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的方法精品(七篇)
劳动教育的方法篇(1)
（一）业务指导思想还是存在偏差。虽然经过执法执纪整顿和专项大检查，民警的业务指导思想得到提高，但还是没有彻底正确处理好和解决好各种关系和矛盾。表现在：
1、突出安全稳定工作于首位，致使教育感化挽救的功能不凸显。目前还只立足于和满足于管得住、不跑人、不出“四防”事故的低层次水平上。教育工作如何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未摆上重要日程。
2、重生产劳动、轻教育改造现象仍未清除。二者之间关系未摆正，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生产时间有充分保障，教育时间落实不足。
（二）敬业爱岗意识还不够，工作作风不够扎实。主要表现在：
1、服务意识不强。少部分民警以管人者自居，为劳教人员提供服务时态度较差；有的民警叫劳教人员绰号，用语不文明。
2、开展“三课”教育和个别教育不够认真，有的民警仅仅追求在数量上，忽视质量，备课和上课则敷衍了事。
3、执行制度不到位，工作不够规范。有的不按程序办事；有的工作措施落实不到位。个别中层以上领导存在老好人思想，在维护制度执行上怕得罪人。
4、对劳教法律法规缺乏深入扎实的研究，对情感管理探讨不够。工作满足现状，标准定位低，对如何推行情感管理，提高公正文明执法水平方面的创新明显不足。
（三）纪律观念淡化廉政意识不强。主要反映在：
1、中队民警与劳教人员面对面，情感交流较多，在细节上放松对廉洁自律的要求。如有的民警有接受劳教人员递给的烟、水果、饮料等行为。
2、在执法过程中，没有紧绷文明执法这根弦，极个别民警在劳教人员顶撞时，控制不住情绪，偶尔会发生拍脑袋、拍肩膀等行为。
（四）执法随意性时有出现，影响司法公正。表现在：
1、对劳教人员日准则考核随意性大，不了解具体表现，仅凭个人印象或喜恶打考核分。
2、对劳教人员奖惩标准尺度不一。如先后对犯同一违规问题的劳教人员，有的给予扣罚考核分，有的却只是轻描淡写地批评了事。
3、对劳教班组长管理存在着偏宽偏软。个别班组长倚仗着协助民警管理生产的一些职责，对完不成任务的劳教人员进行打骂。
4、劳教人员的合法权益还没有得到有效维护。目前中队基本落实了每周一日的休息制度，但个别中队因生产赶货，欠劳教人员的休息时间没有及时补还。
二、整改具体措施
根据我所查摆出的四个方面12种行为表现的问题，经过我所公正文明执法活动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全体同志认真研究，确定以下五条具体的整改措施。
（一）从抓思想入手，进一步端正业务指导思想。要按照__*厅长6月到我所视察时提出的坚持“六字”方针是硬的道理、安全稳定是硬的任务、发展是硬的要求、抓队伍建设是硬的措施的“四个硬”要求，积极探索人性化管理，拓展情感管理的服务面，克服做人的思想工作的畏难情绪，增强教育本领，牢固确立“教育、感化、挽救”六字方针的业务主导地位。
（二）从抓教育入手，提高民警执法水平。
1、深入开展学习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活动，通过理论武装工作，帮助民警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严格执法，热情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做贡献。
2、开展学法用法和依法行政培训。结合“四.五”普法教育，对全体民警进行学法用法教育培训，提高运用法律和严格执法的水平。
3、加大民警学历教育力度，提升民警的执法素质。制订未来5年民警 学历教育计划，完成司法部提出的“7910”工程，积极倡导本科层次教育，并从有利于教育工作的角度出发，引导民警进修法学、教育学、心理学、矫正学等专业知识。
4、开展文明执法标兵和个别教育能手评选活动。通过召开工作经验交流会、标兵演讲报告会等形式，推动公正文明执法活动的深入开展。
5、每季度开展一次警示教育活动，运用正面的和反面的有关执法典型个案教育和警示民警，做到警钟长鸣。
（三）从抓制度入手，保障执法活动的公正、文明开展。
1、制定本所落实《__省司法行政系统政务公开暂行规定》的实施办法，促进勤政廉政建设，提高依法、公正、文明执法水平。
2、制定本所贯彻落实省局党委《关于建立和完善反腐倡廉工作“六个机制”的实施意见》的实施办法，对执法权的运作进行有效规范和监督，从而保证执法活动的客观、公正、文明开展。
3、在场所内建立法律援助和法律咨询制度，及时为劳教人员这一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切实保障劳教人员的合法权益。
劳动教育的方法篇(2)
现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2000年劳动保障普法教育工作要点的通知》（劳社普法办发〔2000〕1号，以下简称《2000年普法要点》）和《关于印发全国劳动保障“三五”普法教育工作总结验收指导意见的通知》（劳社普法办发〔2000〕2号，以下简称《“三五”普法总结验收意见》）转发给你们，请结合以下要求一并贯彻执行。
一、按照《2000年普法要点》的要求，继续抓好《北京市劳动系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第三个五年规划》（京劳法发〔1997〕32号）最后一年普法教育工作的落实，确保“三五”普法教育各项任务的全面完成。
二、认真搞好本单位“三五”普法规划实施情况的总结。按照《“三五”普法总结验收意见》提出的基本标准、基本方法和基本要求，以及北京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北京市“三五”法制宣传教育总结验收工作意见》（京法治〔2000〕1号）的要求，深入扎实地开展好总结验收工作。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系统“三五”普法总结验收工作安排如下：
7月底前为各区（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自查和总结阶段，8月10日前将总结交到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9月10日前为市局对区、县局的检查验收、评选阶段，具体形式另行通知。市局在9月20日前将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系统“三五”普法教育工作总结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和北京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接受验收检查和评选。
三、提高对“三五”普法教育总结验收工作意义的认识。普法宣传教育工作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国家法治的基础工程。对社会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可以为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在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系统内部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是提高工作人员素质，实施依法行政的必由之路。我们已经经历了三个普法五年规划，通过总结，找出经验，找准问题。在此基础上，按照《北京市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实施方案（2000?2002）》（京办发〔2000〕25号），制定本单位的普法规划，将普法教育工作进一步推向深入。
四、加强对“三五”普法总结验收工作的领导。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三五”普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全系统该项工作的组织，各区（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三五”普法工作领导小组或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本单位总结验收工作的组织实施，并明确具体承办人，确保总结验收工作取得实效。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普法办公室关于印发2000年劳动保障普法教育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劳动（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
现将《2000年劳动保障普法教育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
附件：2000年劳动保障普法教育工作要点
2000年是“三五”法制宣传教育规划实施的最后一年，是为开创二十一世纪普法教育工作新局面打好基础的重要之年。根据全国普法工作的要求，结合劳动保障工作实际，2000年普法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是：深入贯彻依法治国方略，自觉服从和服务于改革、开放、稳定的大局，紧紧围绕劳动保障中心工作，坚持开展法制教育与法制实践，切实做好“三五”普法规划的检查验收工作，研究制定下一步规划，全面推进劳动保障依法行政，将普法教育不断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一、围绕劳动保障工作全局继续推进普法教育
普法教育必须紧紧围绕劳动保障工作的全局来开展。充分发挥普法工作在推进各项劳动保障工作中的宣传、教育、引导、保障作用。
一是不断强化劳动保障系统广大干部对党和国家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重大意义的认识，增强法律意识，贯彻中央关于从严治政的要求，为推进劳动保障事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是进一步加强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方面的学习，继续开展对干部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的培训，不断提高各级干部的法律素质和依法行政的水平。
三是结合推进各项劳动保障工作，把宣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知识和劳动保障法律知识放在突出位置，通过开展普法教育，将两个确保、社会保险费扩面征缴、劳动力市场管理等项工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二、认真做好“三五”普法总结验收工作
做好 “三五”普法教育总结验收是今年普法工作的重点。根据中央文件和全国人大决议精神，以及全国普法办制定的验收指导意见，各级劳动保障部门都要确定相应的验收标准和方案。这次总结验收的基本原则是，谁制定规划，谁组织验收。验收的方法是在自查的基础上，自下而上，逐级验收，有重点地进行抽查。为此要求：
一要抓好验收的质量。在严格考核验收的基础上，做好“三五”普法的收尾工作。凡是验收不合格的地区，要提出限期整改的要求，进行补课。
二要做到验收工作不走过场。要认真总结“三五”普法工作中的经验，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今后的改进措施。部里普法办将对各地开展总结验收的情况进行抽查。
三要按期完成验收工作。各地劳动保障部门要在9月底以前完成本地区的验收工作，并写出总结验收报告及下一步的普法工作建议，上报部普法办。部里将进行评选，为全国普法工作总结表彰做好准备。
三、研究制定新的普法教育工作规划
开展普法教育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根据中央的要求，在做好“三五”普法总结验收的基础上，要抓紧研究制定今后的普法教育规划。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高度重视新的普法工作规划的制定，从整个劳动保障事业发展的全局来谋划，形成一些前瞻性的思路，使普法工作更好地为推进各项劳动保障工作服务。
一是制定新的普法教育规划要与立法规划相一致。通过开展普法教育，一方面要促进现有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另一方面也要为进一步完善劳动保障法律体系建设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办法。
二是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掌握基层实际情况。要结合总结“三五”普法情况，对下一步的普法教育工作思路、主要任务、方法措施等问题进行调研，注意总结和发现“三五”普法教育工作中成功的做法和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使新的规划内容贴近实际，具有实效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三是进一步细化普法教育的具体措施。各地要进一步积极探索普法教育的新方法，采取广大干部和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教育形式，广泛开展一些生动活泼、简明易懂、深入浅出的普法教育活动。
四、进一步加大劳动保障法制宣传教育力度
各级劳动保障部门法制工作机构要结合各项法制工作的推进，坚持不懈地推进普法教育。同时，要借助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加大劳动保障法制宣传教育的力度。
一是在开展劳动保障监察等项行政执法工作中，要注重以普法教育为主，以行政处罚为辅，促进用人单位全面贯彻执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依法保障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二是在开展执法监督工作中，要以普法教育为基础，促进各级劳动保障部门依法建立各项工作制度，加强管理、依法办事，不断提高广大干部依法行政的能力。
三是要积极与政府有关部门、工青妇组织、大专院校研究机构、各类用人单位和新闻媒体等加强联系，充分运用各种宣传手段，开展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咨询服务和宣传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普及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教育的氛围。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普法办公室关于印发全国劳动保障“三五”普法教育工作总结验收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劳动（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
现将《全国劳动保障“三五”普法教育工作总结验收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
附件：全国劳动保障“三五”普法教育工作总结验收指导意见
根据全国“三五”普法教育规划，2000年将进入总结验收阶段。为全面完成劳动保障系统“三五”普法规划确定的各项任务，检验“三五”普法成效，巩固法制宣传教育成果，进一步将普法教育工作不断引入深入，根据《全国“三五”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总结验收的意见》，现对劳动保障系统“三五”普法教育工作总结验收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同志民主法制理论和党的十五大、十五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精神为指针，按照全国“三五”普法规划、全国人大决议的总体要求和劳动保障部“三五”普法规划，结合各地实际，注重实效，以总结验收为契机，坚持学法用法相结合，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扩大普法教育工作成效，为下一步劳动保障普法教育工作的深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基本原则
一是突出重点。在总结验收中，既要突出劳动保障“三五”普法规划中确定的重点对象和普法教育中的难点和热点，又要对普法教育的一般情况进行总结，要全面地反映本地区实施“三五”普法教育的总体情况。
二是条块结合。各级劳动保障部门的“三五”普法验收工作要与本地区组织的总结验收工作相结合，以服从本地的验收安排为主；要主动及时与有关部门沟通，搞好协调，总结验收材料同时报送当地有关部门和上级劳动保障部门。
三是求真务实。劳动保障“三五”普法验收工作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认真总结“三五”普法的实施情况。通过验收检查，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回避，制定整改措施，推动普法教育工作健康发展。
三、基本内容
（1）全国劳动保障系统“三五”普法规划的内容；
（2）各地政府及各地劳动保障部门制定的“三五”普法规划的内容。
四、基本标准
（1）对单位的验收标准。领导重视，组织普法工作措施得力，制定有普法教育规划；确定有负责机构，经费和办公条件有保障；加强了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化建设，有年度普法计划，普法教材、培训有保证；开展了检查落实，较圆满地完成了“三五”普法知识考核，普法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2）对重点对象的验收标准。完成了规定的学习内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学法工作落到实处；按年度普法计划，参加了规定内容的普法知识考核，有考核成绩记录；通过普法学习，能较熟练地运用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开展工作，依法行政和依法履行工作职责的能力有了较大提高。
五、基本方法
总结验收按自下而上、分级实施的方法进行，在自查的基础上，上一级普法主管机关验收下一级的实施工作。劳动保障部普法办对各地劳动保障部门进行抽查。具体步骤可分三个阶段：
（1）6月以前为各单位自查阶段。由各单位总结“三五”普法情况，写出自查报告。
（2）7月至8月为验收阶段。由上一级普法工作机关对下一级普法单位上报的“三五”普法总结进行验收，也可结合实际，采取适当的 形式进行验收。
（3）9月为总结评选阶段。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劳动保障部门普法工作机构写出总结，上报劳动保障部普法办进行评选，参加全国的总结表彰。
六、基本要求
一、高度重视，及时布置。各地劳动保障部门要充分认识“三五”普法总结验收工作的重要意义和紧迫性，要从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来看待普法工作，提高对“三五”普法工作验收的责任感，切实加强领导，及早做好布置，争取工作的主动性。
劳动教育的方法篇(3)
表示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方法有多种,概括起来看,可以从估算以下四个方面的指标值入手①:(1)教育对新增国民收入额的贡献比例,即由教育所带来的国民收入的增加量(ΔYe)占国民收入总增加量(ΔY)的比例(ΔYe/ΔY)。(2)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比例,即把教育当作一个生产要素,由教育这个要素投入所带来的那部分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ye)占国民收入总增长速度(y)的比例(ye/y)。(3)教育对新增劳动生产率的贡献比例,即由教育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劳动力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增加量(Δ(Y/L)e)占总劳动生产率增加量(Δ(Y/L))的比例(Δ(Y/L)e/Δ(Y/L))。(4)教育对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贡献比例,即由教育这一生产要素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Se)占总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Sy)的比重(Se/Sy)。目前所见到的方法,主要是从前两个方面入手来衡量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面主要介绍前两方面的估算方法。
二、估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率的方法
1.舒尔茨的教育投资收益率估算方法
在西方,舒尔茨被认为是就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做定量分析的第一人。②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ProductionFunction)是西方众多估算方法的根据,也是舒尔茨、丹尼森的估算方法的基础,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此函数。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和数学家柯布于20世纪30年代,在研究1899—1922年美国制造业劳动和资本对生产的作用时得出一个生产函数③。Y=AKαLβ其中,Y代表产出量;K代表资本投入量;L代表劳动投入量;A为不变的“效率系数”;指数α和β代表资本和劳动在总产量中的相对比重,且α>0,β>0,α+β=1。根据美国20世纪的统计资料估算出α和β分别约为0.25和0.75,表明这一期间,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对总产出的贡献率分别为25%和75%。参数α和β还可以称之为产出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弹性。因为根据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存在着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量,分别为:Y/K=αAKα-1Lβ=α(Y/K),K/L=βAKαLβ-1=β(Y/L)。由这两个式子得出α=(Y/K)(K/Y),β=(Y/L)(L/Y),α表示产出量的变动率与资本投入量的变动率的比率即产出的资本弹性,β表示产出量的变动率与劳动投入量的变动率的比率即产出的劳动弹性。舒尔茨以美国1929—1957年的数据为例,计算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④第一步,计算1929—1957年国民收入增长额(ΔY)以及劳动力所创造的国民收入的余值增长额。ΔY等于报告期(1957年)国民收入(3020亿美元)减去基期(1929年)国民收入(1500亿美元),结果等于1520亿美元。然后,求出1957年劳动力所创造的实际国民收入与按照1929年劳动生产率水平计算出来的1957年劳动力所创造的虚拟国民收入之差额,结果为710亿美元。
其中劳动力所创造的那部分国民收入是通过总的国民收入乘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β值即0.75求得的。第二步,用反事实度量法,计算出1929年至1957年教育投资增量。首先计算1929年、1957年社会积累的教育资本存量。一定时期内教育资本存量计算公式:Er=∑ni=1Ci*Bi,其中,i为毕业生的教育等级或类别的数字代码,n代表不同教育等级或类别的个数,Et为一定时期内全部教育资本存量,Ci为i级毕业生人均教育费用,Bi为具有i级学历或类别的就业劳动力人数。其中的各级教育毕业生费用包括社会支付费用、家庭支付费用以及为上大学或中学而放弃的收入即教育机会成本。其次,计算1957年实际教育资本存量与按照1929年人均教育投资水平计算出的1957年虚拟教育资本存量的差额,把这一差额作为1929—1957年教育投资增量,用ΔKe表示(ΔKe=2860亿元)。第三步,计算1929年至1957年间平均年教育投资收益率(r)。某级教育收益率(Ri)=(X2—X1)/Ci•100%其中,X2代表本级毕业生人均年均工资收入,X1代表低一级毕业生人均年均工资收入,Ci代表本级毕业生获得本级教育学历的人均教育费用。平均年教育投资收益率(r)=∑3i=1Wi•Ri,式中i分别取初等、中等、高等三个级别,Wi为权重,其值为某级教育投资占总教育投资的比重,Ri为某级教育投资收益率。
按此公式计算,美国1929—1957年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占总教育投资的比重分别为28%、45%、27%,教育投资收益率依序分别为35%、10%、11%,总的平均年教育投资收益率∶r=28%×35%+45%×10%+27%×11%=17.27%。第四步,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公式为:Pe=(ΔKer)/ΔY,其中Pe为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ΔKe为一定时期教育投资增量,r为一定时期内平均年教育投资收益率,ΔY为一定时期内国民收入增量。利用上述方法,舒尔茨计算结果为,1957年美国由教育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占总的国民收入增量Pe=2860×17.27%÷1520≈33%,占劳动所创造的国民收入余值增长额(710亿美元)的70%。舒尔茨没有单独计算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但是我们按照他的方法推算下去,用高等教育投资量占总教育投资的比例27%,乘以总教育资本增量(ΔKe=2860亿元),求出高等教育资本增量(ΔKhe=772.2亿元),再乘以高等教育收益率(11%)得84.942亿元,这就是1929—1957年劳动者因接受高等教育所多获得的收入,它占国民收入增量1520亿元的的百分比为5.59%,,即1929—1957年高等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为5.59%。
我国学者曾采用舒尔茨的教育投资收益率估算方法,估算过我国特定时期的教育贡献率。⑤但是这种方法在中国未必完全适合,因为它的理论前提是假定处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西方经济学的要素理论上的。西方经济学的要素理论认为,劳动力所创造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劳动力的价格,而劳动力所创造的边际产品价值就是劳动力在生产上的贡献,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因此,工资等于劳动力在生产上所作出的贡献。于是便以不同教育程度劳动力起止年间工资收入差别,作为其计算起止年间教育投资收益率的依据。在中国,则不同,劳动力工资收入不是通过劳动力市场竞争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资刚性”、“收入分配上的趋同性”、“收入来源的隐蔽性和多元化”、“劳动力部门所有制”等现象迄今依然存在,因而,工资收入基本上不能正确反映劳动力的市场价值和知识价值,也不等于他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在我国采取舒尔茨方法计算出来的起止年间教育投资收益率可能很低,因而导致低估了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其次,舒尔茨计算教育投资收益率的方法也未必合理。即使在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的收入差别也不能全部归因于教育程度的差别,如个人天赋、种族特权、家庭背景、社会机遇等都会直接影响收入,因此需要对收入差别进行折算,否则便高估了教育投资收益率。这一点丹尼森已经考虑到了,对工资收入差别用0.6做折算。再次,舒尔茨的方法并没有涉及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经济生活中的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的促进作用,当今时代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忽视了高等教育对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的作用,便低估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2.劳动力质量修正法
这种方法不是在生产函数中增加一个教育因素,而是在考虑教育对劳动力质量作用的前提下,通过某种简化系数,使劳动力质量的提高转化为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通过计算一定时期内,由于教育的作用而增加的那部分劳动力所创造的国民收入量,占国民收入总增加量的比例,从而估算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1924年,前苏联经济学家、前苏联社会科学院院士斯特鲁米林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在世界上首次以工资为尺度确定劳动简化系数,对劳动力质量进行修正,计量了前苏联20年代教育对国民收入的贡献。⑥此后,前苏联学者科马洛夫于1972年在《培养和使用专门人才的经济问题》⑦一文中,根据受教育年限长短的不同,确定了具有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者的劳动复杂程度系数,以此劳动复杂程度系数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尺度,计算了前苏联1960年—1975年期间,整个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37.1%。前苏联学者C.Л.科斯塔年在《教育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一书中,则以教育费用的不同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的尺度,计算了前苏联1965年—1970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18%。我国学者曲桢森以工作年总课时(等于某级教育毕业生受课的总时数×该级毕业生一生的工作年数)数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尺度,采用类似科马洛夫的计算程序,计算我国1952年—1978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率为17.6%。
韩宗礼先生则以教育年限为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采用类似于科斯塔年和科马洛夫的算法,分别计算了我国1964—1982、1964—1987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⑧有的学者以各级毕业生人均教育培养费用或人均教育成本的不同作为劳动力质量修正尺度。总的说来,除了质量修正尺度不同之外,上述劳动力质量修正方法基本上遵循下列相同的计算程序。第一步,确定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Li)。如科马洛夫确定的系数:受初级教育的劳动者L1=1,初等教育以上L2=1.2,受7年教育L3=1.3,受8—9年教育L4=1.4,中等教育L5=1.6,中等专业教育和大专L6=1.9,大学本科教育L7=2.3。曲桢森确定的系数:具有小学程度劳动者L1=1,初中程度劳动者L2=1.49,高中程度劳动者L3=1.88,大学程度劳动者L4=2.37。第二步,分别计算基期与报告期平均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λ0、λt)。公式为:λt=ΣWitLit,其中,Wit为报告期受i级教育劳动者数量占总劳动力数量的比例;Lit为报告期受i级教育程度劳动力的质量修正系数。同样,基期平均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公式为:λ0=ΣWi0Li0。第三步,计算报告期与基期之间,由于提高劳动力教育程度所带来的国民收入增加量(ΔYe)。公式为:ΔYe=YtLt(λt-1)/(Ltλt)-Y0L0(λ0-1)/(L0λ0)=Yt(λt-1)/λt-Y0(λ0-1)/λ0(1)其中,Yt、Y0分别为报告期与基期的国民收入,Lt、L0分别为报告期与基期的劳动力数量,λt、λ0分别为报告期与基期的平均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这是根据科马洛夫和曲桢森的算法总结出来的计算公式。
根据科斯塔年算法总结出来的计算公式为:ΔYe=Y0(λt-λ0)/λ0(2)第四步,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科马洛夫的公式为:ΔYe/ΔY=[Yt(λt-1)/λt-Y0(λ0-1)/λ0]/(Yt-Y0)。科斯塔年的公式为:Ye/ΔY=[Y0(λt-λ0)/λ0]/(Yt-Y0)=(λt/λ0-1)/(Yt/Y0-1)。韩宗礼的公式为∶Ye/ΔY=[(λt-λ0)Lt][Yt/(Lt(t)]/(Yt-Y0)=(λ0/λt-1)/(Y0/Yt-1)以上简述了运用劳动力质量修正法,计算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额的过程。这种算法仍有一定的缺陷。第一,无论是采用工资法、教育年限法、课时法还是教育费用法,确定劳动力质量修正系数或者叫做简化系数,都有一定的主观性。接受不同程度教育的劳动力在工资、教育年限、受课时数和教育费用上的差别,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着劳动力质量上和劳动生产率上的差别,代表着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比例关系,是一个难以证明的问题。因为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学非所用、大才小用或者学后失业不用的现象。前苏联学者和我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相比,在经济理论基础上有差异,前者一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一切新价值都是由劳动力创造的,资本不创造新价值,只是在生产过程中使其自身价值实现转移。因此,在核算国民收入的增量时,把国民收入的增加主要归因于劳动力数量和劳动生产率(包括劳动力质量)上的提高。从公式⑴和⑵中可以看出来。报告期与基期的(Ye的计算式子中并没有乘以一个类似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β系数,但是这并不影响最终计算结果,因为如果乘以β系数,最终也会被约分掉的。后者则坚持西方国民收入核算理论(SNA),认为GNP(国民生产总值)和NI(国民收入)是由劳动、资本、土地这些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第二,采用这种质量修正方法计算出来的教育贡献率一般值都很大。原因在于假定修正系数或简化系数与新创造的价值或劳动生产率有直接的因果联系。劳动者提高的生产能力全部归因于多接受的教育。事实上,这是不正确的。
三、估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率的方法
西方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国民收入的增长是劳动力、资本、土地三要素作用的结果,假设土地是固定不变的,假定技术变化率体现在资本存量的改进中,那么,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过程可以被描述为一个生产函数∶Y=Y(L,K)。那么,总的产出增长率应该等于投入要素劳动力增长率和资本的增长率之和。但事实上,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大于劳动与资本的投入增长率之和,二者的差额被称为余值增长率。究其原因,可能有多种,如科技进步、规模报酬递增、劳动者质量提高、制度创新等,但余值增长率存在的根本原因,舒尔茨认为是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是教育投资,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而导致国民收入快速增长。丹尼森则进一步寻找了导致余值增长率的各种因素(包括教育因素)及其各自的贡献,并把最后无法解释的余值增长率归因于知识进展及其作用。按照丹尼森的观点,劳动不仅有数量方面,且有质量方面的构成因素。如果把教育作为构成成熟劳动质量方面的一个因素,人均劳动小时数和同质工人的数量可以看作是劳动的数量方面因素。那么,Cobb—Douglas函数可以变为:Y=AKα(LE)β。式中,Y代表国民收入产出量,A代表技术水平,K代表资本投入量,L为不包含教育质量因素的劳动投入量,E代表教育投入量。对此式两边求对时间t的全导数,且两边同时除以Y,经过推导,可得国民收入产出增长速度模型:y=a+αk+βl+βe。其中,y代表国民收入年增长率,a代表年技术进步率,k代表资本投入量年增长率,l代表不含教育质量因素的劳动年增长速度,e代表教育投入量年增长速度,α、β分别为产出对资本、劳动的弹性。因此,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可以表示为:ye/y•100%=βe/y•100%。(其中,ye代表由教育的作用所带来的国民收入增长率,y代表国民收入总的增长率)。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的方法具有代表性的有两种:一是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E.F.Denison)的教育量简化指数法。二是某些学者所采用的劳动生产率指数法。
1.教育量简化指数法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于1962年出版的《美国经济增长的来源和我们面临的选择》一书,是他进行经济增长来源的分析和估计的第一本著作。1974年出版的《1929—1969年美国经济增长的核算》一书,对他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1985年出版的《1929—1982年美国经济增长的趋势》一书,进一步阐述了他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方法。丹尼森在作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时,将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解,最多分解出23个因素,并将这些因素的投入量分为全部要素投入量和单位投入量的产出量(即要素产出效率)两大类,教育被看作是全部要素投入量中的一个投入要素。1985年他对美国1929—1985年经济增长的核算中得出,国民收入年均2.92%的增长率中,有0.4%归因于教育的贡献,这相当于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率的贡献为:0.4%÷2.92%×100%=13.7%。我国学者史清琪、秦宝庭等采用丹尼森的算法计算了我国1952—1987年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为6.76个百分点,其中教育占0.86个百分点⑨,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为12.72%。丹尼森计量教育对经济增长率(速度)贡献的方法是:第一步,确定各教育年限的收入简化指数。根据某年受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者的年人均收入差别确定该年收入简化指数。以受过8年教育的男性劳动力的年人均收入为100%,以此为标准,折算出其他不同教育年限程度者在收入上的相对百分比差别即收入指数,从而确定由于教育年限的不同所导致的年人均收入简化指数上的差别。由于考虑到收入上的相对差别并不是全部由教育所导致的,假定同期收入差别中有3/5是由教育引起的,于是对收入简化指数的差别进行调整,使其差别缩小为原差别的3/5。第二步,计算报告期年和基期年的教育量简化指数(%)。某年教育量简化指数(%)=Σ(该年某教育年限的收入简化指数×该年同一教育年限劳动力数量占总劳动力数量的比例)。第三步,计算全期教育量指数增长系数(Ge)和每年平均增长系数(r)。全期增长系数Ge=报告期教育量简化指数(%)-基期教育量简化指数(%)。设基期年教育量简化指数为100%,则报告期教育量指数增加到100%+Ge,设每年教育量指数平均增长率为r,采用水平法计算:1×(1+r)t=1+Ge,r=(1+Ge)1/t-1,(其中,t为报告期与基期之间相差的年数)。第四步,计算教育量增长导致的每年国民收入增长率(ye)。设工资在全期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即产出对教育投入的弹性系数为β,则ye=βr。第五步,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率的贡献(ye/y)。设国民收入全期年均增长率为y,则ye/y=βr/y•100%。此外,丹尼森认为知识进展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率中,只有3/5是教育作用的结果,因此应该把这3/5的部分加总到教育的贡献中去。
劳动教育的方法篇(4)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保障制度探析
[中图分类号] F27.4 [文献标识码] B
新型城镇化以人的城镇化作为核心，引导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推进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政府除了要建立完善的住房、医疗、养老、户籍等制度外，还要通过教育来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适应力与竞争力。职业教育在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提升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能力和职业素质的根本途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指出：“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就业创业能力和职业素质。”职业教育是整个教育系统中与农民工职业技能和受教育程度契合度最高的教育类型，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职业教育应当与时俱进，建立有效的保障制度。
一、现有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保障制度分析
近些年来，我国政府高度关注农民工这一群体，把解决农民工问题看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要求大力加强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不断提高其能力与素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就业创业能力和职业素质。整合职业教育和培训资源，全面提供政府补贴职业技能培训服务。强化企业开展农民工岗位技能培训责任，足额提取并合理使用职工教育培训经费。鼓励高等学校、各类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积极开展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推进职业技能实训基地建设。鼓励农民工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和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并按规定给予职业技能鉴定补贴。加大农民工创业政策扶持力度，健全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机制。实现就业信息全国联网，为农民工提供免费的就业信息和政策咨询。”近年来，政府先后出台的一系列有关农民工教育的政策，充分表明政府解决农民工职业教育问题的积极态度与意愿。
（一）政策、法律保障
改革开放后，由于职业教育对于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律为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制度保障。1996年国家颁布《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了职业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国务院2002年《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2]16号）强调，各级政府部门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快农村和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国务院2003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指出要把农村职业教育的快速、健康发展作为国家整个教育工作的重点。2005年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进一步确立了农村职业教育改革的目标、办学格局、管理体制、各级政府职责、经费来源机制等。这些政策法规显示出国家对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视。
（二）财政保障
为提升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和劳动技能，国家“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支持开展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阳光工程”的专项资金达48亿元。2010年，中央财政还安排专项资金1130万元，会同国务院扶贫办在9省开展“雨露计划”实施方式改革试点，支持农村贫困家庭初高中毕业生未就业的新生劳动力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和长期的技能培训。全国各地方也加强了财政投入，其中天津为3.4亿元，江西省为2.96亿元。为了确保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培训资金使用的有效性，中央强调要建立规范的培训资金管理制度，提出以省级统筹为重点，集中使用培训资金，制定农民工培训补贴标准。同时要对培训资金实行全过程监管，要严肃查处违规违纪行为，并要求各地方政府要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培训资金使用管理情况，接受监察、审计部门和社会的监督。
据统计，2006-2013年，中央财政职业教育投入从18.5亿元增加到233.3亿元，年均增长43.6%。在中央财政的带动下，2006-2013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总投入由1141亿元增加到3450亿元，年均增长17.1%，其中：财政性职业教育经费从525亿元增加到2543亿元，年均增长25.3%，占职业教育总投入的比例从46%提高到74%。政府投入已成为职业教育经费的主渠道。
（三）执行保障
近年来，政府主导和出资的各种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项目持续不断地开展，成为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的重要形式。2003年我国在50个县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试点，2004年农业部、财政部和科技部等6部委联合组织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在中央政府的带动下，许多地方政府积极执行上级政府的农民培训政策，组织实施相关培训行动，如浙江省从2001年开始实施“百万农民培训工程”、“百万职工双证教育培训工程”、“失地农民培训工程”、“十万技能人才培训工程”及“外来农民工教育培训工程”五大培训工程等。“十一五”期间，各种形式的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进一步发展，每年培训农村劳动者近亿人次。这些项目的实施，充分显示了我国政府对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工作的重视，对提升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素质和能力具有重要作用。随着国家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和城镇就业的职业教育培训需求迅速增长，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机构不断增多和发展。
二、我国当前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保障制度的缺失
（一）缺少系统的、专门的法律法规
首先，我国专门涉及到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并不多，并且内容笼统、分散。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规定，国家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但只是在第7条、第17条和第18条中作了一些原则性规定。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的决定中指出，要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并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法保护进入城镇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合法权益，不得设置不合理限制。
其次，国家对农村职业教育进行相关规定时，普遍存在用政策性文件代替法律的现象。我国有关农村职业教育的相关文件虽然较多，但专门性的法律还没有。笔者从查阅的有关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的政策来看，主要是以办法、决定、意见或者通知的形式公布的。政策性文件绝不等同于法律，要保证政策的稳定性和可操作性，就应当把政策上升为法律，这样才具有法律所体现的国家意志性、规范性和强制性。而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对职业教育的规范主要方式还是大量的立法，政策只是作为一种补充。
（二）缺少职业教育经费
虽然近年来我国的职业教育经费逐年增加，但在教育投入上，还存在着较严重的欠缺。例如，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为4%，远低于发展中国家5.6的发展水平。我国长期教育总资源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的不合理，导致职业教育整体办学情况与现实需求有一定差距，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教育更需要经费投入上的有效保障。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由于专业建设、实训设施建设等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和教育教学条件，因此对国家政策的依赖性特别强。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教育，需要政府提高扶持力度，采取特殊措施，实行强有力的保护政策。
（三）缺少职业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参与
虽然近些年来，我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问题，并积极开展了多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例如阳光工程、春风行动等。但这些教育培训的层次较低，其焦点都放在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工身上，教育和培训通常为基础性的技能培训，培训内容单一，目的通常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但在现实生活中，许多接受过初等或中等教育的农民工，对更高教育需求的渴望正日趋强烈。但是，现行的政策没有关注到这部分人的教育需求，也没有相关的政策规定。同时，这些培训大多存在农业、科技、劳动保障等部门机构重叠问题，职业院校参与较少。即使从目前职业院校参与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来看，绝大部分都是被动的，是在教育主管部门的促进下开展的。作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职业教育体系保障来说，职业院校的积极主动介入肯定是必要的。没有职业院校的参与，许多地方农民工职业教育就没有开展的载体和具体的实施机构。职业院校在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教育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有“双师型”教师队伍、专业门类齐全、健全的实训条件和长期积累的教育培训经验等，这些优势使得职业院校比其他机构和企业的培训更规范。
三、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保障制度的完善
（一）将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纳入法制化轨道，健全完善法律保障制度。
根据发达国家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工作的经验，法制化的管理是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走向规范化的基础。我国政府虽然已经把职业教育的发展摆到了关系国家和民族振兴、提高综合国力、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地位，但如果不能从法律上予以根本保障，这种地位也只能是暂时的和不牢固的。不少国家通过法律手段，鼓励、支持和保障农民提高自身科技文化素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重视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前职后教育培训，形成了完整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例如美国、日本、英国，均对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进行了专门立法，通过立法营造良好的职业教育法制环境，明确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目标、重要地位以及方针政策和实施措施等，它们的农村劳动力大部分已接受了高等职业教育。
国家要加快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的立法，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制度保障。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加速立法工作，出台针对性法律法规，为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工作营造一个良好有序的发展环境。要依据新型城镇化推进的需求，建立更能反映地方特征和更具可行性的地方性法规。
（二）建立政府主导、社会积极参与的投入保障制度。
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数是在农村物质资本相对匮乏的人群，他们当中即使有参与职业培训的意愿，也难以独自承担较高的教育费用。政府应当承担起大部分的教育经费，加大教育资源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入。一方面以政府财政为主、加大经费投入;另一方面鼓励和支持企业、个人、社会等各方面力量加大对农村人才工作的投入，形成多渠道教育资源投入机制，为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工作的经费来源、师资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及服务体系建设等提供必要保障。企业作为农民工劳动技能增强和综合素质提高的直接受益者，应当积极配合政府参与到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中，增加对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投入。此外，突出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公益性特点，鼓励社会的慈善组织团体为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筹集善款。
（三）完善职业院校服务保障。
开展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工作，要以完善机构建设为保障。服务社会是职业院校办学的应有功能，要充分发挥它们的功能。《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划》（2011-2015）别指出：“职业院校要成为当地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社区教育、技能培训、新技术推广和先进文化传播的重要基地。”该规划还提出，要建设四十个左右的继续教育示范基地，面向新生代农民工、复转军人以及企业职工开展继续教育，并率先实现年培训人次达到本科全日制在校生人数的2倍。从长远来看，职业教育面向农村转移劳动力，也是职业院校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积极主动承担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教育培训，为职业院校的发展寻到了新的支撑点和增长点。
四、结语
人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职业教育要想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在发展方向上及时进行战略性调整。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职业院校必须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实现办学定位、办学理念、办学模式等一系列的创新，为农村转移劳动力更高层次的教育发展建立一个螺旋式上升的通道。
[参 考 文 献]
[1]童宗安.新型城镇化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问题研究[J].时代教育，2014（6）：27-28
[2]马建富.基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职业教育保障体系的构建[J].职教通讯，2007（1）：5-9
[3]王小艳.基于新型城镇化的职业教育发展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4（7）：5-7
劳动教育的方法篇(5)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现代生产；现代教育；“教劳结合”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最初的社会形态”，人类的劳动分工是十分粗浅的、笼统的，教育基本上是与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的。到了近代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形态为典型的“第二大(社会)形态”阶段，机器大工业取代了工场手工业，人类劳动的体力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分裂、对立达到了顶点，人被视为完全不需要具备任何专门技艺的工具，人手的灵巧被机器的精确所代替，他只需被动地伺候机器的运转，在资本眼里，人仅仅是大机器工业中的一个活部件。马克思说道：“要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再次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生死攸关的问题。
一
自欧洲第二次产业革命以来，学校教育又开始被要求与社会生产力发展联系在一起，与改良生产工具、提高生产效率联系在一起，与人们的生产劳动和谋生、糊口联系在一起。产业革命的发展，要求学校教育突破古代学校教育对原始社会广义职业教育的异化，创造一种新形式的教育——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这成为近代学校教育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因此，职业教育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既是现代生产的客观规律，也是现代学校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
首先，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以机器大工业生产的技术为基础。欧洲产业革命以后，社会生产以机器生产形式代替了手工业的生产形式，社会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它使单个人的生产经验和技能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而使人类世代所积累的生产经验，整个社会所创造的经验，即间接经验的作用越来越大。为了进行生产劳动，劳动者再也不能仅仅凭借个人直接在生产中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而主要依靠间接经验。因此，通过专门的学校教育和训练，授以劳动者各种间接经验，就成了维护和发展社会生产活动不可缺少的手段。现代国家和有为政府就必须重视与生产技术、生产效率密切相关的职业教育。
其次，近代大机器生产和学校职业教育是同社会分工细化、专门技能技巧深化以及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产业革命以后，现代生产体系和技术分工基本形成，并在社会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现代生产中的创造发明和技术革新不断出现，促进了技术革命，于是就对劳动者的操作技能和综合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劳动者应该掌握一定的科学基础知识，具有符合社会规范的职业态度和职业道德，熟悉机器的结构、原理和操作技术。这同时也就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学校教育必须同现代生产活动相结合，传授生产中需要的科学知识和技能技巧，培养适应现代工业生产性质的操作型、技能型的实用人才。这就说明，现代职业教育是现代社会分工和大工业生产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大工业生产生死攸关的问题。
职业教育打破了古代社会以来学校教育仅服务于统治阶级治国治民需要的局限，使教育重新回归于本初状态，即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紧密联系、为人类的生存繁衍服务。同时它也冲破了正规学校和全日制学校的时间和空间，直接为社会生产服务。就当时的职业教育具体形式来说，主要有两种：一是18世纪末出现的技术工人讲习所(mechanicsinstitutes)，如1799年，在格拉斯哥大学生产科学仪器的工厂中开设的科学和数学夜校讲习班，对象是技术工人；二是政府强力推进建立的各种职业技术学校，如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议会批准开办的公共工程中心学校(1794)、综合技术学校(1795，即后来著名的巴黎理工学校)、德国虔信派牧师开设的“实科学校”(1708、1747)等。但马克思并不推崇这两种形式的职业教育，而是从工厂教育的实践中发现了未来教育的方向，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历史上最早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的人是托马斯·莫尔，他在《乌托邦》一书中阐述了教育与农业、手工业劳动结合的思想。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约翰·贝勒斯在《关于创办一所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中提出建立“劳动学校”的想法，首次明确提出教育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主张。18世纪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认为，劳动是儿童教育和发展最重要的条件，适当的体力劳动能够促进人的智慧和道德发展。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主张并进行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试验。
二
在19世纪初的英国，工厂生产中使用童工是普遍现象，童工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4—16小时，其体力、智力及道德备受摧残。1800年1月，29岁的欧文从岳父大卫·戴尔手里接任苏格兰新拉纳克纺织厂经理一职，由于受到法国唯物主义者关于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学说的影响，他在自己的工厂中实施了“通过改变环境来塑造人的性格，从而达到社会改良的目的”的改革计划。他将每天劳动时问缩短为10小时半，在历史上第一次为工人子女开办公共学前教育机构，为6～10岁的儿童开办初等学校，为11～17岁的童工开办夜校，教授适合儿童年龄并且对未来生活有用的知识。1816年1月，欧文将他的工厂教育机构命名为“性格陶冶馆”。
由于欧文的示范作用，加上其他社会有识之士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下，英国议会先后三次通过工厂法，规定若干保护童工的措施，并附有童工教育条款。例如，《1802年工厂法》规定，工厂主应对童工进行读、写、算的教育；《1833年工厂法》规定，纺织厂14岁以下童工每天必须接受2小时的义务教育；《1844年工厂法》规定，8～13岁童工每周须在学校学习6个半天或3天，否则不得受雇。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十分敏锐地注意到了劳动力再生产问题，他发现工厂教育制度中实践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是改造旧教育、促使人全面协调发展的唯一途径。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劳动创造了人，同时，人的个性、才能和世界观是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
二是马克思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基础上，揭示了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劳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指出生产劳动同教育的早期结合，必然发展为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劳动的结合。
三是马克思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建立在现代大工业生产的物质基础上。他们通过对现代工业生产的考察和研究，指出了现代工业生产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创造了物质条件。提出了客观的需求。
四是马克思直接批判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等人的关于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优秀思想成果，确立了科学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并且通过批判资产阶级的工厂教育制度，从《工厂法》中看到了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萌芽。
马克思十分推崇欧文在自己工厂中的教育实践活动。他在《资本论》中说道：“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我们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是职业教育发展的理论基础之一，它的基本原意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马克思是从现代大工业生产的客观发展规律中预见到了未来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现代工业使男女儿童和少年来参加社会生产这个伟大事业，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合理的趋势，虽然这种趋势在资本的统治下遭到了可怕的歪曲。”
第二，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劳动主要是指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物质生产劳动，亦即现代工业性质的生产劳动；所说的教育是家庭以外的教育，主要是指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匹配的学校形态教育。因此，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生产基础上的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的结合。
第三，马克思所说的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包括有多方面的内容，不仅包括科学知识同生产劳动结合，也包括智育、体育、技术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马克思专门指出，技术教育与培训“要以生产各个过程的一般原理为内容，并同时使儿童和少年学会各种行业基本工具的实际运用与操作。”
在以现代机器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学校形态职业教育出现之前，职业与教育是分离的：从事谋生糊口的职业劳动者一生一世都没有机会进学校学习，而从事传道授业的教育活动者也是一生一世都远离职业(尤其是体力)劳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现代职业教育的理论基础，颠覆了之前以家庭劳动和工场手工业为基础的学徒制职业教育模式，它第一次使职业教育建立在以社会化大工业生产和新的劳动分工的基础上，既可以使学校教育获得社会实践的基础，使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结合起来，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提高教育质量，又可以使生产劳动受到科学原理和智力活动的指导，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
三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职业教育中的作用。从根本上说是指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之间的互相作用问题。现代生产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现代生产使教育在体系结构、培养目标、教育内容和方法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使教育第一次在革命性的生产方式基础上有了完整的体系，既“劳心”又“劳力”，并不断向前发展，最终合二为一。但是，中国的学校教育十分强调治“学”的正统观念，长期以培养治国的“接班人”为目的。不屑培养治“事”的“建设者”，所以，职业教育的地位十分尴尬，既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居于边缘位置。
21世纪以来，职业教育对提高生产力，对发展经济的作用，以及对人的劳动能力发展的作用，都得到各个国家的一致认可，都认为发展职业教育“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马克思这句话的重点是强调教育的作用，强调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那么，职业教育对现代生产都有哪些作用呢?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职业教育起着传递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重要作用。科学是一种一般社会生产力，是一种没有物化的生产力。把科学物化在生产中就可以变为直接生产力。这种物化表现为两种形式：其一是把科学变为生产技术，物化在生产工具中，改革工具，革新技术；其二是把科学知识传授给劳动者，使劳动者具有生产技术和能力，提高智力水平。职业教育是实施这两种物化的重要措施，是这种物化的最有效的形式。在现代职业教育中，人类长期所积累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是经过有目的的选择、提炼和概括传授给学生的。同时，学生的学习又是在教师科学传授方法引导下进行的，因此具有较高的效率。这对于现代生产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通过现代教育所传授的某些部门的自然科学知识，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运用于生产中，转化为生产的一个条件，在生产中发挥作用，各种职业技术教育和短期训练在这方面的作用更为显著。另一方面，现代学校教育还起着促进科学知识的联系、积累和发展，从而促进社会一般生产力的发展的作用。如各类学校所传授的自然科学知识方面的学科，都不是某一历史时代的产物，而是人类社会整个历史过程的知识结晶。在这一积累和发展过程中，学校教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次，职业教育是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手段，是培养和造就具有知识技能劳动力的重要途径。职业教育直接参加了劳动力的训练和培养过程，不仅要为社会生产培养有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劳动后备大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培养和造就从事脑力劳动的专门人才，即工程师、科学家和各种技术人员等。这些人将随着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物质生产的重要劳动力。马克思有一句重要的话：“充分发展起来的个人自身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里说的“反作用”，主要是指人通过学校教育，从基础教育、专业教育到训练成专门劳动力的过程。人通过教育过程的培养和训练，就会使自身充分发展起来，具有较高水平的劳动能力。
劳动教育的方法篇(6)
【关键词】劳动教育 思想教育 创造因素 积极主动性
劳动教育是小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培养学生热爱劳动、学会劳动、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我校3—6年级安排了劳动课程，每周各年级一节，并根据大纲对各年级的不同要求，按年级开展形式多样的劳动教育。下面谈谈我在劳动课的教学中，所做的一些有益探索。
一、寓思想教育于劳动实践中
在劳动课教学中，劳动实践是进行劳动教育的基础，劳动课以劳动实践为主，寓思想教育于劳动实践之中，把思想教育与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和掌握知识、技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做到实践性、教育性相统一。
因此，在教学中，我不仅向学生传授工艺技术，而且积极捕捉上述内容因素，尤其思想教育方面的因素，并将其有机地渗透到劳动课的教学中。例如，在教“剪喜字”一课时，首先引导学生讨论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剪字？你见到最多的剪字是什么字？“喜”多用于什么场合？因为有了上述讨论，所以学生们在剪字时极为认真、小心，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二、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
劳动课要选择一些尽可能做到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能亲手操作的知识进行教学。例如：五年级学到《种蕃茄》一课时，老师感到城市学生没见过怎样种蕃茄，并且老师也不熟识这方面的知识，讲起来抽象，有难度。于是老师们经过讨，这节课选择种大蒜的教学内容。老师们找来几个花盆，装上土，提来一桶水，准备一把蒜瓣放在讲坛上。课堂上老师一边讲解，一边在松软的土壤里动手种蒜瓣，并告诉学生怎样施肥，怎样浇水，保持怎样的密度。接着让学生口述种大蒜的要领，最后让学生分组轮流动手种大蒜，又布置作业，回家在阳台上的花盆里，门前的花园中，菜哇上种大蒜。这样动手动口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堂内外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学到简单的劳动知识，也没有照搬课本的内容，而是结合本地实际，使学生真正掌握了一种劳动技能，完成了劳动课的教学任务。
三、挖掘教材的创造因素，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意识和积极主动性
对学生来讲，新技能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在技能训练课中，工具、材料、任务和要求都摆在学生面前，如何多快好省地进行加工，这里面蕴含着大量有待于解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若能引导学生自己去解决，要比由教师直接教给学生怎么做的效果要好得多。因为，创新的答案，决不是唯一的，而是有一定的选择性和灵活性。比如，加固扫帚，圆形扫帚和扁形扫帚的捆绑，不能采用同一方法。
上这节课时，我先引导学生开动脑筋，进行发散性思维，尽量多地提出扫帚的捆绑方法。学生们积极思索，争先恐后地提出了许多种方法，有的方法虽然很幼稚，但毕竟是他们自己思维的成果，他们很兴奋。然后，我再引导学生筛选经济、简单、可操作的方法，让学生自己动手捆绑，用实践来检验方法的正确性和合理性。最后，验收和评比，哪个捆得结实？方法是什么？此时学生发言踊跃。这节课，就加固方法而言，已大大超过教材规定的内容。
四、重视学生劳动成果，提高学生劳动兴趣和认真态度
以往，学生们认为劳动课是副课，应付一下，教师给个成绩就行了。因此，部分学生上劳动课很不认真，劳动成果也很不像样，更谈不上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因为学生们把劳动课当作一种练习课，其劳动成果也自然是练习品，没什么价值。改变这种现状，关键要让学生自己的劳动成果发挥作用。我在课后，总想法把学生的劳动成果利用起来。比如，用学生做的纸花纸链布置教室，用学生加固的扫帚打扫教室等等。学生看到自己劳动成果有了正式的作用，其学习的积极性自然就提高了，也注意了劳动成果的质量。
五、课内外联系，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课堂教学有其时空上的局限性，对有些内容，课上只能进行理论讲授，不能当堂实践，而家庭教育环境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它能为学生提供多种多样的综合的自然的灵活的实际活动。充分利用家庭环境进行实践训练，可以弥补课堂上的理论教学和纯技术技能传授的不足，进而培养学生良好的劳动习惯。例如，拣菜、淘米等教学内容，老师在课堂上只能进行操作过程的讲解、传授方法，具体的实践可以在家里进行。我和学生家长建立了联系，通过家长指导、督促学生进行操作、反复练习，直到熟练。有的学生竟从此养成了好习惯，成了家长的好帮手。
劳动教育的方法篇(7)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现代生产;现代教育;“教劳结合”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最初的社会形态”,人类的劳动分工是十分粗浅的、笼统的,教育基本上是与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的。到了近代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形态为典型的“第二大(社会)形态”阶段,机器大工业取代了工场手工业,人类劳动的体力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分裂、对立达到了顶点,人被视为完全不需要具备任何专门技艺的工具,人手的灵巧被机器的精确所代替,他只需被动地伺候机器的运转,在资本眼里,人仅仅是大机器工业中的一个活部件。马克思说道:“要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再次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生死攸关的问题。
一
自欧洲第二次产业革命以来,学校教育又开始被要求与社会生产力发展联系在一起,与改良生产工具、提高生产效率联系在一起,与人们的生产劳动和谋生、糊口联系在一起。产业革命的发展,要求学校教育突破古代学校教育对原始社会广义职业教育的异化,创造一种新形式的教育——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这成为近代学校教育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因此,职业教育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既是现代生产的客观规律,也是现代学校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
首先,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以机器大工业生产的技术为基础。欧洲产业革命以后,社会生产以机器生产形式代替了手工业的生产形式,社会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它使单个人的生产经验和技能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而使人类世代所积累的生产经验,整个社会所创造的经验,即间接经验的作用越来越大。为了进行生产劳动,劳动者再也不能仅仅凭借个人直接在生产中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而主要依靠间接经验。因此,通过专门的学校教育和训练,授以劳动者各种间接经验,就成了维护和发展社会生产活动不可缺少的手段。现代国家和有为政府就必须重视与生产技术、生产效率密切相关的职业教育。
其次,近代大机器生产和学校职业教育是同社会分工细化、专门技能技巧深化以及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产业革命以后,现代生产体系和技术分工基本形成,并在社会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现代生产中的创造发明和技术革新不断出现,促进了技术革命,于是就对劳动者的操作技能和综合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劳动者应该掌握一定的科学基础知识,具有符合社会规范的职业态度和职业道德,熟悉机器的结构、原理和操作技术。这同时也就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学校教育必须同现代生产活动相结合,传授生产中需要的科学知识和技能技巧,培养适应现代工业生产性质的操作型、技能型的实用人才。这就说明,现代职业教育是现代社会分工和大工业生产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大工业生产生死攸关的问题。
职业教育打破了古代社会以来学校教育仅服务于统治阶级治国治民需要的局限,使教育重新回归于本初状态,即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紧密联系、为人类的生存繁衍服务。同时它也冲破了正规学校和全日制学校的时间和空间,直接为社会生产服务。就当时的职业教育具体形式来说,主要有两种:一是18世纪末出现的技术工人讲习所(MechanicsInstitutes),如1799年,在格拉斯哥大学生产科学仪器的工厂中开设的科学和数学夜校讲习班,对象是技术工人;二是政府强力推进建立的各种职业技术学校,如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议会批准开办的公共工程中心学校(1794)、综合技术学校(1795,即后来着名的巴黎理工学校)、德国虔信派牧师开设的“实科学校”(1708、1747)等。但马克思并不推崇这两种形式的职业教育,而是从工厂教育的实践中发现了未来教育的方向,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历史上最早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的人是托马斯·莫尔,他在《乌托邦》一书中阐述了教育与农业、手工业劳动结合的思想。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约翰·贝勒斯在《关于创办一所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中提出建立“劳动学校”的想法,首次明确提出教育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主张。18世纪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认为,劳动是儿童教育和发展最重要的条件,适当的体力劳动能够促进人的智慧和道德发展。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主张并进行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试验。
二
在19世纪初的英国,工厂生产中使用童工是普遍现象,童工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4—16小时,其体力、智力及道德备受摧残。1800年1月,29岁的欧文从岳父大卫·戴尔手里接任苏格兰新拉纳克纺织厂经理一职,由于受到法国唯物主义者关于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学说的影响,他在自己的工厂中实施了“通过改变环境来塑造人的性格,从而达到社会改良的目的”的改革计划。他将每天劳动时问缩短为10小时半,在历史上第一次为工人子女开办公共学前教育机构,为6~10岁的儿童开办初等学校,为11~17岁的童工开办夜校,教授适合儿童年龄并且对未来生活有用的知识。1816年1月,欧文将他的工厂教育机构命名为“性格陶冶馆”。
由于欧文的示范作用,加上其他社会有识之士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下,英国议会先后三次通过工厂法,规定若干保护童工的措施,并附有童工教育条款。例如,《1802年工厂法》规定,工厂主应对童工进行读、写、算的教育;《1833年工厂法》规定,纺织厂14岁以下童工每天必须接受2小时的义务教育;《1844年工厂法》规定,8~13岁童工每周须在学校学习6个半天或3天,否则不得受雇。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十分敏锐地注意到了劳动力再生产问题,他发现工厂教育制度中实践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是改造旧教育、促使人全面协调发展的唯一途径。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劳动创造了人,同时,人的个性、才能和世界观是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
二是马克思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基础上,揭示了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劳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指出生产劳动同教育的早期结合,必然发展为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劳动的结合。
三是马克思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建立在现代大工业生产的物质基础上。他们通过对现代工业生产的考察和研究,指出了现代工业生产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创造了物质条件。提出了客观的需求。
四是马克思直接批判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等人的关于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优秀思想成果,确立了科学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并且通过批判资产阶级的工厂教育制度,从《工厂法》中看到了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萌芽。
马克思十分推崇欧文在自己工厂中的教育实践活动。他在《资本论》中说道:“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我们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是职业教育发展的理论基础之一,它的基本原意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马克思是从现代大工业生产的客观发展规律中预见到了未来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现代工业使男女儿童和少年来参加社会生产这个伟大事业,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合理的趋势,虽然这种趋势在资本的统治下遭到了可怕的歪曲。”
第二,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劳动主要是指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物质生产劳动,亦即现代工业性质的生产劳动;所说的教育是家庭以外的教育,主要是指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匹配的学校形态教育。因此,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生产基础上的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的结合。
第三,马克思所说的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包括有多方面的内容,不仅包括科学知识同生产劳动结合,也包括智育、体育、技术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马克思专门指出,技术教育与培训“要以生产各个过程的一般原理为内容,并同时使儿童和少年学会各种行业基本工具的实际运用与操作。”
在以现代机器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学校形态职业教育出现之前,职业与教育是分离的:从事谋生糊口的职业劳动者一生一世都没有机会进学校学习,而从事传道授业的教育活动者也是一生一世都远离职业(尤其是体力)劳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现代职业教育的理论基础,颠覆了之前以家庭劳动和工场手工业为基础的学徒制职业教育模式,它第一次使职业教育建立在以社会化大工业生产和新的劳动分工的基础上,既可以使学校教育获得社会实践的基础,使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结合起来,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提高教育质量,又可以使生产劳动受到科学原理和智力活动的指导,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