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论文精品(七篇)

时间：2023-03-16 16:01:34

社科论文

社科论文篇(1)

（一）社会贡献

一是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日益增多。通过杭州市政协科协界别组组织科技工作者积极开展调研，以提交提案、调研报告、大会发言等形式积极建言献策，近年来每年被采用提案达20个以上，其中1个提案获得杭州市政协主要领导批示。二是学术交流广泛深入。杭州市科技社团围绕杭州发展的重点、热点问题，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和课题研讨等活动，在促进人才成长、科技创新、学术交流、科学普及、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各类学会作为科普工作的重要力量，在科技周、科普日、科技下乡、重大节日及纪念日等科普宣传活动中，组织开展科技咨询、科技讲座、编印资料等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存在问题

一是发展水平整体不高。总量不足，以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的数量计算，杭州市每万人只拥有5.4个，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内部管理也不尽规范，专职工作人员少，少有高层次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到科技社团工作，自身能力建设弱，较少能真正承担社会事务管理任务。二是规章制度供给不足。2014年9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政府向科技社团购买服务的范围，但仍停留在原则性意见阶段。杭州市也出台了《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政府购买科技社团服务的指导意见》，由于实践经验不足，这些规定还远远不能达到指导、考核评价的要求。三是购买资金管理分散。虽然杭州已开放了向科技社团购买公共服务的资金新渠道，但缺乏一个对购买服务资金申请、受理、审核、拨付、验收、审计等环节进行全程跟踪、统筹、协调和监督的综合部门，导致科技社团在项目前期和后期都存在回款困难。四是机制建设不尽完善。因为专业人才缺乏和没有引入独立的第三方组织评价，不能对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专业技术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监督。有关政府职能转移或购买服务规定中，各职能部门职能转移工作如何考核，购买服务质量如何考核，如何建立行政问责规章，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三）主要优势

一是人力资本优势。杭州市科技社团汇聚了各行各业的高层次科技人才，具有学术权威、知识密集和人才荟萃的优势。二是组织网络优势。目前，杭州市拥有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及其相关科学的学会（协会、研究会）76家，多学科、跨部门、横向联系广泛的学术性、群众性和社会性特征突出，与政府联系广泛。三是政府支持优势。从国家到省市各级政府都支持科技社团积极承担从政府转移出来的部分管理职能。政府机构改革需要广大科技社团发挥沟通信息的纽带作用，协助政府维护市场和社会秩序，从而减少政府管理成本，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四）制约因素

一是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由于杭州市科技社团的组织特征，其筹资渠道和规模均不稳定，科技社团或多或少地存在资金问题。多数科技社团仅仅依靠挂靠单位支持和业务主管单位的补贴，自主创收能力较差，发展不平衡，影响了参与社会管理转移的能力建设。二是部门利益保护严重。一些政府部门囿于既得利益，不愿将职能向体制外转移。同时对于哪些职能应该转移、如何转移、谁来协调转移也缺乏相关的规定，使得相关部门无所适从，不知道将自己的职能转给谁，也不知道怎么转移，无法明确转移的范围与程度。

二、科技社团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对策

（一）加强和完善科技社团立法和政策支持，尽快出台购买服务机制和清单，为科技社团有序参与社会管理与服务提供指南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需要从法律法规层面明确政府和科技团体各自职能，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杭州市委、市政府在有关文件、规章中应明确将有关政府管理职能转移给科技社团，有关部门应积极支持配合该项工作。适时制定《杭州市科技社团发展规划》和《杭州市政府职能转移实施方案》，加强对全市政府职能转移工作的宏观指导，促进杭州市科技社团的健康有序发展。要破除在传统的政府职能体系中形成的“全能政府”形象，实现由政府与社会高度统一的“大政府、小社会”的管理格局到政府与社会分离，实行社会职能社会化、社会事务社会办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格局的转变。逐步释放政府“权力清单”，制定杭州市科技社团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和购买服务清单，培育具备“接单”能力的科技社团。建立杭州市政府购买科技社团服务制度，明确购买公共服务的相关内容：实现预算管理，将购买公共服务的费用纳入预算；强化契约式管理，政府和科技社团的责任、义务以及服务要求，全部在合同中体现；建立评估机制和规则，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做到对科技社团在项目合作前进行资质审查，合作过程中进行跟踪了解，在合作完成后进行社会绩效评估。规范购买程序，有关部门要制订购买公共服务的试行办法，确保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可操作、有实效。

（二）进一步创新工作模式，以点带面，重点突破，使有条件的科技社团稳步参与社会管理与服务

选择有独立法人地位、有较大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运作规范的科技社团作为承接者，选择科技奖励、职业资格评定、科技评估等职能作为科技社团参与社会事务的具体事项，采取委托授权、契约和招标等方式进行。杭州市级科技团体发展尚处在初级阶段，需要提供较为宽松的发展空间，应在加强管理和规范的同时，注重培育和扶持。杭州市政府应在以下方面给予扶持：对市级科技团体用于公益性事业发展的经营性活动，给予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政府对市级科技团体开展的各种学术活动应给予资金的扶持；鼓励杭州市级科技团体以招投标等方式开展咨询、论证等工作，形成多渠道的资金来源。科技社团参与社会管理转移离不开经济基础的支持，资金和资产也是科技社团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大力争取政府的资助，协助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开展公益活动，从一定程度代替政府部分工作，有效地弥补“政府不足”和“市场失灵”。

（三）进一步提升科技社团的服务能力，为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夯实工作基础

要健全内部治理结构，以组织价值目标为主旨，进一步规范组织结构的设置和运行规范。形成权力机构（会员大会）、执行管理（学会或理事会）与运营决策机构以及监察机构之间权责明确、相互制约、运转协调和决策科学的统一机制，同时还应接受外在的监督。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坚持社会化、职业化的人员管理原则，提高服务素质，提升组织声誉，扩展服务对象，增加服务性收入，增强会员认同感与归属感，吸收储备人才；完善包括薪酬、招聘、福利、培训等一系列科技社团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发挥人力资源的积极性、创造性，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要完善财务管理制度，重视科技社团财务管理的规范性，建立健全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和科学合理的预算制度以及加强社团内部财务管理和内部控制机制，寻求在满足公益需求的同时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提高自身社会公信力。要提高信息管理水平，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提高杭州市科技社团工作效率。运用信息技术改造公益运作流程，实现组织的网络化，广泛应用于杭州市科技社团决策、筹资、营销、服务和信息共享等各个环节。

（四）加快建立科技社团承接政府购买服务、授权委托和政策引导的平台，加强合作，形成合力

社科论文篇(2)

1项目立项的地域与研究机构分布

相对于前期研究结果比较而言，立项在地域分布上仍然存在着非均衡分布的差异，从立项主体所属省市看，北京、上海、广东、湖北和辽宁五个省市是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项目的主体。近五年，在立项数量上位居前十名分别是北京、上海、湖北、江苏、广东、辽宁、四川、湖南、浙江和山东，虽然名次稍有变动，但主体格局没有改变，十个省市的立项数量占全国的67．8%，其他21个省市仅占38%，而宁夏五年从未有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项目立项。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项目主要还是集中在高校。体育专业类院校和师范类院校注重体育学科建设，形成阶梯式的研究团队，一直是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项目的主力军，近五年期间承担项目的数量占全部的56．8%，但相对于孔庆波关于2005－2010年统计的60．1%，下降了3%。其它类院校的比例有所上升，原因在于加强了学科建设，形成研究团队。

2项目指南与立项研究领域

比较统计按照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体育学学科分为体育哲学(TYA)、体育理论(TYB)、体育管理学(TYC)、体育社会学(TYD)、体育经济学(TYE)、体育法学(TYF)、学校体育学(TYG)、社会体育学(TYH)、竞技体育学(TYI)、体育史(TYJ)和体育学其他学科(TYK)11个学科分类，由于不少研究内容在学科分类上不是单一学科，有的甚至跨几个学科，对学科的归类划分带来难度。王健教授的研究显示，根据条目内容将其归纳为5类研究主题或领域:群众体育研究、竞技体育研究、体育产业研究、体育管理研究和其他研究(宏观政策法规、体育史等)。这里借鉴并依据研究的重点结合研究项目的主题词，对2009－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项目的课题指南和立项项目进行简单学科归类，对于跨学科的项目，仅纳入一个学科统计，与立项项目的实际情况会稍有出入。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课题指南内容以体育学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依据社会发展各阶段对体育社会现象的需求，探索体育学科的发展规律，年度课题指南代表着当前体育学的研究热点和重点。北京奥运会后，体育强国的发展战略要求课题指南内容更加具有整体性和可持续性的特点，以此来保障和监控体育强国建设的科学性和连贯性。图2是近5年对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课题指南研究主体(领域)的统计，2009－2013年共有课题指南159项，其中群众体育63项，占整体的39．6%;其他研究领域27项，占16．9%;体育产业研究23项，占14．5%;竞技体育研究20项，占16%，研究内容侧重于运动员保障、竞技体育的制度和赛事等政策法规。

二对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项目的几点思考

1对项目立项的地域与研究机构分布不均衡问的思考

近五年，在立项数量上位居前十名的分别是北京、上海、湖北、江苏、广东、辽宁、四川、湖南、浙江和山东，虽然名次稍有变动，但主体格局没有改变，十个省市的立项数量占全国的67．8%，这种非均衡分布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体育事业发展的不平衡，也相悖与体育强国的战略目标。华中师范大学的王健教授和华南师范大学的杨文轩教授联合主持的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重大项目，属于强强联合，但这种模式带来的启示是打破单一主体模式，以强带弱的联合研究模式，可以促进各地域之间的均衡发展，为实现体育强国奠定基础，这是以后一段时期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2对跨学科研究薄弱及研究机构的拓宽问题的思考

体育学与其他学科的日趋交融是其自身发展的需求，特别是国家社科基金的推动和倡导，加快了体育学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在体育科学基础理论和实践应用的创新研究中，关键是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研究方法不仅涉及到具体技术和程序的运用，而且还有其自身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基础。对于体育学科学研究方法体的研究，需有自身完整的研究方法体系，这样才能获得理想的科研成果。吸取其他学科先进经验，借鉴其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形成体育学多元化格局，以此来促进体育学自身的发展，应是今后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主要集中在师范类和综合类院校，在五项重大项目中占据了四项，18项重点项目占据了10项，说明体育学科的发展与相近的学科发展有着相互促进作用，因此，和其它学科的交融也是今后关注的问题之一。在5年的435个立项项目中，体育专业院校126项，师范类院校121项，其他类院校179项，体育机关7项，其他机关2项。黄华伟的哲学立项课题研究显示，科研院所占0．47%，党政机关占1．10%，党校占9．79%，社科院占11．98，高校占76．66%。通过比较可见，相对于其他学科，承担项目的科研院所偏少，体育学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高校，高达98%，其他机关仅有2项，占0．4%。因此，利用好社科院、国家体科所和各省市体科所的各种资源，拓宽研究机构是今后值得关注的问题。

3对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课题指南科学规划问题的思考

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课题指南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当前甚至今后一段时期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和当前社会的变革紧密联系，课题指南和立项项目研究领域的较高比例的吻合度进一步证明了课题指南起着立项项目研究领域的指挥棒作用，因此，科学规划课题指南内容显得尤为重要。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战略目标的制定，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迈进，涉及到体育行业甚至社会、政治和生活其他各个方面，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课题指南的科学规划是实现体育强国之梦具体工作的第一步，其科学规划要求课题指南的内容应具备整体性、连贯性和可持续性，做到这一点，决策层应对课题指南进行整体性规划(至少对2020年前有整体的规划)。比如在制定关于体育强国相关研究的指南时，从宏观到具体每年度都应有整体的规划，宏观上，体育强国内涵的研究;微观上，体育强国的指标体系以及各指标体系中的具体指标内容，都应有序的规划，保障其研究的连贯性。为保证决策层和具体研究者的沟通，提前征集年度课题指南的研究内容作为参考是有效的办法之一。

4围绕体育强国建设研究领域的科学化调控问题的思考

社科论文篇(3)

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做好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必须充分认识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详细内容请看下文论社会科学常识普及政策。

一、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学问,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江泽民指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是自然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必经环节。繁荣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进步的基础,只有依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价值导向,自然科学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造福于人类。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手段。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既可以为现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重要的是它将为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营造良好的思想和精神氛围。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先进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极为重要。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要始终继承与发扬光大,就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与传播。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文盲率较高,且基础教育还不能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公民素质偏低。公众的科学素养偏低,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关键因素。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推进社科普及,有利于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风尚;有利于公众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利于增强全民族的民主法制意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提高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能力;有利于公众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在全社会确立符合社会主义伦理要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道德规范;也有利于公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品位和质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将在更高层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社科论文篇(4)

论文摘要: 人文社会科学是人类整个科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概念及分类，探讨目前我国高校认可的社科成果评价体系，阐述高职院人文社会成果评价的八项原则。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已成为学术发展的瓶颈，不科学、不合理的评价已催生了大量的学术不端现象甚至学术腐败，严重阻碍了学术的繁荣和发展。高职院校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中坚力量, 迫切要求加强建立和完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和机制, 鼓励科研创新, 营造崇尚学术、促进学术进步的良好学术氛围和制度环境。探讨高职学院人文社科成果的评价原则，有利于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升高职科研竞争力。

一、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概念及分类

人文社会科学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运作和社会变革等社会现象作为其研究对象, 其研究成果本身就是以对诸多社会现象、社会规律、社会实践的价值和意义作出判断和评价的形式而存在的, 相比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 表现出其内在的广泛性、复杂性、历史性和社会性。人文社会科学是一个由众多学科组成的庞大学科群，包括：哲学、历史学、文艺学、宗教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军事学、新闻传播学、体育科学、情报与文献学、地理学等25大类。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形式可分为：著作、论文和研究咨询报告三类，按研究的内容分为: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决策咨询研究。

二、高校认可的社科成果评价体系

目前, 对于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 我国高校比较认同的有:美国加菲尔德创建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ssci)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简称a&hci)、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主持完成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简称cssci)、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持完成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4 年版)、北京大学图书馆主持完成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年版) 等。尤其是cssci 是我国社会科学管理部门和社科专家、学者对于建立科学文献检索系统和评价指标的实践结晶, 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教育部重点社科项目研究成果，作为我国社会人文科学主要文献信息查询与评价的重要工具。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版)共有25类学科528种，扩展版来源期刊24类152种，来源集刊19类?86种。经过十年的实践, cssci 已经发展成为全国高校和其他科研机构以及广大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普遍认同的、科学的、规范的期刊检索系统, 已经成为社科成果评价的一种品牌, 标志着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管理已按照国际标准, 从封闭走向开放,走向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

三、高职院人文社会成果评价原则

1.科学性原则。首先要有科研理论做指导，使评价指标体系在基本概念和逻辑结构上严谨、合理，抓住科研工作的实质，并具有充分的针对性。同时，还必须客观地反映高职院校科研实践，抓住科研工作中最重要的、最本质的和最有代表性的方面。合理、有效的成果评价不仅包括制定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 而且包括评价者对评价指标的科学、规范的掌握和运用, 即评价体系与评价形式的双重科学性。

2.创新性原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以探索性和创造性为基本特征的，是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的过程，是不断修正错误的理论和认识、正确把握客观世界的运动规律、指导人们实践的过程。高职社科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创新性，应当是评价科研成果的唯一标准、最高标准。不具创新也就失去了学术意义。

3.可比性原则。评价体系要能适应在不同时期以及不同评价对象间的比较，既适应于同一对象基期与报告期的纵向比较，又适应于不同评价对象之间的横向比较。同时，高职学院的科研水平与能力是不可能与办学历史较长的本科高校相比拟的，因此，在横向比较时应按同类型、同层次的学校来进行比较和评价。

4.实用性原则。评价指标体系具有简约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简约性指尽量选取较少的指标反映较全面的情况；可行性指评价指标所需的数据要易于采集，无论是定性评价指标还是定量评价指标，其信息来源渠道必须可靠，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能够保证，并且容易取得；可操作性指所选取的指标要尽量与评价对象现有数据衔接，必要的新指标应定义明确，便于数据采集。高职学院的在办学过程中形成社科成果，必须对高职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有指导意义，产丰富与充实其它科学的的理论，才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5.实效性原则。一方面重视成果自身“含金量”及对学科理论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另一方面, 有些社科研究成果包涵巨大的潜在效益, 是社会现象历史轨迹的再现, 需要时间和实践的双重检验, 社科成果评价者也必须重视这种潜在性。高职教育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不长，理论研究不足，因此研究和探索高职教育与院校管理的成果，对促进区域经济建设、更好地实现服务地方经济服务功能具有现实意义。

6.综合性原则。成果评价不仅是对成果价值的一种认可, 更重要的则是对社会行为的规范发挥潜移默化的主导和辐射作用。由于社科研究的社会性和时代性以及成果价值的多样性, 使得社科研究成果的评价表现出高于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复杂性。建立在成果价值多样性和复杂性基础之上的评价准则, 具体评价时必须考虑因地、因时、因人等各种主客观因素, 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和整体性。

7.发展性原则。社会在不断发展，这就要求社科研究成果评价者必须与时俱进, 以科学的发展观去评价具体的研究成果。另外, 评价的标准也要随之不断地发展变化, 以适应社科发展的趋势和规律。随着高职教育的发展，对高职教育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入，因此，高职社科成果也要不断推陈出新。

8.同行性原则。从对研究成果的认识和了解程度来看, 除作者之外, 对成果内容、意义理解力、认识力最强的就是高职学院的同行们。另外从学科发展和学术方向培育方面来讲, 社科成果评价也必须高度重视和遵循同行评价原则。

参考文献：

[1]王晓丽,浅议高校人文社科研究成果的有效评价(j)科技管理研究2005.6

社科论文篇(5)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论；关系

从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以下简称“和谐社会理论”）以来，“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的关系就成为人们倍加关注的重要问题。

一、“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具有内在本质的一致性

同志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发展观既是对我党各个时期发展理论的全面继承，也是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新的科学总结，同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有新的发展，成为我党当前统领和指导各项工作的指针。

“科学发展观”首先是全面的发展观。它要求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得到良好发展。如果只有经济的发展，而没有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与之相匹配，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提升的过程。就经济的全面发展而言，包括经济增长速度、方式、经济结构的优化、人们经济生活的质量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效率与公平等等，都得到良好的发展。就政治的全面发展而言，包括社会政治意识的科学性，政治制度的先进性，政治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等等的发展。其中，核心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就文化的全面发展而言，包括思想道德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的发展，关键是人们的综合素质的发展。同志说：“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所以，科学发展观反对“单打一”、反对片面性，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全局性、均衡性。

其次，“科学发展观”也是协调发展观。它要求统筹兼顾社会的整体、全局、长期的发展，包括系统的内在诸要素、诸方面、诸领域，以及彼此之间关系的相互衔接、相互促进，形成良性互动等等。同志说：“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即“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从根本上改善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统筹区域发展，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经济的健康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良性互动；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既完善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又不失时机地发展自己，趋利避害，提升国家整体实力。

再次，“科学发展观”还是可持续发展观。它要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持续性。因此，我们既要考虑当代人的需要，也要考虑后来人的需要，处理好需要与持续的关系。保证发展在实践上的延续性、在方式上的系统性、在类型上的内涵性、在时间上的长效性。

最后，“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实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目的都是为了人的发展。因此，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内核所在。

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是我党性质、宗旨的时代表现，是我党关于发展问题的新理念、新方针，也是我党解决现实社会发展问题的新途径、新方法。

“和谐社会理论”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出的战略指导思想。它是2005年春，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会上提出的新理论。他说：“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同志的讲话，不仅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合理内核，并站在时代的高度，赋予和谐社会建设新的内涵，是我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上，提出的新时期的重大战略任务。

社会内在关系的和谐包括社会结构的和谐、人际关系和谐、人的身心和谐。社会结构和谐，即社会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的和谐。如人口结构、家庭结构、阶层结构、社会领域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行业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等等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即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和谐；人的身心的和谐，即个体身心关系的和谐，如体魄健康、身心协调等等。

社会外在关系的和谐既有社会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如人们能够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规律办事，爱护自然资源，保护自然环境，与自然共生共长，也有国家之间关系的和谐，如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保持良好的协作与互助关系。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不难得出：和谐是一种理想，赋予人们对未来美好社会追求的方向，引导人们不断走向更高程度的社会和谐；和谐也是一种现实，人们不仅处在一定意义的相对和谐社会之中，而且正在构建更高意义的和谐；和谐还是一种理念，反映人们拥有的社会历史观和改造社会现实的方法论，不仅具有扬善褒美，调理关系，化解矛盾，激发向往，引领精神，升华心境的功能，而且能够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和谐同时也是一种战略和策略，体现着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和谐社会还是一个历史范畴，人们在不同时期赋予和谐社会不同的内涵、不同的标准。中国历史上曾把“国泰民安”、“桃园生活”作为和谐社会的理想模型。在今天的视野里，这种和谐社会显然是有缺陷的。它不仅生产力不发达，信息不畅，而且眼界狭隘，人们的生活质量、水平都不够高，不具现代性。“和谐社会理论”揭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是一种现代新型的和谐社会。不仅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为价值目标，而且重视社会的自由平等、共同富裕、消灭贫穷、消除两极分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的质量、水平等等。因此，这一“和谐社会理论”不仅反映了人们共同的理想和价值追求，而且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是价值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理想与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正如近来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表明了“和谐社会理论”的目的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因此，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的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诚信友爱的社会、安定有序的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在此，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发展”，关键是“科学”。“和谐社会理论”的核心是“发展”，关键是“和谐”。当然“和谐”与“发展”互为条件，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反之，社会和谐也是实现发展的条件。而“科学”则是社会和谐的基本内涵与要求。所以，“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具有内在本质的同一性。和谐是系统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系统要素内在关系具有科学性的表现。科学发展则是社会和谐的条件与规律走向。

二、构建和谐社会是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目的与归宿

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目的自然是为了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因此，科学发展观强调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既是我党的传统宗旨的表现，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内核所在。而真正实现“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必须要有社会和谐的条件。所以，实现“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围绕的共同核心与追求的最终目的。这是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内在本质一致性的根据所在。

但就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而言，和谐社会理论则是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内在本质所在。科学发展观是贯穿和谐社会理论的主线，是进行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基础。首先，构建和谐社会是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直接目的，科学发展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方针。党的“十六大”在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中，明确强调“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学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社会更加和谐”。显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从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的提出过程看，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理论承接与递进深化关系。同时，在战略方面，本世纪头20年是实现小康社会的建设时期，和谐社会理论正是我们在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提出的方法策略。再者，和谐社会建设显然不是指一种社会形态，也不可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性目标，而是一种价值目标，是我们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目标。因此，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价值追求取向与建设过程的统一。从现实生活看，“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科学文化等等的发展，而经济发展是基础。只有经济发展了，才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物质保障。发展经济、科学文化，都是为了社会的发展，当然，最终是为了人的发展。所以，和谐社会建设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目的。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基础，和谐社会建设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内容。科学发展观强调的“科学”，包含着符合客观规律，即符合自然、社会、经济和执政党的发展规律。因为只有符合规律的，才是科学的。而符合规律的，必然也是和谐的。这就是说，科学发展也就是符合规律的发展、和谐的发展。因此，一方面，科学发展观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指针与根本保证，指明了和谐社会建设的根本途径。另一方面，和谐社会建设反映了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内容。因为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就要坚持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均衡性。不仅使社会的经济增长、财富积累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且要使社会的民主、文明、法治、生活质量、财富分配、人权保障等等都得到发展。虽然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但它不是唯一的标志，单纯经济增长并不等于社会的全面发展。因为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必须保持发展的持续性。也就是说，和谐社会是社会、人与自然的持续发展。持续发展的关键是自然资源的持续发展。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在社会建设层面的中心内容。实质上，科学发展，中心就是社会的科学发展。

三、解决社会生活中的不和谐问题是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现实任务

构建和谐社会，在理论上是科学社会主义内在本质的要求。社会主义是向共产主义过渡性的社会，而共产主义是人类追求的最美好的社会，不仅没有剥削和压迫，没有三大差别，而且各尽所能、各得其所，每个人都能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因此，社会主义是和谐程度不断发展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自然成为这一制度最终的和经常性、长期性的奋斗任务。在实践中，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任务，是我党巩固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正确面对和科学解决现实矛盾的必然选择。我们既然选择了一个多元化的发展道路，当然就要正确面对和解决多元化带来的各种挑战。比如选择经济上的多元化，必然就要正确面对和解决经济利益的复杂化矛盾；选择思想上的多元化，必然就要正确面对和解决不同价值观念冲突的显著矛盾。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深入发展，以及工业化、城镇化、经济结构的调整加速，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日趋明显，由此产生的矛盾也就越来越多。它们既给社会主义发展带来了机遇和动力，也带来了诸多不利因素，带来了挑战。这些挑战主要表现在：

第一、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已经产生。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发挥，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自然成为参与生产和分配的基本要素，劳资矛盾也就逐渐凸显出来。众所周知，资本的本性自然是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它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制度里虽然受到诸多遏制，但仍然不时与劳动者应得的劳动报酬产生矛盾。我们无法回避它，也不能不承认它，更不可能企图去消除它，因为它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伴生物。出路只能是寻求平衡这一矛盾的支点，把矛盾形成的张力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才能让这一矛盾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直面劳资矛盾，公平合理地调整劳资利益。

第二、公平与效率矛盾的发展。公平与效率本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矛盾。人类始终都在追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然而却又无时不在公平与效率的冲突中。这一矛盾反映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就是“共同富裕”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矛盾。前一矛盾是后一矛盾的基础，后一矛盾则是前一矛盾的时代表现。二者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手段。它们孰先孰后，孰重孰轻，没有绝对的界限。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而言，坚持公平是本质的方面，对于市场而言，效率自然是主要方面。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坚持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公平是讲效率的公平，效率也是讲公平的效率。同样，先富是为共同富裕的先富，共同富裕也是有差别有先后的共同富裕。当前的问题是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只讲效率，不讲公平，导致公平的发展没有随着效率的发展而发展。

第三、制度规制的不健全、不完善矛盾突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固然使我国的生产力、综合国力、财富总量、国际地位都得到了飞跃性的提升。但也应看到二者的结合中存在制度规制不健全、不完善的矛盾，导致主体缺位，制度政策缺失。如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收入差距日益扩大问题、干部腐败现象不断发生问题、道德失范的诚信缺失问题，以及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制假造假等等诸多问题，导致社会矛盾的多发时期来临。

我国面临的上述现实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坚持市场经济体制，劳资矛盾就不能不产生；同样，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步伐，必然既讲公平，也要讲效率；而坚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就难免出现某些不协调。因此，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合理地协调整合这些矛盾，保持这些矛盾的适度张力，就显得十分重要。

首先要强化利益整合机制。所谓利益整合机制，就是遵循一定规则，对社会中各阶层、集团、社会组织的利益分配进行一定质和量的整合。我国社会中的不同经济成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利益差距较大，特别是一些垄断行业与普通民众的收入差距不能为广大民众认可接受，从而对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政治的稳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构建和谐社会，消除各种不协调和不稳定因素，就应在公平、正义的原则指导下，通过经济的制度和政策，科学、合理地调整人们的利益。利益问题常常是一切矛盾和冲突的最终根源，做好了利益整合，也就抓住了解决矛盾和冲突的关键。

社科论文篇(6)

关键词近代中国科学观演变器物层次制度次层思想层次

从1840年（道光20年）的鸦片战争到20世纪今天的100多年间，中国社会对科学的认识理解和学习经历了从科学的器物（技术）层次到科学的制度（社会）层次再到科学的思想（文化）层次的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分析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及国民科学观之演变，剖析中国社会各阶层、各派系人物的相关思想、观点及其背后的政治、社会、经济乃至文化背景，对于考察百年来的中国思想史、中国科学史，乃是十分有意义的。

一、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科学的器物层次

鸦片战争的失败在唤起国人自强图存的民族主义情感的同时，中国社会最先的反应便是激切地学习、模仿西方列强的先进技术即被自己曾视为“奇技淫巧”的科学，这成了当时社会各派人物为振兴中华的一致和唯一选择。早些时候的林则徐就曾主张学洋人之“船坚炮利”，而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则明确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洋务派思想的产生一方面是继承了林、魏等早期改良派的有识之见，另一方面也是迫于国内外的现实压力。当时所谓的“洋务”可以说是包括了对外交往的一切事务，除外交、契约外，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洋科学、购置西洋枪炮机器、开矿办厂、雇洋人按照其法训练军队等，均无一不属于洋务的范围。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是奕xīn＠①、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

洋务派提出“自强新政”以期实现富国强兵，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便是军事技术的洋化。面对另外一个强盛文明的武力威慑，在器物技术层面上优先产生认同是最自然不过的。李鸿章就曾说：“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1〕，他主张“变易兵制，讲求军实，废弃弓箭，专精火器，习机器，制轮船”〔2〕。因此，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便是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采矿、冶炼和运输业，包括学习洋文、提倡某些“西学”、派人出洋留学等均是围绕军事。曾国藩曾说：“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3〕可以说，在洋务派眼中，学习西方科学的最大功效便是能建立一支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而“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4〕。

但无论如何，洋务派毕竟把科学视作富国强兵的重要手段，并付诸行动，使国人领略了“格致科学”的巨大力量。在洋务运动中，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从微积分、代数、几何、概率论到物理、化学、天文、生物、从蒸汽机、织布机到炼钢炉，从轮船、火车到电报、电话等，相继传入中国。

虽然洋务派遭到了保守派的激烈抨击，后者指出“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未有专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5〕，但这两派思想并没有原则上的对立，洋务派中的曾、李、左及张之洞等代表人物都是传统的卫道士，他们只是在“用”的层面上来提倡西学，目的仍是为了保“体”。李鸿章说过：“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6〕与其说洋务派不忍割弃与传统的感情纽带，更毋宁说他们对西方文明及西学的认识仍局限在器物技术层次，他们在思想深处感到孔孟之道乃治国之本，亘古未变。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曾说：“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可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

倒是少数有先进思想的人物反成了孤独者，郭嵩焘以其对“洋患”的深入研究，提出办洋务必先“通其情、达其理”，在具体措施上，郭提出应扶植中国的商贾，反对洋务派当时垄断工业的做法，并比较了两种方式利弊，他认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并说，“能通知洋人之情，而后可以应变，能博考洋人之法，而后可以审机”。郭嵩焘的这些思想已经超越了当时洋务派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成为士大夫阶层中主张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驱，并为维新派思想开了先路。〔7〕冯桂芬在《校bìn＠②庐抗议》中提倡“以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后来又提出改革内政等要求。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在对西学的认识层次上也有一定的高度，除技术工艺外，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均提出了变革的要求。这些思想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朝野各阶层中是很难产生共鸣和得到欣赏的，并且这些人本身也仍认为技术、工艺乃至社会政治制度只是拿来便可用的“器”，至于维护中国自身生存的“道”和“本”，则还是传统的纲常名教，即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所说的“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8〕。

洋务派乃至当时中国社会的大多数人意识不到自己对西学认识之偏执和缺陷，更意识不到中国当时腐朽的社会、政治制度构成了学习西方真理的根本，在此意义上讲，洋务运动的流产几乎是必然的，而洋务派则成了西学传入中国后的一个畸形产物。

甲午海战（1894年，光绪20年）的失败再次警醒国人：技术工艺制造只是西学之皮毛，真正富国强兵之路在于制度变革。甲午海战，中国并非败于西方列强，而是败于几乎与中国同时学习西方的日本。尚比洋务运动稍晚的明治维新运动（1868年）提出了“和魂洋才”、“求知于全世界”等主张，并实行了一系列旨在长远的制度改革，取得了惊人的奇迹，在海战中，日军以并不优于清军的实力，几乎覆灭了北洋舰队。中国社会要求变革社会政治制度的呼声日渐高涨，对科学的认识、理解与学习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二、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科学的制度层次

洋务运动客观上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技术，而甲午战争又使中国社会清醒：没有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作保障，科学是不可能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奕xīn＠①曾评价洋务运动说，人人有自强之心，人人有自强之言，迄今而仍无自强之实。中国人开始明白，纵使船坚炮利，兵器精良，也挽救不了一个行将腐朽的社会政治制度。变革社会、改革政治，学习西学之根本成为甲午后中国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科学在中国，已不仅仅是器物制造之学，它有了自己更进一步的内涵。

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曾亲游欧洲的康有为在上奏光绪的万言书中就明言“变法成天下之治”，认为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度”已经完全腐朽败坏。郭嵩焘等人早已看出“政教”为西方富强之本，认为舍本逐末去办一点洋务，学一点技艺制造，并不能挽救亡国，但他并未看到本朝“法度”即政治早已腐败，也不敢提出从根本上变法和效法西方的主张。历史的担子就落在了维新派的肩上。

康有为上书中大讲变法新政，其内容一部分是洋务派早已提出的，如机器、铁路、轮船、矿山、军队等，但他认为根本不在乎此而在乎“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康氏的变法新政带有狂热的政治雄心，他认为为了实现这个雄心，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争取皇帝的赞同和官僚集团的支持，从而实际参与政权，这实为传统的“圣君贤相”〔9〕主义。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后期思想的落伍。

与康有为相比，梁启超的变法内容更具体，他在《变法通议》中明确指出同治以来讲洋务学西学三十余年，而屡屡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变法不知本原”，而这本原并不在于“坚船利炮”，相反，“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维新派在一开始就明确借诸自己的报刊宣传思想，左右社会舆论，影响群众，这是与洋务派大不相同的。通过自己的报刊，维新派将西方的进化、演变、改良、适者生存等进步思想逐步引入中国社会，为自己的变法纲领提供了思想养料和群众舆论基础。在维新派与洋务派的论争中，虽然维新派激烈抨击洋务派之变法是“小变”，是“变事”，是“弥补”，而“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但是维新派自己的思想体系里面，体用的内涵，国家的概念，民权的含义等仍是模糊和矛盾的，这一点连对西方有精深认识的严复也不例外，其晚年思想的复古便说明了这一批思想者的悲剧性。

戊戌年（1898年，光绪24年）的百日维新最终以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告终，但在中国社会里，变的观念毕竟已深入人心。维新派对西学之认识深度和广度比洋务派有了大的进步，他们认识到，为了有效地、最大限度地发挥科学的社会功能，必须改造中国社会，变革中国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使社会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良好环境。〔10〕

购置枪炮船舰，不如培育优秀人才，而欲此，就须变科举、改官制、开议院……这是维新派之思路，亦是其高明、进步之处。维新派的功绩之一便是以学校和策论来对抗科举和八股，并创设了京师大学堂，使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成为大学的主要课程，与此同时，全国上下出现了学会热、学堂热、报馆书局热、报刊热等。

就连慈禧朝廷也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于1901年宣布“新政”：提倡和鼓励私人资本办工业；废除科举考试制度，设立学堂，选派出国留学生；改革军制。甚至在1905年开始同意考虑立宪。

洋务派的主体是传统的士大夫贵族，维新派的主体是具有新思想、有革命性的激进知识者，这批知识者是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过渡者，他们后来成了与孙命派对立的立宪派之主体。虽然在具体的措施落实上，维新派并没有超越洋务派多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前者更情绪化、更感性化，后者更注重现实社会的可行性〔11〕，但维新派之科学观及对中国社会之思想认识毕竟进了一步，他们本应扮演的理性、启蒙之角色，为后来纷乱的中国政治所抑制，对这一点，维新派自己是无能为力的。

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其纲领基本都是政治性的。辛亥革命也只是赶走一个皇帝而已，帝制，专制仍然存在。孙文的思路似乎是先救国，后治国，但革命派与立宪派都没有真正认清中国社会之特性、中国民众之特性，因而在救国与治国、革命与建设、民主与民权等理论问题上并没有谁说服谁，只是在内忧外患的严峻现实形势下，“大变则大通”的观念更吸引民众。

在辛亥以后中国社会的畸形发展中，伴随着政治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各种方案的失败以及仁人志士的思索探求，一场真正的思想启蒙运动正在酝酿，这标志着中国社会之科学观又进入了更深入更内在的层次。

三、从到七七抗日：科学的思想层次

思救亡，先启蒙，启民心，开民智，重塑国民素质，这是五四时期的思想先驱和文化领袖们的一致认识，他们感觉找到了何以近百年来中华屡次为列强欺侮，何以科学技术不能真正发挥作用，何以国家腐败无能至此的内在原因。

洋务运动提出的自强口号并没有实现富国强兵，戊戌维新提出的变法主张也没有实现国泰民安，相反，中国社会愈加混乱。在这两个历史过程中，西学对于中国国民来讲，是迫不得已“逼”来的东西。然而1915年前后，一批留学欧美的学子回国，这批人在西方不仅系统地学习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耳濡目染了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念，拿到了西方科学的博士，沐浴了美雨欧风，是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这批人回国后开始办杂志，办社团，在国民中传播科学，也传播民主，中国老百姓开始懂得，科学可以创造发明，科学可以变革社会，科学还有自己的思想精神内涵；学习科学，首先要学习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方法。自由、平等、理性、怀疑，这些科学的价值内涵和观念开始渗入中国社会、中国国民尤其是青年学生之中。

以《新青年》为标志的这场思想革命、文化创新和民众启蒙的，无论其规模声势，还是文化拓展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五四前后，中国文化的各个专门领域都发生了内在的变化，外来的文化观念、思想方法正在取代传统的地位。新观念的启迪、新领域的开拓、新学科的创造、新方法的运用，使中国文化正突破原有格局，酝酿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和结构。〔12〕在此过程中，中国社会对以科学为核心的西方文明的认识更为深入，并随着对中国国民性、对传统孔儒思想的激烈的批判，一时间，来自西方学术领域的各种主义思潮、各种名词概念、各派人物名士纷纷在中国土壤上登场和传播。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早掀起科学思潮的是留美学生创办的《科学》月刊，《科学》不仅刊登介绍科学知识的文章，并着意宣扬科学精神、提倡科学方法，以启蒙中国国民。它指出，西方的强大是建立于整个科学文明之上，而“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科学之功用，非仅在富国强兵及物质上幸福之增进而已，而在知识界精神界尤有重要之关系”。《科学》上经常讨论的问题涉及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与道德、科学与人生观等。

早些时候，严复就曾指出，中国没有民主胚胎，“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主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13〕，梁启超也指出，中国思想界固有的病症，至少有两千多年了，我们应甘心抛弃文化国民的头衔，否则，长此下去，何以图存？“想救这病，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了。”〔14〕而则明确提出了“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并提倡“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固有的文化，以科学的知识充实中国现在的社会，以科学的精神光大中国未来的生命”〔15〕，蔡元培更是疾呼“欲求吾族之沦胥，必以提倡科学为关键”，并力倡科学“可以资美育”、“可以养道德”、“可以导世界观”。

紧随五四的“科学论战”已不仅仅是先驱思想者们在器物、制度层次上的冲突，更关键的是着重争论科学对于人生、信仰、道德、情感的意义。丁文江曾指出：“真正科学的精神是最好的处世之身的教育，是最高尚的人生观，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能够真正知道生活的乐趣。”〔16〕这位科学派的主将有一个基本结论：“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而在他的方法。”胡适亦指出：“科学的人生观即是用科学的精神、态度、方法，来对付人生的问题。科学的精神在于他的方法。”〔17〕

中国社会从鸦片战争后接触西学，到五四时期才真正开始对科学有全面而深入的理解，于是，这以后有了中国的科学化运动，有了全社会上科学知识的普及，科学教育的推广，科学人才的培养，科学机构、杂志的创设，并完成了中国科学的体制化过程，在各专门领域出现了一批有思想的大师级学者，取得了世界同行认可和欣赏的科学成果。自此至抗战前的十几年，被誉为中国科学事业的黄金时代〔18〕，甚至于在抗战时期，中国学者的出色工作也仍令中国人为之骄傲。

三四十年代的国内外战争再次使中国面临一个内忧外患的局面，社会政治秩序的混乱使中国科学短暂的鼎盛时期停滞，正在进行之中的科学之思想启蒙运动也自然中断。

30年代开始，日寇的入侵再次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激励下，不同的政治力量开始联合，知识分子也找到与政府合作的可能与途径，“科学为了抗战”，这是战时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共同认识，保家卫国，一致对外，战争时期最重要的是民族自信心的高扬和凝聚力，当然也少不了人才、技术、设备、资源。在随后的岁月里，科学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出现了一种特定的现象，即学者参政运动。如果说20年代的《努力》所呼唤的好人政治仍是源于传统的道德治国，那么30年代开始的学者参政则是现代意义下的专家治国〔19〕，这是特定历史时期学者与政治合作的一种尝试。

于是，一批批拥有欧美大学博士文凭的名流学者和科技精英，开始相继进入政府，担任要职，直接涉政，指点江山，纵横捭阖。中国社会此时对所谓科技官僚及学者内阁普遍寄予厚望，以期能开创中国社会之新局面。〔20〕这表明中国社会的工具理性观在膨胀，一种激进的、实用主义的心态浮现。虽然，真正了解科学的学者们不断提醒民众不要狭隘地看待科学和科学家，并指出，为了中国长期的富强繁荣，有待于科学的现代化，而这又有赖于科学的方法论和相关的政治、社会条件，但对这一点仍是中国民众所未能充分理解的。〔21〕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不可能提供各方面条件来允许学者们发挥其理想化的“科学救国”的计划，这一点，学者们自己也在不断探讨，以至于最终身不由己地被卷进这股社会民潮中去。直至1949年以后，在海峡两岸，这种激进的、实用主义工具理性观仍在持续，只是在不同的政治社会背景下，两岸的科学观演变及科学与社会政治之关系又各自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之科学观演变的线索中，我们可以看出科学在中国经历的艰难历程，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是如何一步一步由浅入深地认识、理解和接受科学，科学又是如何对中国社会发生全方位的影响。直至今天，后70余年的今天，我们不是仍在呼唤科学吗？呼唤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呼唤提高全中华民族的科学意识、科学观念。在又一个新的百年来到之际，我们该如何以更进步的科学观引导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引导中华民族走向昌盛？历史是一面镜子。

注：

〔1〕《同治夷务》卷二十五。

〔2〕《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五。

〔3〕《李文忠公译署函稿》卷一。

〔4〕《李文忠朋僚函稿》卷三。

〔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卷。

〔6〕《同治夷务》卷二十五。

〔7〕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

〔8〕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87。

〔9〕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人民出版社，1981。

〔10〕孙小礼、张祖贵：《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发展概论》，广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11〕吴向红：《维新思潮中的科学理性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NO.3。

〔12〕欧阳哲生：《新文化的源流与趋向》，湖南出版社，1994。

〔13〕《严复集》（二），中华书局，1986。

〔14〕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晨报》，1922年8月26日。

〔15〕徐辉：《五四科学思潮辨》，《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NO.2。

〔16〕丁文江；《玄学与科学》，《努力周报》NO.54—55，1923。

〔17〕《胡适的日记》（1922年3月25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

〔18〕林文照：《20世纪前半期中国科学研究体制化的社会因素》，《自然科学史研究》，1994，NO.2。

〔19〕王骏：《英雄与名士——翁文灏与中日近代的学者参政运动》，《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NO.1。

社科论文篇(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