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经典历史篇(1)

《百家讲坛》的改版革命

《百家讲坛》作为一挡带有学术性的电视栏目出现在公益性质的央视教育科技频道，决定了它的经营策略、目标受众定位、内容定位、节目形式会与其他类别的电视栏目有很大的不同，也决定了在收视率的评价指标上，《百家讲坛》无法与娱乐性的电视节目相提并论；《百家讲坛》的首播时段是午间，此时段播出的节目竞争十分激烈，除了央视自己CCTV-1《今日说法》、CCTV-2《经济半小时》、CCTV-8电视剧、CCTV新闻频道《共同关注》等王牌节目，还有地方台的北京电视台-1《特别关注》、湖南卫视《音乐不断》、上海东方卫视《律师观点》等新锐主打栏目，造成观众群的严重分流。因此在开播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百家讲坛》一直出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有时收视率甚至为零。

2002年12月31日，央视实施以收视率为主要评价指标的“末位淘汰制”，老牌读书栏目《读书时间》被淘汰出局，处于淘汰边缘的《百家讲坛》不得不慎重思考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百家讲坛》在4年内有三位制片人分别接手，2002年4、5月份和2003年9月份进行了两次改版，收视率逐步攀升，特别是第二次改版后2004年5月由阎崇年主讲的《清十二帝疑案》系列一度将《百家讲坛》推向了科技频道收视率的头把“交椅”，最高收视率为0.57％。改版前后的《百家讲坛》在各方面出现了重大变化。

选题策略――从零碎、杂乱到系列化整合

一挡节目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背后创意团队的努力，特别是选题的策划已经成为节目能否吸引观众注意力的决定性因素。三个版本的《百家讲坛》在选题策略及主讲人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第一版2001年7月9日～2002年4月26日的205期节目大部分节目虽然也是以“系列专辑”形式出现，例如：地球日专辑、WTO专辑、“现代战争与大众传媒“系列”、“科学的对话”系列，但不同于第三版的“系列”，第一版的“系列”选题有浓厚的专业学术味道（如“实验物理学与物理前沿”、“社会、战争、传播三种形态的关系”、“磁悬浮列车原理及经济意义”等），并且在同一主题下往往多个主讲人各讲一节，实质上此时的所谓系列仅仅是提供一个框架式的大题目将多期独立、松散的节目容纳进去，各期内在联系性较弱。

第一版的“系列化”不太理想，第二版《百家讲坛》从2002年5月17日至2003年9月12日的275期则大大减少了“专辑”形式，各期节目互不联系的居多，选题范围更加宽泛、零散，同时节目的学术性降低。第三版从2003年9月15日到2005年12月24日（至今）的480期节目，尤其是04年12月后的《百家讲坛》呈现出稳定、成熟的系列化意图，从“广种薄收，跑马圈地”转向“集中火力，精耕细作”，系列化的节目一度占据了节目总量的84.6％（见下表）。此时的同一系列由同一个主讲人完成，内容是同一题材纵向延伸。

《百家讲坛》各系列节目所占比例（表1）

据2005年11月7日登录央视科教频道网站所获得的《百家讲坛》前十个月的节目单整理

通过成功的系列化选题，《百家讲坛》首先实现了主讲人的“明星化”，借助各自的系列节目，周思源、易中天、阎崇年、毛佩琦、刘心武等专家、学者在《百家讲坛》中频频亮相，积累起了相当的知名度，在观众中汇聚了一定的人气。他们的学识、口才、气质、魅力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成为栏目的“明星人物”，观众对栏目的忠诚度逐渐在这个“明星化”的过程中得到培养，很大程度上观众正是冲着某个主讲人而选择收看节目的；第二，系列化扩容了信息量，系列化增加了同一题材节目的总时长，给更多量的信息输出提供了可能性，为演讲人的表演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以阎崇年的“清十二帝疑案”系列为例，他用了37期节目把清王朝十二帝的民间猜想和正史考证以及答疑从容不迫地讲述出来，讲得妙趣横生、酣畅淋漓。假如将他的演讲限定在一次节目时间里，他就不得不仅仅着力于对历史人物浮光掠影、浅尝即至的综述性描述，而舍弃很多观众十分感兴趣的稗官野史；第三，系列化增强了节目的“厚重感”。分散的主题往往容易陷入单薄的陷阱，很难像系列化节目那样集中火力就某个专题在观众心目中形成强烈的冲击和震撼，《百家讲坛》系列化运作增强了节目的纵深感，使其作为学术性栏目的厚重感得到体现。

节目内容的集中化趋势

按照讲演的内容侧重、所属的不同系列以及主讲人的研究领域对《百家讲坛》所播节目进行分类，大致可以细化为九个类别：历史探秘（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等）；文学经典（文学作品、作者作家、思想观点等）；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学等）；哲学伦理；艺术研究（电影、书法、舞蹈、音乐等）；经济管理（经济形势、经济现象、管理理论等）；时政话题（政策分析、政治形势、时局变动等）；现代生活（涉及公关礼仪、健康生活、吃穿住行等）；其他，主要指无法归入前面八类的题目，以及一些交叉性的社会人文学科的节目。

依据2005年12月21日登录央视《百家讲坛》网站所得到的往期节目内容进行分类整理，可以发现第一、二版各类别节目的比重没有显著的差异，乃至到第三版的2004年10月份之前，仍然是延续着一个相对平均的状态。从十月份开始，历史探秘类节目急剧增多，2003年9月15日到2004年9月的210期节目中，仅有15期历史探秘类节目，比例为7.1％（见表2），此后的270期节目中，此类别的节目为106期，比例大幅提升到39.3％，文学经典类也从23.3％提升到33％，两类合计占到72.3％；与此相反的是，自然科学类的比例大幅下降，从24.8％跌为2.2％，“其他”类节目从19.5％下降为2.6％。

第三版《百家讲坛》两个时间段的节目类别比例分析（表2）

据2005年12月21日央视网站上2003.9.15到2005.12.24《百家讲坛》的节目单整理

节目内容更多地向历史探秘类和文学经典类集中，同时自然科学类和“其他”类节目数量削减，可以从以下几点得到解释：第一，观众对于各类别节目的兴趣是不平衡的，因此不可能平均安排所有类别的节目；其次，历史探秘和文学经典类节目所涉及的内容，一般观众都多少有所了解，讲者和受者的知识阈限有一定的契合度，因此在传受关系上存在较少障碍。此外这两方面的内容有很强的故事性，对观众吸引力更强；第三，自然科学的内容需要较强的专业知识，不可避免会对于文化程度低的观众带来挫折感，使他们失去对节目的兴趣；第四，“其他”类节目减少说明《百家讲坛》的经营者们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分类方法，经营思路已经成熟。

连续的讲述让“学术戏剧化”

世界上第一部电视剧诞生之初，没有人认为在电影大行其道的情况下人们会在“盒子”（电视机）面前等着看这种新的节目形式，它被断言一定会销声匿迹，但事实上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不被看好的电视剧现在竟成了各电视台的收视支柱。特别是在我国电视剧对观众的号召力更为明显，排在各频道收视榜首的正是那些五花八门的电视剧场。《百家讲坛》作为一档“学术科普性”的节目的选题策划，在某些方面也借鉴了电视剧制作的经验，这一点从其第三版在内容上加大文学经典和历史探秘类节目的比重可以得到体现。例如著名作家刘心武的《红楼梦》系列、历史教授毛佩琦的“明十七帝疑案”系列、阎崇年的“清十二帝疑案”系列、易中天的“汉代风云人物”系列等等，这些讲座与其说是学术探讨交流，不如说是在向观众讲故事、说评书，故事的“脚本”里有主角、有配角、有情节、有悬疑、有矛盾、有冲突，一切电视剧的元素一应俱全。这些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知名学者描绘起来有理有据、引人入胜，其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一些所谓精心制作的电视剧。《百家讲坛》把学术成果变成了“剧本”。

《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们同样把电视剧制作的悬念手法也引入到了自己的讲述中去。第三任制片人万卫认为，《百家讲坛》作为口播类节目必须要有悬念牵引，“我们必须像好莱坞大片那样要求35分钟必须有一个悬念。实际上这个讲座节目我就是按照戏剧化的结构来做的。悬念性、单线条和戏剧性是我们总结出来讲座节目和论文不同的地方。”每期的节目都有一个悬念性的问题贯穿其中，整个讲座可以分成开始、发展、高潮、尾声四段式的结构，每期节目既是独立成篇，又可以同一主题下关联到一起，这样既保证了每期都为观众呈现一段完整的内容，同时又借助讲座的连续性稳定了特有的收视群。那些看腻了清宫剧、爱情戏、古装片、嬉闹剧的观众们，《百家讲坛》为他们提供了一道能够开拓视野、丰富知识，既营养又美味的“午间快餐”。

品牌经营与包装

品牌是产品品质和市场号召力的保证，电视节目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存在着生产者、购买者以及消费者，电视节目想有优异的收视率表现必须在观众中成为“畅销品”，从品牌经营的角度来讲必须塑造自己的核心价值，加强在节目包装和宣传推广的力度。第三版的《百家讲坛》在节目的策划推广也作出了努力和尝试。首先在节目中恢复了下集预告片，增加了片尾片花，利用滚动字母介绍片节目内容，重点突出各集节目的看点，通过这些措施扩大了节目的知名度，力图激发观众收看兴趣、培养他们和节目的约会意识。

在主讲人的选择上，遵循了名家、名人、名流的原则，甚至《百家讲坛》以自己的节目为阵地有意地向观众重点推介某些主讲人，这些主讲人在节目中频频曝光，成为所谓的“明星学者”。《百家讲坛》和主讲人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度，展示了研究成果和个人魅力，学术成果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市场价值，栏目也由此获得更大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在节目主题的选择上《百家讲坛》一改以往过多关注自然科学，避免闭门造车与时事脱节，而是紧紧抓住当下社会、传媒、观众中的热点和疑点，善于借力发力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雍正王朝》、《康熙微服私访》、《铁齿铜牙纪晓岚》清宫戏在各大电视台热播时，趁势推出了“清十二帝疑案”系列，节目收视率就立刻提了上去。

《百家讲坛》综合利用电视制作手段，着力在增强节目的“易读性”上下功夫。《百家讲坛》不是远程教育式的函授讲座，既然依托于现代电视媒体传播知识，也必须体现电视传播的特点。在节目的后期合成制作中，制作人员大量剪入了与演讲内容有关的影视片断，按照演讲的结构在各章节利用画外音和画面不断设置悬念和疑问，引入图表、数字、图片、flash、三维动画等表现手段突出重点，这些都很好地使节目更具表现力，使观众的接受和理解也更容易。

百家讲坛经典历史篇(2)

2007年3月，他在央视接受易中天的“采访”：“你一个教文学的来讲历史，不怕别人说是公鸡下蛋吗？”他反问易中天：“你不是下在我前面吗？”。易中天随即说：“我不仅下蛋，而且是公鸡下鸭蛋，我们都是公鸡中的战斗机。”全场爆笑……

成绩最好的落榜生

2007年央视《百家讲坛》重点推出节目――《王立群读史记》。1月6日和7日，首播的“汉武帝――史家绝唱”和“汉武帝――宫闱角逐”与观众见面即受到满堂喝彩，之后这个系列陆续播出。

百度网站上有个“百度贴吧”，在那里，王立群已成了千万网民的偶像。在“王立群吧”里，王立群的粉丝们自称“群众”、“网（王）丝”。“史家绝唱”刚刚播出就有“群众”尖叫：“易中天之后，王立群时代已经到来！”“2007年属于王立群年。”更有众多网民高呼：“我爱百家讲坛，更爱王立群。”

然而，谁会想到，这位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儒雅风趣的学者，第一次接触的《史记》竟然是捡来的。

“祖籍山东，出生安徽，童年南京，移居开封。”这是王立群对自己人生轨迹的概括。1945年王立群在安徽出生，3岁时随父母到南京生活，8岁时又迁居开封。王立群说，自己的童年少年几乎没有欢乐可言，磨难太多了。

上小学时，王立群的成绩非常突出，当时实行五分制。六年小学，他每年每学科的成绩都是满分。学校准备保送他上开封的重点中学，但最终却上了一所民办学校，校舍是租用的两间民宅，学生大都是因父母的政治问题而被划为“另类”的孩子。

王立群是该校的首届学生，因是新办学校，缺乏经费，学校实行“半工半读”的教学模式，每周上三天课，三天外出打工以养活学校。于是，和泥、搬砖、挑砂浆成为王立群13岁时的深刻记忆。每天清晨走一个小时路程到工地，干一整天，晚上趁着月色回家，所有收入全归学校，自己分文不取。

上初三时，这所中学合并到开封的干部子弟中学，王立群也随之成了公办学校的学生。此时三年自然灾害来临了，饥荒、挨饿至今让他刻骨铭心，到黄河滩上割草，去农村的荒地里挖野菜，“水红花饭”、“树叶馒头”成了家常便饭。在艰苦的时期，他考上了高中。

读了一个学期高一后，不幸的消息传来了，在山东老家的祖父得了重病，王立群“替父尽孝”――奉命到山东新泰照顾祖父。他辍学了，那年他16岁。

在山东老家待了整整一年，祖父病故后，他才回到开封一中继续上学。也许是经历了太多的磨难，重新回到课堂的王立群成绩异常优秀。高一他是班长，高二成为校团委委员，高三他已是学生会主席了。

王立群高考成绩非常好，当时他准备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将来当个建筑工程师。可就因为父亲的“问题”，他落榜了。

于是，他想办法找了个工作。

从小学老师到博士生导师

王立群应聘到开封一所小学当起了代课教师，一干便是7年。在当小学教师的7年时间里，他教过数学、语文、美术、书法、音乐等。此后，该校招收初中生、高中生，他又当了7年中学教师。

1966年，在小学做代课教师的王立群第一次接触到《史记》。那时刚开始，小学读书室遭到打砸，学校仅存的一部《史记》被当作“四旧”扔到操场的空地上。住在学校的王立群趁着夜色，把被丢弃的《史记》捡回家，此后一有空他就读《史记》，虽然有很多地方读不懂，但《史记》却是他最喜欢读的书籍之一。

从那时起到今天，《史记》伴随他已有41年了。王立群常常感慨：“真正让我读懂《史记》的是经历，是现实。人们往往说读书让人读懂现实，但我的体会，常常是现实让我读懂了《史记》。”

1977年恢复高考，此时，王立群已经32岁了。

按当时规定，超过30岁的考生必须是1966年、1967年和1968年毕业的“老三届”高中生，因为这三届没有参加过高考。王立群是1965年毕业的高中生，参加过高考，不符合报考条件，他失去了高考机会。

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机会来了，王立群当即下决心考研，他就近报考河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当时，高中生直接报考研究生困难很多，一是没有教材，二是没学过大学课程，三是工作繁忙。当时最头疼的是外语，王立群高中时学的是俄语，已扔下了十几年，重新捡起来非常不易。于是，他向单位同事借了一套西安交通大学的工科《俄语》教材，花了半年时间，竟然考了61分。

1982年，王立群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教授中国古代文学。随后的二十多年，他由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一步步变换着角色，《史记》始终是他最喜爱的典籍之一。

从教这么多年，王立群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谦逊”、“平和”、“儒雅”、“认真”、“低调”……这是王立群的学生、同事在谈论这位学者时用得最多的词语，学生们非常喜欢听他的课。如今，身为河南大学文学院的博士生导师，王立群还带着三届5个博士、17个硕士。在给学生上课时，仍坚持用繁体竖写板书，给学术界的朋友写信时，同样是用繁体字。

一则短信

结缘《百家讲坛》

2005年底，央视《百家讲坛》到国内多所大学海选主讲人。

河南站，编导们来到了河南大学。此时，王立群正在北京参加中国散文史国际研讨会，不过他接到了一个短信：“央视来学校选主讲人，编导们已分别见了三批老师，明天还有一天试讲……”这条由河南大学宣传部副部长刘波发来的短信，至今仍保留在王立群的手机里。他说，自己舍不得删掉这条短信，因为这是与《百家讲坛》机缘的开始。

王立群连夜坐火车赶回开封，第二天没来得及回家，便直奔演讲会场。“我先讲，讲完了好回家睡一觉。”王立群随即开讲了，从中学课堂到大学讲堂，王立群也不知给学生讲过多少遍了，这对于他再熟悉不过了。首次与央视接触，近20分钟的试讲，王立群风趣儒雅、娓娓道来，给编导们留下深刻了印象，最终登上了《百家讲坛》。

刚上《百家讲坛》时，王立群觉得难度还不小。节目面对的是普通民众，是一部自编自导自演的学术独角戏，难度最大的地方在于要有新意，要有趣味性，还要有一定的文化品位。

王立群知道，看电视主要还是图个娱乐，观众层次不一，众口难调，这要求所讲内容必须专业与非专业共享，求知与娱乐共享，观众既能接受，又喜欢听，才不至于换频道。怎样控制住观众手里的遥控器是每位主讲人必须解决的课题。

在《百家讲坛》中，不食人间烟火的专家将历史故事讲得充满悬念，一波三折，几乎都经过了节目组的“洗脑”。在王立群之前，刘心武和易中天算是讲坛中最会讲故事的两个，不过一开始两人也被节目组不停地“洗脑”。制片人万卫说，节目要求像好莱坞大片一样，每几分钟就有一个悬念，要制造悬念，故事性要强。

所以，在正式录制节目前，王立群会把要讲的文稿传给编导，他们会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有不同见解时，双方更多的是沟通。王立群举例说，比如讲项羽大封诸侯，编导提出，节目中人名、地名不要出现太多，怕观众记不住，他觉得这个建议挺好，就进行了修改。

电视讲座是一件很花费时间的事情。王立群现在带有22名硕士生，手头上还有几个科研项目，时间非常紧张。但王立群表示，硕士生的教学与辅导是他的本职工作，学生的课可以调课，电视讲座与正常教学工作并不冲突，不会因此耽误本职工作。

不过，在课堂和讲坛上讲课的差别，让王立群有了重新思考自己教育方式的机会。他说：“电视讲坛与大学课堂既有相通之处，又有很大的不同。课堂上是先提出观点，然后一步步来论证观点；讲坛上则是先举事例，设置悬念，直到最后才揭开谜底。同时有新的想法和观点，观众才会认可接受你。”

因为存在表述方式的差别，王立群认为在课堂上还不能完全套用《百家讲坛》的说话风格。他说，电视讲坛是利用有限的时间讲述一个问题，50分钟。课堂则不同，讲课的时间比较自由，内容多可以多讲一点，内容少则可少讲一点，比较灵活。同时，校园是学习和做学问的地方，他和他所带的研究生是在做研究，是对学生进行专门的技能训练，学术上的东西很严谨，但电视节目不同，它带有娱乐性和消遣性。

能够登上《百家讲坛》，王立群觉得有相当大的收获。他说：“参与《百家讲坛》是一种挑战，很刺激，也让我有所思考。今后，要学会将纷繁复杂的历史以单线条的电视语言讲述出来，还要学会以浅显的语言表述历史、传授知识和表达观点，也是一门学问，这对学生写论文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是公鸡中的战斗机”

2007年3月11日，央视《百家讲坛》录制了一期特殊的节目。“品三国”的易中天客串主持人，采访“读《史记》”的王立群。两位重量级大师的对话开始了。

第一次做主持人，易中天经验不足。在跟王立群的对话中，王立群说起自己13岁打工的经历，此时，易中天认真地问道：“你13岁的时候是多大呀？”现场观众静了几秒后，随即哄堂大笑，易中天赶紧承认错误，说自己其实想问的是：“你13岁的时候是哪一年？”

王立群的经历与易中天十分相似，两个人都是学中文出身却在《百家讲坛》讲历史。谈到这种情况，易中天问道：“你一个教文学的来讲历史，不怕别人说是公鸡下蛋吗？”

王立群则很麻利地反问：“你不是下在我前面吗？”引得全场一片爆笑。

易中天随即说：“我不仅下蛋，而且是公鸡下鸭蛋，还客串起主持人了。我也认了，那我们就下我们的蛋，让别人说去吧。我们都是公鸡中的战斗机。”

在有关《百家讲坛》的争议中，主讲人如何反映历史的真实一直是有争议的话题。对此，王立群解释说，自己讲述的是正史，但他坦承，正史未必等同于真实的历史。同样一件事情，在不同的历史记载中可能会出现差异。真正的历史叫“第一历史”，它是无法复原的。正史说的是“第二历史”，其中可能存在记载人的误记误读，甚至主观避讳曲解等。

在这样的情况下，王立群认为主讲人要学会区别真伪，可以采用互证的方法。比如一件事情《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中都有记载，主讲人要从中有所选择。王立群说，自己解读的《史记》只是他理解的真实，比如司马迁对司马相如大加赞扬，但通过他字里行间透露的信息以及班固的记录，他认为司马相如并非情圣，对卓文君是劫才又劫色。

王立群是央视《百家讲坛》继易中天、于丹之后，2007年度重点推出的主讲人。有人称，《百家讲坛》自开播以来，推出了不少明星学者。2004年最火的是阎崇年，2005年是刘心武，2006年是易中天和于丹，那么2007年最火的将是谁呢？《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给出答案：王立群。

百家讲坛经典历史篇(3)

于老师：我国全面建设小康，就走向了更高的层次，需要去找中国发展的新脉络。一方面向西方学习，一方面又要回归传统，我们要从传统当中汲取力量，所以我认为“百家讲坛”是应运而生的。坦白地说，“百家讲坛”有不少的缺陷。您比方说有的人在上面讲的不见得很正确，甚至有些话题也引发过很大的争议。但是您仍然要承认，中国目前为止面向大众的讲坛当中，“百家讲坛”算最成功的。所以说，我认为“百家讲坛”的意义主要是在这儿。

本刊记者：“百家讲坛”推出好多可圈可点、可敬可慕的人物，他们身上闪烁着永不减色的光芒，如司马迁的忍辱负重、霍去病的勇往直前、霍光的忠心耿耿、魏征的犯直K、杜甫的忧国忧民、郭子仪的小局服从大局、范仲淹的廉洁奉公、康熙的为国操劳、林则徐的不凡目光等等，还有很多很多。您觉得对于当前有多少借鉴意义？我们在历史这面镜子里还能找到多少参照？

于老师：古语云：取法乎上，得乎其中。我们要有一个自己的精神目标，您得有一个自己的偶像学习他。以历史人物为偶像，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是有积极意义的。您学习他怎么样做人，学习他怎么样做事，学习他坚强的性格和精神。即便学的不是很彻底，那也是得乎其中，咱学不了上等学个中等也行，总比没追求强吧。这是我的一个主要看法。

本刊记者：“百家讲坛”现在开了一个“爱国篇”，这有什么背景？

于老师：提出要讲中国故事，然后中央电视台就为这个专门安排了一个集纳式的讲座。他把“百家讲坛”比较有影响力的讲师集中到一起讲了一个系列，我也算其中一个。我讲了颜真卿，然后是每人讲一个，所选择被讲的这些人物有一个主要的特点，全都是一些爱国的典范，屈原、颜真卿、文天祥都是这样的人物，这是主要的一个背景。

本刊记者：这在当前有现实意义。“百家讲坛”主要是历史信息的传播，您对这个定位有什么看法，有什么评价？

于老师：“百家讲坛”最初的时候，真的是海纳百川，什么学科的都有。有上去讲激光的，讲无人机的，但是毕竟电视节目和大学讲堂不一样，存在一个每一个电视工作者都没法回避的问题，就是收视率。讲这些理工科的时候，高深是高深，结果没人听，收视率下来了。因此“百家讲坛”就改变了，以文史为主。即便以文史为主，实际上我们可以注意到，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内容。比方说也讲中医，也讲其他的一些东西。不是说完全以文史为主，但文史在里面占了巨大的份额。所以说，这是定位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

本刊记者：现在“百家讲坛”的收视率好像有所下降。

于老师：“百家讲坛”最辉煌的时候是在十年前，十年前的收视率是相当高的，一则是那个时候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比较窄，虽说十年前大家已经开始上网，但是网络不发达，大家都还是爱看电视，这使得电视节目比较兴盛。不光“百家讲坛”，好多节目的收视率都比现在要高。但现在，第一，网络兴起以后，很多年轻人的视线被转移到网上，他们在网上看小说、看视频，不再看电视，这导致电视节目的收视率普遍下降。比方现在《武媚娘传奇》达到了百分之五的收视率，已经创了记录了，制作方很高兴。而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游记》上映的时候收视率是百分之八十七，所以说是没法比的，现在是新媒体吸引走了观众的兴趣。第二，“百家讲坛”也有了一个新的变化，“百家讲坛”现在越来越重视学术的严肃性。现在新上来的这些讲师，以大学教师为主，他们在本学科都有高的学术造诣，然后才上的“百家讲坛”。这样学术味浓了以后，势必会导致一些以欣赏故事为主要目的观众的流失，我觉得这倒也好，证明了留下来的观众品味更高了。所以从这点上说观众的流失也是情有可原的，确实也不必惊慌。前一阵有一个新闻说“百家讲坛”收视率特别低，要被淘汰了，这是谣言！“百家讲坛”不可能被淘汰，现在录制计划仍然是有条不紊地进行，收视率没有以前高了，但也没差到哪儿去。

本刊记者：它前景怎么样？

于老师：我觉得前景呢，就是说要么就继续发展，要么是改变一种方式去发展。但是文史讲坛这种方式观众是需要的。这个肯定是还要继续存在的。

本刊记者：对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您怎么看？

于老师：当今，历史题材电视剧说实话，在服装道具等方面出问题不少。应该说好多历史剧导演在道具这方面的造诣不够，因此错误不少。

在内容方面，也有一些很严肃作品，您比如说《贞观长歌》之类的，是不错的。但是有些就是一种戏说了，而且，我希望电视剧的工作者能够肩负起一个历史责任来。古代以来咱们老百姓的历史知识，都不是来自于正史和老师，而是来自于当时能接触到的评书和戏剧舞台，现在好多人的历史知识，大都是来自于电视剧。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有一定的夸张、有一定的改变，这都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最好别离历史事实太远。

本刊记者：有些确实这样，把历史颠覆了。

于老师：太颠覆了！有的把刘邦、项羽、吕后，还有虞姬4个人描绘成了4角恋，这个我实在难以接受的，一些电视剧它就是这样搞的。

本刊记者：比方《三国演义》里曹操、诸葛亮、刘备，关羽、周瑜这几个人的形象改变和历史真实区别太大。

于老师：是很大，中国人常说起这几个人物，其实中国人对三国的认识主要的历史观来自于《三国演义》。

本刊记者：在《三国演义》主要人物的历史面貌是走形的。还有，比方说《杨家将》。

于老师：是！

本刊记者：这区别就太大了。

于老师：是！“百家讲坛”最近有一个讲座就是讲的《杨家将》。《杨家将》当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杨门女将形象的塑造。好多人到现在仍然认为杨门女将确有其人，那是完全的虚构。

本刊记者：虚构的？

于老师：除了那个佘太君有点原形之外。

本刊记者：男的还有杨业、杨延昭、杨文广这三个真有其人。

于老师：男性这边是没有太多问题。

本刊记者：包括杨贵妃，在白朴的《梧桐雨》、洪升的《长生殿》里，和历史真实距离也大起来了。

于老师：对！

本刊记者：就这种现象，有人说文艺可以改变历史，您对这个说法有什么看法？

于老师：文艺肯定能改变历史啊，塑造了人的历史观，中国人的历史观的塑造是通过多方面的，文艺肯定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文艺是会改变历史的，这点没问题。中国民间的信仰，您比方说拜关公，关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隋唐的时候，当时关公即便受拜，也不过是地方性的很不普及的一种信仰。但是为什么关公信仰最后能够在中国文化中占这么大的份位、份额，主要是《三国演义》的影响。《三国演义》塑造的关公这个形象特别的受欢迎。在《三国演义》之前关公已经取代了姜子牙成为中国的古神了，但是那还停在国家祭祀层面，最后能够深入人心的主要还是《三国演义》，所以说这就是对历史影响的一个典型例证。

本刊记者：尤其对曹操的形象。

于老师：曹操就变成大白脸了，其实曹操这个人是颇有可取之处的，但是文艺作品就把他变成大白脸了。

本刊记者：听说您对范冰冰版《武则天》发过声，您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于老师：您还听过这个事？这事主要闹在微博上了，因为我不是对电视剧本身有意见，而是我发现她手里的道具出错误了。就是她拿本线装书在那儿翻，我说线装书这个东西只有在明朝才有，唐朝是不可能有的。

本刊记者：唐朝的书籍主要是卷轴吧！

于老师：对，卷轴。因此您突然出现了这玩意（指线装书），我就点评了这么一句，一下就闹开了，凡是涉及范冰冰，我发现都是热点新闻。结果一下就在网上炸开了，因为当时电视剧还没看，我无从提意见，只是对那个照片。

百家讲坛经典历史篇(4)

而正确地引导文化消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引导人们消费真正的文化经典，一是引导人们正确的消费文化经典。

一、引导人们消费真正优秀的文化经典。在文化消费中，引导人们正确的消费文化经典就是在消费主体的文化需要满足的基础上引导他们认识和消费优秀的文化经典。俄国伟大的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曾经指出当时俄国读书界缺乏对文学的要求，“在好书和坏书被同样贪婪地阅读，古利扬诺夫君的《歌手们》和普希金的诗博得同样成功的地方，我们看到的只是对读书的爱好，却不是对文学的要求”在文艺消费这种鱼龙混杂的情况下，别林斯基认为文艺批评的目的“不仅追求科学的成功，并且还追求教育的成功。”（《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326页。）不可否认，即使具有丰富文化修养的消费主体，也难免在文艺消费中对一些美的形态存在偏爱倾向，即所谓“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蕴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刘勰《文心雕龙・知音》，《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99页）。欧阳修喜欢诗人李白而不喜欢诗人杜甫，说李白“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而王安石喜欢杜甫不喜欢李白，说杜甫“兼人所独专“，而“白之诗歌，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 作家莎士比亚在本・琼生看来，是“时代的灵魂”、“戏剧元勋”，“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世纪”。而在伏尔泰看来，其作品不过是“烂醉的野人凭空想像的产物”。歌德非常讨厌作家雨果，特别是他的《巴黎圣母院》，说他在这部文艺作品中“描绘了一些最丑恶不堪的事物……没有什么书能比这部小说更可恶了……何况这部书是完全违反自然本性，毫不真实的”；而托尔斯泰却对雨果大为称赏，说他“不愧是个大师”，说他的作品“传达出把人们引向团结和兄弟般情谊的感情”。这种偏爱在文艺消费活动中只要不发展为偏见，就不仅应该允许它的存在，而且还应得到充分的尊重。文艺消费的这种偏爱不等于文艺欣赏的恶趣。所谓文艺欣赏的恶趣，是指不是从艺术美的欣赏出发去欣赏文艺作品，而是从某种功利的心理需要出发去欣赏文艺作品，甚至到文艺作品中寻求某种心理刺激的粗俗低下的趣味。一部《西厢记》从问世起就被有些人看作。正如金圣叹所指出的：“《西厢记》断断不是，断断是妙文”，只是“文者见之谓之文，淫者见之谓之淫”而已。因此，这种文艺欣赏的恶趣绝不是健康的，一定要防止。但是，文艺消费的这种偏爱不能影响对文艺作品的好坏优劣的判断。因此，引导人们正确的消费文化经典就是在尊重文艺消费的个人偏爱的同时，引导人们认识一些文艺作品是有高下优劣分别的，促进文艺消费的健康发展。也就是说，文艺消费不能因为容许偏爱甚至偏嗜的存在，就否认文艺作品的高下优劣分别。有些人不能因为偏爱法国作家左拉的文艺作品，就忽视左拉和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差距。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匈牙利文艺批评家卢卡契进而对巴尔扎克和左拉的文艺作品进行了严格的区别。卢卡契认为，在巴尔扎克的文艺作品中，我们熟悉许多事件，它们之所以有意义，是由于参与其中的人物的命运，由于这些人物在扩展个人生活的同时对于社会生活所具有的意义。我们是小说人物所参与的那些事件的观众。我们在体验这些事件。在左拉的文艺作品中，人物本身只是一些偶然事件的多少有点关系的旁观者。所以，这些偶然事件就变成一幅图画，或者不如说，是一批图画。我们在观察这些图画。在巴尔扎克的文艺作品中，环境描写从来不止于单纯的描写，它几乎总是转化为行为。而在左拉的文艺作品中，环境描写完全是多余的，即这种环境是脱离人、脱离人的命运而独立的。同是描写剧院，巴尔扎克表现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剧院是怎样被变成了妓院的，而左拉只是把“剧院”是“妓院”作为事实，作为事件，作为发展“渣滓”描写。在左拉的文艺作品中，社会生活几乎是毫无层次地发展着。我们只看到资本主义现实结局，而看不到各种对立力量的斗争。而在巴尔扎克的文艺作品中，巴尔扎克所写的人虽然在生活中遭受挫折，但是他们在同环境的斗争中还是显现出巨大的力量发展。卢卡契深入地挖掘了这种差别产生的社会根源，认为巴尔扎克积极地、多方面地参与了当时伟大的社会斗争，他不是资本主义分工意义上的“专家”，而是有了多方面的丰富的生活经验才成为作家；左拉则不然，他既没有积极参与当时社会生活，也不想参与。他为物质困苦所迫，已只是资本主义分工意义上的作家了（《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7页）。只有建立在这种科学鉴别的基础上的文艺消费偏爱，才是值得尊重的。因此，正确地引导文艺消费，不但促进消费主体克服比较单一的文艺消费嗜好，而且提高他们对文艺作品高下优劣的鉴别能力，尽可能地消费优秀的文艺作品，并使这两个方面相互促进。

二、 引导人们正确的消费文化经典。在经典“代读”过程中，“精神导师”肩负着“文本重释”与“精神领航”的双重使命。其中，文本重释是精神领航的基础，精神领航是文本重释的升华。即在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的同时，不断提升他们的文化素养与精神境界。梅新林等人反对“口感至上”，即将“口感”置于“营养”之上，甚至不惜为了“口感”而牺牲“营养”。他们结合“百家讲坛”的一些讲座对一些文化消费的偏颇进行了批判，认为有的讲座名为历史揭秘，实是迎合窥秘欲望，助长了一种不健康的心理；有的讲座虽然对历史真相的还原下了不少功夫，但过分渲染政治斗争中的权谋韬略，在一定程度上将有些文化经典权谋化了；有的讲座重在以传统文化智慧解答当世人生困惑，在“营养”与“口感”的调和上，取得较大的成功，但在精神领航方面，重在世俗世界的人生解惑，忽视理想世界的精神升华，未能达到与经典相应的精神高度与深度，未能复原经典本身应有的精神含量。因此，在引导文化消费的过程中，科学地处理好文化消费的需要与提高、口感和营养的辩证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在消费中国文化经典的过程中，人们不仅可以感受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从而产生民族自豪感，而且能够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任何社会成员成为一个家族或民族的一员绝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文化的熏陶和养育中形成认同的。中国元代杂剧《赵氏孤儿》、清代长篇历史小说《说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在这种文化的熏陶和养育中形成认同的。在元代纪君祥的悲剧《赵氏孤儿》中，程婴不是在赵氏孤儿长大成人后马上告诉他的身世，而是在赵氏孤儿进入书房后，遗下手卷，在赵氏孤儿看了手卷并产生疑惑后，才对赵氏孤儿说明真相。在清人钱彩编次、金丰增订的长篇历史小说《说岳》中，王佐断臂潜入金营，在对陆文龙讲了“越鸟归南”、“骅骝向北”的故事并让他看了图画后，才告诉他真相。无论是赵氏孤儿，还是陆文龙，都是在经过一种文化的熏陶后认祖归宗的。可见，文化传承在小至一个家族大至一个民族的认同中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古代寓言《愚公移山》不但反映了个体和群体的矛盾即智叟和愚公的冲突，而且蕴涵了群体的延续和背叛的矛盾。《愚公移山》只是肯定了愚公的斗志，却忽视了愚公子孙的意志。智叟看到愚公的有限力量，而没有看到愚公后代无穷尽的力量。所以，智叟对愚公移山必然是悲观的。而愚公不但看到自己的有限力量，而且看到了后代的无穷力量。因而，愚公对自己能够移走大山是乐观的。不过，愚公却没有看到他的后代在移山上可能出现背叛。愚公子孙后代只有不断移山，才能将大山移走。而愚公的子孙如果不认同愚公的移山，而是背叛，那么，移山就会中断，大山就不可能移走。在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中，赵氏孤儿长大成人后，也有可能认贼作父，不是报仇雪恨。正如当代话剧《赵氏孤儿》的“赵氏孤儿”虽然相信程婴所说的真相，但却不认账。“就算您说的都真，这仇我也不报！”这个“赵氏孤儿”自有一套活法和价值观念，他认为自己的身世似乎是命运强加给他的一个多余的东西，他不能接受这个历史的包袱。显然，当代这个“赵氏孤儿”彻底背叛了他的家族。这就是说，前人的斗争精神能否在后人身上得到延续，不仅要保存后代的生命，而且要教育后代继承和发扬这种斗争精神。因此，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都相当重视民族文化的熏陶和哺育作用，尤其要通过对优秀的文化经典的传授，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激励和凝聚人心。

百家讲坛经典历史篇(5)

《论语心得》从视觉上让读者充分享受到美感，也促进了书籍的销售。首先，《论语心得》非常薄，只有160面，还有少量的插页，受自身演讲内容的限制，全书的文字只有10万字左右，但是正是中华书局把这本书定位为大众通俗读物，而只要具备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都可以阅读，因为受众面较广，读者的经济水平无法掌控，而《论语心得》作为普通书籍的形式则为普通读者的购买提供了可能。可以说，正是《论语心得》平装的朴实无华，再加上于丹亲切自然的演讲语言，才造就了这本书返璞归真的形象。

其次，在书籍的开本构制方面，编辑选择了小16开的异形本，这种类型的书只比普通的32开大一点，拿在手里翻阅非常方便。同时，编辑在选择这本书的纸张时，还充分考虑了书籍的内容。大家都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的书籍常常是册装，而《论语》自问世以来，经过卷轴装和线装之后成为历代士人必读的书籍，本身便有一种古老的质感。而编辑正是看中这种质感，利用类似宣纸的手抄纸印刷，与线装书颇为神似，让读者看上去便觉得有一股书卷气。

二、封面、插图制作的新颖性

从封面的角度来看，《论语心得》封面与中国的古典文化结合紧密，封面、书脊、封底等都以大面积的黄色为主，象征着古代的黄绫包卷，也体现出了自身内容经典的意味。并且，书籍的名称按照古人从右往左的书写习惯自上而下书写，本身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同时，这本书的封面和封底选择了中国国粹之一的水墨山水画，配上北斗七星图，象征着中国古代经典文化的历史悠久，而书籍的插图多采用画家陈传席的水墨写意画，是对正文经典的呼应。这样从视觉到形式、从外表到内容都体现出了书籍的内容和特色，将读者完全带入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境地。《论语心得》在腰封宣传上也是独具特色。从整体设计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只有书籍封面的上方有“百家讲坛”的标志，但是这么一点很难让人联想到“百家讲坛”的盛况。为了弥补这一缺憾，编辑在书籍外面加上了腰封，加强了宣传《百家讲坛》的力度，其腰封上除了书名、作者之外，还打出了一行商业广告——“百家讲坛，坛坛都是好酒”，这就使读者在阅读书籍的时候联想到《百家讲坛》栏目，也为书的宣传拉来了一些潜在的读者。

百家讲坛经典历史篇(6)

读完该书,又觉得此书是离不开“讲坛”二字的,因为全书二十讲,都是作者近年来为部队指战员讲课的讲稿。此“讲坛”非彼“讲坛”,在蔡多文的“讲坛”上,没有故意的渲染,没有虚妄的激情,更没有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不可一世,作者将自己讲课的主题集中在人生追求和道德规范上,按他的说法,是希望能为我们的“核心思想体系的大厦”增砖添瓦。他说自己是在“耕心”,故希望听者能“会心”,对授课的标准则直接道出了九个字:“悦于心,聚于魂,化于行。”他像平日和大家谈心一样,将自己读书的心得娓娓道来,那些经过缜密思考的思想结晶和精神钻石,就这样沉入人们的心海,激起久久不散的涟漪。

质朴晓畅的叙述风格是“悦于心”的重要因素。

如今,许多著书立说者多喜追求文字的奇崛和瑰丽,并以此来表现所谓的驾驭能力。在叙述风格上,不是字字珠矶,而是不惜笔墨地肆意渲染。岂不知,这种刻意的本身,已经远离了写作的真谛,非但不能让读者“悦于心”,反倒会使读者掩卷之后,再也不会打开。

蔡多文的叙述风格十分流畅,扎实的文字功力,使他在语言运用上几乎到了可以随心所欲的地步,谈到妙处,更是大有走蟹甚之势。但是,他的这种娴熟,这种自如,是建立在质朴的叙述风格上的。他用最平易、最朴素的语言,引证最感人、最真切的故事,讲述最真切、最深刻的道理。就讲坛而言,要想让听者坐下来,听进去,并非是只要口吐莲花,就能变幻出千姣百媚来。蔡多文说,要“克服听众对思想教育的逆反心理”,就必须“改变和避免那种概念化的照本宣科、照转照抄”,“要反思我们思想教育的形式与方法”,并进行“革命性的改造”,这样,受众的接受才会是自觉的。而讲课的效果,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是最好的。蔡多文深谙此理,他熟悉自己的听众,知道他们的精神需求和审美趋向,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叙述,能让他的听众“悦心”。他为实现这一目的所确定的叙述风格就是质朴,就是晓畅。因为,只有质朴,才能拉近与听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只有晓畅,才能使自己所要阐述的道理一气呵成。于是,使叙述文字尽量口语化、变教授为交流,成了《讲坛随笔》的一种写作追求。这种追求,成就了该书,也成为该书的风格与特色。

犀利尖锐的思想指向是“聚于魂”的关键所在。

讲者如果能达到“聚于魂”的境地,必须要有深刻的思想和精当的见地。能做到这一点十分不易。一个人要想在寻常中看到不寻常,言人之所无,言人之所不及,不仅需要具有犀利的思想指向和认知深度,更需要具有巨大的思想勇气和写作勇气。

蔡多文是一位将军,他的阅历不可谓不广,资历不可谓不深,不然,他不会登上今天一挥动千军的高度。难能可贵的是在他经受过万千磨砺后,个性的棱角非但没有磨去,反而更加鲜明。他直言,“在我们的文化中”,由于“精神上的软弱和消极,生活中过多倚重立身处世的智谋和技巧”,“忽视了对精神和心灵层面的关注”。他把是否“拥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力”、拥有“一往无前的勇气以及成熟独立的人格”,视作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及事业成就的决定因素。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他不回避,不躲闪,而是举起投枪,猛击罪恶和丑陋。他引用孔子所说的“甚爱必大废,多藏多厚亡”警示人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取得成功,以对社会的奉献去追求崇高的荣誉,以勤奋的创造去获取正当的利益。他告诫人们要坦然冷静地对待自己的荣誉,因为荣誉只能代表过去而不能代表未来,人不能生活在过去的光环中。靠已经取得的荣誉经营人生,总有一天会坐吃山空,“人生也因此黯然失色,甚至划出畸形的轨迹”。这样的振聋发聩之语,几乎在该书中的每一章都能看到。作者对国家和社会的强烈责任感、对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深深的忧患意识,是正气的张扬,是信念的昭示。在讲述中,他不是把着力点放在诠释抽象的道理上,而是勇敢地解剖自己的心灵,袒露自己的心迹,用赤诚的心去感染读者,“聚于魂”就这样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真谛。

准确精当的用典使“化于行”有了生动榜样。

在《讲坛随笔》一书中,作者大量引用了古今中外的典范和案例。这些典籍的运用,使他能够从多个角度、多个侧面审视人类精神和情感的发展历程。正如陈先义先生在序言中所言,他“努力寻找人类精神先烈和道德先驱留下的火种”,“通过自己独特的思索和写作来还原、显现它们”,以“照亮心灵,点燃激情”。作者把自己最崇高的敬意献给了这些精神道德的楷模,他拉开了历史的帷幕,让读者一睹榜样的风采。他把在历史长廊的另一端燃烧的曾经将人类解救出来的思想光焰,捧到了我们的面前。

从浩瀚的历史中遴选典范而且运用得准确精当,绝非易事。史海钩沉,不仅需要精力、需要眼光,更需要思想高度。对信仰的坚守,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生的关注,构成了蔡多文将军的精神世界。于是,他给我们奉献了一部道德读本。他用榜样的力量,震撼我们的思想,而这时的榜样,已经成为人生的坐标,指引并照亮我们生命的全部路程。这时,作者也潜移默化地实现了自己“化于形”宣示。

政治思想工作的境界与智慧。

我历来认为,做政治思想工作,是需要具有一种境界和智慧的。政治工作者除了党性修养,还要有深厚的理论修养、文学修养,有对生活的真切体验与深刻感悟。这样,他就能细致地观察问题,深刻地研判问题,就能将高深、抽象的理论,讲解得透彻而浅显。无论举证或引用什么样的事例,都能从心理学和哲学的源头进行分析阐释,使平凡的生活迸发出思想的五彩霞光。

百家讲坛经典历史篇(7)

【关键词】百家讲坛；内容选择策略；传统文化；受众兴趣

2004年前，央视科教频道的《百家讲坛》收视率徘徊在将被“末位淘汰”的边缘，如今它却一跃而成为最受大众关注的电视节目之一，影响力深入人心。其中，诸多因素影响着栏目的转变过程，可以探知的是，其生存策略的调整起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从传播学角度分析，拉斯韦尔的5W模式将传播活动分为：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众和传播效果。其中，传播内容是传播活动中十分重要的一环。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同一信息由不同的传播者或用不同的媒介传播，有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不同的信息由同一传播者或用同一媒介传播，其产生的效果通常都会不一样。因此，传播活动能否成功，在媒介一定的情况下，传播内容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到一个栏目来分析，则可以说，栏目成功与否与栏目内容有着莫大的关联。所以，在《百家讲坛》生存策略调整的过程中，内容选择策略的调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概括起来，其内容选择策略的调整就是过去“大杂家”式的选题内容逐步集中，并向着以传统文化题材为主的选题转变。

一、栏目选题内容集中化的优势分析

2004年以前，《百家讲坛》选题几乎囊括了当前学术领域的所有话题。但是据“第三版《百家讲坛》两个时段的节目类别比例分析”[1]，2004年9月后，历史探秘类和中国古典文学经典类共占到了节目内容的72.3％，节目选题在更多地向这两类内容集中。内容的集中化是《百家讲坛》内容选择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内容集中化使本栏目与其他栏目之间产生明显差异

现代社会中，受众对媒介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根据STP营销，媒介组织应从市场细分入手，确定目标市场，再进行产品定位。这样才能选定销售潜力最大、获利最丰并且最适合自己发展的目标，采取相应的策略，打入并占领这些市场，赢得受众。而如今的媒介市场上，受众市场容量的相对饱和与电视频道资源过剩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受众关注度的稀释，为了应对这一问题，现在的媒介在产品定位时多采取产品差异化策略，即“媒介组织为了使产品有别于竞争对手的产品而突出产品的某些特征，以巩固其市场地位和避免价格竞争的一种策略。”[2]央视设有生活频道、少儿频道等不同风格的频道，就是运用此策略来尽量赢得目标市场内的受众的最大关注度。差异化策略可用于频道定位，也可用于栏目定位，尤其要注意与同一频道内其他栏目的差异性。若一个频道内的多个栏目的内容有重合，受众多半只会选择其中之一，这既影响栏目的收视率，也影响频道的整体形象。《百家讲坛》如果按照以前包罗万象的选题范围运作，就很容易与科教频道的其他栏目重合。比如自然科学类节目容易和《走进科学》的内容冲撞，两个栏目在争夺市场时难免会各自损失一部分受众。由此说明，《百家讲坛》选题内容的集中化，充分考虑了和其他栏目，特别是和“兄弟栏目”产生差异性这一产品定位要求。

（二）内容集中化更能培养固定受众群

栏目内容集中化后，也有人质疑：“观众批评《百家讲坛》变味，‘所谓百家已经变成了几家，涉及面也从百家百科变成了只讲历史及人物。’”[3]其实内容的集中化并没有使《百家讲坛》丧失观众，反而是它获得成功的原因。媒介市场千差万别，广大受众决不是“铁板一块”，任何媒介组织都不可能面向受众总体。正所谓众口难调，如果为了满足所有受众的兴趣而扩大节目的选题范围，反而难以培养固定的受众群和观众的忠诚度。根据STP营销，现代媒体大多会根据自己确定的目标市场的特点采取专门的营销策略。也就是说，栏目不可能平均安排不同类别的节目大费周章地网罗所有的受众，而只会集中火力专攻一批人群。内容的集中化便是《百家讲坛》集中火力培养固定受众的表现。果然，《百家讲坛》“集中火力”后，收视率飙升。面对观众的批评，我们姑且可以将其理解为《百家讲坛》固定受众群外的少数人的意见。对于节目内容单一的问题，现任制片人万卫表示，“只要收视率不降低，就说明观众喜欢，栏目暂时不会作调整。”[3]

二、素材集中为传统文化题材的策略优势

上文分析，内容集中化策略在《百家讲坛》内容选择的运作上十分成功，那么内容集中到何处则需要进一步考虑。要使媒介在产品投放时获得最大化的受众群，目标市场内的受众数量也要尽量达到最大化，所以首先必须圈定受众数量更多的目标市场。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找准最大多数受众的共同兴趣点。现在《百家讲坛》的选题内容已集中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上，其如今的栏目介绍也提出要使栏目“达到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那么传统文化作为选题内容的优势又何在呢？

（一）传统文化作为选题内容可以满足受众需求

受众具有主动性，他会对信息进行选择性接触，这一观点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吸引受众选择的关键在于调动受众的兴趣，如果受众对节目内容不感兴趣，就很可能不会去注意它，即使注意了也不会持久。因此，是否符合受众兴趣是衡量栏目内容选择策略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

1．“熟悉的陌生感”符合受众的直接兴趣。受众心理研究中通常将兴趣分为直接兴趣和间接兴趣。其中，“直接兴趣是对事物本身的兴趣，比如对事物所进行的过程，对事物所进行的方式感到兴趣，对于仅仅获得事物的结果并不会感到满足。”[4]从新闻价值要素分析，接近性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受众由于求近心理的驱使，会更多的关注离他身边越近、关系越密切的信息，对那些与自己的认知结构格格不入的内容，很难调动受众的直接兴趣。改革前的《百家讲坛》中有大量关于自然科学等专业性强的内容。从中国目前的状况看，了解自然科学等专业知识的人毕竟是少数，这些内容难以调动一般受众的直接兴趣。相比之下传统文化的优势则显现出来。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内容受众是熟悉的。中国大部分受众从小就或多或少接触过传统文化的知识，书籍、广播电视评书、影视剧等传媒也通过平时对受众潜移默化的影响，为《百家讲坛》开坛讲授传统文化做了充分的受众准备。受众在收看节目时，如同经过预习的“学生”一样，传受双方的共同经验区较大，一般不存在理解障碍。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内容对受众来说又是陌生的。虽说受众经过了其他传媒的“预习”，但很少有传媒对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权威、讲座式的讲解，大多数受众在“预习”后对传统文化也只是知其皮毛。陌生感导致好奇心，加上对新知识的渴望，更能增进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另外，栏目组选择的传统文化题材多与热门历史影视作品有关，更将“熟悉”与“陌生”这两者进一步融合起来：大众媒介热播某部历史剧，产生“议程设置功能”，使受众产生“熟悉感”；受众对影视剧中的真实历史细节是陌生的，在“待证心理”[5]的驱使下，他会产生求证剧中的描述与历史是否符合的欲望。此时，专家讲述这段历史，填补给受众造成“陌生感”这部分知识空白，恰好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求。正如受众心理学上所说，“对于大众传播来说，吸引受众直接兴趣的……是那些受众原先已有所了解，而又能增加他们的新的认识、新的知识、新的信息的内容。”[4]以传统文化为选题内容，给受众这种“熟悉的陌生感”，符合受众的直接兴趣。

2．题材的文化内涵符合受众的间接兴趣。“间接兴趣是对事物可能具有的结果的兴趣，而事物本身，如事物的发展进程、事物的进行方式并不能使人感到兴趣。”[4]要获得受众的间接兴趣，充实的、有意义的内容是十分重要的。随着现代人生活压力增大，人们逐渐倾向于从电视媒介中寻找放松。为了迎合大众放松的需要，一些娱乐节目逐渐远离正统文化的崇高感、责任感、使命感等人文情感内涵，越来越呈现出肤浅化、低俗化。肤浅、娱乐能给人感官上的刺激和满足，但这种满足源于感官直接的生理，生理一旦消失，娱乐行为带来的满足也就随之终止。加之此类节目内涵肤浅，能很快被受众熟悉而产生审美疲劳，它们大多靠形式的新颖取胜，同质化现象愈演愈烈，再火的节目也往往会被群起效仿的节目所淹没或被更为新颖的节目所取代。纯粹的娱乐带来的感官满足是短暂的，缺乏内涵的娱乐节目的生命周期也是短暂的。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艺术家创作的文本只是艺术作品的一极，构成艺术作品的另一极的是接受者在接受过程中的具体化，因为只有通过接受者的感觉和知觉经验将艺术文本的空白填充起来，才能实现意义的表达。”[6]有文化内涵的节目能做到这一点。它具有更为厚重的源动力，可以带动受众思维的参与，加深情感的体验，使人们的精神和心灵得到愉悦。即使它可能会暂时被浮躁的娱乐快餐所遮蔽，但只要一点触动就能引起共鸣。因此，传统文化的选题内容不仅以其“熟悉的陌生感”赢得了受众的直接兴趣，还以其充实的内容赢得了受众的间接兴趣，从找准最大多数受众的兴趣点的角度上说，《百家讲坛》的内容选择也获得了成功。并且，栏目组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他们在网站上公布近期备选的节目选题，发动观众投票，以决定最后的选题内容。这是用发展的眼光来寻找受众的兴趣所在，加强了与受众的互动，充分尊重了受众。

（二）传统文化作为选题内容承担起了媒介的社会责任

受众的兴趣点找到了，受众的需求满足了，但只做到这一点，栏目又会被疑心走上了一味迎合受众的媚俗化道路。有人提出：“如果过多的纠缠于一些历史的细节，变成了到历史的故纸堆里去找一些所谓的‘真相’，而丧失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节目的服务就会极大的丧失。”[7]《百家讲坛》果真只是为了迎合受众而选择了传统文化？关注历史就会导致节目的服务功能丧失？从传播效果看，《百家讲坛》不仅没有丧失服务，更承担起了媒介的社会责任。

1.传承传统文化是媒介的社会道德责任。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一般都会形成根植于共同地域、语言、心理的共同的民族文化。“社会遗产传承功能”是拉斯韦尔概括的大众传播社会功能之一，因此传播传统文化也是大众媒介所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民族精神是将整个民族凝聚在一起的核心力量，对民族的发展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然而，民族精神又通过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作品表现出来。《百家讲坛》传播传统文化，增进受众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了解，能增强其民族自豪感，进而增强民族凝聚力。再从社会历史观教育的角度分析，媒体应注意传统文化层面的选题宣传。人们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每个人都有了解自己所属群体的历史的义务。“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每个民族都要根据其历史文化条件来决定其发展策略，也要借鉴历史，少走“弯路”。《百家讲坛》的《于丹<论语>心得》就是结合现代实际将《论语》中一些朴实的道理传播给大众。可见，关注历史并不代表丧失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普及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其现实意义。在我国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发展不平衡的今天，一些媒体为了争夺受众市场而变得媚俗化，传媒的社会责任和文化传承的使命在逐渐让位于大众娱乐。《百家讲坛》在此时出现，力图建造起一座让专家通向老百姓的桥梁，以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响应了当今发扬传统文化的社会需求，承担了传承社会遗产的社会责任。并且，专家们对传统文化的讲解包含着深层次的内涵，这在满足受众求知欲、吸引受众眼球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受众的兴趣品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栏目能够提高受众的文化素质，推动社会的进步，因而具有更长久的生命力。

2.“拨乱反正”是现实社会赋予媒介的重要责任。麦克唐纳在1957年就指出了大众文化崛起所带来的威胁。“它打破了阶级、传统、趣味的旧障碍，消除了一切文化的差别。它把一切都搀和拼凑在一起……”[8]影视作品作为大众文化的代表也会以各种“暴力”方式掠夺其他文化资源，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资源无疑是影视剧的一个巨大的题材宝库。应该明确的是：由于现代社会对传统文化霸权的叛逆心理及人们在生活压力重负下追求娱乐的心理驱使，当前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常以“戏说”的方式出现。“戏说剧”通常以创作者对受众心理的揣测结果或以自己的兴趣品位为依据，将正史或野史中的相关情节近乎随意地夸大、扭曲，以幽默消遣的方式解构历史。即使有一些所谓的依据正史创作的“正说”历史剧，也因为其艺术表达手法的使用以及场面装潢、服装设计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不可能完全真实地还原历史。受众若经常接触这些“戏说”影视剧，也会感到厌倦、厌恶，在待证心理和求真欲望的作用下，他们更希望知晓历史的真相。基于这种情况，《百家讲坛》侧重选择与热门历史影视作品有关的素材，既能引起受众的兴趣，又能通过权威的专家学者的讲解对影视剧“戏说”历史的现象进行“拨乱反正”，使栏目承担起了现实社会赋予媒介的重要责任：正确地传承社会文化遗产。譬如在《铁齿铜牙纪晓岚》热播时，纪连海就通过《正说清朝二十四臣》指出纪晓岚与和绅官位相差（下转第12页）（上接第29页）极大，不可能与和绅周旋。

同时也有人认为《百家讲坛》为了让大众理解讲述内容，采用戏剧化的讲述模式缺乏学术严谨性，主讲人的观点也并非绝对正确，是媒介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表现。试想如果受众对传播内容不能理解，传播效果自然为零，普及传统文化从何谈起？对不同的层次，严谨性的要求程度是不一样的，做学术需要较高的严谨性，普及大众文化则不必如此，如果因为要求严谨而放弃普及传统文化，岂不是“因噎废食”吗？学者的观点受到争议不可避免，利用栏目提供的平台使各种观点广泛传播，受众恰恰能在观点的交锋中学到更多东西。当然，《百家讲坛》也可以做出进一步的改进：多使用“于丹《庄子》心得”“王立群读《史记》”等说法，向受众表明是一家之言，不代表绝对真理；尝试针对同一问题邀请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演讲，让受众选择性接受，使栏目内容更显严谨。

三、结语

一个电视栏目能否成功，需要考虑栏目的形式、内容、公关策略等多方面的因素，内容选择只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在电视媒介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许多媒体要么因为内容太过高端、深沉而失去了受众，要么为了迎合受众的一些低俗品味而放弃了传媒的社会责任，走向了媚俗化道路。很多时候，这样的栏目只是昙花一现，缺乏维持其长期生存的生命力。其实，栏目内容做到兼顾受众和媒介责任并不是矛盾的。只要学会运用营销策略选择好栏目选题方向，找准目标市场，兼顾受众和媒介责任反而会成为栏目成功的重要策略。《百家讲坛》的成功绝非偶然，其将选题素材集中到传统文化的内容选择策略，值得所有电视媒体的深思和借鉴。

参考文献

[1]任中峰，彭薇.《百家讲坛》的“雅俗”变革[J].传媒，2006，(3).

[2]吴文虎主编.《新闻事业经营管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隆准.《百家讲坛》变成“一家讲坛”[N].重庆晚报，2007-02

-06（22）.

[4]郑兴东.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M].新华出版社，2004.

[5]姚珂.待证心理，即“当人们对一件事物的发展以及结果发生好奇时所产生的等待、盼望以至渴望亲自求证结果的一种期待性心理。”收众收视心理研究与电视收视率[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3,(3).

[8]杨海燕.雾里看花水中望月——透视电视节目娱乐化、世俗化趋向[A].王晓玉.传播学研究集刊（3）[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