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发展史篇(1)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路线；契合

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和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原本是统一的，有共同源头，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关注社会关系中人的互动行为。因此，探讨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来促进两者发展，并最终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更为完善、成熟的学科，就显得非常重要。本文就两者的契合性作以探究，尤其是探究如何契合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理论来发展马克思经济学。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生命力及当前的困境

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认为基于力量博弈而形成的均衡世界并不是合理的，而是偏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理要求，从而出现一种异化状态。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基于这种目的，马克思经济学在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时遵循从现象到本质的基本路线：首先，透过现象去探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其次，分析事物的现状表现。再次，剖析现状的成因及其偏离本质之处。最后，分析异化现状下的种种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并寻找纠正事物异化的途径。

马克思经济学在如下几方面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深刻得多。一是在研究的根本目的上。马克思经济学是人本主义的，关注整体社会和弱势群体的福利提高。因此，不仅关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及相应的物质资源的创造问题，而且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相应的社会资源的创造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是物质主义的，在既定社会制度的情况下仅仅关心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在研究的基本领域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整个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因而关心公共领域的制度安排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体主义出发，探究私人领域中的发财致富问题。三是在理想状态的选择上。马克思经济学认识到经济现象从属于社会系统，因而努力探究事物的本质，并把这一本质视为未来所要回归的基本方向或理想状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想状态则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而这种假设往往不现实或根本不能实现。四是在基本立场上。正因为认识到现状与本质之间的差异，因而马克思经济学基本上是批判性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则热衷于通过供求分析来解释现状，并在伦理实证主义的支配下为现状辩护。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所赋予的使命的原因，马克思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有关社会制度的宏观层面，是对社会发展总体趋势的分析，缺乏对微观制度的具体分析。因此，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被后，马克思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具体微观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就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学目前所面临的根本困境所在。

二、马克思经济学在微观理论基础上的不足

正因为马克思关注的是社会制度问题，导致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微观基础的支撑。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劳动投入角度探索商品生产，并从协作角度梳理了分工的深化和组织的嬗变，但它并没有具体探究微观组织中的劳动配置问题，也没有具体考察组织内部的协调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再如，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研究社会利益的对抗和冲突，但它分析的基本单位是阶级，把具有相同阶级地位的视为一个整体而采取共同行动，并由此深入探究了阶级利益的对立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因此，其研究的是整体主义，而并没有进一步分析阶级成员的行为心理，从而对集体行动的判断似乎缺乏微观的个体基础。

尽管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事物的本质展开深刻的分析，其经济学结论之间存在较为严密的逻辑一致性，但不可否认，其基本理论也是建立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上，这种引导假定并不一定就反映事物的真正本质，一旦某些微观假设出问题，那么，整个理论的可信性也就会受到质疑，其应用于实践也会带来深重的危害。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同质劳动的基础上，而同质劳动显然已越来越不符合社会的发展现实。再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是建立在劳动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但这显然不符合现实。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其总体性质方面，而很少对其微观理论基础进行审视。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往往缺乏更为微观的具体分析，马克思经济学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并构成一个更为完美的理论逻辑，就必须注重微观方面的探究。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契合

要进一步为马克思经济学提供微观分析的基础，就需要契合两方面的知识和理论：一是其他社会学科近年来的发展，包括心理学的新近发展、道德哲学的新近发展，等等。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包括不完全信息下的人类行为、互动行为的博弈基础，等等。其实，不仅马克思经济学缺乏对微观行为的探讨，即使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存在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脱节：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微观方面，而以心理学定律为基础的凯恩斯经济学则关注宏观方面。当然，后来由于新凯恩斯经济学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重新借鉴新古典的理性选择理论，从而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奠定微观基础。同样，也正是基于这种契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行为机理也逐渐为其他的宏观社会现象提供有益的分析基础。显然，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是经济思想长河中各有侧重的两个主要支流，它们也理应汇合在一起。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事物的发生、发展和进一步演化的规律。特别是，尽管目前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学科存在很大分歧，但两者在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经济学理论体系。

纵观经济学发展史，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一是经济学本质上是统一的。当前割裂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范式的研究内容各有偏重但更具互补性：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人与人关系的层面，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二是研究内容的不同导致两者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很大差异：西方经济学偏重于抽象演绎、个体主义、形式理性及均衡的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强调历史归纳、整体主义、实质理性及演化的分析。三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是“社会关系”的含义，它研究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把经济学视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并注重事物本质和事物之间作用的内在因果机理。四是西方经济学从功能主义出发，有助于揭示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及分析均衡状态，基于自然主义取向而偏重研究抽象人的行为，这导致其逐渐走向数理模型化道路，而这种模型化道路并不适合于探索事物之间内在因果机理和本质的政治经济学。五是基于内容和方法的差异。两者在分析的前提假设上也存在某些不同：西方经济学讨论的抽象经济人是同质的，而政治经济学探索的社会人是异质的。六是尽管方法论存在差异，但这些方法也都是兼容的。如，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演化和均衡等仅仅是经济学研究的不同视角，因而两大经济学范式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可以得到很好的契合，从而促使经济学的发展。

尽管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一个共同源头，但自古典经济学以后，这两方面内容却越来越分裂了，并形成两个越来越对立的学科。一方面，自从边际革命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抛弃了对制度反思和改进的思路而将其研究对象逐步限定在物质财富上，从而演变为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学问。后来，经过几代人为建立“纯”经济学而不断地借鉴数学工具，西方主流经济学终于发展出了在表达上越来越精确的微观技术，但却因抛弃了伦理学内容而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另一方面，基于马克思经济学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内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张历史地分析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及其动机，逐渐形成了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从而缺少对微观行为的研究。因此，西方经济学会越来越倾向抽象而孤立的形式主义分析，而政治经济学则更倾向于结合其他社会科学进行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显然，从两者的基本特质上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为生动和多样，也更具启发性，从而具有更重要的发展意义。

微观经济学发展史篇(2)

一

黄宗智教授以其缜密的研究深刻地分析了大洋两岸学人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所面临的困境，指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正处于一场规范认识的危机之中”。他将这种“规范认识”规定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而且“这样的规范信念比起任何明白表达的模式和理论来，有着更广泛、更微妙的影响。它的影响不仅在于引导我们去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我很欣赏黄宗智教授的这个见解，大洋两岸的学人确实有必要思索一下长期以来双方所信守的约束自我认识能力的“规范信念”，并且在研究中摆脱这一信念。就我的理解，黄宗智教授鲜明地提出在中国史研究中存在着“规范认识危机”就在于告诫研究者必须努力从中国史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而不是从固有的观念、规范信念、经典理论出发研究历史，对中国只学界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确是一个长期未能解决的老问题。

那么，如何摆脱在中国史研究中存在的“规范认识危机”呢？黄宗智教授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着眼，加强微观的社会研究特别有助于摆脱既有的规范信念，在这方面，加强地方史研究又有其特殊的意义。从黄宗智教授的研究路径来看。这的确是其经验之谈。1985年，黄教授首先推出了力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五年以后，他又有《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问世。在这两部著作中，他巧妙地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结合起来，从微观问题入手，运用详实的农村调查资料深入地论证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例如：中国前资本主义经济演变的历史动力、人口与生产关系问题、中国经济落后的问题、帝国主义的问题，等等。如黄宗智教授所说，“如果研究只是局限于宏观或量的分析，很难免套用既有的理论和信念。然而，紧密的微观层面的信息，尤其是从人类学方法研究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使我们有可能得出不同于既有规范认识的想法，使我们有可能把平日的认识方法——从既有概念到实证——颠倒过来，认识到悖论的事实。”[1]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黄教授循着“从史实到理论而再回到史实的认识程序”。深入地剖析了华北平原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微观农业经济问题，并且着重分析了被人们所忽略的农业劳动生产率问题，从中提示中国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应该说，我们对农业劳动生产率问题的忽略既有史料上的原因，又有史学观念上的原因。正像黄教授在分析资本主义萌芽时所批评的那样，“由于理论的限制也由于资料的缺乏，过去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著作，多着眼于生产关系的变化，而较少分析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概念之中二个因素之一。许多学者简单地把资本主义萌芽，等同于自由雇佣劳动关系的兴起。至于生产力方面，即使论及，也只不过视生产力的发展为必然的事，而没有去系统地分析、估计劳动生产率的变化。”[2] 中国学者在谈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也道出了他们的苦衷。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曾经指出，考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历史前提，在于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考察”，而这种考察“却是十分困难的”。“限于史料，对于明清两代的农业生产力，我们只能从（1）农业总产量——代表封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2）单位面积产量——代表土地利用效果这两方面进行量的比较，再推论（3）‘一夫产量’——代表劳动生产率，并从生产结构上探讨其经济效益。这些分析，多是依靠间接估计方法，当然是粗糙的”。他还认为，“明清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终究是有限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耕作的集约化。在技术设备没有什么革新的情况下，农业集约化只是意味着每亩地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据一些资料测算，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清代，尽管亩产量有了提高，但劳动生产率即‘一夫产量’却下降了。这又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也是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始终微不足道的根本原因。”[3]

黄宗智教授在他的研究中敏锐地抓住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研究这一中国学者所忽视和难于深入的薄弱环节，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做了艰苦的探索和学术延长，从而深化了人们对于中国社会经济长期落后的原因的认识。在史料上，他的研究主要根据30年代人类学家实地调查所得到的资料，特别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调查资料，以及他本人在80年代初期在中国的实地调查资料。如他自己所述，在花了10年时间研读这些资料之后，他认定“满铁资料不失为用现代经济人类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农村的一组数量最大而内容又极为丰富的资料。它的质量甚至可能高于本世纪前半期世界任何其他小农社会的有关资料”。并且表示，要从这些资料出发，“从最基本的史实中去寻找最重要的概念，然后再不断地回到史料中去验证，提炼自己的假设”。[4] 在理论上，他移植了经济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s）在研究印度尼西亚生态变化时所运用的“农业过密化”理论[5] （也称农业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研究中国的农村经济特点。这一理论大致上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过密化”的概念是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投入的增加；第二，“过密化”的形式主要表现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经营；第三，“过密化”的动力来源于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人口的增长推动农业密集化；第四，“过密化”的商品化是非质变性的商品化，它与推动近展的质变性商品化有着根本的区别；第五，“过密化”可能带来的发展是有限的，生产越是密集化，就越是难于把劳动力抽出而走上通过资本化提高生产率的道路。在我看来，“农业过密化”理论对于深入分析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的原因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应当肯定，将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有关资料应用于中国史研究是美国学者自我反思后的一种新的尝试，而且这种尝试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领域逐渐盛行起来。不过，真正成功的研究范例并不多，从史料与理论的结合上实现重大突破的范例就更是微乎其微了。黄宗智教授的研究无疑应当视为一个成功的范例。他据此提出的基本观点也是我们所没有思考过的。无论是以“自然村”为基础的调查资料，还是以“过密化”理论为代表的基本观点，都丰富和启发了我们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认识。

微观经济学发展史篇(3)

关键词:比较法 历史教学 运用

历史比较法是中学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一种科学方法。无论在传统教学中还是在新课改时期，都是教师教学中普遍使用的一种方法。历史比较法可以把个别的历史事件纳入广阔的历史背景中，从中求同求异，有助于揭示历史现象的异同，为深入探求历史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创造条件。比较法不仅便于学生识记历史事件和人物，使学生了解历史概况、历史线索，还能够提高学生的综合与辨析能力，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达到掌握历史知识和发展能力之双重目的。那么历史教学中如何运用比较法呢?运用比较法又应注意哪些问题呢?

历史教学中的比较法，是指在教学中将有一定关联的历史现象和历史概念，其中包括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制度等等，进行比较对照，并判断异同，分析缘由，从而把握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认识历史现象的性质和特点。

从时间范畴出发，历史比较可分为共时性比较和历史性比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横向比较通常是指通过对同一时代不同国家间同类性质的事件或人物进行比较，从而找出相同或不同的规律。如新课程高一历史中通过古希腊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历史状况的比较，可以看出海洋文明与大河文明的不同影响，不同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不同影响。还比如通过鸦片战争前中西方社会状况的比较，得出鸦片战争是必然的、落后就要挨打等历史结论。纵向比较通常是指把不同时期的同类事物进行比较，即对同一国家或地区先后出现的同类事件、人物等的比较。如将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国南北战争放在一起比较，明确这两次资产阶级革命对美国经济发展各自所起的作用;将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比较，可以认识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发展。总之，我们通过纵向比较，可以找出历史事件的异同，认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人类历史不断进步的规律性，加深学生对历史知识深层次的理解。

从空间范畴出发，可分为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宏观比较是指站在历史整体角度，对不同的历史现象进行贯通的或者高度概括性的比较，从而对历史产生系统的规律性的认识。比如通过对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的比较，认识到东西方古代政治经济状况的不同原因;对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比较，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等。微观比较是指站在特定的历史角度，对各种特殊的历史现象或局部的、个体的历史问题进行具体的比较。比如对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比较，可以从具体的国情出发，从微观的角度进行比较;对德、日走上法西斯道路的比较，也可以进行微观具体的比较等。

除了从空间和时间出发进行比较外，还可以进行综合比较，跨越时间和空间。如比较东西方历史发展进程的差异时，可以从社会阶级组成、政治状况、经济发展状况、文化差异、宗教信仰、对外关系、军事实力、民族关系等各方面进行纵横、交错的多方位的综合比较。

微观经济学发展史篇(4)

1 历史分析和地理尺度相结合    

在地理学中，尺度分析是一个重要的方法学上的考量，尺度分析在地理学上主要指代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而在过去的研究中，如Zhang等和Pei等，都将地理尺度的思考模式，明确地应用到了历史气候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之中。在时间尺度上，章典和裴卿等论证出在短期和长期的时间尺度中，气候变化的影响到底有何不同。同时，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下，Pei等以移民为例，定量地论证了空间尺度不同，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将有所不同。    

但是需要特别提出，虽然在不同尺度上得出的结论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并不相互排斥和抵触，尺度的选择是展开研究的基本立足点，同时也需要再次指出，在研究人地关系领域中，长时期和大空间的宏观尺度更有利于反映气候变化和人类社会之间的联系。

2 统计因果关系的提出    

以往的历史研究中，往往是基于个别事件或某一时段进行深入剖析、综合评价所有可能的影响因素，给出对此特定案例或者特定时段的历史解释。当然，在此相对微观尺度上，如果单纯认为气候变化是这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这将难免会落入“环境决定论”的陷阱之中。但是在宏观尺度上，往往可以更有效地从统计上证明气候变化作为一个不可忽略的角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存在。因此，Pei等[[36]明确提出了统计因果关系(statistical law)。统计因果关系的提出，不是单纯地建立在数据和统计方法基础上，而是将因果关系理论中的5个标准和统计方法相结合，在大历史数据和统计分析方法之上提出的。虽然该统计因果关系不代表会适用于每一个案例，但是能从一个整体上发现气候变化的作用。同时，统计因果关系是建立在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宏观尺度上，所以，统计因果关系与现有的传统历史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相悖，因为正如前述所说，两者的研究尺度有所不同。

3 历史“大数据”    

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大数据是一个重要的理念。而在历史、环境史或者历史地理中，应该有更多的基于大数据理念推行的研究。目前存在的难度主要有:第一，尺度的选择，在传统的微观尺度上，大数据几乎很难实现，主要是因为历史资料相对缺乏;第二，在传统微观尺度上，即使要展开统计分析，但是样本量较小，这时候加入一个或者减少一个影响因子，对于统计结果而言，会存在较大的统计敏感性。    

然而在现阶段的发展中，由于在宏观尺度上能够使样本量有所增加，即使是减少或增加个别数据，也较难影响最终统计结果的显著性。并且，大量的数据会加强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统计关系的稳定性。随着史料的进一步发掘，相信在资料完善的基础上，历史大数据的理念将会被进一步接纳，这需要史学家的不断深入研究。

4.4重新审视马尔萨斯理论    

马尔萨斯学说认为，资源的增长遵循线性模式，而人口增长是指数模式，因此人口增长会超过资源增长，当人口规模超过农业生产，人间悲剧即大规模的人口锐减和非正常死亡将会发生，因此，马尔萨斯辩称人类悲剧的成因是人口的迅速增长。但是，Zhang等和Lee等的研究中，都发现实际上人类的这些悲剧更多是由气候变化导致的农业减产造成的，因为气候变化影响下资源的波动比人口的波动更加明显和剧烈。马尔萨斯学说强调日渐增长的食物需求是起因，而上述发现起因是气候变化导致了食物供给稀缺，这些研究从长时间和大空间尺度上重新审视了马尔萨斯学说。

4 中国与欧洲实证对比研究    

微观经济学发展史篇(5)

一、会计目标的主体型

会计目标是会计主体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与环境中，对会计实践活动所追求或希望达到的预期境地或标准。现行的会计目标是投资主导型，即会计的目标主要是服务于投资者及债权人的利益。这一特征与实物经济形态中的企业组织形式紧密相关。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后，由于物质资产的作用减弱而知识资产的作用增强，对企业资产增值和财富增加产生主要作用的将不是物质资产，而是知识资产，因此物质资本所有者的股东将退出在企业的统治地位，而知识资产作为企业财富增加的主要直接力量。由于知识资本和其所有者属于同一主体，不仅将在企业中占有主导地位，而且也将是企业剩余资产的主要拥有者。这一资产要素所有者地位的变迁，必然要求会计的目标进行变革，会计的目标将由过去的向股东、债权人提供信息为主、转为以计量企业主体资源、权益的变动情况、收益的形成过程和有效控制企业组织内部的人力资源为主的企业主体性会计目标模式。

二、会计人员的高技能型

会计是应用性科学，因此更注重会计人员的技能。首先是获取知识的学习技能。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知识老化周期变短，知识更新换代加速。只有勤于学习和善于学习，才能掌握最新的知识，适应时展的需要。从某种程度上说知识经济是在学习型经济，而且是终身的学习；其次，是转化知识的创新技能。早在本世纪初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esephScunmpeter）就创立了创新学说，指出经济由于创新而得以发展。纵观世界社会经济发展史，可以清晰地发现创新是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会计发展史本身也是一部创新史。从十五世纪中叶卢卡.帕乔利（LucaPacioli）创立复式簿记开始，会计结束了长达几千年的单式序时记录。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又诞生了以适应工业革命的成本会计和满足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的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等完整的理论与方法体系。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会计面临着人力资源会计的构建、信息知识等无形资产的计价、金融衍生工具的计量等问题，这就要求会计人员不仅要有广泛的知识，还必须具有创新知识、运用知识的能力。

微观经济学发展史篇(6)

在笔者看来，我国财经媒体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如何增强自己的使命感，把专业主义发挥到极致，从而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留下自己的即记。现在，一些财经类新闻媒体，热衷于跟着时事政治走，其实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

笔者主张，财经媒体的记者要改变自己观察问题的角度，改变过去那种政治家的作派，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具体而言，就是要处理好个体与整体、局部与全局、历史与现实、静态与动态、虚拟与真实、微观与宏观的关系。现在一些财经记者把自己打扮成政治讲解员，忽视了新闻的基本规律。比如，金融危机到来时，一些记者为了配合中央的某些政策，在沿海发达地区寻找一些高新技术企业，试图借助他们之口，表明金融危机并不可怕。从表面上来看，这也许是一件非常完美的财经新闻作品。但仔细分析，人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策宣传片。正因为高新技术企业拥有独门绝技，所以，他们才不会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记者不该用这样特殊的个案来说明东部沿海地区的整体经济状况，更不应借用局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来说明这个国家的经济全局。

记者不是不能讲政治，但是，记者必须尊重事实，遵从新闻客观规律。假如不顾当前的实际情况，为了鼓舞人心而传播虚假消息，那么，就会导致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混乱，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被扭曲。媒体具有信息采集、储备、传播的功能，但是，媒体绝对不能掩盖事实真相，不能以个体代替整体。

中国的财经记者应该关心国家大事，了解国家的政治关系。但是，财经记者不能把自己打扮成政治家，试图通过财经信息进行政治说教。中国财经记者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太懂政治，不太懂经济。在制作财经新闻的时候，往往忽视了财经新闻的基本规律，把“这一个”当作了经济的整体。其实。从微观经济到宏观经济，并不能实现“惊险的跳跃”。记者要学会解剖麻雀，并且实事求是地向公众展示整个过程。宏观经济报道同样需要从细节入手，不要试图借助于微观的新闻细节，来说明中国整体的经济状况。

财经就是生活。无论是虚拟的经济还是现实的经济，无论是宏观的经济还是微观的经济，在现实生活中都是人的活动。仔细记录每一个人的行为，或者选择披露某些人的观点，就是财经频道最好的定位。

很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缺少这样的财经报道。财经媒体五颜六色，花里胡哨，这说明财经类报道的制作人心态浮躁，缺乏历史的使命感和现实责任感。

所以，笔者主张，中国的财经媒体应当成为中国最为理性的媒体。这不是让财经媒体见物不见人，恰恰相反，是希望财经媒体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在报道虚拟经济的时候，让人们了解金融发生的整个过程；在报道金融流转环节的时候，让人们感受到普通中国人的喜怒哀乐。中国的财经媒体需要长镜头，需要耐心、观察、思考。假如财经媒体变成了娱乐性的媒体，或者财经新闻变成了软性商业广告，那么，财经媒体就忘记了自己的职业定位，放弃了自己的历史责任。

微观经济学发展史篇(7)

关键词：经济学；财务管理；分支结构；发展举措

由于会计和经济学本身关联极为缜密，所以在新时代下微观经济学不断改良背景下，一类创新形式的财务管理理论开始在现代不同业务类型、规模的企业中得到大力推广沿用，特别是在资本预算、资本结构和股息决策作用下，令现代企业财务决策逐渐构筑起完善形式的实证理论。由此看来，针对经济和管理学理论在企业革新发展路程中的应用细节，加以系统化论证，是凸显日后我国各类企业财务管理绩效水准的必经之路，因此应该引起相关企业主管的全面关注。

一、经济学革新发展的整体历程考察研究

经济学发展持续经历着四个历程。相关细节内容将具体如下所示：首先，便是经济学科初始性衍生历程。具体是在西方发达国家重商主义学术研究成果和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交互式作用下衍生变革的。持续到16世纪过后转变为一类独立形态的学科内容，随后更在19世纪上半期顺势延展出多元化经济学派别，其中研究成就最为丰厚的莫过于，马尔萨斯和萨伊发表的结论。其次，时限维持在19~20世纪70年代，并且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景象，由于西方资本主义革新速率不断加快，同步状况下令传统形式的经济学产生强烈变动迹象，包括边际分析方式、价值论、历史和制度等学术研究团队得以壮大，其中成就地位最为突出的莫过于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并且在二战结束之后被整改定义为微观经济学。再次，主要是持续到20世纪末，在该类研究阶段中，包括货币主义、公共选择学派等理论广泛交织，尤其是经过创新形式的制度经济学支持作用下，一时间令经济学赢取了更为强劲的深入拓展机遇。最后，便是21世纪初期持续到现阶段，正是在新时期网络信息技术影响范围内，包括不同类型经济学科内容得以大范围吸纳融合，为现代企业可持续运营发展提供极为丰富的指导性线索，特别是理论、应用经济学内容，如今更是在我国异质化产业领域之中得以深度开发拓展。

二、财务管理相关性理论内容和关键性发展细节的解析

涉及财务管理理论，主要是在传统形式的会计和制度、宏微观、产权经济学体系架构之中转变而来，同步状况下更得到统计、概率、运筹等专业学科理论基础的指导辅助功效。正是在此类复杂化历史背景控制范围内，资产组合、资本结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市场监督管理实效、期权定价等学科内容相继衍生，这部分财务经济理论经过长期的创新调试，将愈加清晰地映射出微观经济学在企业财务管理实践沿用中的特殊支持贡献形式。至于后续的内容便是针对此类财务管理理论模块和经济学革新发展的紧密关联程度加以精细化校验评估：

（一）财务经济学的概念和核心存在意义

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可以细化为基础性和应用性理论两大结构单元，其中基础性财务管理理论，就是在上述强调的微观经济学体系下延展而来；相比之下，应用性财务管理理论，主张针对企业财务一切财务控制实践模式加以全方位关注。透过宏观角度观察，财务管理理论中的企业和微观经济学体系下的厂商，企业投资结构和微观经济学中的生产理论效应等，呈现极为显著的趋同迹象。由此可见，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理论的确是透过微观经济学中演变发展而来，尤其是在财务资源供应量不足和主体理性操控环境下，有关以往时刻出现的企业财务资源筹资、沿用、分配、回收等限制性危机，可以深度沿用诸多经济学优化模型和均衡调试手段予以消除。整个工序流程中，市场监督控制体制必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掌控效用，不过其初衷始终是为广大企业赢取合理数量的经济效益。

（二）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下的核心指导性内容

以上诸多历史经验验证，正是在多元化会计和经济学学科支持作用下，企业财务监督控制理论内容才得以不断健全修缮，其间具体沿用的经济学内容，主要包括微观、宏观、制度等类型经济学内容，并且经过现代丰富的概率、运筹学专业学术成就交织影响下，令现代财务经济理论变得更加健全完整。单纯拿马克威茨和其阐述的资产组合理论为例，其具体衍生时间在1952年，研究历程中灵活地支配风险资产的期望收益率和方差，在后续阶段中联合原有理论结构令资产组合内容得到不同层次的丰富。之所以称其为资产组合理论，就是因为其主张联合众多投资商家决策，进行对应资产灵活配置，这类现象则完全可以理解为现代有价证券投资概念的初始形态。其督促各类投资商家时刻保留独特的发展视角，可以利用不同技术途径精确化验证评估市场一切投资风险问题，进一步为后续资产资源有序分配、融合，提供愈加宝贵的校正性意见。

三、结语

依照以上内容论述，财务管理理论和微观经济学的确存在深刻的依赖关系，如资产组合、期权定价和市场效率等理论内容，都可以说是现代各类企业财务管理科学性的标准性指导线索。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我国企业在财务管理环节中，需要愈加灵活地沿用经济学和财务管理中的各类关键性理论内容，至此将财务资产支持效用发挥到极致状态。

作者:李可欣 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研究生学院

参考文献：

[1]吕文文.探讨经济全球化视野下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趋势[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3,31（02）：90-105.

[2]符蓉.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热点及趋势[J].财会月刊，2014，15（05）：77-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