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论文篇(1)

[论文摘要]本文介绍了汇率与汇率制度的相关情况。主要内容分为汇率决定理论，汇率制度的分类、特点，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固定汇率制度的退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成员国汇率的监管原则。

一、汇率及汇率决定理论

汇率是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相互折算的比价，有直接标价法和间接标价法两种表示方法。汇率可分为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名义汇率是一个人可以用一国通货交换另一国通货的比率，实际汇率是一个人可以用一国的物品和劳务与另一国的物品与劳务交易的比率。实际汇率＝名义汇率＊国内价格／国外价格。

经济学家采用了很多理论和模型来解释汇率是如何决定的，这里只介绍纸币本位制度下的汇率决定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用购买力平价理论可以预期名义汇率的近似值，为评价和选择汇率制度提供依据。该理论根据的是单一价格规律，这种理论认为，任何一种通货的一单位应该能在所有国家买到等量的物品。一种物品如果不以同样的价格在各地出售，就存在着未被利用的利润机会，由于套利的存在，总有商业行为会从价格低的A国购买该物品到价格高的B国出售，从而使B国该物品价格下降，直至两国价格相同。由此，一种通货必然在所有国家都具有相同的购买力或实际价值。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购买力平价描述了长期中决定汇率的因素。购买力平价理论告诉我们，两国通货之间的名义汇率取决于这两个国家的物价水平。

如前所述，名义汇率等于外国物价水平与国内物价水平的比率，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两国通货之间的名义汇率反映这两个国家的物价水平差别。当物价水平变动时，名义汇率也变动，而任何一个国家的物价水平的调整会使货币供给量和货币需求量平衡，因此，名义汇率取决于物价水平也就取决于每个国家的货币供给与需求。当一个国家的央行增加货币供给并引起物价水平上升时，就会引起该国通货相对于其他通货贬值。理论上，要想测算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的变化趋势，就要对两国的物价水平进行评估。如果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供给增长较快，造成国内物价水平上扬，美国内物价水平保持稳定，则很有可能导致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贬值而不是升值。而实质上，我国的外汇市场是由银行间外汇市场和柜台结售汇市场组成，由于我国实行强制结售制度，商业银行和企业结售汇周转头寸以外的外汇收入必须进行平盘，由中央银行进行买入或卖出的交易。超级秘书网

二、汇率制度及其分类

汇率论文篇(2)

一、汇率制度安排的理论综述

现代国际金融学说在理论上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带有较大程度的一般经济理论的学派色彩；二是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金融活动的实践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陈岱孙，厉以宁，1991）。一般而言，一种经济理论都是针对一定经济状况和经济发展阶段而产生的，是先有问题，后有对问题的分析判断，再有解决问题的相应理论。汇率制度安排理论同样如此。

20世纪60年代末，固定汇率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开始在调控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从这一阶段起，关于汇率制度安排理论的讨论也集中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孰优孰劣上。在赞成浮动汇率制这一点上，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走到了一起。凯恩斯主义认为，在经济经常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下，如果允许汇率自由变动，将能够代替国内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价格的变动，从而避免产出的损失。货币主义认为，当发生外部货币冲击时，允许汇率的自由变动，将能隔绝国内外汇储备的被动性调整，防止国内货币市场的冲动，从而避免通货膨胀的传递。以蒙代尔（R.Mundell）、金德尔伯格（C.Kindleberger）为代表的固定汇率支持者们则从国际间相互合作的立场来分析汇率制度，他们认为固定汇率制能使各国经济连成一个稳定的经济体系，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协调发展，而浮动汇率制则会由于汇率的波动导致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另外，浮动汇率制会造成各国滥用汇率政策，形成货币竞争性下浮，不利于国际经济合作；最后，浮动汇率制还会由于棘轮效应导致世界性的物价水平上升。

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人们对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种种设想。不少经济学家针对汇率波动给国际贸易和投资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了诸多改革方案。托宾（Tobin，1982）建议对外汇交易征税，以降低社会效用较低的短期交易，减少汇率波动。麦金农（Mckinnon，1984）提出美国、日本和德国三个国家货币在长期内形成基于固定汇率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设想。威廉姆森和米勒（Williamson，Miller，1987）在麦金农计划的基础上提出在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间建立汇率目标区。库珀（Cooper，1984）的改革设想则更为大胆。他认为，只要国家货币存在，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变动的可能性就存在，不确定性也就不可避免。要想消除汇率的不确定性，就要消除汇率和国家货币，引入单一货币。对此，库珀建议成立一个类似于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统一的公开市场委员会，由这一委员会代替各国中央银行来执行货币政策。

70年代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的争论还在继续，不过争论的焦点已由汇率稳定与国内经济稳定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关系转移到汇率制度的选择与国内经济结构与经济特征之间的关系上来。如海勒（Heller，1978）提出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五个结构性因素。李普斯奇茨（Loopesko，1979）提出的小型发展中国家的汇率政策及其选择指标。这一时期，蒙代尔在其论文《最适度通货区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最终的“最适度通货区”的设想，希望将世界化分为若干个货币区，区内实行固定汇率制，对外则实行浮动汇率制。其后，麦金农和凯南（Kennen）等人又对最适度通货区理论进行了拓展，主张通过区分一国经济结构特征，并就这些特征给出某些标准，满足这些标准的国家和地区组成货币联盟是有必要的。

进入80年代，随着欧洲货币联盟的开始，最适度通货区理论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些发展集中于对加入通货区成本和收益的分析上。其间，格劳（P.grauwe）、马森和泰勒（P，Masson&M.Tayor）等人对此做过详细的论述。到了90年代，人们对汇率制度的安排开始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一方面，人们对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稳定与货币政策自主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论述，在50年代的“米德冲突”、“二元冲突”的基础上，加入货币政策，使传统的“二元冲突”演化为国际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完全独立和汇率的完全稳定三个基本目标之间的“三元冲突”（Obstfeld，1998），即这三个目标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两个而不能三者兼得。另一方面，由于货币危机的频繁爆发，人们对如何通过汇率制度安排来防范和隔绝货币危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除了早期的将汇率制度安排与货币危机结合起来的国际收支危机模型（P.Krugman，1979）外，罗伯特·Z·阿里巴（R.Z.Aliber）也研究了货币性冲击、结构性冲击对汇率安排的影响。

80年代后，随着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汇率的不确定性已经可以较容易的通过对冲加以规避，同时外汇市场上投机基金的力量也急剧膨胀。当投机基金引发了多次地区性货币危机后，人们发现，发生货币危机的多为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实行“角点汇率制度”的国家或地区大都有效地防止了危机的发生。这一现象使人们提出了“汇率制度角点解假设”（Eichengreen，1994，1999；Obstfeld&Rogoff，1995），即一国发生危机后，政府可以维持的是角点汇率制度而不是中间汇率制度。直到现在，角点汇率制度与中间汇率制度的争论仍在继续。

随着产权理论的出现和发展，有些学者开始运用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汇率制度的安排和演变。以巴格瓦蒂（Bhagwati，1982）和克鲁格曼为代表的寻租理论的国际贸易学派曾提到汇率制度中的寻租问题。在国内，由于产权理论的兴起，不少学者试图从契约经济学的角度重新审视汇率制度的安排与选择，强调汇率制度安排的选择与相应的产权制度安排具有高度的依存和互动关系（刘海虹，2001），并提出了“新制度金融学”的研究范式（师江春，袁鹰，1998）。

二、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依据

上述各种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以不同的经济实体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经济结构论决定认为，汇率制度的选择取决于一国经济结构特征，小型开放经济国家及出口产品结构较为单一的国家，实行固定汇率制较好，反之则应实行较具弹性的汇率制。经济冲击决定论以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和AA—DD模型为工具，提出应根据冲击的不同类型选择汇率制度。如果冲击多由国内的需求和货币因素造成，应采取固定汇率制；如果一国经济不稳定多由国外产品市场变动行成的真实冲击所导致，则浮动汇率制更能起到隔绝外部冲击的作用。政策搭配论则以著名的“三元冲突”为依据，提出汇率制度的选择应与宏观经济政策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安排和资本管制制度进行合理搭配。建立在货币数量论基础上的货币决定论则从国际货币本位制度的角度对汇率制度的选择进行了论述，并提出在目前的国际信用本位制体系下，各国实行浮动汇率制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成本收益决定论则认为，一个开放经济国家选择何种汇率制度取决于该国实行这一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利益与所付成本之间的比较。

以上所述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基本上架构了汇率制度选择的理[

论体系，成为指导各国安排汇率制度的理论依据。但这一体系并非完美无缺。事实上，任何一种理论在解释各国汇率制度的实践中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特别是对于解释当前世界经济中频繁出现的货币危机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这些理论从各自的角度分析是正确的，但在分析中往往都忽视了汇率制度选择中几个关键的、本质的要素，因而无法从一个整体的框架中阐述汇率制度的选择。本文试图对这些理论加以补充和拓展，以期对汇率制度选择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一）以实现内外均衡为根本目标的制度选择

作为国际金融学的核心部分，汇率理论脱离不开国际金融的基本框架。国际金融学的产生与发展是以不同条件下的内外均衡的实现问题为主要线索的，因此，汇率理论以及在此之下的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不可避免地要为实现不同条件下的内外均衡而服务。特别是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浮动汇率与巨额资本流动成为开放经济面临的新条件的形势下，对内外均衡实现的分析已经渗透到了汇率理论中。所谓内部均衡，一般的理解是指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与价格稳定；外部均衡是指国际收支平衡。

“丁伯根法则”指出，要实现几种独立的政策目标，至少需要相互独立的几种有效的政策工具。以此为依据，要想实现内外均衡的目标，至少需要两种以上的政策工具，即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为主的支出增减政策和以汇率政策为主的支出转换政策同时运用。由此可以看出，汇率本身带有极强的政策取向性，汇率制度的选择应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要求。

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将汇率的稳定作为政策目标之一，不仅无法利用汇率政策来实现内外均衡的调节，而且还易受到外部经济的冲击，特别是在国际资本流动特别巨大的今天，固定汇率制实际上为投机者提供了一个只赚不赔的好的投机机会，因此，除非实行资本管制，否则，固定汇率制将成为一国遭受经济冲击的潜在诱因。相比之下，浮动汇率制似乎更有优势。由于汇率的自由波动，一国政府不仅可以减少一个政策目标（汇率稳定），同时还增加了一个政策工具（汇率政策工具），这样，政府在实现内外均衡的经济目标时，可以更加从容。尽管如此，由于浮动汇率制以及以浮动为特征的汇率安排有多种，包括完全浮动、有管理的浮动、爬行的带状汇率制以及爬行钉住制等，各种汇率安排之间不尽相同，实现内外均衡目标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其中，完全浮动汇率制将汇奉作为内生的自由变量，一国金融当局对外汇市场不加干预，完全听任外汇汇率随市场供求状况的变化而自由涨跌。这种汇率运行机制跳出了汇率稳定的目标，汇率波动以市场为基础，自发调节来实现外部均衡。但是，汇率的自动调节机制由于以下两点原因而变得不太完美：一是现实中由预期导致的“因市定价”（pricingtomarket）的存在，使得汇率波动对贸易收支和国内价格水平的影响不大。克鲁格曼（P.Krugman，1989）通过“沉淀成本模型”（sustainabilityofexchangerate）对此现象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厂商存在完全静态预期时，每一个厂商都会有一个类似于汇率波动的“无变动范围”（rangeofnochange），汇率变动只要不超过这个范围，厂商就会维持现状而不调整产品价格；即使厂商不存在完全静态预期，即不认为未来与现在一模一样，厂商会根据对未来的预期汇率来制定计划：如果厂商认为目前有利的汇率是暂时的，他们不会立即进入该市场；如果厂商认为目前汇率不利是暂时的，他们也不会立即退出该市场，即厂商对汇率的反应受到回归预期的限制。除了预期的影响外，第二个原因——汇率变动的不稳定性也加剧了贸易的惰性，从而影响到汇率的自动调节机制。现实中，汇率的波动幅度很大，这种剧烈而频繁的波动使厂商采取一种“观望”态度：他们既不愿轻易进入一个市场，也不愿轻易退出一个市场。造成汇率不稳定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汇率的超调（overshooting）。多恩布什（Dornbusch，1976）提出的超调模型，认为商品市场与资产市场价格的调整速度是不同的，商品市场上价格水平短期内具有粘性的特点，使得短期内汇率的变动大于长期水平。二是预期推动。汇率决定的资产市场分析法认为，影响本币存款预期回报率和外币存款预期回报率的因素有很多，如价格水平、通胀率、进出口需求、货币供给的预期以及关税和限额等，这些因素中任一预期发生变动都将直接影响到本外币存款的预期回报率，从而对汇率发生影响。另外，噪声模型在解释汇率剧烈波动时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该模型指出噪声交易者的存在干扰了市场的稳定预期和理，从根本上造成了市场的不稳定。

完全的固定汇率制与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在解决内外均衡方面都存在不少缺陷，相比之下，中间汇率制度似乎更为有效。然而，关于中间汇率制度的争论却最多，特别是近年来，由于采取中间汇率制的国家在对付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时普遍表现不佳，更引起了人们对这一类汇率安排的怀疑。王学武（2000）认为，在资本项目开放后，实行中间汇率制度是比较危险的，因为中间汇率制度集中了固定与浮动制度两者的缺陷。当然，中间汇率制度同时也具备了固定与浮动汇率制度的各自优点。威廉姆森（1983）建议，在固定与浮动汇率之间采取一种折衷的办法，主张采取“汇率目标区制度”。克鲁格曼（1989）在对浮动汇率制度的运行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后，主张国际货币体系“最终回归一种可以相机调整，多少比较固定的汇率体制”。易纲（2000）也认为在资本账户没有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有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现实中不少实行中间汇率制的国家成功避免外部冲击的例子，也给我们提供了实证依据。而且，由于人们对中间汇率制度的研究仍很不足，理论上尚未证明实行中间汇率制度必不可行的结论，因此中间汇率制仍是一国汇率制度选择的重要依据，关于中间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孰优孰劣的争论仍将继续下去。

（二）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产权因素

经济结构决定论认为，一国选择哪种汇率制度，应从该国的经济结构特征去考虑。海勒（1978）认为，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与以下结构因素有关：国家整体规模、经济开放程度、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通货膨胀率、贸易格局。波尔森（Poirson，2001）以1990—1998年间93个国家为样本，提出了衡量汇率制度灵活性的指标体系，并指出，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有：通货膨胀率、外汇储备水平、生产和产品多样化、贸易冲击脆弱性、政治稳定性、经济规模或GDP大小、资本流动、失业率或通胀诱因以及外币定值债务等。史晋川和沈国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汇率制度选择的多变量标准，并将这些标准按其与汇率制度灵活性指标的相关性进行分类，指出应以相关性为正的指标选择汇率制度。

经济结构决定论试图从一国经济的内在因素上分析问题，立论的基础雄厚有力；从论证过程和论证方法上看，也做到了严谨、详尽。但是，这一派学者在论述时仅仅将视角集中在一国的经济结构因素上，而忽视了经济以外的其他重要的结构因素，特别是产权结构以及比产权内涵更广的制度因素。从产权的本质来讲，一项制度安排的均衡实际上就是各相关利益集团利益格局的均衡。制度的选择也就是具有不同产权利益的产权主体，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制度。这样，即使有一种制度安排能降低社会成本，增加社会福利，但如果可能给既得利益集团造成巨大的利益损失，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可能起来反对新制度，并将新制度的创新扼杀在摇篮里。汇率制度的选择同样遵守此项原则。T·W·舒尔茨（T[

.W.Schult2，1968）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一文中，按所提供给人的服务类型将制度分成了四类e.按照舒尔茨的分类，汇率制度应与货币制度、期货市场制度一起作为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而存在。建立在古典经济学基础上的成本收益决定论，在特定制度下经济人具有理的假设下，分析制度的均衡；而建立在制度理论基础上的汇率选择理论，则将汇率制度的选择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研究制度的供给与需求。一国政府作为汇率制度选择的主体，只有当其预期收益高于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成本时，他才会采取行动来增加汇率制度的供给、消除制度的不均衡。尽管如此，如果新汇率制度的选择会降低产权主体可获得的效用或威胁到产权主体的利益，那一国可能仍然会维持某种无效率的汇率制度。维持一种无效率的汇率制度安排和国家不能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这二者都属于政策失败。政策失败的起因有以下几种：产权主体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倾向和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等。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在分析汇率制度选择和预测汇率制度的演进方向时，必须结合基础的产权制度变迁的轨迹来认识。既然制度非均衡以及制度变迁的根源存在于该项制度下各行为主体的产权利益矛盾之中，制度变迁的方向取决于各行为主体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博弈均衡的结果，那么在分析汇率制度选择问题时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分析与之相关的各角色主体的目标和行为，他们相互之间的力量对比，并且还应以社会理性的眼光比较、选择某项制度所付出的成本和可能取得的收益。

汇率论文篇(3)

本文的中心论题为汇率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其中主要阐述汇率问题、国际及中国汇率制度演变、汇率决定理论、美元汇率的走向与中国的CPI（全国居民消费指数）走向的惊人一致性及其内在机制、提出汇率决定的“价值统一说”，并预测了人民币汇率走向与中国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关联。

1、汇率制度简介

随着生产和贸易的国际化、全球化，世界各国开始意识到国际“清偿力”及其“稳定”越来越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追求目标。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是狭义上的国际金融体系，即由国际间资本流动及货币往来而引起的货币兑换关系，以及相应的国际规则或惯例组成的有机整体。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层是国际汇率制度。

国际汇率制度自从1880年的国际金本位制以来经过了125年的风风雨雨，经过了无数的创新、衰落和摸索，其间经历了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以及现在的区域货币一体化，并且整个金融世界依然在绞尽脑汁、穷尽智慧，力图寻找更加稳定的并能够满足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世界经济要求的国际汇率制度。

1.1国际汇率制度的演进

1）金本位制

是一种以一定成色及重量的黄金为本位货币的货币制度，它包括三种形式：

金币本位制、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其中金币本位制是金本位制的典型形式。国际金本位体系开始于1880年，与1936年随着英国、美国、法国等的放弃而彻底崩溃。国际金本位制要求各国遵守三条原则：

①货币自由兑换黄金，其含量保持稳定；

②黄金自由输出入，对外汇或黄金的买卖不加限制；

③货币发行必须有一定的黄金准备。

2）布雷顿森林体系

固定汇率的纸币制度(1944年~1973)：第二次大战中的44个同盟国的代表于1944年7月1～22日在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了“联合和联盟国家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通过了以怀特计划（怀特系美国财长助理）为基础并参照了凯恩斯计划（凯恩斯系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总称布雷顿森林协定。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内容和问题：

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汇兑平价体系。所规定的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原则使美元等同于黄金，成为黄金的等价物，这实际上是一种美元—黄金本位制，美元成为实际的国际货币。

该协定主要通过三条途径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问题：依靠国内经济政策、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依靠汇率变动。

特里芬难题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在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进行分析研究后指出，如果没有别的储备货币来取代美元，以美元为中心的汇兑平价体系必将崩溃。其原因是美元承担了相互矛盾的双重职能：一方面，美元为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提供清偿能力和储备的需要、保持美元的信用并且维持美元按照官价可兑换黄金；为了满足上述各国清偿力及储备需要，美国只能通过对外负债的形式提供美元，即美国必须保持国际逆差。另一方面，美元的持续国际收支逆差，必然导致美元的贬值危机，从而不能按照官价兑换黄金，所以为了维持美元的信用及可兑换性，美国必须保持国际顺差。这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处境，被称为“特里芬难题”。

3）牙买加体系

纸币制度下的浮动汇率制(1976年以后)：1971年开始美元兑换危机不断加深，加上接踵而来的石油危机，使得建立稳定并可调整的汇兑平价体系的希望彻底破灭。1976年1月，IMF国际货币制度临时委员会达成《牙买加协定》，同年4月，IMF理事会通过《IMF协定第二次修正案》，对国际金融体系做出新的规定，认可了1971年以来国际金融的重大变化，从此国际货币关系进入“牙买加体系”时代。

1）牙买加体系的主要内容

①成员国可以自由选择汇率安排，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并存。

②废除黄金官价，取消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IMF之间以黄金清偿债权债务的义务。

③增加IMF的份额，提高IMF的清偿能力，使SDRs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降低美元的国际储备作用。

④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融通，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要求。

4）国际金融一体化

国际金融一体化主要表现为：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重点是离岸金融市场与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证券投资国际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

5）欧洲货币一体化

经过长达45年的不懈努力，欧盟的其中12个成员国于2002年1月1日开始采用统一的货币（钞票和硬币）－欧元，实现了货币一体化。这十二个国家为德国、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卢森堡、荷兰、奥地利、芬兰、葡萄牙和希腊。

1.2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进

人民币是中国的官方货币，单位以元表示。人民币汇率是指人民币对外币的比价，又称人民币汇价,是人民币对外价值的体现。人民币汇价通过经营外汇业务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挂牌公布，分为买入价、卖出价和中间价。

我认为人民币与西方货币之间的汇率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性时期，即第一时期为1949年至1994年，第二时期为1994年至2005年7月21日汇率新政，第三时期为2005年7月21日以后。

第一时期（1949～1993年）：人民币汇率在不断的实践和摸索中得到发展、完善，最终走出不确定的求索阶段，建立了拥有中国自己特色的外汇体制。

第二时期（1994年1月1日～2005年7月21日）：自此中国的外汇体制开始步入市场化道路，确立了实现人民币完全可兑换的最终目标。主要事件或特点：

（1）汇率并轨，不再实行公布汇率和调剂汇率，而实行“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单一浮动汇率”，起点浮动汇率为1美元＝8.70元。

（2）建立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改进了汇率形成机制。

（3）1996年12月，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完全可兑换。

第三时期（2005年7月21日～至今）：中国人民银行于2005年7月21日出其不意地宣布对人民币汇率机制进行改革，从此，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同时人民币升值2％，1美元＝8.11元成为7月22日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的中间价。自此新的汇率形成机制决定人民币汇率。

2、纸币制度下的汇率决定

2.1传统的汇率的决定理论

传统的汇率决定理论包括购买力平价理论、国际借贷理论、利率平价理论等等，它们从汇率的决定基础、方向和机理等各个角度解释汇率的决定机制。它们各有长短，但是又相互补充。现简单阐述如下：

1）购买力平价说:

购买力平价的思想起源于16世纪中叶西班牙的萨拉蒙卡(Salamanca)学派，瑞典的经济学家卡塞尔（K.G.Cassel）于1918年首次提出了购买力平价的概念，并于1922年在其出版的《1914年以后的货币与外汇》中奠定了购买力平价的基础。主要观点包括：

（1）货币的购买力：货币作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使得其具有购买力，即购买商品和服

务的能力。人们需求货币，根本上是因为其具有购买力。货币购买力与物价成反比，是一般物价指数的倒数。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两国货币汇率应该由两国货币的购买力比决定，或者说由两国物价水平之比决定。

(2）绝对购买力平价：汇率被定义为两国价格水平的比率。例如[

“巨无霸指数”：一

个巨无霸面包价格在美国是2.49美元,在中国是10.5元人民币,那么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为1$=4.22CNY(10.5/2.49)。这是一个简单化的例子。

（3）相对购买力平价：汇率（E）被定义为基期汇率(E0)与两国价格指数的乘积，即

E=E0*(1+Ih)/(1+If),其中，Ih和If分别为本国和外国的通货膨胀率。

同时可以得到：汇率变化率＝Ih－If，即两国的通货膨胀率之差决定汇率变化走向和幅度。

2）国际借贷说

由英国经济学家戈森（G.L.Goschen）在1861年出版的《外汇理论》（TheoryofForeignExchange）中系统地解释了金本位制下汇率变动的主要原因，提出了国际借贷说。国际借贷说的主要观点：

（1）国际借贷指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差额构成国际借贷差额。在一定时期内（如一年），国际收支顺差称为国际借贷出超，出超数额为该国对其他国家的净债权；国际收支逆差称为国际借贷入超，入超数额为该国对其他国家的净债务。国际借贷反映一国国际收支的动态差量关系。戈森认为引发国际借贷的因素主要有商品的输入和输出、股票和债权的买卖、利润和捐赠的收付、资本交易等。

（2）戈森认为，汇率直接取决于外汇供求关系，国际借贷关系是影响汇率波动的关键。一国国际借贷出超，国际市场上该国货币供不应求，该国货币升值；反之，一国国际借贷入超，国际市场上该国货币供大于求，该国货币贬值。

（3）戈森将国际借贷分为固定借贷和流动借贷。前者指借贷关系已经形成，但是尚未进入实际收付阶段的借贷，相当于长期债权债务关系；后者是指已经进入实际收付阶段的借贷，相当于经常项目收支。戈森认为固定借贷对当期资本流动、外汇供求的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只有流动借贷的改变才会对外汇供求产生影响。

（4）戈森认为，其他因素如物价、黄金存量、利率水平、信用状况等也会对汇率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决定汇率涨落的最重要因素仍是国际借贷关系。

3）利率平价理论

利率平价理论揭示了两个国家的利率水平的差异与两国的即期汇率和远期汇率及预期的即期汇率的密切关系。利率平价理论最早由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于1923年在《货币改革论》中首次提出，被称为古典利率平价理论。后来经过英国经济学家保罗.艾因齐格于20世纪50年代从动态角度提出了利率和汇率的关系，提出动态利率平价理论（或称为“交互原理”）。随后（20实际50～70年代）由于欧洲美元市场及离岸金融市场的兴起，使得国际金融格局和资本流动出现了不同的特点，并对汇率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产生了现代利率平价理论。主要包括：无抛补利率平价理论、抛补利率平价理论、动态利率平价理论、现代利率平价理论等。

2.2价值统一规律

1）货币的对内价值与对外价值

货币具有的购买能力也称为对内价值，相当于物价的倒数（物价越高，货币购买力越低，反之亦然）；以另外一国货币表示的本币价值（间接标价法）即为汇率，这也被称为货币的对外价值。

理论上货币的对内与对外价值应该一致。作者相信：就如同自由落体会在没有阻力的情况下会被地球引力拉向地球，货币本身也会自然地追求对内与对外价值的一致。

1）多种主客观因素会使得货币的对内与对外价值偏离，包括：

（1）外汇在外汇市场上作为一种商品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并发生波动，从而导致货币的对内和对外价值发生偏离，甚至长期和大幅度的偏离。

（2）通货膨胀会降低货币的对内价值，从而使价值分离。

（3）利率的提高会提升货币的对内价值，会产生价值分离。

（4）在钉住及联系汇率时，被钉住的货币升值或贬值从而使钉住货币发生内外价值偏离。

（5）其他各种因素，如政府管制、投机及心理因素，等等。

2）作者关于汇率决定的认识

作者认为，上述三种汇率决定理论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特定的经济、金融和政治背景下对当时的汇率机制的最充分、最有效和最接近的描述。由于经济、金融和政治环境的不断变化和发展，出现了新的情况和问题，原有的模式以及相关的边界条件需要重新界定，从而出现了新的理论。尤其是随着二十世纪以来突飞猛进的信息化、金融一体化浪潮覆盖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使得浮动汇率体系变得更加复杂，瞬间万变。

绝对购买力反映了汇率的决定基础，是汇率的理论上的基础，抛开各种其他因素的影响，购买力应该是两种货币交换的基础。但是由于实际操作中产品和价格的复杂性、动态性和相对性，很难绝对地确定两种货币的汇率比价。相对购买力平价反映了汇率的变化趋势与价格水平的关系，或者说与通货膨胀水平的关系，可以动态地反映汇率的走向，但是基期汇率水平的确定是个问题。物价水平主要决定于供求关系和一国的货币供应量。供不应求时，物价上升；货币供应量增加过快，物价就会上涨。

国际借贷说从货币的国际支付的功能的角度来说明汇率的走向。外汇的一个根本的用途就是支付手段，即用以购买外国的产品、服务和资产（如房地产、债券等）。在过去的封闭经济时代，没有国际借贷的问题，因为人们自给自足，无需购买外国的产品和服务，所以也就没有这么复杂的汇率问题。从这个角度而言，国际借贷所揭示的国际收支对于汇率的影响是必然的、也是显而易见的。确实当今各国的汇率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一国的国际收支，包括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的收支平衡，而且有时候资本项下的剧烈的短暂的失衡会对一国的金融体系造成灾难性的打击，如1997年的泰国等国的金融危机，香港1998年的金融保卫战等。一国的出口竞争力和吸引外资的能力往往影响其国际收支条件。出口竞争力强、吸引外资能力强，就会改善国际收支，出现出超；反之出现入超。

利率平价理论反映了利率这个重要的金融指标对于汇率的影响。各国货币之间利率的差异引起套利行为，从而出现远期升贴水和汇率浮动。同时利率的变动也受资本流动的影响，比如在出超时，本币汇率上升,外汇大量流入，基础货币增加，货币供应量大幅上升，使得市场利率下降,市场利率下降必然使得套利资金减少流入,减少货币供应量或者减缓货币供应量的增加速度。

3）价值统一规律

虽然影响汇率水平的因素很多，除了上述因素外，还包括一国的货币政策、利率政策、心理因素、一国与汇率直接相关的政策（汇率非自由浮动国家的汇率决策如升值或贬值决定）、政治因素以及其他非人为因素等。但是所有的因素最终将影响货币的对内价值与对外价值的关系和比率。我认为汇率是一个各种因素作用于货币的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的结果，而货币的对内与对外价值最终总是趋于一致和平衡。但是汇率的动态波动并非毫无方向、毫无规律的，而是追随一种自然的经济规律，那就是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的统一，如同一价定律，货币的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自然地趋向统一，就如同自由落体在没有阻力干扰时自由地落向地面一样，而阻力（如风向、空气浮力等）只是改变落体下落的速度、方向及路径，但是那并未改变自由落体的自然规律。作者称此为“价值统一说”或“价值统一规律”。

尽管两种货币的汇率取决于诸多因素并且很难量化,但我认为决定汇率及其运行方向的根本因素主要为两方面：

第一、购买力平价定律。即两种货币的购买力之比率是汇率决定的基础。货币的购买力决定于货币的价格水平、通货膨胀因素、一国的经济实力（如一国能够以低成本、高效率地生产产品会使得其货币购买力相对提高）、资源充裕度、生产力水平，等等。

第二、两种货币的供求关系。如上述的国际借贷说、利率平价理论的本质是通过改变两种

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广义的非特定地理区域的）的供求关系而影响两种货币的相对价格，这有点类似普通商品的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如同“一只无形的手”作用于外汇市场。只不过引起两种货币供求变化的因素是多种的，包括国际贸易、资本流动（直接投资、证券市场融资、国际转移支付等）、利率差导致的套利行为、金融投机行为等等。

4）价值统一说的传导机制

由于货币追求对内和对外价值的统一，当任何经济因素使得对内和对外价值偏离时，货币就会通过升值、贬值或其他行为是的内外价值趋向一致。比如在钉住汇率制情况下，外币的不断贬值使得对外价值下降，本币也会对内贬值，结果表现为通货膨胀；反之当外币升值时，可能会导致本币对内升值，出现通货紧缩的压力。理论上而言，当一国货币的对内价值与对外价值达到一致和平衡时，该国的通货膨胀应该为零－即不发生通货膨胀也不发生通货紧缩。

5）价值统一说的几个例证

在本币与外币采取钉住或者准钉住（可浮动范围很小）情况下，当外币发生大幅度贬值时或者出现比较大的通货膨胀时，本币为了追求内外价值统一，本币也会出现贬值即发生通货膨胀。2003年和2004年，美元对欧元和日元连续贬值(见图2.1和2.2)，而中国汇率与美元钉住挂钩，结果使得人民币由过去一年多的通货紧缩转为通货膨胀。

一价定律:简而言之,就是同种商品无论出现在哪里都是同一价格。据此定律，同一种商品在两地的价格差不能超过两地间的商品运费，否则会引发商品套利行为。

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国人民币坚持高位而没有跟随其它亚洲货币进行贬值，由于人民币钉住美元使得人民币对外价值高于对内价值，结果导致了此后的低通胀和通货紧缩（2001～2002年）。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认为，2005年中国通货膨胀率大大低于年初预期的原因，他认为这是因为今年中期开始的强势美元造成的。美元贬值，中国通胀；美元升值，中国则通缩。（见图2.1、2.2和2.3）

（来源：国家统计局）

3、美元汇率走向与中国的CPI

作者通过对中国2001～2005年11月的CPI（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列出表格制图发现：中国的CPI与美元汇率的走向惊人的一致，似乎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在此，作者采用了美元兑欧元的汇率来作为分析，因为欧元是世界上除美元以外最具有代表性的货币。

图4.1:中国2001年～2005年11月份的CPI数据及走向。

图4.2:欧元兑美元汇率（2001～2005年）的汇率数据及走向。

我们不难发现如下规律：

1）CPI与美元/欧元汇率走向非常一致。

2）美元兑欧元汇率于2004年1季度跌至新低谷（欧元兑美元达到1.2～1.3之间），同期中国的CPI创新高（超过103）。

3）2004年的3季度和4季度美元兑欧元创新低谷（欧元兑美元达到1.2～1.4之间），同期中国的CPI一路超过1.05,创造过去5年的最高点。

4）2005年2季度以来，美元兑欧元一路走强攀升(欧元兑美元从大约1.35跌至大约1.17),同期中国的CPI一路走低，徘徊在101和102左右。

另外，中国从2001年9月至2002年12月的16个月的期间处于通货紧缩的阴影之中（其间只有01年10月CPI为100.2和02年2月CPI为100，其余月份CPI均为100以下）。但是中国从2003年1月起走出通货紧缩通道，从此逐步步入通货膨胀通道。此时（2003年1月）欧元兑美元大约在1.02～1.03左右，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根据价值统一论，此时人民币不存在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也就是人民币对内与对外价值基本一致。粗略言之，当欧元兑美元处于1左右的时候，美元兑人民币处在8.3的时候，人民币的内外价值统一。如果美元继续贬值，人民币对内将跟着对内贬值，中国将面临通货膨胀压力；如果美元出现升值，则中国将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事实上，美元兑欧元自从2002年1月份后持续贬值，直到2005年的一季度达到最低谷（欧元兑美元在1.35左右），此后开始反弹，但是目前依然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欧元兑美元在1.18左右）。

目前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水平在8.07左右，人民币相对2005年7月21日前的水平升值了大约2.6%。

根据设在美国华盛顿的“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师高士登(MorrisGoldstein)于2004年5月在大连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中国外汇体制研讨会上提出的“调整中国的汇率政策”（AdjustingChina’sExchangeRatePolicies）文章中提出，根据各种平衡模式计算，人民币被低估程度为15％～25％之间。其实我认为，在评估人民币被低估水平的时候应该考虑一个三角关系：美元、欧元及人民币。当美元相对于欧元和日元不断贬值的时候，人民币相对美元的高估程度也会是动态的，当然关键是如何确立中间水平－即美元兑欧元处在何种水平的时候，人民币的对内与对外价值趋于一致，或者说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接近于零。事实上从2002年初到2005年1季度期间，美元相对欧元贬值了大约40％，这大大提高了人民币升值压力。

作者谨做如下观察与推测：

当欧元兑美元处于1.0水平左右时，美元兑人民币为8.3（钉住），此时中国处于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临界点，根据上述“价值统一说”，此时人民币对内对外价值相等。

整个2004年，欧元兑美元汇率处于1.2～1.35之间，相对于2003年1月的1.0的水平美元贬值为17%～26％。由于2004年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维持不变，也意味着人民币也无条件地随着美元贬值相同的幅度。所以如果在2004年以后美国抱怨人民币被低估是可以被接受的。并且相对于2003年初，美元2004年以来的贬值幅度确实接近于上述高士登所证明的15％～25％的水平。

2005年以来，随着美元利息上升以及经济的走强，美元相对于欧元及日元反弹，欧元兑美元最近水平处于1.18左右，也就是说自2005年初以来美元对欧元已经升值约14％（这也无形中缓解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同期中国的CPI也从2005年2月的3.9%下滑到9、10、11月份的0.9%、1.2%和1.3%的水平。作者认为根据价值统一说规律，人民币随着美元的升值，对内价值提高，对内进行升值，CPI幅度逐渐减小。

随着人民币相对美元的逐渐升值（目前已经升值约2.6%），以及美元对欧元的逐渐反弹，人民币的升值压力逐渐减小。人民币将之间提升对外价值，对内贬值压力减小，通胀压力缓解。如果美元持续走强，欧元兑美元达到1.0甚至更低水平，由于人民币已经升值并且逐步上升，则可能导致人民币对外价值高于对内价值之虑，从而引起人民币对内价值提升即对内升值并出现通货紧缩的压力。反之，如果美元兑欧元持续走低并维持较低水平，人民币需要逐渐升值缓解通胀压力。从目前的CPI水平（101.3）而言，如果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与美元走强同时持续发生，则中国会有发生通货紧缩之虑。

汇率论文篇(4)

一、日元和美元的汇率政策

日元每次升值或贬值均不同程度地给日本经济带来一些短期利益,从日元汇率的变化可以看出日元的汇率政策是服从于美元的，处于被控制的地位。

1、日元的汇率政策

日元的升值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1年2月从1美元兑360日元升值为306日元固定汇率；第二阶段为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逐步升值为1美元兑240-250日元浮动汇率；第三个阶段为1985年“广场协议”迄今，日元升值为1美元兑90-140日元。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日元在1971年2月第一次升值时的产业基础。由于受惠于长达20余年的1：360的日元固定汇率，日本出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大提高。1961-1965年和1966-1970年，日本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7.9%和15.1%。1971年时，日本普通钢、热轧薄板和冷轧钢板的成本仅分别相当于美国同期成本的56%、70%和68%。197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与1960年相比增长了10倍以上，并成长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出口国。日本的钢铁与汽车两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标志着日本工业化阶段发展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在这种产业背景下，日本才于1971年12月将美元与日元的汇率从1：360调整为1：306。从70年代初期开始，日本进一步加快了其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及高开放度的进程，也因此在汽车等产业领域成为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1975年，日本跃居世界汽车出口的第一大国。1981年，日本尽管实行对欧美市场的“自主限制”，其汽车出口仍达605万辆，而同年排第二位的联邦德国仅出口215万辆，一向号称汽车大国的美国当年仅出口了69万辆。正是这样一个严重不均衡的市场格局引发了此后长达数年的日美汽车贸易摩擦。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政府对美国采取了只说不做的对外贸易政策，给本国产业发展争取了更多的时间。1980年5月，日美双方达成鼓励日本汽车企业到美国投资设厂的协议。但这个软弱的协议对日本企业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力。1981年以后，尽管日美间几乎每年都就日本“自主限制”的问题进行谈判，但日美汽车贸易的严重失衡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仍不断扩大，两国的贸易矛盾终于激化，“广场协议”由此产生。此后，日元升值进入第三阶段。自1985年以来，日元汇率出现两次大幅度升值，对日本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一次是1985年9月西方主要国家的“广场协议”之后，日元从240日元兑1美元一口气升至120日元兑1美元。第二次是1993年日美贸易摩擦加剧后，日元从110日元兑1美元急速升至79.75日元兑1美元。日元如此大幅度升值并非日本情愿，而是受到美国的压力，或者说是美国强迫日本吞食日元升值这颗恶果。

日美关系是带有主仆色彩的异样关系，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保护日本，理所当然在经济上要求日本配合美国的政策。多年来，日美贸易极不平衡，日本产品大量进入美国市场，造成美国对日贸易的庞大赤字。美国就逼迫日元升值，以此削弱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日本在毫无准备和并不情愿下发生的日元大幅且急速升值，对日本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特别是对美出口比重很高的汽车、家电、机械等制造业。据日本有关机构调查，每升值1日元，丰田、索尼、东芝等企业就要损失100亿—150亿日元。据估计，在两次日元升值的浪潮中，日本出口企业的损失至少达上万亿日元。日元升值还造成大量企业破产和失业人数猛增。据统计，1994—1996年日元升值期间，企业破产上升了30％，其中因日元升值而破产的企业达45％。另外，这期间大企业为降低成本不得不辞退工人，加上中小企业的破产增加，因而失业人数猛增，1994—1996年就有近30万职工加入失业大军。

日元升值以后，日本企业开始向海外转移生产，数以万计的企业把工厂搬到海外。原本已经低迷的国内需求更加萎缩，本应在国内的投资却投向海外，本应在国内增加的就业却在海外增加。据东京都调查，1990—2000年的10年间，东京都减少了6.1万亿日元的投资，为此就业也减少了32.2万人。其中，以投资比重最大的机电业为例，1997年雇用人数为246万人，1999年减至220万人，2000年又减至205万人。投资和就业的下降也必然影响消费，以致于零售业竞争空前惨烈，许多著名商店如崇光、八佰伴等纷纷破产倒闭。

日元升值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日美两国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是因为两国贸易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日本一直重视传统制造业的发展，努力保持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而美国或把传统产业移至海外，或干脆放弃部分失去竞争力的制造业。因此，不管日元升值多少，美国的进口商为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仍要进口日本的家电。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从根本上讲，还涉及日美两国的传统文化。美国人注重消费，常常借钱消费；而日本则注重储蓄，提倡“节俭为美”，经济不景气使日本人更重视存钱。据统计，日本的储蓄率约为6％，而美国则在1％以下，甚至是负数。这是日本产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的根本原因。

3、美元的汇率政策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发达国家相对势力地位发生较大变化，早曾美元汇率下跌的总趋势，比较突出的是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前期；90年代中后期，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元保持了持续的坚挺地位，但伊拉克战争后，摆在美国总统布什面前的首要任务是争取明年大选连任，而获得大选胜利的关键因素是国内政治和经济因素。为了大力振兴美国经济，美元贬值成了布什政府拉动美国经济的一张王牌。几乎所有的舆论分析指出，美元贬值对于目前的美国经济“利远大于弊”：它有利于增强美国产品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促进出口，减少美国贸易逆差，避免通货紧缩，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另外，美元是美国控制全球经济、确保其经济霸主地位，从而维护其单极世界的法宝之一。面对第二大货币欧元向美元世界霸主地位所带来的挑战，美国政府的策略在过去的四年中确实利用了欧元新生不久、脚跟不稳的劣势予以了有力打压。十多年来，欧元区国家一直在努力进行经济结构性改革，力图大砍福利社会给企业带来的沉重包袱，但远未成功。在市场内需不旺的情况下，欧洲迫切需要推动出口以支撑其经济，而此时此刻，欧元持续走强使欧洲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通货紧缩风险增大，经济增长受压。因此，有媒体分析，所谓美国财长斯诺不久前给“强势美元”下的新定义，称美国政府不再根据美元与其他主要货币的市场价值衡量美元的强弱，“强势”的意思是指美元使公众产生的信心和它的防伪能力，这不过是掩盖美国政府当前放任美元贬值以打击欧元区经济的真实意图而已，并不意味着美国真的要放弃“强势美元”政策，而是通过贬值巧妙地维护美元“强势”。当然，目前美元贬值尚没有达到1995年4月份的历史最低点。美元当初对德国马克的比价为1比1．3525马克，假设那时就有欧元的话，1欧元等于1．9558马克，那么，那时欧元对美元的比价为1欧元兑1．4461美元。据此推断，欧元对美元还有升值的空间。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经济不可能独善其身，欧洲经济长期疲乏反过来对美国经济也必将产生负面影响。所以，美元继续贬值的空间也是有限的。

二、人民币面临的汇率压力

近年来日本政府为了解决其国内经济问题，人为诱导日元贬值，但收效甚微。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日本一些政府官员便将矛头指向人民币，他们频频在国际上游说，试图迫使人民币升值。而美国汇率政策的调整则加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一心要解决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问题的美国也在汇率问题上打主意，开始改变坚持了近10年的强势美元政策，使得美元一路走低。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对稳定，美元走贬导致欧洲和东亚一些国家担心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冲击，也不同程度地加入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行列。国际舆论显然放大了人民币汇率稳定的负面作用。实际上，中国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并不等于固定不动。人民币汇率并轨以来，人民币汇率进入了相对灵活的浮动状态，在不同时点上对不同货币的汇率有升有降，幅度有大有小。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家和地区货币对美元贬值百分之十几甚至几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自此，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基本维持在较窄的空间里波动。但总体上看，人民币相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汇率是升值的。到2002年末，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欧元（或德国马克）、日元名义升值幅度分别为5.1％、17.9％和17.0％。考虑各国通货膨胀率差异因素，同期人民币相对上述三种货币的实际升值幅度分别为18.5％、39.4％和62.9％；期间，人民币对三种货币最高实际升值幅度曾经分别达到45.5％、71.4％和93.0％。2002年以来，美元汇率走贬，只是收窄了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升值幅度，并没有改变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的基本特性。因此，那些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论调是没有依据的。

国际之所以施压人民币升值，是认为中国实行的“盯住美元汇率”政策，使美元贬值的积极效用没能全面发挥，只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刺激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贬值的同时，美国外贸逆差却创出了4352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对华贸易逆差达到1031亿美元。实际上美国外贸逆差剧增的原因不在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本身，而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对外直接投资扩大、个人消费支出的增长、以及美元贬值的J曲线效应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由于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强，导致中国今年外汇储备增加了超过600亿美元，其中超过200亿美元相信属于国际游资，而这部分热钱将导致人民币供应超常增长约2000亿元。

迫使人民币升值，标志着中国对外经济摩擦正在由微观层面向制度层面扩散。近年来，中国对外经济摩擦日益加剧，但更多的还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摩擦。加入WTO以后，中国处于制度大调整阶段，制度性因素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受到关注。此次美日欧等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使得制度性经济摩擦在中国对外经济摩擦中的份额开始加重。超级秘书网

人民币汇率升值有6大危害：人民币在资本帐户下是不能自由兑换的，也就是说决定汇率的机制不是市场，改变没有意义；人民币升值会给中国的通货紧缩带来更大的压力；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导致对外资吸引力的下降，减少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给中国的外贸出口造成极大的伤害；人民币汇率升值会降低中国企业的利润率，增大就业压力；财政赤字将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而增加，同时影响货币政策的稳定。面对国际上的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压力，2090

但国际上的压力，我们却不能视而不见，因此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缓解压力，保持我国快速健康的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措施

近年来，对于我国汇率政策的调整原则、方向和具体措施，国内众多的机构和专家学者，都作了很多很好的分析和总结。这些探讨和总结，应该说是比较全面、准确和深入的。本文综合了众多的观点，并提出了以下几点意见。

1、建立灵活的汇率制度。第一步是确立多种货币一揽子计划，从而为人民币提供参考汇率。这个包括了美元、日元及欧元等主要货币的货币组合会更好地反映人民币的有效汇率。相对于只与美元挂钩比较，这种方法更能反映贸易竞争力。一种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利于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有利于减少固定汇率下的黑市套汇或资本外逃压力、有利于克服市场结构上的刚性及更好地吸收冲销外部冲击等。在金融市场发展方面，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要加快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创新与功能转变节奏。还要加强外汇市场建设，健全人民币汇率机制，适时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完善人民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等等。逐步改变人民币只盯住美元的单一联系机制，改为人民币与美元、欧元、日元三大货币(加权平均)一揽子联系机制，确保人民币的稳定。

2、建立严密的监管机制。当务之急是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之间建立起严密的金融监管“防火墙”和及时有效的风险防范“预警”机制。这就要求货币政策职能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密切配合、相互沟通，对资本项目下外汇资金的流入流出进行实时监控、全程跟踪，不断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和金融监管水平。并应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加强合作，加大对跨境“洗钱”犯罪的打击力度。

汇率论文篇(5)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汇率机制政策选择

一、解决世界经济矛盾的着眼点既不能盯着中国汇率，也不能完全依靠美国的调整

过去的十年，中国占美国总体贸易逆差的比重一般在20％～25％的区间浮动，2004年的比重比1997年还有所下降。尽管2001～2004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美国总贸易逆差的比重上升了4.68个百分点，但同期美国与日、韩、中国台湾的贸易逆差占美国总贸易逆差的比重下降了7.06个百分点。而且，虽然美国与东亚、东南亚的贸易逆差额上升，但比重也在下降。可见，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全局性的，而不是地区性的。

2000～2004年，中国与美国、欧盟的贸易顺差增加了780亿美元，而与此同时，中国与日本、亚洲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却增加了350亿美元，加上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中国2004年的贸易顺差仅比2000年增加80亿美元。如果计算中国大陆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转口贸易，中国与美国、欧盟2000～2004年的贸易顺差增加了770亿美元，但与日本、亚洲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却增加了1040亿美元，总的看来，这几年反而是增加了650亿美元的逆差。

进一步看，外资企业可以解释中国对主要国家贸易差额的70～80％，中国贸易差额是全球企业资源配置的结果，尤其是亚洲国家产业链转移地结果。1999年，中国为出口加工目的而进口的产品中，25％来自日本，20％来自中国台湾地区，20％来自香港地区、新加坡和韩国。但只有5％来自美国，7％来自欧盟。另一方面，生产出来的产品却有26％直接销往美国，如果加上经中国香港地区转出口的产品，美国的份额可能略微超过30％，欧盟则分别是14％和19％。这表明，中美贸易失衡事实上是亚洲地区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失衡。造成这种失衡的根本原因，是两个地区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即美国的高消费和亚洲地区的高储蓄，同时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后，生产分工模式变化的必然结果，并不完全取决于汇率水平。因此解决中美贸易差额问题眼睛不能光盯着中国的汇率水平。

二、各国经济货币领域的合作是解决当今世界经济问题的无奈选择

如果中国将借给美国的部分资金用于国内发展，可以改善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但美国如果不是大幅度提高利率，美国也无法轻易弥补资金缺口，而大幅提高利率却会严重损害经济。当然，美国经济的衰退，最终也会影响到中国经济。因此，美国应认真反思自己的经济政策，主动加强与各国的经济、货币磋商，而不是简单地往国际社会转嫁国内的经济矛盾。就具体合作内容而言：

1、在实体经济方面：经济结构调整

既然短期内改变世界经济失衡、调整国际货币体系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当今应加大世界经济两大引擎中国与美国的协调，防止经济衰退，为双方经济结构乃至世界经济结构的根本调整赢得时间。近期，中美应在加强磋商的基础上，分别出台一些措施缓解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压力，从国际的视野进行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时，中美两国特别是美国应该而且有能力，共同创造有利的舆论氛围。

美国：应逐步实行紧缩政策，减少财政赤字，提高市场利率，以减少消费增加储蓄。美国目前有能力通过缓慢地结构调整解决美国经济的不平衡问题，关键是要有这方面的意识和大国的责任。中方决策者应清醒认识，汇率之争是国家利益之争。G20北京会议美方对中国金融服务业开放的要求，有利于提高中国金融服务业的效率，但这仍不是解决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本性措施。

中国：要放在国际视角下解决好中国的汇率问题，不仅仅是水平问题，也不仅仅是机制问题，是涉及中国结构调整和诸多方面改革的问题。对此，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应做好以下七件事：

第一，进一步加快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继续减轻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90年代中后期，中国国内存在人民币贬值预期，且外汇储备不高，为了控制外汇风险，国家采取了严格的资本、外汇管制，严格限制外汇资本的流出以及各市场主体外汇持有量，将大部分外汇资源集中于国家。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市场主体大量合理的用汇需求被强行压制。当前，外汇储备大量增加，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有可能从体制的角度重新思考与安排各项外汇管制政策，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尽可能满足市场主体各项原先被压抑的合理外汇需求，进一步释放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重新将外汇资源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进行合理分布。考虑中国结构调整尚需较长时间过程的特征，可在继续主动保持人民币有略微升值压力的状态下，近期从以下四个方面进一步推进改革。

一是进一步放开企业持有外汇比例的限制，推行企业意愿结汇制，增加企业持有量。随着市场主体管理外汇风险能力的提高，反过来又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二是逐步放宽对银行结售汇头寸的限制，提高金融机构在自由外汇市场上资金运用的自主性。

三是随着企业、金融机构、个人持有的外汇量增大，汇率风险的加大，应不失时机的推进外汇市场的进一步改革，发展外汇衍生品市场，主动引导、培育市场主体管理汇率风险的能力。只要保持人民币资本项下有限兑换的前提，充分竞争市场中的金融与外汇衍生工具和其他各项金融产品、风险管理产品都可以大胆的引进，积极地试点，进一步放松国内外汇管理政策，这一切都将有助于从根本上保持人民币的基本稳定。

四是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调控机制。适时推出美元做市商制度。当前的人民币汇率调控机制是由企业的强制结售汇制、银行结售汇周转头寸管理及人民银行直接入市买卖外汇，在外汇市场开展公开市场业务三个部分组成。在这种调控机制下，市场主体的外汇持有意愿受到一定的抑制，人民银行的市场操作对象的影响仅局限于现期汇率。在逐步推动企业意愿结售汇制和逐步放宽对银行结售汇周转头寸限制的同时，可在美元/人民币市场上，借鉴外币对交易，引入美元做市商制度，提高人民银行调控的灵活性。公开市场操作可先局限于这些做市商。在公开市场操作方面，既可采取现货交易，也可灵活采取远期、掉期等交易方式，既影响即期汇率，也影响远期汇率，进一步做活境内的外汇市场。

第二，进一步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管理

无论是从东南亚金融危机教训看，还是从保证当前我国汇率机制改革成功的角度看，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我国仍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但我国在具备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双重性质的贸易融资方面，资本管制仍存在一定的漏洞，例如对非居民在中国境内个人购房、买商业地产资本投资性质的外汇收支没有任何管理办法。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对外资进入境内房地产市场都有不同程度限制的背景下，我国却使境外“热钱”通过上述渠道大量流入境内房地产。“管住了前门，但未管后门”，进一步给人民币升值制造了压力。因此，我国一方面要调整国际收支的统计方式，区分居民和非居民的行为，另一方面要在加强对外资进入房地产状况的监测基础上，尽快出台有关管理办法，加强海外房地产资金流入的监管。进一步细化对于流动性资本跨境移动的管理。根据外汇市场的发展状况和资本有限流动的进展，有必要时采取跨境资本交易税和无息存款准备金要求，以进一步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

第三，坚持引进外资的质量，加大“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顺差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当前应在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基础上，坚持引入外资的战略性安排，重视技术与管理的引进，促进国内产业优化升级。在此方面，一方面要加快改善国内融资体系和放开境内各种市场化融资工具的限制，另一方面要政策导向企业，中国境内不缺资金，要充分利用国内资金，减少人民币资产与外币资产替换后的收益代价。同时，还应重新审视中央与地方引进外资的各项优惠政策，实现平等“国民待遇”，切实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

与此同时，加快调整原先控制企业“走出去”的外汇管制政策。统筹制定企业“走出去”战略，以政府和企业相结合的市场策略与海外经济取得互利共赢的局面。当然，这种调整仍应服从于整个资本帐户逐步开放的战略，放松企业“走出去”管制绝不能简单等同于资本管制的完全放开，要防止人民币预期发生反转时，国际游资利用制度漏洞的大量外逃。第四，要确立放慢海外上市节奏，积极发展本土资本市场的战略安排

虽然我国是全世界高储蓄率的国家之一，但由于国内金融市场的不完善，资金的低效、不合理分配，导致相当一部分优秀企业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因此无奈之下不得不借助国际金融市场筹资。但是，必须清醒认识到，这不是中国金融发展的长期战略。因为海外上市筹得的外币资金在外汇市场转换成人民币后投入使用，在人民币升值压力下，不但使我国加大了储蓄的盈余，承担了额外的汇率风险，削弱了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为大国经济战略的实现必须有大国资本市场的配合，历史上还未出现一个大国经济的发展依附于另一国家资本市场的现象。而且，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改制中，国人已经承担了大量的改革代价，但如果国人不能享受改革收益的回报岂不是怪现象？而且，只要处理妥当，让国人享受改革成果的回报，不会影响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初衷。因此在当前，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加快发展和健全我国包括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在内的资本市场，另一方面，作为近期的策略安排，一是应积极鼓励中小企业、风险投资企业的海外上市（当然仍不排除在境内改善对其的相应融资环境）；二是在国有大银行上市筹资中，面对是否“贱卖”的争论，最好的办法，尽快发展境内私人股权基金作为第三方，与境外投资者竞争入股，包括筹集外汇资金入股；三是在支持、调控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对房地产信托基金，相关部门要提高工作效率，尽快实现“与其放任不管海外的REITs，不如发展中国的REITs”。

第五，进一步运用好货币对冲操作手段

针对中国近期出现“松货币、紧信贷”局面，信贷增速在下降，但市场货币宽裕，货币市场利率不断走低，对冲成本下降，而且鉴于间接融资为主格局变化的缓慢性，对充分关注中国经济2006年下半年乃至2007年经济周期中可能出现下滑的中国中央银行来说，提供了进一步运用好货币对冲操作的空间。中央银行对冲操作手段的灵活艺术运用和经验的积累，将有助于中央银行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目标的实现。

第六，增加双边贸易协定，提高亚洲区内货币的结算功能

近十年在亚洲地区，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区内贸易比重越来越高，但即使是纯粹的区内贸易，其结算货币主要使用美元。在各国基本盯住美元的结算货币安排下，有助于降低各国之间的汇率波动，有利于区内贸易的发展。然而随着区内各国汇率与美元的固定关系弱化，无序的浮动并不能保证各国间汇率的稳定，不利于区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事实上，中国已与大多数东亚国家建立了双边贸易协定，完全有余地进一步扩大与亚洲其他国家建立双边贸易协定，并推广到多边、区域贸易协定，逐步提高人民币在区内贸易中的结算功能，或者如本文最后所述，进一步探讨东亚货币体系的安排，减弱美元汇率不稳定的负面影响，这是保持人民币在体现市场供求原则下保持基本稳定的另一战线上的重要思考。

第七，更重要的是应长期坚持并积极落实内需主导战略

研究世界经济史和大国兴衰史可以发现，内需主导战略是大国经济的基本制度安排。内需主导并不排斥适度保持一定程度的外需，内需主导并不是简单支持一时过度的投资增长。内需主导是就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总体关系而言，是基于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趋势，为保持世界经济的基本平衡和中国经济自身长期稳定发展的需要，基于世界经济史中大国兴衰史的经验教训而提出的一项大国战略安排，是和平崛起的需要和必然。因此，确立内需主导战略，构筑经济稳定发展的国际环境，是中国新的历史时期一项不可忽视的重大任务。通过落实内需主导战略，统筹解决国内收入分配、投资与消费、经济开放与安全等重大经济问题。减少中国“和平崛起”中国际社会的摩擦与噪音。如何落实内需主导战略？反思中国目前的内需不足，有各方面的原因。

为此，在近期内起码应重点思考以下六项工作：一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正确处理“国富民穷”与“让富于民”的关系，或者说“国富民穷”与“民富即国富”的关系，“让富于民”，加快完善社保、医疗、教育、就业、税收等影响居民消费的体制环境。二是鉴于我国投资每增长1％，可拉动GDP增长0.2％，居民消费每增长1％，可拉动消费0.8％的状况，必须出台相关政策，转变政府职能，突出政府的公平职责，减少政府投资支出，扩大政府在社会公平方面的支出。三是趁目前几年外汇储备较多，汇率升值压力较大时期，将一部分外汇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任务，譬如解决体制转轨中的历史痼疾、社保的巨大缺口和海内外重大基础设施、自然资源、科研、人才等领域的战略性投资，以降低国内储蓄率。四是调整引进外资的相关政策，确保重点引进技术与管理，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五是进一步加快金融改革，改善企业融资环境，促进个人消费信贷。六是进一步理顺市场价格体制，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挖掘消费需求。

当然，即使以上政策决策无误，同样不排除这些政策被人利用的可能性。为此，还应保持政策的灵活性，根据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形势的发展进行灵活调整。

2、货币体系方面：逐步增强世界货币发行的约束

第一，从方向上看，全世界应建立一个非国家货币主导的货币体系，逐步从目前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过渡到多个货币共同竞争的货币体系，最终达到建立一个非国家货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这种货币体系的根本目的，是增强对作为国际货币储备货币发行的约束，减弱世界货币发行国的国内经济发展目标对世界货币发行目标的干扰。在世界经济“多极”发展态势中，创造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经济环境。

第二，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为保持世界经济的平稳发展，国际组织要关心G20北京会议提出的相关国家参与权的分配改革，但鉴于目前世界上对冲基金欺诈丑闻频频暴露的状况，国际组织首先更应加强对包括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等国际游资的监管，加强透明性，减少世界外汇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波动。

汇率论文篇(6)

中国人民银行在2005年7月21日公告称，为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这是自1994年中国进行汇率改革以来的重大变化，这次改革对人民币汇率做出了2%左右的上调幅度，远低于市场上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尽管如此幅度的变动对整个经济的影响会是相当小的，但毕竟打破了长达十年盯住美元的汇率体制，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开始更加灵活，并有可能进一步升值。

自199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一直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1994年汇率并轨后，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从1994年至1997年基本上是一个小幅升值的走势，1997年到2005年基本上一直保持在1美元兑换8.28元左右人民币的水平，变化幅度始终不大，而同期人民币利率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3年7月和1995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两度提高利率，使得人民币利率远远高于美元利率。而自1996年5月起，中国人民银行更是先后7次降低利率。仅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为了刺激国内外的需求，拉动国内经济的增长，央行就连续6次降息。此后与连续降息同时出现的是人民币汇率的持续稳定。

除了1997～1999年人民币利率水平是低于美元利率水平外，我国人民币利率水平一直明显高于美元利率水平。回顾1994—1995年人民币汇率的走势，我们发现，人民币从1994年初的1美元兑换8.61元升至1995年12月底的1美元兑换8.35元左右，而且市场交易者及贸易商也普遍预期到了这一升值趋势，这种预期持续有两年之久。

如果根据利率平价的基本理论，当国内利率水平上升时，本币汇率应当是预期贬值的，而不应是升值的。那就是说，如果根据利率平价理论，当人民币利率高于美元利率时，人民币汇率应该趋于贬值；当人民币利率低于美元利率时，人民币汇率应趋于升值。这与我们上面所看到的实际情况正好相反。1996～1997年人民币汇率继续保持稳中有升的势头，利率平价的预测正好相反；1998～2004年人民币利率水平高于美元利率水平，利率平价预示人民币应该升值，实际上，人民币汇率基本保持不变。那么，人民币汇率与利率变动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

二、汇率和利率关系的理论分析

经济理论中关于汇率和利率关系的理论研究有很多，而最直接给出利率与汇率之间关系的理论是利率平价理论。

利率平价理论的假定有两条：(1)资本在国际间可自由流动；(2)外汇市场高度发达与完善。

根据这样的假定前提，得出利率平价公式：

Rf-Rs＝Ia-Ib(1)

式(1)即为利率平价公式，其中：Rf为远期汇率，Rs为即期汇率，Ia为一国国内市场利率，Ib为国际市场利率。

式(1)表明：当本国利率高于(低于)外国利率时，本国货币预期贬值(升值)，本币预期贬(升)值的幅度等于国内与国际利率水平之间的差异。

因为远期汇率和国际市场利率要由国际货币市场来决定。所以，一国政府可调控的对象就只能是即期汇率和国内市场利率。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即期汇率是不变的，这样政府可以调整的就只有国内市场利率了。因此，如果资本具有充分的国际流动性，那么本国利率的上升，一旦超过了利率平价所要求的水平，本币将会预期贬值。

我国以往实行的是盯住汇率制度，是很接近于固定汇率制的。实施盯住汇率制中国人民银行就具有了通过运用货币政策等政策工具来维护盯住汇率的义务，为维护盯住汇率制度所采用的主要方式就是人为增减国际储备。

而人为增减国际储备的结果，会使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有可能出现冲突，这是因为国际储备的增减会影响到中央银行的资产与负债，从而会引起中央银行货币发行量的变化。当一国国内经济发生通货紧缩时，国内经济发展要求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抑制通货紧缩，但此时如果国外经济对本币存在贬值的压力，为了维护本币汇率稳定，国家货币当局就应减少国际储备来减缓这一本币贬值压力，这样就形成了对国内经济的进一步紧缩效应。这样政府就处于两难境地。

我国从1994年以来一直实施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这一政策接近于盯住美元的盯住汇率机制。从1996年开始，为克服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中央银行实行了不断降低利率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样做带来的结果是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与本国汇率的贬值。有学者指出，在1994—1997年，美元利率低于人民币利率，且两者的差距一直在加大，利率平价理论预示着人民币将有更大幅度的贬值，但人民币名义汇率1994年升值1.3%，1995年升值3%，1996年和1997年也持续升值，与利率平价的预测正好相反(叶莉，2003)。利率政策方向与应有的汇率表现相违背的表象，使不少人认为我国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存在冲突。

三、实证分析

首先对利率和汇率进行因果关系检验，然后对二者之间进行一定的相关关系分析。这里使用的软件为Eviews3.1和Spss13.0版本。

近几年来，我国实际采用的是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因此，我们选取1994～2004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数据，利率指标选取的是1994～2004年间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见表1)。

格兰杰因果检验。根据格兰杰检验的假设条件，结合实际，选择滞后期为1年，得出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检验结果表明；汇率与利率确实存在因果关系。因为，1994年我国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完成了汇率并轨，初步建立了以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人民币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而20年左右的人民币利率体制改革，使我国利率决定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资金市场的供求状况。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人民币汇率和利率之间的相关关系也越来越明显。

协整检验。协整理论可以用来分析经济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必须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各变量的非平稳性及是否具有同阶的积分。本文采用的单位根检验方法是ADF(AugmentDikey—Fuller)检验法。运用上面的数据，ADF检验结果如下

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人民币汇率和利率都是平稳时间序列。因此，我们不能对汇率和利率再做协整分析。接下来对这两个变量作线性回归分析和相关性分析。

回归分析。在作回归分析时，我们加入外汇储备F这一变量。首先建立三变量之间的回归模型：

R＝a+bT+cF(2)

式(2)中，R表示人民币汇率，T为人民币利率，a为常数，即基期汇率，b为利率对汇率的回归系数，c为外汇储备对汇率的系数。

根据人民币利率、汇率和外汇储备数据，使用Eviews可得出回归方程如下：

R＝8.220-0.021T+0.000392F(3)

上述方程中的计算系数所采用的方法是最小二乘法。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汇率和利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在基本汇率为8.220的前提下，若外汇储备恒定，利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汇率就会下降0.021个百分点，即升值0.021个百分点。若利率不变，外汇储备每提高1个百分点，汇率就会贬值0.000392个百分点。相关系数检验如表4：

由表4可看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利率和汇率的相关系数为o.787，两者呈正相关关系，且显著度水平Sig·(2-tailed)小于0.05，因此，利率和汇率之间相关性显著。

外汇储备和汇率之间的相关关系为-0.423，虽呈显著负相关性，但显著度水平Sig·(2-tailed)大于0.05，所以，外汇储备和汇率之间的相关关系没有通过检验，即两者不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这方面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近几年所强制实行的结售汇制度、中央银行对金融市场的过度干预等。

许多学者认为利率的提高对人民币升值存在相当的压力，而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我国的近十年的利率和汇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即我国利率提高，汇率水平跟着降，也就是人民币升值。但是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却并不是很大。

分析说明，实际人民币汇率与利率的情况与利率平价理论的预期是相违背的，因此，利率平价理论在我国并不适用。

四、利率平价理论在中国不适用的原因分析

1.国际资本的非自由流动。利率平价理论要求的两个假定条件之一就是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这一条件在现实世界中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具体到我国的资本市场，一方面是不完全的管制；另一方面，相对于金融自由化国家而言，却又是相当严格的，尤其是在短期资本管制方面尤其如此。

我国近几年实行的是资本和金融账户管制，这样的管制的好处是，一旦国内外利差出现时，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单边套利机会的出现，这样的做法会有效地抵制部分热钱的流入，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加息对汇率产生的压力。这在上述回归模型里有所显现。

2.外汇市场的不完善。由于法律监管力度不够，我国外汇市场上存在投机倒把和黑市等操作行为，同时加上政府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力度过大，这些说明我国外汇市场到目前为止还不很完善。而不完善的外汇市场对于市场利率和汇率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3.人民币利率没完全市场化。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稳定的发展，我国的人民币利率长期以来一直是由政府根据实际情况人为制定。政府更多地注重利率的利益分配功能而不是其对经济的调节功能。这样的结果是，现行的利率体系，不能很好地反映资金的均衡价格，也不能反映出市场的供求状况和风险程度，只是考虑了当时的物价上涨水平和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正因为如此，所以人民币利率倒挂现象严重，利率结构不尽合理，利率种类繁杂，利率管理体制僵化，利率的经济杠杆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承认。人民币利率市场化的不完全实现会影响到利率与汇率之间的传导机制的作用发挥。

4.汇率形成缺乏灵活性。一直以来，拥有强大的外汇储备和货币供给权的中国人民银行已成为外汇市场上的最大主体。为维护外汇市场的稳定，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买入外汇、卖出人民币、同时发行国债冲销等)，把汇率稳定在央行所认为的合理水平上。尽管我国近几年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但事实上汇率的波动幅度非常小，尤其是1997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几乎固定在1：8.27。汇率形成缺乏根据市场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的灵活性。灵活性的缺乏使得汇率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汇率变动，除了受利率的影响外，还会受到预期通货膨胀率、国民收入水平、市场投机等因素的影响。只是单纯地从利差和预期的角度来探讨汇率的决定和变动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考虑到其他的限制条件。

五、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根据我国的国情和金融市场的现状，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对利率政策的建议。进一步加快向货币完全自由兑换迈进，这是加快金融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手段。除此以外，就是要加快利率的市场化。市场化利率，从长期来看，对实际汇率影响很小，这与我国近年来利率没有完全实行市场化有关，因此，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今天，采取积极的措施，使利率对汇率产生显著的引导作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二，对汇率政策的建议。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维持社会的稳定，稳定的汇率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缓解外汇压力的建议。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当前人民币仍面临着升值的压力，但压力的化解并不一定要完全依靠升值来解决，还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解决：

稳步推进人民币自由兑换，逐步开放外汇市场，从根本上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要转变外汇管理体制。另外要强化市场意识，逐渐减少对外汇行政干预，发挥市场调节作用。

逐渐放松资本项目和金融账户的外汇管制，提供更多的外汇交易工具，使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市场化。随着控制的放宽，释放部分外汇需求，从而缓解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而且从国际经验上看，发展中国家在开放资本账户的管制时，一般都会伴随本币一定程度的贬值。

建立银行、企业间外汇市场，放开主要外贸企业进入外汇市场，扩大外汇交易主体，提高外汇交易规模；放宽国内对外投资的渠道，允许国内企业投资国外债券，适时推出QDII(国内机构投资者赴海外投资资格认定制度)；在近两年的时间内，逐步放宽汇率波动幅度，稳步推进“一篮子货币”制度向前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徐志坚.汇率长期变动预期模型与稳定汇率下的利率调整[J].工经济研究，1998，(12).

[2]刘淄.张力美.金融开放条件下利率与汇率的相互影响及其协调[J].国际金融研究，2003，(1).

[3]叶莉.利率平价的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关系的实证研究[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2003，(2).

汇率论文篇(7)

（一）人民币升值论的导火索

表面上看，人民币升值论是由去年10月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的文章<中国因素）而起，但实际上是与特定的国际背景密切相关。这一波人民币升值论的直接背景是，去年以来由于美元对西方和亚洲主要货币贬值，而人民币钉住美元，也随美元出现了相对贬值，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我出口价格竞争力的提高。一些人忘记了自1997年以来人民币跟随美元对全世界绝大多数货币持续升值的历史以及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而抓住人民币短期内的相对贬值大作文章。

（二）人民币升值论是“中国”升温的新表现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经济稳定快速增长，“中国经济”不断发展。最新一波的“中国”，是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复苏面临重重难题，而中国经济贸易表现良好的背景下出现的。近两年来，一些国家经济陷入衰退，而且复苏遥遥无期。为了转移矛盾，一些国家的决策者和企业经营者极力喧染或随声附和“中国”；更多的人则出于心理不平衡，对中国经济的良好表现患上了“红眼病”。正如罗奇所说的，西方一直错怪中国，在全球经济疲软的环境下西方急于寻找一个替罪羊，于是将矛头指向中国。

（三）日本是制造人民币升值论的急先锋

除了媒体和经济界大肆鼓噪外，日本政界人物直接跳到前台，制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去年12月，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在内阁金融会议上率先发难，声称日本通缩长期难以克服，是因自中国进口大量低价商品缘故，人民币应该升值。这一声明得到了日本执政党和在野党的一致附和。日本财务次相黑田东彦也四处兜售人民币应该升值的种种论调。特别是日本企图与其他发达国家联手通过类似“广场协议”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是一个重大阴谋。

日本制造人民币升值压力，与其国内经济深陷泥潭有一定关系。由于日本对外贸易长期失衡，受到了美国的不断敲打。来自美国的持续高压，引发了日元的长期升值或升值预期，出现了日元升值综合症，诱发了泡沫经济。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从90年代初开始陷入衰落，进入所谓“失去的十年”，进入新世纪以后仍无起色。而且大量银行坏帐和旷日持久的通货紧缩，使日本经济进入山穷水尽的地步。日本从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优等生跌落，严重挫伤了其国民民族自尊心，导致国民情绪急剧右转。一般国民对中国经济的良好表现在心理上感到很不平衡、很不舒服，一些政治家和右翼人士更是借此大做文章，企图转移国内视线。再加上历史矛盾，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更是对中国的发展如坐针毡，恨不得搞垮中国经济而后快。

人民币汇率升值论的演变趋势分析

（一）人民币汇率正面临类似日元曾经遭遇的升值压力

在一些西方人土看来，中国对外经济与日本七、八十年代有很大相似之处：对外贸易顺差日益增加，外汇储备日趋庞大，并认为中国与日本一样都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和市场保护，经济都高度依赖出口。而且，中国还实行固定汇制和资本管制。中国出口扩张十分迅猛，正在步日本成为世界工厂的后尘，成为世界工业制成品日益重要的制造基地。一大批轻纺和机电产品出口在世界名列前茅，市场份额达到较高水平，特别是在某些目标市场上占有率日益提高；新兴IT产品迅速崛起，竞争力大幅提高。目前，中国已成为日本第一大进口国；按美方统计，已成为美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地；按照欧盟统计，已成为欧盟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与许多发展中国家贸易都存在顺差。这与七十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在世界贸易中地位迅速提高的情形十分类似。随着我国贸易地位的进一步上升和对外竞争一面的凸现，日本和其他国家很可能会像当初美国借贸易不平衡打压日本一样，寻找种种借口对人民币汇率施加压力，将人民币汇率问题国际化和多边化的企图不仅不会罢休，反而可能掀起更大波澜，使事态不断升级。

（二）人民币汇率问题国际化、多边化的可能性

美国逼迫日本签订广场协议的前车之鉴值得记取。事后很多分析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搞垮日本经济以减轻对自身威胁的重大阴谋。日本将人民币汇率问题国际化、多边化已昭然若揭，其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日本在中国缺席情况下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提交西方七国财长会议，已经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

目前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压力也在增加。尽管日本提议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但这并不表明美国未来态度不会改变。借贸易逆差问题对外施压是美国的一贯伎俩，现在日本这个对手的威胁减小了，中国将逐步成为其打压的目标。美国一些团体和企业一向对人民币汇率问题颇有微辞，美国某些政界人士也攻击我现行汇制。美国现在的主要目标是反恐，为了取得中国的支持或减少中国的反对，自然不便附和日本的提议。随着伊拉克战争的结束和全球恐怖主义势力的削弱，一旦时机合适，美国附和日本主张直至带头向我施压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美国政府已受到美国产业界和国会的压力，如美制造商协会认为人民币低估约40%，建议美政府采取措施，说服中国将人民币汇率提升至由市场决定的水平，并使货币定价市场化。如果美国跳到前台，国际社会力量对比会发生很大变化，一些与我有贸易摩擦的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很可能会加入到美国的阵营。

另外，虽然欧盟与美国近来有矛盾上升的一面，但由于欧盟与中国贸易也存在较大逆差，加上其经济复苏受欧元升值拖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欧盟也不见得会反对美、日的主张。因此，搞得不好，未来几年美、日、欧联手将人民币汇率问题纳入国际金融协调框架的可能性将会增加，对此我们不能不做好足够的准备，并早谋对策。

人民币汇率升值论的风险和选择

（一）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的危害

人民币升值论一旦多边化并被纳入国际金融协调框架，必将使人民币升值或升值预期成为长期困扰国民经济的一个外生变量，带来重大风险。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一旦人民币持续大幅升值，将会对我国对外经济和国内经济两方面带来重大危害。

第一，阻碍我国对外经济的良好发展势头，使我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发生逆转。人民币持续升值会使我国长期国际竞争力受到重大损害，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比较优势会不断削弱，我国在机电和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初步积累的竞争优势会受到重大损害。在我国目前出口主要依靠价格竞争力，而产业结构重大调整和非价格竞争力提高仍需假以时日的情况下，人民币持续升值的结果必然是出口严重受阻，国外产业转移的步伐大大减慢，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减缓，我国作为全球制造业重要基地的地位将会受到削弱。这将会大大延迟我国实现新型工业化和产业升级的步伐，加重就业压力，使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进一步突出。日元升值使日本出口从战后年均增长10%以上跌落为1990～1995年年均增长0.4%，就说明本币持续升值会对出口带来重大打击。当前，加入世贸组织和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使我国具备建成全球先进制造中心的战略机遇。我们必须防止因为人民币持续升值而使这一进程发生逆转。

第二，加重通货紧缩，使宏观调控面临种种陷阱。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作用下，世界工业制成品价格一直呈现持续走低的趋势，特别是90年代下半期以来出现了全球性通货紧缩的态势。本来，世界性价格下降就会通过进出口渠道等对国内价格产生重大下行压力，而人民币持续升值更使国内物价雪上加霜。一是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出口产品成本走低，进而对国内价格产生一种比价效应，使关联产品价格下跌；二是人民币升值使进口成本下降，会形成输入性通货紧缩，助长使用进口投入品部门及相竞争部门的价格下跌；三是人民币汇率持续的升值预期，会对市场价格产生超前的和赶浪头式的下行压力，造成市场运行的扭曲和紊乱，使通缩压力加倍放大；四是持续强劲的本币升值压力和预期，还会通过金融和投资渠道对国内物价产生间接的、有时是非常强烈的紧缩冲击，如日本在日元升值诱发的泡沫经济破灭后，金融体系背负天文数字的呆坏账，出现了持续的信贷收缩，明显加重了日本的通缩。

持续的本币升值和升值预期一旦固化，还会对消费、投资和其他经济行为带来一系列干扰，形成不良的心理预期，搞得不好会使宏观调控陷入困境。一是在我国面临有效社会需求不足这一突出矛盾情况下，使民间投资和消费更加疲软；二是使经济增长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依赖日益加重，不仅政策效应会逐步降低，而且财政风险日益加大；三是伴随本币升值与通货紧缩的循环，货币政策面临陷入流动性陷阱的风险。这些都会使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空间日益缩小，调控的余地愈加有限。加上，本币持续升值还会带来人们收人的虚涨和资产的虚增，极易诱发泡沫经济，刺激虚拟经济的非理性膨胀，最终给宏观经济带来更大的冲击。

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本国货币汇率持续大幅贬值乃至货币危机固然会对一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同样，本币持续大幅升值或者旷日持久的升值预期，也会给一国经济带来灾难性影响。如果说以本币持续大幅贬值为标志的货币危机是一枚重磅炸弹，那么本币持续大幅升值毫无疑问就是一副慢性毒药。前者虽危害剧烈，但容易引起内外高度重视和防范；后者虽短期影响不显，甚至还会出现一时由“升值泡沫”支撑的虚假繁荣，在这种氛围下人们会不知不觉地慢性中毒，反而会毫无警惕地陷入不可救药的地步。日本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慢性中毒的病例。所以，我们对人民币汇率面临的长期升值压力或预期必须高度警惕。

（二）高度重视应对人民币汇率可能持续升值问题

我国1994年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总体上呈现温和升值的走势，虽然给宏观经济特别是物价也带来一定压力，一段时间还曾对我国出口和吸收外资造成冲击，但由于升值幅度有限，这种负面影响还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加上我国及时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一定程度上抵销了来自内外部的通缩压力，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势头。这说明，目前阶段的应对总的看是成功的，但潜在的问题也不可小视。

未来我们有可能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应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和难度可能将显著加大。一是随着我国市场开放的扩大，我国可能进一步面临许多发展中国家、地区同样的难题，即大规模资本流人加大本币升值压力，给宏观经济管理带来更大麻烦；二是随着对外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我国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将大大降低，一旦宏观经济不稳定，资本外逃的风险也大大增加；三是加入WTO以后，我国双顺差格局可能进一步加强，从而引发更加严重的外部贸易摩擦乃至金融汇率摩擦，外部对我汇率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挤压日益升级；四是在上述外部压力下，我国现行汇制和汇率政策有可能束缚宏观调控的手脚，降低宏观政策的效率，并易诱发各种宏观陷阱。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一些国家较为成功地化解了外部贸易金融摩擦，避免了本币升值对宏观经济的重大冲击。如原西德名列第二贸易大国、马克同样面临来自美国的升值压力，但由于其贸易结构以欧盟为主、对美依赖程度低，加上其奉行自由贸易政策，市场较为开放，进出口基本平衡，最后能安然化解升值压力，还保证了宏观政策的自主性。亚洲“四小龙”也经历了持续的本币升值过程，虽付出一定代价，但最终也基本完成了经济的调整任务。近年来，我国积累了在人民币小幅升值条件下加强宏观调控、治理通货紧缩、刺激内需、扩大出口和引资等方面的操作经验，总体上保持了宏观经济和对外经济的良好势头；未来只要我们更好地发挥我国固有的政治经济优势，牢牢把握宏观调控的主动权，坚持货币汇率政策的自主性，适时推进相关改革和调整，就有可能化解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