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形势分析论文篇(1)

【论文摘要】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环境急转直下，国内经济困难明显增加，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中央及时把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近期又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采取一系列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些措施，对我国迅速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至关重要。

2008年我国经济经受了许多国际国内不利因素的冲击，但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基本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局面。2009年，国际经济环境更趋严峻，我国经济面临着周期性调整和结构性调整双重压力。宏观调控将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作为基本取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快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加大对企业技术进步、创业创新的政策支持力度，以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2008年中国经济发展回顾

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环境急转直下，国内经济困难明显增加，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中央及时把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近期又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采取一系列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全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一）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步伐加快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许多新矛盾和新问题。价格上涨压力尚未根本缓解，企业成本上升和外需明显收缩使部分行业和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大；证券市场股指调整幅度过大和成交低迷，房地产市场观望气氛浓厚；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不到位，煤电油气运短期供求矛盾十分突出；资本跨境流动使我国货币流动性过剩压力不减，但中小企业生产经营资金又十分紧张；制约农民持续增收的不利因素较多，服务业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体制；在周期性和结构性调整双重压力下，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因此，要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防止经济下滑，但不能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

（二）抑制物价上涨的政策措施成果显著

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迅速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酿成了一场历史罕见、冲击力极强、波及范围很广的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始终将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2008年宏观调控主要目标之一，采取综合措施全面控防通货膨胀。对三农的政策力度加强，粮食增产增收，肉禽蛋等生产稳定发展，食品价格过快上涨势头的扭转成为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明显回落的主要原因。

（三）改变宏观调控方向，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在国内外不利因素影响下，我国经济持续减速，经营困难的企业和行业不断增多。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将“防止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的政策取向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新目标，及时出台了多项微调措施，促进去年下半年三大需求出现积极变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更加强劲，6～12月累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1.9%，增幅同比加快6.2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8%，增幅同比加快1.5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基本保持稳定增长，在出口退税率提高和汇率上升放缓等多项政策利好刺激下，7、8月份当月贸易顺差同比增长3.8%和14.9%，总需求的积极变化有利于稳定经济走势。

二、2009年经济增长展望

国际经济环境更趋严峻对我国形成较大的周期性调整压力，我国企业还面临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市场需求结构变化和节能减排等政策性导向所形成的结构性调整压力，2009年国内外经济环境中不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增多。但中国经济前景值得乐观，特别是从长期来看，保持8%以上的增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008年支撑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柱是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所以要继续扩大内需，“有效扩大内需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满足人本身的多方面需要，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也要处理好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今年，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宏观调控必须采取灵活有效的应对之策。“新兴市场国家将在可预见的未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因素。2009年，发达经济实体基本不能对全球经济的增长做出任何贡献，全球经济的增长，几乎全部来自于新兴市场国家的贡献。”所以，我国经济发展前景值得看好。

宏观调控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为首要政策目标。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全国范围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并根据实际运行变化，围绕“保增长、促转型”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发行长期建设国债2000亿元、四万亿投资计划等，这些政策实施好了，预计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8%以上。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速小幅回落到3%左右。第二产业受出口和投资减速影响较大，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由2008年的15%减速为13.5%，第二产业增速也由2008年的11.1%减速为10.2%。受金融、交通运输和房地产等服务业减速影响，预计第三产业增速比2008年低0.5个百分点。预计房地产投资增速从2008年的27%骤然下降到10%左右，多数制造业投资降温。虽然有积极财政政策和灾后重建等加速因素支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仍然回落7.5个百分点，预计名义增长率达到19%，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2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幅预计达到16%左右，同比下降5个百分点。世界贸易增长放缓使我国进出口同时减速，预计全年出口和进口将分别增长14.5%和19.5%，增幅同比下降6.5个和7.5个百分点，贸易顺差约2369亿美元，同比减少9%左右。理顺资源能源和公用事业价格成为影响居民消费价格的主要因素，预计居民消费价格上涨4%左右。

因此，考虑了国内外许多的因素，使国内宏观调控明确“保增长、促转型”的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作出重大调整，给社会强烈的政策预期引导，防止了经济连续下滑，为缓解产能过剩压力、加快结构调整、深化体制改革提供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所以说，2009年我国经济形势仍然比较严峻，但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我们有信心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率先突围，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1］丁元竹.寻找经济问题的社会解决方案[J].开放导报，2009,(1).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篇(2)

——以T市H区政府为例

 一、论文拟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及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从整体经济到实体企业的发展都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和世界经济形势的风云变幻带来的严峻考验，出于保障经济形势平稳的需要，中央政府已经习惯于在宏观层面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各项政策调控，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特殊形势下更会采取强有力的政策调控措施支持企业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各地方政府如何结合地方实际情况，正确贯彻落实好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将其快速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措施，从微观层面直接帮助企业克服各种困难，创造和抓住机遇，使企业在确保生存的同时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摆在我们面前最紧迫和实际的课题。

本论文试通过研究分析在金融危机形势下，T市H区政府如何贯彻中央各项宏观调控政策，采取符合自身实际的政策措施直接扶持企业发展，及其取得的经验和效果进行概括总结，力争具备一定的指导性。

研究解决上述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在现实意义方面，一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经济越来越融入世界经济，全球性大范围的经济波动对我国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地方政府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等特殊形势，采取何种政策措施帮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将会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对其进行研究总结尤其重要；二是中国幅员辽阔、国情复杂、地方差异巨大，中央政府的决策部署必然突出指导性和原则性。当中央宏观调控政策逐级传达到地方后，地方政府在实际落实上级指令的过程中，必然会结合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定适应自己区域特定情况的操作办法，调度区域经济，在金融危机等特殊形势下直接扶持企业发展。那么，总结概括一套符合地方实际、适应地方政府操作的有效的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操作办法，现实意义十分巨大。

在理论意义方面，我们可以发现，研究国家层面经济调控政策的研究非常集中，而对地方政府如何在微观层面扶持企业发展进行分析研究的不多，更没有形成一套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地方政府扶持企业发展的相关理论。本文即尝试从上述角度进行研究，力争为相关理论的形成做出一些贡献。同时，金融危机形势下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及其指导下地方政府扶持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很多是应对危机的非常举措和直接干预手段，政企在金融危机特殊情况下联系十分紧密，明显有别于我们普遍倡导的政企分开等发展方向，由此将会引出金融危机形势下对政企关系的重新界定。

 

二、论文基本理论、核心概念及相关文献综述

由于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必然从政府财政分配及其提供公共服务职能角度出发，因此本文以公共经济学、政府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相关理论为支撑，并作为概念框架来分析。

本文研究的基本范畴是由政府经济学研究衍生的，具体指金融危机特定经济形势下地方政府如何从微观角度发挥服务企业职能。核心概念包括：政企关系、地方政府、扶持企业等。

通过有目的地查阅相关文献，我们认为，国外与国内从宏观角度研究把握政府与企业关系的文献比较丰富，成果比较丰硕，特别是从宏观角度研究分析社会转型期如何理顺政企关系的文献很多。同时，结合地方政府职能和施政特点，从微观角度研究其施政过程中如何具体为企业发展服务的文献较少见，更少有对社会主义国家地方政府如何采取非常措施扶持企业发展的研究，没有一套具备较强操作性的规范实施办法，更没有形成具备一定借鉴意义的相关理论及概念。对此，本文在克服相关文献较少的困难，尽量搜集查阅相关资料的同时，更多地采用联想推理、逻辑判断、数字比较等方法对涉及问题进行原创性思考和分析研究。

   

三、论文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

    本论文研究思路（逻辑进程）主要是：首先，概括总结金融危机形势下国家采取宏观调控政策的背景和方法。其次，结合上述背景分析，以T市H区政府为实例，综合分析研究基层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的目的、实际操作办法及其效果。最后，试归纳总结出具备一定借鉴指导性的、符合地方政府施政特点的金融危机等特殊形势下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思路办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方法论外，主要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实证分析与规范经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包括定量统计分析法、试验方法等研究方法。对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进行调研，掌握企业需要政府提供的服务其生产经营的政策措施，并通过准确的统计数据分析，对企业在接受政府直接扶持后生产经营效果变化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得出结论。

    本文具备以下特点：一是选题原创，比较符合时势，具备较强现实意义，创新性总体较强；二是论文纵向跨度较大，从宏观经济走向、中央政府调控到地方实体企业发展形势、地方政府措施都需要阐述，从政府经济学相关理论到地方政府对促进经济、服务企业的施政尝试都需要分析研究，分析的层面、角度较多；三是研究方法涵盖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四是以顺应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形势的有代表性的地市级行政区为研究实例，采用资料真实客观、鲜活；五是提出观点、得出结论在当前具有较强的借鉴性、实用性、推广性。

 

四、论文基本框架结构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选题缘由

第二节 选题研究的目的意义和理论贡献

1.2.1选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2.2选题研究的理论贡献

1.2.2.1金融危机特殊形势下对政企关系的新界定

1.2.2.2对地方政府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操作办法进行总结

第三节 选题研究的创新点和下一步研究方向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整体架构

第二章 政府与企业关系概述

第一节 研究政企关系重要性

2. 1.1 研究政企关系的理论意义

2.1.2 研究政企关系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二节 政企关系基本概念和理论

2.2.1 政企关系研究的历史脉络和趋势

2.2.2 政企关系核心概念和基本理论

第三节  我国政企关系特点

2.3.1 我国政企关系的复杂多样性

   2.3.1.1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

   2.3.1.2政府与三资企业的关系

   2.3.1.3政府与中小企业的关系

2.3.2 我国政企关系的发展变化性

   2.3.2.1改革开放前政企关系发展特点

 2.3.2.2改革开放后政企关系发展特点

   2.3.2.3金融危机特殊形势下政企关系特点（比照美国凯恩斯主义）

2.3.3 改善我国政企关系的途径

第三章 中央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政策分析

第一节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式

3.1.1 政府宏观调控的历史演变和现实必要性

3.1.2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式

3.1.3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趋势

第二节 21世纪初全球性金融危机及其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影响

3.2.1 21世纪初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到来

3.2.1.1 金融危机的起因及发展趋势

3.2.1.2 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政府直接干预经济）

3.2.2 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影响

3.2.2.1 金融危机对我国企业发展的不利影响

3.2.2.2 金融危机也为我国企业发展带来了机遇

第三节 中央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政策

3.3.1 金融危机形势与我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分析

3.3.2 中央政府应对金融危机宏观调控的具体政策（财政、就业等）

3.3.3 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及发展趋势

第四章 金融危机形势下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实例分析—以T市H区为例

第一节 地方政府施政特点概述

4.1.1 地方政府施政环境特点

4.1.2 地方政府施政方式特点

4.1.3 地方政府落实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方式及效果

第二节 T市H区区域发展背景概况

4.2.1  T市H区区域发展的战略定位和规划定位（具备滨海新区特殊背景）

4.2.2  T市H区区域快速发展的趋势

第三节 金融危机形势下T市H区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实践

4.3.1 金融危机对T市H区企业发展的影响

4.3.2  T市H区政府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具体实践

4.3.2.1 扎实开展基层调研并制定落实中央调控政策的实施方案（从政府的经济调节职能角度，结合区域发展规划）

4.3.2.2 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从政府经济调节职能角度）

4.3.2.3 努力扩大内需消费（从政府经济调节职能角度）

4.3.2.4 潜心打造促进企业长远发展的公平环境（从政府市场监管职能角度）

4.3.2.5 全力保障企业人员就业、分配和生活水平稳定（从政府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职能角度）

4.3.2.6 利用政府优势直接扶持企业发展（分为正常服务和特殊政策措施方面）

4.3.3  T市H区政府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过程中的特点和创新

4.3.4  T市H区政府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观察

第五章 结论

第一节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措施的归纳总结

5.1.1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遵循原则

5.1.2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的具体操作方法

第二节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发展相关问题展望

5.2.1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的发展趋势

5.2.2 地方政府直接扶持企业的相关理论研究

结束语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篇(3)

【论文摘要】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经济新闻报道在新闻报道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本文通过结合大同市经济新闻分析的实践，分析经济性新闻在现代作为一种全面深刻地把握事物本质，对事物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进行充分阐述的一种报道形式，是新形势下加强经济报道的一种有效方式。

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历程，大同市的各项事业发展也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每一点变迁，每一个经济事件的发生都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心理、心态与价值观念，因而，作为新闻报道，一定要正确地引导舆论，应当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不断探索和研究新的新闻报道方式。在这种新形势下，笔者认为，对经济领域内的新闻采取分析性报道这种形式十分有益。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一场关系到国家和城市命运的极其深刻全面的社会变革。这对新闻工作者来说，是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是严峻的挑战。平面动态式的报道，已远远反映不出当今改革开放大潮的波澜壮阔和多姿多彩。多出一些有深度、有力度的分析性新闻，这是新时代的需要。

所谓分析性新闻，就是全面深刻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对事物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进行充分阐述的一种报道形式，其在活跃人们思维、拓宽人们思路方面有着其他新闻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相较于其他新闻表现方式，分析性新闻更侧重于通过运用综合分析、解释、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多方面，对事物给以立体性报道，既剖析新闻事实的内部，又展示新闻事实的宏观背景和发展趋向，使人从总体联系上把握事物。它既有新闻述评的透彻犀利，又兼新闻综述的全景式勾勒，也具思辨性新闻的深度，而又不失其客观性。

一、解读：表达媒体思考

正确解读经济事件是做好分析性新闻报道的基础。

通常每一项经济政策出台，每一个经济事件发生，每一种经济现象流行，媒体就此作些背景或者条文解读，分析一下事情的成因或来龙去脉，以让公众获得更详细、更清晰的信息。但笔者认为，让公众“知道”仅是解读的第一层面，仅仅是一般信息提供层面。真正成功的解读，必须有第二个层面，即在解读中，更多地体现媒体的思考，并表达这种思考，进而让受众自己进行“思考”。通过这种自我思考，提升受众对经济事件、现象、政策的判断和认知能力，以更好地理解各种经济政策、经济现象，形成共鸣和合力，同时也达到了分析性新闻的初衷。

2006年三四月份，配合税收宣传月活动，大同县国税局联合大同日报共同开展了“农民税负调查新视角”主题策划活动，聚焦大同县农业、农村、农民的减负状况，倾听农民及基层干部对税费改革后有关问题的反映和思索。那段时间，笔者一直在大同县农村进行农民税负调查，了解到了惠农政策给农民带来的益处，但同时也得以较长时段地观察税费改革给农村建设带来的挑战及当前农村基层管理所面临的困境。之后，笔者以《农民税负调查新视角——大同县国税局税收宣传月主题策划报道》为题，对大同县自2004年进行农村税费改革以来的农村变化作了一个初步总结和思考。文章以税费改革对“三农”的影响为切入点，通过层层剖析后指出惠农政策确实让农民受到了实惠，但同时也理性地分析了减税对农民增收影响不大，特别是在农资价格大幅上涨、农业生产成本大增的背景下，税费改革政策可以说政治效果大于经济效果。此外，文章详尽分析了当前农村基层管理所面临的诸如农村基层政权濒于瘫痪、教育欠账、乡村公用建设缺乏资源等困境，并在结尾处指出，“无论是为农民减负，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即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加，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发展生产。”

二、理性: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在新的形势下，“理性”正在成为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报道的思想方法。坦率地讲，做经济新闻报道时常会面对很多诱惑，坚守理性意味着经常要舍弃浮夸的噱头，远离无聊的炒作，能从纷繁芜杂的新闻事件表象中找到内在脉络，更看重的是长远的社会的利益而不是只顾眼前，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而对新闻的原则态度和客观公正的立场就是坚持理性的基点。

在工作实践中，笔者以为要想使新闻报道充满理性而非凭感性认知，大量占有原始材料和第一手资料至关重要。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被媒体形容为2008年度经济金融界的一次“海啸”。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势必会对地方经济产生影响，那么其对大同的经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一时间关心经济金融的人士众说纷纭，不少企业界尤其是中小企业主看到南方不少厂家破产，心内也充满狐疑。面对这种情况，记者及时采写了《全球金融动荡对我市经济影响有限》一文，文章始终坚持以数字说话、以事实说话的新闻准则，站在理性、客观的角度上层层分析，通过对2008年前3季度大同市主要经济指标、主要行业价格运行指数、外贸进出口总额、金融形势等考核经济的主要数据的举证和剖析，最后指明，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虽然对大同市煤炭、钢材、冶金等行业都受到一定影响，但总的来说影响不大。不过随着金融风暴向实体经济蔓延趋势的进一步加剧，必然会对已全面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内经济带来比较大的影响，同时也必然会对大同市经济金融产生一定影响。面对当前经济波动、投资下滑、外需下降等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央及时提出了以拉动内需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宏观调控目标逐步转向，下调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以及通过减免税费等适当宽松的财政政策为企业减负等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将陆续推出，大同市要在不折不扣执行好中央各项政策的同时，未雨绸缪，及早防范，避免金融动荡对我市经济健康有序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这篇报道在《大同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刊发后，引起很大的反响，也显示了分析性报道在经济新闻报道中的重要性。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各领域的日渐深入，经济报道的外延愈来愈广，超越经济做经济报道正是现时经济报道的内涵所在。现在的经济活动已不再狭隘地局限于工业、商贸或者是农业活动，而已成为一种包含各种经济因素的综合性社会活动，像文化可称为经济，教育也可称为产业，分析性经济报道已不能只采用纯粹经济的视角，而是要综合运用人文的、法律的、社会学等多种视角加以阐述，需具一种大经济观，如此才能更好地体现分析性经济报道为区域乃至整个社会发展服务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艾丰.新闻写作方法论.人民日报出版社.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篇(4)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形势观 立场 方法

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及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关于形势的基本观点和看法。深入探究马克思主义的形势观，既是提高党员干部政治素质的客观要求，又是“教育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①，坚定正确理性信念的必然要求。

一、正确把握形势的重大意义

形菔强凸凼挛锓⒄沟幕本状况和一般态势，指客观事物在其周围的环境中所处的基本情形或在一定时间内各种情形相对稳定的、综合的态势。

认清客观形势是做好任何事情的先决条件。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明确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②，强调“当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③。邓小平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提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④没有对客观形势的全面、准确的分析，没有对历史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就不可能制定出正确适时的政策。同时应看到，政策和策略作为理论指导实践的中介，对革命和建设实践及形势的发展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合理、科学的政策和策略会促进客观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错误的政策和策略会加速客观形势向不利的方向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分析形势的基本立场

（一）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所持阶级立场不同，会直接导致对形势分析的不同，进而会导致政策策略、措施行动的差异。从阶级视域看，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无产阶级如何求得自身解放的学说，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因此，马克思主义形势观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立场上分析和判断形势，制定政策策略。

（二）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立场。生产力作为推动人类社会历史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根本动力，马恩列斯及中国共产党人，都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基本价值取向，作为分析形势和制定政策时一个不可忽略的立场和出发点。

在中共七大上指出，政策作用的好坏主要看它对中国人民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邓小平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⑤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提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的“三个有利于”，首要的一条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中共十六大规定，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三、马克思主义对重大形势的基本判断

（一）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历史规律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向，是“天下大势”。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主要包含两个层面。首先，人是社会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但社会的发展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其次，马克思是一个辩证的社会进步论者，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的发展必将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

（二）时展主题。时代主题是指人类社会某一发展阶段中带有全球性、战略性和关乎全局的核心问题，是国际社会在一定时期，特别是较长时段里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重大课题。二十世纪后期至今，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面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进一步强调并指出该主题所包含的四个基本点：第一，世界大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可以避免，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第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全球性战略问题。第三，和平与发展相辅相成。和平是发展的条件，发展是促进和平的重要基础。第四，国与国之间的利益是发展的关键，没有利益就没有合作。

（三）世界发展格局。所谓格局，是指事物内在的结构、规模或样式。经济格局即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以及由此形成的既相对稳定又充满矛盾的统一的经济体系。当今世界各国经济上相互联系、依赖和斗争进一步加强，随着经济体制障碍的不断清除，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跨国公司的不断推进，当今社会已呈现出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对世界经济形势进行分析时指出，“经济全球化趋势既给各国带来发展机遇，有带来严峻挑战”，生产国际化、贸易自由化、金融全球化等的不断发展，使世界各国成为经济增长的共同体，彼此联系，利益相关。政治格局即由各种政治力量对比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态势和状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国际力量的分化与改组，世界政治格局由原来的两极格局变为现在的政治多极化格局。多种政治力量在国际事务中保持独立、平等的地位，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四）中国经济态势。当下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精细、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变化，共同塑造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新常态”，顾名思义，即与以往不同，但是相对稳定并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的状态。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由原来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增长动力更加依赖科技，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转向集约，经济结构深度调整为存量与做优增量并存。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⑥新形势下，中国面临新挑战和新风险的几率大大提升，在此形势下，认识、适应并引领新常态，将会成为我国坚持并将长期坚持的发展战略，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形势。

四、马克思主义分析形势的基本方法

（一）阶级分析法。阶级分析法是矛盾分析法在社会领域的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阶级不仅是一个历史范畴，还是一个经济范畴。因此，阶级分析法也是经济分析法在形势分析上的应用。无论是全面、客观地认识和判断形势，还是检验政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都必须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因为任何政策在本质上都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现。因此，应将阶级分析法与其他各种方法结合起来，并始终贯穿于分析形势和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从根本上保证形势分析立场的坚定性和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政治性的统一。我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主义国家，历届领导人制定政策和策略时，均坚持从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利益出发，制定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政策。

（二）历史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是分析形势及制定政策的重要方法，主要包括两个层面。首先，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任何科学政策均是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而制定的，因此，研究一个历史时期的政策应站在当时的立场，立足当时的形势，反对刻舟求剑的做法。其次，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中发现一般规律并应用于现代形势制定策略，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是历史分析法的最主要应用。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⑦因此，在分析和研究国家某种现象时，可从基本的历史联系出发，考察每个问题在历史上是如何产生、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发展的结果是怎样的等，并根据该历史现象，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分析各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以期找出规律性的观点运用于形势的分析和政策的制定。

（三）调查研究法。调查研究是分析形势所应用的最基本的方法。早年就提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调查研究是正确分析和了解形势的前提，只有经过长期全面的调查，获得丰富的、系统的、完备的真实材料，才能完整准确地掌握形势的全貌，才能正确分析社会现象，揭示形势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才能制定适时的、科学的政策和策略，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正如所说：“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⑧“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维新的阶级和维新的工作，那么，他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还尖锐地说：“你不相信这个结论吗？事实要强迫你信。你试试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去指导斗争工作，是不是空洞的唯心呢？这种空洞的维新的政治估量和工作指导，是不是要产生机会主义错误，或者盲动主义错误呢？一定会弄出错误。”⑨在1993年与全国各级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座谈时强调解决问题要依靠正确的决策，而正确的决策源于对客观形势的调查研究。

（四）比较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是将客观事物之间的异同进行比较，以达到认识的本质和规律并做出正确评价的逻辑方法，没有比较就难以对形势做出全面的分析和判断。比较分析法主要包括纵向比较（选择不同时间的同一社会现象进行对比）和横向比较（将同一时间段的不同地域、不同国度等要素进行比较）。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进行比较分析，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邓小平通过对中西方经济运行方式进行了深刻的比较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

（五）系统分析法。系统分析方法是指要把解决的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对系统要素进行综合分析，找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的咨询方法。系统分析法是科学分析形势最基本的方法，因为形势往往是涉及多元因素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通过系统目标分析、系统要素分析、系统环境分析、系统资源分析和系统管理分析，准确了解系统中存在的问题，深刻揭示问题的起因，有效提出解决方案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实践相结合所形成的科学理论，是人们正确分析形势，进行科学决策活动所应坚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总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形势观，并将研究成果通过“形势与政策”课程进行广泛传播，有利于当代青年明确形势与政策的关系，清晰分析形势的基本立场，运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形势，树立正确的形势观，对我国意识形态教育的推进、国际关系的优化和发展、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具有极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注释：

①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6-12-12.

②.新民主主义时期对国情的科学分析[J].求实，2014（5）.

③⑧⑨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2，110，112.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4.

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14.

⑥学习河南考察讲话[N].河南日报，2014-05-28.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

参考文献：

[1]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6-12-12.

[2]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篇(5)

关键词：国内产业集群；企业集群；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01－0089-05

一、关于集群的定义和分类研究

中国学者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出发对产业集群给出了大同小异的定义。曾忠禄（1997）认为，产业集群指同一产业的企业以及相关产业的企业在地理位置上的集中；徐康宁（2001）认为，产业集群是指相同的产业高度集中于某个特定地区的一种产业成长现象；王冰、顾远飞（2000）认为，簇群是一种适应知识经济要求的、面向未来的组织形态，它所具有的两种机制―――知识共享机制和信任机制超越了市场和科层组织；刘友金、黄鲁成（2001）认为，产业集群中的产业概念不是指广义上的产业，而是指狭义上的产业，如个人计算机产业、传真机产业、医疗器械产业等；沈玉芳、张超（2002）认为，产业集群是一种区域产业群落，它强调了相关产业中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的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这种集中是在竞争环境中产生的，它不仅仅是一种生产组织形式，更是一种经营组织形式，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浙江学者对集群的界定比较全面：其中仇保兴（1999）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集群是由一群彼此独立但相互之间又有特定关系的中小企业所组成，集群中企业间以合作为特征的互动行为（interaction）可以产生集群内的“外部经济”，这类互动行为包括中小企业间形成交易关系和相互的行为调适。交易行为帮助企业有效地获取外部资源、销售产品和劳务、促进知识和技术的积累，相互的行为调适有助于企业间建立长期交易，以解决成员企业所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问题。集群共同的文化环境和制度背景促进了高度发展的地方信任，这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正式契约，保障了交易的顺利进行，降低了交易成本，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

如果简单地按照特色产业类型来划分，现实中的集群包括传统产业企业集群和高技术产业企业集群（王缉慈，2001），魏守华、石碧华（2002）更进一步将集群区分为传统产业群、高科技产业群、资本与技术结合型产业群。但这种简单的分类对理解产业集聚的特征帮助不大。为了深入分析产业集聚的原因和机制，不同学者根据不同的维度对业已存在的集群进行了类型分析。首先，以集群的内部组织结构为分析维度，仇保兴（1999）根据集群的内部结构认为存在着三种类型的企业集群：（1）企业群落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以平等的市场交易为主，各生产厂以水平联系来完成产品生产的“市场型”中小企业集群；以大企业为中心、众多中小企业为而形成的“椎型”（也称中心卫星工厂型）①中小企业集群；以信息联系为主而不是以物质联系为主，以计算机辅助设计和柔性生产方式来进行生产的“混合网络型”中小企业群落。王（2001）按照企业间分工形式的不同，将广东地区专业镇（产业集群）划分为横向一体化网络与纵向一体化网络。在他的基础上，盖文启（2002）也作了相似的分类，将集群分为水平一体化（网络化）型、垂直分离与水平一体化共存型和垂直分离型。其次，以集群形成的原因为依据进行类型划分。陈雪梅、赵珂（2001）认为中小企业群形成的方式包括：（1）区域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2）由于区内大企业改造、分拆而形成；（3）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形成等，不同的形成范式导致了不同类型的集群。李新春（2000）基于对广东地区企业集群不同发展形态的观察，认为企业集群包括三种类型，即受历史影响而形成的企业集群、沿全球商品链形成的企业集群以及创新网络企业集群。谯薇，宗文哲（2001）认为企业集群的类型包括：（1）由大企业改造、分拆而成的中小企业集群；（2）以中小企业协会等中介服务机构为主体而构建的中小企业集群；（3）以大制造企业为核心，通过分级下包制度而形成的中小企业集群；（4）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间协同作用形成的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集群；（5）以家族关系和共同的文化背景为基础而形成的中小企业集群；（6）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形成的中小企业集群。胡昱，刘文俭（2003）将企业集群的形成方式区分为市场创造模式、外商直接投资模式和内源型品牌企业带动模式。车（2000）认为存在两种企业集群，一类是指向型集聚――是为充分利用地域的某种优势而形成的企业集群；一类是经济联系型集聚――是指因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分工所形成的企业集群，这又分为纵向联系集聚和横向联系集聚。也有一些学者更概括地将集群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外生型集群，它们的形成与跨国公司等外部资源的进入有关；另一种是内生型集群，即以本地的资源禀赋和本地市场为启动，少数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进入某一行业，由盈利示范效应带动许多同类企业涌现而逐渐形成的中小企业集群（王（2002）；张炳申等（2002）；白景坤，张双喜（2003））。王缉慈（2001）通过对新产业区的研究将企业集群分为5种类型：（1）沿海外向型出口加工基地；（2）以智力密集地区的集群；（3）由条件比较优越的开发区形成了企业集聚；（4）由乡镇企业集聚而形成的企业网络；（5）由国有大中型企业为核心而形成的企业网络。

二、企业集群的形成机理

国内大量研究实证地分析了中国沿海地区企业集群的生发机制。由于中国沿海地区的企业集群主要集中在广东和浙江地区，因此引起了两地学者极大的关注，其中尤以浙江学者的研究较多。刘吉瑞（1996）指出“小企业、大市场”是浙江共同组成了浙江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小企业群落和专业市场互相依赖，构成了浙江经济的微观基础。张仁寿、李红（1990）在研究浙江“块状经济”的发展时，对当地文化制度层面的因素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将温州地区的经商文化传统看成是温州块状经济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他们之后，很多学者也尝试从文化伦理对经济发展影响的角度②来探讨温州地域的文化传统与其发达的私营经济之间的关系（朱康对（1997）；廖意如（1997）；洪振宁（1998）；蔡克骄（1999）；李庆朋（1999）；陈中权（1999）；李永刚（2000）；祝青（2002，2003））的研究揭示了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对中小企业集群竞争力的巨大意义，他们认为历史上的民间商业传统，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人文网络促使了浙江中小企业集群的形成。朱康（1999，2002，2004）对结合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实际，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探讨了浙江小企业群落的形成机制。史晋川等（2001）则在制度变迁分析的基础上对块状经济发达的温州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徐维祥（2001，2003）将浙江企业集群的地理分布与各地的资源禀赋条件联系起来，对企业集群的发展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描绘了一幅浙江省企业集群发展的整体图景。陆立军、白小虎（2000）的研究表明，由于历史或者地理因素，小企业集群选择了某个特色产业。金祥荣、朱希伟（2002）认为，任何产业的发展都存在产业特定性要素和重叠性要素的竞争，而企业集群的生成和演化可以用特定性要素在特定地理空间的大规模聚集来解释。符正平（2002）分析了企业集群形成的供给因素、需求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强调了网络效应在企业集群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地方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集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徐康宁指出（2001），中国典型的产业集群的形成和经济开放度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一个典型的产业集群的形成至少要具备三个必要条件：（1）资本在某一区域内实现较快的集中，劳动力和产业技术充分自由地流动并实现与资本的自由组合；（2）市场的充分供给，即有市场能充分接纳在产业集群区生产的大量产品；（3）当地的制度（包括政府的政策、商业习惯和竞争文化）允许并鼓励这种集群现象。在分析上述条件的基础上，他提出中国产业集群现象的一个假说，即凡是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产业集群特征就比较突出；凡是经济相对封闭的地区，产业集群现象就较弱，即使有也几乎完全是资源性的产业。在中国的经济转型期间，经济的开放性成为产业集群的必要条件。许庆瑞、毛凯军（2002）分析了企业集群形成的核心条件和辅助条件，核心条件包括产品和服务具有较长的价值链、全球化的市场和知识导向的区域，而完善的辅机构和良好的社会资本则是集群形成的辅助条件。孙洛平、徐勇（2004）指出低价竞争是企业集群的主要特征，这个特征主要决定于人们的短期边际定价行为，但定价优势并不能必然导致企业集群产生，还要考虑企业集群的状态锁定特征。冯邦彦、王鹤（2004）发展了一个集群生成的选址模型，指出企业集群的形成最初源于同类型企业的选址决定。在相同选址函数作用下，同类型企业选择同一区域进行生产，形成了产业圈层布局，进而在一些特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产业集群。杨静文等（2004）分析了企业集群的创业机制，从微观层面阐明创业机制在集群发育、成长中的作用，提出了改善集群创业机制的政策建议。

三、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

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也是国内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一些文献综合讨论了集群竞争优势的来源。孟庆民、杨开忠（2001）认为产业集聚是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外部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集群内部良好的合作机制和外部制度环境是集群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江征，2002）。魏守华、石碧华（2002）从直接经济要素和非直接经济要素两个方面分析了集群的竞争优势，指出直接经济要素包括生产成本优势、基于质量基础的产品差异化优势、区域营销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而非直接经济要素主要是指区域的创新能力。李小建、李二玲（2002）认为各层次的规模收益递增、可流动的生产要素和较低的贸易成本是产业集聚发生的三大要素，是集群竞争力的来源。石忆邵（2001）将企业集群的崛起概括为五种机制作用的结果：（1）人文环境的传导和更新机制；（2）企业群落和市场群落的协同互动机制；（3）可选择并联耦合机制；（4）价值链与技术传递链的整合机制；（5）地方政府的扶持推动机制。王缉慈、童昕（2001）认为产业集聚的机理和竞争力可以从经济学、社会学和创新学的角度进行综合分析。从经济学角度看，产业集聚可以带来外部经济，包括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不同企业分享公共基础设施和专业技术劳动力资源，大大节约了生产成本，促进了企业之间的分工和生产灵活性。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看，企业集群内部一般具有良好的信任关系和保障这种信任关系的社会制度安排，从而积累社会资本，降低交易费用。从创新学的角度看，相关企业集聚可以促进专业知识，尤其是隐含经验类知识的传播和创新扩散。

有些学者着重从创新的角度论证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贾根良、张峰（2001）通过对丹麦和芬兰家俱业发展经验的分析，强调了学习与持续创新能力同样是传统产业通过地理集聚获取全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并对中国传统产业如何创建地方专业化生产体系提供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李新春（2000）指出专业镇是一种建立在地区竞争优势基础之上的产品制造和服务企业创新网络，其经济积聚效应吸引大量中小企业围绕特定产业而创业，企业之间密切的相互合作、竞争与学习使得专业镇的发展保持动态的创新活力。盖文启（1999，2002）探讨了产业集聚、创新网络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正是基于集群内形成的创新网络整体的作用，产业集群才能保持不断的创新优势和竞争优势。魏江（2003）分析了产业集群创新系统和技术学习问题，揭示了集群内部的技术学习范式和技术能力增长机理。

还有一些文献从企业网络理论的角度来探讨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内容涵盖了经济学和社会学分析。朱海就、陆立军等（2004）认为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差异与企业网络的组织化程度有关，由于网络组织化程度的高低会影响企业间集体学习的效率，因此产业集群能力高的地区，网络的组织化程度往往也较高，网络的组织化程度与信任、合作、能力的异质性与互补性等因素有关。王（1999）分析了以外来资本为中心、以全球商品链为连接方式的中小企业专业网络化的发展，指出中小企业专业化合作网络的形成提高了企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集群企业拥有网络资本，它对那些个人社会关系资本薄弱的中小企业来说意义重大，随着集群的发展这种网络资本在逐步强化，成为影响中小企业成长的重要力量（2003）。王缉慈（2001）从整体上将集群看成一个创新网络并总结了影响集群创新网络形成的因素：（1）区位与空间因素，大量专业化企业在大城市郊区或中小城市集聚成群，可以较容易地获得柔性劳动力。（2）社会文化因素，区内企业主或工人之间具有相同的或近似的社会文化背景，企业在专业化分工和市场竞争过程中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同时，区域内共享的社会行为有利于促进隐含经验类知识的传播，而隐含经验类知识往往在创新发生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3）产业组织因素，区内经济主体之间进行着商品、服务、信息、劳动力等市场或非市场的交换，企业之间形成了柔性的动态合作与竞争关系，不仅能增强企业独立生存的能力，而且使企业具有较强的市场适应性和创新性。（4）公共机构与组织支撑因素，专业化的企业与当地教育、培训、研究机构，中介服务组织以及公共机构形成一种网络，共同促进区域的发展。李新春（2002）在考察珠江三角洲企业集群的基础上，认为企业集群是一种企业组织协调方式，其关系治理主要是通过企业家实现的，他强调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企业家协调网络和创新在集群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四、关于集群演进过程的研究

集群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现实中每个集群都有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集群的成长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不同阶段中集群的内在特征和机制是有所差异的，有时集群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理解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关键。

朱康对（1999）指出，企业集群处于不断演进之中，随着企业集群规模的扩大，各集群的边缘已经出现了交叉和融合的迹象。在产业群落的演进过程中，由于产业群落内部结构或外部环境的变化，常常会发生从一种群落类型向另一种群落类型的更替。产业群落的更替有两种模式，即反向更替和正向更替，所谓反向更替，是指由于产业群落的发展与环境不相容，导致了环境条件恶化，从而使产业群落趋向退化、衰落的过程。陆立军，白小虎（2000）对浙江企业集群发展的分析表明，集群内专业化分工动态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产品生产专业化到生产工艺专业化，最后是生产服务专业化阶段，有时这三个阶段在集群中同时并存。在他们的基础上，汪少华和王慧敏（2003）提出，浙江企业集群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是从“原生地”成长转向“异地孵化或克隆”③式成长。汪少华、佳蕾（2003）分析了集群成长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乡村集市，以降低企业的交易费用；第二阶段，形成特色块状经济，用范围经济来弥补规模经济的不足；第三阶段，形成以专业市场为中心的空间集聚型企业集群；第四阶段，以产业组织网络为主要形式的集群。王辑慈（2002）认为，浙江的企业集群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即地理接近、专业化区域、新产业区、学习型区域和创新环境。胡定寰（2002）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工业经历了由低到高的四个发展阶段，即单一的企业、生产同一种产品的企业群、配套的企业群和拥有巨大企业集团的企业群。

符正平（2002）提出了一个集群成长的两阶段模型，即集群成长的斯密阶段与钱德勒阶段。集群的斯密阶段是指集群的自发形成的初期阶段，竞争在原子化企业之间展开，市场价格协调占统治地位。集群成长要迈向高阶必须引入现代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由此集群进入钱德勒成长阶段，专业镇内部的传统企业开始向现代企业转变，现代管理这只有形之手开始发挥作用，政府也开始介入，中介组织形成并在一些领域起作用。王根据集群内部的分工联系和发展进程，结合广东省的实际情况多次研究了广东省专业镇的演进过程。2000年，他在概括当时专业镇经济基本上只具有横向联系特征、而缺少纵向专业化分工联系的基础上，提出了集群经济由横向分工网络向纵向分工网络演进的理论假设。2002年，他对原理论进行了补充，将广东的专业镇经济划分为三个阶段：专业市场型、纵向配套型和合作扩张型。2004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关于集群分类和演进的框架，以社会资本和生产方式为两个维度讨论了四种网络环境、集群类型及其相互间的转化。

魏江（2003）对集群学习模式进行剖析，并从内部静态知识积累和成员间动态知识互动两个维度揭示集群学习模式的类型及其对应的集群空间状态，提出了集群学习模式的演进路径。蔡宁、杨闩柱（2004）从集群生命周期理论出发，揭示了企业集群从基于聚集经济形成的静态优势向创新网络获得的动态优势演进的内在机理，探讨了创新网络的动态竞争优势以及创新网络的培育。李勇、史占中、屠梅曾（2004）分析了企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变化：（1）在萌芽期，群内企业与外部的单个企业相比有更强的创新动力和更好的创新表现；（2）在成长期，集群比萌芽期更具创新性，创新成本更低；（3）由于内在僵化和由道德风险、机会主义等引起的网络成本，在成熟阶段企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开始减退、创新成本增大，在衰落阶段，集群将丧失其创新优势。朱方伟、高畅、王国红（2004）从产业集群的核心要素角度，提出了从传统产业集群到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发展是围绕生产要素而演进的规律并分析了演进的动因。

五、简短的结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深化，中小企业集群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对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越来越重要的贡献，有力地推动了区域经济融入世界生产体系、参与全球竞争的进程。在中国浙江、江苏和广东等沿海省份，企业集群的工业产值所占比重也节节上升，据不完全统计，在广东目前特色产业集群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1/3强。与蓬勃发展的实践相比，关于集群的理论研究似乎有点脱节。根据我们对文献的简单回顾，目前国内的企业集群研究还没有形成清晰的理论主线，基本上没有形成系统的分析框架。目前的研究成果多是研究论文的形式，有份量的专著不多，尤其是深入的案例研究不多，今后有必要进一步推动企业集群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运用。

注释：

①类似与markusen（1996）所指的轮轴式产业区。

②韦伯（Max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分析了基督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的关系，堪称这种研究的经典。

③指在一个不同的地理空间孵化出与“原生地”产业群同质的产业集群，实际上是集群的地域发生了转移，例如，绍兴的轻纺产业群也在宁波、江苏等地建立新的轻纺市场。

参考文献：

［1］储小平，李桦.中小企业集群研究述评［J］.学术研究，2002，（5）.

［2］陈雪梅，赵珂.中小企业群形成的方式分析［J］.暨南大学学报，2001，（2）.

［3］符正平.论企业集群的产生条件和形成机制［J］.中国工业经济，2002，（10）；专业镇成长:从无形走向有形［J］.学术研究，2002，（7）.

［4］盖文启.创新网络――区域经济发展新思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江征.产业集聚形成机制及其发展对策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02，（12）.

［6］贾根良，张峰.传统产业的竞争力与地方化生产体系［J］.中国工业经济，2001，（9）.

［7］金祥荣，朱希伟.专业化产业区的起源与演化―一个历史与理论视角的考察［J］.经济研究，2002，（8）.

［8］李新春.企业家协调与企业集群―对珠江三角洲专业镇企业集群化成长的分析［J］.战略管理，2000，（11）.

［9］李永刚，祝青.浙江小企业群落式发展初探［J］.财经论丛，2000，（5）.

［10］陆立军，白小虎.从“鸡毛换糖”到企业集群［J］.财贸经济，2000，（11）.

［11］林金忠.聚集经济与国有企业规模结构优化［J］.财经研究，2001，（4）.

［12］仇保兴.小企业集群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13］徐康宁.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产业集群及其竞争力［J］.中国工业经济，2001，（11）.

［14］王.产业组织的网络化发展―广东专业镇经济的理论分析［J］.中山大学学报，2002，（1）.

［15］王冰，顾远飞.簇群的知识共享机制和信任机制［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0，（5）.

［16］王缉慈.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7］魏守华，石碧华.论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J］.中国工业经济，2002，（1）.

［18］魏江.产业集群――创新系统与技术学习［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篇(6)

国际石油价格暴涨急跌的罄辑和中国的应对华民 刘佳 吴华丽 (14)

产品内分工视角的中国外贸顺差及其利益分析马野青 (27)

国际货币地位的决定：经济与政治的双重视角分析曹勇 (37)

银行异质性与银行国际化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刘博 邱立成 孙海军 (48)

澳大利亚小麦局出口专营权取消的政治经济分析高瑛 童葶 (58)

我国科技保险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冯海昱 任立 (68)

论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区域中心地位朱听昌 (76)

美国“重返”东南亚对南海安全形势的影响鞠海龙 葛红亮 (87)

五把钥匙解中东——兼评《中东政治与社会》余泳 (98)

世界政治中的伊斯兰国际秩序张燕军 (105)

两岸民意异同与两岸和平发展——从民意比较角度探讨两岸和平发展框架林立辉 (115)

台湾“非政府组织外交”评析徐晓迪 (125)

经济管理学从“边缘”走向“前沿”——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析祖强 (137)

国外学术著作对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影响——基于CSSCI的分析（2000-2007）李志红 (147)

国外学术著作对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影响——基于CSSCI的分析（2000-2007）苏震 (160)

大型城市雕塑赏析——江苏淮安市城市标志雕塑《南船北马》 (F0003)

周期与转型的双重过渡：后危机时代经济形势和投资环境前瞻孙建波 黄旭平 (1)

国际太空竞赛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13)

制度因素对中国制造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孙少勤 邱斌 (23)

金融危机视角下转型国家资本流动和外资依赖问题分析——以波兰、捷克、匈牙利为例刘哲 孙熠 (34)

区域生产网络与中韩FTA：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陈丰龙 (45)

后危机时代开发区体制机制研究——基于全球视角沈和 (57)

全球化的多维政治内涵及思考房乐宪 (67)

对世界力量转移的系统分析——理论、历史及其区域效应杨成 (79)

美国世纪的终结？——技术优势与美国霸权合法性刘杨钺 (90)

奥巴马的困境——美国在世界气候变化问题面前的选择于欣佳 (101)

伊朗因素对以色列-海合会国家关系的影响钮松 (111)

执政后的日台关系动向探析王海滨 (120)

ECFA议题下台湾政党互动分析段皎琳 (130)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之历史性考察刘相平 (141)

以规则话语应对国际贸易争端论析陈爱蓓 (153)

国际经验对我国医疗保险费用控制机制的启示徐伟 (162)

版画艺术作品赏析——《风景之一》 (F0003)

东亚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基础与理性思维——基于欧洲一体化建设的启示 (1)

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路径选择——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分析和春红 (14)

东亚能源共同体建设的背景、进程与前景——基于《能源条约》的讨论舒小昀 (26)

世界经济未来五年发展前景分析田伯平 李洁 蒋昭乙 季绣宇 (38)

我国出口产品需求弹性分析安礼伟 (51)

从不对称信息角度看美国次贷危机徐清 (63)

国企产权制度变迁中的有组织行动研究——以K市国企MBO为例梁德明 (73)

对当前国际格局与中国对外战略的思考季正明 (85)

从中非合作论坛文件看中国“南南合作”理念的发展吉磊 (97)

小布什时期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反恐合作评析熊吴 (106)

马六甲海峡安全机制及其特征分析钱忠礼 (118)

中亚安全形势：现实威胁与潜在挑战的交融刘宏周 (126)

政治机会视角下的反全球化组织——以法德ATTAC为例刘颖 (137)

民族主义与韩国外交政策郭锐 凌胜利 (150)

近年来台湾主要政党与青年选民群体的互动分析艾明江 (160)

剪纸艺术作品赏析——《福虎迎春》陈耀 (F0003)

两岸南海政策：历史分析与合作基础冯梁 王维 周亦民 (1)

台湾政治走向的结构分析刘小年 (14)

ECFA对两岸经济合作的影响：进展与前景盛九元 (25)

大陆政策研究杨泽军 周睿 (35)

国际石油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研究——基于WTI的实证分析陈明华 陈蔚 (47)

现阶段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东亚的困境与战略选择李晓 付竞卉 (62)

在相互依赖中促进东亚经济平衡、稳定和可持续增长欧定余 陈维涛 (76)

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贸易利益理论研究述评曹晓蕾 (87)

近代西欧历史上的泡沫事件及其经济影响张健 (99)

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异质性与路径选择——基于“金砖四国”比较视角的分析张国强 郑江淮 崔恒虎 (110)

俄罗斯与亚太地区的能源合作以及中国的应对方婷婷 (123)

中亚无核武器区的创建及影响杨林坡 (133)

东南亚反恐斗争的困境与出路王利文 (140)

索马里海盗问题的全球治理范式研究——公共产品理论的视角孙德刚 (151)

八国集团对非援助效果及对策——基于遵约率角度的分析黄梅波 胡建梅 (163)

写意山水艺术作品赏析——《家在青山绿水间》 (F0003)

社会主义中国与世界之关系析论——以世界体系论为视角的历史考察刘相平 (1)

2008年全球安全形势纵论刘强 (12)

2008／2009世界经济形势：全球化的新挑战 (22)

“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世界经济趋势与应对朱乃新 (29)

中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研究综述——途径、规模和影响因素沈庆劼 林文浩 (34)

大国兴起与国际经济摩擦——兼论中美贸易摩擦王亚飞 (42)

美国跨国公司与东盟五国的经济发展——一个阶段性动态演化分析黄荣斌 (48)

从产品内分工看我国外贸顺差的成因徐毅 (55)

中国对美国思想库的研究陈广猛 (61)

论21世纪中华民族海洋意识的深刻内涵与地位作用冯梁 (71)

国家利益：概念的界定及其解读高伟凯 (80)

国际核危机及其控制——国外研究四十年述评程晓勇 (86)

普京的政治理念与俄罗斯的未来发展邱芝 (95)

国际能源机制的理论与中国经验：一个合同执行的分析框架徐斌 (101)

经济形势分析论文篇(7)

关键词：金融中心；金融聚集；区位优势；金融创新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6）11-0004-05

20世纪70年代，伴随金融国际化引发了学术界对金融中心研究的兴趣。通过对现有文献的考察梳理发现，金融中心的成因是理论研究的核心，可以归为三类：主体析因型金融中心理论、客体析因型金融中心理论和环境析因型金融中心理论。

一、主体析因型金融中心理论

主体析因型金融中心理论强调从金融机构出发对金融集聚现象的研究，揭示金融中心产生的原因。根据研究方法与学科背景的不同，主体析因型理论可分为：自然发展理论、政府引导理论、金融聚集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及地理区位理论。

1．自然发展理论。

自然发展理论也称“需求反应理论”，认为金融中心产生是顺应经济发展需要自发形成的，强调金融中心是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具体而言，一个地区经济增长必然对金融服务需求相应增加，通过市场机制刺激金融供给扩大，于是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逐步扩张，即一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是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自然反应。

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自然发展理论进行了论述，大致包括两方面：经济发展金融中心论和城市发展金融中心论。（1）经济发展金融中心论。经济结构主义学者克拉克（C．G．Clark）、库兹涅茨（S．S．Kuzenets）和霍夫曼（W．G．Hoffmann）等人通过大量统计分析得出：在三次产业结构演化决定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第三产业将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金融业在经济中据核心地位，相应地，金融中心的形成是这种核心作用的主要载体。罗斯托（Walt W.Rostow，1960）在《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进行了类似论述，认为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分为：传统发展阶段、经济起飞前提阶段、经济起飞阶段、经济成熟阶段、高额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等六个经济成长阶段，每个阶段的演进以主导产业部门的更替为特征。就一个城市而言，如果希望能在一个国家、地区甚至全球范围举足轻重，在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后主导产业要趋向服务业，金融业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2）城市发展金融中心论。Gras（1922）提出了都市发展阶段论，认为一个城市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商业阶段、工业阶段、运输业阶段和金融业阶段。金融业处在城市发展的最高阶段，与商业、工业和房地产业相比，金融业具有更大的集中度。因此，金融中心作为金融业集中度的一个典型标志，相伴城市发展而生，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自然发展理论强调金融中心的形成依附于经济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产物。金融中心的产生是适应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并非政府意志或政策的结果。自然发展理论是最早的金融中心发展理论，对传统型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很好的解释力。

2．政府引导理论。

政府引导理论也称“供给引导理论”。与自然发展理论不同，该理论认为金融体系产生可以先于经济增长，相应地，金融中心形成也并非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在政府努力和扶植之下产生。即金融体系的扩张能提高社会资金配置效率，增加储蓄刺激消费，从而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这种理论强调：（1）金融体系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动员储蓄、分配投资的主动性；（2）金融体系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先行性；（3）政府在推动金融体系的主导性。政府引导理论下的国际金融中心，所具备的条件不是在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自然形成，而是国家有意识建设的结果。一般认为，政府引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政府承诺。即进行金融中心的整体规划工作，指明发展目标与方向；（2）政府立法。金融中心的建立实质上是一国金融体制市场化和国际化改革的系统工程，金融改革多由政府撰写草案、直接立法；（3）政府推动。面对本国金融体系不完备和金融运作环境落后，政府可以两种方式为金融中心的建设提供动力：出台创新政策和优惠政策。前者鼓励开辟新的金融市场或金融业务；后者以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国金融机构进驻，形成比较优势；（4）政府监管。要求政府维护公平竞争，制裁违规操作，防范金融风险，使金融市场稳定发展。二战后崛起于新兴工业国家的东京、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是这一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典范。

政府引导理论强调金融中心的发展动力来自政府力量，政策取向多奉行积极干预的经济政策。政府引导理论打破了金融中心只能在经济实力雄厚国家产生的论断，提出了政府政策引导对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推动作用，成功解释了20世纪中期以后大量区域金融中心、离岸金融中心的产生与发展。

3．金融聚集理论。

金融聚集理论是从金融聚集效益出发对金融中心进行理论阐释。与前两种理论不同的是，对金融中心产生采取“倒叙手法”，即由果推因，认为金融中心的形成是为了获取金融聚集效益。弗农（Vernon，1960）认为,城市吸引着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需要面对接触的产业和服务业，吸引着那些以较快的互动速度为必要条件的行业。纽约港吸引了批发商,批发商带来了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又引来了全国性公司的核心机构。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74）指出：“单一金融中心的效率性类似于增加单一法币的效用。每个地区在对外收付时，并不是分别于其他地区进行结算，而是与单一金融中心进行结算；如此,只需要n-1 个渠道,而非n(n-1)/2个。...法国将商品经销集中于巴黎的做法遭到众多的批判；随着运费的上涨,商品清算中心的效率必定明显下降。但是对于货币支付来说,作为一国系统顶点的核心金融市场和作为各国金融中心顶点的单一国际金融市场的效率性是毋须置疑的”，即认为金融中心的集聚效益主要体现在跨地区支付效率和金融资源跨地区配置效率的提高。杨小凯(1991)建立了一个关于城市化和分工演进之间关系的一般均衡模型，模型显示，“如果所有居民都集中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形成一个城市,那么，由于交易距离的缩短，交易效率会大大提高,从而分工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也会大大提高。”由此可见，金融中心作为一种产业集聚形式，有利于金融集聚效益的提高，这种金融集聚效益集中表现在两方面：其一，集中交易能够提高效率；其二，近距离交流与沟通便利。

4．规模经济理论。

规模经济理论基于金融活动的外部性，强调金融中心形成的原因是规模经济。19世纪末期，新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Marshall首次提出了外部性概念，认为外部性包括两个方面：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前者有赖于个别企业本身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后者是该产业的一般发达水平，往往因许多性质相似的小企业集中而获得。此处的规模经济理论主要针对金融活动的外部经济，又称外部规模经济。韩国经济学家Pak（1989）将规模经济理论应用于国际银行业的发展和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因分析。指出，规模经济是大规模经济活动所体现的经济优势，企业规模扩大可以节约各方面的费用，使设备和劳动力配置合理提高生产效率。跨国银行为了降低成本也会采取扩大经营规模的战略，在不同的国际金融中心设立分行，将银行服务的成本分散到全球金融业务。当一地区跨国银行的数量增多、规模增大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银行中心便形成。我国学者潘英丽（2002）进行了修正和重新解释，提出：金融中心的建立可以形成外部规模经济：①节约周转资金余额，提供融资和投资便利；②提高市场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和投资风险；③金融机构合作得以开展，辅产业得以共享。此外，冯德连、葛文静（2004）对此也进行了阐述：外部规模经济是指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微观经济单位在空间上彼此接近时，所产生的降低成本和增加收益的经济效益，是促成生产和经营单位空间聚集的主要动因。并指出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四种外部经济：行业内银行之间的协作，金融机构之间共享基础设施，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邻近，信息沟通的快捷。

规模经济理论在金融中心形成原因方面的研究强调的是金融外部规模经济，正是由于这种规模经济的优势，才使得金融中心得以建立并不断壮大，与金融集聚理论相同，也是一种“由果推因”的理论。

5．区位优势理论。

区位优势理论将地理因素纳入国际金融中心的研究之中，指出区位优势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主要依据，并构建了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地理条件。（1）促使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区位优势：①时区优势。金融中心的营业时间和其他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衔接，成为国际金融市场连续运转的一个环节。随着金融交易全球化的进展，跨境、跨时区的金融交易大量增加，客观上要求金融中心必须处于适宜的时区；②地点优势。金融中心靠近经济迅速增长的国家，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保持稳定发展，确保稳定的金融交易和资金流动需求；③交通优势。金融中心应具有优越的交通、通讯设施；④政策优势。中心所在地政府对金融业采取自由化和国际化政策，提供税收方面的优惠便利。（2）构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地理条件。①地理上集聚的银行数量；②生产者服务（法律、会计、保险、不动产和管理咨询）的广泛可得性，及相关银行能够迅速运作的熟练的劳动力市场；③先进的交通通讯系统；④外国银行对客户的接近可能；⑤存在新的国际客户；⑥政治稳定性和法规的可预见性、连续性、灵活性及与国际法规的可衔接性；⑦合适的时区；⑧较低的经营成本。

区位优势理论开辟了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理论研究的新视角，通过对地理区位的研究，总结出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地理依据，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地区分布做出了较好解释。

综上所述，主体析因型金融中心理论在揭示金融中心形成原因方面可以作以下概括：（1）分别以顺序与倒叙两种方法这里的顺序与倒叙分别指金融中心理论在研究方面存在的两种分析方法，既由因推果型和由果推因型。研究金融中心产生的原因，前者揭示了经济基础与政府引导对金融中心建设的决定作用，后者阐释了金融聚集效益和规模经济是金融中心存在的微观基础；（2）研究视线较为开阔，通过地理因素纳入金融中心成长的分析，阐明了区位条件在金融中心建设中的重要性。

二、客体析因型金融中心理论

20世纪后半期国际金融市场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离岸金融中心星罗棋布，成为该时期金融中心格局的显著特征。在此背景下，部分学者从金融产品出发研究金融中心的发展，形成了金融中心理论的第二派别――客体析因型金融中心理论。该派理论的代表是金融产品流动性理论。

金融产品流动性理论认为，金融活动交易成本越低，金融产品的流动性越强，金融市场的效率越高。为了节约金融交易过程中的成本，金融业务倾向于向某一些地方集聚，促成了金融中心。瑞斯托・劳拉詹南（Risto Laulajainen，1998）指出，一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或一个重要国家的政府债券实际上是一项商品，在各个地方都可以同等交易，逻辑上这种交易更倾向于在流动性好的金融中心进行。那么金融中心是如何增强金融产品的流动性的呢？一般认为，金融中心主要从两方面促进交易成本的下降，增强金融产品的流动性：（1）金融中心作为集聚地，降低了评估成本。阿伦和斯特米洛(Allen &Santomero,1998)指出，由于资产评估的固定成本存在，导致了金融中介相对于个人的优势，使成本得到分解，比个人更容易分散交易成本。也就是说，更能使分摊到的平均成本下降。由此进一步分析，金融中介的集聚将使上述资产评估成本的下降幅度继续加大，更多金融中介集聚会使得既定的成本分摊力度加大，投资者可以在众多金融中介机构之中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一家作为合作伙伴；（2）金融中心作为金融中介的集聚地，降低了金融交易的信息成本。由于金融中心不仅是机构、人才和技术的集聚地，还是信息的集中地，在金融中心交易双方更加容易获取相关交易的业务信息，降低信息非对称性和信息搜索成本，从而提高交易效率。由于该理论主张交易成本降低进而带来的金融产品流动性提高是金融中心形成的主要动力，相应地，一些不具备雄厚经济背景的国家同样可以建立金融中心，实施灵活的行政管理、宽松的法规及优惠的税收等区位软环境措施。

以金融产品流动性理论为代表的客体析因型金融中心理论，是金融中心理论的一个分支，将金融中心形成原因的研究深入到更加微观的领域。通过金融流动性与交易成本关系的透视，揭示了金融中心产生的另一微观基础――降低交易成本的区位软环境。

三、环境析因型金融中心理论

20世纪末期经济全球化发展逐渐加快，信息经济飞速发展，金融创新日新月异，世界环境变化对金融中心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除纽约、伦敦等全球性金融中心外，区域金融中心和离岸金融中心的更迭频率加快，衰败金融中心的销声匿迹与雨后春笋般的新兴金融中心，构筑了这一时期的动态画面。为此，关于金融中心的研究也调转了画笔，部分学者将兴趣转移至外部环境的观察，形成了环境析因型金融中心理论，具体包括信息流金融中心理论和金融创新金融中心理论。

1．信息流金融中心理论。

信息流金融中心理论是金融地理学的一个研究分支，从信息角度解读金融中心在地理空间的位移。认为，金融中心在提供专业及高附加值的中介服务,很大程度上依存于信息。金融中心不仅是信息的收集者和使用者,也是将低层信息升华为有机信息的中转站。信息与金融中心唇齿相依，前者主导着后者发展的步伐和方向,后者导将前者走向高层次。简言之,信息流是金融中心发展的先决条件，金融业也可被喻为“高增值”的信息服务业。波特尔斯（Porteous，1995）强调塑造和发展金融中心的背后力量，大致上可以从“信息外在性”(information externalities)、“信息腹地”(Information Hinterland)、“国际依附性”(International Attachment)、“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和“不对称信息”(Asymmetric Information)来解释，这些力量是金融中心地位的决定因素。金融中心发展需经历两个阶段：①首先创出一个最方便到达,同时又能以最高利润去开发信息流的“信息腹地”；②着重对外界(其他信息腹地)的联系,条件在于该地区能否频繁有效地接收加工外来信息。此外，不对称信息与默示信息（意义含糊、不明确和难以理解、具有广阔文化和社会背景）被认为是金融中心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种信息的传递与获得具有歧视性和边际成本递增性，要想准确利用默示信息的价值，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接近信息源。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由于金融市场日趋投机,金融机构应该进驻信息腹地,凭借“地方”信息辨析市场。当金融机构为了冲破地理约束，大规模集中到信息源时，金融中心便水到渠成。对于信息流理论，Porteous(1999)还指出“信息外在性”和“路径依赖”能协助了解金融中心在区内主宰的因素，“不对称信息”和“信息腹地”理论能有效解释为什么传统的金融中心会被取代。

综上所述，信息流金融中心理论充分结合了信息经济的时代背景，强调信息在金融中心形成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对金融中心地理位置的迁徙做出合理的解说。

2．金融创新金融中心理论。

该理论从金融中心与金融创新间的关系为切入点，通过对二战后金融创新与金融中心的伴生现象解剖发现，每一次成功的金融创新都会创造出新的交易与新市场，新市场又常常孕育新金融中心的形成。20世纪60年代，开曼群岛将金融和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重点发展。为了吸引外国金融机构，制定了极为优惠的税收制度：不征收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离岸金融业务免税，大部分国内商业活动可以免税或非常低的税金。开曼群岛的优惠政策很快吸引了大批金融机构进入，在随后的几年里逐渐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离岸金融中心。此外，通过类似案例研究发现：（1）金融创新是当时该地区政治、经济、金融因素共同酿造的结果，会给地区性金融市场带来竞争优势（尽管会随其他金融创新产生而消失），但这一过程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在市场中的集聚，为该地发展成为金融中心提供了契机。为此，金融创新为金融中心创造了时机环境；（2）金融创新隐含着政府的作用，因此，金融创新理论下的金融中心是政府推动的产物。因此，金融创新理论某种意义上是政府引导金融中心理论的一种变形，对二战以后东京、新加坡、开曼群岛等金融中心的发展进行了较好的解释。

由此可见，环境析因型金融中心理论较之前两派理论最大的不同，在于对金融中心形成与发展的阐释是动态描述，不仅指出了金融中心产生的条件与时机，还揭示了金融中心催生更迭的主要原因，即金融中心的破土与没落和环境变迁息息相关。环境析因型金融中心理论开创了金融中心成因研究的新视角，使理论体系更为全面。

图1金融中心理论体系图四、总结与展望

纵览百年来金融中心理论的发展，构筑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在研究过程中显现出如下特点：（1）多视角、多学科和多样化研究。金融中心包括了传统的功能性金融中心、区域金融中心及新兴的离岸金融中心。每一种金融中心的形成都有其内在的动因，为了使研究更加准确化，理论研究百家争鸣，随着世界金融发展的日益复杂化，这种研究将更加兴盛；（2）金融中心理论与时代变迁血肉相联。每个金融中心的萌生与消亡，每一次金融中心的地理漂移都与经济金融背景的变化相互交织，反映了时代经济金融重心的潮起潮落；（3）研究角度日益微观化。早期的金融中心发展理论主要立足宏观角度对金融中心进行剖析，很少注重微观层面；后期的理论如金融聚集理论、信息流理论更加注重微观基础的研究。金融中心的形成是一个金融机构集聚的过程，内在推动力往往是来自微观层面的需要。从宏观向微观的研究思路转换昭示了金融中心理论研究的更加深入。

依据理论研究和当前世界金融的发展趋势，我们对金融中心问题的研究有两点展望：（1）国内金融中心建设将成为新的研究方向。基于各类金融需求的多样化，多层次化已成为当前金融中心发展的重要趋势，全球性金融中心、区域金融中心（或洲际金融中心）和国内金融中心并存的金融中心体系正在加速形成。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现有的经济实力对于建立有影响的区域金融中心乃至全球性金融中心只是杯水车薪，为此，国内金融中心建设将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建设国内金融中心将成为下阶段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2）金融中心运作与金融安全将成为研究内容。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风险传递的速度与力度与日俱增，各个金融中心在推动金融便捷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容易充当金融风险传染的渠道。协调金融中心运作与维护金融安全，不仅对国家金融稳定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金融中心的持续发展也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Powell, Ellis T. The Evolution of the Money Market[M]. London:Frank Cass, 1966: 75-82

[2] C. P. Kindleberger.The formation of financial centers: a study in comparative economic history [D].Princeto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o. 36, 1974:2, 9-10

[3]温斯托・劳拉詹南.金融地理学[M].孟晓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5-38

[4]Johan Hauknes. Innovation in services A questionnaire survey[EB/OL]. 省略/dataoecd/26/54/1827146.pdf

[5] Kuznets, Simon. Suggestions for an Inquiry into the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J].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49:3-20

[6] W.W. Rostow.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4-16

[7] P. L. Cottrell. Clustering: As an Economic Phenomenon[R].A Diebold Institute Entrepreneurship and Public Policy, Cambridge, 2002: 6-8

[8] A. G. B. Fisher.The Clash of Progress and Security[M].London, 1935:67-85

[9] 胡方荣，张恒安.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及特征[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5，(3)：42-43

[10]黄解语，杨再斌.金融集聚论：金融中心形成的理论与实践解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67-89，164-221

[11]H. C. Reed.The ascent of Tokyo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60:3-11

[12]Vernon R.Metropolis[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5:101-127

[13] 同[2]

[14]Xiao Kai Yang and Jeff Borland. A Microeconomic Mechanism for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199-201

[15] 向昀，任健.西方经济学界外部性理论研究介评[J].经济评论，2002，(3)：58-63

[16]Park, Yoon S. and Musa Essayyad. International Banking and Financial Centers[M].Boston, Kluwer, 1989:68-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