书法展览，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史料价值。

俗话说“下山容易上山难”，其实都不容易。这次考察之旅相信同学们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爬泰山了。我们从早上8点半开始爬山一直到下山已经是傍晚天黑了，每个人都是腰酸腿疼，但是没有留下一丝遗憾，毕竟爬上山顶那一刻是值得回味的，那一刻有种征服的感觉，就像整个泰山整个城市就在脚下。

9月20日，爬完泰山师生们已经筋疲力尽腰腿疼痛，今天休整一天，自由活动！

第六站：杭州

地点：游西湖 参观西泠印社

9月20日晚，我们在泰安火车站向杭州出发。

9月21日下午到达杭州火车站，我们在浙大西溪校区住研究生的宿舍，宿舍环境条件相当很好，相比杭州的旅馆和招待所。

9月22日，今天是中秋佳节，天下着朦胧细雨，我们来到西湖，参观了位于西子湖畔的西泠印社！西泠印社创建于1904年的西泠印社，是中国成立最早的著名印学社团，以篆刻书画创作、研究的卓越成就和丰富的艺术收藏在海内外久享盛誉。印社自成立以来，名家荟萃，人才辈出。这个学术团体，遐迩闻名，为中外时人所称道。西泠印社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孤山西南侧，社址总面积为5757．865平方米，居山而建，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各具特色，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致互相映衬，构思布局极为精巧。主要建筑有柏堂、竹阁、仰贤亭、还朴精庐等，均挂匾披联，室外摩崖凿石林立，名人墨迹触目可见。内建中国印学博物馆，收藏历代字画、印章多达六千余件。

杭州西湖人间天堂，“最美不过西子湖，人在天堂水云间”。杭州西湖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部， 杭州市市中心，旧称武林水、钱塘湖、洗子湖，宋代始称西湖。它以秀丽的湖光山色和众多的名胜古迹闻名中外，是我国著名的旅游胜地，也被誉为人间天堂。风景区以西湖为中心，分为湖滨区、湖心区、北山区、南山区和钱塘区五个地区，总面积49平方公里。西湖的美在于晴天水潋滟，雨天山空蒙。无论雨雪晴阴，无论早霞晚辉，都能变幻成景；在春花，秋月，夏荷，冬雪中各具美态。湖区以苏堤，白堤两个景段的优美风光称著。西湖景区是立体和全方位，不论从哪个角度都能领略她的风姿，素有“景在城中立，人在画里游”的美称。西湖不仅独擅山水秀丽之美，林壑幽深之胜，且更有丰富的文物古迹、优美动人的神话传说，把自然、人文、历史、艺术巧妙地融为一体。西湖四周，古迹遍布，文物荟萃，60多处国家、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20多座博物馆（纪念馆）熠熠生辉，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游览胜地。

西湖十景：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

这是我第二次来杭州，第二次游览西湖，却给我的感受是强烈的！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流连在杭州，忘情于西湖。杭州这座充满历史与故事的城市，在今天繁华依旧，每个到杭州的游客无不流连忘返！

9月23日，自由活动！同学们三五成群结伴出游！感受杭州的美。

杭州有名的特产：杭州丝绸 西泠印泥 青溪龙砚 西湖绸伞 张小泉剪刀 西湖龙井 王星记扇子等等。

在杭州逗留2天，这城市规划相当有特色，绿化条件好，城市的文明与历史体现出杭州独具的魅力！一座城市的历史往往会折射出这里人文气息与文明。我不否认我已深深爱上这座城市，当然以后有机会还是会再来的！

9月24日，收拾心情带上行李，本次外出考察最后一站结束，我是依依不舍的踏上火车离开杭州！

9月25日下午三时，经过28个小时，我们终于到达湛江火车站！回到学校，这次旅途正式划上圆满句号！

相信本次考察同学们一定收获不少，心中必定留下深刻记忆，日后必有所作为！

古迹考察报告篇(2)

中国现阶段提出的微痕考古,是把西方石器微痕分析技术(use-wearanalysis)和埋藏学中的表面改造痕迹(surfacemodificationmarks)研究融合在一起,新形成的一个研究方向明确、研究内容较深、学术意义更强的特色研究领域,其对考古学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该论文还使用微痕考古的观念,对中国史前人类人工痕迹现象进行了研究性总结,认为人类自古以来的行为痕迹可以分为经济生产性痕迹和文化意识性痕迹两大类。经济生产性痕迹指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经济生产时产生的各种痕迹,如制造石器时在石质原料表面产生的各种片疤和使用石器获取肉食资源时在骨骼表面产生的砍砸、切割痕迹等;而文化意识性痕迹是指人类不是出于直接的经济生产性目的,而是在体现思维、意识领域方面特殊行为过程意制造的痕迹。这类痕迹在经过人类初期对自身行为、工具、痕迹现象进行观察和认识,并经过对生存环境、生活阅历的提炼后,逐步萌生出记号、符号、图画、文字及其他艺术品等。按目前的考古发现,中国已知最早的经济生产性痕迹距今约200万年,如安徽繁昌人字洞发现的骨制品等。而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文化意识性痕迹,是在距今12万年左右才产生,最早作品是重庆市奉节县兴隆洞遗址出土的在剑齿象门齿化石上出现的刻划图案。中国文化意识性痕迹的发展规律是:该类痕迹最早是通过线条刻划来表现的,其刻划内容主要是植物、动物等自然环境性主题。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除了刻划类的文化意识性痕迹外,新出现了钻孔和磨制类的文化意识性痕迹。新石器时代,在刻划类痕迹基础上衍生出描绘类痕迹。痕迹线条不再是以直线条为主,而是以多种写生性和几何形图案为主,表现主题也演变为以人及与人相关的世界观为主。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刻划记号、符号的基础上,开始萌生最初的汉字初文。中国人类是由最初的简单刻划,开始逐步走向文字文明时代的。中国古人类从线条刻划到创造出文字文明,这个时代大约经过了12万年或更久。

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基础上,该团队由武仙竹教授领衔,与国内其它同仁一起,通过微痕考古的新方法、新手段,在长江中上游区域考古,尤其是在位处重庆市、湖北省境内的三峡区域考古中,取得了较为重要的成果,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关于三峡区域考古的学术著作,并在《科学通报》、《人类学学报》、《第四纪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批颇具价值的学术论文。例如近期在《湖北郧西黄龙洞更新世晚期古人类遗址》[2]中,他们利用微痕考古方法,分析了遗址出土石制品的制作、加工与使用痕迹,研究了该遗址的石器特征及其与中国传统石器文化的关系,指出位处我国中、西部的秦巴山区,在距今约10万年期间,生存着与现代人体质特征一样的古人类,这些古人类的石器文化既有中国南方石器工业的特征,也有中国北方石器工业的特征,反映着当时中国境内古人类存在有较普遍的文化交流现象。在《郧西人遗址洞穴发育与埋藏环境的初步观察》[3]中,则从洞穴发育、地层堆积与人类遗迹等微观现象方面,解释了古人类遗址的古环境与埋藏过程。在《湖北官庄坪遗址动物遗骸研究报告》[4]中,根据墓葬中出土动物遗骸的生长特征与人工处理微痕,研究出三峡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中随葬有与人类亲密接触、具特殊关系的大熊猫。这一研究成果不仅显示三峡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生存有大熊猫,为大熊猫演化和生存环境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同时也揭示了三峡古居民有使用大熊猫随葬的现象,并指出这种葬俗目前在世界上还是唯一的。

通过大量的田野考古研究和科学实验,该研究团队除了在微痕考古的学科内涵、特点及其方法论上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与看法,由此对该学科领域的内在规定性及学科理念进行了理论上有益的探索外,同时在微痕考古实践中,无论在技术方法和研究结果方面,都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譬如,从遗址里发掘出土的骨化石表面痕迹中提取人类行为模式、埋藏学现象和其他动物对骨骼(化石)的利用等研究信息,是世界范围内史前考古研究中的热点。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领域的研究只能使用肉眼裸视观察和光学显微观察等技术进行分析。这些分析方法在微痕性质和鉴定标准、微痕数据提取、研究结果交流等方面,均存在有很大限制性。面对这种国际考古界普遍感到困难的技术难题,该团队探索研究出使用三维数字模型和正投影等值线分析技术,对骨化石表面痕迹现象进行分析研究的方法。该方法改变了以前只能对痕迹进行平面、静态观察分析的局限,能够在立体、动态的角度观察痕迹特征,并且能够准确提取需要研究的各种痕迹数据,在研究结果的交流等方面也更加方便、准确。这一技术难关的突破,使微痕考古在研究技术和方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该团队也正是通过这种先进技术和方法的使用,在湖北省郧西县白龙洞古人类遗址骨化石表面痕迹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5]该项研究确认了白龙洞遗址骨化石表面保存有人工工具制造痕迹、屠宰切割痕迹、动物踩踏痕迹、食肉类和啮齿类动物啃咬痕迹等。其中动物踩踏痕迹,是国内第一次对该类痕迹性质进行确认。它显示当人类猎获的动物骨骼曝露在洞穴地表面时,其他动物也曾经在洞穴内居住或活动过。古人类当时并没有对白龙洞这一天然居址长期占有,从而对认识古人类对白龙洞洞穴居址的利用、古人类行为模式和遗址埋藏过程等提供了可靠证据。而对该遗址屠宰分割性痕迹研究中,则从动物肢梢骨的趾骨部位上,发现人类当时已掌握对捕获动物从肢梢骨进行毛皮剥离的技术。这种技术以前最早发现在法国南部中更新世晚期的Lazaret遗址(距今约40-50万年),而白龙洞遗址的发现,则反映中国古人类在中更新世早期(距今约70万年)已掌握、使用了该门专业技术。中国古人类是在中更新世早期已采用了对动物肉食先剥皮、后食用的行为模式,白龙洞古人类是目前已知在世界上最早告别“茹毛饮血”(食用带毛皮的肉类)生活方式的人类。长江三峡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缘,山川瑰丽,自然环境优越,自古是多种野生动物麇集的地方。根据该地区动物遗存研究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关系等,是考古学界视为理想的地方。重庆师范大学科技微痕考古实验室在该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成果。如在三峡南缘湖南花垣杨二洞考察中(与重庆秀山县交界处),从洞穴里的微观沉积现象中,发现了很多小哺乳动物化石,其中有小家鼠、褐家鼠两种动物,时代属于更新世晚期。小家鼠、褐家鼠是世界上现存分布最广的鼠类,动物学界认为它们起源于中国,随着人类活动逐步分布到世界各地(与人类伴栖)。现在它们与人类生活关系非常密切,其中科学实验动物小白鼠、大白鼠,分别是小家鼠、褐家鼠的人工培育种。但是,这两种动物到底在什么时候发源、从什么地方向什么地方迁徙、迁徙时代及路线如何,因材料较少,学术界此前一直没有进行专门研究。该实验室考古人员以杨二洞的发现材料为基础,结合我国以前发现的所有相关材料,研究总结出小家鼠、褐家鼠都是在中国中更新世晚期开始出现,其中小家鼠发源于我国东北,晚更新世开始繁盛起来,向华北和我国南方扩散;而褐家鼠也是在中更新世晚期出现,但它是发源于长江下游,晚更新世开始繁盛后分别向华北、华南广为扩散。[6]这一利用三峡小哺乳动物材料进行的研究,第一次在学术界公布了现今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两种鼠类的发源与演化过程。

重庆师范大学科技微痕考古研究团队,在我国考古学前辈及同仁的帮助、支持下,站在学科前沿,探索使用先进研究技术和方法,在三峡区域动物及旧石器考古中,在微痕考古研究领域内,正不断取得在该学科领域有重要影响的科研成果。我们殷切希望,通过不断探索与努力,该研究团队能在这一新兴学术领城中取得更大成绩。（本文作者：李禹阶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古迹考察报告篇(3)

关键词：活动性；探究性；实践性

中图分类号：G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8-0197-01

周末活动性作业指充分利用周末时间，有效地挖掘活动中蕴藏着的大量的语文练习内容，对学生进行语文训练的作业。笔者从本土文化与社会实践两方面入手对小学高段语文的周末活动性作业设计进行了探索，获得了一些成功的做法，与大家共同分享与交流。

一、趣味盎然的本土文化专题

浙江临海，是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名胜古迹众多，地方特产、风味美食丰富多彩。我们充分挖掘临海丰富的自然、社会、人文资源，不但丰富了学生的生活，而且提高了学生的调查研究能力，增强了学生的见识，同时又对学生进行了热爱家乡的教育。

1.观风景名胜

临海依山傍水、风光秀丽,名胜古迹众多。国家AAAA级旅游景点――江南长城，集具江南特色的公园――东湖公园，古色古香的紫阳街，历史源远流长的孔庙，千年古刹龙兴寺等，都成为我们周末进行本土文化专题研究最好的素材。如对江南长城的研究，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观赏研究江南长城迷人的自然景观；二是研究江南长城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三是研究江南长城的发展历程。学生根据不同名胜古迹的不同特点，分组进行调查研究，对调查的过程和结果及时记录、筛选，记录时可以采用写日记的方式，可附带拍照、画图等进行记录，最后在老师的指导下形成研究报告。因为学生分工合理，搜集的资料全面而有价值，因而写出的研究报告也全面详实。可以推荐学生将研究报告发送到旅游网或是旅游报纸、杂志去发表，增强学生进行语文学习的成功体验。

2.品地方特产

临海地方特产非常丰富，随着临海经济地快速发展，岭景葡萄、涌泉蜜桔、羊岩茶叶、上游杨梅、上盘西兰花等产业脱颖而出。临海特产专题研究就是充分利用学生身边的资源，对学生接触社会、关注民生、增长见识、开阔眼界，提高语文能力创设了良好的条件。在临海特产专题研究中，我首先引导学生制定自己要研究的地方特产名称，再设计调查表，罗列要调查的内容，如特产名称、产地、产品特点、订购方式、广告宣传等，设计好调查表后，根据调查内容进行实地考察，就地品尝，并交将考察结果及独特的感受记录下来，回来后对材料加以整理。调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如通过对羊岩茶叶的调查与研究，学生认识了茶树、茶叶、茶的品种，知道了茶叶的制作过程，懂得品茶及珍藏茶叶的方法，还懂得了鉴赏绿茶茶叶的方法等。在学习中，学生还明白了每一个知名品牌都需要广告的宣传，才有更广阔的推广空间，从而试着写写广告词，供商家参考。对于地方特产存在的问题，如产品包装不精美，订购方式单一等，指导学生给商家提意见，在交往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思维能力、交际能力等。

3.尝风味美食

能享受到美食大餐是人生之幸事。在我们临海，每年都举办风味美食节，各种各样的美食集聚一街，一字儿排开，连外国的朋友也乐得摆上了摊。这吸引着无数的市民、外地游客前来欣赏、品味。美食也深深地吸引着孩子们，他们常常三五成群地去品尝美食。对于风味美食专题研究，学生兴趣盎然。在对风味美食的研究中，我指导学生先确定要研究的美食名称，根据自己在美食节中看到的，听到的，以及自己在网络上了解到的，确定研究对象，再引导学生展开深入地调查访问，主要从美食的颜色、香气、味道、制作工序等方面进行。学生们研究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亲自去买美食来观察、品尝，作好记录；有的通过往日的经验来记录。经过学生周末不断地努力，他们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二、精彩纷呈的社会实践活动

“生活即学习，学习即生活。”语文学习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在生活中学习，在学习中生活。因此，将学生用周末活动性作业的内容取材于学生的日常生活，既使学生容易获得素材进行研究，又使学生的研究所得能有效地指导学生的生活，使学习与生活紧密联系。这样的活动很多，如“动物饲养”、 “植物栽培”、“今日我当家”、“我是卖报小行家”、“卖花使者”、“走进敬老院”、“小小售货员”等。

1.动物饲养活动

饲养动物对家住城市的学生来说有着许许多多的好处：认识动物，了解动物的外形，知道动物的生活习性，学会撰写观察日记，培养持之以恒地做事的习惯等。在周末活动性作业中，可以引导学生撰写周记。首先引导学生挑选自己感兴趣的动物进行研究，接着引导学生去查阅资料，了解小动物的生活习性、生存的环境及对食物的要求、饲养小动物的注意事项等。做好上述准备工作之后，我再引导学生再去购买小动物及所需的物品，并仔细观察小动物，坚持写观察日记。这对丰富学生的生活经验，为日常写作打好基础。经过观察、实践与写作，学生的观察能力，写观察日记能力，收集资料能力等在不断地增强。

2.“今日我当家”

生活是个大舞台，今天，学生在学习中生活；明天，学生将运用自己的所学去生活，因此，现在引导学生关注生活，观察生活，体验生活，平时用习得的知识指导生活，这无疑是一件富有意义的事。“今日我当家”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当家的内容丰富多彩：晨起到早餐店买早点、顺便到菜市场买菜、洗衣、择菜、做一顿丰盛的午饭、带弟弟妹妹等。学生平常最怕作文，经过当家后，学生懂得了生活即是写作的源泉，有了丰富的体验，就不怕写作。同时，也明白了父母当家的辛苦，后来学习时就更努力了。“今日我当家”、“妈妈，您辛苦啦！”、“第一次拖地”、“打扫卫生三步曲”等文章应运而生，学生不再觉得习作那么难。

3.“我是卖报小行家”

学生的语文能力是在社会生活的运用中不断增强的。因此，我们要主动为学生创设参与社会的机会，使他们有展示才能，与社会人交往的机会。我们可能一向都为口语交际该如何教而发愁，如果借活动的机会让学生步入社会，就不会再使他们“金口难开”。如周末到了，可以联系《台州晚报》、《临海日报》编辑部，领取报纸进行销售，把学生推向市场。在销售报纸前，我们应该告诉学生报纸销售的方法，地点的选择，人群的选择，卖报后的奖励等。因为学生经验少，一下子不知道从哪里着手。教师可引导学生到报刊亭卖报纸，也可到车站、医院、景点等地销售。通过方法的指导，使学生不至于觉得卖报太难；通过卖报后的奖励，激励学生要不怕苦，不怕累，圆满完成作业的决心和意志。通过实践，学生口语交际能力、与人交往能力在不断加强，对这个社会的认识也更深刻。

小学高段语文的周末活动性作业，以实践活动为主，使学生增长了见识，陶冶了情操，提高了观察能力，搜集整理资料能力，加强了动手操作能力，写作能力等，丰富了学生的周末生活，增强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お

参考文献：

[1]刘先捍.《活动课程教学研究》，南方出版社2002年3月.

[2]吴云驾.《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研究性学习课程的共性探讨 》2003年5月.

[3]朱建人.《生活作文之研究》 上海教育研究 2004年1月.

[4]艾津.《语文学习方式的选择》小学语文教学2005年6月.

古迹考察报告篇(4)

“要了解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保护中心，首先要了解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孙福喜强调说明。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于1965年在华沙（波兰）成立，它由世界各国文化遗产保护专业人士组成，是古迹遗址保护和修复领域方面惟一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的官方咨询机构，通过派遣世界遗产专员并辅以国际秘书处的工作对申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古迹遗址进行专业评估，并参与世界遗产公约的贯彻落实。

孙福喜说：“我国于1993年加入该组织，并成立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即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5届大会于2005年10月在中国西安成功地召开后，有关人士提出了在西安设立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保护中心的设想。提议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陕西省、西安市政府部门以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于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保护中心于2006年10月20日，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纪念《西安宣言》发表一周年时揭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保护中心正式成立。”

西安国际保护中心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全球范围内的保护规划、研究、培训中心，是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基地，也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培训基地。它的业务范围包括文物保护管理与技术人员培训、文物保护项目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文化遗产项目申报的咨询服务等。 作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业务中心，西安国际保护中心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研究、总结全球古迹遗址保护的工作经验，树立示范；负责培训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人才；负责组织、协调地区性文化遗产保护合作项目；负责组织地区性文物保护与修复工作；负责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科学委员会和会员提供服务；负责联络、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会员进行学术考察、交流，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负责联络、协调、协助全世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会员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负责出版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专业书籍和刊物；负责建立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档案资料中心；完成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谈到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保护中心在中国设立的意义时，孙福喜这样说：“西安国际保护中心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全世界设立的惟一的业务中心，也是西安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国际组织。”

记者了解到，西安国际保护中心办公机构设在小雁塔内，这里汇集了唐荐福寺、西安博物院、西安市文物库房及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等几个相关机构。

古迹考察报告篇(5)

关键词：名城保护；历程；回顾；展望

国务院自1982年以来公布了110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些历史文化名城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载体。保护好历史文化名城，是各级人民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保护历程简要回顾

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初，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在城市建设中出现了忽视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致使部分城市格局和历史风貌受到损害的现象。在这种形势下，1981年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和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提出了将北京等24个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作为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1982年2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批转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等部门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的通知》，公布了24座城市为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标志着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进入了有计划、成体系保护的阶段。

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通过开展调查研究、编制保护规划和采取保护措施等各项工作，带动了其他城市在发展建设中注意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城市特色的延续。考虑到当时城乡经济十分活跃，各项建设和旅游业发展很快，在现代化建设中应切实保护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国务院于1986年12月下发了《国务院批转建设部、文化部关于请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报告的通知》，公布了上海等38座城市(县)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国务院批转的报告中，提出了在审定历史文化名城时应掌握的三条标准，其中重要的一条是，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现状格局和风貌应保留着具有历史特色、能代表城市传统风貌的街区。同时提出了对于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较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寨等，地方人民政府可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保护区”。对于这类地区，要着重风貌和特色的整体性保护。

两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公布，对制止“建设性破坏”、保护城市传统风貌等起到了重要作用。考虑到我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除了前两批62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外，还有一些城市历史遗存丰富，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及革命纪念意义；同时针对前两批名城中出现的在建设时存在违反城市规划，片面追求近期经济利益的现象，国务院于1994年1月下发了《国务院批转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关于审批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加强保护管理的请示的通知》，公布了正定县等37个城市(县)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国务院批转的报告中，提出了今后要从严审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严格控制新增数量。

国务院分三批共公布了99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后，从2001年至2008年，又陆续公布了山海关、凤凰、濮阳、安庆、金华、绩溪、泰安、海口(将原琼山并入海口)、吐鲁番、特克斯、无锡和南通12个市(县、区)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使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数量增加到110座。

1994年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聘请有关方面专家成立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加强对名城保护工作的指导和监督，保障名城保护工作中的专家领衔作用。同年9月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根据国务院《关于审批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加强保护管理的请示》，印发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要求》，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编制明确了技术要求。2005年出台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进一步完善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规划编制的内容。

我国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非常重视，从资金投入上予以了保障。从“九五”的1 997年开始，国家设立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资金，专项补助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历史文化街区的基础设施改善和建筑维修。1997年至2000年，国家补助资金共计1.2亿元，支持了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8个项目；“十五”期间，国家专项资金的补助内容调整为专项补助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历史文化街区的基础设施改善。国家补助了75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了38个历史文化街区保护项目：“十一五”期间，国家计划补助专项资金近10亿，补助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的历史文化街区，以及国家名镇名村中的基础设施改善及环境整治。通过专项的补助，改善了街区内居民的生活条件和周围环境，提高了地方政府的保护意识，宣传了遗产的保护方法，同时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从2004年开始，国家补助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编制经费2000万元，补助了中西部地区27个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编制。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自然社会经济状况存在差异，20多年来，许多城市注意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二、名城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应当注意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中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段时间内，不少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遗产遭到了破坏，一些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貌已不复存在，主要表现在：

1　一些古城的历史格局被破坏

由于不从城市整体布局上研究问题，不注意新区的开发建设对旧城的疏解作用，而试图在人口密度已经过高的古城内拓宽道路、兴建高层建筑来解决交通、环境居住方面的问题，在建设中忽视了如何妥善处理新的建设与保护历史文化遗存的关系，对古城布局与风貌造成了严重损害。

2　一些古城居住环境差

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些地方未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定期的全面维护，使得历史街区内的人口密度过大，基础设施落后，居民居住条件差。大多数街区由于建造年代距今时间较长，市政基础设施条件差、建筑年久失修，加上居民搭建的一些临时建筑，使得这些地区的居住环境相对较差。由于缺乏专项保护资金，导致这类地区的建筑处于一种任其自然破败的状况。若交给开发商进行建设改造，由于商业利益的驱使，其结果往往毁坏了有价值的真实历史遗存。

3　不注意对文物古迹周围历史环境的保护

一些名城在古迹周围进行破坏性建设，或通过不正确的方式对古迹周围的历史环境进行整治，致使历史文化遗存的历史环境遭到破坏，使古迹的历史文化整体价值大为降低。

4　拆毁了一些尚未列入保护等级的遗迹

有些古文化遗迹、近代代表性建筑、名人故居等，原本应及时发现和保护，由于种种原因发现较晚或还未被发现，或发现不报告，加之有的地方没有认识到这些遗存的价值，或明知故犯，导致这些遗迹被损坏，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5　建造了一批毫无历史文化价值的假古董

一些城市不注意保护真实的历史遗存，却花费大量资金修建假古董，致使仿古明清一条街在一段时间内呈泛滥趋势。

三、名城保护工作展望

虽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经历了一段低谷，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越来越多的城市已有共识，历史文化名城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实物见证，是宝贵的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好历史文化名城，就是留住城市的历史足迹，就是留住城市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记忆。越来越多的城市认识到，历史文化遗产才是城市的独特魅力所在，历史文化名城包含的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许多城市开始重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投入资金维修文物古迹和近现代历史建筑，改善历史文化街区的基础设施，注重城市建设中历史传统风貌的保护。一些尚未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努力发掘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积极进行保护，着手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工作。

2008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颁布实施，表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纳入了依法保护的轨道。为了进一步落实《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我们将着手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1　制定和完善相关行政规章和技术规定

包括出台《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实施办法》、《历史文化名城申报要求》、《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管理办法》、《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规划编制办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备案办法》等。

2　突出重点，分层次制订保护对策

历史名城、历史文化街区、优秀近现代建筑是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重点。我们将进行不同保护对象的政策研究，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和政策。

3　开展名城名镇(村)保护状况评估

由建设部会同国家文物局，组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及有关专家，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状况进行评估。通过评估，总结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主要成绩和成功经验：对于保护工作不力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提出整改建议，对于破坏特别严重的名城，提出列入濒危名单的建议。

4　开展相关宣传和培训活动

利用各种媒体开辟论坛。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等媒体，邀请专家及政府部门有关人员，宣传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的意义，介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知识以及正确的保护方法，分批介绍不同类型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5　逐步建立保护档案和保护动态监管信息系统

按照名城申报时历史文化遗存的情况，以及城市总体规划中名城保护的有关内容，建立遗产保护档案和动态监管信息系统，对遗存保护状况和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督。

6　逐级委派规划督察员，强化名城镇(村)的规划管理

充分发挥专家在名城名镇(村)保护工作中的作用，研究建立规划督察员与专家参与制度，明确督察员、专家在申报考察工作、保护规划编制和审查、濒危名录确定、保护状况评估监督检查、宣传培训、名城保护范围内建设工程的责任和作用。

7　建立和完善技术支撑体系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涉及历史建筑、空间格局和历史环境要素等内容的保护，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我们将通过逐步完善的技术支撑体系，就现状历史遗存信息、保护规划编制、保护规划的实施、接受国家资金补助项目的实施以及不良建设行为等进行跟踪，提出纠正措施。

8　围绕《全国“十二五”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设施建设规划》做好工作

古迹考察报告篇(6)

有关盐业史的研究，我国有着悠久历史。进入上一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盐业史研究进入到一个新时期。20世纪90年代，已积累了相当一批成果。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除去零星的几篇文章外，有关盐业考古的实践和作业在我国基本还处在空白状态，考古学家基本没能给予这个领域以应有的关注，对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和地区盐业考古的历史和现状更是茫然。

短短几年，确切讲，自上一世纪90年代末以来，经过考古界同仁的努力实践，我国的盐业考古实践已经起步，并取得了初步的可喜成绩。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另一方面也有赖于我们与国外有关科研机构开展的合作研究。这些对于促进中国盐业考古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一、背景

自1996年开始，北京大学开始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研究所就盐业考古领域的合作开始接洽。1999年初，合作项目得到中国政府批准。很快，一个由北京大学考古系、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研究所三家组成的“中美盐业联合考古队”（以下简称“联合考古队”）组建起来。这是一个多学科的队伍，其成员分别来自中外9所大学、科研机构，所涉学科包括考古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盐业史、历史地理、地质考古、古动物学、古植物学、年代学、石器微痕分析等。

大致与此同时或略晚，一些地方科研单位和大学也开展了小规模的盐业考古实践。这些工作涉及到几个不同地区，在此按地域分别予以扼要的介绍。

二、考古调查

（一）四川蒲江-邛崃

四川成都平原在先秦时期为蜀国领地，这里有悠久的制盐历史。《华阳国志》记：“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又识齐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成都等地曾出土一批盐井画像砖，以形象生动的画面语言传递出该地区古代制盐业的信息。

1999年3月，联合考古队前往四川蒲江、邛崃两县。在蒲江县白云乡考察了盐井沟内的古盐井、卤水漕运遗迹、盐井附近的佛教造像、毁坏的寺院遗迹及窑埂村一带的灰砂嘴遗址。对盐井沟内与盐产业有关遗迹进行测绘，对周围景观地貌作360度全景摄录，全面搜集了遗址范围内的遗迹资料。另外，还在金华村金福井遗址进行测绘及景观资料的收取。与此同时，还考察了盐井崖、百家井（六合村）、毛赤井（蒲砚村）、小王井（松花乡）等盐业遗址点。在邛崃县，考察了盐沱村（油榨乡）、火井、盐井村（火井镇）等遗址点。

（二）自贡市

蒲江等地的工作结束后，联合考古队前往四川自贡市，参观盐业史博物馆并与该馆盐业史专家进行座谈。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的专家们介绍了他们以往在四川境内及云南等地进行的盐业调查及收获，放映了考察录像资料。联合考古队成员介绍了中美盐业考古合作的背景及研究目标、国外盐业考古的现状及进展、日本盐业考古及研究成果等。其间，联合考古队考察了东源井、燊海井及盐场内熬制盐卤的设施。实地参观了东源井附近一座由乡镇企业开办的盐厂。这座盐场使用比较原始的熬盐、制盐工艺，其生产流程、煮盐用具、燃料及燃料渣滓废弃物的堆放及位置等引起联合考古队成员的极大兴趣，这些今天已难得一见的人类学材料对深入理解和阐释蒲江盐井沟-灰沙嘴遗存的关系及埋藏学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重庆三峡地区

三峡地区在历史上属巴人管辖，这里的制盐历史更为悠久。《华阳国志-巴志》中就有巴人向周天子贡盐的记载。《后汉书-南蛮传》记：“巴氏之子……是为廪君，……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止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此后历朝历代，这里一直是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盐产区。

1）忠县

1999年，联合考古队抵重庆后，前往涪陵参观了白鹤梁遗址。旋即赴忠县，重点考察了甘井镇右溪村中坝遗址、古盐井等，对遗址区域及周围的景观环境进行了测绘和全景摄录；自中坝遗址沿甘井河上溯，调查沿线古盐井的分布及右溪村一带民居旁分布的盐井和与盐业产销有关的遗迹及炼渣。第三，自中坝遗址顺流而下步行至甘井河-长江交汇的河口，考察沿途景观地貌及甘井河口一带的瓦渣地、哨棚嘴、崖脚遗址，并对其相对位置进行了测绘。第四，对中坝、甘井口周围遗址出土的部分尖底陶杯、圜底陶罐进行形态学观察，并对部分器皿的容积进行测绘。第五，前往涂井镇红赤村考察汝溪河两岸分布的盐井、蓄卤池、输卤笕槽支架柱洞、大型熬盐炉灶遗迹及损毁的寺庙基址。对这里的大型熬盐炉灶进行测绘。历史上，这一带的盐产业颇具规模，直至20世纪60年代才停产。

需要说明的是，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四川省文管会等单位曾在甘井沟口一带作过调查 [2]；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甘井沟和中坝遗址进行过调查 [3]。1993-1994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再次对中坝遗址和甘井沟口等遗址进行复查 [4]。

2）云阳-奉节-巫溪-巫山

联合考古队在云阳县参观了云安镇盐场（已停产）、白兔井等，了解盐井的构造及提取盐卤的设施。然后前往巫溪县，重点考察了大宁盐场（已停产）和向厂区输送盐卤原料的大宁盐泉（后溪河北岸宝源山麓）。对盐场西端3号车间和东端3号车间内废弃的熬制盐卤的炉灶及相关设施、用具等进行测绘。

3）彭水郁山镇

1999年夏，联合考古队派遣北大城市环境科学系硕士研究生李小波（现任教四川师范大学）前往重庆彭水县郁山镇，考察那里的盐业遗址 [5]。与其他盐产区相比，郁山盐矿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并因此有“彭水型”卤水一说。其特点为：1）盐矿地质时代早、埋藏浅；2）盐卤多天然出露；三）盐卤成分较差。通过此次考察，了解到郁山镇共有古盐井13处。此外，明清两代，当地也曾开凿过一批盐井。1949年以后，当地实际有生产能力的盐井共9眼，日产卤1.32万筒（每筒128斤），后又开凿了黄泥井、新皮袋井、郁机一井、郁机二井等，产量大幅飚升。但是，由于盐卤含氟量过高，1984年，郁山盐厂全部停产。另据调查，除郁山镇外，彭水鸡冠山、温泉等地也有产盐历史。

（四）鲁北莱州湾地区

2002年8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环境学院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莱州湾及胶东半岛进行了一次盐业考古调查，考察地点和单位达20余处。通过此次考察，基本达到了从面上了解鲁北-胶东沿海与制盐有关的遗址，以及这些遗址的分布、数量、埋藏及所在地的景观环境。其中，考察重点是该区域内常见的一种陶质盔形器，详细考察了此类器皿的分布、埋藏、年代、器形、纹样及在遗址中所占的比率等，同时，对各地博物馆、文管所收藏的一批盔形器进行了形态学的观察和实测。经初步分析，取得了一些新认识 [6]。

三、考古发掘

（一）四川蒲江县盐井沟-灰沙嘴遗址

1998年，成都市文物考古队曾在蒲江县白云乡盐井沟-灰沙咀遗址作初步试掘 [7]。在盐井沟发现2口盐井和1处蓄卤盐池，并作了初步清理。2眼井均圆形大口，直径170-175厘米，开凿在沟内山溪一侧基岩台地上，至今仍渗出卤水。从井内清理出的遗物有唐宋时期的板瓦等。在1号盐井上方约28米处发现一处摩崖造像，画面为一佛二菩萨二力士，两侧刻写“大中”、“元和二年”纪年题刻及“勾当盐井人”、“淳熙丙午年修井”等题记。2号井位于1号井的上游段。盐井上方阶地有一处用石板砌筑的蓄卤盐池，长375、宽195、深120厘米，中间用石板分隔成两个小池。2号井和蓄卤盐池附近发现有10个输卤笕槽支架柱洞及板基槽1处。笕槽支架的柱洞为圆形，开凿在溪谷旁基岩或巨石块上，直径20厘米上下、深12-26厘米，间距73-208厘米不等。支板基槽也开凿在基岩上，共14个，长36-100、宽10-17厘米。估计当时可能在基槽上安置支板，再在支板上设置输卤笕槽，向下游窑埂村的盐场输送卤水。

盐场建在溪谷下游窑埂村边，这里保留大量废弃堆积，埋藏丰厚，当地人称“灰沙嘴”。经试掘得知有6层堆积，堆积物主要为熬盐时废弃的炭渣、盐卤渣等。出土遗物有釉陶碗、四系罐、灰陶盆、红陶缸等器皿的残件及板瓦、铁锅残片等。还有数量较多的长条形耐火石。从文化堆积及包含物分析其年代大致在唐-宋时期。

（二）忠县

1）重庆忠县甘井沟口遗址群等

20世纪50年代末，三峡水库的建设开始酝酿，由此拉开了三峡考古的序幕。这一期间，四川省长办文物队和四川大学等单位曾在忠县（原属四川省）甘井沟河口的瓦渣地、哨棚嘴等地作过试掘 [8]，发现了以尖底羊角杯和花边口罐为特征的一组遗存。结合文献记载，后来有学者推测，此类遗物有可能为制盐用具。

20世纪90年代，三峡水库建设正式上马，一场世界上最大的文物抢救保护工程在三峡地区全面铺开。1993年末，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承接了忠县地下文物保护发掘论证的任务，并立即派员前往三峡进行先期摸底和遗址选点工作 [9]。与此同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已先期在哨棚嘴、崖脚遗址进行试掘，为后来的工作作了铺垫。

1994年初，北京大学组建了三峡考古队。2月前往忠县，对忠州镇甘井口遗址群、乌杨镇汉-南朝墓葬、涂井李园遗址和魏晋时期崖墓等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获取一批重要资料。在当年作的论证报告中明确指出，甘井口遗址群、中坝遗址、李园遗址出土大量花边口圜底罐、尖底羊角杯应是一种特殊产业活动的遗留，探索这些遗址的性质及此类器皿的使用功能是考古界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10]。

从1997年开始，甘井沟口一带的考古发掘一直持续到2002年。

2）重庆忠县中坝遗址及古盐井

中坝遗址位于甘井河中下游的右溪村。该址曾于20世纪50年代末作过试掘 [11]。199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该址进行试掘，对遗址的埋藏状况有了初步了解 [12]。1997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址进行大规模的连续发掘至今。

为配合中美盐业考古合作项目的进行，经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协商同意，从1999年末-2001年5月，北京大学考古系每年派遣部分外国研修生、研究生承接中坝遗址一座探方（编号99ZZDT0202）的发掘（面积10x10米，实际发掘面积9x9米）。自第18层(约东周晚期)到第69层(生土)发现的遗迹有：龙窑3座、房基地面（或工作面）33处、灰坑42个、方形粘土壁坑2座、沟槽6段，以及大量陶片、石器、骨器、角器、卜骨及其他遗物。

发掘中我们采用了一些新的方法：1）对探方内所有土壤均作筛选(筛网孔径约0.6厘米)。2）鉴于中坝遗址堆积丰厚、陶片数量极其巨大，在探方内由选取了一个1米见方的抽样区(witness section)，抽样区内出土陶片全面收取。3）探方内出土兽骨全部采集。

发掘过程中，联合考古队的地质考古专家和地理学家还对甘井河流域进行了地质构造和地貌景观的考察。此外，德国、法国、美国、瑞士等国的盐业考古专家也曾前往中坝遗址进行参观，他们对这座遗址表现出高度的兴趣，并一致认同这是一座与制盐产业有关的重要遗址。

3）山东寿光大荒北央遗址

2001年，山东大学考古系在寿光县大荒北央遗址进行试掘 [13]。此地距莱州湾15公里，是鲁北沿海地带集中出土盔形器的一处遗址，地表采集盔形器残片占陶片总量的95%以上。该址文化层厚约1米。地1层为表土，第2、3两层为文化层，包含物仍以盔形器为大宗，其比例超过90%。发现的遗迹有灰坑和灰沟。灰坑圆形，圜底，直径50厘米左右，深40-50厘米。坑壁用红褐色粘土涂抹，加工规整，透水性差。发掘者推测它们有可能是保存淡水或卤水的设施。

此次发掘有两个收获：

1）在文化层中发现大面积分布的白色沉淀物硬面，表面平滑，推测是人工形成的遗迹，有可能是与制盐产业有关的遗留。

2）发现大量盔形器。其质地分两类：一类红褐色，质地差，估计是用当地的土壤在当地烧制的。另一类灰色或黑灰色，质地好，应是在外地烧制好以后的输入品。这些盔形器内壁底部有白色沉淀物，发掘者已采集样品，希望通过检测以证实此类器物是否为专门的制盐器具。

四、初步的研究成果

（一）成都平原

在蒲江一带进行的考古调查和试掘未发现早到先秦的制盐遗物和遗迹。目前，这一区域发现的盐井一般被定在唐代，蒲江白云乡窑埂村灰沙嘴的试掘证实其文化堆积为唐宋时期。我们认为，尽管未找到年代更早的遗存，但也不能说那些大口盐井都是唐代的。事实是，自汉代起川西盆地就流行凿挖大口浅井；另一方面，目前断代的凭据大多为盐井附近的摩崖造像及上面的年款题纪，但这些盐井可能开凿在唐代以前，延续到唐带或更晚仍在使用。也就是说，摩崖题刻并不说明盐井的年代上限。但对此还需作进一步的分析。

调查结果证实，蒲江一带的盐井均开凿在山溪两侧或山崖下，井口大而浅，有的在盐井附近砌蓄卤盐池，或利用溪谷的高低落差架设笕槽向下游盐场输送卤水；盐场内用耐火石构建熬盐炉灶；燃料可能多为木柴、木炭，也可能使用煤炭（蒲江白云乡盐井沟内山崖下有自然出露的煤层及早年挖掘的矿洞，但具体何时开采？不详。但煤的质量极差）。另一现象是，盐井附近往往开凿摩崖造像，上面的题刻内容往往与盐井有关，说明当时的制盐产业与宗教之间存在联系，此类造像似乎充当着盐井保护神的角色。总之，上述工作及新的发现为探索川西平原制盐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二）三峡地区

上一世纪50年代末在甘井沟口发现羊角尖底杯后，有学者就推测这是一种造盐的器具，有人还进而推测，之所以制作尖底陶器，目的是利于将其插在江边沙滩地上，经日晒盐卤获取食盐 [14]。但是，如果考虑到三峡地区一年四季潮湿多雨的气候条件，这一推测显然经不起推敲。

我们认为这里的遗址是专门的产业遗留，其中以制盐的可能性最大。根据如下：

1）文献记载，甘井沟一带在历史上是重要的盐卤产区。至今在甘井河沿线仍分布相当数量的盐井。

2）这里发现的古遗址埋藏状况特殊，堆积物以尖底杯、还边圜底罐为大宗，种类单一、形态特异。

3）此类器皿不是日常生活用具。

4）参阅国外考古资料，上述器皿及特殊的堆积现象与国外一些制盐遗址的堆积和器类极其相似。

中坝遗址探方99ZZDT0202的发掘有这样一些规律性的现象：

1）从第56层开始出现羊角尖底杯。但直至第51层，其总量仅占该层陶器的5%；第50层增至23%；第49b层激增至75%以上。

2）羊角尖底杯的衰退亦极其迅速，第49a层时锐减至7%强。取而代之的是此前仅占5%左右的大口短身尖底杯，第49a-48层，后者跃升至25%，此后迅速回落并走向消亡。

3）与尖底杯衰退的同时，厚胎花边口圜底罐逐渐成长起来。到49a-35b层时，大小不甚匀称的花边口圜底罐成为主流，比例占50%-80%以上。到35a层以后，此类器又迅速被一种容量均等的束颈花边圜底罐取代，后者比例激增至80%-90%。

4）到第21层左右，花边口圜底罐陆续被容量大小相差无几的平口圜底罐取代。

通过对探方99ZZDT0202出土的近200个完整的圜底罐、尖底杯容积的检测，可知圜底罐容积在500ml左右，但有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趋势。另一共同点是，同时段的陶罐容积非常接近。因此有理由推测，这些陶罐可能同时还扮演着量器的角色。

对探方内出土大量的动物骨骼我们全面予以收集，并特别关注这样一些问题：

1）动物和鱼类的比例及变化；

2）不同时期动物种属的变化；

3）鱼类体积的变化（可反映环境变迁或捕渔技术的改进）；

4）兽骨一类遗存与制盐业之间的联系？即是否存在盐产业的副产品-如腌制鱼（肉）、鱼酱等？

尽管我们提出了上述结论，但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尚不十分明确当时究竟如何用陶器制盐，在哪些地方制盐？工艺流程如何？盐产业的规模？是否存在贸易和交换？等。

（三）彭水郁山镇

郁山镇是一个比较偏僻的盐业产区。由于储量、质量、交通等各方面原因，这里的井盐业生产不象自贡、乐山等地那般举足轻重，具有一定的地方特点。但是，由于郁山盐泉具有的天然性和浅埋藏的特征，又很容易成为早期人类开发利用的盐业产地 [15]。假如真是这样的话，这一带的盐业开发必然与巴蜀、荆楚地区的早期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应给予必要的关注。

（四）山东莱州湾地区

通过实地考察及对已刊布资料的梳理，了解到这一区域内盔形器的分布基本环绕莱州湾，西起无棣县，东止于胶莱河，南界大致蔓延到泰沂山系以北、胶济铁路（济-青高速公路）沿线。据各遗址点出土盔形器的比例，或可将上述区域进一部细化为两小区：1）高密度区。以莱州湾为圆心，沿海岸线15-30公里构成一面向海湾的弧，这一范围内凡商周遗址均出盔形器，而且所占比例甚高，最高占陶器总量90%以上。2）低密度区。在高密度区外围，商周时期遗址也经见盔形器，但为数不大，呈零星分布。

对盔形器的年代还有不同认识。一般将它们推定为商周时期；或将年代下限延伸至春秋-战国或更晚。对其功能也有不同看法。1）汲水器；2）煮盐或晒盐用具；3）陶臼。

结合四川及三峡地区的盐业考古实践，我们对盔形器有如下基本认识。1）盔形器集中分布于胶济线以北，尤以莱州湾近海滩涂地带最集中，有相当一部分出盔形器的遗址坐落在现今盐场范围内或附近。2）参考全新世以来海面的变化研究，距今3000年前后，莱州湾的古海岸线大致在现今海岸线以内15-20公里范围，也就是说，那些出有盔形器的遗址当时更加靠近海岸线。3）沿海滩涂地下水位高，加之潮水涨落，土壤高度盐碱化，极不利于农业垦殖。4）盔形器胎体厚重，不具备一般生活用具的特征。有的遗址还发现将盔形器集中放置在地面或窑内，表明盔形器是一种特殊的专业化生产用具。

莱州湾地区的盔形器形态与三峡地区的花边口圜底罐类似，遗址的埋藏状况也与三峡甘井沟一带的埋藏一致，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制盐遗址的堆积及出土物也十分接近。此外，历史上齐国一直为重要的海盐产地，并因占有“渔盐舟楫之利”，而称霸一方。再往前看，《世本》记，“夙沙氏煮海为盐”。夙沙氏为传说中与神农同时的人物，被尊为海盐之神，其部族应活动在山东境内。可见，那里的盐产业出现的相当早。

（五）中原地区

中原地区重要的盐产地在山西南部的河东地带。古史传说“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尧、舜、禹之所以将都邑选在靠近河东之地，首要原因是为了控制那里的资源，解池之盐即为其中之一。尽管上述传说还需要考古方面的证据，但晋南一带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古遗址的分布密度一直较高，暗示上述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

2000年，刘莉、陈星灿撰文（以下称简称刘-陈文）讨论了黄河流域中心-周边系统的相互关系，特别谈到了夏商时期跨地域控制和运输重要自然资源等问题 [16]。这里的资源即指铜、铅、锡等冶金矿物原料和民生必需品-食盐。夏-商早期将都邑建在洛阳-郑州冲击平原，这里土地肥沃，便于军事防御和发展经济，但也存在一些缺憾，即缺少社会必需的一些自然资源，如铜、锡、铅、盐等战略物资。为获取并保障这些资源的供给，夏-商的统治者便将他们的政治-军事触角延伸到蕴藏有这些资源的周边地区。

晋南拥有中原最大的盐池-解池。解池之盐经日晒即可结晶，且蕴藏极其丰富，是晋-陕-豫地区唯一的大型盐业资源。也是夏商时期各方争夺的重要战略资源。

刘-陈文统计，晋南已发现旧石器以来的古遗址300余处。到了龙山时代晚期，出现了以陶寺为代表的大型中心聚落。龙山以后，夏代没有将都邑选在晋南，而是建到了豫西。但这一时期晋南的东下冯类型文化则趋同于豫西的二里头文化，这说明两个地区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到商代早期，晋南商时期文化则又与郑州商早期的二里岗文化保持一致。刘-陈文指出，这两次经历相似的文化变迁涉及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夏人、商人都对晋南保持了浓厚兴趣？

刘-陈文通过对夏县东下冯遗址的分析，注意到该址第五期（约当早商二里岗下层）建造的一座夯土城，在城垣西南角建有40多座圆形建筑，分为7行，每行6-7座。经发掘可知，这组建筑形制非常统一，每座直径850-950厘米，基址为厚30-50厘米的夯土，高出周围地面，每座房基中心有一直径20-30、深80厘米的大柱洞。地表挖十字形沟槽，宽50-60、深80厘米，内有柱洞。基址周边还有一圈30-40个排列紧密的柱洞。这组基址可复原为无墙、无门道的木构建筑，地面被十字沟槽分割，空间狭小，不宜作为人类居住的房屋。此外，除发现少量的陶片外，基址周围不见其他遗物。反之，它们却更像古代的粮仓。可是，考虑到运城的地势、土壤及这组建筑的格局，刘-陈认为，粮仓说亦不足取。联系到当地重要的自然资源-盐，他们提出这组建筑可能是商代储盐的仓房，其形状与《天工开物》描绘的古代盐仓非常相似。

刘-陈还指出，东下冯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大型陶器-蛋形瓮、敛口瓮，这两类器中的一部分可能被用来储藏河东盐池出产的盐。在豫西二里头发现的蛋形瓮和敛口瓮与东下冯的同类器一致，可能意味着河东盐池的盐在这一时期被运到了夏人的统治中心。从空间看，解池位于东下冯西南30余公里，发源于中条山的青龙河可将中条山铜矿、东下冯遗址与河东盐池连接起来，经青龙河、涑水、黄河及其支流可将中条山所产之铜、解池所产之盐运抵伊洛地区。如此，东下冯实际上扮演了由国家控制的自然资源集散地的角色。

刘-陈文认为，商文化在二里岗上层的某一时期突然衰落。值得注意的是，商文化在晋南的消失恰好与二里岗上层时期商文化向东方、向南方的扩张趋势同时，而商人向东、向南的扩张正是为了攫取那些地区的盐（山东）和铜矿（长江中游）等自然资源。

利用文献探讨河东盐池及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曾扮演的重要角色的研究从很早就开始了。但结合考古资料进行研究者可谓寥寥。由此，我们认为刘-陈的研究很有价值。尽管他们的结论还带有较大的推测成分，也有不少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推敲和澄清，但他们毕竟以新的视角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这对今后该地区考古研究思路的拓展无疑是富有启发的。

注释

[1] 本项研究得到美国Wenner-Gren基金资助。

本项研究得到日本住友财团基金（The Sumitomo Foundation of Japan）资助。

[2] 四川省博物馆：川东长江沿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59年8期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省长江三峡水库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59年8期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队：四川万县地区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90年4期

[4] 1993年12月-1994年5月，本文作者曾负责在中坝和甘井沟口一带进行调查。

[5] 李小波：重庆市彭水县郁山镇古代盐井考察报告（待刊）

[6] 李水城等：莱州湾地区古代盐业遗址考古调查（见本刊本期）

[7] 蒋成、龙腾：蒲江古盐井遗址考古调查有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1999年3月3日第一版

[8] 忠县试掘工作组：忠县甘井沟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况《文物》1959年11期

四川省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四川忠县甘井沟遗址的试掘《考古》1962年8期

[9] 1993年12月，北京大学考古系在承接忠县地下文物保护发掘的任务后，北京大学考古系李伯谦、赵化成及本文作者即赴忠县进行先期考察。

[10] 北京大学考古系：《四川省忠县三峡工程淹没区地下文物保护规划报告》，1994年8月31日（草案）。

[11] 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忠县中坝遗址发掘报告（注）1《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科学出版社，2001年。

[12] 巴家云：忠县中坝新石器时代晚及商周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

[13] 王青：山东寿光大荒北央遗址发掘简介（待刊）

[14] 1982-1985年，本文作者在四川博物馆工作期间，曾负责四川省博物馆历史文物展览改陈及文字说明，当时已有学者持这种说法。

古迹考察报告篇(7)

[关键词]诉讼证据；审查判断；自由心证

[中图分类号]D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9-0114-03

一、问题的提出

在诉讼中，只要当事人提交证据，司法官就须对之进行审查判断，这是诉讼的基本常识。不但国外如此，我国也是如此。我国当代的情况自不用说，其实我国古代在这方面也并不见得很落后。考诸我国古代证据制度，就能发现我国古代是存在着诉讼证据审查判断制度的，而且该制度还发展出了丰富的内容。本文就拟探讨我国古代诉讼证据审查判断制度的内容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二、我国古代诉讼证据审查判断制度的内容

1　书证审查。书证是我国古代诉讼中一种常见且地位重要的证据形式，包括各种合同、契约、图册、账簿、书信、定亲贴子、离婚书、族谱、家谱、诉状、遗嘱、初审判决、墓铭等，常用来证明涉及婚姻、承继、田宅、钱债等民事问题。但尽管如此，书证本身的真伪却是需要仔细审查的，对此，古代的司法官们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如“交易有争，官司定夺，止凭契约”，“争业当论契照先后，争奸当论踪迹虚实”，“争田之讼，税籍可以为证；分财之讼，丁籍可以为证。虽隐匿而健讼者，亦耸惧而屈服矣”等。为了审查书证的真伪，古代司法官们既仔细审查书证本身有无破绽，又在有必要时将其与其他有关被确认为真实的书证相印证看是否相符，还会在有怀疑但又拿不准时将其送给有关书铺行家进行鉴定。如官府签发文件都是先签字后盖章，如果字签在章上面，则这样的书契十有八九都是假的。古代司法官们常常利用这一点辨别书证真伪。在《立继・出继子卖本生位业》案中，司法官蔡抗指出“非特假作许氏花押，兼所写字画皆朱印之上，又无年月，全不成契照，可见作伪之拙”@。从而认为一方当事人余自强等所出示的书证――买契是假的。另如书证所填写的内容与已被确认为真实的书证所填写的内容不一致，则这样的书证一般也是假的。在《争业・高七一状诉陈庆占田》案中，司法官范应钤发现原告所出示的卖契内所填写的税钱与官府确认的应纳税钱不一致，立即指出该卖契是伪造的。还有如司法官对书证表示怀疑，但又拿不准该书证的真实性时，常会让当事人当面留下笔迹，然后再将该笔迹与该当事人出示的书证一道送去进行鉴定，以辨其真伪。在方伯达与锱泣辰争山一案中，司法官翁甫将徐应辰出示的买契委托书铺行家进行笔迹鉴定，行家认为徐应辰“将祖山关书揩擦一行，填作‘二保土名’四字，另凑‘外段园山’四字，与簿上土名全不相应”，该书证的“马脚”就这样被揭了出来。关于书证审查，清人王植曾言：“券约帐簿，真伪间杂，字有旧新，纸有今昔，蛀痕可验，长短可比，如其伪契数张同缴，年月远隔，纸张一色，必有膺约，加以面试，当堂授笔，纵有伪捏，可辨笔姿，此其法也。”∞这确实是一段精彩的关于书证审查方法的科学总结。

2　实地勘查。实地勘查在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有不同的称呼。在刑事诉讼中，实地勘查称为勘验。所谓勘验，是指司法官或所派人员亲临犯罪地勘查，对尸体和人身等进行检验。如乾隆35年《刑律・斗殴门・保辜限期附例》规定：“凡京城内外，及各省州县，遇有斗殴伤重，不能动履之人，或具控到官，或经拿获，及巡役、地保人等指报，该管印官即行带领仵作，亲往验看，讯取确供定限保辜，不许杠抬赴验。”而在民事诉讼中，实地勘查称为勘丈。是指司法官或所派人员到两造所争执的田头、地头、山头作实地勘查丈量。如南宋后期司法官甫阳光生在审理“争业・主佃争墓地”案时，“自到地头，唤集邻保、两词同登山究实”。

司法官运用实地勘查手段并据此断案，始于奴隶社会。《札记・月令》记载：“孟秋之月……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这里的“理”即指的是司法官，“伤”即皮伤，“创”即骨折，“断”即骨肉皆断。封建社会各朝都重视实地勘查，实地勘查的即时性、手段、程序等得到不断发展完善。如秦简《封诊式》中记录了三个现场勘察和尸体检验的文书案例，这些案例中有“司法官接到辖地内发案报告后，就必须立官吏去现场勘验”等内容，表明当时司法官审判案件时已注重实地勘查的即时性。宋朝司法实践对有关犯罪场所、物品、伤损人体、尸身检验等十分重视，朝廷专门制定了《宋刑统・诈伪律》等勘验法规，列有“检验病死伤不实”等条文，涉及有关检验范围(规格、部位等)、程序(初检、复检)、具体步骤(报检的实施)、参加人员及其责任等内容。宋朝官府设有专门的检验官，并在总结长期司法实践勘查经验基础上颁发了类似于现在使用的“检验笔录”的“验状”、“检验格目”和“检验正背人形图”等专门的敕令格式。另外，宋朝还出现了《庆元条法事类》和《洗冤集录》等实地勘查方面的著作，其中《洗冤集录》比较科学地分门别类地对法医检验中的一些主要死伤特-'征及死亡原因如真伤与假伤、生前伤与死后伤、机械性窒息致死与高低温致死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叙述与辨析，对当时的实地勘查起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到了清朝，清律虽承认实地勘查之必要，但并非认为一切事件都需要实地勘查，而是认为在刑事类案件中仅需要就以下三类案件出现的情况进行勘验：(1)命案进行尸体勘验；(2)斗殴案进行创伤勘验；(3)强盗案进行实地勘验。但在这三类案件中，对于应行勘验情形、勘验程序、勘验方式、斗殴案中的保辜期限、命案中的再勘验等，刑律都作了明确规定，使得实地勘查制度臻于完善。

3　察听五辞。在我国古代，被告人口供、证人证言等都视为证据。对被告人口供、证人证言真伪的审查，常常以察听五辞的方法进行。《尚书・吕刑》中说：“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五辞”也即“五听”，《周礼・秋官・小司寇》中说：“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日辞听(闻其出言，不直则烦也)，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赧也)，三日气听(观其气色，不直则喘也)，四日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惑也)，五日目听(观其眸子，不直则吒也)。”唐朝规定：“依狱官令，察狱之言，先备五听，又验诸证信，事状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拷。”“察听五辞”以证真伪的道理在于，如果被告人、证人不说真话，一般都会在其面目表情、动作等方面表现出不自然或异常的特征出来。正如晋朝以注释晋律而著称的张裴分析的那样：“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则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畅于四支，发于事业，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内怖而色夺，论罪者务本其心，审其情，精其事，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然后乃可以正刑。”这种特征很容易被观察到，因而这种“察听五辞”的方法也经常被古代司法官们运用。同时，为了证人证言的可靠性，常常在一

个案件中并不以一个人的证言为准，而是要求有多个证人才许定案。如唐律规定：“诸应议、请、减、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并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违者以故失论。”据《唐律疏议》的解释，所谓“据众证定罪”是指：“三人以上明证其事，始合定罪。”明律、清律亦有相似规定。另外，证人有如实作证的法律义务，否则会承担相应刑事责任，这也有利于加强证人证言的真实性。

三、我国古代诉讼证据审查判断制度对我们的启示

通常来说，我国古代司法与行政不分，司法官们深受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影响，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能发展出这样一种带诉讼文明色彩的诉讼制度，是相当难能可贵的。究其原因，显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很重要的两个原因在于，就是我国古代有严格的责任制度和监察制度。如在责任制度上，周朝《吕刑》就明确规定了司法官出入人罪的五种情况：唯官(即畏权势)；唯反(即报恩怨)；唯内(即裙带关系)；唯货(即受贿赂)；唯来(即走后门)。秦汉时，对司法官“故不直(故人人罪)”或“故纵(故出人罪)”要进行来历的处罚。以后唐、元、明、清朝都有类似的规定。在监察制度上，我国历朝不仅用立法形式规定各级官员的职掌、权限、任务及考核内容等，要求各级官员严格遵守，还相继设有“评复官”、“御史台”、“都察院”、“监司”、“通判”等，对各级司法官进行监督、考核，以制止其不轨行为。

社会发展到今天，古今社会条件已发生巨大变化，今人已不能完全重复古人。但既有发展，则总得有继承，那就是继承古人已有的优秀文化；也应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从我国古代诉讼证据审查判断制度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其中有些东西也确实值得我们加以继承：

1　我国古代诉讼并没有严格遵循证据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即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从神示证据制度发展到法定证据制度再发展到自由心证证据制度及现时的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相结合的证据制度。我国奴隶社会确实出现过某些神判方法，但神判方法出现的时间相当短，因而未能发展成西方古罗马那样的神示证据制度，这从我国《尚书》、《周礼》《吕刑》等书籍上记载有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方法就可看出。我国封建社会也确实存在着法定证据的现象，但因为我国一直是统一长于分裂，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制度一直长盛不衰，因而无需用立法的形式强制规定证据的证明力及其机械推演的规则，上面我们所阐述的灵活的带有“自由心证”色彩的证据审查判断方法就是明证，因此法定证据制度也就无从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