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篇(1)

程亦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经济室主任、研究员。

研究方向：俄罗斯人口、经济、中俄经贸合作。

主要著作：《俄罗斯人口安全与社会发展》、《投资俄罗斯》、《中俄边境贸易考察报告》、《俄罗斯人口危机对国家发展的影响》。

摘要 俄罗斯作为世界第九大经济体，主要为国际市场提供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原料。俄经济已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处于危机后的恢复阶段，调整结构和二次工业化是其首要任务。俄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在于国民经济能源化倾向日益严重，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经济发展缺乏稳定性。经济全球化是俄经济发展的良好机遇，使其有可能在发挥能源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与欧盟和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加快经济现代化步伐。

关键词 俄罗斯 经济 能源 发展模式

俄罗斯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位置

在过去100多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伴随着综合国力的起伏波动，俄罗斯（包括苏联时期）所处的国际经济地位大起大落，非常具有戏剧性。其波动幅度之大、波动频率之高在世界各大国的现展史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20世纪初，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俄罗斯（苏联）的经济受到严重削弱，国际经济地位也随之大幅下降。随后，得益于国家的快速工业化，从20年代末到40年代初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经济获得了空前增长。根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据，这一时期苏联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15%（西方认为只有5%～6%）。战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苏联经济再次获得持续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接近10%（西方估计在6%上下）。尽管在统计数据上苏联与西方大相径庭，但是苏联经济的迅速增长是不争的事实。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经济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根据联合国统计署提供的数据，1970年苏联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334.12亿美元，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3.20%。当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0250亿美元，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31.22%。苏联的经济总量大体相当于美国的42.28%。从当时的经济发展趋势来看，苏美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苏联也因此有了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底气和实力。经济的迅速发展为苏联奠定了超级大国的地位，苏联与美国并驾齐驱，成为两级世界的重要一级。不幸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苏联的经济发展陷入停滞，活力日益下降，增长速度明显趋缓，与之相应，其国际经济地位开始历史性地下降。1978年，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苏联屈尊第三。进入80年代，苏联的国际经济地位呈加速下降态势，1986年德国取代苏联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苏联降至第四。随后，在1987年和1988年，苏联又先后被法国和英国超越，降为世界第六。不到20年的时间，苏联从一流国家沦落为二流国家。

1991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为5595.84亿美元，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2.41%，经济总量位居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西班牙之后名列第九，中国位居第十。1992年，中国超越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九大经济体，而俄罗斯则降到第十位。此后数年，俄罗斯的位次一降再降：1995年降至第十四位，1999年再降至第二十位。进入新千年之后，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好转，俄罗斯的国际经济地位开始回升。2000年上升到世界第十九位，2005年跃居第十四位，2008年进入前十名，位居第八位。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2009年俄罗斯再次跌出世界前十名的行列，2010年位居世界第十一。①

通过以上回顾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没落实际上是苏联自70年代中期开始的历史性衰落的延续，直到进入新千年后这种衰落才得以扭转。近年来，俄罗斯领导人不断在公开场合宣称俄罗斯已经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以此来炫耀自己的执政业绩。这个结论是根据购买力平价体系计算出来的结果。由于各国家购买力平价的比较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到目前为止，包括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组织的相关研究仍然属于试验、探索性质，因此，这一数据并不为国际社会（包括俄罗斯学术界）所广泛使用，国际上通常使用的还是依据汇率来统计的国内生产总值。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按照汇率计算，以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全球十大经济体分别是美国、中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巴西、意大利、俄罗斯、印度。

实际上，世界前十大经济体彼此之间经济总量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具体来看，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5.685万亿美元，其他国家依次为：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8.227万亿美元、日本5.964万亿美元、德国3.367万亿美元、法国2.580万亿美元、英国2.434万亿美元、巴西2.425万亿美元、意大利1.980万亿美元、俄罗斯1.954万亿美元、印度1.947万亿美元。如果将每5万亿美元确定为一个等量级的话，那么在世界前十大经济体中美国独处第一等量级，中国和日本处于第二等量级，其余7国处于第三等量级。俄罗斯在第三等级中处于靠后的位置，经济总量与印度相差无几，从俄印两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趋势来看，没有人会怀疑印度将在不远的将来超越俄罗斯，因为那只是个时间问题。

俄罗斯是个传统的贸易大国，因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能源原材料始终是其优势出口产品。能源是俄罗斯当之无愧的经济支柱，这本身也决定了其在国际分工中所扮演的角色――全球首屈一指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大国、举足轻重的国际能源供应商、欧洲能源的最大来源国。20年前，在大量出口能源产品的同时，苏联还向国际市场提供了其他各类工业产品，包括宽体干线飞机这样的高技术产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工业在残酷的经济转型过程中遭受重创，创新能力和生产能力大幅下降，如今已经很难再向国际市场提供像样的高新技术和普通深加工产品，出口商品结构越来越单一，燃料能源几乎成为唯一的大宗出口项目，在对外出口总额中最近若干年一直占据60%～70%的份额。②

综上所述，俄罗斯的国际经济地位非常不稳定，历史上如此，目前依然如此。从经济总量来看，俄罗斯目前处于世界第九的位置，经济总量占同期全球经济总量（71.277万亿美元）的2.74%，大体相当于美国的12.46%、中国的23.75%。③从国际分工来看，俄罗斯主要为国际市场提供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原料，基本处于整个工业生产链的上游。如今我们已经很难再用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这类概念来衡量定性俄罗斯了，因为它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发达国家，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国际学界更多地使用新兴经济体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称呼它。

当前俄罗斯经济的基本特征

由计划经济向市经济转型基本完成。无论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在俄罗斯学术界，对于俄罗斯经济转型是否已经结束一直存在争议。俄罗斯官方曾经声明表示，俄罗斯的经济转型已经结束，俄罗斯经济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2012年4月，作为政府经济主管官员，俄罗斯联邦第一副总理伊戈尔・舒瓦洛夫再次发表文章就此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像世界许多国家一样，俄罗斯经历了复杂和困难的4年，至今危机造成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不过，与1998年金融危机时相比，俄罗斯已经完全是另外一个国家了，它已经具备了抵御风险和自救的能力。10年来，俄罗斯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双重的。首先，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已经根本改变，俄罗斯已不再是一个所谓的“后共产主义”国家，俄罗斯当前和将来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已经不能再用“过去的共产主义遗产”来解释。其次，俄罗斯的根本变化还来自于10年来的发展。过去的10年（1998年～2008年）俄罗斯国民经济实现了持续增长，它彻底改变了俄罗斯的经济面貌，上一个发展阶段的任务，即1998年金融危机时摆在俄罗斯人面前的任务，在2008年新的金融危机来临之前已经完成。这些任务包括稳定国家的宏观经济，建立可靠的金融体系（包括减少国家债务、建立大规模的货币储备），大幅度减少贫困人口数量，克服转型衰退的后果等等。④上述言论实际上再次强调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俄罗斯的政治经济转型已经结束，与昔日相比，俄罗斯已经是一个全新的国家。

笔者认为，舒瓦洛夫的说法是完全成立的，从目前俄罗斯的经济形态来看，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转型确实已经基本结束。作出上述判断的最主要的依据就在于俄罗斯已经确立了全新的、行之有效的、完全不同于昔日的经济体制。首先，俄罗斯已经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构建了全新的法律框架，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的、包括规范各种经济活动的专业法规在内的相当完整的法律体系，这决定了俄罗斯国家的经济性质和经济活动原则。其次，通过多年的努力，俄罗斯已经建立起完整的金融体系，重新组建了以两级银行体制为基础的信贷体系，建立了由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行业组成的完整的金融产业链，建立了稳定的货币市场、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完善了卢布汇率的形成机制。第三，建立了全新的财政税收体系，实行新的财政税收制度。第四，新的市场规则已经形成并在不断完善。第五，俄罗斯已经彻底摆脱了转型初期形成的经济危机，债台高筑、经济羸弱、生产下降的状态已经消失。

国民经济从危机中刚刚恢复。从纵向的经济发展轨迹来看，早在苏联后期的1990年俄罗斯经济便出现衰退，苏联解体后艰难的社会经济转型进一步加重并延长了这一衰退。从下表可以看出，从独立当年的1991年到上次金融危机爆发的1998年，俄罗斯经济一直处于下降状态，下降幅度最大的1992年甚至达到了14.5%，只有1997年实现了极其微弱的增长（0.9%）。其间，工业生产逐年下降，产业工人队伍不断萎缩，固定资产投资年年负增长，零售贸易额持续减少，与此相反的是通货膨胀率连年高企，最高的年份（1992年）竟然达到了不可思议的2508.8%！最低的年份（1997年）也达到了11.0%。

进入21世纪以后，在国际能源市场旺盛需求的带动下石油价格一路上扬，源源不断涌入的“黑色黄金”使石油出口大国俄罗斯最终摆脱了危机，国民经济获得了持续增长。1999年～2008年，俄罗斯经济平均年增长幅度达到了6%左右。伴随着如此高的经济增长率，俄罗斯的主要经济指标直到2007年才全面恢复到1989年的水平，由此可见，此前俄罗斯经济衰退得多么严重。早在2007年，在对上一年国内经济形势进行全面分析之后，俄罗斯科学院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的专家们曾经作过如此评述：“俄罗斯经济在最近8年取得的成果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68%，工业生产增长了73%，投资增加了123%。但是，客观地说――这个结果充其量也就是重复了1990年的结果，也就是说16年前的结果。更何况其他国家在这16年中并不是原地不动的，甚至是增长速度相对较慢的发展中国家，也以不低于60%的速度展示着自己的发展。这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差距，是当代俄罗斯经济所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消除这个差距是摆在俄罗斯长期发展战略框架中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⑤

套用上述表述，2007年俄罗斯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充其量也就是重复了1989年的结果。换言之，俄罗斯用了整整18年的时间，经历了多轮的衰退与复苏，才重新回到了最初的起点。这一事实表明，近年来广受赞扬的普京前两个总统任期内（2000年～2008年）的经济增长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增长，而只是恢复性的增长。确切地说，直到2008年俄罗斯经济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增长。然而好景不长，这次增长只维持了大半年光景，从当年第四季度开始便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再度滑坡，2009年更是大幅下降7.9%，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下降幅度最大的国家。经过2010年至2011年两年的恢复性增长，到2012年才算大体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由此可见，20多年来，俄罗斯经济始终处于“下降――恢复――再下降――再恢复”这样一种不健康的发展状态，至今还没有真正走上持续稳定的增长轨道。

国民经济能源化倾向进一步加剧。如上所述，能源工业是俄罗斯经济最重要的支柱，它为俄罗斯创造了60%的财政收入、70%的对外出口、1/4的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形象地说，俄罗斯人每挣4个卢布，其中1个卢布就是靠出售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产品换来的。在消费疲软、投资乏力的情况下，出口成为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在出口结构中能源原材料（特别是包括燃料能源在内的矿产品）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在全部九大类出口商品中，矿产品出口占比最高，而且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例如，1995年矿产品出口占比为42.5%， 2000年达到53.8%，2005年上升到64.8%，2008年更是达到了69.8%，2010年略微下降，为67.4%，2011年又上升到68.8%。⑥最近10年，俄罗斯财政状况的改善，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外汇储备的增加，稳定基金的建立，社会养老基金的补充，抗击国际金融危机时政府使用的救助资金等，无一不来源于石油出口的收入。

成也能源，败也能源。一方面能源工业养活了俄罗斯，在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扬时能源工业为国家带来巨额利润，既增强了国力，又改善了民众生活；另一方面，对能源的高度依赖严重限制了科技进步和经济创新，严重制约了其他行业的发展，从而使得经济结构失衡的状况日益加重，进而为国家的经济安全埋下隐患。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再次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国家面临着重新工业化的重任。国内有部分学者认为，俄罗斯目前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所谓后工业化应当是指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更加高级、更加发达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起码应当具备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有高度发达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二是要有强大的创新能力，而这两条都是俄罗斯经济所不具备的。

按照当前的国际标准来衡量，俄罗斯已经不是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它在许多方面已经严重衰败和落后了。20世纪90年代，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俄罗斯整个工业体系遭到毁灭性打击，除了能源工业、食品加工业和军事工业等少数行业得到一定发展外，其余大多数行业都在萎缩，甚至已经死亡，少数仍在勉强支撑的行业经营惨淡，设备老化，工艺陈旧。长期从事企业研究的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索罗金指出，10年前俄罗斯企业设备服役期有37%超过20年，现在服役期在20年以上的设备超过50%，其中不少设备已经使用了半个多世纪。用这些老旧设备生产有竞争力的产品是不可能的。⑦虽说这种状况近两年有所改善，但远不是根本性的。如今，俄罗斯市场的轻纺服装、日用百货、电子产品、机械设备、交通工具等几乎完全依赖进口，连以往被俄罗斯人视为骄傲的航天工业产品也需要部分从国外进口。重新工业化（或称再工业化、二次工业化）， 用现代化工业设备、生产工艺、经营理念、管理模式重新武装俄罗斯，是摆在俄罗斯面前的首要经济务之一。

俄罗斯经济发展前景

早在2008年，由于连续10年的高速增长让人感到俄罗斯经济充满了活力和希望，俄罗斯政府和许多学者都过于乐观地估计了本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完全没有预料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居然如此之大，更没有料到长年来最大的经贸合作伙伴欧盟因债务危机陷入萧条。当时，俄罗斯朝野普遍认为国民经济在未来10年还将高歌猛进，年均增长率起码不会低于6%。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俄罗斯政府制定了国民经济到2018年在2008年基础上翻一番的宏伟目标。然而事与愿违，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无情地击碎了俄罗斯人的梦想。以目前的国际市场环境和国内经济状况来看，俄罗斯经济在未来10年取得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基本上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已经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官员和学者所认识到，因此，俄罗斯政府和学术机构相继大幅下调了对未来俄罗斯经济增长的预期。2012年初，俄罗斯联邦能源署还作出了一个异常悲观的预测，认为根据目前俄罗斯的经济发展状况，到2035年才有可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在2008年的基础上翻一番的目标，⑧这比联邦政府最初的设想整整推迟了17年。

最近几年，俄罗斯的经济发展都不尽如人意。在2009年大幅下降7.9%之后，2010年～2011年，俄罗斯经济取得了4%的增长，2012年增长率降至3.4%，2013年的开局情况更不理想，1月～2月只取得了0.9%的增长。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别洛乌索夫曾经公开表示，俄罗斯经济必须实现5%的年度增长率，只有这样才能维持预算的基本平衡。这样看来，按照当前的经济增长率俄罗斯连基本的预算平衡都无法实现。近日，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副部长安德烈・克列帕奇直言不讳地对媒体说，俄罗斯经济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就目前的情况看，如果外部形势不发生急剧好转趋势，2013年乃至未来几年都不可能实现5%的经济增长。他解释说，虽然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复苏进程已经基本结束，但是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模式还需要改变，而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⑨

俄罗斯的经济发展目前面临着一系列不确定因素，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梅德韦杰夫当政期间制定了经济现代化政策，力图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国家的跨越式发展。普京重新执掌克里姆林宫之后，将调整经济结构、鼓励和扶持重点工业发展、发展创新经济、加强基础设施和农业建设、扩大投资、实施稳健的财税政策作为政府的主要经济政策。然而，不论是梅德韦杰夫的经济现代化政策，还是普京的综合治理政策，到目前为止，均成效甚微，短期内难有突破。外部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来自欧洲。长期以来，欧洲一直是俄罗斯能源最大、最稳定的买家，因此成为俄罗斯最主要的利润来源。然而，这一状况目前正在发生改变。首先，俄欧能源贸易的定价机制正在酝酿变革，其结果势必直接导致俄罗斯对欧天然气出口价格的下降。多年来欧洲天然气市场一直实行长期合同框架下天然气价格与石油价格挂钩的定价机制，鉴于近年来欧洲天然气市场显现出的供大于求、现货价格显著低于长期合同价格的现状，欧洲各国纷纷要求废除以往的油气挂钩的定价机制，实行独立的天然气价格，并且改期货价格为现货价格。尽管俄罗斯对此持坚决的反对立场，但却无法改变市场的选择，不得不在实践中作出让步，被迫先后与德国、法国、奥地利、土耳其、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国的多家能源公司签署了降价协议。其次，欧洲对俄天然气的需求已经出现历史性下降趋势。从2006年俄欧天然气贸易达到峰值之后，欧洲从俄罗斯的天然气进口量逐年减少，这一方面是由于技术革新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降低了欧洲的能源消耗；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俄罗斯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连续数年的能源纠纷迫使欧洲各国主动推行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以降低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进而提高自身的能源安全；同时，也有欧债危机后欧洲多国陷入萧条、能源消费受到明显抑制的原因。第三，近年来，欧洲天然气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竞争场面。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等能源大国明显加大了对欧洲的液化天然气出口，中亚国家也在努力提高产能，扩大出口，积极拓展与欧洲国家的天然气合作。此外，美国的页岩气革命、乌克兰的“气改煤”战略等也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造成巨大的心理和现实压力。

不久前，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完成了题为《2030年全球战略预测》的报告。这份报告从全球战略的高度对世界经济走势进行了评估，同时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在2030年前的发展形态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分析和评述。报告指出，未来一个时期俄罗斯经济发展既有风险也有机遇。其主要风险在于：国家将继续保持以出口原材料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严重依赖国际市场，自身经济发展缺乏稳定性；替代能源的广泛使用导致国际市场对俄罗斯能源需求的下降，同时带来价格下跌；不能积极参与欧洲一体化和亚太一体化进程，俄罗斯日趋边缘化，金融和经济利益因此受到损害。主要机遇则在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迅速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二次工业化；利用能源的天然优势进一步扩大与欧盟和亚太的一体化合作；参与地区性（欧盟和亚太）和全球性的“金融救济基金”组织；在出口构成发生创新型改变以及建立有效的国家金融体系的基础上，俄罗斯卢布逐步成为地区性的贸易和金融结算货币。⑩

由此可见，在未来一个时期，俄罗斯经济风险与机遇并存，能否取得理想的业绩关键取决于俄罗斯当局如何把握机遇、化解风险。

注释

维基百科：《历年世界前十大经济体GDP及所占世界经济比重列表（联合国数据）》，http：///wiki/。

参见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编制的历年《俄罗斯统计年鉴》。

维基百科：《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列表（国际汇率）》，http：///wiki/。

[俄]伊戈尔・舒瓦洛夫：“新的增长模式”，《经济政策》，2012年4月。Игорь ШУВАЛОВ， Новая модель рост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рика， апрель.

俄罗斯科学院国民经济预测所：《2007―2030年俄罗斯经济发展长期预测》。

参见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历年编制的《俄罗斯统计年鉴》。

索罗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代表团与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者座谈会上的讲话，2011年9月26日，莫斯科。

俄罗斯能源署：《到2035年前世界和俄罗斯能源发展预测》。Россйское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е Агенство： Прогноз развития энергетики Мира и России до 2035 года. Москва 2012.

俄罗斯新闻社，2013年3月29日电：《俄官员：俄罗斯经济未来几年未必能实现5%的增长》，俄新网，http：///。

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篇(2)

关键词 矿产资源；系统特征尺度；精益战略；临界战略；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F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4-0144-05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基本上是建立在粗放式的规模增长基础之上，建立在对矿产资源的大规模消耗基础之上。这种增长方式的结果，必然导致矿产资源供应的瓶颈约束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正处于重大的转型时期，一是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由资源消耗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二是以结构性调整为基础的由初级产品生产向精深加工产品生产的产业结构高级化转变。而要实现这一发展目标，对矿产资源的消费结构和数量都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如何审时度势，确定科学合理的资源开发利用战略，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需求，实现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1 对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内涵的理解

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国际社会经过长期艰苦探索得到的经验总结，是人类重新认识和审视自身发展与生态系统关系的结晶。目前，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已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相继制定和开始实施符合本国或本地区特色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然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建立在矿产资源的可持续供应基础之上的，而矿产资源又具有现实的可耗竭性和不可再生性，因而，如何实现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已成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有关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国内外众多学者从各个方面、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开展了深入广泛的研究［1］。但就如何实现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现有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种倾向。一种是侧重于矿产资源的代际分配研究，探求矿产资源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公平、合理的分配方式和途径。这一方面的研究是基于国际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其出版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即“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2］。”为了满足后代人实现其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求要求，这些研究成果或者追求矿产资源代际配置的社会福利最大化［3］，或者探求矿产资源耗减量与可更新资源补偿量的动态平衡等［4］［5］，实质上都是解决有限资源在人类社会发展时间维度上的合理配置问题。第二种是侧重于矿产资源的可持续供应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是基于矿产资源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功能，探究不可再生的、有限的矿产资源如何实现持续供应，以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6］［7］。解决的途径或者是扩大供应范围的开源模式(如全球资源战略)，或者是集约高效利用现有资源的节流模式(如资源开发利用的集约化战略)。笔者认为，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局限性，那就是将矿产资源和社会经济作为两个独立的对象来看待，立足于矿产资源的静态有限性，来解决经济发展的动态持续性问题。过多地关注于矿产资源的可耗竭性和不可再生性，忽视了矿产资源系统内涵和结构上的发展演变性。事实上，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和利用，本身就是构成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经济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身就包含了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和利用的可持续性。因而，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同阶段的矿产资源需求要求相适应，矿产资源系统的结构和内涵是在不断地发展演变的(即矿产资源的发展属性)，正是矿产资源系统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时间纬度上的发展演变属性，才使得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存在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也使得矿产资源系统本身存在着可持续性的可能性。因此，探究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第一，必须紧密结合地区产业构成及其未来的发展态势，不能就资源来谈资源；第二，必须从动态发展的观念来理解和考察矿产资源的构成和内涵的发展与变化，即必须强调发展的思想；第三，必须从系统科学的观点和思想来认识矿产资源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性。这样，探究一定区域矿产资源的可持续性，实际上就是要在全面分析和研究地区矿产资源系统发展演变特征和规律的基础上，研究地区矿产资源系统的稳定高效运行和更替升级问题。

2 矿产资源的系统特征尺度及临界演进规律

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事物或过程组成的具有整体功能和综合行为的统一体，它反映了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本质特征，不同的事物表现出不同的系统属性。系统特征尺度是系统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特征时间尺度和特征空间尺度的统称。所谓特征时间尺度，是指能够体现系统本质变化的最短时间跨度；与特征时间尺度相对应的空间范围被称为特征空间尺度。系统特征尺度定义中的关键是“本质特征”，这一“本质”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标志，系统特征尺度反映了系统在保持其特定本质特征状态下的时空范围。同时，系统又是在不断发展演变的，当客观事物的发展演化发生了质变时，标志着事物性质的根本变化，表现为系统特征的根本变化，即系统的临界状态变化。“临界”的概念最早源于物理学，意思是说，对于一个物理系统，其性质随着物理参数的变化而变化，当物理参数达到或超过某一阀值时，物理性质将发生突变，超导现象就是典型的临界行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普里高津(Prigogine)在研究非线性热力学系统时发展出了一套从混沌到有序的科学理论，其核心思想之一就是系统在临界分叉点上的选择［8］。

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基础保障的矿产资源具有明显的系统特征。研究表明，一国家或一定区域随着工业化发展的不同进程，对矿产资源的消费和需求强度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即矿产资源的系统特征时间尺度。在某一特定的特征时间尺度范围内，矿产资源的消费呈现出一种倒“U”字型分布，其变化过程由初始、增长、成熟和衰落四个阶段组成。这种对矿产资源消费强度的阶段划分与地区工业化发展过程的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大体相适应(见图1)。矿产资源消费需求的这一发展变化特征，表现出矿产资源系统在保持其特定资源消费结构状态下，一个完整的系统特征尺度范围内的发展演化过程［9］。

区域矿产资源系统不仅表现为特定系统性质特征时间尺度范围内的消费需求变化规律，从更长的时间尺度上来考察，矿产资源系统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和非平衡特征。当控制参数达到某一阀值λ0时，系统将发生分叉，系统在分叉点上所面临的选择可能很多，但总体上可以划分为新资源结构(机会型或可持续性分支)、混合资源结构(波动性分支)和原资源结构(危机型或不可持续性分支)(见图2)。矿产资源系统在分叉点上具体选择哪一个分支取决于系统所掌握的知识、信息、偏好和对未来的预期。

上述矿产资源系统通过临界点选择实现的系统更替与演进规律，已被世界各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矿产资源消费结构的现实演变过程所证实。根据世界上不同地区工业化发展对矿产资源投入大规模开发的先后，区域工业化发展不同阶段的矿产资源消费结构大体上划分为三大基本类型，每一种类型都有各自的主导矿种。具体类型划分及代表金属与能源矿种为：①传统类型-主导矿种有煤、铁、铜、铅、锡等矿种；②现代类型-主导矿种有石油及天然气、铝、铬、锰、镍、钒等矿种；③新型类型-主导矿种有铀、钴、锗、铂、稀土元素以及钛等矿种。由此形成了传统矿产资源系统、现代矿产资源系统和新型矿产资源系统在社会经济发展时间维度上的依次叠瓦状更替与演进规律(见图3)。

由区域矿产资源系统特征尺度及其临界演进规律可知，区域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存在着两种时间尺度上的含义。一种是某一特定矿产资源结构基础上，在其系统特征尺度时间范围内的可持续性；另一种是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建立在系统临界点上及时科学的系统选择与更替上的可持续性，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真正内涵是这两种可持续性的综合。因此，建立在上述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内涵基础上，研究区域未来一定时期矿产资源消费需求的发展变化趋势，以及由此来规划和确定本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战略和对策，必须首先准确判断地区所处的系统特征状态，是处于某一系统特征尺度内的缓慢演进状态，还是处于系统发展演化的临界状态，才能对未来本地区矿产资源消费需求态势做出一个较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从而确定不同的战略规划和对策，即矿产资源系统特征尺度内的精益战略选择和矿产资源系统的临界战略选择。

3 基于系统特征尺度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精益战略选择

当矿产资源系统演化处于远离临界点的稳定状态时，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矿产资源需求处于某一特定资源需求结构基础上相对缓慢的量变过程。此时，如果从区域矿产资源系统特征时间尺度内某一时间点截面来观察系统运行特征，区域矿产资源系统是地区空间范围内，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加工、利用等环节和过程构成的复杂大系统。按照其各组成部分的功能差异，又可进一步划分为矿产资源勘查、矿产资源采选、矿产资源加工和矿产资源利用四个次一级的子系统，这四个子系统之间表现为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作用关系(见图4)。一方面，四个子系统相互依从，没有前一个环节的作用，后一个环节将无法进行。随着矿产资源勘查、采选、加工和利用的不断深入，前一个环节构成了后一个环节的前提和基础。区域矿产资源的现实可供量，是由其中最薄弱环节上的生产能力和水平决定的；另一方面，后一环节对前面的环节具有很强的反作用。如果后一环节的资源利用不合理，会造成资源浪费，加重以前环节的工作强度。正是区域矿产资源系统各环节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构成了整个区域矿产资源系统的整体功能和本质特征。

由图中可以看出，在系统时间尺度范围内的任一时间点上，区域矿产资源系统均表现为相同的系统作用要素构成，不同的是，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即系统发展变化的不同阶段，各个作用要素的作用强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在系统运行的初始期和增长期，表现为区域经济发展对本地区现有资源储量的大量消耗，其它作用因素影响程度较小；当系统逐步进入成熟期和衰退期时，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资源加工深度的加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等环节的技术进步，表现为矿产资源系统开源要素(包括：发现新的矿产资源、开发替代资源、非资源的资源化、矿产品进口、国外资源的开发利用等)和节流要素(包括：提高资源的加工深度、提高矿产资源的采选回收率、矿产资源的循环利用、综合利用矿产资源、降低单位产品的资源消耗等)作用强度的增大，实现了对地区原有资源储量消耗强度的降低，从而构成了区域矿产资源系统的波状运行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区域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则必须保证系统输入和输出的动态平衡。根本的选择在于以技术进步为标志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过程精益战略的选择与实施。通过矿产资源系统勘查、采选、加工和利用各个环节的技术进步，增加资源的有效存量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10］［11］，从提高矿产资源开源与节流各个要素的精益程度来保证一定时期内，系统的输入应大于或至少等于系统的输出。鉴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由于充分借鉴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以及发达国家资金、技术、管理等要素的输入，目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发展的速度和步伐在明显加快，矿产资源系统特征时间尺度明显变短，使得矿产资源消费强度的曲线分布区间变窄，对矿产资源需求强度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表现为短期内对矿产资源消耗需求量的大幅度增长，使得一定时期内资源需求的增长速度远远大于系统自身的供应能力和区域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导致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供应和生态环境压力增大(如我国目前出现的资源与环境问题)。因此，必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资源勘查、加工、利用各个环节的技术进步，全面实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精益战略，切实提高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效率和技术贡献率，才能实现资源供应、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实现区域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4 矿产资源系统演变状态的临界战略选择

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既包含系统特征尺度范围内量变意义上的持续性，又包含不同资源消费结构系统演化质变意义上的持续性，是通过系统不断量变和质变的循环往复演化过程来实现区域矿产资源的可持续性，而这一过程的另一关键点就在于系统远离平衡态时临界战略的正确选择。

矿产资源系统的临界状态和分叉点类型与控制参数密切相关。在构建矿产资源系统模型时，环境对系统的影响就表现为参数。矿产资源系统的环境发生变化(不同工业化发展阶段地区产业结构对矿产资源的消费构成发生了变化)就导致控制参数发生变化。环境对矿产资源系统的非平衡约束能够使隐藏在系统非线性特征之中的复杂动力学行为充分展现出来，使矿产资源系统远离平衡态，出现临界状态和分叉行为。此时，对于矿产资源系统发展的战略选择来说，客观上存在着三种类型的战略选择。第一类是新资源结构战略，即机会型或可持续性战略。这一战略选择随着地区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发展，适时地实现了矿产资源构成结构的转变，由传统类型的资源结构转移到现代类型的资源结构，再到新型类型的资源结构等，从而保证了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实现了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见图5)。如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能源消费不但在数量上不断增加，而且在能源结构上也发生了变化，先后经历了柴薪为主阶段、煤炭为主阶段、石油和天然气为主阶段，以及未来的核电为主阶段、太阳能及风能为主阶段等。能源系统结构的演变与更替，向人们展示了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现实远景。第二类是混合资源结构战略，即波动性分支战略。本战略选择基于地区的资源基础特征，采用了旧资源结构与部分新资源结构的结合，由于区域资源与经济结构的不适应，造成经济发展受到资源供应的制约，表现出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源代价增大。第三类是原有资源结构战略，即危机型或不可持续性分支战略。本战略选择往往过分地强调本地区原有的资源优势，没有及时地实现资源结构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而转换，基于特定类型资源自身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表现出地区矿产资源系统资源供应能力的不足。

5 结 论

区域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其关键的问题在于“发展”，在于地区矿产资源系统的结构和内涵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和需要不断地演变和更新。这一可持续发展过程依赖于系统特征尺度范围内矿产资源供应和消费产业链运行中以技术进步为特征的精益战略选择和实施。可通过矿产资源系统勘查、采选、加工和利用各个环节的技术进步，增加资源的有效存量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从提高矿产资源开源与节流各个要素的精益程度来保证一定时期内，系统的输入应大于或至少等于系统的输出。这一可持续发展过程还取决于矿产资源系统演化更替过程中临界战略的及时选择与正确实现。矿产资源系统的临界状态和分叉点类型与控制参数密切相关，对于矿产资源系统发展的战略选择来说，客观上存在着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新资源结构战略，是机会型或可持续性战略；第二类是混合资源结构战略，是波动性分支战略；第三类是原有资源结构战略，是危机型或不可持续性分支战略。当前我国面临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根本的原因不是资源的供应能力不足，而是产业技术落后及资源低水平利用造成的需求压力和环境负荷。现实的解决途径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资源开发利用的技术进步。因此，实现区域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根本途径在于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条件下精益战略选择和临界战略选择的循环往复和有机结合。纵向上实现资源供应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相适应，横向上满足矿产资源开发和利用不突破生态环境的承载水平，并随着工业化发展的进程要求，及时地完成资源结构的更替与变迁，从而实现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资源、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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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篇(3)

一、对知识经济的几点基本认识

自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了知识经济（knowledgeEconomy）的概念以来，人们已从不同角度对知识经济的涵义、特征及未来趋势尽可能地做出解释与预测。笔者认为，对知识经济的认识至少应从以下三方面出发。

其一，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它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存在显著区别。为论述方便，我们不妨把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一并称为“发展经济”。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上看，发展经济与知识经济这两种经济形态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应。

其二，知识经济具备以下两个最基本的特征：（1）技术要素作为一种内生变量的投入，使得要素收益递增，有力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力量之一；（2）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改变着人们的交往范围，世界经济的运行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其三，在当前，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正日益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我们更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一新趋势：一方面，必须认识到知识经济正在有力地推动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而且从长远看，这一趋势将愈加强烈。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知识经济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还未在全球正式形成。即使在美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中也仅有1/4～1/3来自信息产业的发展，因此，那种认为知识经济已独立于工业经济等发展经济而成为当前一种主要经济形态的观点是不客观和不符合实际的。

因此，当前我们既要保持现有的发展经济形态下的税制优化结构的稳定性、连续性，又要重视加强新的知识经济形态下关于税源、税基、税种、税收征管能力及税收国际协调等方面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国税制建设与改革既顺应我国具体国情，又迎头赶上动态发展的国际税制优化的、趋势。

二、优化税制理论与税制不断变化

80年代末以来，以斯蒂格里茨、米尔利斯为代表的优化税制理论逐步取代了现代新古典诸派税收理论的主流地位，对各国税制改革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优化税制理论究的是税收制度的不断优化、完善过程，强调的是在市场机制基础上。在政府适度干预下获取税制优化状态的重要性与现实性，考虑的是在税制优化过程中税收效率目标。公平目标与收人目标的并重，并注意分析税制在不充分信息条件下对经济行为主体决策的刺激作用问题。

具体说来，在已有的优化税制理论研究文献中，对税制不断优化过程的分析主要有两种思路：其一，从“市场约束”是否存在，即市场是否完全、竞争是否充分、信息是否对称等角度，将税制优化描述为“现实优化”向“理想优化”不断迫近的一个过程。其中“理想优化”既是税制优化的目标，也是参照系。它是市场无约束状态下的税制优化，其主要特征包括税收完全中性、无超额税负损失、税收公平等，这些都是优化税制的目标集合。“现实优化”则指在现实市场约束下的税制优化。而由现实优化向理想优化迫近的过程，也就是市场约束逐步被突破的过程。现实优化的程度取决于市场约束集合的参数组成情况（如信息是否对称、竞争是否充分等）。其二，从优化税制的经济理论基础——“新政府──市场观”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诠释。该理论致力于重新认识政府的经济职能，希望在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之间寻求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平衡与结合点。例如，斯蒂格里茨强调一方面应像认识市场机制重要性一样认识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应像研究“市场失灵”一样研究“政府失灵”。以这些思想为核心的经济学观点在西方税收理论中的代表性体现就是优化税制理论。因此，优化税制理论的一个重要侧面就是致力于寻找包括税收工具在内的财税政策与市场调节机制之间的稳定平衡。

三、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新特点

将知识经济特征与优化税制理论思路结合起来，本文的立足点是结合知识经济背景下经济发展过程中税收实践的变化，探寻与知识经济发展特征相符合的税制优化一般模式，并将此模式具体运用于知识经济与发展经济并重的现实经济发展阶段、对我国税制优化进程提出具体建议与对策。具体分析框架可以概括为：“两块基础、一个问题、一种模式、一组建议与对策”。其中“一个问题”即指本文所期望解决的核心问题──寻找知识经济与发展经济共存条件下我国税制优化的思路；“一种模式”则指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一般模式；“一组建议与对策”则对应于这一模式中各参变量对我国税收实践提出对策与建议。而上述这些问题的解决又必须建立在“两块基础”之上，即一是对知识经济的辩证理解及其有效推动经济发展的论证，二是对优化税制理论与税制优化进程之间关系的揭不。

必须指出，知识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对于广大经济研究工作者而言无疑是一件新生事物，对其的研究与讨论都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因此，研究知识经济下的税制优化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新的探索，这一探索本身就是不断完善、优化的过程，它既体现为对完全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一般过程理解的逐步加深，又表现为对知识经济下我国税制优化的不断实践。在深入探讨之前，应该承认知识经济下的税制优化的许多问题的解决本身还取决于知识经济的发展与完善。本文将试图通过问题的提出与问题的回答两大部分，在给出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具体研究方向的同时，力求尽可能准确地把握税制优化的发展趋势。

四、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指导思想

一般而言，税制优化研究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提出税制优化的判断标准与指导思想，为税制改革实践提供理论依据与发展方向；二是具体考察税制结构的优化内容，即税制要素的构成、组合及安排如何更好地实现税收原则。

首先，完全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判断标准在内容上必然具有历史延续性与继承性，在理论基础上也存在其相通性。从税收经济学角度看，完全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判断标准是，税制的优化是否有利于税收原则的实现；是否有利于促进与引导经济发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是否有利于公平税负、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是否有利于组织财政收入。税收的效率、公平、收入诸原则是税收实践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理论概括，具有各种经济形态社会税收活动的共性。以其来判断知识经济下税制的优化程度，在理论上是可靠的。

其次，应将优化税制理论与知识经济发展的特征相结合作为优化税制的指导思想。以前述的优化税制理论的思路为分析框架，这一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可表述为：完全知识经济下的税制优化过程仍应该是税制由现实优化向理想优化不断迫近的过程，迫近的目标与参照系也仍然是理想税制，制约这一迫近进程的仍是现实的约束集，只是在知识经济下，税收优化的目标集除了原有的纯市场条件（完全竞争、信息完全对称等）之外，还应加入完全知识经济这一重要条件（如信息流动占据相当重要地位，信息产业成为支柱产业等）。这是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理论依据的新特点之一。新特点之二在于制约税制优化进程的约束集合中所包括的参数情况，在知识经济下，还应增加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即发展经济与知识经济长期共存这一现实情况对经济发展各方面产生的影响。这样，在上述税制优化理论依据与新特点基础上，知识经济下的税制优化过程既要符合知识经济下税收中性的要求，又要兼顾现实两种经济形态并存条件下的税收其他目标的制约。

五、知识经济下税制结构优化问题

首先，知识经济下税负水平优化。我们发现，在世界上人均收入处于695美元左右的国家中，其平均税负分布于18．2%～36．6%之间，且总体显现上升态势。这说明，在目前条件下，决定一国税负水平的因素主要在于该国国民收人水平及政府支出规模，这也反映了一国税负水平的可能与需要的统一。从这一思路出发，研究知识经济下世界各国税负结构不断优化的趋势时，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探讨：在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中，目前影响国民收人水平与政府支出规模的主要因素是否仍然存在？如果存在，这些因素有无新的表现形式？如果原有因素发生变化，那么有没有增加新的影响因素？新因素对国民收入与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具体表现包括：（1）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支柱产业的转换，信息产业的发展对GDP增长的贡献到底有多大？（2）在这一过程中，信息产业的发展对政府职能是否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在知识经济下政府参与市场调节的度是否与发展经济存在区别？如果存在，这种区别是否体现为参与的范围更广泛，力度更深刻？（3）在这一过程中，支柱产业转换，生产方式改变对GDP增长的贡献与其对政府支出规模改变的要求之间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弹性关系？对以上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知识经济下税负水平优化问题的理解。结合现有的发展特征及趋势，笔者认为，知识经济下随着主导产业转换与生产方式改变，世界经济发展水平将获得很大的提高，但同时，由于经济的知识化与全球化，技术、专利、专有技术等重要交换产品的流动性、公共性、外溢性将不断增强，这些都要求政府支出规模必须相应提高，而且在一定时期，这种提高幅度会更先于、高于知识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及贡献程度。因此，在知识经济下，税负水平有一个提高的趋势。当然是否还存在某些导致税负水平下降的因素，也值得研究。

其次，知识经济下税种结构优化。税种的构成、组合及主体税种的选择是税制结构的主要内容之一。税收种类按照税收主体（纳税人）与税收实际负担者是否相同等标准划分为直接税与间接税两类。目前，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间接税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直接税主体地位不断加强：另一方面间接税由于其具有的税基大、税源稳定、易于征管等特点又在不少发达国家有受到重视的趋势。那么在知识经济下，税种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产业主体的改变与商品流动形式的转换——即信息产业成为主导产业，信息流动成为重要的商品流动形式。随着主导产业与商品流动形式的变化，间接税内部结构是否会产生变化？间接税是否会成为主体税种？直接税的主体作用是否会继续上升？等等。这些都需要加以研究。从理想的角度看，在完全知识经济下，出于征管损失最小化、税负公平与提高效率的目的，传统意义上的间接税的作用将下降，而直接税的主体作用将有所增强；而在发展经济与知识经济共存的现实约束下，由间接税为主向间接与直接税并重这样一种双主体结构过渡还是符合税制结构现实优化条件的。

第三，知识经济下税收征管优化。税收征管优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税收征管损失最小化。在现实中，税收征管损失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减少，其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征管手段是否先进，税种结构设置是否合理，税负水平是否适当等。在完全知识经济条件下，随着税收征管手段全面电子化，随着税种结构的更加优化，税收征管构成的优化必然要求税收征管损失趋向于零。然而，在发展经济与知识经济共存下，税收征管手段电子化相对于交易电子化的发展具有不对称性，并且相对网络交易而言，税收征管收益的增长远落后于成本的增长。因此，就现实而言，应加强对知识经济下交易形式多样变化的研究，探寻一套与交易电子化相适应的征管手段。

第四，知识经济下的税收国际协调。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必将对税收国际协调内容与形式提出更高要求。从理想化角度出发，完全知识经济条件下，伴随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税收完全一体化显然是最符合税收效率原则的，这也是税收国际协调优化的一个终极目标。然而，在现实中，当知识经济仅仅处于萌芽阶段，当国家与区域合作组织同时并存时，税收国际协调的优化不仅要考虑效率原则，更重要的是还必须考虑国际税收的原则与公平原则。这样，在知识经济与发展经济共存的约束之下，税收国际协调现实优化主要指：在充分尊重与公平前提下，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状况，逐步参与国际协调与合作，从而逐渐减少由于税收政策在各国间的不协调而造成的效率损失。

六、知识经济发展与我国税制优化

知识经济发展对我国税制改革可能产生的影响主要有三：（1）应逐步适当地提高我国的平均税负水平，特别是实际税负水平。目前，我国的税负水平是相对偏低的，如果再考虑知识经济发展趋势下税负水平提高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则应该逐步提高目前的税负水平，使其既适应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又能满足财政支出进一步扩大的要求。（2）根据知识经济下税制理想优化与现实优化思想的要求，抓紧对知识经济与发展经济条件下税收领域出现的新间题的研究。目前要着重研究网络贸易、电子交易是否应征税及开征何种税、如何征税等问题，鉴于这一交易行为在我国总体规模偏小、征收技术要求高、征收成本大等现实条件约束，同时考虑到运用税收工具保护新兴产业的目的，暂时不对网上交易行为开征税收为宜，日后这一税种是否开征，如何征收都应视这些约束条件的变化而定。（3）加强涉外税收协调与合作，制定独立的税收政策，积极参与国际税收协调，以适应经济区域一体化对区域税收一体化所提出的新要求。特别要重视从税收协调上减少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资本、技术、人力流动不确定性对我国经济影响，探寻利用税收政策减轻这些不确定风险的对策与措施。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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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J.A.米尔利斯《最优税收与信息》（《财政研究》1998年第二期）。

（4）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课题组《优化税制结构的理论思考》（《税务研究》1998年第5、6期）。

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篇(4)

美国国家商务部在1999年度报告中将新经济定义为：“新经济指在过去的15年中，由于功能强大的个人电脑、高速的电子通讯以及INTERNET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改进的市场的不同名称加在一起的简称，包括‘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知识社会’以及‘风险社会’等。”新经济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信息化经济；以知识决策为导向的经济；以智力为支撑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面向未来的经济。新经济对会计环境产生重大影响，从而使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受到以下两种挑战：

1.国际需求与国内需求的挑战。新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企业跨国化的发展造成资本和信用的跨国流动，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各国经济与企业的发展与他国紧密相连，会计信息在全球范围内交流成为必然趋势，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一方面要满足本国会计目标的需要，另一方面要满足国际经济环境和国际金融市场的需要，财务报告使用者广泛化和多样化，使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受到挑战。

2.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的挑战。新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信息不完全导致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虽然经济主体的“有限理性”也导致不确定性，但信息不对称是导致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信息不对称表现为事前和事后不对称，相应地带来了两种不同的后果：一种是由于信息事前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问题，另一种是由于信息事后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问题。这些都使会计环境的风险加剧，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如何应对环境变化显得十分迫切。

二、新经济时代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改进

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因国而异，其中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1ASC）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最具影响力。FASB认为：会计信息的首要质量特征包括相关性和可靠性等两项，其中，相关性包括反馈价值、预测价值和及时性，可靠性包括可验证性、中立性和反映真实性；可比性是会计信息的次要质量特征；可理解性是针对用户的质量特征。IASC则认为会计信息的主要质量特征包括可理解性、相关性、可靠性和可比性等四项，相关性包括重要性，可靠性包括真实反映、实质重于形式、中立性、审慎及完整性等次级质量特征。笔者认为，上述信息质量特征在新经济时代显得不够全面，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改进和完善。

1.公允性。这里提出的公允性不同于公允价值概念，公允性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立场的公允性，要求会计信息对实际情况的反映应该公允，不偏不倚，保持中立性；二是会计计量的公允性，新经济时代经济环境的迅猛变化，使会计要素的内容得到很大扩展，不同的会计要素本身就具有不同的特点，对计量属性有不同的要求，如果对不同的会计要素，如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人力资源、金融资产及衍生金融工具等采用同一计量标准，必然导致会计信息失之客观准确。资产呈现多元化，会计计量的公允性要求会计计量方法从理论到实务也随之多元化，以求公允反映各类资产的真实价值。未来财务会计的计量属性应是历史成本、公允价值、成本与市价孰低等多种计量属性并存的模式。

2.前瞻性。新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们关注的不是过去和现在，而是未来。美国未来会计学家汉弗莱。H.纳什在《未来会计》一书中也指出，经济社会最大的价值在未来。新经济时代，决策有用性越来越受到信息使用者关注，而决策是面向未来的。前瞻性原则要求会计信息着眼于未来，要求充分披露未来预测信息、非财务信息和社会责任信息，要求会计信息披露更及时更全面。新经济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的完善使得会计信息及时报告成为可能，联机实时报告系统（OLKT）的应用，使得企业可以根据经济业务的发生情况进行实时计量。这也是会计信息规避不确定性和风险的一种有效手段。

3.透明度。新经济时代经济形势发展的特点是竞争激烈，风险加大。除了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外，市场创新、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1997年初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际性组织在分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时，将东南亚国家不透明的会计信息归为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透明度最早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出，1996年4月11日，SEC了关于IASC“核心准则”的声明，提出三项评价“核心准则”的要素，其中第二项是“高质量”，SEC对高质量的具体解释是可比性、透明度和充分披露。1998年9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增强银行透明度”研究报告中，透明度定义为“公开披露可靠与及时的信息，有助于信息使用者准确评价一家公司的财务状况和业绩、经营活动、风险分布及风险管理实务”，高透明度意味着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将有助于企业的真实价值被市场发现和认可，降低其在市场运行中的各种成本与风险。

4，相对性和动态性。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具有相对性，因为会计信息是客观经济活动的会计反映。从哲学上说，意识对存在的反映受主观和客观两个因素的影响，会计信息既与会计人员的素质、能力、职业道德有关，又与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有关，会计处理程序的可选择性与会计的不确定性使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呈现相对性：①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具有相对性；②在相关性与可靠性二者权衡中，会计学者提出相对可靠性；③成本效益原则也使会计信息各质量特征呈现相对性特点。

动态性特征主要是由于经济活动、会计环境的迅速变化引起的，会计信息反映的只是某个时期和某个时点的经济活动的情况，与当时的客观环境是相适应的。但从发展的眼光看，会计信息各质量特征均以一定的条件为前提，条件不断变化，质量特征亦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故呈现出动态性。

三、关于我国构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的几点设想

我国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主要通过《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等规范进行阐述，具体包括如实反映、有用性、可比性、一致性、及时性、明晰性、谨慎性、完整性、重要性和实质重于形式等十个方面。虽然形式上比较全面，但相互之间关系模糊，诸概念定义还不够明确，缺乏层次性和系统性，因此笔者建议：

1.建立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纳入框架体系中。“概念框架”一词是在1966年由美国会计学会（AAA）在《基本会计理论报告》中提出。此后，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以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也纷纷效仿建立了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对会计准则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提高了会计准则制订的效率。我国目前尚无完整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新颁布的具体会计准则已达到较高水平，使得现有的企业会计基本准则在理论上与具体准则不匹配、不协调。因此，修订企业会计基本准则、建立概念框架显得十分迫切。在修订时应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作为概念框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明确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在会计基本理论中的地位，有利于使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理论研究深入发展。

2.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要符合我国的会计目标的要求。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主要取决于会计目标，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不同，各国的会计目标也不相同。FASB在其第1号概念公告中指出：“财务报告应当提供有助于信息使用者评估报告主体预期现金收入的金额、时间和不确定性的信息”，国际会计准则也将会计目标规定为“决策有用性”，受会计目标的影响，美国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偏向于相关性，德日的会计目标定位为“受托责任观”，其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则偏向于可靠性。

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篇(5)

自从开展对经济法的研究以来，法学界关于经济法特征的提法达30余种。（注：参见王晨雁：《试探经济法的弹性特征》，《江海学刊》1992年第2期。）大致说来，可分为以下几类：（1）着眼于处理经济法与相邻法律部门的关系，用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作为经济法的特征。如有的教材认为，经济法的特征就是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不同点。据此，从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出发，比较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的主体、调整对象、范围、方法等因素，将其相异之处作为经济法的特征。（2）着眼于揭示经济法的独特功能，将经济法的某些功能作为经济法的特征。如有人认为经济法的特征是规制性等。（3）着眼于划定经济法的范围，以经济法体系的构造特色作为经济法的特征。如有人认为边缘性、综合性、弹性是经济法的特征。（4）泛化的描述。有些学者借用某些对一般法律特征的表述，认为经济法的特征是威严的约束性、严格的强制性和明确的规定性；有些教材认为，经济法不仅具有一般法律所共有的持续性、稳定性和强制性的特征，而且还有自己的特征，那就是面向经济领域；而有的人把经济性作为经济法的特征。

虽然，关于经济法特征的每一种提法都反映了提出者在明晰经济法的角色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而且有的提法也的确体现了经济法的特色，对人们正确理解经济法的科学含义有较大帮助。然而，当前关于经济法特征的研究尚存在一些偏差。

第一，对经济法特征的理解和把握，存在封闭性倾向。任何事物的特征都是在与其他事物的比较过程中显露出来的，经济法也必然如此。要把握经济法的特征，就必须将经济法置于整个法律体系中，将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比较，从而归纳出经济法独具特质的一面。比较的对象、角度、方法不同，经济法将显现出不同的特质。而比较的对象、角度、方法等必定是多元的、开放的，故经济法的特征也应该是多元的、开放的。当前的某些关于经济法特征的表述，试图以一种或几种提法替代经济法的特征的整体，这种封闭性倾向不利于对经济法的特征的全方位研究。

第二，对经济法特征的理解和把握，存在空洞化倾向。某些论者论及经济法特征时，并没有明确的目的，而是带有强烈的“形而上学”的痕迹，想当然地罗列所谓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并不是以具体的比较作基础的，内容十分空洞。这种倾向使人们对经济法产生一种玄妙的印象，自然也不会对正确认识经济法产生积极的作用。

第三，对经济法特征的理解和把握存在主次不分倾向。当前，有关经济法特征的某些表述，其名虽然被冠之以“主要特征”、“本质特征”，但不是基于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比较，有的甚至是民商法等法律部门所共有的。这种倾向造成了关于经济法特征的表述混杂。以辩证的观点看待经济法的诸特征，必定有一些是主要的、关键的、本质的，而其他的则是次要的。哪些特征是经济法的本质特征？这应当联系研究经济法特征的目的来确定。从开始对经济法的研究至今，最关键、最困难的问题是如何科学界定经济法同民商法等相邻部门法的关系，这一直是经济法研究的核心。研究经济法的特征应当为这个核心服务。因而，将经济法与民商法等相邻部门法相比较显露出来的特质才应当是经济法的主要特征。

总之，笔者认为，对经济法的特征应当以开放的态度进行个别性、具体性研究，分清主次，在比较归纳的基础上总结出经济法的特征。

二、经济法具有回应性的表现

从普遍意义上说，法作为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一方面，法律的内容、性质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一定的法的变更与发展也取决于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变更与发展；另一方面，法又服务于一定的经济基础，法对其赖以存在与发展的经济基础起引导、促进和保障作用，法对于与其相矛盾的、旧的经济基础加以改造和摧毁。（注：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133页。）

经济法和民商法等都具有这种反映性。但是，脱胎于传统法律土壤的经济法的这种反映性绝不是仅仅局限于这种普遍意义的反映性的水平，即它已经超越了民商法等相邻部门法的水平而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首先，经济法对现实的经济关系的反映速度更为敏捷。不论是经济法体系已经相对稳定的西方各国，还是正在建构经济法体系的经济体制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现实经济关系的变动，大到国家整体经济体制的改革，小到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以及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变动都能从经济法的变化中得到反映。这时，经济法或者从立法上发生变化，或者通过司法途径体现出某种变化。其变化的速度十分敏捷，往往与经济关系本身的变化同步，有时甚至超前于经济关系本身的变化。以日本的禁止垄断法为例。日本于1947年颁布了《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平交易的法律》（以下简称《禁止垄断法》）。该法明确规定对垄断行为和垄断结构予以严格规制，这是美国对日本实施“经济民主化”改造的产物。这种严厉的结构规制一度给日本的经济振兴造成极大困难，于是“经济民主化”的要求让位于经济振兴的需要，法律上的反映即是1949年修改《禁止垄断法》，缓和对大公司持股的限制，放宽对公司合并的控制。随后，日本还制定了两个《禁止垄断法》的适用除外的法规，即《关于稳定特定中小企业临时措施法》和《出易法》，以后关于适用除外规定的范围逐步扩大并与产业政策法相配套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到了六、七十年代，日本的产业垄断化倾向极其强烈，物价上涨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1977年日本修订了《禁止垄断法》，恢复对垄断结构的规制。以上经济法的变动都是及时地反映了日本经济政策的变动。在美国，其反垄断立法虽然比较稳定，但司法、执法的标准和尺度却随着经济政策的变动也发生了灵活的变动，这突出表现在美国司法部等部门先后的几个《横向合并指南》的内容变化中。至于中国的经济立法变动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步关系则更是表明经济法对现实经济关系变动的反映的迅速和敏感。比较而言，民商法等相邻部门法对现实经济关系的变动的反应则迟钝得多。比如，南斯拉夫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以后一直没有制定新的民法典，旧的民法典除少数与现行法律制度抵触的规范以外仍然得以适用。

其次，经济法反映现实社会关系的范围更广、敏感度更高。不仅经济关系的大的变动会引起经济法的相应变化，而且其他的如政府及其经济目标的变动，社会主流舆论的移转，经济状况的波动，无不会引起经济法某种程度的变化。政府的变化往往意味着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的变化，会直接引起某些经济立法的改变。有关经济的社会舆论尤其是一些权威的新闻机构的倾向对经济法变化的推动作用也越来越大。而经济法随着经济状况的波动而变动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各国经济危机时期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经济法的内容往往大相径庭。就连通货膨胀状况、进出口状况等这些细微的经济因素有时也能对一国的经济法产生较大的影响。这种现象若发生在民商法等部门法领域简直不可思议。

再次，经济法与政治联系的紧密程度也远远超过民商法等相邻部门法。政府的更替，政治人物的个人特性，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对抗与妥协，以及各种政治性目标都会或大或小地影响国家的经济政策，而各国的经济政策日益趋于用经济法来体现，因而经济法的有关内容及经济执法与司法也会因此受到影响。在中国，自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政治因素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作用一直没有消退过。政治体制的状况影响到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运转，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经济法的内容和形式，同时也影响到经济法的实施。这是造成我国现行经济法文件数量繁多、抵触多、协调性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总之，工具性色彩在经济法尤其是一些具体的经济立法上体现得十分突出。比较而言，民商法对政治的独立性要强得多。1804年制定的《法国民法典》至今已经历近200年的风云却少有变动即是明证。

最后，经济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反作用更为明显。适当的经济法能促进经济发展，不适当的经济法只能阻碍经济发展，效果往往立竿见影。另一方面，当今世界各国日益重视通过经济立法，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工具有意识地调节社会经济，使其朝着经济法所设定的方向前进。日本在六、七十年代制定了大量的以基本法为主导的产业政策法，对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进行规范和调整。例如，1961年的《农业基本法》、《农业现代化资金促进法》，1962年的《石油业法》，1963年的《中小企业基本法》、《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中小企业指导法》及《沿海渔业振兴法》，1964年的《林业基本法》，1966年修正颁布的《中小企业现代化资金促进法》以及1967年的《中小企业振兴事业团体法》等。实践表明这些法律对日本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日本经济进入20年高速增长期奠定了基础。而民商法等其他部门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作用是非导向性、间接性和事后性的。

总之，经济法的反映性在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民商法等部门法。在此意义上，“反映性”已不能十分恰当地体现经济法的上述特色，因而，笔者主张使用“回应性”一词来表述经济法的这种特征。“回应性”一词源出于当代西方一些法学家的论述。即提倡法律应当具有较强的回应性，使法律能够对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变化作出积极回应。美国的诺内特等人还提出了“回应型法”的概念，以区别于“压制型法”和“自治型法”。他们认为“回应型法”的法律目的是权能，其合法性来源于实体正义，其规则从属于原则和政策，执法者具有扩大了的，但仍对目的负责的自由裁量权，其法律愿望与政治愿望达到了一体化。（注：参见［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和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可见，经济法的反映性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回应性”的要求，用“回应性”来概括经济法在对社会经济环境中的各种变化作出反应时的特征似乎更为贴切。

三、经济法具有回应性的原因

从本质上说，所有的法律都不是绝对稳定的，因为“单单稳定性与确定性并不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富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注：［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页。）英美契约法巨擘科宾教授终其一生都认为法律不会确定不变，必须符合社会之需要及要求而改变方可。（注：参见杨桢：《英美契约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既然如此，为什么作为部门法的经济法还会具有超越民商法等部门法之变动性的回应性特征呢？

首先，这是由经济法所承担的任务决定的。经济法的任务是规范国家调整社会经济的活动，“以保障国家调节、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为完成此种任务，经济法与民商法严格受制于由价值规律所支配的市场机制较有不同，其着眼点不是价值规律在微观经济领域的运用，而是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也即更多地关注社会经济运行的各种具体变动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从时间上看，市场机制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社会和市场中的各种具体变动因素则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多变性，针对这些变动因素的国家干预也必然具有多变性。于是，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表现，体现出较强的变动性也就十分自然了。

其次，这也是由经济法的性质决定的。在公法与私法的分野中，经济法的归属目前学界虽然尚无定论，但多数学者都认为，经济法既有公法性质，又兼具私法性质。从公法、私法概念的提出者乌尔比安的定义来看，公法调整政治关系以及国家应当实现的目的，有关国家的稳定；而私法调整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为个人利益确定条件和限度，涉及个人福利。（注：参见［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不仅经济法的宗旨体现出公法性质，而且任何一种经济法律关系都体现出国家公权力的存在。然而，经济法的调整手段和途径却又时时与民商法等私法耦合，这就决定了经济法之变动性的程度要大于民商法这类纯粹的私法。因为作为私法的民商法有很多任意性法律规范，在契约自由原则的统领下，民商法主体有很大的自由活动空间，只要不违背民法的基本原则，它们就能以相互间的合意排除民商法的积极介入，因而，民间社会的许多局部的变动都没有引起民商法的变动。而经济法则与此不同，国家作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其权力和义务的运用及承担是不容许任意变通的，社会经济的变化引致旧的经济法的不适应，不能由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去克服，而只能通过经济法的变动去克服，这样回应性就不可避免地成了经济法的特征。

最后，在国与国之间，民商立法差别不大，而经济法的差别却十分显著。这是因为由价值规律所支配的市场机制在各国有较显著的共性特征，而各国社会经济的构成及其要素却有较大的差别。前者决定了各国民商立法的基本原则及制度的变动性不会很大；而后者使得各国干预本国经济的目标、手段以及与之相应的经济法都有不同。因而，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民商法是共性多于个性，经济法却是个性大于共性，经济法对于地域范围的回应性也就变得十分必要了。

四、经济法具有回应性的意义

（一）实践意义

经济法的回应性特征在立法、执法、司法活动中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经济法的非法典化。由于经济法需要及时回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所以它就不可能在整体上达到高度的、相当稳定的系统化程度，因而在立法方面，经济法很难表现为法典形式。经济法产生以来，唯一一部名为“法典”的经济法是1964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法典》。但这部《法典》的基本部分是关于各种社会主义组织的法律地位和经济活动以及关于经济债的规范，而有关计划工作、经济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则几乎没有什么规定，许多经济法问题，仍需专门制定单行的经济法规来加以解决，“无怪乎有些法学家认为它只不过是一个扩大了的经济合同法”。（注：陈汉章：《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法理论》，《法律学习与研究》1986年第3期。）在苏联，以b·b·拉普捷夫为首的某些经济法学者也曾主张制定经济法典，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注：参见［苏联］b·b·拉普捷夫：《经济机制改革的法律问题》，陈汉章译，《法学译丛》1988年第1期。）在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法学界部分同志也呼吁制定统一的经济法典，动机虽好，但是“缺乏操作性”，（注：刘惊海：《有关经济法学的几个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6期。）因而应者寥寥。事实上，经济法的回应性特征决定了这样一个事实，经济法的法典化是难以达到的。若为提高经济立法的统一化和整体化水平，可以制定原则性较强的《经济法纲要》之类的文件，而各种具体的经济法规则必须以专项、灵活的形式出现，使之符合“短、平、快”的要求，以便对社会经济的变动作出及时的回应。

2.经济法移植必须慎行。经济法由于具有回应性特征，就必须紧密联系各国的实际情况，从各国社会经济的具体实际出发建构各国的经济法体系。对于民商法领域，在国与国之间进行法律移植也许是一种简便可行的立法模式。但在经济法领域，法律移植却存在较大的障碍。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失败投降的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主导下，直接仿照美国的反垄断法制定了严格的结构主义的反垄断法。事实证明，这样的法律并不适合日本的实际情况，以至于在日本的反垄断法实践中没有出现一个结构规制的案例，日本不得不在旧金山条约生效后自己修改了《禁止垄断法》，淡化了结构主义的色彩，从而才比较适合日本的实际情况。目前，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过程中，许多学者“主张更多并加快移植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注：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这种主张对民商法等法律部门也许并无危害，但对经济法而言，则不得不需慎重行事，其理由已不言自明。

3.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的必然。“‘法律必须是稳定的，但不可一成不变。’罗斯科·庞德的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永恒的无可辩驳的真理。一个完全不具稳定性的制度，只能是一组仅为了对付一时事变而制定的特定措施。它会缺乏一致性和连续性。”（注：［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页。）尽管经济法具有较强的回应性和相对较弱的稳定性，但作为一个法律部门，也应当保持一定的稳定性，这是经济法发生效力的基础。回应性与稳定性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得以协调。实践证明它们可以通过立法、执法、司法过程的精心安排以实现协调。从立法来说，某些基本的经济法律文件的内容应当保持较强的原则性，不宜规定得过细；只有较低层级的法律文件的内容才可以具体化、细致化。这样，原则性较强的基本法律文件与较为具体、细致的经济法律文件配套组成一个体系，可以很好地解决回应性和稳定性二者之间的矛盾。此外，在制定原则性较强的经济法律文件的同时，创设一种较为灵活的执法、司法机制，赋予执法者、司法者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解决不同情形下的具体法律问题，这也有助于解决经济法的回应性与稳定性之间的矛盾。例如，英国1976年制定的《限制法》，较为原则地规定了限制性协议的定义、种类、处理程序及处罚方式等，对于某种具体的限制性协议是否需要进行登记，是否提交限制法院判决，限制法院是否将之判为违公共利益等问题的处理，授予公平贸易总局长、国务大臣、限制法院等较大的决断权，这使得以法律文件形式表现的经济法保持了较大的稳定性，而经济法对于社会经济的回应能力并没有因此减弱。

（二）理论意义

把握经济法的回应性特征，以更务实的态度从事经济法的理论研究，我们应当重视以下几个环节：

首先，必须立足本土资源，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理论。经济法的回应性特征决定了经济法理论研究也必须立足本国国情，尤其是立足本国特定阶段的国情。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不同于以前的计划经济，而且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在这些不同点当中，对我国经济法和经济法学具有特别意义的是：我国现阶段实行的市场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化而来的市场经济，是压缩发展阶段的市场经济，是民主和法制条件尚不完备的市场经济，是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市场经济。（注：参见王全兴：《立足本土资源建造中国经济法学大厦》，《中外法学》1998年第3期，第92～94页。）这些本土特性决定了我国国家干预经济的深度、广度、手段、途径都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地方。怎样发挥好经济法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规范和促进功能，从其他国家的经济法实践和理论中找不到现存的答案，只能依靠我国经济法学者们立足现实，研究解决经济法实践中的问题，积极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理论。

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篇(6)

关键词：河南；社会经济；PCA；社会经济评价指数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3-0-01

一、概述

过去几年，我国经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河南省作为农业、工业大省，同样经历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波折。通过全省人民努力，终于实现了社会经济主要指标的“V”型反转。当前，河南省经济运行态势总体良好，在各项政策作用下，工农业生产、省内外需求均保持稳定增长；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物价、房价问题在各方高度关注下调控总体有效；充分运用市场环境趋紧的倒逼机制，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引导企业化压力为动力，主动转方式、调结构，加快自主创新步伐，升级产业结构，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加大对保障改善民生的投入力度，进一步健全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1]。尽管河南省各地市的社会经济均有较好发展，但个体差异仍很明显，所以在总体分析河南省社会经济现状的同时，有必要对各地市情况进行对比，这样有利于明晰省内区域经济现状，对今后河南省、市两级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制定以及政策完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主分量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PCA)对于大样本量、多维特征空间的数据处理有独特的优势，是一种较常使用的统计方法。在研究区域社会经济时，PCA可以进行横向比较，如同一时期不同区域之间[2，3]；也可进行纵向比较，如同一区域不同时期[4，5]。本文以2010年河南省各地市市区社会经济主要指标统计数据为参考对象，选取了与三大产业、工业效益、教育医疗等相关的25个宏观经济指标进行研究，以PCA为工具进行特征指标的降维压缩，并最终提取“社会经济评价指数”这一指标来横向对比各地市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

二、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指标体系

根据可比性、完整性、易获取性、非重叠性、定量和定性指标相结合等原则，建立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各地市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征，可归纳为六大类：(1)城市市区概况类：年底总人口(万人)、土地面积(平方公里)、年底单位从业人员数(万人)；(2)宏观经济发展类：GDP(亿元)、第二产业GDP(亿元)、第三产业GDP(亿元)；(3)生产消费投资类：限额以上批零贸易业商品销售总额(亿元)、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亿元)、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亿元)、城乡居民储蓄年底余额(亿元)、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万美元)；(4)工业生产类：工业用电量(亿千瓦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亿元)；(5)地方财政类：一般预算收入(亿元)、一般预算支出(亿元)；(6)民生类：本地固定电话用户数(万户)、本地移动电话用户数(万户)、居民生活用电量(亿千瓦时)、在岗职工工资总额(亿元)、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万人)、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数(万人)、医院卫生院床位数(万张)、医生(万人)。所选取的24个特征指标尽量涵盖到社会经济的主要方面，从宏观到微观都有所体现，数据来源于河南统计年鉴2011对前一年的统计数据(缺济源市统计资料)。

三、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的主分量分析

在进行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分析时，尽管对特征指标精挑细选，但仍有多达24个相关指标入选，带来所谓的“维数灾难”；并且特征指标彼此之间难免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信息冗余和重叠。采用PCA方法进行降维处理，在保留了绝大多数变异信息的基础上，通过构造新的映射空间，将原来较多的特征指标约简为少数几个主分量来代替，主分量彼此之间互不相关，最终使复杂问题简单化。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河南省17个地市与社会经济相关的24维指标空间，对各指标进行零均值1方差处理。对预处理后的指标特征空间进行PCA，得到24个主分量。由于前三个主分量对原始特征指标空间变异信息的累积贡献率达到95%，所以本例中PCA的最终结果将24维特征指标空间降为3维主分量空间。在新的低维主分量空间中，采用单一指标z将前三个主分量y1、y2、y3所包含变异信息全部囊括，z定义为社会经济评价指数，其表达式为：

图1为依据社会经济评价指数对河南省各地市进行的排名，指数z数值越高，说明该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越好，规模越大。由图中数据排名可以发现，全省17地市(除济源外)基本可以分为四类：(1)郑州、洛阳位于第一集团，尤其是省会郑州，是全国闻名的有色冶金工业基地、食品工业基地、大客车生产基地、纺织工业基地，又是河南省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中心，依靠其较为完备的基础建设、雄厚的产业规模、较高的民生质量，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居于河南省首位；(2)南阳、平顶山、新乡、安阳位于第二集团，这些城市的市区基础建设相对较好，工业体系较为完整，特色产业优势明显，科教卫生等民生领域成绩优良；(3)第三集团包括焦作、商丘、漯河、信阳、开封，这些城市的城区规模相对较小，市区建设相对薄弱一些，许多优势特色产业都位于郊县，所以多数社会经济指标排名不靠前，综合排名也处于中游；(4)濮阳、鹤壁、许昌、驻马店、周口、三门峡归为第四集团，这些城市或因市区规模较小，或因缺乏优势产业、或因农业经济比重较高，它们几乎所有的社会经济指标均位于中下游，它们亟需破解的主要问题就是在合理规划市区建设基础上，培育、壮大城区发展所必需的支柱产业、优势特色产业。

图1 河南省各地市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排名

综上所述，河南省各地市市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有较大差异，在PCA方法排序的名次中，市区规模较大、基础建设较完备、工业发展较好、优势特色产业较发达的城市排名相对靠前，这与实际情况较为符合，具有较高可信度与客观度。

四、结论

城区与县乡的发展定位是不同的，前者往往承担了更多的第二、第三产业发展任务，所以各地区在市区建设方面要下大力气。当前，河南全省正在掀起建设“中原经济区”这一国家级战略的热潮，各地市分析发展现状、寻找潜在优势，都想利用这一平台加快自身发展。本文在分析河南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选取多种合适的特征指标，横向对比各地市市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规模与现状，最终得出了以下结论：

1.与社会经济相关的特征指标种类繁多，从市区概况、宏观经济发展、生产消费投资、工业生产、地方财政、民生等角度提取的24个指标作为参考特征，可以较为全面把握河南省各地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与规模。

2.经过PCA处理，可以将24维特征指标空间压缩为3维主分量空间，这有利于各地市样本之间的横向比较。最终通过社会经济评价指数对各个地市进行了排序，按排名先后及近似程度又细分为四大类，结果客观有效，对今后城市发展规划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喻新安.转型发展:河南“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0,29(06):133-137.

[2]陈开智,郑友强.基于主成分分析的福建省9个地级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研究[J].福建地理,2003,18(02):20-22.

[3]杜渐,刘小明.我国区域公路运输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主成分分析[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9,35(05):639-646.

[4]潘安娥,杨青.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武汉市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5(07):118-121.

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篇(7)

关键词：数字新媒体；外部性经济；长尾经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8-0121-02

数字新媒体产业是在信息产业、互联网产业、电信产业等新兴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结合内容产业、大众媒体产业等传统文化产业，形成的一个综合的产业。因此，数字新媒体产业就不可避免地延续了各个相关产业的特点。

数字新媒体产业又因其与大众广泛而密切的互动、与政府职能部门重要而紧密的关系，从而深受社会文化和政府决策的影响。基于以上各方面的因素，数字新媒体产业在其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经济特征。

一、外部性经济特征

外部性经济[1]是指经济主体（包括企业或个人）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外部性经济又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负外部性是指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造成外部负经济的人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

数字新媒体产业在几个层面上都反应出了强烈的外部性经济特征。一方面，数字新媒体产业是其他产业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后续产业，因此，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发展严重依托于其他产业的发展状况。如，电信产业的网络架构范围严重制约了数字新媒体产业的渠道资源；信息产业的宽带技术、存储技术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发展速度等。另一方面，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发展也影响了其他产业和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如，一部电视剧或一部电影，甚至是网民的博客和播客中所宣扬的文化内涵和承载的道德伦理，对社会舆论、社会文化的形成都会产生一定的作用。长此以往，当数字新媒体产业中的某一种思想形成潮流后，甚至会对整个民族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产生影响。

当数字新媒体产业的某个外部性经济特征日益显著之时，就会使数字新媒体产业出现企业合并或企业分离的经济现象。业界人士已经形成共识：渠道和内容已经成为数字新媒体产业的两条腿，缺了哪个方面，都会使该产业停滞不前。在这种情况下，渠道运营商联合内容提供商发展内容产业，内容提供商联合渠道运营商的案例层出不穷。如渠道运营商中国电信在21世纪初就看到了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外部性经济特征，先后联合内容提供商在全国各地区开展互联星空业务，充分利用中国电信的用户资源、网络资源、应用支撑平台资源、营销网络、客户服务和宣传渠道等资源，营造数字新媒体产业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积极推动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中国最大的内容提供商中国广电集团也积极兴建广电网，构建自己的渠道网络。数字媒体产业的从业者以自己原有的核心业务为中心，不断联合数字新媒体产业的相关外部经济主体，拓展外部业务，使自己在数字新媒体产业上站稳脚跟。

以上是企业积极顺应数字新媒体产业正外部性经济特征而做出的经济行为。数字新媒体产业的负外部性经济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体制问题带来的。因为很多处于数字媒体产业链上的经济主体都是由事业体制转化为企业体制的。这是由于数字新媒体产业中的内容提供商生产的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公共领域的，渠道运营商搭建的网络也有相当一部分原本是用于公共事业的原因。随着国家政策的转变，虽然很大一部分事业体制的机构被逐渐商业化、产业化，但这种转变还是不彻底的。两种体制的思想掺杂在一起就导致了一部分属于公共领域的内容被商业化运作，使得消费者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另一部分应该完全商业化的内容却没有得到有效的商业运营，致使企业经营不善，得不到应有的利润回报。这都是数字新媒体产业负外部性经济特征的表现。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体制上进行改革。2009年10月，上海文广集团拆分为上海广电和东方传媒的举措就在体制问题上迈出了里程碑的一步，这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数字新媒体产业的负外部性经济特征。

二、长尾经济特征

长尾理论[2]是网络时代兴起的一种新理论。长尾理论认为，由于成本和效率的因素，当商品生产成本急剧下降以至于个人都可以进行生产，并且商品的销售成本急剧降低时，几乎任何以前看似需求极低的产品，只要进入市场，都会有人对其消费。这些需求和销量不高的产品所占据的共同市场份额，可以和主流产品的市场份额相比，甚至更大。从此，企业关注的不仅仅是那个代表畅销商品的头部；而是那条代表冷门商品的经常被人遗弃的长尾。

数字新媒体产业在表现出长尾经济特征的同时，还具备了实践长尾理论的现实基础。首先，数字新媒体产业具有一次性生产投入大，再次生产成本极低，甚至可以忽略的特点。其次，数字新媒体产业利用无处不在的网络渠道可以把小众化人群集合在一起，使提供相应小众化产品的企业找到他们进行针对性营销成为可能。这就构成了长尾经济的现实基础。例如，一个大型书店销售的书籍一般不会超过10万本，这些书几乎都是按照畅销排名进入销售网络的。数字新媒体产业的长尾经济特征还表现在社会舆论的导向层面上。在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时代，社会舆论反应的只能是精英群体的主流意见；而在数字新媒体崭露头角的年代，无数弱势群体的小众化、非主流民意也有了发声渠道（如博客、播客等）。这解决了社会舆论片面化、一面倒的社会舆论扭曲现象，使社会舆论向着多元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当然，这同时也存在着对非主流舆论进行恶意炒作，混淆大众视听、左右公众价值判断的恶劣现象，这就要靠政府职能部门对各种民意进行调节，以保持社会舆论健康发展。

三、规模经济特征

规模经济[3]是指在一定的经济水平上，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产出的增加则生产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逐步下降的经济现象。 数字新媒体产业相对于传统媒体产业，呈现出了规模经济特征。首先，随着技术和社会文化的不断进步，不同的人群对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各种相关产品都产生了需求。这就奠定了数字新媒体产业规模经济特征的市场基础。其次，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数字标准的制定，使得数字新媒体产业的产品源无论是在制作过程，还是传播过程，以及播放过程中都是以“0”、“1”代码的形式存在的。形式的统一就为数字新媒体产业的规模经济特征创造了技术条件。第三，在需求不断扩大、技术标准统一的前提下，数字新媒体产业链上就集聚了不同的企业群，使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分工不断细化、标准化。这就形成了数字新媒体产业规模经济特征的现实基础。数字新媒体产业的规模化生产，加大了从事数字新媒体企业的组织化程度，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效率，从而加速了数字新媒体的产业化进程。

四、范围经济特征

范围经济是指由产品生产的范围（即品种）而非规模（即数量）带来的经济。也就是说，当同时生产多种产品的费用低于分别生产每种产品时，存在的经济现象被称为范围经济。如果把两种或更多品种的产品合并在一起生产比分开来生产的成本要低，或者说当一个企业生产多种产品的利润比只生产一种产品的多个企业的利润总和还要大时，我们就可以说该产业构成了范围经济现象。那么，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该产业的从业者就应该选择多种产品进行生产，从而获得更大的投资回报。

数字新媒体产业就表现出了明显的范围经济特征。这是由数字新媒体产业的产业结构决定的。因为，数字新媒体产业的产品源（如数字音乐、电视剧等）通过集成处理后，就可以通过多种媒体渠道，出现在不同的媒体平台上，选择各种形式的终端设备进行播放，并且可以为形形的消费者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从业者为生产不同品种的产品付出的成本主要集中在内容集成这一个环节上，却能够从多种传播渠道上、不同的媒体平台上、形式各异的终端设备上、各种个性化的服务上获得丰厚的利润。例如，《喜羊羊与灰太狼》首先是以动画系列剧的形式出现在电视媒体中的，由于该剧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从而又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喜羊羊与灰太狼牛气冲天》《喜羊羊与灰太狼虎虎生威》等影院版动画片，该剧的DVD光盘、视频点播、游戏甚至是服装、文具、家居用品等衍生品也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据采访，大多数观众都认为影院版的《喜羊羊与灰太狼》不过是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的浓缩，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动，但这丝毫没有减少观众对该剧影院版的热爱。《喜羊羊与灰太狼》的运营商在对其中任何一种产品的营销，也都会提升该剧其他形式产品的价值。

可见，在范围经济的效应下，企业为产品研发、生产、营销的成本可以降到最低，不同产品之间还可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共同提升每种产品的价值。企业还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利用企业内部市场的合理配置、整合资金和人力资源，以降低管理成本。企业在采取多元化生产的方式后，就为企业构建了多条食物链，这不仅减少了企业的经营风险，也扩大了企业的发展空间，对企业的长远利益也十分有利。

因此，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处在数字新媒体产业链上的各种角色都会主动利用范围经济效应，以达到降低成本、扩大收入的目的。但是，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往往会过度地扩大经营范围，不断进军新的产品领域，形成庞大的集团企业。此时，国家就必须出台相应的政策或者用经济手段进行调节干预，以保护自由竞争、防止垄断、维护产业平衡和可持续发展。3G牌照的逐步发放就是国家把握数字新媒体产业中无线移动网络竞争与垄断程度的最好说明。

参考文献：

[1] 石声萍.经济外部性研究：机理及案例[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