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1)

【关键词】新型大国关系 比异与求同 中美关系

【作者简介】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822.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4）01-0026-13

中国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探路者和先行者。新型大国关系虽然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的一个概念，但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外交实践中，中国一直在国际关系中探索与大国特别是俄罗斯（前苏联）和美国构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中俄（苏）关系历经坎坷和磨合，现在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典范，是维护国际和平的关键力量。就中美关系而言，准确地说，中美两国自建交以来就一直在摸索构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探索已历经了30多年而未止。

2012年底以来，中美两国首脑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视，使得这个概念迅速升温为中美关系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围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讨论多从“求同”视角出发，力图通过发掘两国关系中的共同因素和交集所在，推动合作潜力和空间的扩大。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思考途径。然而另一方面，中美两国的差异性却不可低估，有些差异甚至是根本性的。突出差异并非否定两国合作的可能性，而是强调在正视和摆正差异前提下如何深化合作。因此，中美之间既要求同，也要比“异”。求同是为了寻找共同合作的基础，比“异”是为了使各自更冷静地思考自己和对方。实际上，在比“异”的基础上求“同”，也正是40多年前《中美上海公报》得以签署的智慧所在。恰当的“比异”，正好可以看出两国的优点和不足，进而为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尊重奠定基础。本文在“比异”的基础上认识和思考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希望能够为时下学界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讨论提供一个补充。

一、历史与规律

同样的事情重复发生，背后必有规律。人们对某种现象背后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受到时代和立场的局限的。大国关系交替背后有很多规律和可能性。有关守成国家与新兴大国之间必然跳不出对抗的规律，多多少少被学界和一些国家夸大了；而且，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被一边倒地聚焦于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新兴大国“不守规则”、新兴大国“”上，这种学术舆论环境是不公平也不合常理的，具有误导性。在欧洲内部，大国关系曾经长期表现为以冲突方式来处理实力对比的变化问题；在西方崛起的历史上，长期以战争方式取得对其他世界的优势和支配地位，其崛起史很大意义上就是一部战争和扩张史；在美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中，美国自身同样是通过战争方式确立、并惯常以战争或战争威胁方式来护持自己的霸权地位的。

按照这种建立在地区国际政治经验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规律研判中国未必有效。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经验要复杂得多。西方需要学习中国历史，才能够为其与中国打交道找到新的坐标；反过来，中国也需要跳出西方中心论的偏狭，向西方将自己近代以来中外关系历史讲清楚，帮助别人理解中国与世界的特殊关系。这对崛起中的中国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都是极为必要的。

近代以来的中国一直渴望以平等一员的身份参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国想要平等，但别人不给你平等。1919年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不公正待遇粉碎了一大批中国浪漫主义知识分子对列强的幻想。20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很大意义上是由20世纪前20年的重大事件决定的。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100年后回顾这场战争，对我们向前看也许不乏意义。今天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后来的历史至少产生三大影响：其一，俄国十月革命，反抗的是资本主义体系；其二，德国在屈辱中东山再起，反抗的是凡尔赛体系，以致走向极端；其三，中国一大批仁人志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上革命建国的道路，反抗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体系。

在国际体系的变革进程中，中国的作用和意义至少有四个方面被低估了；不了解这四个方面，外人将很难理解中国崛起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前景。第一，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被低估了；第二，中国革命的胜利对战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和非殖民化运动的示范和启蒙效应未受到重视；第三，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脱离美苏对抗的两极阵营对推动冷战结束的意义被低估了；第四，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以和平方式致力于国际体系改革的意义也很少被重视。

中国与国际体系故事的主线，是从一个国际体系的受害者，到通过自强不息成为参与并推动国际体系改革的建设者和贡献者。中国一直是在与各国合作但是又以不同以往的方式在为国际体系改进作贡献。中国显然在以与过去大国不同的方式塑造自己与国际体系的全新关系。世界上许多国家担心中国会成为第二个美国，中国如果盲目学习美国崛起的道路，追求与美国道路之“同”，中美之外的国家会怀疑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因为“更像”美国，也必然会和美国同位竞争而发生冲突。从比“异”意义上，新型大国关系还应该重视对中国这样的“新型大国”的研究。那么，在何种意义上说中国是一种新型大国呢？我觉得至少有以下四个因素值得注意。

第一，中国制度的节制属性。中国的和平外交并不只是外交修辞，实际上更多地植根于中国的制度。总理在1956年与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的会谈中，面对对方有关中国是否会侵略扩张搞殖民主义的疑虑，从制度层面上进行了解惑：“我们曾受过殖民主义的祸害，我们也看到了殖民主义的失败，我们怎能走殖民主义的老路去侵略别人呢？这是不许可的。这是我们国家的制度和政策所不许可的。……这一点已经成为我们规定在宪法里的基本政策。……一个在从事和平建设、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国内各民族平等、人民享受民主的国家，是不可能产生殖民主义和侵略思想的，因为被制度和政策限制住了。朋友们也许会想，这只是现在，你们现在还不强，强大以后你们的制度是否保险？中国人民懂得，不仅要有目前的制度，而且这制度还要不断改进，这样就不可能发生那种危险。” 本文不对中国制度与外交之间的关系展开论述，但是中国制度背后的伟大精神应该值得关注。中国制度体系背后的伟大精神是“公”，确保了“公道”理念最大程度地贯穿于治国理政、制度设计、内外政策实践中。“私道”支配的制度，政治因被财团绑架，极易成为财团谋取私利的工具，外交无论在逻辑还是实践上都更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

第二，中国制度的节制与和平属性可以从中国现代化道路实践中得到启示。中国的现代化一直是在以内部制度创新而不是对外扩张转嫁危机的方式消化压力，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过去大国武力扩张的道路。人类近代以来的大国成长历史上难以找到第二个这样的例子，在其现代化历程中以自我创新的方式完成和平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中国在确保军事力量用于国家领土、、安全的防御以外，没有参加国际军备竞赛，从而保证财政资源更多地投向民生。历史上许多新兴大国几乎都参与到军备竞赛中，守成大国几乎都迷信黩武主义思想，使得暴力文化成为大国关系的一种氛围和风气，或者一种大国国际政治文化。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以中道思维而不是结盟思维与大国开展外交，这有助于打破历史上大国关系结盟制衡最终走向结盟对抗冲突的规律。中国官方的外交话语中经常会出现“中国是世界上维护和平的关键力量”这句话。国际关系学界对这句话的学理解读还不够。历史上大国关系走向对抗无不先从追求结盟开始。“结伴不结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原则，中国认为结盟是旧时代国际政治的一大缺陷，中国也不支持或反对任何国家领土被他国所用，作为威胁第三国安全的基地。大国关系一旦形成结盟态势，彼此拉帮结派，世界一定会分裂，中小国家将被夹在结盟对抗的大国之间，左右为难。这也正是历史上大国关系和大小国家关系的悲剧。中国作为一个新型大国，坚持可贵的“中道”理念，维护国际团结特别是大国团结，从而成为突破西方历史上大国冲突规律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四，中国历史文化中“报”的含义是丰富的，外人对此若不理解，也很难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走势。总的来说，西方文化中合作的理念主要基于“一报还一报”，少有“以德报怨”的内涵。西方战争史中有无数的“一报还一报”的例子；其社会科学中对合作的研究，主要基于“一报还一报”的逻辑，认为无此则合作难以演进，有此则合作可以延续。中国历史文化中也有“一报还一报”的内容，但绝少“恩将仇报”的事例，同时还有被大大忽视的“以德报怨”的内容。“以德报怨”是一种宽恕，它比宽容的内涵要更广泛。有人对中国崛起过程中始终在国民中进行的“百年国耻”教育不无担忧，其以“一报还一报”的逻辑来理解来推导中国，认为中国强大了会因此而复仇。 这种理解是单向度和肤浅的。中国确实曾经是国际体系的受害者，但中国的理解是，唯有此经历，才知道不能再像他国过去那样加害于人。中国对强大的理解如中国武学的真谛一样，是“不被欺负”，而不是以力胁迫人，去“欺负别人”，中国在道义上接受不了大国强国随意欺负小国的“失德”行径。当然，“以德报怨”绝不意味着牺牲国家、安全、领土利益。从此意义上说，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如果顺着美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一报还一报”逻辑讲中国的和平发展理论，别人一定认为你强大了会欺负他国，这也是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构建必须超越美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局限的迫切意义所在。

大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比较和比“异”，至少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是中国作为旧国际体系的受害者，以正面心态和行动参与国际体系的和平变革；二是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使其更接近一个新型大国去思考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建设。其中，共生而不是对抗是中国作为一个新型大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支配逻辑，这也是中国在努力为新型大国树立的一根标杆。因此，如果从两国集团或者“中国更像美国一样行事”的思路去理解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两国之间既可能出现同质竞争带来的冲突，其他国家对这种新型大国关系也会心存疑虑和不安。当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单方面取决于中国是新型大国，也取决于美国是否有向新型大国转化的潜能，如此才能共同打破大国冲突的历史规律，一起走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这需要美国做出艰难的改革，美国确实需要改革，以体现出其作为大国的责任所在。后文有关新型大国关系的国内政治部分将对此作进一步讨论。

二、秩序与道路

对比美国与国际体系以及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两国参与国际体系建设的道路有很大差异；其实，彼此对秩序的理解也存在很大的不同，这也是美国学界较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应该回避彼此对世界秩序理解的不同，委屈求同，似乎也不是两国的性格。美国声称维护的是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中国要构建的是一种和谐共生的世界秩序。中国文明始终存在一种倔强固执的基因和尊严，就是从来不甘寄托在别人的文明羽翼下。美国作为世界大国，自然也不会放弃其苦心建构起来的所谓自由民主世界秩序。不管是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观还是和谐共生的世界秩序观，这两种秩序观还与两个大国国内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一致的，都有根深蒂固的国内基础。

中国暂时还没有形成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比较来说，美国已以自己为中心建立了一个以军事联盟、金融、经贸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或霸权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但并不局限于此。中国的崛起在改变世界过去中心—的国际经济结构，世界经济中心两百多年来首次出现从大西洋两岸向太平洋两岸东移的趋势，世界经济的地理格局在一定意义上呈现两个中心两个体系的特征，也即传统的以发达国家为中心所形成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中心—寄生型经济体系，以及中国作为关键的新型新兴大国，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或新兴经济体构成的共生型经济体系，中国已成为世界上128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后一种体系既深深参与到前一种体系中，但又保持着较大的独立性；两种体系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口参与工业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有利于巩固后一种体系，同时会削弱前一种体系。这是当前国际体系正在发生的一大深刻变化。中国同时与两个体系有分寸地打交道，并从中受益，避免两个体系的对立和冲突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处理好与两个体系的关系并稳固经营和壮大后一种体系，是中国在新时期的战略机遇和条件所在。

冷战结束后的世界秩序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是美国秩序的全面胜利。相反，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推行的世界秩序表现不佳，在走下坡路。美国一直声称其构建及维护的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美国崛起以来的几乎大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包括法律、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历史等，都是在论证这一秩序，这一知识体系因为名实不符，现在遇到危机。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观多少带有一点神学色彩，采取二元对立的思维看世界，将世界分为好的与坏的、自由民主与非自由民主的两部分。想要别人做到的，自己必先要做到。欲占领国际道德制高点，自己必先要成为道德楷模，否则就应该独善其身，将自己的事情做好，成为君子之国，礼仪之邦，然后再兼济天下。21世纪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一系列事件，例如关塔那摩虐囚、量化宽松、华尔街庞氏骗局、网络监听、无人机滥用、阿富汗战争、“阿拉伯之春”、利比亚干涉、叙利亚干涉等一系列事件，让美国的秩序观和信誉大受损失，让人感受到美国说的和做的原来差距那么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曾经竭力要求别国做到的那些所谓自由民主标准，正成为别国用以嘲讽美国国内政治的标准。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世界秩序观要更为务实、更为现实。务实和现实并非唯利是图，也非重利轻义，而是实事求是。中国人对世界、对多样文明一直存有敬畏之心。美国认为自己的技术文明优越，中国认为自己的文明悠久。认为自己文明优越的国家容易在对外关系中产生优劣卑贱的观念，认为自己文明悠久的国家容易欣赏别人、尊重别人。文明观的差异，使得中国人从来不把别人想象得和自己一样，也从来不理想化地要把别人变得和自己一样，否则就会犯错误。中国崛起以后，世界上很关注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从新中国外交理念和实践看，中国希望建设的是一种和谐共生的世界秩序。这种秩序观并没有抽象偏狭的口号，核心内容大致是各国及其人民之间要做到政治互信、经济互利、社会互助、文化互鉴。要做到这一点，公道、共生、包容、有序、协商、共赢等价值就变得很重要。

中美两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和实践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世界秩序观。在和谐共生的世界秩序观念中，一个“为公”的天下或者“为公”的国际关系秩序，自然得有“为公”之道。美国的干涉旗号会打上“私道”色彩的“人道”，但是中国人看问题却会认为，没有“公道”，怎么能实现“人道”呢？当今国际关系是有“公道”的衡量之器的，联合国、国际法基本原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都是国际关系基本秩序之“公道”。叙利亚之所以在个别外来势力影响下出现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恰恰是这些外来势力不能秉公行事的结果。叙利亚问题不单是个内政问题，它之所以为大国所关切，是因为一些国家在叙利亚问题上频繁试探和突破国际秩序的底线问题，其危险性不仅影响到中东地区政治，更重要的是一旦国际秩序被打破，干涉的大门一旦被打开，遭殃的将不只是叙利亚，而可能是更多的小国。一种和谐共生的世界秩序，内容之一是大国不该随意欺负小国。叙利亚问题让人想起一战前的摩洛哥危机，二战前捷克的苏台德问题，以及冷战结束不久的科索沃问题。

一种世界秩序是否一定以一国价值和制度标准来规范、统一他国，是存问存疑的。在一个多样文明和价值的世界中，学会与他国他人共处共生，而不是以自己的价值指导别人，教训别人，是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中美两国在世界秩序的方向和内容上存在着不同。但是不同并不必然意味着冲突，相同也不必然意味着就会合作。在彼此孤立的世界中，志同才有道合，道同才可为谋。不过，在一个多样多道而又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大国要学会与不同道者合作，在比“异”中相互改进，可能更为必要。

中国改革实践中的和谐思维或许能为中美世界秩序观念之差提供一条和谐的出路。笔者曾用“中国式增量改进”来概括中国的和谐思维。 比较而言，中美世界秩序观念尽管存在不同，但并非是你死我活的不同，因而不宜以冷战思维待之。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美国不需要担忧中国的秩序观会对美国秩序观构成替代。因为本质上，中美两国的世界秩序观都存在能力缺陷，美国有实力，但是缺道义资源，中国有道义资源，但是还缺少足够的实力。比“异”并非是为了寻求对立，用对立的观点看到中美两国的世界秩序观念是不够的。双方在增量改进上形成共识，比单纯的求同可能更有利于促进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三、国内政治

中美两国都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两国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会受制于来自国内的挑战。在过去的40多年中，国内问题始终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必须应对的问题。两国都要适应彼此的国内政治，而不应该试图改变对方的国内政治。

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国内政治支持。美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自然认为国内政治制度的不同会成为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障碍。这套理论会进一步认为，只有彼此都实行美国标准的国内民主政治，才会真正促进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在民主和平论学说中，唯有国内制度的同质，才能奠定稳固且良好的双边合作关系。这种学说使得外交和战略学家产生一种期待甚至幻想，也即如果中国变得和美国一样，那么两国才能真正构建好新型大国关系。这个问题从中国角度来看则是不一样的。中国在思考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时，并不认为国内制度的差异会成为健康稳定长期发展的双边关系的决定性阻碍力量，更没有天真地在美国制度会变得与中国一样的设想下去思考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从国际政治的原理来说，各国国内政治的差异是绝对的，但这并不妨碍国家之间发展友好合作的关系。试图消除国内政治差异，追求在同质的国内政治下形成一个共同体或者良好的双边关系，是理想主义的。而在国际政治实践中，浪漫化的理想主义往往比其他任何理论所指导的实践都更容易犯更大错误。一旦一个大国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将他国内政的改造作为实现良好关系的前提，其外交上一定容易犯错误。美国外交在过去犯过无数类似的错误，中国在其强大过程中必须引以为戒。

因此，中美国内政治制度的不同不应该被夸大为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障碍。这并不否定国内政治变化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中的作用，两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的变化确实会对外交的取向产生很大的影响。

很少有人会把美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作为认识美国的一个假设条件。但这似乎正在成为一个问题。设想一下，美国面临着国内改革的一些长远挑战，是否会使其进入一个漫长的战略收缩期？经济重心南移提出的南北矛盾问题，人口增加和族群结构变化带来的拉美化和亚洲化，政治制度的极化，意识形态教条化，这些因素都可能使美国变得更内向而不是更外向。第一，美国政治极化提出的政治改革议题。美国最近的国内政治表明，政治极化现象让世界对美国能否像其所声称的那样领导世界表示出怀疑。第二，美国是世界上典型的“拼成”的国家而不是自然成长起来的国家。根据2010年美国的人口统计，全美少数族裔人口总数达1.12亿，占人口总数的36%。全美3143个县中，有348个县白人已成少数族裔。按照过去几个十年美国人口的平均增长速度，到2050年美国人口将达到5-6亿。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美国南部的“拉丁美洲化”和西部的“亚洲化”趋势在加强。美国人口以及人口结构的长期变化趋势对其国家治理体系的影响是全面和深远的。第三，美国呈现经济南移以及人口南移趋势，南方以得克萨斯为代表的州得益于石化等工业，其经济受金融危机冲击小，表现出色。南北经济的对比积累到一定程度自然会带来美国南北关系的微妙变化，有学者甚至将其上升到美国未来的南北矛盾问题层面，思考其对美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影响。

上述趋势会加深世界对美国国内政治不确定性的担忧。内政愈益成为束缚美国在世界上行动的重要因素，2013年奥巴马因为政府关门事件缺席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和东亚峰会，就是一个例子。与不确定的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变化相比，中国的国家发展要更为确定。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任以来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国家发展的蓝图和阶段性目标进行了准确的定位。各国对照中国的发展蓝图，按照自己与中国的比较优势，很容易找到对华关系的合作点。中国的确定性还在于，中国制度提供了内外承诺上的稳定性和预期性。世界各国与中国打交道的成本，与那些分权制国家国内政治经常出现的内外政策上的反复无常相比，显然更低。

两国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同样离不开国内社会民意支持。建交以来，中美两国关系在政府层面不乏磕磕碰碰。但是在社会交往层面，商业和民间往来一直保持增量发展的态势。经济利益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社会民意联系成为两国关系的黏合剂。在美苏两极政治中，美国和苏联的经贸往来很少，双方的社会人文交流也很沉闷。从这个角度讲，用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来简单地比拟中美关系是不准确的。如果说美苏关系是“你中无我，我中无你”的关系的话，那么现在的中美关系是实实在在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以往许多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间关系所不具备的。这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积极和乐观的一面。

两国关系的联系纽带已经使任何极端想法都不具备可能性，但是联系纽带又没有强大到消弭两国民间时而存在的“中美必有冲突”的论调。美国军事重返亚太加剧了此论调，其在亚太地区频繁的军演尤其是在南海和问题上的不公正表态，在中国国内产生了较大的舆论反应，使美国在中国失去了不少软实力。

新型大国关系的社会民意支持并非只是两国老百姓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中获得多少好处这个问题，关键是双方在民众有关两国关系的教育上要有好的改进举措。在社会信息化时代，媒体在塑造两国老百姓的彼此认知上起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两国建交以后，中国率先放弃了冷战色彩的对美报道形式，中国的官方媒体不再像建交前那样，对美国政治、外交、制度、发展道路、生活方式进行公开的批评，对美国的批评主要局限在当美国直接损害中国、领土完整、安全、政治制度、核心价值等议题时所做的回应性批评，如在19的中，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美国对的歪曲报道、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美国在上的立场和表态等。除此之外，中国官方媒体基本上以善意的态度报道美国。在民间教育层面，中国将英语作为国民第一外语，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软实力和文化资源，这是中国崛起给美国带来的巨大文化和语言红利。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像中国这样将英语提升到如此之高的地位。英语在中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的绝对主导地位，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中国人本来应有的依靠多元外来信息客观平衡看世界的眼光。中国人看世界的时候，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英语的依赖，从而影响到独立判断的能力。中国国内目前关于英语在高考中地位的讨论，也反映了这一对文化和文化安全的担忧。

比较起来，美国至少还没有从冷战国际关系教育观中走出来。冷战思维在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中近乎一种常态，与中国有关的艺术、电影、文学作品、社会科学研究、新闻报道等所有潜在影响到国民对中国认知的教育形式，仍然带有很强的主观和先入为主的色彩。美国主流媒体更是惯于居高临下地以批评的口吻报道中国。美国主流媒体还没有从冷战的教条思维中解放出来，其正在成为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的思想负担，也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舆论阻碍因素所在。

结 论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动态和相互的过程。新型大国关系首先需要思维观念上的突破。当彼此只停留在权力交接的思维上看待新型大国关系时，守成国家因为担忧自己的地位被新型大国所取代，会自然采取遏制战略回应新兴大国的崛起；当任何一方以指望“对方变得和自己一样”的思维看待新型大国关系时，相互干涉而不是相互尊重就会主导双边关系；当以两国集团思维看新型大国关系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会使两国被世界所孤立；而当以结盟思维看新型大国关系时，中美之间很可能因为各自寻求结盟阵营而使世界再次对立起来。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2)

本文旨在从要素角度出发，建立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的理论体系，并以此理论为基础分析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状况。文中探讨了国际竞争力的思想及理论基础，建立了评价国际竞争力的理论模型，并应用数学分析方法对我国油田企业进行了实证分析。

在论文写作逻辑上，以发展为核心，以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为前提，按照思想渊源、理论基础和实证分析的脉络构建国际竞争力评价的理论体系。在材料的组织上，从理论、实践与创新等方面进行讨论，研究各要素与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联系，并将理论研究与油田企业的实际相结合。

通过对我国油田企业发展现状的分析，研究了我国油田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挑战及采取的应对措施；论述了国际竞争力理论产生的背景、形成过程、国际竞争力理论的概念、基本内容、基本原则等内容，总结了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发展进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因素，提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并提出了提高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思路，对油田企业产品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了提升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能力问题。

在对国际竞争力评价原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明确了各指标间的结构关系，为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提供了支持。

对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综合评价方法进行了研究，研究了国际竞争力指标权重确定的问题，确定了国际竞争力指标权重的方法，构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b—p神经网络评价模型，并运用该模型进行了网络训练及检验；运用现场数据对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能力进行了实证分析，为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升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提供了定量依据。wWW.133229.COm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对油田企业进行了经营效率评价方面的研究，采用线性规划模型，将油田企业的产品结构优化过程分解为变量、目标和约束三要素，通过在目标和约束下对变量进行求解，获得了最优的产品结构。

论文最后从资源利用、成本管理、科技运用、人才开发、管理措施等几个方面总结了与国内外差距，提出了提升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保障体系。

关键词：国际竞争力，指标体系，b—p神经网络，数据包络分析

创新点摘要

1.对国际竞争力理论、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战略进行了研究，建立了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明确了油田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目标、责任和义务，对企业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定性描述，把国际竞争力强度分为很强、较强、一般和差四个等级。（见第2、3章）

2．建立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了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和各指标间的结构关系，并进行了指标的准确定义。将国际竞争力程度分解为整体规模、盈利能力、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市场、经营管理等二级子系统，以及19个三级指标，并通过改进的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贡献率。（见第3章）

3．构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b-p神经网络评价模型，并运用该模型进行了网络训练及检验，实际评价了油田企业综合国际竞争能力。将不同量纲的指标按照效用函数归一成效益型指标，确定了学习速率和动量系数，采用了生成随机数的方法给网络赋予初始值，得到的网络评价输出值与实际评价值吻合，并对选取的国际公司进行了整体排序。（见第4章）

4．运用数据包络分析对油田企业进行经营效率评价方面的研究，采用线性规划模型，将油田企业的产品结构优化过程分解为变量、目标和约束三要素，通过在目标和约束下对变量进行求解，获得了最优的产品结构。（见第4章）

第1章 绪 论

1.1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竞争和国际竞争力问题已经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之一。现代国际竞争力研究出现在二战后，上世纪80年代初，新技术革命推波助澜，美国的gnp世界占有量下降趋势严重，美国成立了“工业竞争力总统委员会”。1984年欧洲世界经济论坛开始关注竞争力问题。21世纪初，随着国际经济格局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如何提升国际竞争力成为各国研究的重心。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加入wto后对我国企业的挑战，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和企业的共识，也是当前企业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选择、一些大公司、大集团已经把战略目标定位在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上，中国企业正面临以国际竞争力为基础的战略转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该国综合国力的体现，从长远的、全局的观点来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是否具有竞争力，将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关系到我国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地位。油田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企业，其国际竞争力将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付费论文：11万2千多字的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硕士论文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3)

关键词：应用型人才；国际金融；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5-000-01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对国际金融专业人才特别是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不断扩大，这就对《国际金融》课程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迫切需要《国际金融》课程教学进行改革，以培养出社会所需的国际金融专业性人才。《国际金融》课程是21世纪高等院校金融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为了实现国际金融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应区别于研究型或综合型人才培养教学方法，教学体系的构建以应用实践为主线，以能力培养为中心，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一、《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内容改革

衔接金融专业本科教学目标，根据“十二五”期间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改革工作指导意见，结合《国际金融》课程实际特点，应用型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突出国际金融基础知识的系统掌握及灵活应用，目的在于引导学生基于经济全球大背景，深入认识宏观经济的运行及变化，因此，对《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是前提条件，需对其进行整合和优化。首先，适当增加国际金融热点问题。国际金融形势的瞬息万变决定着需要用鲜活和热点资讯来充实国际金融前沿理论及实践知识体系。例如，近期的全球金融动荡、人民币持续贬值、美国加息计划等，通过对热点话题中国际金融知识的讨论、分析和研究，不仅能吸引学生学习兴趣，还能训练和提高学生理论知识的应用能力。当然，作为专职《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工作者要不断更新和提高自身的国际金融知识视野，以最大的敏感度捕捉该学科最前沿动态和资讯，力求在教学过程中及时反映国际金融领域的最新动态，紧跟我国金融潮流形势，从而更新和完善《国际金融》教学内容体系。其次，适当增加学生容易混淆国际金融知识点。例如，买人汇率与卖出汇率，本币升值与贬值，直接标价法与间接标价法等，在区分这些知识点的同时，掌握更为深层次的内涵。再次，适当删减一部分国际金融理论知识及交叉学科重复内容。基于国际金融知识的实际应用考虑，可适当删减部分太过艰深的理论知识和一些衍生金融产品的计算，例如，国际收支调节理论、国际融资理论、国际金融市场理论等。同时应舍去与国际贸易、国际结算、国际投资等其它学科重复的内容。在上述《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内容整合与优化具体措施中，要特别注重《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内容的更新和完善，充分利用互联网收集和使用最新的国际金融动态数据，重点纳入国际金融领域新成果、新思路、新问题及新趋势。

二、《国际金融》课程教学方法改革

国际金融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教学方法改进和完善，通过更为有效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应用能力。

（一）案例教学的应用

案例教学法在《国际金融》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是提高学生应用能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利器。传统灌输式教学适用于理论知识的传授，老师讲、学生听，学到的都是死知识，无法学以致用，在应用实践教学中效果比较欠缺，且非常乏味无趣，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激发。而在案例教学中，通过实际案例解决的演示和研究，学生需要对各种理论知识进行消化，这无形中加深了他们对知识的理解，捕捉理论知识后，还有一个思考和创造的过程，使得枯燥乏味的学习过程变得生动活泼，并提高了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同时在案例教学的应用，学生可总结和表述自己的方案和见解，通过实际问题解决经验的交流和沟通，既可取长补短，还能促进人际交流能力的提高，也可起到一定的激励效果。

在《国际金融》课程案例教学中，教师首先要注重案例的选取，和教学内容的择取方法类似，以最新、热点和典型国际金融案例为主，并与对应的课程内容相联系。另外，教师不仅要引导学生关注、思考、讨论、研究这些案例，还要参与其中，共同研讨，使学生从不同角度对热点案例进行分析，教师也可从中总结相关知识及教学经验。

（二）实践教学的完善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突出的是应用能力的提高，因此，实践教学比重的增加是必不可缺的，可通过的实验教学和实训教学的完善来实现这一目标。

1.实验教学

实验教学基本在校内完成，主要通过模拟实验室的建立来实现。结合目前国际金融应用层面所涉及知识内容，可建立由外汇交易、国际结算和国际金融实战演练中心构成的国际金融综合模拟实验教学系统。外汇交易模拟实验教学系统可实时接收与全球同步的外汇行情，通过模拟外汇实盘交易和外汇虚盘交易，计算盈亏情况并查询结果，加强学生对外汇知识及外汇交易流程的理解，提高学生的国际金融形势分析能力及操盘能力。而通过国际结算模拟实验教学系统，学生可顺利掌握进出口信用证、托收、汇款等国际贸易结算业务流程，并熟练处理各类业务面函和账务凭证，通过国际结算理论知识的模拟应用，提高自身的国际结算业务处理能力。国际金融实战演练中心能模拟操作商业银行国际业务，还能模拟研发涉外信托理财产品和国际投资产品，并模拟实现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测和风险分析，是对国际金融综合应用能力的一种强化提升。

2.实训教学

实践教学体系中，除了校内实验教学外，校外的实训也至关重要，结合金融相关专业教学目标及人才培养方向，通过政府、企业、高校三方的通力合作，组织参与相关企业和机构的系统化具体业务操作学习，从而实现学生专业能力的深度培养和锻炼，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能力，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奠定坚实基础。

三、结语

国际金融相关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文章只是从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两个方面作了分析，在教学改革实践中，还需结合《国际金融》课程特点及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方向，衔接社会职业岗位对人才的实际要求，进行综合性、系统性的教学改革研究。

参考文献：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4)

理工文融合一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融合、兼及一定的人文教育，是培养创新型环境科学与工程人才的关键。理学与工学融合一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融合，按2个培养人才的模式培养创新型人才，即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的研究生按“完全融合模式”培养，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的本科生则尽量按“准融合模式”培养。前3年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的本科生课程设置按一级学科设置，第4年环境科学课程设置稍偏向理科，环境工程课程设置稍偏向工科。再兼及一系列人文素养训练，使学生充分理解自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他的权利、义务、责任、价值与尊严如何去实现，建立起道德底线与价值底线，使学生成才欲望更加强烈，向成才目标更加努力。理工文融合一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融合，兼及一定的人文教育，加强了学生在相关学科的知识和能力，更加激发了学生成才的欲望，向成才目标更加努力，是培养创新型环境科学与工程人才的关键。

2教学和科研结合人才的保证

教学要发展，提高科研水平是关键。培养高水平创新型环境科学与工程人才，教师科研水平是关键。没有高水平科研，就没有学科发展，对本科生就没有吸引力，也没有高质量本科生；没有高水平科研，教师的水平提不高，也就没有高水平教学；没有“创新型科研”，就没有“创新型教学”，就不可能培养“创新型人才”。培养创新精神人才，一定要以一流的科研为背景，注重科研对教学的渗透，通过高水平教师队伍、浓厚的学术氛围和高起点的科研促进学生科研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引导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

提高教学质量，教师队伍也十分重要。目前我院已形成一支以高学历中青年教师为主体的师资队伍，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全体教师85%，法国、德国、加拿大博士后各2名，德国、加拿大、日本博士各2名，俄罗斯博士1名。目前，己承担了国家“973”项目、国家“86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人才基金项目、中德、中加国际重大合作项目等100个。由于项目数量较多、级别较高、影响较大，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论文全部能够真题实做。硕士生毕业时一般在国内外发表5篇以上论文，博士生毕业时一般在国内外发表10篇以上论文（至少3篇SCIEIISIP论文）培养的博士生己有多名在国内大学任教授，部分在国外高校任教。杨春平博士荣获2001年、2002年美国俄亥俄水环境学会第75届、第76届年会研究生科研论文竞赛奖第2名、第3名；硕士生秦肖生、李海英、杨麒、苏小康荣获湖南省优秀硕士论文；98级本科生汤琳荣获2001年全国三好学生称号全国约1225万在校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中仅有100余名生学获此殊荣）98级本科生汤琳、钟华荣获2001年诺基亚全国大学生“实现可能”创意大赛一等奖；贺迅、李辉、藏津津荣获2004年全国生物多样性最有价值建议奖。创新型科研，可以培养创新型教师，而创新之师造就创新之生。教学和科研结合，是培养创新型环境科学与工程人才的保证。

3与国际接轨

与国际接轨是培养创新型环境科学与工程人才的捷径。与国际接轨，一方面，在较短时间内提高教师创新研究水平、创新教学能力、发表高水平SC论文，另一方面也増加了与国内外一流大师、和学生在参与高水平的创新研究中，创新研究和创新思维能力得到激发、拓宽和提高。学院1997年获环境工程博士点后，开始借助国际合作平台。1997年建成中德环境技术中心，1998年承担荷兰政府UWEP项目，1999年承担世界自然基金会WWF项目，2000年建立中加能源环境生态中心。2002年建成环境科学博士点、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发表了较多高水平SC论文。近5年600余篇，SC败录156篇，SC引用267次；E收录128篇；ISIR|收录129篇。《SC-ECE>VOL301的Hghlihs对谢争教授等发表在SsmB0.152 283(2003)的论文“Sequencendsute给予高度评价。为了加强与国内外一流大师、一流成果、一流研究、一流思维的交流，近5年邀请国际能源协会主席PeerCaania教授、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JamsJHekiarn教授、德国Kaluhe大学Hahn教授德国科学院与工程院院士）工程院刘鸿亮院士等国内外着名专家举办了20多次讲座。

2005年4月10日至12日，由湖南大学、湖南省水利厅、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主办的中德长江流域湿地生态功能区划分研讨会（sn〇Gejmanygmposim〇niheWtancSReiOnalizatOnofEcosystenSevicesnheYngtzeRiverBsin)在长沙锦江宾馆召开；2004年8月4日，湖南大学和加拿大REGNA大学联合主办的“ChiaCandaW〇rksh〇PcnWateshdManagementandEc〇l〇iicalprotecti〇n(CDATier2Project098/S7074-296)”

在湖南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所）隆重召开；2003年10月11-14日，与EF及IEIS共同组织，在长沙召开了EneEnv2003国际会议；2002年9月16-22日，与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卫生部及德国GTZ共同组织，在长沙主办医疗垃圾处理国际研讨会；2001年10月2日-5日，与国际能源协会、世界卫生组织共同组织，在长沙主办世界室内空气质量大会。并与加拿大Riina大学、德国Hannover大学、美国UnivesiyofCincinnat等20家国际着名大学与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4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4.1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人才培养的关系

我院提出了研究生按“完全融合模式培养”本科生按“准融合模式培养”的办学思路。明确了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融合，兼及一定的人文教教师育，是培养创新型环境科学与工程人才的关键。

4.2教学和科研的关系

我院提出了没有“创新型科研”就没有“创新型教学”，就不可能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办学思路。明确了创新型科研可以培养创新型教师，创新之师造就创新之生。教学和科研结合，是培养创新型环境科学与工程人才的保证。

4.3教学和国际接轨的关系

我们提出了与国际接轨，一方面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教师科研的创新研究水平、发表高水平的SC论文，进而提高教师的创新教学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増加学生与国际一流大师、一流大师成果、一流研究、一流思维交流的机会。教师和学生在参与高水平的创新研究中，在与国内国际一流大师、一流大师成果、一流研究、一流思维交流过程中，创新研究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得到极大的激发、拓宽和提高。与国际接轨，是培养创新型环境科学与工程人才的捷径。

5成果应用情况

5.1与国内着名大学共同研讨

为了做好理工文融合、教学与科研结合、与国际接轨的教学研究工作，湖南大学虚心向国内各高校学习，目前约与国内30所高校（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昌大学、重庆大学、暨南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河北科技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四川大学、湖南农业大学、南华大学、吉首大学、长沙电力学院、中南林学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湖南师范大学、中南大学等）在如何培养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进一步丰富了我们的办学理念，提高了人才培养模式成果。

5.2人才培养效果显着

通过实践本项目的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湖南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教学水平、科学研究水平、人才培养质量及国际影响显着提高。曾光明教授荣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2005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04年）、国家教育部长江学者（2004年）、中国青年科技奖（2003年）、湖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03年）、高校青年教师奖(2000年）黄国和教授获国家教育部长江学者(2001年）、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002年）刘云国教授荣获湖南大学师德标兵（2006年）、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2005年）、湖南大学教学标兵、博士生48名，为国家输送了一大批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高素质人才。

5.3与企业和政府合作

与企业和政府合作，建设了环境科学与工程教学示范基地4个：长沙固体废物资源化示范基地、佳宇大气污染控制示范基地、长沙水污染控制示范基地、洞庭湖湿地与生物多样性示范基地。建立环境科学与工程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心2个：中德环境技术中心、中加能源生态环境中心。

5.4主办国际大会

近5年主办国际大会5次：2005年4月10日至12日，由湖南大学、湖南省水利厅、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主办的中德长江流域湿地生态功能区划分研讨会（snoGemanysmosiuncnheWeInc|sRegicnaliati〇nofEc〇ysenSendeesinheYangZeRiverBasjn)在长沙锦江宾馆召开；2004年8月4日，湖南大学和加拿大REGNA大学联合主办的“ChnaCanadaW〇kshoponWatershedMaiagenentandEc〇〇gcalP〇tect〇n(CDATier2P〇jec：：098/S7074-296)”在湖南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所）隆重召开；2003年10月11-14日，与EF及1ES共同组织，在长沙召开了EneEnv2003国际会议；2002年9月16-22日，与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卫生部及德国GT共同组织，在长沙主办医疗垃圾处理国际研讨会；2001年10月2日-5日，与国际能源协会、世界卫生组织共同组织，在长沙主办世界室内空气质量大会。

5.5与国际着名大学和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与加拿大Regna大学、德国Hamove大学、美国UniveisiyofCncimat等20家国际着名大学与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5.6编着教材，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5)

近五百年来，西方中心论的主要体现之一就是以普世价值自居的西方话语霸权。随着权力的旁移与下移，推动“后西方世界”的崛起，这种现象难以为继。世界面临重塑国际话语体系的历史使命，中国面临突破西方话语霸权的时代机遇。为此，我们必须走出接轨、转型的迷思，通过继承传统、包容现代、创新未来三部曲，打造符合时代要求与普遍公意的国际话语体系。中国梦的提出，为此奠定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因为中国梦也应是世界梦。中国特色的智库建设，应着眼于打造“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国际话语体系。

话语权形成面临的困境

构建话语体系首先要超越中国国际话语权形成的历史性困境。从历史长时段考察，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形成面临“三五”困境：

（一）5000年来未有之情势

历史上，中国从未领导世界，天下体系只是东亚国际体系。这意味着传统中华文化不能自动转化为现代话语权。因为传统的华夏体系是垂直型国际体系，与当今东亚地区流行的平行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相迥异。这使得我们用历史上的归宿来确立当今地位时，面临时空体系的纠纷。的确，传统天下观非普世观，中国特色话语无法赢得世人理解、认可，这是中国国际话语权缺失的重要原因。中国赢得国际话语权始终面临重大悖论：自我表达，太中国化；以人家语言表达，又他者化。

（二）500年来未有之大变局

现代知识体系是价值附加（value-added）的西方话语体系。中国要提升话语权，是与500年来的现代知识体系接轨和解构的问题。通过接轨赢得的话语权是有限的。那么解构呢？的确，500年来的西方知识体系难以为继，世界多样性已然是事实，从西方的普世理论转为世界理论的普世性，尚有可能。问题是，宏大理论难再，只求文化特色理论而已。换言之，中国国际话语权面临大发展机遇，然而终究难以企及西方在世界所取得的垄断地位。

（三）50年来未有之困境

现今，中国强调的是“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基本上还是按照以西方游戏规则为主导的全球化逻辑展开的，故长期以来会产生一种路径依赖。世界进入新战国时代，礼崩乐坏，中国无力独自打造新的国际话语权，也无法简单从西方那里争取话语权。

为应对上述三重困境，中国应实施三“大”：

其一是大复兴：为应对五千年之困境，中国应实现文艺大复兴，即恢复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时代的多元思想文化，还原儒家文化作为传统文化一家之言的自然状态，同时挖掘传统中华文化之现代普世性内涵。在此基础上，实时将内陆文明升级为海洋文明，超越文明形成的地域限制，培养“全球中国”新身份。

其二是大和解：为应对五百年之困境，中国应与西方实现大和解，实现普世价值的双赢

西方价值中有普世性，中国价值中也有普世性，世界各种文化价值普世性总和才接近于真正的普世价值。可持续发展观作为人类共同价值，是实现中西大和解的媒介。

其三是大包容：为应对五十年之困境，中国应走包容性崛起之路，最大限度包容对手、包容他者、包容时代。其关键是，着力阐释好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走出传统-现代、中国化-西方化、国内-国际的二元悖论。

构建国际话语体系的路径选择

在构建国际话语体系时，我们面临一个悖论：用人家话语表达，失去自我；用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表达，人家听不懂，也无法接受。这是中国盛行的重要认识论原因。证明我们是与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抗争。如何面对，关系中国精神立国的根本问题。路径一是接轨国际话语体系，这已经被证伪，因为中国梦超越了现代化梦，西方并非中国梦的彼岸。路径二是创造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这又面临着中国特色

汉字、中国模式

的障碍。路径三是包容创新国际话语体系。这是迄今为止最恰当的选择。

由此决定了打造国际话语体系，不是“复古”，更非“接轨”；而是复兴、包容、创新的三位一体。即，合理地复兴我们的原生文明

催生中华文明中海洋，工业，全球文明的种子而走向海洋，工业，全球；合法地包容西方文明

通过相互包容，既包容西方价值，同时又为西方价值所包容——而塑造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合目的地创新人类文明——通过引领“海洋时代2.0”、第三次工业革命、全球化2.0而实现人类永续发展，从根本上确立中国作为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道统。

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黎和会期间，美国威尔逊总统将列宁此前提出的民族自决观念在巴黎和会推销，成为“十四点声明”的一项关键内容，确立了美国后起之秀的国际话语权，改变了在欧洲人眼中美国不够文明的陈旧形象。这就提示我们，今天的中国也应该在我原生文明底蕴中，包容当今西方观念，提出更加囊括性的话语体系，携手国际社会开创新人文主义话语体系。

发达国家经验表明，智库在打造国际话语体系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建设，也应着眼于打造国际话语体系。

一般认为，智库具有三大作用：影响政策、塑造舆论、培养人才。这三方面也是智库为构建国际话语体系发挥作用的渠道。

先说影响政策。智库报告、组织研讨会、研究员接受媒体采访，是智库影响政策的主要方式。例如，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缉思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亚洲项目主任李侃如合写的中英文报告《中美战略互疑》2012年10月同时在中美，为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起到造势、先导作用。在公共外交方面，智库可以影响政策，也可以解释、推介政策，成为战略沟通的主角之一。

其次说塑造舆论。罗马俱乐部1960年布的报告

《增长的极限》，成功制造了可持续发展的全球话题，成功塑造了国际舆论。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每年各国军费报告，为国际裁军与军控塑造舆论。皮尤公司不时推出各国调查报告，更是成为舆论风向标。在公共外交方面，智库可以发挥先导性作用，为政策出台造势、为形象推广鼓劲，塑造友善的舆论环境。

再说培养人才。智库学者是意见领袖的主要来源，在塑造国内外舆论方面扮演了十分活跃的角色。据统计，美国的主流媒体评论文章，多出自智库学者之手。一些专栏作家，也是智库的兼职研究员和智库活动的座上宾。领导人出访，越来越注重在所在国主流智库发表演讲，阐释政策、影响精英、引导媒体。

总之，智库完全称得上是公共外交的灵魂工程师。公共外交是不同国家人民的心理沟通，离不开智库的前期研究、现场造势、事后评估等方面的作用。

鉴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在打造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层面，继承并超越了上述领域：

其一是精神立国。中国智库只有提出超越并包容西方普世价值的核心概念体系，才能帮助中国以精神立国。这是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挑战。

其二是打造中国梦。中国梦的提出，为中国精神立国指明了方向、带来了希望。长期以来，新加坡被西方舆论描绘为、家族统治的典型。杜维明先生将新加坡描述为儒家资本主义，成功地改变了外国人心目中的新加坡观念，可谓最成功的公共外交之一。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如何打造中国梦，阐明和说服外界“中国梦也是世界梦”？这是智库与公共外交的又一重大课题。

其三是国际合作先驱。过去我们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公共外交时代，我们可以倒过来说，世界的才是民族的。巧公共外交恰如太极，借力打力。中国智库完全可以通过雇佣外国专家，开展智库公关，借人家的嘴，利用人家的平台为我说话。为此，智库对公共外交的促进作用十分独特、举足轻重。

上述三方面，就是中国特色的智库打造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所面临的历史使命。

如何完成上述使命，是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建设必须考虑的重大课题，这是开展有效对外传播的源头。为此，中国的大学、企业和媒体，都应增加智库方面投入，甚至向智库方向转型，培养智库型大学、智库型企业、智库型媒体。

所幸的是，我们迎来了后西方时代。西方不再是世界的唯一中心和全球化的主宰者。只是，权力格局的变迁还没有完全反映在知识和价值观念层面，有个滞后的过程。然而，我们应为此做好准备，积极推动世界多样化进程。中国是世界格局变化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在促进知识从西方中心论走向后西方时代、建设多元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应该扮演更积极和重要的角色。

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正从器物、制度到精神层面递进。中国崛起，世人首先感受到的是中国制造（Made inChina），多指器物层面上，制度方面也只是强调中国融入了国际主流社会，制度创新还不够，观念上和精神上的创新更是不够。近代以来我们老是在“东学西渐”、“西学东渐”间徘徊，实际上可能将来还有一个“南学北渐”的过程。中国是个南方国家，是新兴发展中大国。中国发展的意义，不仅解决中国自身问题，也客观上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参与全球化提供重要借鉴，为发达国家走出危机和困境提供启示，开启“南学北渐”的新历史进程。

我们不仅要有这种自信，还要自觉推动这一历史进程。这就需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提供思想、知识与价值支撑。中国五千年文明从未间断过，而且发展崛起这么迅速，为世界所仅有，所以说世界看东方，看中国。中国如何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越来越集中在中国为世界提供什么样的器物、制度与精神公共产品这一关键问题上。现在海外研究中国都很时髦，难道我们中国人自己还研究不好自己吗？所以现在开始是中国智库的自觉发展阶段。当然，自觉的前提是自信。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中国特色的智库，不是模仿西方智库发展道路。

为更好地承担起上述公共外交使命，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建设要转观念、创新模式、接地气、引“外脑”、“走出去”，着力培育、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结语：以中国梦引领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建设

事实一再表明，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便无法实现三个自信，因为我们老是趋向于拿今天的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作为衡量标准。

中华文明的复兴，是注定要继承、发展、创新当年将“西天”的佛教变成华夏之佛学、神州之禅宗相类似的壮举，将西方的普世价值之术内化为中国之道—人类共同价值，从而确立中国崛起的道统，开创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

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2013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刊讯2013年11月29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主办的“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化共享”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举行。会议由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执行院长傅红星教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郝芳华教授、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教授出席并分别致辞。海内外嘉宾张维为、成中英、焦雄屏、克利斯朵夫、于丹等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受邀出席研讨会。

郝芳华在致辞中指出，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使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迅速扩大，但中国在文化与传媒领域的软实力和影响力仍然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因此，以多种方式、多重渠道塑造正面的国家形象，是当下中国的个重大战略目标。北京师范大学作为所致力于创建世界流大学的综合性高等学校，愿意在其中承担自己的使命和责任。2010年11月19日，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黄会林先生领衔创办了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这是个致力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学术研究与创作实践相结合的开放平台。郝芳华希望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在未来的发展中抓住机遇，做出应有的贡献。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6)

【论文关键词】国际经济与贸易课程体系优化改革

1问题的提出

优化专业课程体系，寻求专业课程体系的最优组合或最优结构，是深化高等院校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合格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关键。从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体系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两种倾向:

一种是沿袭传统的高等教育观，以学科为中心的专业课程体系。该体系的主要特点是:以学科知识传授为主线，强调打牢基础理论知识，拓宽专业口径，注重理论素质教育，培养学生朝国际经贸专业理论研究型的方向发展。按照这一课程体系培养的学生，实践能力低，难以适应国际经济贸易岗位的实际需要。另一种是在国外职业培训教学模式的影响下，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我国逐渐流行起来的“岗位应用型”课程体系。该体系的基本特点是:以特定岗位实际需要的专门技能为中心，以该专门技能所需的实用知识为基础，强调实践操作能力和劳动态度的培养。可见，无论是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技能的“学科中心型”课程体系，还是重实践、轻理论、重专业知识、轻关联知识的“岗位应用型”课程体系，都存在局限。那么，究竟应当怎样去优化现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体系呢？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必须先弄清专业课程体系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2国际经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优化与改革的依据

美国芝加哥大学泰勒教授曾经指出:“课程选择决定于目标设定”。这就是说，要根据专业培养目标来设置专业课程体系。我们认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培养目标应当定位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熟练掌握国际经贸所需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政策与法规，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较强的外贸业务实践能力、洞察国际市场趋势随机应变的能力、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开拓创新驾驭市场的能力，适应外经贸行业岗位群工作的高级复合应用型专门人才。③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根据这一培养目标，设计出切实可行的专业课程体系呢？让我们转向该专业培养目标的决定因素，因为这些因素不仅会通过它所决定的专业培养目标来影响国际经贸专业课程的选择与结构，而且最终会直接影响该专业课程的选择与结构。

首先，国际经贸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必须考虑外贸行业岗位群和用人单位的实际需要。“对准岗位设课程”是部分高校在专业课程设计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一。然而，必须注意的是:不能仅仅局限于某种职业岗位所需的知识技能，而要关注整个行业岗位群或职业群所需的各个方面知识技能。为此，我们考察了三百多家进出口企业的外贸岗位对知识技能的实际需求，最后将外贸岗位群实际工作所需的能力确定为国际商务英语、国际贸易理论、WTO规则、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与法规、进出口业务流程、外贸合同商订等共14种专业知识技能模块。但是，这些知识技能的有效运用将需要强有力的基础知识技能和关联知识技能作为支撑。同时，几乎所有的外贸企业都希望高校国际经贸专业的教育教学能与外贸岗位对接，培养出实践能力强，能独立胜任外贸岗位工作，实现零距离上岗的毕业生。约有83%的用人单位把就业者的职业道德和工作态度摆在了首要位置，还有二分之一的单位对该专业学生的外语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说明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和外语知识能力培养极为重要。因此，国际经贸专业的课程体系，不仅应包括外贸岗位群直接需要的知识技能，而且应当寻求与此紧密联系的基础知识技能、关联知识技能以及综合素质教育等课程的支撑。

其次，国际经贸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必须考虑学生就业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根据我们对对1400多名国际经贸专业学生的问卷调查，91.3%的学生认为他(她)们来高校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就业能力，以便毕业后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因此，专业课程的设计与优化必须充分考虑到学生就业能力培养的需要，要教给学生就业所需的基本知识与技能，努力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不仅职业岗位体系由于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而演化为一个动态系统，而且就业者受利益驱动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常使其就业经常变更。美国人口普查的数字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5年内有37％的社会成员改变职业，而不是简单地调换工作岗位。美国劳工部最近的研究预测表明，20岁的青年人在今后一生的工作时间内，职业的变换将会达到6—7次之多。就业的经常变动也必然会影响到学生对专业及其课程的选择，这就向专业课程结构与内容的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课程设计不仅要考虑到学生初次就业(职业入门)所需要的知识技能，而且要关注明日择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不仅应使学生在受教育后获得就业准备，而且应获得边工作、边继续学习，甚至向更高层次教育(研究生教育)继续学习奠定必要的基础与能力，以增强学生对岗位变化和职业转换的适应性以及接受继续教育的可能性。基于这些考虑，适当扩展该专业学生的语言、写作、数理、心理等基础学科知识技能和金融、投资、会计、管理等关联知识技能的教育将十分必要。

再次，国际经贸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必须考虑社会、科技、经济发展的需要。20世纪40年代以来，科技发展的速度愈来愈快，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愈来愈短，并且呈现技术走向综合化、精确化等特征。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应用必定会直接影响社会职业岗位的变迁。工作现场技术的持续更新会不断地促使传统低技术岗位的消亡，高新技术岗位的增加。而技术发展的综合化与精确化特征又必然促使职业知识技术含量普遍上升，要求技术型人才具有综合应用能力。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导致国际贸易的方式方法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引起外贸岗位技能的变化，如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必然促使外贸单证无纸化，外贸经营网络化，外贸管理信息化，从而导致国际贸易专业课程的结构与内容发生相应的变化，使得外贸岗位实践能力的形成日益需要相关理论知识的支撑，尤其是高技能岗位的实践能力是建立在高技能理论基础上的。因此，课程设置上必须强调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并重，必须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联系。

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已经跨入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是第三产业持续迅速发展(第一产业逐步下降，第二产业的缓慢增长或停滞不前)，并逐步取代工业的地位而成为现代社会的产业中心。商业、贸易、金融、证券、保险、旅游、房地产和咨询等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会引起该产业就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如2001年以来美国纽约的全部就业者中，90%从事第三产业，而且会引起该产业内各行业间以及行业内就业结构的迅速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对职业岗位结构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变化会使得社会的某些职业岗位大批地消失，又会有大批新的职业岗位增加。如美国近5年有7000多个职业岗位消失了，但又新增了8000多个职业岗位。

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社会迅速发展、并逐步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第三产业持续稳步上升。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贸易迅速发展，200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已达21，738亿美元(超过了日本和韩国的总和)，居全球第三位。2007年的中国出口总额为12，180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8.98%)，同比增加19.5%，首次超过美国的11，630亿美元，仅次于德国，上升为世界第二位。这标志我国对外贸易已迈上新的台阶。与此同时，我国外贸行业的岗位规模也在迅速扩大，岗位结构也在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外向型生产企业进出口自营化，外贸岗位群出现了综合化与细分化双重趋势。一方面，中小企业由于业务量不大，设岗较少，因而要求外贸应用型人才具有全面的操作技能和综合应用能力;另一方面，大型企业由于业务量大，部门分解较细，设岗较多，因而要求外贸应用型人才具有过硬的专门操作技能和独立解决问题能力。这就要求国际经贸专业课程的结构与内容设计符合各类企业的多重需要。

3国际经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优化与改革的思路

根据上述三种需要，结合国际经贸专业课程的特点及相关课程的内在联系，我们构建了“一根主线、”“两个强调、”“三个突破”、“四个加强”的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优化方案。所谓“一根主线、”就是以国际经贸的应用知识技能课程为主体，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两个强调”:一是强调基础知识技能、关联知识技能和专业知识技能三大课程模块的结构必须优化，打通三大课程模块的内在联系，突出综合能力的培养。基础理论课程应以语言、写作、数理、计算机和哲学等基础知识技能为重点，基础应用知识技能课程应适当加强，特别是应加强外语能力的培养;关联知识技能课程应以金融、投资、会计、管理等关联知识技能的教育为重点，并应当适度拓宽其口径，应选择关联性、针对性与应用性较强的，淘汰较弱的;专业知识技能课程的口径不宜过窄，应针对外贸业务岗位群而不应针对某种外贸岗位设置，经济学、贸易学和计量学等专业基础必须夯实，专业应用知识技能课程口径可适当放宽，并增设一些选修课，以拓展学生的适应能力和择业机会;二是强调素质教育、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必须紧密结合起来，突出职业道德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应把职业道德、态度教育的内容渗透在理论知识、应用知识、实践技能的课程设置之中，把实践能力、综合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融合在理论知识、应用知识和实践技能的教学之中，使学生的德、智、能、体、美全面协调发展，成为合格的国际贸易高级应用型人才。“三个突破”:一是突破“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课程观，树立厚基础、重实践的新型课程观。在国际经贸专业人才的培养中，强化实践能力的培养始终是专业课程改革、教育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二是突破“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传统教育观，树立既重知识传授又重能力培养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教育观;三是突破理论知识课程与实践知识课程相互分割的教学观，树立两者相互融合的教学观，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协同培养。

根据上述课程体系的优化方案，我们对原课程体系进行了科学的整合取舍。在公共基础课程中，我们适当提高了英语、数学、计算机应用和哲学的授课学时;在关联课程中，舍弃了《产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课程，增设了《投资理论与实务》，并把《会计学》、《管理学》、《企业管理学》和《金融学》等课程重构为《会计原理与实务》、《管理知识与实务》和《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在专业基础课程中，我们对《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与《国际贸易学》中的交叉重复的内容进行取舍整合，避免了教学中的简单重复，并把《国际服务贸易》、《国际技术贸易》整合到《国际贸易学》中，将《WTO概论》重构为《WTO规则及其应用》，增设了《国际贸易前沿问题》(含前沿理论、前沿政策和前沿实践)和《反倾销知识》等课程，以支撑该专业学生把握国际贸易前沿动态和应对反倾销的实际需要;在专业应用知识技能课程中，我们增设了《商品学》、《商务心理学》、《社交礼仪学》、《国际经贸地理》、《经贸应用文写作》等课程，增加了《通关实务》、《外贸单证操作》、《国际物流与保险》、《国际电子商务》、《国际市场营销》、《商务英语》等必修课程的授课学时;在选修课中，我们增设了《中外文化比较》、《美术欣赏》、《音乐欣赏》等人文知识课程和《创新方法论》、《创业理论与实践》等创新创业素质课程。在此基础上，精心构建了以实践能力培养为主体，综合能力、创新能力为两翼，职业道德、态度教育贯穿全程，基础、关联和专业三大课程结构优化，知识、能力与素质协调发展的培养国际贸易高级复合应用型人才的全新整合课程体系(参见图1)。同以往的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体系比较，该整合课程体系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1)整合课程体系设有基础、关联和专门三个必修课程模块，三个模块之间的课时(学分)结构由原来的4∶3∶3优化为3.6∶3.1∶3.3。每个模块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它与其它模块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渗透、互动发展的，对学生的知识和技能的培养，体现在各个模块之中;

(2)整合课程体系不是针对国际贸易业务的某个具体职业岗位，而是面向国际贸易这个专门的行业岗位群，课程的导向具有更宽泛的就业范围;

(3)整合课程体系设有理论知识课程、应用知识课程、实践技能课程三个不同层次的课程，各层次之间的课时(学分)结构由原来的5∶4∶1优化为4∶3∶3，旨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渐次提高各种能力;

(4)整合课程体系突出了实践能力的培养，并兼顾综合能力、创新能力和职业素质的培养。在每个课程模块中，都有实践技能的训练。在基础课程模块中，有英语交流、计算机应用、公关协调和计算机应用等技能的训练，学生必须通过国家大学英语等级考试和计算机等级考试并获得相关证书;在关联课程模块中，有会计实务、管理实务、金融实务、投资实务等技能训练;在专门课程模块中，有进出口业务、国际电子商务和国际市营销等技能训练，而且每种类型的专业技能训练又设有若干技能实训项目，如进出口业务技能又分为国际商务流程模拟操作、通关实务操作和外贸单证操作等技能实训。整个课程系统的专业技能实训都与国际商务职业资格证书接轨，并与相关职业岗位实际需要的实践能力实现对接。

(5)整合课程系统是开放的，具有专业拓展的灵活性，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技能课程、关联知识技能课程基础上，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专业的不同类别知识技能课程，以适应外贸行业不同岗位就业的需要，或适应向相邻职业岗位升迁的需要。

参考文献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7)

【论文摘要】本文针对目前我国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存在的“学科中心型”和“岗位应用型”两种课程体系的局限性,提出了以“三种需要”为依据、优化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的方案,构建了以实践能力培养为主体,综合能力、创新能力为两翼,职业道德、态度教育贯穿全程,基础、关联和专门三大课程结构优化,知识、能力与素质协调发展的培养复合创新型国际经贸应用人才的整合课程体系。

1 问题的提出

优化专业课程体系,寻求专业课程体系的最优组合或最优结构,是深化高等院校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合格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关键。从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体系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两种倾向:

一种是沿袭传统的高等教育观,以学科为中心的专业课程体系。该体系的主要特点是:以学科知识传授为主线,强调打牢基础理论知识,拓宽专业口径,注重理论素质教育,培养学生朝国际经贸专业理论研究型的方向发展。按照这一课程体系培养的学生,实践能力低,难以适应国际经济贸易岗位的实际需要。另一种是在国外职业培训教学模式的影响下,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我国逐渐流行起来的“岗位应用型”课程体系。该体系的基本特点是:以特定岗位实际需要的专门技能为中心,以该专门技能所需的实用知识为基础,强调实践操作能力和劳动态度的培养。可见,无论是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技能的“学科中心型”课程体系,还是重实践、轻理论、重专业知识、轻关联知识的“岗位应用型”课程体系,都存在局限。那么,究竟应当怎样去优化现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体系呢？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必须先弄清专业课程体系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2 国际经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优化与改革的依据

美国芝加哥大学泰勒教授曾经指出:“课程选择决定于目标设定”。这就是说,要根据专业培养目标来设置专业课程体系。我们认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培养目标应当定位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熟练掌握国际经贸所需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政策与法规,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较强的外贸业务实践能力、洞察国际市场趋势随机应变的能力、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开拓创新驾驭市场的能力,适应外经贸行业岗位群工作的高级复合应用型专门人才。③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根据这一培养目标,设计出切实可行的专业课程体系呢？让我们转向该专业培养目标的决定因素,因为这些因素不仅会通过它所决定的专业培养目标来影响国际经贸专业课程的选择与结构,而且最终会直接影响该专业课程的选择与结构。

首先,国际经贸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必须考虑外贸行业岗位群和用人单位的实际需要。 “对准岗位设课程”是部分高校在专业课程设计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一。然而,必须注意的是:不能仅仅局限于某种职业岗位所需的知识技能,而要关注整个行业岗位群或职业群所需的各个方面知识技能。为此,我们考察了三百多家进出口企业的外贸岗位对知识技能的实际需求,最后将外贸岗位群实际工作所需的能力确定为国际商务英语、国际贸易理论、wto规则、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与法规、进出口业务流程、外贸合同商订等共14种专业知识技能模块。但是,这些知识技能的有效运用将需要强有力的基础知识技能和关联知识技能作为支撑。同时,几乎所有的外贸企业都希望高校国际经贸专业的教育教学能与外贸岗位对接,培养出实践能力强,能独立胜任外贸岗位工作,实现零距离上岗的毕业生。约有83%的用人单位把就业者的职业道德和工作态度摆在了首要位置,还有二分之一的单位对该专业学生的外语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说明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和外语知识能力培养极为重要。因此,国际经贸专业的课程体系,不仅应包括外贸岗位群直接需要的知识技能,而且应当寻求与此紧密联系的基础知识技能、关联知识技能以及综合素质教育等课程的支撑。

其次,国际经贸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必须考虑学生就业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根据我们对对1400多名国际经贸专业学生的问卷调查,91.3%的学生认为他(她)们来高校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就业能力,以便毕业后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因此,专业课程的设计与优化必须充分考虑到学生就业能力培养的需要,要教给学生就业所需的基本知识与技能,努力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不仅职业岗位体系由于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而演化为一个动态系统,而且就业者受利益驱动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常使其就业经常变更。美国人口普查的数字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5年内有37％的社会成员改变职业,而不是简单地调换工作岗位。美国劳工部最近的研究预测表明,20岁的青年人在今后一生的工作时间内,职业的变换将会达到6—7次之多。就业的经常变动也必然会影响到学生对专业及其课程的选择,这就向专业课程结构与内容的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课程设计不仅要考虑到学生初次就业(职业入门)所需要的知识技能,而且要关注明日择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不仅应使学生在受教育后获得就业准备,而且应获得边工作、边继续学习,甚至向更高层次教育(研究生教育)继续学习奠定必要的基础与能力,以增强学生对岗位变化和职业转换的适应性以及接受继续教育的可能性。基于这些考虑,适当扩展该专业学生的语言、写作、数理、心理等基础学科知识技能和金融、投资、会计、管理等关联知识技能的教育将十分必要。

再次,国际经贸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必须考虑社会、科技、经济发展的需要。20世纪40年代以来,科技发展的速度愈来愈快,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愈来愈短,并且呈现技术走向综合化、精确化等特征。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应用必定会直接影响社会职业岗位的变迁。工作现场技术的持续更新会不断地促使传统低技术岗位的消亡,高新技术岗位的增加。而技术发展的综合化与精确化特征又必然促使职业知识技术含量普遍上升,要求技术型人才具有综合应用能力。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导致国际贸易的方式方法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引起外贸岗位技能的变化,如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必然促使外贸单证无纸化,外贸经营网络化,外贸管理信息化,从而导致国际贸易专业课程的结构与内容发生相应的变化,使得外贸岗位实践能力的形成日益需要相关理论知识的支撑,尤其是高技能岗位的实践能力是建立在高技能理论基础上的。因此,课程设置上必须强调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并重,必须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联系。

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已经跨入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是第三产业持续迅速发展(第一产业逐步下降,第二产业的缓慢增长或停滞不前),并逐步取代工业的地位而成为现代社会的产业中心。商业、贸易、金融、证券、保险、旅游、房地产和咨询等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会引起该产业就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如2001年以来美国纽约的全部就业者中,90%从事第三产业,而且会引起该产业内各行业间以及行业内就业结构的迅速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对职业岗位结构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变化会使得社会的某些职业岗位大批地消失,又会有大批新的职业岗位增加。如美国近5年有7 000多个职业岗位消失了,但又新增了8 000多个职业岗位。

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社会迅速发展、并逐步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第三产业持续稳步上升。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贸易迅速发展,200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已达21,738亿美元(超过了日本和韩国的总和),居全球第三位。2007年的中国出口总额为12,180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8.98%),同比增加19.5%,首次超过美国的11,630亿美元,仅次于德国,上升为世界第二位。这标志我国对外贸易已迈上新的台阶。与此同时,我国外贸行业的岗位规模也在迅速扩大,岗位结构也在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外向型生产企业进出口自营化,外贸岗位群出现了综合化与细分化双重趋势。一方面,中小企业由于业务量不大,设岗较少,因而要求外贸应用型人才具有全面的操作技能和综合应用能力;另一方面,大型企业由于业务量大,部门分解较细,设岗较多,因而要求外贸应用型人才具有过硬的专门操作技能和独立解决问题能力。这就要求国际经贸专业课程的结构与内容设计符合各类企业的多重需要。

3 国际经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优化与改革的思路

根据上述三种需要,结合国际经贸专业课程的特点及相关课程的内在联系,我们构建了“一根主线、” “两个强调、”“三个突破”、“四个加强”的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优化方案。所谓“一根主线、”就是以国际经贸的应用知识技能课程为主体,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两个强调”:一是强调基础知识技能、关联知识技能和专业知识技能三大课程模块的结构必须优化,打通三大课程模块的内在联系,突出综合能力的培养。基础理论课程应以语言、写作、数理、计算机和哲学等基础知识技能为重点,基础应用知识技能课程应适当加强,特别是应加强外语能力的培养;关联知识技能课程应以金融、投资、会计、管理等关联知识技能的教育为重点,并应当适度拓宽其口径,应选择关联性、针对性与应用性较强的,淘汰较弱的;专业知识技能课程的口径不宜过窄,应针对外贸业务岗位群而不应针对某种外贸岗位设置,经济学、贸易学和计量学等专业基础必须夯实,专业应用知识技能课程口径可适当放宽,并增设一些选修课,以拓展学生的适应能力和择业机会;二是强调素质教育、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必须紧密结合起来,突出职业道德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应把职业道德、态度教育的内容渗透在理论知识、应用知识、实践技能的课程设置之中,把实践能力、综合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融合在理论知识、应用知识和实践技能的教学之中,使学生的德、智、能、体、美全面协调发展,成为合格的国际贸易高级应用型人才。“三个突破”:一是突破“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课程观,树立厚基础、重实践的新型课程观。在国际经贸专业人才的培养中,强化实践能力的培养始终是专业课程改革、教育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二是突破“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传统教育观,树立既重知识传授又重能力培养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教育观;三是突破理论知识课程与实践知识课程相互分割的教学观,树立两者相互融合的教学观,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协同培养。

根据上述课程体系的优化方案,我们对原课程体系进行了科学的整合取舍。在公共基础课程中,我们适当提高了英语、数学、计算机应用和哲学的授课学时;在关联课程中,舍弃了《产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课程,增设了《投资理论与实务》,并把《会计学》、《管理学》、《企业管理学》和《金融学》等课程重构为《会计原理与实务》、《管理知识与实务》和《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在专业基础课程中,我们对《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与《国际贸易学》中的交叉重复的内容进行取舍整合,避免了教学中的简单重复,并把《国际服务贸易》、《国际技术贸易》整合到《国际贸易学》中,将《wto概论》重构为《wto规则及其应用》,增设了《国际贸易前沿问题》(含前沿理论、前沿政策和前沿实践)和《反倾销知识》等课程,以支撑该专业学生把握国际贸易前沿动态和应对反倾销的实际需要;在专业应用知识技能课程中,我们增设了《商品学》、《商务心理学》、《社交礼仪学》、《国际经贸地理》、《经贸应用文写作》等课程,增加了《通关实务》、《外贸单证操作》、《国际物流与保险》、《国际电子商务》、《国际市场营销》、《商务英语》等必修课程的授课学时;在选修课中,我们增设了《中外文化比较》、《美术欣赏》、《音乐欣赏》等人文知识课程和《创新方法论》、《创业理论与实践》等创新创业素质课程。在此基础上,精心构建了以实践能力培养为主体,综合能力、创新能力为两翼,职业道德、态度教育贯穿全程,基础、关联和专业三大课程结构优化,知识、能力与素质协调发展的培养国际贸易高级复合应用型人才的全新整合课程体系(参见图1)。同以往的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体系比较,该整合课程体系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1)整合课程体系设有基础、关联和专门三个必修课程模块,三个模块之间的课时(学分)结构由原来的4∶3∶3优化为3.6∶3.1∶3.3。每个模块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它与其它模块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渗透、互动发展的,对学生的知识和技能的培养,体现在各个模块之中;

(2)整合课程体系不是针对国际贸易业务的某个具体职业岗位,而是面向国际贸易这个专门的行业岗位群,课程的导向具有更宽泛的就业范围;

(3)整合课程体系设有理论知识课程、应用知识课程、实践技能课程三个不同层次的课程,各层次之间的课时(学分)结构由原来的5∶4∶1优化为4∶3∶3,旨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渐次提高各种能力;

(4)整合课程体系突出了实践能力的培养,并兼顾综合能力、创新能力和职业素质的培养。在每个课程模块中,都有实践技能的训练。在基础课程模块中,有英语交流、计算机应用、公关协调和计算机应用等技能的训练,学生必须通过国家大学英语等级考试和计算机等级考试并获得相关证书;在关联课程模块中,有会计实务、管理实务、金融实务、投资实务等技能训练;在专门课程模块中,有进出口业务、国际电子商务和国际市营销等技能训练,而且每种类型的专业技能训练又设有若干技能实训项目,如进出口业务技能又分为国际商务流程模拟操作、通关实务操作和外贸单证操作等技能实训。整个课程系统的专业技能实训都与国际商务职业资格证书接轨,并与相关职业岗位实际需要的实践能力实现对接。

(5)整合课程系统是开放的,具有专业拓展的灵活性,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技能课程、关联知识技能课程基础上,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专业的不同类别知识技能课程,以适应外贸行业不同岗位就业的需要,或适应向相邻职业岗位升迁的需要。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