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篇(1)

美国作为冷战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面对生态环境问题全球化和严重化这一趋势，而作出的环境外交政策将会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1996年4月9日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在斯但福大学发表了题为《美国外交与2l世纪全球环境的挑战》的讲话。全面阐述环境与美国全球政策的关系，认为：“美国全球政策目标同美国如何处理地球的自然资源问题方面开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1997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度环境外交报告，报告中宣称环境外交已经成为美国外交中的一个长期性、重要性的工作。环境问题开始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紧密相连。本文将对生态环境问题对美国的影响以及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作一个粗浅的分析。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是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时代背景

生态环境问题是指由于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处置不当，尤其是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全球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构成的种种现实威胁。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从60年代末开始，以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为标志，尤其是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之后，许多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开始从生态环境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利斗争。1979年，勃兰特委员会曾指出：“过去人们常常是从军事冲突，甚至是从毁灭角度来理解战争，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灾难、大规模饥谨等造成的混乱也可能同样危险。”[2]1992年，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会聚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全球性首脑会议。会议发表了《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文件，生态环境问题自此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热点问题而进入越来越多政治家和学者的研究领域。克林顿总统1997年10月在发达国家地理学会上曾表示,“把一个美好的家园交给下一代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中，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已经成为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重要背景。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化

人类很早就注意到环境对政治的影响。但传统的政治地理学只研究人、国家或领土等

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到了近代，国家和领土的概念已上升为环境系统。系统是没有国界的，诸如森林毁灭、温室效应、淡水短缺、臭氧层破坏、水土流失、沙漠化、海洋污染等等环境危机的爆发，使各国领导人开始认识到人类现在所面临的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并开始对国家的政治行为包括对外关系行为加以调整，国际组织和其它政治团体也正在使用其权力对生态系统进行控制。如尽管温室气体排放属于一国内部事务，但到1999年为止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40个国家加入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只要承认生态学是探求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承认政治是研究如何运用权力和权威对社会进行挖掘的科学，就不难体会到政治学和生态学之间的关系。没有哪种政治不会影响到生态系统作用的过程。”[3]。

国际生态环境问题可以用“猎鹿原则”加以解释。也即尽管大多数国家实行环保政策，但是只要有一个国家肆意破坏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也将会直接威胁到别国和整个世界的生态环境系统，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跨国界的问题，它需要通过国际立法、国际合作、国际协调逐步加以解决。这就牵涉到各国让渡和边界模糊化等问题。因此，传统意义上国家观念正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国家的生态环境系统安全在各国的安全观念中日趋重要，“经济的、社会的和生态的领域中的非军事性因素已经对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4]因此，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对传统的国家和安全观形成了挑战，

（二）生态环境政治问题推动全球相互依存发展

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使国家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由于全球生态问题如酸雨、CO2的排放、臭氧层的出现等均已超出了一国范围，因此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国家间的相互依存问题，在这个相互依存的状态中，各国都将为本国或其他国家的环境活动付出代价或取得收益。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卡兰默指出：“我们的遗弃物、我们造成的污染两者加起来足以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平衡，这一相互依存将我们统一在一起，生态相互依存和人类命运紧密相关。”[5]因此在以后的国际社会的讨论和斗争中，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

（三）生态环境问题影响着国际权利分配结构

由于“国际政治象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利和利益的斗争”[6]。因此生态问题已或多或少地作用于国际权利分配结构上，如生态环境问题开始影响着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联盟与对抗。典型事例之一是1998年全球代表4200多人在阿根廷阿姆斯特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发达国家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被的各种破坏，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趋势，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发达国家的不合理的消费结构和工业高能效结构，以及通过殖民地体系和不平等的世界贸易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性开发才是气候变化的原因，强调发达国家应承担责任，增加援助，改造旧的国际秩序，放弃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支配型模式，建立机会均等、权利平等、规则公平的国际社会民主机制。由上可以看出，生态环境问题已逐渐成为国家间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国政府都从自身实力出发，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权利争夺中，或联盟、或对抗以期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

（四）生态环境问题与南北问题紧密相连

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经常要与南北问题，特别是与南方的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如在环境保护的责任、资金和技术的共享、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上，南北国家存在着严重分歧。发达国家片面强调环境保护而忽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特殊需要，认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是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源之一，同时回避自己在造成今日环境污染问题上的责任，不愿意在资金和技术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而发展中国家强调自身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逐步发展经济，才能解决环境问题，强调发达国家是当前工业生产的主要进行者，其能源与资源的消耗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对全球环境的恶化负有主要的责任，发达国家应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环保资金与技术，为解决全球性环境保护问题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随着国际环境合作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与南北问题、发展问题的关系日趋紧密，这使得生态环境问题在国际政治议事日程中地位日趋凸现出来。

（五）生态环境政治问题已成为国家合作或对抗的原因之一

生态环境政治问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产生新的利益争夺点，在某个区域形成新的不稳定，并引发各种冲突或战争。例如，气候变暖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极资源的争夺；水资源的紧张和污染也会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中东地区这种争夺尤为明显。另一方面，全球生态问题也造成了各国利益的互补与联系，促进了国际合作。目前国际社会和有关国际组织围绕治理和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在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1983年联合国为审查世界环境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并提出有效的行动建议而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召开，发表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并提出“各国在和平发展和保护环境方面是相互依赖的，应按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采取适当方法解决一切环境争端，[7]”与此同时联合国有关环境的国际立法也在稳步进行。一大批国际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等也涌现出来，他们都能积极促进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以及促进环境事务的国际合作。但是由于不少发达国家以种种借口推卸其应负的责任和义务，使得国际环境合作充满曲折和斗争。

二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动因

（一）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始终是为其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政策服务的，美国现实主义学派大师汉斯.摩根索指出“国家利益是判断国家行为体唯一永恒的标准”。[8]国家利益是指“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东西。”[9]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公众对较高生活水准要求和生态环境的威胁呈现严重矛盾。这种矛盾和冲突严重已经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大量的环保报道显示。如今在美国国内，美国公民的人身、经济和社会安全正在受到臭氧层破坏、物种消失、过度开发、各类辐射及化学品污染、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的威胁。设在华盛顿州里奇兰的汉福德武器工厂，将2000亿加仑的危险废物倾入坑里和湖里，至少使附近100平方公里的地下水被污染，该工厂样品中渗漏出来的钚就足够制造50多枚长畸型原子弹。能源部合同承包商NLO公司于1951年以来已向空气中排放了39。3万磅铀的副产物及其它有毒物质，1966年一次在20分钟内即释放3884磅含铀气体。马萨诸塞州德角附近的奥蒂斯空军基地的有毒废物已污染了该地区的全部水域，使1982年以来该地区一些城镇的肺癌、白血病、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及黑毒瘤大增，综合癌症率已高出全州水平的30%。[10]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其主要作用在于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因此，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认为，美国要把推进美国全球利益的能力同处理地球自然资源紧密联系在一起。[11]

（二）美国也正在利用其环境外交政策来推动全球政策的实施。由于地球自然资源的匮乏和自然环境的恶化将会使中东以及东亚、中亚和南亚等对美国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地区生存环境的恶化、人口的恶性膨胀、饥荒以及地区冲突和国际不稳定。如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供水争执，已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也可能为争夺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而爆发战争。对以色列来说，占领约旦河西岸，利用约旦河水保障其农用灌溉和其它方面的淡水也是至关重要的。当这些生态环境问题引发地区冲突和紧张时，美国的全球政策利益将会受到威胁。美国只得动用政治军事手段加以干涉以维护其全球政策利益。因此，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夫曾指出：“自然环境资源解决自然资源问题对取得政治和经济稳定、争取美国全球政策目标的实现关系重大。”[12]

（三）美国可以通过环境外交政策来协调与别国的关系。生态环境问题会影响到美国

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污染不受边界的限制，而世界任何地区对有限资源的需求增加必然会给其他地区的资源造成压力，也会引发与美国有关国际纠纷。最近30年来，美国使加拿大东部上空污染的浓度增加了50多倍，“酸雨”每年给加拿大造成经济损失达50亿美元。在1986年间，以美国为主发达国家将365。6万吨以上废物运往第三世界，引起了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和加勒比海国家的愤怒，在美国国内经常视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和海洋为垃圾倾倒场所，在发展中国家已造成一种“毒物恐怖主义”或造成一种“生态种族歧视”的心理负担。因此，美国政府制定了相应的外交政策以协调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

（四）美国在国际环境政治领域也力图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美国政府认为，一方面，美国未来的安全、繁荣和环境状况同整个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美国人民的生活受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愈来愈明显。另一方面，无论美国是否选择充当世界领袖，其历史和实力已决定了美国必然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在解决有关安全、发展和环境的国际问题方面，美国必须带头，否则其它国家会踌躇不前。况且诸如核武器控制、自由贸易和全球环境变化等问题唯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锝以解决。因此，美国有责任制定和贯彻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政策。为此，美国将采取积极扮演国际领袖的政策，即通过积极参与和领导旨在鼓励民主、支持科学研究、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环境与人类健康方面的国际合作，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

三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具体实施

（一）美国政府以经济力量为后盾，充分利用各种国际组织来对付生态环境威胁，从里约热内卢会议以来，美国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通过各种条约国际社会同意逐步淘汰尚存的破坏臭氧层的物质，禁止向海洋倾倒低放射性废品，美国正力图改革和加强联合国重要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计划。同世界银行一起，将有利于本国利益的环境政策纳入世界银行贷款计划，通过全球环保机构资助有利于美国的环保项目。美国和欧盟制定的跨大西洋新计划将使全坏在解决诸如气候变化和有毒化学品等问题上做出努力，美国也利用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来缓和促进贸易和保护环境之间复杂的紧张关系。

（二）在对待各种生态环境问题方面，美国首先把本国利益放在首位。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方面，美国一直要求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承担共同的义务。1997年京都会议之前，美国参议院作出了95对0票作出反应：“除非主要发展中国家也介入，否则不支持签署任何限排公约”。1997年10月6日，克林顿又表示了四条原则：（1）相信气候变化的科学性，（2）美国准备承担“现实的”减排义务；（3）这种限制减排要以不阻碍经济发展为前提，（4）世界各国都要参与。这些看法遭到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反对，与此同时，欧盟也指责美国在会前提出的“各国都要介入减排义务”违背了“柏林授权”、破坏了已进行了两年半的谈判与磋商结果。1998年全球代表4200多人在阿根廷阿姆斯特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美国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被的各种破坏，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

（三）美国正通过环境手段来扩大其在中东以及东亚、中亚和南亚等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地区的利益，这些地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造成了人口的恶性膨胀、饥荒以及这些国家的无政府状态，大大加剧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中东干旱的地区了，那地方争水斗争对安全和稳定有直接的影响。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污染加剧了古老的水源争端的利害关系。正如希蒙·佩雷斯曾经说过：“约旦河的争水史比历史还长。”美国正在试图使中东和平进程的各方协调该地区的水资源供应，以便减少因水资源而引发的各种冲突，以保护自己在中东地区的政策和石油利益。在前苏联和中欧，美国则希望通过国际组织来改变其污染的工厂、充满烟雾的天空和毁坏的河流。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美国通过有34个民主国家迈阿密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来推行可持续发展计划。如遏止滥伐森林和人口迅速增长、保护亚马孙热带雨林中生物的多样化、以及与哥伦比亚帮助罅贩毒和犯罪活动、协助危地马拉发展可持续的农业等。美国在这些地区的环境活动有利的推动了其全球政策。客观上也有利于维护世界生态环境系统的稳定。

除此之外，在环境科学技术领域，美国政府还制定了“国家环境技术政策为主线，通过实施项目计划，开发新的环保技术，推动环境技术的出口和转让”等相应的政策或实践措施。

四、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有其两面性，一方面由于美国未来的安全、繁荣和环境状况同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美国人民的生活受到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也愈来愈明显。迫于形势，美国积极参与支持科学研究、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环境与人类健康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以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客观上也推动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防止地球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始终是为其本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美国一直认为其历史和实力已决定了美国必然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为此美国在环境合作方面，采取积极扮演国际领袖的政策以实现其全球政策，并利用生态环境问题来遏制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试图控制中东、中亚等具有政策价值的地区。

美国的对中国环境外交政策也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出于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出发，美国与中国在生态环境领域的许多方面进行了合作。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指出：“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的确日益严峻。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是淡水和耕地只占70%方面已面临的巨大城市力日益加剧。这就是我们与中国接触的政策把环境包括在内的诸多原因之一。应扩大美中两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其中包括能源政策和农业等方面。因为中国对世界有深远影响。“[13]在1997年，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中美两国签署了《中美两国能源和环境合作倡议书》和《中美关于和平利用核技术合作的意向性协议》。同年中美两国召开了”中美减灾研讨会“，共同探讨减灾科学技术和政策。中美两国还在农业可持续发展、臭氧层保护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合作。这些合作有利的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美国著名专家指出，“美中在能源和环境这样一些价值观相对来说比较中立的领域进行对话与合作，可以为当前在两国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人权与知识产权、台湾、、武器扩散和贸易领域的争端中起到一种令人欢迎的缓解作用。”[14]

但是在另一方面，美国又企图通过环境手段牵制中国经济发展。由于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又极大的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树立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使美国认为中国有可能对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形成挑战。因此美国首先从舆论上希望将中国描绘成“世界污染大国”，“环境和粮食危机的制造者”。美国在1997年的环境外交报告中宣称，中国1995年煤炭、粮食和肉类的消费量已经超过美国，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名列世界第二。在美国世界观察所布朗的报告《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中，中国21世纪的粮食需求能力将与世界粮食市场的供应能力产生激烈矛盾。在具体外交政策上，美国一直试图说服或压迫我国接受美国在气候变化和排放贸易（IT）上接受自己的立场，这突出反映在1997年京都会议和1998年的阿姆斯特丹会议中关于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的争论中。

参考书目：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

陈汉文，《在世界舞台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曹凤中，《绿色的冲击》，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年

埃兹拉.沃格尔，《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新华出版社，1998年

Christopher:AmericanDiplomacyandtheGlobalEnvironmentalChallengesofthe21st

Century,April9,1996.

Zebich-Knos,M.:GlobalEnvironmentalConflictinPost-ColdWarEra:Linkagetoan

ExtendSecurityParadigm,PeaceandConflictStudies,vol.5,No.1.

Thomas,Caroline:TheEnvironmentin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RoyalInstituteOf

InternationalAffairs,1992.

Tickell,Crispin:ClimateChangeandWorldAffairs,HarvardUniversityPress,Second

edition,1986.

TuchmanMathews,Jessica:PreservingtheGlobalEnvironment:TheChallengeofShared

Leadership,NewYork,Norton,1991.

U.S.Dept.ofState,EnvironmentalDiplomacy:theEnvironmentandU.S.ForeignPolicy,

外交政策篇(2)

美国作为冷战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面对生态环境问题全球化和严重化这一趋势，而作出的环境外交政策将会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1996年4月9日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在斯但福大学发表了题为《美国外交与2l世纪全球环境的挑战》的讲话。全面阐述环境与美国全球政策的关系，认为：“美国全球政策目标同美国如何处理地球的自然资源问题方面开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1997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度环境外交报告，报告中宣称环境外交已经成为美国外交中的一个长期性、重要性的工作。环境问题开始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紧密相连。本文将对生态环境问题对美国的影响以及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作一个粗浅的分析。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是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时代背景

生态环境问题是指由于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处置不当，尤其是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全球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构成的种种现实威胁。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从60年代末开始，以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为标志，尤其是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之后，许多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开始从生态环境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利斗争。1979年，勃兰特委员会曾指出：“过去人们常常是从军事冲突，甚至是从毁灭角度来理解战争，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灾难、大规模饥谨等造成的混乱也可能同样危险。”[2]1992年，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会聚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全球性首脑会议。会议发表了《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文件，生态环境问题自此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热点问题而进入越来越多政治家和学者的研究领域。克林顿总统1997年10月在发达国家地理学会上曾表示,“把一个美好的家园交给下一代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中，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已经成为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重要背景。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化

人类很早就注意到环境对政治的影响。但传统的政治地理学只研究人、国家或领土等

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到了近代，国家和领土的概念已上升为环境系统。系统是没有国界的，诸如森林毁灭、温室效应、淡水短缺、臭氧层破坏、水土流失、沙漠化、海洋污染等等环境危机的爆发，使各国领导人开始认识到人类现在所面临的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并开始对国家的政治行为包括对外关系行为加以调整，国际组织和其它政治团体也正在使用其权力对生态系统进行控制。如尽管温室气体排放属于一国内部事务，但到1999年为止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40个国家加入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只要承认生态学是探求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承认政治是研究如何运用权力和权威对社会进行挖掘的科学，就不难体会到政治学和生态学之间的关系。没有哪种政治不会影响到生态系统作用的过程。”[3]。

国际生态环境问题可以用“猎鹿原则”加以解释。也即尽管大多数国家实行环保政策，但是只要有一个国家肆意破坏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也将会直接威胁到别国和整个世界的生态环境系统，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跨国界的问题，它需要通过国际立法、国际合作、国际协调逐步加以解决。这就牵涉到各国让渡和边界模糊化等问题。因此，传统意义上国家观念正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国家的生态环境系统安全在各国的安全观念中日趋重要，“经济的、社会的和生态的领域中的非军事性因素已经对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4]因此，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对传统的国家和安全观形成了挑战，

（二）生态环境政治问题推动全球相互依存发展

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使国家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由于全球生态问题如酸雨、CO2的排放、臭氧层的出现等均已超出了一国范围，因此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国家间的相互依存问题，在这个相互依存的状态中，各国都将为本国或其他国家的环境活动付出代价或取得收益。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卡兰默指出：“我们的遗弃物、我们造成的污染两者加起来足以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平衡，这一相互依存将我们统一在一起，生态相互依存和人类命运紧密相关。”[5]因此在以后的国际社会的讨论和斗争中，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

（三）生态环境问题影响着国际权利分配结构

由于“国际政治象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利和利益的斗争”[6]。因此生态问题已或多或少地作用于国际权利分配结构上，如生态环境问题开始影响着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联盟与对抗。典型事例之一是1998年全球代表4200多人在阿根廷阿姆斯特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发达国家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被的各种破坏，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趋势，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发达国家的不合理的消费结构和工业高能效结构，以及通过殖民地体系和不平等的世界贸易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性开发才是气候变化的原因，强调发达国家应承担责任，增加援助，改造旧的国际秩序，放弃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支配型模式，建立机会均等、权利平等、规则公平的国际社会民主机制。由上可以看出，生态环境问题已逐渐成为国家间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国政府都从自身实力出发，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权利争夺中，或联盟、或对抗以期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

（四）生态环境问题与南北问题紧密相连

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经常要与南北问题，特别是与南方的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如在环境保护的责任、资金和技术的共享、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上，南北国家存在着严重分歧。发达国家片面强调环境保护而忽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特殊需要，认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是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源之一，同时回避自己在造成今日环境污染问题上的责任，不愿意在资金和技术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而发展中国家强调自身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逐步发展经济，才能解决环境问题，强调发达国家是当前工业生产的主要进行者，其能源与资源的消耗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对全球环境的恶化负有主要的责任，发达国家应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环保资金与技术，为解决全球性环境保护问题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随着国际环境合作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与南北问题、发展问题的关系日趋紧密，这使得生态环境问题在国际政治议事日程中地位日趋凸现出来。

（五）生态环境政治问题已成为国家合作或对抗的原因之一

生态环境政治问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产生新的利益争夺点，在某个区域形成新的不稳定，并引发各种冲突或战争。例如，气候变暖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极资源的争夺；水资源的紧张和污染也会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中东地区这种争夺尤为明显。另一方面，全球生态问题也造成了各国利益的互补与联系，促进了国际合作。目前国际社会和有关国际组织围绕治理和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在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1983年联合国为审查世界环境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并提出有效的行动建议而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召开，发表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并提出“各国在和平发展和保护环境方面是相互依赖的，应按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采取适当方法解决一切环境争端，[7]”与此同时联合国有关环境的国际立法也在稳步进行。一大批国际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等也涌现出来，他们都能积极促进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以及促进环境事务的国际合作。但是由于不少发达国家以种种借口推卸其应负的责任和义务，使得国际环境合作充满曲折和斗争。

二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动因

（一）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始终是为其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政策服务的，美国现实主义学派大师汉斯.摩根索指出“国家利益是判断国家行为体唯一永恒的标准”。[8]国家利益是指“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东西。”[9]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公众对较高生活水准要求和生态环境的威胁呈现严重矛盾。这种矛盾和冲突严重已经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大量的环保报道显示。如今在美国国内，美国公民的人身、经济和社会安全正在受到臭氧层破坏、物种消失、过度开发、各类辐射及化学品污染、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的威胁。设在华盛顿州里奇兰的汉福德武器工厂，将2000亿加仑的危险废物倾入坑里和湖里，至少使附近100平方公里的地下水被污染，该工厂样品中渗漏出来的钚就足够制造50多枚长畸型原子弹。能源部合同承包商NLO公司于1951年以来已向空气中排放了39。3万磅铀的副产物及其它有毒物质，1966年一次在20分钟内即释放3884磅含铀气体。马萨诸塞州德角附近的奥蒂斯空军基地的有毒废物已污染了该地区的全部水域，使1982年以来该地区一些城镇的肺癌、白血病、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及黑毒瘤大增，综合癌症率已高出全州水平的30%。[10]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其主要作用在于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因此，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认为，美国要把推进美国全球利益的能力同处理地球自然资源紧密联系在一起。[11]

（二）美国也正在利用其环境外交政策来推动全球政策的实施。由于地球自然资源的匮乏和自然环境的恶化将会使中东以及东亚、中亚和南亚等对美国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地区生存环境的恶化、人口的恶性膨胀、饥荒以及地区冲突和国际不稳定。如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供水争执，已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也可能为争夺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而爆发战争。对以色列来说，占领约旦河西岸，利用约旦河水保障其农用灌溉和其它方面的淡水也是至关重要的。当这些生态环境问题引发地区冲突和紧张时，美国的全球政策利益将会受到威胁。美国只得动用政治军事手段加以干涉以维护其全球政策利益。因此，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夫曾指出：“自然环境资源解决自然资源问题对取得政治和经济稳定、争取美国全球政策目标的实现关系重大。”[12]

（三）美国可以通过环境外交政策来协调与别国的关系。生态环境问题会影响到美国

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污染不受边界的限制，而世界任何地区对有限资源的需求增加必然会给其他地区的资源造成压力，也会引发与美国有关国际纠纷。最近30年来，美国使加拿大东部上空污染的浓度增加了50多倍，“酸雨”每年给加拿大造成经济损失达50亿美元。在1986年间，以美国为主发达国家将365。6万吨以上废物运往第三世界，引起了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和加勒比海国家的愤怒，在美国国内经常视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和海洋为垃圾倾倒场所，在发展中国家已造成一种“毒物恐怖主义”或造成一种“生态种族歧视”的心理负担。因此，美国政府制定了相应的外交政策以协调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

（四）美国在国际环境政治领域也力图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美国政府认为，一方面，美国未来的安全、繁荣和环境状况同整个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美国人民的生活受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愈来愈明显。另一方面，无论美国是否选择充当世界领袖，其历史和实力已决定了美国必然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在解决有关安全、发展和环境的国际问题方面，美国必须带头，否则其它国家会踌躇不前。况且诸如核武器控制、自由贸易和全球环境变化等问题唯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锝以解决。因此，美国有责任制定和贯彻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政策。为此，美国将采取积极扮演国际领袖的政策，即通过积极参与和领导旨在鼓励民主、支持科学研究、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环境与人类健康方面的国际合作，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

三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具体实施

（一）美国政府以经济力量为后盾，充分利用各种国际组织来对付生态环境威胁，从里约热内卢会议以来，美国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通过各种条约国际社会同意逐步淘汰尚存的破坏臭氧层的物质，禁止向海洋倾倒低放射性废品，美国正力图改革和加强联合国重要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计划。同世界银行一起，将有利于本国利益的环境政策纳入世界银行贷款计划，通过全球环保机构资助有利于美国的环保项目。美国和欧盟制定的跨大西洋新计划将使全坏在解决诸如气候变化和有毒化学品等问题上做出努力，美国也利用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来缓和促进贸易和保护环境之间复杂的紧张关系。

（二）在对待各种生态环境问题方面，美国首先把本国利益放在首位。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方面，美国一直要求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承担共同的义务。1997年京都会议之前，美国参议院作出了95对0票作出反应：“除非主要发展中国家也介入，否则不支持签署任何限排公约”。1997年10月6日，克林顿又表示了四条原则：（1）相信气候变化的科学性，（2）美国准备承担“现实的”减排义务；（3）这种限制减排要以不阻碍经济发展为前提，（4）世界各国都要参与。这些看法遭到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反对，与此同时，欧盟也指责美国在会前提出的“各国都要介入减排义务”违背了“柏林授权”、破坏了已进行了两年半的谈判与磋商结果。1998年全球代表4200多人在阿根廷阿姆斯特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美国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被的各种破坏，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

（三）美国正通过环境手段来扩大其在中东以及东亚、中亚和南亚等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地区的利益，这些地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造成了人口的恶性膨胀、饥荒以及这些国家的无政府状态，大大加剧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中东干旱的地区了，那地方争水斗争对安全和稳定有直接的影响。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污染加剧了古老的水源争端的利害关系。正如希蒙·佩雷斯曾经说过：“约旦河的争水史比历史还长。”美国正在试图使中东和平进程的各方协调该地区的水资源供应，以便减少因水资源而引发的各种冲突，以保护自己在中东地区的政策和石油利益。在前苏联和中欧，美国则希望通过国际组织来改变其污染的工厂、充满烟雾的天空和毁坏的河流。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美国通过有34个民主国家迈阿密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来推行可持续发展计划。如遏止滥伐森林和人口迅速增长、保护亚马孙热带雨林中生物的多样化、以及与哥伦比亚帮助罅贩毒和犯罪活动、协助危地马拉发展可持续的农业等。美国在这些地区的环境活动有利的推动了其全球政策。客观上也有利于维护世界生态环境系统的稳定。

除此之外，在环境科学技术领域，美国政府还制定了“国家环境技术政策为主线，通过实施项目计划，开发新的环保技术，推动环境技术的出口和转让”等相应的政策或实践措施。

四、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有其两面性，一方面由于美国未来的安全、繁荣和环境状况同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美国人民的生活受到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也愈来愈明显。迫于形势，美国积极参与支持科学研究、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环境与人类健康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以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客观上也推动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防止地球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始终是为其本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美国一直认为其历史和实力已决定了美国必然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为此美国在环境合作方面，采取积极扮演国际领袖的政策以实现其全球政策，并利用生态环境问题来遏制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试图控制中东、中亚等具有政策价值的地区。

美国的对中国环境外交政策也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出于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出发，美国与中国在生态环境领域的许多方面进行了合作。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指出：“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的确日益严峻。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是淡水和耕地只占70%方面已面临的巨大城市力日益加剧。这就是我们与中国接触的政策把环境包括在内的诸多原因之一。应扩大美中两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其中包括能源政策和农业等方面。因为中国对世界有深远影响。“[13]在1997年，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中美两国签署了《中美两国能源和环境合作倡议书》和《中美关于和平利用核技术合作的意向性协议》。同年中美两国召开了”中美减灾研讨会“，共同探讨减灾科学技术和政策。中美两国还在农业可持续发展、臭氧层保护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合作。这些合作有利的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美国著名专家指出，“美中在能源和环境这样一些价值观相对来说比较中立的领域进行对话与合作，可以为当前在两国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人权与知识产权、台湾、、武器扩散和贸易领域的争端中起到一种令人欢迎的缓解作用。”[14]

但是在另一方面，美国又企图通过环境手段牵制中国经济发展。由于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又极大的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树立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使美国认为中国有可能对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形成挑战。因此美国首先从舆论上希望将中国描绘成“世界污染大国”，“环境和粮食危机的制造者”。美国在1997年的环境外交报告中宣称，中国1995年煤炭、粮食和肉类的消费量已经超过美国，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名列世界第二。在美国世界观察所布朗的报告《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中，中国21世纪的粮食需求能力将与世界粮食市场的供应能力产生激烈矛盾。在具体外交政策上，美国一直试图说服或压迫我国接受美国在气候变化和排放贸易（IT）上接受自己的立场，这突出反映在1997年京都会议和1998年的阿姆斯特丹会议中关于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的争论中。

参考书目：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

陈汉文，《在世界舞台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曹凤中，《绿色的冲击》，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年

埃兹拉.沃格尔，《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新华出版社，1998年

Christopher:AmericanDiplomacyandtheGlobalEnvironmentalChallengesofthe21st

Century,April9,1996.

Zebich-Knos,M.:GlobalEnvironmentalConflictinPost-ColdWarEra:Linkagetoan

ExtendSecurityParadigm,PeaceandConflictStudies,vol.5,No.1.

Thomas,Caroline:TheEnvironmentin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RoyalInstituteOf

InternationalAffairs,1992.

Tickell,Crispin:ClimateChangeandWorldAffairs,HarvardUniversityPress,Second

edition,1986.

TuchmanMathews,Jessica:PreservingtheGlobalEnvironment:TheChallengeofShared

Leadership,NewYork,Norton,1991.

U.S.Dept.ofState,EnvironmentalDiplomacy:theEnvironmentandU.S.ForeignPolicy,

外交政策篇(3)

关键词：曾国藩；外交思想；对外政策；再认识

一、人们心目中的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湖南湘乡人。清道光年间进士，官至两江总督。他以书生带湘兵，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维护了清朝统治；他开启洋务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他治军严整，治家有方，曾氏家训广为传颂。

亦有人说他是汉奸、卖国贼、刽子手，也使他成为近代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对于上述评价，史学界争鸣已久，研究成果宏富。而本文拟从他的外交思想及政策角度阐述其外交思想的起源，结合他参与的外交事件和对外政策，探究他外交思想及政策的实质，进一步了解其对晚清政治的影响及现代启示。

二、曾国藩外交思想的起源

他27岁中进士，可谓少年得志。后适逢太平天国起义，书生有了用武之地，又屡立战功，因此一路青云直上。但提到曾外交思想的起源，就不得不从道光18年他中进士时说起，也就不免谈到时任首席军机大臣的穆彰阿（曾的主考官）。

后世评价他“在位20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鸦片战争前夕，以他为首的弛禁派排挤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严禁派，主张妥协，蛊惑道光帝，因此他对鸦片战争的失败应付一定责任。

而他作为曾的恩师，帮助他打通关节，顺利进入翰林院。更重要的是教给了曾“为官之道”：“打掉牙，和血吞”，“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老师的教导对曾影响很大，但历经宦海沉浮之后，他对老师的话有了新的、正确的理解。没有像老师一样一味阿谀奉承，妥协退让。带着这样的新理解，曾开始了在外交舞台上的表演。

三、曾国藩参与的外交事件及对外政策

发生于1870年6月间的天津教案是由他亲自查办的。他很清楚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而为了保全他“忠臣”之名，他还是接手了，但最后仍以清王朝的妥协而告终。

在对外政策方面，曾是洋务运动的开启者，他兴办洋务的初衷便是求强，他继承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开办了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安庆内军械所，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军备的近代化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列强对中国的瓜分。

晚年又授意容闳，派遣多名留学生赴美留学。可见他在对待西洋文明方面的开放态度和远见卓识。

四、曾国藩外交思想的影响、实质及现代启示

（一）对晚清中国政治的影响

真正继承曾氏衣钵的是李鸿章，李与曾共事多年，李以其过人的才华赢得了曾的赏识和重用。在对外政策方面，李将曾的思想发扬光大了，江南制造总局的设立，北洋水师的建成，留学生派遣的规模不断扩大，抵御外侮的能力进一步加强，中国向现代化又迈进了一大步。

在外交方面影响李最深的便是曾的诚字诀。曾教导李曰：“我今国势削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对洋人依我看来，还是用一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的，都是不中用的”。

曾的这段话耐人寻味，应做积极的解读。首先，这段话是符合现代外交礼仪的：各国之间就应该以诚相待，保持彼此间的平等往来。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在旧中国那个积贫积弱的时代，我们对自身要“诚”，即要对自身的情况有个客观冷静的认识。西洋各国过于强大时我们惹不起，就不要去惹他们，必要时候做一些妥协和周旋也不失为一种艺术。但我们也不能妄自菲薄、一味妥协，搞民族投降主义。面对外敌入侵，当自身实力可与外敌抗衡时要坚决地抵抗，做到不保守，不退却，捍卫国家尊严。

李鸿章听了曾的这番话，仿佛有所领悟了，但实际上他的理解出现了严重偏差，在错误理解诚字诀和自身“痞子腔”的指导下，开始了甲午战争前后的一系列外交实践。甲午战前，在不了解日方和国际真实情况的前提下，一味妥协的思想左右着他，盲目寻求列国调停，消极避战，贻误战机，致使战场失利；战争开始后，北洋水师与日本联合舰队相比虽无明显优势但也旗鼓相当，而李后来却避战保船，不准水师出港迎敌，致使坐以待毙，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种妥协投降情绪蔓延到了前线作战的陆军将士中，导致士气低落，陆战打的也是一塌糊涂。

至此，洋务运动严重受挫，《马关条约》的签订，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

到了1900年，慈禧太后利欲熏心，为了握紧手中的权力，不自量力地和11国宣战，导致八国乱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果慈禧能够认真研读一下曾的诚字诀，事情应该不会如此糟糕。

（二）曾国藩外交思想实质及现代启示

纵观曾国藩一生的外交思想及实践，实质上都是源于清朝最高统治集团的意志，在实践上只不过是清王朝对外政策的执行者，以朝廷是非为是非，壮志难酬，身为人臣，身不由己。就拿天津教案来说，不管他如何做，都不可能有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案，他只能得罪一方，最后还得服从朝廷的大外交政策，他也只有替朝廷背黑锅。

但总体而言，曾国藩的外交思想及政策还是值得称道的，他的诚字诀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务实的外交策略，对今天的外交事务仍有借鉴意义；他开启洋务运动，派遣留学生等实践使中国向包容开放的新时代迈出了重要一步。

对于他处理的天津教案来说，史学界本身就有争议，他的处理无可厚非。他的外交思想在近代中国外交上虽然没有发挥积极作用，但是责任并不在他，而在于他的后继者没能很好的领悟他思想的真谛；在于腐朽的封建专制体制本身，在于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们的迂腐和贪婪。

因此，我们应该重新客观地认识其思想实质，客观地评价曾本人，在此基础上，取其精华，使我们的现代化之路走的更远更好！

参考文献：

[1]《曾文正公全集》.

外交政策篇(4)

关键词：政治精英；外交决策；观念共同体；公共外交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1.0012

国家政治精英对公共舆论的引导，会间接地影响国家的政策制定，这是精英对政府决策的间接影响。除了间接影响之外，精英还会直接参与政府的决策机制和决策过程，形成精英对国家政策制定的直接影响。国家的外交决策机制也不例外。政治精英可以直接参与政府的外交决策过程，对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的形成施加一定的影响。

一、政治精英与外交决策机制

克里斯托弗？希尔①指出：“每个时代都会出现活跃的集团，其中一些集团逐渐进入决策过程。它们相互影响而达成妥协，在与基层保持一定距离的情况下，还可以让决策者接触舆论，但实际上内外的边界只是略微向外移动了一点而已。这个过程虽然有些不太光彩，但却是不可避免的。”[1]312政府的外交决策随着政府成员的改变和国际关系的转变而不断变化，政府决策只有根据各方利益和国家整体诉求才能得到符合现实需要的外交政策，政治精英可以帮助政府决策者实现这一诉求。政治精英为外交决策提供重要意见和信息主要通过几个主要途径来实现：一是利益集团的成员反映其所代表的领域的重要关切，二是智库成员通过社会调查、数据统计等方式为政府决策提供可能的科学依据或民意调查，三是专家学者通过学术研究为政策提供可能的历史参考或理论依据，四是传媒精英对新闻事件的报道和对公共舆论的引导为政府决策施加一定影响。对此，希尔举例说②：“海湾战争末期媒体关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难民的困境的报道，促使英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先后承诺提供‘安全避难所’，使之免于伊拉克的攻击。”决策者“拥有一些总结新闻言论的顾问，所以能很快发现任何弱点和任何舆论倾向。一些重要的舆论制造者……都是被观察的对象。” [1]314-315希尔所说的政治精英对外交决策的影响牵扯到政治精英的态度与观点。政治精英与决策者处于互动与相互建构之中，政治精英的论点和观念会直接影响国家外交决策的取向，甚至决定外交政策的本质属性，政府决策者也会反过来影响政治精英的观念建构，这正是政治精英与政府的互动和建构过程。

关于这个问题，卡尔？多伊奇的论述是很有价值的，他在谈到对外政策是如何制定时指出，国家幅员愈大，国力愈强，其领导人、精英和人民在国际事务中大显身手的愿望就愈强烈，并且感到自己注定有责任去理顺国际事务，或至少把世界事务调整到某种使他们满意的形态。多伊奇提出研究国家外交决策机制的出发点，即假设整个国家都关注并参与决策问题，从而形成一个国际决策系统，其中信息的流通和决定的传输是一个五级瀑布式模式，每一级都由一个独特的大众或精英的舆论库组成，而每个舆论库与社会机构和社会集团的特定复合体相联系。日益专门化的精英的观点、利益和行为模式，在精英之间迅速实现沟通，除了内部的信息流通及其记忆的分享，这些精英阶层也接受社会其他方面和外部世界的信息，并产生针对其他社会集团和外部世界的信息和行动。他还指出，政治精英内部也有许多一致和交往，他们与官僚和军方精英一起，组成了政府及其周围的最直接的社会环境。一个政府、一个全国的精英集团或国家的大众传播媒介在国际舞台上和国内政治中的信誉，极大地取决于其所发出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对公众、集团和有关的其他国家政府的直接现实影响。一个制度中多元的成分、交往和参与活动愈多，其统治集团和利益集团就愈难保持一成不变，各层次之间的平衡和内外的政治交往和决策也就愈易发生变化。卡尔？多伊奇[2]还提出精英“价值的凝集”的概念，认为在任何一个基本价值方面地位较高的人，很可能在其他价值方面也有很高的地位，在许多传统色彩浓厚的国家中这种价值的凝集更为强烈；但是在大多数现代国家中，专业化的精英正在取代老的、单一的、抱有各种目的的精英，复杂的交流与网络使新一代精英联系在一起，他们对受过高等教育、政治上更加活跃的人有更广泛的责任。③

卡尔？多伊奇的论述传达了四个方面的重要信息：第一，主要国家也即实力强大的国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更大，一方面来源于国家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后盾，另一方面来源于国内政治精英的使命感、责任感和主动性的发挥；第二，政治精英的观念建构受来自国内信息和社会现实的影响，更受来自外部世界、其他国家和世界局势的变化的影响，并会与这些变化发生互动进而产生与之呼应的行动；第三，也是我们这里重点论述和想说明的，就是政治精英的影响有时是通过参与外交决策机制产生的，而且正是由于精英的参与使得政府的政策会因时因势、结合国内外情势而不断进行调整，以更加符合国家利益和国际局势的现实需要；第四，精英的品质在这里仍起关键作用，但是精英群体的变化在现代社会是显著的，尤其是高科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非政府组织的兴起，使得精英集团的组成和活动方式都发生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变化。

我们结合上文论述可以知道，政治精英参与外交决策的重要性在于提高决策的民主程度，实现外交决策的制度化，增强外交决策机制的科学性，使外交决策能够反映国内社会的现实，更能够反映国际局势和国际关系变化的需要。因此，这里我们可以引申多伊奇的论述，将上文的观点二和观点三融合在一起，一方面政府需要参考和采纳社会精英对外交决策的观点和意见，因为他们更能够代表对国际时局的独到认识和精确把握，更能够理性地思考国家利益的所在和国家发展的未来走向。彼得？古勒维奇在《困难时期的政治》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政策需要政治。”意思就是：“形成推动某种政策的社会联盟的政治运作，也就是说有了追求某种政策的利益并不一定就能形成推动这种政策的社会联盟，社会联盟的形成以及对这种政策的成功推动往往要依赖与国家、社会中的政治行为者的协商与妥协，也就是说要依赖于他们的政治运作。”④这是社会联盟范式的思考方式，其核心就是“政策靠社会联盟推动”。外交决策机制对精英群体和精英政治的需要也表现在此，国家利益的实现和外交决策的民主科学化要求需要社会精英的参与。另一方面，政治精英能够参与外交决策机制是取决于政治精英的自身属性的，除了更多地接触公众，更加了解民意和社会现实以外，政治精英更多地参与跨国交往，更多地从事国际政治研究，更多地了解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也更为熟悉他国现行的外交政策和一以贯之的外交理念，因而也更有能力针对国际时局和他国外交对外交决策提出较有见地的观点和行之有效的建议。因而，政治精英的观念分配是重要的，外部信息对政治精英的影响是重要的，它能够直接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内容。

二、英美经济精英与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

二战后的英美经济精英对于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发挥了主导作用。国际货币体系主要是基于西方国家的一种经济与金融秩序的多边合作的制度性安排。在这里，主要西方国家英国和美国是这种制度安排的主角，而两国的经济、社会精英是制度建立过程的核心要素。就像所有对外决策机制的形成一样，多边合作的制度安排是一种多方互动和观念建构的过程，政治精英的观念，有时散布于政治精英中的主流思想，决定外交政策和国际制度的走向。因而，在政治精英―政府外交决策的框架下能够更好地理解精英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我们的模型中至少有四个主体：A国精英、A国政府、B国精英、B国政府。这四个主体在现有的国际政治制度下活动，可以得到如下活动过程：

在这里，A、B两国社会精英是各自持有已有观念的互动主体，双方之间的进一步互动造成彼此观念的调整和重新分配，两国精英对各自所在国政府的相关领域的外交决策过程施加影响，对两国之间的互动和对外政策的形成发挥作用，在这种双层双线的影响体系中，相关的外交结果在四个主体彼此的建构、妥协和观念重塑中完成，国际制度和体系安排逐步确立下来。在这个过程中，观念的形成、调整和相互影响是一个贯穿始终的联结因素，首轮的谈判是政府之间的观念互相交换与精英对议题的初期交流和认知；在谈判进行的前半时期和制度安排的初期，精英的观念进行互动同时也经历调整与变动，谈判的后半时期和制度安排的末期，精英之间逐渐达成共识，与此同时，发生于精英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对政府施加影响，最后政府之间形成共识，共有观念建构成功，国际制度确立。第一阶段是政府的代表精英之间的接触与互动，第二阶段伴随着第一阶段的互动同时加入了精英与政府的互动，第三阶段是政府之间的共有观念形成，背后推助的是精英之间的观念重塑。在复杂的国际互动和国际制度安排中，三个阶段是循环往复的过程，精英之间的互动、政府之间的互动、精英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处于交互进行的状态。

在英美两国战后货币秩序安排中，这一互动过程有所体现。早在二战结束之前，英美两国的经济精英已经开始了战后经济秩序安排的讨论；战后初期的谈判开始时陷入僵局，因为英美政府在国家自主和贸易开放程度上观点不一，各持己见：美国倾向于低关税壁垒并重新确立多边贸易体系，英国关注的是经济的脆弱和贸易的不平衡，不想推动国家对经济的管制，因而抵制美国的动议。英美两国之间的最初接触和精英的观念之间存在分歧。

在谈判的前半时期即建构体系的第一阶段，情况开始发生转机。谈判开始后，英美两国经济精英之间思想和观念在沟通交流中走向趋同，表现在新思维的形成，建立在这样的共识基础之上即战后秩序的目标应该指向资本和贸易的流动性与促进稳定和充分就业之间相协调，同时提高对国家货币与贸易政策的国际监督和管理水平。英国的谈判代表凯恩斯在多次谈判中，从初期的坚持国家对兑换等经济行为严加控制，到后来重新考虑帝国特权制的优点，诉诸于一个处理支付平衡问题的国际机制，既能保持贸易体系开放又能防止萧条，当然，与之伴随的是美国经济精英也在进行相应调整，寻找两国精英之间的共有观念。正是这些金融专家的共同努力，以及英美之间固有的共同的利益领域，使得战后金融秩序协定的形成成为可能。

建构体系的第二过程正是精英与政府之间的交互作用阶段。早在战争期间，英美政府内外已经集结了一批政策专家和经济学家；谈判过程中，政策专家和经济学家在交往过程中逐步重构关于货币秩序和战后世界经济组织的一套观念，正是这些新思维改变了政府原有的对战后经济秩序的思考方式和架构方式，为英美政府领袖所采纳。精英的努力为各自政府内部之间进而是彼此之间建立共有观念，达成政治联盟创造条件，跨大西洋的合作有了实现的可能。精英对政府的说服过程，是一个划定其他人所看不到的共同利益，重新界定身份认同的过程，所有的行为共同指向同一个目标，那就是引导各自的政府达成协定。实际上，英美政治精英在克服两国政府内部之间的政治分歧和谈判僵局十分重要，正是他们对决策机制的参与，在制度形成的关键时刻，帮助政府决策者界定自我身份和共同利益这些关键问题，为正确和符合现实的政策的形成奠定基础。精英的存在和研究成果，最终服务于政府决策，这是建构的中心环节。

在政府之间达成协定的过程和结果中，精英的观念影响渗透其中。布雷顿森林方案被提到谈判的议事日程中后，政府决策者意见形成统一态势，凯恩斯主义规划者看到了方案中的将凯恩斯管理推广到世界经济的意图，自由贸易者看到了对扩大自由贸易的承诺，精英的学术观点转化为政府的经济政策实践方案。在英美两国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竞争重重的情况下，布雷顿森林协议的达成意义非凡，在全球权力格局深刻改变和民族经济较为脆弱的背景下，这无疑是世界经济秩序进一步走向开放的重要一步，这一成就离不开两国经济、政策精英的参与。精英们的政策观点既有政治立场的坚定，更有专业知识上的综合性，为政府立场包括一些极端的观点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为政府之间政策的妥协创造了环境。正如约翰？伊肯伯里[3]所揭示的，“政策观念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他们为精英们提供了以更加有效的方式追求其利益的机会。这或许是观念产生作用的最深远的方式。”⑤

三、重视针对精英的公共外交的开展

英美两国政府之间协定的最后形成，归因于英美两国经济专家和学者之间形成的共有观念圈，或称观念共同体。公共外交的出现和蓬勃兴起正是致力于创造这种社会精英之间的观念共同体的形成，也即公众认同和理解的达成。20世纪传统外交之外的努力，如今本身成为一种外交需要和外交努力的方向。这也正是为什么称公共外交为传统的政府外交的重要补充的原因。公共外交所针对的对象在公众，正是看到了公众在新世纪对外交往中的主体地位，国家间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社会基础的关键在社会精英，社会精英是社会公众的意见领袖，能够引导公共舆论；是政府对外政策的社会基础，能够影响甚至直接参与外交决策过程；无论是从公共外交的内容、形式和属性出发，还是从社会精英的品质、地位和主体地位来看，公共外交的重点是社会精英。

国家的外交决策是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交互界面。这种交互界面对外决定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对内是由国内政治形态和外交决策机制决定的。社会精英影响对外决策过程，这种影响力正是公共外交行为重视精英的主要原因之一，它与社会精英引导公共舆论共同构成公共外交外部的作用机制。分析到此，可以看出，其对当前中国开展公共外交亦有不少启示。公共外交的目标就在于通过向他国公众宣示本国政策和传播本国优秀民族文化，影响他国公众对本国的观念认知，他国公众的观念认知将会有助于形成期望的公共舆论和影响所在国政府政策，进而形成良好的国际舆论和国家发展的良好的外部环境。概而言之，公共外交的作用可分为四步走：一是公共外交开展国向他国公众介绍本国的国家政策，传播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二是通过上述行为使他国公众理解认同本国政策，了解熟悉本国文化，形成良好的公共舆论；三是与他国公众形成良好的互动，两国关系发展和交往的社会基础增强，并影响所在国政府的相关外交决策；四是将公共外交的效果推而广之，范围扩展至国际社会，达到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的最终目标。为了更有效、更快速地达成这一目标，将公共外交的重点放在社会公众中的精英身上，社会精英是公共舆论形成和政府外交决策中的重要因素。正如约翰？A. 霍尔所说⑥：“一个具有凝聚力的集团实际上能够使其他集团屈从于自己的意愿。但是，权力在性质上并不总是分配性和零和性的。它可以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一个特定集团的技巧使得它能够领导社会，能够以某种方式提供服务以让社会借给它权力。……他们富有特点的生活方式终将会使有限的命令工具掌握于自己的手中。”[4]在国内政治效应中，精英可以构建社会认同，虽然这种社会认同是复杂的并且是多个领域共同叠加的结果，但是共同的规范常常是从属于其他社会权力资源，或是由其所创造的。更值得关注的是，社会精英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已经可以跨越国界，形成作用于国际政治层面的效应，既然公共外交致力于国际舆论的追求和重塑，那么就不得不重视社会精英的潜在权力与观念建构。

注释：

①希尔认为，加入压力集团可以成为一种职业选择，压力集团的专职工作人员可以和集团的游说目标建立良好的关系。不过，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公众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只能依靠压力集团的行动来促使政府关注整个社会的态度。参见[英]克里斯托弗・希尔的《变化中的对外政策政治》（唐小松等译）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2页。

②类似的例子还有，北约的扩大对于普通公民是一个神秘的话题，经过大西洋两岸新闻界的深入辩论，北约扩大政策被贯彻实施；新闻界的辩论和国会的辩论构成互动，使北约东扩政策不得不受到审查。参见[英]克里斯托弗・希尔的《变化中的对外政策政治》（唐小松等译）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4-315页。

③卡尔・多伊奇在论述这一问题时还指出，对外决策中经济利益的重要性仅次于国家安全利益，经济的、社会的和心理的结构与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利益，美国公众在20世纪70年代初和1982年对政府的防务立场和对苏政策的不同变化，就深刻地反映了公众舆论和社会心理因素对国家外交的影响。转引自赵银亮的《俄罗斯外交决策中的精英――大众因素》，载于冯绍雷等主编的《转型中的俄罗斯对外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144页。

④转引自朱天飚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127页。

⑤伊肯伯里还指出，在英美安排中，金融精英们的观念确实起到了扭转作用，改变了有关战后秩序的讨论，精英观点的影响巨大除了已有的分析，还有其他重要原因，包括英国经济精英从1925年回归金本位后的灾难性后果中汲取教训，战争的结果为20世纪30年代无法做到的国际规则与制度安排方式提供了环境，还将经济精英吸引到英美政府进而受到了新思维的训练。精英的观念为建立新的利益集团提供了机会，至少赋予这些联盟以知识的力量和灵感。参见G. 约翰・伊肯伯里的《创造昨天的世界新秩序：凯恩斯的“新思维”与英美战后安排》，载于[美]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O. 基欧汉主编的《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刘东国等译）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86页。

⑥霍尔分析这个问题时，利用的中介变量同样是社会认同的建构，他指出知识分子是权力集团的一分子，能够通过构建忠诚和认同感来影响社会。当上层阶级的团结已常常跨越国家体系而广泛传播的时候，外交政策分析应当切实认真对待身份认同形成的过程。参见[美]约翰・A. 霍尔的《观念与社会科学》，载于[美]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O. 基欧汉主编的《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刘东国等译）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55页。

[参考文献]

[1]克里斯托弗・希尔.变化中的对外政策政治[M].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赵银亮.俄罗斯外交决策中的精英：大众因素[M]∥冯绍雷.转型中的俄罗斯对外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43-144.

[3]伊肯伯里.创造昨天的世界新秩序：凯恩斯的“新思维”与英美战后安排[M]∥戈尔茨坦，基欧汉.观念与外交政策.刘东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9-86.

[4]霍 尔.观念与社会科学[M]∥戈尔茨坦，基欧汉.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刘东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1-55.

外交政策篇(5)

在近现代国际关系中，对“孤立主义”外交政策有一个普遍的共识。是一个国家为了其自身安全与国家利益，采取“孤立”的方式来避免承担海外政治、军事义务，以提高其行动的自由性。[1]在英国，孤立主义是其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期长期奉行的外交政策，它也有其特殊的内涵：英国对于欧洲大陆保持着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势，不会与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永久结盟，在欧洲大陆出现一个国家过于强大的时候，它选择加入弱者一方对抗强者以维持大陆均势局面。英国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与其欧洲“大陆均势”政策始终是是相辅相成，相互渗透与影响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英国长期奉行“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呢？

首先，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众所周知，英国是欧洲国家，同时它也是一个海岛国家，与欧洲大陆仅隔着狭窄的英吉利海峡和多佛尔海峡。这种地理位置的独特性，决定了英国要发展就要与欧陆保持密切联系，同时必要时又可孤立于欧洲大陆之外。18世纪初，即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英国托利党政府领导人博林布鲁克主张，英国应超然于欧陆纠葛之外。他说：“我们的民族居住在一个海岛上，且是欧陆的重要民族之一，但要保持大国地位，我们就必须利用这种地理形势――我们必须永远记住我们不是大陆的一个部分。”[2]这充分反映了英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对其“孤立主义”政策形成的影响。

曾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奥斯汀?张伯伦在其1931年所著的《英国外交政策的永恒基础》一文中指出：“地理因素对于英国的历史进程，对于英国的外交原则和政治家所关注的问题有着决定性的影响。”[3]这种地理位置的优越性有利于英国“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很好运用，保持其行动的自由性，根据欧陆的实力对比，或暂时性结盟，或保持“孤立”。

第二，与其至上的国家利益密不可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每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都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与归宿的，英国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当然也不例外。近代英国对欧洲的孤立或干涉，皆以其国家利益为转移。19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曾经说过：“英国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是对英国推行“光荣孤立”外交政策根本原因的一个生动概括，同时也揭露了国与国之间外交关系的本质属性。

第三，英国国力的逐渐强大也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基辛格在谈到英国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时也说到，“有能耐奉行如此无动于衷的策略的国家，必然实力雄厚足以自立，也不预期会遭遇须向外求援的危险。”[4]英国早在17世纪就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此后英国的资本主义得以迅速地向前发展。18世纪后半期，英国在世界上首先进行了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中叶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号称“世界工厂”，经济上的强大必然使英国寻求更广阔的廉价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促进其军事实力的提升以辅助经济上的扩张，亚非拉等封建落后地区自然成为被入侵的对象，被迫卷入英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成为英国经济的附庸，英国由此建立了广阔的殖民地，进一步巩固了其政治大国、经济强国的地位，此时的英国被称为“日不落帝国”。凡此种种，都证明了当时英国国力的强大，英国俨然是当时的超级大国，这是“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得以推行的最强有力的后盾，并且屡试不爽，对当时的世界尤其是欧陆局势的发展演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更好地维护了英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国家利益，更加提升了其强大的国际影响力。

第四，英国长期以来的“欧洲均势”思想也是其制定外交政策的依据。英国外交的重心一向在欧洲，英国几百年来一直以不变应万变的传统外交，就是运用均势外交政策，尽力让欧洲各大国始终处于力量均衡或近于均衡的状态，以使自己得到最大的利益。[5]可以说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正是其“大陆均势”外交思想在外交上的应用与具体体现，最终的目的都是要维护英国的国家利益，保持其欧洲霸主地位。

二、“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实施

英国“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始终是与其“大陆均势”外交政策结合在一起的，在欧陆各方势力达到相互制衡的情况下，就游离于欧陆之外，保持“孤立”，以确保其行动的自由性；而一旦欧陆出现一国力量过于强大，打破这种平衡状态时，英国绝不会坐视不理，而是积极寻找同盟，加入弱势一方对抗强势一方，最终达到重新恢复欧陆力量均衡的状态。

首次付诸实践是在17世纪法国实力过度膨胀，有望称霸欧洲大陆之时。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严重削弱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使法国成为欧洲强国。法王路易十四开始极力追求欧洲霸权地位，英国从其国家利益考虑，为了维持大陆均势，最终选择加入安戈斯堡同盟，全力抗法。双方之间最终爆发了“九年战争”，战争最后以法国失败告终，欧洲恢复均势局面。

当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轰轰烈烈地展开，拿破仑铁蹄踏遍欧陆，法国成为欧陆霸主，欧洲均势遭到严重破坏之时，英国不辞辛劳地先后组织了七次反法同盟，滑铁卢一役，拿破仑惨败，反法同盟取得胜利。1815年英国又协同俄奥普三国召开维也纳会议，确立了维也纳体系，欧洲的战略格局又开始趋于均衡。

19世纪中期德意志地区的普鲁士王国在俾斯麦的带领下先后发动了三次王朝战争，于1871年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国家的统一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德国很快便成为欧洲头号经济强国，威胁到英国的国家利益，再加上德国封建残余势力和军国主义传统被继承了下来，使德国非常富有侵略性。在这种形势下，英国在保持与德奥意三国同盟密切联系的同时，始终采取若即若离的“光荣孤立”态度，不深陷其中，从而牵制了德国。

作为一个工业勃兴、海陆军力量强盛且国家主义意气正浓的强国，德国在威廉二世的统治下逐渐展示出称霸欧洲的企图。其对外政策也由称霸欧洲的“大陆政策”，转向夺取全球霸权的“世界政策”，在亚洲、非洲、制海权等方面争夺激烈，成为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到1906年，英国已确定德国为主要敌人，并在外交和军事上准备对抗它“拿破仑”式的威胁。这次英国选择与法俄结盟，分别于1904年和1907年建立了英法同盟和英俄同盟，组成了协约国集团，对抗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集团。最终德国战败，一战后，德国称霸欧洲的野心被遏制，欧陆恢复到基本平衡的状态。

通过这几个事例我们可以看出英国推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主要是针对欧洲大陆，必要时会尽其所能主要是和他国结盟的方式打击强国势力，保持欧陆的均势是其一切外交行为的基准，因为保住了欧陆均势也就保住了其国家利益，维护了其国家安全。

三、“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影响

英国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不是严格意义上简单的孤立，而是为利益而孤立，时而孤立、时而介入，总的目标是维持欧洲均势状态，保持其行动的自由性。“孤立主义”的出台与付诸实施，对英国、欧陆乃至国际关系格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的来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同时也兼具野蛮性与霸权性。

首先对英国自身来说，一方面“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使其游离于欧洲事务之外，避免了不必要的欧陆纠纷麻烦，可以集中精力发展本国经济，促使第一次工业革命首先出现在英国，大大提高了英国的生产力水平，也促使英国大力发展海军力量，积极寻求海外商品销售市场和廉价原料产地，英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和“日不落帝国”，不仅称霸了欧洲大陆，而且一度称霸了整个世界。同时另一方面“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在实践上也积极介入了欧洲事务，当欧洲大陆某个时期出现了一个过于强大的力量破坏了英国极力维持的大陆均势格局时，英国绝对不会坐视不理，而是积极寻求结盟，组织力量共同打击强者，直到使欧陆重新回到均势局面才罢休，贯彻了近300年的这种做法，确实使英国保持了欧陆的话语权，维护了自身安全和行动的自由性。

对欧陆来说，英国“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推行有利也有弊。从宏观层面上来说大陆均势局面的存在使大陆各方力量相互制衡，虽有小范围的战争与冲突，但总体来说欧陆保持了长久的和平，有利于其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就单个国家发展和欧陆国家之间联系上来说，英国“孤立”外交对实力强大国家的打击与压制，限制了强者的进一步扩张与发展，这也体现了这种外交政策的野蛮性与霸权性。

在国际关系格局方面，英国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对于塑造英国和欧陆各国关系方面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孤立”外交使英国和欧陆各国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有利则合，无利则散是其奉行的准则和一贯的做法，在这种沟通和交流的方式下，也促进了它们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身为岛国的英国俨然成为了欧洲不可或缺的不部分。随着19世纪晚期欧陆暂时和平局面的出现和列强纷纷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欧洲资本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以欧洲为中心，以亚、非、拉美为边缘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逐步形成。[6]

四、“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对当今中国的启示

当今社会国家间的竞争实质上是建立在经济和科技基础上的综合国力的较量，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也是19世纪英国强大时肆意践踏他国主权带给我国的启示，因此我国当务之急是要把精力放在国内

事务上，放在促进经济发展上，走独立发展道路，同时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不动摇，真正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在与他国的竞争与合作中发展历练自己。

外交政策篇(6)

不可否认的是，特朗普成功调动了那部分对美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感到失望和厌恶的选民。特朗普的政治地位和观点赢得了大部分美国民众的支持，这些人认为美国之前所倡导的全球化政策并未对他们这些社会底层人的生活带来好处，反而使他们成为“失败者”。

众所周知，世界财富的再分配不仅是资金从发达国家转向欠发达国家，实际上在发达国家内部也不断进行着财富分配。发达国家为了能在国际舞台更具竞争力，被迫在国内实施紧缩政策，比如，降低劳动力成本，这导致了国内财富的再分配。

另外，美国社会还有一种强烈的质疑声，特别是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动摇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怀疑当前国际贸易的效果以及不平衡的社会现状。1990年末，美国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民众更支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主张限制进口。特朗普之所以能赢得大选，正是由于在选举前注意到了选民的这种愤怒和声音。

无论是选举前还是选举后，特朗普的发言都表现出了极为罕见的极端作风，这也暴露了他性格上的弱点和缺点。但也许这只是他为了引起外界关注而采取的宣传策略，最后的选举结果也证明了他的这一做法是成功的。在这次选举中，他和他的团队始终是舆论关注的焦点。

唐纳德・特朗普的成功当选是否预示美国当前处于两种政治体系叠加的阶段，即“政治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美国的地缘战略是否也会发生转变，趋向更优先考虑美国本土事务。特朗普极端而独特的风格，恰好使他能很好地承担起美国政策转变所引起的外界反对压力，从而不影响美国作为霸权国家的国际声望。

要想找出特朗普当选的原因，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解释：第一，美国成立以来的核心价值体系和结构体系；第二，美国外交政策不断转变的基础。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全球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也影响了20世纪到21世纪的全球治理体系。

每个国家都有一种倾向，即认为自身是独一无二的。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这方面尤为凸显。美国声称拥有独特的地理地位，使美国天然具有安全性和中立性，其国家机构――最大的议会制民主制度国家，影响着外交事务和立法事务，美国始终强调其价值观的普遍适用性以及其宪法制度的“神圣”。

通常我们所谈论的美国政府，并非是指现任总统的管理策略，而是其所代表的整个美国政治制度。这是为什么总统在绝大多数情况都是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产物，他们有一整套政治团队的扶持。国家的每个政策决定虽然在表面上是出自总统的决策，但本质上是由其幕后的顾问团队以及相关政府机构在优先考虑美国国家利益，综合国内形势和国际关系后所提出的。美国已经耗费多年打造了当前的政治制度，包括一系列组织体系和安全保障体系，这些都不容许某个个人或机构来改变。

对美国来说，宪法是高于国家任何法律政策的，甚至认为美国宪法可以让国际法和其他国家或国际机构做出让步。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他们试图让美国的外交政策始终体现这种美国自认为的“独特性”。

美国外交政策的特点并非一成不变，常体现矛盾性、曲折性和俯就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有三种政治思潮曾主导和影响美国的政治战略――自由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和孤立主义。这些思潮深深根植于美国的政治文化，也会在某种时代需要下再次被提及。很难清楚划分究竟是哪种政治思想更多影响美国的政治外交活动，因为这三种思想常常同时影响着美国政府。美国外交政策所追求的目标是非常现实和实际的，但却常常以一种理想主义特征来包装和粉饰。因此人们仅仅在学术层面上习惯性地分析美国外交政策背后的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

自美国独立战争开始，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也逐步形成，期间伴随着对现行孤立理想主义的不断整合。美国深信其地理位置和国家目标的神圣性，这是美国必须要维护其意识形态和国家体系的根本原因。在1776年7月4日通过的《美国独立宣言》和乔治・华盛顿的演讲中，都可以发现孤立理想主义对美国的影响，文字中无处不在强调美国是一个独特的国家，以及美国是“民族主义的信标”，声称美国的价值观是平等和道德，甚至宣称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平等和公平的国家。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坚持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应仅限于贸易伙伴关系，而非政治合作关系。这种理想主义的观点将伴随在美国的每个外交声明中，因为这一观点自美国政治结构成立就已经在发挥作用，理想主义和门罗主义都对美国的结构建设至关重要。这两种观点都是为了满足美国的国家利益，但当时世界并未看到扩张霸权的特点，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才逐步被观察到。

在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加强的同时，孤立理想主义的影响在逐渐消退，逐步让位给干预理想主义。这种变化中罗斯福的观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声称，美国的利益并不限于美洲大陆之内，因此，美国不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动态无动于衷。美国这种从孤立使命的外交政策向传教士外交政策的转变，对世界的影响很大。据此，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美国的外交政策形成了两个重要概念――权力和国家利益。

常被拿来与政治理想主义对比的是政治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者总是倡导理性对待外交政策，这是基于明确的外交目标，但也仅仅是为了满足国家利益。虽然在很多情况下，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最终所采取的外交政策常常殊途同归，但是其最初的思路标准是不同的。

这种政治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安德鲁・杰克逊（A.Jackson）和亚历山大・哈密尔顿（G.Hamilton）。哈密尔顿和杰克逊的学说都强调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但对国家利益的划界问题存在分歧。两个学说的差异还体现在对外交政策的定义，外交政策中应如何体现贸易和经济关系。哈密尔顿学说的一个关键项是倡导正和博弈国际关系。他认为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可以促进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从而推动一个积极的正和博弈（非零和博弈）的国际关系，合作国之间形成一种互利网络。这样可以保证国际体系的和平与稳定。

冷战结束后，美国提出了新的世界秩序，而是此时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迷茫和浮躁的新世界，美国试图以管理者的身份处理国际事务，像“君主”管理国家一样的方法，因为美国是当时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一观点曾出现在前美国外交部部长玛德莱娜・奥尔布莱特的发言中。奥尔布莱特曾放言“除美国外的国家都是低价值的，相比与其他国家，美国会看得更远、更好，是唯一可以判断未来的国家，美国是不可替代的，其他国家是不能套用美国的方法的”。奥尔布莱特的观点代表的正是美国的政策，但这种想法却使美国陷入政治、经济多方面的泥潭中。

冷战的结束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2008年），这期间的美国扮演着霸权国家的角色，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方法就像是“君主”。这种看法导致美国最终陷入泥潭，失去了“管理权”。当前的世界要求一个国家必须具备道德上的公信力，才能行使对全球经济政治的“管理权”。

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震惊了全世界，对美国社会的各层面都产生巨大冲击，也是美国外交政策发展中的里程碑事件，“9・11”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改变。这是自美国成立以来美国第一次在本土遭受到的袭击，在此之前，美国仍坚信其地理位置的安全性。自此美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实力都逐渐解构，以“自我削弱”的方式陷入反恐战争的泥潭中，这种对美国实力的削弱是多重的、复杂的，包括对军事实力的消耗。

世界秩序存在实现稳定的机会，特别是当出现威胁世界和平的恐怖主义时，各国之间的合作就尤为重要。此时，合作是必须和唯一的方法。但合作的结果应该是各国采用统一策略面对恐怖主义，而非像当前呈现出的状态那样，反恐行动似乎仅仅是为了显示自身的战斗力比恐怖主义更强。武力不能为任何一个政府赢得国内和国际社会的认同，反而会招来更多的质疑声和反对声。

美国政府对“9・11”事件的危机处理方法已被证明是战略上的“灾难”。反恐不是一个国家的工作，它要求集合国际社会各界力量，采取统一的打击行动和预防措施。美国长期对自身的“霸权威望”和“政治威望”引以为豪，但“9・11”事件严重威胁了美国的地位。因此，为了强调自身的地位，美国将反恐看做是自己的事务，甚至在其他国际事务中也忽视其他国家甚至国际组织的意愿，想要以带头人的身份处理反恐问题。当然，美国的这种行为也导致了美国政府在各层面成本的加大，特别是对技术研发的投入被迫减少。

唐纳德・特朗普对于美国政治现状和美国外交政策的诸多观点，都较多地借鉴了安德鲁・杰克逊和亚历山大・哈密尔顿的现实主义理论，但特朗普在多个场合的公开演讲中努力用充满理想主义的语言包装了其现实主义的目的。现实主义的价值观对于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两位前总统罗伯特・尼克松和罗纳德・里根能够成功当选，都得益于现实主义理论。

冷战结束后，现实主义重新在美国政坛盛行，随之而来的还形成了孤立主义在小范围被采纳的趋势，与此同时，美国更多地通过建立单边外交的方式来维护美国利益，回避开展多边外交。托马斯・杰斐逊（Jefferson）的学说认为民主对维护美国利益至关重要，民主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方法，他还指出美国应该在此框架下不断寻求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来捍卫美国独立自的方法。

特朗普对政治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整合，意味着美国将实施混合外交政策，美国的政策将更倾向于孤立主义，美国将在经济（国际贸易）范畴或政治层面重构符合现实主义的地缘战略目标。

总之，美国一方面在历史中不断倡导理想主义，一方面又始终维护其现实主义目标――建立霸权国家。

基于经济、政治和地缘战略等多方面原因，特朗普很可能会使美国未来政策更倾向于国内。在此，我不想对当前国际体系的经济、政治等方面进行全面分析，也不想对比当前各国际势力的现状。我将重点找出特朗普之所以当选的重要因素以及特朗普改变美国政策的原因。

我认为，特朗普当选主要的原因是：第一，美国的未来应该更着眼于国内技术发展。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的目标似乎是扩大与其他国家的技术领先优势，特别是中国，但自2001年开始这一优势逐渐缩小。

第二，美国将在未来加大对新能源开发技术的投入，从而引发“新技术革命”，一方面美国自身可以不再担忧石油能源的供给问题，一方面让欧洲不再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给。这也是美国地缘战略中的一部分。

第三，美国需要改变地缘战略的重点。美国要拉近与俄罗斯的关系，主要的目的是，逐步从中东的地缘系统中脱离出来以及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积极参与北极圈的石油开发和管理；试图离间俄罗斯与中国在政治上的紧密关系。

第四，美国试图阻止中国的崛起。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迅速崛起引发了世界财富再分配。截至2014年6月底，中国外汇储备突破4万亿美元，到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这一数字已经达到2120亿美元。此外，中国政府在2013年宣布了一项新的全球性发展计划――“一带一路”，以此减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现象。超过60个国家，覆盖4.4亿万人（世界人口的63%）的国际组织已经主动表达了参与意愿。预计加入“一带一路”计划的国家中将有55.2%为中低等收入国家，6.9%为高收入国家，%的低收入国家。唐纳德・特朗普的观点似乎与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的观点十分接近，他们都认为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好处就是让中国从中的获益相当于美国的损失。

第五，试图实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冷战结束后至今，美国一直坚持拥护全球化体系中经济和政治应当分离这一观点，美国长期倡导没有任何限制和国界的国际贸易体系。主要原因是在全球化体系中，以上提议符合美国的本质利益。但随着近年来国际环境的变化，国际体系和新的贸易强国的出现改变了现有情况，使美国不再从全球化进程中继续受益。

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是美国政策改变的信号，美国要在科技、经济、政治和地缘战略等多层面重新规划，从而扭转当前逐渐消退的美国现状，重拾美国的霸权地位。

令人费解的是，一方面特朗普宣称美国应该从国际事务中适当脱离而重新回归国内，一方面众所周知，美国的目标仍然是维持美国在国际上的霸权地位。在当今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中，上述说法看似有些矛盾，这也许正是美国在未来国际关系中调整策略的战术手段。

外交政策篇(7)

【关键词】拉美国家；对美外交；政策；游说团体；国家利益

美国现今国内有许多的游说团体，他们在美国法律界定的范围之内为欧亚等国家进行游说服务。他们的足迹遍布美国的国会和政府，影响着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他们为本国的快速发展和美国国家利益的维护，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回顾美国近现代的拉美外交史可以知道，拉美国家在美国的外交史上一直处于弱势地位。鉴于此，基于其它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拉美国家政府应当积极的组织并参与在美的游说组织，为它们提供支持，从而使他们能够更加充分地给美国国会或政府施加影响。这对拉美国家的对美外交的新局面的开拓具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也利于美国和拉美国家友好关系的进一步融洽。

一、游说团体对美国政治生活的影响

政治游说体现着美国民主政治的精髓，是美国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含义囊括明显，游说政治在美国的民主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美国，社会各个群体和各个阶层为了维护各自合法的权益和利益，而组织游说团体到国会和政府进行游说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也包括了在外国政府（除美国）支持下的游说团体，诸如英国，以色列等等。其中，以色列在这方面做得最为突出。因此战后美国的中东政策，以色列一直受惠其尽。拉美国家政府可以充分利用好政府和社会团体的力量，组成各种必要的游说团体，为美国的对拉政策进行游说。当然，在人文政治环境存在较大的差异的情况下，拉美国家组织的游说团体难以企及美国的传统盟友。但是，由于拉美国家的地理位置特殊性，美国一直把拉美当作自己的后院，因此，游说团体的存在和活动多少可以在对美国的对拉政策产生比较在的影响，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美国是实行三权分立与制衡相结合的政治制度。也即需要各方利益的平衡。因此，它为各种相关利益团体或者游说团体提供了机会。所以，拉美国家组织游说团体，不仅对拉美国家维护国家利益，同时对美国在拉美的定位和双边关系的融合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在美国，游说活动和立法一样古老。游说活动常常和利益集团紧密相联，利益集团是美国政治难以分割的一部份。而在当前的世界，美国的利益触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在当前，美国国内各种利益集团交相辉映，他们选择了有效的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途径：那就是组织游说团体，围绕美国国会和政府展开游说。因为他们深信：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在做出任何决策时，都会受到相关因素的影响，譬如决策者个人好恶、利益关系、政治考量等因素。又尤其是在制定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上，这样的影响因素更为明显。特别对于美国这样一个讲求权力制衡的国家，外交等的政策制定给游说团体带来了极大的机会。他们通过自身的途径准确的了解对外政策的制定者的个人社会关系等详细的资料，而采取有效的措施对其施加影响。从而使在根本上维护其利益。

二、借析传统盟友在美游说的成熟经验

美国是最早注意到采用阳光法律的国家，让游说法辅以各项阳光法律。美国的文化相信人是有私念的。因此游说在美国受到了专门的法律的保护，这也就让利益集团在组织游说团体上毫无顾忌，大行其道。他们纷纷组织游说，为本国的利益的最大的维护竭心竭力。而在非美国的游说团体中，具有犹太裔血统的以色列在这方面做得最为出色，这值得拉美国家政府效仿和学习。

在上些世纪，犹太人主要分布在欧洲各国。这时锡安主义远非流行，也因此犹太人对于复国还没有太强概念。但是1933年希特勒的上政，对犹太人的残酷掠杀，燃起了他们重新复国的梦求。这时，身处美国的犹太后裔出于对自己同胞身处水深火热的处境的同情，在美的裔族自发的广泛的组织起来，对刚刚诞生不久的犹太国（即以色列）提供物质和政策上的帮助，使以色列能够在周遭强敌的恶烈环境下得到生存和发展。以色列人对犹太教的感情相当深厚，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以色列国就等于犹太教，因为犹太教是维系犹太民族单一性的唯一的精神支撑犹太教是犹太人唯一的忠贞的信仰。也就于此，在加上“使沙漠发展繁盛”使得在美大部份犹太人对于以色列的事务非常关注，他们常常为此而积极奔走于美国国会和政府，寻求外交上的政策包容和政策支持。

以色列在美游说团体数量之多，据统计在美以色列游说团体多达80个，而中东其石油游说团体也不足10个。在者其影响力之强，自从二战后美国的中东政策一直呈一边倒的支持以色列的生存和发展。这里我们列举以色列最著名的游说团体AIPAC（即美国―以色列公共关系委员会）。AIPAC已经成为多国在美游说学习的模版，它的创始人是I.L.凯南，AIPAC现在实际所发挥的作用与当初成立的性质有一些差别。AIPAC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与私人接触，而非公开竞选和动员广大群众，来对外交的政策和法规的订立产生影响。也即是“凯南规则”里面的最核心的一条“永远隐身于立法人员的背后，而不是自己去前台参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定制”。以色列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方法，使之国家一步步走向世界，并在世界和地区范围内产生较大的国际影响。

尤其在近年，随着商界犹太裔在美国的财富不断增值，全美20%的百万富翁是犹太人，全美2.3%的犹太人掌握着美国5%的财富。全球富翁前40位中有16人是犹太人。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中也有半数是犹太人，众所周之，“股神”巴菲特、“金融大鳄”索罗斯，高盛、雷曼兄弟、GOOGLE、英特尔等公司的创建人也都是犹太人。他们几乎控制着美国经济。经济的发展决定着政治的发展。在经济领域，他们享有着极高的话语权份额。在政界他们也掌握着充分的话语权。犹太人积极参政，美国大选历来投票率不高，虽然美国的600万犹太人只占美国人口的百分之三，选民比例也不高，但是他们的投票率却高达90%。而且，89%的犹太选民聚集在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新泽西、纽约、宾夕法尼亚等大选的关键选区。也因此犹太选民常常是打破平衡的关键性因素。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社会总是在不断的向前发展。美国的政界精英和智囊团成员，他们在平量很注重资料信息的收集，并进行及时的整理和加工。以期达到降低信息的获取成本和提高决策效率。有的时候游说团体所提供的信息对他们来说是十分的关键和必要。因为游说团体所提供的某些信息，是十分机密和至关重要。游说同时可以为关键信息的获取和正确的决策作出有利的判断。这些政界的精英成员，他们长期从事某些问题的研究，甚至于他们本人就可能是某些领域的权威，因此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游说也显得很有意义。根据研究发现，在美国智库对国会和政府的外交决策其中的30%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三、拉美国家游说团体游说的具体方案

仅从地缘政治来看，拉美整个区域无疑对于美国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在目前美国国内对于整个拉美国家的定位还存在一些异见，但是“拉美区域是美国的后院”这一论见获得了大部份美国国民的认同。由于大部份的拉美国家选择了和美国一样的国家属性即资本主义，这使得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在政治定位上没有把拉美当作外人来看，因此国内的反拉呼声非常微弱。这对于拉美国家政府在美支持和发展游说团体是十分有利的，其可操作性十分强。

美国的政体决定了：在任何时候权力都要达成平衡。否则则会出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透过整个拉美与美的外交可知，拉美国家政府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影响非常微弱，几乎可以忽略。而对以色列和英国这些传统的盟友，则并非如此。因此，鉴于前面游说团体的成功经验和拉美国家的对美外交现状的实际情况，拉美国家政府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要发挥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力量，动员在美拉美裔社会精英组成游说团体，到国会和政府进行游说。现代的社会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应当采用文明的方式。只有统一的目的和严密的组织，才能最大程度表达政治诉求，获得巨大的影响力。而要纠正过去一味的粗暴和野蛮的方式，从而利于与美之间关系的平和发展。譬如美国的强权政治和肆意干涉是导致包括委内瑞拉在内的众多拉美国家陷人经济和社会混乱的主要原因。委内瑞拉的国家领导人查韦斯，采取与美为敌的过激政策，使得与美关系一直矛盾，严重的阻碍了委内瑞拉的发展。从另外一层面来看，以整个国家的发展利益而为简单的矛盾买单，也显得领导人政治上的浅薄与短见。当然，这和一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也有关系。

然后，应当积极的拉拢美国国会议员助理并尽可能的担任此职。当今是信息社会，对于信息的掌握与收集，需要付出相当高的成本。即使是一个议员拥有三头六臂，也无法完成如此大量的工作，包括与选民沟通、倾听选民的诉求等等。显然，这时议员助理就显得相当重要了。在美国国会中，对议员影响最大的是他们的助理。助理负责议员的日常工作，包括人事安排、出版出宜等，并且向议员提供政治与立法意见。

拉美国家政府应该积极的引导拉美裔的中青年社会精英，并给予及时的经费支持和荣誉支持。让他们能够在确保无负担无后顾之忧的前提上，积极的参与其中，去担任这些职位。为祖国的发展和同胞的利益奋斗。同时，拉美国家政府在国内的教育，就应该重视和充分发挥留学生的功能，给他们提供政策扶持，并让他们进行身份的有效转变提供方便。让他们从在美国的学习到在美国任职，为祖国的发展作贡献。

在美游说并非可以毫无顾忌，违犯当地的法律法规。也即拉美国家政府和游说组织团体在对其进行的游说活动的同时，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政策。任何利益都是事关两方乃至多方的。依照此消彼长的原则，游说团体在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同时，必然是以损害他方的利益为前提的。

那么这种情况是否可以相当性的避免呢？在不违犯法律的前提下，游说通常采用的是私下渠道进行沟通的。也就是说，游说工作通常在幕后进行，对相关的人员进行游说，要遵循游说惯例和游戏规则，同时要积极主动与其它的利益攸关集团进行协商和沟通，并要学会妥协。这样在国会和政府对政策进行表决时，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阻挠。况且，美国有一种天然的护拉倾向。这样，在众嘴难敌的情况下，采用迂回的方术，自然而然增进了美国立法委的好感，从而达到了通过游说维护本国的利益的目的。

最后，发挥宗教教会的力量，使之成为游说的天然同盟军。宗教教会对美国政治及美国总统的选举发挥着重大的影响。由于宗教的巨大影响，2004年的美国大选被确定为“价值观选民年”。美国现今人口中的九成以上都有。宗教自古以来就和当权统治紧密挂钩，二者紧密不可分离。宗教是“一种既定的社会存在”，也是国家精神文明的重要构成部分。又由于宗教意志牢牢不可转移，在加上它本身的巨大的影响力，因此它必然是政治统治的垂涎对象，现今美国福音派信仰失去独立性而沦为政党的工具。这都是很好的印证。因此，拉美国家政府应该加强与美国国内宗教教会团体加强沟通，在这方面借用拉美国内的宗教力量（这方面是拉美国家的优势），加强与美国国内的宗教团体的交流，同时发动拉丁裔的教会信徒，让他们心甘的融入到游说团体当中来，发挥他们的巨大影响力，从而达到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的目的。

四、结语

拉美国家政府应该牢牢抓住美国政体的这一特征，权力的平等与制衡。即美国制定的任何外交政策，拉美国家政府都可以通过游说，来向其施加影响力，从而最大程度的扼制美国的话语权，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同时，在执行游说的过程中，应当充分的借鉴其它国家的成功经验，积极组织并参与游说团体组织，在对其游说的过程中要更加的积极主动，摒弃过去的被动局面。从而最大化的维护本国物国家利益，或者说从根本上扭转以前的被动局面。

参考文献

[1] 何兴强.游说・利益集团・美国大选[J].领导者，2010， 1，20.

[2] 约翰・J・米尔斯海默，史蒂芬・M・沃尔特，王传兴译.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