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文化论文篇(1)

我国和合文化博大精深，是传承几千年的一个精华。在先秦时期的时候，“和合”文化就已经出现了，后来慢慢的被三大家，也就是儒家、道家和佛家所运用。儒家作为中国传统和合管理的集大成者，将“以人文本”与“和为贵”的思想提了出来。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和演变，“和”也开始了慢慢的改变，渐渐的具备了中国式管理的意义“，和”其实就是和谐、和睦；而“合”则是合作、结合。所以出现了“和气生财”、“合作双赢”的一个管理理念。“和合”文化不仅是华夏文化的一个精华，且其在我国历史的进程中也占据了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当代的学者和管理者对其可谓是十分重视的。银行企业在中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银行企业文化，能够对员工的能力进行感召和凝聚。而银行企业想要又好又快的发展，就需要银行企业文化来进行推动，且它能使银行企业持久长久的发展下去，在一定程度上对银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能够进行提升。想要对银行企业的发展进行进一步的推动，让其成为世界级的顶尖银行企业，就必须对银行企业文化的力量进行借鉴。所以，专家学者们和银行企业管理者对银行企业文化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关注。

二、当前银行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问题

（一）体系化不够，文化思想并未明确由于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给金融行业带来了一个崭新的面貌，而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银行则可以更好的进行发展，可与此同时，银行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所以，在市场的竞争中对企业“硬实力”银行投入的关注较多，相对的企业“软实力”的文化建设则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现今有些银行的企业文化在科学的深度提炼和梳理上较为缺乏，没有一个合理的方案来规划企业的文化，企业的员工也没有深入的掌握企业文化。且有相当一部分的银行没有一个确切的规划，也不具备使命感，在核心价值观上也不够明确，相关的价值理念导向更是没有明晰。想要让企业文化体系得到形成，即便是一个较大的银行企业也是十分困难的。想要让企业的吸引力得到提升，必须要有一个完善的文化体系来对银行的各项经营管理活动进行引导。

（二）文化传播规划粗疏，未善用媒体资源进行有效文化通过对银行的网站进行观察能够看出，在企业的网页中，有相当一部分的银行没有将自身的企业文化作为一个板块内容加以宣传，而即便有的银行有了这一模块，可是也没有对其进行二级栏目链接，而这无疑说明了企业的网络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三）银行形象品牌核心价值不突显，企业文化对银行从业人员的导向力不足在银行企业中，银行企业文化引导着银行形象的品牌，而相反的，体现银行企业文化的则是企业自身的品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企业文化的建设尚未完善，也没有充分的去体现企业的核心价值，在文化价值理念的思想上也不够明晰，因此品牌价值就没有得到有效的规划，在提炼的过程中也不够突出，而这些情况主要集中在银行的品牌宣传口号上。尤其是部分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社，它们的客户基本上都是乡镇企业、农民以及外来务工人员等，因此在品牌宣传的口号上相对来说需要通俗易懂一些，可是其反而较为繁琐，而这对于乡镇客户来说，在理解上就较为困难。此外，另一些银行在品牌的宣传口号上不能直指核心，达到让消费者印象深刻的地步。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能够看其在品牌核心价值上仍不够明确。

三、和合文化思想内涵对于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导向作用

（一）树立“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实行人性化管理在和合管理中，“以人为本”的思想是和合文化的一个核心。古话说的好“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句话的本质其实就是阐述以人为本的思想。而对于现代银行企业的管理层来说，必须要深刻的去理解“以人为本”，并去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建设企业文化的过程中，以员工为核心，对于不同员工的不同需求需要进行满足，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员工具备感召力和凝聚力，将员工的工作热情激发出来，从而更好的去实现银行企业的目标。

（二）坚持“以义取利”的道义精神，承担社会责任“义”和“利”在传统和合文化里有着不同的诠释，“义”是指合乎个人道德的一个行为标准，而“利”则是一己私利。其不管是个人还是银行企业，都需要明确义和利的关系。一个银行企业想要获得客户的信任和市场的拓展，首先就需要具备一个良好的口碑和形象，能够使得自身企业的凝聚力得到提升，还能够增强企业的吸引力。所以，在对银行企业形象进行树立的过程中，管理者一定要将“利”和“义”的关系处理好，不能因为银行企业自身的利润而做出不合乎道德的行为。近代有名的“徽商”和“晋商”，它们所奉行的一个标准就是以义生利，而正因为他们所奉行的这一文化精神，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随着历史的演变，这种文化精神逐渐演变成了“和气生财”、“合作双赢”的管理理念。因此这一文化精神在银行企业和银行企业之间也能够进行运用。不仅如此，这种文化理念不仅得到了同行业之间的响应，还获得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银行企业之间相互合作，可以让其机会和交易的成本得到降低，从而让自身企业盈利的空间得到进一步的拓展，以达到合作双赢的局面。

（三）坚持和而不同的创新精神，引领银行企业与时俱进《论语•子路》中有着这样一句话:“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谓“和而不同“，是指在人于人的交往过程中君子可以和他人之间维持和谐友好的关系，但在对待一些问题上不需要和他人保持一样的看法。而正是因为每个人对待问题时都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从而使得新的思维和理论在不同思维或者理论的融突中得到形成。在银行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员工需要跟随企业发展的脚步，因此在对银行企业文化的建设进行引导时，必须要牢牢的把握住创新环节，对各个员工的意见进行广泛的采纳，鼓励员工在思想观念和技术等方面上进行创新，以营造出一个良好的创新氛围，只有这样才能够让银行企业跟上时代的步伐。此外，银行企业管理者们，在市场经济向合作型进行演变的过程中，需要将传统和合文化理念的导向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对照自身银行企业的一个实际情况，建设一个健康、良好的银行企业文化。

四、总结

和合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群众文化；和谐社会；融合发展；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9-00-01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表明，人类不仅需要物质生活，也需要文化生活，没有物质生活，人类就无法生存，而没有文化生活，人类就会一直处在蛮荒甚至野蛮的状态，所谓的物质文明也就不复存在了。尤其是在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社会发展一日千里的今天，文化及其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文明进程。因此，可以说，文化是与人的生存关系相联系的一种社会现象，它存在于物质生产的动态过程中。马克思说过：“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一方面给群众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方面使得人们对于文化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从而在文化生活上有了更多形式和不同层次的多样选择。在这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新时期群众文化文化娱乐、传授知识、思想教育等多项功能随即凸现出来。群众文化“用艺术的方式培养艺术的大众”的使命也会在促进人的素质提高乃至和谐社会的建设中显现出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从本质上讲，群众文化就是人民大众的文化，群众文化的根本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就群众文化自身而言，它是用文化艺术的形式作为社会生活的镜子，帮助人们去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用美的内涵作为满足人民大众需要的精神食粮而使人们得到艺术的享受。因此，可以说，群众文化肩负着提高整个社会审美意识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的职能。群众文化功能的发挥程度越高，大众的整体素质就提的越高，群众文化自身的价值也就越高。这是一个客观的、辩证的发展过程，离开了人民大众，群众文化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和意义。以此而论，群众文化建设必须在遵循其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促进彼此的融合与发展。

一、群众文化与人民大众的关系

鲁迅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我们知道，人类首先用自己的劳动创造了实用价值，然后创造了美。而在创造美的过程中使自己的的审美能力得到不断的提高，且凭借着这种不断提高的审美能力又不断地创造出更行更美的事物。可以说群众文化来自于群众，也离不开群众。群众文化的任务就是从人民大众中汲取艺术的营养和素材，并加以提炼和升华，再投入到人民大众中去，使之在得到更高层次的艺术享受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推进、协调发展的过程。一方面，群众文化工作通过开展各种文化艺术活动来满足人民大众娱乐身心、寄托理想、增长知识、规范伦理及提高道德水平的需求，培养人们的审美情趣，提高人们的文化艺术素质，进而形成一种健康文雅、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人民大众劳动创造也会不断地充实、完善群众文化的内涵，使之能够在更加符合新时代人民大众审美要求的前提下快速发展。

二、群众文化与民间艺术的关系

群众文化离不开大众，也同样离不开民间艺术。民间艺术是一种文化遗存，是劳动者智慧的结晶。它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地域性、多样性、独立性和不可再生性等几个方面。它几乎涵盖了群众文化的各个层面。它的表现形式有民间音乐、曲艺、舞蹈、绘画、剪纸、刺绣、雕塑及手工工艺的多个类型。民间艺术除了在艺术领域充当着母体艺术的角色，在地域文化发展中也有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在群众文化过去和未来的发展中都将占有不可替代的一席之地。这些带着历史印记的、土生土长的原生态艺术形式就是群众文化功能的添加剂，进而使群众文化具有了多彩的形象。重视和承传民间艺术不仅是社会审美多样化的实际需求，而且也反映出人民大众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具体表现。将民间艺术融汇到群众文化的建设之中亦是社会和谐与进步的必然要求。

三、群众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群众文化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具有“治心之具”的功能，它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同时对社会政治和经济产生影响。健康有益的群众文化生活会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伦理观念、行为举止等诸多方面发生精神教化的作用，这在新时期和谐社会建设中显得尤为重要。人民大众能够享受到丰富多彩、振奋精神的文化生活，也是社会高度文明、高度和谐的一个重要标志。而群众文化自发性、分散性和随机性的特点要求我们在群众文化与和谐社会的融合发展中，必须给与群众文化娱乐活动以强有力的引导，要根据时代和社会进步的要求，群众的文化审美需求，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依据当地的文化传统、审美习惯等，研究和探索群众文化发展的途径和方法。开展群众喜闻乐见、切实需要的文化艺术活动，逐步把群众文化活动推向更加文明、更加健康、更高更深的新阶段，与社会经济同步发展，共同繁荣。

参考文献：

[1]朱萍，孙连红.城市群众文化的发展趋向[J]. 理论观察. 2007（06）

[2]许大文，杨秀礼.谫论群众文化品牌的建设[J]. 资治文摘（管理版）. 2009（04）

[3]林小棉.关于发展茂名群众文化的几点思考[J]. 南方论刊. 2009（12）

[4]王晓云.群众文化 重在人人参与共享[J]. 才智. 2010（13）

[5]胡守勇.建国六十年群众文化研究综述[J].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0（05）

[6]江林娜.浅议新形势下群众文化的创新[J]. 景德镇高专学报. 2010（04）

[7]石慧.新时期群众文化的功能与建设分析[J]. 科教文汇（下旬刊）. 2011（05）

[8]刘晓霞.浅论群众文化管理工作的发展与创新[J]. 科教文汇（下旬刊）. 2012（07）

和合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和合翻译；和合相生；对外文化传译；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G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3 ― 0109 ― 02

一、引言

和合学说源自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人―地―天”自然有序的和生之道强调一种整体性思维。和合学说之于翻译研究，为解决翻译理论研究的纷争提供了新的视角。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塑造了我们民族的整体意识；“和合”翻译思想从整体考量翻译各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国古代哲学家普遍认为新事物、新生命的化生，都是多种差异元素、要素相互冲突、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规定而生生。因此，中国文化精髓只有通过“和合”之径，才能赋予原作新的生命力，与异域文化语言体系中的“异质”元素由“冲突”而“融合”，两种文化共生共存，实现和谐、多元、创生的世界文化体系。

潘文国教授在《中国译论与中国话语》一文中指出：理论构成体系，体系组成于术语，而术语、体系、理论总结起来即称为“话语”，而一套话语被别人认可，即成为理论。〔1〕 而话语权就是说话的权利，是否有这个权利取决于话语的信服度，认可度。中国国力的增强，经济地位的提高，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取话语权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也是对外宣传中国优秀文化思想的有力时机，因此，中国译者应该把握时机，为国家良好形象的树立，争取更大的话语权而努力。

二、和合翻译理论的中西方哲学渊源

中国传统哲学以“天人合一”和“中庸”思想为其精髓，贯穿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各个时期及领域，已然成为华夏大地主流思想并影响其文化价值观念，人文精神及伦理道德的形成。西方和合翻译思想源自古希腊自然科学与理性哲学，其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继承发扬古希腊智者们的“和谐观”，提出了中道理论，认为“中道”就是“适度”、“执中”的意思。亚里士多德把中道作为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正是由于中西方共存“和合”文化底蕴，以翻译为途径之一的文化交流才得以互通有无，彼此促进。

（一）和合翻译理论在中国

和合翻译思想肇始于郑海凌先生《翻译标准新说：和谐说》一文，发表于1999年。郑先生认为“翻译的艺术贵在和谐”。而“和谐说”的哲学基础则源自中国古代文化思想里的“中和”观念。〔3〕 对于中国人，“和合”、“中和”之美是最高的美。中国古代先贤均要求达到这个“最高美”的境界。儒家“中庸”之道讲究“中和”，“允执其中”，“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刘宓庆先生解释为“功源于两端之和合，用系于两级之中和。”此为“天人合一”的自为状态；老子的“大一中和”的政治观“天下浑心”，“天下人心浑然一体，恰恰融和”均表现出了“和合”观念的深厚文化底蕴。〔4〕 刘宓庆先生在其著作中把“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列为中国翻译传统之一。此处，“道”即翻译，“极轨”意指最高准则，完美境界。“所谓圆满调和也就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和合之境。”（同〔4〕）在中国翻译史上直译意译的“折中调和”始于鸠摩罗什，“文约而诣，旨婉而彰”。 （同〔4〕）而就其翻译思想而言，梁启超对玄奘的翻译评价“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至此，我国传统的调和和合翻译思想初步形成。后世的翻译理论，从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以神为用，以形为体”到钱钟书的“化境”论等，均是强调译文与原文的和合均衡，并没有偏离允执其中，圆满调和的主导思想，而且强调“质”中见“效”，人文调和的译论传统。

（二）和合翻译理论的在西方

自古以来，“和谐”一直是西方各学科，尤其是哲学、美学等学科的高频词汇。语言和谐和艺术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毕达哥拉斯学派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提出“美就是和谐”的命题。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提出“对立产生和谐”的观点与中国古代强调的“和而不同”、“同则不继”的思想是一致的。从语言的角度论和谐，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指出语言表达既不能流于平凡，也不能提得太高，而应求其适合。德国著名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认为“语言内在和谐一致”的结构与人们各种细腻的感觉色彩、与语言的名（名称）和实（事物）等都有一定的联系，语言具有“令人赞叹不已的美。”西方现代语言学者格莱斯提出的“合作原则”要求交际双方在语用中必须遵守的原则，而“合作”才是实现语言和谐的必由之路。范淑伦的语言“适应理论”认为语言的适应性是协同性和变异性的统一，要考虑适应的对象、层次、阶段、程度、功能等要素。交际双方相互适应诸上要素，语言才能和谐。这些语言“和谐论”的为翻译和合论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基础。〔5〕

三、和合翻译理论指导下的文化传译

从和合翻译理论的提出迄今，国内几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扩展，补充。郑海凌教授把翻译过程的“和谐”具体描述为：译者与原文之间，译者与译文之间，译文与原文之间，译文内部关系之间以及译文与读者之间均以“不隔”为和谐。此理论实为翻译的最高境界。张从益指出了和合系统与翻译系统的类似性与同构性，其中，“翻译适用选择论”，“自我复制”和“自我指涉”等概念证明了翻译中“话语权”的重要性，对于译文而言，就是冲突与融合后的和合体。在此基础之上，莫运国教授总结了翻译和合说的四点基本特征：恒量性与动态性，模糊性与开放性，层级性与传承性，超越性与创造性，科学系统地阐释了和合翻译理论的性质并指导翻译实践。吴志杰教授通过深入研究，开发了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理论资源，对翻译的本体观，伦理观，审美观等问题作出理论阐释，从“意”、“诚”、“心”、“神”、“适”五个核心范畴尝试建立“和合翻译学”的话语体系。这些思想的提出为中国译论的发展开辟新径，对我国文化对外翻译实践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一）文化传译译文处理中的和合意识

罗松纳・沃伦把翻译看成是一种认知模式以及生存模式，对此他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两种语言的转换就像自然界动植物的迁移，“必须像个人或民族的‘适用’和成长那样 ，只有适应新环境而有所改变才能生存下来。”〔6〕（转引自张从益（Warren 1989： 6）同理，中国文化对外传译中的文明要素要想根植于西方大地，必然要遵循“自然选择”与“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在和合生态系统与翻译体系的对比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和“适中尚和”的核心理念被置于一定的理论高度。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翻译在文化交流中所体现的不平等现象。目前，中国文化由于经济政治及历史原因，仍然相对弱势，在向西方一些强势文化输入过程中，一方面，为了消除历史上文学译作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要树立中国的正面、全面、积极的形象。对于外译的文学典籍一定要选择与“时代”背景和合，与异域文化中所缺的内容“和合”。

（二）文化传译中译者因素和合意识

在中文典籍英译的历史上，译届有过这样一种争论，那就是译者到底是以英语为母语的翻译者还是本族语翻译者更能胜任“译出”的任务。结论不严自明，由于汉语语言系统自身的困难，与印欧语系相差悬殊，再精通汉语的西方翻译家也很难不出现理解表达的错误，而且对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包括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的领悟理解都有一定的困难，就算谙熟中国文化的外国译者也会难上加难。像“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学者为数不多，文化传译的工作，尤其是中国典籍，诗歌等题材的译作最好能实现“中西合璧”，以中国译者为主，尤其是国外华裔翻译学者参与。中国译者负责初译，因其能很好把握原文深层文化涵义，为译文保留源语文学思想及价值观不失真打下基础；加上西方译者在语言表达，及内容理解的后续效应，文本润色，增加了译文的可读性，为译作在国外接受的可持续性提供保障。这样所成之译作融合中西方译者自身的优势，取长补短，共生共存，和合共建。

（三）文化传译中受众群体与策略上的和合意识

翻译策略的直译意译之争在中国其实没有立本之源，潘文国教授称之为“伪问题”。原因在于，直译是来自西方语系相同之间的对译，即字字对译，甚至可以字母对译，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而中西语言类型的显著差异，完全实现直译是不现实的。中国人重悟性，具有整体性思维模式；西方人重理性，体现个体性思维模式。因而中文句式较流放、疏散、重意合；而英语较严谨、紧凑、重形合。所以在中国译论中，中国学者结合汉语英语实际，在直译意译的范畴中提出“折中”的概念，例如朱光潜先生就说过，“直译和意译的分别根本不存在”，巴金所言“好的翻译应该都是直译，也都是意译”。综上所述，中国学者在借鉴外国译论的基础之上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译论，这也不失为和合思想完善译论体系的表现。

四、结束语

纵观历史，世界上几次伟大的思潮的出现都离不开不同民族的相互碰撞。浩浩荡荡的文艺复兴运动再现古代希腊文明精髓；东方的儒学智慧为启蒙运动提供理据。这就又一次验证了中西方在思想文化源流中无法分割的亲缘纽带，也是和合相生的历史硕果。正如莫运国教授所言：“东方的人文艺术翻译思想应该与西方的科学翻译思想和合，而西方的系统化科学翻译思想应该与东方的人文精神和合，最终实现世界翻译理论的和合之势。”〔7〕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传译是我国对外形象展示的依据之一，肩负着本民族权力话语向世界宣扬的重任；和合翻译理论的提出为译论提供了更为开阔的理论思维和视野，从整体指导翻译过程，不仅丰富了我国的译论体系，也为世界翻译理论的建构贡献我们的力量。

〔参 考 文 献〕

〔1〕潘文国.中国译论与中国话语〔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01）：1.

〔2〕张立文.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上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7.

〔3〕郑海凌.翻译标准新说：和谐说〔J〕.中国翻译，1999，（04）：3.

〔4〕刘宓庆.中心翻译思想比较研究〔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11）：61.

〔5〕冯广义.语言和谐论〔M〕.人民出版社，2007，（11）：19-43.

和合文化论文篇(4)

1.合作原则

格赖斯(Grice)的合作原则是会话的一条重要指导原则。他认为人们的会话受到一定条件的制约，人们在进行交谈时只所以不会说出一连串互不连贯的话语，是因为会话者互相合作，共同遵守着一个目的或一组目的。为了达到某目的，会话者双方都遵守着一个原则―――合作原则。合作原则的具体内容包括四个准则：(1)质的准则，(2)量的准则，(3)切题准则，(4)方式准则。每一准则又包含若干次则。如果说话人要直接了当地表示出自己的意见，就必须遵守上述四条准则。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往往在不同程度上有意违反这些准则，从而导致“会话含义”的产生。

2.礼貌原则

以格赖斯的合作原则为依据，利奇(Leech)也提出了另一重要的会话原则―――礼貌原则。其内容包括六条准则，每条准则各含两条次则。这六条准则即(1)得体准则，(2)慷慨准则，(3)赞誉准则，(4)谦虚准则，(5)一致准则，(6)同情准则。礼貌原则更完善了“会话含意”学说，解释了合作原则中无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礼貌原则与合作原则之间的关系是互为益补关系。用利奇的话来说：礼貌原则可以“援救”合作原则。

二、跨文化交际的理论基础

目前，作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的学者很多，其中贾玉新学者提出的理论是众多理论中比较好的，其具体内容如下：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文化背景的人们(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受者)之间的交际；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信息的编、译码是由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所进行的交际就是跨文化交际。

从理论上分析，不同人的文化和社会背景、生活方式、受教育情况、信仰、性别、年龄、政治、经济状况、乃至爱好、交友条件、性格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差异，这样，在交际时，说话人和受话人对信息的理解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人际之间的交际都是跨文化交际，差异是程度上的，不是本质上的。结论自然是：跨文化交际中的双方的文化背景，可能基本相似，也可能相去甚远。文化距离可能大至不同国籍、不同民族、不同政治制度之间；也可能小到同一主流文化内的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地区、不同地方等等，乃至不同爱好或兴趣的人们之间。

在生活中，其实我们也可以经常遇到和跨文化交际有关的事情，只是没有留心而已。我国外交部长与外国领导人谈判，进出口公司的工作人员与外国商人谈生意，我们和外国旅游者、外国留学生、外国教师交往……都是跨文化交际。即使我们不与外国人直接接触，仍然可能在从事跨文化交际。例如，阅读外国小说、报纸、杂志、观看外国电影、电视节目的过程也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我们作为读者和观众，与小说的作者、报纸杂志的编辑人员、电影、电视的导演和演员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理解外国小说、报纸、杂志、电影、电视是一个复杂的跨文化交际的过程。

三、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与跨文化交际的关系

1.“合作原则”之跨文化对比

人们在进行交谈时，所遵循的会话原则及其内含的准则可能因文化而异，这一点对跨文化交际研究来讲十分重要的。

(1)质的准则：努力使说的话是真实的。在这方面，无论是什么国家，熟悉的普通人之间遵守这个谈话原则是比较得体的。对于陌生人这样原则差不多一定会有差别。在国际交往方面，人们还是要遵守国际交际方面的法律法规，就是“质“的原则的最基本的体现。

(2)量的准则：所说的话应包含交谈目的所需要的信息；所说的话不应超出所需要的信息。有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在社会交往中双方社会地位越高，可能提供的信息量就越少，即社会地位和言语或信息量可能成反比。在中国社会中社会距离，社会关系较为固定，社会期望地位较低者对地位较高者有依赖性、顺从性。

(3)切题准则：要有关联。美国人说话喜欢夸夸奇谈，说话内容并不一定和谈话的主题关心紧密，但是漫天阔海的谈话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进友谊，对问题的反映并不一定是没有关联的。这样的谈话特点，也是一种美国文化的自身特点。中国人开会的时候，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同事互相之间说话大多是围绕会议主题的，而且“三句话不离本行”。

2.“礼貌原则” 之跨文化对比

德国有一句谚语：“你怎样冲森林叫嚷，森林就会给你怎样的回声。”礼貌原则是各种社会，群体所广泛使用的文明手段，但必须承认其内涵，方略，可能涵盖的准则、及侧重点等众多方面都会因为文化不同而存在差异，而且可能相去甚远。对这一点认识不足，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相互交往时，达到有效交际是极为困难的。

(1)得体准则：减少表达有损于他人的观点。对于西方人来讲，在生活中，他们喜欢用“请示”、“命令”、“警告”、“建议”、“劝告”……”指示性”语言来遵守这样的原则。中国人和日本人是“卑己尊人”的。

(2)赞誉准则：减少表达对他人的贬损。在这方面，人们要学会用模糊的、幽默的、委婉的、沉默的、一些巧妙的歇后语一类的语言，尽量花解不必要的语言冲突。在各个国家似乎都是大同小异的。

和合文化论文篇(5)

摘要我国水利工程项目管理面临的复杂多变的管理环境，介绍了水利工程项目管理特点，分析了水利工程项目和谐管理的内涵，重点探讨了水利工程项目和谐管理的方法。 论文关键词：水利工程；项目管理；和谐管理 1 水利工程项目的管理概述 1．1 水利工程项目管理环境的变化。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我国也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利益格局重大调整、各方利益的搏弈，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思想多元化、经济市场化、管理民主化成为当今中国的主流，所有这些导致水利工程项目管理环境产生重大变化。首先，由于现代水利工程项目规模大，参加系统多，专业分工复杂，加之项目组织的一次性、临时性等特点，项目管理的内部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其次，水利工程项目社会性强，一般都是处于一个开放的系统中，与外界接口多，它与所在地区有许多系统的接口配置，与外部周边组织政府机关，村民委员会，周边居民等及其他相关者有着多多少少的联系，或需要地方有关部门协作配合。 1．2 水利工程项目施工特点。水利工程项目一般结构比较复杂，施工工艺技术难度较大，建筑结构通用性差，对施工队伍来说专业性要求高，给项目管理来了很大困难，是水利项目管理不可忽视的重要风险。首先，水利工程施工一般都有水的困扰，有时地表水、地下水是施工的主要难点，不但增加了施工难度，而地下水的影响又是不好预测和控制的。其次，水利工程项目建筑结构和施工技术复杂、通用性差，施工工种多且杂，不但增加了项目施工的技术工艺难度，而且不易采取专业流水作业，很难锻炼经验丰富、技术力量强的专业劳务作业队伍。再者，水利工程项目技术复杂、专业性强，技术含量比较高，对工程技术的要求比较高，在实践中容易形成技术高于一切的状况，对项目经理的要求也唯技术是从，习惯让技术型人才担任项目经理，而忽略对管理能力的要求。 从水利工程项目管理的特殊性可以看出，水利工程项目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外部和内部管理环境，内外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决定了水利工程项目管理需要和谐理念，对水利工程项目和谐管理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 水利工程项目和谐管理的内涵分析 水利工程项目和谐管理就是为了应对水利工程项目的一次性、环境的开放性、内外环境的不确定性等特点，在传统项目管理理论的基础上，引入和谐管理的核心理念，即坚持以人为本，把人和环境作为管理的核心要素，弥补或纠正制度本身的不足，塑造一种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将价值与心理因素整合的管理理念关注水利工程项目内外部环境易变化这一重要特征，辨证地、动态地看问题，从而达到项目管理者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共赢”，提高管理绩效其核心是人性化管理以及辨证观和系统观，主要手段是沟通与协调。 从本质上来说，水利工程项目和谐管理理念是对工程项目管理制度的不足和失灵的必要纠正。这可从三个方面理解一方面制度的执行对象是人，人不是机器，人需要在和谐轻松的气氛下工作，只有和谐的环境，人们才有积极主动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才能创新二是制度的制定也需要和谐环境，制度本身也需要人性化，也就是由禁止性规范制度向倡导性规范制度过渡。制度的制定需要项目管理人员的广泛参与，这样制定出来的制度才具人性化和可操作性，只有凝聚“共识”才能“共为”第三，由于人们认识的有限性，面对复杂的、易变的项目管理环境，制度有时会显得“力不从心”，面对“死”的制度和瞬息万变的“活”的环境，项目和谐管理理念就可以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不管人的不可控性还是环境的易变性，实质还是人的问题，是“人”这个活的管理要素决定的，所以，项目和谐管理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在和谐理念指导下的工程项目管理至少应具备以下特征：1)以共享型组织结构、共享型价值观等为主要特征的和谐项目组织环境。2)和谐的管理方法，即注重人性化管理，注重协调与沟通，注重规范制度的人性化等。3)在制定政策、处理问题时，既要考虑自身的利益，又要考虑到xCh-的利益，既要注重制度、规范、经验，又要重视环境的变化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从而寻找一条能够“平衡”各种矛盾的非零和博弈的共同发展之路，达到各利益相关者的共赢。 3 实施水利工程项目和谐管理的方法 水利工程项目和谐管理是一种全新的理念，和谐管理理论博大精深，在水利工程项目管理中引入并进一步深化和谐理念，其理论和方法值得研究。水利工程项目管理引入

和合文化论文篇(6)

论文摘要:校园文化是高等院校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健康浓厚的师范性校园文化是实现高师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整体、系统构建高师校园文化是实现高师教育教师职业道德和教师职业技能有机结合的新思路。

高等院校的校园文化是高等教育机制的重要环节，是直接影响大学生成长的环境因素。校园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大学校园的每个人，因此，健康的、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是高等院校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必备氛围。

一、校园文化是高等院校的一道风景线

校园文化是指各高等院校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反映着人们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上有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一种团体意识、精神氛围。它是维系学校团体的一种精神力量，即凝聚力和向心力。生活在校园内的大学生、教师、管理者是校园文化的主要载体。

高等院校是从地域上相对独立的教育社区，它既是一个教育环节，同时又是一个文化环境(即校园内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既包括教育者的主观努力，还包括更多的客观因素。它与社会文化背景和历史文化传统相联系，对人的成长既有积极的、正面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反面的影响，且与人的发展的一切方面相联系。在文化环境中，教育者—教师和管理者，受教育者—学生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平等互动、双向影响的，且两者都是校园文化的主体。校园文化环境的营造注重各学校的个性，指导各个学校形成有鲜明特色的、培养不同层次规格的各种人才。校园文化作为高等院校师生的校园生活存在方式，它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校园物质文化

校园物质文化是人们对象化活动的一种产物。它既是高等院校校园文化的空间物态形式，又是高等院校精神文化的必需物质载体，是体现一定价值目标、审美意向的物态文化，是富有教育内涵的人文环境，可以起到控制行为、陶冶情操、启迪智慧的作用。主要有三种形态:1.环境文化:主要是校容、校貌。如校园设计、建筑群布局、室内外的美化、绿化等。2.设施文化:行政装备、教学设施。如办公设备、后勤设施、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等。3.方式文化:主要是传播精神文化的载体，如精心布置的教育教学场所，在适当场合张贴的标语、名言、名画，科学家、领袖画像等。

(二)校园精神文化

校园的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主体的价值体系、思维方式、群体心态。它是校园文化的核心。无论你是否意识到它的存在，无论你是否有意识去构建，它都存在变化与发展着，它是学校长期的文化演变与发展中，对各种文化要素的选择、抽象、积累的文化构建，可以内化为学生内在的品格，从而形成理想化人格。

(三)校园制度文化

校园制度文化包括学生组织规章制度、校园校纪、道德规范。一切文化对其主体都具有约束功能，校园文化也是如此。校园规范文化可以对学校一切教育教学活动、对教师和学生进行全面科学管理，是树立良好校风、教风、学风的保证，良好的风气和氛围又必然对其主体产生约束和规范，从而使在这种氛围中的每个成员逐渐养成自觉意识和行为习惯。

高校校园文化具有以下特征:

(一)自我教育性

人是文化的载体，在校园文化中生活着的每一个人，既是文化所影响的对象，又是文化建设的主人，无论是教师、管理者还是学生，都是校园文化的创造者，同时又受到校园文化的熏陶，使人产生心灵感应和人格升华。

(二)渗透性

校园文化作为高等院校所特有的环境力量，渗透于学校的一切活动之中，贯穿于各个方面，从学校组织的大的活动，到每个成员的交流，以及各自的形为方式中，均可见校园文化的影子，这就使它的作用具有全面性的特点。

(三)个性化

不同的高等院校由于各自发展历程不一致，因此，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校园文化，一般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这种个性特征不仅表现在不同学校之间，就是同一所学校的不同时代也具有了不同特色，使校园文化富于时代精神，校园文化的个性化导致各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往往各具特色。

(四)多样化

高狡校园文化在活动内容、组织形式、目标类型等方面都呈现出多样性特征。活动内容既包括学术讲座、知识竞赛、科技制作、文学欣赏、电影电视等活动，也包括具有校园特色的闲暇娱乐，以及大学生在校园文化活动中所反映出来的文化观念、思维方式、群体氛围等。组织形式多样性体现在既有个人、小组、跨院系、跨校际的参加人数的多层次，又有学生自发组织、社团组织、学生会组织等多种多样的组织活动的部门层次。目标类型多样性体现在既有以满足个体兴趣需求的求知型，也有完善个体自身知识结构和提高自身能力的提高型。

二、健康校园文化的感染力

理想的大学校园文化包括良好的校园环境、和谐的人际关系、浓厚的学术气氛、文明的生活方式、丰富的文化生活等。健康的、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对学生的成长有积极的、正面的影响，且具有多种教育功能。

(一)人格陶冶

健康的校园文化对受教育者的身心产生重要影响，陶冶着他们人格的形成和发展。心理学告诉我们，人格作为由观念、情感、动作等要素结合起来的而且与社会环境有关的行为倾向，来自于个体与群体的相互交往，来自于他人对自己的反应以及自己对他人的反应，来自于把社会作用内化的过程。校园文化正是通过个体与同辈和教师群体的交往，通过学生对学校情境中的各个方面、各个要素的认识和了解，而形成一定人格。良好的校园环境、教师的人格魅力、知识的力量和真理的博大等都有利于陶冶学生的人格，因此良好的校园文化可以起到观念认同、心灵感应、精神升华的作用，有利于对大学生进行思想引导、情感熏陶、意志磨炼和人格塑造。

(二)开发潜能

健康的校园文化具有开发学生潜能、提高学生素质的功能。校园文化包括了多学科的知识内容，广博的文化内涵，因而充满了丰富的创造活力，积极向上的开拓进取精神。大学生经过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和积累，科学研究精神的培养，激发了学生的创造力，有力促进学生各方面潜能的开发和综合素质的培养

(三)激励进取

健康的校园文化可以增强学生的集体荣誉感、自豪感和责任感，激励学生向前人看齐、积极向上、努力进取，为学校争光。同时，它还能产生一种向心力，使广大师生行动与心理上有共同奋斗的目标。

(四)调节生活

健康的校园文化娱乐活动有助于避免学生学习生活的紧张和疲劳，保证身心健康，提高学习效果，调节学生精神状态，活跃学生生活、增添生活情趣。在娱乐的同时，可以开发学生的审美能力，提高学生的艺术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道德情操，在娱乐中受到教育，从而产生一种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和人格升华，做到寓教于乐。

三、高师校园文化的教师职业色彩

高师的校园文化与高师教育活动密切相联。高师院校以培养人民教师、塑造人类灵魂工程师为天职，其培养目标的特殊性，决定高师在人才培养、教育教学等一切教育活动中具有特殊性，形成了具有师范特色的校园文化。

(一)高师校园文化的特殊性

1.高师校园文化主体的特殊性。高师院校校园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种，必然要受到主体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它作为大学校园文化中的特殊体系，有其固有特征。高师院校的培养目标是人民教师，高师院校的学生是未来的教师，教师的职业角色决定了校园文化的主体之一—受教育者(学生)具有了特殊性。由于受教育者未来从事职业的特殊性，使高师学生对朝夕相处的教师有了更高要求。对教师的心理期望更高，教师被要求为为人师表的楷模，未来职业追求的榜样。教师的学术水平、敬业精神、价值观念、道德修养等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学生。因此高师院校培养目标的特殊性决定了高师校园文化的另一主体—教育者(教师)也具有特殊性。

2.高师物质文化的特殊性。高师院校由于培养目标的特殊性决定了校园设计，建筑群的布局，教育科学场所的精心布置，人文景观的构建都无不体现出师范特色。

3.高师院校制度文化的特殊性。高师院校的规章制度、校园风俗和行为规范等也具有特殊性，以保证形成优良校风，使学生的言谈举止、行为规范更符合教师职业要求，真正起到为人师表的示范作用。

(二)高师校园文化的特殊功能

高师校园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高师德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相辅相成，而高师德育工作的核心环节是教师职业道德教育，因此高师校园文化不仅可以对高师学生进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教育，还具有进行献身教育的事业心、、责任感教育的“教师人格”教育功能。

高师院校由于文化主体对未来所从事职业的特殊需要，在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等方面要求更高，校园文化活动也更为丰富。具有师范特色的系列教师技能训练活动，教育家讲座、特级教师报告、实习基地的实践作用和具有师范校园氛围的校训、雕像、碑铭等，都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教师人格、情操风尚、言行规范、素质水平等。

(三)系统构建高师校园文化是实现高师培养目标，做到教师职业道德、职业技能相结合培养的有效载体。

教师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培养相结合有利于有效实施高师培养目标。教师职业道德培养是职业技能培养的思想基础和依据，有了牢固的职业理想和信念，有了先进的教育观念、教育思想，刁‘有教师职业技能培养的动力，而教师职业技能的培养又有利于促进教师职业道德的培养，坚定教师职业道德和理想信念，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得益彰，因此两者相结合培养有利且更为有效。

高师校园文化建设应体现“师范性”，把强化教师人格的培养和教师职业素质培养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诸方面建设都应突出师范特色。

高师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中各种组织、社团和群体的活动等一切教育活动共同作用，从而构成高师校园文化对学生的整体影响作用，这些活动在系统中应是目的一致，前后相联，指导思想相关。因此充分发挥高师校园文化的整体作用有助于实现高师的培养目标。

1.营造物质文化环境，是系统构建校园文化的前提和保障。

高师院校物质环境文化营造既要体现高等院校的学术中心地位，又要符合师范院校的办学特色。所以说，环境文化的营造既要体现出庄重、严整的学术氛围，又能体现青春活力和高雅的美，让人感到不同其他场所的整洁、朝气、幽静的学习氛围，表现出文化的气氛，文明的空气，促使人精神振奋、健康向上，为实现高师培养目标服务。校园设施文化如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运动场等校园公益设施、后勤服务设施等都要围绕环境育人这一中心，结合高师的培养目标、整体规划。校园方式文化主要是传播特定精神文化的某些物质载体，比如经过精心布置的教育教学场所，张贴在适当场合的标语、名言、名画，领袖、科学家、教育家的画像，有意义的碑铭、人物塑像等以师范特色为主题，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熏陶。

高师院校应加大投人，改善文化环境和文化设施建设，营造学生必要的活动场所，积极扶持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促使学生形成良好的思想品行和行为习惯，建设好与高师培养目标相一致的校园文化设施系统，为建设健康校园文化提供有效的物质保障。

2.加强建设高师的精神文化是系统构建校园文化的核心。

建设高师的精神文化，集中体现在校风的形成上。校风既是学校的特色和风格，又是一个学校师生精神面貌的集中反映〔校风一经形成，对师生的思想、意志、品质、情感等发生巨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高师校风的形成，依赖于高师的管理者和领导者根据正确的教育思想和高师独特的培养目标，确定校风的内容，并纳人管理目标进行长期培养和引导。高师优良校风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复杂系统，主要包括以献身教育事业为核心的崇高职业理想，刻苦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的态度，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民主平等、尊师爱生、和谐的人际关系，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等。

要形成优良校风，首先，领导和管理者教师应有效发挥榜样示范作用，领导和管理者以身作则，教师为人师表，影响和推进高师优良校风的形成和巩固。其次，高师院校的领导不仅要起表率作用，还要积极倡导和强化优良校风的形成。第三，由于校风建设是综合、立体、全方位的，因此在校风建设时应注意领导作风、教师的教风、学生的学风建设，三者是校风的具体表现形式，只有建设好“三风”，才能形成高师优良校风。

和合文化论文篇(7)

西周末年，中国逐渐分裂为多个诸侯自治的国家，社会进入到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文化也迎来了百家争鸣的盛世，具有代表性的是法、儒、墨、道、农家。法家作为推崇改革的君主们利益的代表，主张对宗法奴隶制度进行改革。法家代表人物主要有商鞅、韩非、李斯。他们作为改革的设计者和推行者，大力实施社会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包括废除井田制，实行名田制；废除贵族制，建立官僚制；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废除贵族等级分权制，建立君主专制集权制；用法治代替礼治，对礼乐制度进行了大胆改革。儒家作为国人阶层利益的代表，主张重视民生、重视人道，重视道德价值的作用。他们提出了“天地之性人为贵”和道德至上的价值观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如孔子讲“仁”学，孟子主张施行“仁政”，墨子主张“兼爱”。儒家、道家、农家在其著作中还具有反对剥削、压迫、侵略，追求自由的思想。对未来社会发展，儒、墨、道、农提出了追求“大同”社会的美好愿望，如孔子的“大同”理想社会、孟子的“王道”、庄子的“至德之世”、老子的“小国寡民”等。“从西周末年到春秋战国，是礼乐文化的分化与整合时期，显出了从整合到分化(礼崩乐坏，文质分裂)再到整合的全体过程。”①在这场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文化斗争中，最终以具有改革精神的法家取得胜利。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封建大一统的国家。但是，由于秦朝重法轻儒，重集权轻民生，最终导致秦朝的灭亡，法家思想文化也由顶峰开始走向衰落。汉唐以来，社会逐步进入繁荣稳定时期，儒家文化逐渐取得统治地位，从此奠定了中国文化儒、法、道、易等文化竞争、并存的局面，中国文化“由于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体系的基本格局自秦汉时期后，至鸦片战争前，没有发生质的变化。”②

中国文化的第三次历史变迁发生在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近现代。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对中国实行日益加深的侵略，在文化问题上也引起了思想混乱。面对此情景，顽固的保守派盲目排外，拒绝向西方学习，一些先进人物的革命呼声得不到社会的响应，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辛亥革命后，中国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新觉醒。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并把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的思想由知识分子推广到全国群众，使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成为一种风气，西方各种新思想陆续传入中国，其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带来巨大影响。至此，在中国就有先进的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三者并存的局面。中国文化格局发生变化的实质是以儒家为主导的封建的中国传统文化转变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新文化经历了旧文化系统的摧毁和新文化系统的构建两个阶段。

近代新文化理论建设及其历史局限

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是中国近代社会动荡变化的80年。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国家，逐步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国受到西方的全面冲击，传统思想文化被质疑、否定，新的思想不断涌现，整个社会出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不断交织、冲突的局面，中国旧文化系统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一方面，中国文化面临着反帝反封建的压迫，争取独立、民主、富强成为其历史使命，另一方面科学与民主成为时展要求。从戊戌维新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西文化冲突在规模、范围和影响程度方面都是史无前例的。从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在文化倾向上主要出现以下四种观点：一是以梁漱溟、张君厉为代表所主张的“东方文化”论；二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论；三是以陈立夫、陶希圣为代表的“中国本位文化”论；四是由中国共产党及鲁迅提出的“民族的大众的革命的文化”。这四种观点在中国文化发展方向和道路方面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中国文化在不断的论争中摸索前进，直到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标志中国文化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新民主主义论》“在文化问题上的最大贡献是明确了1840年以来的新文化的社会性质，即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都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③《新民主主义论》提出的文化主张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从1940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沿着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方向，中国人民在整理传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创造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从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由于教条主义的干扰和破坏，我们不仅未能在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新民主主义论》所揭示的真理，而且在文化建设上人们又陷入历史的迷茫，重蹈历史的覆辙，开始了最新一轮的文化论争。这里仅列举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儒学复兴论”认为，儒家学说在历史上经历了从先秦到西汉和宋元明清两个时期后，从70年代末开始至今进入第三期。儒家第三期的代表人物有国内的如梁漱溟、熊十力、牟宗山、唐君毅、徐复观、冯友兰等，海外学者陈荣捷、余英时、杜维明、成中英。他们认为，随着东亚地区经济的崛起，儒家精神与现代化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能将儒学伦理色彩与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有机结合起来。为此，必须反省五四时期的“全盘西化”极端倾向，重新估价中国的文化传统，发扬作为文化认同的那些有价值的思想，同时清除封建遗毒，以求得儒学的复兴。对于“儒学复兴论”，张岱年先生认为，“随着政治上的民主化和文化上的多元化，儒家作为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一派，完全有可能活跃在世界的文化舞台上。但是，儒家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④“全盘西化论”是80年代文化论坛上的一种文化主张。该观点认为，应当全方位引进西方文化，包括政治、哲学、经济等学说和制度。他们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完全照搬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完善的司法体系等。这种主张完全照搬的思想与胡适的“全盘西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那就是效法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文化是必要的，但完全忽视文化的民族性问题，抛弃中国固有文化传承，一股脑照搬西方是不可取的。“全盘西化论”与“儒学复兴论”一样，是文化思想争鸣中的一种观点，不能代表中国文化发展的的主流。#p#分页标题#e#

“西体中用论”是李泽厚提出的一种观点。李泽厚认为自己既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不同于现代港台新儒家或大陆新国学家，他自称新儒家第四期。李泽厚的“西体”指社会存在的本体及本体意识，具体包括该社会的生产方式、上层建筑及日常现实生活以及科技思想、意识形态，“中用”是指将这些现代化的“西体”如何运用于中国的各种实际情况和实践活动中。所谓“西体中用”简单地说，就是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管理制度、生活理念、科技思想、意识形态这些“体”套用于中国。他所说的“体”的本质就是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并非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其本质是西方化。

新文化理论建设需要重大文化创新

西学与中学、科技与人文、古代与现代的大论战持续近百年，辩论异常激烈，但“五四新文化运动90年来的三次大论战都未能及时转入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新范式’建设，与大论战规模相匹配的新理论建设高潮始终未能形成”。⑤让人略感欣慰的是一些学者已经看到这种缺陷，并在新文化建设方面做了初步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就。这里我们重点评介一下“综合创新”论的一些观点。

(一）在综合创新文化理论创建方面。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先生就提出中国文化建设的“综合创造论”，并通过《天人五论》阐发新文化的基本观点。到了80年代，张先生将“综合创造论”发展为“综合创新论”。他认为：无论是“西体中用”还是“中体西用”、国粹主义还是“全盘西化”，都是走不通的，“只有辩证的综合创造，才是中国民族文化复兴的坦途。”⑥因此，张岱年先生提出了中国文化建设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原则，在弘扬民族主体意识基础上，走中西融合之路。其基本思路如下：首先，中国新文化建设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新文化建设之所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主要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总结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基础上产生的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文化成果。它不仅具有革命性和批判性，而且它所拥有的辩证法，是综合创新论的方法论基础。其次，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立足点：弘扬民族主体精神。民族的主体性，是一个民族在延续发展中一以贯之的中心，是一个民族得以以独立的身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诸性质的综合。它包括民族的独立性、自觉性和主动性。一个民族，只有产生了民族的主体意识，才能具有自觉的内在凝聚力和有推动民族延续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中国民族的主体意识的核心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国文化基本精神。再次，中国新文化建设之路：走中西融合、综合创造之路。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缺点是缺乏近代实证科学和民主传统，那么只有通过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创造性的转化才能获得。而如何才能中西融合，张岱年先生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该在“民主、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中国新文化主旋律基础上进行综合创造。

（二）在综合创新文化理论建设方针方面。方克立在继承张岱年先生综合创新论基础上，提出“马魂、中体、西用”的中国新文化建设方针。方先生根据我国当前的三大思潮对立和互动的状况，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论争本质上没有超出“五四”以来文化论争的思想格局。三大思潮代表着中国现代化的三种不同的选择：马克思主义派坚持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自由主义西化派要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走过的路，现代“新儒学”则希望走“儒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方克立先生认为，中国三大思潮的对立互动仍然不能有效解决中国文化建设的问题。在文化建设上“全盘西化”和“回归传统”路线上都不是正确的道路，“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折中态度也不符合时展的要求，而应从中国几千年文明传统的国情出发，从中国必须适应现代化的大潮出发，采取辩证分析态度，即“同情的理解、客观的评价、批判的超越”，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正确态度。而在中西马三者的关系方面，不仅是将唯物、理想、辨析，综合于一，而且要保证新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础和主导地位，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古今结合、中外(东西)结合是其基本特征。”⑦所以，方克立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的观点，是对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发展和深化。

（三）在综合创新文化理论具体建构方面。在张岱年先生指导下，刘仲林出版《新精神》《新思维》《新认识》系列专著⑧，提出了以中国文化“道统”的传承为基础，以代表人的最高本性和现时代精神的“创造”为灵魂，形成以“创造之道”为核心的中国新文化理论架构，简称之为“创学”。刘先生借用“画龙点睛”比喻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这个‘龙’，就是‘道’，代表中国文化道统的传承；这个‘睛’就是‘创’，代表中国文化价值观和思维观的更新。”⑨道，作为中国文化的最高追求，其含义很多，但其“境界”的含义更能揭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点。刘仲林给出道的含义是：“通过对事物的整体领悟，而在实践上达到的境界。”⑩众所周知，儒家以“仁”作为价值观的核心，孔子的学说被称为“仁学”，而综合创新论以“创”作为价值观核心，所以称为“创学”，这一核心价值观的变革，体现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向现代价值观的转换，由此引发出中国文化思想体系的重大而深刻的变革。新文化理论的价值主体和实践主体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张岱年先生指出，“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当是‘人之再造’，或者说是‘造新人’的工作，要使人民的目的、兴趣、行为，皆有一种改变。要创造在新的社会中生活的新的人类，使一般人民都能过着新的文化生活。”輯訛輥，秉承这一思想，刘仲林认为，“中国哲学思想，特别是‘道’能不能大众化，能不能被普通百姓理解并在实践中亲证，是影响中国哲学发展和普及的大问题。”輰訛輥因此，刘先生近20年来一直从事大众普及工作，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4000多名研究生结合自己的生活和学习，写出亲切悟道体会。刘先生主编出版《亲证中国哲学大智慧》、《中华文化精修入门》、《中华文化人生亲证》等普及著作，2010年在中科大大力支持下，发起成立向社会开放的“中华文化大学堂“，开启学子与百姓同学共修中国传统文化、综合创新文化的探索之路，综合创新文化理论走出书斋，正在变成大众的”日用之学“，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