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年级劳动教育篇(1)

甘肃省劳动力素质状况

分析与评价

整体文化程度不高，人力资本含量偏低人力资本的投入即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是衡量劳动力素质的重要指标。2007年甘肃省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平均年限为7.04年，比全国的少一年；15岁以上人口的53.66%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占29.17%，接受过高中或中等职业教育的占13.51%。数据表明，甘肃省劳动力素质总体偏低，人力资本含量不高。

再从全省15岁以上人口文盲率指标来看，甘肃省文盲比例还比较高。2004年全国统计资料显示，全国15岁以上的人口文盲比率为10.32%，西部地区为13.23%。

三次产业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总体偏低，文化程度结构不合理 2006年甘肃省所有从业人员中，一、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分别为63.23%、14.79%和21.98%。三次产业的人口素质总体文化程度偏低，专业配置不够合理，与产业的升级换代和结构调整不相适应。

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为5.54年，严重影响了第一产业的人口顺利转移、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0.04年，从业人员文化程度偏低，难以实现产品升级；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仅占21.98%，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1.22年，第三产业的劳动力素质结构只适应传统服务业的需要，而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又受到了制约。

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更底，城乡劳动力素质二元性明显 甘肃省农村劳动力人口较多，文化素质偏底的问题尤为突出。2007年，文盲或半文盲占其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6.28%，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8.14％，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7.03％，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4.83％，系统接受农业职业教育的农村劳动力还不到5％，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低于7.3年的全国平均水平。

甘肃省城乡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不仅二元性较强，而且城乡的差异性非常突出。甘肃省城乡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差为3.6年，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3年；城乡居民受教育比为0.7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0.4倍；二者均低于青海、，居全国第3位。

劳动力技能整体偏底，高层次人才严重短缺 通过对企业技术工人的实际技能水平了解和调查显示，在全省城镇企业职工总数108.6万人中，技术工人63万人，占职工总数的58％。而在技术工人中，初级工约占60%，具有中高级以上技能水平的约占40％，具有高级以上技能的不足10％，而全国高级工比例为24％，经济发达国家则达35％以上。

再从人才状况来看，2006年末，全省共有人才总量134万人，人才在社会总人口中的占比率仅为5%。全省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68.28万人，占总人口的2.67%。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94个百分点，远低于东中部地区。而在全省的科技人才中，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占13.5%，因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较低。

全省专业技术人才总量约为46.6万人（不含非公有制企业），从职称结构看，高级、中级、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分别占总数的5.3%、31.6%、53.8%；从学历结构看，研究生、大学本科、大专、中专以下学历等专业技术人员分别占总数的0.92%、21.15%、42.34%和35.59%。高级职称和研究生学历的人才占比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全省有两院院士12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892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92人，省部级优秀专家473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一、二层次人选65人，甘肃省“333科技人才工程”一、二层次人选418人，部委学术带头人55人。以上合计仅占全省专业技术人才总数的0.64%。

甘肃省劳动力素质结构不适应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需求

人力资本投入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 甘肃省的教育投入从1990年的3.33亿元增加到了2006年的15.72亿元，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56%，低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13.04%）3个多百分点。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甘肃省存在着过量低素质的劳动力，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和沿海发达城市相比差距更大，而甘肃省在教育投入方面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劳动力素质提高的速度相对缓慢。

目前在主要发达国家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80%左右,远远超过了物质资本的贡献率。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5%，甘肃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不到30%。

劳动力素质偏低制约着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结构性失业问题较为严重 随着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新兴产业、行业和技术性职业所需要的素质较高人员供不应求，现代制造业、服务业所需的专业技术、技能人才严重短缺，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阻碍产业升级，提高创新能力的瓶颈了。大量劳动者由于劳动素质偏低，一部分文化知识水平较高的劳动者由于所具备的职业能力低或者适应性差，与市场需求不匹配，从而引发结构性失业问题日趋严重,甘肃省的失业问题具有明显的结构性失业特征。

自主创新能力差,技术研发水平和技术成果转化率低 甘肃省科技人才短缺，劳动力技能素质较低，技术创新基础较差，研发能力不强。目前的技术创新模式主要是模仿创新,专利技术主要以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为主,而发明专利所占的比重偏低。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比如在知识创新的主要阵地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目前的科技成果转化率还不到10%。目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为15％，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9％。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主要成员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为50％，国民收入增长中60％―70％是以技术与知识为基础的，美国技术与知识的增长因素更占到80％。

资源利用效率低,浪费现象十分严重劳动力的技能素质是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和单位产值能耗的重要因素。2005年，甘肃省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为2.49吨标准煤，比全国平均水平1.22吨标准煤高出1倍；万元工业增加值电耗6730千瓦时，是全国平均水平2750千瓦时的2.4倍多。目前,甘肃能源综合利用效率不到全国平均水平33%，而发达国家的能源综合利用效率更是达到60%以上。甘肃省单位产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矿产资源总回采率仅为30%,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甘肃省资源利用效率低,浪费十分严重，制约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进一步转变，这与劳动力技术素质低下，高技能劳动力稀少密切相关。

提升劳动力素质，

推进甘肃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推进教育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在人才培养方面，转变传统的以正规学校教育为主导的教育模式，围绕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增强多样化的国民教育供给，尤其要增强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高中阶段教育的供给能力，提高学校及社会教育机构在高级职业教育和培训方面的积极性、能力和水平。同时应加快与甘肃特色产业、优势产业、支柱产业相协调的重点学科和重点大学建设，为甘肃产业创新提供教育和人才保障支持。

在教育体制方面，应将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市场化制度创新，逐步形成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参与办学为辅的新体制，提倡多形式的联合办学，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也十分必要。同时，应进一步深化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等制度的改革，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调动起劳动者学技术和提高自身素质的积极性。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完善职业教育的保障体系 首先，要优先发展职业教育，增加职业教育经费的投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促进职业教育优先于社会的发展，即财政对教育支出增长的比例要高于财政总支出增长的比例。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大金融信贷支持，鼓励企业及社会各界和个人投资兴办职业教育，重点建设一批中等职业学校、高职学院和培训实习基地，充分发挥其辐射功能。保证在“普九”的基础上优先发展职业教育。

其次，要进一步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合理调整专业结构，大力发展面向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专业，大力推进精品专业、精品课程和教材建设。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与企业紧密联系，加强学生的生产实习和社会实践。完善学历证书、培训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促进职业教育与行业、企业的紧密结合。

低年级劳动教育篇(2)

关键词 人力资本 教育 产业结构调整 刘易斯转折点在中国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并逐渐丧失人口红利之后，不仅推动经济增长的传统要素需要重新组合，而且那些更加长期有效且不会产生报酬递减的投入要素越加重要，这对显著提高国家总体人力资本水平提出新的要求。与此同时，这个特定的经济发展转型阶段，却会由于劳动力市场在短期内产生对低技能劳动者的强大需求，而形成一个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激励因素。如果不能有效应对，中国将面临人力资本积累的不可持续问题，即在不久的将来，以劳动力素质与价值链提升后的产业需求不相适应、缺乏支撑创新型国家所需要的高端人才、以及部分劳动者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脆弱群体等方式表现出来。

产业升级与技能需求

遵循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在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和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之后，中国必然经历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迅速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系列转变，最终都主要以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的方式表现出来，要求产品质量和附加值进一步提升。虽然产业升级的核心是全要素生产率愈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升级的过程和结果，也不可避免地会表现为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从制造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既然产业升级的目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所以演变方向体现了对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更高要求。

首先，中国制造业本身将朝着价值链的更高端攀升。这个过程可能会先从沿海发达地区起步，最终延伸到中西部地区，及至实现整个产业的全面升级。虽然中国制造业已经占世界首位，但是制造业的增加值率仅为26%，分别比美国、日本和德国低23、22和11个百分点。而从中间投入贡献系数看，发达国家1个单位价值中间投入的新创造价值，通常为1个单位或者更多，但中国只能产生0.56个单位新创造价值。①一个国家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位置，取决于技术、管理和技能等诸多因素，而归根结底都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密切相关。因此，产业升级的前提是技能升级。

其次，中国的产业升级还表现在从主要从事制造环节的生产，转而更多地在研究开发、创意和营销等直接生产过程的前后环节，将导致生产业比重的大幅度提高。由于这些领域需要投入信息、技术、品牌、管理和人才等知识密集要素，相应地对劳动者的技能和创造力有更高的要求。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目前在不同行业类型中劳动者教育水平状况，看劳动力在行业间的重新配置所需要的最低人力资本要求，以及第二和第三产业中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转换，如何产生对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的更高要求。如表1，在第二产业中，资本密集型行业中的劳动力，具有比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力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在第三产业中，技术密集型行业中的劳动力，具有比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力更高的受教育水平。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的劳动力，具有最低的受教育水平，第三产业的技术密集型行业中的劳动力，具有最高的受教育水平。

从上述信息可以看到，按照目前相应行业的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估算，如果劳动者从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就业转向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就业，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1.3年；转向第三产业技术密集型就业，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4.2年；即使仅仅转向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就业，也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0.5年。

这种产业转换所提出的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要求绝非微不足道，因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需要长期的积累，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例如，根据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即使伴随着义务教育普及率的提高和高等教育的扩大招生，16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在1990～2000年期间仅仅从6.24年增加到7.56年，总共才增加了1.32年，2005年为7.88年，5年中只增加了0.32年。

面向未来的人力资本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倡导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或简称HDI），是由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健康水平（用预期寿命表示）和受教育水平（用成人识字率和三级教育总入学率表示）构成的一个综合反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在图1中，我们用中国的水平相对于135个国家某一指标中位数的百分比，分别展示教育发展和人均收入增长与人类发展指数提高的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20年间，人类发展指数稳步提高。在前10年，教育发展对人类发展水平的贡献十分显著，而在后10年，教育发展的贡献率相对下降，而人均GDP水平的提高，无疑对人类发展指数的继续上升贡献卓著。②

与此同时，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也通过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人力资本投入变量表现出来，成为改革开放时期高速经济增长的正面贡献因素。所有采用增长账户或生产函数分解中国经济增长各因素贡献的研究，大多把受教育年限作为一个解释变量，得出与理论预期一致且在统计上显著的结果。不过，由于研究采用不同的方法，对于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估计高低不尽相同。

低年级劳动教育篇(3)

本质而言，基础设施等硬性公共物品在资源属性上具有极强的地理上的锁定效应，这就使得地方政府以基础设施为代表的生产性财政支出所带来的边际区域价值大于边际社会价值（Keen，Marchand，1997）[12]，外部性特征并不明显；而以基础教育为代表的地方政府保障性公共服务支出被附加在劳动力个体身上，随着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而流失，具有强烈的外部性。毫无疑问，伴随中国经济增长的是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向发达地区广泛而持久地转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劳动力选择性转移的特征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青壮年、男性以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优质农村劳动力逐渐脱离农村和农业。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开始推行分税制改革，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进行了调整，财权上收，事权下沉。因此，要理解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扭曲背后的原因，除了继续以中国式分权为视角，还必须考虑到由于劳动力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所引致的地方政府基础教育等公共服务支出的外部性。

有鉴于此，本文以河南省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因为每年它都有大量农村劳动力进行着选择性转移，是考察农村劳动力选择性转移影响的一个很好的样本省份；另一方面因为河南省是地方分权程度相对较高的省份，是研究省以下分权的一个很好样本。从目前已有关于财政分权的研究来看，绝大多数关注的是中央政府对各省级政府的分权，较少关注省以下分权，而对县（市）级政府行为的研究则更为缺乏（张光，2009）[13]。事实上，在现行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投入体制下，农村基础教育的最终责任主体落在县级政府身上，显然省以下财政分权势必会对县（市）级政府基础教育支出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从理论上讲，更符合财政分权理论假设的是在縣（市）级微观层面考察财政分权、劳动力转移与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之间的关系；从实证上看，使用县（市）级微观数据可以克服省级宏观数据的平均效应，同时也由于样本量的大大增加，可以获得更为稳健和可靠的计量结果，从而更具有说服力。

本文以下部分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梳理现有文献，进行逻辑推演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第三部分采用县（市）级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并就模型、指标和数据的相关细节进行讨论；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结果及讨论；最后是结论和政策探讨。

二、基本逻辑和研究假说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奇迹被认为主要来源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制度安排。经济的增长可以从政府治理上做出解释。中国式分权的治理体制以财政支出的高度分权、财政收入的高度集权与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紧密结合为核心，为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加剧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和财政竞争提供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激励。但同时大量研究已经证实，中国式分权体制导致了地方公共物品供给能力减弱，公共支出结构出现扭曲，基础设施等生产性公共支出在改善投资环境的同时大大挤占了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福利公共支出（卢洪友等，2012[14]；傅勇，张晏，2007[8]）。

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官员由上级政府直接任命，地方政府更偏好实施有利于自身政绩提升的政策。受传统户籍制度的限制，中国人口迁移成本高，而且人口迁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追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经济收入，并不是追求更好的公共服务。因此，尽管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庞大，但由于教育、医疗、社会

保障等重要公共服务均与户籍相关联，Tiebout模型中所揭示的用脚投票的人口迁移机制难以有效约束地方政府行为（于长革，2008）[15]。

在地方居民缺乏采用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来制约地方政府行为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就只能依靠上级政府的监督和考核来制约，而出于效率的考虑，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上级政府的考核制度。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下，以GDP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绩效就成为地方官员晋升的主要考核指标。在这样的政绩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而充分利用财政分权赋予的财政自主权，竞相开展标尺竞争（周黎安，2007）[16]，将有限的财政资金更多地用于吸引投资、经济建设等能直接促进GDP 增长的领域，而忽视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效果不显著却是当地居民偏好和需求的教育、医疗等保障性民生支出（平新乔，白洁，2006）[17]。

还有研究认为，财政分权下生产性公共支出和保障性公共支出在经济增长效果上所具有的外部性差异是引起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偏向的内在根源（张宇，2013）[18]。Qian和Roland（1998）认为，财政分权所引发的财政竞争会导致生产性公共支出的边际地区价值大于它的边际社会价值，具有更大的独享性特征，从而激励地方政府不断增加基础设施等生产性公共物品的支出份额[3]。而附加在劳动力生产要素上的教育等保障性支出则会随着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将其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惠及其他地区，具有强烈的外部性特征，从而引发教育等地方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罗伟卿，2011）[19]。

随着中国城乡一体化、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地区间、城乡间障碍逐渐被破除，大量农村劳动力进行了跨区域转移，农村教育的外部性日益显著起来。大量实证研究证实，我国跨区域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数具有初中文化程度（赵耀辉，1997[20]；郭剑雄，李志俊，2009[21]），这也就意味着九年制的农村基础教育具有更为强烈的外部性。在当前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投入体制下，农村基础教育的外部性特征势必会使得地方政府在农村基础教育提供上面临的激励不足。

因此，通过上述分析，本文主要提出以下假说：

假设1：省以下财政分权对县级政府农村基础教育等保障性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较为显著，分权程度越高，农村基础教育支出越少；反之亦然。

假設2：因为外部性的存在，农村劳动力流出规模越大会导致县级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支出水平越低。

三、计量模型、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基于以上分析，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周亚虹等，2013[22]；傅勇，2010[23]），设定如下的面板数据模型：

式中，下标i和t分别代表第i个县（市）和第t年，1是关键变量财政分权度的系数、2是关键变量劳动力流动的系数、是一组控制变量的系数矩阵；为了捕捉不可观测的地区异质性和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模型控制了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ai和et分别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效应和不随地区变化的时间效应；it则代表随机误差项。

（二）指标选择

税费改革后，在现行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下，农村基础教育主要由县级政府负责，经费也主要来源于县级财政。因此，本文用县级预算内教育经费占县级财政支出的比例（Rit）这一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衡量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水平，反映地方政府对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

财政分权是本文最为关注的解释变量之一。从已有文献来看，最常用到的是以财政收入指标（成刚，萧今，2011[24]）、财政支出指标（郑磊，2010[25]；李鼎，赵文哲，2013）[26]以及财政自主度指标（周亚虹等，2013）[22]来度量财政分权度。和常用的省级财政分权程度指标不同，这里我们使用的是省以下县（市）级分权程度指标。这是因为我国目前农村基础教育主要是由县（市）级政府负责的，而省以下的分权程度直接影响到县（市）级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投入行为。这里我们用县级人均财政支出与全省人均财政支出之比来衡量省以下财政分权的程度，比值越大代表省内财政分权程度越高。此外出于稳健性考虑，还分别以县级人均财政收入与全省人均财政收入之比和县级财政自主度（县级预算内财政收入与预算内总支出之比）两个指标作为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劳动力转移也是本文最为关键的解释变量之一。然而，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无法直接得到各县（市）劳动力转移特别是转出数据。借鉴Hu（2009）[27]、赵德昭和许和连（2014）[28]的方法，可以对各县（市）劳动力转出数量进行估算，定义当年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为laborit=（Lit-1-Lit）-nitLit-1，其中，当laborit为正值时，表示该县（市）劳动力为净转出状态；当laborit为负值时，表示该县（市）劳动力为净转入状态；Lit表示i县（市）第t年的年末常住人口数量；nit表示i县（市）第t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

此外，影响地方政府教育支出的因素可能包括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口密度以及地方财政支出压力等。一般地，经济发展水平会促进教育服务的提供，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力度可能越大，可以用人均GDP指标来表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县域产业结构会对地方政府的支出偏向产生较大影响，通常来说，第一产业比重较高则非农财政支出往往会较低，因此用第一产业占县域GDP比重来度量县域产业结构。地方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服务的提供水平与当地人口和面积有关，人口密度越大的地区人均享受到的农村基础教育服务可能会越少。财政支出压力反映地方政府的财政充裕度，刻画了县级政府在财政收支上出现的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表示方法为财政支出压力=（本级财政总收入本级财政总支出）/本级GDP总额。通常来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越大，农村基础教育服务提供水平就会越低。

（三）数据来源与说明

2000年到2006年，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分阶段进行，农村教育管理体制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农村基础教育的责任和管理由乡（镇）一级上移到以县（市）一级为主，到2007年农村基础教育开始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根据本文的研究目标，我们采用2007年以后的数据来研究以县为主基础教育体制下的地方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支出行为。本文使用2007年以后数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支出统计指标口径的调整。2007年以后教育支出除了包含教育事业费以及各部门事业费中用于教育的支出等，还包含了教育基建投资，能更全面地反映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河南省统计调查年鉴》和《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

四、数据描述、结果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一）变量统计性描述

表2列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2显示，预算内教育支出占比平均为23.9%，标准差为4.4，总体来看预算内农村教育支出占比的县域间差异并不大。从衡量财政分权程度的几个变量来看，支出分权的均值为53.6，即县（市）级人均财政支出水平是全省人均财政支出水平53.6%；支出分权变量的变异系数达到0.98，表明财政支出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收入分权的平均值为61.7，即县级人均财政收入是全省人均财政收入水平的61.7%，变异系数为0.60，离散程度低于支出分权；县（市）的财政自主度平均为31.1，即县（市）级预算内财政收入不足其预算内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这表明在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

劳动力转移数量平均值为-7.5万人，表明整体来看河南省劳动力呈现出从县（市）净流出的态势，2007年以来平均每年流出劳动力数量为7.5万人；分地区来看，劳动力流动方向和数量都存在着明显县域间的差异，变异系数达到2.8；其中有的县（市）表现出劳动力净流入态势，净流入劳动力数量高达83.5万人，有的则是劳动力流出县（市），流出劳动力数量最高可达到61.4万人。河南省县域间经济发展水平明显失衡，县域人均GDP平均为2.14万元，但是变异系数达到0.63，其中有的县（市）人均GDP高达9.48万元，而有的县（市）只有0.57万元，两者相差15倍之多。

第一产业占县域生产总值比例均值为21.3%左右，反映出第一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县域间产业结构差异明显，有的县（市）一半以上的地区生产总值来自于第一产业，而有的縣（市）第一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低于0.5%。人口密度也存在着一定的地区差异，平均值为6.34，变异系数为0.4。县（市）级财政普遍存在着支出压力，财政支出压力平均值为8.84；县域间财政支出压力存在着一定的不平衡，变异系数达到0.54，有的县（市）财政支出压力高达21.58%，而有的县（市）财政收入水平基本可以维持本级财政支出，财政支出压力只有1.1%。

（二）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Hausman检验结果无法拒绝解释变量与个体效应统计不相关的原假设，因此本文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对县（市）农村基础教育支出、财政分权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估计结果列于表3，表3也同时列出了固定效应模型和混合OLS 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3）表明，财政分权显著地降低了县（市）级地方政府基础教育支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县（市）地方政府预算内基础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越低；财政分权指数上升1个单位，预算内基础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将下降2.4个百分点。在现行的基础教育投入体制下，伴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是县（市）地方政府基础教育支出和财政收入的转移，基础教育的强外溢性效应使得地方政府特别是劳动力净转出的地方政府在农村基础教育提供上的积极性和面临的激励不足。模型估计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劳动力净转出数量显著地、负向地影响着县（市）地方政府的基础教育投入努力。

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增加地方政府的教育支出比例，这表明地方政府在教育等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提供上面临着较强的资金约束。偏向于第一产业的地区产业结构不利于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随着农业税的免征，以农业为主的县（市）本级财政收入锐减，加之上级转移支付不规范，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更加偏向于农业，而农村基础教育等非经济性公共物品投入面临的财政约束更加严厉，农村基础教育供给更加不足。财政支出压力是引发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偏向的重要因素之一。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权上移和事权下放的矛盾使得地方政府为了在经济建设中获得竞争优势，运用以邻为壑的竞争手段，对于那些在短期内难以提升经济生产力和官员任期内政绩的教育等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供给缺乏积极性。财政支出压力越大，地方基础教育支出的努力程度越低。人口密度对县（市）级政府基础教育支出比例影响为正，但统计上并不显著。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对财政分权程度采取了不同的衡量指标，包括用县级人均财政收入与全省人均财政收入之比来表征财政收入分权程度，用县级预算内财政收入与预算内总支出之比表示财政自主度。对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Hausman检验结果发现二者没有显著差异，因此依然在随机效应模型框架下来进行稳健性检验，模型估计结果见表4。从回归结果上看，无论是财政收入分权程度还是财政自主度都对县（市）地方政府的基础教育支出有着负向且显著的作用，与财政支出分权估计结果相一致。与此同时，劳动力转移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收入分权指数和财政自主度指数不变的条件下，劳动力转出数量越多，县（市）地方政府基础教育投入的动力越弱，这也与财政支出分权的估计结果一致。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自主度下的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也与财政支出分权下的估计结果基本相一致。由此，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证实财政分权显著且负向地影响着县（市）地方政府的基础教育投入努力；财政分权下的劳动力转移对县（市）地方政府的基础教育支出也有着显著的负激励。

五、结论和启示

本文尝试在财政分权和劳动力转移的统一框架下来实证分析县（市）级政府的农村基础教育支出行为。运用2007年2013年河南省108个县（市）样本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控制了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双向随机效应模型估计了财政分权、劳动力转移对县（市）级预算内农村基础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的影响，并得出了较为稳健的估计结果。估计结果表明，省以下财政分权是影响地方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支出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分权显著地减少了地方政府的农村基础教育支出，对农村基础教育等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供给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

劳动力是影响县（市）地方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支出行为的另一重要因素，附着在县域转出劳动力上的基础教育投入的外溢效应使得县（市）级政府基础教育投入面临的激励明显不足，劳动力转出规模越大，县（市）级政府农村基础教育支出比例越低。此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能够有效缓解地方政府非经济性公共物品支出面临的资金约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方政府基础教育支出比例相应越高。农业传统产区的产业结构对地方政府基础教育支出有着较为不利的影响，地方政府支出更加偏向于农业公共支出，导致非农公共支出不足。分税制下的事权和财权不统一使得地方政府面临较大财政支出压力时会降低基础教育支出的努力程度。

低年级劳动教育篇(4)

当前，在不少教师中传统的应试教育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对思想品德课教学目标意识淡薄，课堂教学方法简单，改进思想品德课的教学已迫在眉睫。

思想品德课要做到一课一得。教师在教学中必须吃透大纲和教材，明确大纲对不同年级所提出的不同层次要求，以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指导道德行为为目的，系统地理解每册、每单元、每一节课的教学目的。只有这样，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才能目标明确，有的放矢，克服教学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使学生做到每一节课都能有所收获。根据思想品德课的教学大纲，以及当前的实际情况，我们确定以下教学基本内容：热爱祖国教育、热爱社会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理想教育、爱人民爱劳动教育、爱学习爱科学教育、纪律与法制教育、道德规范教育、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健康和心理品质教育。大纲对小学生爱劳动的教育目标已按年段明确规定：在低年级只要求学生知道从小爱劳动，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在学校当好值日生，在家里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如课文《自己的事自己做》。中年级则要求学生懂得劳动光荣，懒惰可耻。要积极参加家务劳动和力所能及的公益劳动，如《学会做饭菜》。高年级要求学生懂得幸福生活要靠劳动创造，勤劳守法、劳动致富光荣；损人利己、投机取巧可耻；要尊重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学习劳动人民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积极参加简单的生产劳动，如《从小学创造》。如果教师把握不准各年段的教材，对小学生进行“爱劳动”教育的目标要求和层次就很可能提得过高或降低要求，达不到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效果。这就要求教师应通读全套教材，明确大纲对各年级的教学要求，以便各就各位，瞄准目标，搞好教学。

广泛运用各种教学媒体，增强课堂教学的艺术性。小学生活泼好动，自制能力较差，思想品德课教师如果凭书讲书，学生会感到枯燥乏味。我们根据教学任务和教材特点及师生实际精心选择教法，采用了故事、游戏、小品表演、儿歌等形式，运用幻灯、挂图、摄影、录音、录相等教学媒体。如教低年级《爱护花草树木》一课时，先让学生学儿歌，再让学生看摄影。孩子们看到的是只有亭、桥和光秃秃的公园，然后教师用复片为公园种上花、草、树，这样整个公园变得有生气了，以景激情，让学生懂得爱护花草树木、美化环境的道理。对中年级学生，在课堂教学中也可以选择摄影、歌曲、幻灯、录相等手段。教学《林则徐虎门销烟》，先让学生在看书、听录音后，带着课后的问题看录相《林则徐》片断，学生从心中油然升起对林则徐这位杰出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的无限崇敬之情。到了高年级，事理型的课文增多了，可用摄影、录相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小组讨论来辨明事理。如教学《祖国河山多壮丽》，让学生讲讲自己所知道的祖国名山和风景区，然后用幻灯片介绍泰山、华山、黄山、武夷山、喜马拉雅山、长江、黄河、西双版纳、大兴安岭等，让他们领会名山之秀，景色之奇，引发对祖国美丽河山的热爱，从而激发学生为保护名山、建设风景区作贡献的情感。

由于改革了教学方法，采用多媒体教学，大大地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在愉悦的气氛中“听其形”、“观其声”、“动其情”、“悟其理”，从而强化了感知理解，丰富了想象思维和情感，深化了道德观念，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低年级劳动教育篇(5)

关键词：社会实践；培养；智障学生；社会适应能力

社会适应能力是个体有效地满足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需要的能力。提高和发展社会适应性，是智障学生将来直面社会、适应社会、学会生存的需要，也是对智障学生进行教育的最终目标之一。智障学生的特殊性决定了培智学校的首要任务就是：教会他们认识社会、适应社会，培养他们生活适应能力和社会生存能力，以及一些简单的技能，为智障学生融入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在教育教学中，我校坚持“帮助每一个学生‘实现自理，融入社会’”的办学宗旨，开展了以“关注社会生活”“亲近自然”“亲子活动”“我们的节日”为主题的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些实践活动为智障学生搭建了接触社会、与人交往的平台，培养了智障学生社会适应能力，补偿了身心缺陷，帮助他们树立了生活自信，最终使他们走向社会，学会生活，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一、低年级智障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注重培养生活自理能力

低年级智障学生实践活动主要以培养生活自理能力为主要内容，针对低年级不同学生的生活适应能力，我校成立了“自我生活管理”和“内务整理”两个实践活动小组。对于低年级重度智障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我们主要采取耐心帮扶的方法。因为这些学生由于自身缺陷，在用力的恰当、动作的准确、工具的使用等方面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于低年级中度智障学生，我们主要采取扶放结合的方法。在教学中边扶边放，先扶后放。例如：做卫生，首先让能力强的学生先做，老师教他做什么，怎么做，之后教师监督，做得不好或者没擦到的地方教师指出来，持续两三天后，学生就做得很好了，同时，让其他的学生注意观察、学习怎么做，每个同学都做好做卫生的准备。让能力差的学生做的时候，做过的学生适当指导、帮助。轮流一周之后，每个学生的劳动能力均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学生在劳动中也收获了成功的快乐。在实践过程中，我们不但注重学生的实际操作，而且还让学生把做的过程说出来，达到二者的有机统一。再如系鞋带，我们先组织低年级的学生观看高年级学生系鞋带的过程，引导学生说说高年级的哥哥姐姐系鞋带时先做什么、再做什么、最后做什么。然后教师再示范一遍整个过程，最后带领学生分步练习，先将鞋带穿在鞋头上的两个眼里，再交叉穿鞋带。在此过程中学生能做的教师绝不包办，并对做得好的学生及时鼓励，最后打结时教师再多作指导帮助。这样反复练习，直到全部放手。对于低年级轻度智障学生，我们主要是积极引导他们独立完成任务。以穿衣服为例，先引导学生分别完成穿内衣、穿上衣、穿裤子、穿鞋袜的练习，再进行整体操作，重点让学生知道穿衣服的顺序和技巧。这样大量反复练习，直到学生能够独立、熟练完成穿衣服这项任务。通过这样有针对性的实践教学，智障学生真正地掌握了劳动技能，提高了素质，增强了自信心，为将来能适应社会、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打下了基础。

二、中年级智障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注重与培养基本劳动能力相结合

劳动能力是一切生活的基础，也是人们生存的基本保证。智障学生由于大脑的残疾，使支配感觉器官、运动器官的传导神经受阻，导致他们反应迟钝，各种动作不准确、不协调、不到位。他们的劳动能力明显低于相应的生理年龄。为此，我校在中年级智障学生中开展了以培养基本劳动能力为主的“清洁校园”和“争当保洁员”两项活动。我校中年级智障学生，残疾等级为智力二、三级，他们中除了智障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自闭症学生。这些学生家长的学历层次不高，大多数是来自农村、从事低收入工作的体力劳动者，生活大部分都比较困难，根本不懂用什么方法来教育和培养子女，很多都是包办代替，很少注重孩子生活习惯和基本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导致这些学生不但行为习惯很差，劳动技能偏差也很大。基于这些学生的特点，我们在教育教学中针对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遵循“跳一跳就能摘到苹果”的原则，为每名学生量身订制了具体的训练目标。如在劳动课上，由教师强化技能指导，从洗手洗脸到洗餐具，从脱衣穿衣到擦桌子、扫地都手把手地教，反反复复地练。常常是教师示范后，学生先动手练一练，然后一起操作，再个别指导，最后是一个一个过关。通过一年的实践，80%左右学生的劳动技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在实际的生活中也得到了运用。如学生看见地上脏了能主动用笤帚扫，桌上脏了能主动去擦。劳动意识增强了，劳动技能提升了。作为特殊教育工作者，就应该多创设环境，多提供平台，提高智障学生劳动能力，使他们懂得珍惜劳动成果。因为这是关系到他们今后回归社会，能够在社会上生存的关键所在。

三、高年级智障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注重职业技能的培养

我校坚持帮助每个学生“学会自理，融入社会”的办学宗旨，在高年级学生中开展简单的职业技能教育，为学生提供多种职业教育平台，教育内容尽量紧跟社会需求，为他们将来能够融入社会、自食其力打好基础。我校开展了“校园餐饮”“迎宾礼仪”“去超市购物”等社会实践活动。有专业老师负责，根据每个学生的身心特点及劳动能力，每项活动都有相应的训练方案和训练时间及具体要求。通过一年的实践，“校园餐饮”和“迎宾礼仪”两个实践小组已经能够进行简单的接待任务。同时，还组织学生到超市购物，到社区参加实践活动，到实地练习乘坐公交车等培训，这些训练不仅培养了智障学生的职业技能，还培养了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对于正常孩子，在日常生活中、社会交往中便会逐步习得，而对于智力低下的孩子，往往需要家长和教师利用实践活动刻意地专门对他们进行训练。我校通过分学段分内容的实践活动，不但培养了智障学生的生活自理能力，锻炼了劳动能力，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和成就感，使每个学生的能力得到了提升，而且为他们今后适应社会打好了基础，同时还培养了学生勇于面对生活、面对挫折的良好心理品质。

参考文献：

低年级劳动教育篇(6)

关键词：转型期；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

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普遍下滑，对我国的出口贸易带来明显冲击，就业形势也受到严重影响。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人民币升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多重因素叠加，使得国内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尤其是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日渐突出，劳动力过剩与短缺并存。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核心问题已经由总量失业问题逐渐转变为就业结构的严重性失衡。因此，如何从宏观经济角度正确理解和处理转型期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已经成为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一、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的现状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用工荒”现象再次凸显，较之以往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就是地域范围由过去的东部沿海地区开始向中西部蔓延。我国的制造业不仅缺乏一线生产工人，同时也存在着管理和技术方面的人力缺口。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技术工人特别是高级技术工人的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第二季度，中高级技能人才供不应求，技师、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2.26、2.23和2.02。

与此相比，昔日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们却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高校毕业生人数骤增，大学生的就业率也越来越低（见表1）。据了解，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699万，比2012年增加19万人，创历史新高。按照往年的初次就业率，加上以前未就业的学生，今年可能有300万以上的大学生难以实现初次就业。这种“知识失业”的广泛存在显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我国劳动力供给数量远远超过了需求数量。

二、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的原因分析

（一）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阻碍劳动力流动

1971年，美国经济学家彼得・多林格尔（P.B.Doeringer）和迈克尔・皮雷奥（M.J.Piore）在《内部劳动力市场及人力政策》一书中提出了双元结构劳动力市场模型。该模型把劳动力市场区分成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一级劳动力市场的特征是工作比较稳定和安全，工资较高，管理过程规范，升迁机会多；二级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则恰恰相反。两个市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十分有限。

由于户籍制度及相关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滞后，再加之地理环境、技能水平和工资水平的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城乡、地域、行业及职业之间的多重分割。一级劳动力市场（如经济发达地区、垄断行业、机关事业单位等）较二级劳动力市场（如欠发达的偏远地区、竞争性行业、中小企业等）在工作条件、工作环境、薪酬和福利待遇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这种制度分割提高了农民工进入城市的门槛，降低了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的意愿。对大学生而言，如果他们在毕业之初选择了二级劳动力市场，那么日后若想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将面临诸多障碍和难题，这就加剧了大学生就业在地区和职业方面的不均衡。因此，劳动力市场的多重分割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最优配置，加剧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

（二）产业结构特征决定劳动力需求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使得我国某些产业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程度不断加深。然而，我国的绝大多数制造行业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承担着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简单零部件的加工组装，即主要局限于低端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环节。由于从事简单的零部件加工组装并不需要劳动者有特别高的文化素质，所以我国劳动力市场对低端劳动力（以农民工为主体）的需求相对较高，而对中端劳动力（以大学毕业生为代表）的需求相对较低。《2011年全国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显示，2011年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初中及以下”、“高中”、“职高、技校、中专”文化程度劳动者的求人倍率都高于1，这说明普工是缺乏的；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劳动者的求人倍率低于1（见表2）。由此可见，以低端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决定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是导致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的根本原因。

（三）教育改革滞后导致整体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匹配

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我国企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快速增长，如果劳动者的技能得不到及时转换，结构性失业问题就会凸显。因此，“用工荒”问题的出现不能简单归结于劳动力供给总量不足。目前的“用工荒”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技工荒”，主要是劳动力供给与企业的用工需求不匹配所致。我国国民整体受教育水平不高，劳动者素质偏低，无法满足当前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对大量高素质、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这是我国人才培养模式不合理的具体表现。

我国高等教育的结构呈现出两头小（高职高专和研究生教育规模小）、中间大（普通本科教育规模大）的形态，这种层次结构难以满足市场对技术工人尤其是高级技术工人的需求。近年来，有的高校不顾本校的实力，盲目开办一些热门专业，造成千校一面的同质化倾向；有的高校不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专业结构，导致许多冷门专业的学生就业困难重重。另外，我国高等教育重知识灌输、轻能力培养，高校毕业生缺乏工作经验和实际操作能力的现象严重。《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12届大学毕业生认为专业教学中最需要改进的地方是“实习和实践环节不够”、“课程内容不实用或陈旧”及“无法调动学生学习兴趣”。

三、转型期解决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的政策建议

（一）消除劳动力市场分割，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

必须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及相关的人事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打破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使劳动力可以在各个市场之间自由流动。在农民工方面，户籍制度及相关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将降低农民工进入城市就业和生活的成本，增强农民工到城市工作的意愿，使“用工荒”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在大学生方面，可以消除大学生就业的后顾之忧，使他们在选择工作时不会一味追求到经济发达地区和垄断行业等一级劳动力市场发展，从而减轻大学生的就业压力。

（二）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调整劳动力需求结构

1.继续加大力度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向“三、二、一”模式转化的过程中，积极拓展社区服务、教育培训、信息咨询、法律服务、会计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加大对现代服务业的投入力度，积极提高现代服务业的科技含量和核心竞争力。

2.倾斜式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规模虽小，但数量众多，广泛分布于各行各业，能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要高度重视产业高度分散、资本规模小、资本有机构成低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形成以大企业为龙头、中小企业为依托、产业链条完整的发展新格局。

3.积极促进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升级。未来我国劳动力供应总量是逐步减少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的廉价劳动力时代将转入下行区间。因此，我国现有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必须趁机转型，增强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大力提高产品附加值，延伸产业链条，建立新型的现代制造业。

（三）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改善劳动力供给结构

1.继续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力度，提高劳动者素质。我国是一个人力资源极其丰富而人力资本匮乏的国家，劳动者所拥有的知识、技能还不能跟上知识经济时代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因此，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力度，从整体上提升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水平，可以缓解结构性失业的压力。

2.改革高等教育培养模式，实现高等教育与社会接轨。高校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设置专业，进行包括课程设置、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等方面的改革，实现市场化的发展。

3.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弱势群体就业竞争力。针对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中技能型人才严重短缺的局面，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是治本之策，也是增强弱势群体就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羊城晚报.中国社保改革与发展报告2012：今年300万大学生难就业[EB/OL].新华网，2013-08-05.

[2]苏剑，盛磊.刘易斯拐点、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问题研究[J].广东商学院学报，2010（03）.

[3]麦可思研究院.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翁杰.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及对策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0（07）.

[5]王琴芳，于维生.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劳动力市场非均衡分析[J].经济问题，2012（09）.

低年级劳动教育篇(7)

[关键词]过度教育 大学生 就业 影响 对策

一、过度教育的内涵

我国学者对过度教育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多度教育的定义也存在各种界说，在本文中，笔者借鉴美国学者曾满超、亨利・列文（Henry Levin）等对过度教育的定义，他们认为，教育发展出现下列三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都应称为过度教育：一是劳动者相对于其受教育程度经济地位下降；二是受过教育者不能实现其对于事业成就的期望；三是劳动者拥有比其工作要求较高的教育技能。

从表述可以看出，对过度教育的含义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理解：从宏观上看，过度教育是指教育供给超过了教育需求；从微观上看，过度教育是指个人拥有的教育存量超过了现有职业的需求。本文将主要从微观层面即大学毕业生的角度对过度教育进行分析。

二、过度教育对我国大学生就业产生的影响

（一）毕业生供大于求就业率低下

近年来，由于高等教育人数的扩招，高校的毕业生数量猛增，高校毕业生需要的就业机会与社会所提供的就业岗位不想匹配。《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蓝皮书》数据显示：2012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90.9%）比2011届（90.2%）略有上升。其中，本科院校2012届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率为91.5%，比2011届（90.8%）略有上升；高职高专院校2012届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率（90.4%）比2011届（89.6%）略有上升。但是，进一步的关于2013届毕业生流向调查显示，从2012年10月29日至2013年4月10日，被调查的2013届硕士毕业生签约率为26%，低于2012届同期11个百分点；本科毕业生为35%，低于2012届同期12个百分点；高职高专毕业生为32%，低于2012届同期13个百分点。

（二） 高能低就， 大材小用

过度教育引发了劳动力市场对于知识劳动力的高消费。由于具有高学历的人数增多，各个工作岗位自然会追求更高知识层次的人才。接受了各个层次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为了能获得工作只能俯就屈身。高学历者选择一些职业技能要求低的职位正是高能低就的体现， 而如果高学历者不能接受相对低级的工作， 又造成了知识失业。

（三）毕业生学非所用，就业前景堪忧

《2013年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专业对口调查状况》显示，理工类大学生择业时注重专业对口的仅占16%，专业性很强的财经类、外语类毕业生注重专业对口的也只有30%和42%。这表明大学生在择业时，专业对口意识正逐步淡化。然而针对用人单位的一项调查却表明，90%以上的用人单位认为，专业对口是挑选人才时最主要的考虑因素。

关于毕业生就业时专业是否对口的横向数据比较也受到人们关注。《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13年“红黄绿牌”专业就业前景预测如下：

红牌专业指失业量较大，就业率较低，月收入较低且就业满意度较低的专业，为高失业风险型专业；黄牌专业指除红牌专业外，失业量较大，就业率较低，月收入较低且就业满意度较低的专业；绿牌专业指月收入、就业率持续走高，失业量较低且就业满意度较高的专业，为需求增长型专业。

2013年本科就业红牌警告专业包括：动画、法学、生物技术、生物科学与工程、数学与应用数学、体育教育、等。2013年高职高专就业红牌警告专业包括：法律文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国际金融、工商管理、法律事务、汉语言文学教育等。

2013年本科就业绿牌发展专业包括：地质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石油工程、采矿工程、油气储运工程等。2013年高职高专就业绿牌发展专业包括：道路桥梁工程技术、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应用化工技术、焊接技术及自动化等。以上专业与2012年的绿牌专业相同，这些专业的就业率持续走高，薪资走高。

（四）大学毕业生就业满意度低

就业满意度也是衡量高校毕业生就业现状的一项指标。《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12届大学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满意度为55%，即在就业的毕业生中，有55%对自己的就业现状表示满意。其中，本科院校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满意度为58%，高职高专院校为51%。在本科院校中，“211”院校毕业半年后的就业满意度为62%，非“211”本科院校为57%。

在2012届本科学科门类中，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就业满意度最高的为经济学，为61%；就业满意度最低的为农学，为53%。在高职高专专业大类中，就业满意度最高的为资源开发与测绘大类，为56%；最低的为生化与药品大类，为44%。

2012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在“政府机构/科研事业”的就业满意度最高，为69%；在“民营企业/个体”的就业满意度最低，为50%。高职高专生毕业半年后在“政府机构/科研事业”的就业满意度最高，为64%；在“中外合资/外资/独资”的就业满意度最低，为45%。

可见，我国高校毕业生目前的就业满意度整体偏低，在不同的教育程度、所学专业、就业岗位层次上的满意度更是参差不齐。

（五）过度教育导致性别之间就业的不平等

由于高等教育过度现象的发生，知识劳动者大量增加。当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发生变化，劳动力供需差异加大，雇主或企业选择余地也在加大。在这种情况下，男性劳动力显然更容易受到雇主的青睐，而女性知识劳动力遭遇不平等待遇的机会大大增加。

以上几方面的阐述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存在的过度教育情况已经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产生各个方面的消极影响，一方面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另一方面毕业生的就业难也非常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和谐。

三、过度教育影响我国大学生就业的原因

（一）教育供给与社会需求发生错位

1.培养模式与社会需求错位

现在高校培养的大学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理论实践非常缺乏，大量理论的课程让学生在专业方向上的收益是有限的，缺乏实践能力的大学生成了纸上谈兵的高手。企业是非常现实的经济实体，需要的人就是能够给企业直接带来绩效的人而纸上谈兵的大学生并不能马上给企业带来绩效还要搭上老员工为其辅导从而影响了企业的整体绩效。

2.普通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错位

我国普通高等院校在专业设置上主要以培养理论型人才为主，而社会需求量最大的是面向生产、服务的应用型人才。另外，有些学校在专业设置和招生规模上一味地“追风”，盲目地跟着市场的潮流走，开办和扩招所谓热门专业。其结果是，由于人才的供大于求，大量的毕业生只能放弃本专业而选择从事低级的工作。

3.教育供给与社会需求在时间上的错位

当今的社会瞬息万变，昨日的朝阳产业，今日就可能成为夕阳产业；今日的朝阳产业，明日极有可能是夕阳产业，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在迅速地发生变化。而人才的培养周期长，正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就构成了社会迅速发展与教育培养周期过长的矛盾。从而导致现在热门的专业，到毕业生毕业时也许就成为了冷门专业。

（二）劳动力市场调节制度不完善

目前我国市场经济的各项制度还不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不完善。我国就业制度改革的目标就是改革计划经济下按指令性计划统一分配的就业制度，让绝大多数毕业生进入市场自主择业。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就在于充分发挥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让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流动。目前我国还未形成统一的竞争、流动的市场。对于城市劳动力市场来说，劳动条件好、工资高、福利待遇高、工作有保障、职业前景好；农村劳动力市场劳动条件差、工资低，福利差，就业无保障，职业前景不太好。

（三）个人对高等教育盲目投资且就业观念不当

政府为了满足人们的教育需求，不断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从而使教育系统培养的人才远远大于经济发展所需的需求，造成过度教育，如此形成恶性循环，不利于大学生的就业。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存在以下几种不恰当的就业观念，不愿到非公有制企业就业，而热衷于行政、事业单位，因而淡化了专业观念；就业地点大多选择沿海一带或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城市，而对西部地区、基层、小型企业不感兴趣；不论自己能力大小，追求高工资和好的工作环境。

四、解决过度教育的对策

（一）经济层面上加强产业结构调整

大学毕业生就业空间的有限性，根源于经济的发展。因此，拓展劳动力市场规模、拓宽毕业生就业空间，首先要从经济发展入手。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优化第三产业结构。作为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主要领域，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发掘市场潜力，是吸纳劳动力、解决大学毕业生过度教育问题的根本途径。

（二）加大高等教育改革力度，使高校的供给与社会需求相适应

一方面是改革高校的学科结构及培养模式。高校应该有目的地针对未来几年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数量、结构、特点等情况，通过科学的调查研究来设置专业，加强市场对专业设置的引导。另一方面是重视对大学生能力的培养。高校在注重灌输基本理论，培养大学生理论思辨能力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注重大学生工作技能的培养和提高，把学历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培养更多的具有实际操作型和应用型的复合型人才。

（三）劳动力市场层面的对策

对于有形就业市场而言，现阶段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强各级、各类有形劳动力市场的联系与沟通，形成全国范围内流通的劳动力市场。一方面，在纵向结构上，要加强国家级、地区级、高校各劳动力市场的有机联系；另一方面，在横向结构上，要加强教育、劳动、人事部门的信息合作与分享。 对于无形的就业市场而言，应尽快建立以国家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为中心、以各地方就业主管部门和高等院校为分支、以毕业生和各类用人单位为用户的全国性的就业信息网络系统。

（四）毕业生要调整就业观念

大学毕业生在面临就业时，应当调整自己的心态，在学校的帮助下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职业生涯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在就业难的情况下，可选择二三线城市、小企业就业，以增加自身的就业机会。大学生也可以响应国家的号召，自主创业、自谋职业。

[参考文献]

[1]郑健壮，王培才主编.经济学基础[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2]黄济，郭齐家主编.中国教育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基本问题研究[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3][美]伯顿・克拉克（BurtonR.Clark）主编，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新论[M].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5]蒋国林，王国存.大学生“新失业群体”社会应激及其缓冲干预[J]. 社会科学， 2008（09）.

[8]盛世明.过度教育的再认识[J].教育发展研究， 2007（Z1）.

[9]武向荣.教育扩展中的过度教育现象及其收入效应――基于中国现状的经验研究[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3）.

[21]陈磊.我国高校本科毕业生过度教育问题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22]万勇.论我国高校学生充分就业问题[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23]Arnaud Chevalier，Joanne Lindley.Over-Education and the Skills of UK Graduates. Journal of Women s Health，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