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学论文篇(1)

3.2.1古典主义文学本体观与左翼的文学工具论

古典主义文学本体观就是强调文学本身的价值，认为文学本身就是目的。首先，梁实秋将文学批评与人性紧密相联，认为它只与人生、人性有关，只履行关怀人生与人性的精神使命。其次要求文学批评的反功利性质，他认为“文学批评本来该是不计功利，无所为而为的活动。”因此他赞同一种沉静的态度:“阿诺德说莎福克里斯之所以伟大，即因他能‘沉静的观察人生，观察人生的全体’(‘

toseelifesteadilyandseeitwh01e’)。”②这一句话道破古往今来的古典主义者对于人生的态度。惟其能沉静的观察，所以能免去主观的偏见;惟其能观察全体，所以能有正确的透视。故古典文学里面表现出来的人性是常态的、是普遍的，其表现的态度是冷静的、清晰的、有纪律的。而且“诗是人生的批评”，文学家应沉静地透彻地观察人生，作品应表现人生，文学批评也就自然是人生的批评。所以文学只为本身而存在，并不是什么宣传或者是阶级的工具。梁实秋强调:“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文学作品的产生，“更与阶级观念无关”，“所以文学家的创造并不受着什么外在的拘束，文学家的心目当中并不含有固定的阶级观念，并不含有为某一阶级谋利益的成见，文学家永远不失掉他的独立。”③这种独立便是梁实秋强调“文学的美”的特点，文学是独立的，其本身就是目的，而不可沦为阶级宣传的工具。作为另一面，左翼作家为了配合革命的需要，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认为文学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而受到生产力的制约，文学是有阶级性的。首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从传入之初就带鲜明的阶级性和强烈的革命功利目的。它不是装饰品，不是学者书斋里的事业，而是救济社会、除却弊害、解放思想的武器。所以左翼作家十分关注文艺的政治功能、宣传教育功能，文学的任务就是配合革命斗争的需要，宣传革命事业，歌颂革命精神，追求的就是时效性，他们热切希望作品能够即时起到一呼百应的社会效果，而并不致力于追求作品具有永久存在的价值。因此他们的作品大都充满强烈的时代精神，负载着敏感的社会内容，并带有鲜明的时代情绪和社会心理的印记。因此文学染上了深重了社会性色彩，至于其他方面的特性，如审美性、道德性等都被淡化、弱化，只是看重文学革命宣传的作用。

左翼文学论文篇(2)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特殊的环境中孕育生长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在民族危机与国家危机的双重压迫下形成的文学。是一个艰难地走向现代化，却远没有完成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在追求的文学的现代性。这是我们本世纪文学的基本历史环境，一切的问题和一切的特色，皆源于此”。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伊始，它就担任着救亡和反封建的双重任务。进入三十年代，日本侵华，华夏危在旦夕，有志之士倡导聚集一切力量来救中国于水火之中，文学成为了其中的重头戏，成为唤醒民众、新民、新中国的必要工具。1928年太阳社和创造社共同倡导革命文学，“个人主义的文艺老早过去了”“代替他们而起的必定是无产阶级文学”。所以，在中国三十年代特色的文学场中，雅俗之间的对立转向了雅俗与左翼文学之间的对立。在现代文学史上人们关注的往往不是雅俗之间的矛盾，这并不是说雅俗之间没有争斗，沈从文就曾指责张资平的创作是“新出版物”的“商业竞卖”“使中国新芽出生的文学态度与倾向，皆由热诚的崇高的企望，转入低级的趣味的培养”。但人们更多关注的是雅俗文学与左翼文学的恩怨纠葛。左翼作家批判新月派的“人性论”、“天才论”，批判林语堂的“性灵文学”，批判过京派，因为“他们理论的主要特点是强调文学与时代、“政治”的距离，追求人性的，永久的文学价值。这与强调文学艺术与无产阶级事业紧密联系，主张文艺和历史的进行取得同样步伐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自然形成尖锐的对立”。左翼也批判过海派，楼适夷给施蛰存他们戴上了“新感觉派”的帽子。

文学场中的斗争是客观的，也是残酷的。各种文学流派不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要想生存就必须在这个“场”中占有一席之地。根基尚浅的左翼文学要在文学场中占有一席之地不是件易事。“革命文学”倡导之初，倡导者们清算“五・四”时期成名的作家，称鲁迅是“封建余孽”“二重返革命人物”。这虽是“左”的思想加上宗派情绪影响所致，但也不排除左翼文学急于扬威立腕的心情。特别是左联成立以后，左翼文学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引进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积极推进富于革命意味的新的现实主义，提出过“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但是，文学场中的上帝是读者，带有明显功利色彩的左翼文学必须占有大量读者。何况他们“利润”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唤醒民众，在于吸引更多的民众投入到救亡的滚滚洪流中去。所以，左联积极的推进文艺的大众化运动。而且明确地提出“文学的大众化”是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强调文学形式的通俗。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大众化运动更多是停留在了尝试的层面上。可是，左翼文学要想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吸引大众。

这时，鲁迅曾提出，“所以在现在的教育不平等的社会里，仍当有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以应各种程度的读者之需。”其实，左翼文学在实施过程中未必有这么高的理论高度，但在事实上却不谋而合。从蒋光慈的“革命加恋爱”小说到茅盾的社会分析小说，再到萧红和萧军等的奴隶丛书，的确从不同层次上满足了大众的需要。左翼文学的“分众化”在某种程度上不是推广文艺，而是争夺话语权力的一种策略。如果说左翼文学与的民族主义文艺政策的斗争是一种政治性争斗的话，那么，在雅文学和俗文学一方，左翼文学是在争夺文学场的领导权。如果说雅文学的生产者是在辛勤的耕耘着自己的园地，固守的是一种“象征资本”的积累，通俗文学却抓住市民阶层，固守的是“市场资本”。左翼文学坚守的却是救亡的“权力资本”。而这“权力资本”既指左翼文学领导文学场的权力，也含有民族生存的权力。左翼文学有明显的功利性,讲求市场的流通性。所以左翼文学中有很多的“革命恋爱”的模式，因为在当时，这种故事是很吸引人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文学工厂”生产方式的性质。

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三十年代的文学场中左翼文学经历了从诞生到与京派和海派对峙，及渐渐成为主流话语的过程。但是，文学场犹如一个矛盾斗争的两方面，左翼文学是不可能一网打尽天下英雄的。林语堂“性灵文学”的风行，林徽因和朱光潜文艺沙龙的兴盛，以及上海的“穆时英效应”，张恨水的通俗言情小说，顾明道、还珠楼主武侠小说的畅销都说明了三十年代文学场的热闹。而且按照布迪厄的文学理论，文学场的冲突越深愈能体现出文学的独立性。这时左翼文学还没有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作为依撑，不可能用强制性的手段促成文学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在建国后推行并在期间达到极致）。被左翼文学称为“封建余孽”的京派和“洋场恶少”的海派在三十年代的文学场中不以左翼文学的意志为转移的茁壮成长。

“救国救民”“抗战”成为左翼文学的旨归，实际上他们也是这样做的。左翼文学在三十年代的文学场中出尽风头，把左翼文学比作唤醒民众的精神食粮是不过分的。可是从文学场的长久来看，输赢并不以此为依据。布迪厄提出过“输者为赢”的理论。保守、不革命的京派文学、资本主义“恶瘤”的海派文学建国后被冷落，布满灰尘，成为“毒草”。但是，一时的冷遇并不代表永久的冷宫。近年来的胡适热、沈从文热、周作人热、林徽因热、张爱玲热、胡兰成热，他们的作品一版再版都说明了这一点。但也不是说左翼文学悄然退出历史的舞台，正如三十年代的国情决定了左翼文学的诞生、繁荣一样，中国现在的环境影响了当下文坛的流向。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谁也不会怀疑中国正走在民主自由的康庄大道上，但不同于完全的市场经济。

左翼文学论文篇(3)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工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进行的，是与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同步发展的。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学仿佛是时代的晴雨表，社会历史的每一次动荡都会从不同角度折射到文学上来，都对文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化运动从五四时代对外国思潮流派的兼收并蓄转到格外关注“普罗”(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是我国的革命文学对风行全球的左翼思潮的一个响应，是红色的30年代的一个健康产儿，更是对“四一二”反革命后对资产阶级叛变革命的一次示威。因此，本文想从左翼文学这个特殊角度，探讨一下新民主主义时期，我们党是如何以文学艺术为武器，历尽千难万险，同反动派进行斗争的。 概括来说，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化运动的特点，是反封建、反专制，追求民主、追求自由的。在这漫长的30年(1919一1949)的发展过程中，文化运动的发展也不是笔直向前的，这之中也有反复，也有潜流，但它的基本脉络是革命的，是进步的。特别是经过反帝反封建的的洗礼，他们由单一的追求个性解放这一自身利益出发到关照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工人农民的生活群体，就是他们思想的一大进步。如果说第一个十年是启蒙主义，个性解放思想压倒多数，那么第二个十年就是个性解放主题淡化，让位于阶级斗争。从“二七”大罢工到五州运动，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已日渐被一些激进的青年所接受。1923年，一些从事实际工作的共产党人邓中夏、挥代英、萧楚女开始写文章，明确提出革命文学的主张，号召作家深人革命实际，培养革命感情，由于他们本人不是文学家，考虑问题的角度多.从社会政治着眼，对当时的文学现象多有批评，但也在文坛上引发一r一场不小的讨论。 1924年，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召J下了“一大”，孙中山宣布并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两党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结成革命统一战线，这不仅促进了‘!，国革命的发展，也给革命文学的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出版了一批宣传革命思想的进步刊物。这个时期，在我国广大的农村，特别是南方一带，农民运动正方兴未艾，在广州主力、了农民运动讲习所。随着农民运动的深人，各种矛盾也十分突出。为了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有一个真实而全面的分析，澄清当时各种强加到农民运动上的罪名，在1925年至1927年相继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文章，陆续发表在《中国农民》、《战士周报》等刊物上。这是共产党人关注进步文化运动，并在思想宣传上进行积极引导的一个例证。 正当革命文学运动出现勃勃生机、迅猛发展的时候，发动了“四一二”，他们查禁进步书刊，捕杀进步文化工作者，共产党人、萧楚女惨遭杀害;但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并没有被敌人的嚣张和残酷所吓倒，郭沫若写出了《请看今日之》的讨蒋檄文，为躲避迫害，此后远走天涯、亡命日本。北伐战争中投笔从戎的部分作家重新回到久违的文坛，为了反抗的专制和暴行，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创作“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即左翼文学。当时无产阶级的文学运动在欧洲各国都有程度不同的发展，在日本、德国、美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均形成了一定的规模。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而苏联正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发展很快，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策源地，苏联的理论对于各国想变革社会的文学艺术家都有着不同凡响的吸引力和不容质疑的正确性，这些主客观上的原因都在这一时期推波助澜，从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主流一左翼寒学的一个高峰。 在1928年至1929年，同是进步文化工作者，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等又围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问题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论争。这场论争虽然对革命处于低潮形势下的广大群众起到鼓舞和激励作用，但不利于革命文化战线上的团结对敌，而且容易被敌人分化和利用。党中央注意到这场论争，为加强对文化战线的领导，根据党的指示，共产党人冯雪峰、潘汉年在论争双方之间做了大量工作，消除误解，达成共识，并具体筹划了左联的成立工作。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左联的成立，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对文艺战线领导的一个伟大胜利，也是在白色恐怖下，我党领导广大左翼文艺战士进行反围剿斗争的一个胜利。 左联时期的文学活动，有其鲜明的革命色彩，在这十年间，中国的左翼文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它不仅要正面反击的文化围剿，还要对付打着“中立”、“文艺自由论”，“无党派文学”等形形的文艺派别的围攻，压力之大在我国进步文化运动史上是空前的。继左联成立后.潘汉年代表党又先后领导了“剧联”、(左翼剧团联盟)，“社联”(社会科学家联盟)等的筹备工作，并担任了此后成立的“中国左翼文艺总同盟(文总)”并担任其第一任党组书记，另一位共产党人瞿秋白到上海后，也积极参加了左联的工作，并与鲁迅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谈中国的左翼文学，不能不涉及苏联文学对它的巨大影响，当时的御用文人就叫嚷“革命作家是被卢布所收买”，文艺理论是“向俄国批发的”。这从反面也说明了苏联文学对中国左翼文学的发展有着多么至关重一要的影响。在这里谈苏联文学的影响，不能低估日本的媒介作用，在中国的左冀文学发展过程中，日本是兼有模式和媒介和双重身份的，一方面，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较之中国开展得要早;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坛大多是由日本留学生筑成的，”•(郭沫若语)，因此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是通过日本间接受到苏联文学的影响的。一方面中国的左翼作家接受了苏联文艺思想中阶级斗争白尔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注意力不再集中于个人的恩恩怨怨，、而是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体，视野和创作题材也都拓宽，使左翼文学无论是表现思想还是艺术手法都日臻成熟。另一方面，中国也接受了苏联排斥“同路人”思想，中国的左翼作家认为当时“革命的主要力量只有广大工农群众”。甚至提出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直接的斗争对象”。.这样做的结果，使自己很孤立，而且授敌人以攻击的口实，他们还接受了苏联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机械地在现实主义与唯物主义、浪漫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划了等号，这些影响都是消极的。、在这十年间，由于左联的工作和世界性左倾思潮的推波助澜，特别是苏联文学的巨大影响。使中国的左翼文学成为国际范围内“红色的30年代”的一个组成部分。左翼文学在30年代，开展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几乎渗透到各个领域，粉碎了的文化围剿，使在文化领域一直处于防范的地位，终于一败涂地。#p#分页标题#e# 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积极宣传与介绍，是左联当时开展的一项主要活动，被誉为“文艺的重工业运动”。先后出版了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普列汉诺夫历史唯物主义的《艺术论》，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鲁迅译的心车勒丙绥夫斯基的文学论》(车尔尼雪夫斯基著)，卢那察尔斯基的《作家与艺术家》。这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介绍，对尚在迷惘中徘徊的左翼文化工作者无疑是久旱遇甘霖，他们采取拿来主义的办法，对苏联的文学艺术采取教条主义的照搬，以致在左联前期产生了二些标语口号文学，多是图解革命的急就章，大多数比较粗糙、简单，曾授论敌以攻击的口实。随着左联各项活动的开展和冯雪峰、鲁迅的积极倡导，一些左联成员在仓啡实践中逐步克服了革命文学倡导时期的幼稚现象，•作品日趋成熟。同是写劳动人民的遭际，五四时代单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对笔下的人物充满了同情，.怜悯。到了30年代，’由于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文艺的领导，‘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阶级斗争思想的深人人心，左联作家笔下的工农群众不再逆来顺受，而是有了反抗意识，如工人罢工，农民暴动等。由子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这一时期写工人题材的作品较之五四时期大量描写农民生活的困苦和知识分子苦闷的作品，在数量上增加了。这也与左联成员身体力行从事实际革命工作(包括培养工人通讯员)，发动工人罢工的实践有关。 当局是不会听凭左翼文化的蓬勃发展的，他们加强了法西斯文化专制统治，查禁进步书刊，捣毁进步书店，捕杀左翼文化工作者。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冯铿等五位左联作家被害，被收人中学语文课本的鲁迅写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就是激愤于此而写成的。丁玲被监禁，应修人被军警所逼坠楼牺牲。墨写的谎言是永远也掩盖不了血写的历史的。 中国左翼文学在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尊重厉史_并不等于美化失误。在充分肯定左翼文学在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史_上的主流地位的同时，也要一分为二地总结它的不足和局限。 首先，左联时期的作品题材比较单一，社会涵盖面有限。因为左联作家声称要当一个政治的“留声机”，因此他们没有时间在斟酌作品的布局谋篇，加之客观条件也不允许，一个作品往往不是深思熟虑，经过时间积淀的产物;而是革命热情加创作冲动的产物，题材也多集中在左联倡导的几类之间，如写兵变等，这无形中限制了作家配创作视野，作品的单一、粗糙也就在所难免了:， 其二，宗派思想作怪。宗派意识是封建帮会意识的产物，是一种极其狭隘的观念形态，是产生无原则纠纷和个人主义、滋生文艺市侩习气的土壤。可以这样说，宗派主义在左联时期一直存在，只是或轻或重的区别。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置阶级之间的尖锐对立的社会现实不顾而故意危言耸听，由宗派情绪引起的几次论争，影响了革命文学的健康发展，也使大多数中立作家长期处于仿徨状态，不利于他们向左翼作家靠拢。 其三，教条主义。左联时期，对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学习有生吞活剥的现象。苏联文学对我国左冀文学的积极影响是无可辩驳的，但我们也应看到它的消极一面，即教条主义地照搬苏联的一套，甚至左联在当时提出了一个“左”的不易被人接受的理论，视苏联为自己的祖国，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这显然是教条主义的思想。它不利于中国共产党争取大多数的民众来拥护自己的主张。 纵观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的文学一直是它的主流。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反抗黑暗统治的斗志的决心，在中国革命史上功不可没。

左翼文学论文篇(4)

目前社会公平问题不时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底层写作也顺应时代召唤再次兴起。其实，群体性的底层写作开始于五四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为弱势群体呼吁、批判强权、关注社会公平和正义，已成为左翼文学的核心理念。因此，如何研究和总结左翼文学的经验教训，对丰富和完善当下的底层写作，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左翼文学追求政治效应，注重社会影响而忽视文学的审美价值，这种选择限制了一部分左翼作家。但我们不应对左翼文学传统作狭隘性的理解，应该看到其多样化的探索。萧红和柔石、叶紫、张天翼等左翼作家，就以他们个性化的创作，证明了左翼文学本身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体现了左翼文学自身的价值。

萧红受左翼文学影响较大，她最早就是通过东北左翼文学群体的活动圈“牵牛房”步入文坛的。1932年至l934年在哈尔滨，萧红与“牵牛房”的一群青年作家——萧军、舒群、金剑啸等人，为进步刊物《夜哨》撰稿，率先喊出了不当亡国奴的心声。1934年6月与萧军一起流亡到青岛的萧红开始写作《生死场》，在这里他们与青岛左联的活动点之一——“荒岛书店”来往频繁，书店老板孙乐文是共产党员，正是在孙的提醒下，他们与鲁迅取得了联系。l934年底穷困潦倒的萧红、萧军来到上海，得到了鲁迅的关怀帮助。1935年《生死场》出版，萧红一跃成为闪耀的明星。在上海期间，萧红虽没有参加左联，但在鲁迅、茅盾、胡风等人的影响下，跟左翼文学保持着大约一致的步调。可以说是激荡人心的时代带动着萧红投入到左翼阵营中，但是与左翼知识分子这些颇深的交往，并未将萧红的人生选择与创作引向革命，萧红与延安根据地擦身而过，1938年4月她最终放弃了与自己感情破裂、执意要去打游击的萧军，从而离开了左翼大部队。在人生的紧要关口，作为女人与作家的萧红做出了承受孤独的选择，此后的三年，在艰难的环境中萧红写出了《回忆鲁迅先生》、《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马伯乐》等经典作品，达到了理性和文体话语的自觉。正当她的创作进入佳境时，她却令人遗憾地永远消逝在了烟波浩渺的南国。

萧红的临终遗言“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隐含着一个柔软女性试图精神突围却最终失败的悲剧。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的她却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创作道路：积极融入时代思潮，又不抛开自己的切身经验；不脱离政治，又不愿为了追随而忽略艺术。萧红深受鲁迅影响，始终在思想上与一些左翼文人保持着距离，坚守了独立判断和批评的权利。在创作上没有盲目接受当时流行的左翼文学概念和创作模式，与茅盾、丁玲、蒋光慈等左翼作家比较，萧红的创作既具有进步倾向，又避免了简单化模式，显得内涵丰富深厚。

左翼文学论文篇(5)

     关键词：鲁迅、左翼（左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左翼民族主义。

     

     

    鲁迅在30年代，参与成立和领导“左联”，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政党的“同路人”，这是不争的事实。回应自由主义对此一鲁迅的批评，我首先确定鲁迅“左翼”的性质。“左翼”与“自由主义”正是20世纪思想论战的一个对子。“鲁迅左翼”或“鲁迅左派”正是继承和发扬、发展以三十年代为集中体现的鲁迅精神的思想派别。“鲁迅左派”有四个关键词，上面都已提到，正是“鲁迅”、“左翼（左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以这四个关键词确立我思想的单元，由此发展我的思路，树立我的“鲁迅左派”或“鲁迅派左翼知识分子”的旗帜。 同时，面对当代活跃的民族主义思潮，鲁迅左派反对自由主义的全盘打杀的倾向，确立左翼民族主义的观念。

一

    一般而言，“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思想言说中有两种所指，一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简称苏式社会主义，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政党的社会主义。苏式社会主义模式已经崩溃，肯定其历史存在的一定的合理性，更要批判这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病，揭示其历史存在及最终崩溃的经验和教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政党的社会主义，两者之间有点差异，前者偏重于文化和审美，仍是乌托邦理想和批判现实资本主义的价值参照；后者偏重于政治和经济，由于社会民主政党的执政而现实化，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政治形态。

    中国走的是苏式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时代非常明显，邓小平时代开始渐渐发生变化，处在不断发展的改革进程之中。加上中国不同于前苏联和西方的国情，中国的改革社会主义仍有着生命力。改革社会主义毕竟是一种过渡形态，未来怎样发展？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行资本主义形态，还是继续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这关键取决于获得统治合法性和执政地位的政党。现在能探讨的是两点。首先，将自由民主社会制度的建立作为中国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这种社会制度政治上民主，混合经济，文化思想上多元化。在这样的现代民主社会结构上，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根本的社会制度上的变化，而在执政党的政策上的偏向。在一种自由民主社会制度上，社会主义政党执政，推行社会主义政策，便是社会主义。其次，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可称为“民主社会主义”，是当下中国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和理想，也可作为对现实批判的理想价值形态。这两点思考既总结了苏式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又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理想，且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政党的社会主义的某种程度的沟通。这两点结合的民主社会主义也是现实和理想的两面的统一。

    社会主义思潮中，有一些直接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有一些与马克思主义既有某种程度的联系，又有某种程度的疏离，还有一些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苏式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直接联系。西方社会民主政党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则是若即若离，这由于伯恩施坦、考茨基等第二国际的中右派与马克思主义的既联系又背离的复杂关系，和社会民主政党在历史发展上对自己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定性上的变化。我强调的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必须与马克思主义有直接联系，但又批判苏式社会主义和某种程度上肯定社会民主政党的社会主义，并且较多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则需要修正、变通、发展。社会主义首先被人们当作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全面的思想文化体系，作为知识分子，作为思想文化体系、世界观与方法论、价值观与认识论的马克思主义更重要。

    我将站在被压迫阶级一边，为反抗社会压迫、实现自由民主平等的人类社会理想的立场和思想追求作为左翼思潮的本质性规定。人类自有文明以来，这种为被压迫者的左翼文化传统便一直存在。但我强调的是，进入现代文明以来，有形形色色的左翼文化思潮，但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最深厚博大的、影响最大的和最有生命力的。我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为我所更高肯定的“左翼”。

    接下来，谈对以鲁迅为旗手的“鲁迅左派”的内涵的确认。“鲁迅左派”，是鲁迅与左翼、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结合体。鲁迅既是左翼文化工作者，30年代左翼文化领袖，又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至于鲁迅本人思想的独特性，不能与左翼、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任何一个划等号，但可以与鲁迅左派、“鲁迅主义”划等号。有人说，鲁迅本人的思想是发展变化的，曾有的又放弃，矛盾性存在，有一些方面思考不多或缺失，这是存在的。鲁迅左派的看法是，鲁迅思想的本质特征是等于鲁迅左派或鲁迅主义的，他放弃的或存在的错误需要修正，他的矛盾性需要在变通中统一，他一些思考不多或缺失的方面需要补充和发展。

    “鲁迅左派”一词是我在网络思想论坛与自由主义派学友、毛左派学友交流、辩论中确立的，因此，鲁迅左派的思想与自由主义和毛左派共处一个当下网络思想语境，相互联系而又彼此不同。有人，例如英国bbc中文网记者魏城，说我确立“鲁迅左派”是为区别于“毛左派”， 我承认这种说法符合一定实情。不过，“鲁迅左派”思想的更大思路是从30年代鲁迅的评价开始和发展的，与自由主义针锋相对，为此一鲁迅与左翼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关系辩护，是一个直接的原因。

二

     鲁迅一生经历了清朝和民国两个时代，他对这两个时代都是不满的。正如清末和民国正是中国社会激烈动荡、变革的时期，鲁迅作为时代的先进的知识分子，思想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展着。鲁迅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是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出现在中国思想界的，即所谓“精神界之战士”，这使他不同于刻板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和善变的从事实际工作的社会活动家。

    鲁迅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与社会发展相联系的三个阶段。早期留学日本时，他以“文化偏至”说贬斥盲目崇拜西方物质文明，热心介绍西方以施蒂纳、尼采和克尔凯廓尔为代表的“新神思宗”，即现代非理性人本主以思潮，倡导以拜伦为“宗主”的摩罗诗派。曲高和寡，鲁迅尝到了呐喊于生人中的寂寞。五四时代，中国社会思想发生大变局，鲁迅以个性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想从事文学创作和社会文明批评，取得成功，一跃而成为思想界的领袖级人物。随着国民大革命的失败和社会主义思潮在世界和中国的流行，鲁迅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目光被吸引到苏联，他走向了马克思主义。

    鲁迅曾说清朝时，他只是一个异族的奴隶，而这个朝代是中国漫长封建传统社会的一部分，充满了礼教“吃人”的悲剧。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在复辟和军阀争夺中动荡着，鲁迅也说觉得久没有中华民国，革命前是奴隶，革命后变成革命新贵们的奴隶了。“革命”是动荡变革时代的常用词汇，鲁迅的思想也不例外地与革命复杂地结合着。“革命”一词的破旧立新的含义，在中国的实际社会变革中，首先被用来指不同于康有为梁启超和平改良派的孙中山等人的暴力推翻清朝政权建立民国的政治活动。民国建立后的十多年里，政权变动而社会结构依旧，革命在政治意义上逐渐失去了光泽，虽然在文化意义上获得了更加的流行。在20年代中期，鲁迅对“革命”的理解是复杂的，但随着革命与社会主义运动结合，革命获得了新的意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鲁迅也终于明确了有关革命与文学的思想，这成为他后期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

    20年代中期，在辛亥革命十多年后，孙中山联俄联共，发动了国民大革命。南下广州一度卷入这场革命的鲁迅，对此抱着喜忧参半的态度。他认为广东可以成为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成为反革命的策源地，而群众并没有掌握自己的命运，“奉旨革命”现象含着这场革命的危机和肤浅。鲁迅肯定革命对社会变革的巨大作用，但认为革命前只有对现状不平的文学，革命中无文学，革命后的文学已经不是革命，这时他对革命文学基本上是不承认的态度。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和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建立，一出革命成闹剧和悲剧收场，民国招牌依旧。被这场革命吓了胆，差点丢了性命，鲁迅转而移居上海半租界，得到的教训是文艺与政治对立，前者要变革后者要维持现状，革命一旦胜利变成维持现状的政治，文学被政治家压迫。

    中国社会变革不断，“革命”不断。当1928年鲁迅受到创造社太阳社围攻时，鲁迅躲不开的革命又以新的面目出现了。这次革命不同于辛亥革命和国民大革命，现在批评他的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文学的倡导，背后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鲁迅走向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对前两个革命失望过，但这次革命他抱了信心到最后。

    社会主义运动本源于工业革命后的欧洲，到马克思主义确立，成为世界性的社会思潮和运动。作为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理想，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却未看到其实现。但在20世纪，这种理想终于在现实中开花结果，却都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原创者设想的偏离。社会主义运动首先在东方诞生了苏联式社会主义政权，接着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也有了执政的机会，但两种社会主义在一般人的看法中区别是很大的，又有着深层的共同点和联系。鲁迅和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直接受到苏联的影响，鲁迅作为一个作家，是经由苏联文学，走向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早在1925年为《苏俄的文艺论战》一书写《前记》，鲁迅就一直未间断地关注苏联文学。在1928年前，鲁迅对苏联文学的认识和理解主要受托洛茨基和沃隆斯基的影响，可以说，后来在中国社会主义者中名声很臭的托洛茨基是鲁迅学习苏联文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导师。鲁迅对革命与文学三阶段的认识，对革命“同路人”的关注和好感，对革命内容和艺术特性的统一的强调，都明显受着托洛茨基的影响。在托洛茨基被苏联政权放逐后，为进一步认识马克思主义，也为促成中国左翼力量建立统一战线的需要，鲁迅在1929年后将注意力转到了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并翻译出版了两人的著作；30年代后，鲁迅直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

    作为将社会主义运动落实为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的第一次尝试，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经历了摸索和曲折的历程。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有两条发展的线索。鲁迅关注和介绍的托洛茨基、沃隆斯基、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都可称为非正统派或“自由派”，他们在苏联的政治舞台上都遭受挫折打击，思想上受到批判，但他们对文艺的理解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而“岗位派”、“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可称为正统派、激进派，他们更富有苏联式原创特色，更背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1932年，斯大林解散了“拉普”而代之以苏联作家协会，文艺从此完全由政党控制，斯大林式专制也渐渐成为苏式社会主义的代名词。

    苏式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现实社会落实的两种主要方式。现在，苏式社会主义阵营已经瓦解，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的议会斗争中遭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及形形色色右翼势力的打压。有人说中国的搞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式社会主义或者可成为社会主义的第三种形式，这需要以政治的民主改革的最终成功来确证。

    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走向了马克思主义，参与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中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文化巨人。鲁迅是经由苏联文学走向社会主义的，但他吸收的是苏联的“自由派”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拉普”和斯大林的正统派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后者才代表了苏联式社会主义的特点。因此，鲁迅虽经由苏联走向马克思主义，他不同于斯大林主义和苏式社会主义，而直接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相通。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理想仍有着巨大的生命力，未来发展前景乐观而光明。政治上，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和中国改革社会主义仍有着生命力；思想文化战线上，马克思主义美学仍是欧美高等学府和学术研究机构里的显学。鲁迅走向马克思主义，是他的后期的思想的伟大的发展，他的这个思想发展焕发着有意义的历史光彩。当然，鲁迅走向马克思主义，或者可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忽视的是，他是有着独立而丰富思想内涵的思想家，称他为鲁迅主义者更恰当。马克思和鲁迅都是国际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大师和巨人。

三

    “左翼文学”既是指作家的立场，又是指与这种立场相联系的文学思潮。这立场便是为劳苦大众服务，为被压迫者服务。因此，左翼文学的最简单明确的定义便是为被压迫者、劳苦大众的文学。

    对于文学，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显然的，左翼文学不同于游戏娱乐的文学，他强调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不同于宣扬超阶级的抽象人性的文学，它明确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对立；不同于为艺术而艺术的神秘主义，它关注现实生活的真实的社会关系。左翼文学是劳苦大众的精神食粮，游戏娱乐的文学功能仍然发挥着作用。被压迫者的人性见证着压迫社会的非人性，左翼文学便是根扎于更广大的人群的人性的文学，左翼文学当然是文学，艺术特性被保持和强调。左翼文学以为被压迫者服务为宗旨，目的是为了促进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解放，这涉及三方面相关的内容：一是对被压迫者命运的揭示和对压迫社会的批判；二是呼唤被压迫者的觉醒和反抗，以改变被压迫的命运；三是探索由阶级解放到社会解放，由压迫社会到无压迫社会的进化的道路。

    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左翼文学的奠基人和大师，他的文学探索道路是中国现代左翼文学思潮的前进道路。从《诗经·国风》、乐府文学，到《红楼梦》，为被压迫者的文学虽遭封建正统文学篡改和压制，仍然不绝如缕地坚持和发展下来，与现代中国左翼文学相通。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左翼文学，既是中国传统为被压迫者的左翼文学的优秀民族遗产的继承，又是对世界左翼文学的丰富营养的吸收和发展。19世纪末和20世纪，传统封建中国向现代文明中国转型，世界文明日益一体化、全球化，中国现代左翼文学当然有了不同于传统阶段的新的特点。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他同时也确立了中国左翼文学的阶段性成果和未来方向，左翼文学是20世纪中国的主导文学思潮。不论是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国民性批判到提倡革命文学，鲁迅关注的重心始终是被压迫的劳苦大众，这正是左翼文学的最深层本质的规定。

    鲁迅出生在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作为破落户子弟，在更容易感受到的社会炎凉中清楚地看到压迫阶层的腐朽和被压迫者的苦难。在他从事文学工作后，他逐步确立了为被压迫者服务的志向。他说：“其实，我当时的意思，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 。

 

    鲁迅由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开始他的文学活动，一开始便表现出左翼文学的特征，这便是不大关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而将注意力集中在落后的俄国和东欧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世界上的被压迫民族和一国之内的被压迫劳动大众是相通的，被压迫人民的命运也正是被压迫民族的命运，这里，鲁迅的左翼立场与爱国主义、世界主义是互为一体的。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为被压迫人民的的文学使鲁迅观照自己本民族和人民的命运，他说“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的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 可以说，一开始鲁迅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想便是左翼的，上流社会与下层社会的对立以及对劳苦大众命运的关怀，正是鲁迅为代表的中国左翼文学的本质性规定，而这与鲁迅翻译介绍的世界左翼文学是相通的，后者强化了前者。而鲁迅后来创作的小说散文和杂文无不是丰富着中国左翼文学的这个本质性规定。

    鲁迅对俄罗斯民族文学的爱好经历了他的两个时期，前期作为个性主义者和启蒙主义者，他关注19世纪的俄罗斯现实文学；后期作为社会主义者关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不管是个性主义者和启蒙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前后期的鲁迅都是左翼文学者。鲁迅的《祝中俄文字之交》便是献给伟大肥沃的“黑土”的赞美诗：“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辛酸，的挣扎”，“希望”和“悲哀”，“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鲁迅的左翼文学思想同样从民主革命时期的俄罗斯和社会主义苏联得到营养：“十五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半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十五年以来，被帝国主义者看作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

    鲁迅文学创作前期主要受果戈理、契诃夫、安特莱夫、阿尔志跋绥夫等俄罗斯作家的影响，后期在思想上受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影响，经由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喜爱《毁灭》、《静静的顿河》、《铁流》等苏联革命文学作品。鲁迅的早期左翼启蒙主义向后期的左翼革命文学的发展，苏联文学担当了桥梁作用。虽然30年代斯大林专制使苏联式社会主义蒙羞，而80、90年代之交苏东巨变，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解体，原因是很复杂的，但不能由此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许多尝试之一的苏联十月革命的意义全盘否定。鲁迅的左翼思想与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联系更不该受到城门失火殃及鱼池的指责，因为，一分为二地看问题，鲁迅所接受的俄苏是正面的积极的，而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失败归因于与鲁迅接受的无关的或反面的因素。

    鲁迅后期参与了中国革命文学的浪潮，对于他，革命文学有着实在的内容，这便是劳苦大众的反抗。革命文学不管它与什么政党的目标一致，对于左翼鲁迅来说，只要与为被压迫者服务的目标一致，不怕成为革命政党的同路人，仅仅因为革命文学“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大众的”，“我们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 。因此，对于后期的鲁迅来说，仍然是“劳苦大众”，而不是政党政治及革命，是他的关注重心。对于鲁迅来说，为被压迫的劳苦大众服务的目标是一贯的，作为一个革命政党的同路人是次要的和从属他的左翼文学一贯的目标的。当他发现自己受到革命的政党的一些人物压制时，他是愤怒的，他始终是独立的，坚守着他的左翼文学的原则。

    海外学者林毓生认为，鲁迅为被压迫者的文学担当是扎根于一种道德感情，因此不容许任何的机变权诈和实用主义；李欧梵先生赞同他的老师的这个看法， 认为这种道德倾向的内在逻辑必然会使他反对那种职业的政治家，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对于后者就发生了两个口号之争。他们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为广大劳动人民，为被压迫者，这左翼文学的立场，正是他的道德使命和担当。

    正如鲁迅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必会发展下去，他开创的左翼文学传统也将必有后来人。为被压迫者、劳苦大众的左翼文学，在鲁迅之前有着中国的传统和世界的同类，而在鲁迅取得巨大成就之后，在鲁迅的丰碑确立方向之后，中国现代左翼文学必将继续开拓未来的前程。

四

    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一直强烈存在的社会思潮，虽然每一个民族进入文明史以来便有对自己本民族的自觉意识，但现代民族主义无疑是西方文明全球化的产物。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殖民侵略，不但引起了中国与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也激化了封建统治者与被压迫民众的矛盾。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致力于民族觉醒和现代化的先进知识分子学习西方强国经验，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便被中国所接受。与西方一些单纯民族的国家不同，中国的现代民族观念，实际上指多民族共同体的国家。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意识，便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体国家的意识，体现为中国人对本民族国家的情感、意识和观念，便包括对民族国家内部矛盾和与外部矛盾的看法两个方面。

    现代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主义，表现出多样的复杂的形态。因为要谈鲁迅，我们可重点考察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以鲁迅为代表的30年代左翼民族主义，便与自由主义的右翼民族主义，国民党政权的民族主义有着不同。从内外两个矛盾的视角来看，左翼民族主义强调民族民主革命，即反帝反封建，既反对帝国主义，又追求阶级解放。自由主义的右翼的民族主义不赞同左翼民族主义的反帝和阶级斗争，强调模仿西方，在维护现政权的稳定基础上确立现代自由宪政制度。国民党政权的民族主义有两种表现，一是以蒋介石为代表，推行法西斯主义的民族主义，一是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民族投降主义。国民党政权的民族主义的两种表现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也有反映，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和40年代初的战国策派相似于前一种，周作人等“附逆”知识分子属于后一种。显然的，左翼民族主义是中国30年代的多样民族主义中的主导性思潮，这也是中国抗日反帝斗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左翼文化巨人鲁迅有着非常成熟而又先进的现代民族主义观，这是他的博大精深的左翼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鲁迅不但是现代中国文化的一个巨人，也是中国左翼文化的永远的旗帜。在当前，民族主义思潮非常活跃，并且表现形态极其多样并且复杂，重新学习和弘扬鲁迅的左翼民族主义观，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从内外两个矛盾及其关系角度来分析，鲁迅的左翼民族主义表现为三个特点。

    鲁迅的左翼民族主义首先是被压迫阶级的民族主义，指向着由阶级解放到社会解放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在鲁迅的青年留学时期，怀抱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救国理想的鲁迅确立了现代“立人”的思想，由“立人”而建立“人国”，由此确立民族的振兴道路。但这一思想过于玄虚，没有在现实中落实的可能，鲁迅于是陷入了思想的迷茫。在五四时期，鲁迅猛烈地批判中国传统文明的“吃人”本质，但喊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声毕竟空洞，伴随他的是“与黑暗捣乱”的虚无而绝望的情绪。虽然鲁迅很早就由俄罗斯文学认识到国家内部是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两个阶层的，只有到二十年代后期，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才终于找到了自己确信并为之奋斗的青年理想的踏实的道路，这就是献身于阶级解放，由阶级解放到社会解放，这正是他的“立人”到“人国”玄虚理想的可行的现实选择。从这个意义上，鲁迅主义，当是指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鲁迅思想，这是鲁迅思想发展的高潮和成熟阶段，30年代的鲁迅由此成为左翼文化的大师和旗帜。鲁迅由批判国民性到批判社会的阶级压迫，揭露统治者的反动和社会黑暗，热切地为新兴的阶级解放的斗争而掷出他的像匕首、像投枪的笔。正如他所说：“左翼作家们正和一样在被压迫被杀戮的无产者负着同一的运命，唯有左翼文艺现在在和无产者一同受难（passion），将来也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

    鲁迅的左翼民族主义其次是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指向着反帝和团结被压迫民族共同发展国际主义的道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生活在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疯狂压迫和被压迫民族奋起反抗民族救亡的时代，民族救亡既指向对国内封建统治者的反抗，也指向着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在鲁迅深受幻灯片事件的刺激，弃医从文，致力于思想启蒙之初，鲁迅便大量翻译世界上被压迫国家的作品，他感到深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与世界弱小民族的心灵是相通的。也由此，他在《摩罗诗力说》中表达了对英国诗人拜伦对被压迫民族反帝斗争的支持的敬意。30年代，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担当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反帝斗争的导师的角色，鲁迅与国际左翼革命力量相呼应，便也对苏联表达了他的敬意。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打击下，帝国主义的世界殖民体系被打破，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获得了民族独立。尽管苏式社会主义后来由于内部问题而瓦解，苏联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为第三世界国家打退帝国主义获得民族独立所做出的贡献是无法抹杀的。鲁迅既为中国的反对帝国主义斗争做出伟大的贡献，也对世界弱小国家的反帝斗争热心支持，表现出左翼民族主义所包含的国际主义精神。鲁迅称赞密茨凯维支，“是波兰在异族压迫之下的时代的诗人，所鼓吹的是复仇，所希求的是解放”。他积极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被国民党法西斯政府逮捕的国际左翼人士牛兰夫妇等人。他撰文猛烈地揭示和批判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友邦惊诧论》便是这样主题的众多的名篇之一。

    鲁迅的左翼民族主义还表现在同形形色色的错误的民族主义作斗争。针对狭隘的自大的民族主义，鲁迅作了尖锐地批判，指出它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于反帝无补，反而有害，因为它将无理性的由于外国强权的压迫所产生的愤恨无例外地要发泄到本民族的独异之士和弱者身上。自大民族主义推崇国粹，盲目地仇视外国一切东西；鲁迅却批判国粹中的封建性糟粕，坚持“拿来主义”，以西方为师，“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拿来当以利我为主，所以鲁迅又反对“被描写”，反对帝国主义话语对中国的丑化。他特别指出一种“西崽”的民族主义，“依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为洋人的狗腿子，又骂洋人，更为虎作伥地歧视同胞。对30年代以国民党政权为依靠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鲁迅更是加以深刻地揭露它是“流尸文学仍将与流氓政治同在”，实际上是国内的反动统治者勾结帝国主义镇压本国劳动人民和为帝国主义前驱欺负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流氓政治在文学上的反映。鲁迅也同自由主义的右翼的民族主义作斗争。后者对左翼民族主义的反帝和阶级斗争不予理解和表示反对，实际地维护着当时反动的压迫人民的国民党政权，不自觉地充当着压迫阶级的“乏走狗”。鲁迅并不反对现代宪政制度，他一则认为与虎谋皮，无实现的可能也就没有积极意义，反而充当了统治者压迫人民的“刽子手”，二则他认为平等和自由很难两者得兼，阶级解放的民主比抽象的自由实际上是统治者压迫人民的自由更重要。自由主义者憧憬着挤入国际帝国主义俱乐部，他不反帝并往往与帝国主义一样歧视第三世界被压迫民族。

    学习鲁迅的左翼民族主义，具有极大的时代意义。鲁迅的民族主义是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是被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在当下的中国，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并没有消除；当下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仍非常活跃，并且思潮内部各种民族主义非常复杂。鲁迅的左翼民族主义观便仍是值得学习和弘扬的可贵的精神资源。

    学习鲁迅的左翼民族主义，首先要反对民族自大主义。民族自大主义盲目排外，于反帝无补，又将反弹力打到民族内部，乱给人扣“汉奸”帽子。其次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将民族语言和民族精神亵渎，否定一切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在他们的眼里，本来是中性词的“民族主义”成了完全的贬义词，还创造了“爱国贼”一词，糟踏“爱国主义”的积极精神。再次，反对自由主义的右翼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常常以敌视左翼的追求阶级解放的民族主义为己任，并且为帝国主义作怅，欺负第三世界被压迫民族。在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的对伊拉克的侵略战争中，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一夜美国人”，到“一夜美国兵”，站在如狼似虎的强者一边支持非法侵略第三世界弱小国家，狐假虎威，实际上重演了鲁迅所严厉批评过的三十年代右翼民族主义者黄震遐小说中所表现的为帝国主义前驱的滑稽剧。

    学习鲁迅的左翼民族主义，就要支持民族内部的反对阶级压迫的斗争，也要支持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斗争，这是左翼民族主义的两个核心定性。首先要由阶级解放到民族解放，建立“人的国”，从而振兴和繁荣我们的民族共同体国家。其次要支持世界人民的反帝反霸斗争，这是与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的民族振兴分不开的，也是国际人道主义和国际正义的体现。以鲁迅为开创者和奠基者的鲁迅左派必继续将这种为被压迫阶级和民族而奋斗的左翼民族主义进行到底。

    

左翼文学论文篇(6)

关键词：元地区；左翼政党；哈萨克斯坦

一、左翼政党及原地区的左翼政党

左翼政党作为政治力量，是国际政治舞台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共产党、社会党 （社会、工党）和以社会主义为取向的其他一些左翼政党都属于左翼政治力量。左翼政党与右翼有着明显的差别，他们更强调社会平等而不是经济得增长，在信念信仰中追崇马克思主义，反对资本主义。

原地区的左翼政党，就基本纲领和总的指导思想来看，可以归为两个类型：共产党和社会党。共产党类型有三种思想倾向：民主社会主义，民族民族主义和“正统派”。共产党中坚持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思想过大，会失去自身存在的意义；但思想的极左化则会脱离现实。社会党类型可以就组建方式分为三个类型：旧社会党也称重建党，比如说波兰社会党；“真正”的社会党也称新建党，比如乌克兰社会党；新社会党也称为改建党。社会党认为科学社会主义行不通，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可行，主张“第三条道路”。新社会党是议会中的强大力量，成为原各国左翼的主导，即所谓的左翼党复兴，主要也指的是新社会党的复兴。

二、国内外关于原地区左翼政党的研究现状述评

关于地区左翼政党研究的学术成果有很多，例如：（英）萨松著，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的《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二十世纪的西欧左翼》（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郇庆治主编的《当代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等等。以上著作均是近几年来的新作，结合时代的新特征，分析了全球左翼政党的发展现状。并围绕左翼政党的新发展、新挑战和新举措，从多角度、多侧面分析、探讨了左翼政党的最新形势、所面对的问题和机遇以及积极应对的主要思路和方略，为读者重构了新的社会主义运动蓝图。

此外，还有些学者针对原的具体一个国家的左翼政党进行深入探究，比如：王志连、姬文刚的《波兰左翼政党发展演变探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于海青的《希腊共产党的演进与当代希腊激进左翼政治》（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3）等等。就左翼政党的类型、分化发展、政治纲领、指导思想等方面，做了分国别的详细研究，并且针对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进行国情分析，为读者展现原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真实状况。

比较性的研究中涉及的左翼政党状况，在这一类的研究中，多把左翼政党当做比较的介量，目的是突出自变量研究。传统的比较中有：左翼政党与右翼政党的比较；东欧的左翼政党与亚洲的比较等。也有政党间的研究，把社会党与右翼党作比较。国际和国内的专题性的研讨会也会涉及原国家左翼政党的发展现状，并且就其出现的问题及挑战进行深入探讨，并指出未来的发展趋势。国外对于原国家左翼政党的研究或直述政党，或从政治方面入手政党政治，向我们展示不一样的左翼政党，完善我们的研究。这对于研究地区的左翼政党起引导性作用。

三、哈萨克斯坦左翼政党的发展现状

中亚地区，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组织和运动面临着毁灭性的打击。而共产党、社会主义在中亚各国人民心中的伟大形象更是在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和民族政策中一去不返。独立之后的中亚，各国在政治上由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向西方多党议会制过渡，经济上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亚的国家和民主转型逐步推进，但左翼政党处境仍很艰难。

哈萨克斯坦政党、运动和各类政治组织多达300多个。这些政党组织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仍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政党，如社会党、共产党等；二是一般民主类型政党，如人民一致党、、国民大会党等；三是民族主义类型政党、如阿拉什党、“拉德”运动等。根据哈萨克斯坦2002年新《政党法》的规定，党员人数超过5万，并且在全国14个州和两个直辖市均设有分支机构且其成员达到700人以上的政党才能够在司法部获准登记。在哈萨克斯坦国内只有9个政党获得合法地位，其中在哈萨克斯坦议会具有影响力的政党有三个：“祖国之光”人民、哈共产人民党、哈萨克斯坦“光明道路”。

苏联时期，中亚各国的共产党是国内唯一合法的党组织，也是完全服从于苏共中央的地方党组织。1991年9月7日，共产党宣布解散，并改名为社会党。1991年12月2日，已解散的部分共产党员召开十九次非常代表大会，组建了新哈萨克共产党。1998年哈萨克社会党瓦解，大量的党员加入了共产党，领导层把领导权给了原社会党领导人阿布季尔金，这样做直接导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共产党在阿布季尔金的领导下脱离了工人阶级、停止了工人运动，在共产主义内部引起不满与抵抗。2000年维诺科夫在俄国重建了哈团结工人运动。2001年较激进的原苏共“老左”和工人青年在当地成立了“马列主义纲领派”。2003年团结工人运动和“马列纲领派”建立了一个新的共产主义政党――社会主义抵抗运动。并于2004年的3月1日成立了哈萨克人民共产党，也就是现在的哈萨克共产人民党。但其影响力已大不如从前，在发展与探索中面临巨大困难。

哈萨克斯坦的共产主义者们，在经历了初期苏联解体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被人民摒弃所带来的震撼、迷惘和仿徨之后，重新组织了起来，他们审视了自己过去的实践，总结了经验教训，并且在本国资本主义残酷的社会现实中坚定了信念，重新为建立公正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展开了斗争。

近年来，哈萨克斯坦执政当局为舒缓政权压力，继续推进适度民主。哈首次举行地方行政长官选举，扩大地方职权，同时，转变态度，加大对非政府组织的扶持力度，积极引导非政府组织为政府所用。这些举措有利于哈萨克斯坦左翼政党的发展。随着哈萨克斯坦左翼政党积极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运动形式和发展道路，争取社会公众的支持，哈萨克斯坦的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逐渐复兴的趋势。

四、总结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兴起打破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建立一种理性的、社会民主社会的构想。原苏联国家曾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进行探索，经历了失败、重组、新探索，大部分现今都平稳而迅速地发展。哈萨克斯坦左翼政党的探索与努力向全世界的人们证明，左翼政党的发展要适合本国的国情，探索属于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增强自身的影响力，在不断地发展中壮大自己。

[参考文献]

[1]蒋锐：《原地区左翼政党及其社会主义运动评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6.

[2]（英）萨松著，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二十世纪的西欧左翼》，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3]徐鹏：《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转型研究》，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3.

[4]吴茜：《论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的左翼政党》，国际论坛，2009.

[5]高歌：《剧变后东欧国家左翼政党发展过程中的三个为什么――东欧左翼政党发展态势初探》，东欧中亚研究，1998.

左翼文学论文篇(7)

［关键词］ 左翼电影；现代性；都市；批判

一

电影与城市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城市生活方式的异质性、多元化、碎片化、开放性等特征都为电影叙事提供了深广的意义表现空间。城市成为电影叙事的重要生成场域，同时也是作家经验与叙述方式的诞生之地。

上海的西方现代性体验成为促使中国左翼电影发生的最原初动力之一，上海现代性给中国左翼知识分子所带来的重要体验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城市的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社会阶层的急剧分化与财富的巨大悬殊；其二是上海的西式建筑作为西方现代性的产物给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带来的一种殖民主义创伤。左翼知识分子对上海城市的自我体验的主体性，势必要在电影文本中予以客观化，因此，分析中国左翼电影是怎样呈述和阐释上海都市景观的，并进而揭示出隐藏在其视像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话语及其建构策略很有必要。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左翼电影中，对都市景观的“捕捉”或想象也是一个重要的叙述策略。

一般说来，都市性格的心理基础包含在强烈刺激的紧张之中，这种紧张产生于内部和外部刺激快速而持续的变化。左翼电影将目光聚集在上海都市的某一特定的时刻和特定场景，这种反反复复的刺激性印象毕竟是现代都市的产物。在左翼人士眼中，上海都市基本上是一个异化和非人格化的场所，所谓“都市问题”，如失业、贫困、社会动荡、拥挤、无根漂泊，等等，在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中国左翼电影对上海都市空间的想象、建构和审视，是与阶级、民族等意识形态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正如孙绍谊先生所言：“左翼文化运动反帝反封建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双重政治使命及意识形态立场，决定了上海这座城市在其彻底政治变革的吁求中只能处于负面的位置。作为一座中国政府只拥有有限控制力的半殖民地城市，上海在左翼人士眼中当然只能唤起其民族耻辱感和危机感。但另一方面，由于上海被视为是帝国主义势力控制中国的典型表征，因此它常常被想象成某种新的社会和文化秩序得以再生或重建的废墟。从这一层面上说，上海这座城市或可被视为是某种‘必要的邪恶’，因为正是由于它对‘中国性’的越轨挑战及其政治经济上对外国势力控制的无言默许才使民族自救和民族革命的左翼吁求变得合法化。”①因此，左翼电影人士的都市批判立场明确基于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观点以及面对外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侵略所产生的国家民族危机感。但是迫于国民政府当局的电影审查，左翼电影剧作家对中国观众的思想影响并不是直截了当地向他们灌输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观念，而是通过描写那些局限于很小的城市空间中的小市民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来折射社会等级，并用善、恶世界之间的对比来隐喻城市与乡村。在这种隐喻式的叙事模式中，用来影射上海城市的色调往往以灰暗的面貌出现，成为反面形象；而乡村则成为人们心目中道德上的理想“他者”。

结合众多的左翼电影作品来看，它们对城市进行批判的一个重要意图在于宣扬阶级对立观念和揭示都市社会的腐朽黑暗。

由夏衍编剧、沈西苓导演的《上海二十四小时》中，影片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城市场景：马路上车水马龙、摩天大楼俯视下的街道犹如两条爬行的蚁阵。编剧夏衍采用了小说式叙事体，以童工被机器轧伤为契机，通过精心设置的平行蒙太奇镜头，叙述了工人与资本家在一天之内所经历的截然不同的生活场景：一边是被机器轧伤的童工及其家人的异常痛苦处境，一边是富裕的厂主一家人的奢侈荒淫生活，两个阶级不同的生活状况令人一目了然。这是作者出于“对社会的正义感和严肃性”②而对上海都市社会所作的真实写照。此外，影片还较为详细地以对比性蒙太奇镜头勾勒了大上海的夜景：按摩院、妓院里的浪笑、牌声；大餐间里调情的绅士和淑女；电影院里的情侣；热闹非凡的跑狗场；令人眼花缭乱的舞厅；垂死的受伤的童工；冒着风寒的小商贩；疲劳不已的女工。在影片的最后，编剧以辛辣和反讽的语言谴责了上海都市富人与穷人的巨大反差。

由洪深任编剧、张石川任导演的《压岁钱》中，影片一开头就用了一组平行蒙太奇镜头来表现除夕夜晚的上海南京路景观，显然是编导试图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见证上海都市的现代性面貌，其中包含了一种对上海都市夜景的震惊与晕眩体验。

此外，《压岁钱》还以一枚银元的流转作为线索，勾勒了上海大量典型市民包括、女仆、交际花、司机、小商贩、银行家、医生、职员、强盗、工人、监工、小偷、走私贩、警察等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场景。这些摄影机“眼睛”所捕捉到的都市生活片段对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都市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以揭露城市的腐败与堕落：奢侈淫逸、金融丑闻、街头行骗与抢劫、贫民窟的穷困潦倒，等等，将上海都市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表现得十分真实而深刻。蔡楚生编导的《都会的早晨》也是以一组上海街景的蒙太奇镜头开场的：南京路上行驶的第一辆电车唤醒了熟睡的城市，早上去上班的人流急急忙忙在马路上行走，一群工人涌向工厂的大门；飞速运转的机器、神色紧张的工人、流浪街头的行乞者……导演通过摄影机捕捉上海都市中的下层劳动人民早晨的生活和繁忙片断，来展示无产者所处的被压迫地位。由蔡楚生导演的另一部影片《新女性》中有两个这样的分区银幕画面：一边是富人所穿的高档服装和皮鞋，一边是穷人所穿的破旧衣服和布鞋；一边是富贵男女在豪华舞厅的寻欢作乐，一边是穷苦人们在上海外滩做牛做马，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不言自明。

费穆导演的《城市之夜》呈现出了两个截然矛盾对立的上海都市景观，袁牧之编导的《都市风光》（1935）对物欲横流、人性堕落的上海都市社会以喜剧的方式进行了一番辛辣的讽刺。

除了通过场景和情节来揭示上海现代都市的阶级对立和丑恶现实之外，左翼电影还通过片中人物的语言来直接鞭挞都市之罪恶。《风云儿女》中，辛白华直言不讳地向好友梁质夫表达了他对阿凤的担忧：“这万恶的都市，谁能保证不会使她走向堕落呢？”《天明》中，按照惯例，即乡下人从农村来到上海之后总是先要对这个不夜城观光一番，于是胖姐夫带着菱菱及其表哥来观看夜上海。当看到浓妆艳抹的女子站在街道边时，胖姐夫轻声地告诉他们俩：“这就是上海的火阱了！……你们当心一点！”根据这些言论，“万恶的都市”“火阱”，这就是左翼知识分子对当时上海都市的总体印象。

除了通过城市场景来揭露阶级对立，一部分左翼电影还以蒙太奇组合镜头来影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统治下上海都市的半殖民地性质。

在左翼电影中，摩天大楼往往是西方资本主义影响下上海现代都市的象征，它意味着资本主义列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经济掠夺。按照黑格尔的观点，“象征首先是一种符号，它以一种人们可以感性观照的现成的外在事物，暗示某种普遍性的意义。”“象征型艺术的主要特征，是物质的表现形式压倒精神的内容，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仅是一种象征的关系，物质不是作为内容的形式来表现内容，而是用某种符号、某种事物，来象征一种朦胧的认识或意蕴。”③从黑格尔的象征理论出发，笔者认为在左翼电影中反复出现的摩天大楼无疑成为一种符号，左翼用它们来象征在西方资本主义影响下的现代上海都市。比如袁牧之编导的《马路天使》中，影片一开端就以角度奇特的摩天大楼、汽车拥挤的街道、娱乐区闪烁的霓虹招牌以及众多的旁观者等这一系列的蒙太奇组合来展示上海都市景观。马宁认为，上述这些城市景观序列会令观众把它们视为“中国封建主义和外国势力之间的隐喻性强行联姻”④。影片中还出现了汇丰银行大楼门口狮子的四个隐喻蒙太奇镜头，直接暗示了帝国主义对上海的殖民侵略。与《马路天使》类似的城市蒙太奇镜头在沈西苓编导的《十字街头》中也屡屡出现：影片以南京路和外滩交界的俯拍镜头开片，摄影机从很低的角度拍摄的倾斜的上海摩天大楼，包括外滩北端的百老汇大厦和福州路上的汉密尔顿公寓大楼，用“淡出”连接起来。在拍摄这些大楼的时候，导演采用了非正常的机位，少用定场镜头，非常规的特写与大俯摄的长镜头相接续，打破了传统的连续性剪辑原则,使得它们看上去似乎变了形，给人以摇摇欲坠的压抑感觉。这种对都市空间的“陌生化”呈现方式使得观众不由自主地将它与现代城市社会的压抑、异化、冷漠感联系起来，从而反映出上海都市在道德上的颓废和政治上的殖民地位。

二

笔者认为，左翼电影人士之所以展开对城市的批判主要有以下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左翼认为，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在于底层人们，即工人、农民和其他广大的劳苦大众。而这些下层劳动人民有很多都是从乡下迁移而来的，他们占据了上海人口的绝大多数，当他们离开破产的农村涌入黑暗的上海都市之后往往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屈辱地接受统治阶级的政治与经济压迫，一种是走向堕落。因此在很多左翼电影中，有的通过对众多城市场景的展示来揭示上海都市社会中存在的巨大阶级差异，有的则通过城市富人与农村穷人两者之间的道德对比来批判前者的罪恶。在左翼人士眼中，城市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人类社会的诸多不平等，都是在城市中体现出来的。很多道德善良的农村人们，在腐朽、颓废的城市生活影响下迷失了方向，丧失了自我。正因为这个原因，有些左翼电影将农村描写得十分美好，似乎它就是人们理想中的家园（像编导的《天明》《小玩意》就是如此，而由费穆导演的《城市之夜》更是主张人们离开万恶的都市回到农村）。

但事实上，广大农民之所以来到都市，都是因为农村经济破产而不得不来上海谋生，毕竟农村美好的乡村风光和淳朴的道德风尚代替不了面包。因而左翼主张回到农村的观念显然只能是一种美好的空想而已，但我们也不能随意否定他们对理想生活家园的憧憬。

第二个理由是因为在左翼眼中，上海都市印上了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的深深烙印，因而对上海城市的批判也就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谴责。而且在当时国民政府严格的电影审查下，在电影中公开反对帝国主义是当局不允许的，而通过城市场景来间接地隐射资本主义侵略是个行之有效的策略。

从以上论述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即左翼电影对城市的批判显然是基于一种阶级观念和民族主义意识。在30年代各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与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中国社会，上海无疑是了解中国社会现实的一个最佳窗口，因而左翼电影人士展开对上海城市的批判在情理之中。问题在于，就左翼人士自身而言，他们对上海都市的情感就仅仅只是“批判”这么简单？

李欧梵先生认为，30年代居于上海的左翼知识分子对于上海都市深藏着一种矛盾情感，甚至是一种个人罪感：“尽管他们在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下也满怀‘羞辱和愤怒’，但都不愿离开，因为他们同时也享受着上海的种种物质便利和通商口岸的租界庇护。殖民主义、现代性和民族主义这些东西的形貌，远比一个富同情心的研究者在近表层处所看到的事物要复杂得多。”⑤孙绍谊在谈到现代知识分子对上海城市的体验时说：“作为具体可感的符号，外滩（指上海外滩，笔者注）‘异质’的建筑群无疑具有强化殖民权力和秩序的功能，但它们同时又以僭越传统景观的逻辑刺激着遭遇者的想象，赋予其震惊、称羡、新奇、惑疑的繁复体验。因此，垂直错落的上海城际线蕴含着复杂、有时甚至是矛盾的意义。如果说20世纪之交西方城市的爆炸性成长催育了构成现代性重要面向的‘拥挤、混乱但却刺激人心的环境’的话，那么，中国语境中的‘新的震惊’则不仅意味着现代性的来临和与之伴生的欢呼和困惑，而且也象征着外国支配势力的存在和国家的耻辱。这也是为什么上海叙述常常传达着混杂的信息：都市既是‘乐土’又是‘病态’的本源。”⑥孙绍谊还举例说，《上海快车》等3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也表达了对上海都市的批判主题，而且它们的拍摄时间也早于左翼电影。他进一步指出：“好莱坞的上海想象给左翼知识分子对上海都市的批判增添了某种意料之外的反讽色彩。尽管经典好莱坞与1930年中国左翼运动在意识形态上相去甚远，但二者在突出上海都市的邪恶性方面却颇为讽刺性地走到了一起。这一刁诡的相似性不得不令人对左翼话语的说服力和合法力有所怀疑。或许，对上海都市性的谴责更多与某种修辞策略有关，其本质乃是以历史正义的身份争取自身的政治文化权利。”⑦笔者认为，尽管左翼电影人士对上海都市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正是传统与现代水融的上海都市给他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题材和创作灵感。从好莱坞和中国左翼电影都不约而同地展开对上海都市的批判来看，30年代的上海都市所具有的复杂性确实给中外电影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我们从中看到了上海城市的“真实”空间与电影“想象”之间的那种紧张的张力关系。如果我们用简要语言来描述左翼电影与上海都市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话，可以称之为“揭露与震惊的辩证法”。

三

许多学者在谈到30年代的上海都市文化时往往涉及女性话题。这是因为许多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和中国早期电影中将女性形象作为解读上海都市社会的一把钥匙。比如，以刘呐鸥、穆时英为主将的30年代上海新感觉派作家，将上海都市描绘得既令人堕落又令人陶醉。除了从视觉感知和心理感受等方面对上海现代都市景观加以重绘之外，新感觉派作家更多地把上海“新感觉”既“堕落”又“令人陶醉”的悖论特质时常以具象化的摩登女郎形象呈现。换言之，新感觉派作家的上海想象具有强烈的性别特征。孙绍谊先生在论及新感觉派作家眼中的女性和城市之间的关系时认为：“正是都市的现代性经验重新定义了女性的性特质。反过来说，现代女性的成长也赋予都市空间以崭新的意义。城市不再是由一连串摩天楼和街道所构成的冰冷而了无生机的景观。它也日益被读解成某一具象化了的女性身体，被想象成一位男性所难以‘剖解’和‘诊断’的女性。换言之，看似毫无关联的关于城市地理和女性身体的话语此时却汇聚了一起。”⑧在此基础上，孙先生进一步推断说，上海都市和摩登女性之间是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对上海都市的社会批判也就暗含着对以摩登女性为表征的女性性向的否定性评价。也就是说，关于城市女性和女性性向的批判性话语彼此纠缠，在很多情形下完全可以相互置换。⑨孙绍谊和陈惠芬还以《体育皇后》《三个摩登女性》《女性的呐喊》等影片为例，对女性与上海都市的同一性关系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读。在此，笔者丝毫不否定在新感觉派作家眼中，都市就是女体，女体就是都市，两者确实是纠缠不清，这种情形，在茅盾等左翼作家的小说中也有所体现。但就中国电影而言，女体与都市的关系并不一定具有必然的联系，事实上，自20年代以来，女性形象一直是中国电影银幕中的焦点。这或许与中国电影一以贯之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好莱坞明星制密切相关。也许左翼电影中也有以摩登女性（比如像《三个摩登女性》中的虞玉、《风云儿女》中的史夫人、《女性的呐喊》中的爱娜等）来象征上海都市的腐朽与堕落的潜在意图，但笔者认为它们更多的是从阶级立场来批判这些都市摩登女性的，这显然与新感觉派作家对上海都市摩登女性的那种既恨又爱的复杂情感有着根本的差别。而且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不管是对于上海都市还是摩登女性，新感觉派作家只是在作品中表达出她们给自己带来的情感上的诱惑与疏离以及人生的虚幻感，即描写出上海（女体）的真实印象给他们的感官、心理、情感所带来的深刻影响，而并不想试图摆脱她们的控制，更谈不上要对之加以改造。而就左翼电影人士而言，他们对上海都市和摩登女性的批判的目的就是要揭露都市的罪恶与人类社会的不公，从而为自己的政治宣传造势，以达到消灭阶级压迫和帝国主义侵略的目的。

注释：

①⑥⑦⑧ 孙绍谊：《想象的城市――文学、电影和视觉上海（1927-1937）》，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第18页，第66页，第83―84页。

② 韦（夏衍）：《电影批评的机能》，《大晚报•火炬》，1934年11月18日。

③ 马新国：《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页。

④ 马宁：《激进在文本上和批评上的差别：重建1930年代的中国左翼电影》（The Textual and Critical Difference of Being Radical:Reconstructing Chinese Leftist Films of the 1930s）,《广角镜》，1989年第11卷第2期。

⑤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毛尖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