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评价与风险评估的区别篇(1)

关键词：地面钻井；采空区；煤层气；风险评估；判断矩阵

引言

地面钻井抽采采空区煤层气（简称GD）是采煤采气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若能在工程开发前对所选区块进行风险评估并确定其风险等级，从而决定是否要在该区块开展GD项目，将大大提高GD项目的成功率。但前人研究内容以工程技术及资源评估为主，风险评估也仅在原位煤层气开发领域有所研究，GD风险评估研究缺乏。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尝试得出一种GD风险评估模型。

1风险识别

（1）是否有气判断是否有气即是对煤层气资源的评估。原位煤层气地质资源的赋存受气体来源、保存条件、运移过程的控制，对于GD项目同样适用，其气体来源于残煤及邻近煤层，其运移动力和通道均与煤炭开采有关，保存条件则表现在地质构造、采空区人为封闭对资源空间的封闭效果、地下水流动性对煤层气的携带作用、采空区积水对资源空间的破坏等。（2）能否产气能否产气取决于工程质量。工程质量是工程施工技术和自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技术因素包括钻、完、固井技术及套管强度等，自然因素表现为松软层与基岩层厚度相对大小、地层岩性组合、水文地质条件、采空区发火可能性、地表施工条件等。（3）是否盈利是否盈利有能否盈利和能盈利多少两层含义。对于GD项目，目前其主要的红利是体现在社会和环保方面，经济效益实际并不明显，但煤层气理论产出与预估投资总成本不可差距过大。综上所述，GD项目是否有气、能否产气、是否盈利的判别可细化为地质资源风险、工程施工技术及自然风险、产出效益风险。其中，技术风险实际上属于可控风险，选择优秀的施工单位无疑可以将技术风险降至最低，本文要做的是找出已经存在的不可控风险，对其进行风险评估，根据其风险等级来判断是否要在该区开展GD项目，因此技术风险不作考虑。

2风险评估模型

2.1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结合上文风险识别，构建GD风险评估三级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其中，地质构造含义为断层发育情况，地下水流动性可由地下水矿化度反映，采空区封闭技术由封闭材料及煤炭资源情况即采空区残煤及邻近煤层煤炭资源情况，采空区发火可能性由煤层自燃倾向等级指示，岩层厚度含义为松软层厚度与基岩层厚度的相对大小，地表情况指地表是否完好、是否利于施工.

2.2风险评估方法

GD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为一递阶层次结构，对于递阶层次结构往往基于多层次分析法，采用构建指标体系各指标两两对比构建判断矩阵并确定权重计算结果并确定隶属度的基本步骤进行分析决策。但本文分析认为，对于不同区块的GD风险评估，各指标相对重要程度各不相同，无法统一判断矩阵构建标准，不同区块GD风险评估统一模型也就无法构建。受学分绩点算法-分段绩点法启发，本文提出一种判断矩阵并确定权重的方法，从而统一了判断矩阵的构建标准。该算法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广泛使用，其科学性较高，本文只是要利用该公式来统一不同区块进行GD风险评估时判断矩阵的构建，因此可以套用该算法，将式（1）中k值作为指标之间对比依据。需要区分的是对于风险评估，评估区块某一指标得分越高（打分标准详见2.3），说明其对风险贡献越小，因此在借鉴分段绩点法思想构建判断矩阵时，应采用两数相除的反比值。例如，若地质构造得分为90，地下水流动性得分为80，代入式（1），两者k值分别为3.8125、3.25，则地质构造/地下水流动性取值应为3.25/3.8125。最后，各风险评估得分由各指标乘以权重并求和得出，总风险得分则采用对3种风险求平均值的方式得出。

2.3风险评估标准

优良好坏是我们对于事物的定性评价，将定性评价赋值量化有利于评价结果的明朗化，风险评价标准即是对各风险指标不同情况的评价进行打分量化。本文分别列出各指标典型情况及其定性评价，并采用百分制（只取整数）对各典型情况赋予打分区间赋值情况如表1所示，在进行风险评价工作时可通过对比实际情况与典型情况，在打分区间内酌情取值。

2.险评估结果与分级

风险等级与指标评价相反，指标评价越高，风险得分越高，则代表风险等级越低。因此结合上文风险评估标准，设定风险等级V={v1，v2，v3}，其中，v1代表风险小，得分区间[100，85]；v2代表风险一般，得分区间[84，65]，v3代表风险大，得分区间[64，0]。

3风险评估实例

以鹤岗矿区新陆矿11煤某采空区区块为例，对其进行GD风险评估。该区11煤单层开采，区块面积98730m2，煤厚20m，采煤方法为滑放，采高2m，顶板管理方法为自然冒落法。该区风险评估体系各指标情况、打分及权重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煤层气预估资源量采用资源构成法计算得出，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详细介绍。根据表1可得，该区块GD项目的地质资源风险得分为72.96，风险一般；工厂自然施工自然风险为75.29，风险一般；产出效益风险得分为90分，风险小；总风险得分为79.42，风险等级为一般。因此，在该区块开展GD项目风险等级为一般，但其产出效益的小风险性可能会成为项目开展的主要原因。

4结语

（1）GD项目风险包括地质资源风险、工程施工技术风险、工程施工自然风险、产出效益风险，但在进行风险评估时由于工程施工技术风险的可控性，仅考虑其余3个风险。（2）借鉴分段绩点法思想能有效解决不同区块GD风险评估判断矩阵构建标准不统一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尹志胜，桑树勋，周效志煤炭资源枯竭矿井煤层气运移及富集规律研究［J］.特种油气藏，2014，21（5）:48-51，153.

［2］袁亮，郭华，李平，等.大直径地面钻井采空区采动区瓦斯抽采理论与技术［J］.煤炭学报，2013，38（1）:1-8.

风险评价与风险评估的区别篇(2)

关键词：城市区域 火灾风险 评估

一、火灾风险评估的概念

过去，人们往往依靠经验和直观推断来做出决策。随着计算机容量不断扩大和模块技术的发展，风险评估（risk assessment）和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技术作为复杂或重大事项决策的必要辅助手段，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在决策分析、管理科学、运营研究和系统安全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认知和应用[1]。

通常认为风险(risk)的定义为：能够对研究对象产生影响的事件发生的机会，它通过后果和可能性这两个方面来具体体现。风险概念中包括三个因素：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的认知；该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发生的后果[2]。因而，火灾风险（fire risk）包含火灾危险性（发生火灾的可能性）和火灾危害性（一旦发生火灾可能造成的后果）双重含义[3]。

现在，在文献中可以看到的与“火灾风险评估”相关的术语有fire risk analysis， fire risk estimation， fire risk evaluation， fire risk assessment等，但基本上火灾风险评估都是指：在火灾风险分析的基础上对火灾风险进行估算，通过对所选择的风险抵御措施进行评估，把所收集和估算的数据转化为准确的结论的过程。火灾风险评估与火灾模拟、火灾风险管理和消防工程之间有密切关系，为其提供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简单地如消防安全设施检查表，复杂的就会涉及到概率分析，在应用方面针对的风险目标的性质和分析人员的经验有各种变化[4]。

较多的人倾向于从工程角度来定义火灾危害性（fire hazard）和火灾风险（fire risk）。火灾危害性指：凡是根据已有的资料认为能引起火灾或爆炸，或是能为火灾的强度增大或蔓延持续提供燃料，即对人员或财产安全造成威胁的任何情况、工艺过程、材料或形势。火灾危害性分析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针对性，目的是确定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可能发生的可预见性后果。这种设定的条件称为火灾场景，包括建筑物中房间的布局、建材、装修材料及家具、居住者的特征等与相关后果有关的各种具体信息。目前在确定后果方面的趋势是尽可能地利用各种火灾模式，辅以专家判断。此时，危害性分析可以看作是风险评估的一个构成元素，即风险评估是对危害发生的可能性进行权衡的一系列危害性分析。

从系统分析的角度来看，风险具有系统特性和动态特性。风险实际上并非某一单一实体或事物的固有特性，而是属于一个系统的特性。若系统发生变化，很容易就会使事先对风险所做的估算随之发生变化。火灾风险评估模式包括：系统认定，即明确所要评估的具体系统并定义出风险抵御措施的过程；风险估算，即设定关于火灾的发生几率和严重后果及其伴随的不确定性的衡量标准或尺度，计算和量化系统中的指标的过程；风险评估，对该标准或尺度进行分析和估算，确定某一特定风险值的重要性或某一特定风险发生变化的权重[5]。

二、城市区域火灾风险评估的意义及发展概况

在消防方面，随着人们安全意识的提高和建筑设计性能化的发展，对建筑工程的安全评估日益受到重视，比如美国消防协会制定的“NFPA101生命安全法规”是一部关注火灾中的人员安全的消防法规，与之同源的“NFPA101A确保生命安全的选择性方法指南”，分别针对医护场所、监禁场所、办公场所等，给出了一系列安全评估方法，多应用于建筑工程的安全性评估方面[6]。

目前，我国在火灾风险评价方面的研究，大部分是以某一企业，或某一特定建筑物为对象的小系统。例如，由武警学院承担的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项目“石化企业消防安全评价方法及软件开发研究”，以“石油化工企业防火设计规范”等消防规范和德尔菲专家调查法为基础，设计了石化企业消防安全评价的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和道化指数法确定了各指标的权重，采用线性加权模型得出炼油厂的消防安全评价结果[7]。以某一特定建筑物为对象的火灾风险评价也比较多，如中国矿业大学周心权教授，在分析建筑火灾发生原因的基础上，建立了建筑火灾风险评估因素集，并运用模糊评价法对我国的高层民用建筑进行了消防安全评价[8]。

与上述的安全评估不同，城市区域的火灾风险评估的目的是根据不同的火灾风险级别，配置消防救援力量，指导城市消防系统改造，指导城市消防规划。对已建成的城市区域的火灾风险评估必须考虑许多因素，即城市火灾危险性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区域内所存在的对生命安全造成危险的情况、火灾频率、气候条件、人口统计等因素，进而评价社区的消防部署和消防能力等抵御风险的因素。除此之外，在评估过程中另一个重要的情况是要关注社区从财政及其他方面为消防规划中所要求的总体消防水平提供支持的能力和意愿。随着城市规模扩大、综合功能增强，在居住区商贸中心、医院、学校、和护理场所增多，评估方法还会相应的改变。现有的城市区域火灾风险评估方法主要出于以下两个目的：

（一）用于保险目的

在火灾保险方面的应用的典型事例为美国保险管理处ISO(Insurance Services Office， ISO)的城市火灾分级法，在美国已经被视为指导社区政府部门对其火灾抵御能力和实际情况进行分类和自我评估的良好方法。ISO方法把社区消防状况分为10个等级，10级最差，1级最好。

ISO是按照一套统一的指标来对每个社区的客观存在的灭火能力进行评估，确定该社区的公共消防级别，这套指标来自于由美国消防协会和美国自来水公司协会所制定的各种国家规范。ISO对城市消防的分级方法主要体现在它的“市政消防分级表(Commercial Fire Rating Schedule， CFRS)”上。CFRS把建筑结构、用途、防火间距与公共消防情况（用公共消防分级数目表达）相关联，再以统计数据加以调节后，来确定相应的火险费用。ISO级别仅被保险公司用作确定火险费用的一个成分。ISO分级系统虽然无法反映出消防组织的其他应急救援能力，但实际上也常用于各个区域的公共灭火力量的确定。

市政消防分级表从1974年开始使用，主要考察某城市区域的7个指标情况：供水、消防队、火灾报警、建筑法规、电气法规、消防法规、气候条件。随着技术进步，该表也不断改进。1980年版抽取了CFRS中对公共消防分级的方法，给出了修订后的灭火力量等级表，指标只包括前3项。被删除的指标或者确少区分度，或者在全市范围内进行评估时太过于主观，而且74表格中包含许多评估标准是具体的规定，如果某一社区的情况没有满足这些规定，则归属为差额分，规定降低了表格可使用的弹性范围，无法正确评估情况和技术的变化。故而ISO分级表被视为越来越“性能化”[9]。

（二）用于消防力量的部署

当今的消防组织和地方政府要担负日益加重的安全责任，面对来自公众的对抵御各种风险的更多的期望，以及调整消防机构人员、设备及其他预算方面的压力，迫切需要确认某一给定辖区内的具体风险和危险的等级。

风险评价与风险评估的区别篇(3)

风险研究最早运用于项目工程管理领域，在其发展过程中主要应用于管理学、金融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中。

(一)风险管理理论

风险管理理论始于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学科。“1963年梅尔和赫奇斯的《企业的风险管理》、1964年威廉姆斯和汉斯的《风险管理与保险》出版，标志着风险管理理论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1］风险管理理论经历了从传统风险管理理论到金融风险管理理论再到全面风险管理理论的不同时期。传统风险管理理论主要对风险管理的对象进行界定和区分，将纯粹意义上的风险作为研究对象，也就是将不利风险纳入企业风险管理的重要范畴。企业风险管理的主要任务是减少不利风险的发生，降低不利风险对企业的可能损害。管理的基本手段是采用保险的方式转移和减少风险所带来的损失。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一些学者对市政管理中的风险问题进行研究。托德(Todd，1969)和沃恩(Vaughan，1971)通过对美国九个州市政管理现状的调查研究，提出市政官员应加强市政风险管理的主张。风险管理理论逐步与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融合与发展，风险管理研究对象逐步拓展，不再局限于传统风险管理理论对纯粹风险的管控，金融风险管理兴起。金融风险管理不仅是为了克服纯粹风险，更不是仅仅利用保险的方式转移风险，而是注重保险的收益功能。金融风险管理标志着风险管理理论向纵深度发展。20世纪80年代，接踵而至的金融危机推动了风险管理理论的蓬勃发展，迫使金融界进一步思考风险管理问题，全面风险管理时代来临。全面风险管理主张从系统的角度对所有风险集合整体上加以管理和控制。全面风险管理理论已经成为企业决策和金融业决策的重要指导，作为一种系统和科学的管理模式被广泛应用。

(二)风险社会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后半期，人类社会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取得非凡成就，但也潜藏着各种危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经济危机和金融风险频繁发生，社会贫富分化现象日趋严峻;与此同时，化学污染、核威胁、各种电磁辐射、转基因产品危害等现代性的负效应正威胁人类，使社会面临严重风险。出于对工业社会和现代性的反思，1986年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在其德文版著作《风险社会》中，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但是在当时风险社会理论并未引起过多关注，直至1992年其英文版著作《风险社会》出版，风险社会理念才备受瞩目。伴随着对风险社会形成原因的不断追问，贝克进一步指出工业社会所面临的风险与以往社会所面临的风险存在区别，如果将人类社会早期所发生的自然灾害、社会危机归结为自然规律所导致的，那么工业社会发生的危机则与人类社会的重大决策紧密相关。贝克认为:“工业化以前人类社会所遭遇的各种自然灾害与工业化以后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大不一样。”［2］安东尼•吉登斯则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对社会发展的现代性、社会发展的全球化趋势与社会风险关系进行探讨，提出全球风险社会理论。吉登斯认为，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如果是来自自然界的外在风险，那么是自然风险;如果是由人类社会内部对自然的改造和控制等“人力制造出来的风险”，那么是“人造风险”。人造风险与人类工业化发展、对社会现代性的追求相伴生。吉登斯对风险社会的研究系统而深入，对由现代性引发的社会风险类型进行了阐释，认为现代性蕴含着经济增长、生态环境破坏、极权主义、军事冲突、核危机等社会风险。从风险管理理论和风险社会研究可以看出，风险并不必然伴随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而消失或减少;相反，可能由于人类的某种选择和决策的失误而被强化。因此，从全球的视野来分析社会风险，反思人类社会的管理与决策，加强决策与管理的科学性，有助于探寻社会风险的化解方法。

二、欧美重大事件风险管理的实践经验

近年来，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逐步提高，社会发展能力被彰显出来。与此同时，社会面临的风险与不确定因素也越来越多，风险转化成危害，严重威胁着社会稳定与持续发展。为此，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积极强化风险社会管理手段与方法。其依靠重大事件的科学决策有效化解风险、促进社会稳定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一)美国环境风险管理制度

美国一直以来重视环境保护，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是将环境管理问题上升到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社会稳定同等重要的高度。美国政府十分重视环境管理，对于环境管理中存在的风险进行有效控制。美国对于环境管理及风险防控的基本做法主要体现在:一是高度重视环境保护问题，将其确定为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紧密相关的重大事件。1977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LesterBrown)在其研究报告《重新定义国家的安全》中，首次提出将环境问题与国家安全问题紧密相连。布朗的观点引起广泛关注，关于环境安全的研究逐步增多。1987年里根政府的《国家安全报告》明确指出，自然资源的损耗与污染成为国家繁荣和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与风险，环境安全、环境管理被列入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重要领域，成为政府决策管理的重要范畴。二是进行深入系统的环境风险评价科学研究，为环境决策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路线。美国是较早开展环境风险评价研究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环境风险评价开始萌芽，但关于风险评价的内涵尚不清晰。20世纪80年代以来，风险评价的框架基本形成。美国国家科学院提出环境风险评价包含危害鉴别、剂量—效应关系评价、暴露评价和风险表征四个阶段［3］。20世纪80年代后期，环境风险评价运用于决策的相关研究逐步增加，特别是比较风险评价理论的提出与发展，大大推动了美国环境决策发展。艾扎斯(Ijjasz)和特雷耶(Tlayie)认为，“在宏观上，比较风险评价是在掌握大量正确数据的基础上对决策中的风险进行排序比较，并以风险的大小作为决策方案的选择依据，从而形成一个包含有科学家、决策者与利益相关者的开放、公平的相互交流的环境。”［4］三是建立生态风险评价的政策依据，为风险评价提供行动指南。“1998年美国国家环保局正式颁布了《生态风险评价指南》，提出生态评价三步法:问题形成、分析和风险表征，同时要求在正式的科学评价之前，首先制定一个总体规划，以明确评价目的。”［5］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生态风险评价方面的指导文件。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将比较风险评价应用于环境决策，确定了将当前环境决策未解决的问题具体化、在对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决策方案、决策者依据环境因素与潜在风险等因素对方案进行评估、方案选择决策确定、校验决策等基本环节。四是建立完备的风险管理与环境应急机制。对于环境存在的风险及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美国建立比较完善的环境风险管理与应急机制。环境风险管理与应急机制主要包括环境风险的宣传与教育机制、风险预测预警机制、风险管理机制，针对潜在的环境风险进行识别、宣传与防范，为降低风险和科学决策提供保障。

(二)欧盟食品风险评估制度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为确保食品安全，促进食品在成员国自由流通，欧盟就制定了食品安全政策。目前欧盟已建立相对完备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制度体系，能够有效防控食品安全危机。一是构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法律框架，为风险评估工作提供法律依据。欧盟委员会分别于1997年和2000年《食品安全绿皮书》、《食品安全白皮书》，明确了食品安全管理的总体思路，特别是提出了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重要性，提出成立欧盟食品安监局作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实施机构，初步奠定了开展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制度基础。2002年颁布了EC178/2002条例，明确提出食品安全法应建立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成立食品安全局(EFSA)进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相关工作。二是建立食品安全的快速预警系统。欧盟在食品安全法的框架下，建立了食品与饮料快速预警系统(RASFF)［6］。根据危急程度不同，预警系统分为预警通报和信息通报两大类。当食品安全出现问题，可能危及人类健康时，成员国可以借助预警系统互通消息，从而减少风险。三是成立专门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组织机构，以保证评估工作的科学性与独立性。欧盟食品安全局作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风险交流的专门机构，开展相对独立、科学、公开、透明的风险评估工作。食品安全局组织机构完备，下设管理委员会、执行主任和成员、咨询论坛、科学委员会和科学小组［7］。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下年度工作计划和上年度工作总结报告等职责。执行主任公开招聘产生，主要负责日常管理工作。咨询论坛协助执行主任开展工作，负责与各成员国主管机构合作，加强信息交流，充分了解和把握潜在的风险。科学委员会和科学小组负责为决策提供科学建议。科学小组由食品安全领域专家组成，可以组织听证会，加强与公众交流，搜集公众意见。科学委员会则由各小组的主席以及来自科学小组以外的六名专家组成，开展全面协调工作，确保科学建议的准确性与一致性。欧盟食品安全局自动发起或者是应欧盟委员会或其成员国的科学建议请求，必须在规定期限内为欧盟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提供科学技术支持，尽可能地搜集决策相关信息，在对其进行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将评估结果、风险信息等因素一并提供给欧盟委员会及其成员国。

(三)英国国家安全风险评估与城市风险评估体系

英国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国家安全风险评估和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机制，能够对国家层面和城市中可能发生的危害国家和社会安全的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与控制。英国建立了完备的国家安全风险评估与预测机制，建构了《国家安全风险评估》、《国家安全任务与指导方针》等风险评估与风险应对的防范政策体系。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广泛了解和分析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的基础上，根据相关的可能性及其影响，促进和协助政府联合其他部门共同面对和化解风险。以英国伦敦为例，其“一案三制”意义上的城市风险管理机制十分完备，堪称城市风险管理的典范，可以为区域内重大事件决策的风险防范提供参考。通常情况下，风险管理分为风险评估与防范、风险控制、风险处置与恢复等环节。在伦敦的城市风险管理中，风险评估程序非常完善。伦敦城市风险评估的基本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依法确立风险评估主体。英国2005年4月正式实施的《国内应急法》明确规定各级政府是风险评估的责任主体，在风险评估与应急规划中担负重要责任。二是建立风险评估的协调机构。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后，伦敦出于对危机事件有效防范的考量，着手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的风险评估协调机构。伦敦区域应急论坛下设伦敦应急团队，每个论坛的主要职责是对区域内的风险进行识别与评估，使伦敦能有效应对危机事件。三是完善风险评估的基本流程系统。伦敦的城市风险评估工作流程主要分为“选择风险事项、挑选评估者、风险分析、风险评价、风险应对、监控与审查等六大步骤”［8］。选择风险事项阶段，主要由风险评估工作组和各应急论坛的组成部门协同合作，确定风险事项，识别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结合区域环境因素确定风险评估的原则与标准。挑选评估者阶段，主要是确定风险评估者及地方应急论坛相关人员在工作中的分工与职责，确定主任评审员的人选，为后续工作奠定组织基础。风险评价阶段，主要由主任评审员负责，对未来五年内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分析与建议。风险分析阶段，主要是由主任评审员对风险进行预测、分析，并提出相对详尽的风险分析报告。风险应对、监督与评审已经成为制度化、稳定化的工作，地方应急论坛每四年就要对所有风险提出正式的评审报告。

三、国外经验对我国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启示

国外关于风险研究的理论与重大事件风险管理的实践都取得了长足进展，而我国重大事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诸多需要完善之处。汲取欧美发达国家重大事件风险管理的有益经验，建立健全我国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一)加强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理论研究

中国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已经进入实践阶段，实践中形成了四川“遂宁模式”和江苏的“淮安模式”，但是中国关于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理论研究还十分匮乏。分析美国环境风险管理的成功经验，美国国家科学院等环境保护的科研机构及专家学者关于环境风险的相关理论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和方法指引，对保障决策科学性和化解决策风险起到重要作用。中国学者关于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集中于风险社会意识形成和风险社会危害等研究领域。这些研究虽然奠定了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分析的理论基础，能够为风险评估提供理论支撑，但是结合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稳定风险的分析不够深入，对于重大决策可能引起的风险认识还不够清晰。中国对于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价值的探讨较多，但是对于如何推进实践的可操作性研究明显不足。风险评估作为一种技术已经在国内外政治社会生活中广泛应用，在国家、部门，特别是企业管理中广泛应用，但是目前中国在重大决策中应用较少，学者提供了风险评估的框架体系，但是缺少细节设计，还有待于对重大决策风险评估的技术方法和实践机制等领域进行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

(二)增强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意识

目前，从中国相关政府部门到社会公众，整体上风险意识淡薄，对于风险管理认识不深入、不够重视，特别是对于重大事件决策与社会稳定风险之间的相关性认识不清，缺乏管控风险的意识。因此，强化对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意识，为各级政府决策提供软环境。发达国家的风险意识十分强烈，美国20世纪80年代就将环境保护问题上升到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的重大事件进行管理，对重大事件风险评估与决策十分重视。英国对于国家未来可能发生的重大风险进行识别与防控，也是缘于其高度的风险意识。

(三)完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法律制度

欧盟在食品安全管理中，有关食品风险评估的法律制度提前建立起来，为食品风险评估提供法律保障。英国国家安全以及城市风险管理的相关法律制度较早地完备起来，为风险评估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使风险评估可以按照法律和制度要求系统化、经常化、稳定化地开展。中国对于重大决策风险评估的法律依据尚不充分，所以需要建立健全重大决策风险评估的相关法律政策，为开展重大决策风险评估提供政策依据，保障风险评估工作有序进行。

(四)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管理机制

风险评价与风险评估的区别篇(4)

关键词：多空间尺度；旅游资源；灾害风险评价：吉林省

近年来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灾害的发生频次、强度不断增加，影响的范围逐年增大。而旅游业由于自身的高敏感性，当灾害发生时，旅游系统中某旅游因素由于受灾害影响，产生负向变化或外界依托因素的负向变化，都有可能引起旅游业的波动震荡。因此，旅游业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最易受到冲击的行业。

中国针对旅游灾害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且定性研究较多，定量研究较少。20世纪70年代由于世界范围内受到能源危机的影响，国际旅行协会对危机开始重视。此后世界旅游组织把旅游目的地的灾害事件也做了相关定义：影响旅游者信心，并会危及到该地旅游业持续正常运转的任何不曾预见的事件。刘浩龙等从致灾因子的危险性、旅游资源易损性和风险防治能力三个方面选取8个评估指标，建立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的景区旅游资源灾害风险综合评估模型。罗振军等从旅游者自身、景区管理和社会综合因素等方面分析了旅游景区事故的主要风险和发生机理。袁红从区域旅游资源自然灾害、区域旅游资源社会灾害、区域旅游资源旅游发展灾害三个方面详细论述了区域旅游资源灾害风险管理的特点与措施。赵黎明等从灾害发生的频度和破坏性来评价灾害的危险性：从旅游者、旅游资源、旅游生态环境和旅游经济四个方面来评价系统的脆弱性：根据预警和救灾恢复两方面评价防灾救灾能力。席建超等选取交通、治安、卫生、住宿、气候、旅游线路、医疗救援7个层面共有14个评估指标，建立旅游风险评价模型。

综上所述，国内对于旅游灾害风险评价都是从其灾害的致灾因子的危险性、承灾体的易损性及防灾减灾三个方面上进行评价研究，并且评价尺度都是从行政区尺度或景观尺度进行区划。一般而言，自然灾害风险形成机制是从致灾因子的危险性、承灾体的暴露性及易损性（脆弱性）3个方面进行研究。区域旅游资源灾害既具有自然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所以除以上3个方面外，防灾减灾能力也是灾害风险形成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利用现代灾害风险评价理论为基础，从行政区尺度和网格尺度对吉林省区域旅游资源灾害进行风险评价，尝试打破行政区的限制，在小空间尺度上应用灾害风险指数对区域旅游资源灾害进行风险评价。并提出区域旅游资源灾害风险是危险性、暴露性、脆弱性和防灾减灾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7.结论

本研究根据自然灾害风险评估基本理论，以行政区、网格为评价单元，从两种空间尺度对吉林省旅游资源灾害风险进行评价，讨论了两种空间尺度风险评价方法。在对比分析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后，得出以下结论。

1）两种空间尺度的旅游资源灾害风险评价都具有可行性。通过建立统计数据库，借助GIs技术、利用空间分析、数理统计以及自然灾害风险评估方法可以实现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旅游资源灾害风险评价，并对评价结果进行可视化。

风险评价与风险评估的区别篇(5)

关键词：企业；风险导向；内部审计

中图分类号：F239.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2-0193-03

风险导向内部审计是企业进行风险管理的一种有效工具，其目标是在全面评估企业风险的基础上，通过对风险进行事前评估与控制，对风险处于何种状态做出准确判断，为控制风险提供依据。与传统的审计模式相比，现代风险导向内部审计更注重从宏观上把握审计风险，审计工作重心从实施阶段前移到计划阶段，关注的核心从内部控制转向风险，在审计的全过程自始至终都关注风险，依据风险选择项目，识别风险，测试管理者降低风险的方法，并以风险为中心出具审计报告，协助企业进行风险管理。审计方法从以审计测试为中心转移到以系统化的风险评估为中心，即计划阶段对风险进行评估，实施阶段对相关风险进行持续监控和报告，报告阶段提出风险管理建议。2007年新审计准则要求全面实施风险导向审计，故本文对我国企业如何实施风险导向内部审计提出几点建议，与大家探讨。

一、建立全流程风险管控机制

建立审计战略计划、审计项目计划和具体审计项目实施的全流程风险管控机制。

一是年度风险导向战略计划的制订。年度风险导向战略计划要与企业目标相契合，建立在对公司重要领域的认定、风险自我评估的基础上，以重大风险和重要风险为导向，明确审计重点，确定年度审计项目。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组织相关部门进行风险自我评估，识别各自存在的风险，排列风险次序，出具风险自我评估结果，以此为依据，确定本年度审计关注点，编制年度审计计划。风险导向内部审计中，风险评估贯穿于年度审计计划、项目计划、执行审计、总结发现和报告的各个阶段，企业要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和以前年度审计情况，合理分配审计资源，将审计资源重点放在高风险领域。

二是建立风险管控标准，有效识别风险。就是按统一的标准梳理各业务环节的流程，审计部门牵头，各业务单元的内控负责人统一对采购与应付、生产循环、销售与应收、存货与仓储、营销管理等业务循环的流程图和业务流程的风险点进行全面梳理，对应将风险点、控制措施嵌入到流程中，建立清晰的业务流程图、明确的岗位控制标准和风险防范控制措施。

三是业务流程测试和风险评估。风险评估通过实施不同的测试程序识别审计风险，包括企业整体层面控制评估、信息系统一般控制评估、流程层面控制评估、控制测试以及实质性测试等。建立业务循环各个节点的穿行测试标准，指导各单位业务人员开展业务流程的穿行测试，通过全流程的穿行测试验证各业务层面风险受控情况，运用自审、互审和复审相结合的方法，推进全员、全流程的风险自我审计。

四是出具风险评估报告及风险地图。审计部出具企业各业务单元的风险评估报告和完整的风险地图，建立企业审计风险资源库，为相关部门提供风险关注和控制优化的依据。

风险管控机制将风险管理流程与审计基本程序有机融合，更多地从全流程的角度对企业进行全面风险评估。企业要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设计风险管理流程、风险评估项目和评估标准，并根据风险环境的不断变化及时调整风险评价标准，以适应管理需要。而且，风险管控是一个持续、循环的管理过程，不能将风险管理审计作为一次性的专项审计项目，在风险管控执行过程中，要不断地关注风险，针对问题制定有效的控制措施。

二、以风险为导向，优化具体审计项目实施程序

以固定资产投资风险导向内部审计为例。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投资额大、建设周期长，管理环节复杂，管理风险和审计风险都较高，采用风险导向固定资产投资审计，识别和评估重大管理风险和关键控制节点，全面审计，突出重点，可以有效提高审计效率，降低审计风险。其审计程序如下：

一是制订固定资产投资风险导向项目审计计划。风险导向项目审计计划是对具体审计项目实施全过程审计所作的综合安排，需要明确审计目的、审计范围、审计方法和审计程序、项目风险评估、关键风险点、项目组人员分工、时间安排以及其他事项等。固定资产投资审计目标要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目标相联系，审计范围包括选定经营单位、选定业务及流程、相关信息系统测试范围、测试时间范围等。

二是业务经营单位初步评估和关键风险识别。审计人员要掌握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整体情况，注重从宏观层面了解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获取背景信息，包括行业状况、监管环境、建设模式、建设目标等信息，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面临的风险进行分析，识别和评估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系统风险和关键风险。

三是业务流程分析。在全面评估固定资产投资风险基础上，从投资项目风险入手，进一步了解流程，更新识别的风险，对高风险项目和资金重点监控，从整体上把握审计重点。

四是评估流程有效性和流程重大风险。在了解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业务流程的基础上，运用分析性程序，分析关键流程，评估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重大风险，分析对目标产生影响的风险以及风险控制，测试实际的控制能否切实管理这些风险，这是风险导向审计关注的重点。

五是根据风险评估结果，确定项目审计范围和审计重点，制定相应的审计策略。具体是设计审计步骤，根据审计步骤进行审计抽样并对样本进行监督，实施实质性测试等审计程序。在审计实施过程中，要根据审计实施情况对项目方案进行重新评估，扩大审计范围或增加审计程序，实施进一步测试以修订审计方案，保证审计质量。

杜邦“沸腾壶”审计抽样模型就是一种常用的审计抽样方法。它以审计项目风险为对象，建立风险识别模型，对每一类风险进行排序，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级别，即高风险、敏感风险、适中风险、低风险，直观地反映风险与审计面的关系。杜邦“沸腾壶”模型说明，在风险因素中，风险结构一般是高风险占10%，敏感风险占30%，适中风险占40%，低风险占20%。风险审计规划在审计资源配置时，要依据风险水平高低配置审计资源，对不同级别的风险因素需实行差异化审计。高风险因素要进行详细审计，对于处于敏感风险性质的风险因素一般抽样50%进行重点审计，对于适中风险因素一般抽样 25%，而对于低风险的风险因素只需要抽样10%进行一般审计。风险级别越高，配置的审计资源越多，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将主要的审计资源分配在高风险领域，有的放矢，提高审计效率。

六是根据对流程设计有效性测试结果得出审计结论，出具审计报告，提出管理建议。

三、建立以审计调查法为基础的风险评估机制

风险评估机制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模型的建立及风险评估结果分析等。对确定的审计项目进行风险评估，主要是通过对业务流程的梳理，找出流程关键控制点，并选择科学的风险评估方法对控制点进行风险分析，以准确识别和正确评价风险。以审计调查法为基础的风险评估方法，能清晰揭示风险的高发区域和风险变化趋势，操作性强，评估结果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即选取一定比例的被审单位实施风险典型调查，采用审计调查法对风险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进行分析和预测，对风险进行分级分类管理，根据风险水平确定审计重点。步骤如下：一是确定评估范围。评估范围与审计范围相关，对风险评估结果的运用有直接影响。二是风险评估数据的采集。采集近几年的相关风险数据，这些数据可以是以往风险管理审计、综合性审计及专项审计的相关资料和数据等。三是对风险评估基础数据进行整理和加工。内部审计人员依据原始资料和专业判断对一些定性资料进行量化处理，确定各组风险数据的影响程度级别，据此对项目风险进行评估。四是进行风险评估和预测。根据事先界定的评估范围，分别对审计项目各类风险、各类子风险的概率和影响程度进行评估，对所采集的一定期间的风险数据，采用审计调查法分析历史数据，寻找各风险的变化趋势和集中趋势，建立能描述各风险变量未来变化态势的模型，运用数学方法对各类风险的主要变量——风险概率和影响程度进行风险变动趋势分析及预测，求出风险预估值，并运用政策分析法，整理和分析可能影响各类风险变量的政策因素，对固定资产投资风险预测值进行修正和完善，确定风险估测值浮动区间。五是风险评估结果的分析和利用。根据风险分布情况，布局安排审计资源，对风险多发区域进行重点审计。风险评估结果可以应用于企业的风险管理，包括：将风险评估结果与企业事先确定的风险管理策略（如各类风险的承受度等）进行对比，并分别采取不同的风险应对措施；协助企业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对达到风险预警线的风险发出预警信号，采取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对风险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帮助企业规避和防范风险。

四、建立风险自我评估和预警机制

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对风险进行实时监控，可以有效管理和预防重大风险。风险预警机制前移风险管理关口，使风险管理重点由事后监督向事前预防、事中控制转移，防患于未然。企业可以根据风险评估结果，针对风险高发区域建立预警机制，完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如利用DCCS法、盈亏临界点法及财务比率法等有效捕捉企业风险征兆，对异常情况提前发出预警，帮助管理层完善风险管理程序，控制风险。在风险导向内部审计中，使用风险自我评估（RSA）法，可以有效提升风险预警效率。风险自我评估是指内部审计要监督：（1）风险环境分析的恰当性。主要是对企业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进行评估，分析风险性质和影响程度的变化以及控制措施是否能与环境变化相符，并在审计报告中反映分析结果。（2）风险事件识别的充分性。（3）风险评估的恰当性。风险评估要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性两方面对已识别的风险事件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4）风险度以及风险预报合理性。主要是审核风险度的计算方法是否科学合理，是否反映企业实际风险水平。综合分析企业的内外部环境，审核风险预报的根据及预报的级别是否合理。（5）风险控制措施的有效性。主要是对业务控制程序进行测试，检查是否有效，是否能够控制风险，并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和建议，帮助企业管理风险，降低风险损失。（6）风险信息沟通的有效性。内部审计人员要从风险识别、评估信息的获得，风险警报的及时发出等方面评估风险信息是否被准确及时地传达给所有相关人员，让管理层了解风险是否被有效管理。风险信息沟通评估也可以提高外界对企业风险管理的信任度。

此外，企业应建立风险审计信息系统，完善审计资源数据库，积极推进审计手段创新，加强内部审计队伍建设，合理配备审计项目组成员，有效提高内部审计效率和质量，提升风险导向审计的价值增值功能。

参考文献：

风险评价与风险评估的区别篇(6)

【关键词】现代有轨电车；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一、课题概况及研究意义

1.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含义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指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重要政策、重大改革措施、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与社会公共秩序相关的重大活动等重大事项在制定出台、组织实施或审批审核前，对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开展系统的调查，科学的预测、分析和评估，制定风险应对策略和预案。目的是为有效规避、预防、控制重大事项实施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社会稳定风险，更好的确保重大事项顺利实施。

2.现代有轨电车的发展现状与前景

有轨电车是采用电力驱动并在轨道上行驶的轻型轨道交通车辆。现代有轨电车不同于以前的“叮当车”，是一种新型的公交方式，相对与其他交通来说，具有安全可靠、节能环保、快捷舒适、外形美观、高效灵活、中等运量、成本低、周期短等优势和特点。随着我国城市建设的大力推进，城市交通拥挤备受世人注目，而现代有轨电车有别于传统交通方式，在控制、牵引供电和车辆技术上进行了更新，载客量大、安全舒适、快速便捷、节能降噪的特点更加凸显。据统计，截止2011年，目前近50个国家400多个城市在运营现代有轨电车系统，主要分布在欧洲、北美等地区，在澳大利亚、日本等国也得到广泛运用。在我国，目前长春、大连有保留、改造的线路4条，上海、天津有新建线路2条，共计6条有轨电车线路正处于运营中；北京、苏州、南京、沈阳等四个城市的多条现代有轨电车正处于建设中。

3.课题研究的意义

有轨电车线路的修建，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社会影响深远，涉及多个利益群体，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为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着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需对社会稳定风险进行评估。

本文以宁波市鄞州区现代有轨电车一期工程为例，探讨应如何对现代有轨电车项目进行科学合理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二、项目概况

宁波市鄞州区现代有轨电车一期项目工程长8.16 公里，起自姜山镇南大东路站，经天童南路、鄞州大道、宁南南路、宁南北路止于嵩江中路路口南侧的宁南立交南站。全线设站12 座，全线平均站间距723m。鄞州区有轨电车投资估算总额为10.68 亿元，技术经济指标为1.31 亿元/正线公里。

三、评估方法

1.项目特点分析

宁波市鄞州区现代有轨电车实验线一期项目工程途经南部商务区、鄞州区政府、万达广场等敏感地段。对于在沿线途经多个居住区及商业中心区，修建一条轨道交通线路，从维护社会稳定风险方面考虑，如何制定行之有效的工作协调机制、对沿线多数居民、单位环境和交通影响的控制措施，是确保项目保证工期并加快建设的关键。为尽可能保证轨道建设与用地规划相衔接，梳理用地情况、主要敏感点，并有针对性制定维稳措施。

2.调查方案设计与实施

本次工作结合选择采用收集资料、媒体公示、专家评议等形式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调查工作。

四、风险调查评估

1.风险识别清单

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对风险因素进行分类梳理，并结合当地经济社会与拟建项目的互适性，从初步识别的各类风险因素中筛选出主要的、关键的单风险因素，将主要单风险因素制成风险因素识别表如下：

2.风险因素与评估重点

结合各风险因素的特点进行分析，得出各风险因素相应的评估重点，如下表所示。

3.风险评估方法

每个项目根据其特点可采用不同的评估方法，本项目拟采用风险评价矩阵来进行评估，具体就是：首先进行风险的识别，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每个主要风险因素的风险程度做进一步分析、预测和估计，综合分析和估计引发风险事件的可能性（概率）、影响程度，采用风险概率―影响矩阵（也称风险评价矩阵）来评判其风险程度，并进行排序，编制形成主要单因素风险程度汇总表，以揭示其关键性的风险因素。

根据以上矩阵即可计算整个项目的总体风险，进而根据项目的风险等级标准确定整个项目的风险等级。

4.风险等级的划分

根据国家和省部委的相关规定，社会稳定风险等级分为3 个等级，即：高风险、中风险、低风险。

高风险：大部分群众对项目有意见、反应特别强烈，可能引发大规模。

中风险：部分群众对项目有意见、反应强烈，可能引发矛盾冲突。

低风险：多数群众支持但少部分人对项目有意见，通过有效工作可防范和化解矛盾。

五、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综合评估

1）风险分析汇总表

根据在上述的风险分析结果，编制形成项目主要单因素风险程度汇总表，以揭示其关键性的风险因素（W），见下表。

为了在采取控制措施时能分清轻重缓急，常常给风险划一个等级。按照风险事故发生后果的严重程度划分每类风险因素的权重（I），取值范围为[0，1]，I 取值越大表示该类风险在所有风险中的重要性越大，所有风险权重累计为1。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对专家评分结论进行加权综合，确定该项目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权重见下表：

2）综合评估

单风险因素风险程度分值（R）的取值为：低风险程度取值0-1 区间，中风险程度取值1-2 区间，高风险程度取值2-3 区间。综合风险的分值越高，说明项目的风险越大。宁波市鄞州区有轨电车示范线一期工程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表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鄞州区有轨电车项目建设可能引发的不利于社会稳定的综合风险值为0.64，为低风险等级。

六、评估结论

笔者通过本次有轨电车的社会稳定风险调查，对项目的各个阶段（决策、准备、实施、运营）有可能发生的各类风险进行了分类梳理，最终筛选出11 项风险因素。针对上述11 项风险因素，笔者分别从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可控性四个方面，对鄞州区有轨电车项目进行了社会稳定风险的评估。同时利用风险矩阵方法对项目建设可能引发的不利用社会稳定风险进行了综合评估，评估结果等级为低风险等级。

七、结 语

本文以宁波市鄞州区现代有轨电车一期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为例，详述了风险评估的依据、方法、识别、程序等内容，探讨了应如何科学合理的对城市现代有轨电车项目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仅供其他类似工程项目参考借鉴。

参考文献：

[1] 赵振庭. 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指标体系与评估研究. 西南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风险评价与风险评估的区别篇(7)

[关键词] 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作者简介]沈克慧（1972—），女，管理学博士，江西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公司战略、风险预警。（江西南昌 330077）

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院2012年重点课题“构建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研究”（主持人：高玫，编号：1222）的阶段性成果。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政府在政策制定和社会管理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机制，其意义在于对政策出台后可能出现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先期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作为政府进行决策和实施政策的主要依据。通过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政策实施的前置程序，做到重大政策出台前有风险评估、实施后有责任追究，以实现从被动求稳到主动维稳的转变。作为当前一个新的加强社会管理的载体，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还存在若干法律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完善。本文借助于风险评估的基本理论试图对重大政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系统进行理论研究，期望能为政策决策者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提供理论支持。

一、重大政策风险评估系统研究目的、意义和基本程序

（一）重大政策风险评估系统研究目的

当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各地开发力度不断加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被挤压在一个相对有限的时空背景下进行。现代风险已经彻底改变了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关系，不再是过去决定现在，而是未来的风险决定我们今天的选择[1]。政府必须不断出台新的政策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同时也加大了社会稳定的不确定性。因此重大政策出台，应对其所带来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适当评估。同时，重大政策在制定过程中人为因素很多，具有难以估计的复杂性，因此在对重大政策研究过程中进行分类应当区分可控和不可控风险，本文研究所探讨的是可控的重大政策风险。

（二）重大政策风险评估系统研究意义

重大政策要加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研究，这就需要通过建立一整套科学有序的评估方法，从源头上规避、预防、降低以及控制和应对可能产生的不稳定因素，提高应对社会风险的防范能力。从而及时预警因考虑不周全而侵害部分公民或集团的合法权益，获得群众对重大政策的理解与支持，降低改革中的阻力，确保改革稳定发展。

本文试图运用风险评估模型，通过建立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建构，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使得风险评估法更加直观、更易于操作。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通过事先对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程度进行分析预测、研判以及评估，及时发现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问题，及早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防范化解，为确保重大政策顺利实施提供科学依据和安全保障，保证社会运行在稳定有序的轨道上，进而防止严重危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局面出现。

（三）重大政策风险评估系统研究基本程序

重大政策风险评估系统研究程序是基于管理学中的风险管理理论，包括以下几个过程：

1.风险识别

风险识别是将对重大政策所面临的以及潜在的风险，进行分类、判断以及归类鉴定风险性质的过程。

2、制定风险评估方案

由评估责任主体（重大决策拟定部门、政策起草部门、项目申报部门、改革牵头部门以及工作实施部门）负责制定评估方案，包括具体组织形式、时间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具体措施。

3、广泛征求意见

评估主体按照评估方案，就拟定重大政策进行公告、公示或者发放征求意见表、召开听证会、论证会等多种形式来征求各方意见。并将意见进行归纳、整理作为进行风险评估的第一手资料。

4、风险估测

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邀请主管理部门、执行部门、相关专家等组成风险评估小组，对所收集的风险资料加以分析。同时，根据风险成因、潜在威胁以及如何化解矛盾等问题，进行风险规避。经过严格的审查报批程序和周密的判断以及科学研究论证，运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方法，估计和预测风险发生的概率和损失的大小，这是风险的定量过程。

5、风险评价

用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去衡量风险的程度，以便确定风险是否需要处理和处理的程度。衡量是否适应大多数群众的利益需求，是否得到大多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是否可能引发较大的不稳定事件，以及是否制定相应的应急处置预案。

二、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系统研究

风险研究最早运用于项目工程管理。受20世纪世界范围内对经济安全进行评估预警思潮的启发，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机制逐步形成。西方各主要发达国家推出了一系列预警系统侦测经济安全，比如美国的“美国商情指数”（哈佛指数）、法国的“景气政策信号制度”、日本的“日本景气警告指数”等。

国内学者对社会稳定风险指标的研究源于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成立的社会指标预警课题组，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提出包括经济指标、生活质量指标、社会问题指标、主观指标四大类，40多个主客观具体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宋林飞（1989）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分为包括收入稳定性、贫富分化、失业、通货膨胀、腐败、社会治安、突发事件等7大类40多个指标构成的“社会监测与报警指标体系”[2]。朱庆芳（1992）提出由40多个指标构成的“社会综合报警指标体系”。仇立平（2002）负责的上海课题组提出由17个方面7 0多个具体指标构成的“社会稳定指标体系”。阎耀军（2004）提出6大类55个指标构成的预警系统。陈远章（2008）设计了一套涵盖社会公平、社会秩序、社会安全和社会舆情四个方面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综合国内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方面的研究得出几点结论。其一，目前在重大政策中有涉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方面的研究，但其研究侧重于经济和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方面影响的研究，对重大政策引发民众冲突的社会风险因素研究方面不够深入和系统（童星，2010），重大政策拟定部门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包括“政策执行偏差”、“合法利益受侵害”、“较大规模的失业”、“社区解体”、“弱势群体对社会问题的态度”四个方面[3]。其二，重大政策社会风险的发生往往是由于缺乏相应的管理（杨琳等，2010），包括“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应急制度不完善[4]”导致的社会风险发生后恶性循环，引发出更大的社会风险；“技术支撑体系”没有或者较少建立，导致缺乏理论指导和媒体监督，致使相关管理人员不够重视潜在社会风险的发生。其三，指标体系的建立具有广泛和全面的特点。但条目过多，却导致社会监测困难。评价指标体系适用性差，缺乏普遍性，操作实施困难，不具备常规性和抽样性的特点，不利于及时发现问题。归纳已有的研究，笔者认为可以从社会稳定风险因素和相应的管理状态来建立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见图1）。

（一）建立社会稳定风险因素测量指标

为使社会稳定风险进行综合评估更加直观、更易于操作，应先通过建立社会稳定风险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体系“是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甄选出来的敏感指标组成的一种测量社会危机现象及其运行过程的指标体系”。一般来说，指标通常是用该地区公众对政治形势、社会发展不平、经济发展速度、社会经济政策等影响和制约个体行为的因素的估计、推测和判断为基础综合编制而成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包含“政策执行偏差”、“合法利益受侵害”、“较大规模的失业”、“社区解体”、“弱势群体对社会问题的态度”。这五个定性指标之下，根据陈远章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又分别建立了18个社会稳定风险因素测量指标（见表1），着力于从全社会的宏观角度来考察重大政策的存在对社会带来的贡献与影响，从而降低社会风险，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探索重大政策前置评估，进行科学、系统地研究，使其具有有效的操作性，同时，也改变了以往的评估指标不够科学性和系统性，在事实上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二）建立相应的管理状态测量指标

政府部门相应的管理状态构成，能够较大程度地提高各级部门维护社会稳定的自觉意识，并因为重视民意而及时化解矛盾。这部分内容包括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应急机制、技术支撑体系建设，为二级指标。根据陈伟珂等“执行过程风险指标”建立了6个三级管理状态测量指标（见表2）。

三、建立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模型

通过风险预警模型的建立，将上述的各级指标赋予权重值后起先无量纲化后得到社会稳定风险程度指标，并根据指标大小来进行适度控制。根据图1和表1，建立下列社会风险预警评估模型：

ESRij=X1W1+X2W2+……+XnWn （1）

ESDi=ESR1jW1j （2）

ESRij为二级指标评价值， ESDi为一级指标评价值，X代表无量纲值， W代表社会风险预期各级指标权重，n为各级指标序号。通过上述公式测量出各级指标权重，并予以社会风险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对比风险等级予以相对应的风险识别。

上述指标权重是信息化水平评价的重要指标。为了提高评价的客观性、全面性和准确性，权重采用既反映决策者主观意志的主观权重，又反映决策客观数据的客观权重的组合权重。各层次的评价指标确定后，采用了在专家咨询法（Delphi），请有关专家对每个定性指标打分，并对不同等级的得分系数求加权平均数。定性指标在不同等级上的分值系数分别为：强1.0、较强0.8、中0.6、较弱0.4、弱0.2。定性指标则是通过对熟悉重大政策对社会风险影响的专家、政府官员等的调查得到的统计结果。在此基础上的层次分析法（AHP），对不同层次的各个指标进行赋权。在建立判断矩阵时运用专家咨询法对进行两量指标进行比较并赋值，权重的确定采用了层次分析法的计算思路。通过对每一级指标下的二级指标单因素评价可以得到隶属关系矩阵，它反映了某一、二级指标在各个指标上对各等级模糊子集的隶属情况，某一级指标的隶属情况分析就需要对二级指标的单因素评价结果进行综合。

四、应用前景

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建立在与之相类似的科学理论、方法及技术手段基础之上，通过事先对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程度进行分析预测、研判评估，及时发现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问题，及早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防范化解，为确保重大事项顺利实施提供科学依据和安全保障，保证社会运行在稳定与秩序的轨道上，从而防止严重危及社会稳定的局面出现。盲目决策，制定出台的政策、措施不科学、不合理、不符合群众的期待等此类问题，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通过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为决策设置一道“刚性门槛”，有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尽可能减少因决策失误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冲击。

[参考文献]

[1] （英）安东尼·吉登斯，赵旭东、方文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三联书店，1998 .

[2]宋林飞.中国社会风险预警系统设计[J].社会学（人大复印资料）2000，（1）.

[3]童星.公共政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J].学习与实践，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