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文化的思考篇(1)

一般而言，一个时代的思想、精神资源主要来自于自己的传统。我们都是站在先人的文化土壤上发言。对中国而言，中国具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数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传统。在世界文化的“轴心时代”，中国产生了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一批确定以后的文化路向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成为中国文化大系的主要源头。而且，其中的儒家思想后来成为国家正统意识形态，通过建制得以实现思想的政治化、世俗化。政治化主要表现为儒家思想与一人专制的政治体制相结合，以儒家礼仪安排政治秩序与法律秩序，以儒家的仁、忠、义等观念安排君臣等角色关系。而世俗化则是儒家思想深入到民间社会，全面渗进宗法社会结构的宗法秩序之中。世俗化依赖政治化以确立，只有政治权力的承认与推崇，甚至从制度上加以鼓励——例如晋代推荐贤良为官，主要就是以儒家的基本价值为标准。明清鼓励失节妇女自杀，理论上的根据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教条——儒家思想几乎无孔不入的渗入民间社会。

文化学奠基者泰勒对“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与习惯。”⑴古代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便包含了传统的政治制度、观念模式与价值模式。1840年至今，整个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形态与文化心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真正从观念上把西学引入中国的，就是“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他们喊出“打倒孔家店”与“全盘西化”的口号，一方面颠覆传统文化，一方面把“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插到人们的心里。从此，中国文化开始了另一个传统。“五四”至今八十多年，我们事实上已经开始在形成一种“五四”的传统，就是“反传统文化”的传统。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刊物是《新青年》，“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便首先在《新青年》上由主编陈独秀写出。今天有很多人批评当时的“民主”与“科学”只是口号，缺乏深刻的学理认识，诚然如此。陈独秀、胡适们对“民主”并没有一种确切的理解，对“科学”更往往把它和“技术”混为一谈。然而，在一个既没有民主传统，又缺乏自由精神的国度，光是作为口号引入这两种观念，就足以产生无穷的震撼力。“五四”之后的历史，就是民主自由人权科学在中国不断被认识、不断遭挫折，不断被言说的过程。

二

对今天的中国思想而言，我们的思想、精神资源既包括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也必须包括“五四”以来的“反传统的传统”。

“五四”以来的“反传统的传统”是中国人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而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形成的结晶。鸦片战争开始，这个曾经征服过无数民族的文化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无比艰难的文化裂变中开始他的换血的过程。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将国家现代化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内源发展者”，一种是“后来者”，也即“早发内生型现代化”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区别。如果把1840年以来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视为中国现代化从起步到进行的历史，那么，在这一进程中对现代化产生的影响最大的时期就是“五四”时期。

首先，五四时期的语言革命对思想现代化具有无与伦比的推动力。在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之前，中国人习惯上都是利用文言文表达思想与传承学术。文字本身不具意义，而语言却是思维模式的形式化。古代的文言文具有模糊性、概括性等特点，这与古代思想学术的特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白话文则引进西方的文法结构与语法结构，是一种分析性的语言，有助于把模糊问题清晰化、条理化。例如古代文字中说到“天”字，便是笼统的一个“天”，冯友兰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这一个字背后的内涵时说：“在中国文字中，所谓天有五义：曰物质之天，即与地相对之天。曰主宰之天，即所谓皇天上帝，有人格意义的天、帝。曰运命之天，乃至人生中吾人所无奈何者，如孟子所谓‘若夫成功则天也’之天是也。曰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运行，如《荀子·天论篇》所说之天是也。曰义理之天，乃宇宙之最高原理如《中庸》所说‘天命之为性’之天是也。”⑵从中可以看出，由文言文至白话文之后，文言文中的模糊、抽象、笼统的字词，都可以而且必须经过现代人的诠释用白话文明晰、科学、具体地表达出来，使思维清晰化、具体化、条理化。现代人对古代文化的诠释，首先便在于弥合由语言断层造成的思想断层。白话文的另一重要意义是有利于思想的传播，以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作为表达深刻思想的手段，有助于思想的迅速传播。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文字，其文法结构乃至思维方式都是“五四”时期语言变革的产物，也就是说，“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正宗，不管你赞同还是反对传统文化，赞成还是反对五四思潮，你所使用的书面语言都是以“五四”为主要源头的语言。

其次，“五四”开始了一种深刻的思想文化转型。余英时先生认为，儒学的批判是从内部开始的，不仅晚清如此，“五四”也是如此。晚清时期，无论是以康有为、谭嗣同为首的今文经学家还是以章太炎、刘师培为首的古文经学家，均无意识的站在西方立场对儒家礼俗有所批评。因此余先生认为现代反儒学的运动“最初源于儒学的‘内在批判’。”⑶而这种批判在后起的陈独秀、胡适、鲁迅身上就变成对“礼教吃人”的激烈抨击，甚至做出“打倒孔家店”的姿态。由儒学“内在批判”始而至于“打倒孔家店”，期间突出的一点，就是西方文化的大规模进入。陈独秀、胡适们观察中国历史、现实的参照坐标，他们赖以理论的思想资源，都是西学。总体言之，他们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视为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而他们自己淫浸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深谙中国文化、制度的痈疽，而且为之深感痛苦，特别是深重的民族危机更使他们有一种以学术去唤醒国人的使命感。因此，他们不得不摆出一副传统颠覆者的姿态，以西学的价值观念去颠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这种颠覆的姿态，造成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空前大撞击，西方的“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等观念深入人心。虽然这些观念停留在口号的阶段，但是这却使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除了儒家的“礼教”之外，还有另外的更合理的社会秩序值得追求，除了儒家的“圣人”之外，还有另外更合理的人生境界可以向往，除了皇帝一人专制制度之外，还有更合理的“无君无父”的制度值得探索。而且，近百年来，中国人就这样追求着，向往着，探索着，虽有过无数的艰难曲折，经历过一次次的悲剧循环，但是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的薪火，屡扑不灭！

可以说，“五四”的反传统，就是在僵化了的传统中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输入新鲜的血液，吹入新鲜的空气，而这新鲜的血液、空气，恰恰就是推动中国现代转型，促进中国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因此，“五四”开辟了一个与中国固有传统完全不同的新传统，也就是以“反传统文化”姿态出现的传统。

当前的中国人面对这样两种貌似冲突的传统，要合理深入的继承这两种传统给我们的精神、思想资源，就必须对这两种传统做出梳理。这两种传统要共同构成今天我们的精神和思想的资源，它们首先不能是水火不容，而必须是可以互相容纳甚至具有互补性的。在我看来，这两种资源是可以并行不悖而且必须并行不悖的，只有如此我们的精神、思想资源才可能更加丰富。这两种传统主要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冲突的关系。

三

“五四”时期以《新青年》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全盘反传统。而所谓“传统”，事实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我认为如果仅仅把五四思想家抨击的对象视为一个整体，而后断定他们反礼教而且反孔子，必定无法理解五四思想家们的激烈姿态背后的理性，更难以发掘他们的意义。

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在传统社会，儒家思想通过国家化、政治化、世俗化，造成一种复杂的思想－社会体系。而儒家由思想家的思想转变成为全面安排人间秩序，体现于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之中的思想，中间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环节。思想家的思想本身是一条脉路，而在思想的意识形态化，也就是政治权力通过权力行使把思想政治化世俗化加以推广的过程中，由于利益关系，体现于政治、社会现实的价值观念，就往往不再与原来的思想家的思想相一致，甚至走到思想家元思想的对立面。儒家思想正是从思想家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中从善良的愿望出发重新安排人间秩序，而后被政治利用，政治化、世俗化，并且造成各种罪恶的教条。明清时期，也就是儒教社会的成熟时期，“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杀人的价值信条，无一不是来源于儒家思想家的教诲。

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等人对孔家店的批判，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孔教的基本教义不适合于中国现代社会。对于到底什么是“中国文化”，陈寅恪曾说：“吾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⑷在1911年，帝制就已经在建制上崩溃了。也就是说，“三纲”的“君为臣纲”一条已经在实际上消失了。这意味着传统文化建制化的最基本一环的消失。对当时大多数受过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人来说，帝制的崩溃展示了中国走出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希望。而当时的社会现实却又使他们不得不正视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的艰难。革命不过是揭去屋檐的几块瓦片，以示“革命必须破坏”，在广袤的农村，处处都是阿q、闰土、鲁四老爷之类的人物。而在政治上，袁世凯、张勋先后复辟，充分表现了这个国度对帝制的迷恋。袁世凯特别借重儒学以期建立其帝位的合法性，更加深了知识分子对儒学的恶感。我们回到当时的现实，与儒家“礼教”在现实中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不是孔孟对国家道德的温情脉脉的描述，没有《礼记》对圣王与大同世界的深情款款的向往，更非二程、朱熹对圣人、道德的孜孜不倦的追求，而是一整幅与现代文明出于对立状态的文化场景与心理场景：在政治上，是固有的民本主义思想，甚至渴望君臣大义的重建；在社会生活中，是小脚、姨太太、贞洁牌坊，残暴的监狱与法庭；在价值领域，仍然是贵贱、上下、尊卑、男女、父子的人格不平等。这些现实都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如果要展望一个文明社会，就应该批判这些现实并且寻找这些现实的价值根源。而这些现实的价值根源无疑与儒家礼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果我们把儒家思想与政治化、世俗化之后的儒家世俗观念区别开来，我们对“五四“启蒙思想家们对礼教咬牙切齿的态度就可能更具同情之理解。无论是陈独秀，胡适，还是鲁迅、吴虞，他们都是紧贴着地面发言，他们的工作都是基于现实批判而进于文化价值批判。陈独秀在《新青年》的答辩状中列出了《新青年》的几条“罪案”：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⑸

这些“罪案”，实际上就是《新青年》集团当所从事的事业。陈独秀的逻辑是这样的：“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⑹也就是说，他们反对的是和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之精神相冲突的中国现状。即以反“孔教”言之，在当时任何一个人，只要反对帝制追求民主，便不得不反对孔教尤其是其中“君为臣纲”的教条。陈独秀在袁世凯复辟过程中写了不少反孔文章，因为袁世凯复辟所借助的价值力量与思想力量便是传统礼教。陈独秀直接斥道：“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⑺陈独秀的反孔，实质上就是反“立君”，反“复辟”。鲁迅之反对“吃人的礼教”也是如此。《狂人日记》中，“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⑻吴虞解释说，那些最热衷于讲仁义道德的人，事实上就是吃人者。鲁迅这种貌似偏激的批判，是建立在对中国民间社会与中国野史的深切理解的基础上的。儒家的教条中，光是一个对“贞节”的鼓励与提倡，便不知道夺去了多少妇女的生命！儒家教条的泛道德主义思维模式，则更是用僵死的道德观念紧紧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在《我的节烈观》中，鲁迅写道：“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互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⑼这些道德明显来源于传统的儒家思想，但是它们作为儒家思想世俗化之后的观念，切入实际生活中却成为杀人的教条。鲁迅所说出的赤裸裸血淋淋的现实，鲁迅的批判也指向这些丑恶的现实。与陈独秀一样，鲁迅所憎恶的，是“礼教”借国家机器实现对思想言论的扼杀，他说：“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所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厉害。我们几乎看不见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⑽五四思想家们对儒学的反感，最主要的方面，就在于当时的现实及中国的历史中，儒学的一尊地位，压制了其它思想、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正如陈独秀所说的：“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⑾因此他们对儒学的批判，与其说是对儒家原思想的批判，不如说首先是对这种政治上社会上思想一尊局面的批判，是对思想专制的批判。在一个一种思想独尊，并且压制其它思想发展的时代，对这种专制思想进行批判的意义，并非在于否定这种思想本身的价值，而在于通过思想批判达到社会批判的目的，也就是为社会提供一个新的思想空间，一种新的思想可能性，如果没有一种新的可能性出现，就没有思想自由的可能。没有对中国盘踞独尊之位的儒家思想的批判，就不可能有民主、自由、人权观念的传入。我们今天尽可批评五四思想家们对民主自由等等现代观念的认识的局限，但是在当时，在这些现代观念开始传入中国的那个阶段，如果没有在传统思想中扯开一点自由空间，这些观念无法在中国生根。而对原始儒家思想的态度，五四思想家的主要目的，是把它还原为百家争鸣中脱离政治，可以批评的一家。正如胡适在早期的论文《先秦名学史》的导论中说的：“我确信，中国哲学将来有赖于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这种解放，不能只用大批西方哲学的输入来实现，而只能让儒学回到它本来的地位；就是恢复它在其历史背景中的地位。儒学只是曾经盛行于古代中国的许多争鸣学派中的一派，因此，只要不把它看作精神的、道德的、哲学的权威的惟一源泉，而只是把它看作灿烂的哲学星系中的一颗星，那末，儒学独尊的局面就将不复存在了。”⑿

由“儒教中国”的现实出发，五四思想家猛烈抨击这些丑恶现实背后的价值观念，也就是儒教教条。“旧伦理”、“旧艺术”、“旧政治”等等都是这些教条支配下的产物。早在1919年3月，林纾便写信给蔡元培，控诉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和“尽废古书，行用土语”。蔡元培回信辩解，认为北大的教员所反对的只是那些依托控制之名而反对革新的言论，而非与孔子本人为敌。他说：“‘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使在今日，有拘泥孔子之说，必复地方制度为封建；必以兵车易潜艇飞机；闻俄人之死其皇，德人之逐其皇，而曰必讨之，岂非昧于‘时’之义，为孔子之罪人，而吾辈所当排斥之耶？”⒀蔡元培向来以兼容包并之气度著称，他对林纾这样的回应，来自他的客观的观察。在儒学被定为一尊的思想社会局面中，要打破这种独尊局面，便需要这种思想之外不同的声音。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史》中认为：“‘五四运动’早期的新知识分之们攻击儒学，主要是攻击现行的对儒家学说的正统解释。这种解释也好，这种攻击也好，虽说都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但是也不一定完整地把握了孔子的理论或精神。”⒁“儒家学说的正统解释”就是陈独秀们攻击的旧伦理旧政治的理论基础。

余英时先生曾论及西方近代反基督教思想家们的态度：“基督教在西方近代文化中有两重性格：制度化的中古教会权威在近代科学的冲击之下已经彻底崩溃了，但是作为价值来源的基督精神则仍然弥漫在各个文化领域。外在超越型的西方文化不能完全脱离它，否则价值将无所依托。启蒙运动时代西方文化思想家所攻击的只是教会的专断和腐败而非基督教所代表的基本价值。反教会最强烈的伏尔泰，据近人的研究，其实是相信上帝的。尼采和齐克果都曾著书反对基督教，但是他们对原始教义仍然是尊重的。他们只是不能忍受后世基督徒的庸俗和虚伪。”⒂余先生以此为参照系对比中国情况：“‘五四’以来反传统的人又误以为现代必须以全面地抛弃中国文化传统为前提，他们似乎没有考虑到如何转化和运用传统的精神资源以促进现代化的问题。”⒃西方中古教会权威的崩溃，经历了数百年的科学发展的积累，哥白尼的地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无不对教会权威造成极大的打击。但是这样的科学在中国并不存在，而且这样的科学也无法摧毁中国传统中独尊的儒学的地位。要从价值上摧毁儒学独尊的地位，只能以观念战胜观念。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思想的传入对当时很多人的思想起到了颠覆性作用，加上朝代末世各种社会危机的并发，直接导致清王朝的灭亡，也是中国皇帝制度的灭亡。儒学三纲中的君臣一纲在表面上已经消亡了，但是儒学的建制远远没有崩溃，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它仍然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由此才有“改造国民性”运动的进行。这时启蒙思想家的反孔，与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家们一个大致相同的地方，就是主要力量集中于反对建制化，政治化的儒学，而非孔孟的原始精神——虽然他们同时也认为即使是孔孟的原始精神也有太多和现代应有的文明格格不入的内容。而且他们自己本身在安身立命之处常常就是传统主义者。鲁迅的一个思想核心是“中间人”角色的自命，也就是说他清醒的认识到自己是“因袭了传统的重负”的。而胡适1929年的日记就记载了傅斯年的话：“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然是传统的中国人。”胡适评论这句话道：“孟真此论甚中肯。”⒄胡适、鲁迅对待他们的母亲的态度，就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儒家精神中“孝”的要求。五四思想家们做出全面抛弃传统文化的姿态，实际上是充分考虑了文化的惰性，企图使态度与现实折中。鲁迅就曾说过，“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间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和平的改革也不肯行。”⒅

林毓生在《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中对五四思想家批评道：“既然五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有意完全拒斥儒家的传统，他们当然就不会去寻求创造性地转化传统的可能性了。即使他们要将儒学与西方自由主义相整合，他们也会觉得并不可能，因为他们对儒学的了解深受传统思想模式的约制之故。”⒆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林毓生批判五四思想家把传统视为整体的，而他自己却把“知识分子”视为整体的。事实上，对“五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陈独秀、胡适、鲁迅们而言，儒家思想只是中国思想中的一支，他们也希望把儒家还原为争鸣的一家，因此，他们丝毫不会去干涉别人——不管是“完全接受儒家传统”了的辜鸿铭，还是“最后一个新儒家”梁漱溟——去拥抱儒学甚至拥抱儒家礼教的自由。今天即使有反传统的知识分子，也不会干涉林毓生“创造性地转化传统”的自由，而林先生指责五四先驱没有他的“创造性地转化传统”，背后有两个基础，一是以今人立场指责前人思想，一是预设了儒学的普适性，在儒学的立场上把它看作一种普适的“价值来源”，从而批评五四思想家对这种普适性的怀疑。

四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中国古代传统以儒家为主体的思想－社会体系的态度，有两种不同的角度。如果我们仅仅看原始的孔孟荀朱陆王，那是哲学的角度，在这一层面上，儒家思想可能成为构建我们新的精神家园的一个最主要的根基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可能补救西方文化的一些弊病。中国哲学这一学科模式来自西方哲学，从胡适写出第一部现代意义的哲学史开始，中国哲学的内容，基本上是西方哲学主题的异域变奏，很多西方学者不承认孔孟等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符合他们的“哲学”定义，因此并不承认中国有哲学，比如黑格尔。但是今天，一部分西方哲学家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哲学，并且把它放到与西方哲学对等的地位上加以审视。他们把中国哲学视为西方哲学的一面镜子，在《孔子哲学思微》一书中，作者郝大维、安乐哲这样说到：“在我们当前这个历史的决定性时机，不去吸收中国的智慧，就会使西方失去一个惟一的发现自己的机会。”⒇另一种角度则是从儒家原始思想政治化、世俗化之后形成的教条入手，批判这些教条的反现代特征，对人性的桎梏，对捍卫人道底线的无力，这是历史的角度。在这两个角度中，哲学角度承接了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历史角度则开辟了一个“反传统文化”的传统。而这两种传统在今天可以并行不悖。

我们观察五四时期的反孔与尊孔的论争，便会发现他们的分歧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陈独秀向来被目为极端反传统的，他在《旧党的罪恶》中有这么一句话：“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条件。无论新旧何种思想，他本身本没有什么罪恶。”而梁漱溟向来被视为“最后一个儒家”，“新儒家”的第一代开山祖师。但是梁漱溟在赞美孔子的同时，对“礼教”桎梏下的中国人的批判，丝毫不比陈独秀们温情。他曾经批评中国人：“中国人始终记念着要复辟，要帝制，复辟帝制并非少数党人的意思，是大家心里所同。他实在于他向来所走的路之外，想不出别的路来。”（21）“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字。”（22）废除帝制，废除尊卑大小的不平等关系，实际上都是儒家礼教所视为不可忍受之事。同样，熊十力对家族制度的批判也毫不客气。事实上，在现实层面，任何有良知的知识人都会批判当时的儒家教条，只不过反传统的思想家不再理会，甚至直接批判原始儒家价值，而尊孔的思想家在批判现实的同时在灵魂层面回到原始儒家价值。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与九十年代的国学“复兴”，意味着 “反传统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经历了三十年“文革”破坏之后的承续。这两种传统都是我们今天赖以思想、发言的基本土壤。而且，这两种传统的并行不悖，可以为未来思想状况提供更加丰富的可能性。“五四”思想家们宣传“民主”、“自由”、“人权”的事业，得到传承，并且人们进一步梳理这些观念，以补五四时期认识粗疏之弊。而儒学经过“五四”的洗礼，已经不得不把民主、人权等观念融入自身，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就是把民主科学观念植入儒学体系的一种富有价值的尝试，而儒学究竟能否通过现代解释而成为具有普适性的文化价值来源，这一问题的回答尚待人们的努力。

注　释：

⑴泰勒《原始文化》，蔡江浓编译，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第3页。

⑶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第2、3、4页

⑷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见《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0、11页。

⑸⑹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

⑺陈独秀《复辟与尊孔》，《独秀文存》第115页。

⑻鲁迅《呐喊·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一卷，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44页。

⑼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一卷，第67页。

⑽鲁迅《坟·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一卷，第58页。

⑾陈独秀《答吴又陵（孔教）》，《独秀文存》第646页。

⑿胡适著，欧阳哲生、刘红中编《中国的文艺复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第17页。

⒀蔡元培《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函》，转引自周策纵《五四运动史》。

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8月出版，第435页。

⒂⒃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联经出版事业出版，第15页。

⒄转引自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第27页。

⒅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二卷，第8页。

⒆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12月出版，第193页。

⒇郝大维、安乐哲著，蒋戈为、李志林译《孔子哲学思微》，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第255页。

（2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第42页。

对传统文化的思考篇(2)

【关键词】传统廉政文化；廉政务实的思想；道德自律；廉政制度

2013年4月19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廉政文化，是人们关于廉洁从政的思想、信仰、知识、行为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评价，从根本上反映着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目的和执政方式，是廉洁从政行为在文化和观念上的客观反映。主要内涵是从政的思想和道德、从政的社会文化氛围、从政人员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纵观中国各个历史时期，总有一批在政治上具有卓远见地，在实践上清廉勤勉的政治家与思想家，他们不仅提出廉政务实的思想，而且用自身的行动践行着传统廉政文化的指引和方向。《周礼》就曾经提出，对官员的考核有六廉，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政、廉法、廉辨，意思是说一个官员必须具备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明辨是非等基本品格。六个方面均以“廉”为冠，不仅仅要求个人品德上的清廉，还包括许多方面的执政能力。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民本思想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孟子曾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也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唐朝“安史之乱”后，思想家陆贽曾说：理或生乱，乱或资理，有以无难而失守，有以多难而兴邦。后又说：得众而得国，失众而失国。

（二） 尚贤思想

其思想内涵有三点：一是反对任人唯亲，提倡重视才能。战国时期的商鞅曾说：虽贵无所劳华。孟子也说：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是统治者要能做到求贤若渴。“信贤，境内将服，敌国且畏”。三是让民众来评价实际考察，先试而后用。孔子云：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乡人皆好之，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三） 德才并重，以德为先

孔子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宋代司马光也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德的内涵和德的培养有着丰富的内涵，节俭、爱民、正身都是德的重要内容。“俭，德之共也”。“去甚，去奢，去泰”，就是去掉身上那些过分的欲望和要求。孔子说：慎用民力，使民以时。董仲舒f：不与民争利。重德的思想还表现为把德与选官制度相结合起来，强调德才并重，以德为先，这是一条基本的用人经验。

（四） 公私分明

公私不分，化公为私，是腐败者的常用手段。公私分明，是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相区别。战国时期的商鞅曾说：公私不分的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危亡的大问题。思想家们同时还提出：任公而不任私，不以私爱而公义。“国耳忘家，公耳忘私”。秦汉以后的思想家们往往在“廉”这个字的前面加上一个“公”字，叫公廉。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公私分明，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家喻户晓的廉吏。在他临死之前，他向皇上陈述：我在成都有八百棵桑树，有薄田十五顷，衣食都是官给的，除此之外我没有别的财产，这恐怕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份官员财产申报书。

（五） 正身律己

注重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孔子就多次说过政与正的关系。孔子云：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政者应当经常的自省，见贤思齐。君子之德风，“上之所好，下必甚之”，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曹操崇尚节俭，百官不敢穿新衣服。

（六） 家国同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通过伦理教育来培养官吏的廉政行为，是廉政培养的一条具体途径。《尚书》云：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孟子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吕氏春秋》云：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节俭与孝是家庭伦理、个人伦理，忠和廉是政治伦理，我国古代廉政文化将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对于促进和保障廉政行为，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七） 循名责实

对传统文化的思考篇(3)

关键词：传统文化教学；爱国主义教育；小学；阶段德育；教育

中图分类号：G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132（2016）19-0156-02

DOI：10.16657/ki.issn1673-9132.2016.19.101

一、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现状

作为德育教育的根基，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作为学生德育最主要的一部分，弘扬中华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是我们必须要重视的。但由于传统的教学方法在对这一方面进行教学时，大多数都是照着教材来进行教学，十分枯燥无味。而小学的学生处在一个好动的年纪，如果课程枯燥，学习的积极性不高，导致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大大降低，使得学生对知识的了解也就达不到理想的效果。这样的课堂教学是失败的。因此，只有改变教学方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才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吸收知识，在此基础上慢慢树立起爱国思想。

二、《传统文化》教材分析

《传统文化》这套教材，以齐鲁文化为主，反映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其以诵读原创为经典、感怀名人志士、游历名山圣水、品味艺术之乐为基本活动内容，旨在使民族文化得以血脉相承，使少年儿童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从而陶冶情操，开启心智，提升志趣，提升综合文化素质，激发爱国情感，培养民族气节。

三、如何在传统的文化教学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渗透

传统的文化教学最主要的就是向学生进行知识灌输，大多数都属于死记硬背，虽然学生可以用这种方法将老师所教的知识记住，但学生并不喜欢这种知识记忆方法。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如果教学方法不得当，就会使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相应的下降。因此，在当今的课堂上，我们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一）运用多媒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现在大多数的学校基本上都配备了教学多媒体，因此，教师可以考虑运用多媒体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当然，运用多媒体并不是干巴巴地放几张PPT，而是需要充分利用多媒体这个平台，更好地让学生领略我国的传统文化，从而更好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接下来，我们以教材中名胜佳境这一部分为例，详细地说明一下。

教材中名胜佳境的第一部分主要分了四块：泉城济南、佛教名胜千佛山、名泉之冠趵突泉以及泉城明珠大明湖。教师在进行这一部分进行教学时，可以先给学生放一些图片，让学生自己讨论这些图片都是哪些名胜，这些地方具体的位置在哪里。运用这样的教学方法，课堂气氛很快就可以活跃起来。这样一来，教师授课的积极性也大大提升了。等学生讨论完毕，教师可以告诉学生答案，激发学生的兴趣，更好地引入这节课的教学内容。在学生都认识了这些景点后，教师就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一个个的解说这些名胜。当然，在这期间教师需要给学生播放一些相应的视频来帮助学生更直接地了解这些名胜，帮助学生加深记忆，促进知识更好的理解与吸收。在学生观看完毕后，教师可以向学生提问，了解学生对这些影视资料的看法。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将这些名胜曾将发生过的大事件告诉学生，从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如果学生的兴趣十分浓厚，教师可以给学生留下课外作业，在课后以多种方式如向家长询问、上网查资料、去图书馆进行图书查阅等方法获取更多的知识，在潜移默化中让学生自主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

（二）进行学生之间的互动，在活跃的课堂气氛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在教材的艺术乐园这一单元中，关于对联与成语这两部分，学生是比较生疏的，特别是对联这一方面。因此，教师在进行这一部分教学时，可以提前让学生收集一些经典的对联、成语。在上课时，教师首先教授一些基本的知识，然后留出一部分时间让学生在课堂上进行交流，以使学生领略到祖国文化的魅力，潜移默化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对于成语这一部分，教师可以让学生自己解释他们所收集到的成语。如有错误，教师可以在旁进行纠正，这样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这个成语的印象，还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这种教学方法可以大幅度提高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更有利于教师授课。

四、整合学校活动，提高爱国教育质量

在开展传统文化教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上，学校还整合学校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的爱国主义教育。如在学习了《三孔》这部分内容后，学校可利用假期组织学生赴曲阜泰安开展游学活动。在“三孔”，学生感受了“至圣先师”孔子穿越历史的不朽魅力，品读到中华文化深厚的积淀。在曲阜师范大学，学生聆听了专家的国学报告，增进了对国学的深层感悟；在岱庙和泰山，师生们赞叹了巍巍中华的钟灵毓秀，感受到泰山厚重的文化积淀，使得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得到了增强。

五、结语

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内容丰富多彩，而且绝大多数仍然对现在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在进行传统文化教学时，教师需要联系其中精华的部分进行教学。对于爱国主义这一方面的教育，教师需要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法，鼓励学生大胆进行讨论。有条件的学校可以让学生走出课堂，进行户外教学，进行教学实践。当然，教师自身也需要注意提升自己自身的教师素养，不断学习新知识充实自己，以更好地为学生传授知识，让学生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更好地接受爱国教育。此外，教师要继续加大《传统文化》的教学力度，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紧密结合，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对传统文化的思考篇(4)

关键词：宏村；规划；徽派建筑；文化保护

宏村是位于安徽黟县东北部的一个小村庄，村落面积19.11公顷，始建于南宋绍熙年间（公元1131年），至今800余年。它背倚黄山余脉羊栈岭、雷岗山等，地势较高，常常云蒸霞蔚，时而如泼墨重彩，恰似山水长卷，融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为一体，被誉为“中国画里的乡村”。

整个村落水系环绕，水流依墙委婉而动，使它有着水一样的灵性；村内依水而建保留完好的明清古民居，使其成为徽派建筑村落中最有魅力的村落，成为徽派建筑村落的代表，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一、村落规划

宏村是中国古代依据仿生学建造，具有独特造型的“牛型村落”。始祖汪九是唐初越国公后裔。村子始建于宋代，其规划由一个名叫胡重娘的女子设计，该女子是西递古村一风水先生之女，嫁给了宏村一个祖先的族长，该女子运用了自己的才智，借助在京城身居要职的丈夫的力量，才有了完美的宏村……村内有着数百户粉墙青瓦的古民居群，特别是精雕细镂的承志堂、敬修堂；森严的上元厅、南湖书院；街道两旁古朴的店铺；充满诗意且碧绿如镜的月沼，以及碧波荡漾的南湖……如此美景构成了完美的艺术整体，带给我们悠久历史所留下的深远的文化底蕴。

整个村落的“牛”型结构被誉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一大奇迹。巍峨的雷岗为牛首，参天古木是牛角，由东而西错落有致的民居如庞大的牛躯。以村西北一溪凿圳绕屋过户，九曲十弯的水渠，聚村中天然泉水汇合聚成一口半月形的池塘，整个形如牛肠和牛胃，其半月形池塘又名“月沼”。人们又在绕村的溪河上先后架起四座桥梁，作为牛腿。这种别出心裁的村落水系设计，不仅为村民生产、生活用水提供方便，更创造了家家门前有清泉的良好环境。

宏村依山傍水而建，村后以青山为屏障，地势较高，可挡北面来风，既无山洪暴发冲击的危机，又有仰视山色泉声的乐趣。

二、村落建筑

宏村背倚秀美青山，清流抱村穿户，数百栋明清时期的民居建筑静静屹立。它吸引人的地方还在于它的民居建筑，宏村民居被称“高墙深院小窗户”，是徽派建筑的典型。

徽派建筑的主要特点就是青砖黛瓦马头墙。其中有讲究的房子布满木雕、砖雕、石雕，代表了身份、荣耀，马头墙本身则是为了防火，天井则是在下雨时蓄水应急，通风、透气、采光。高大奇伟的马头墙灰白的屋壁被时间图画出斑驳的线条，更有了凝重、沉静的效果；还有祠堂、书院和牌坊。走进民居，砖雕、石雕、木雕装饰满眼皆是，门罩、天井、花园、漏窗、房梁、屏风、家具，都在无声的展示着精心的设计和精美的工艺。

宏村现有明清建筑138座，粉墙青瓦，巷门幽深。建筑的马头墙高低错落，真是“高高低低马头墙，黑白分明瓦与墙”的典型徽派建筑。若没有马头墙，徽派建筑的风韵会顿失光彩。村中有几处规模较大的民居，分别是承志堂、东贤堂、三立堂、南湖书院等，都是大门森严，古朴宽敞，精雕细镂。

宏村古建筑中的汪定贵宅承志堂，被誉为“古民居建筑博物馆”。是皖南古民居中规模宏大，设施齐全，布局合理，三雕精湛的代表作。进门就可以看到水缸，它主观上讲是聚财，客观上是作为消防池。房门即莲花门至上而下由眉板、胸板、腰板、群板组成，为了通风、透气、采光，胸板采用了镂空雕，腰板采用的是浅浮雕或深浮雕，群板则用平板。这里就像徽派木雕工艺陈列馆，尽是木雕镂空门窗。前厅横梁上的“宴官图”，充分表现了主人虽地位不高，但追求功名利禄、向往达官贵人的生活。几百年的银杏树雕的是琴棋书画，以及茶余饭后的活动。梁上雕的人物都是往前倾的，这叫高浮雕。高浮雕比深浮雕更进一步，好处在于让人从下向上央视的时候形成准确的透视。中门上方护楼板上的立柱调着“渔樵耕读”，南北财神，斗拱上是“三国演义”，边门上方的“商”字图案，全都层次丰富，人物繁复而生动。

在宏村，石雕多体现于祠堂和牌坊。砖雕都体现在大门口，明清时期的建筑大门口都有门镂式面罩，有的大门两侧砌有八字墙，人们在这些地方精雕细琢，使原本无生命的青砖一块一块活了起来，有着人物，鱼虫，山水，都是镂空雕刻。木雕题材也十分广泛，无所不有。

三、村落的保护与利用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尤其是古建筑水乡如诗如画的美景，每年都吸引无数的游客和艺术专业的学生。因此，保护与利用宏村的生态与人文资源尤为重要。

大量的游客观光旅游，对环境的破坏，对部分古建筑的保护不利。每年大量学生写生，颜料水等对周边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当地居民为赚钱，不惜拆卸其他尚未列入遗产保护的古村落上的雕刻。

应采取有效的保护原则和措施。保护古村落水系建筑景观的原真性，要控制对自然水质的污染。保持人文文化背景，承传淳朴的民风，保持传统的民俗。并建立保护专项小组，制订古村落建筑的分级保护措施，收集记录周边散失的遗迹和资料。与周边古村落联合，控制对古建筑上雕刻的拆卸与买卖，共同保护原生态的建筑与文化。

四、结语

在徽州有数不尽的高墙深院，在宏村穿巷走弄总是与水相伴，印刻在老建筑上的沧桑和水系是历史最好的见证。

宏村这座传统古村落历经风雨沧桑，是徽派建筑古村落的完美代表。宏村的规划、街道形式、建筑和装饰以及房屋与广泛的水系相结合的“牛”形规划布局，被中外专家认为是“将科学与诗意完美结合、建筑与环境珠联璧合的典范”，是人类古老文明的见证。

但如何深层的保护和利用古村落宏村的自然与人工天然为一体的水系生态环境的文化景观以及隐藏在其背景下的人文文化和环境风水学的空间设计，是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李允F.华夏意匠――中国古典建筑设计原理分析[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

[2]丁俊清.中国居住文化[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

[3]汪森强.水脉宏村[J].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3.

对传统文化的思考篇(5)

现代设计发展的速度非常快，现代设计发展的早期阶段，一直是以各种形式的民族元素的出现。然而，现代设计是一种明确的经济活动现象，具有鲜明的商业特色。但它在传播的过程中，目标群体是为广泛大众，从而创造出独特的思想教育作用，正因为如此，可以说现代设计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是必然要适应大众的文化韵味和审美习惯，换句话说，现代设计如果想获得大众的的认可，首先应与民族传统和审美习惯相符合。现代设计发展顶峰的代表，包豪斯（Bauhaus），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包豪斯在十九二十年代初，对中国的道教有着浓厚的兴趣，还将其学说应用于现代设计中。包豪斯对现代设计产生重大影响，不仅大大超过其创始人沃尔特•格罗皮乌斯，也远远超出了它的国际边界：从德国到其他国家，再扩大到整个欧洲，再从欧洲来到世界各地。虽然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但从未失去了对传统文化的青睐。事实上，促进传统文化和现代设计的融合，这是包豪斯的文化精神是相通的。

二、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的实际应用

1.传统文化在标志设计中的使用

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使用的非常广泛。有着上下五千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中使用，不仅有利于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也为信息交流发挥起到积极作用。近年来，从许多著名的经典案例标志设计作品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传统文化和现代设计的融合。中国企业想要展示他们的特点和优势，传统文化的提炼是必要的。许多企业一味追求国外经典设计效果，而没有分析其企业存在的潜在文化内涵，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以中国银行的标志为例。中国银行——中国金融业的代表，尤其是需要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需求。长期以来，人们对古铜钱根深蒂固的理解是财富的象征。其标志的基本形状以古铜钱为主，将“中”字嵌入其中寓意天圆地方，给人稳重、简洁之感。体现了中国银行的企业特征，其历史的厚重感在标志设计表达得淋漓尽致，成为应用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中国印•舞动的北京”以印章作为主体表现形式，将中国传统的印章和书法等艺术形式与运动特征结合起来，经过艺术手法夸张变形，巧妙地幻化成一个向前奔跑、舞动着迎接胜利的运动人形。人的造型同时有着字体“京”的意蕴，将中国汉字表达得淋漓尽致。印章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暗喻一种承诺，这是中国人对奥运的承诺。图形中应用了最能体现中国五千年文化底蕴的艺术形式。

2.传统文化应用于现代书籍设计

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设计中，使各个民族文化融会贯通，形成具有自己中国特色的装帧形式。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书籍设计的应用，使得书籍设计注重形式美感。首先其中视觉元素来源包含中国绘画、中国书法、中国戏剧元素、皮影戏、中国的漆器、风筝中国刺绣、水葫芦、陶器、茶壶、中国瓷器、筷子、八卦等等，还有传统文化中的图案，如四神、鸟兽、龙、祥云、麒麟等。其次，从应用形式来看传统文化使用传统视觉元素，是现代书籍的设计重点。将中国传统文化应用到现代书籍设计中，强调的是传统文化和现代设计真正意义上的融合。这不仅需要设计师对传统图案加对其形式作为叠加，更重要的是将其深刻内涵赋予其中。

三、结论

对传统文化的思考篇(6)

摘要：本文重新审视、梳理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及实现方式，积极探索“让学生自觉将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内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落户’高职院校、扎根思政课堂、深入学生心中”的新路径、新思路：转变教育理念，营造优秀传统文化氛围和育人环境；开发“三合一”的思政课特色教材；提升教师传统文化素养和科研意识；提倡文化自觉，构建激励、多元、动态的考核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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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优秀传统文化 高职院校 思政课堂 路径

在经济、信息全球化，多元价值文化、东西方各种思潮相互激荡，高职学生在对传统文化理念审视时，不同程度地受到外来文化影响，这给高职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也给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带来新的危机和挑战。“如何在思政课堂上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让高职学生在文化多元主义的今天自觉将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内化成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摆在每一位思政教育工作者面前的崭新课题。

一、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教育中的价值及实现方式

作为实现中国梦的新生力量的当代大学生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了解多少，接受、掌握和继承多少？针对这个问题，课题组对长株潭城市群各大院校，尤其是高职院校进行了深入的调查，调查结果不容乐观，甚至是令人担忧。中国当前教育体制的局限、接受传统文化知识途径的缺乏、大学生自身对传统文化认识的不足等原因导致当代大学生尤其高职学生传统文化知识严重匮乏。为了提高大学生道德水准、自身综合素质必须从实践出发，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教育中的价值，积极探讨传统文化教育的新模式。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政教学资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从中国悠久文化积淀中抽象出来，积极影响整个社会发展的文化，是对中华民族共同精神、思维方式、心理状态和价值取向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千百年来政治、思想、文化的结晶，涵盖了中华五千年华夏文明，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情操、礼仪制度等为后世为人处世及治国治学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思想资源，是每一个中华儿女获得自尊和自信的精神来源，更是民族前进发展的原动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和基石——爱国主义精神为高职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课题组以湖南电气职业技术的高一新生为研究对象，利用五四青年节、国庆节、建军节等节日开展主题班会，带领学生参观长沙烈士公园、韶山毛泽东故居、彭德怀故居等红色革命教育基地，激发学生对祖国命运前途的关心，唤起他们爱国家、爱家乡、爱校园的情感，进而把这些情感升华为对国家的强烈责任感和捍卫民族尊严、维护祖国利益的高尚品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拼搏精神、“天人合一”精神、“求实、诚信”精神、“以和为贵，推己及人”、“穷则思变、革故鼎新”、“勤俭节约”、“亲和兄弟，孝悌父母”等这些精神为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最伟大的梦想提供了内在依据和有力支撑。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思政课教学启迪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和教育家通过自身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洞察，积累了大量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和方法，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先辈们的创新、完善、更新和总结，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系统的教育方法体系，对当今思政教育工作者开展教学具有极其重大的启迪作用。

（1）教学相长。《礼记?学记》中写道：“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食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课堂是教师和学生思想的碰撞地，心灵的交融地。教师教是在尊重学生的个性感悟、尊重学生独特个性体验的教，不是一味地蛮横“填”、“充”、“塞”、“堵”，允许学生有自己独立存在的信念和意识，允许学生在课堂上讨论各抒己见。这样开放的课堂反倒让教师在对学生的期待、赏识和包容中听到学生对知识诠释的真实的声音和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从而让教师不断改进，不断完善，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2）换位思考。“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要设身处地，换位思考。教师应准确把握学生们的需求和渴望，不能只专注于教而忘却了学生对知识真实的诉求，这种“目中无人”式的教学自然得不到学生的认可。在课堂上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充分尊重学生，尊重课堂，真正将教师、学生和教育媒介三方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协调运作，这样师生和谐，心情愉悦，师生将心比心，教学效果自然水到渠成。

（3）一视同仁。孔子说“有教无类”，任何人都是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老师眼里“没有差生，只有差异”。所谓的“差生”、“坏学生”那只是我们在为自己教育的失败找借口，我们还没有找到适合他们的教育方式或沟通方式。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走下讲台，俯下身子，真切地关注每一个学生的成长，走出教材，以人为本，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因时施教，因地施教，因事施教。

二、优秀传统文化扎根高职院校思政课堂的新路径、新思路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过程中，促使思政课教师们重审教材并将教材内容讲深、讲透、讲对，激发学生的兴趣，从而让学生入耳、入脑、入心，提高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1.转变教育理念，营造优秀传统文化氛围和育人环境

由于政府策略、经济导向、社会风尚等方面的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严重的文化断层现象。我国高职院校大多秉持“以就业为导向、以强化技能为宗旨”的办学思想，普遍实施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教学重点多放在培养学生技能上，很少将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开启学生心智、塑造学生品行的重要载体，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持忽视或漠视的态度。为了让传统文化扎根高职校园，首先要转变高职院校领导、老师的教育理念，从战略的高度来思考和定位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积极建设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气息浓厚的育人环境。其次要在校园内外、课堂内外发起一系列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让学生们重新认识、了解、接受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新树立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心，从而形成传承和创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性。

2.开发“三合一”的思政课特色教材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学校、学生生活现实需求密切结合，重新编写思政课特色教材（即指融“国家特定教材、地方特色教材、校本特色教材”于一体的教材），其教学内容灵活多变，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实际。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为例，以“主题+活动”模块的方式组织教材内容。如原教材共十二章内容，在新的校本课程中，选取“九个专题+九个实践活动”。在校本课程内容选择上重在了解史实、拓宽视野、丰富学生的思维，在实践活动中结合学生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来诠释和渗透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内涵，鼓励学生置身于真实、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发挥自身的主动性积极思考，主动探索。只有学生感兴趣，入耳、入脑、入心，才能真正传承和创新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实现优秀传统文化“落户”高职院校，扎根思政课堂。

3.提升教师传统文化素养和科研意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谈到某一门课的教学质量时,提出了公式:教学质量=（学生+教材+环境+教学方法）×教师。从这个公式可以推测得出思政教师是第一位影响因素，而“环境”和“教学方法”这两个因素主要也是靠思政课教师的组织实施，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否扎根高职院校思政课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思政课教师的个人综合素质的高低。

高职院校思政课是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是传承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而思政课教师则是传承和解读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内涵的主要承担者，他们与学生的学习知识架构有着直接的关系。“用教材教而非教教材”，照本宣科无法抓住教材的精髓，教师要主动学习、潜心研究，不断提高自身课堂组织能力、现代媒体运用能力、知识深入研究能力等，通过自身有形的语言动作和无形的人格魅力传递信息给学生。

4.提倡文化自觉，构建激励、多元、动态的考核评价体系

高职学生是传承传统文化的承担者、体现者，要想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价值，不能被动地承受传统文化知识，必须从盲目的自在状态提升到自觉自为的水平，通过对传统文化的辨证思考，形成文化自觉意识，树立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积极主动地将传统文化思想内涵内化成自身的知识体系，内化成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生命观，并且在实践中自觉运用以解决现实问题。

在课堂评价中，我们也要改变过去“一张试卷定乾坤”的单一、定量、静态的考核评价方式，而是要建立激励、多元、动态的考核评价体系。有效的、多元的课堂评价保护了学生的学习激情，让学生自发自觉地走入课堂、爱上课堂，从而让优秀传统文化落户高职校园，扎根思政课堂，让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在高职学生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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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张岂之.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M].2012,6

[2]邓演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论[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0

[3]刘川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M].北京：北师大学出版社,2009

[4]周隆.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研究[D].西安科技大学,2013

[5]季枫.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4(12)

对传统文化的思考篇(7)

关键词：国学 传统文化 儒学 传承 归属感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3（b）-0011-02

国学这一概念是在近代西方思想和技术逐步传播的同时而产生的，经过百年的发展，特别是进20年的进步，国学已经深入中华儿女的思想，如何承继和发展国学已经成为当前炙手可热的文化和思想话题。应该看到国学的深厚底蕴，要为国人钟爱国学而欢欣鼓舞，要为国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自身的努力，在加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上，培育出新时期适于中国、服务于世界的新国学。当前我们应该具有冷静而理性的思维，要从国学的发展上和途径上进行深入思考，要认清国学兴起的背景，明确国学在传播和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全面地呵护和发扬将国学的精髓和实质更好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在进行更好地传承的同时，更有力地改造国学，使其更加适合新时期的需要，服务于社会发展的大局[1]。

1 国学兴起的时代背景

1.1 儒学的重新兴起

进入到新时期，有识之士认识到应该在快速吸收西方先进思想的同时，要打造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特别是海外华侨和留学人员对于中华文化进行了深入地思考，形成了“新儒学”的基本认知，这为国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和文化上的重要基础。新儒学认为中华文明应该告别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要提倡和谐和共同发展，这一思想的提出给了国学非凡的生命力，使得国学不但在国内得以兴起，同时也在国际上得到广泛地认同。

1.2 传统文化的重新认知

从“五四”运动开始“西风东渐”传统的思想和文化仿佛距离我们渐行渐远，“言必称希腊”的趋向越来越明显，导致社会上出现信仰缺失、人心浮躁、急功近利，很多人对于此类现象进行了深入地思考，他们发现要想改变现状应该延续中华文化中传统的优良部分，应该通过传统文化的重振达到对民族精神和民族思想的重新洗涤和重构。当前全社会已经取得共识，只有具备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和合理的人文精神，一个民族才能够持续发展，也才能够以利于民族之林。

1.3 现代性的深入反思

现代性的反思始于20世纪末，在西方和中国的思想学界开始了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反思，他们看到了人类物质世界的丰富并没有带来更深层次的幸福，反倒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出现的弊端却给整个人类带来严峻的发展和现实考验[2]，传统的现代性已经不能继续指导整个世界的发展，必须探寻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思想。这时人们将目光转向了中华的传统文化，那种讲求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思想，在中西方的思想学界都对国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不断地思考和实践中国学的长处和优势得到了较为普遍的发挥，形成了国学兴起的热潮。

1.4 文化归属感的兴起

中华文化具有特殊性，讲求认同和包容，这对于西方讲求竞争的功利性思想有着极大的超越性，特别在人们感到无助、困惑的时候，中华文化的价值就显现出来[3]，特别是华人心灵深处的“回家”意识就会占据主体，在心理上形成了对中华文化的皈依，这是国学兴起的内在原因。

2 国学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2.1 对于文化认知的不同

很多人对于30多年来西方文化的冲击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认为社会上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西方文化不适于中国国情而带来的种种问题，只要恢复传统文化和国学所有的问题将会迎刃而解，这是片面的思想，不但会否定多年来我国社会建设的实践，更会形成对国学的盲目崇拜[4]。

2.2 以民族性掩盖时代性

过于强调传统文化和国学的民族性，这种方式会导致以民族性掩盖时代性，使国学难以真正发挥传统的价值和作用，而且容易成为一种排他性的形态，形成狭隘的民族意识[5]。

3 国学发展的思路

3.1 以全面开放的目光来发展国学

在当前中国应该做到相互融通，东西合璧，要致力于建立包容性的、不断更新和创新的民族文化。平等的文化视角、开阔的文化胸襟、自觉的文化心态是目前最需倡导和确立的。只有在不断的吸纳、碰撞、交融更新的过程中，崭新的充满活力的民族文化才可能产生，才能使国学在当代获得准确的定位，也才能使国学发挥出真正的价值。

3.2 形成国学发展的新思维

国学应以和合的新思维、变通的新理念来解读传统文化。以和合的新思维和科学的态度，超越国学在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价值评价视野下的复古、守旧、保守观念；以变通的新理念超越中体西用、重道轻器的思维模式，以现代的新视角，超越国粹派、东方文化派的国学观、文化观，充分挖掘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中的历史特征和时代精神，这是对传统国学的新诠释。

3.3 保持国学的主体意识

当前国学发展的最大问题就是怎样保持、树立自己文化主体意识。对于国学既不要盲目自尊自大，也不要妄自菲薄，只有坚持自己的主体性，才能有效地、有针对性地吸收外国文化的养料，来滋润本国的文化、发展本国的文化。

4 结语

综上所述，国学的复兴已成为一个历史的必然，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就必须具有鲜明而独特的文化内核，国学就为我们提供这一内核的关键。对于国学的兴起要抱有积极和主动的态度，同时要对国学进行进一步地分析和判断，形成对国学传承问题的全面分析，达到对国学有计划、有目标地推广和普及。当前，我们应该珍视祖先遗留给我们的国学，夯实中华民族文化和思想的根基，在不断融合先进思想和文化的同时，实现国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振兴。

参考文献

[1] 王彦坤.国学热的持续升温与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138-145，156.

[2] 戴伟.“国学热”的冷思考――基于中西传统文化差异的视角[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1）：1-6.

[3] 张冉.国学热兴起的背景与国学的发展[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9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