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信贷论文精品(七篇)

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银行信贷论文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篇(1)

企业战略五要素分析法(简称:ECSRE)是康孚咨询在多年的战略咨询实践中，根据中国企业的特定情况，并吸取国际同行的先进经验，开发出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战略五要素分析法。主要包括:企业的性质(Enterprise)、企业(家)个性(Characteristic)、企业的发展阶段(Stage)、企业的资源(Re-source)和外部环境(Enviroment)五个方面。

1企业的性质

是企业贷款准入的门槛，也是符合信贷政策合法取得贷款的前提。企业是什么性质的企业，组织架构，集团客户，采取何种授信方式等，即企业的性质分析和企业准入的标准。增加企业性质和准入标准的识别和分析，商业银行便可与实施的系列信贷政策和防范措施来控制信贷准入过程可能带来的风险，以消除和减少其对银行经营不利影响的行为。一是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变化来决定信贷准入，把国家的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结合起来，优化贷款的投向。二是以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结构调整为信贷准入的切入点，如经济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已经成为我国市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商业银行应抓住契机。三是以支持扩大内需为信贷切入点，促进消费市场的启动，全面推出消费信贷也是商业银行的战略选择等。

2企业(家)个性

即企业法人、实际控制人、实际投资人的基本情况，信用记录，担保能力、对外投资和对外担保情况。主要包括组织结构、横向分工、企业战略、企业文化绩效、战略稳定性和文化适应性等。可以从有没有涉诉、不良信用记录或其他异常情况等方面予以重点关注，即企业(家)个性分析。集团客户分、子公司之间转移定价、相保、担保圈、关联程度等都不同程度影响企业的授信、用信方式，也直接影响贷款资金的流向和用途。如实际控制人涉诉或出现其他意外情况，企业管理层出现重大变动等，都能及时传递出借款人出现风险的信号。

3生命周期是企业成长壮大的动态轨迹

分析了解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能够找到与其相适应的信贷支持内容。1972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拉芮•格雷纳在《组织成长的演变和变革》一文中首次提出生命周期概念，来自生物学、经济学和管理科学等领域的学者和企业研究者，对生命周期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深入的研究。根据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选择银行时机。借款人是新建企业还是向纵深产业链发展企业，从事的是朝阳产业还是夕阳产业等分析，可以帮助银行用于选择准入时机，解决什么时候准入、什么时候扩张、什么时候压缩、什么时候推出的问题。对于那种总销售量依然保持较好势头，但经营业绩由一定下滑且原因不明的企业，可以通过对企业主打产品所处生命周期阶段分别判断，寻找产品发展趋势，清晰地找到原因，及时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

4对企业的资源进行必要的分类探析

便于判别其资源价值和竞争优势。主要包括:成本领先、市场营销、研究和开放、生产运营、人力资源等。企业是固定资产投资、加工制造、出口贸易还是房地产、政府投资行为等。企业的资源是稀缺性的还是不可模仿性的，如果一种资源是所有竞争者都能轻易取得的，那么这种资源对于公司竞争来说就是劣势，反之则是竞争优势。资源的不可模仿性也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是价值创造的核心。增加对企业资源以及研发能力的分析，可以预判未来一段时期内，企业整体竞争优势和发展前景。

5企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和影响企业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潜力。主要包括:宏观环境、产业产业环境、竞争环境和市场需求分析等。企业的是否符合宏观经济政策和行业政策，即发展的前景和外部环境对其影响作用分析。如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对环境保护的要求越来越多，环保政策越变化，环保标准也越高，原来符合环保政策的企业随着环保政策的变化可能马上成为限制性企业，为其提供信贷的银行带来风险。因此，银行相关人员应该具有前瞻性意识，选择那些处于政策生命周期前沿的企业，选择那些可以达到更高政策要求的企业，作为银行的信贷战略伙伴。综上论述，信贷业务审计问题表现与企业战略五要素之间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企业的五要素管理是把双刃剑，好的企业管理要素齐全，出现问题的企业问题也往往反映在上述五个要素上。所以，抓住企业管理的五个方面的管理，也就牵住了企业信贷风险控制的“牛鼻子”，有利于审计发现和揭示风险，从而为遏制和控制风险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ECSRE在信贷业务审计中应用路径

1查阅基础资料

即通过CMS信贷管理系统了解企业组织架构、股权结构、对外投资，重点关注企业注资验资等情况，电联会计师事务所或借款人，询问企业是否存在，是否真正需要贷款，必要时，直接与借款人见面，了解贷款真正目的及贷款的实际用途等，掌握第一手材料。

2追踪资金流向

借助CAS计算机审计系统、资金关联交易等查询贷款真实用途，并通过传票影印系统查验往来账款的流转。审查经销商和开发商账户，了解资金去向，查询账户中大额提现情况，转入信用卡、个人账户和与企业生产经营无关单位情况，并要关注资金转入证券、房地产和境外公司账户等情况。

3外部咨询勘验

通过到税务、工商等部门查阅经销商会计报表，现场走访，深入企业进行实地考察，与企业员工座谈，查验抵押物和具体开发项目情况，了解经销商业务开展情况，掌握其是否具有担保能力等。必要时询问法院或有关执法部门或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了解情况，取得证据。

4网络信息搜集

借助人行查询系统、发票查询系统、工商登记查询等进行延伸审计。到房产或公证部门了解抵押物登记情况，是否抵押给第三人，查询评估公证真伪等。

5数据综合分析

篇(2)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用3年的时间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快速发展的过程。2014年3月5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让金融成为一池活水，更好地浇灌实体经济之树。这在政策层面对互联网金融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互联网金融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机遇，作为互联网金融子产品之一的电商信贷也将迎来新一轮发展的春天。那么电商信贷和传统银行的信贷有什么相同之处?又有什么不同之处?电商信贷与传统银行信贷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两者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是十分必要的。

二、相关概念界定

信贷(Credit)也称信用，是指贷款人在一定期限内按一定利率将一定数量的货币资金出借给借款人，期限届满时，借款人应将借入的本金连同利息，一并偿还给贷款人的一种信用活动形式。传统银行信贷(TraditionalBankCredit)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将自己筹集的资金借给企事业单位使用，在约定时间内收回并收取一定利息的经济活动。电商信贷(E－commerceCredit)是指诸如阿里巴巴、苏宁等电子商务企业利用其自身电商平台优势直接向平台上的供应商和个人提供借贷的一种经济活动。电商信贷属于互联网金融模式之一的网络借贷，是对传统银行信贷的创新。根据《奥斯陆手册》(OsloManual)对创新的定义和划分，电商信贷属于营销创新(渠道创新)。它跨越传统金融中介直接将资金借贷给资金需求方，通过电商平台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资金融通、加速金融“脱媒”。

三、电商信贷与传统银行信贷的共同点

首先，电商信贷与传统银行信贷本质上是相同的。两者同属于信贷，都是以到期偿还本金和支付利息为条件的借贷行为。贷方之所以让渡资金使用权，是因为借者承诺在约定时间内将归还本金并支付利息作为回报。其次，电商信贷与传统银行信贷的流程相同。即贷款申请征信评估同意放贷贷后跟踪归还贷款。最后，电商信贷与传统银行信贷都要加强信贷风险控制。只要有信用，就会有信用风险，因此两者都需要建立信用评价体系，进行信用风险控制，严防信用风险的集聚。正因为电商信贷和传统银行信贷在本质上相同，使得两者在业务渗透和融合方面成为可能。

四、电商信贷与传统银行信贷的不同点

(一)目标客户不同

电商通过平台优势，构筑金融活动中消费者和供应商之间的桥梁。信贷的目标客户主要是是电子商务平台上的小微企业和个人创业者，而平台之外的微观主体很难被触及。以阿里小贷为例，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检测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2月，阿里小贷累计投放贷款超过1700亿元，服务平台上的小微企业超过70万家。这些客户的特征是盈利能力不高，信贷需求额度低，70%以上的客户贷款需求在50万元以下。传统商业银行奉行“二八定律”思维理念，认为80%的利润来源于20%的客户，于是“高大上”的高端客户成为他们的目标客户，其余80%的“小散”很难被顾及。考虑到小微企业分散广、单个客户贷款金额小，而且存在信息不对称和风险不确定等问题，传统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提供信贷的利益驱动力不足。然而，从细分市场的角度来看，电商信贷正好延伸到商业银行信贷领域的“长尾”客户，电商与传统商业银行实现了差异化信贷服务。

(二)客户黏性不同

电商信贷可以增强电商自身对平台用户的吸引力，从而促进电商生态的良性发展和推动自身行业的扩张。一方面通过给电商平台上的商户放贷，间接提升店商的应收账款周转速度，资金周转率显著提高，从而破解了平台供应商的融资难问题，使供应商能够为平台消费者提供更完善和更持续的商品和服务。另一方面电商平台上有资金需求的消费者，获得贷款后会增强对平台所供应的商品和服务的购买意愿，形成一个供需两旺的良性闭环，进一步提高消费者和供应商对电商平台的黏性，达到“平台消费者—电商平台—平台供应商”共赢。传统银行信贷的客户和银行间只有纯信贷关系，没有其他商业利益绑定关系，因此银行很难黏住客户。

(三)交易成本不同

电商信贷具有渠道优势，不需要花费高额费用筹建实体店、不需要多环节去调查目标客户的信息，基于得天独厚的平台大数据来降低交易成本和边际成本。相关数据显示电商信贷的交易成本具有明显优势，阿里金融单笔信贷成本仅2.3元，只是传统银行信贷成本的0.115%。电商通过大数据系统，还可大大节约融资的时间成本，单纯的放款时间最快只要几分钟即可完成，如3分钟融资到账业务的“京保贝”。电商信贷从申请、获批、偿还均不受工作日的限制，企业当晚申请订单贷款，第二天就可以使用这笔资金采购原料，扩大再生产，等买家确认收货后，系统会自动扣除原先的贷款金额。传统银行要开设实体网点、需要借助外在力量逐一收集、分析、筛选目标客户财务数据、一对一征信申批，势必增加了信贷交易成本。有关数据显示，传统银行单笔信贷成本高达2000元。受制于上述因素，传统商业银行要数个甚至数十个工作日才能走完线下审批放贷流程。

(四)资金来源和信贷规模不同

按央行等监管机构的规定，电商信贷的资金来源被严格限制，只能用自有资本金进行放贷，不能通过吸收存款、证券发行等方式融资，最多只能从银行融入限额资金，即从银行融入的资金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一定比例。即使“各种宝”里的资金充溢，也不能直接用于放贷。由于可放贷资金量小，放贷对象享受的信用额度受限，因此电商只能提供小额信贷业务，加上贷款地域限制，双重壁垒阻碍了电商信贷规模进一步发展。传统的商业银行拥有充足的可放贷资金。不仅可以用股东投入资金、同业拆借资金出借，更可以利用海量存款放贷，单个商业银行仅零售存款余额就达十万多亿元。刚刚出炉的工商银行2013年度报告显示，客户存款余额为146208.25亿元，客户贷款及垫款余额比上年末增加11186.82亿元，增长12.7%。其中公司类贷款、个人贷款与票据贴现分别占71%、27.5%、1.5%，信贷规模很大，占总资产的51.2%。

(五)贷款的期限不同

鉴于贷款对象对资金“短、频、急”的需求，电商适宜提供短期贷款，期限可以是1个月、3个月、6个月和1年。目前，“淘宝小贷”对B2C平台客户的贷款期限有30日和6个月，而针对B2B平台企业客户提供的贷款期限为1年，可以随借随还，按日计算利率，非常灵活方便。传统商业银行信贷按照期限划分，可分为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从期限结构上看，中长期贷款所占比例高。以2013年为例，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长期贷款分别占65.35%、65.43%、54.7%和66.89%，其中中国银行内地人民币业务中长期贷款为35833.41亿元，占贷款总额的66.89%。往前追溯发现1年以上的中长期贷款均高于短期贷款。这是由于中长期资金主要投向在建续建项目，如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型产业等，这些产业对资金的需求较大，占用时间较长。(六)政策监管不同小额贷款监管遵循属地原则，由地方监管机构负责，但作为新生业态的电商信贷，植入了互联网元素，相应监管政策仍处于空白状态。其贷款审批、流程、风控、贷后跟踪是由电商的注册地政府监管，还是由目标客户所在地政府监管，还是由双方共同监管，如何管制等等目前均缺乏相关依据，很大程度上依靠自律。传统银行信贷在长期实践已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监管体系。传统银行信贷的监管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中国银行业协会。相关监管法律法规比较健全，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这些完善的法律体系保护了传统商业信贷中的贷款人和借款人的利益。

(七)风险控制不同

电商借助大数据平台进行风险控制，实现信贷工作全过程监控，有效规避和防范贷款风险。贷前依托客户在电商平台上的行为数据(认证信息、交易记录、信誉评价、实时运营状况)，辅以第三方认证数据对客户的信用水平和还款能力做出评估，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小逆向选择的风险。贷中通过电商平台实时监控客户的交易状况和现金流，来判断贷款是否发生偏离。贷后通过电商平台对企业经营状况动态监控，对可能影响正常履约的行为及时预警，避免贷款出现逾期甚至坏账的可能性。和传统银行相比，基于大数据的动态分析提高了效率并降低了风险。以阿里小贷为例，截至2014年2月，其不良贷款率低于1%。传统银行没有类似电商的大数据平台来获取实时、真实、完整、可控的数据，不能进行有效的风险控制。贷前依靠客户自己提供的标准化“三张”财务报表以及担保抵押证明等资料，结合外部数据来综合评估客户的信用及还款能力，资料的真实和完整性审批效率因人而异、因行而异，这种时间差在很大程度上会形成风险积聚。贷中很难对贷款对象的资金流向进行监控。贷后风险管理更是银行薄弱的环节，银行不能实时跟踪到企业最新的经营状况，对可能出现的风险难以及时预警和风险监控。

五、几点建议

(一)银行与电商要加强合作，优势互补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知传统银行资金充足、拥有优质的大客户、监管制度完善，但真实的交易数据缺乏、信贷成本高、对小微企业贷款的意愿较低。而电商能借助数据平台实时获取小微企业的交易数据，信贷成本低、客户粘性强，但信资金来源有限、现有金融监管体系未覆盖。如果两者充分发挥各自优势(银行具有资金优势，电商具有大数据优势)进行长效合作，那么在解决电商信贷资金来源问题的同时，也能够提高银行信贷效率、降低信贷成本、放宽信贷准入门槛，有效地防范和控制信贷风险。而两者形成的合力又将进一步促进实体经济的良性发展。

(二)将电商纳入现有监管体系

篇(3)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欧洲经济一体化取得的巨大进展，集中体现在欧洲单一市场的建立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建设进程上。由于银行业在欧盟金融市场以及整个经济中的关键地位，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在这两个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而目前国内外有关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进程的研究主要是定性分析，缺少经验检验。本文运用经济计量分析的协整检验方法，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实际进程进行经验检验。

一、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政策

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进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标志是1986年欧共体通过的《单一欧洲法案》的提出。在这份法案中，欧共体提出了在1992年12月31日之前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在这个市场内，实现产品、人员、服务和资本的完全流动。在《单一欧洲法案》框架下，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成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重点，而且随着德洛尔报告的和《欧洲联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实施，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又成为推动欧洲向经济货币联盟迈进的关键动力。

《单一欧洲法案》只是明确了欧共体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方向性目标，具体的政策表现为欧共体理事会的指导性意见”。

早在1977年，欧共体委员会就了《第一号银行指导意见》，其核心条款是允许外国银行在符合东道国法规的前提下设立分支机构。它事实上打开了成员国银行在共同体其他成员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大门，具有重大的普遍性意义。但是，由于各国的立法差异并没有得到消除，因此《第一号银行指导意见》并没有导致任何重大的跨国银行活动。真正标志着欧洲银行业和金融服务业走向单一市场的是1989年欧共体理事会的《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Directive89／646／EEC)，经过修订，1993年各成员国将其转化为本国的法律加以正式实施。这份立法涉及欧洲银行业金融服务和跨国活动的各个方面，具有十分广泛的内容，其核心是置于共同监管规则下的单一许可原则和母国控制原则。根据这两项原则，任何一个成员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只要在本国获得了营业许可，就可以在其他成员国开设分行，不用事先征得接纳国的许可，其业务也只受母国监管机构的监督，而不受东道国的监督和管制。单一许可原则和母国控制原则对银行业跨国经营的便利性不言而喻，银行不再需要为了申请在国外开立分支机构的资格而花费巨大的精力和时间，其经营活动也只由本国的监管机构监督，这样就避免了成员国之间由于监管规则不同造成的麻烦。另外，这两项原则也为欧盟各国提供了一个监管框架，这个框架有助于降低对欧盟各国之间进行协调的成本，并减少欧盟各国的监管负担，同时也限制了潜在的各国监管者的偏见。1986—1992年间，欧共体理事会还制定了8个附加的指导意见，分别对银行业监管、资本金要求、偿债能力标准、洗钱活动、信贷风险、年报的要求和银行并购重组各个方面做出具体的规定。

欧共体理事会的这些指导意见系统地阐述了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立法要求，然后各成员国将这些要求转化成本国的具体立法加以落实。因此，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不仅依赖于各项指导意见的有效性，而且也和各成员国的具体实施状况密切相关。芝摩曼(Zimmerman，1995)考察了所有单一市场指导意见在各成员国的实施状况，得出的结论是在1991年末至1994年4月间，已经被成员国采用的指导意见占全部指导意见的百分比已经从58％上升到89％。对于《第二号银行指导意见》，截至1994年4月，12个欧洲联盟的成员国中有11个已经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进行了国内立法，惟一的例外是西班牙。

总体而言，在欧共体一系列的指导意见之后，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法律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法律一体化比市场的实际一体化先行一步。

二、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经验检验

(一)假设和数据

首先，经验检验主要是针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同时也涉及货币市场，因为银行信贷市场利率是以货币市场利率作为基础的，银行信贷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关系很密切。

其次，检验的指标是利率，也就是以利率(金融市场上的价格)作为衡量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指标。根据利率平价理论，完全一体化的市场应该遵循单一价格原则，换言之，就是在完全一体化的金融市场上，所有相同金融资产都具有相同的价格。由此，利率可以作为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衡量标准。在实际情况中，由于风险的不同，文化对银行与客户关系的影响不同，货币政策条件不同，以及各国银行为解决信息不完全而采取的策略不同，一体化的银行信贷市场内利率并不一定都实现均等化。因此，我们对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检验不是以严格的价格均等化作为标准，而是使用协整的概念。协整分析认为，随着银行信贷市场日益一体化，区域内银行的定价行为将会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换言之，一体化地区内成员国的利率将表现出趋同的关系。而从具体分析的角度说，在一体化的金融市场内，利率(非稳定时间序列)在短期内可以分离变动，但是在长期，市场力量将迫使它们恢复到一个均衡的关系。

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名义利率而不是实际利率，这是出于下面几方面因素的考虑。第一，在金融市场上，名义利率能够比实际利率更好地反映国际套利过程。借款者用以进行比较、评判的是经过汇率预期调整的名义利率而不是实际利率，相应地，那些不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进行跨国业务活动的银行一般也只是对经过汇率预期调整的名义利率感兴趣。上述两者构成了国际套利过程的主要参与者，因此在国际套利过程中名义利率比实际利率更重要。第二，用实际利率进行衡量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问题。一方面，实际利率以各国的货币分别表示，其差异无法比较，同时，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对跨国实际利率进行比较，因此对于单个投资者或借款者来说，实际利率差异并不能够提供获利机会。另一方面，由于平均实际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购买力平价，而各国的购买力平价在长期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偏离，也就是说各国平均实际利率在长期是基本相等的。这样，使用实际利率进行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检验具有潜在的误导性——无论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是否发生，实际利率本身的差异就很小。因此，我们选择名义利率而不是实际利率作为欧盟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的检验指标。

我们的研究范围包括欧洲联盟的六个核心国：法国、德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和意大利。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占欧盟GDP总额的80％以上，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欧洲联盟的总体。同时，为了比较地区性和全球性的银行信贷市场一体化，我们把分析扩展到美国和日本。

我们将使用从1985年开始的月度利率对银行贷款利率和利差进行协整检验。对于银行贷款利率，选用各国的基准利率表示；为了计算利差，选用货币市场利率作为存款利率的近似表示。银行贷款利率和货币市场利率的数据都可以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版的《国际金融统计》(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中得到，两者都从1985年1月开始。利差有两种形式：一是由贷款利率减去货币市场利率得到的绝对利差；二是由贷款利率除以货币市场利率得到的相对利差。

(二)模型的分析框架

1．协整检验的一般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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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信贷初查环节，授信及担保企业提供的财务报表信息失真。

授信企业为了获得银行贷款，经常提供不真实或经粉饰的财务报表，更换或联合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财务报表造假。而信贷人员财务分析水平普遍较低，从经过加工的报表数据中分析出各项财务指标良好，较难发现存在的问题，使授信企业容易获得银行的信任，取得贷款。部分客户经理为了保证自身工作业绩，取得稳定长久的客户资源，对授信企业的造假行为采取忽视纵容的态度，甚至为其财务数据的修改出谋划策，以规避上级领导的检查和银行的信贷制度。经过简单计算，信贷员在客户五级分类工作底稿中认同该企业的营运状况，认为可以在以后期间对其放贷。但实际上我们发现，2012年度的销售利润率明显超过2013年度和同行业该指标，2012年度的利润总额远高于主营业务收入，但是资产规模等资产负债表上数据却与同行业相差不大。我们基本可以认定，该授信企业提供的报表是不真实的。授信企业与担保企业相互担保已成为银行贷款之间的公开秘密，授信企业为了取得贷款但又无人愿为他担保的情况下，通常是集团公司内部母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互为担保。在A银行，出现较多的是利益公司之间的担保，相关联的交易企业之间互为担保或是亲戚公司之间的担保。虽然他们互为独立的企业法人，但是他们在资金往来业务上通常密切关联，所提供的财务报表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惊人的相似。由于授信企业与担保企业的利益相一致，都是为了取得银行的贷款，因此，他们往往虚增资产和收入，担保的金额往往超过了他们的自有资金。故只要一方发生资金周转问题，会使整批贷款呆滞，A银行也会因此蒙受损失。

1.2信贷审查环节。

①现有财务分析指标存在固有局限性。A银行对授信企业的财务分析，主要是依据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及发展能力下的相关指标，进而为信贷业务提供决策依据。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对企业影响较大的企业基本面分析，如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行业现状及发展、企业分析却没有考虑进去，出现了财务分析指标重“量”而不重“质”。例如，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体现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通常情况下，绝大多数的流动资产没有清偿能力，难以变现，因此较高的流动比率并不意味着授信企业短期清偿能力强。而速动资产虽然将变现较慢的存货进行了扣除，但是应收账款能否收回以及坏账准备是否足额计提均在很大程度上对速动资产造成影响。所以，速动资产中如果存在诸多的不良应收款项，就很难将其短期偿债能力科学合理地判断出来。②信贷员进行财务分析时习惯套用模板，容易忽视深层次原因。A银行在财务分析时，通常直接套用模板，分析过程往往流于形式，分析报告过于“八股化”，忽视了授信企业的行业状况、监管环境和一些需要剔除的因素（如借款企业一些不真实的资产及负债），因而实际效果并不是很理想。这就造成信贷人员只看到数字的表面变化，而忽视了数字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该企业的存货2012年度为5947万元，2013年度为10399万元，存货的库存量增加了近一倍，2013年存货周转率由2012年的0.58增加到4.81；应收账款2012年度为876万元，2013年度为1330万元，应收账款周转率由4.24增长到38.32。应收账款或存货的增长速度过快，甚至超过销售收入的增长速度，从表层上看有两个可能，一是企业在虚增收入，二是企业的赊账政策在放松，这意味着授信企业发生坏账和资产恶化的可能性增大。然而经过深入调查，我们发现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是由于该企业改善了产品质量，使其主导产品需求旺盛，产销率迅速提高，深层次调查和表层分析的结果截然不同。

1.3贷后管理环节，对抵、质押贷款不重视，疏于贷后跟踪调查。

现如今，A银行主要采用质押的方式授信，除了仓单质押，很多质押物价值往往都是由房地产评估公司决定的。借款企业常常与评估公司联合，以增加评估费用的方式来换取更高的质押物价值。若不能将财务分析与抵、质押贷款相结合，势必形成大量的贷款坏账。在财务分析时疏于贷后跟踪调查，仅用贷后的当月报表数据与年初的财务报表数据对比是不能合理的分析出贷后的效果。贷后当月的财务指标与年初相差较大。由于所有的财务指标都是静态指标，容易受人操控，我们应该用贷后期间的数据与贷前的年平均数、不同的贷款期间的数据进行比较，对借款企业进行跟踪走访，确定本期贷款或预测此次放贷的效果。以上是笔者在工程实训时发现的A银行在信贷业务财务分析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为了降低授信风险，笔者提出以下解决对策。

2针对A银行在信贷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的解决对策

2.1提高信贷员的综合素质，遏制虚假报表的流通渠道。

A银行应加强人才流动制度，特别是横向流动，可从一些外贸、专业财务公司甚至是国外引进一些综合素质高，知识面宽的综合人才，改变信贷人员素质偏低的状况。打破不管业务好坏的“大锅饭”等不合理的分配现象，做到奖罚分明。可对贷后管理单独立项考核，不仅包含贷款运转效果，而且还应该考虑信贷人员的敬业精神和应变能力，以此激励先进，确保管理到位。对于造假企业，可以将其信用等级下调一到二级，甚至在必要时候取消授信和信用额度，使其造假结果与融资目的背道而驰。对于未认真履行其审计职能或参与造假的事务所，A银行可在系统内限制或者拒绝采纳它的审计结果，提高其造假成本。对于造假行为严重、性质恶劣并使信贷资金蒙受巨大损失的授信企业或会计事务所，可以积极主动的拿起法律武器，追究授信企业、事务所和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消除信贷资产安全隐患。对于利益公司相互担保行为，A银行应运用反担保措施来加以改善。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方式：一是要求授信人提供反担保人，有了反担保人后，银行可以在担保公司发生担保责任时，同时向授信人和反担保人追偿；二是要求借款人提供反担保物，担保公司发生担保责任后，可通过处置反担保物获得追偿。

2.2财务分析指标与授信企业基本面判断相结合。

随着市场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单一的财务指标很难让银行准确的掌握授信企业的财务状况，容易造成决策上的失误。A银行可以在此基础上，增加授信企业基本面的判断。授信企业基本面包括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行业现状及发展、企业分析三个方面。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行业发展状况、高级管理人员的经营管理能力与经营策略、企业组织结构等均会影响授信企业的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财务分析的结果只有结合授信企业的基本面才能得出恰当的评价。

2.3加强对授信企业现金流量、附注、报表勾稽关系分析。

在传统财务分析技术的基础上，首先要加强对授信企业的现金流量分析，将静态和动态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更真实地反映授信企业的造血功能，对银行的信贷决策起到积极作用。其次要关注授信企业的财务报表附注内容。财务报表附注是财务报表的补充，主要是对财务报表不能包括的内容或披露不详尽的内容做出进一步的解释说明。从附注中我们往往会发现授信企业利用特殊的经济业务或违背会计处理的线索，如阅读时，发现采取激进或不恰当的会计政策，多数表明授信企业经营出现困难。第三要分析报表之间的勾稽关系。如果授信企业企图粉饰报表，只能采取无中生有或拆西墙补东墙的办法，但报表之间的勾稽关系是不能被破坏的，在对授信企业信贷审查时，对某一会计科目的分析同时也涉及到同一报表或不同报表的其他科目分析。

2.4重视抵、质押物，完善贷后管理工作。

A银行首先应构建贷后检查体系，建立定期常规检查、专项检查和突发事件检查的“三查”制度，建立检查结果通报和分析例会制度。尤其是强化定期常规检查的执行，按照信贷对象、贷款方式、贷款额度的差异，确定不同的管理方式和要求。其次要和授信企业协商或要求授信企业选择较为知名、信誉度高的房产评估公司对其质押物进行评估，防止授信企业与评估公司联合，虚报质押物价值。最后在贷后管理中，应将借款企业的各类财务报表与抵、质押担保材料归档，经常性的对其分析研究。

3结语

篇(5)

一、中外银行信贷管理制度的主要差异

外资银行十分注重信贷风险的防范，在长期的商业化经营中，形成了一整套较为科学、规范的信贷管理体制和内部控制制度，对贷款原则、贷款程序、贷款审批、贷款风险分析，风险评定、风险控制体系等有规范而严格的要求，从而有效地控制了信贷风险。相比之下，国内银行的商业经营体制和信贷管理机制目前尚处在调整和逐步完善之中，诸多方面与外资银行有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组织结构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水平制衡，国内银行重视垂直管理。

外资银行在信贷组织上通常采用条块结合的矩阵型结构管理体系，信贷业务的组织除了有纵向的总行一分行的专业线管理之外，十分强调横向的部门之间的分工与制约，较好地实现了风险控制与资源配置效率的较佳结合。外资银行通常会设置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多个部门共同负责信贷业务的组织管理，如信贷政策制订部门、资产组合风险分析部门、业务管理部门、风险审查部门、不良贷款处理部门以及系统一体化管理部门等等。各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在业务上相互沟通、协作又相互监督。贷款审批是信贷风险的关键控制点，在这一环节，外资银行多采取由隶属于不同部门的授权人员共同审批的办法，三人或双人审批有效。如某外资银行广州分行，贷款审批由业务管理部门和风险管理部门共同负责，每一笔贷款的发放都必须由最少两名授权人员主管——独立思考后签字同意方为有效。分行长主要起协调管理作用，不直接参与贷款的审查与签批。审批流程呈横向运动特征。

国内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组织结构与专业银行时期相比，基本架构没有实质性的变动，仍是与行政体制高度耦合的“金字塔”型的垂直管理机构，表现为管理责任关系和信息的汇报渠道均为总行、一级分行、二级分行、支行、网点之间以及机构内部行长、科长、经办之间的分级管理。与外资银行比，纵向管理链条过长，而横向的分工与制衡关系强调得不够。近几年我国商业银行各级分行进行了内部结构调整，相继成立了资产保全部和风险审查部门负责处置不良贷款、评估贷款风险，改变了旧体制下信贷部“一统”信贷业务的局面，但信贷政策管理、信贷资产组合风险管理等职责仍然基本由审贷部门承担，部门的细分化程度不够。贷款审批实行逐级上报、层层审批制度，行长或主管信贷的副行长具有最终决策权。审批流程呈纵向运动特征。

(二)风险防范意识和控制手段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事前防范，国内银行重视事后化解。

外资银行十分注重信贷风险的早期防范，将防范风险作为整个信贷业务流程的核心，在各个业务环节采取了多种措施防范金融风险。主要有：1、通过确定目标市场、制定详细的风险资产接受标准来筛选客户。如某外资银行每年会根据信贷政策委员会确定的地区最高额度指标，确立市场目标及风险接受标准，只有符合目标市场条件的客户才能发放贷款。业务管理部门通过行业研究，列出可接纳客户的条件及细节，包括对公司规模、管理者经验、股东资本、杠杆比率等方面的指标限制，信贷人员以此为依据寻找符合条件的客户进入贷款程序。2、通过现代计量方法和借助各种专用软件对客户进行动态评估与分析，并将评级结果广泛运用于信贷管理的各环节。3、建立大客户专管制度。大客户的贷款由总部统一专管，总部每年对其总公司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给予一定的授信额度，分公司申请贷款时在总的授信额度内统筹考虑。4、通过动态评占资产组合，尽可能地选择多种彼此互不相关或者负相关的资产进行搭配，以便分散风险。5、通过不定期的风险测试，提前做好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在某外资银行，风险管理部门会定期对贷款组合进行风险测试，通过假设某些宏观(政治/经济)事件发生，测量信贷资产可能遭受的影响。根据测算结果，一些敏感性贷款在五级分类中将被归为“可疑”类，有关客户的信用等级也会相应下调。6、设立独立机构评估风险与绩效。如某外资银行，总部有独立的风险审核小组对各分行信贷组合和信贷管理程序进行一年一度或两年一度的审核。审核小组通过计算信贷组合的加权平均损失概率，确定信贷组合的风险级数，5级以上为合格。如果不合格，审核部门将及时给予改善建议，要求业务管理部门改进，并在6个月后复查，12—18个月后再次复查，直到确保风险隐患消除。

与外资银行相比，国内银行由于历史包袱较重，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存量风险的化解上，风险的早期防范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我国商业银行基本上没有开展市场细分工作，大多都是在审查借款企业的合规性，包括企业执照的合法性、是否年审、对外投资比例、有无违法经营行为等之后，就与企业建立信贷关系，对行业和企业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和个案分析，对如何科学搭配、合理运用信贷资产，将资产风险降到最低缺乏全盘考虑。这造成了近几年商业银行无论国有民营、无论规模大小盲目“抢大户”的情况，新增贷款大量涌入交通、电信、电力等垄断行业和上市公司，集中于少数贷款大户。贷款投向的高度集中，短期看虽然能增加银行盈利，降低不良贷款，但从长远看，贷款大户的系统性、行业性、政策性风险大，一旦发生贷款损失，对放贷行甚至整个银行业都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在风险控制的其他环节，国内银行虽然借鉴外资银行做法，建立了风险评级制度，但信用评级一般只能在新客户申请贷款时和每年年初进行，不能即时反映风险，评级系统的可操作性、指标体系的完整性和量化分析模型设置的科学性、全面性和代表性以及评级结果的普遍运用也与外资银行有一定差距。

(三)人员制约手段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人员激励，国内银行重视人员控制。

外资银行强调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业务开展和管理中给予了信贷管理人员充分的自。信贷管理人员通常享有较强的独立性，从总行到分行自成一体，各级分支机构的信贷管理人员由上一级甚至上两级信贷主管直接任命或指派，并对上一级信贷主管负责。在某外资银行，总部每年会对信贷人员进行专门培训，逐步提高信贷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水平，并根据其工作经验和能力，将其分为若干等级，授予相应信贷审批权限。信贷管理人员的“超然”地位既保证了他们有足够的独立思考空间，有效地避免了贷款的审批与发放过多受到行政干预，又充分调动了信贷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在外资银行，道德风险的防范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实现：一是实行科学评价，动态管理。如某外资银行，贷款审批权限实行一年一定，独立考核部门借助业绩评价系统对信贷管理人员的“表现”打分，上级信贷主管据此决定提高或降低该信贷管理人员的审批权限等级。审批权限的动态调整一方面给信贷管理人员造成了一定的压力，督促其自觉控制资产质量，另一方面便于管理层在短期内能够查明风险、采取对策。二是通过设计科学的激励机制，采用财务激励措施，如股票期权制度、内部持股制度，将股东价值最大化、信贷人员自身报酬最大化和人力资本增殖的目标有机结合起来，从源头上遏止信贷管理人员因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而偏离所有者目标的现象。三是通过设计相互制衡的组织体系，通过权力的分工和制衡实现人员间的时时制约和事先制约，有效制止内部人控制行为。

国内银行强调对员工加强控制。但国内银行内部制衡的组织体系尚未建立，各种财务激励措施尚未落实，贷款审批权也基本上是静态管理、多年难变，对人员的控制主要落实在贷款责任制上。各家银行建立了信贷资产质量第一责任人制度和不良贷款终身追缴制度，制定了详细的考核办法和严厉的处罚办法，期望在信息不对称、监督困难的情况下制约信贷人员的放贷行为，加大违规成本。一些要求和规定近乎苛刻，如一些银行规定新增贷款要实现“零不良”；一些银行规定如果确因员工的过错形成不良，则经办人员将立即被解除合同，有关负责人也要受到相应行政处分。但事实上，由于存在信息严重不对称和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的问题，再严格、细致的责任制度也无法防范道德风险，近年来信贷人员违规事件以及内外勾结诈骗银行资金案件仍然层出不穷便是明证。与不断加强的控制力度相对照，人员的激励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一方面，贷款审批权基本按行政职务层层下放，基层以及中层信贷管理人员自主决策的空间有限，积极性受到挫伤。另一方面，激励手段和措施仍然单调，基本还是传统计划体制下的老一套，主要的财务激励措施——按照绩效考核进行的奖励变成了固定奖金，实质上成为工资的一个组成部分，失去了应有的激励作用。

(四)财务管理制度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资产价值的真实性，国内银行缺乏提取准备的自主性。

对贷款的会计处理和计提呆帐准备金的实践是银行业管理和控制风险的基本要素。外资银行基于资产安全和经营稳健的考虑，十分注重按照审慎会计原则，在贷款的会计处理上充分估计可能发生的损失，真实反映贷款的实际价值。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在保持信贷资产账面数字不变时，在资产方设立对冲项目——呆账准备金用于备抵贷款资产项目的损失，使其按照实际价值得到反映，在负债方相应核减资本金。外资银行对呆账准备金什么时候提取、提取多少有充分的自，不受财务、税收部门限制，常常会在有计划地预提普通风险准备金的基础上，针对具体贷款风险提取专项呆账准备金，以便在实际风险损失发生时有能力自担风险。如某外资银行除计提1％一般准备外，贷款降为不良后，会根据贷款项目预期损失程度计提相应的专项坏账准备金。

国内银行对贷款的会计处理主要按照1993年财政部颁布的《金融保险企业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已设立了呆账准备金科目用于抵减资产价值。但呆账准备严格按照财政部确定的计提标准——年末贷款余额的1％提取，损失发生后由财政部门审批核销，存在呆账准备提取水平过低、提取方式单一、提取范围过窄和银行对准备金的提取和核销缺乏自主使用权的问题。与外资银行相比，我国的银行财务管理制度既不利于及时揭示银行贷款风险，也不利于促进管理人员自觉控制风险。首先，银行资产负债表某个时刻的资产存量，是按历史成本计算原则而制定的，不能及时根据贷款的实际形态作出调整，这就意味着银行资产没有按其实有价值进行核算和反映，存在相应数量的账面“虚拟资产”，贷款风险不能及时在财务报表中得到反映。其次，贷款损失与经营利润不挂钩。商业银行的贷款收益是按照权责发生制，在贷款发放时确认的，而贷款损失则要到损失实际发生后才予确认，甚至由于财政部门出于税收考虑，损失发生后仍不能或不予确认，其结果必然是高估利润，在客观上会造成基层经营单位的贷款扩张冲动和管理人员“重贷轻查”的倾向。最后，由于种种原因，贷款发生损失很难追究到个人责任，但湾收贷款时若熊收回贷款反而?艿玫浇崩庖苍谝欢ǔ潭壬献萑萘瞬涣即畹牟?/P>

(五)不良贷款处理策略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转化，国内银行重视清收。

外资银行在贷款发放后，客户经理会主动参与借款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帮助解决具体问题。贷款出现问题后，银行会成立专门小组，帮助借款企业渡过难关。如在某外资银行，贷款发放后，基于同客户建立长期信贷合作关系的理念，客户经理往往渗透到客户整个经营过程，利用银行网络优势，协助客户分析研究市场容量、市场份额、竞争对手等详细情况，并针对客户经营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详细的咨询指导意见。如果客户出现还款困难，也会尽量帮助其搞好经营，争取实现双赢目标。

国内银行普遍存在“重贷轻管”的问题，贷款发放后的后续管理没跟上，往往要等出现问题之后才被动研究对策。企业经营困难暴露后，往往急于抽出贷款，手段单一，主要靠处置抵押物或司法诉讼，容易雪上加霜，将企业置于死地。

二、外资银行信贷管理对我们的启示

综上分析，我国商业银行在信贷管理制度的科学性和成熟性上与外资银行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直接导致了中外资银行在竞争能力、经营效率和风险控制水平上的距离。因此，借鉴国外银行先进做法，改革现有信贷管理制度势在必行。

(一)借鉴外资银行日趋成熟的信贷管理经验，按照权力制衡的基本原则，建立健全信贷组织管理体制。

遵循信贷组织机构设置的三大原则，在现有信贷制度的基础上强化信贷部门内部横向制约机制的作用。一是遵循相互牵制原则，即信贷组织各部门、各岗位、各权力之间形成一种约束制衡机制；二是遵循程序定位原则，各部门各岗位、各人员要有明确的分工和授权批准，相互之间必须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不能超越职权；三是遵循系统协调原则，各部门要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动作，理顺关系、增强实力、杜绝内耗。即规模较大的分行可在现有审贷部门、风险审查部门和资产保全部门的基础上，加设信贷资产组合管理部门，专门负责对全行信贷资产组合、资产多元化、整体信贷资产回收特点进行分析，对全行潜在集中风险进行评估，并向银行董事会、高级管理层、银行监管机构、投资者提供报告，根据既定的整体资产优化策略对各业务部门、区域经营管理的信贷资产状况进行监察。还可设置信贷政策管理部门，专门负责制订地区性信贷政策、草拟信贷文件，与信贷监管机构进行沟通等。同时，应将风险审查部门与信贷业务部门在行政上的管理主线区别开来，以改变当前由于偏重业务扩张而忽视风险控制部门意见，导致风险审查部门事实上无法从组织上来制衡业务部门的弊端。

(二)树立以人为本、激励与约束并重的信贷经营管理思想，从人与制度上筑起防范信贷风险的双重闸门。

信贷管理的核心是对人的激励和控制，目前我国银行的信贷管理制度强调通过制度加强控制，对人的激励显得不足。过份以责任制来制约信贷管理人员，并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如责任人为了避免出现贷款损失从而避免处罚，往往对有问题贷款在到期前进行不应有的展期或给予新贷款以收回旧贷款的本息，反而隐藏了风险；为了将个人责任变为集体责任，往往将所有贷款，无论金额大小都推给审贷委员会研究决定，降低了工作效率。现时的问题应是强化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信贷管理人员的主观能动陆。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第一，打破目前信贷审批权限按行政职务大小层层下放的旧框框，实行审批放贷和行政完全脱钩。可按实际能力和以往业绩给予信贷管理人员相应审批权限，并每年进行一次审定，视情况决定提升或降级，创造既有压力又有动力的工作环境。第二，把实际工作中过多的负激励转为正激励。加强正面引导和管理的同时，充分尊重和发挥员工的能动性，满足他们受到社会尊重的心理需要。第三，改革现行工资分配制度。坚持市场化的报酬原则，调大绩效工资比重，破除行政级别的工资制度，全面推行客户经理等级薪酬制度。

(三)客观评价银行信贷风险，改变信贷营销观念，正确处理好风险管理与提高效率的关系。

我国银行业在信贷管理中往往陷入两个极端：一是灵活性过强。对上市公司、垄断性企业等客户群体，在信贷管理中放松条件，不顾企业负债总规模和偿债能力，为企业多头开户、盲目授信，甚至于违反国家账户管理、现金管理等有关制度，依赖垒大户带来的短期效益。二是过于教条。在商业银行贷款企业结构中，中小企业仍然绝对主体，但在信贷管理中，过份强调形式上的风险防范，一味要求提供抵押担保手续，不能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品种，消极逃避承担适当信贷风险的责任。灵活性过强实际上是没有原则性，过于教条则制约正常发展。银行本质上就是经营风险的特殊企业，不可能消除信贷风险，只能通过制度的完善适度规避信贷风险，对风险的过度约束必然制约商业银行的正常发展。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在重新树立正确的信贷风险观念，在防范信贷风险的前提下，加大创新力度，提高经营效益水平。

篇(6)

1.对信贷风险管理的认识不足

对信贷风险管理在认识上还有偏差，思想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重视信贷业务的开展，而忽视对信贷风险的管理；只强调追求短期效益，而忽视对长期效益的考虑；只对信贷发生环节加强管理，而忽视对信贷行为发生前后的管理。出现贷前调查不够细致，贷时审查不够严密，贷后监管不到位。

2.缺乏行之有效的信贷风险控制系统

一方面，缺乏信贷客户的相关评价和考察制度，导致客户信用评价方法不够合理，信贷档案资料漏缺，更谈不上信用跟踪和资料更新。因此，银行在信贷方向选择上出现差错，产生信贷风险。另一方面，信贷风险的相关内控制度滞后，具体表现为信贷流程运行低效、操作随意性强、程序缺失等方面，部门之间原本设置的制衡机制作用较小。

3.缺乏完备的信贷风险预警系统

银行工作人员缺失预警职责的培训，基础管理工作薄弱，对贷后资金的监管不力，造成发放无真实贸易背景贷款。

4.风险管理队伍素质有待提高，管理技术落后

随着现代金融管理的发展，对风险管理人员专业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目前，我国信贷风险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偏低，管理技术水平落后，对客户的信用评级结果不够准确。

二、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成因

1.商业银行自身原因

商业银行信贷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改革进程不够完善，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责、权、利问题。虽然各商业银行围绕建立现代银行制度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没有从根本上触及产权制度，造成银行自身管理监督体系不科学，贷款“三查”制度执行不力，违规账外经营严重，潜在风险增大，不良贷款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2.借款企业或个人原因

借款企业的经营状况好坏是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形成的另一原因。企业能否按照合同按时足额的归还贷款本息，一方面受国家政策、市场等因素影响；另一方面与企业改革成果有很大关系，直接影响信贷资产的质量。其次还与借款人的抵押物难以变现，蓄意诈骗贷款和多头贷款或透支等有关。

3.外部环境原因和审计不到位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轨时期，社会信用环境缺失，与信贷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或出台的法律与借贷风险管理不相适应，缺乏可操作性。同时对失信企业的惩罚力度不够，一旦还不上贷款，申请破产注销后更名再注册，原有银行借贷一笔勾销，给国家造成大量的资金风险。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审计机构，在实际工作中，体现不了自身作用，导致对有些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报告发表的审计意见无参考性。

三、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防控措施

1.做好信贷市场调研，培育信誉度高的信贷客户群

银行要夯实信贷市场调研工作，将目标客户和存量客户有机结合，精心培育优质信贷客户群。重点做好对绩优上市公司、行业垄断客户、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和基础设施项目的服务，走质量效益之路，确保增量贷款的合理配置，从而为信贷经营增长方式的转变打好基础。

2.加强对信贷方有效评估，规避借贷决策失误风险

银行需加强对信贷方进行有效评估，尤其是对集团客户，必须构建风险预警体系，开发风险预警模型，建立集团风险数据库，通过关键指标提前预警风险，要真实反映信贷方的还款能力和风险程度，对信贷方的注册资本到位情况，组织结构、管理体制，融资能力、融资需求和借款用途及风险进行全面的尽职分析，主动设计与信贷方需求相适应的信贷产品，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规避信贷决策失误导致的风险。

3.加快金融改革步伐，构建全面信贷风险管理体制

加快金融机构改革步伐，进一步完善信贷管理体制，加强银行内部管理，坚持稳健的经营方针，确保银行信贷资产质量的稳步提高。在业务发展的整个过程，风险管理贯穿其每个环节。还要优化我国商业银行的外部经营环境，科学制定贷款授权授信制度，以尽快完善贷款风险补偿机制。

4.加强信贷制度控制，完善贷审分离制度

首先，商业银行信贷制度控制要紧随国家经济金融政策及国家产业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加强行业及信贷投放的跟踪分析，实时监控行业授信的总量控制。健全对贷款调查、审核、审批人员的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和信贷业务运营机制，进一步完善贷审分离制度，真正实现部门之间、人员之间的相互制约。其次，规范贷款操作流程，制定应对危机的策略，加强风险监测。再次，加大对产能过剩行业已授信客户的贷后管理，制订应对风险防控的方案，规避过剩产能调整带来的风险隐患。最后，加强对产能过剩行业集团客户、关联客户授信管理和监控，防止集中性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各商业银行还应聘请审计机构进行审计、使其能公平、公正、独立开展各项业务。

5.树立信贷风险管理文化，培育全员的风险防控氛围

信贷风险管理文化是商业银行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需要对全体银行职员进行信贷风险文化方面的教育，形成全员风险防控氛围，把风险管理工作落到实处、细处，逐步解决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过高问题。

四、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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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学者的研究结论来看，金融发展或金融深化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不一致，例如张杰等（2011）以中国国家统计局的1999—2007年间工业企业统计数据为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银行信贷变量对于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是不稳定的，并且呈现负向关系；而刘小玄和吴延兵（2009）利用DEA-M指数方法测度了2000—2004年抽样调查的1022家企业生产效率，在市场需求高速增长条件下，实证检验外部融资支持和企业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样本期内银行信贷与生产率增长显著正相关。这些文章对于厘清金融因素和企业成长的内在联系具有重大意义，也从一个侧面探索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微观渠道。但这些研究都是直接考察了金融发展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主要分析金融发展缓解融资约束的功能，却忽视了金融发展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机制与渠道。既然金融发展和信贷获得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那么所有获得外部融资的企业应该都有较好的长期绩效或较高的生产效率，但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而且相关研究得到的结论也并不一致，因此，现有金融因素对于企业长期绩效影响的研究没能就结论差异和可能原因给出合理的解释。在金融因素对于企业成长的微观作用机制方面，国内外多数文献都集中于直接检验金融发展或金融深化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Brown等，2011；KimandWeisbach，2008；解维敏和方红星，2011；张杰等，2013），以欧美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为对象的研究基本上认同金融发展和外部融资对于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研发活动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考虑到转型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背景之后，所得到的研究结论则并不完全相同，而且不同外部融资来源和异质性创新活动之间的对应关系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此外，从这一领域的已有文献也可以发现，对于企业技术创新变量的选择仍存在着争议。如果将专利及新产品开况作为创新活动的产出衡量标准研究企业的创新能力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然而，创新活动可能还会体现在某些生产小工艺或者技术的改进上，这些都无法反映在专利、新产品数或新产品销售值中；另外，通过专利或新产品等指标，我们得到的将仅仅是企业研发活动的效率，而研发成果是否能够顺利投入生产经营并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却无从得知（周亚虹等，2012）。既然金融发展、企业外部融资以及所引起的研发创新活动其目的都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绩效和生产效率，那么，我们必然要追问，外部融资与技术研发活动的结合究竟是否带来了企业绩效的提升呢？进一步地，外部融资或金融发展与什么性质的创新活动相结合才会产生发酵效应从而促进企业的成长呢？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的目的即是从微观企业层面来回答外部融资、技术研发及其交互作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二、样本数据和计量方法

(一)样本数据本文所使用的主要数据来源于2005年世界银行联合中国企业调查组织对中国商业投资环境和企业表现的调查数据（BusinessEnviron⁃mentandEnterprisePerformanceSurvey，BEEPS）。2005年的营商环境调查则包括了120个城市的12400家工业企业。该调查数据集合包含了大量的中小企业，同时排除了银行业、电力、铁路运输等具有垄断性质的企业；此外，在调查问卷的设计中，调查问卷的问题不仅要求企业报告了技术研发创新活动和研发投入资金，调查数据还包括了企业的财务绩效、企业员工总人数的自然对数表示的企业规模（Size）、企业存在年龄（Age）、企业本科以上企业员工的比例表示的教育程度变量（Edu）等。因此利用这一数据进行研究，能够更为全面和细致地反映企业的创新活动，这也有助于我们针对具体创新活动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展开深入考察。

(二)关键变量的测算本文不仅采用了较为常见的企业财务绩效指标，（ROA，以营业利润和总资产比例衡量）还采用了劳动生产率（LaborProductivity，以企业人均产出的自然对数衡量）和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这两个指标。与ROA等容易受操纵的财务指标相比，生产效率是公司可否持续发展的更重要、更客观的评价指标（Schoar，2002；李捷瑜和江舒韵，2009；周方召等，2013）。因此，借鉴GorodnichenkoandSchnitzer（2011）的方法，我们测算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三)计量模型本文首先以2005年世界银行中国营商环境调查数据为初始研究样本，我们着重关注外部融资约束、技术创新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根据前面的理论研究内容和研究假设，利用以下的计量模型进行初步的OLS回归估计。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主要是衡量企业生产效率和企业绩效的三个指标，即衡量企业成长能力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企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LaborProductivity）和企业财务绩效指标（ROA）。在解释变量中，我们主要关心金融因素和企业技术创新这两方面。2005年的BEEPS中国企业调查数据提供了相应的企业自我报告的信息，即要求企业回答如下的问题：“贵公司是否获得了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外部融资获得的难以程度对公司运营和成长的影响”？、“外部融资的利率成本对公司运营和成长的影响程度？”等问题，通过对以上问题设计虚拟变量可以用于计量回归模型。同时，调查数据还收集了企业近三年来有关技术创新研发投入的信息，包括了技术研发决策和技术研发投入费用，也有助于我们的研究变量设计。

三、实证检验

我们首先进行了OLS计量检验，在表1的PanelA、PanelB和PanelC中分别报告了外部融资约束程度（AccessofFinance和Finan⁃cialCost）、是否获得银行信贷（BankLoan）、企业技术创新研发决策（R&D1）和技术研发强度（R&D2）对于各个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从表2的OLS估计结果来看，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程度越高，则其绩效越低，外部融资约束变量（AccessofFinance和FinancialCost）对于企业成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企业的技术创新变量（R&D1和R&D2）则对于企业绩效和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一结果也与已有国内研究文献（周业安，1999；CullandXu，2005；李科和徐龙炳，2011；张杰等，2012）的结论相一致，再次表明了外部融资约束是影响企业绩效和企业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较为严重的外部融资约束和金融抑制会阻碍企业绩效的提升和长期成长。此外，在OLS估计中，企业是否获得银行信贷变量（BankLoan）对于企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和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虽然为正，但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我们在以上的回归模型中分别引入金融因素和技术创新研发的交互项，为了节省篇幅，我们仅利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被解释变量，其中，Interection1代表获得银行信贷（BankLoan）和研发投入决策（R&D1）的交互项，Interection2、Interection3分别代表了外部融资约束（AccessofFinance、FinancialCost）和研发投入决策（R&D1）的交互项；Interection4、Interection5分别代表银行信贷（BankLoan）、外部融资约束（AccessofFinance）和研发投入强度（R&D2）的交互项。企业规模（Size）是企业2004年雇佣员工总人数的对数值，企业年龄（Old）是企业自创立开始到2005年的持续年数。企业的技术创新研发决策和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在各个模型中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均表现出较为稳定的正向影响，而外部融资约束和技术创新的交互项变量分别在5%水平上（Inter⁃ection2）和1%水平上（Interection3）显著为负，这说明由于外部融资约束程度加大会通过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决策和研发投入水平而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此外，银行信贷变量和企业研发投入的交互项（Interection4）则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体现了金融发展和金融支持通过企业技术创新对企业成长起到正面影响，而企业技术研发投入强度越大则能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绩效带来的负面作用（Interec⁃tion5在10%水平上显著）。以上结论验证了金融因素需要和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相结合才能够发挥提高企业业绩和促进企业成长的作用。企业规模（Size）和企业年龄（Old）两个变量对于企业成长（tfp）的影响均是显著为负的，这和Du等（2010）利用2002年的BEEPS调查数据实证检验的结论相一致；而本文得到的企业年龄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结果和蔡地等（2012）以2005年BEEPS数据为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一致，这说明企业年龄越大、持续时期越长就更安于现状而不愿意采取技术创新活动，相应地生产效率也自然会较低。

四、主要结论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