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河东柳氏；柳元景；柳世隆；文化；士族

abstract：the hedong (a part of today’s shanxi province)liu clan rose as a local power known for its military might in yongzhou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the key figure in the clan’s prosperity was liu yuanjing，whose descendants were all able to serve new rulers to pursue fame and interest so as to maintain the prosperity of the clan.the liu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filial duties and the sense of clan was constantly strengthened.with the rise of social status，the outstanding branches of the clan were subject to the influence of aristocratic social and cultural fashion and soon became known for their artistic taste.during the qi dynasty and liang dynasty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liu shilong and many of his descendants were good at chatting，literary creation，playing chinese zither and playing chess and had the air of celebrities.so the clan was accepted into aristocracy and became an outstanding example of new clans.

key words：the hedong liu clan；liu yuanjing；liu shilong；culture；aristocracy

河东柳氏是中古时代地位显赫、影响很大的世家大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其家族支系甚多，颇为繁杂，其中主要以“西眷”与“东眷”二支最为显赫(注：对河东柳氏家族，以往学界已有所研究，专题论文主要有张灿辉先生《南朝河东柳氏家族研究》(刊于《晋阳学刊》1995年第6期)和韩树峰先生《河东柳氏在南朝的独特发展历程》(刊于《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另，陈琳国先生《论南朝襄阳的晚渡士族》(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也涉及河东柳氏家族的情况。以上诸文对柳氏在南朝时期家族地位的变化及其影响皆有考论，也牵涉到其门风问题，对本文多有启发，深表谢忱之意。不过，本文专题考察作为晚起寒门武力强宗代表的柳氏在社会地位提升后其门风的变化问题，侧重点有所不同。)。 关于柳氏兴起之渊源及其主支之由来，《新唐书》卷七三《宰相世系表上》载：

柳氏出自姬姓。鲁孝公子夷伯展孙无骇生禽，字季，为鲁士师，谥曰惠，食采于柳下，遂姓柳氏。楚灭鲁，仕楚。秦并天下，柳氏迁于河东。秦末，柳下惠裔孙安，始居解县。安孙隗，汉齐相。六世孙丰，后汉光禄勋。六世孙轨，晋吏部尚书。生景猷，晋侍中。二子：耆、纯。耆，太守，号“西眷”。耆二子：恭、璩。恭，后魏河东郡守，南徙汝、颍，遂仕江表。……平阳太守纯生卓，晋永嘉中自本郡迁于襄阳，官至汝南太守。四子：辅、恬、杰、奋，号“东眷”(注：对于河东柳氏“东眷”、“西眷”之南徙时间问题，存在不少可疑之处。韩树峰先生前揭文中经过翔实的考证，指出柳卓不可能在西晋末永嘉之乱中南迁，当时柳氏人物仕于后赵等胡人政权，直到十六国中期“秦赵丧乱”时才南迁的。他说：“西晋灭亡以后，河东柳氏的主体并未南渡，而是分别仕于不同少数民族政权。从柳纯、柳耆、柳恭的仕宦情况看，属典型的地方豪强。至秦赵丧乱，河东柳氏和中原地区的其他民众一样，南下避难。只是与其他大族南迁不同的是，柳氏南迁，分为两路，西眷柳恭一支迁于汝颍，东眷柳卓一支则迁于襄阳。”因此，柳氏属于晚渡之北方武力强宗。)。

由此可见，柳氏自秦、汉定居河东解县，仕于汉、晋，成为地方豪族。两晋之际，诸胡南进，中原失据，北方士庶大规模南迁，河东柳氏也有房支南移，柳卓则为柳氏“东眷”的开创者。不过，尽管柳氏在永嘉之乱时期早已南迁，但长期隐埋未显，直到刘宋才浮到历史前台。此后，柳氏家族英俊辈出，其家族文化风尚也随之发生了深刻转变，成为南朝时期新兴门第的杰出代表。本文对柳氏“东眷”家族门风的主要特征及其变化略作考论，从一个侧面透视南朝时期的社会变革。

一、“起自将帅”与世为功臣：南朝时期河东柳氏代表人物之尚武及其家族地位之提升

关于河东柳氏“东眷”在江南的传承情况，《宋书》卷七七《柳元景传》载：“柳元景字孝仁，河东解人也。曾祖卓，自本郡迁于襄阳，官至汝南太守。祖恬，西河太守。父凭，冯翊太守。”诸人并无显赫的官位与业绩，其家族南迁后何以长期悄无声息呢?这显然与其家族之门第及其南迁后的侨居地密切相关。南朝中后期特别是隋唐时期，当时人皆视河东柳氏为高门士族。不过，柳氏“东眷”之高门化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从柳卓南迁选择襄阳为侨居地及其代表人物的仕宦情况看，这一家族原本之门第应该属于地方豪强或“将门”的范畴，其门风的显著特征是崇尚事功与武勇。

陈寅恪先生指出，永嘉年间北人南移避难大体可分为两条路线，“一至长江上游，一至长江下游，路线固有不同，而避难人群中其社会阶级亦各互异”。以最典型的长江下游为例，“其上层阶级为晋之皇室及洛阳之公卿士大夫，中层阶级亦为北方士族，但其政治社会文化地位不及聚集洛阳之士大夫集团，……大抵不以学术擅长，而用武勇擅战著称，下层阶级为长江以北地方低等士族及一般庶族，以地位卑下及实力薄弱，远不及前二者之故，遂不易南来避难，其人数亦因是较前二者为特少也”[1]。从当时不同社会等级移民的地理分布看，其最上层一般聚集于都城建康及其周围地区，后来有些房支移居浙东一带；其中层尚武集团主要居住在以京口为中心的晋陵地区；其下层则散居于江南各地，与土著杂处，并逐渐被同化。而在长江上游地区，南来移民主要集中在以江陵为中心的荆州地区和以襄阳为中心的雍州地区，这两个地区的民风颇为不同，有“江陵素畏襄阳人”的说法。陈寅恪先生以为居住襄阳与江陵之南来北人之社会身份不同，其情形大致与长江下游移民的类别相似。他指出：

西晋末年中州扰乱，北人莫不欲南来，以求保全，当时具有逃避能力者自然逐渐向南移动，南阳及新野之上层士族，其政治社会地位稍逊于洛阳胜流如王导等者，则不能或不必移居江左新邦首都建业，而迁至当日长江上游都会江陵南郡近旁一带，此不仅以江陵一地距胡族势力较远，自较安全；且因其为当日长江上游之政治中心，要为占有政治上地位之人群所乐居者也。又居住南阳及新野地域之次等士族同时南徙至襄阳一带。其后复值“胡亡氐乱”，雍、梁流民又南徙而至此区域。此两种人之性质适与长江下游居住京口晋陵一带之北人相似，俱是有战斗力之武人集团，宜其为居住江陵近旁一带之文化士族所畏惧也[1]。

可以说，长江上游之江陵与襄阳为两个移民区，同时也是两个文化区。河东柳氏南迁后定居于襄阳，这表明其家族之社会地位偏低，无法进入江陵地区，更不要说东下建业了。

从柳氏南移后在东晋的仕宦情况看，其代表人物官至地方郡守，可以肯定其为士族，不过其履职之地多为边防地区，显然为高门士族所不乐为。此外，从柳氏家族文化风尚看，东晋以来，襄阳之地成为南北对抗的缘边之地，雍州地区民族杂居，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大族，在精神气质上更多地表现出尚武好斗和重视事功的气质，从这一角度看，柳氏无疑是地方武力豪强。因此，在当时高门文化士族掌控军政大局的背景下，无论在地域上，还是社会地位上，河东柳氏无法进入门阀社会的高层。对此，《南史》卷三八《柳元景传》记载的一则故事颇能说明这一点：

元景少时贫苦，尝下都至大雷，日暮寒甚，颇有羁旅之叹。岸侧有一老父自称善相，谓元景曰：“君方大富贵，位至三公。”元景以为戏之，曰：“人生免饥寒幸甚，岂望富贵。”老父曰：“后当相忆。”及贵求之，不知所在。

在传统门第社会的长期压抑下，柳元景作为“羁旅”武士，最大的愿望便是“人生免饥寒幸甚”，至于提升门第，则更无从谈起了。

然而，社会历史的巨变却给原本无望的寒门武力强宗提供了发展的机缘。就柳氏而言，关键性的奠基人物是柳元景，他是其家族南迁以来的第四代代表人物。柳元景之所以能够登上当时历史的前台，根本原因在于：刘宋代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晋以来门阀政治的结构，寒门武将势力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特别需要指出，刘宋建国后，加强了对雍、梁地区的经营，使得这一地区的豪门将家在征服蛮族的战争中日益崛起。刘宋统治者在内外纷争中，不断利用这一地区豪族的军事力量驱逐戡乱，进而逐步影响到刘宋军政大局。关于柳元景早年的情况，《宋书》本传载：“元景少便弓马，数随父伐蛮。寡言有器质。”可见其本人及其家族素擅武勇的作风。刘宋之初，柳元景已得到荆州刺史谢晦、雍州刺史刘道产等人的赏识。宋文帝元嘉年间，柳元景历任孝武帝刘骏、随王刘诞等人雍州幕府将帅，在讨剿诸蛮的战争中，功业卓著。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大举北讨，使诸镇各出军”，其中随王刘诞遣师西进关、陕，“加元景建威将军，总统群帅”。在柳元景的指挥与协调下，这一路北伐军取得了重大胜利，但由于刘宋北伐主力失利，宋文帝“以元景不宜独进，且令班师”。元嘉北伐之役，柳元景不仅因此成为一代名将，而且预示着雍州地方豪族军事力量的崛起。

此后，柳元景卷入刘宋皇族内部权力纷争，其地位也急剧上升。元嘉末，太子刘劭弑父篡位，孝武帝刘骏以柳元景为前锋，东下讨逆，为孝武帝登基立下汗马功劳。孝武帝曾问柳元景：“事平，何所欲?”元景答曰：“若有过恩，愿还乡里。”至此，柳元景还没有摆脱地方豪强的狭隘意识。但此后柳元景主要居住于建康，其军政活动与刘宋朝廷的斗争发生了紧密联系(注：《周书》卷四二《柳霞传》载柳霞谓萧詧云：“自晋氏南迁，臣宗族盖寡。从祖太尉、世父仪同、从父司空，并以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唯留先臣，独守坟栢。常诫臣等，使不违此志。” 这是说自柳元景、柳庆远、柳世隆，相继居于金陵，这对其家族与中央朝廷及高门士族的结合，有重要的影响。韩树峰先生前揭文以此论云：“柳元景在中央供职，是柳氏进入高级士族圈所迈出的第一步。”。)孝武帝任其为侍中，领左卫将军，转使持节、监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前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后来元景又参与平定臧质等人的叛乱，因功与沈庆之俱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封晋安郡公，后改封巴东郡公。大明年间，官至尚书令等。孝武帝死前，命其与刘义恭、射颜师伯“并受遗诏辅幼主”。柳元景达到了其军政权势的巅峰。

柳元景在进入刘宋权力核心层的同时，也遭遇到严重的政治危机，孝武帝“严暴异常，元景虽荷宠遇，恒虑祸及”。孝武帝死后，诸人一度弹冠相庆，但岂不知前废帝更为凶狂，于是诸辅政大臣图谋废黜，永光元年，元景诸人事泄被诛。由于事关谋反，元景家族遭到重创，元景长子庆宗早为孝武帝杀害，其他诸子及“诸弟侄在京邑及襄阳从死者数十人”。不过，从其家族发展的趋势看，柳元景一房虽多遭诛，但柳氏之兴隆实多有赖于柳元景之发迹。

谈到柳元景对于其家族发展的关键性地位与作用，不仅在于其以卓著的军政业绩确立了其家族特殊的“门势”，而且在于其行事作风奠定了柳氏门风的某些基调，并为其家族后辈不断继承，深刻地影响着其家族的发展。其一，柳元景具有强烈的宗族意识，提携其兄弟子侄。《南齐书》卷二四《柳世隆传》载：

世隆少有风器，伯父元景，宋大明中为尚书令，独赏爱之，异于诸子。言于孝武帝，得召见，帝曰：“三公一人，是将来事也。”……除西阳王抚军法曹行参军，出为虎威将军、上庸太守。帝谓元景曰：“卿昔以虎威之号为随郡，今复以授世隆，使卿门世不绝公也。”

柳元景以其特殊的身份，向宋孝武帝推荐其家族精英子弟，孝武帝当然表示理解。在这方面，柳元景注意塑造新的家族精神，可谓远见卓识。此后，柳氏家族代表的宗族意识明显强化。作为宋齐之间柳氏的代表，柳世隆也十分注意提携其家族人物，《梁书》卷九《柳庆远传》载：

初，庆远从父兄卫将军世隆尝谓庆远曰：“吾昔梦太尉以褥席见赐，吾遂亚台司；适又梦以吾褥席与汝，汝必光我公族。”至是，庆远亦继世隆焉。

“太尉”即指柳元景，可见柳世隆是效仿、追随柳元景的精神传统，希望其他本族人物能“光我公族”，表现出强烈的宗族意识。又，《周书》卷四二《柳霞传》载：

霞幼而爽迈，神彩嶷然，髫岁便有成人之量。笃好文学，动合规矩。其世父庆远特器异之。谓霞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尝语吾云：‘我昨梦汝登一楼，楼甚峻丽，吾以坐席与汝。汝后名宦必达，恨吾不及见耳。’吾向聊复昼寝，又梦将昔时座席还以赐汝。汝之官位，当复及吾。特宜勉励，以应嘉祥也。”

这里说柳元景将“座席”赐予柳庆远，而柳庆远则将之传给柳霞，与上文有所不同。柳氏以“太尉公”柳元景为家族发达之关键人物，而“褥席”、“座席”则是其家族权位与门户延续的象征物，只有世代不乏才俊，传承“座席”，其家族才能兴旺发达。《南史·柳元景传》末李延寿史论云：“柳元景行己所资，岂徒武毅；当朝任职，实兼雅道。”这里肯定柳元景与一般武人的不同之处，颇为中肯。

其次，柳元景“起自将帅”，体现出其家族尚武的后发优势。不过，与一般粗鄙武夫不同，柳元景很善于利用时机，其地位之确立无疑与其追随宋孝武帝有关。此后柳氏尚武之士将这一点发扬光大，不仅多军功显赫，形成了“世为将家”的传统，而且多能在王朝兴替中抓住时机，从而使得柳氏家族代有功臣，以延续其家族的特殊地位。宋齐之际，柳氏代表人物是柳世隆。据《南齐书》卷二四《柳世隆传》，他在宋孝武帝、前废帝打压功臣，其家族遭受严重挫折之后，冒险投靠宋明帝，“泰始初，诸州反叛，世隆以门祸获申，事由明帝，乃据郡起兵，遣使应朝廷。……还为尚书仪曹郎，明帝嘉其义心，发诏擢为太子洗马，出为宁远将军、巴西梓潼太守”。柳世隆的这一举措，使其家族转危为安。特别在宋齐易代过程中，柳世隆及早地转向萧道成集团，他曾为萧赜长史，二人“相遇甚懽”，“太祖之谋渡广陵也，令世祖率众下，同会京邑，世隆与长流萧景先等戒严待期，事不行”。萧道成代宋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解决据有上流势力的沈攸之，而夏口则为遏制沈攸之的咽喉之地，萧道成与萧赜书曰：“汝既入朝，当须文武兼资人与汝意合者，委以后事，世隆其人也”。于是萧赜“举世隆自代”。柳世隆在牵制沈攸之的战争中作用甚著，为萧齐建国之功臣，深得齐高帝萧道成与齐武帝萧赜的信重，其后官至侍中、尚书令等，并一再出镇诸州郡。有关柳世隆对萧齐之功业，《南齐书》卷二四萧子显有传论云：“文以附众，武以立威，元帅之才，称为国辅。沈攸之十年治兵，白首举事，荆楚上流，方江东下。斯驱除之巨难，帝王之大敌。柳世隆势居中夏，年浅位轻，首抗全师，孤城挑攻，临埤授策，曾无汗马，劲寇乖沮，力屈于高墉，乱辙争先，降奔郢路，陆逊之破玄德，不是过也”。可以说，柳世隆预谋萧道成父子之篡宋，对柳氏家族地位的巩固和提升作用巨大。

齐梁之际，柳世隆子孙辈也颇能见机行事，如其子柳恽，《梁书》卷二一本传载“高祖至京邑，恽候谒石头，以为冠军将军、征东府司马。时东昏未平，士犹苦战，恽上牋陈便宜，请城平之日，先收图籍，及遵汉祖宽大爱民之义，高祖从之”。柳恽在萧衍立国前已表归附之诚心，后得萧衍信重。柳憕，“梁武帝举兵至姑孰，憕与兄恽及诸友朋于小郊候接”。柳忱，齐末为西中郎将，齐东昏侯遣师袭击雍州之梁武帝萧衍，西中郎长史萧颖胄犹豫不决，柳忱等“并劝同武帝，颖胄从之”。柳惔，萧齐末，梁武帝出镇雍州，“惔祖道，帝解茅土玉环赠之。天监二年元会，帝谓曰：‘卿所佩玉环，是新亭所赠邪?’对曰：‘既而瑞感神衷，臣谨服之无斁。’……帝因宴为诗贻惔曰：‘尔实冠群后，惟余实念功。’”(注：以上引自《南史》卷三八《柳元景传》所附柳憕、柳忱、柳惔诸人传。)。可见柳惔、柳忱兄弟也早与萧衍交往甚密。可以补充说明的是，柳世隆曾孙柳裘在梁亡后入北周，周宣帝死前，其“留待禁中，与刘昉、韦謩、皇甫绩同谋，引高祖入总万机。高祖固让不许。裘进曰：‘时不可再，机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计。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如更迁延，恐贻后悔。’高祖从之”，后来隋文帝常思其“定策功”(《隋书》卷三八《柳裘传》)。

齐梁之际，柳氏最显著之代表人物是柳元景另一侄儿柳庆远。《梁书·柳庆远传》载：

高祖之临雍州，问京兆人杜恽求州纲，恽举庆远。……因辟别驾从事史。齐方多难，庆远谓所亲曰：“方今天下将乱，英雄必起，庇民定霸，其吾君乎?”因尽诚协赞。及义兵起，庆远常居帷幄为谋主。

柳庆远作为掌控雍州地方社会的实力派，他早有投靠萧衍的动机。中兴元年，柳庆远以征东长史身份“从军东下，身先士卒，高祖行营垒，见庆远顿舍严整，每叹曰：‘人人若是，吾又何忧。’”萧衍平定建康，“城内尝失火，禁中惊惧，高祖时居宫中，悉敛诸钥，问‘柳侍中何在’。庆远至，悉付之。其见任如此”。梁武帝称帝，以庆远为散骑常侍、右卫将军，加征虏将军，封重安侯。后又任其为雍州刺史，并说：“卿衣锦还乡，朕无西顾之忧矣”。柳庆远一生主要从事武职，延续了其“世为将家”的传统(《梁书》卷九《柳庆远传》)，特别是他在齐梁更迭之际，追随梁武帝，对其家族地位的延续颇有助益。

萧梁一代，柳庆远一房为将者最著。其孙柳仲礼，“勇力兼人，少有胆气，身长八尺，眉目疏朗”。仲礼父柳津随萧纲入朝，“仲礼留在襄阳，马杖军人悉付之。抚循故旧，甚得众和”，梁武帝“思见其面，使画工图之”。侯景变乱前，仲礼早有预料，“屡启求以精兵三万讨景，朝廷不许”。及至侯景渡江，“朝野便望其至”，仲礼与诸将赴援，“见推总督”，侯景甚惧之。其初与侯景战，颇为骁勇，但后来遭遇挫折，“壮气外衰，不复言战”，“常置酒高会，日作优倡，毒掠百姓，污辱妃主”，其父柳津与梁武帝同困台城，登城谓曰：“汝君父在难，不能尽心竭力，百代之后，谓汝为何。”柳仲礼无动于衷，最终竟然“开营降贼”，以致“论者以为梁祸始于朱异，成于仲礼”(注：以上皆引自《南史》卷三八《柳元景传附柳仲礼传》。)。柳仲礼降附侯景，从梁朝兴亡及其家族尚武传统而言，可谓极大之耻辱。柳仲礼之弟柳敬礼，“少以勇烈闻，……侯景度江，敬礼率马步三千赴援。至都，与景频战，甚著威名”。他与仲礼降景后，曾谓兄言：“景今来会，敬礼抱之，兄便可杀，虽死无恨。”仲礼虽许之而不敢动，敬礼后图谋袭击侯景而被杀，临死曰：“我兄老婢也，国败家亡，实余之责，今日就死，岂非天乎。”侯景之乱，给萧梁王朝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南朝士族社会也因此衰微，即便是晚起的河东柳氏也受到严重的摧残，其尚武之房支主要人物皆相继遇难，其“世为将家”的传统也由此中衰。

与柳氏尚武门风相关，作为晚起的军功勋贵，河东柳氏家族代表人物为宦重视实务，具有较强的进取意识和行政能力，与传统的高门士族不同。齐、梁时期，柳世隆、柳恽父子等为官施政，颇得大体。如柳恽“复为吴郡太守六年，为政清静，民吏怀之。于郡感疾，自陈解任，父老千余人拜表陈请，事未施行”(《梁书》卷二一《柳恽传》)。柳憕，梁时曾任蜀郡太守，“在蜀廉恪为政，益部怀之”(《南史》卷三八《柳元景传附柳憕传》)。由于其门风之熏染，柳氏之女也颇有能力。《陈书》卷七《高宗柳皇后传》载柳皇后乃柳恽孙女，“后年九岁，干理家事，有若成人”，陈高宗崩，“始兴王叔陵为乱，后主赖后与乐安吴氏救而获免，事在叔陵传。后主即位，尊后为皇太后，宫曰弘范。当是之时，新失淮南之地，隋师临江，又国遭大丧，后主病疮不能听政，其诛叔陵、供大行丧事、边境防守及百司众务，虽假以后主之命，实皆决之于后。后主疮愈，乃归政焉”。可见柳皇后对陈朝政局影响之大。不仅如此，柳氏流落北朝之人物也表现出较强的从政能力，与南士普遍浮虚的状况不同。如柳彧，《隋书》卷六二本传载其乃柳仲礼之子，梁亡归周，先后为宇文护、宇文邕和隋文帝等北朝统治者所用，他一再直言上谏，皆能切中要害，颇得称誉，其传末史论赞曰“邦有司直，(刘)行本、柳彧近之矣”。柳庄，《隋书》卷六六本传载其自后梁入隋，授开府仪同三司、给事黄门侍郎等，“庄明习旧章，雅达政事，凡所驳正，帝莫不称善。苏威为纳言，重庄器识，常奏帝云：‘江南人有学业者，多不习世务，习世务者，又无学业。能兼之者，不过于柳庄。’高颎亦与庄甚厚”。柳庄以“明习旧章，雅达政事”，深得关中士大夫人物苏威及高颎的赏识，可谓难得。由此可见柳氏家族门风之基本特征。

二、齐、梁时期河东柳氏“东眷”门风之雅化及其门望之提升

河东柳氏在南朝社会变革的背景下，以军功勋业发迹。当时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仍然是传统的文化士族，出自寒门的军事勋贵子弟在取得政治权位和经济财富后，必然在思想文化上向高门士族靠拢。不仅如此，南朝时代，各王朝政治斗争错综复杂，政局动荡，而新起的寒门勋贵多依赖皇权，往往卷入政争，旋升旋灭，难以延续。就柳氏而言，柳元景虽将其家族带到军政权势的高峰，但宋孝武帝父子一度诛戮其家族代表人物，造成其家族发展史上的严重危机。因此，无论是潜移默化的内在文化转变的推动，还是其家族现实危机的冲击，都迫使其代表人物努力改造其家族的文化风尚，从而推进其家族的士族化进程。

在河东柳氏家族文化“雅化”的进程中，一个标志性的关键人物是宋齐之间的柳世隆。柳世隆亲历柳元景之祸，可谓触目惊心，因而他努力改造其家族门风。一个重要的表现是世隆特重孝道，这是士族社会最重视的道德伦理。《南齐书》本传载其为母守丧事云：

上手诏与司徒褚渊曰：“向见世隆毁瘠过甚，殆欲不可复识，非直使人恻然，实亦世珍国宝也。”渊答曰：“世隆至性纯深，哀过乎礼。事陛下在危尽忠，丧亲居忧，杖而后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极，加荣增宠，足以厉俗敦风。”

齐高帝萧道成及名士代表褚渊如此表彰柳世隆之孝行，这对柳氏社会地位之提升大有助益。此后，柳氏人物孝义成风，如世隆子柳恽，“为太子洗马，居父忧去官，著《述先颂》，申其罔极之心，文甚哀丽。后试守鄱阳相，听吏属得尽三年丧礼，署之文教，百姓称焉”(《南史》卷三八《柳元景传附柳恽传》)。柳恽不仅本人重视守丧尽孝，而且将其作为治理地方之“文教”，引导社会风尚。世隆另一子柳忱，“年数岁，父世隆及母阎氏时寝疾，忱不解带经年。及居丧，以毁闻”(《梁书》卷一二《柳惔传附柳忱传》)。可以说，齐梁之世，柳世隆一支已成为孝义之家。此外，其他柳氏房支也如此。据《周书·柳霞传》，在柳氏主支逐步迁居建康后，柳季远“独守坟栢”，后萧詧称帝江陵，劝柳霞笃志不移，一度“因留乡里，以经籍自娱”；“霞有志行。初为州主簿，其父卒于扬州，霞自襄阳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毁瘁殆不可识。后奉丧溯江西归，中流风起，舟中之人，相顾失色。霞抱棺号恸，愬天求哀，俄顷之间，风浪止息。其母尝乳间发疽，医云：‘此病无可救之理，唯得人吮脓，或望微止其痛。’霞应声即吮，旬日遂瘳。咸以为孝感所致”。柳霞子柳靖，入隋后“足不历园庭，殆将十载。子弟奉之，若严君焉。其有过者，靖必下帷自责，于是长幼相率拜谢庭，靖然后见之，勖以礼法。乡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恐柳广德知也。’时论方之王烈”。《周书》卷四二“史臣曰”称“柳霞立身之道，进退有节。观其眷恋坟陇，其孝可移于朝廷；尽礼旧主，其忠可事于新君”。可见南北朝之末柳氏孝义门风影响之显著。

与此同时，柳世隆也重视学术文化方面的积累。《南史·柳元景传附柳世隆传》称其“及长，好读书，折节弹琴，涉猎文史，音吐温润”。宋、齐之际，其言行雅化，深得士族名士称誉。萧齐时，他着力推进家族文化建设，史称其“性爱涉猎，启高帝借秘阁书，上给二千卷”。又载：

性清廉，唯盛事坟典。张绪问曰：“观君举措，当以清名遗子孙邪?”答曰：“一身之外，亦复何须。子孙不才，将为争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经。” 

柳世隆深刻地意识到，对于家族门第的传承而言，无论是财富，还是地位，皆非永恒的依靠与寄托，真正可靠的保障是子孙的才能与学业(注：明人林茂桂撰《南北朝新语》卷一引柳世隆此语，詹子忠评曰：“第一家训”。可见柳世隆深得世族家教之道。)。因此他“盛事坟典”。这与传统文化士族的家教理念是完全一致的。柳世隆本人在文化趣味上积极效仿士族的作风，《南齐书》本传载：

世隆少立功名，晚专以谈义自业。善谈琴，世称柳公双璅，为士品第一。常自云马矟第一，清谈第二，弹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务，垂帘鼓琴，风韵清远，甚获世誉(注：关于柳世隆善弹琴，《南史》卷二二《王昙首传附王俭传》载齐高帝萧道成曾“幸华林宴集，使各效伎艺。褚彦回弹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弹琴，沈文季歌《子夜来》，张敬儿舞”。)。

柳世隆晚年“专以谈义自业”，且善弹琴等才艺，“风韵清远”，已具备了士族名士的基本素质。柳世隆如此，对其家族文化影响甚深，《南齐书》卷二四史论云：“及世道清宁，出牧内佐，体之以风素，居之以雅德，固兴家之盛美也。”《南史》卷三八史论亦云：“世隆文武器业，殆人望也，诸子门素所传，俱云克构。”对柳氏家族发展史而言，柳世隆雅化之意义可与柳元景之影响相提并论，也是其家族历史上的一位关键人物。

齐梁之世，柳世隆诸子多具有文学艺术才能。其长子柳悦，“少有清致”，文采未显。次子柳惔，《南史·柳元景传附柳惔传》载：“(惔)好学工制文，尤晓音律，少与长兄悦齐名。”史载其“尝预齐武烽火楼宴，帝善其诗，谓豫章王嶷曰：‘惔非徒风韵清爽，亦属文遒丽。’”他与梁武帝也有诗文往还，“惔著《仁政传》及诸诗赋，粗有辞义”。柳惔绍续其家风，“性爱音乐”。

柳惔弟柳恽文学艺术才能更为突出。《梁书》本传载其“少有志行，好学，善尺牍”。关于其文学修养，《梁书》本传载：

恽立行贞素，以贵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始为诗曰：“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琅邪王元长见而嗟赏，因书斋壁。至是预曲宴，必被诏赋诗。尝奉和高祖《登景阳楼》中篇云：“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翠华承汉远，雕辇逐风游。”深为高祖所美。当时咸共称传。

萧齐世，柳恽以诗才得到王融称赞；入梁，又以此深得梁武帝赞赏，可见其文才之突出。在艺术上，柳恽最擅长者当首推音乐，这是其家学传统：

初，宋世有嵇元荣、羊盖，并善弹琴，云传戴安道之法，恽幼从之学，特穷其妙。齐竟陵王闻而引之，以为法曹行参军，雅被赏狎。王尝置酒后园，有晋相谢安鸣琴在侧，以授恽，恽弹为雅弄。子良悦：“卿巧越嵇心，妙臻羊体，良质美手，信在今辰。岂止当世称奇，足可追踪古烈。”

又，《南史·柳元景传附柳恽传》亦载：“初，恽父世隆弹琴，为士流第一，恽每奏其父曲，常感思。复变体备写古曲。尝赋诗未就，以笔捶琴，坐客过，以筯扣之，恽惊其哀韵，乃制为雅音。后传击琴自于此。恽常以今声转弃古法，乃著《清调论》，具有条流。”可见柳恽不仅善弹琴，而且精通音律。此外，《南史》本传载其善于投壶：“齐竟陵王尝宿宴，明旦将朝见，恽投壶枭不绝，停舆久之，进见遂晚。齐武帝迟之，王以实对。武帝复使为之，赐绢二十匹。”他又能射，“尝与琅邪王瞻博射，嫌其皮阔，乃摘梅帖乌珠之上，发必命中，观者惊骇”。柳恽又“善弈棋”，梁武帝也有此好，“使恽品定棋谱，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优劣，为《棋品》三卷。恽为第二焉”。他又继承乃父善卜之业，著《卜杖龟经》，又“性好医术，尽其精妙”。梁武帝曾谓周舍曰：“吾闻君子不可求备，至如柳恽可谓具美。分其才艺，足了十人。”柳恽多才多艺，其修养、气质与才能完全名士化(注：在《梁书》卷二一传末史论中，姚思廉以柳恽“多才艺称”，与其他士族才俊一并视为“梁室名士”。)。

从家族文化的角度而言，柳世隆父子之所以能才艺显名，主要在于其家族教育。当时士族社会极重“家教”，钱穆先生也曾指出：“当时门第传统共同理想，所希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2]齐梁时期，柳世隆一房已形成了以文学艺术为特色的“家学”与“家教”传统，才俊辈出。

此后，隋朝南士北徙，柳氏精英成为南朝文化之代表，如柳，《隋书》卷五八《柳传》载其为柳惔孙，“少聪敏，解属文，好读书，所览将万卷”，后梁废后入隋，为晋王杨广谘议参军，以文学倍受重视：

王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颍、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余人以充学士。而为之冠，王以师友处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尝朝京师还，作《归藩赋》，命为序，词甚典丽。初，为庾信体，及见已后，文体遂变。仁寿初，引为东宫学士，加通直散骑常侍、检校洗马。甚见新侍，每召入卧内，与之宴谑。 尤俊辩，多在侍从，有所顾问，应答如响。性又嗜酒，言杂俳谐，由是弥为太子之所亲狎。以其好内典，令撰《法华玄宗》，为二十卷，奏之。太子览而大悦，侪辈莫与为比。炀帝嗣位，拜秘书监，封汉南县公。帝退朝之后，便命入阁，言宴讽读，终日而罢。帝每与嫔后对酒，时逢兴会，辄遣命之至，与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犹恨不能夜召，于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机关，能坐起拜伏，以像于。帝每在月下对酒，辄令宫人置之于座，与相酬酢，而为欢笑。……撰《晋王北伐记》十五卷，有集十卷，行于世。

隋炀帝招引江左文士，柳则“为之冠”，对江左文学艺术的北传影响很大。

从“家学”的角度看，柳氏也重视经史学术与玄理的积累。如柳世隆子柳憕，“少有大意，好玄言，通《老》、《易》”(《南史》卷三八《柳元景传附柳憕传》)。柳恽少子柳偃，颇为梁武帝喜爱，“年十二引见。诏问读何书，对曰《尚书》。又曰：‘有何美句?’对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众咸异之”(《梁书》卷二一《柳恽传》)。柳惔孙柳洋，仕于后梁，“少有文学，以礼度自拘，与王湜俱以风范方正为当时所重”(《周书》卷四八《萧詧传》)。即便是居于襄阳的柳氏才俊，萧梁以降也趋于文士化，如柳霞，自幼“笃好文学，动合规矩”；其子柳靖，“少方雅，博览坟籍”，入隋后，“优游不仕，闭门自守，所对惟琴书而已”(《周书》卷四二《柳霞传》)。可见柳氏后辈之学术修养的进步。及至唐代，柳冲“博学，尤明世族”(《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下·柳冲传》)，成为唐朝中期最重要的谱牒学者。不过，总体而言，柳氏在经史学术上的成就比之文学艺术略有逊色。

随着柳氏代表人物文化素养的不断提高和其门风的不断雅化，其家族门望也不断提升，逐渐实现由权势之家向清雅门第的转变。这有多方面的表现。

其一，就柳氏人物交际活动看，柳元景在宋孝武、前废帝时，虽然位列三公，“荷恩宠遇”，但其交际范围主要局限于寒门勋贵的圈子，《宋书》本传载其与颜师伯等“常相驱逐，声乐酣酒，以夜继昼”。《南史》卷三七《沈庆之传》也载：

柳元景、颜师伯尝诣庆之，会其游田，元景等鸣笳列卒满道，庆之独与左右一人在田，见之悄然改容曰：“夫贫贱不可居，富贵亦难守，吾与诸公并出贫贱，因时际会，荣贵至此，唯当共思损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见成败者已多，诸君炫此车服，欲何为乎!”于是插杖而耘，不为之顾。元景等徹侍褰裳从之，庆之乃与相对为欢。

沈庆之虽同为寒门武将，但对柳元景等“鸣笳列卒满道”的炫耀车服的行为不满。高门士族对这种暴发户作风自然更是嗤之以鼻（注：《宋书》卷七六《王玄谟传》载宋孝武帝喜谐谑，“柳元景、垣护之并北人，而玄谟独受‘老伧’之目”。 所谓“北人”，是当时士族门第轻视晚渡北来人物的称谓，只是孝武帝没有直接羞辱柳元景为“老伧”，但轻视之意是相同的，显然将其排除在士族门第之外。又，《南齐书》卷四六《王秀之传》载琅邪名士王瓒之不趋权贵，“及柳元景、颜师伯令仆贵要，瓒之竟不候之”。王瓒之为宦“未尝诣一权贵”，被誉为“朝隐”，对柳元景之类的武人更是不屑一顾。）。

宋齐之际，随着柳氏代表人物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得到士族社会的认可，进入名士阶层的交际圈子，如柳世隆，宋末“与张绪、王延之、沈琰为君子之交”，其清谈、弹琴等才学正是其与名士交往之手段。世隆与名士领袖王俭、褚渊等交往也颇为密切，据《南史·柳元景传附柳惔传》载，王俭称其二子柳悦、柳惔：

王俭谓人曰：“柳氏二龙，可谓一日千里。”俭为尚书左仆射，尝造世隆宅，世隆谓为诣己，徘徊久之。及至门，唯求悦及惔。遣谓世隆曰：“贤子俱有盛才，一日见顾，今故报礼。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窥人。”

王俭作为萧齐士族社会之领袖人物，如此称赏柳惔兄弟，正说明士族社会对柳氏的态度。又，“仆射张稷与惔狎密”，柳惔性好音乐，然其妻嫉妒，“女伎精丽，略不敢视”，唯张稷拜访，其妻才允许女伎演奏，以致“惔每欲见妓，恒因稷请奏”，二人关系之密切如此。柳恽在齐梁时期频繁参与萧子良、萧衍组织的名士活动，他“与谢瀹邻居，深见友爱，瀹曰：‘宅南柳郎，可为仪表。’”又载其“唯与王暕、陆杲善。每叹曰：‘暕虽名家，犹恐累我也。’”柳憕在梁代“与琅邪王峻齐名，俱为中庶子，时人号为方王”(注：以上皆见《南史》卷三八《柳元景传》所附诸人传。)。谢举曾引见柳霞，甚嘉之，对人说：“江汉英灵，见于此矣”(《周书》卷四二《柳霞传》)。齐、梁之间，一流侨姓士族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和吴姓名门张氏、陆氏等代表人物皆与柳氏子弟交往密切，称誉有加，而柳氏人物则以玄化名士之态度应对，颇为风雅。柳氏人物交际圈的改变，说明他们已为传统士族社会所接受。

其二，萧梁以降，柳氏与皇族通婚，也体现了其门望的提高。如柳偃，梁武帝下诏命令其娶长城公主；其子盼，尚陈文帝女富阳公主；其女则嫁予陈宣帝为皇后。柳惔孙柳裘，也尚梁公主，为驸马都尉(注：见《隋书》卷三八《柳裘传》。至于柳裘所尚为哪位公主，则无详载。)。柳氏成为梁、陈皇族国婚的对象。士族社会尤重婚姻，柳氏之婚姻正从侧面说明其家族清望的提高。

其三，在仕宦方面，柳氏显支也与高门士族的地位相当，《南史·柳元景传》载柳世隆子柳忱“兄弟十五人，多少亡，唯第二兄惔、第三兄恽、第四兄憕及忱三两年间四人迭为侍中，复居方伯，当世罕比”。后梁时期，柳氏人物柳洋、柳信言和柳庄等分别以“民望”、“文章”和“政事”显名(注：③见《周书》卷四八《萧詧传》的相关记载。)，成为萧氏后梁政权的支柱。这与刘宋时期柳氏暴发而起的情况完全不同，依靠的是其清流雅望。综合上述，齐、梁以降，河东柳氏“东眷”在文化上已不断雅化，在门望上则实现了士族化。

三、余论：由河东柳氏“东眷”门风之变化看南朝寒门勋贵的士族化问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高门甲族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在门阀制度的保护下，这一阶层逐渐处于封闭状态。不过，任何社会现象都有其相对性，中古士族阶层及其相关制度也是如此，其演变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包容性和更新机制。唐长孺先生《士族的形成和升降》一文考察了士族形成、升降的过程及其主要因素，指出在门阀制度形成以后，士族社会依然重视“当代轩冕”，而并非一味依赖“冢中枯骨”，这就决定了门阀士族社会必然存在着不断升降的变化。这种士族门第的升降变化，直到南朝时期依然在进行，唐代柳芳论江左士族称“过江则有侨姓，王、谢、袁、萧为大”(《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柳冲传》)。唐先生据此指出，兰陵萧氏本为寒门，“在宋代，萧氏包括齐高帝父承之、梁武帝父顺之都是将家，以军功显，那时不过与高平檀氏相比，虽挤入士族，并非高门。齐梁两代是宗室，不以一般门第论。柳芳以萧氏和王、谢、袁并列，恐怕实以梁陈以后萧氏的地位为断。在南朝，出生寒微，以军功显达的人很多，但能列于士族的已不多，被称为高门、甲族的只有萧氏一家而已”[3]。在此基础上，唐先生概括指出：

……士族的形成是在魏晋，因而只有在魏晋时获得政治地位的家族才有资格列于士族。西晋人谴责中正品第高下据当时权势而定，中正所据的“门资”实际上即当时的官爵。东晋南朝中正品第业已固定，沈约指出：“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若干家族属于“门地二品”，即按照门地理应二品，当前官爵的高低，权势的大小和中正定品的关系并不像西晋那样重要。但是士族内部的高低升降仍然视当时官爵而定。我们在上面举出谢、庾、褚、萧四族为例，说明这些家族在东晋南朝成为第一流高门是和权重位尊(萧氏更是皇室)有关的[3]。

依照唐先生的考论，东晋南朝士族社会依然存在着通过现实的权势地位和联姻皇族等渠道晋升门第的情况，虽然南朝寒门军功阶层最终获得与王、

谢齐名的高门甲族只有兰陵萧氏一家，但其他寒门军功人物在社会地位上升后，则普遍寻求其家族门第的士族化。

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东晋时期陈郡谢氏、颍川鄢陵庾氏、颍川阳翟褚氏，还是南朝时期的兰陵萧氏。他们之所以能够适时地成为第一流高门，除了各种权势地位的影响外，还与其家族文化风尚的深刻变化密切相关。在当时，士族社会最核心的要素和最显著的表征在于其家族文化，即所谓家学门风。陈寅恪先生曾指出：

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凡两晋、南北朝之士族盛门，考其原始，几无不如是。魏晋之际虽一般社会有巨族、小族之分，苟小族之男子以才器著闻，得称为“名士”者，则其人之政治及社会地位即与巨族之子弟无所区别，小族之女子苟能以礼法特见尊重，则亦可与高门通婚，非若后来士族之婚宦二事专以祖宗官职高下为惟一之标准者也。……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4]。

陈先生以为决定士族社会地位的重要表征在于“门风之优美”和“学业之因袭”。

南朝时期，随着当时社会政治的变动，不断出现寒门人物以其勋业获得军政方面的实际权位，并以此挤压高门士族。不过，这些勋贵尽管取得了军政实权，但他们在文化上则缺乏士族社会“门风之优美”和“学业之因袭”的优势，反过来必然被这种士族文化所征服。检阅南朝时期的相关史籍，不难看到许多在当时改易朝代中崛起的寒门勋贵子弟很快模仿士族社会的文化习尚，从而出现了士族化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最明显的成就多表现在文学艺术等显示“才情”的方面，而在经史学术上则相对逊色。这方面，河东柳氏可谓一典型。当时，与柳氏情况相似的新起文学艺术世家，齐、梁以降著名者如兰陵萧氏、彭城刘氏、彭城到氏等都是如此。兰陵萧子恪一支为萧齐皇族之后，《梁书》卷三五《萧子恪传》载：

子恪兄弟十六人，并仕梁。有文学者，子恪、子质、子显、子云、子晖五人。子恪尝谓所亲曰：“文史之事，诸弟备之矣，不烦吾复牵率，但退食自公，无过足矣。”

兰陵萧氏其他宗支特别是萧梁皇族子孙在文艺方面的成就更为显赫。

彭城刘氏安上里一支晋宋之时本尚武，其代表人物为刘勔，入齐，其子刘绘等已以文才显名，及至梁代，其子弟无不尚文，《梁书》卷三三《刘孝绰传》载：

孝绰兄弟及群从诸子侄，当时有七十人，并能属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适琅邪王叔英、吴郡张嵊、东海徐悱，并有才学；悱妻文尤清拔。

可以说，彭城刘氏成为萧梁最显赫的文学世家之一。彭城到氏，晋宋之际，到彦之因尚武暴发，宋、齐之际，其家族门风趋于雅化，其代表人物是到撝，《南齐书》卷三七《到撝传》载：“撝资籍豪富，厚自奉养，宅宇山池，京师第一，妓妾姿艺，皆穷上品。才调流赡，善纳交游，庖厨丰腆，多致宾客”。及至梁朝，到氏名士辈出，在文学才艺诸方面表现突出，其中到沆、到溉、到洽三人最为知名，他们兼涉玄、佛与儒学，尤其文学艺术见长，以致梁武帝称许“诸到可谓才子”，当时文士领袖任昉则对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梁书》卷二七《到洽传》)。

以上所述彭城刘氏、兰陵萧氏、彭城到氏与河东柳氏一样，其家族之兴起皆肇始于晋宋之际，以武力功勋发迹；宋齐之际，其第二代人物开始致力家族文化的转型；及至齐梁时期，其家族门风普遍雅化，人才辈出，成为文学艺术世家。当然，其中也有子弟出入经史，但总的说来，其学术积累尚浅，主要倾心于文学才艺。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是由其士族化进程所决定的。因为，一般说来，寒门人物在接触到高雅的士族文化后，首先比较能够吸收、仿效的是其表面的行为举止和围棋等娱乐项目，进而是诗文音律，而经史学术的积累则需要经历更漫长的时间。

最后，有一点必须说明，南朝寒门勋贵在士族化进程中，不仅不同房支往往参差不齐，甚至同一房支也会出现反复。齐、梁时期，柳氏门风之雅化渐达高潮，与柳世隆一支积极推进士族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柳庆远一房则比较固执地坚持其家族尚武之风。如柳庆远子柳津，《南史·柳元景传附柳津传》载其“虽乏风素，性甚强直。人或劝之聚书，津曰：‘吾常请道士上章驱鬼，安用此鬼名邪。’”所谓“劝其聚书”，目的在于促进其门风之雅化，而柳津则表现出对文化的轻视。柳津子柳敬礼，《南史·柳元景传附柳敬礼传》载其“少以勇烈闻。粗暴无行检，恒略卖人，为百姓所苦，故襄阳有《柳四郎歌》”。柳庆远父子皆尚武轻文，与柳世隆父子在齐梁时期努力雅化的情况明显不同(注：韩树峰先生在前揭文中指出柳氏在梁代出现了文武分途的情况，即柳世隆一支趋文，而柳庆远则尚武。之所以如此，在于前者居于建康，仕宦已“中央化”；而后者则长期居于襄阳旧里，任职地方，因而不必舍弃擅长的武功，向文化士族转化，从而继续保持其浓厚的将门色彩。“要之，中央化与地方化的不同发展趋势，是河东柳氏文武分途的根本原因。”这一论述颇为深刻。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作为晚起的权势家族，柳氏各房支的士族化进程是不可能等齐划一的，其过程必然迟速有别。其实，襄阳地区的柳氏宗族也在致力文雅化，如前文所述柳霞的情况便可说明。后梁时期，柳氏襄阳旧里宗族显支的士族化进程明显加快并完成了。其后，他们陆续入周、入隋，并奠定了这一家族在隋唐时代成为关中一流门望的基础。而在南齐、梁时期获得殊誉的柳氏显支在梁、陈之际的社会变乱中遭受重创，对隋唐时期其宗族地位升降的影响似不如其襄阳地方房支突出。)。不仅如此，即便是柳世隆之后人，在文化转变过程中，其个别人物也难免会出现“返祖”现象，表现出粗鄙的本色。如陈朝时期，柳恽孙柳盼，“性愚戇，使酒，常因醉乘马入殿门，为有司所劾，坐免官，卒于家”。柳氏如此，其他寒门勋贵也有类似的情况，这是南朝新起勋贵与传统文化高门世族的明显差异。

[参考文献]

[1]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m]∥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0：55-77.

[2]钱 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m]∥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2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125-186.

东南文化论文篇(2)

[P键词]岭南传统音乐 高校 传承方式

在世界各国民族音乐文化繁荣发展的大背景下，经过几百年来独有的文化、历史、风俗所凝结的精粹――岭南传统音乐却得不到年青人的青睐，这确实值得人们深思，未来的岭南传统音乐如何传承、发展？本文将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岭南传统音乐的概况

岭南音乐可追溯至商周时期，由于岭南地区受到历代天灾、移民和战乱的诸多影响持久处于土客交融的状况，成为了“百越之地”。岭南音乐主要由“粤乐”、“潮乐”、“汉乐”三大乐种组成，这三大乐种构成了岭南民族音乐主体。

“粤乐”又称广东音乐，源于广州和珠江三角洲一带，吸纳了中原古乐、江南小调和昆曲等精髓，与当地民歌相结合的一种民间音乐。广东音乐在形成初期以琵琶或扬琴为主奏乐器，辅以箫、筝、二胡、三弦等。到上世纪20年代受到西方乐器的启发，把二胡的丝弦换成钢弦，出现粤胡（高胡），改良扬琴，加入琵琶（或秦琴），变成了软弓“三架头”组合。

“潮乐”即为潮州音乐，由中原音乐与潮州土著音乐融合形成的器乐品种，可追溯至隋唐时期，流传于以潮州市为中心的粤东一带，其形式包括弦诗乐、锣鼓乐、寺堂乐、细乐、笛套乐、外江乐。主奏乐器是二弦、二胡、扬琴以及锣鼓等打击乐器。

“汉乐”又称客家音乐，乐曲多源于古代河南湖北一带的古曲、戏曲和民间音乐，由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和岭南文化在粤东北交融形成。演奏乐器分为文乐和武乐两大类，文乐类乐器大部分为丝弦乐常用乐器，武乐即打击乐。

岭南传统音乐吸收了南方音乐、中原音乐、北方音乐和江南音乐的精髓，不断发展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丰富中华民族音乐中占有一席之地。

同时，岭南传统音乐反映了岭南地区人们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如岭南传统音乐《龙飞凤舞》作为岭南地区过节舞龙舞狮时常用的音乐伴奏，可以使节日气氛更加热烈，也能促进舞者们兴奋快乐的情绪。因此岭南传统音乐具有极强的群众性和在民间很高的普及性。

二、岭南传统音乐在广东各大高校中的传承现状分析

当今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冲击，也使得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岭南传统音乐逐渐出现了老龄化，为了使更多的大学生喜爱岭南传统文化，本文以广东各大高校为例，运用收集数据、实地采访、问卷调查等多种方法进行研究，借鉴传播学、统计学等相关学科，对岭南传统音乐的传承方式进行分析，把高校资源与岭南传统音乐的实际传承情况结合起来，通过调查和分析其对岭南传统音乐的传承方式，对岭南传统音乐在高等院校中的传承方式进行探讨，以广州大学、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广东外语艺术学院为例：

（一）开设课程的传承方式及分析

经调查，广东各大高校开设的课程主要有：《岭南音乐的历史与文化》、《岭南传统音乐名曲导赏》、《广东音乐及其演奏》、《广东音乐基础》、《广东音乐理论与实践》、《广东音乐民乐大合奏》、《潮州音乐及教育研究》、《岭南音乐概论》、《岭南广府音乐音乐概论》、《客家音乐文化概论》。

广州大学目前开设的两门岭南传统音乐理论课程，第一门是《岭南音乐的历史与文化》，该课程以《岭南音乐鉴赏》为教材，主要授课岭南音乐的历史脉络、文化习俗、岭南传统音乐的多元化曲式结构，运用视听媒体让学生了解岭南音乐的概念与岭南文化思想的演进，提高对传统音乐艺术的审美和理论思辨能力。《岭南音乐的历史与文化》为2个学分的专业选修课，每周授课，对象是音乐专业本科三年级学生，一个班大约有30名学生，考核方式以学生课堂演唱演奏、课后作业和期末展示的综合考查。

另一门课程是《岭南传统音乐名曲导赏》，此课程以审美为主线，以《岭南音乐――粤乐・潮乐・汉乐导论》为教材，课程以教材中的岭南传统音乐名曲为基础，扩大学生的音乐视野，提高学生对传统音乐的音乐感受力、想象力、理解力和鉴赏力，分析岭南传统音乐在不同乐器中的表现技巧，让学生能够基本把握岭南传统音乐的表现形式，从而提高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和培养学生的音乐审美。《岭南传统音乐名曲导赏》为2个学分的全校性公共选修课，5-14周每周授课，每周4学时，共40学时，教学对象是非音乐专业的本科一年级到四年级学生，一个班大约有150名学生，考核方式是关于岭南传统音乐的基础知识和对岭南传统音乐名曲理解的试卷考试。

《广东音乐及其演奏》，此课程主要训练广东乐器专业演奏技能，教材使用《岭南音乐――粤乐・潮乐・汉乐导论》，课程在培养学生的演奏技巧、乐曲情感、多声部合奏能力的基础上，对岭南传统音乐的名曲进行深入讲解，并且讲授广东音乐的发展历史，讲解广东音乐技巧知识，如加花、装饰音等技法在广东音乐中的演奏特点，提高学生独立分析和处理广东音乐作品的能力。《广东音乐及其演奏》为2个学分的专业选修课，每周授课，共32学时，教学对象是音乐专业本科三年级学生，一个班大约有30名学生，考核方式是课堂分组排练情况、课后完成作业情况，以及将期末考查的综合考核方式。

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的《广东音乐基础》课程主要教授广东音乐的来源、风格韵味等，并会传授一些与广东音乐的相关常识，老师还会在课堂上传授及演奏相关的广东音乐供学生鉴赏。这是一门针对音乐系学生授课的专业选修课程，一班大约有60人，2―18周每周授课，每周2学时，学分为2个学分，期末进行笔试的方式进行考核，课程的教材主要是使用该校自编的《广东音乐基础理论》教材，并且尚未对外出版。

另外，《广东音乐理论与实践》这一课程主要是教授广东音乐的理论知识，包括广东音乐的风格、曲式、配器等，通过学习其基本的作曲理论和技术，引导学生进行广东音乐的创作，让学生能够将理论转为实践。它是面向音乐系学生所开设的一门专业选修课程，所用的教材同是由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的教师所编撰的，2―18周每周授课，每周2学时，60人为一个班级，期末进行笔试的方式进行考核，学分为2个学分。

《广东音乐民乐大合奏》即器乐合奏排练课，这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学分为2个学分，是以乐团的形式进行分团，一般是学生经过专业小课的习得并掌握相关演奏技能后，报名参加广东音乐团，经过考核择优分等级录取，第一等级是具备排练演出能力的学生，第二等级是有一定演奏技能但未达到演出水平的学生，第三等级是零基础的学生，由60人组成一个广东音乐团，聘请广东民族乐团的专业演奏员进行指导教学，演奏的曲目除了广东音乐的经典合奏曲目外，还有该校老师所创作的新广东音乐作品，2―18周每周授课，每周4学时，每学期期末会用艺术展演的方式进行考核，通过考核的学生可以进入上一等级进行继续学习。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的《潮州音乐及教育研究》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授课教师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州音乐项目广东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余少萤副教授。授课内容为潮州音乐的历史脉络以及潮州大锣鼓的多元化应用，运用潮州大锣鼓以及潮州特有的乐器让学生们从视、听的角度来学习潮州音乐文化，提高学生对潮州音乐的审美和理解思辨能力。此课程为专业选修课，每周授课2学时，对象是音乐专业本科一年级学生，一个班大约有60名学生，分A、B班小班教学。

星海音乐学院的《岭南音乐概论》是一门理论课程，用传统的上课方式教授学生岭南音乐，从理论上贯彻岭南音乐。教课的老师是星海音乐学院岭南音乐文化展览o的o长吴迪老师，该课程通过以人类学的视角来阐述岭南音乐的现状，以小班上课的形式进行上课，偶尔有请嘉宾老师来进行交流，例：曾经邀请中央民族大学的人类学本科生来岭南音乐文化展览o为学生交流自己调查安徽回族人民的生存现状，以此来与岭南音乐文化的传承现状作对比反思。吴迪老师作为岭南音乐文化展览o的o长为岭南传统音乐的传承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而《合奏与重奏》课则是一科实践课程，由现星海音乐学院国乐系系主任李复斌教授进行排练、上课。该课程主要是锻炼学生在乐队的能力，为学生毕业后进专业院团做好准备。而《合奏与重奏》课排练的大部分曲目都是有李复斌主任改编、创编的岭南传统音乐。如：《粤乐三章》、《惊涛》、《赛龙夺锦》等。

《客家音乐文化概论》是一门理论课程，由黄燕老师进行教学，该课程主要是介绍客家音乐，上课形式为传统的授课形式，是一门选修课程，许多对客家音乐文化感兴趣的同学都可以选修。

由此可见，这几个高校课程的设置结合地域特点，汲取岭南文化的精华，技能课、理论课和实践课的相统一，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熟练掌握传统音乐的精髓，便于年轻人传承与发展。岭南传统音乐课程还具有国家课程无可比拟的灵活性和实用性，地方性强，更能照顾学生的兴趣爱好等特点。这些课程体现了广东高校独有的地特色，对学校整体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这几所高校对本土传统音乐的传承做起了榜样。承担整理、收集、保护、创新和传承岭南音乐重任的人才。

（二）举办学术活动的传承方式及分析

在学术活动方面，广东各大高校举办的活动有：2012中国广州岭南传统音乐研究与传承学术研讨会、2015中国广州第二届岭南传统音乐研究与传承学术研讨会、岭南传统音乐论坛“研究生论坛――岭南传统音乐的传承和保护”。

广州大学经常邀请岭南传统音乐名家走进校园，为学生们进行高质量的岭南传统音乐讲座与演奏。如2012年4月6日，潮州大锣鼓民间艺人施绍春先生对潮州大锣鼓的当代传承等问题深入探讨；2013年4月2日，著名高胡演奏家余其伟教授的“检视粤乐交响化”主题讲座；2013年12月17日，著名高胡演奏家、教育家黄日进教授进行了以“广东音乐赏析”为主题的学术讲座；2014年3月25日，岭南派古琴广东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谢东笑老师进行了主题为“岭南派古琴艺术欣赏及工作坊”的学术讲座；以及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与广州市七木琴社在4月12日、19日和26日联合开设了三期“岭南派古琴艺术公益体验课”等讲座活动。

（三）开展实践活动的传承方式及分析

关于开展实践活动的情况，相关实践活动分为演出和比赛两种方式，如：举办“术实践”课程展演、“广东音乐合奏”小组以岭南传统音乐曲目参加比赛。

广州大学目前开设两门岭南传统音乐的实践课程，第一门是《艺术实践》，《艺术实践》为1.5个学分的专业选修课，每周授课，共32个学时，教学对象是音乐专业本科一、二年级学生。《艺术实践》中与岭南传统音乐相关的课程内容有――“广东音乐合奏”和“潮州大锣鼓”，“广东音乐合奏”和“潮州大锣鼓”以分组的形式授课。“广东音乐合奏”小组无系统教材，使用总谱授课，小组人数约为20至30名学生，现有高胡、二弦、二胡、中胡、琵琶、中阮、古筝、笛子、萧，重点培养学生广东乐器合奏技能、视奏能力和培养多声部岭南传统音乐名曲的和声感，熟悉岭南传统音乐乐队结构，从而达到对岭南传统音乐的深入理解。“广东音乐合奏”的考核方式是课堂发言，排练完成作业情况，以及将上课的排练曲目以汇报展演的演出的综合考查。“潮州大锣鼓”小组也无系统教材，使用民间手抄谱授课，小组人数约为20至30名学生，现有乐器种类有司鼓、苏锣、小锣、小镲、钦子锣、月锣、亢锣、斗锣、深波锣，授课以锣鼓乐器的演奏技法为主，上课内容首先是分声部打节奏，熟练后再进行合奏，最终达到对潮州音乐多声部节奏的内涵达到较好地理解，并且能够自由的变奏。考核方式是舞台汇报展演。

另一门实践课程是《艺术展演》，课程内容是让学生将艺术实践课程所训练的成果和自主创新的排练成果在舞台上展现出来，2个学分，课程时间为2周（课程期间内无其他课程），学生以小组形式自主选择指导老师，在课程时间内指导老师定期指导学生创新排练，最终在学生将2周的排练成果到舞台上展演，为学生提供了实践的平台，实现了艺术实践资源的整合和优化。教学对象是音乐专业本科一、二年级学生，除了艺术实践课程的小组外，学生还可自行分小组排练创新节目，考核方式是舞台表演。

（四）学生社团的传承方式及分析

广州大学社团中与岭南传统音乐相关的社团有广州大学曲艺社。广州大学曲艺社以粤剧会友，社团成员超过150人，社团进行每周四晚上8点进行一次的常规活动，内容为教授社团成员粤剧表演方面的知识，现暂无指导老师，由社长等有粤剧基础的干事，教授包括粤剧的角色分类、表现形式、化妆等内容。社团不定期举行演出活动，如2013年3月在北亭旧村乐社举行私伙局活动等。

星海音乐学院作为专业音乐院校，学生所学的专业都是音乐专业，平常的课余也大都与音乐相关，民乐系的学生大多利用课余的时间自行进行乐队的排练，而广东音乐也成为许多民乐队排练的重点；像星海音乐学院就有许多广东音乐五架头组合。“五架头”是一种以胡琴、秦琴、二弦、笛箫、三弦这几类乐器为主的器乐合奏组合，在广东音乐中非常具有代表性。

2003年，青年音乐家、星海音乐学院高胡教师余乐夫集结四位星海音乐学院喜爱粤乐的青年演奏家一起成立了“南亭会粤乐小组”，该五架头组合一直致力于传承与弘扬岭南文化， 也是当今舞台上最优秀的演奏“五架头”的青年演奏家。“南亭会”从成立以来屡次在大奖上获奖，多次受邀请去各大高校、专业院校进行演出，为传播岭南音乐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自“南亭会”开始，星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开始自发的组织“五架头”的排练，也屡次在金钟奖、文华奖等国家大赛中取得了优秀的名次。

粤曲研习社是由星海音乐学院科研处统筹的中央财政支撑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星海音乐学院创新强校资金支持、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岭南音乐文化研究中心、星海音乐学院岭南音乐文化展览o具体指导运作的社团组织。该社团秉承着“以乐会友，共学求里=理”的宗旨，传播并继承岭南音乐文化。

不论是“五架头”还是粤曲研习社，排练场所除了琴房，最主要的聚集地在星海岭南音乐文化展览o，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传播展览岭南音乐文化的o，也是星海一个传承发扬岭南音乐文化的载体与展示平台。

（五）展览馆的传承方式及分析

以展览馆形式传承的有广东音乐展览馆和岭南音乐文化展览o：

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在广东音乐的传承工作上并不只局限于课堂的教学。2011年12月，学校与广东音乐人林贤辉先生合作创办了“广东音乐展览馆”，这是广州地区为数不多的以广东音乐为主题所开设的展馆。展览馆集收藏和展出功能为一体，馆内藏有许多有价值的广东音乐特色乐器。

该展馆设有乐器实物、文字资料及影音资料三方面，能够立体的展现广东音乐的魅力所在。另一方面，展览馆对藏品具有保护作用。据了解，展馆内的展品多为林贤辉先生及其父亲、祖父三代人的私人珍藏，这样的藏品极具艺术价值，展馆运用科学的保存方式对广东音乐相关文物和具有参考价值的历史文献进行保护，展馆内的乐器实物能激发学生学习广东音乐的兴趣，这些均有利于广东音乐的传承与发展。

岭南音乐文化展览馆位于星海音乐学院大学城校区图书馆三楼，是岭南音乐资源系统化的第一个本土音乐文化的展览馆，2000年12月24日，岭南音乐文化展览馆首期成立于星海音乐学院沙河校区综合楼十楼，是广东地区第一个为岭南音乐文化专门建立的展览馆，这标志岭南音乐文化研究更为系统、规范。至2005年，展览馆升格为广东省教育厅的“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岭南音乐文化研究中心，展览馆作为展示该中心的项目实体，成为岭南本土音乐文化传承和发展创新的平台之一，目前中心与展览馆皆由星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管理。岭南音乐文化展览馆作为岭南地区研究地域音乐文化的学术象征，推进岭南音乐文化继续发展。

建馆之初，周凯模博士根据长期的实地考察经验与学术研究成果，打破了以往本地专业音乐院校之中认为岭南音乐由汉族“三大乐种”（即“粤乐―广东音乐”、“潮乐”、“汉乐”）构成的认知习惯，在此基础上首次创造性地将传统岭南音乐概念拓展为四大板块，即“广府音乐”、“潮州音乐”、“客家音乐”和“少数民族音乐”，并通过归纳整合以及系统化的陈列展示方式，将四大板块音乐文化的特色通过视觉展览生动形象地予以表现，彰显岭南地区音乐文化的多有浴⒐亓性与共通性，极大地扩容提升了岭南音乐文化的研究空间和学术价值，也为星海学人及社会各界人士认知、传承和发扬岭南音乐文化提供了研究与实践平台。

岭南音乐文化展览o在星海音乐学院，对于传承发展岭南音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o内定期开设雅集讲座，大多数都是关于岭南音乐的，而许多学生社团的曲艺社，粤曲研习社等社团的学唱戏曲、排练都在岭南音乐文化展览o内。

无论是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的广东音乐展览馆，还是星海音乐学院的岭南音乐文化展览馆，首先以保护、传承、发展为目的，通过传播文化达到认知，通过演绎、体验和互动交流等方式感受岭南传统音乐魅力，从而传承发展岭南音乐。

三、岭南传统音乐在高校传承方式存在的问题与可持续发展建议

（一）岭南传统音乐相关全校公共选修课程不足

经调查，广东各大高校面向非音乐专业学生开设的岭南传统音乐公共选修课程较少，例如广州大学只有一门《岭南传统音乐名曲导赏》，一个班大约有150名学生，对于全校数以万计的学生而言，一门岭南传统音乐的课程略显不足。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以及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关于广东音乐和潮州音乐的相关课程当中并没有对非音乐专业的学生开设。本文认为如果增加几门面向非音乐专业学生的岭南传统音乐课程，对非专业学生普及岭南传统音乐的基本知识，让学生多欣赏岭南传统音乐，加深对岭南传统音乐的的了解，丰富的岭南传统音乐公共选修课不仅能够让岭南传统音乐在学校传承的更为广泛，也能让学生在学习和探索中对岭南传统音乐产生更浓厚的兴趣，增进学生对岭南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提高艺术修养，让更多的高校学生传承岭南传统音乐。传承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民族行为，在教学中不应以音乐专业与非音乐专业作为划定传承范围的标准，这样则可以使有志于传承广东音乐的非音乐专业学生加入到传承队伍当中。

（二）课程的相关教材待完善

通过调查该校教师和学生其岭南传统音乐教材使用情况时，本文发现广东各大高校使用的教材皆属于自编校本教材或教师自编教材和民间乐谱。教材上虽然已经较为全面地对岭南传统音乐进行介绍，但其教材内容还是不够丰富。同时，学校常年使用同一本教材且并未对教材的内容进行实时更新，这样会容易产生教授内容与当下实践活动的脱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们的趣味。

岭南传统音乐实践教材的缺乏成为岭南传统音乐传承的问题，值得专家学者在实践教材的编写方面进一步完善，此类教材需要教师深入思考学科发展，长期研究此学科领域，进行系统地总结归纳及编写出的成果。如大量搜集民间独奏谱、合奏谱、影像资料等，将这些曲谱汇总编写教材，教材的完善能使岭南传统音乐的传承更具规范化。相比玲琅满目的西方音乐教材，岭南传统音乐的教材仍可以进一步完善，让岭南传统音乐的教学内容变得更生动、更丰富、更契合传承所需。

（三）学生社团数量和质量不足

在学生社团方面，广东各大高校现有的正式社团中仅有少数以岭南传统音乐为主题的相关社团，且活动内容较为单一，在推动校园音乐活动方面的效果不明显，可以在日后发展壮大更多关于岭南传统音乐的学生社团。在笔者进入高校中的日常常规活动中发现，常规活动是教唱粤剧、化妆等内容，但没有指导教师，这使社团成员难以提高水平，甚至对基本知识掌握不清。常规活动的侧重点在表演，但提供给社团成员的表演机会并不多，多数成员只能自娱自乐，社团与外界学习和交流较少，从传承的角度来看，效果不明显。

（四）充分认识岭南传统音乐在高校中弘扬、传承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全面提高大学生的民族音乐价值观

想要中高校中弘扬和传承岭南传统文化，首先要转变大学生的观念，要让大学生具有正确的音乐价值观，真正的接受岭南传统文化。才能使之发扬光大。岭南传统音乐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特色，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观念、价值取向、心里特征、精神面貌等。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多元化文化的冲击下让我们对音乐的价值观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正视大学生的音乐价值观，真真正正的理解岭南传统音乐的精髓，才能更好的传承优秀的岭南传统文化。

结语

通过岭南传统音乐的调查，整理总结，分析出岭南传统音乐在广东高校的传承现状，存在的问题。

岭南传统音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支独秀。源远流长，千百年来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具有一定的地方性，很受人们的欢迎。但是，现在经过多元化文化冲击下，岭南传统音乐慢慢的被人们淡化，不受青少年的喜爱。慢慢出现了传承文化断层的现状。

有很多广东当代大学生都不知道岭南传统音乐是什么，对曾经很受欢迎的本土音乐变得很陌生。虽然部分高校承担起了对岭南传统音乐，本土音乐传承发展的责任，例如：广州大学、星海音乐学院、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广东外语艺术学院。岭南传统音乐的传承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些还是传承的初级阶段，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不断摸索。

虽然岭南传统音乐在高校中传承还存在一些问题，我们需要坚持，不断的去完善。1、增加岭南传统音乐相关学校公共选修课，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岭南传统音乐。2、完善课程相关的教材，不断的收集更新资料，完善资料。使其规范化，让岭南传统音乐的教学内容变得更生动、更丰富。3、成立或加强有关于岭南传统文化的社团，在老师的带领下，组织排练，学习。在学校提供的平台展演，提高对外界的学习交流。4、政府应该给予一定的关注。给学校提供平台，我们的国家在专注于经济发展的同时，对于这些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应给予相应的重视，岭南传统音乐是人类文化的优秀结晶，传承它能更好地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建设，促进我们社会的发展。政府应建立相应的制度去保护岭南传统文化，加大资金投入，拓宽岭南传统音乐的发展空间，让这些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更好的生存和传承。5、体会岭南音乐精髓，提高审美能力与文化修养。音乐具有情感性，需要用心去感悟。深入民间，在音乐实践活动中开阔视野，丰富音乐文化知识。树立的正确的民族的价值观与审美观才能真正挖掘到岭南传统音乐的精髓，才能使岭南传统文化的的繁荣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2015年广东省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项目名称：《岭南传统音乐在广东高校中传承现状的调查与分析》项目编号：201511078075，指导老师：黄颖仪

参考文献：

〔1〕冯明洋. 岭南音乐多元一体论――流行文化风潮与“岭南乐派”之议[J].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3（02）；

〔2〕冯明洋. 岭南音乐的文化解读[J].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1（01）；

〔3〕刘智忠. 承前启后 任重道远――论“岭南音乐”的发展战略[J].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4（01）；

〔4〕万钟如. “私伙局”对岭南音乐文化的历史贡献[J]. 南国红豆，2012（04）；

〔5〕王少明. 以“问题意识”去关注岭南音乐文化研究――访冯光钰教授[J].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6（01）；

〔6〕黄颖仪. 岭南音乐在广东高校地方特色课程中的开发与实践[J]. 音乐创作，2014（07）；

〔7〕马达， 曾璐莹. 民间学术团体在岭南传统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及意义――以广东省大埔县广东汉乐研究会为例[J]. 中国音乐学，2013（01）；

〔8〕王继波. 传统音乐实地调查方法之我见――以民族音乐学学科为例[J]. 音乐时空，2013（08）；

〔9〕祝晨光. 岭南传统音乐的传播形式及建议[J]. 民间文化，2013（10）；

〔10〕黄颖仪.岭南音乐――粤乐・潮乐・汉乐导论[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9）：P22-29；

〔11〕余辉辉.浅谈广东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关于保护民族民间艺术的几点思考[J].歌海，2007（07）；

〔12〕代洁.江南丝竹、广东音乐中二胡与高胡演奏技巧之比较研究[J].上海音乐学报，2009（06）；

〔13〕堑.“非遗”视野中的广东音乐现状观察[M].中国音学，2012（04）：P111-115；

〔14〕李复斌.“广东音乐”旋法特征探究[J].黄钟，2007（07）；

〔15〕罗小平.谈广东音乐的生命力・张力・辐射力・文化场[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4（06）：P60-65。

作者简介：

詹京妮（1996--），女，本科，研究方向：音乐学专业，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在读生；

刘可莹（1994--），女，本科，研究方向：音乐学专业，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在读生；

黄梓骅（1995--），男，本科，研究方向：音乐学专业，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在读生；

东南文化论文篇(3)

2.河南泌阳县下河湾冶铁遗址调查报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HenanProvincialInstituteofCulturalRelicsandArchaeology

3.河南镇平县程庄墓地汉代墓葬发掘简报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ArchaeologyDepartment，HistoryCollege，ZhangzhouUniversity

4.河南三门峡市北朝和隋代墓葬清理简报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SanmenxiaMunicipalInstiuteofCulturalRelicsandArchaeology

5.河南荥阳市新店金元水井清理简报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XingyangMunicipalOfficeforthePreservationofAncientMonumentsandArchaeologyDepartment，HistoryCollege,ZhengzhouUniversity

6.大汶口文化的新发现张学海，李玉亭，ZhangXuehai，LiYuting

7.八卦符号起源新说李玉亭，LiYuting

8.汶泗流域与胶莱平原之镞形器研究——胶莱平原大汶口文化渊源的再思考石荣传，陈杰，ShiRongchuan，ChenJie

9.殷墟一期殷都布局变迁研究李一丕，LiYipi

10.试论北京地区夏商周时期的文化谱系韩建业，HanJianye

11.对"中国文明史二里头起始论"的质疑李之龙，LiZhilong

12.论周原遗址西周时期手工业者的居与葬——兼谈特殊器物在聚落结构研究中的作用雷兴山，LeiXingshan

13.外贝加尔匈奴遗存的年代潘玲，PanLing

14.瓷枕探析蔡毅，CaiYi

15.聚落考古在中国——历程·现状·问题许永杰，XuYongjie

16.动物考古研究的科学化——读《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骨骼测量指南》周牧萱，ZhouMuxuan

17.先秦两汉时期铁器的生产应用与社会发展进程问题——读《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唐际根，TangJigen

18.河南永城市酂城汉墓出土陶俑刘晓红，LinXiaohong

19.许昌市博物馆藏汉画像砖陈文利，李丽娜，ChenWenli，LiLina

1.河南许昌灵井"许昌人"遗址考古发现与探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HenanProvincialInstituteofCulturalRelicsandArchaeology(HPICRA)

2.河南荥阳关帝庙遗址考古发现与认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HenanProvincialInstituteofCulturalRelicsandArchaeology(HPICRA)

3.河南新郑胡庄韩王陵考古发现概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HenanProvincialInstituteofCulturalRelicsandArchaeology(HPICRA)

4.河南安阳固岸墓地考古发掘收获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HenanProvincialInstituteofCulturalRelicsandArchaeology(HPICRA)

5.河南新乡市老道井明代101号墓发掘简报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

6.大地湾考古相关问题研究程晓钟，ChengXiaozhong

7.西公桥大汶口文化遗存之研究何德亮，HeDeliang

8.花厅墓地出土玉器浅析卢建英，LuJianying

9.鹿邑太清宫西周大墓墓主研究尹夏清，尹盛平，YinXiaqing，YinShengping

10.试析岭南汉代画像艺术田苹，TianPing

11.河南新乡石刻综述傅山泉，FuShanquan

12.隋通济渠与东都洛阳城布局方孝廉，FangXiaolian

13.考释青州出土的两通隋代墓志李森，LiSen

14.吉州窑陶瓷装饰艺术试析胡巍，HuWei

15.两周金文"器主曰"开篇铭辞研究陈英杰，ChenYingjie

16."内礼"还是"大礼"——《上博楚竹书(四)·内礼》篇题考辨陈卫星，ChenWeixing

17.出土秦文献文字研究综述赵立伟，ZhaoLiwei

18.GIS在内蒙古敖汉旗环境考古研究中的初步应用与探索滕铭予，TengMingyu

19.专业化、标准化和多样性:陶器研究的回顾与观察PrudonceM.Rice，许志勇，曾曾

20.书信中的历史——《传薪有斯人》读书记陈洪波，ChenHongbo

1.河南新密市黄帝宫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市黄帝文化历史研究会，新密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2.河南汝州市东沟瓷窑址发掘简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HenanProvincialInstituteofCulturalRelicsandArchaeology

3.安徽濉溪县董楼宋墓发掘简报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濉溪县文物保护管理所，AnhuiProvincialInstituteofCulturalRelicsandArchaeology，SuixiCountyOfficeforthePreservationofAncientMonuments

4.贾湖遗址墓葬初步研究——试析贾湖的社会分工与分化张震，ZhangZhen

5.试论中国史前方形城址的出现何军锋，HeJunfeng

6.略论二里头文化的聚落特征袁广阔，YuanGuangkno

7.豫南地区二里头时期遗存的相关问题试析徐燕，XuYan

8.鹤壁刘庄遗址下七垣文化墓地出土人骨标本鉴定报告魏东，张林虎，赵新平

9.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长方形穿孔石器的岩相特征刘效彬，李素婷，杨忆，宋国定，王昌燧

10.试论安阳殷墟孝民屯遗址半地穴式建筑群的性质及相关问题何毓灵，HeYuling

11.商文化墓葬二层台上放置动物腿骨现象与"奠竁"礼比较研究谢肃，XieSu

12.从峡江地区楚文化遗存看东周时期巴楚关系的变化赵炳清，ZhanBingqing

13.汉画像石《孔子见老子图》考述李强，LiQiang

14.说河西的墼——以敦煌吐鲁番出土材料为中心刘再聪，LiuZaicong

15.北宋金元墓葬壁饰所见"二十四孝"故事与高丽《孝行录》董新林，DongXinlin

1.山东博兴县利戴遗址清理简报博兴县文物管理所，BoxingCountyOfficeforthePreservationofAncientMonuments

2.鲁北—胶东盐业考古调查记李水城，兰玉富，王辉，LiShuicheng，LanYufu，WangHui

3.山东滨州市滨城区五处古遗址的调查滨城文物管理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BinchengdistrictOfficeforthePreservationofAncientMonumentsandArchaeological，CenterfortheStudyofChineseArchaeology,PekingUniversity

4.山东莱州市朱郎埠墓群发掘报告烟台市博物馆，YantaiMunicipalMuseum

5.陕西咸阳市西汉成帝延陵调查记刘卫鹏，岳起，LiuWeipeng，YueQi

6.河南新乡市金灯寺汉墓发掘简报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ArchaeologyDepartmentofHistoryCollege，ZhengzhouUniversityandOfficeforthePreservationofAncientMonumentsintheProjectofShiftingSouthernWatertotheNorth

7.井沟子西区墓地的文化因素及文化形成过程的初步分析武志江，WuZhijiang

8.殷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研究综论刘煜，LiuYu

9.试析战国时期巴蜀文化的墓葬形制洪梅，HongMei

10."弓形器"用途与来源再考左骏，李荔，ZuoJun，LiLi

11.试论汉代画像墓葬的种类与表现手法黄剑华，HuangJianhua

12.师酉簋铭文中的"瓜"字余少红，YuShanhong

13.从甲骨文字"刍""牧"论及商代的经济生活郭旭东，GuoXudong

1.山东东阿县古文化遗址调查东阿县文物管理所，Dong'eCountyOffieeforthePreservationofAncientMonuments

2.河南三门峡市李家窑遗址西周墓的清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HenanPmvincialInstituteofCulturalRelics，ArchaeologyandSanmenxiaMunicipalInstituteofCulturalRelicsandArchaelolgy

3.河南新乡市老道井墓地战国墓发掘简报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

4.河南荥阳市关帝庙遗址唐、金墓葬发掘简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HenanProvincialInstituteofCulturalRelicsandArchaeology

5.河南新乡市南华小区唐墓发掘简报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XinxiangMunicipalInstituteofCulturalReliesandArchaeology

6.河南南阳市地税局唐墓发掘简报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NanyangMunicipalInstituteofCuhumlRelicsandArchaeology

7.安图沙金沟旧石器遗址发现的石器研究陈全家，赵海龙，方启，程新民，李有骞，郑钟仁

8.辽东半岛古代生存经济模式的转变及其环境背景史本恒，ShiBenheng

9.灵宝西坡遗址的肉食消费模式——骨骼部位发现率、表面痕迹及破碎度马萧林，MaXiaolin

10.关于郑州洛达庙期与南关外期文化性质的讨论李丽娜，LiLina

11.试论卡莎湖文化罗二虎，LuoErhu

12.重庆国友博物馆收藏的东汉佛像摇钱树何志国，陈丽群，HeZhiguo，ChenLiqun

13.唐董弘义墓志铭相关问题订补彭文峰，PengWenfeng

东南文化论文篇(4)

2.中印建交60年的经验和启示程瑞声，CHENGRui-sheng

3.中国——东南亚关系60年回顾贺圣达，HESheng-da

4.历史合力作用下的马来西亚政党制度宋效峰，SONGXiao-feng

5.印度核政策探析任飞，RENFei

6.印度"东进"南中国海:方式及影响王历荣，WANGLi-rong

7.不丹反政府组织及武装:现状、趋势及影响杨思灵，YANGSi-ling

8.中国与东盟各国税收制度比较边明社，赵仁平，BIANMing-she，ZHAORen-ping

9.泰国经济复苏缓慢及其原因分析刘才涌，LIUCai-yong

10.老挝建设社会主义的机遇、挑战及前景马树洪，MAShu-hong

11.推进孟中印缅交通连接及对策建议——孟加拉国的思考M.拉马图拉，张林，邓蓝，M.Rahmatullah，ZHANGLin，DENGLan

12.近代云南与东南亚的丝棉贸易东南亚南亚研究苏月秋，SUYue-qiu

13.论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分化、政治认同与民族关系彭慧，陈衍德，PENGHui，CNENYan-de

14.泰国境内的外籍女工问题——以1990年以来的缅甸、柬埔寨、老挝籍女工为例陈松涛，CHENSong-tao

1.地区公共事务中的委托治理机制——以亚洲开发银行为个案的研究刘兴宏，LIUXing-hong

2.当前泰国中产阶层的政治表达和政党倾向孔建勋，KONGJian-xun

3.印度外交政策制定:以印美民用核合作协议谈判为例刘思伟，LIUSi-wei

4.东南亚民主发展的路径与模式探略邱昌情，QIUChang-qing

5.试析印度东北部地区反政府武装组织及其活动的性质界定杨恩润，陈利君，YANGEn-run，CHENLi-jun

6.新加坡在东盟发展过程中的身份定位隆德新，LongDe-xin

7.国际金融危机后加强中国西南与南亚国家经贸合作的途径文富德，WENFu-de

8.越南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与挑战马致远，Mazhi-yuan

9.东南亚核能发展的现状、动力与前景周士新，ZHOUShi-xin

10.印度与东亚产业内贸易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薛莉，XueLi

11.昆曼国际大通道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陈铁军，ChenTie-jinHtTp://

12.2009年云南省参与区域合作的成果、问题及建议卢光盛，郜可，LUGuang-sheng，GAOKe

13.金融危机对中印经济影响程度比较研究胡军伟，HuJun-wei

14.英国殖民初期缅甸山区行政制度研究祝湘辉，ZHUXiang-hui

15.明代中后期中菲贸易发展中的若干问题探析石坚平，SHIJian-ping

16.东南亚南亚研究印度华侨华人经济发展探析涂华忠，TUHua-zhong

1.2009年东南亚政治经济发展概述王士录，WANGShi-lu

2.2009年南亚政治经济发展概述俞文岚，YUWen-lan

3.印度在艰难中稳健崛起马加力，MAJia-li

4.中国和越南边境政策的发展、演变及对云南的影响毕世鸿，BIShi-hong

5.冷战时期澳大利亚与东南亚的安全关系李文俊，LIWen-Jun

6.试论中国——南盟经贸合作制约因素及经济一体化之道胡仕胜，HUShi-sheng

7.印度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因素分析殷永林，YINYong-lin

8.南亚地区合作:从地区认同的构建到地区主义的形成汪长明，WANGChang-ming

9.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分析姜文仙，许娇丽

10.云南境外替展的问题和思考方芸，FangYun

11.浅析中印气候变化合作余渊，YuYuan

12.孟高棉语民族的起源与东南亚现代孟高棉语诸民族的形成何平，HEPing

13.20世纪印度的中国文学和历史研究尹锡南，YINXi-nan

14.论现代阿富汗发展进程中的伊斯兰教育汪金国，张吉军，WANGJinguo，ZhangJijun

15.行动党参加1964年马来西亚大选及其影响庞卫东，PANGWei-dong

1.论尼泊尔与印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卢晓昆，LUXiao-kun

2.试析南海问题中的美国因素东南亚南亚研究卢芳华，LUFang-hua

3.政治传统、宗教和殖民历史对东南亚民主政治的影响——以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为例高伟浓，汪鲸，GAOWei-nong，WANGJing

4.印度海洋战略析论张威，ZHANGWei

5.缅甸油气资源开发的地缘政治博弈及其对我国的影响孔志坚，KONGZhi-jian

6.中国参与东亚多边安全合作及其理论分析——以东亚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为例温刚，WENGang

7.印中关系:认知与前景斯瓦兰·辛格，王永刚，张贵洪

8.印度东北地区的战略转变及推进中国云南与印度东北地区合作的建议吕昭义，LUZhao-yi

9.中老关系框架下的云南——老挝经济合作张瑞昆，ZHANGRui-kun

10.新加坡的医疗保障体系赵斌，严婵，ZHAOBin，YANChan

11.印度曼尼普尔邦的民族社会问题探析马得汶，李金轲，MaDe-wen，LiJin-ke

12.印度女性社会地位探析蒋茂霞，JIANGMao-xia

13.从诏令文书看明初中国与越南的关系万明，WANMing

14.《剑桥东南亚史》的编写特点及其谬误王民同，WangMin-tong

15.西方国家对巴基斯坦伊斯兰宗教学校的指责、原因及巴基斯坦的应对刘军，LIUJun

16.元代以来与尼泊尔边境管理及边界划分董莉英，DONGLi-ying

17."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以对外开放为中心"学术讨论会在云南红河举行方铁

18."新形势下的中国(云南)与南亚地区合作"学术年会综述李敏

1.冷战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海峡安全模式选择张杰，ZHANGJie

2.东南亚南亚研究印度尼西亚制度初探梁智俊，杨建生，LIANGZhi-jun，YANGJian-sheng

3.试论泰国的政治稳定问题李有江，LIYou-jiang

4.美国对印度、朝鲜核政策的比较研究:建构主义的视角沈秋欢，SHENQiu-huan

5.简析20世纪巴基斯坦与伊朗的关系张晓东，ZHANGXiao-dong

6.美国新战略下阿富汗安全形势及其对中国西部边境安全的影响胡娟，HUJuan

7.南亚安全复合体的变化与前景孙涛，SUNTao

8.世界"粮食危机"对印度粮食安全的影响陈利君，CHENLi-jun

9.中印商品贸易走势分析及对策建议殷永林，YINYong-lin

10.老挝的矿业开发及其国际合作马树洪，MAShu-hong

11.越南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郑国富，ZHENGGuo-fu

12.大湄公河次区域电力合作的可行性探析李超，张庆芳，LIChao，ZHANGQing-fang

13.析印度文化与古代东南亚李谋，LiMou

14.印度的民族问题及与南亚诸国的关系吴永年，WUYong-nian

15.泰北山地民族文化的变迁与延续赵永胜，ZHAOYong-sheng

16.云南瓷器在越南北部传播初探裴明智，管文强，黄敏，BuiMinhTri，GUANWen-qiang，HuangMin

1.中国的睦邻外交与中缅关系朱振明，ZHUZhen-ming

2.东南亚新地区主义及其制度转型的范式研究赵银亮，ZHAOYin-liang

3.印尼伊斯兰教现代化历程初探石坚平，SHIJian-ping

4.冷战后澳大利亚对东帝汶政策的评析刘鹏，LIUPeng

5.马来西亚的发展政策与政治稳定宋效峰，SONGXiao-feng

6.浅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印泰关系东南亚南亚研究何德勇，HEDe-yong

7.地方政府参与区域合作的国际制度分析——以云南、广西为例卢光盛，LUGuang-sheng

8.浅析不丹与印度的水电合作杨思灵，YANGSi-ling

9.论云南与东南亚、南亚的贸易策略调整杨明，YANGMing

10.印度穆斯林:"反恐"阴影与发展困境邱永辉，QIUYong-hui

11.中国云南与印度经济关系的历史牛鸿斌，NIUHong-bin

12.越南华侨黄景南与孙中山革命秦素菡，QINSu-han

13.《清史稿》列传三百一十五《属国三·暹罗》正误王巨新，WANGJu-xin

14.谈锡克教祖师们的哲理诗薛克翘，XUEKe-qiao

15.缅甸的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李佳，LIJia

16.我院学者与越南驻昆总领事谈滇越经济合作思路

17.浅论越南语中叠音词现象黄奇，HUANGQi

东南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礼俗；消费经济；小传统；桂东南；经济人类学

【作者】杨天保，玉林师范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历史学博士、教授。广西玉林，537000；袁丽红，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广西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2-0052-006

一、理论纠结：礼物交换遵从“经济主义原则”？

目前，中外经济界和学术界为了深究全球经济发展问题，已经从寻求制度、资源、技术等“促使变化的外界力量”，转向到文明体系中去探讨另一种新的“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这样一种“由外人内”的大转向，正好与“人的发展经济学”主旨迎面相会。大家都已醒悟，人类不仅仅处在某种单一性的生产关系之中，它同时还编织、涵盖多变性的生活关系（居住、饮食、交际、爱好和思想倾向等重叠交织）。人类消费商品，并不完全为商品内在的实用价值、交换价值所决定，还要考虑到象征价值等诸多变量。社会化的生命体，既是一群活跃的物质生产者和智慧的社会管理者，更是一个个承载、演绎和延续多元文明以及推进文明高度发展的个性单元。人格的有无、禀赋的高低、品质的优劣、威信的大小等，早已动态性地累积成一份庞大的无形财产，时刻以一种不同于经济资本的新资本运作形式，“潜流式”地改变着消费方式和交换规模。所以，生产性、管理性的要素固然重要，而关系到人类发展的思想性要素，自然也是经济学的题中之义。否则，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将无从说起。

不过，礼俗及其思想文化的经济学价值问题，中外学界多有争论。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和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等先辈都一致认为，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交换原则恰好相反，礼物本身的实际价值毫无意义，偿付服务与提供物品根本就不是交换的最终目的；“送礼-回礼”过程原本就是一种非生产性的象征换，它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意义与社会意义，才是一切活动的落脚点。所以，探讨礼物交换背后所承载的那种总体性的社会制度（即既定社会中不同的文化规则、约定俗成和社会关系结构），借用“非经济主义”的交换原则，医治当前这个利益冲突、物欲横流的金钱社会，才具有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换言之，礼物虽然拥有商品属性，但礼物交换不是工具性的，在逻辑上它否定了经济利益，只能是情感性和道德性的产物；它真正要维系的，只是一种“崇高的原始主题”，与经济主义格格不入。说到底，经济学无用武之地。

后来，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阿尔及利亚开展民族志研究，注意到礼物交换的时间间隔和行为策略问题，并以此去探讨礼物交换和礼俗交往所彰显的权力行使以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之后，就明确地指出，礼物只是维系统治与行使权力的道具，礼物交换并非“崇高”，因为温情脉脉的表象之下，骨子里都是象征权力运作的过程。例如，原始社会的礼物交换就是以一种象征的形式实现占有和支配，顺利构成了最为基础的资本积累方式。此中，通过礼物交换所形成的新资本，虽然既不完全是经济资本（土地、货币和劳力等不同的生产要素），亦非是什么文化资本（由学校和家庭传承下来的知识能力的资格总体）和社会资本（凭借拥有一个稳定、制度化的关系网而积累起来的资源总和），而是一种独特的“象征资本”（特定社会空间中公认的知名度、声誉、成就感与领袖地位，或者是某种信任关系或认同关系）。但是，在“前资本主义”时代里，这类象征资本与政治控制、声望收益、等级地位、个人财富、制度化模式、象征斗争和文化支配等密切相关。它既是其余三种资本形式的“观念化”，又是其余三者“不被承认”情况下仍旧可以坚持隐蔽性运作的资本形式。所以，在布尔迪厄眼中，正是象征资本具有某种“宰制性”力量，才使得所有支配礼物及操纵交换的权力策略，都运用了经济主义原则，只是表现方式较为曲折隐晦而已。不仅古人如此，现代社会同样是礼物交换逻辑的合理结晶，只是演绎得更为淋漓尽致罢了。

另外，美国学者阎云翔以黑龙江省的一个现代村庄为个案，借助“关系”、“人情”、“面子”等本土概念，考察中国现代化进程下的礼物交换过程，也进一步发现，受金字塔结构式的社会等级制影响，当代礼物呈非对称流动――正因为收礼是声望的象征，持有对赠礼者的优势地位，所以，送礼者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受礼者，而穷人送礼的负担也大过于富人，礼物在不断地向社会上层积聚。另外，礼物交换还是一种非均衡的“互惠”模式――上层等级作为受礼者，常以分配自己所控制的国家资源为回礼，彩礼于是也就从一种传统的馈赠物，演化为现代财富的新分配方式。有了“回礼”的鼓励，于是，村民向上送礼攀比成风，虽然常担着礼物贬值的风险，但往往还是毫不吝惜地将年收入的20%用于各项礼俗支出。现代中国乡村的礼物交换，显然超越了道德与情感性的古典模式，工具性极强，不仅与中国市场经济毫不排斥，甚至于，他最终还认定，送礼本身就是中国市场经济行为的一个有机组成。

总之，探讨礼俗消费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西方人类学家以“礼物交换”为切口，早开先例。虽然他们对于经济主义原则是否完全适用于“崇高性”礼物交换过程还持有争议，但是，基于礼俗消费的人类学研究视角，以及他们投向太平洋诸岛、非洲、南美洲等欠发达地区的学术热情和人文情怀，引起广泛关注。而且，在礼俗交往中“捕获”出经济主义的苗头，已占上风。所以，从人类学的传统视域中走出来，去揭示礼物交换进程中的经济主义原则和结构方式，以经济学视野开拓礼俗消费的新研究，既是“经济文化学”致力的一个极好领域，更是学者检讨“文化中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补充。

二、中国传统礼俗及礼俗消费研究的一般格局

“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中国素称礼仪之邦，它对于种种世俗和非世俗的消费行为，皆有久远和完备的规范约定，形成了独特的“礼俗消费文化”。所以，礼物交换“实交易贸迁之一道，事同货殖”，虽然本身就是商品交换的一个母体模式，但正是有了“礼治秩序”的规定，一种文化力就常常左右着“经济人”的礼俗消费。

从结构上来讲，中国礼制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分。治国、齐家、睦族、谐邻，无论是国家“大传统”，还是江湖“小传统”，皆深通其旨，礼接天下――备礼、行礼、还礼等礼尚往来，既无时无之，又无人无之；既贯穿了帝制时代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又与个体的成长、家族的兴旺乃至于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势，息息相关。

当然，中国人的消费能够在如此频繁的礼俗交往进程中得以顺利实现，这既是行为个体若干规定性（性情、品位和偏好等）的总表达，也与中国历代古“礼”（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所确立和标榜的荣誉感象征意义，环环相扣。因此，将中华传统礼俗当作“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它至少就要在礼俗发展的两个向度上，开拓必要的学术空间：向下，中华礼俗已经逐步渗透、演变为各具地方形态且妇孺皆知的世俗化礼节；向上，它逐渐积累、凝炼成丰厚精致且盛传今日的“礼学”体系。其中，后者一直是制度学派和古典经济学派关注的对象；而基于“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在国家“大传统”视域内探讨影响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因子，也是民族经济研究中的主流范式和话语体系。不过，研究地方“小传统”，近期日趋高涨。经济人类学者揭示地方“小传统”在民族经济中的力量和起作用的方式，正在为我国各民族地区扩大内需、促进可持续消费、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等多方面，提供新的理论补充。

就“本土化”理论而言，钟敬文先生借鉴西方，建构了一种“经济民俗文化学”，引导学者去探究中下层社会的生产、经营、分配及消费等经济活动所承载的非正式制度因子及其经济伦理。可以说，这一立足于社会“小传统”的理论方法，相较于余英时等学者引人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学术成就，要从制度文化层面去阐释“大传统”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更能符合中国民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际。基于此，学者们开展的“民俗经济”、“庙会经济”、“礼俗经济”、“礼俗交往经济”等新研究，已层出不穷。

实证研究方面，郭声波等《中国槟榔种植与槟榔习俗文化的历史地理探索》一文，考察“槟榔礼俗的衰减”与槟榔种植、加工、销售及消费的关系，可谓是研究传统礼俗与民族产业发展问题的初期范例，只是礼俗意识（婚嫁礼俗而非槟榔礼俗）和“文化-经济”分析模型中的“消费”研究，还有待加强。

总之，基于“文化-经济”分析模型，考察地方“小传统”中礼俗文化及其礼俗消费（世俗与宗教）的现代价值及其功能范式，探究结构性规定民族经济发展规模、品性，以及内源性促动民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因子，激活本土文化力，提升民族经济发展的自主能力，探索一条既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关系、又将建设“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结合的“内涵型”发展路径，中外学界已置下了理论根基和研究实例，但学科视野、问题意识、分析模型和产业类别等，皆有待深入。

三、近代广西的礼俗及礼俗消费问题

近年来，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已是国家发展的主题。受其影响，在国家“大传统”视域之外，欠发达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非正式制度因子研究，亦不断增多。单就广西而论，本土学者已经基本完成广西壮、侗、瑶、汉各族传统民俗文化研究。而且，某一类民俗文化的经济学考量，如广西瑶、壮或广西客家的饮食文化、宗教文化等研究已见深入。

21世纪以来，就单篇性的学术论文而言，李闰华的《交往差异与近代广西壮瑶社会经济发展的比较》、陈炜的《近代广西城镇族际商业网络与民族经济开发》和《近代边疆民族地区城乡商业经济发展中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以广西为例》、陈炜与侯宣杰的《民间宗教交往与近代广西民族地区城镇经济的发展》、钟福民的《礼物交换与人际互动：广西龙脊壮族的馈赠礼俗考察》、唐晓涛的《礼仪与社会秩序：从大藤峡“r乱”到太平天国》已经从不同角度初步考察了近代广西不同的社会空间和关系网络（多个民族、多个族群、宗教流派、地方政府同中央王权之间等），由于交往变迁、礼俗冲突而引发的多种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问题。

另外，基于广西礼俗文化的民族经济学和经济民俗文化学研究，也相继出现了一些专题性的成果：朝贡古礼（付广华的《中国古代朝贡关系之于经济人类学的独特价值》）、宗族礼制（陈礼军的《略论宗族在近代桂东南社会中的影响》）、农业祭礼（刘文俊的《壮族农事祭祀节日系统的文化属性和功能》）、乡礼民约（白正骝的《乡规民约与近代桂东南社会》）以及礼俗与特色经济开发（何颖的《布洛陀民俗文化的特点与特色经济开发》）等问题，都已经引起了学者的注意。

此中，值得提及的是，学者陈礼军以区域经济学的方法，完成《近代桂东南礼俗经济研究》、《近代桂东南礼俗支出与乡村家庭经济》和《民国时期桂东南的礼俗支出与乡村金融》等文，探讨广西东南区域“短时段”（近代）礼俗消费对于乡村经济的影响，直接使用了一个明晰的“礼俗经济”概念。但是，“礼俗文化”的“长时段”属性、“礼俗消费”的可持续性及其对于民族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区域经济学显然皆无从解答。

总之，以上研究除了比较集中考察“近代广西”，受时段上的限定之外，“泛民俗化”倾向也比较显著，大家并未基于“礼治中国”的本质属性，进而选择“礼俗消费”这个关键点去寻求地方礼俗“小传统”与民族产业经济发展间的逻辑关系，也未能有效彰显出广西民族性礼俗的持久“文化力”及其起作用的结构方式。结果，他们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的研究意向，大体就止步于“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广西如此，中国其它民族欠发达地区亦无例外。

不过，本土学者袁丽红运用“礼俗交往经济”概念，在《从“二重性”角度看少数民族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局限》等文中鲜明指出，相较于商品经济“外循环运行机制”（生产-交换），“礼俗交往经济”才是近代广西农村另一个真实且普遍存在的“内循环运行机制”

（生产-消费）。这一论断，恰好为广西礼俗消费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指向。

四、新案例：桂东南“礼俗消费”研究思路发凡

古今以来，作为广西的一个重要组成，桂东南海疆地理特性鲜明，移民运动频仍，多民族交往复杂，多变的社会空间和多元的社会关系，致使礼俗变迁丰富多彩。所以，基于以上学者的断代考察和专题研究，缩小空间（广西桂东南）、扩充时段（近代通史），以地理空间置换历史时间，继续开展桂东南区域礼俗消费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考察传统礼俗文化对于广西家庭经济、区域经济品性、地方“礼俗圈”与“贸易圈”之间的逻辑关系、礼俗文化体系中多种“小传统”元素（如仪式规范或行业禁忌）对于民族产业生存发展的不同作用方式等，都是做好广西礼俗消费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总体思路而论：

第一，系统梳理桂东南礼俗文化的发展史。

确保研究对象的完整，主要是形成一种动态性的考察机制。“史”的不明白，经济学研究就会陷入静态性怪圈。粗略统计，桂东南山地民族的原生态礼俗、中原礼学南传及其地域化后的礼制新形态、客属移民家族的礼俗再造、近代开埠后西方礼制的输入（北海玉林）以及“环北部湾”海洋礼俗的长期内进等多个历史板块，首先就是不容错过的关键点。它们既有各自的成长衰变历程，更此消彼长、贡献各异地共同建构出一部丰富的“桂东南礼俗文化通史”。

而伴随着“桂东南礼俗文化通史”，一种兼容岭南“那文化”古典式的农耕品性、泛北部湾船埠河海贸易模式和多族群传统手工制作特色于一体的“礼俗经济”体系，亦日渐成型。此中，“壮乡”土著礼习、内进的海洋礼俗、南传的中原礼教、移民再造的新礼、东渐的西礼等多元因素，或隐或现，时明时暗，层层汇集于桂东南的主河道――南流江流域，持续性地冲突与融合，皆是让桂东南区域经济历时性“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

第二，深入剖析桂东南“礼俗经济”体系。

综合运用民族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经济文化学的理论方法，考察桂东南礼俗文化的多元积累、形态演变、结构调整及其现代变迁，一一揭示传统礼俗及礼俗消费持续作用于边疆民族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方式与路径选择。

可以说，桂东南以南流江流域为礼俗文化和礼物交换的主干发育区，历经“长时段”的演变，时至今日，在培育外向型经济品性、营造“腹地一港口”发展模式、催生近现代客属家族企业群、塑造东南亚华侨经济圈、建构华南民族中小企业名城（玉林市）和推进特色县域经济（歌圩）等诸多领域，无不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力”。

具体来讲，研究者可以结合礼俗发展的“两个向度”（向上和向下），在以下两个层面及诸多区域经济发展亮点上，予以深究：

1.从宏观层面，探讨桂东南传统礼俗消费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影响力及其作用方式

①基于南流江历代经济纠纷案例文献，研讨多重对立格局下的礼俗冲突（官礼/习惯法、汉礼/少数民族礼俗、秦汉/唐宋/明清/近代/现代、东方/西方），与桂东南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之间的变动关系；②自岭南原生态的“礼尚往来”史事开始，沿着两汉“南流江段”海上丝绸之路、明清“西粮东运”路径以及近代华人华侨“朝向东南亚”的经济选择等，整体探究桂东南外向型经济品性及其“腹地一港口”发展模式的古今历史流变；③相较于北方中原汉人家庭，综合解读桂东南“诞生礼”、“成年礼”、婚丧礼、“宾兴礼”、“乡饮礼”以及礼佛崇道习俗与家庭经济结构的内在关系，总体彰显以“那文化”为主体的岭南农耕文明，在男女性劳动力、墓葬与土地资源分配、民间流动资金与地下融资、经济组织与民间互助等诸多经济问题上所形成的独特礼制需求；④追踪岭南移民家族的宗族礼制再造史，分别探讨桂东南家族企业群的崛起及其走向现代化的优缺点；⑤从多民族礼制等级的调适与互动中，呈现南流江流域的分配格局、城市网络和消费结构。

2.从微观层面，考察传统礼俗消费对于近现代桂东南诸多民族产业发展的“文化力”

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消费阶段，我们都可以深入考量以下的逻辑关系：①岭南“无鸡不成宴”之俗与桂东南现代禽养业的兴盛；②岭南“排档文化”、“凉茶之道”与桂东南餐饮业的现代转型；③桂东南民族手工传统（如玉林茶泡、牛巴、芒编、酿酒、制靛、织染和包装等）与现代中小企业群的发展路径；④桂东南古代矿冶业、礼器制作和铜鼓文化的现代功能；⑤桂东南歌圩、节庆文化与现代圩镇经济；⑥“客家”礼节（如博白县）与桂东南县域经济；⑦礼俗与桂东南慈善业（路桥、庙宇、救济院等）；⑧古代朝贡贸易与南流江现代船埠运输业；⑨桂东南婚礼与槟榔业。

总之，桂东南一隅如此突出，整个八桂亦不甘其后。广西历史文化奇特，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催生并支持了体态各异的经济观念和运行方式。所以，重视礼俗，关注民生，开展礼俗消费研究，系统探究那些左右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品性、行业兴衰、资源流动、市场起伏、经济布局、销售分配、产业更新等多方面的“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既是经济学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的合理表达，也是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现代化发展和多民族共同繁荣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1]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常修泽.当代“人”的发展问题论纲[J].改革与战略，2008（9）.

[3]巫文强.论以人为目的发展经济及新时期经济学的使命[J].改革与战略，2008（12）.

[4]（法）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M].李幼蒸，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87.

[5]（法）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M].汲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6]（法）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M].车槿山，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6.

[7]（法）布尔迪厄.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理论[M].谭立德，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

[8]（美）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M].李放春，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9]钱锺书.管锥篇[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0]骆凤文，等.析论孕生华夏“酒都”的文化基因――川南宜宾酒俗谚语风情的人文基础[J].中华文化论坛，2009（2）.

[11]于芳.景德镇瓷业行规礼俗的文化内涵[J].中国陶瓷，2010（1）.

[12]杨少曼.生产文化对乡村工业改革的影响探析――江村蚕丝业改革中的非物质文化因素[J].职业技术，2010（7）.

[13]钟敬文.民俗文化学发凡[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5）.

[14]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5]荆畅.试论民俗经济[J].中国科技信息，2005（10B）.

[16]薛霞.民俗经济[J].北方经贸，2005（12）.

[17]小田.近代江南庙会经济管窥[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2）.

[18]陈礼军.近代桂东南礼俗经济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

[19]袁丽红.从“二重性”角度看少数民族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局限[J].广西民族研究，2006（4）.

[20]郭声波，等.中国槟榔种植与槟榔习俗文化的历史地理探索[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4）.

东南文化论文篇(6)

【摘要】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会计人才的培养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通过探询我国高校会计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建设，探讨如何培养满足新形势需求的会计人才。

一、会计人才培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机遇

1.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

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要求人才培养应该具备全球视觉与全球观念。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主要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突出表现在生产一体化、贸易一体化、投资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四个方面，出现了对适应该趋势的生产、贸易、投资和金融等一系列人才的巨大需求。会计作为国际经济的商用语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的交流和沟通中的地位日益得到加强。以跨国公司对会计人才的要求为例：跨国公司一般要求会计人员具备运用东道国会计准则、国际会计准则和母公司所在国会计准则的能力。

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也将是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巩固和加强中国与东盟之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合作关系，也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和东盟各自的经济发展，扩大双方贸易和合作规模，提高本地区的整体竞争能力。但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部成员之间的发展存在差异，因此，针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人才培养要求适应区域特点，具备区域特色。

3．南宁作为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地址

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成功举办为人才培养带来了新的要求和人才需求的新增长点。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国-东盟各国的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另外，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性会址在南宁，南宁将成为中国与东盟各国经济、政治、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因此，对既掌握东南亚国家语言，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习俗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又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和技能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将日益增加。

（二）挑战

1.缺失东南亚各国法规制度的知识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建立在各成员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方面面均存在巨大差异的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区；各成员国均处于发展过程中，各成员国的国内法律、法规与国际通用法律法规的差异将长期存在；同时，收集、翻译和传播各成员国的法律和法规将是长期的过程。因此，现时培养适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人才所需的东南亚各国法规制度知识是严重不足的，这就为培养人才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2.关于东南亚语言和人文地理的知识是盲区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在小语种人才培养方面严重滞后，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所改善。据调查，目前本科层次以上的小语种人才培养基地主要有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广西民族大学四所高校；小语种高层次人才不多，东南亚各国小语种人才缺乏。同时具备培养会计人才和东南亚各国小语种素质的专职教师十分稀少。

3.严重缺乏东南亚各国的会计资料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日益频繁，作为反映经济运行的商用语言——会计在经济交流中的地位日趋提高。由于东盟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会计制度建设进程差异很大；目前国内也逐步开始研究东盟各国会计，但是，基于语言和研究基础等原因，国内现存的有关东南亚各国的会计资料相当缺乏，会计研究基本局限在各国会计现状的层面上；东盟各国会计资料的收集、翻译和研究层次有待进一步加深。

4.国际学习与交流、实践课程有待进一步加强

近年来，国内有关院校纷纷掀起与东盟有关的教育热潮。目前这些教育活动主要集中在语言教育和国际贸易知识两方面，许多院校设立东盟各国语言方面的专业并在国际贸易专业下开设东盟贸易的教学模块；国际交流方面主要是接受东盟各国留学生和国内有关专业到东盟各国进行短期语言实习。在国际学习和专业课程实践方面的交流尚处于较低层次，国际学习与交流、实践课程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构建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会计人才课程体系的基本原则

人才培养有赖于正确的人才培养政策、人才培养理念以及广泛的人才需求。经济与教育、经济与会计人才培养从来都是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会计人才培养也不例外。面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日益成熟的状况，在构建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会计人才的课程体系时，笔者认为，应遵循以下会计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

（一）专业化

专业化要求培养会计人才需着重把握专业人才的核心。会计人才培养的专业化目标主要体现在会计人才业务水平的精和专两方面，即业务精通和业务处理具有专业水平。而专业化的会计人才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层次：

1.基本能力

表现在：掌握基本的计算能力，如利用算盘和计算器进行计算；掌握处理票据的一般常识，如各种票据、单据的填写；掌握业务处理的一般流程，如根据原始凭证填制记账凭证、登账和编制报表等。

2.综合能力

表现在：精通会计业务并能够进行综合处理；善于利用相关资料，能熟练地进行成本计算；熟练利用财务软件进行账务处理和报表编制；对财务资料进行专业判断，熟练运用筹资和投资运作的基本技术；恰当进行税务筹划，灵活处理涉税事务。

（二）国际化

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会计人才必须是国际化的专业人才，而国际化要求会计人才应具备国际化的观念、知识和竞争力。因此，培养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会计人才应该首先培养其国际化观念；其次培养其国际知识；再次培养其国际化的竞争力。

其中，国际化观念是基础，体现着国际化人才的基本内涵，决定着人才的视野和行为。国际知识是条件，体现了国际化人才的基本能力，是表现国际化人才的核心。国际化竞争力是目的，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国际化人才本身具有国际竞争力，具有良好的职业前景：二是国际化人才为其就业单位提升了国际竞争力，可使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具有竞争优势。

（三）应用型

应用型会计人才是既通晓会计理论又善于会计实践；既能较好地利用会计理论指导会计实践，又能将会计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提升为理论的专业人才。针对适应东南亚各国经济交往而进行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要求所培养的会计人才必须具备对东南亚各国经济交往的经济业务进行业务操作的能力。

业务操作的能力具体包括：技能性能力、技术性能力和工程性能力三个层次。技能性能力主要体现在会计核算工作中，要求会计人员能较好地掌握会计核算能力和熟练的计算技术，最终能编报真实、可靠的财务会计报告；技术性能力仍然体现在会计核算工作中，但主要是以会计核算为主，并且具备进行适当的财务管理和财务分析的能力；工程性能力体现在企业理财活动中，要求会计人才具备财务控制和规划能力，也就是要具备既能够指导会计实践，又能够展开财务管理活动，集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为一身的业务处理能力。

（四）复合型

复合型体现在知识复合、能力复合和思维复合等多方面，复合型人才属于一专多能的人才。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复合型会计人才的主要表现有：

1.掌握东南亚各国语言

语言是交流的基础，掌握东南亚各国语言为了解东南亚各国状况及其开展各项工作提供了基本前提。

2.既懂国内经济业务又懂东南亚各国经济业务

培养的人才首先要立足于国内，要熟悉国内业务。但基于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也要求熟悉东南亚各国业务。

转贴于 3.既懂国内会计又懂东南亚各国会计

作为会计人才，要求熟悉国内会计准则和制度。而且，为了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还必须掌握东南亚各国的会计政策。

三、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会计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是社会职业需要与学科知识体系相结合的产物，是专业活动的内容和结构。课程体系的合理设置与否、质量高低、实施效果好坏直接影响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状况。笔者认为，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会计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包括基础理论课、专业通识课、专业核心课和专业拓展课四个部分，并将会计人才培养的专业化、国际化、应用型和复合型的要求贯穿其中，如图1所示：

（一）基础理论课

基础理论课是夯实人才基础理论、提高人才基本素养的课程，这些课程既包含人才培养的公共课程，又包含专业人才培养专修课程。就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会计人才培养而言，这些课程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方法论课程

包括：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和数学（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和线性规划等）。这些课程首先是培育学生坚定的政治信念，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其次是培养学生学会思考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从而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2.法学课程

包括：法学基础和商法等，法学课程主要是为了解经济运行的基本法规，培养学生的守法观念。

3.工具类课程

包括：外语（英语和第二外语东南亚各国语……越南语、泰国语、老挝语等），东南亚相当一部分国家采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英语是必修课程；为了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人才培养需要，东南亚各国语言有必要作为主业基础课程；计算机（计算机应用基础）；写作（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经济应用写作），大学语文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汉语言文字能力，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提高写作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写作课主要是各种应用文的写作，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

4.经济管理课程

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管理学、统计学和市场营销学等。这些课程从学科域或学科群的角度看，属于专业课的上游学科。开设这些课程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基本经济管理理论，为开设专业基础课提供学科基础知识，为学生进一步学习做好准备。

（二）专业核心课

专业核心课是反映专业本质、体现专业能力的课程，这些专业核心课程根据其在整个学科中的深浅和难易程度分为不同的层次。在培养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会计人才框架下，这些专业核心课包括：

1.专业基础课

包括会计学导论、初级财务会计、中级财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成本与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审计理论与实务、会计与审计电算化、行业会计比较、管理信息系统、财务案例分析和内部控制学。

（1）增设《会计学导论》，主要介绍会计的发展历史、发展环境、地位和作用以及会计学科体系、会计法规、会计职业道德、专业培养目标等。以《会计学导论》课程作为会计学本科的专业课程体系的逻辑起点，也体现出财务管理学、会计学和审计学的内在联系，可以增强学生的专业认同感和学习主动性。

（2）按初、中、高三个层次设置财务会计学课程。《初级财务会计学》主要阐述财务会计记账方法和账务处理程序的基本理论、技能和方法，主要培养学生专业基础的核心能力；《中级财务会计学》主要阐述股份有限公司基本会计业务处理的基本理论、技能和方法，主要培养学生专业的核心能力；《高级财务会计学》应主要阐述企业特殊会计业务处理的基本理论、技能与方法，培养高级专业人才处理特殊业务或灵活运用专业技术的能力。

（3）将《成本会计》与《管理会计》合并，形成《成本与管理会计》课程，减少了《成本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课程之间内容的重复，而对于涉及长期、短期投资决策分析、货币时间价值、资金预算等内容，则由《财务管理》课程完成。

（4）将《审计原理》、《财务审计》、《审计案例分析》和《经济效益审计》等课程合并成一门《审计基本理论与实务》课程，主要讲授审计的基本理论、技能、方法及实务操作。

2.方向性专业核心课

包括国际会计、国际审计准则和东南亚各国会计的比较研究。方向性专业核心课反映了专业的特色。这些课程是在专业基础课的基础上，培养学生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和具备处理东南亚各国经济业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三）专业通识课

专业通识课是在专业核心课的基础上，开设与专业课相关的课程，按类别开设限制性选修课程。其目的是培养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会计人才，均衡会计人才的知识结构，更好地为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服务。专业通识课一般包括：

1.财政金融类课程

在开设财政学和金融学的基础上，增设：金融市场学、证券投资学、国际金融、税务筹划、国际税收、东南亚各国金融市场比较和东南亚各国财税体系比较。这些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对国内外金融运行体制的了解和国内外财税体系的认识，为今后从事东南亚经济贸易工作做好准备。

2.贸易类课程

这类课程是在经济学和市场营销学的基础上，增设：国际贸易、国际结算、商务谈判和东南亚各国市场运行体制比较。这些课程旨在使学生初步掌握国际贸易理论，初步了解东南亚贸易市场状况，初步认识东南亚的经济贸易业务。

3.工程技术

这些课程包括：工程数学、机械工程基础、工艺流程学、预测与决策技术、C语言技术等。工程技术课程主要是使学生掌握企业工艺生产过程和有关应用技术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技术，为学生进行进一步学习和从事实际工作做好准备。

（四）专业拓展课

专业拓展课可开设为任意性选修课，旨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学生了解历史、认识社会提供多种思维方式和广阔的教育途径。这些课程包括两个方面：

1.跨专业拓展课

跨专业拓展课主要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从其他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中选取。但针对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人才培养要求，通常建议学生选取的课程有：国际商法、国际政治学和图书情报等。选取这些课程的目的是为了开阔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2.人文与科技素质教育拓展课程

这些课程主要是为了提高学生个人修养和学科思维方式的渗透，一般文科学生选取科技素质教育拓展课，而理科学生选取人文素质教育拓展课。在东南亚经济贸易会计人才培养框架下，人文与科技素质拓展课在人才培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些课程一般包括：音乐欣赏、书法、演讲与口才、东南亚国家经济地理、东南亚国家传统文化概论、东南亚国家外交和礼仪、大学物理以及科技发展史等。这些课程可为学生将来从事东南亚经济贸易工作奠定文化基础，避免不必要的文明冲突。

四、课程体系实施中的课程内部平衡问题

课程设计主要是基于人才知识结构的角度考虑，注重人才能力体系培育的整体性；从人才培养的过程来看，尚需注意不同层次人才培养课程内部的平衡。从我国人才学历教育的角度看，人才培养包括中专、高专（高职）、本科、硕士和博士五个层次，相应的培养层次对应着适当的课程体系层次。为了培养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会计人才，这五个层次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在方向性和整体性上是相同的，但是在方向性和整体性上的深度和广度是不同的。由于学员的知识层次以及开课学时等因素的影响，这五个层次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的实施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在深度和广度上进行相应的平衡。笔者认为，可以这样处理：

（一）中专和高专（高职）层次

这一层次的人才主要是培养操作能力。对于基础理论课的讲授以适度和够用为原则，也就是说，基础理论课教育主要以保证学生能够学习以后的课程为基准，不必作太深入的探讨；对于专业通识课，主要开设本专业相关度较高的课程，相关程度不高的课程可以少开设，甚至不开设；对于专业核心课，主要开设初、中级课程，以日常业务处理为主，一般不开设高级课程，重点培养学生对日常业务的操作能力；对于专业拓展课，与专业通识课的处理原则是一致的，具体实施时可以只进行纵向拓展，不进行横向拓展，但是要注意应开设东南亚国家传统文化概论、东南亚国家外交和礼仪等课程，为学生将来从事工作时避免不必要的文明冲突而奠定文化基础。

（二）本科层次

这一层次的人才培养要求是理论基础与操作能力并重。在基础理论课程教育方面，不仅要保证为学生够用，还要保证学生未来进一步学习或工作夯实理论基础；在专业通识课方面，为了保证学生知识结构的完整，财政金融类课程、贸易类课程和工程技术类课程均不可偏废；专业核心课可按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等级开设，不仅要培养其处理日常业务的知识和能力，也要培养其处理特殊业务的知识和能力；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本科层次的拓展课既要纵向拓展，也要横向拓展。

（三）硕士和博士层次

东南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东；西；南；北；文化；尊卑

中图分类号：H1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2-0203-01

人类是通过自身与空间的关系来认识世界的，通过认知体验，从生活经验、社会经验中逐步形成对“东、西、南、北”方位的认识，并通过地理环境等产生联想，加之传统思维方式、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的影响，使其在头脑中形成了对方位的固定认识，即从具体的生活体验中抽象出了方位词的抽象概念。反映在语言中就折射出尊卑好恶等情感色彩。对于汉民族而言，方位词有着丰富的文化含义，是保留古代文化的活化石。

一、方位词与四季、情感

班固《汉书・律历志》：“东，动也，阳气动物，于时为春；南，任也，于时为夏；西，迁也，阴气迁落物，于时为秋；北，伏也，阳气伏于下，于时为冬。”

东：东代表春季，新生。

“东，动也。 从日在木中。”“木”，指搏木。《说文》释为：“ 搏，搏桑(扶桑) ，神土，日所出也。”在古代神话传说中，太阳被想象成了一只凌空飞行的乌鸟，住在叫“扶桑”的大树上。古代传说中的日出处，称“东祀”，太阳神又称“东君”，日还被称为“东乌”。

“东”代表新生，同时，春季在中国古人眼中是万物复苏的季节、是一年的开始，东风拂面之时便是春季到来之时，故常以“东”代春，司春之神称为“东君”。

西：西代表秋季，悲凉。

“西，鸟在巢上。日在西方而鸟栖，故因以为东西之西。”《说文》中解释“西”为日落的方向。《论衡・四讳》：“俗有大讳四，一曰讳西益宅。西益宅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相惧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由于人们赋予了西方这个地理位置“凶杀、不祥”的含义，所以古人认为，西方是死亡之所。

在中国古人眼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常常把日落黄昏与衰老、死亡联系在一起。李密《陈情表》：“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这里以“日薄西山”喻行将死亡。古诗中常借西方、西风表达悲凉情绪和伤感情怀。如晏殊《蝶恋花》：“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马致远《秋思》：“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同时西方也是佛教中佛祖所在之处，也叫“西天”。

南：南代表夏季，旺盛。

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认识到向阳面光照长，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山的南坡草木繁盛，生机盎然，所以古人田亩多向南开辟，农田被称作南亩。

朱骏声说:“草木至夏任大也，夏主南方火，故以为南北之南。”南方之神被称为“南帝”，也称“赤帝”，掌管夏天。向阳的地方阳光明媚，和风拂煦。

常言说“寿比南山”，以“南山”象征长寿最早见于《诗经・小雅・天保》：“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赛不崩，如松柏之茂。”在汉民族的心理，“南”象征长寿、富贵。

北：北代表冬季，死亡。

《说文解字》中说：“北，从二人相背。”朱骏声释为：“人坐立多面明背暗，故以北为南北之北”。《孔子家语・问礼》：“生者南向，死者北首。”是说古代死者大多埋葬在居住区的北边。古代北方之神、死亡之神、恶神叫“北君”，所以人皆畏忌，这与“东君”为东方之神、生养之神因而受人崇敬形成鲜明对照。

《汉书・律历志》：“北方，伏方也，阳气在下，万物伏藏。”北方是太阳唯一照射不到的方向，故有黑暗、死亡之义，被认为是阴间地域的方向。

“北”还有失败之义。《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羽慨叹：“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贾谊《过秦论》：“追亡逐北，伏尸百万。”

二、方位词与阴阳

“东”属阳，“西”属阴，这样“东”和男子、“西”与女性有了联系。《古乐府・日出东南隅行》：“东方千馀骑，夫骑居上头。”诗中女子罗敷自述其夫居官高贵，“东方千骑”形容夫婿的显赫，后以“东方骑”指女子的贵婿。 “东宫”是太子所居之室，也指太子。在古代文献中女子所在的方位常常写在西边，“西厢”、“西楼”都指女子的住所。东方指代阳性、男性的方向，在古代中国，自然就有了主人、掌管者的含义。

“南”属阳，“北”属阴。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由于中国的地理情况，故南面光照充足，北面阴冷潮湿。夏季的熏风就是南风，而北风通常指冬天极端寒冷的风。

三、方位词与尊卑座次

四方观念中的尊东南卑西北的传统最主要体现在座次上，一直到现代中国仍旧将其作为座次选择的圭臬。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有段描写坐次的文字：“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伺。”按古代礼仪，帝王与臣下相对，帝王面南，臣下面北；宾主之间相对，宾东向，主西向；长幼之间相对，长者东向，幼者西向；宴席的四面座位，以东向为尊，次为南向，再次为北向，西向侍坐。在鸿门宴上，项王、项伯、范增为主方。项羽为主方统帅，范增为谋士，项伯为项羽叔父。刘邦、张良为客，刘邦为客方统帅，张良为谋士。无论是按宾主、长幼还是按宴席的礼仪，怎么也不该“项王、项伯东向坐，沛公北向坐”。而项王、项伯东向坐，“傲居最上位”，范增“南向坐”是第二位，再次是刘邦，张良则为侍坐。这种非礼的坐次体现了双方力量的悬殊，而项羽的目中无人、王者至尊，刘邦的韬光隐晦也跃然纸上，收到了言简意赅的效果。

《三国演义》“桃园结义”及饮酒，刘备居中，关羽居左手，张飞居右手。王允宴请董卓，几案对门背墙而设，董居左，王居右。《红楼梦》黛玉进京一回写贾母两边座次，黛玉以贵客为尊，居贾母左手第一，迎春居右手第一，探春、惜春以交分居左、右第二位。

唐代白居易的《效陶潜体诗》之十五就集中反映了汉民族以东南为尊以西北为卑的思想意识：“贵人居南苍，寒士栖北里，富翁为东邻，贫者在西舍。”

四、原因探究

（一）地理环境

中国处于北半球，并且在北回归线以北，太阳从东方升起，经过南方，由西方落下，并不经过北方。故有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的说法。其次，中国西部高山，东临大海，因此有“西风凛冽”、“东风送暖”之辞。

（二）政治经济

从历史上看，北方的黄河流域虽然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但是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化，加之唐朝中晚期的安史之乱，到五代时期战乱不断，故从唐末开始，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东南沿海地区土壤肥沃，自然环境优越，对外交流条件便利，“东”、“南”的尊贵、富饶和“西”、“北”卑贱、贫瘠的文化含义就愈发突出。

五、小结

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形成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整个汉民族传统文化休戚相关，它记载中华文化，传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汉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也为汉字提供了一个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因此，我们只有挖掘出蕴藏在汉字结构中的文化内涵，才能对汉字的特征有正确的认识，才能真正理解和正确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