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论文精品(七篇)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1)
摘要本文从毛泽东的文化观入手，分析了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指出了繁荣我国当代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
关键词毛泽东文化思想文化建设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
随着时代的逐步发展，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基础内容。如果能够在文化这个关键因素上与时俱进，始终保持先进性，就能够站在时展的最前沿，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促进经济繁荣。
从文化的发展历史和中国近代革命历程来看，毛泽东同志的文化思想包含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精髓，同时又吸收了西方外来思想的精华。所以无论是从文化的先进性革命的角度分析，还是从文化的基本意义着手，其思想对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都存在显著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1 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与现代文化建设
我党的文化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同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将经济、政治、文化三者统一起来辩证分析，对文化的本质进行了重新分析和界定。他曾提出：文化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体现，同时又反作用于政治和经济，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文化又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一定社会形态下的经济和政治，是为一定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服务的。毛泽东对文化这一本质的剖析，告诉我们经济影响和决定着文化的走向，同时政治也是影响文化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文化本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其对政治和经济产生着巨大的反作用力。所以新文化是为新经济和新政治服务的，而且必须做好辅助工作，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光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是不够的，文化是经济和政治持续发展和巩固的坚实后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三者应该辩证同步发展，这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了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论断，并且根据这一结论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正确发展路线、方针和政策，由此也引发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初期的翻天巨变。国民的封闭观念逐步受到影响和改变，我们的国家也朝着改革开放的良好态势稳步发展；原有的旧的经济体制被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新型经济体制取代；现代民主政治获得有效发展，市场经济欣欣向荣。这种巨大的观念变化导致了巨大的综合国力的发展。但是，随着这种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发展，先进文化的发展远远跟不上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步伐，不协调的现象由此显现，所以当前中国的文化建设必须借鉴前人经验，紧紧围绕我国经济、政治改革的基本目标发展而发展。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保证新文化能够有效服务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2 毛泽东对文化建设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文化和经济、政治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它是人类精神活动及其产物的总称。经济是物质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表现为某种特定的政治形态；文化是经济和政治在意识形态上的终极反映，它代表着人类精神文明的推进过程。文化不仅反映某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现状，而且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对其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力，文化如果运用得当，则能够更好的促进社会的进步和繁荣，并且这种作用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日趋凸显。毛泽东同志曾在1949年9月的政治协商会议上语言：伴随我国现代经济建设黄金时期的到来，我国将会带来一个文化建设的新高潮。中国以往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即将远去，转而将会以一个具有高度先进文化的民族立于世界之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在那个时代已经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化事业放到了一个高度的位置，并且将其作为国家基本经济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一项重要内容。
3 毛泽东新中国时期的文化方针
毛泽东的文化方针简单总结起来主要是两点：其一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二为“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在1956年的最高国务会议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我党文化与科学艺术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无疑是符合当时的时代特征的，新中国百事待兴，旧的文化封闭和限制了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国家需要文化的繁荣和进步，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创造。其提出该方针的目的可想而知，是要为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科学、繁荣艺术制定出一个总的指导原则。
接下来在党的十六大报告里面又提出了我党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文化方针，毛泽东同志这一方针在六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得到了坚持和贯彻，它符合我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劳动特点，同时又具有科学、民主的双重性质，代表了精神文明生产的基本规律。世界文化的发展进程也告诉了我们：不同国家、民族、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沟通、渗透、碰撞能够让一个国家的精神文明得到长足的发展，所以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逐步推进，这种国家、地区、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日趋重要。
在中外古今文化的态度上，毛泽东则是采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进行区别对待的，这种方式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到：我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中，创造了很多灿烂的中华文敏。认真梳理这些古代文化历程，提出其封建糟粕，吸取其民主科学精华，是发展新文化的必须手段。这代表了毛泽东同志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看法和态度。对于外来文化，毛泽东是这样看待的：外来文化有其借鉴价值，我们应该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以作为补充，这种工作以前做的很不够，在以后的过程中不能片面地对待，而应该科学的取舍。
无论过去还是未来，我们都应该做到：不断进行总结和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这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尊重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态度。如果说要建设中国文化事业，我们首先就应该以中国传统的优秀的古典文化为基础和根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探索和推陈出新，才能更好地促进现代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这个过程可以通过“古为今用”这个词来进行诠释。文化具有开放性的特征，所以中国的民族文化必须与国外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并且在交流过程中有选择性地吸收和借鉴，以求促进我国文化事业的长足发展。用另一句话来诠释即为：洋为中用。毛泽东同志用辩证的思维审视了中外古今的各种文化和思想，他主张我国吸收西方的进步思想，但同时摒弃西方带有殖民特色的腐朽文化；主张传承中国古典文化的优秀成果，但又反对带有封建色彩的落后文化。毛泽东思想今天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张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0(5).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2)
通过文化教育工作启发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实践活动之一。延安时期毛泽东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文化工作的结合看作群众思想建设的重要途径,并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探索了发挥文化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规律,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到文化活动中的原则和方法,开创了战争时期寓思想政治教育于文化活动之中的辉煌局面,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拓了广阔的思路和前景。其中“将文艺作品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系统,借助文艺工作的形式,发挥文艺感召、教育、引导、激励人的作用,帮助人民群众形成革命发展所需要的认识、情感和斗志,即以文艺育德,成为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层面”。文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衔接,不仅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而且使文艺成为鼓动干部群众的有力工具之一,起到了很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文艺育德有效实施的光辉典范。
一、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并“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的观点,为文艺育德的有效运行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毛泽东看来,文艺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一方面,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重要内容的革命文艺就必须自觉地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服从于革命战争年代宣传鼓动工作的需要;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文艺作品生动活泼等特点,激励、调动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使他们真正惊醒起来、感奋起来,实现其影响政治的目的。
在文艺“从属于政治”并“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观念的指导下,延安时期,毛泽东特别强调文艺作品的思想性,注重发挥文艺作品的政治动员功能,文学艺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宣传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以戏剧改革为中心的新文艺运动, “戏剧、歌咏、图画,都是社教的良好工具,我们都应当运用,而尤以戏剧的宣传效果为最大。所以戏剧是社教的最好工具,不论抗战动员、改良社会风俗、提倡教育它都是有力的宣传武器”。如在当时戏院断乎不仅是娱乐,而且是一种唤醒社会意识的宣传工具,成为革命本身不可分割的部分,“政治方面有变动时,戏院总即完全改变来适应它。所有的歌都换了新的语句、新的戏剧、新的讽刺短剧和‘活报’都匆促编就”。在实行国共合作抗日的时候,戏院的主要内容就是“鼓励反对日本侵略的群众运动,和唤醒人民要求民主,但非苏维埃”。在新秧歌运动中,“不管某出戏的题材和情节怎样,秧歌舞中的主题似乎是不变的。这个主题就是在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和进一步完全实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上,如何克服物质和人力的困难”。在歌咏运动中,“这些中国现代的‘游吟诗人’在弦乐、铜鼓和竹板的伴奏之下,用歌声表达时事政治和歌唱抗日战争”。悲壮、激昂的歌曲表达了人们共同的心声,把大家紧紧联系在一起,汇聚成一股股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
“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似乎有失偏颇,然而在革命战争年代,正是在这样一种认识的支配下,文艺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现了很好的衔接,真正发挥了它的育德功能,在动员干部群众方面发挥了显着的鼓动作用,调动了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二、积极开展文艺育德的理论研究,为文艺育德的有效实施提供了理论指南
早期,延安文艺界在文艺育德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思想分歧,诸如应该首先努力表现根据地的新生活还是为“大后方”服务,怎样处理歌颂根据地的光明面和批评其阴暗面的关系,怎样对待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学习政治理论是否妨碍创作情绪等问题,这些问题给文艺育德的有效实施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为了适应革命战争年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要求,针对当时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非常重视文艺理论研究,注重发挥文艺工作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悉心研究了寓思想政治教育于文艺活动之中的原则和方法,产生了以《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一系列理论成果,建构了完整的文艺育德的理论框架,为文艺育德的有效实施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当时延安成立的许多文艺团体经常开展研讨活动,讨论文艺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问题;它们创办了《边区文化》、《战地》、《文艺战线》、《文艺突击》等大量的文艺刊物,除了宣传文艺作品以外,还刊登理论研究文章,探讨如何发挥文艺作品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问题,如艾思奇的《抗战文艺的动向》、 《旧形式、新问题》,沙可夫的《抗战文艺杂谈二则》,柯仲平的《文化下乡去的一个实际问题》,肖三的《论诗歌的民族形式》,冯乃超的《文艺统一战线的基础》,肖军的《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艾青的《我对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等等,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942年5月,毛泽东和凯丰联名邀请在延安的作家、艺术家举行座谈会,专门研讨文艺理论与实践问题,毛泽东在5月2日和23日的两次大会上发表讲话,在对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学习问题等进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党的文艺事业是党的整个工作的一部分”、“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及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文艺作品的批判与继承等理论观点,确立了文艺育德的地位、方针和原则, 《讲话》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文艺育德工作有效运行的不朽之作。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对文艺作品如何才能发挥育人功能进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增强文艺育德实效性的理论观点。他讲到:“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他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对于推动广大文艺家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真正获得工农兵的思想情感和生动、丰富的创作素材,从而创造出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发挥了巨大的理论主导作用;在谈到文艺批评时,提出评价艺术标准好坏要看“社会效果”,“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指导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了一大批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作品,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果和艺术效果;提出文艺作品必须“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为文艺创作和表演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增强文艺育德的实效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全面改造文艺人的思想,为文艺育德的有效实施提供了队伍支持
文艺一旦与政治结合,文艺工作者同时也就转变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当时,朱德在鲁艺做报告时就明确讲到:“一个宣传家不必是一个艺术家,但一个马列主义的艺术家应当是一个好的宣传家。”延安时期随着一批文学艺术家的到来,出现了“天下英才聚延安”的景象。为此,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众多的文艺协会和演出团体。据不完全统计,延安的文艺团体多达七十多个,戏剧演出团体近二十个,音乐团体十多个,美术社团七个。然而,由于当时的文艺人绝大多数来自于国统区,仍然没有摆脱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他们在处理政治和艺术的关系上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如有人主张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有人认为文学艺术家可以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代表这些偏向的作品在文艺刊物甚至党报上都盛极一时,对文艺育德功能的有效实施提出了挑战。
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他要求“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中国共产党通过成立鲁迅艺术文学院等大力培养文艺工作者,以实现他们阶级立场的转变。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成立宣言》中这样写到:“是要培养抗战艺术干部,提高抗战艺术的技术水平,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使得艺术这个武器,在抗战中发挥它最大的效能。”在进步的政治思想影响下,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提高了思想理论修养,不仅增强了文艺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文化队伍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为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增添了新生力量。这些文艺工作者转变立足点以后,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在情感上拉近了与乡村民众的距离,消除了与他们的陌生与隔阂状态,给予了乡村农民以巨大亲和力,通过戏台等文艺方式与场所建立起了乡村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认同,在此基础上寻得了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这种情感的力量提供了农民参与党的革命工作的基础和持久动力”。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邓小平，中国特色，文艺理论
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以下简称《祝词》）根据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文艺实践发展的新要求，把文艺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结合起来，形成邓小平文艺理论的集大成之作。邓小平文艺理论是邓小平理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既是一脉相承的，也是与时俱进的，它既总结了过去特别是文革时期的文艺工作经验与教训，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思想、新论断，对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新方针
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建国后十七年中，党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观点，并进一步提出“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这些观点确实在特定时期发挥了作用，但建国后随着我国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以及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再继续沿用革命战争年代的观点和口号，其结果必然使文艺成为政治的工具和附庸，忽略文艺独有的特性和创作的特殊规律，限制和阻碍文艺多种多样社会功能的发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哲学论文，邓小平根据我国新时期的新形势和新特点，明确提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借口。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其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党的利益。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之后，邓小平根据我国新的历史条件，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实际情况，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内涵扩展为“为人民服务”；他还根据我国社会生活“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将文艺工作一度出现的“为阶级斗争服务”改变成“为社会主义服务”。他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裂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在强调“二为”方向的同时，邓小平一再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指出：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化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他指出：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占有自己的位置核心期刊目录。
二、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新任务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我国社会关键词》中，对文艺工作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他指出：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各条战线的干部和群众，都要做解放思想的促进派。文艺工作者，要同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其他有关同志相互合作，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哲学论文，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培养和树立优良的道德风尚，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者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因此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赏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历史性创造活动。邓小平提出的这些基本要求，构成了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工作的基本任务。这一基本任务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既要满足人民的文化娱乐和各种审美需要，又不能脱离时展的中心任务。
三、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标准的新内涵
毛泽东在《讲话》中把衡量文艺作品是非优劣的标准归结为“一个政治标准，一个艺术标准”，但是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变化和发展，衡量文艺作品是非优劣的政治和艺术标准也必然随之不断变化。为此，邓小平把毛泽东过去提出的文艺批评标准修正为“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方面去评价”的批评标准。
就政治标准来说，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最大的利益。”因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也就相应地成为衡量当代中国文艺作品的是与非的最大最根本的政治标准。正如邓小平说的“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一切工作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就艺术标准来说，邓小平根据文艺创作的规律，把深刻的艺术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统一起来作为衡量文艺作品优劣的艺术标准。在艺术内容上，他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生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在艺术形式上哲学论文，邓小平指出：“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取、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新时期文艺发展的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的文艺批评标准，符合文艺创作的规律，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文艺创作水平的提高。
四、阐述了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新方法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该如何领导好包括文艺在内的整个意识形态领域，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也是十分普遍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我国新生的人民政权尚不巩固的情况下，对意识形态领域严格管理，甚至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行一定的控制是必要的。但是在阶级斗争已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心任务的情况下，在共产党长期执政和政权比较巩固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应该采取新的方法。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呢？邓小平在正确分析我国社会主义性质、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主要矛盾、根本任务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基础上，根据文艺发展的自身规律，提出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方法，作出了符合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他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地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他还从正确认识文艺创作的特殊性出发，强调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首要的是对文艺工作思想上的领导，帮助文艺工作者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保证文艺沿着“二为”方向前进。这种领导不是横加干涉核心期刊目录。他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他特别尖锐地指出：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如果把这类东西看作是坚持党的领导，其结果，只能走向事物的反面。怎样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邓小平指出：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来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繁荣文艺的条件；提倡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文明地、平等地交换意见；党组织严格对党的文艺工作者的要求哲学论文，不允许任何人自视特殊等。他认为“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不是包揽政府文化部门和群众文化团体的业务工作，主要的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领导者要不断探索领导文艺工作的方式和方法。”
在第四次文代会之后，在邓小平文艺理论的指导下，1980年代我国文学艺术界迎来了创作的春天，文学和电影的创作成就和影响尤为突出。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根据茅盾生前遗愿，为鼓励长篇小说创作，在1981年设立了当时我国文学家最高文学大奖—茅盾文学奖，《芙蓉镇》《李自成》《将军吟》《东方》《冬天里的春天》获得了首届茅盾文学奖。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中国电影最高专业性大奖—金鸡奖也在同年设立，与1979年恢复的《大众电影》百花奖一道成为中国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电影大奖。《天云山传奇》《巴山夜雨》《庐山恋》《邻居》《喜盈门》等一批深受人们喜爱的电影获得了大奖。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又获得了新的丰富和发展，包括文艺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迎来了一个又好又快发展的春天。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门研究部署文化改革繁荣发展问题，并且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1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始终坚持正确方向，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放歌的历史责任；始终坚持锐意创新，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推进文化创造的历史责任；始终坚持德艺双馨，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弘扬文明道德风尚的历史责任。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4)
一、如何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
正确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必须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1、摆正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位置，正确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并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毛泽东使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没有毛泽东，“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148～149页。）。“中国出了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注：《江泽民同志理论论述大事纪要》，上册，22页，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毛泽东的伟大功勋永远不可磨灭。
但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同任何人一样，也有缺点和错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主要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们在正确评价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时，也要毫不含糊地批评他的错误，但必须要做到实事求是，要摆正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的位置，不能以偏代全，“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01～302页。），要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不可等量齐观，更不可本末倒置。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作为党和国家的代表和象征，也制止过一些具体错误，提出过一些闪光的思想，如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等，维护着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维护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不能因为否定“文化大革命”而否定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一切，也不能把所有的错误责任全推到他一人身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及时有效地进行了各条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工作，恢复了毛泽东正确的政策，纠正了他的错误的理论，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使党的事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2、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正确处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的关系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承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坚持毛泽东思想并不矛盾。这里有一个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科学涵义的问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作了明确的规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准确理解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就知道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指科学的理论体系，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后者是指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既然是个人的思想，就会有正确的、错误的、科学的、不科学的。尽管毛泽东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并不等于说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个人全部结论和个人观点的总和。只有那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而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毛泽东的言论和观点则不属于此列。区分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就会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就不会因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贬低、否定毛泽东思想。
3、完整把握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体系，避免割裂、简化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严密完整、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它贯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时期，它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实践领域，它不是在个别方面，而是在许多方面发展了马列主义。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理论也相当丰富，如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理论、执政党建设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因此，把毛泽东思想仅仅理解为阶级斗争的理论，只适合战争和革命年代而不适合和平与发展时期，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是错误的。
当然，任何真理都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毛泽东思想毕竟是一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成果，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毛泽东思想，才能更好地坚持毛泽东思想。
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历史课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十大关系，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但有些人只认同接受毛泽东关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理论，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却颇有微词，或认为毛泽东不注重生产力的发展，或认为毛泽东经济建设的理论未能变为现实而无指导价值。对此，我认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1、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毛泽东始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生产力飞速发展、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他说，如果你搞了五六十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毛泽东思路相当清晰，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267～268页。）毛泽东这一理论为党的八大的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党的八大第一次较为科学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八大后，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指出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77页。）。于是，全党工作重心在八大后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2、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已经建立，但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一次性的行动，不是几次“跃进”就能解决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他根据生产力和人民富裕程度的定量考察来研究建成社会主义的阶段特征问题，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他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27页。）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想法，1963年中央工作会议在制定国民经济长远规划时提出了“两步走”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3、关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毛泽东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道路的经验教训为借鉴，提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400页。）。毛泽东探索出的这条工农业同时并举的工业化道路既不是通过“羊吃人”的方式把农民逼为雇佣劳动者来发展工业化的西欧式工业化道路，也不是通过损害农业和农民利益来实现工业化的苏联、东欧式工业化道路，而是一条既能实现工业化，又能发展农业的新型的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不仅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还开创了世界上第三条工业化道路。
4、关于经济体制的改革
毛泽东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先驱，他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了一些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构想。主要有：
①保存和发展一些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毛泽东知道上海、天津出现一些“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后明确指出：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设私营工厂，华侨投资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把他的这个设想称为“新经济政策”。
②冲破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模式，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允许地方和企业搞一些“独立王国”，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者的利益。
③社会主义中国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商品生产的历史发展阶段。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
④创造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在技术改革中实行三结合。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理论，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没有能在毛泽东时代开花结果。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用最浓的笔墨记载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艰辛探索。因为他们的探索不仅使中国摆脱了苏联模式的影响，避免了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带来的冲击，而且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分别以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们党纠正了毛泽东那些不切实际或错误的理论，继承了毛泽东正确的思想，把毛泽东当年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抱的愿望逐步变成了现实。
三、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邓小平理论的关系
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马列主义是主干，我们是枝叶。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他是以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核心的。它们在观察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上，在关于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上，在关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实现使命的基本原则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因此，毛泽东思想决不是独立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思想体系，而是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没有提供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现成答案。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它是发展的科学。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内涵之一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时代变化的新特征相结合，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坚持、继承马列主义，不是固守马列主义的个别结论，而是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具体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以高度求实的态度来对待马列主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原则，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有人说毛泽东没有很多马列著作的藏书并由此断定毛泽东不是马列主义者。这反映出这些人恰恰是没有领会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把握马列主义的本质。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5)
【关 键 词】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
【 正 文 】
一
1943年7月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的时候，《解放日报》上出现一个新概念——毛泽东思想。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全党的共识。这一共识来之不易。
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对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要时常加以提防。这些思想并没有引起当时党中央领导人应有的重视。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并在实践中逐步制定和实行了一整套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使革命转败为胜的路线、战略和政策。这一切又遭到来自右的特别是“左"的错误路线的否定。
“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他们低估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低估开展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相反，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以城市工作为中心，幻想通过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形成所谓的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其结果，首先造成城市工作的失败，而后使乡村工作的绝大部分也遭到失败。
“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不了解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界限，急于求成，幻想超越民主革命去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他们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还主张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在农村则强调反对富农。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中间阶层以至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集团都可能参加抗日，这时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仍无视已经变化了的形势，依然实行极“左"的关门主义政策，从而使革命势力被孤立，使红军运动遭受挫折。
“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不了解正确的军事策略必须以正确的形势分析为前提，不了解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开展人民战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们不去客观地考察敌我力量的对比，不去正确判断革命形势的高潮和低落。因此，在应当防御的时候由于盲目实行所谓“进攻路线"而失败；在应当进攻的时候又由于不会组织正确的进攻而失败。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企图用“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致使革命陷入绝境。
中国共产党人是在血与火的战争中，在成功与挫折、胜利与失败的鲜明对比中认识到毛泽东一系列决策的正确性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丧失了全部中央根据地，不得不踏上长征之路。长征途中在遵义会议上才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此，在毛泽东的带领下，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再次实现国共合作，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人是通过学习毛泽东的科学著作，学习马列主义，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认识到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的正确性。延安时期毛泽东在科学研究和理论创造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发表了一系列科学著作。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主义被系统地中国化了。一方面，他不仅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成中国形式，而且还大胆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中某些过时的、不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代之以适合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革命需要的新原理和新结论。另一方面，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来观察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总结中国近百年，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3次伟大革命战争的经验，经过深入分析、高度概括和多方面展开，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走向彻底胜利的系统的科学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抽象原理，通过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成为中国人民容易理解和便于掌握的思想武器，成为中国共产党行之有效的一整套理论、路线和政策。这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效地促进了全党在思想上的统一。
1943年7月6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上撰文指出：“在22年长期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1](P291)他认为，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是，必须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一切错误路线实质上都是假马克思主义，而毛泽东则代表着真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的干部党员都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错误思想。接着，王稼祥在1943年7月8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他说，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22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布尔什维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提出是历史的必然。在此前后，周恩来、陈云等党的领导人也曾使用毛泽东的旗帜、路线、方向等术语来表达与毛泽东思想同样的内容。而且早在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就使用过“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毛泽东思想概念提出后，1943年11月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指出，遵义会议后，党的事业完全是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胜利地发展着。为此，我们每个同志都感到很幸福，同时也深感三风不正的危害和整风的重要。[2](P88)
通过延安整风，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党章的总纲中明确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偏向。在党章的条文上还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当时，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我们的党，已经在中国革命的长远道路上，在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展了与锻炼了自己。我们的党，在今后的长时期中，还要在继续深入地认识与利用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去为达到自己目标而战斗，并继续发展自己与锻炼自己。"[1](P341)这是全党的共识，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审慎选择的结果。
二
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和确立具有深远的意义。从实践上看，它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凝聚了全党的力量，从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从理论上看，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领域。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之后，立即把它运用于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规律的研究。这一研究取得的成果使唯物史观获得科学的证明。后来，马克思又依据人类学和历史学提供的新材料进一步探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发展，不断拓展唯物史观应用发展的新领域。这些新领域的开拓反过来又继续证明、补充和完善原有的科学结论。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不断吸取实践发展和科学进步提供的新经验和新材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之所在。
然而，马克思主义仍有尚待开拓的领域。由于马克思从事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地域主要在欧洲，他自然对西方资本主义有更直接、更深切的了解。尽管他作为科学家曾敏锐地观察到东西方社会之间的差异，作为革命家又理智地关注着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但是这种远距离的观察和关注只能是概括性的、原则性的。他虽然一般地提出了“东方问题"，却没有也不可能具体展开和深入实际地解决，更不可能创造关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系统理论。
列宁主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时代特征和俄国社会，解决俄国革命问题并取得成功的光辉典范。这一典范使马克思主义由科学变成了现实。中国人正是通过这一典范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尽管共产国际曾经给予中国革命许多具体指导和实际帮助，但是由于缺乏对中国社会历史及现实情况的深入了解和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准确把握，有些指导是行不通的，有些帮助是错误的。盲目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只能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灾难。因此，俄国的经验不一定适合中国，也不应该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国。中国革命需要自己的理论。
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和中国命结合起来，科学地分析了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的历史和现状系统地阐述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诸多复杂问题。这一理论成果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普遍意义，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和社会革命的理论增添了新内容，为研究东方社会和解决“东方问题"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实例。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3]这段话同时也说明了毛泽东思想对于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并且为中国人民所掌握，这正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贡献。
三
建国以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首先遇到的是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强调的是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它说明，只有适合这种特殊性的革命理论，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实际上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决心，即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这样做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然而，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人们在强调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往往忽略马列主义；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列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误会，认为二者是两回事。
最先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予以纠正的人是毛泽东。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产生了在出版物和党的文件中不再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想法。1949年1月他在修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时指出，将草案中“毛泽东思想"一律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改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建国后，在编辑《毛泽东选集》过程中他又提议，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文中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用语统统删去。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不再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4]毛泽东之所以这样做，原因之一是在他看来，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学生与先生的关系，二者是一回事，而不是两回事。
接着出现的问题是在宣传中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简单化。60年代初开始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由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毛泽东思想日益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在这种情况下，公开站出来反对毛泽东思想是根本行不通的。于是，林彪、“四人帮"就采取种种手法，割裂、歪曲和篡改毛泽东思想。他们或者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庸俗化，不管什么人只要有点进步就说运用了毛泽东思想，不管什么事只要做好了就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或者把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加以割裂，把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容简化为“老三篇"、“老五篇"，说只要熟记这些著作就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或者断章取义，抓住毛泽东的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抛弃毛泽东的另一些话、另一些观点，片面加以引申，歪曲毛泽东的文艺方针、教育思想、实践观点、知识分子政策和建党学说等等；或者移花接木，把毛泽东在此时此地此种条件下讲的话搬到彼时彼地彼种条件下，随便解释、肆意篡改。这一切严重地损害了毛泽东思想。
面对林彪、“四人帮"的胡作非为，邓小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早在1960年3月他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就明确提出“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他说：“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他还援引毛泽东的话说：“提法要合乎实际，不合实际就站不住脚。"[2](P284)1975年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工作，在开展各方面整顿的同时，他再次提出“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5](P37)
毛泽东逝世后，在怎样对待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又出现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搞“两个凡是"，凡是毛泽东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一种是怀疑、反对和否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拨乱反正，及时发表了题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讲话。在这些讲话中，他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地回答了怎样看待和理解毛泽东思想，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为什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
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其精髓是实事求是。对毛泽东思想要完整地、准确地加以理解，不是去照抄、照转、照搬毛泽东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而是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工作。所谓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思想体系，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就是要搞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他说：“坚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就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史和世界革命史上应当享有的崇高地位。"[5](P165)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再次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邓小平亲自主持下起草的。其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这次会议是对确立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回归。然而，这种回归决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种在更高层次、更深意义上的回归。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给毛泽东思想下了如下定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定义给毛泽东思想增添了新内容。其中不仅包括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制定的一整套理论、路线和政策，而且还包括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的新发展。此外，这个定义还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即强调“被实践证明"和突出“集体智慧"的结晶。
“被实践证明"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也是毛泽东思想中应有含义。在毛泽东的《实践论》中就有“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明确论断。[6]毛泽东思想本身作为真理当然离不开实践。然而，在一段时期这一论断却有意无意地被遗忘了，以致于70年代末由于“两个凡是"的禁锢，为了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需要重新讨论什么是真理的检验标准。
强调“被实践证明"不仅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而且对于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具有深远意义。一方面，对于毛泽东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观点和做法要予以抛弃和纠正，把它们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对于毛泽东那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要予以坚持和发展。所谓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是指坚持被中国革命长期实践反复证明是正确的那些贯串于毛泽东全部科学著作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主要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所谓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是指运用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
“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原有含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就含有这层意思。把这层意思更突出地表达出来不仅丝毫没有贬低毛泽东思想，而且使毛泽东思想的意义愈发厚重。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5](P172)，“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5](P148-149)。这番话语重心长，寓意深远。由此可见，否认毛泽东思想决不是仅仅否认毛泽东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也必然否认由毛泽东思想培育的整整一代人，必然否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同样，离开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和中国人民继续前进的现实基础，也不可能真正理解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
毛泽东思想的再确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凝聚起全党的力量，从而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同时也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提供了必要的历史前提和可靠的理论根据。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 刘少奇选集：上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5．
[4]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8-329．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6)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形成;标准
毛泽东思想究竟形成于何时,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中历来是有争议的。这些问题争论的实质,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准所持看法不同。首先搞清楚判断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准将有助于对以上这些有争议问题的研究。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标准判断毛泽东思想是否形成。
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部分内容或基本内容的提出和初步阐述为标准
在这一判断标准中,由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发展程度的认识有所不同,又有几个不同的意见。有的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为标准,有的以有关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理论的提出和初步阐述为标准,有的以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为标准,有的以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和政策策略问题的解决为标准。尽管以上各种意见由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发展程度的具体认识不同而使得对判断毛泽东思想是否形成的具体标准产生了分歧,但在这些分歧之中却有它们共同的因素,那就是这些判断毛泽东思想是否形成的标准都充分考虑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这一点是合理的。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毛泽东思想得以萌芽、形成、成熟和继续发展的实践基础,毛泽东思想正是在这个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反过来又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伟大的实践,使这个斗争实践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因此,判断判断毛泽东思想是否形成,理所当然离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实践标准。
二、以毛泽东思想相对完整内容的形成为标准
毛泽东思想是一种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内容由不完整到相对完整,由相对完整到愈来愈丰富的发展历史。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就应该是指这一理论体系具有了相对完整的内容,并构筑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形成不同于萌芽,也不同于成熟。毛泽东思想在萌芽阶段时,内容尚不完备,还只是这一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一个部件。当毛泽东思想成熟时,内容就非常丰富了,它不仅构筑起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而且充实了这一框架。既然毛泽东思想形成时只是具有相对完整的内容,那么形成时期的毛泽东思想当然不可能包含它进一步发展之后所具有的全部内容。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民主革命阶段就无法提出来。但是,与民主革命实践直接关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理论,根据这一判断标准,都应该在毛泽东思想形成时具有初步的内容。这是判断毛泽东思想是否形成的第二个标准,即看毛泽东思想是否具备了相对完整的内容来判断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否。
三、以毛泽东思想的初步理论形态的形成为标准
所谓理论形态,主要有两个含义。一是,形成时的毛泽东思想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对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概括,而不是具体经验和具体政策。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党中央和党的一些领导人积累了经验教训,并根据实际提出一些正确的具体政策,如果不抽象成关于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认识,那么还不能成为理论。有的同志将党的一些领导人在土地革命、根据地政权、经济建设等方面提出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政策,作为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志之一。其实,这些具体政策尽管与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有联系,但并不直接是关于这些规律和特点的认识。它们为这些认识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却不能代替这些认识。二是,形成时的毛泽东思想应该有其比较坚实的哲学基础。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缺乏哲学体系就难以建立起来。毛泽东思想也是如此。但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也不可能形成和发展起来。
因此,判断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还要考虑到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基本思想的发展程度。1930年,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命题,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实际上提出了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
四、以毛泽东思想是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为标准
稳定不是说一成不变,而是指毛泽东思想在形成后,其基本结论不发生摇摆。一种科学理论体系里所包含的最基本的结论,是经过多次认识才得出来的,因而在其形成之后不应当再发生大的反复,后来的认识只是对它们的补充、丰富和发展,而不是对它们的否定。反之,如果基本结论提出来之后,又为以后的认识所改变,那就表明它们还有摇摆性,因而一种理论体系也就不能说已经形成。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教育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历史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共产党员、党的干部以及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问题作过一系列论述，形成和发展了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思想。分析这一思想的形成过程，对于进一步研究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对于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对于在今天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都有一定的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和国民革命时期，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萌芽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毛泽东在探讨建党问题时，就初步地认识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的重要性。工人阶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必须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1920年9月16日，留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现在世界显然为两个敌对阶级的世界，学说亦显然划了鸿沟。”“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和社会哲学的出发点。”信中说：在中国也应当组织像俄国布尔塞维克党那样的共产党，主张“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要组织这样的党，首先要“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宣传各国革命的情形以及中国的情形。“凡游移不定的论说及与主义矛盾的东西，皆不登载”。1921年1月21日，正在湖南进行建党相关工作的毛泽东给蔡和森回信，信中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并告诉蔡和森，“党一层陈仲甫先生(即陈独秀——笔者注)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已有“上海出的《共产党》”，“详情后报”。在此之前，毛泽东于1920年11月25日在给罗章龙的信中说：要改造中国，“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主义”，当然是指马克思主义。可见，毛泽东在参加建党准备工作的过程中，已经产生和提出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初步思想。
1921年7月，毛泽东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回到湖南。8月，他与何叔衡等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学员学习文、法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此同时，毛泽东以主要精力在湖南建立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1923年4月，毛泽东离开湖南，到上海参加党的中央机关的工作。
1924年1月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正式建立后，毛泽东参加了******上海执行部的工作。1925年10月，毛泽东任******中央宣传部部长。12月，他以******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创办了《政治周报》。在《政治周报》的发刊词中，毛泽东提出要用革命的宣传打破******的宣传，教育全国民众。他指出：******势力不但有强大的力量，还有广大的宣传机关，“凡所以咒诅诬蔑中伤我们者，无所不用其极”。《政治周报》的责任，就是“向******派宣传反攻，以打破******派宣传”。他说：我们主要是通过“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来打破******的宣传，因此《政治周报》内容的“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派宣传的辩论”。在这个发刊词的最后号召：“接受我们对于革命工作的忠实报告，全国革命的民众起来!”毛泽东对创办《政治周报》的这些说明，以及此前他创办湖南自修大学，表明了他对宣传教育问题的重视。湖南自修大学把马克思主义作为重要的学习内容，《政治周报》的内容特别是毛泽东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等一系列文章，也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宣传。因此，毛泽东当时对宣传教育的重视，也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的重视。
1926年1月******二大之后，毛泽东参加了新成立的******中央农****动委员会。3月，接任******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动讲习所所长职务。毛泽东不但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等课程，还组织编印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供从事农****动的干部参考。他在这个《丛刊》第一辑的序言中指出：要有大批的同志到乡村去做农民的工作，“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引导”，就是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1926年l0月，毛泽东开始担任中共中央农****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初，毛泽东到湖南做了32天的实际调查工作。3月，写了《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除阐述了其他许多问题外，还特别肯定了党对农民的政治教育。他指出：“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他还指出：今后要把对农民的政治教育，“内容渐渐充实，意义渐渐明了起来”。显然，毛泽东不但肯定了党对农民的政治教育，而且要求加强对农民的政治教育。而对农民的政治教育，其中包含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教育。因此，毛泽东关于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的论述，也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视。
总之，在党的创立时期和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并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思想，但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专门论述还较少，还未能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思想体系。因此，这一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相关论述，只能看作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萌芽。
二
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领导农村根据地斗争的过程中，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问题的认识。他于1929年l2月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表明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初步形成。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始了创建农村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湖南农军到达井冈山，会师后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第四军(6月接中央指示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11月，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统一领导井冈山根据地和红四军。同月，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中说：“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他还说：“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政治训练”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显然包括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相继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在开辟和发展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进一步加深了对党和红军的思想政治教育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问题的认识。1929年12月底，在福建上杭县的古田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中，毛泽东进一步说明了党和红军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问题。
毛泽东说明了党内教育的重要性，规定了党内教育的内容。他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_4J8因此，“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弄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对于党内教育的内容，毛泽东指出有10个方面：“(一)政治分析；(二)上级指导机关的通告的讨论；(三)组织常识；(四)红军党内八个错误思想(见下文——笔者注)的纠正；(五)反机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即陈独秀等人组织的、采取托落茨基主义反动立场的小团体——笔者注)问题的讨论；(六)群众工作的策略和技术；(七)游击区域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九)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十)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问题。”毛泽东说：“以上十项除一部分(如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事实上限于适用在干部分子外，其余都适用于一般党员。”毛泽东在这里不但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党内教育的一个内容，而且所规定的其他内容也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相关。这个决议案中所规定的“士兵政治训练”的许多内容，如“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怎样做群众工作”、“苏俄红军”、“共产党******比较”、“社会进化故事”等，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要求。
毛泽东说明了党内教育的方法。决议案中指出，党内教育的方法有18项：“(一)党报；(二)政治简报；(三)编辑各种教育同志的小册子；(四)训练班；(五)有组织地分配看书；(六)对不认字党员读书报；(七)个别谈话；(八)批评；(九)小组会；(十)支部大会；(十一)支部委、组联席会；(十--)纵队为单位组长以上活动分子会议；(十三)全军支书以上活动分子大会；(十四)纵队为单位党员大会；(十五)纵队为单位各级书、宣、组联席会议；(十六)全军支队以上书、宣、组联席会议；(十七)政治讨论会；(十八)适当地分配党员参加实际工作。”。关于“士兵政治训练”的方法，主要有“上政治课”、“集合讲话”、“个别谈话”等。毛泽东这里所指出的党内教育的方法以及士兵教育的方法，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通过学习各种相关材料进行教育，二是通过各种会议包括训练班来进行教育，三是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进行教育，四是通过参加实际工作来进行教育。这里所说的参加实际工作，主要是指群众工作和调查研究工作，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党员和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受教育问题的重视，也初步地体现了毛泽东对理论和实际相结合问题的认识。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党内教育以及士兵教育的方法，也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方法。
毛泽东还指出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提出了纠正这些错误思想的方法。他在决议案中指出：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有8个方面，即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毛泽东分别地分析了这些错误思想的来源、表现和危害，提出了纠正的方法。在纠正这些错误思想的方法中，毛泽东提出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进行“实际情况的调查”，开展党内批评和群众对党的批评，等等。毛泽东所指出的各种错误思想，也包括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问题上所应纠正的错误思想。他所提出的这些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方法，也体现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方法。
可见，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实际上说明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性，说明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方法，说明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所要纠正的错误思想。这表明，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已经具有了初步的体系性，已经初步形成了。但是，毛泽东的这些说明，主要还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角度来说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还没有明确地提出来。因此，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还未完全形成。
三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问题作了明确的、比较全面的论述。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已经形成。
古田会议后，红四军回师赣南，发展和巩固赣南根据地。1930年5月，红四军攻克寻乌县城，并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毛泽东利用这个比较稳定的时机，在寻乌县进行了十多天的社会调查，并把调查的结果整理成《寻乌调查》，共5章39节，8万余字。同月，毛泽东写成了《调查工作》一文(1964年公开发表时改成《反对本本主义》)。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主要论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需要‘本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革命的理论，是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我们必须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着作来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指导我们正确地进行革命斗争，取得革命的胜利。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着作，就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精辟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和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性。毛泽东还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儿¨毛泽东的这个论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已经为中国革命的实践所证明，从而进一步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性。
关于反对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自2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这种错误倾向，在红军中和根据地工作中也存在。当时还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而叫做“本本主义”。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在着这种心理。”“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他说：对于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人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毛泽东所说的形式主义，就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他指出：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还指出：本本主义“是空洞的唯心的”，即唯心主义的，因此“必须洗刷唯心精神”。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
关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理论同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本原则。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只是要求被教育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更重要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分析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个论断，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不但提出了这个原则，而且论述了怎样才能实现这个原则，即怎样做才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他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他还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的这个论断，实际上是说符合中国实际的斗争策略，即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会产生于共产国际和外国党，只能产生于中国，产生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那么，怎样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呢?毛泽东指出：要通过实际调查，“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他说：这就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毛泽东的这些论述，阐明了要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研究各阶级的情况和相互关系，得出正确的结论，据此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毛泽东的这个思想，用后来的话来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毛泽东所说的“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就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开辟中国革命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此，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指出了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得出正确的斗争策略，用来指导中国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