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技术论文篇(1)

一 科技论文英文标题的标准化问题

为适应文献情报工作现代化的需要，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各国标准化组织都对论文标题的技术规范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如词语和符号的使用，标题字数的限量等）。我国颁布的科技论文标题字数的国家标准是，标题字数一般不超过20个汉字，外语不超过10个实词。国际标准化组织则规定每条标题不超过8个词，并规定除各国通用的缩写词和特殊符号外，标题内不得使用缩写词和特殊符号。国际学刊一般早已执行国际标准，也有些西方国家明确规定以国际标准代替本国的国家标准，而我国学刊一般要求作者按国家标准拟写中文标题，对英文标题既不强调执行国家标准也不要求执行国际标准。因此，目前只有极少数学刊基本按国家标准编译英文目次表（如《中国翻译》、《浙江大学学报》、《应用写作》等），大多数中文学刊的英文目次表的制作既不执行国际标准，也不执行国家标准。有些学刊的英文标题用词大多在10个词以上，多至20余个（如《历史档案》等），与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相差甚远。据调查，许多学刊的英文标题中的其他技术细节也不规范，有的竟按中文方式用破折号区分主标题和副标题，如Social Sciences in China（我国唯一的英文社会科学刊物）、《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界》、《外语学刊》、《法学研究》、《人文杂志》、《美术研究》等等。因此，英文标题制作的标准化问题应引起论文作者和学刊编辑的重视。

二 科技论文英文标题的制作要求

科技论文的标题是其基本思想的浓缩与概括。一则好的标题应该确切、鲜明、扼要地概括论文的基本思想，使读者在未看论文的摘要和正文之前即能迅速准确地判明论文的基本内容，从而做出是否阅读摘要和正文的判断。那么，如何制作一则既符合国际标准又能概括论文基本思想的标题呢？

1.标题中尽量不用赘词冗语

据调查，标题过长的主要原因是标题中多有不含学术信息的赘词冗语。例如，国外一家学刊上有一则中国学者所撰的标题，即Discussion on Several Academic Problems in the Book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ese Paper Money （《中国近代纸币史》中几个学术问题的探讨）。[1] 此标题共用15个词，几乎是国际标准用词数量的2倍。可以说，其中的discussion on， the book， academic 是无用词语。学术刊物刊发的学术论文不可能讨论非学术问题，故academic 无用；书名已按英文规范（斜体字母以及标题和实词的首字母的大写）标出，the book 无用；新的或未定论的学术问题必然要通过讨论、证明从而扩大已知领域，故discussion on也无用。把赘词冗语删去，再把“纸币”的短语术语换为单词术语banknote，即可写出一则符合用词数量国际标准的标题：Several Questions in Modern History of Chinese Banknotes 。若不改换paper money， 则可将several删去。改后的标题之语义与原标题完全相同，因为question 通常用于表述社会科学中需要讨论或需要解决的问题。

应该指出，许多论文作者在中文标题中喜用“试论”、“初探”、“浅论”、“浅谈”、“考略”、“管窥”等表谦词语，在译写英文标题时也常将之加入英文， 如此便要在英文标题中增加一两个词。因此，表谦词语应一概删去。至于许多学者在标题中惯用的A Study of， The Exploration of等一类无用词语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国外英语科技论文中尚较常见，但是七十年代以来，它们由于受标题字数国际标准的制约已经在国际学刊中绝迹。

在了解标题的国际标准之前，许多学者都写过一些词语数量不符合国际标准的标题。例如，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of Solving Linguistic Problems Relating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解决与人工智能有关的语言问题的方法论原则)。[2] 因为与人工智能有关的语言问题无非是基础理论、应用理论方面（如知识表示、自然语言理解等）和技术方面（如人工智能程序设计语言Prolog等）的问题，所以此标题可改为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of Solving Linguistic Problems of AI (解决人工智能语言问题的方法论原则)。标题中的缩写AI符合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规定，因为它是国际科学界通用的缩写词。又如，Some Results of Handling Metalogical Problem of Entailment System Cm by Computer (用计算机处理制约系统Cm的元逻辑问题的若干结果)一题也不符合标准。[2] 据原论文的内容，可将之改为Machine-Proving of Metalogical Problems of Entailment System Cm (制约系统Cm的元逻辑问题的机器证明)，改后的标题用8个词概括了原论文的基本思想。由此可见，只要了解标题技术标准并遵照执行，即可制作出符合规范的标题。

2.标题中尽量多用关键词语

尽量在标题中使用论文中的关键词语，一方面有助于概括论文的基本思想并减少标题中的词语数量，另一方面可增加论文的被检次数，从而可能增加被引次数，因为用机器检索时，机器只显示标题中的关键词语而不是整个标题。就此而言，标题中关键词语的使用问题应该引起论文作者和学刊编辑的重视。在上述修改后的机器证明一则标题中的machine-proving， entailment system Cm， metalogical problem 是原论文中的关键词语；在改后的人工智能一则标题中，除solving 和功能词之外，其他词语均为论文中的关键词语。下例是一位外国学者所撰的一则包括论文全部关键词语的标题：Action Minimizing Solutions of the Newtonian n-body Problem: From Homology to Symmetry (牛顿n-体问题之作用极小化解——从同调至对称)。[3] 此标题中的n-body problem，action，symmetry是原论文中的全部关键词语，而minimizing solution 和homology则是数学专业术语。此标题包括主标题（8个词）和副标题（4个词），用词总量超过8个，但是，它完全符合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规定。

3.根据需要制作主、副标题

由于某些论文中的内容复杂或科学术语结构复杂，难用8个英文词写出概括全文的标题，所以国际标准化组织建议采用主标题加副标题的办法解决标题过长问题。有学者写过如下一则标题：Why Is Chinese Modal Logic Different from Its Western Counterpart (中国模态逻辑为何不同于它的西方对应物)。[2] 由于论文的基本论题是根据中西语言特点论证中西模态逻辑差异形成的原因，所以此标题难用8个英文词写出。它可改为主、副标题样式：Chinese and Western Modal Logic: The Difference and Its Cause (中西模态逻辑的差异及其成因)。二者同样用了10个词，但后者符合国际标准化规范。因此，在制作科技论文英文标题时应注意这一国际标准和英文规范，并用冒号将主、副标题分开，不要按中文方式用破折号将之分开。

参考文献

[1] Journal of Asia Numismatics，No.2， 2002，

ANS Press， Singapore.

[2] Abstracts of 9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ogic，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Ⅰ，Ⅲ，

Uppsala University Press， Sweden， 1991.

制作技术论文篇(2)

关键词：机械制造数控技术

引言

在机械制造业中，数控加工技术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计算机技术为主流的现代科技技术发展和市场产品竞争的加剧，传统的机械制造技术很难满足现代产品多样化的发展和日新月异的换代速度。面对多品种小批量生产比重的加大，产品交货质量和成本要求的提高，要求现代的制造技术具有很高的柔性。如何能增强机械制造业对外界因素的适应能力以及产品适应市场的变化能力，就需要我们能利用现代数控技术的灵活性，最大限度的应用于机械制造行业。将机械设备的功能、效率、可靠性和产品质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从而满足现代市场的竞争需求。

一、技术特点

数控技术是用数字信息对机械加工和运动过程进行控制的技术。它是集传统的机械制造技术、计算机技术、传感检测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光机电技术于一体的现代制造业基础技术，具有高精度、高效率、柔性自动化等特点。

目前是采用计算机控制，预先编程然后利用控制程序实现对设备的控制功能。由于计算机软件的辅助功能替代了早期使用纯硬件电路组成的数控装置，使得输入数据的存储、处理、判断、运算等功能均由现场可编辑的软件来完成，这样极大的增强了机械制造的灵活性，提高设备的工作效率。

二、机械制造中数控技术的应用

2.1工业生产工业机器人和传统的数控系统一样是由控制单元、驱动单元和执行机构组成的。主要运用机器设备的生产线上，或者运用于复杂恶劣的劳动环境下下，完成人类难以完成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劳动条件，保证了生产质量和人身安全。

在实际操作中，控制单元是由计算机系统组成，指挥机器人按照写入内核的程序向驱动单元发出指令，完成预想的操作，同时同步检测执行动作，一旦出现错误或发生故障，由传感系统和检测系统反馈到控制单元，发出报警信号和相应的保护动作。而执行机构是由伺服系统和机械构件组成。有动力部分向执行机构提供动力，使执行机构在驱动元件的作用下完成规定操作。

2.2煤矿机械现代采煤机开发速度快、品种多，都是小批量的生产，各种机壳的毛坯制造越来越多地采用焊件，传统机械加工难以实现单件的下料问题，而使用数控气割，代替了过去流行的仿型法，使用龙骨板程序对采煤机叶片、滚筒等下料，从而优化套料的选用方案。使其发挥了切割速度快、质量可靠的优势，一些零件的焊接坡口可直接割出，这样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数控气割机装有自动可调的切缝补偿装置。它允许对构件的实际轮廓进行程序控制，好比数控机床上对铣刀的半径补偿一样。这样可以通过调节切缝的补偿值来精确的控制毛坯件的加工余量。

2.3汽车工业汽车工业近20年来发展尤为迅猛，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汽车零部件的加工技术也在快速发展，数控技术的出现，更加快了复杂零部件快速制造的实现过程。

将高速加工中心和其它高速数控机床组成的高速柔性生产线集“高柔性”与“高效率”于一体，既可满足产品不断更新换代的要求，做到一次投资，长期受益，又有接近于组合机床刚性自动线的生产效率，从而打破汽车生产中有关“经济规模”的传统观念，实现了多品种、中小批量的高效生产。数控加工技术中的快速成形制造技术在复杂的零部件加工制造中可以很轻易方便的实现，不仅如此，数控技术中的虚拟制造技术、柔性制造技术、集成制造技术等等，在汽车制造工业中都得到了广泛深入的应用。21世纪的汽车加工制造业已经离不开数控加工技术的应用了。

2.4机床设备机械设备是机械制造中的重中之重，面对现代机械制造业的需求，具备了控制能力的机床设备是现代机电一体化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计算机数控技术为机械制造业提供了良好的机床控制能力，即把计算机控制装置运用到机床上，也就是用数控技术对机床的加工实施控制，这样的机床就是数控机床。它是以代码实现机床控制的机电一体化产品，它把刀具和工件之间的相对位置、主轴变速、刀具的选择、冷却泵的起停等各种操作和顺序动作数字码记录在控制介质上，从而发出控制指令来控制机床的伺服系统或其他执行元件，使机床自动加工出所需零件。

三、数控技术的发展

从第一台数控机床开发成功到现在已有50多年的历史，由传统的封闭式数控系统发展到现今的开放式PC数控系统。传统的计算机数控系统，由于采用封闭的体系结构，它的通用性、软件移植性、功能扩展和维修都比较困难；开放式体系结构的计算机数控系统的发展，使传统的计算机数控系统的市场正在受到挑战。开放式计算机数控系统，采用软件模块化的体系结构，显示了优良的性能，能适应各种计算机的软件平台，具有统一风格的用户交互环境，操作、维护、更新换代和软件开发都比较方便，具有较高的性能价格比，已成为数控系统发展的方向。

四、结束语

机械制造技术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国际间科技竞争的重点。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制造技术是我们的薄弱环节。PC机进入数控领域，极大的促进了数控技术的发展，也为我国在数控生产领域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机遇。跟上发展先进数控制造技术的世界潮流，将其放在战略优先地位，并以足够的力度予以实施，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同时，数控加工技术的发展孕育产生大量的数控专业技术人才，进而推动我国现代机械制造业进一步走向繁荣。

参考文献：

马岩.中国木材工业数控化的普及[J].木材工业.2006(02).

陈光明.基于数控加工的工艺设计原则及方法研究[J].制造业自动化.2005(09).

制作技术论文篇(3)

20世纪80年代，网络技术运用到广播电台制作中“。十一五”期间，广播电台制作网络化进程得到迅速发展。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改进，广播电台制作播出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传统的制作播出方式被网络化的制作播出方式所取代。广播电台制作播出网络的构建，提高了节目的质量，提高了节目制作的速度。广播电台制作播出网络化正处于初期建构的阶段，许多技术还要不断的完善和发展。

2广播电台制作播出的网络技术

2.1节目内容制定依据听众特殊性技术

越来越高的生活水平使得人们精神文化生活呈现多样性的特点，电视和电脑成为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收听广播电台的人群一般只有老年人，边远地区的人和出租车司机们。依据这些听众的特殊性，运用网络技术来调整节目的内容是必要的，适应这些听众的真正需求。

2.2节目源的储存技术

数据矩阵排列形式是储存信息的主要方式，节目信息的储存主要有在线储存、近线储存和离线储存等方式。在线储存是利用本地储存设备的方式储存信息，这种形式普遍采用大规模的数据储存设备，储存的容量较大。近线储存方式是通过磁带机、光盘塔等设备来储存信息量较小的信息，离线储存方式是通过比较方便携带的磁带、光盘和U盘等设备进行储存信息。

2.3信源采录技术

信源采录技术是利用数字和模拟等方法搜集和记载信息源的技术。录音机、数码产品、闪存设备的运用为信源的采录提供了技术支持，光纤等传输方式的应用也为信源采录传送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节目制作编辑技术顾名思义，是通过网络技术对搜集到的信息资料进行制作编辑的技术。这项技术是广播电台节目制作的重要一步，通过网络合成和特效技术对广播节目进行制作编辑，为节目的播出奠定基础。

2.5播放分发技术

广播的播放分发技术是以音频服务器为中心，利用网络技术播出节目的技术。直播和重播是节目播放方式，通过定点播放、连续播放和手动播放来实现。定点播放是播放工作站设定播放时间点播的节目，这种方式主要用于重播的节目，还可以用于节目预告和广告节目。连续播放是设置几个节目之间的自动连续播放，这种方式主要用于大量节目的顺序连续播放。手动播放是主持人手动点击播出节目单上的节目，这种方式主要用于直播节目。

2.6音频节目传输技术

音频节目传输技术通过转换格式来实现，运用网络技术把现有的音频材料转换成节目需要音频数据，也可以实现模拟音频和数字音频之间互相转换。网络技术的利用有利于数字音频格式管理和传输的编辑储存，有利于音频节目传输和音频输入信号之间切换更通畅。

2.7广播电台制作播出的网络系统安全技术

广播电台制作播出的网络系统安全技术是运用网络防火墙和杀毒软件等方式来确保节目播出安全，广播电台制作播出的网络系统安全技术要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更新。

3网络化发展的方向

3.1节目内容信息化技术发展方向

全面发展多种类型的多媒体技术，适应听众多样性的需求。提高管理系统信息化的水平，对市场的科学预测，合理设计内容，信息资源收集整合，技术提升等方面都要运用到信息化管理。对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也是信息化发展的需要，为避免内容的重复出现，必须建立资源的有效利用机制。为跟随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步伐，广播电台要大力发展信息化和特色化的节目内容，信息资源收集、内容制作等方面都向信息化发展。

3.2服务现代化技术发展方向

技术支撑是广播服务现代化的实现的必备条件。数字版权和用户管理等方面的专业技术可以保障广播服务现代化的顺利进行。为了防止节目内容被未授权用户的访问和使用，可以通过加密和授权认证技术对节目内容的版权进行保护，保证广播电台节目来源的合法权益。由于用户需求渐渐趋于个性化，因此，广播电台可设置付费内容，按照用户的需求进行节目的选择，为广播电台开展一条宽阔的经营道路。对于用户的管理是广播电台实现服务现代化的重点。因为用户需求的不同，广播电台要根据用户的选择，分析出用户的选择趋向，从而制定相应的节目内容，以促进广播电台产业的发展。

3.3多元化技术发展方向

随着网络技术在广播电台制作播出中的全面应用，广播的渠道也向多元化发展。其渠道主要有数字地面广播、数字卫星广播、有线数字音频广播、互联网广播。数字地面广播是通过地面覆盖的方式和传播数字内容的广播方式，它具有很多优点，比如：抗干扰的能力强。数字地面广播可以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不但传输音频，还可以传输视频等，开阔广播电台的业务范围。数字卫星广播是通过卫星和传播数字内容的广播方式，卫星可以远距离地传输数据，不受地域限制，覆盖面积广，广播电台通过卫星广播提高了广播信号的覆盖面。有线数字音频广播是通过有线网络和传播数字音频的广播方式。数字有线网络的发展是有线数字音频广播运用的技术支持。互联网广播是通过主流媒体在互联网上提供数字内容服务的广播方式。广播电台要有效利用互联网，用多种形式来提供特色的服务内容。

4结语

制作技术论文篇(4)

1 引言

1.1 制订本标准的目的是为了统一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以下简称报告、论文)的撰写和编辑的格式，便利信息系统的收集、存储、处理、加工、检索、利用、交流、传播。

1.2 本标准适用于报告、论文的编写格式，包括形式构成和题录著录，及其撰写、编辑、印刷、出版等。

本标准所指报告、论文可以是手稿，包括手抄本和打字本及其复制品;也可以是印刷本，包括发表在期刊或会议录上的论文及其预印本、抽印本和变异本;作为书中一部分或独立成书的专著;缩微复制品和其他形式。

1.3 本标准全部或部分适用于其他科技文件，如年报、便览、备忘录等，也适用于技术档案。

2 定义

2.1 科学技术报告

科学技术报告是描述一项科学技术研究的结果或进展或一项技术研制试验和评价的结果;或是论述某项科学技术问题的现状和发展的文件。

科学技术报告是为了呈送科学技术工作主管机构或科学基金会等组织或主持研究的人等。科学技术报告中一般应该提供系统的或按工作进程的充分信息，可以包括正反两方面的结果和经验，以便有关人员和读者判断和评价，以及对报告中的结论和建议提出修正意见。

2.2 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表明作者从事科学研究取得创造性的结果或有了新的见解，并以此为内容撰写而成、作为提出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时评审用的学术论文。

学士论文应能表明作者确已较好地掌握了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并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

硕士论文应能表明作者确已在本门学科上掌握了坚实的基础理沦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并对所研究课题有新的见解，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成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博士论文应能表明作者确已在本门学科上掌握了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并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了创造性的成果。

2.3 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性上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讨论;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或作其他用途的书面文件。

学术论文应提供新的科技信息，其内容应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而不是重复、模仿、抄袭前人的工作。

3 编写要求

制作技术论文篇(5)

关键词：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J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198-03

本雅明虽然不是法兰克福研究所的正式成员，但他与法兰克福学派的联系却十分紧密。他的思想理论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有许多主张与法兰克福学派不谋而合，但同时他对现代技术以及大众文化的看法与态度又和法兰克福学派有着完全相对的立场。本文将通过对其著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作为生产者的作家》、《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研究，分析他的艺术生产理论中技术与艺术双重性关系。

一、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的思想来源及其深化发展

本雅明作为二十世纪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的主要文论思想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在他的著作《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中我们都不难发现，他的理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收和继承，又是对其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一）对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吸收与继承。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最重要的思想来源便是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马克思在研究问题时常常从经济角度出发。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中，马克思就提出了“艺术生产”的基本概念，指出：“迄今为止全部人的活动都是一种劳动……宗教、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种特殊形式，并且会受到生产的普遍规律的制约。”[1]马克思认为艺术活动也不例外，他极具创造性的将艺术和经济放到一个框架里来研究，由此形成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艺术生产理论，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将艺术从产生到传播到接受这一系列的过程看作物质生产过程：生产――产品――消费。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不是单纯的为艺术而谈艺术，他是在分析了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的相似之处之后，看到了艺术生产同样是受生产──消费规律支配的生产活动这一点，将艺术这种“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放到一起考虑。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理论破除了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关于艺术问题的唯心论观点，开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态度考察艺术活动。马克思的这种观点启发了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就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分析资本主义机械复制技术的大力发展对艺术的生产、传播、价值等方面的双重影响。同时在这部著作中，本雅明以电影为例详细地论述了以电影为代表的现代复制技术对传统艺术如绘画话剧等的冲击甚至是破坏。而这种复制技术的巨大威力主要就是它像工厂流水线“生产”商品一样大量的“复制”生产艺术，从而改变了整个传统艺术的生产消费格局。

（二）本雅明对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深化和发展。本雅明在继承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核心思想的同时，他还根据他所在的时代背景和自身的研究特点对其理论进行了深化和发展。马克思将艺术看成一种社会生产，主要侧重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艺术产品进入市场、生产者获取剩余价值方面进行研究。马克思主要还是从宏观上概述了艺术与生产之间的关系，而没有具体到当下新的艺术形式、技巧及技术发展等方面。相比于马克思主要从经济政治的宏观角度谈艺术生产的均衡状况，本雅明的艺术生产理论则深化突出了艺术生产与技术的关系以及艺术与大众的关系演变。“技术”一词在本雅明的理论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在《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中曾说道：“作品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什么地位？这个问题直接以作品在一个时代的作家生产关系中具有的作用为目标。换句话说，它直接以作品的写作技术为目的。技术这个概念是这样一种概念，它使文学作品接受一种直接的社会的因而也是唯物主义的分析。同时技术这个概念也是辩证的出发点，从它出发，内容和形式的毫无结果的对立是可以克服的。此外，技术这个概念还包括了指导正确地确定倾向性和质量之间的关系……文学的倾向性可以存在于文学技术的进步或者倒退中。”[2]由此可见，“技术”对于艺术并不只是形式技巧等辅工具，技术的不断发展除了扩展改变了艺术的形式和内容，更重要的是它还间接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倾向性。本雅明将技术放入艺术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中考虑，他认为：“作品的政治倾向并不仅仅在于其教化内容和阶级、道德立场，还应包括艺术技术（或技巧）的运用情况。”[3]本雅明很重视在艺术接受中“大众”的地位，因此他在艺术生产理论中花了大量的篇幅举例在资本主义工业时代，由于机械复制技术的出现使得艺术作品大量复制并涌入市场。艺术由以前的精英独享走向了大众狂欢，并由此形成了世俗化平民化的大众文化。这是本雅明对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深化发展。

二、机械复制时代：“技术”推动艺术发展

本雅明在他的理论著作中对现代工业技术带给艺术的重大改变这一现象是承认乃至赞赏的，而正是这一点也让本雅明屡屡受到“技术决定论”、“工艺主义”的诟病。但不可否认，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技术”成为艺术生产中无法越过的一个话题。本雅明在书中说道：“由此，技术复制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准，它不仅能复制一切传世的艺术品，从而以其影响经受了最深刻的变化，而且它还在艺术处理方式中为自己获得了一席之地。”[4]由此可见，以技术性视角考察现代艺术的转变，强调机械复制技术在艺术生产中改变艺术性质、艺术生产方式以及艺术与大众关系中的作用，是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讨论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生产理论的重中之重。

（一）艺术生产：从“独一无二”到“机械复制”。古老的艺术例如绘画有一个重要的创作特性，那就是独一无二。是本雅明在这里提到的机械复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模仿或临摹，例如机械复制品的代表如照片、复印品等，也不是“赝品”。发达工业时代的艺术生产已不再是艺术家神秘的闭门创作，而是将原本只供少数人欣赏的艺术以一种更为高效同时生产成本低的方式散入大众的视野当中。当然，技术的发展也不仅仅是在数量上扩展了艺术，在质量上机械复制品虽然缺失了原作的独一无二性，但在某些方面艺术品却达到了传统艺术所无法呈现的效果。以摄影为例，高精度的摄像机可以捕捉到我们肉眼无法看到的细节，以及像电影中也常运用特殊技术（如慢镜头分镜头）使我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也变得陌生化，从而催生出与传统艺术完全不同的现代艺术。

（二）艺术作品：从重“灵韵”的有韵艺术到看“震惊”无韵艺术。灵韵是本雅明艺术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有很多译法，如韵味、光韵、光晕、灵氛等。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灵韵是一种不可接近、独一无二、神圣而又神秘的存在，是传统艺术的灵魂所在。灵韵强调文学艺术的受众和艺术本身必须保有一段距离，而这种距离并非阶级高低彰显而是欣赏本身的需要。灵韵强调的是艺术作品的永恒和本真，神秘与神圣则来自传统艺术的仪式所蕴含的的崇拜价值。而技术复制下的艺术作品则将艺术原本被距离化的崇拜价值转化为和大众越来越无距离感的展览价值。由此，复制技术下的艺术不再以“灵韵”为核心灵魂，取而代之的是传统艺术所没有的一种“震惊”效果。“震惊”是本雅明从弗洛伊德心理学的角度切入生成的一个概念。弗洛伊德曾说：“意识抑制兴奋的能量使其成为生命组织的保护层……如果这种能量突破了意识的防护层就会进入无意识领域，而如果人对此毫无准备，就会陷入‘震惊’。”[5]在这里，本雅明主要是以电影为论述对象，讲述了在目前的工业社会传统艺术的“灵韵”已经无法再发挥艺术的崇拜价值来吸引大众了，而“震惊”则是通过改变观众的接受方式，使得被太多信息分散了注意力的受众可以在震惊中重新感受艺术作品的独特内涵。

（三）艺术消费：从少数独享到“大众”狂欢。机械复制技术使原本高高在上的传统艺术走下神坛，走向大众，使得大众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和欣赏艺术作品。这种接受群体的扩大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政治变革，虽然不能说艺术消费已经做到了人人平等，但却实实在在地使得一直为少数上层阶级所垄断的精英文化受到冲击，新兴的大众文化开始蓬勃发展。比如，古典时期的绘画和建筑等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是有距离的，而新技术催生的电影摄影等新兴的艺术形式使得艺术的产生、传播和接受上都与大众紧密相连。在“技术”的推动下，艺术不再是少数精英独享的奢侈品，而成为大众狂欢的基本品。这种转变固然是可喜的，但同时本雅明也提醒世人在这种大众文化的狂欢时代要警惕艺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治阴谋家利用作为钳制人们思想的武器。技术将艺术和大众紧紧的联系到了一起，同时也因为大众所代表的人民天然就与政治紧密相连，由此技术也就自然成为艺术与政治之间一剂强心针。

三、质疑之声：技术之于艺术究竟是“工具”还是“主人”

本雅明对技术介入艺术及推动大众文化的繁荣持赞赏支持的的观点，他在几部作品尤其是《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详细论述技术介入艺术不仅丰富了艺术的形式，还培养大众的批判意识和革命意识。他还提出用“艺术政治化”来对抗法西斯的“政治审美化”。而对他的这套理论尤其是关于技术的积极作用方面的观点持质疑甚至反对态度的学者也因此与本雅明进行几次激烈的对抗，其中最具代表性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阿多诺严厉指责因机械复制技术而造成的艺术的堕落，他强烈反对本雅明所推崇的技术推动的大众文化艺术生产，并称其为功利性质的“文化产业”。两人的论争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资本的控制权、消遣的接受方式、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争。

（一）资本利用技术对“艺术”进行操控。以阿多诺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强烈反对本雅明的机械复制艺术的观点，他们认为本雅明在科学技术对艺术的影响上呈现过分乐观的态度。尤其是在本雅明的著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发表后，阿多诺明确指出本雅明犯有第二种浪漫主义的错误。他认为电影复制技术毁弃了艺术的自主性，使它成“内在非理性的最终避难所”。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一致认为：“电影院里观众的笑声，决不是什么好的和革命的，相反，却充满着最坏的资产阶级悲观主义。”[6]阿多诺认为这种机械复制的文化工业所带来的人民共享艺术成果的现象完全是统治者利用技术所虚构的民主假象。因为“文化工业的制作者是统治阶级，接受者是人民大众，其核心强调的是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地整合大众文化，‘自上而下’地向大众灌输文化”[7]。阿多诺质疑的便是资本掌握着技术，并由此操控艺术为统治者服务，这种带有鲜明的阶级属性的艺术表面上给了大众参与权和话语权，而实际上去确是用另一种不让人察觉的方式控制了大众的思想。为此阿多诺强烈的反对本雅明的大众文化技术论。

（二）由定心凝神的关照走向心不在焉的消遣。本雅明认为充满灵韵的传统艺术的接受方式是“定心凝神”地欣赏，而机械复制时代的现代艺术的接受模式则走向了心不在焉的“消遣”，但他对于这种“消遣”的模式的态度也极具暧昧性，一方面他在感叹受众对艺术的快餐型接受，另一方面他也赞同这种“消遣”的其实是“大众强烈希望在空间和人性上更为“贴近”这一要求的结果”[8]。阿多诺等人对此也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认为这种以追逐商业利润为目的文化工业抹杀了艺术创作原有的自律性、创造性和独特性，导致了文化产品日益粗俗化、商业化。而艺术的消遣型接受方式也破坏了艺术本身的纯粹和内涵。新闻研究学者李良荣就曾指出：“人们对听声音、看影像的兴趣往往胜过读报纸。听声音、看影像的特点就是受众的注意力必须始终追随节目，而且也往往全神贯注于节目之中，而不能像阅读那样边读，边思考、消化、分辨。”[9]电影电视这样的新技术催生的现代艺术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观众常常沉浸在图像不断转换的“消遣”娱乐中，却逐渐丧失了对艺术的思考能力，甚至完全没有时间没有意识要去思考，这种现象对于艺术的欣赏来说应该是非常可怕的。

（三）大众文化的繁荣是“真实需求”还是技术提供的“虚假需要”。大众文化在当下可以用“集体狂欢”来形容，比如我们每天都会花很大一部分的时间在看电视上，电视中五花八门的节目各种方式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阿多诺提出这看似的文化繁荣其实是文化工业利用新技术为大众炮制的文化“虚假需要”，而大众在文化工业制品中得到的快乐就是这种虚假需要得到满足的结果。阿多诺认为，所谓的大众文化正是凭借这种娱乐性、消遣性在提供需求以及满足需求的过程中，使艺术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传送武器。比如现在的许多电视剧营造浪漫、舒适的生活模式，不知不觉使身受压迫窘境的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慢慢忘记自己的真实处境，因而也忘记了反思和质疑，只是一味认同直至被完全同化。

从这三个方面质疑中我们可以看到，面对技术带给艺术的重大变革，阿多诺与本雅明持几乎对立的看法。其实两个人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都犯了片面化或过于理想化的错误。阿多诺更多时候只看到了技术的负面作用，一味提倡艺术的自律性，强烈反对技术介入艺术，对大众文化更是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本雅明的观点并不像批判他的人说的那样是一种“工艺主义”的技术决定论，本雅明并没把“技术”抬到了一个可完全左右时代的地步，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本雅明明确了技术所具有的二重性。他也意识到了技术给传统艺术带来的破坏性一面，但他选择的应对策略不像阿多诺那样一味地反对和排斥。本雅明看到破坏性的同时也发现了技术的进步性，他提出的策略是要求艺术家正视并正确地掌握技术，使之适应现代艺术的发展，以一种“艺术政治学”的模式去发挥艺术社会政治革命的功能。但本雅明的这种乐观积极的艺术企盼是否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乌托邦？可见对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中“技术”影响艺术进而发挥革命功能的观点进行质反思也是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74.

〔2〕本雅明.作为生产者的作家[A].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十卷）[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

〔3〕王雄.论瓦尔特・本明的“艺术生产”理论[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5.4.

〔4〕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5.

〔5〕[德]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131.

〔6〕[德]阿多尔诺.现代艺术与现代美学[A].现代美学新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论文选[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14-115.

〔7〕蔡曦.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研究[D].湖北大学，2013.

制作技术论文篇(6)

【英文摘要】In　the　view　of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and　 social constructivism， technology is not　value- neutral.　 For　this reason， we ought to make an　ethical　reflection　on　value —laden technology.　 Through　thinking　on　the　 technological practice， we find　that　modern　technology　is　an　uncertain activity with some intrinsic risk. The more important，　 there are many complicated factors of social　value　and　ethics　in the process of both design and innovation， which are　two　key mechanisms of technology. So that， we　argue　that　technology activity is a uniform technology-ethics　practice.　 In　order that human being and environment benefit from technology，　 we ought to establish a positiv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technology and social ethics system.

【关键词】价值负载/伦理反思/技术—伦理实践/良性互动机制

value load/ethical　reflection/technology-ethics　practice/positive interaction mechanism

【正文】

技术哲学家C.米切姆（Carl Mitcham）认为〔1〕， 技术由以下四类要素互动整合而成：①作为对象（人工物）的技术，包括装置、工具、机器、人工制品等要素；②作为知识的技术，包括技艺、规则、技术理论等要素；③作为活动的技术，包括制作、发明、设计、制造、操作、维护、使用等要素；④作为意志的技术，包括意愿、倾向、动机、欲望、意向和选择等要素。其中，各类要素的划分不是静态的区分，它们在互动整合过程中，已因相互渗透而成为兼具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异质性（heterogeneous）要素。

技术构成要素的异质性表明，技术是负载价值的，而对技术的价值负载的深入认识直接关涉到两种基本的技术观。一方面，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者认为， 技术所负载的独特价值主宰着人类社会文化价值的变迁；　 另一方面，　 社会建构论（

socialconstructivism）者将技术看作社会利益和文化价值取向所建构的产物。显然，作为一种重要的人类实践活动，技术的价值负载是在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整合中形成的。

技术的价值负载，使我们必须对技术本身作出伦理上的反省：技术依据的认知基础是主体际的建构事实，技术在本质上是与风险相伴的不确定性活动；同时，作为技术的核心机制，在设计和创新中，伦理和价值因素往往受到忽视。为了使技术造福人类及其生存环境，道德伦理制约应该成为现代技术不可或缺的内在维度；换言之，技术活动应视为统一的技术—伦理实践，技术变迁应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之间实现良性互动。

1　技术的价值负载

海德格尔认为，在有关技术的哲学思考中，曾流行一时的观念是雅斯贝尔斯对技术所作的工具性和人类学诠释〔2 〕：①技术是实现目的的手段；②技术是人的行动。这种观念认为：“技术仅是一种手段，它本身并无善恶。一切取决于人从中造出什么，它为什么目的而服务于人，人将其置于什么条件之下。”〔3〕

由于这种观念把技术与技术的运用后果割裂开来，从这种技术工具论或价值中立论的立场出发，需要规范的只是利用技术手段所要实现的目的和实际达到的后果；换言之，对于技术这种人类行为，一般的伦理准则即可对之加以规范，无需特殊的伦理考量。

然而，有关技术的哲学、历史、社会学等方面的进一步研究表明，技术与技术的运用和后果并非绝对分立，技术本身是负载价值的。有关技术非价值中立的讨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

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是一种自律的力量，即技术按自身的逻辑演进，“技术命令”支配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技术是社会变迁的主导力量。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的价值独立性，甚至将现代技术视为一种自主地控制事物和人的抽象力量。埃吕尔指出：“技术的特点在于它拒绝温情的道德判断。技术绝不接受在道德和非道德运用之间的区分。相反，它旨在创造一种完全独立的技术道德。”〔4〕

对此，乐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者认为，科学是对自然实体逐步逼真的描述，技术作为科学的应用，沿着与科学进步相类似的逻辑体现了效率和技术合理性的不断提升，因而由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更多的可能性和更高的效率，反映了一种类似于生命进化的客观自然趋势。由此，技术进步应该是人性进化的标准，而一切由科技进步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包括各种形式的异化），将为新的科技进步所弥补，科技发展最终将促成道德伦理体系的新陈代谢。

悲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者则认为，现代技术在本质上有一种非人道的价值取向。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最大危险是人们仅用工具理性去展示事物和人，使世界未被技术方式展示的其他内在价值和意义受到遮蔽；如果现代技术仍作为世界的唯一展示方式存在下去，道德对技术的控制也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悲观论者对技术进行了浪漫主义和意识形态式的批判，呼吁人们反思技术的本质，认清技术对人和事物的绝对控制，以寻找对现代技术的超越。与乐观论者相反，悲观论者对现代技术具有的独特价值取向持根本否定态度。

与技术决定论相对应，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认为，技术发展根植于特定社会情境，技术演替由群体利益、文化选择、价值取向和权力格局等社会因素决定。技术的社会建构论强调人在支配和控制技术方面的主体性地位和责任。在现实社会情境中，技术的相关行为主体（相关社会群体）是有具体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的具体人群。不同行为主体的价值和利益的分立，一方面，可能使某项具体的技术成为相关社会群体价值妥协和利益制衡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能使某项技术成为处于优势的相关社会群体所追求的东西。从整体和长远发展来看，各项技术的相关社会群体之间价值和利益的分立，使技术决策成为一种分立性的行为；因其往往不顾及整体和长远后果，加剧了由主体认知局限性和其它复杂性因素造成的技术后果的多向性、复杂性和难以预测性。

从价值揭示的角度来讲，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较技术决定论更具启发意义，而这种技术观又源自科学观的建构论转向。依据早期的“标准科学观”（standard view of science），科学理论是对客观经验世界的摹写式描述，现代技术的科学基础绝对客观且与主体无涉，所谓技术的内在逻辑和独特价值等技术决定论的话语由此取得合法性。然而，20世纪60年代后，汉森、奎因、库恩、费耶阿本德等科学哲学家的研究，将相对性引入了对科学的理解。60年代末，爱丁堡学派等激进的社会建构论者，举起了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大旗， 开始用各种社会因素诠释科学认知〔5〕， 声称科学理论所揭示的实在是科学共同体的活动所建构的实在。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纲领遭遇到了各种诘难并有其自身的困难， 但情境（ context ）、 偶然（　contingency　）和建构（construction ）等概念，

已经成为后经验主义者反思科学认知（cognition）时的共同信念。 这意味着一种新的建构论科学观的产生：①科学理论是偿试性建构活动的产物；②科学理论是科学共同体的主体际共识。沿此进路，比克（W.E.Bijker）、平奇（T.J.Pinch）、 拉图尔（B.Latour）、柯林斯（H.Collins ）等人提出了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6〕，进一步将技术视为社会建构的产物。 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其立场本身，而在于它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这是一种去蔽，即技术的社会建构论使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观点受到质疑。

虽然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对于技术所负载的价值有不同的看法，但它们分别从两方面揭示了技术的价值负载：①技术具有相对的价值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不仅表现为技术对客观自然规律的遵循，还表现在技术活动对可操作性、有效性、效率等特定价值取向的追求，而这些独特的价值取向对于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具有动态的重构作用；②技术是包括科技文化传统在内的整体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技术的发展速度、规模和方向，不仅取决于客观规律，还动态地体现了现实的社会利益格局和价值取向。如果对这两个互补的方面加以综合，我们将看到，所谓技术的价值负载，实质上是内在于技术的独特的价值取向与内化于技术中的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和权力利益格局互动整合的结果。

2　对技术的伦理反思

由于技术负载价值，而且它所负载的价值是社会因素与科技因素渗透融合的产物，技术不再只是一种抽象的工具、社会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或一种神秘的自主性力量，我们应该透过技术的价值负载，进一步分析技术的运行过程及其核心机制的伦理意蕴。

现代技术的认知基础的主体际建构性和技术活动的价值负载及其复杂性表明，技术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伴随着风险的不确定性的活动。在现代技术运行过程中，技术人员与其说是把握了知识的应用者，不如说是处在人类知识限度的边缘的抉择者。因此，技术决不仅仅意味着由所谓科学真理决定的正确无误的应用，科技的发展已经使风险成为内在于现代技术中的构成要素。面对技术难以消除的固有的不确定性，科技工作者需要综合考量科技和社会文化因素，方能确定可接受的风险水平。其中，伦理因素的考虑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能够接受何种风险？”“可接受的风险水平怎样决定？”“用什么标准？”“谁来确定这个标准？”等问题都是技术实践中必须解答的伦理难题。

站在一个相对中性的立场，我们认为，技术的核心机制是“设计”和“创新”。纵观现代科技发展的历程，不难看到，如果说近现代科学把世界带进了实验室，现代技术则反过来把实验室引进到世界之中，最后，世界成为总体的实验室，科学之“眼”和技术之“手”将世界建构为一个人工世界。

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讲，设计是人类最为重要的创造性活动之一。设计行为贯穿于一切技术活动的始终，但由于设计是一种目的性的、有时间和资源限制的活动，完美的设计是不存在的。在现实的设计活动中，所使用的主要方法是所谓模型方法。模型方法的主旨是通过简化抽取相关的影响因子，以有效地实现设计目的。值得注意的是，简化的主要目的往往是保证制造的便利，而非遵循事实的规律，并且简化模型在很多情况下就实现技术指标而言是卓然有效的。但很显然，基于模型方法与简化因子基础之上的技术指标，是技术的不确定性的重要根源之一；同时，在模型式设计中，社会价值伦理因素往往被视为无关宏旨的因子而略去。而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诸如世界是一座精确的时钟之类的机械隐喻，和人脑犹如电脑之类的信息隐喻，已经以一种时代观念的形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的思维方式之中。

创新是经济化和社会化的技术体系的主要发展动力。创新是一种广义的设计，涉及新产品、新生产方法、新市场、新原料、新的组织管理形式等诸方面。我们注意到，不论是传统的技术创新线性模型，还是流行的链环模型，所关注的主要是研究开发体制、经济环境、市场需求和组织形式等产业和经济因素，而社会伦理价值和社会文化倾向或受到忽视，或仅被看作是一种不甚重要的外部因素。

我们还注意到，在现代技术发展的很长一个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是技术中性论和乐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因此，技术设计和创新主体或者只关注技术的正面效应，或者仅将技术视为工具，只是等到技术的负面后果成为严峻事实的时候，才考虑对其加以伦理制约。许多具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目的的技术活动则往往只顾及其利益和目标，绝少顾及其伦理意含。当技术的恶性负面效应迫使人们对其加以伦理制约时，结果常常近乎徒劳——旧的“坏”技术难以克服，新的“坏”技术层出不穷，伦理价值体系似乎始终在被动退让——好一幅技术发展的虚无主义图景。本世纪以来，核危机、全球问题等恶性现象，以及“先制造，后销毁”，“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保护”之类的现实对策，都反映了这种思路的局限性。

著名思想家弗洛姆（E. Froom）曾对现代技术发展的两个坏的指导原则提出质疑。这两个原则是〔7〕， ①“凡是技术上能够做的事情都应该做”；②“追求最大的效率与产出”。显然，第一个原则迫使人们在伦理价值上作无原则的退让，第二个原则可能使人沦为总体的社会效率机器的丧失个性的部件。为了使技术服务于造福人类及其生存环境这一最高的善，从根本上摆脱这两个坏的原则，必须从技术的设计和创新阶段开始，将伦理因素作为一种直接的重要影响因子加以考量，进而使道德伦理制约成为技术的内在维度之一。本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环境工程、工业生态化、并行工程、学科际多因素技术评估等新的技术实践都反映了技术伦理制约内在化的趋势。

3　走向技术与社会伦理体系的良性互动

通过对技术价值负载及其过程的反思，我们看到，技术过程与伦理价值选择具有内在的关联性，故可以将它们视为技术的相关行为主体的统一的技术—伦理实践。显然，技术—伦理实践的理想目标应该是使技术造福人类及其环境，而达至此目标的一个基本途径是以非暴力的方式解决技术发展所可能遭遇的社会冲突。为此，必须促成技术与社会伦理体系两种因素的良性互动，将技术活动拓展为一种开放性的技术—伦理实践。

在技术发展历程中，除了政治经济、军事等显见的社会因素外，许多隐含的社会伦理价值因素，例如，群体利益分配、文化选择、价值取向、权力格局和伦理冲突等，一直在发挥着重要影响。但是与显见的社会因素相比较，科技工作者、科技管理决策者以及公众对其重要性的认识较为模糊，尚未达成明确的共识。这样一来，造成了多重危害：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较少直接主动考量伦理价值因素；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伦理价值因素时，公众不能对其价值取向作出评判；某项技术中的价值选择的受益者乐于维持共识不明的现状……事实上，人们对技术的不了解，与其说是对技术因素的无知，不如说是技术所隐含的价值因素未得到公开明确揭示的结果。因此，为了促成技术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之间的互动，首先必须公开地揭示和追问技术过程中所隐含的伦理价值因素。

其次，在技术—伦理这一异质性实践中，技术的相关社会群体不仅应充分考虑技术过程中的伦理价值因素，使技术内在地接受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制约，而且还应该在深刻地领悟其中的伦理精神的基础上，主动地和创造性地构建开放的社会伦理价值体系。这种体系，既秉承原有的普遍性的伦理精神，又使伦理体系及其精神实质随技术—伦理实践领域的拓展而拓展，是一种可随技术变迁而调适和变更的开放的框架。

其三，技术主体在技术—伦理实践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实质上体现了技术主体责任。技术是人的实践形式，而人是我们所在的世界上唯一为其行为承担责任的生物，所以，在技术—伦理实践中，核心的伦理精神不只是信念或良心，责任是更为重要的伦理精神。而用责任意识去衡量相关人员的行为，较以至善的信念作标准更为明确具体〔8〕。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责任的特殊性：科技人员的责任是与难以逆料的巨大科技力量相伴随的重大责任。对此，西方责任伦理学大师忧纳斯（Hans Jonas，1903—1993）认为应该强调“责任与谦逊”。他指出，由于科技行为对人和大自然的长远和整体影响很难为人全面了解和预见，存在一种“责任的绝对命令”（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9〕，这种“责任的绝对命令”又呼唤一种新的谦逊。 所谓新的谦逊，与以往人们因为力量弱小而需保持的谦逊不同。其原因在于，科技力量是如此之巨大，以至人类行为的力量远远超出了主体的预见和评判能力。鉴于此，技术实践的主体需要确立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意识。

其四，由于现代科技具有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特征，为了有效地履行责任，技术的相关主体必须诉诸文化际和学科际的努力。这种努力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使技术从构想和设计阶段开始就尽可能地考虑到更多的影响因子。舒马赫（E. F. Schumacher）主张的“中间技术”运动和一些国家的技术评估活动，都是这种努力的现实体现。

鉴于以上基本认识，我们认为，为了克服技术的加速变迁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巨大惯性之间的矛盾，将技术活动拓展为开放性的技术—伦理实践，必须建立一种互动协调机制——新技术的伦理“软着陆”的机制。我们看到，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往往使技术与伦理价值体系之间的互动陷入一种两难困境：一方面，新技术，尤其是一些革命性的，可能对人类社会带来深远影响的技术的出现，常常会带来伦理上的巨大恐慌；另一方面，如果绝对禁止这些新技术，我们又可能丧失许多为人类带来巨大福利的新机遇，甚至与新的发展趋势失之交臂。显然，除了某些极端违背人性的技术及其运用应受到禁止之外，对于大多数具有伦理震撼性的新技术，　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和捣毁机器的卢德主义　（Ludditism）都是不可取的， 而较为明智的方法是引入一种伦理“软着陆”的机制。

所谓新技术的伦理“软着陆”机制，就是新技术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之间的缓冲机制。这个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社会公众对新技术所涉及的伦理价值问题进行广泛、深入、具体的讨论，使支持方、反对方和持审慎态度者的立场及其前提充分地展现在公众面前，然后，通过层层深入的讨论和磋商，对新技术在伦理上可接受的条件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其二，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尽可能客观、公正、负责任地向公众揭示新技术的潜在风险，并且自觉地用伦理价值规范及其伦理精神制约其研究活动。

在现实的技术活动中，新技术的伦理“软着陆”机制已得到较为普遍的运用。各国相继成立了生命伦理审查委员会，在一些新技术领域，科技工作者还提出了暂停研究的原则。这些实践虽不能彻底解决新技术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冲突， 但的确起到了良好的缓冲作用。 例如，1974年美国科学家曾建议，暂停重组DNA研究， 直到国际会议订出适当的安全措施为止。尽管重组DNA研究旋即得到了恢复， 但这次暂停引起了科技共同体和公众对此问题的关注，进而对其利弊得失作了全面的权衡，并制定了研究准则，而这对重组DNA研究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10〕。无疑，这是技术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良性互动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它对我们实现新技术（如克隆技术）的伦理“软着陆”实践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9〕Carl Mitcham. 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　thepath between engineering and philosophy ［M］.　Chicago:　 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2〕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9—10．

〔3〕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和目标［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42．

〔4〕E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M］．北京： 东方出版社，1995．120．

〔5〕刘jùn＠①jùn＠①．科学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259—290．

〔6〕W Bijke， J　Law (eds.).　Shaping　Technology/BuildingSociety: Studies in　Sociotechnical　Change ［C］.　Cambridge，MA: MIT Press， 1992.

〔7〕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12．

制作技术论文篇(7)

论文摘要:技术哲学研究虽日渐走向成熟，但迄今仍缺乏公认的研究规范和系统的理论体系，更这论进入“常规科学”阶段。对30年来技术文化批判展开“自我反思”，不仅关系到技术哲学发展前景，对推进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不乏参照价值。

历经30余年的系统努力，技术哲学不断走向成熟。因缺乏公认的研究规范和系统的理论体系，尽管技术哲学堪称是“一个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但仍处于一种如flisabeth stroke所言的“文集哲学”( anthology philosophy)状态，仍然是一个如joseph c. pitt,friedrich rapp等人所谓的“边缘区域”( fringe area )。如继续深究，我们就会发现无论人文主义的技术观、技术社会学抑或技术伦理学，其背后均是技术及其文化底蕴在支配，为此，对技术进行文化批判分析的视角显得格外重要。在本文中，我们拟从历史的向度审慎地对当代技术文化批判的动向予以分析和评估，通过对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技术世界及其秩序的批判性反思，促使研究更具批判性，前瞻性。

一、回溯:中西不同的“问题意识”

随着技术对现代社会的广泛渗透，其触角已延伸至社会各个领域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技术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本质现象，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元话语。可是问题恰恰也是因此而生，随技术日益复杂化，其按照精确逻辑构建的技术体系及其权力意志造成了技术的异化。而技术的异化正是技术批判的重要维度，30多年来，“对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批判构成了当论思考的一个重要主题:无论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之思、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批判，还是后现代主义的反现代性，最终都归诸于对现代性文化的反省”。

(一)西方学界:伦理学转向

西方(这里主要指的是德国与美国)的技术批判对于当今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抨击了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霸权地位，更重要的是从哲学高度改变了人类传统的单向度思维模式。然而，不能不指出，由于其各自学理背景、审视维度等不同，使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且存在许多缺陷。此外，他们为使这种批判显得合理不得不构建自己的哲学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改造，尤其是在技术哲学的基本概念范畴方面。于是，在理解上经常是顾此失彼，也导致批判力度因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受损。

1.德国的技术哲学研究经历了持续的、系统的增长，其中在技术批判方面最引人关注的成果主要包括:萨克塞的《技术人类学》，伦克的《论技术的社会哲学》，吕伯(hermann lue bbe)的《工业社会的生活意义》，罗波尔的《有缺点的技术》、《技术启蒙》，拉普的《现代时间的动力学》等等。其主要特点为:一，呈现出多元化，而非单一的和标准化的，有经验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人类学等不同的研究视角;二，与技术社会学、技术经济学和技术政治学等相关的研究联系密切;三，技术的伦理、生态和资源问题越发受到研究者关注，由过去的玄思转向现在的实践导向，有突出的现实主义转向。

2.美国技术哲学研究中技术批判研究占有突出的比重，这方面主要研究成果包括:米切姆的《技术的思考:工程和哲学之间的道路》，伊德( d. ihde)的((技术与生活世界》，费雷(f. ferre )的《存在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形而上学》和《认识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认识论》，伯格曼(a. borgmann )的《技术与当代生活特征》、《坚持实在》，温纳(l. winner)的《自治的技术》，杜尔宾(p. durbin )的《科学、技术和医学中的社会责任》，费恩伯格(a.feenberg)的《技术批判理论》、《可选择的技术》、《追问技术》、《改造技术》和《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历史的大灾难和大拯救》，比杰克(bijiker, w. e)的《技术文化的脆弱性》等等。尽管如spt前会长皮特指出，美国技术哲学研究负荷着意识形态框架，其核心是敌视技术。但是，已抛弃对技术的乌托邦和敌托邦的观点，从各不同的理论视阑看待技术，如从技术批判理论(费恩伯格)、政治学(凯尔纳)、现象学(伯格曼、伊德)等，认为技术可依据不同的文化、政治、现实社会条件等因素，重新加以设计。

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对技术理性也进行了不乏深刻的批判:他们探讨长期被遗忘的“边缘”现象，而射击的标靶却是西方文化的中心。福柯在《词与物》中以宣布“人的死亡”来表达现代思想的终结，抨击启蒙思想，并声称要消灭自笛卡尔以来的无所不能的主体。利奥塔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提出消解技术的霸权，对技术“不证自明”的合法性进行质疑。博德里亚发现逐渐泛滥于社会中的消费文化的深刻意义，指出人类社会从商品社会到景观社会再到如今的仿真(类像)社会(《类象与仿真》)，其深层是技术所构建的符号取代了意义本身。可见，后现代主义的技术论述中，主要关注现代技术异化。至于社会建构论者，如latour , callon , law等人，则从人类学角度研究技术问题，对人性化的技术和非人的技术分类思想给予关注。西方学界关于技术文化思想的阐释是其批判工业化的重要武器，在理论上，系统地梳理其技术文化思想，不仅可弥补我国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也能促进我国技术文化问题的深人探索，更重要的是让工程师、技术决策者、技术管理者等，明白技术不仅是一个自然的问题，更是一个关涉人的文化的问题，在实践上使用人文道德价值观念主导和支配技术的决策，使技术得到最佳的发展和应用。

(二)国内学界:人文主义为主导向的技术反思

对技术批判开展系统持续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 ,90年代。其中，徐崇温《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吴国盛《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乔瑞金《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陈凡、张明国《解析技术》、郭冲辰《技术异化论》、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杨庆峰《技术现象学初探》等，为技术批判研究打开了视野。

但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还很少有人系统地以技术的文化批判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缺乏全面审视当代技术批判的存在形式及其未来的基本走向。陈昌曙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对技术哲学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在此方面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的《技术哲学引论》、《陈昌曙技术哲学文集》等著作，为研究技术哲学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叶闯的《当代“科技批判”研究》提出或重新考定了生存论批判、生态学批判、科学技术批判等概念，通过对一些代表性、典型性的思想流派分析，对当代科学技术批判思潮进行清理;刘仲蓓的《后殖民时代技术的分析与批判》置身于“后殖民”时代分析技术、文化、人之间的关系，围绕“后殖民”的实质、西方技术文化的擅变与技术的偕越、技术在西方传统文化的解构等，以人文主义视角考量，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文化、人的反思与批判;曹克的《技术的社会批判》认为，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是技术的社会批判，它主要分为历史批判、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两部分，二者取向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被马克思历史地关联在一起，将对技术的思考纳人到了马克思不同时期方法论的视域中。

赵建军教授的《追问技术悲观主义》，以技术理性批判与技术悲观主义的相互关系为切人点，指出技术悲观主义的意义，它不仅在人类目的与行为之间自发起调节作用，而且其批判性甚至反叛性，体现了人们对认识的深化和对人类未来的洞察力，更为生态伦理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作了理论铺垫;乔瑞金教授在《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新话语—技术与文化批判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中阐明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思想实质蕴涵，并指出其从技术决定论走向技术整体实践价值论(文化价值论的新纲领);张成岗的《现代技术问题研究》，从追思技术问题人手，对现代技术进行了病理学拷问，对技术问题进行了科学划界，对技术问题何以生成进行解释性研究，对技术问题之解决提出了初步构架;李丰茂的《重建技术化生存的人文主义向度》认为，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表现为“生存危机”，其直接原因在于西方工业文明以来形成的“自然主义技术化生存”，而这导致了“技术异化”进而导致了人的生存异化。必须以希腊对“技术”所做的“生存论”理解为根据，并通过当代的“文化批判”—“意义性拓展”、“时间性拓展”和“空间性拓展”，以恢复技术化生存的“人文主义向度”;朱春艳的《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研究》认为，费恩伯格提出的“批判理论”( critical theories)，是一类具有某种伴随历史的变化来给出的技术判定，它既非由目的和理性来决定的工具系统，也不具有内在的和一劳永逸的价值独立性，而是蕴涵着非中性的社会属性的产物，实际上就是在目的和实体之外来寻求一种基于特定社会情境的对技术的定位。

近年来，更由技术价值论、社会批判理论和技术的形而上学等人文视角的探讨而引向深人，出现了研究旨趣的经验论转向和研究背景的后现代技术转向，研究视角亦日渐多元，其理路主要有解释学、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技术哲学、技术批判、社会建构论、风险与反思现代性理论、后结构主义(如知识权力结构、仿真理论)、后人类主义(如赛博格和人类增强)等，思想资源涉及自北美(如伊德、芬伯格、温纳、哈拉维等)、法国(拉图尔、埃吕尔、鲍德里亚等)、德国(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胡塞尔、尤纳斯等)和中国传统思想(庄子等)。相关研究聚焦于技术的本质、技术的价值、技术伦理、技术与风险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内学界，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主要渗透于科技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相关领域，尤其是其社会批判论和技术批判理论中。不过，陈昌曙、远德玉等人于1980年代在技术哲学研究中涉及了技术伦理与文化相关的论述。90年代，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等，在有关技术的政治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维度中，实际上已深人到文化学(伦理学)意义上审视技术问题。此后，陈凡的《解析技术:技术一社会一文化引论》、王前的《技术发展的文化制约研究》、张明国的《技术文化论》等，进一步阐述了技术与文化的内在关联。上述对当前热烈讨论技术文化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整体而言，进人21世纪后，我们尚匾乏对技术批判全面系统的研究，更无从把握其对当代技术文化(含伦理学)问题解决的价值和意义。

二、述评:技术文化批判的重审

“虽然人类在很久以前就生活在技术时代，但技术哲学的时代刚刚开始”总体上看，虽然技术文化问题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但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仍然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虽取得一定成果，但探讨尚未全面展开，对有些问题的认识仍嫌肤浅，如关于技术文化概念的具体来源及其在东西方语境中的差异;在中外众多学者视域中，技术(本质)的文化批判语境占有怎样的学术地位?技术文化及其风险是如何在这个时代成为哲学的关注对象的?以上诸多问题的系统研究，在国内外技术哲学界尚未充分展开，巫待加强。

(一)主题与方法的缺憾

其一，主题的离散性。在技术哲学领域有一种斯托克(stoker)所说的“连续性的开始的悖谬”( paradox of continual beginning)，对其作为一个哲学学科赖以成形的一整套中心问题(central is-sues)缺乏明晰性和一致性，使得技术哲学难以形成一些集中于中心问题的内聚性理论(cohensive theory )。往往强调道德性的问题而忽视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问题，关注的是技术的使用而非技术的设计、制造等过程问题;技术和工程本身，即技术制品的设计、发展、生产和维修游离于其视野之外。哪一个问题是当今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仍存在较大分歧。张华夏和张志林等人认为，技术的认识论和逻辑结构问题是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他们呼吁“技术哲学要转向技术知识论和技术逻辑的研究”，陈昌曙和远德玉先生则认为，技术与科学相比，具有更直接、更鲜明、更强烈的价值性，鉴于此，应当将技术的价值论作为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美国，许多学者主张技术哲学主要是对技术进行伦理的、政治的分析;而皮特坚持认为，“技术哲学的首要问题是认识论”。他指出，只有从认识论着手研究，技术哲学才可能容身于主流哲学讨论之中。拉普认为，今日技术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关键是要明确在“技术决定论”中人们可能的作为了。

其二，方法的偏执性。往往强调规范性而忽视描述性，采取一种外部性的方法看待技术。在此，技术本身通常保留为一个黑箱，被当作一个不变的整体;针对此，费雷基于几十年的教学、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四个信条:其一，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其二，应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哲学等学科的范畴，能够阐明技术现象;其三，技术哲学在理解何为合法的哲学方法时应该采用多元化的策略;其四，一种全面的、批判的、多元的技术哲学研究方法对认识技术和制定有关的社会政策是有益的仁。

(二)人文主义批判为何如此脆弱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晚期，技术哲学受制于对技术的形而上学分析(受其影响)和对科学技术对个人与社会生活方式的批判性思辨”。技术超越论者(如容格、迈耶尔、埃吕尔、海德格尔等)，他们用对认识主体的重视来取代对认识对象的重视，用重视价值来反对重视事实，以对人的欲望和精神自由的强调来对抗语言逻辑的科技方法。虽发觉人与技术之间的冲突，省察到人类在技术重压下的，却忽略在技术发展中对人的力量的肯定和文化发展。理论上的片面性使之对现代技术持敌对立场，看不到有意义的未来。尽管对技术的批判是彻底的、尖锐的，但在他们的视野中，没有科学技术也没有历史发展，最后深陷虚无主义泥潭，只能是一种“贫困”伤感。

正因理性批判与现实相悖，人文主义者所推崇的人文导向在现实中显得如此脆弱。笔者以为，在学理上，人文主义技术批判的最大缺陷是他们把批判的理论向度定位在理性和技术理性上。在精神上达到控制技术，在人文主义学者看来就是重新唤起人们的价值理性和对维护人性尊严，人性解放的自觉意识。一句话，就是依靠主体精神(政治的、伦理的、宗教的)因素来克服技术理性的恶性扩张，同时抵制其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渗透。这恰恰就是技术理性的批判在现实中难以产生真正广泛、持久影响的原因。

技术永远是一种人的合目的的行为的结果，也是符合科学理性的、合理的有效的行为，为此，人类能够运用技术不断有效地改造自然。同时，人的理性、目的、利益、价值选择也总是强烈影响和驱动着技术的发明和运用，我们是否就此断言技术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理性的因素?许多人文主义学者在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后陷人悲观主义的事实确认了这一点。其实，技术也是人的社会性建构，是人的主体性的客体化，即技术既是人的异化存在物，又是人的解放的具体形式。因为人口会不断增长，人们的物质欲望和需求也只能是有增无减，阶级、集团、国家间的不同利益也会长时间地驱动着人们的价值选择，科学理性对于技术的推动，历史已经证明是加速度的。在这一切面前，所谓呼唤人性价值理性的回归，所谓人性自由发展的“理性王国”，几乎就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

(三)“技术的经验转向”难以真正解决题

现代技术哲学深受两种思潮的影响:其一是批判的技术哲学传统，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的人本主义技术批判理论;其二是分析的技术哲学传统，思想实质是分析的科学哲学在技术哲学中的反应，近些年又出现“回到经验”的实证主义仁。

分析传统的技术哲学由来已久，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技术哲学的原始形态。它与其说是一种哲学，不如说是一种工程师的经验。自从海德格尔对技术的存在主义反思和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的社会批判以来，分析性的技术哲学曾一度陷人低谷。

20世纪90年代以来，哲学家们试图通过堆积式的经验研究，超越海德格尔式的技术批判，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一个最有意义的探索出现了，即技术哲学家的兴趣从技术的后果转向了技术本身。这种趋向最明显地体现在“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 the path be-tween engineering and philosophy"(米切姆)。它深刻地指出，技术哲学的适宜研究方式应该是“不能回避工程的话语方式”。换言之，技术哲学必须对技术的哲学分析与工程师对话，若达此目的则必须学习工程语言。但是，“技术的经验转向”便能解决问题吗?温纳(winner)指出:“一旦走进技术的黑箱，人们就一定能知道哲学和技术研究所要求的所有答案吗?……技术并不是一维的实体。首先，技术的概念本身就有许多意义:最基本的有技术作为器具、技术作为知识形式、技术作为行动的方式。但这些技术的每一种形式又都有复杂的意义。所以，技术黑箱还包含技术自身历史发展的形式，这是技术哲学家在理解现代技术本质和作用时所不可忽视的，否则，哲学家就有把技术过分简单化的危险。”

显然，如果没有一定的本体论框架，技术哲学将蜕变为技术经验，从而失去哲学本色。而失去哲学本色的技术理念上难以发现技术本质的。综合来看，这两种技术哲学，批判传统和分析传统的技术哲学，实际上是在技术的“形而上”和技术的“形而下”陷人了形而上学。前者有望文生义之嫌，后者则有得鱼忘签之憾。

三、前瞻:技术化时代合理性的扬弃

对技术的形而上追问已经完成，对技术和技术哲学研究中的二分法(工程的和人文的技术哲学)也已无力回答技术所带来的现实问题。从技术的文化环境看，随着冷战的结束，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的文化环境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藉此，我们对技术哲学研究包括技术批判也理应赋予新的视阂

(一)走向经验，走向跨学科的文化批判

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应对这种文化环境的变化，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而不能仅是继续研究与埃吕尔、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相同的主题[川。在《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伊德指出，“环境危机”、“多文化”( pluriculture )、“战争与财富”、“技术发展”是未来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并强调“文化形态的转换要求技术哲学家以平衡过去及现在的乌托邦和非理想化之间的诱惑的方式对上述两个主题进行反思，……这只是对今天技术渗透的世界的平衡、批判和反映的思想的呼吁”。从技术自身看，随着全球电子媒介基础设施及其文化的发展，米切姆认为，现代技术(与背景分离化)正在被一种新的“元技术”(meta一technology)取代。元技术是一种重构性技术，正以虚拟的形式重新使分离的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在此情况下，米切姆指出，“过去二十年，技术哲学努力思考我们做的技术，下一个二十年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了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角度，拉普建议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费雷提出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杜尔宾呼唤行动主义，他指出，虽然需要理论的进步，但更需要的是在解决技术社会的现实问题上取得进步;虽然理解技术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围绕它们的有关的社会问题做些什么。为此，他呼吁学院的技术哲学家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人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列中来。从根本的精神看，无论技术哲学研究将怎样发展，陈昌曙先生指出，技术哲学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他说，技术哲学“没有特色(学科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从研究的建制看，陈凡教授提出“内核硬化、边缘软化”的转向。“内核硬化”是指技术哲学研究共同体的“内核”(指专业的技术哲学工作者)要上水平、上学科，以促进“狭义的技术哲学”的形成与发展，“边缘软化”是说技术哲学共同体应是对“各界”、“各学科”“开放”，以有利于“广义的技术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总体上，囿于以往研究视野的片面化，使得技术批判研究大多是从直觉抽象的形而上学与狭隘经验的社会建构论的角度来阐述技术的内生及社会控制问题，这种研究范式是从宏观层次到中观层次的切人，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主体在技术社会控制中的作用往往被忽略了。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该从微观的层面切人，加深对技术微观运行机制的了解，以弥补当前研究不足的弱点。目前在国内外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个问题，即缺乏对技术一文化的结构研究，这也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笔者欲通过文化语境的结构化分析方法，系统研究技术一文化一人的控制问题。值得指出的是，如果缺乏一定的本体论框架，技术哲学将蜕变为技术经验，从而失去哲学本色，而失去哲学本色的技术理念难以发现技术本质。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切实地综合包括哲学、科学史、技术史与科学学等学科成果，研究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史及其文明的联系，更广泛地说是与地球进化过程的联系。人类正走向从根本上改变他们所创造的，也使他们受到危害的技术文明的道路。如果不考虑自然科学、道德、政治和其他直接的社会因素的影响，以及文化特征(如民族的文化特征)和各类哲学世界观的影响，就不能很好地阐释技术现状与发展。我们不但有技术问题，而且还有人的问题。在技术的哲学研究中，不仅是把人“作为”某种因素，而且要“通过人”来审视技术。技术问题就是人的问题，未来的技术哲学应当考虑:1.技术是意识的物质化，技术问题是人文科学问题，对它的理解需要揭示文化的深层基础;2.必须摆脱旧的“技术”形而上学概念并制定新的范畴模型，因为旧的范畴划分(主体一客体，科学一技术等)不能捕捉技术的实质;3.技术比科学更具有基础性质，不能由科学解释技术，也不可将技术归结为科学及其后果;4.整个技术哲学，由于它是人文化的，因此不能将它局限于最高的抽象水平、一般哲学范畴水平。有关它的论述只能建立在较具体的历史实际范畴研究的基础上。

对技术进行深刻的哲学反思仍是一项年轻的事业，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形成一个得到普遍认同的研究范式，这使得技术在哲学水平上远远跟不上科学哲学发展的步伐，并成为制约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究其根源，仍是技术文化观滞后所致。对中国而言，如何开展合理的文化批判，应对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文化精神、文化模式的冲突和裂变，顺利地实现传统文化模式的现代文化模式的转型，已成为紧迫的历史任务。

加之，如今从技术哲学到技术政治学等学科的出现，表明人们用经验去把握的空间越来越大。因为这里探讨的问题已脱离了哲学的语境，进人到政治学、社会学的话语系统中。技术现象原本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仅局限于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或仅仅局限于从思辨的、“纯粹形而上学的”角度研究技术都是不够的，可以认为，走向经验，走向跨学科的文化批判，正是技术批判理论的未来走向，而正是当学科的分化引起更大程度的综合，使人类有条件从多角度、多方位反思己身。如伦克和罗波尔所说:“跨越陈旧的系科和学术边界，尤其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之间的边界，进行富有成效的和现实主义的合作，在今天技术哲学研究中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二)反思“反思的”时代:“重建文化”、“拯救文化”

技术文化批判研究，尤其是关注技术文化脆弱性(the vulnerability of technological culture)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高速发展的当代社会。从技术文化角度更深人探析中国当代文化的特征、和谐发展理念、现代性意义与未来发展内在动力，不仅迫在眉睫，而且还富于挑战性和无可替代的实践意义。

技术不是中立性的，它不仅在本质上、而且在结构上是暖昧的。在与人和文化中的人的关系中，技术转化了经验和经验的变项。更进一步分析，“在文化诊释学的复杂层面上，技术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被嵌人;‘相同的’技术在另一种文化情境中可以成为完全‘不同的’技术”。生活于技术文化(technological culture)当中，我们已无可避免地活在一个极易脆弱的世界(a vulnerable world )。为了生活于一个更为开放的、锐意创新的文化当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技术文化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本身的价值所在。

话语既不是独立自主的，也不是“深层”的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建立在更为辩证的关系的基础之上。在此情形下，探寻一种深远的批判性( critical)的精神变得更为必要。如果不探索技术及其现代化本质的无处不在的现实，我们将无法谈论公共话语。不难发现，以“发达”为内核的技术文化正在以资本的功能、工具性来定义现代人类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发达的功能正在取代人类的价值。在现代性时期，技术、知识和权力的新的融合，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经济和政治控制，重新影响了我们的文化。在启蒙主义价值引导下，技术必要性提供了一种人类进步观，它与不断增强的自然控制和似乎无限的物质商品生产密切相联。但物质丰裕和人的自我实现之间的表面联系已被证明是虚构的。更为重要的是，工业“进步”和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全球变化现在已全面威胁生态环境，技术力量是如此无所不在，以至于阶级结构、社会关系、文化甚至变革运动也以它的形象复制自己。

20世纪大规模工业发展和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社会巨变，将一个深刻的含义传递给这一反智论的遗产之中。技术理性的世界里，“功能化的”(实证主义的)语言的仪式化概念取消了真正的颠覆能量，也同时取消了现实与可能之间、经验主义现实与进行选择的努力之间的辩证的张力。从文化的本质角度看，这也是文化空前发达的时代。可是，就在这个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提出了“文化危机”的问题，不少有识之士发出了“重建文化”、“拯救文化”的呼吁。

显然，这里所说的“文化危机”既不是指物质技术的不足，也不是指制度、规章的弊端，指的正是狭义文化遭放逐的状况:科学技术危机，对人类前景构成威胁;大学和教育的危机，为适应市场而追求短期效果;文明失去价值追求;诗意和正义感丧失。这意味着—本来，在文化分化的过程中，狭义文化成为人类与自然相对立的本质力量的最高形式，成为人文价值观的最后领地。可是，现在连这一最高形式也在向低级形式坠落，最后领地也在逐渐丧失，狭义文化的危机成为人类的最后的危机。以“文化工业”为例，这是对文化的工业化制造、商业化流通处理，它以牺牲创造主体性为前提，以满足大众的感官刺激需要为生产标准，以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为生产目标。使人的自然需求被充分地调动起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文化形式灌输给每一个人，人的本质力量、人的独特价值失去文化载体。在这样一个表面上高度发达的文化环境中，人成了超级动物，每头动物都只知道最大限度地饮食男女，享受奢侈腐化，一切为了物欲这个上帝。无论对于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文化”都只成为满足自然需求的手段，成为与房子、汽车、美女一样的物质材料。文化含义中人的因素消失了，只剩下自然的因素，“文化”一词终将失去意义。

如同路易·多洛在抨击“文化工业”时指出的，当代文化已经“从知识的甚至从精神的层次降下来，而只维持单纯的物质层次”。当文化工业已成为文化机制而存在时，倘若只以增加政府拨款的方式来拯救文化，实际上只是给文化工业注人新的资本，文化危机仍将漫延。人类已经到了反思文化定位的时刻。必须看到，“文化热”的思维特征是以文化为纲，无论什么问题，似乎不“上升”到文化层面即不可谓之深刻。事实上，离开对人与人的诸种关系的探讨，将特定社会结构变迁的问题化约转换为观念文化变迁的问题，只会导致对问题真实性的遮蔽，可能永远也找不到问题的症结。

当人类在栽种、培植中体味到“文化”时，当初的目的固然只是解决物欲的问题，但作为一种高出于动物生命活动的手段，文化随即证实了人的本质力量，证实了人在自然界的自觉位置，证实了人能创造出特殊的精神价值和意义。因此，人类应当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建立人文价值的制约机制，在总体上控制物质欲求，提高精神价值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将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当作永恒的追求。否则，不能拯救文化也就不能拯救人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