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出发点精品(七篇)
经济学的出发点篇(1)
稀缺性（scarcity）代表资源是有限的，例如矿产等，不是全人类所平均共享且无限共享的。
正是因为有了稀缺性的存在，才有“经济”一词。
“经济”的原意就是要有效率的、不浪费的获取并使用资源。也正因为有了稀缺性，才有了私人占有，以致后来的交换，以及货币的产生。 如果任何资源都是不稀缺的，大家可以自由无限获取的话，国家之间也没有必要争夺石油、煤炭了，人们也无需担心水污染了。目前看来，太阳光这样的资源，是不稀缺的绝对公共产品，而水、矿产、森林都具有了稀缺性，且稀缺性越来越明显。
（来源：文章屋网 ）
经济学的出发点篇(2)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牛顿力学
[中图分类号] F427［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08-0016-03
一、牛顿力学诠释经济理论的可行性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的组成和运动规律的科学，而经济学是研究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所遵从的规律的，两者似乎大相
径庭；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布瓦索教授认为它们有内在血缘关系，经济学不仅从经典物理学找到一般的灵感，而且采用了很多物理学的概念和模式来研究经济学。布瓦索教授在《信息空间》一书中把正统经济学称为“牛顿经济学”。米罗斯基也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模仿物理学不是随意的或表面的，它的模式大都是逐个术语逐个符号地仿照物理学的说法。[1]段培君在《均衡方法：源于自然科学的一种方法》一文中指出，牛顿力学的重大发现，启示了经济学家试图做类似的思考：即经济现象中是否也有这种均衡的规律？段培君认为，现代经济学发展史的一个明确线索就是对“经济世界中的牛顿定律”的“科学证明”。[2]
物理学与经济学结合具备天然的基础，物理学是研究自然界中的物质世界，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中的经济世界，二者作为经验科学，其理论都来自于对大量数据的归纳和总结，而理论又必须回到实践中接受检验。作为科学的典范的物理学，对于经济学肯定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物理学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经济学学科的分化。从一开始物理学概念的借鉴，后来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借鉴，最后借鉴物理学一些规律来研究经济学问题。物理学规律在经济学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并推动经济学的发展、新的经济规律的发现或者促使经济学规律的再认识。目前在学术界，出现以物理学有关理论来研究经济学问题新的经济学学科――物理经济学和经济动力学。
牛顿力学主要包括：（1）牛顿第一定律即是惯性定律, 物体除非受到力作用，否则会继续保持其静止状态，或在直线上均速度运动；（2）牛顿第二定律：物体的加速度与物体所受的合外力F成正比，跟物体的质量m成反比，加速度的方向与合外力的方向相同：F=mα；（3）第三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4）能量守恒定律：mgh= mν2,ν= ；（5）万有引力定律：任何两个物体之间都有相互吸引力，这个吸引力的大小与两物体的质量成正比，而与它们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如果用m1, m2表示两物体的质量，用r表示它们之间的距离，k为引力常数，则两物体之间的吸引力F的大小为：
F=k• 。
二、欠发达地区的全面开放与合作战略
区域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实行全面的开放政策，参与区域外的经济合作。从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的角度来看，这是构建区域的耗散结构的前提条件。我国的三十年的开放成果足以说明了这一点。这对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重要，欠发达地区在长期的过程中，形成了某种相互制约的死平衡，整个经济系统的外在表现为合力为零。由牛顿第一、二定律可知，其加速度也为零，经济发展速度保持原来相对的静止状态。全面参与区域外的经济合作，欠发达地区会受到外部的牵引力，此时的合力F≠0，那么α≠0。欠发达地区开始实行经济的加速发展。
如何参与地区外的经济合作，直接影响牵引力F的大小。本节应用万用引力模型，对欠发达地区参与区域外的经济合作的要点进行分析。
在万用引力模型F=G• 中：m1,m2表示两物体的质量，发生作用的实体质量；r表示它们之间的距离，距离可以改变；G为引力常数。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区域的相互引力F模型中，借鉴上述公式，可定义为：
F'=G• （1）
m1,m2表示两地区要合作的经济存量，如m1表示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存量，那么m2则表示要合作的地区的经济存量；r表示合作区域可以改变和缩小的因素；G为要合作的两区域目前无法改变的因素，如目前国家的有关政策等。有上述公式可以知：F'与m1•m2成正比、与r2成反比。
要想改变上述合作的引力F'的大小，需要对两方面的值进行改变：（1）使r减低到最小值，那些因素可以改变r的值，包括两地区交通距离r1、信息距离r2、产业的相似距离r3、合作者的沟通时间长短和心理距离r4等，r= ri；（2）要增大m2的值，这要求选择经济条件强的地区作为合作的对象。
本节从下面几点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合作的要点进行诠释：
（1）欠发达地区政府在财政非常吃紧的情况下，大力发展与地区外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其目的是减小与外界的路程距离r1。想致富先修路已经成为了欠发达地区人们的共识。
（2）在经济发达地区设立招商办事处，有两点重要作用：一方面为了缩短与发达地区的信息的距离，在发达地区设立招商办事处能尽早了解有关经济信息，缩小相互沟通的距离，在某种程度上，信息距离要比交通距离更重要，这一点，在当今社会信息的价值也被人们所认可；另一方面，在发达地区招商引资，主要是考虑到发达地区的经济能量m2较大，两者的合作引力比较大。
（3）产业互补性与对接性，两地区的经济合作最终表现在产业上的合作，如果两地的产业没有互补性与对接性，呈现出竞争性，那么两地就很难进行合作。若两地的产业相似距离r3大，那么两地的合作引力也较小。对于欠发达地区应在产业选择上考虑发展发达地区的配套产业，相似距离r4小，这样两个的合作引力才能强。
（4）建立有效的区域合作制度。区域经济合作中，必然出现这样那样的新问题，问题的出现也可能有利于下一步的合作。然而，若问题没能及时地解决，也可能导致区域合作没有实际效果。合作两方，在合作中都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心理距离。有效的区域合作制度能消除两方的心理距离，也有利于尽快解决问题。有效合作制度的建立因此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建立定期的合作方高层决策者的联系会议，并设立日常秘书机构；另一方面，设计稳定的合作奖惩制度，有利于消除心理距离，这方面可利用有关博弈论知识进行设计。
区域的合作是多方面的，其受到的引力也是多方面的，这里引力合力不是矢量合成，而是符合简单相加：
F=F'= Gi• （2）
欠发达地区要积极主动参加地区外的经济合作，从各方面增加拉动经济发展的引力合力。
三、欠发达地区经济不平衡发展战略
区域的不平衡发展战略主要理论有：（1）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进行或均匀扩散，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它区域超前发展，则由于先得优势，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的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二是扩散效应。（2）美国经济学家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该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区域间的不平衡增长是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他提出了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3）增长极理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的“增长极”概念的出发点是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显然，他主要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它部门发展的推进型单元，即主导产业部门。法国另一位经济学家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因此，增长极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4）美国区域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中心―论。他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
从牛顿力学角度对欠发达地区的主导产业的培育和地区内多极点规划作用进行分析：
（1）区域主导产业的选择与地区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现代区域经济的增长，从根本上讲是产业部门成长的过程，而成长首先是从主导产业部门成长开始。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主导产业的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增长会产生扩散作用，自己的优势辐射到其产业链上相关的产业中去，进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一扩散作用，自己的优势辐射到其产业链上相关的产业中去，进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一扩散作用主要包括前瞻效应、回顾效应和旁侧效应。因此，科学地选择好区域主导产业，对经济欠发达的区域而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欠发达地区因经济实力有限，在产业发展上必须实行不平衡发展，在产业投入与重视的维度上有所侧重。加大对主导产业的投入，可以增加主导产业的扩散作用的速度。这一点可以利用物理学质量守恒定律来解释：m表示主导产业自身产业的潜在能量，g可以看作目前条件下产业潜在能量的转化率，h表示不平衡的投入程度，ν则表示主导产业的扩散作用的速度。
mgh= mν2,ν= （3）
有上面公式可以知，主导产业对外的扩散作用的速度与 成正比，g在目前条件下一般变化不大，因此，适度范围内增加对主导产业的投入力度，有利于主导产业对外的扩散作用速度的提高。
（2）区域的多极点不平衡发展规划。欠发达地区在区域规划中，要在区域内选择多极点来带动区域整体发展。
下面以图1为例，说明多极点对地区内的其他地方的引力大于单极点的引力。若规划的单极点为O点，极点外地区为C点。现在规划极点改变为A、B两点。为了简化说明，A、B两点在O点的直线两侧，线段AB与线段OC垂直。欠发达地区的人力、物力、财力在短时间内为一定值，若分为两个极点，设A、B两点投入分别为原来O点的一半，假设三点投入产出函数相同，那么三点的经济能量为：MA=MB= MO。设地区内规划极点外C点的经济能量为mc。FOC表示极点O对C点的牵引力，FAC表示极点A对C点的牵引力，FBC表示表示极点B对C点的牵引力。
由上式（7）可知，多极点规划比单极点规划，更能带动区域的整体发展。但也不能任意扩大规划极点，多培植增长点，因为欠发达地区的财力等经济能量在短期是一定的，如果规划极点较多，势必在每个极点的投入较少，当投入低于某一值时，其经济能量产出函数并非是指数和线性关系，甚至低于其投入的经济量。此时，多极点规划的效应低于单极点规划的效应。
四、后 记
经济学在其发展大量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知识。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也得到人们的重视和肯定。近来，已有部分学者开始研究物理学与经济学的联系。本文从牛顿力学的角度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简单的诠释，主要目的是“抛砖引玉”。
[参考文献]
[1]马克斯•H•布瓦索（Max H.Boesot）,王寅通译.信息空间―组织、机构和文化中的学习框架[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2]段培君.均衡方法：源于自然科学的一种方法，学习时报[N].2005-10-15.
[3]张国文.一种以物理定律为基础的经济理论尝试[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1）:81～85.
[4]常滨毓.茅于轼诠释市场经济与“牛顿定理”[J].东方企业文化,2007,（6）:10～11.
New Annotation of Underdeveloped Regions’ Economy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Light of Newton Mechanics
Fang Dachun
（School of Economics,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anshan243002,China）
Abstract：Economics absorbs something valued from physics. Therefore some economists name legitimacy economics as Newton economics. The paper applies Newton mechanics principle to annotate imbalance development tactics and full cooperation in underdeveloped regions.
经济学的出发点篇(3)
关键词：国民经济学历史沿革研究对象
国民经济学在西方国家可能是一门相对比较古老的学科，但它在我国则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学科。作为一门年轻的应用经济学学科，1998年，教育部对我国高校文科专业进行调整，正式将国民经济学列为应用经济学项下第一个二级学科。在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快速发展的今天，全面而科学地分析国民经济学的内涵以及研究重点，不仅有助于提升研究成果，同时也能够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快速发展，还能够为社会经济的分析与研究工作提供人才储备。我国国民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或者研究重点明显区别于西方国家的国民经济学，可以说国民经济学具有典型的国家属性。我国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包括，研究国民经济系统运行及其规律，进行国民经济战略与规划、体制改革、政策设计、宏观经济运行模型、国民经济监测预警与综合评价、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以及微观规制等方面。在经济新常态下，科学全面地研究国民经济学，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既能够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扎实的理论根据，又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
1国民经济学的历史沿革
在我国，国民经济学是一个相对比较年轻的学科，它明显区别于业已成熟的西方国民经济学，更多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特点。因此，在研究国民经济学的实践过程中，应该立足于我国特色，充分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以及现状等，科学开展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工作。虽然说我国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特殊属性，但其实在实践演变的过程中，国民经济学在中国的建立与发展很大程度上与苏联的“国民经济计划”(也有人称之为“国民经济计划学”)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在研究我国国民经济学的历史沿革时，应该充分考量到苏联模式对其的影响和渗透，以便精准找到我国国民经济学的历史渊源。
1.1“苏联模式”对我国国民经济学初期发展的影响
苏联无论是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都是可以直接抗衡英美国家的，同时十月革命后，苏联成为首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在苏联经济发展与研究实践中，它的理论成果以及研究重点，势必会对我国国民经济的研究产生比较深刻且直观的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学在研究的初期阶段或者当我国学者起初关注这一研究领域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苏联模式”的直接影响。社会主义在苏联所取得的胜利是短暂的，同时社会主义经济在苏联中的发展也是极度不平衡，甚至有些想当然。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发展，需要建立在经济体制的完善、商品经济的发达、经济条件的优渥等各个方面。但苏联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具有深刻的“国家强制”的烙印，试图通过国家调控的方式，来迎合社会主义经济的平均与协调。这就使得国家计划在当时是调节社会劳动分配唯一的或主要的手段，这一模式主要是建立在将整个社会视作一个“大工厂”的基础上，在这种模式下，企业仅仅是其中的一个车间或某个零件。与此相对应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体制一直以计划经济为主，由国家来进行经济资源的分配与调控。受经济体制的深刻影响，在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初期，也具有典型的计划经济烙印。如部分高校在研究过程中，设置了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和统计专业。若强调该阶段的国民经济学研究是其发展的初级阶段，那也只是以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或以其为理论基础的部门经济学或应用经济学。
1.2改革开放为国民经济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改革开放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改革开放伟大政策的实施，标志着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在推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在逐步拓展经济发展格局的实践过程中，我国实行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科学原则，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受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影响，我国高校也在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与实践过程中，及时调整方向，以便迎合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在国民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我国高校积极把握社会发展契机，及时对传统教材进行了新编和修订，突出了“管理”二字，旨在培养应用型人才。在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与实践过程中，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以及实践课程等纷纷被引入我国，它们先进的理念以及特色化的实践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政治经济学一直以来的“垄断”地位。在诸多学科、多元理念的夹击下，政治经济学也开始了某种变革，更加注重学科的细分，也产生了一些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特点的新型学科。与此同时，我国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也逐步消弭了政治经济学的影响。虽然从根源上来审视，二者仍存在一定的渊源，但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性质上，两者之间的差异化愈发明显。因此，在社会经济全面快速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国民经济学作为一个与社会经济同步的新型学科，它的特色和特点愈发体现，业已成为经济学科中最具特色的学科之一。
2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作为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的一种新型学科，国民经济学在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它的研究对象也越来越宽泛，它的研究内容也越来越多元。从性质上来分析，国民经济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兴学科，它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因此，科学全面分析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遵循全面客观的原则，从整体上来予以把握，突出强调它的应用性。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2.1国民经济系统是研究出发点
国民经济学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与实践特点，这决定了它与其他经济学的区别和差异，也体现它具备其他经济学难以比拟的优势。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出发点在于，它所真正研究和侧重关注的并不是某个部门、某个领域的宏观解释，也不是过分强调需求管理，而是真正立足于国民经济系统，旨在全面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特点，为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明确方向。国民经济系统是一个总体性、概括性、前瞻性的复合型系统，在研究实践中，需要站在全局视角下，以更加深远、更加开阔、更加广泛的视角来进行研究与分析，以便精准找到国民经济系统的发展脉络以及总体特点。我国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多元化的，同时它的研究视角也是比较宽泛的。正所谓“站得高看得远”这句话可以充分概括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此同时，科学分析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还可以从它的历史渊源上来进行分析与认证。国民经济学在初期发展阶段，它的研究重点是国家层面。但随着国民经济学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它的研究重点也开始向“人民”倾斜。综上所述，国民经济学以国民经济系统为研究出发点，可以更加宏观、更加多元的视角来开展研究工作。
2.2国民经济系统运行规律是主要研究对象
在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实践中，它的研究对象实际上是充分考量与分析国民经济系统的主要运行方式以及内在的运行规律，这是它最主要的研究对象。国民经济系统是一个复合型的系统，具有多元化的内容，同时这一系统也相对比较宏观和宽泛。与此同时，国民经济系统在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与其他系统产生交互性的作用。尤其是在国际经济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我国国民经济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还容易受到国外诸多要素的影响。因此，通过国民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与拓展，通过研究国民经济系统运行的方式以及内在规律，能够全面分析与把握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路径，进而找到优化与完善的方向，确保我国国民经济平稳而快速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它所追求的并不仅仅是经济总量的持续攀升以及经济成果的持续增长，它还关注经济发展的整体质量以及人民群众享受的经济福祉以及丰厚成果。从这点可以窥探出，国民经济系统稳定持续运行的基本立足点，在于全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国民经济学将国民经济系统运行以及规律作为研究对象，能够深刻分析与挖掘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诸多特点以及诸多制约因素，进而找到优化和协调的方向。
2.3国民经济管理是主要研究方向
在社会经济全面快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经济总体发展成效明显，我国经济总体成果比较优良，但也不可否认，我国经济在长效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仍然潜伏着不可控的因素，一旦任由这类因素的扩大和肆虐，将严重扰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因此，在国民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将国民经济管理作为主要研究方向，通过科学的国民经济目标管理、预期管理、风险管理等，能够加强国民经济发展形势的研判，能够提前落实可控性的发展机制，同时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优化国民经济的发展成效。特别是在世界经济总体形势不平稳的当今时代，国民经济系统作为一个复杂且庞大的系统，极容易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基于科学的国民经济管理，在充分认知宏观调控的优势后，多措并举全面优化宏观调控的范畴，以更高视角、更前眼界来进行国民经济的分析与研判，确保国民经济系统整体运行平稳，确保国民经济整体迈上新台阶。
经济学的出发点篇(4)
一、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建立
在经济学刚从伦理学分离出来之始，并没有关于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的区隔，而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的。亚当斯密与李嘉图在关于古典经济学的早期论述中，对经济学做了一个大致的论述，提出了一些经济学的经典观点。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经济学引入边际分析法，边际分析将经济学分析的重点聚焦在了单个消费者和单个厂商的点上，从而开始出现所谓的微观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成为了当时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观点，但这种经济学观点并没有过多的关注整个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而仅有以萨伊定律为核心的简单宏观经济模型。
微观经济学的经典假设“理性人”，认为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做出任何利己的行为都能够促使经济的发展，只要市场是充分竞争的，经济自由的运行便不需要政府的干预。但1929年美国出现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不仅仅在美国蔓延，而是波及了整个发达主义国家，满目的萧条充斥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然而政府依旧奉行自由主义，依旧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奉为能够解救危机的良药。在资本主义存亡之秋，罗斯福的出现积极推行政府干预措施，而为了给罗斯福的政策主张提供理论依据，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书，而这本书就是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开端，也成为了宏观经济学建立的奠基。凯恩斯运用总量分析的方式，从整个经济总量出发，而发展成为了一种宏观经济学。
二、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建立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由于石油危机引发的西方发达国家出现“滞胀”现象，然而这种经济现象在利用凯恩斯主义的情况下并不能够缓解，反而引起了其他的危机。因此，反凯恩斯潮流开始泛滥，并形成了三种主要的流派，分别为货币学派、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强调利用理性预期来调整宏观经济学，并积极为宏观经济学寻找微观基础。
凯恩斯主义理论在解释自身的经济理论中，凸显出了一个矛盾。对于微观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之中，有多数人的经济行为形成的宏观经济主体却并不追求利益最大化，理性的单个行为主体在成为总体之后就并不理性了。這个矛盾反映在了凯恩斯的整个理论当中，但凯恩斯并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解释和研究。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主要针对这个矛盾发难凯恩斯主义，他们认为宏观经济学所谓的总量分析只是基于对所有经济行为个体的总和分析，是需要符合单个经济行为个体的特性，因此需要拥有微观基础。之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者们采用微观假设来构建宏观行为模式，将宏观经济现象赋予了微观基础，沟通这两者之间的就是理性预期。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微观主体的行为会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微观主体通过预期调整来规避宏观经济政策的利益损害，从而提高改变自身的行为机制。而这种依据理性预期进行行为调整的方式会根据预期形成方式的不同，对宏观经济造成不同的影响，也会对政策效果造成相当的影响。通过理性预期的加入，就将微观主体与宏观变量之间搭建了桥梁，也构建了相互作用的机制，为宏观经济学加入了微观基础。
三、对宏微观一体化趋势的思考
由于凯恩斯主义在解释和解决“滞胀”的经济问题上表现乏力，一批凯恩斯主义的拥护者积极为凯恩斯主体寻求出路，由此新凯恩斯主义涌现。新凯恩斯主义在坚持原凯恩斯主义的三大基础（市场非出清、有效需求不足和宏观经济有效）上，不断借鉴和吸收其他学派的观点和想法包括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观点，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缺陷出发，通过构建复杂的模型理论，弥补凯恩斯主义的不足之处。也正是新凯恩斯学派学者的努力，开拓了现代经济学的新的方向，推动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一体化的发展。在重塑凯恩斯主义上，新凯恩斯学者主要是从工资和价格刚性的主题上寻求突破，在劳动力市场上通过合同的存在解释劳动力工资价格黏性，在产品市场上利用“菜单成本”和“调价不确定性”来解释产品价格的黏性等。在凯恩斯经典主题上寻求突破，使得凯恩斯主义得到发展，现代经济学也因此获得新的研究领域与观点。
经济学作为一门需要指导实践的学科，需要拥有能够对现实客观经济现象解释能力，如果无法解释则需要重新审视当前的经济理论基础，对经济学的假设和研究变量做出调整，从而使得经济学理论能够解释经济学现象，而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学理论能够得到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正如当前主流的经济学理论都是为了解决当时所发生的经济问题而做出的理论研究，任何经济学理论都不能够束之高阁，需要理论联系实际，只有能够真正解决现实问题的经济学理论才具有指导作用。
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完整的学科，不管研究对象是单个的微观主体，还是整个经济主体，都是为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让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因此，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并不能够看成是两个不同的学科，这样容易缺乏完整性，也会导致经济学理论缺乏指导实践的基础。现阶段，西方经济学界流行将微观行为和微观假设应用到宏观问题分析当中，而只有利用单个微观经济主体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来构建宏观总量关系，才能算得上是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宏观经济学。随着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逐步建立，再加上博弈论在经济学之中的应用，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正朝着统一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高直.图像宏微观特征偏序结构一体化表示与相似性度量研究[D].燕山大学，2014.
[2]韩璞庚，张正君.宏观与微观：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与绩效分析[J].求索，2002，（04）：19-22.
经济学的出发点篇(5)
关键词：人性假设；“经济人”；有限理性；机会主义
人，作为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主体，由于其是宇宙中最复杂的存在，因此，人及人的本质问题自然成为各学科关注的话题，其中人性问题更是成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正如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的所有理论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对人的行为的假定”[1]。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2]。在所有直接或间接涉及到人性问题研究的学科中，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近20多年“迅猛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的研究也同样使人耳目一新。本文拟对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做一比较研究。
一、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
传统经济学一般指古典经济学和发展至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包括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及与之有重要渊源关系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传统经济学中，人都被假设为“经济人”，这就是著名的“经济人”假设。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有两个内涵：一是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即每个人都是自利的；二是人都是有理性的，都精于算计，“‘经济人’完全了解可用的手段和将要实现的目标，因此，能够在现在和未来作出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合理选择”[2]。
“经济人”假设被视为传统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假设，是传统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基石。关于这一假设的产生和出现，经济学家几乎一致认为源自并归功于亚当•斯密，认为亚当•斯密作为18世纪自由贸易的倡导者，是在与重商主义的学术争论中，为了说明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而提出的。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把每一个人对自利的追求作为个人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推动力，一切商品交换都由每一个参与者的自利所推动；每一个人对其职业的选择——由此形成社会的自然分工——都是按照他认为最有利于自己的和最可行的方式来决定的；“看不见的手”所造成的资本与劳动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流动即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是由每一个人的自利所造成的，由此自发地形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秩序[3]。所谓“经济人”，按亚当•斯密的意思就是指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和追求自利的，每个人都按其理性行动，同时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实际上，尽管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人”假设源自亚当•斯密，但亚当•斯密并没有直接提出“经济人”的概念，只不过在《国富论》关于“看不见的手”理论论述中包含了“经济人”的思想，因此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被认为是潜在的，且简单、抽象，而真正第一次系统地论述“经济人”内涵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经过大卫•李嘉图等一系列古典经济学家的不断丰富，“经济人”的概念才最终成型。随着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也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继承和发展，马歇尔等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肯定“经济人”假设对经济学学科建设必要性的基础上，力图克服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的不足和局限性，提出“经济人”是开明、正常和理性的，即“经济人”不是赤裸裸的极端自私的，是普通和正常的人，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从而使“经济人”范畴明显“呈现出了逻辑合题的特征”，也就是做到了否定之否定，使“经济人”假设较以往贴近了与现实的距离，进而使“经济人”假设最终走向了丰富和成熟。
在传统经济学中，“经济人”除是“自利的”以外，还被认为是理性的，即理性是“经济人”的另一重要特征，因此，“经济人”假设也被称为“理性经济人”假设。而所谓理性，就是人都精于算计，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有明确的认识。应该说，尽管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关于理性的边界或极限存在不同观点，但总体上认为“经济人”都具有完全理性。比如亚当•斯密并没有明确提出理性的边界或极限问题，但后来的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却认为“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有着无限的理性能力，以致于使“经济人”的理性假设呈现了片面化和极端化的倾向；而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则认为“经济人”的理性也只是“普通的、正常的理性”，不能抽象地谈论“经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或完全的，他认为“经济人”的理性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或完全的，可见马歇尔的思想其实已经包含了有限理性的思想，只不过他并没有明确否定“经济人”的理性假设。
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
新制度经济学作为“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使经济学研究更贴近现实”的经济学，在近些年快速兴起并备受关注，其中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围绕制度的演进与变迁、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与作用及从“实际的人”出发来研究人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研究的重要特征，基于这一出发点，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人的行为特征作出了新的解释，并在此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做了修正和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假设主要有三方面内容：
1人既追求财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财富最大化
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在传统经济学看来是“经济人”的特征之一，并认为“经济人”正是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才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形成“公序良俗”，求利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一个既定的客观事实，人们的社会活动、人们的相互交往和交换，都主要地出自于每个人自利的追求。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人类行为远比传统经济学中的财富最大化的行为假设更为复杂，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非财富最大化动机也常常约束人们的行为，人的行为并不必然表现为对财富的追求，这就是所谓的人既追求财富最大化，也追求非财富最大化，即双重行为动机。当然，新制度经济学是从制度的变迁与演进角度来揭示人的这种双重行为动机的，认为人类历史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这种双重动机均衡的结果，制度在塑造人类这种双重行为动机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所称的人追求财富最大化，就是人追求最大化的物质利益；所谓追求非财富最大化，在d诺思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就是诸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负担约束等，也就是追求精神层面的利益。显然，新制度经济学的这一观点使对人的认识更全面也更复杂。
2人都是有限理性的
“人是理性的”是传统经济学人性假设范式之一，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推翻了传统经济学的这一范式，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bounded rationality），用引入这一定理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的话说就是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其实，关于人理性的有限性与无限性，马歇尔在对古典经济学的修正与发展中已经或多或少地提出了，只不过没有完全否定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而正式提出人理性有限性的是赫伯特•西蒙。他认为人是“蓄意要有理性，只不过他们的这种愿望受到了限制”，他认为，由于人类大脑的生理局限，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作为经济决策者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只能追求最满意而不是最优的经济目标，因此成本最低、利润最大只能存在于假设严格的逻辑推导中，而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应该说西蒙的“有限理性”观点，为经济学家们认识和克服传统经济学人性假设的局限性，寻求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引入并明确提出人理性的有限性，是为了阐明制度设立与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及作用，也就是说，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有限理性的认识是围绕制度分析提出的。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及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是导致人的有限理性的主要原因，正如o•威廉姆森所说“只要或者是不确定性，或者是复杂性的存在达到了必要的程度，受到限制的理性思考的问题就会产生”[4]，而制度通过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能力。由此可见，有限理性假设的提出，既使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更接近现实，同时也是进行制度分析的必要条件。
3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又一重要假设之一。威廉姆森在信息不对称或信息阻塞范畴基础上提出人都具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所谓机会主义（opportunism）用威廉姆森的话说就是“狡诈地追求利润的利己主义”，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也就是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采用非常微妙隐蔽的手段，会耍弄狡黠的伎俩，以尽可能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从本质上说，机会主义源于人们的利己心或对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因此是人的一种本性，威廉姆森曾风趣地说，当骗人能增加利润时，交易中的诚实未必可取。由于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存在，使“经济组织的问题大为复杂化了”，增加了市场复杂性，加大了交易成本，也影响了市场的效率。关于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我们还应把握三点：（1）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具有冒险、寻找机遇及损人利己的二重性，有时表现为积极方面，有时表现为消极方面。（2）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并不总是现实化为机会主义行为，只有当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及制度存在缺陷时才可能现实化为机会主义行为。（3）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学中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重要补充和发展，使关于人的认识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三、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
管理学的实质就是关于人的科学。管理学是基于对人的正确认识、从人的实际出发，以便采取更符合人性特点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角度而对人性进行研究的。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主要包括“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四种。
1“经济人”假设
管理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是管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泰勒从传统经济学中引入和继承而来的。泰勒在劳资双方矛盾加大、企业普遍缺乏系统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特定时代背景下，以“经济人”为基础，开创了科学管理的新时代，也使管理学正式诞生。泰勒在其科学管理理论体系中，不仅赞同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而且把“经济人”假设作为其理论基石，其一系列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都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因此“经济人”假设也成为管理学的重要人性假设之一。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古典管理理论认为人是“性本恶”的，也就是以悲观、否定的观点来看待人，认为人的工作动机根源于经济诱因,其目的在于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主张把人放在被动的位置上进行严格管理。应该说，管理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既有其科学的一面，也有对人的认识过于机械简单、忽视人的社会性和复杂性的一面。
2“社会人”假设
“社会人”是管理学关于人性认识的第二个假设。这一假设是由人际关系学说的代表梅奥等人通过著名的霍桑实验提出的，梅奥也凭此发现成为对管理学有重大贡献的人，这一发现同时也为行为科学的建立打开了大门。“社会人”假设是在“经济人”假设在20世纪20—30年代受到更多质疑、需要提出更加符合人性的管理理论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同时众多心理学家加入管理研究行列也为“社会人”假设的提出提供了重要条件。与“经济人”假设相比，其最进步之处就是不仅看到了人具有满足自身物质需求的基本需要，而且进一步认识到人还有尊重、社交等其他一些社会心理需要，管理必须从社会、心理方面来激励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美国管理思想史专家雷恩认为,人们不是理性的,而是由本性支配的, “社会人”假设的提出正是正确认识人的本性、揭开人们心灵秘密的重要一步，从此以后，管理理论的重心开始从过去的“以人适应物”向“以人为中心”转移。当然，就内容而言，“社会人”假设也存在缺憾和不足，如仍将人性看做是消极被动的，人缺乏能动性、创造性等。
3“自我实现人”假设
“自我实现人”假设也称自动人假设，是管理学中的第三个人性假设。它源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中的最高层次需要——“自我实现需要”，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的“y理论”也大体上与“自我实现人”假设相对应。“自我实现人”假设在“人有社会的和心理的需要”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人具有能动性与创造性，都力求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实现自治和独立，发展自己的能力和技术，能够自我刺激和自我控制。“自我实现人”假设可以看做是对“社会人”假设的继承和发展，其对人的这种认识使人在工作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以人为中心”的人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强化。尽管其对人的认识有过于理想化和抽象化的倾向，但其积极意义仍然是十分巨大的。
4“复杂人”假设
“复杂人”假设最早是由mit的心理学家爱德加•薛恩在1965年对人性假设进行归纳时提出的，他在《组织心理学》一书中，在综合“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三种人性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复杂人”假设。薛恩认为，人是千差万别的，不同的人、以及同一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会有不同的动机和需求，因此应因人、环境及问题等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与手段。“复杂人”假设实际上是对上述三种人性假设进行的一个非常好的归纳，使对人性认识实现了多元化，是对管理思想的重要发展，它对于权变管理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促进了管理理论的多样化，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管理理论丛林”的“蔓延”。比如“复杂人”假设理论直接促生了莫尔斯和洛什在1970年提出“超y理论”（又称“人性的权变理论”）。
除上述四种假设，管理学中还有两种重要的人性假设，即美国著名学者麦格雷戈于1960年提出的著名的x理论和y理论。x理论认为人“性本恶”，以悲观、否定的观点来看待人，因此主张把人放在被动的位置上进行严密控制，实现严格管理。y理论认为人“性本善”，以乐观、积极的观点来看待人，因此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实行以人为中心的宽容的民主的管理方式，并为员工发挥其智慧和潜能创造有利的条件。x理论中的人与亚当•斯密及泰勒的“经济人”一脉相承，而y理论中人与“自我实现人”有些类似。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学者特伦斯•迪尔和阿兰•肯尼迪还在《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一书中提出了“文化人”假设，认为人是环境的动物，环境是自变量，人是因变量，由此得出人的未来本性是不可知的观点[5]，从而又进一步丰富了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理论。
四、比较分析
从以上关于人性假设的概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可谓各有千秋，尽管在内容上有交叉，在理论渊源上有继承、修正及发展的关系，但在与现实贴近程度、研究范式及特征等方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别的。而准确认识它们之间的这种差别，有助于对加强人性假设理论的准确把握，同时也有利于加深对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的认识和理解。
1关于与现实贴近程度的比较
总体来说，传统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假设是脱离现实的，或者说，现实中的人既不是完全追求自我利益，也不是完全理性的。人有自利性，但同时也有利他性。正如马歇尔所说，“当我们说到一个人的活动动机，是为他能赚得的金钱所激发时，这并不是说，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唯利是图的念头之外，就没有其他一切考虑了”[6]；“他的动机既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为什么它就不能包括其他一切利人的动机……在内呢？”[6]。另一方面，人不是完全理性的，因为受到诸如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不对称、环境的不确定性、人的智慧及对客观环境或事物的认识能力和算计能力的限制等因素的制约，人是根本不可能时时、事事做到完全理性的，而只能是有限理性。问题是，为什么这种假设脱离现实，而传统经济学还要坚持这种假设呢？这就涉及到了马歇尔所说的“经济人”假设对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工具价值。马歇尔认为，“影响人类行为的最有力的、最坚决的动机但惟一的动机是追求自我利益的动机，更明确地说是追求工资、追求一定数额的货币的动机，‘经济人’的这一求利动机通过其所追求的货币加以大约的衡量的时候，科学的方法和试验便有可能了”。在马歇尔看来，“‘经济人’的求利及其货币化衡量，是经济学走向科学化、精确化的必经门坎”[3]。也就是说，传统经济学所提出的“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的基础或前提，是为了推进经济学研究，各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断对“经济人”进行抽象、修正，并为之辩护，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类的实际经济行为及由此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为建立一个逻辑严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分析支撑点。正如柯武刚和史漫飞所指出的，“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些有关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设，它隐含地假设制度是既定的”[2] 。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脱离现实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已经意识到了，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就认为人不仅是利己的，同时也有利他的动机，“经济人”的理性也不再是完全的工具性的理性，“经济人”就是生活于现实中的普通的人。显然，马歇尔的这种观点剥离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人的理性的片面化、极端化色彩，使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设在一定程度上贴近了与现实的距离，但是，马歇尔的这些认识毕竟还只是“贴近”，也就是缩小了与现实的距离，但还没有完全回归到现实中来。
相比较来说，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研究则基本上回到了现实中，或者说至少比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更贴近现实，它认为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有限理性、双重行为目标等都是比较现实的，有时与现实中的人几乎完全一致。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r•科斯指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7]。另一个代表人物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8]。再如，科斯与诺思都强调了新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科斯指出，标志当代制度经济学特征的应该是，它所探讨的问题是那些现实世界提出来的问题。应该说，正是这种出发点，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研究及人性假设更贴近现实。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正是其对传统经济学的修正和发展的重要方面，在科斯看来，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既没有必要，也会引人误入歧途。
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完全是从现实出发，最贴近现实，之所以如此是由管理学的研究目的决定的，即管理学就是研究在一定的环境下如何加强对人的管理，调动人的积极性，挖掘人的潜能，以最终提高管理效能。人既是管理的核心，同时也是管理学研究的核心，因此管理学自然要从现实出发来研究人，要认识和揭示人的不同的行为特征和性格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不同的管理方法与技术。当然，由于不同的知识背景及所属流派等原因，管理学者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存在差异，有的甚至与现实中的人也不完全一致，但这种差异和不一致并非在本义上要脱离现实，有的可能是研究方法或研究视角使然，有的则可能是因为认识上的偏差或局限。
2关于研究范式的比较
范式被美国哲学家库恩定义为“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以及共同进行科学活动的基础和工具”[9]。就人性假设的研究范式而言，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也有明显差别。传统经济学是把“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的前提，为了更便于对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也就是“做这种假定有利于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作深入的分析，即假定或前提越简单，就越有利于绕过复杂的情况对经济问题分析的干扰。”正如马歇尔所说，“我们要研究的力量是如此之多，以致最好一次研究几种力量，做出若干局部的解答，……用‘其他情况不变’这句话，把其他一切力量当作是不起作用的：我们并非认为这些力量是无用的，不过是对它们的活动暂不过问而已”[6]。传统经济学把人都假设为“经济人”，实际上就类似于假设“其他情况不变”。传统经济学的这种研究方法尽管有其重要的方法论价值，但如上所述的远离现实的缺憾也是显而易见的，对此，科斯曾告诫：“过去，经济理论一直未能清楚地陈述其假设。经济学家们在建立一种理论时，常常忽视对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的考察”[10] 。“经济人”假设一直作为传统经济学的前提就是科斯所说的“忽视对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的考察”的重要体现。
而新制度经济学是本着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来研究人，因为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人是构成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位，因此要从分析人的特性入手来分析影响效率的最根本原因，使交易费用论得到最彻底的解释，从而使交易费用理论趋于成熟。威廉姆森认为，影响交易种类和交易费用大小的有三个维度，即交易发生频率、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前两个维度都直接涉及到人。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与传统经济学有着明显的区别。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人的行为，特点是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而研究人是作为研究制度问题的一个视角或研究方法，根本原因在于人是构成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位，要研究制度问题绕不开人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些“被迫”的意味。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也是基于其认为传统经济学对人认识过于简单，严重脱离实际，为了纠正其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研究带有一些“纠偏矫正”和“扬弃”的意味。
从表面上看，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研究与管理学有些类似，但实际上也有差别。如果说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人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被迫”意味的话，那么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是完全出于“主动”，也就是说，管理学对人的研究，则本身就是管理学的重要内容，或者说管理学是把人性假设作为研究内容来研究的。因为管理的目的就是对人的管理，对人的管理和管理中的人始终是管理学的核心。正如郭咸纲所说，“人是管理的主体也是管理的客体，有了人才有管理，所以人是理论管理学研究的出发点”[5]。因此，管理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在关于人的研究范式方面也有差别。事实上，在管理学中，对人性的探索是管理学理论发展的三大线索之一，以基本的人性假设出发构造的管理理论也不断地创新与发展人性假设，而“每一个新假设的提出和新理论的出现都对管理思想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5]。
3关于内容特征的比较
在内容特征方面，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也呈现出明显差异，具体说是：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统一性，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现实性，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具有多维性。
在传统经济学中，自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的思想以来，尽管围绕着“经济人”的内涵和理性程度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也无论“经济人”的内涵如何扩大，其理性程度如何被修正，但“经济人”假设一直是传统经济学的核心假设和理论基础，是经济学理论体系得以建立和完善的重要基石，这一点一直没有改变过。而各个时代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断对“经济人”进行修正、完善、辩护，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分析人类的实际经济行为及由此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新制度经济学从“现实生活中实际的人”及修正与完善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认为“经济人”具有追求财富与非财富最大化的双重动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并从现实中的人这一视角来分析制度变迁与演进或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应该说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决定了人性假设并不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但它从现实中的人出发来研究人的行为，并认为人作为行为主体面临的环境约束变化了、所拥有的关于环境的信息变化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改变了，再加上采用了比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范式更符合人的本性的分析方法，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观点无疑具有现实性，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反过来说，如果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不具有现实性，那么可能会危及新制度经济学的生存，正如威廉姆森所说，“新制度经济学早就认为，经济组织的中心问题，归本求源是人类活动者的行动属性，行为假设被看做是现实中的重要部分，这个层次的严重失败将导致制度经济学事业的危机”[11]。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观点，一方面使经济学更具有了解释力，同时也有利于对制度问题的分析，或者说新制度经济学对人性假设的修正，也使其找到了对制度问题分析的突破口。管理学作为研究如何加强对人的管理、提高管理效能的一门学科，其对人性的研究不仅更需从实际出发，而且偏重于人的社会属性，因此它对人性的认识比较复杂多样，认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必须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总的来看，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呈现学派林立的特点，且不断发展变化。，从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人假设、复杂人假设；从x理论、y理论到超y理论、z理论，再到后现代管理学派，莫不如此。因此，有学者认为，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而更像是不同理论和不同学派的大杂烩，也呈现出了权变性、艺术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人是社会中最宝贵的资源，因此对人性的探索将是包括经济学、管理学在内的所有社会学科永恒的话题。近些年来，伴随介于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行为经济学的逐渐兴起，人性假设理论已经出现了新的观点，它试图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对传统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进行修正。行为经济学的奠基人丹尼尔•卡尼曼、弗农•史密斯、阿莫斯•特沃斯基（tversky）等经过大量研究指出，个体的行为除了受到利益的驱使，同样也受到自己的“灵活偏好”及个性心理特征、价值观和信念等多种心理因素的影响，行为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不再仅仅自利，而是人们也可能考虑利他，当然有时也会产生冲动，采取非理性行为等等。显然，行为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观点已经改变了传统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的内涵。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科学研究的逐步深入，特别是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不断发展，新的人性假设观点定会不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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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出发点篇(6)
经济史理论是经济史学工作者研究经济发展过程后作出的理论概括与抽象。到了现阶段，凡是经济史学科研究的对象几乎都有相关的理论。经济史研究工作者在研究某个问题时，都可以从有关这个问题的一般理论中受到启迪。对于研究者来说，这种启迪或理论指导是极为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在完成研究工作时，在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上，应史论结合，对研究成果进行理论概括或抽象，得出理论性的结果，即史中出论(论从史出)，将这种理论纳入经济史理论的宝库，使经济史理论更加丰富。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经济史学研究就是对生动、复杂、变化的经济历史进行理论概括，研究者的科学研究能力主要表现为这种概括能力。纯粹摆材料或仅叙述历史过程的著作，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作用，但它们只是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而非研究成果的最终形态。
在笔者看来，今后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努力。
一是扩大概括的范围。作为中国经济史学科，应力图抽象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特色与理论。就中国经济史以往进行理论概括的对象即研究范围而言，有大有小，小到一个企业，一个家庭，一个村庄，大到某个部门，某个地区，某个时代，某种经济形态。理论概括的形态多数是抽象出它的特点，如中国城市产生的特点、城乡关系的特点、土地所有制形式的特点、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的特点等等。这类理论概括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们是进行更大范围的理论概括的基础。可是，至今还没有一本可以回答“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特点是什么”的著作。这与缺少一本观点统一(这必须由一人主持才能做得到)的中国经济通史密切相关。没有后者，就不可能有前者。我们的前辈有不少人就想做这件事。我的老师尚钺教授和傅筑夫教授就是其中的两位。他们都致力于中国历史上经济形态总体特色的研究。1957年和1958年，尚教授主持的《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片断探讨》、《明清封建经济形态探讨》、《中国封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先后出版。之后，他受到极左路线下不公正的批判，恶棒的毒打，逼使他中断了研究过程。我当研究生时，傅筑夫教授给我们讲授“中国近代经济史”与“外国经济史”两门课。那时，他已着手写一部多卷本的自有文字以来，即自殷以来的中国古代经济史。1957年，他被打成分子，仍矢志不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已70多岁，每天坚持写作2000字左右的论著，写成并出版了《中国封建主义经济史》l～5卷(计划写7卷)。他在研究自殷商至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整体过程及欧洲经济史的基础上，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与欧洲经济发展过程相比较，概括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特点。《中国古代经济史论丛》上下册、《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就是他这种研究成果的部分反映。如同对待所有经济史学家的论著一样，人们可能不同意他的论点，但他的这种精神和努力方向值得我们继承。在这里想强调的是，要能做到他这样的概括是很不容易的。他能做到这一点，与他的治学经历有关。他先攻理论经济学，继后又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后专心致志于中国经济史，从30年代起，长期潜心收集、整理自古代至近代的经济史料，又赴英研究欧洲经济史。他研读各家经济理论，掌握丰富史料，学贯中西，博通今古。且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下笔成章，前后半个世纪，犹赍志而殁。可见此事之难。
就经济史学科整体而言，理论概括的范围当然更大一些。它概括的对象是世界经济史，即整个人类经济发展过程。除后文将要提到的英国约翰·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美国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这类概括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史教授W·W·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过程》、《经济增长的阶段》(中译本名为《经济成长的阶段》)等专著，以及他主编的《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等书中所表述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就是经济史学家对发达国家近现代经济发展史的一种理论概括．至于本世纪40年代以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笔者以为，它也是对发展中国家近现代经济发展史的一种理论概括。当然，对这类大范围的研究对象作理论概括，更需要广博的学识作基础，要求研究者有很高的学术素质和长期的努力，不是想这样做就可以很快地做到的。通过集体的努力，可能是达到这个目标的好办法。正因为如此，通过《中国经济史研究》这种专业刊物，开展经济史理论的讨论很有必要。
二是使理论概括进入更高的层次。现在我们从经济史研究中作出的理论概括，就概括的层次而言，有低的也有高的。就研究的方法而言，有从分析经济史实得出理论性结论或抽象出范畴的，也有从范畴人手分析经济史实的。王亚南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分析》、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研究》，都是以一种经济形态为对象，取类似经济学中规范方法进行分析。它们是两本有特色的书，可以向他们学习写出类似的书来，例如“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分析”、“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分析”等等。当然，也可以继续对中国封建经济形态、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进行理论概括，成另一家之言。
从世界各国经济史发展的过程与趋势来看，经济史的理论概括确实有不同的层次，以笔者手边的书而言，德国于尔根．库钦斯基在《生产力中的四次革命》中对欧洲近现代生产力史几次突变的理论概括，是一种层次。
上文所述W·W·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是对发达国家近现代经济过程的一种理论概括，抽象出经济增长阶段理论。这是另一种层次。
英国的约翰·希克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依据人类经济发展的进程，概括为由习俗经济和命令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这又是一种层次。
美国道格拉斯·C·诺思1993年在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按时序的经济实绩”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经济史是关于按时序的经济实绩的学问。我们研究它的目的，不仅在于使我们对经济的过去有新的认识，而且通过提供一种能使我们理解经济变迁的分析框架，而在经济理论上有所建树。”他在《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产权是交易的根据，制度是实施产权的规则，产权与制度结构的有效与否是决定经济兴衰的关键，以及交易费用的作用、专业化增益和专业化费用之间不断发展的紧张关系是结构和变革的基本原因，也是现代政治经济绩效问题的核心，就是这样的经济理论。这又是一种层次。
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说：马克思“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众所周知，马克思以英国作为他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史的典型，他还研究过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史。他在经济史研究中抽象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经济形态变革等一系列经济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社会发展中的辩证法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经济发展的规律预测人类的未来。这是更高层次的理论抽象。
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文明古国之一，而且是唯一能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中国的经济独立发展。它是研究人类经济史的典型。中国古代文献的丰富与系统又是世界之最。这是祖先为我们留下的伟大遗产。在这方面，中国经济史工作者拥有作出理论概括的最优越的客观条件，也面临着既严肃又艰巨的任务。
有关经济史的理论问题很多，可以作出理论概括的层次也很多，不可尽述。每个研究者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中概括出的理论及其层次都不相同。这使经济史理论涉及面广，色彩纷呈，有利于经济史理论的全面发展。因此，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将经济史的理论研究局限在哪个或哪几个方面。当然，经济史研究者也有共同关心的理论问题；现实也会要求经济史研究者在一个时期特别关注某些理论问题，作为经济史研究工作者共同园地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限于篇幅，也不可能探讨所有的有关经济史的理论问题。因此，可以在一个时期集中讨论一个或几个问题。在今后一个阶段，笔者认为，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有计划地引导或组织讨论。
1．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特色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共性和个性理论。
2．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史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理论。
3．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的产生与经济形态发展的延续与跳跃的理论。
4．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与经济现代化理论。
5．中国农业经济史与个体农业经济理论。
经济史学理论是以经济史学科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科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在《财经大辞典》经济史分卷“总论”、“经济史学科”词目中，我将按照时序研究经济发展客观过程的学科，称之为经济史学科(简称“经济史”)；将在经济史研究中抽象出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如上所述)，称之为经济史学通论；将以经济史学科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称之为经济史学概论，即经济史学理论。
经济史学理论包括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社会功能和任务，它的任务，它的分支与分类，指导研究经济史的理论和学派，它与相邻学科的关系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工作程序在内的研究方法。
对经济史研究方法极重视，确定并发表了系统论著的，是我们中国经济史研究会的第一任会长严中平教授和现任会长吴承明教授。严中平教授在60年写作过几篇专门论研究方法的文章，80年代出版了《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一书。从80年代中期开始，吴承明教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文章，我所读到就有：“外国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派和方法”、“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杂谈”、“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论历史主义”、“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等。这些文章总结了中外研究经济史的各种方法，分析它们的长与短。他在这个时期写的“试论交换经济史”、“论广义政治经济学”、“论二元经济”等论文，就我的体会而言，也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吴承明教授认为史无定法；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研究经济史中也是一种方法，即分析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高层次的指导，但它也只是一种方法。因此，经济史“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其它都属方法论”。这种高明而准确的见解，对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从根本上指出一度很流行、现今远未绝迹的如下错误：把某种理论的具体结论、论点都视为绝对真理，用作框框来套中国经济史上的事实，把中国的实际纳入这些框框之内，作为这些结论的例证。这种做法既导致扼杀了研究的创造性，又导致抹煞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它曾长期影响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吴承明教授的观点有助于中国经济史研究者的思想解放。
经济学的出发点篇(7)
经济史理论是经济史学工作者研究经济发展过程后作出的理论概括与抽象。到了现阶段，凡是经济史学科研究的对象几乎都有相关的理论。经济史研究工作者在研究某个问题时，都可以从有关这个问题的一般理论中受到启迪。对于研究者来说，这种启迪或理论指导是极为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在完成研究工作时，在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上，应史论结合，对研究成果进行理论概括或抽象，得出理论性的结果，即史中出论(论从史出)，将这种理论纳入经济史理论的宝库，使经济史理论更加丰富。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经济史学研究就是对生动、复杂、变化的经济历史进行理论概括，研究者的科学研究能力主要表现为这种概括能力。纯粹摆材料或仅叙述历史过程的著作，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作用，但它们只是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而非研究成果的最终形态。
在笔者看来，今后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努力。
一是扩大概括的范围。作为中国经济史学科，应力图抽象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特色与理论。就中国经济史以往进行理论概括的对象即研究范围而言，有大有小，小到一个企业，一个家庭，一个村庄，大到某个部门，某个地区，某个时代，某种经济形态。理论概括的形态多数是抽象出它的特点，如中国城市产生的特点、城乡关系的特点、土地所有制形式的特点、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的特点等等。这类理论概括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们是进行更大范围的理论概括的基础。可是，至今还没有一本可以回答“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特点是什么”的著作。这与缺少一本观点统一(这必须由一人主持才能做得到)的中国经济通史密切相关。没有后者，就不可能有前者。我们的前辈有不少人就想做这件事。我的老师尚钺教授和傅筑夫教授就是其中的两位。他们都致力于中国历史上经济形态总体特色的研究。1957年和1958年，尚教授主持的《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片断探讨》、《明清封建经济形态探讨》、《中国封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先后出版。之后，他受到极左路线下不公正的批判，恶棒的毒打，逼使他中断了研究过程。我当研究生时，傅筑夫教授给我们讲授“中国近代经济史”与“外国经济史”两门课。那时，他已着手写一部多卷本的自有文字以来，即自殷以来的中国古代经济史。1957年，他被打成分子，仍矢志不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已70多岁，每天坚持写作2000字左右的论著，写成并出版了《中国封建主义经济史》l～5卷(计划写7卷)。他在研究自殷商至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整体过程及欧洲经济史的基础上，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与欧洲经济发展过程相比较，概括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特点。《中国古代经济史论丛》上下册、《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就是他这种研究成果的部分反映。如同对待所有经济史学家的论著一样，人们可能不同意他的论点，但他的这种精神和努力方向值得我们继承。在这里想强调的是，要能做到他这样的概括是很不容易的。他能做到这一点，与他的治学经历有关。他先攻理论经济学，继后又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后专心致志于中国经济史，从30年代起，长期潜心收集、整理自古代至近代的经济史料，又赴英研究欧洲经济史。他研读各家经济理论，掌握丰富史料，学贯中西，博通今古。且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下笔成章，前后半个世纪，犹赍志而殁。可见此事之难。
就经济史学科整体而言，理论概括的范围当然更大一些。它概括的对象是世界经济史，即整个人类经济发展过程。除后文将要提到的英国约翰·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美国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这类概括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史教授W·W·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过程》、《经济增长的阶段》(中译本名为《经济成长的阶段》)等专著，以及他主编的《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等书中所表述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就是经济史学家对发达国家近现代经济发展史的一种理论概括．至于本世纪40年代以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笔者以为，它也是对发展中国家近现代经济发展史的一种理论概括。当然，对这类大范围的研究对象作理论概括，更需要广博的学识作基础，要求研究者有很高的学术素质和长期的努力，不是想这样做就可以很快地做到的。通过集体的努力，可能是达到这个目标的好办法。正因为如此，通过《中国经济史研究》这种专业刊物，开展经济史理论的讨论很有必要。
二是使理论概括进入更高的层次。现在我们从经济史研究中作出的理论概括，就概括的层次而言，有低的也有高的。就研究的方法而言，有从分析经济史实得出理论性结论或抽象出范畴的，也有从范畴人手分析经济史实的。王亚南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分析》、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研究》，都是以一种经济形态为对象，取类似经济学中规范方法进行分析。它们是两本有特色的书，可以向他们学习写出类似的书来，例如“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分析”、“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分析”等等。当然，也可以继续对中国封建经济形态、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进行理论概括，成另一家之言。
从世界各国经济史发展的过程与趋势来看，经济史的理论概括确实有不同的层次，以笔者手边的书而言，德国于尔根．库钦斯基在《生产力中的四次革命》中对欧洲近现代生产力史几次突变的理论概括，是一种层次。
上文所述W·W·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是对发达国家近现代经济过程的一种理论概括，抽象出经济增长阶段理论。这是另一种层次。
英国的约翰·希克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依据人类经济发展的进程，概括为由习俗经济和命令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这又是一种层次。
美国道格拉斯·C·诺思1993年在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按时序的经济实绩”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经济史是关于按时序的经济实绩的学问。我们研究它的目的，不仅在于使我们对经济的过去有新的认识，而且通过提供一种能使我们理解经济变迁的分析框架，而在经济理论上有所建树。”他在《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产权是交易的根据，制度是实施产权的规则，产权与制度结构的有效与否是决定经济兴衰的关键，以及交易费用的作用、专业化增益和专业化费用之间不断发展的紧张关系是结构和变革的基本原因，也是现代政治经济绩效问题的核心，就是这样的经济理论。这又是一种层次。
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说：马克思“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众所周知，马克思以英国作为他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史的典型，他还研究过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史。他在经济史研究中抽象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经济形态变革等一系列经济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社会发展中的辩证法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经济发展的规律预测人类的未来。这是更高层次的理论抽象。
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文明古国之一，而且是唯一能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中国的经济独立发展。它是研究人类经济史的典型。中国古代文献的丰富与系统又是世界之最。这是祖先为我们留下的伟大遗产。在这方面，中国经济史工作者拥有作出理论概括的最优越的客观条件，也面临着既严肃又艰巨的任务。
有关经济史的理论问题很多，可以作出理论概括的层次也很多，不可尽述。每个研究者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中概括出的理论及其层次都不相同。这使经济史理论涉及面广，色彩纷呈，有利于经济史理论的全面发展。因此，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将经济史的理论研究局限在哪个或哪几个方面。当然，经济史研究者也有共同关心的理论问题；现实也会要求经济史研究者在一个时期特别关注某些理论问题，作为经济史研究工作者共同园地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限于篇幅，也不可能探讨所有的有关经济史的理论问题。因此，可以在一个时期集中讨论一个或几个问题。在今后一个阶段，笔者认为，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有计划地引导或组织讨论。
1．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特色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共性和个性理论。
2．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史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理论。
3．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的产生与经济形态发展的延续与跳跃的理论。
4．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与经济现代化理论。
5．中国农业经济史与个体农业经济理论。
经济史学理论是以经济史学科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科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在《财经大辞典》经济史分卷“总论”、“经济史学科”词目中，我将按照时序研究经济发展客观过程的学科，称之为经济史学科(简称“经济史”)；将在经济史研究中抽象出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如上所述)，称之为经济史学通论；将以经济史学科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称之为经济史学概论，即经济史学理论。
经济史学理论包括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社会功能和任务，它的任务，它的分支与分类，指导研究经济史的理论和学派，它与相邻学科的关系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工作程序在内的研究方法。
对经济史研究方法极重视，确定并发表了系统论著的，是我们中国经济史研究会的第一任会长严中平教授和现任会长吴承明教授。严中平教授在60年写作过几篇专门论研究方法的文章，80年代出版了《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一书。从80年代中期开始，吴承明教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文章，我所读到就有：“外国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派和方法”、“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杂谈”、“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论历史主义”、“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等。这些文章总结了中外研究经济史的各种方法，分析它们的长与短。他在这个时期写的“试论交换经济史”、“论广义政治经济学”、“论二元经济”等论文，就我的体会而言，也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吴承明教授认为史无定法；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研究经济史中也是一种方法，即分析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高层次的指导，但它也只是一种方法。因此，经济史“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其它都属方法论”。这种高明而准确的见解，对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从根本上指出一度很流行、现今远未绝迹的如下错误：把某种理论的具体结论、论点都视为绝对真理，用作框框来套中国经济史上的事实，把中国的实际纳入这些框框之内，作为这些结论的例证。这种做法既导致扼杀了研究的创造性，又导致抹煞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它曾长期影响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吴承明教授的观点有助于中国经济史研究者的思想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