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化学论文篇(1)

记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这一课题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科学内涵”，一个是“精神实质”。请你们首先谈一谈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有哪些新的认识。

顾海良（课题组首席专家、武汉大学教授）：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坚持“两个放在”和“两个结合”，力求做到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内涵的认识有所深化。

所谓“两个放在”，就是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理解，放在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中来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理解，我们就能够更加清楚地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在理论特征、社会理想、政治立场和理论品质等方面的内在统一性，更加深刻地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厚的理论底蕴和巨大的理论贡献。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其产生和发展的源泉。因此，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除了从理论发展史的角度切入，还需要将其放在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中来理解，在对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行深入考察中，揭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基础、形成发展机制及其回应实践提出的诸多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方式、成果，进而深刻地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大的生命力与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

所谓“两个结合”，就是把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内涵的研究与对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所取得的新的理论成果的研究结合起来，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回答结合起来。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根据实践的新发展，作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创新。这些理论创新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也是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应该关注的重要内容。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努力回答新的实践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是我们开展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记者：这“两个放在”和“两个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那么，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精神实质的研究方面，你们又是如何把握的？

王炳林（课题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一种理论的精神实质，是指这一理论的主旨、精髓和要义，是其各种观点和论断所体现的根本精神。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精髓和灵魂，就是这一理论所依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二是核心，这是理论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与根据；三是本质，就是这一理论的根本属性，它决定着理论的性质和方向。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活的灵魂和精髓。一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思想基础和逻辑起点的；另一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仍需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能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在实践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到一个新境界。

坚持党的先进性，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长期执政条件下什么是党的先进性、如何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问题。它把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个整体提出来，赋予党的先进性以更加丰富、更加深刻的时代内涵，为我们正确理解和坚持党的先进性开拓了视野和思路。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立党宗旨和执政目的的高度，把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利益观的重点放在“立党为公”和“执政为民”上，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爱民、为民、利民的政治本色。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精神实质的三个方面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能坚持党的先进性；只有坚持党的先进性，才能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三者紧密联系、相互补充，贯穿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中，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

记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中共中央印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要求：“既从总体上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从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加深理解。”在总的题目下，你们是如何开展分工合作的？

张雷生（课题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在研究中，我们将总课题分解为15个子课题，其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是研究的重点。

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问题，我们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

一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主要是从研究和揭示二者关系的角度，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进而理解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的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意义。

二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主要内容有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现代产权制度、国有企业改革等。这一研究表明，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首先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三是收入分配中的效率与公平、贫富差距问题。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制度方面的具体体现。正确理解这一原则，对于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问题。这个问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在当今中国经济建设实践中的重要体现。这方面的研究重点在于：通过剖析造成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的原因，探讨缩小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的路径。

记者：看来，从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加深理解，确实有利于把研究引向深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哪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侯惠勤（课题组成员、南京大学教授）：围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思想内涵及其精神实质这个问题，课题组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思想内涵及其精神实质进行界定，这就是：确保中国共产党引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潮流，着眼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全面推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努力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二是深入进行社会调研，了解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现状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建设的影响，从中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社会政治基础；三是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思想内涵及其精神实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方面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有很多。比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的观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观点；政治体制改革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观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观点；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的观点；等等。关于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十六大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九个方面作出了部署。当前，世界局势继续处于深刻变动之中，我国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推进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指针。只有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才能在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的正确应对中，在对多种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科学引导中，在对各种复杂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的有效整合中，牢牢把握正确方向，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作为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指明了方向。对这个问题，我们着重从党所面临的历史条件的新变化和党的阶级基础、社会基础的新变化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

记者：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这意味着，加强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对于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赵存生（课题组成员、北京大学教授）：是这样的。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重视。这里，介绍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先进文化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其主要内容包括：从文化的性质和功能的层面，深入研究文化发展在整个人类社会和各国、各民族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文化兴盛与国家、民族兴盛，文化衰落与国家、民族衰落，文化持久发展与国家、民族命脉绵长的互动现象中总结文化发展的规律；从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的联系层面，深入研究文化建设与经济、政治、社会建设的内在关系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文化建设任务，探讨科学发展观的文化底蕴、和谐社会的文化诉求、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文化支撑、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因素等；从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层面，深入研究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世界文化发展态势，文化的冲突与共存同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的关系，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及二者的发展前景，以及世界范围内判断文化先进与否的标准、强势文化与先进文化的异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等。

二是关于先进文化建设的方向问题。主要是深入分析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竞争和较量的态势，有力、有效地反对在文化建设领域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模糊化”、“疏离化”、“边缘化”等错误观点和倾向，同时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抵制各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深入研究先进文化建设规律，正确处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贯彻“双百”方针的关系、指导思想一元化与文化表现多样化的关系，以及建设与批判、吸收与剔除、和谐与矛盾、内生与外引、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等关系；深入研究涉及文化安全的重点难点问题，牢牢把握舆论导向，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建立切实有效的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和制定国家文化网络安全战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国际影响。

三是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和建设问题。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我们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同志以他们的理论创造和实践探索，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增添了丰富的内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和建设，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精神生产的理论开始，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

记者：谢谢各位专家。这次采访和座谈，使我们更加深刻地领会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祝愿课题组的研究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研究”课题介绍（链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研究”，是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协调小组委托教育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承担的重大理论研究课题。接到任务后，中心成立了以部领导和中心领导为总课题负责人，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任子课题负责人的课题组。

表面化学论文篇(2)

关键词：研究生；Seminar；教学模式；表面物理化学

中图分类号：G64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8）09-0216-02

一、引言

研究生学位课常常为理论性较强的课程，过去常采用老师讲学生听的传统“填鸭式”教育模式，教学过程中学生参与感不强，被动接受书本知识，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为此，迫切需要对目前的教学方式进行改革和调整。Seminar源自拉丁文的Seminarium，原意为“苗圃”、“发祥地”，国内多将其译为“讨论课”、“研讨课”、“席明纳”或“习明纳尔”，也有学者将其理解为“学者之间的对话”。欧美各大学普遍采用的Seminar，源于19世纪初期的柏林大学，以洪堡（W.VHumboldt）倡导的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教育思想为基础。它具有教学与科研双重职能，是以高深学问为研究内容、以讨论和辩论为基本交流形式、师生平等交流的教学范式，其目的是探究高深学问，促进教学相长，以创新性研究为其精髓，以趋近和发现真理为最终目的[1]。国内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都有较为全面、较为成功的研讨型课程教学[2]。从查阅的资料来看，深圳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吉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石河子大学、浙江工业大学、贵州财经大学等数十所高校都或多或少有人以seminar的方式开设专业课程，其中有的是全校性系统开设研讨课，国防科技大学从2011年春季学期起在本科高年级学生中开设了21门专题研讨课，全部以seminar的方式出现[3]。

二、Seminar教学组织过程

1.授课对象。授课对象为西南科技大学矿物加工工程专业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所有学生经报送或通过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统一考试录取入学，学生学习成绩较好，本专业理论基础比较扎实。进行Seminar模式教学时，学生根据自己研究生期间可能遇到的研究课题，负责一个相近专题，以便提升学习的积极性，也能提高学生讨论问题的兴趣。

2.教材选择和教师组织。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由于矿物分离与富集的依据是有用矿物与脉石矿物之间的物理化学性质差异，表面物理化学的作用也不可替代[4]，因此，将《表面物理化学》作为矿物加工工程硕士点的学位课程之一；王中平等编著的《面物理化学》（同济大学出版社，2015年）作为教材，内容包括界面和界面张力、表面化学三大经典公式、固-液界面的润湿现象、固液界面电化学、范德华引力和胶体的稳定、固-固界面与粘附、气-固界面的吸附、固体自溶液中的吸附、表面活性剂及其应用、常用表面分析技术、材料表面改性和制备应用[5]。其中界面和界面张力、表面化学三大经典公式和常用表面分析技术由教师主讲，其余部分采用Seminar教学模式授课。教学团队由1名主讲教师、1名第二主讲教师和1名助教组成，主讲教师负责基础理论授课，第二主讲教师负责研讨专题设置，助教负责成绩评定表格设计以及成绩统计。

3.授课内容。界面和界面张力、表面化学三大经典公式和常用表面分析技术由教师主讲。其余内容结合学生研究课题设计研讨专题，每次seminar完整教学过程包括理论课（2课时）—查阅研究文献（教师指导课外完成，并制作PPT）—讨论课（2课时）。三位授课老师紧扣教学大纲和培养方案，根据学生研究课题和当前研究热点，讨论确定专题方向，由第二主讲教师引导学生查询高水平文献，初步判断与课程内容的相关性和前沿性，选择代表性论文，最终设置了“原子插层法测量石墨烯在石墨表面的粘附能”、“蒙脱石纳米复合材料对Cr（VI）的吸附”和“三维石墨烯对水溶液中抗生素环丙沙星的吸附研究”等五个专题。学生仔细研读论文，在指导老师探讨相关问题过程中深刻理解论文研究内容的前提下，制作交流汇报PPT。介绍该论文与教材指导的相关性，如何将教材知识点应用于科学研究。

4.交流发言。与国外学生相比，中国学生受到传统教育的影响，普遍不喜欢发表自己的意见，为此引导和调动学生发言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seminar教学模式成功与否的关键。要使学生踊跃发言，通常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1）培养学生发言的品质，这种品质指的是发言者语言礼貌、态度大方，听者虚心地学习和友好的帮助。对于正确的观点见解，教师应加以赞同肯定，对于片面或错误的观点，教师应进行修正和补充，课堂就会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2）正确评价每位发言者，对科学问题每个同学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鼓励不同的看法和见解，不主观评价学生的对错与否；（3）提高教师自身的亲和力，我个人的习惯是多和学生交流，让他们感觉和你讨论问题是平等的，没有任何压力。讨论结束后，教师应该对整个教学内容进行归纳总结，紧扣教材知识点，对各种观点进行归纳点评。

5.成绩评定。我们在《表面物理化学》Seminar教学模式中的成绩考核主要包括三部分：文献查阅（20%）、文献阅读探讨（30%）、汇报交流（50%）。文献查阅成绩评定主要考虑时效性、针对性、论文质量等，文献阅读探讨考虑阅读熟练程度、问题认识深度、研究内容与教材知识关联性认识、思考问题的深度等，汇报交流考虑PPT的质量、普通话水平、汇报逻辑性等。提前告知学生成绩评定标准，各环节结束后，对学生表现进行成绩评定。

三、结语

本文以西南科技大学矿物加工工程专业研究生学位课的《表面物理化学》教学过程中的授课对象、教材选择和教师组织、授课内容、交流发言、成绩评定进行了相关介绍。采用Seminar教学模式进行学位课授课，学生反响较好，觉得这样的授课方式比“填鸭式”好，收获更多，对基础理论知识的认识更加深刻。但仍然存在些问题：（1）如何融合课程全部知识点，设置研讨专题；（2）如何建立学生课堂表现的科学评讲体系；（3）如何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探索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4）如何科学合理评价学生学习成绩等。我们将会在未来的教学中继续探索和实践，以期用Seminar教学模式进行学位课授课能成为可复制和推广的模式。

参考文献： 

[1]罗启，高峰.Seminar教学范式的价值意蕴[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4（10）：148-151. 

[2]張海燕.seminar教学法的应用模式探析[J].教育教学论坛，2014，（53）：170-172. 

[3]刘国福，杨俊，熊艳.本科生专题研讨课教学的认识与实践[J].高等教育研究学报，2012，35（3）：63-64. 

[4]冯博，汪惠惠.矿物加工工程专业表面物理化学教学改革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6，（3）：117-118. 

表面化学论文篇(3)

如果主要从文化与文学的包容性来看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关系，也就必须回到文化与文学的概念上去。而一个不容否认的学术现象就是，无论是文化，还是文学，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在众说纷纭之中，难以形成共同认定的学术界定。不过，所有的已经出现过的种种界说，似乎都表现出某种一致性的趋向，认为无论是文化，还是文学，都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只不过，文化与人的生活方式直接相关，成为人的生活方式的符号化文本;而文学与人的生活方式间接相关，成为人的生活方式的艺术化文本。这样，人的生活方式也就成为定义文化与文学的概念公约数:文化是与人的生活方式有关的符号体系，而文学则是与人的生活方式有关的语言艺术。由此可见，文学在成为文化的符号化的审美产物的同时，不过是文化的有机构成之一。由此出发来考察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关系。从“文化研究的起源”来看，“狭义的文化研究”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英国，而雷蒙•威廉斯则被认为是“奠定了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的第一人。威廉斯正是从基于文化的定义而倡导“文化分析”———“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从这样一种定义出发，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显而易见，威廉斯这一自认为是“文化的‘社会’定义”，尽管从中可以看到社会学传统的学术影响，但是，这一文化的构成因素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社会学的考察范围，立足于人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性来进行文化构成因素的考察，实际上已经包括了文化的器物性、制度性、心理性的构成因素———“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制约社会关系的制度的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独特形式”。威廉斯的文化定义，被认为具有着这样的理论意义:“把论辩的全部基础从文学—道德的文化定义转变为一种人类学的文化意义，并把后者界定为一个‘完整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意义和惯例都是社会地建构和历史地变化的。文学和艺术仅只是一种，尽管受到特殊重视的社会传播形式”。［3］(2、6、125、126、8)这无疑表明，将文化与文学同人的生活方式紧密地联系起来，不仅对于“狭义的文化研究”具有着理论指导的作用，而且对于广义的文化研究更具有着理论启示的意义:基于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对于人的生存方式的历史发展与人的生产方式的现实发展，进行从社会学到人类学的多学科考察，通过文化的定义来进行建构文化学的学术尝试。这首先就需要从大文化观的转化开始。

人的生活方式包括人的生存方式与人的生产方式，无论是人的生存方式，还是人的生产方式，都同样表现出器物、制度、心理这三个层面上的构成需要。一方面，人的生存方式作为维护生命存在的个人活动的总和，生命活动不仅要满足从器物层面到心理层面的个人需要，而且这样的个人需要必须得到制度层面的保护，否则，个人也就难以进行正常的生命活动。另一方面，人的生产方式作为延续生命存在的群体生产的总和，自由创造不仅要满足从器物层面到心理层面的群体需要，而且这样的群体需要必须受到制度层面的保障，否则，群体也就难以进行有序的自由创造。从人的需要的文化角度来看，较之个人需要所体现出来的是人的需要的历史底线，个人需要的简单也就导致了生命活动的单纯，因而对于个人需要的保护往往止于习俗，建构了制度性基础;而群体需要所展示出来的是人的需要的现实高点，群体需要的多样也就引发了自由创造的丰富，因而对群体需要的保障通常诉诸法律，建构了制度性体系。这就意味着有关人的生活方式的文化文本，固然要置根于个人的生命活动以揭示人的生存方式，更是要生成于群体的自由创造以展示人的生产方式。在这样的前提下，所谓的大文化就可以表述为包括人的生存方式与生产方式在内的人的生活方式，而大文化具有与人的生活相关的器物、制度、心理这三个层面上的构成要素，在社会学传统中，将这三个层面上的构成要素简化为经济、政治、意识(狭义上的文化)三要素。这样，通过从社会学到人类学的多学科与跨学科的学术扩张，在进行大文化观的转化的同时，还可以根据人的生活方式这一概念公约数，来进行大文学观的转化。正如威廉斯所说:“艺术作为一种活动，同生产、贸易、政治、养家糊口一样，就在那里存在着。为了充分地研究它们之间的各种关系，我们必须积极地去研究它们，把所有的活动当作人类能力特定的同时代的形式来看待。”［3］(129)这就表明，不仅文化可以包容文学，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具有文本的互文性;而且文化研究也包容了文学研究，文学研究成为文化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从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关系来看，无论是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的互文，还是文学研究成为文化研究的特殊形式，在从旧历史主义向着新历史主义进行研究范式转型的“文化诗学”中显得犹为突出。

如果主要从文化与文学的分离性来看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关系，也就必须回到文化与文学的文本上去。一个不可忽略的文本事实就是，无论是文化文本，还是文学文本，其文本的意义和价值，即使是在出现符号表达差异的前提下，也往往有可能会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尤其在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出现意识形态性对话的时候，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符号差异，也就自然而然地迅速减退，而文本的意义和价值的一致性程度也就随之提升。从文本的意义与价值来看，不仅人的生存是意识形态性的生存，而且人的生产也是意识形态性的生产，因而人的生活也就是意识形态性的生活。于是，在剥离了文化的器物层面与制度层面之后，无论是文化与文学，还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也就成为狭义上的。狭义上的文化研究以文化心理，尤其是以意识形态为对象，而狭义上的文学研究则以文学经典为研究对象。问题在于，在狭义的文学研究中，文学经典主要是以“高雅”文化作为其文本意义和价值的文学取向的，因而也往往与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或者说成为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历时性文学表达，因而文学研究也就容易成为关于文学经典的传统性阐释。这样的文学研究，也就与文化研究对于意识形态的现代性阐释之间形成阐释的对立。因此，也就有必要解决这一阐释的对立。这样，文学研究的传统范式也就应该进行更新。于是，有人指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式更新的现实途径将是“将高雅和大众文化合二为一”。这就是说，大众文化是随着文化生产的兴起，通过机器复制与大众传播的现代形式而与高雅文化形成意识形态上并驾齐驱的对峙，因而大众文化的出现也就标志着意识形态将突破主流意识形态禁锢而表现为多元化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成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式更新的第一阶段。

文学研究突破文学的对象性封闭，将研究对象扩张到其他艺术门类，将文学研究的学术领域从文学与电影之间的理论对话扩大到“艺术史，文学研究本身，音乐研究以及社会科学，史学和社会心理学”，从而促成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理论性对话。因此，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化理论文本与文学理论文本之间的意识形态性对话之中，随着“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式更新进入第二阶段，文化研究也就成为文学研究的一种特有形式。“八十年代围绕文化研究所展开的争论对于文学研究的未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鉴于七、八十年代的文学大战为自身赢得了地位，人文学科的学术关注点日益从原则性的理论表述迁移开来，它更加关注在实践中采纳新的范式，跨越种种文学与非文学文本进行文本分析。尽管这一观点并没有被普遍接受，然而对于新的范式而言却是不可或缺的，即文学研究所基于的传统文本经典不再具有无可非议的特权。例如，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在其影响巨大的专著《文学理论导论》(LiteratureTheory:AnIntroduction，1983)中就认为，文本分析应当面对‘整个实验的领域，而不仅仅是对那些有时贴着相当模糊标签的文学’。”于是，文化研究开始强调“对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分析”。由于“体制分析与意识形态分析有重叠之处”，“所以对于文化研究而言，采用意识形态分析是根本性的，它始终寻求对文化作品中的意识形态程度和影响力加以调查”。［4］最先在英国、美国等英语国家出现的文化研究，其理论影响是最大的，对于中国文学研究来说，当为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性别研究理论。不过，正如爱德华•萨义德在1995年发表的《东方不是东方———濒于消亡的东方主义时代》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在人们对《东方主义》的接受过程中，我最感遗憾，并且现在要竭力加以纠正的一点是:表示反对和支持的两派书评家，都错误地、不无夸张地声称本书是反西方主义的”，而“我的研究表明，每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持都需要另一种不同的，具有竞争性的文化，即‘他我’(alterego)的存在”，“因为现代文化理论的一个重大进步便是人们普遍意识到:文化是混合的、异质的，如我在《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一书中所说，文化，还有文明，都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因而无法对它们的个性进行单一的或粗线条的描述，今天，人们怎么能奢谈‘西方文明’?除非在很大程度上将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虚构，包括一些价值和思想方面的某种超然的优越性”。所以，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现实存在，不过表明“一种广泛地以减轻帝国主义对思想和人类关系束缚的影响的新阐释和学术事业已然出现”。［5］

表面化学论文篇(4)

与昆剧演出活动复苏相对应的是昆剧表演的理论研究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和丰富的昆剧“文”“曲”资源相比，前人留下的关于表演艺术方面的素材实在是少得可怜。这一方面是由于古代社会戏曲艺人们地位低下，所谓“王八戏子吹鼓手”，根本不会有人去对他们的演出技艺等情况加以关注、记载，更不要说是研究了；另一方面，戏曲艺人师徒之间“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给实际演出资料的留存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戏曲表演理论研究的发展。纵观明清两代，也仅有潘之恒、李渔等少数戏曲评论家在他们的戏曲理论著作中涉及到搬演理论。［1］新中国成立后，昆剧艺人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在苏州昆剧传习所学习的经历，除了学戏，还有文化教师开课教授国文。因此，很多昆剧艺人不仅是表演大家，而且文化素养较高，有很好的表达能力，这就使得曾经必须“口传心授”的表演技艺被记录下来成为一种可能。五六十年代首开先河的两本著作是《昆剧表演一得》（徐凌云口述，管际安、陆兼之记录整理，共三集，先后于1959年6月、1959年10月和1960年3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和《我演昆丑》（华传浩口述，陆兼之记录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版）。7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各地昆剧院团和曲会曲社逐渐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演出实践的繁荣推动了理论研究的迅猛发展，这一时期的昆剧研究队伍空前壮大，并形成了普通高校、文化系统、业余曲友三足鼎立的局面。文化系统特别是昆剧艺人是研究表演艺术的主力军，一大批昆剧艺人记录，总结演出、曲唱经验的谈艺录迅速涌现，涉及演员艺术生涯以及舞台表演的各种技艺，如《俞振飞艺术论集》（王家熙、许寅等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丑中美——王传淞谈艺录》（王传淞口述，沈祖安、王德良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昆剧生涯六十年》（周传瑛口述，洛地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优孟衣冠八十年》（侯玉山口述，刘东升整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等。［2］这些谈艺录在数量上较五六十年代要更多，总结也更深刻全面。进入90年代以后，很多昆剧老艺人都已退休离职，或因年岁渐大而精力有限，因此这一时期的谈艺录多是后辈对他们表演艺术的研究探讨，如《郑传鉴及其表演艺术》（胡忌编，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张继青表演艺术》（中国昆剧研究会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艺海一粟——汪世瑜谈艺录》（章骥、程曙鹏主编，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1993年版），也有一些后辈的自述，如《我——一个孤独的女小生》（上海昆剧团岳美缇著，文汇出版社1994年版）。这些昆剧艺术家的谈艺录可谓珠玑满目，弥足珍贵，很多都可作为昆剧演员从业的教科书，但从20世纪整体的昆剧表演艺术研究发展的进程来看，仍是碎金散玉的感性体悟，只能称之为“一得”。

二、断章残篇的理性总结

自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戏剧观念的传入，传统与现代产生了激烈的震荡，旧学深厚的传统文人继承前人的研究方法，“补前修之未逮，阐曲学之奥妙”，更开阔思路，致力于用科学的、系统的方法去重新审视昆剧这个古老的传统文化。总体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涉及昆剧表演艺术的理论著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中国戏曲这个大范畴里探讨戏曲表演艺术普遍性的基本规律。如张庚《戏曲表演问题》（通俗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陈幼韩《戏曲表演美学探索》(中国戏曲出版社，1986年版)、李春熹《作为演出艺术的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黄克保《谈戏曲表现手法》（上海文化社，1957年版）、陈幼韩《试论中国戏曲舞台艺术的表演程式》（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张卉《戏曲表演知识三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年版）、程砚秋《戏曲表演的四工五法》、白云生《生旦净末丑的表演艺术》（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白云生《戏曲的唱念和形体锻炼》（音乐出版社，1962年版）、万凤妹《戏曲身段表演基础训练》（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孙兴作《戏曲武功教程》（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李熙《中国戏曲表演技术概要》（文华图书公司，1981年版）、傅雪漪《戏曲传统声乐艺术》（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版）、黄克保《戏曲表演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郑黛琼《中国戏剧之净脚研究》（学海出版社，1993年版）等等。二是夹杂在昆剧史论剧说中的关于表演艺术的论述。如胡忌、刘致中著《昆剧发展史》（中华书局，1989年初版）兼顾文学（剧本创作）和演出这两条线，考述了家庭戏班、职业戏班和宫廷演剧的兴衰更迭，以及大江南北的演出状况，并对徽昆、湘昆、北昆、浙江永昆、金昆等不同地域支派的表演特征进行总结；詹慕陶《昆曲理论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以理论思潮为主轴，辅以剧本创作、声腔唱谱、舞台表演三个方面，梳理了从昆腔崛起前夕到康雍乾时代的昆曲曲家、评论家的理论著作；李晓的《中国昆曲》(上海百家出版社，2004年版)分为《昆曲概论》和《昆曲史略》两大部分，前者有关于昆剧舞台表演特征和价值的论述，后者涉及昆剧演出形态、昆班兴衰及各种表演风格的交替。此外，还有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撰文从微观角度对昆剧表演艺术进行探讨。如丁修询《试谈昆曲表演的舞台动作方法》（《戏剧报》，1956年5月30日）、陈适《谈永嘉昆剧生旦的表演艺术》（《戏剧报》，1958年第1期）、丁修询《昆剧表演程式的本质、构成和运用》（《戏剧艺术》，1983年第2期）、李晓《昆剧表演艺术的“乾嘉传统”及其传承》（《艺术百家》，1997年第6期）、李晓《南昆表演艺术的体系及其创造法则》（《艺术百家》，1998年第3期）、冷桂军《昆曲表演艺术的形式特征》（2002年苏州大学硕士论文）、周秦《论昆曲舞台表演艺术的写意性原则》（《艺术百家》，2003年第2期）、欧阳启明《天然去雕饰——浅析王传蕖昆曲表演艺术特色》（《中国戏剧》，2005年第6期）、陈芳《从〈搜山、打车〉身段谱探抉昆剧表演的“乾、嘉传统”》（《戏曲研究》，2006年第3期）、顾笃璜《人物分类、演员分行及表演艺术之传承述略——昆剧传统表演艺术初探之一》（《艺术百家》，2008年第5期）、王焱《论昆曲表演的传承与法律保护》（《2008年中国艺术人类学论坛暨国际学术会议——“传统技艺与当代社会发展”论文集》）、刘志宏《昆曲表演的虚实处理艺术小议》（《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赵天为《昆曲表演艺术的传承——以折子戏〈惊梦〉为例》（《文艺争鸣》，2010年24期）、丁修询《昆曲演剧方法与中国演剧体系——关于〈昆曲表演学〉(技术技巧卷)中的一些问题》（《艺术百家》，2011年第3期）、赵晓红《从〈搜山、打车〉看昆曲表演传承的“原汁原味”》（《艺术百家》，2012年第1期）、袁伟珅《昆剧折子戏〈水浒记•借茶〉的舞台表演特色》（《大众文艺》，2012年15期）、缪磊《昆剧折子戏〈风筝误•惊丑〉的表演特色》（《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刘亚玲《深化语文教学改革,提高昆曲表演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年第2期）、徐凌恒《昆曲表演艺术三题——“歌”“舞”“情”》（《科学大众》，2013年第9期）等等。

三、系统性的体系建构尝试

表面化学论文篇(5)

界定与对比、比较结合，使概念更加清晰。什么是“传统”，如果光靠概念来解释，那必定是越说越玄乎。作者则从人们在实践中懂得的真理人手，连用两个“不是……而是”从正反两个方面作对比，阐述“过去”的重要，从时间的维度看“过去”，分析了它“形成”的过程，已经起的、正在起的和必将继续起的作用。将“过去”这个带有口语色彩的词学理化，给“传统”一词进行概念界定，认为“过去”主要指的是“传统”，即从时间角度看是指消逝了的时间，而从其所留下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积累来看是传统。这样的界定，一下就把“传统”这个学术词语，拉近到生活，拉进了人们已有的认知领域，为下面理解“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奠定了坚实的认知基础。在界定“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这两个概念时，也用了这样的方法：“传统文化的全称大概是传统的文化，落脚在文化，对应于当代文化和外来文化而谓。其内容当为历代存在过的种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文化传统的全称大概是文化的传统，落脚在传统。”“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不同，它不具有形的实体，不可抚摸，仿佛无所在；但它却无所不在，既在一切传统文化之中，也在一切现实文化之中，而且还在你我的灵魂之中。”“文化传统是形而上的道，传统文化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离道。”作者就是这样在时间和内容特性等方面对概念进行界定的，界定时的这种对比和比较，将两个看似玄乎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界定得清晰可见，让人一目了然。谈到文化传统的形成的时候，作者先从理论上提出“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共同的意识和无意识’’，接着从反面分析不能形成共同民族心理的现象，然后再从正面分析“唯有那些为这一民族生活所孕育、所熟悉、所崇尚的心理，……成为巨大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力量。……文化传统于是乎形成”。在谈到“传统”的利弊时，作者用了这样一组比较：“传统不是可以逐气温而穿脱的外衣，甚至都不是可以因发育而定期蜕除的角质表皮。传统是内在物，是人体本身；精确点说，是人群共同体的品格和精神。”这里先用两个“不是”进行否定，然后连用两个“是”进行正面阐述，把“传统”的本质解释得清楚明白。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的论述能力，这样高深的学术概念，在作者娴熟的驾驭下，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诠释与比喻联用，让理论阐述更为形象。作为普通读者，我们对于学术概念的理解是十分缺乏的或者相当肤浅的，这就对学术论文的作者提出了一个相当现实的问题：如何把深刻的理论形象化、浅显化、通俗化。《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巧妙地将诠释与比喻联用，让理论形象，说理透彻。比如，为了说明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密不可分”的关系，作者先从理论上诠释“离开了文化，无从寻觅和琢磨什么传统；没有了传统，也不成其为民族的文化”，接着用了形象的比喻进行类比“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并不一样，两者差别之大，几乎可以跟蜜蜂和蜂蜜的差别媲美”，将“蜜蜂”和“蜂蜜”比作“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形象贴切，同时又让人们一下子明白它们的差别所在：“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所用的词虽然是相同的，表面上看是语序不同，实则看内涵更不相同，正像蜜蜂和蜂蜜一样。又如，在论述如何看待文化传统和文化传统的“财富与包袱”部分中，作者把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双重性比作为“财富”和“包袱”：从“财富”一面来看，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是泽被后世的有益成分；从“包袱”一面来看，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又是一种惰性的力量。紧接着，作者又以“时装”和“文物”为喻，批判了两种人的错误认识：“一种人以为传统像服装，并认为服装以入时为美，而去追求时髦，日日新，又日新。这时，具有惰性的传统，只会被斥为阻碍趋时的包袱。另一种人以为传统像文物，文物唯古是尚，应该保护其斑剥陆离，切忌来刮垢磨光。这时，传统所不幸具有的惰性，倒又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财富。”这样深入浅出的论述，不仅把原本深奥的不易让人接受的理论表现得生动形象，更重要的是人们可以用日常生活的思维方式去思考这样的学术问题。

思辨方式的运用，使论述更为严谨。议论的力度从某种角度看，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思辨性。思辨让议论处于无法攻击、不可辩驳的位置；思辨也让议论站到了令人仰视的思维高度。思辨一般表现为在广度与深度、正向与逆向等多维度的思考上。文章关于“什么是传统”有这样论述的：“过去主要指的是传统，即那个在已往的历史中形成的、铸造了过去、诞生了现在、孕育着未来的民族精神及其表现。”这是从时间、内容等维度进行阐述，而“一个民族的传统无疑与其文化密不可分。离开了文化，无从寻觅和琢磨什么传统；没有了传统，也不成其为民族的文化”。这是从对立统一的维度进行阐述的。以上两个维度的表述使“传统”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表述得更为周密、严谨。

这种对立统一的思辨，在文中随处可见。如对于“文化传统”的表述：“凡是存在过的，都曾经是合理的。凡是存在过的，都有其影响；问题在于影响的大小。”这个“曾经”“问题在于”就是思辨所在，避免了判断的漏洞，同时也增强了论断的力度。再看对于“文化传统”的有关表述：“文化传统‘不可抚摸，仿佛无所在’，但它却无所不在”“一般说来，文化传统是一种惰性力量”。“当然这并非说文化传统是不变的”“当然这也并非说文化传统不会接受外部世界的影响，以变化自己的内容”。通过反反复复的漏洞填补，留有余地，让自己的观点处于无懈可击的位置。在“财富与包袱”一节中，这种对立与统一更是显现出其论辩的智慧与力量：“既是财富，又是包袱。……运用它而不被其吞没，防止它而不拒之千里”“传统的确是财富，但财富不在它的惰性；传统也的确是包袱，但包袱也不因它非时装”。这拿捏有度的智慧正是文章思辨论证的严密所在，也使文章闪耀理性的光芒。

长句与整句联用，严密与雄辩共生。作为学术论文，也并不排斥趣味性和可读性，但必须在保持其学术研究严肃性的前提之下追求文采。《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不仅在论证时运用了比喻、类比、对比等手法深入浅出，使论证更加形象易懂，而且还十分注意语言的运用，尤其是句式的选用与变化，达到严密与雄辩共生的效果。首先是长句或长短语的运用，让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表达得更为丰富。比如，对于“传统”的表述，作者用了一个长长的偏正短语“那个在已往的历史中形成的、铸造了过去、诞生了现在、孕育着未来的民族精神及其表现”，不仅把民族精神放在时间的维度之中去审视，而且在内涵上揭示出这种传统的民族精神及其表现的实质和作用。内容丰富，判断严谨。再如，在论述文化传统也会因受外部影响而变化的观点时运用一个并列带顶针的长复句，“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只要存在，便可能有接触；只要有接触，便有交流；只要有交流，便有变化”。以叠加与渐进的方式把传统文化可能存在的流变过程表达得十分到位。其次，许多气势磅礴的排比句的使用，使文章所要阐述的理由，从不同的侧面与深度表达得淋漓尽致，势不可挡，产生气势恢宏的论证力量。请看：“它们或者与时俱进，演化出新的内容与形式；或者抱残守缺，化为明日黄花；也有的播迁他邦，重振雄风；也有的昙花一现，未老而先亡。”一气呵成，将传统文化在历史过程中的各种走向与结局罗列得一清二楚。再看：“它范围着人们的思维方法，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习俗，控制着人们的情感抒发，左右着人们的审美趣味，规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悬置着人们的终极关怀。”一系列的近义动词所构成的排比句，增强了语言的气势，从不同方式、不同程度、不同层次等维度充分论证了文化传统的惰性力量。这样的气势，非一般散句能达到。

议论，有时需要严肃的面孔，有时也需要轻松幽默的表情，庞朴的《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用他的论证方式告诉我们：严谨与形象是可以有机统一的。

写作借鉴

关系型议论文的观点与表述

如何将一组相关概念的关系弄清楚？如何辩证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如何让自己的论证无懈可击？《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

一、标题、观点借鉴。关系型议论文的标题可以直接用两个概念来命名：“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财富与包袱”“感情亲疏与认知正误”“捧与挖”“平凡与平庸”“得与失”“逆境与顺境”“自信？自满？自负”。也可以用陈述的方式表明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在标题中直接亮出自己的观点：“名师出高徒”“先成人，后成才”“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在继承中创新”。虽然标题的呈现方式不同，但写作之前必须弄清楚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在比较中求同存异，或寻找本质联系，或采取区别对待。而在区别概念表达观点的过程中，一种很重要的论证方法就是在比较中作对比论证。

表面化学论文篇(6)

论文摘要:彝族文化学是一门构建自己理论知识体系的学科，是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人文社会科学，具有科学性、民族性、复合性等学科特征。

彝族文化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又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的渊源可追溯到彝族毕摩经，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及民族文化学的多方面的展开和深入，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目前，彝族文化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整体的学科建设，以推进彝族文化学学科的整体进程。相形之下，彝族文化学的微观研究方面成果显著，影响尤大，而彝族文化学宏观方面的理论体系和方法研究则稍显不足。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理论建设关系到整个学科的走向和进程，关系到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色和学科地位。钟敬文先生在论述民俗学学科建设时，曾指出:“民俗学的所谓‘学’的含义，主要就是这种理性的认识”这对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此，彝族文化学的理论体系构建及其相关的理论问题，应该是彝族文化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本文就这个方面谈谈个人的一些浅见。

一、什么是彝族文化学

谈到彝族文化学，就涉及到了彝族文化学学科的定义问题。那什么是彝族文化学呢?彝族文化学的定义包含了研究对象和范围两个方面的内容。什么是彝族文化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呢?彝族文化学作为狭义的民族学学科，民族学的学科范围界定，对彝族文化学不无启示。一般来说，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的认识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在早期占主要地位，把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民族。在1950年代以来学术发展延续性的影响下，人们将民族学定义为“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把民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族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一般说来，民族学是研究民族的科学。如说得更具体点，民族学是研究现代各民族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民族学是一门研究处在古今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所有人们共同体的历史科学。”[4]第二种观点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逐渐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认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民族、族群及其文化的认识。“民族学并不是一门专门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也不是专门研究民族共同体的科学。” “民族学是世界各民族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与文化的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各民族文化，从事于记录和比较的学问。”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文化，而不仅仅是民族，民族不过是文化的载体之一。因此，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文化而非民族。”[7]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可以说，彝族文化学的研究顾名思义即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学科。如何界定彝族和彝族文化?宏观上来说，二者同为一体，就如物质与精神在一个人身上得到了统一。先有民族实体———彝族，再产生精神状态———彝族文化。正因为有这个民族实体的存在、发展，才有了相应的彝族文化。这里有个产生的时间逻辑关系。但二者从辩证的关系来看，则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彝族的形成，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而民族文化的产生，尤其是属于文化范畴的民族意识、民族性格，又是形成民族的重要标志和内在动力。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现在把彝族文化学定义为:彝族文化学是一门研究彝族及其彝族文化，以揭示彝族的本质和彝族社会发展规律为目的的人文社会科学。

这个定义可以理解为三个概念层次:一是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彝族及其文化;二是研究目的或最终指向———提示彝族的本质和彝族社会发展规律;三是学科类别性质———人文社会科学。第一个概念层次已在前边作了阐述。第二个概念层次与第三个概念层次有着内在联系，研究的目的决定了研究学科的性质。彝族文化学从科学分类上，既属于人文科学，又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指那些主要以人类社会的组织与结构、体制与关系、功能与效率、秩序与规范的研究对象，并为人类社会之有序、高效运作提供知识、理论与管理手段的科学。”“人文科学，则是指那些主要以人的精神世界、价值体系与心灵情感为研究对象，并为人类理解把握存在意义、生命本质、生活目的等终极性问题提供价值理性、知识、思想、理论的科学。”[8]二者同是以人为中心的科学，只是研究的角度、层次、领域不同而已。人文科学着重于人的本质属性，如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社会科学则侧重于社会文化的系统，如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社会文化系统，突出表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上。彝族文化学属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科学，是人文社会科学。

二、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征

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征主要包括学科的科学性、民族性、复合性等三个方面。

1、科学性

彝族文化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属于科学的范畴，因而具有科学性的特征。这个特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彝族文化学研究是一个对彝族及其文化的认识过程，彝族及其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人们对它的认识有一个简单到复杂，局部到整体的过程，这个认识过程是与彝族及其文化的发展是相对应的。一方面，彝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同时也在改造自己本身，在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思维逻辑也得到了发展，这是彝族作为民族主体对自己及其文化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彝族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其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烙上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在彝族各种文化事象上表现出来自己的民族意识、性格、风格，如毕摩经、彝族服饰、民居、歌舞、民间文学等等。因其文化的独特个性，具有自身的研究价值，从而引起国外研究主体的关注、参与、深入研究、认识。这个认识过程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外在表现到内在本质的客观认识过程，符合科学的认识规律。两个方面的认识过程决定了彝族及其文化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决定着彝族文化学的学科价值。

其二，彝族文化学是一门构建自己的理论知识体系的学科。前述彝族文化学之“学”，是一种理性认识，是一个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一门学科是否真正成熟，在社会实践中是否有作用，其理论体系是否健全、完善，有发展演化性是根本的判断标准。这个标准的科学性主要包含两个发展过程，一是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认识发展过程;二是从理性认识在客观现实中检验丰富、完善的理论发展过程。相对说来当前的彝族文化学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某些彝族及其文化事象的层面上，热衷于对这些文化事象的搜集、罗列、阐述，虽然一些濒危的文化事象，如毕摩经的抢救、搜集，传统文化生态传承保护是必要的，但庸无讳言，彝族文化学的这种微观研究过热，宏观研究不足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变，势必影响彝族文化学的整体进程。这种过份注重微观，单一的彝族文化事象的研究，使彝族文化学的独立品性面临边缘化的危机。虽然现今彝族文化研究表面很热闹，但不少彝族文化事象是被当作其他门类学科输送、提供材料的资讯库。一门学科的第一阶段是明确研究对象，然后进行研究对象、材料的搜集、整理、抢救、保护工作。第二阶段是在此基础上挖掘整体文化的深层内涵，探索内在逻辑关系，并进行自身的理论构建，在多学科的交汇与融合中凸显自身的学科特色，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使之成为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独立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讲，彝族文化学要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成熟的学科，其学科的理论性构建仍任重道远，但这是不可忽视的。

其三，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实践性的社会活动。科学性表现在客观性、创造性和实践性三个方面。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它从客观实际出发，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事物的内在发展规律，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这个认识利用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创造性是重要的内在因素。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真理也是有相对性的一面，理论来自实践。理论要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活动，其与时俱进的创造性尤显重要。同样，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是一种具有实践性和创造性的社会活动。彝族文化学的发展不能离开其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实际。彝族文化学要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以适应、促进彝族及其文化的全面发展、进步，其理论方法的创新是关键。如何创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来的过程是认识升华为理论的过程，去的过程则是理论检查、丰富、发展的过程。彝族文化学现在面临着两个历史性机遇，一是国内现代化和国际全球化的生存大背景;二是新兴学科层出不穷，学术环境、氛围大为改善的学术背景。如何在这两个历史性机遇中，以创新的姿态面对彝族文化学新形势，更新学术理念，调整学术方式，构建有自己特色的彝族文化学理论体系，自觉地建立彝族人文传统的文化品格与时代特征的国际彝族文化学，成为彝族文化学研究主体所面临的一大课题。

2、民族性

民族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彝族文化学作为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一门学科，具有较为明显的民族性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科的研究对象

从内容上看，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文化渗透着其自身存在的民族中，而构成民族及其文化的诸要素和它们的各子要素及其历史演化过程本身就属于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范围，诸如彝族的语言、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心理、历史、文学、伦理道德等。

(2)学科的理论构成

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理论源于对彝族及其文化的研究过程中，研究对象本身的民族性决定了其理论构成的过程，不能离开这个特定的民族性，使研究主体的价值取向渗透着民族性。例如要把彝族毕摩经中的《吾查买查》翻译成不同民族语言的研究文本，其过程由于不同民族语言本身的差异性，作品的原生态性会出现脱落、异化的情况。这是研究对象决定的客观差异性。没有深入民族的精神文化中，先入为主的以主体自居，视研究对象为“原始”、“化石”、“愚昧”的支配之物，然后以先验理论来分解、包装、组合、炮制，这样的学术理论构成必然是空间失败的。只有承认民族性的前提下，改变以往“主———客”关系，虚怀以待，还原客体同样的主体身份，变成“主———主”关系，相互倾听、交流、对话，达到文化的沟通、理解，这样才能真正深入一个民族的精神层次，这样的理论构成才是有生命力的。有些研究者通过学习研究对象的民族语言，以平等、虚心的姿态切入研究领域，他们的研究成果、理论构成也最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个过程是双向的。一方面，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这个民族的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向研究者渗透;另一方面，这种渗透又通过其研究文本或理论构成表现出来，又因为研究者自身拥有的民族文化精神与研究对象的民族文化精神产生碰撞、融合的良性运动，其理论构成更具有文化参考价值。

(3)学科的表达形式

彝族文化学具有的民族特征还表现在其表述的文体形式上。彝族文化学的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吸纳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吸纳的过程也是民主化的过程，原本属于异民族、异文化的理论、方法，要吸纳、融合到本民族的学科理论中，必须要考虑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审美标准、历史状况，尤其是表述文体，这样才能使外来理论有机地融入本民族的文化体系中。实现理论的民族化、本土化，成为具有彝族文化学特色学科理论。彝族文化学也只有在这种不断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中，实现科学理论的本土化、民族化，从而得到发展、宏大。

3、复合性

彝族文化学的复合性是历史发展情况和学科发展要求决定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由于受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地理环境的制约影响，形成了研究对象的多层次、多形式的复合性特点。此外由于彝族文化学本身的发展规律要求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地域的研究主体的参与，所以又形成了研究主体的复合性特点。

(1)研究对象的复合性

彝族及其文化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尤其是彝族文化是多种文化因素、文化层面互化和整合的结果。彝族的历史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其经历到的地域有北方草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接触交往过的民族有早期的华夏族，后期的汉族，还有古羌及其分支民族，如藏族、白族、纳西族、傈僳族、哈尼族、独龙族、拉祜族等;碰撞、融合过的文化圈有草原文化圈、华夏文化圈、中原文化圈、雪域文化圈、山地农耕文化圈、建国前保留着母系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等多层次社会形态。这种由历史性形成的多元文化融合到彝族文化中，使其具有了复合性的特点。从彝族的毕教来看，有着自然崇拜、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因素，也存有藏传佛教的因子，也融合了汉族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道教的“五行说”、“三界六道”说等等外来文化因素。彝族民居、土司衙门也融合了彝、汉、白族等建筑艺术的文化因子。

(2)研究主体的复合性

彝族文化学最早兴起于国内，逐步向国际型学科发展。彝族文化学的产生、发展来自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学者、专家共同合力的结果。如早期的杜达尔·特拉格来、安邮德、拉波特、儒贝尔、托雷尔、奥尔良、沙尔雅、享利·科尔迪埃、侏禄维亚等;中期的杨成志、丁文江、高华年、马学良、马长寿、余学良、傅懋勣、林耀华、方国瑜、罗国义、刘尧汉、施学生、果吉宁哈、冯元慰等;后期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一批彝族及汉族中青年学者。这些来自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研究主体群一方面给彝族文化学注入了新鲜的文化因子;另一方面他们的学术理念、理论方法使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别开生面，为学科建设提供了极大参考价值，同时推动彝族文化学与国内外学术发展方向、发展潮流进一步融合、接轨，彝族文化学进一步实现了学科国际化的目标，把彝族文化学纳入国内、国际的学科建设平台上，使彝族文化学的发展空间趋于广大。

表面化学论文篇(7)

关键词：高职生；论辩能力；现状；原因

辩论可以提高大学生的思维能力、反应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也有助于增强大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加深他们对各类社会问题的认识，可以说是颇有益处的一项活动。因此，包括高职院校在内的各大高校时常会举办各类辩论会活动。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作为部级示范院校建设单位，非常重视学生论辩能力的培养，每年都设有常规性的院级辩论赛，并积极参加两年一届的江苏省大学生辩论赛。这些活动使大学生的论辩能力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和提升。但在活动举办的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高职院校大学生在论辩能力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将对高职生论辩能力的现状和原因加以研究，以期为提高高职生的论辩能力提供参考。

一、高职生论辩能力现状

应当说，很多高职生对于参加辩论活动还是非常感兴趣的。无论是校级的辩论赛，还是课堂上的辩论活动，都有学生踊跃参加。其中也不乏巧舌如簧、妙语连珠者，这一点还是值得欣慰的。不过，我们也发现，虽然学生都积极参与活动，辩论时也激情洋溢，但是在论辩能力方面却不令人满意，存在诸多不足。根据我们的调查，高职生论辩能力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语言表达能力不足

要想使自己的辩论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需要把自己的人生观、信念、哲学、信仰等精神方面的价值传达到听众的心中，而要想将这些东西传达给听众，就需要有将心中的想法用口头表达出来的能力［1］。

但是，在开展的辩论活动中，我们发现很多学生在辩论的过程中，虽然很想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但往往词不达意，或者因为无法找到合适的词汇而语塞。这一点在无法提前准备的自由辩论阶段表现得尤为明显。此外，很多学生在辩论中，往往过多地使用口头语言，而不善于使用比较正式的、书面化的表达方式。这些都表明了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存在不足，而这一不足也大大影响了他们的论辩效果。

（二）思维深度不够，逻辑思维能力不强

高职生在论辩能力方面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思维深度的问题，也就是他们看问题、分析问题往往停留于事物表面，不善于进行深究。大学生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本应具备深入探究事物内涵的精神和能力。但是，研究中我们发现，很多学生在论辩过程中，往往只会对论题进行浅层次的辩论，虽然会积极反驳对方论点，但基本上停留于表面，很少会深入挖掘论题，对论题所涉及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入阐述，这反映出当下高职生的思维深度不够，让我们对大学生的思维能力产生了担忧。

另外，有些学生在陈述自己观点的时候虽然是侃侃而谈、激情洋溢，但是内容却明显缺乏逻辑性，无法很好地自圆其说，更无法很好地论证自己的观点，这也反映出高职生在逻辑思维的缜密性方面存在不足。

（三）应变能力不足

高职生在论辩能力方面存在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应变能力不强。许多学生在发表自己观点的时候尚能口若悬河，但是一旦对方抛出一个自己意料之外的论点，就立刻变得语无伦次，甚至答非所问。这反映出学生的应变能力存在不足。

二、高职生论辩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

（一）语文功底较差，影响了学生的语言表现能力

论辩能力是以语言能力为基础的。有了扎实的中文功底，才有可能以恰当的词汇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我们发现，很多高职生的语文功底难以令人满意，甚至经常会在作业中出现一些非常容易识别的错别字，而自己却浑然不觉。语文功底不足，就很难在论辩的时候将自己的想法及时、准确地进行表达，这显然会影响到学生的论辩能力。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除了和高职生的文化基础不够牢固有关外，笔者认为还有以下两个原因。

1.阅读量的不足。读书不仅可以增长一个人的智慧和见识，还是提高语言表达能力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网络等的发展，当下大学生的阅读量普遍少得可怜，一项调查显示，有70%的大学生每天课外阅读时间不足1个小时，近半数的受访学生表示，业余时间“一般不阅读”。［2］阅读量的减少，使得当下的大学生很难再通过阅读这一重要途径提高自己的知识储备和语言表达能力，进而也影响了他们的论辩能力。

2.网络文化的影响。网络文化的兴起对青少年的影响很难一概而论。但是不容置疑的是，网络上存在的大量不规范用语，都会对大学生的用词产生影响。比如说，大学生在网络上经常从事的活动之一就是聊天，这种非常口语化、非常自由的交流方式对于大学生的语言表达习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影响。在论辩的过程中，一般应当使用比较正式、书面化的语言来阐述观点，但是我们发现，很多学生总是倾向于使用口语，很少使用书面表达方式，这和他们平时较少使用书面语是分不开的。而这种语言习惯也极大地影响了论辩的效果。

（二）快餐文化的普及和对社会问题缺乏关注，导致大学生认识问题肤浅

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日益加速，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没有耐心再静下心来细细地品味传统文化，于是各类以速成、通俗为特点的快餐式文化应运而生，通俗小说、通俗影视剧、流行音乐、网络游戏成为大学生接收文化的主要方式。这种快餐式的文化虽然快，容易被吸收和接纳，但是却缺乏营养和内涵，多吃无益。在这种文化环境之下，现在的大学生很难养成深入思考的习惯，这是造成他们思维深度不够、应变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我们发现，高职生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度也普遍较低，对很多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甚至一无所知。对社会问题、特别是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往往会引发我们的思考和讨论，对于锻炼和提高大学生的思维能力是不可或缺的。而缺乏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只囿于自己身边的小圈子，思维的维度则很难得到拓展，也就必然会影响到深入剖析各类社会问题的能力。

笔者认为，高职生对社会问题缺乏关注的主要原因有：（1）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使得大学生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而忽视了自身以外的东西；（2）就业等社会竞争压力的加大，使得大学生忙于提高竞争能力，减少了对社会和他人的关注。

三、提高大学生论辩能力的主要途径

大学生论辩能力的高低，看似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其后隐藏的种种问题却值得我们深思。论辩的能力，不仅集中体现了大学生各方面的综合素质，也反映出教育水平的高低。较强的论辩能力，不仅可以增强学生在社会上的竞争力，也能够让学生们变得更加自信、更有魅力。笔者认为，学校及相关部门应当在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以提高大学生的论辩能力。

（一）大力开展阅读活动，锻炼写作能力

如上所述，阅读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的文化底蕴，还可以大大提高他们的词汇量，对于提高论辩能力非常有益。另外，论辩的准备离不开论辩文章的撰写，通过各种练习，提高写作能力，也是提高论辩能力的必要途径之一。因此，学校可以通过现有的语文课的学习，提高大学生对阅读的兴趣，引导大学生更多地阅读各类经典图书，并且适当增加写作练习，以提高大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二）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大学生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度与参与度

可以充分发挥现有的学生社团、校内网、校内广播等条件，增加学生接触各类社会问题的机会；还可以通过讲座、研讨、志愿者活动等方式，提高学生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度，促进他们养成深入思考的习惯，进而提高他们的思维能力和论辩能力。

（三）适当举办各类辩论活动，让大学生论辩能力在实践中得到提高

实践是提高能力的最佳方式。要想提高论辩能力，最好的途径还是多举办各类辩论活动，让学生有更多的实践机会，并且能够通过实践看清自己的长处和不足，不断进步。辩论活动可大可小，尤其是可以利用思政课的课堂时间，适当安排学生就相关问题开展辩论，这样不仅能锻炼他们的论辩能力，也能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改善教学效果，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四、结语

大学生是国家未来发展的支柱。而科技、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对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论辩能力所体现出来的语言表达能力、沟通能力、思辨能力，是大学生应当具备的素质之一。我们认为，各大高校、尤其是高职院校，应当通过各类校园辩论活动、教学改革活动的开展，提高大学生的论辩能力，让他们能够以更高的素质、更佳的姿态面对今后的社会竞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