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为中心心得体会篇(1)

树高千丈总有根，水流千里总有源，人民群众是我们党枝繁叶茂的根基、是我们党源远流长的源头。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心系人民群众，做忠诚的人民服务员，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让人民群众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人民才会坚定不移的跟党走，跟党一起奋斗，共同努力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做忠诚的人民服务员必须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一切为了群众。在近百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根本原因是始终坚持和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要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竭诚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要做到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坚持保障人民权益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一致性。

做忠诚的人民服务员必须保持同人民群众同舟共济，一切依靠群众。“抗倭十四载，血战乾坤赤。”武器装备极端落后，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八路军能够得到相对可靠的后勤保障、能够创造一个个无法复制的战争奇迹，越打越多、越打越强，其诀窍就是: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赢得战争。民心所向，固若金汤。群众的拥护支持，构筑起抵御艰险的铜墙铁壁;军民的鱼水相依，激发了克难攻坚的战斗潜力。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依靠人民，无往而不胜;脱离人民，一定会失败。这是历史的经验，也是历史的昭示。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心系人民群众、做忠诚的人民服务员，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让人民群众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人民才会坚定不移的跟党走，跟党一起奋斗，共同努力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心得体会范文2

5月27日和28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相继闭幕，全国两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而“人民至上”的理念在全国两会中贯彻始终，成为最大亮点。无论是一年来发展的成就，还是代表委员们的真知灼见，以及各种民生大礼包、各项决策部署等等，都体现着“人民至上”的深刻内涵。随着全国两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一艘承载14亿中国人民幸福的“人民至上号”巨轮即将再次起航，乘风破浪。

坚定信心，鼓舞干劲，“人民至上号”动力满满、蓄势待发。在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战决胜阶段的重要时刻，全国两会的胜利召开，为亿万人民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增强了信心、凝聚了共识、鼓舞了干劲。从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到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从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制，到完善传染病直报和预警系统，从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到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政府工作报告中一揽子的“硬核”举措，无不彰显了中国战胜困难、提振经济、脱贫攻坚、保障民生的实招，而这背后正是承载了14亿中国人幸福的“人民至上号”巨轮的蓄势待发，彰显出中国前行的坚定信心和无穷力量。

攻坚克难，全面决胜，“人民至上号”目标明确、直航小康。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政协经济界委员联组会指出：“我们要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我们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在脱贫攻坚战场上，越来越多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无私奉献。决心大，干劲足，胜利已然在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接续推进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力让脱贫群众迈向富裕”……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掷地有声，这也展现了我们党兑现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一庄严承诺的决心。从两会出发，汇聚起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磅礴之力，这艘“人民至上号”巨轮，必然劈波斩浪，带领全国人民，直航小康。

以保促稳，稳中求进，“人民至上号”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至关重要。连日来，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围绕“六稳”“六保”谈认识、明方向、析路径——兜住民生底线，稳住经济基本盘，积聚未来发展势能，就能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抓好“六稳”“六保”，并强调加大“六稳”工作力度，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我们要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才能确保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才能不断推动“人民至上号”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心得体会范文3

5月22日上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对于关注两会尤其是政府工作报告的党员干部和社会各界来说，今年的报告颇有不同，仅1万字左右的全文，应系改革开放以来篇幅最短的一次。

“留得青山，赢得未来”。报告虽短，但干货不少。从“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到“减免国有房产租金”;从“涉及就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全部取消”到“推动更多服务事项一网通办”;从“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到“扩大失业保险保障范围”……一系列细致的民生安排，回应了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民生需求。“人民”二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依旧“火热”而“高频”，质朴而温暖。

民生所指，国运所系;民心所向，政之所行。谋大事者必先观大势。打开时间的维度，2020年注定特殊且不凡。“两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活力的集中体现。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今年“两会时间”的开启，预示着中国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的前景，也迸发出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中国誓要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最强音。

“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与优势，在于顺应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意愿。全国人代会开幕当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他所在的内蒙古代表团参加审议。他强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并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落实到做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去。

“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回望过去7年，每一次的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都要到人大代表团和大家亲切交流。对老百姓的“操心事”“烦心事”，他总是看得重、问得细、记得牢。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民生之重”从来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心中“牵挂之重”!

“众力并则万钧举，群智用则庶绩康”。时间是奋斗历程的忠实记录者。2020年用将近半载的光阴，见证和呈现了中国人民非凡的奋斗奇迹，筑起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战疫丰碑。人间万事出艰辛，越是艰险越向前。今年的“两会”，是历史上首次因公共卫生事件而延期，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却一脉相承，贯穿始终。变化的是会期，不变的是信心;变化的是议题，不变的是决心;变化的是形式，不变的是初心。

一枝一叶总关情，“人民”二字重千钧。“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如果将全面小康比作一幅壮美的画卷，那么，民生无疑是其中最厚重的底色和最温暖的主题。“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建非常之功，需非常之人。迎着胜利的曙光，承载人民的期盼，深情凝视“收官之年”的全国“两会”，各级党员干部自当倍感触动、倍受启迪、倍增干劲!

临难不避、实干为要，放在心头，扛在肩上!

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心得体会范文4

岁月静好，好书相伴。打开《习近平治国理政第三卷》第十一个专题，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跳出‘身边的小小悲欢’，走进实践深处，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文化文艺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进实践深处、心灵深处、思想深处，用真情实感答好时代课题，绘制出人民壮丽的“精神图谱”。

走进实践深处“抒写人民”，绘出原汁原味“肖像图”

作家不是“坐家”，创作不是“空想”。文化文艺作品是为人民服务的，绝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只有把人民群众放在“心尖”，扑下身、沉下心、迈开腿，创作“接地气”、有“烟火气”的作品，才能真正在人民群众中间“传得广”“叫得响”。只有走进实践深处，将人民“心中所思”“脑中所盼”真实呈现，才能原汁原味地为人民“画像”，为时代“立传”。要富有“同理心”“共情力”，在丈量世界中发现“真善美”。要多去优秀企业了解创业发展、多去先进榜样身边记录典型事迹、多去贫困地区感受脱贫成果、多去美丽乡村见证巨大变化，以“真情感”感染人，以“好作品”提升人，让人民群众在文艺作品中收获情感的共鸣、智慧的启迪。

走进心灵深处“描绘人民”，绘出幸福生活“多彩图”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是一个时代风貌的“符号”。只有牢牢抓住观众口味，根据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心理需求创作作品，才能真正让人民享受到精神的“盛宴”。在儿童作品创作上，要突出素质引领，以儿童的视角出发，讲好属于儿童自己的故事;在青少年的作品创作上，要结合当代青少年心理特点，在惩恶扬善中，帮助他们构筑一个积极、健康、向上的世界;在中年作品创作上，要富有生活气息，注重描写中年职场、婚姻生活、养老抚幼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在中年的压力与危机中，贯穿生活主线，擦亮幸福底色;在老年作品创作上，要从老年人的期待出发，丰富老年人内心深处的精神生活。打破唯点击率、收视率至上的不良业态，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传递幸福生活“正能量”。

以人民为中心心得体会篇(2)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总书记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中的重要内容。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新党章中，也加入了这样的话:“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习总书记也告诫全党，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通过学习，我深刻地认识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我党的根本政治立场，贯穿于我们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不由联想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深入人心的古语；联想到毛主席、周总理“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联想到阅兵场上“为人民服务”响彻云霄；联想到各级政府机关“为人民服务”脚踏实地；再联想到自己参军宣誓“为人民服务”庄严肃穆，不禁思绪万千，心有所感。

作为一名军转干部、人社局一员，特别是身在窗口岗位，更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实际工作的行动指南，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上，把普通百姓接待好、疑问回答好、事情办理好。

一要坚持党的领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和“四个自信”，牢记入党誓言，坚定理想信念，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不断增强自己的党员意识和组织意识。注重修身立德，树立良好“三观”，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时刻牢记党员身份，自觉用党章党规党纪规范自己的言行，做一名合格的优秀党员。

以人民为中心心得体会篇(3)

【关键词】中国信心;民族凝聚力;文化软实力

【作 者】沈其新,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邓学源,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田旭明,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2

【中图分类号】C9552 【文献标识码】A 【文 章编号】1004-454X(2009)04-0001-005

“Chinese Confidence”: The reality interpretation of thePresentday

Chinese Nation’s Cohesive Force

Shen Qixin, Deng Xueyuan,Tian Xuming

Abstract: “Chinese confidence” is not just a news vocabularyor a political s logan, but rather the essence of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the spirit of the time sthat lead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In connotation, “ Ch inese confidence” is a dialectical unity of the national and the times, and isal so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 racteristics; In essence, “Chinese confidence” is a high degree of integrati on o f the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and sense of mission, and is the presentation oft he building of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In functional positioning, “ Chi nese confidence” is the highlights of reinforcing the presentday Chinese nati o n’s cohesive force, and playing agreat role in raising the nation’s soft po wer

Key words: “Chinese confidence”; Nation’s cohesive force;Soft power

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和“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向世界成功展示了中国 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与世界携手共克金融危机的“中国信心”。“中国信心”立 刻成为世界各大新闻媒体热议的话题,并迅速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笔者认为, “中国信心”并不仅仅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简单的政治口号,而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 济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一种具有深厚民族文化底蕴和深刻本质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是 中华民族凝聚力在当代的具体表征,是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深入研究“中国信 心”的内涵、本质和功能定位,对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大的 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信心”的内涵: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中国信心”不仅仅是一个新闻词汇或政治口号,而是引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民族精 神和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我们长期以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中国信心”体现了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辩证统一,它既包含了自 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文化内涵,振兴中华的爱国激情,又体现了改革创新的时代意志和 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

(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在2009年瑞士达沃斯论坛上,温家 宝总理向全世界传 达了“中国信心”,他强调:“我们的人民拥有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精神与意 志,正是这些优秀品质,使历史悠久的中国在逆境中焕发更加强劲的生命力。”① 这就明 确告诉我们,“中国信心”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其核心构成要素之一就是中华民族自 强不息的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源于《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古代中国人以天地为最大,由此而引申出人生哲理:人生应像天那样高 大刚毅而自强不息,应像地那样广阔包容而厚德载物。在历史发展长河中,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精神对中国人的生命存在形态和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着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当前,我们党和政府向全世界表达的“中国信心”不是一时的激情,而是中华民族自 古就形成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的延续和升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以团结 、集体、责任、坚韧为核心,从传统文化中的“上下同心者胜”到当代文化的“全国同心者 胜”,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始终承载着中华民族坚忍不拔、发愤图强、不屈不挠的伟大 精神力量,体现着中国人民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勇气。正是这种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和伟 大勇气激励和鞭策着中华民族在逆境中不断前进,我们才能同心战胜“非典”,取得抗震救 灾的胜利,才能成功举办奥运并作出应对金融危机的高效决策;我们党和政府也才能把这些 精神和勇气转化为国家民族的强大“信心”。

(二)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最为深厚也 最为强大的 精神动力,弘扬民族精神,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当前,党 和国家领导人向全世界表明的“中国信心”,并不是一个缺乏理性的激情口号,而是一种以 爱国主义为政治诉求的意识自觉。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从的“寒冬过后必将迎来万物 复苏、万象更新的春天”,到的“莫道今年春将尽,明年春色倍还人”,这些信心之 词都凸显了以“振兴中华”为主体内涵的爱国主义政治诉求。“中国信心”以振兴中华的爱 国主义为政治诉求,不仅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与全国最广大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 决心,蕴含了中华民族对社会的强盛、综合国力的提高、人民生活的富裕的期盼,而且充分 体现了中华民族能够克服困难,赶上时代,追求强盛的精神特质和时代风貌,展示了中华民 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以振兴中华为价值追求的爱国主义精神,既是我们党和政府能够感 召和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魅力之所在,也是全国上下同心同德,树立和坚定“中国信心”以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力量之所在。

(三)改革创新精神。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改革创新已经成为这个时 代最响亮的 主题,改革创新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核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改革创新精神 统领的改革开放改变了我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面貌,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群众的 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中国信心”的树立和彰显,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 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全面发展的结果,是改革创新精神的产物,它既来源于中国 民族理论研究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又显示了改革创新精神的巨大能量。当前,我们党和政府已经将“改 革创新”作为长期坚持的治国之道,将“改革创新”作为发展的动力,“改革创新”贯穿着 “中国信心”形成的整个过程。从党中央的“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政策,到万 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抗震救灾行动,再到“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会”和“领先世界的‘神七 ’载人航天飞行”,无不吹响了改革创新的时代号角,改革创新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在当 代最重要的精神品格。

(四)以人为本精神。以人为本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 理论的本质要求, 是科学发展的核心和本质,它体现了当代中国发展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当前,党和国家 领导人多次在内政外交中体现“中国信心”。从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取得抗震救灾胜利和成功 举办奥运盛会,到中央扩大内需、改善民生等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的出台,再到总理 向世界传递“中国信心”的“信心之旅”,这些都极大地增强了国内老百姓和企业的信心。 “中国信心”之所以为广大群众所认可,为国际社会所接受,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其以人为 本的核心价值理念。一方面,“中国信心”是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信心,是对中国人民的信心 。它内隐了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人本意识,体现了人的主体地位和主体精神,树立“中国 信心”的最终价值取向是为人民服务,实现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另一方 面,“中国信心”的最终价值取向就是在我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较好较快发展、人民物质生活 水平显著提高的基础上,克服金融危机等不可预知因素的挑战,着眼于实现好、维护好、发 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角度,推动社会的全面文明进步,进而提升“世界信心”构建和 谐世界。

二、“中国信心”的本质:成就感与使命感的统一

“中国信心”既来源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又是对中华民族优秀 文化 传统传承和升华的结果,其实质就是在经济发展、文化传承和未来展望基础上的成就感与使 命感的高度统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人民群众 的精神面貌得到了极大地提升。可以说,“中国信心”所体现出来的成就感和使命感就是人 民群众精神面貌得到极大提升的时代展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改革创新精神统领的改革开放改变了我国的发展模式和发 展面 貌,我国实现了经济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和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目前我 国经济总量已上升为世界第三,外汇储备和财政收入较为充盈,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更加成熟 ,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从对非典、雪灾、特大地震等突发性自然灾 害的沉着和冷静处理,以及成功举办奥运会来看,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也日臻完善,全 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热情空前高涨,中华民族的成就感、自豪感、归属感和使命 感空前释放。正是在改革发展的基础上,科学地指出了“中国信心”形成的基础:“ ‘信心’来源于改革开放30年形成的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体制;来源于中国有一个稳 健的金融市场体系;来源于中国有广阔的市场潜力和回旋余地;最重要的是来源于政府坚决 果断的决策,决策的力度和决策的速度。”②更为重要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 , 在改革创新精神的引导下,人们的观念意识和行为方式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诚如胡鞍钢所 说,中国的老百姓和企业经过30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洗礼,已经在实践中提高了学习 能力、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这是中国经济可能率先复苏的力量源泉。这也成为“中国信心 ”得以树立的重要社会基础。

显然,从“中国信心”的来源和基础看,“中国信心”是中国人民对改革开放以来 所取 得成绩的成就感和自豪感的浓缩和升华。这种成就感和自豪感同时还建立在中国对全球经济 增长的贡献不断上升的事实之上。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30多年来的持续快速增 长,使得全球经济从中国的发展中不断获得新的推动力。据联合国《2009年世界经济形势与 展望》统计,2008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22%,今年将进一步增至50%。在目 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悲观气氛下,相对于欧美各国的普遍士气低落,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则显 示出高昂的斗志和信心,而相对于美、英、日、德、法等国超出预期的经济衰退幅度,中国 经济却依然保持着平稳较快增长的态势,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复苏最重要的希望所在和信心 来源,这就更加凸显了“中国信心”所蕴含的这种成就感和自豪感。

“中国信心”并不仅仅是一种由过去改革发展成果所带来的成就感和自豪感,它还表现 为一种科学、务实的使命感。这种科学务实的使命感首先体现在我们党和政府对形势的科学 判断和准确把握。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我国经济在世界各 国经济增长中仍然处在前列;我国经济发展的优势条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改革开放30年持 续发展为我国打下了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坚实物质基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 趋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依然强劲;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没有发生根本 变化,全球经济面临的调整和重组也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另一方面,当代中国 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内部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但经济、社会、环境发展不协调;剧烈的社会变革与人们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形成摩擦;利 益分配中的客观现实与主观错位引发各种疑虑;党内存在的一些腐败现象与不良风气招致群 众不满。就外部而论,虽然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但中国以廉价资源提供者身份参与国 际分工,不可避免地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对话中形成了并非完全平等、合理、安全的经 济关系,金融风暴等外部因素也影响到国内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和政府向全世界表达“中国信心”,向世界宣示了我们解决和处 理好这些问题的使命和决心。世界各国透过“中国信心”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对于自己在 以往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诸如经济增长粗放、环境污染严重、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社会 公平正义缺失等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我们已经更加明确地提出要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经济 社会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民 的自由和权利;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加强各方面的监督,使政府的 行政运转依法进行并置于监督之下。中国也向世界承诺,在克服金融危机、确保经济增长的 过程中,将更加坚持又好又快方针,努力实践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也会更加努 力地推进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中国在“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给世界添麻烦”的同时,还 提出要与国际社会一道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促进世界经济早日复苏,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朝 着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向世界充分展示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这些使 命汇集到一点,就是要通过爱国主义、振兴中华的精神和实践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通过这些承诺和实践,世界各国人民不仅看到了中国有战胜困难的“信心”,而且也看到了 中国战胜困难的“能力”。来自各方面的最新监测数据表明,我国在去年四季度以来出台的 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各项政策措施的效应已初步显现。这更加深了国际社会对“中国 信心”的理解与认同,使国际社会更加信任中国,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在世界范围内的影 响力。

三、“中国信心”的定位: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现实展现

“中国信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时 代展示,是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的一个亮点,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当 今世界,精神力量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 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 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 貌更加昂扬向上。”③这充分表明,党和国家已经深刻认识到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并把文化软实力建设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

一般认为,文化软实力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化的感召力;二是政治价值观 的吸引力;三是政治经济制度及发展模式的同化力;四是外交影响力和塑造力。从“中国信 心”的内涵来看,首先,“中国信心”是在内聚和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坚韧不拔、 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等精神特质,并结合时代性因素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适合时展 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对内表现为凝聚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对外则表现为竞争力、融合力 和协调力。其次,就政治价值观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 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当 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信心”就是在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的产物。再次,就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来说,“中国信心”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自我发展与完善的结果,它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在发展模式上,“中国信心”是长期以来我们坚定不移地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促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以至于“中国模式”或 者说“北京共识”越来越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认同,对世界产生强大的同化力的结果。最 后,从外交的影响力和塑造力来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全方位外交取得了重大进展,国 际地位和国际影响空前提高。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活动向全世 界传递了克服金融危机的信心和决心,我国的国际形象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赞赏和认可,而温 家宝总理的欧洲之旅更是被冠名以“信心之旅”,这也成为“中国信心”形成的直接因素。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中国信心”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现实 展示,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文化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民族凝聚力”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 信心 ”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中国信心”的树立为当代中华民族凝 聚力的进一步发展找准了新的着力点,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华民族凝聚力的 内涵包含三个层次:民族整体对民族成员的吸引力、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的向心力、民族 成员之间的亲和力。首先,“中国信心”体现了自强不息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自强不息是 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是维护中华民族独立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精神脊梁和 精神品格。它不仅是一种道德境界,一种精神境界,更是一种理想和信仰,它体现了这个民 族最基本的宇宙观和人生哲学。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历史告诉我们,当一个民 族遭遇外族践踏侵略时,共同的民族情感和爱国信念会使人们凝聚在一起去反抗,即使他们 身处逆境,也满怀信心,对民族充满希望,因为他们追求的目标是民族的统一与振兴。同样 ,当中华民族面临金融危机等影响国内发展与稳定的外部挑战时,我们一样有“信心”去战 胜这些外部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与稳定。这样,通过共同的文化、精神信仰,通过以 振兴中华为目标指向的爱国主义传统,“中国信心”的树立有利于增强民族整体对民族成员 的吸引力。其次,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向心力的强弱,关键取决于这个民族国家的执政党是 否以维护和发展民族成员的利益为核心价值和历史使命。“中国信心”体现了以人为本精神 ,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信心”的人本价值取向,由于符合中 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成为民族团结凝聚的重要精神纽带,从而使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 整体产生极强的归属感和向心力。再次,“中国信心”蕴含着厚德载物与“和合”精神。“ 天地人和谐合一”是中华民族世界观的集中体现,它主张“和”、重视“和”并以“和”的 眼光去看待整个世界,它提倡“仁者爱人”,认为“仁”的最高境界是“爱人”,“爱人” 不仅是指爱亲人,爱家庭,更重要的是由此而引申为爱国家、爱人民。这就有利于增强中华 民族成员之间的亲和力。

既然“中国信心”的科学定位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体现,那么如何进一步提 升“中国信 心”,发挥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效能?我们认为关键在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认同的基础和精神的归宿,是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向心力的源 头活水,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提升“中国信心”、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提高国家 文化软实力重要路径和载体。在具体的建设路径上,一是要大力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 统,使中华民族精神得以发扬光大,成为凝聚人心、促进发展的精神力量和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强大动力。二是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中国信心”和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基础,是文化软实力建 设的根本。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 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有利于促进国家统一、民族 团结和社会稳定,从而巩固“中国信心”和民族凝聚力的基础,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三是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 平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才能为“中国信心” 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奠定物质基础,才能彰显我国文化软实力在世界范围内的吸引力和 感召力。

以人民为中心心得体会篇(4)

【关键词】北京奥运民族心态优化培育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为北京、为中国赢得了全世界关注的目光和如潮的赞扬。中华民族在筹办奥运的旅程中经历种种磨砺和考验后，民族心理从躁动逐渐走向沉稳，从情绪化日益走向理性，从“金牌第一”到开始关注“人”本身，一个大国所应具备的理性思维、开放心态、创新精神和包容胸怀逐渐在中国民众的心中生根、发芽、开花，值得人们认真梳理、盘点和传承。

中华民族心态的内涵

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和民族心态两部分构成。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民族心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不稳定的部分，这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可以说，民族心态是社会历程前行中历史与现实、民族与世界、精神与物质、感觉与理性、知识与经验等多种多样因素沉淀和交错而成的丰富的心理世界。一个国家的民族心态和谐与否，对于该国家民族的气度、风格乃至成长经历、发展潜质和国际形象，都有着无形的巨大影响。

北京奥运体现出的中华民族心态指的是在中国申奥成功、践行奥运诺言、举办奥运会这一段特定的历史时间内，弥散在整个中华民族社会或民族群体中的共同心理状态，它通过心理反应、社会评价、行为动机、行为方式等一定形式表现出来，并构成一种生活的精神氛围而相互影响。

中华民族心态的奥运展现

平常心昭示社会进步。在新中国成立时期，以举国之力，在国际竞技体育赛事中奋勇争先，已经成为振奋民心、追逐强国之梦的最为快捷的手段。奥运金牌寄托着国家的荣誉、民族的尊严和国人自豪感，被附加了意义的金牌日益复杂而沉重。经过几代中国人的努力，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而且开始富起来了。民众的知识不断增长，视野得以扩大，身体更加健康，精神实现升华，形象日益改善，心态也就更趋于平和。今天，面对奥运金牌，中国民众显得淡定而从容。金牌，已经不再是承载着中华民族崛起的号召旗帜，中国也不再需要用金牌来证明自己。比金牌更重要的，是奥林匹克精神，是社会的发展进步。中国民众用一种欣赏的眼光，去享受体育，给体育一种自然的态度，予以平常之心，他们会因体育的美感、激动、兴奋、震撼、痛苦而心动，尽情地享受奥运会的激情与快乐。

自信心彰显大国实力。强大的自信心靠的是实力，因为有实力，中国以美仑美奂、辉煌壮观的开幕式展现出自己的时代风采、宽广胸怀和文化追求；因为有实力，中国代表团一举获得51枚金牌，100枚奖牌，创4项世界纪录，位于金牌榜第一，奖牌榜第二，创造中国参加奥运会历史上的最好成绩；因为有实力，中国运动员以良好的精神风貌和体育道德风尚，给中华民族带来强烈的胜利感和自豪感。体育强盛的背后伴随着综合国力的逐步提升，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其他领域的改革，30年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和开放浪潮席卷全中国，国民经济保持较快稳定增长，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体、第四大经济体，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国以开放的姿态与世界发展同步。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树立文明、开放、团结、现代化中国的良好形象，中国民众的自信和努力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重。

包容心展现国民气度。奥林匹克精神是更高、更快、更强，就是要以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来促进交流，达到这一体育精神的目标。其核心就是要人类摆脱文化偏见，以博大的胸怀，去认识和理解自己民族之外的事物。经历北京奥运的洗礼，中华民族顽强拼搏、力争上游的精神不断得到升华，并贯穿始终，逐渐形成豁达大度的民族心态。这种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是为所有奥运参与者的热情鼓掌，是对杜丽的呵护、对郎平的喝彩、对菲尔普斯的赞叹、对刘翔的理解、对博尔特生日的全场祝福，是拥抱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博大情怀。作为一个具有包容之心和宽怀的民族，中华民族给每一位不同国家的运动员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在赛场上即使与中国运动员同场竞技也能赢得掌声。这些，折射出国人对奥运精神的全面理解，在失败和成功面前的宽容和理性。

责任心铸造民族品质。“一诺千金”的品格，中华民族自古有之。为了兑现申奥承诺，中华儿女不畏艰难、全力以赴。37座奥运场馆和45个练习馆以高科技手段，绿色环保材料，节约能源资源，人性化需求的服务设施，高质量地超出当初的承诺；采取机动车单双号上路、错时上下班、优先发展公交车以及推行奥运专用道等措施，北京兑现“运动员住地到比赛地点均可在30分钟内抵达”的承诺；完成7项绿化美化指标，北京空气质量指标全部达到规定标准，实现奥运会期间北京空气质量的三项承诺；55所示范学校4亿青少年受益的奥林匹克教育、一系列奥林匹克文化体育活动、随处可见的奥林匹克文化元素、全民健身参与奥运，全中国的奥林匹克教育普及已经“给中国和世界体育留下独一无二的宝贵遗产”。

奥运民族心态的进一步培育和优化

实践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大，必须是与时俱进、改革开放、着力发展、以人为本、促进和谐的。但是，如果任何一个国家不经历一种国民心态和行为向现代化的转变，仅仅依靠引进技术、经济甚至社会制度，都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北京奥运会上，中国完成了民族心态的一次“成人礼”，但是民族心态变化是一个长期的、诸多社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后奥运时代，培育和优化更开放、理性和成熟的民族心态依然任重道远。

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30年改革开放为奥运梦圆积淀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强大的精神力量，提升了综合国力，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长期封闭落后和沉闷僵化的状况，打破了束缚人们的思想桎梏，大大解放了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给中国大地带来了蓬勃生机和活力。社会发展带来的变革必然使中华民族心态产生巨大的波澜和震荡，奥林匹克运动赋予的“更快更高更强”以及互相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运精神，对引领中国积极健康的民族心态具有直观的教育意义。北京奥运会扬国威、振民心，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胜利的新起点。只有拥有着现代的民族心理，国家富强，民族繁荣，中国才会赢得世界的尊重与赞许。

批判继承多元文化。作为一种能动的社会因素，文化对一个国家的民族心态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北京奥运文化集结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优秀文化和奥林匹克文化、西方文化的精粹，是爱国主义精神和改革创新精神的生动体现，具有鼓舞斗志、引领风尚、团结奋斗的时代特征。这些优秀文化表现的民族心理，突破了民族狭隘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的思想与情绪，进一步内化国人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价值取向、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为塑造与时展相适应的现代心态奠定了心理环境。当然，营造出这样的心理环境，不能一蹴而就，而有一个批判、继承和创造的过程。近代的历史传统和多元文化的融合为中国人民提供了丰富的心理素材，也使人类通过理性、公正、宽容、开放的立场与表达方式，对民族心态不断地进行自我勘误或校正，更利于民族心态的优化与培育。

大力开展全民健身。一个强大的民族，一定要有强健的体魄和良好的心态。奥运体育与奥运健康携手走进中国人民的生活，让国人对健康财富这个理念有了全新的认识，健康奥运、健康中国成为全民健康教育与实践的最好契机。北京奥运会的影响，使国民的身体素质、生活意识、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得到极大提升与改善，有助于形成自强不息、自信乐观、奉公守法、团结友爱、平等互助、和谐融洽的民族心态。后奥运时代的全民健身让国民生活比以前更放松、更潇洒，生活更文明、更时尚、更绿色，一种全新的民族健康自信已经深深植入全国人民的心中。

以人民为中心心得体会篇(5)

关键词：社会转型；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和谐；构建

2010年1月31日在国务院的中央一号文件首先使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系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⑴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目前大约有新生代农民工一亿人，⑵他们分布在各行各业，逐渐成为产业工人的新主力。

心理和谐是一种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集中表现为人的对内协调和对外适应。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并强调心理和谐，也是第一次把关注人的心理问题写进党的文件中。

新生代农民工身处中国社会转型最深刻的时期，急剧的社会变迁给他们的心理带来极大的心理冲击。如何应对社会转型期对人的心理影响，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和谐心理建设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的课题。

一、社会转型期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特点

新生代农民工与60、70年代的前辈相比，除了户籍相同之外，其他特点都不相同，心理体验也不一样：

1.生于改革开放的年代。新生代农民工是在一个相对富裕的时期成长起来的，他们对中国动荡的过去没有什么印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虽然成长于农村，但较之父辈，没有挨过饿，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概念不深；有些人本身就是上一代农民工在城里生的孩子，没有当农民的经历，从来没有种过地，对土地没有父辈那样的感情。他们基本上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进入工厂，这一点导致他们不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有足够的忍耐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他们到城里打工的心态与上一代农民工城市过客的心态完全不同，希望能留在城市发展，但由于骨子里是农民出身，他们怕被歧视，他们渴望得到他人的尊重，希望被认为是城市的一分子。

2.受教育的程度提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年，在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30岁以下各年龄组均在26%以上；年龄在21-25岁之间的达到31.1%，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2008年进行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高出传统农民工14个百分点。数据对比说明，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职业技能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相对传统农民工，他们的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已有较大提高。⑶他们大多数人都有一定的知识和想法，他们或者是从小跟着父母在城市长大，学习了新时代的思想，或者是留守儿童长大，受过义务教育，有着独立生活的吃苦经历，更希望改变自己的人生。他们进城打工，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希望能像城里人那样平等就业、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甚至得到平等的政治权利。他们职业期望较高，他们不再只局限于得到一个工作，挣钱吃饭，而开始注重自己的职业发展。

3.生活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他们是唯一伴随互联网、电视机、手机成长起来的一代新型农民工，使得他们在信息获得方面城乡差异缩小，在思想观念、时代意识、民主意识上都较上一代有所觉醒，比较了解外部世界，知道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城市文明对他们有巨大的吸引力；工作不喜欢单调，不希望过着单一的两点一线生活，希望在工作之余，有丰富的娱乐生活。他们上网聊天、写博客，也关心股市。然而信息爆炸的时代，文化是多元的、网络又是开放的、充斥着各种信息，他们也因此特别容易受到负面、消极信息的影响。他们正经历着一个在消费主义和全球化助推下经济迅猛增长的国家，很多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在于价值观的单一甚至扭曲，似乎评价一个人成败得失的唯一标准就只是挣钱的多少，缺乏利他、利国和自我肯定的理想，缺乏正确价值观的支撑。一个以金钱收入为主要甚至唯一价值取向者，其心理认同度不够，心理支持是非常脆弱的，经济收入处于社会底层的新生代农民工更是如此，普遍存在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困惑。

二、社会转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双重效应

1.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同时由于社会失衡的利益格局导致心理失衡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冲突困境”，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2006年，国家正式启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多予、少取”，“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指导下，实行免收农业税，西部地区的农村初中和小学生全部免交学杂费，农民医疗补助标准较大幅度提高……新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是莫大的实惠和福祉，真正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职业，或走出家门，洗脚上田外出打工；或固守家园，种植放牧桑蚕养鱼，从得到的实惠中产生了进行改革的巨大动力，农民从实际出发追求实际的利益，渴望富裕的愿望十分迫切，从而刺激了更大的生产热情。据2009社会蓝皮书显示：“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的速度会明显的放缓，估计增长速度可能达到8%左右”，“2009年城乡居民总体‘生活比较满意’农村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高于城市居民”。但由于体制的缺陷，社会的转型、体制的转轨导致贫富分化问题日益严重，据2009年社会蓝皮书显示，全年城市居民的收入可以增长10%左右，但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大概只有6%―7%之间，所以城乡收入的增长率之间又拉开了3、4个百分点。当前，各地的户口管理制度虽有改革，但对农民工户口准入城市设置了很高的标准，使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子女入学等都受到了限制，这种城乡二元化管理模式，让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缺乏归属感，“无根”心理会强化孤独、无助感，焦虑和迷茫感。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劳动力进入了发达地区，但是他们的赡养负担却被留在了农村，这种两极分化、两种管理的失衡的利益格局使新生代农民工产生严重的心理落差，增强了挫败感、相对被剥夺感、不公平感，容易导致心理失衡。

2.社会转型激发了人主体意识的生成，同时转型期的各种社会问题诱发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积怨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公平困境”，理性经济人原理表明，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人们经济活动的根本动机是追求自身利益，凭借理性能够根据市场处境，判断自身利益，并凭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尽可能追求效应的最大化。经济人的行为和动机决定在交易或交换中，人们会采取那些被认为将给自己带来最大净收益的行为，并取得收益时规避风险。理性经济人假说要求，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要有理性思考，自我约束，使市场在交易中能有合理的理性内核和良性运转。市场经济这种特征赋予人主体意识，讲求等价交换，公平竞争，唤醒了人们的巨大积极性、能动性。⑷但由于我国正处于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化阶段，与西方市场经济百年发展、完善的过程相比，我国的社会转型是以历史浓缩的形式，把社会转型中的各种社会问题几乎同时呈现出来，主要表现在：社会分化程度加大，利益格局差距加深，社会公平、正义相对缺失，非法致富、干部腐败、行业垄断之风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加之，很多企业由于没有建立完整的企业机制，使新生代农民工为改革发展所作贡献与应得之补偿不对等，利益严重受损，正当权益得不到及时的伸张和维护，因此很多人工作起来缺乏成就感，容易导致抑郁、苦闷、强迫等心理与行为。

3.文化转型促进了开放意识的提高，同时各种良莠不齐的文化形态无障碍进入造成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混乱

新生代农民工正面临“人文困境”，在全面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文化形态和模式也在发生转型，改革开放使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文化全球化的浪潮，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依赖性、保守性、封闭性和僵化性等思想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时俱进、开放进取成为时代的潮流。全球化潮流也推进了国家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形成了一个新思想文化阵地，各种思想得以迅速通过互联网传播，社会表现出文化和价值取向多元化，生活方式和意识多样点。新生代农民工在吸收各种文化优秀成果的同时，外来文化的各种道德价值观、生活方式、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也给他们思想带来极大的冲击，引起思想混乱压力。换句话说，改革开放、社会转型，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正在被解构，另一方面国家还没有完全建构起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文化形态，文化“解构――建构”的过程中出现了信仰的“真空期”，由于缺乏一个主流的价值体系支撑，社会表现出了心灵空虚、无所寄托、无法确立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社会心态。在这样的文化情景中，人们容易出现诸如信任危机、信念危机、诚信危机、拜金主义、损人利己等行为，这些行为使得人际关系趋向紧张、淡漠。这些对于身处青年期、受教育程度不高、没有建立起正确、坚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又独处异乡、心理支持非常脆弱、工作条件艰苦、过着“工厂――宿舍”半军事化生活、经济收入处于社会底层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极易体验到烦躁、压抑、寂寞、孤独等负性心理情绪。

三、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和谐心理的路径选择

1.加强社会文化的创新，营造能使新生代农民工感受到的理想和意义的精神家园

在社会转型加剧的时期，社会文化创新的重要性迫切地显示出来，它不仅具有提供精神支柱和价值导向的意义，且具有抚慰心理、调适行为的作用，甚至还包括表达情绪、释放压力的整合功能，同志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⑸

一个先进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文化体系，必须是贯通古今、融会中西、继承借鉴、发展创新，以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以革命文化和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为养分的多元、包容的文化体系，使全社会树立多元包容的文化心态，尊重每个公民的差异，不给每个公民制造某种压力和人身险境，形成全体公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现实社会因包容“不同”而和，因和而达到“大同”。 创新社会文化，使新生代农民工漂泊躁动的心灵找到健全的精神家园，让精神生命健康成长，为心理走向和谐提供终极关怀。

2.加强制度建设，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公平正义的社会运行机制

所谓公平正义是指在平等、公正的制度、政策和规则下，人人享有同等生存、发展机遇和权力，包括权力公平、机会公平、教育公平、分配公平和人道主义公平。体制的公平是新生代农民工感受公平正义的基础，从社会运行的层面看，正是由于机制的缺陷和漏洞鼓励了不良社会心态蔓延，进而加剧了社会风气的恶化。所以，完善的社会运行机制，是要在社会层面提供公平正义的政策，建设公平正义的环境。

通过制度建设确保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要从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最关心、最直接、最迫切的问题入手，构建城乡一体化、资金多样化、管理社会化、保障法制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农民工有序流动的户籍管理制度，建立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劳动力技能培训和就业的服务体系、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公共文化体系、法律援助体系等公共服务体系，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技能教育、子女教育、医疗、养老保障、住房购租、文化娱乐等方面问题，有效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后顾之忧，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

3.加强人文关怀，建立一个多层次、强有力的心理服务体系

社会转型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造成了焦虑、不满、愤恨、被剥夺感、无助、空虚等消极的社会心态，如果这些负性的情绪不断积累，最终会危害人的心理和谐，成为“最后一根压死骆驼的稻草”。因此，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多层次、强有力的心理服务，使不良情绪可以得到及时宣泄、化解和释放，具体包括：

首先，建立一支专门为新生代农民工服务的高素质的心理援助队伍，定时到新生代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工厂、企业，开展心理辅导或咨询工作，通过心理辅导、心理行为训练、书信咨询、面谈咨询、热线电话咨询、网络咨询等形式多种形式，提供及时有效的心理健康指导与服务；组织有针对性的心理讲座和培训，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根据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安排有关的心理教育内容，普及心理健康知识，让他们学会对情绪的自我调节，提高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完善自我人格。通过心理知识的普及和宣传，懂得心理自救和寻求支持的方法。

其次，为新生代农民工建立多层民意表达机制，通过完善的企业工会制度、制度、人民代表制度等，使他们可以有正式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情绪、意愿、诉求，缓和内心冲突。

再次，健全新生代农民工民意监测网络，通过政府联网、媒体、研究机构等渠道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价值取向、社会心态、行为倾向等问题，及时全面了解并做好新生代农民工民意汇集和反应调节工作，加强心理监测、评估和预警，完善心理疏导、调适、与平衡工作体系，帮助他们及时解决心理问题，促进心理和谐。

参考文献：

[1][2][3]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J].新华网

，2010，6，21.

[4]詹万生.社会转型时期学校德育的反思与构建[J].教育研

究（北京）.2009，91.18―20.

[5].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9.

以人民为中心心得体会篇(6)

关键词：公共危机；危机管理；社会心理；调控机制

近年来，我国各类公共危机事件呈现高发频发的态势，如2003年的SARS危机、2005年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以及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等，公共危机使政府公共管理面临严峻的挑战。公共危机不仅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较为严重的人员伤亡，而且给人们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和精神伤害。公共危机中人们产生的心理反应，具有“群体性”的突出特点，因而群体性的社会心理反应更值得关注。而有效的社会心理调控有利于人们缓解痛苦、调节情绪、塑造社会认知、引导正确态度、矫正社会行为。因此，构建公共危机下的社会心理调控机制，是公共危机管理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公共危机及其对社会心理的主要影响

所谓公共危机，是指突然发生并危及公众生命财产，影响社会秩序，破坏公共安全，对社会价值和行为准则构成严重威胁，在短时间内政府和社会必须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的公共事件。一般认为，公共危机是指社会偏离正常轨道的过程与非均衡状态。公共危机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一般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1)突发性和紧急性。即公共危机往往是在意想不到、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突然爆发的。(2)不确定性和易变性。这是公共危机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指公共危机的起因不明，难以预知，并且危机发展的方向是多变的、难以控制的。(3)社会性和扩散性。即指公共危机影响公众生活和社会秩序，而且由于它的发生和发展具有动态的特点，因此其影响和危害具有扩散的可能。(4)危害性和破坏性。这是公共危机的本质特点，一个事件之所以被称作公共危机，就在于它破坏公众正常的生活与工作秩序，威胁社会基本的结构和价值观，造成社会混乱。

公共危机发生时，其恶劣影响及灾难性后果严重地破坏了民众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超出了政府和社会常态的管理（整理）能力，要求政府和社会采取特殊的措施加以应对，也超出了民众的应对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使民众表现出挫折、紧张、恐慌、焦虑等消极心理状态。社会心理就其一般意义是指人们普遍具有的心理状态，而且这种心理状态是在人们相互影响的背景下形成的。公共危机对社会心理上的冲击和影响可以从社会心理学的诸多理论得到解释，包括期望理论、相对剥夺理论和地位不协调理论等。依据期望理论，经济或政治条件有所改善，引起人们有所期望——期望情况变得更好，但是期望值的增长往往超过客观条件的改善，因此人们的期望和现实之间存在日益拉大的差距，当这一差距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将产生冲突。依据相对剥夺理论，人们的需要分为实际的需要和期望的需要，实际需要的满足和期望需要的满足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或者自己与他人的需要满足相比，产生差距的感觉，这一感觉称为相对剥夺。地位不协调理论认为在迅速变迁的年代，大多数人都会有地位不协调感，许多人原来既没有财富，也没有政治权力，当他们获得经济资源后发现自己的政治地位没有任何改变，从而造成挫折感，导致社会冲突。

公共危机对社会公众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有形的、物质层面的影响，例如使人们的生命和物质财富受到损害；另一方面是无形的、精神层面上的影响，在此过程中，人们的心理、精神承受巨大的压力并可能受到伤害。如果我们比较这两方面的影响，会发现危机对人们的心理的影响不仅是结果性的，而且也是继发性的。这是因为，人们在面对危机事件的刺激时，个体的应激反应由于受到社会公众其他人的影响而出现趋同性。形成群体性或社会性的应激反应从而可能进一步加剧危机的扩散和破坏程度''''使事态变得更加复杂和不可控制。人们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急事件时，多数会产生程度不同的消极情绪和心理反应，很难保持沉着冷静、积极应对的心态。因此，公共危机事态下所出现的社会心理问题往往表现出强烈的非理性色彩。具体表现为：

第一，疏忽大意。面对危机，总有一些民众存有侥幸心理，认为危机离自己很远，不会那么轻易就波及到自己，不重视对危机防护措施的学习。如在“非典”期间，仍有相当比例的中国农村居民家庭对个人和家庭防治“非典”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

第二，轻信流言。流言通常只是无意识地进行传播，不带恶意，但是有时也会造成严重后果，甚至引发社会混乱。流言总会给民众带来或大或小的心理压力，当危机严重时，民众由于种种原因难以得到可靠的消息，而已有的信息无法消除他们的疑虑和紧张，于是很容易会随波逐流地轻信流言。

第三，心理失控。一般说来，作为社会人，民众的--思想行为都受着包括环境、条件、制度、法规等行为规范的制约，这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但面对公共危机，各种行为规范对于人们的心理、意识和思想，则无法具有明显和直接的约束力。尤其在处于危机状态的关键时期，民众心理会出现某种失控，非理性意识会一定程度产生或增强，一些习以为常的社会制约的道德、规章制度甚至法律都显得不那么起作用了，这种现象在任何一场公共危机中都随处可见。

第四，过度恐慌。人们遇到重大的灾害性事件时，通常会出现不安、恐惧、紧张、惊慌等反应，产生退缩或逃避等行为。这些反应是有机体在长期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生存预警和保护机制，有利于个体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避免和抵抗危机对自身利益的威胁。但是，如果心理过度恐慌，则会导致机体对于危机的免疫能力下降，做出非理，给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带来阻碍。而且，在危栅腈境下形成的个体心理具有很强的感染性，而且这种感染是非常迅速的。在这种感染的气氛下，被感染者很容易失去个性和理性而随波逐流。例如，三鹿奶粉事件中的一些人“谈奶色变”现象的背后其实就是担陇心理的相互感染。

第五，群体陛应激反应。群体性直激反应的形成与群体压力和从众心理有关，可以说是一种社会性心理反应。由于危机中的民众心理是一种集合的群体心理，具有从众性，个体的恐慌、焦虑等负面反应如果形成一定强度，并且有了一定群体规模，便会形成群体性应激反应。社会心理学认为，从众心理是由于在群体一致性的压力下，个体的一种试图解除自身与群体之间的冲突、增强安全感的手段，时常在信息不详、情况不明、把握不大的条件下发生。这种从众现象很容易使民众失去理智的判断，加上流言在社会上的传播，一旦有恐慌、危险等消极信号在社会中传播，便会造成社会性的恐慌。当这种社会性恐慌进一步发展、深入，有可能导致有针对性的，如集体骚乱、围攻、静坐等等。

二、构建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社会心理调控机制的重要意义

公共危机对社会心理的影响是巨大的，会导致人们在心理、认知、情感和行为上出现功能失调及社会混乱，因此，在公共危机管理中进行有效的社会心理调控是十分必要的。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建立健全社会心理调控机制，及时进行心理危机干预，是社会的进步和对人真正的精神关怀，有利于政府帮助公众恢复正常生活，提升政府形象，维护社会的稳定。

首先，构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心理调控机制是我国社会转型的内在要求。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涉及诸多领域的社会变革，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的转变。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转型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在此过程中势必会存在种种改革阵痛和潜在的社会矛盾。社会转型之中的公共危机增多，而且公共危机对人们的心理有着十分明显且长久的影响，相关人员不仅会改变对社会中的他人、自我、人际关系及其他事件的认识、了解与归因的心理思维过程，而且往往会呈现出非理性的思维方式，产生一些危机之后的心理活动及相应的反常行为倾向，在公共危机发生影响的区域也会出现一些非常态的舆论、流言、恐慌等反应。在社会转型时期潜在矛盾众多的历史背景下，（整理）矛盾处理不好，往往会导致民众对政府处理公共危机能力的怀疑，削弱政府的权威，严重时甚至会成为重大不确定事件的导火索，因此，需要一个健全的社会心理调控机制作为风险社会和社会转型的保障。

其次，构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心理调控机制是解决潜在社会问题的现实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问题也对政府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公共危机给发生地造成的影响和危害是巨大的，也是多方面的，政府形象受损、经济社会生活混乱、秩序波动等等都有可能同时发生。在公共危机之后公众的心理受到极大的冲击的时候，作为危机心理救助的主导力量，政府通过心理调控机制对公共危机中心理受损人员进行心理干预和修复，承担起政府责任，有利于培养政府以及工作人员关注公民权、关注社会和人民的意识，为政府解决潜在社会问题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三，构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心理调控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心理上的和谐。因而，社会的和谐与社会每个成员的心理和谐有着密切的关系，保持人们的心理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公共危机发生后对那些需要心理援助的人进行及时的心理危机干预，有利于政府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体现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核心理念；有利于政府化解各种消极因素，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危机发生地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奠定良好基础；有利于研究公共危机发生地区社会活动的新变化和群众工作的新特点，促进民众心理和谐，维护好人民的利益，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因此，建立有效的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心理调控机制直接体现政府的治理能力，关系到全社会人民的安居乐业，是实现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基本条件和重要保障。

第四，构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心理调控机制是解决社会心理问题的重要保障。社会心理关注的对象往往是由重大事件、重大疫灾引起的公众的恐慌，还关注社会转型、社会公平、政府决策等引起的公众的共性的心理感受和反应，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共性的行为反应。公共危机在对社会生活造成物质破坏的同时，也会严重影响公众的心理，而这种对公众心理造成的影响将会反过来恶化其不良局势。因此，在处理公共危机的同时，建立和完善心理危机调控机制是应对公共危机尽快控制局势的重要手段。2003年“SARS”危机期间，我国只有不足0.001%的人感染，但事件本身却影响了全国甚至整个世界，在社会造成了很大的恐慌。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SARS”早期我们没有对由“SARS”引起的危机进行足够的评估，对从众的社会心理没有充分的认识并进行正确和适当的疏导而造成的。由于我国心理危机干预机制缺乏。导致公众心理承受能力普遍偏低，加之政府未能适时公布正确的信息，采取强有力的控制手段等措施，从而使得信息失真，进而造成了全社会的盲动和慌乱。社会心理调控机制的目的之一在于控制流言，流言一旦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政府就可以较好地稳定公众心理，有效地防止公共危机的扩大，最终平息公共危机，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这是建立健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心理调控机制的最终目的，也是其本质的功能。

三、构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心理调控机制的对策思考

一直以来，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人们对公共危机管理的法制建设、体制机制建设、预警系统建设等关注较多，而对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心理干预却重视不够。总结近几年的各类公共危机事件，我们可以看出，民众做出什么样的心理与行为反应是贯穿整个事件的一个关键性的变量，忽视民众的心理因素，不仅会事倍功半，也往往会出现事态平息而人心未定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局面。因此，社会心理调控问题无疑应该成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所谓社会心理调控，一般是指在心理学理论的指导下，按步骤地针对民众群体性的心理活动、心理特征或心理问题施加影响，给予及时有效的心理干预和心理援助。使之尽快摆脱困境，战胜危机，重新适应生活。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民众心理调控，不仅需要各种心理学意义上的干预措施和手段，更要通过政府制度的制定、资源的配置、有效的管理以及社会的广泛参与等来实现。

构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心理调控机制，不仅有助于在精神上给予民众必要的援助和保障，稳定民众情绪，削减其种种负面心理，而且可以使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的过程中化“危”为“机”，对履行政府责任，赢得民众信任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采取有效的措施加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心理调控机制建设，是各级政府处理公共危机需要高度重视的重要环节。

1.加快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心理调控体系建设

社会心理调控体系建设是加强公共危机管理中民众心理调控的制度保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考虑：一要加强危机状态下的心理卫生研究工作。危机心理调控是一项复杂的、操作性很强的工作，需要科学的理论做指导才能顺利进行。对不同类型的危机心理进行专门研究，积累数据资料，进行理论准备，可以为民众心理调控工作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也能为制定更为有效的社会心理调控计划打好基础。二要建立公共危机中民众心理的救援制度。制度上的保障是一切救助工作得以有效开展的前提，建立、健全公共危机中的民众心理救援制度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另外，出台我国公共危机时期民众心理救助法案也是刻不容缓的工作，而从长远发展来看，只有将此项工作列入政府危机救助体系之中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三要组建优秀的危机心理卫生工作团队。心理调控与干预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其技巧和能力，需要专门的培养和训练。危机心理卫生工作者一般应包括这样两类人员：一类是由工作在心理卫生机构的专家和工作人员组成的长期性的专业队伍，负责预防和及时救助危机发生后心理上出现问题的人；另一类是危机发生后经临时筛选和培训的业余工作团队，一般由危机发生当地的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构成，以应付可能出现的大面积心理危机。这两类人员协同合作，才能全面做好危机心理调控与干预工作。

2.进一步加强公共危机时期政府的信息公开工作

做好信息公开工作是加强公共危机管理中社会心理调控的思想前提。首先，应充分保障民众的知情权。现代社会正处于“信息爆炸”的时代，客观上需要政府向公民提供真实信息，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信息需要。要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向民众大力宣传知情权的重要性，让民众清楚地认识到知情权不仅是他们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的工具，也是他们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工具。其次，应充分发挥政府网站的作用。公共危机发生后，政府网站要在第一时间公布危机信息，并及时更新、增加与公共危机相关的信息内容，应将政府掌握的有关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以及政府的处理措施、相关政策等第一手信息及时全面地向民众公布。民众通过政府网站获悉事件的真相，不仅知情权得到了保证，而且多数人都会凭借科学理性的精神对该事件做出正确的判断。再次，进一步完善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应该说是政府在新的形势下塑造自身形象的一种必然选择。尤其是在公共危机状态下，整个社会都处于对信息的渴求状态，这个时候新闻（整理）发言人的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了。由于有了来自于正规渠道的权威信息，小道消息很快失去了生命力，从而稳定了民心、赢得了民众的信任，为有效应对危机奠定了基础。HTtP//:

3.规范媒体行为，强化媒体的积极作用

媒体是联系政府与民众的桥梁，在应对公共危机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强化媒体的功能和职责是加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心理调控的重要环节。首先，政府要加强新闻管制，规范危机状态下的媒体舆论。政府应尽快建立应对公共危机的新闻管制机构，制定相关的规章条例，研究危机状态下新闻报道的相关政策等，在公共危机中进行必要的新闻约束和新闻控制，从而规范媒体舆论，为政府与社会有效应对危机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同时，要加快关于媒体新闻的立法步伐，尽快制订《突发性事件新闻报道管理条例》，使媒体在处理危机事件时能够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并以此来完善社会信息的传播机制和民意的直接表达机制，使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息沟通能够畅通无阻。其次，要发挥好主流媒体的核心作用，抢占报道先机。面对突发的公共危机事件，民众出于维护自身安全和利益的考虑，总是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得有关危机的信息，及时、科学、充分、权威的信息传播显得非常重要。主流媒体对危机信息进行及时、公正、客观的报道，有利于建立起民众对主流媒体的信任，在公共危机中起到风向标的作用。第三，媒体要加强危机传播中的自我管理。公共危机关乎国计民生，任何马虎懈怠都有可能酿成无法弥补的后果。在公共危机中，媒体要自觉将民众的利益作为自身工作的出发点，遵守新闻操守和职业伦理，强化自身的责任意识，真实客观地报道危机事件，满足民众的知情需要，帮助社会消除危机造成的疑虑与恐慌，向民众传授正确对待危机的方法，增强民众克服危机的信心，从而引导整个社会在公共危机面前形成合力。第四，媒体要积极配合政府对民众进行心理引导。在公共危机状态下，媒体要积极配合政府，联系民众，利用危机公关来进行心理干预。“对于媒体来说，在危机中比较理性和成熟的做法应该是：在保持媒体声音相对独立的前提下，巧妙地和政府站在一边”。㈣面对危机时媒体要保持理智、认清形势、顾全大局，不能在民众过激情绪的感染下迷失方向，要学会艺术地去传达政府的声音，深入地分析危机的形势、困难和问题，坚定信心，帮助政府从心理上引导民众克服消极心理，积极应对危机，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

以人民为中心心得体会篇(7)

作者简介：许晓平（1964-），女，河北定兴人，北京联合大学生化学院公共基础课教学部教授，北京 100023

[摘 要]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不利于人民主体地位的发挥。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特权的存在，这使得人民主体地位得以确立。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是奉行社会主义原则的法治文化，其本质在于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保障广大人民的权利，使人民的主体地位得以彰显和强化。中国特色法治文化底蕴与人民主体地位培育之间存在内在的关联性，对于全面贯彻“依法治国”，弘扬人民民主的光辉旗帜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人治；法治；法治文化；人民主体地位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4）01-0019-04

一、传统法律文化对人民主体地位的消解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究其实质是“人治”文化，宗法等级观念，权大于法、以言代法、徇私枉法的观念，“德主刑辅”、重刑轻诉的观念，法律工具主义观念等传统思想深深扎根于国民心中。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治”现象，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是中国走向“人治”的最直接原因，其根源是深藏其后的主流思想文化。马克思把这种最初的社会形态叫人的依赖性社会，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人没有独立性，人只有依赖别人才能生存，这种社会形态造成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的社会关系，这种主从关系和不平等的社会形态是对人的主体性的瓦解，导致人的主体地位的丧失。

传统社会的宗法等级观念导致“权大于法”和官本位文化的生成。从社会心理层面看，人们往往把是否为官和官职大小作为衡量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大小的尺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普遍的敬官和畏官的社会心理。从社会制度层面看，权力运行以“长官意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的是“官本”而非“民本”的价值观念。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普通百姓更多的是对“人治”的认同，而不是对“法治”的认同。人们奉行严格的上下官阶等级制度，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这就造成了“权大于法”的普遍社会心理，使得广大民众对法律权威产生动摇和怀疑，甚至对法治本身失去了信仰，从而使法治认同的主体要件极度缺乏。

法律的工具主义观念导致民众主体权利的丧失。不论是主张“法治”的法家还是主张“德治”的儒家，都认为法律只是统治百姓的一种工具和手段。统治阶级利用法律使民众对其产生畏惧感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在百姓的心目中，法与“刑”、“律”都是以暴力、惩罚、强制、为特征，没有多少权利可言，导致人们对法律的畏惧，民众以“无讼”为价值趋向，畏惧与官府打官司。在潜意识中，公众把自己看作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强化了自己的法律调整客体的身份，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主体地位和权利。人们只知道履行法律加于自己的义务，而不知道法律还有赋予和保障自己权利的职责。这种遵守法律义务思想的不断灌输，使公众形成了牢固的心理定式，不知道、忽视、甚至自我否定自己的权利，导致公众单纯的客体性法治文化认同，缺乏“权利性”主体的法治文化认同。

传统法律的泛道德主义导致主体意识缺失和社会普遍的正义追求匮乏。由于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人情伦理极其发达。“重关系，讲人情，贵和尚中”的社会风气和习俗几乎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德主刑辅”为中心的儒家思想一直主导着中国的社会实践，从而使法律成为道德的具体化。因为崇尚“德治”，中国法律文化是伦理型的法律文化，人们习惯在温情脉脉的伦理道德纱幕中生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完全情感化、伦理化与道德化。这种社会心理沉淀的结果使人们陶然于伦理亲情，钟情于对现实人际关系的把握，并从中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同时在传统的法文化中“法即刑”的观念深入人心，因而国人在心理上是排斥法律诉讼的。对于法律诉讼的排斥导致对法律的不信任，影响法律的权威，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中国社会治理的“人治”主义。这种“人治”与“礼治”并行，“礼治”重在道德教化，形成“贵和尚中”“息讼厌讼”的法律心理，主体意识严重缺失，致使社会缺乏普遍的正义追求。

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存在，使得法治文化缺少了成长的土壤。中国以“德治、人治”为主导的文化传统，限制了法治文化的生长，扼杀了民众的主体诉求，民众只有客体身份，无主体地位可言。

二、现代法治文化是人民主体地位的文化底蕴支撑

法治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实现法治已成为我们的共识。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式、社会控制模式以及价值系统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它强调的不只是国家通过法律来控制社会，而且也强调国家本身受法律的支配，强调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特权的存在。法治文化是指融注在人们心底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治原则、法治精神及其价值追求。“从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来看，法治文化是以繁荣的商品经济、发达的民主政治和市民社会为前提，以权利、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意识为基本构成要素，以在民、宪法法律至上、保障人权、监督制约公权力、依法行政与公正独立司法等价值理念为核心内涵，并且包括社会普遍的稳定的守法、信法、护法、用法等心理态势的法律文化”[1]。法治文化是人类社会从专制走向民主、从“人治”走向“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它彰显着人类理性精神的回归、体现着人民主体利益的价值诉求。

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法治文化培养了公众独立的经纪人格和法治人格。市场经济形成了有对立和差别的利益主体，这为主体意识的产生创造了基础条件。在遵循市场规则和法律的前提下，主体充分调动自己的积极性，专心致志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主体的自我意识从而得以强化。市场经济把主体从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的状态下彻底解放出来，创造了平等的人际关系，打破了各民族、国家间的封闭状态，建立起普遍和广泛的社会联系，增强了主体独立自主的能力。这种独立自主的经纪人格，是培养公众独立自主法治人格的基础。首先，独立的经纪人格注重追求和维护市场经济平等交换原则，维护自己独立的利益主体的地位和价值，这会促进人们“法治”心态的自主发展。其次，独立的经济人格追求和维护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这样就潜移默化地增强了人们的法治意识。

法治意识的增强，意味着社会成员能够明确地认识到自己是摆脱了人身占有和人身依附的社会主人，是一个公民，而不是一个臣民；是社会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主体，而不是无足轻重的客体。自己是作为一个有独立意识、独立人格的政治权利主体而加入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程序之中的。明确意识到主体的本质在于参与，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公共事务既是自己的权利，也是自己作为公民的角色责任，并热情而理智地参与政治活动和公共事务。要尊重和遵守经由合法程序制订的、体现人民意志的权益，旨在维护秩序、保障自由、促进正义、提高效益的法律秩序、法规，服从经由选举产生的权力机关以及由权力机关产生的向人民负责的政府和其他国家机关的管理和指导。

法治文化强调制度的优越性，容易激起人们创建更加完善的制度。强调优良秩序的法律是实现所有人权益的手段，而不是保障某个统治者意志的手段。亚里士多德认为“良法之治应当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2]（P119）。因此，公正有效的立法有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意义。为了防止法律工具主义，法律的部门化、集团化、个人化，必须以普遍性的民主立法来制约各种具体意志。在此过程中，立法过程需充分地向社会开放，因为没有民众或者代表的广泛参与，最终会割断法律与民众的联系，法律易成为特权者的意志，由此也不会有良法的产生。在人治传统中，法律仅仅是作为剥削阶级的专制工具而存在，而当法律被视为部分利益集团实现自己特殊权益的工具时，法律就难以体现广大人民的利益诉求。只有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众人之治或多数人之治，其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是人民群众运用法律管理国家政治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任何人特别是国家官吏、掌权者必须在法律之下活动，才能真正体现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作为现代国家治理方式的法治文化保障了人民民利。现代法治文化强调的是人的自尊与法的至上的有机统一。只有在人与法之间、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公众利益和个体利益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与和谐，法律才能内化为人们内心一种持之以恒的理性自觉。作为国家治理方式，法治文化蕴含着以下几项内容：法治文化以法律规范为核心，追求法律自身的统治；法治文化崇尚法律、法律至上，强调权力行使的法定性、程序性；法治文化注重法律权利义务的对等性，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人权保障、公平正义等自然法价值，尤其是对公民权利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法治文化要求法律规范具有相对稳定性，为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提供合理的预期；法治文化体现为民主共和政体，以良法为前提，旨在通过民主治理实现社会秩序的法治化状态。

总之，在现代社会中，法治的价值基础和基本取向至少应该包括：“一是法律是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的反映，必须体现人民原则，并且以维护和促进全体人民的综合利益为目标；二是法律必须承认、尊重和保护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三是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四是法律承认利益的多元化，对一切正当的利益要无歧视性差别加以保护”[3]（P334）。

三、人民主体地位的中国特色法治文化底蕴培育

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是奉行社会主义原则的法治文化，其本质在于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保障广大人民的权利，突出和强化人民的主体地位。法治国家意味着对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视和对法治文化的尊重。法治国家的实现是要把法治观念融入公民的血液中去，使广泛意义上的公民群体自觉、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等活动，达到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平衡。“当代中国法治秩序的建构必须以公民为基础，建设法治现代化的核心也是公民自身的现代化，即公民的意识和行为模式的根本转变”[4]。公民意识是法治社会法律秩序内化的关键。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具有人民、法律至上、法制完备、依法行政、司法公正、权力约束、人权保障、社会自治等基本特征”[5]（P403）。大力弘扬中国特色的法治精神，就是弘扬法治的民主、公正、理性、和谐和人权，使其成为全体人民的公共精神和社会理想，从思想深处为人们的行为确定了基调，并最终促使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通过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教育、滋养、熏陶，在全社会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营造法治氛围，人民群众对于法治的亲切感、认同感逐步增强，法治意识和法治素质也逐渐提升，学法、守法、用法的观念也就逐步内化为公民的个体思想，汇聚为一种社会价值取向。

现代法治以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为最高价值追求。构建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重要路径是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中国特色的法治从根本上否定了特权的存在，确立了全体社会成员意志的平等性，对一切合法的权利给予同等的尊重；任何人没有任何理由享有法外特权、逃避法律义务，更不应当利用自己的职位在社会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分配中谋取私利。知晓自己的权利及其正当性、合法性、可行性和界限性；在法定范围内主动追求和行使自己的权利，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权利，是现代社会的道德和法律对人的主体地位、尊严、自由和利益的最低限度的确认。中国的法治文化作为民众普遍的生活方式、文化风貌和精神境界，体现了法律保障下民众的生活自由，形成了以刚性的法律规范为准则的权利义务格局，使得自由的标准和界限具有极大的普适性，并能够赢得民众的普遍认可和信守；在法治社会中，对“人”的普遍尊重以及对人格尊严的极力呵护，使得“人”真正地成为了“人”，用现阶段的话来讲，就是“要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幸福而有尊严”[6]，充分地张扬了“人”的人格价值和精神意义。

社会主义法治的意义在于：既能充分利用国家权力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又能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和腐败，保证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正确行使权力，真正为人民谋利益。在立法过程中，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使法律的制定和完善的过程成为立法机构倾听民声、集纳民意、汇集民智的过程，使制定的法律更好地体现人民群众的意愿、具备更为扎实的民意基础。在执法过程中，反映人民群众对执法者权力和责任的要求，尊重公民和当事人的意愿、保障其权利和自由，维护其尊严。在司法过程中，以“程序制约权力”为基础，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给予当事人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在双方协商、积极沟通的方式下化解矛盾和争议，使司法深入人心。构建中国法治文化，保障公民权利，推进社会法治化的进程，遵守宪法和法律逐步成为一切社会主体的自觉行为。

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核心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党应当通过路径吸纳、整合、表达民意，并通过立法程序将党的意志和政策变成国家意志和法律；要使党的领导融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之中，并通过权力机关的立法权、人事选择罢免权、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和监督权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我们要“健全权利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7]（P29）。

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突出和强化了人民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创作者和受益者，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建设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法治文化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从制度层面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巩固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益奠定了政治基础。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体现了中国特色法律制度的核心。从思想层面讲，全民的普法教育和近年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弘扬了法治精神，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增强了人民群众参政议政、依法维权和依法履行义务的能力和水平。从实践层面讲，人民群众直接参与乡县人大代表选举，参与民主法治示范村和社区的创建活动，参与党务、政务和司法公开监督、评议执法活动，使得人民群众的各种权利得到了具体落实。

参考文献：

[1]齐艳苓.法治文化及其培育探析[J].探索与争鸣，2007，（6）.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3]张文显.法理学（第2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4]史广全.中国法治秩序建构理论的反思与重构[J].法学论坛，2005，（1）.

[5]张文显.法理学（第3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