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文化论文篇(1)

「内容提要法律文化的研究可以有多种范式。就中国当前的现状来说，人们往往侧重从历史或比较的角度，对法律文化的特征和意义进行分析研究，因此更多采取的是历史学、文化哲学和比较文化学的方法。而本文则试图采取社会学的方法与视角，以现代都市法律文化为分析焦点，考察法律文化与现代都市的复杂关系。本文试图说明的基本观点是：都市法律文化并非一个外在不变的客观社会事实，而是一个内在互动的意义生成过程。本文目的在于以经验社会学的方法进一步拓展法律文化的研究空间，同时也在于引发人们对中国当代都市法律文化生成方式和样态的关注。 「关 键 词现代都市法律文化，现代都市，社会学 一、作为都市法律文化生成基本前提的生态环境 研究都市的法律文化，首先要抓住“都市”这一基本要素。都市给人的最表象的特征就是它不同于乡村的生态环境，都市法律文化就是在这样一种生态环境下生成和演化的。所谓都市生态环境是借用自然科学的生态学概念，即对植物、动物机体适应环境的研究。在自然界，有机体通常系统地分布在一定的空间位置，从而实现物种之间的某种依赖和平衡状态。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首先将生态概念运用于对城市的社会学分析，主要探讨城市空间分布与城市社会的关系，提出城市布局的 “同心圆理论”.我们这里借用生态环境的概念，对都市人口、地理、街区、交通、资源、居住等“自然因素”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关系进行分析，说明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基本前提，展现都市法律文化区别于现代乡村等其它法律文化的都市特色。当然这种分析需要大量的微观实证的考察，在这里，我只能大致勾勒出一些基本的轮廓和进一步研究的进路。 1.都市人口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都市与乡村一个最明显的自然特征就是人多且成份复杂。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和演化与都市人口有复杂关系，但是我们认为有两个方面是基本的，即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 （1）都市人口规模对都市法律文化的影响 单位空间人口规模扩大，导致对人口的管理更依赖普遍性的规则，并且趋向理性化，如果只依靠个别调整或非理性方法，不仅成本巨大，而结果必然是混乱；众多的人口在争夺都市资源过程中，像自然生态环境中发生的情形一样，必然产生分化，各自占据不同的行业，处于不同的职业位置，导致有秩序的“生态分布”，并形成“共生”和“依赖”的“生物链”；由于“见多不怪”，所以人与人之间相互关注的可能性减少，出现都市人的“冷漠”现象，不关心别人的“家长里短”，都市成为“陌生人社会”，个人的自由度增强。可见在都市里，人们更容易具有理性的观念、遵守普遍规则的观念、秩序观念、个人权利的观念等等，而这些正是现代法律文化的基本元素。 由于人口众多，从总体上原子化程度提高，但是在微观层面，更容易形成“亚群体”的关系，也就是与乡村比较，人们在都市众多的人口中更容易找到与自己兴趣、爱好或利益相同的人群，从而结成小的生活圈。所以都市会有更多的社会组织，如行会、协会、同乡会、职业团体等等，在这些组织里有它自身的规则和文化，更能实现“自我统治”。这正是市民社会产生的土壤，而市民社会是现代法律和法治观念的社会基础。 人口众多对法律文化的影响不一定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这一点，在中国，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特别重要。上海有近1800万人口，每天还有300万左右流动人口，这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而上海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满足如此庞大的人口的基础设施并不完善和充分。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的市民不遵守交通规则，环境卫生意识较差、个别地区秩序比较混乱等等。我们认为 ，这些现象除了市民法律素质问题之外，可能更多是人口与城市的承受能力问题，是一个“客观问题”而不是“主观问题”。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城市也有这种现象，如大量的贫民区的法律文化较差，一个人到了贫民区也就“不守规矩”起来，到了高尚区就变得 “循规蹈矩”。这同样不只是人的素质问题，而是物质基础问题。“仓廪实，而知礼节”应该是我们考察都市法律文化生成应采取的唯物主义观点。 都市人口结构对都市法律文化的影响 人口与都市文化生成的关系，最重要的还是都市人口的复杂结构，主要有年龄、性别、种族或国别等。我们以上海为例说明： 首先，来看年龄与都市法律文化的关系。上海人口的年龄结构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原上海市民老年化加剧，新上海移民呈年轻化样态。而在新移民中，除了一部分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口外，还有大量的外来务工的农民，他们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正是这种复杂的年龄结构和人口素质，导致不同人口对法律文化生成和传播的作用不同。例如年轻人口更容易接受现代法律文化，而老年人口可能更具有传统法律文化，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原上海的老年人口中可能有很大一部分，由于更早地接受上海这一现代化都市的文化影响，不一定比新从乡村来的年轻人口对法律文化接受差。 其次，让我们来看人口中的国别和地区性与上海法律文化生成的关系。种族问题在美国等国是重要的分析纬度，在我们国家，起码在上海不是突出问题。但是上海作为中国最具有国际化特征的大都市，人口中的国别和地区性，对上海法律文化的生成和演化具有重大影响。上海有大量的外资企业人员、外国留学生、旅游观光人员等等，还包括台湾地区、港澳地区的人口；同时上海还有巨大的来自安徽、山东、江西、湖南等内地进入的人口。这些人口在上海人口中的比例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上海法律文化。一般而言，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会带来现代的法律文化，从内地落后地区来的人口带来更多传统法律文化，从而对上海法律文化产生冲击和影响。 以上我们对人口规模结构与法律文化生成关系的分析还很简单，但是我们的目的是要说明，在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传播和接受中，人口规模和结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2.都市空间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都市空间因素既是都市法律文化的表征，又反过来影响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和样态。我们这里讲的都市空间主要指都市的地理位置、街区的分布、居住的场所和交通的布局。都市生态学认为都市空间分配是一个类似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布局。我们认为，都市空间的形态还应该是一种文化现象，受一个城市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社会因素的影响。 （1）都市的地理位置与都市法律文化的关系 都市地理位置有各种各样的类型，但我们认为以下都市地理位置，对都市法律文化影响较大：沿海城市、商业重镇。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沿海城市对外开放更加方便，和现代文明接触更加频繁，所以法律文化较浓；而内陆城市相对闭塞，开放程度较低，所以法律文化力量较弱。商业重镇一般处于大江大河或其它交通便利之处，所以商贾云集，商业文化基础较好，而商业文化与法律文化更加接近。上海既是一个商业重镇，又是沿海城市，一方面，上海是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的入海口，故其商业可以说是 “生 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另一方面，上海身临环太平洋区域的前沿，和世界一些最发达地区的法律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上海的地理位置使上海成为我国法律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因此，对上海法律文化的培育也就不能忽视其地理位置因素的作用。 都市街区的分布与都市法律文化的关系 都市街区的分布既是都市法律文化的表现，反过来对都市法律文化又产生重要影响，都市法律文化的建设应该考虑都市街区的布局所能发挥的作用。 首先，街区分布是都市法律文化的表现。在西方近代国家的都市里，由于其法律文化是以工商业社会和市民社会为基础的，所以都市的中心或黄金地带往往是商业区，而非国家机关.一般而言，法律文化更重视社会而不是权力。例如上海市政府，原来在上海黄金地段的外滩，而现在则搬到人民广场，以及徐汇区等其他城区。我们认为这是上海法律文化进步的表现。 其次，街区分布对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影响力。我国现在还有很多都市的黄金地段或中心城区是国家机关，典型的如北京。处于城市中心或副中心的机构，与一个城市或区域不同方向人口的距离基本相等，因此对城市各个方向的影响力是大致相等的。市中心或区域中心为商业区，表明商业文化在城市中处于中心位置，商业文化影响力大；市中心或区域中心为权力机构，表明权力文化影响更为显著。我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法律秩序的建立与法律文化的形成，更多的需要国家权力的推进，因此国家权力包括司法机关处于城市或城市区域的中心地带，既方便市民的接触，也有利于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文化的传播，所以在一定的阶段是具有合理性的。 再次，都市街区的分布影响法律和法律文化的支配范围。例如在都市中心，法律及其文化处于支配地位；而在都市圈的城乡接合部非正式的制度及其文化往往具有很强的力量。又例如，在地面街区法律及其文化是主流；但在地铁等地下街区，往往有更多的违法和犯罪。 （3）居住场所和交通布局与都市法律文化的关系 居住和交通是城市生活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无论是作为生活方式的法律文化，还是作为观念意识的法律文化都与其紧密相关。 首先，中国都市居住区域和交通布局更多受国家法律规划的控制。例如上海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改造的重要任务是住房问题。为此上海市政府在住宅布局规划、撤迁安置、功能配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政府在这种城市改造中呈现的法律行为，对市民法律意识和法律信仰的影响巨大。 其次，都市居住和交通关系更多表现为正式的法律关系，而不是自然的血缘和习惯。都市的居住和出行方式跟乡村比较，更多符合法的要求、依靠法的运作。例如上海人的住宅基本关系是法律上的物业管理法律关系，而不是亲戚朋友等血缘道德关系。水、电、煤气、保卫、环境等都依靠陌生人供给，彼此遵循法定或约定的规则履行自己的权利义务。因此人们的居住既是都市法律文化的表现，又是都市法律文化孕育的基本场所。又例如，在上海人们出门都离不开交通，很多人每天上下班花费在道路上的时间为3、4个小时不足为奇。现代的交通如轨道交通、地面交通、私人轿车等，没有一样离得开正式的法律规则的调整。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上海的城市交通将成为城市发展的关键问题。相应地，上海的交通布局和人们的交通行为方式将成为都市法律文化的最重要的表现和内容之一，也成为塑造都市法律文化的重要因素。 二、作为都市法律文化生成内在根据的社会因素 关于文化生成与社会的关系，存在着一些相对立的理论范式.首先是“唯心范式”与“唯物范式”的对立。作为三大古典社会学家之一的韦伯认为，是人的文化观念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形态和发展，例如西方文化中的形式理性主义传统，导致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西方法律社会的形成，形式理性决定了西方社会的基本轨迹。同样作为伟大的古典社会学理论先驱的马克思认为，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文化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其次是“结构范式”与“互动范式”的对立。作为结构范式的古典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文化是社会 的结构性要素，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文化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内化到个体之中，影响个体的行为方式。而互动范式则认为，文化是微观互动的个体的主观定义，互动产生文化，而不是文化决定互动。 我们认为，“我在文化之中，文化在我心中”，现代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基础根植于作为结构性要素的社会存在，如现代都市生产方式和劳动分工、现代都市社会分层、现代都市社会组织、现代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现代都市的文化产业和文化制度等；但是在承认这种结构性要素的前提下，个体的微观互动仍然是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基本途径，如现代组织的运作、现代性大众消费、市民与权力的互动、以及现代性仪式、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等等。因此，这里既有对都市法律文化宏观结构背景的分析，又有对都市法律文化生成的主体行动和主观意义的微观分析，是一种宏观结构背景下的行为分析。 1.现代产业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现代都市的经济基础在于现代产业，现代化都市产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分工，即把工作划分为人们专门从事的许多不同的职业。正是由于分工的存在，人们的相互依赖性加强。根据迪尔凯姆的看法，角色的专门化会加强社会团结。人们通过互相依赖，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有机的团结”，而不是作为孤立的、自给自足的个体间的 “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相适应的是更多强调权利、平等和合作的现代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迪尔凯姆称为“协作性法律”，即现代法治和法律文化；与机械团结相一致的是更多强调义务、不平等和控制等以惩罚为中心的法律，或者因血缘、地域而不能不发生的道德、风俗、习惯性强制。 现代都市产业结构的特点对都市法律文化的影响巨大。世界上一些最现代化的国际都市主要是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的基地。例如上海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进行了大规模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上海的产业发展目标是国际贸易、金融、航运中心和信息港，所以主要发展第三、第四产业。现代都市这种产业结构的特点对都市法律文化的影响巨大。因为这种产业具有更强的超越时空性，所以更依赖于信用机制。法治而非人治、正式的法律规则而非道德和惯例，才是现代都市产业需要的最根本的信用机制.例如，人们把终身积蓄的财富交给银行、投资基金、证券市场，不是因为了解这些组织的人品和道德，而是相信法律和法治。 所以，现代化产业的存在和运作离不开法律环境的保障；同时，现代化的产业本身就是法律文化的表征。没有现代化的产业，就不可能有现代都市法律及其文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意识形态关系理论的深刻洞识。 2.大众消费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现代化的产业导致大众化消费。在现代都市里，大量的消费品被现代化的产业生产出来，大众消费成为现代都市最具特色的文化景观，是区别于传统文化、乡村文化最显著的标志.“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山珍海味、天下美食、国际名牌，这些在传统乡村社会只有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才能享用的东西，都市普通百姓都能享用。随着大众消费在都市的普及，与之伴随着的消费文化也就进入千家万户。消费不仅成为一种时尚、成为一种身份或社会地位的标志，也成为一种法律上的权利；各种保护消费者的法律制度、消费者维权活动、消费者组织在都市出现；消费信贷、消费保险、消费合同等现代法律制度和规则成为都市市民的生活常识。这样，现代的法律文化也就随着大众消费普及到普通市民身边。 不仅如此，文化本身也成为一种大众消费品。在传 统社会或乡村，文化是一种奢侈品，所谓文化活动只限于所谓的精英阶层；而在现代都市，文化生产成为一种产业，“文化工厂”、“文化消费”的概念已是司空见惯。因此过去只有少数权力精英和职业精英，如政府官员、法官、律师等才掌握的法律知识，现在也能被大众所接触。总之，大众消费带来大众文化，而这种大众文化正是现代法律文化最重要的滋生土壤。 3.都市社会分层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马克思认为在社会物质资料生产中处于支配地位的阶级，在社会精神文化的生产中也处于支配地位。现代的社会学理论也认为，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划分标准除了经济地位，还应该包括权力、声望、文化资本等纬度，例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使个体区别于其他人的因素越来越不是基于经济或职业因素，而是基于文化品味和闲暇嗜好”.因此文化和社会阶级、阶层相关联，不同的阶层的法律文化多少是不一样的，其对法律文化的态度也是不相同的。 西方古代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中产阶层是法治建立的社会基础。在现代都市，中产阶层并不是一个内部一致的概念，他可能包括从服务行业的雇员到学校老师、专业医疗人员等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在当今西方现代化的法治国家里，人口中大多数属于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之所以是法治的社会基础，主要是由中产阶层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中产阶层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的可能性都相对较小，所以他们是希望社会秩序稳定的基本力量，他们的经济地位既依赖法治的保障，又是法治秩序稳定的根基。所以，上海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同样不能忽视上海的社会阶层的因素。 4.现代都市社会组织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现代都市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组织在市民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更重要。组织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如医院），给我们的成长加上标记（如学校），并且当我们死亡的时候，又看着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如殡仪馆），所以我们的一生都离不开组织。韦伯最早对现代组织的兴起提出系统解释，他认为组织是以一种跨越时空的、稳定的方式把人类的活动或他们所生产的物品协调在一起的一种手段.现代组织是科层制，科层制这个词由蒙西尔·德·古尔耐（Monsieue de Gournay）首先使用。他把一个名词“办公室”和一个来自希腊语的动词“统治”连在一起，因此科层制指官员的统治。在典型的科层制之下，有一个明确的权威等级，所有的任务都由程序化的、严格的制度来控制。韦伯进一步认为在现代社会，科层制不可避免地要扩大。 科层制本身需要依赖正式的法律制度来组织和运行，科层制使都市生活相应地“格式化”，我们几乎所有的行为，公行为和私行为、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等都必须按照理性的规则来进行。这种依照正式的、理性的规则来行事的特征，就是法律文化的一个明显特征。 5.政治权力与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 在现代都市环境下，政治权力无处不在，都市里集中了更多的官方机构和公权力的人，因此有更多的官员、警察、法庭等。这些政治权力与市民的互动，催生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和传播。例如，都市政府与市民互为法律文化的主角，权力要受到公开监督，执法要经严格授权，并应程序公平；政府免费的公园体现了政府对民众平等的关怀和尊重，公民争取更充分休息权的诉求也得到了回应；公民也可以通过网络了解政务来行使自己监督的权利。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也一样，政府控制的主要是政策、财政性资金等社会资源，这就会要求去建立一个法治的政府并严格依法行事；企业要求平等对待和自由的竞争，对政府规制提出合法合宪的法治要求。 在中国的都市，政治权力推进法律文化的力量往往更大。例如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工商业城市，根据市民社会产生法治的理论，上海应该有更多的法律文化。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北京而非上海成为中国法律文化的中心。北京有中国一流的法律院校和科研机构；强大的媒体向全国传播着法律文化；更多的法律研究和实用 型人才汇聚北京；最先进的法律思想和研究成果产生于北京。这其中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法治是国家推进的而非市民社会演化的，国家权力和官方推动是法律文化的生成的主要力量。 三、现代都市法律文化的生成机理 法律文化的生成，通常的观点是基于国家的推动或者社会的自发生成，西方概念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二元对立关系，尽管当代西方国家与社会有走向重合的趋势；而我们概念中的国家与社会是一个统一整体，尽管目前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的现象。现代都市法律文化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共同作用的条件下生成、传播、并为民众接受并进而影响到国家与社会。 （一）都市法律文化的产生 生活在各种社会环境中的个体间的不同种类的文化不是自然出现的。它们必须经由（通常是有组织的）社会行动创造出来。[11]法律文化在文化之中比较特殊，由于法律文化的特殊性，它并不是简单地由单个的个人或者一个小的社会群体就可以产生的，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国家和社会的合力生产出来的。 国家以许多方式影响了法律文化的生成。其一、国家与地方政府以立法的形式运用权力来塑造法律文化的基础——法律制度。在立法过程中国家对法律的内容和思想进行选择，按照其想要达到的目标和效果进行法律制度的建构，国家以其权力为法律文化的生成作了方向性的选择，在多种可能性中确定某一种为主流的法律文化。其二、国家运用行政权力对法律文化生产的环境产生影响。国家在建立行政机构时，对机构的权力作出了相应的限制：有机构内部的限制，如内部监督部门；机构之间的限制，如相互分工制约；同时存在机构外部的限制，如舆论监督，公民信访等途径。这些对于行政权的限制主要是通过程序来实现的，由于设定了良好的程序，使得行政权力的行使经过程序的过滤得以实现公正、平等，而对于法律文化的主体——公民来说，在参与行政行为的时候可以切实感受到法律制定的程序所追求的法律文化的精神。这种存在于每个人周围的法律环境对于法律文化的产生与接受有着无比寻常的作用。其三、国家在司法过程中对法律文化的精神作出诠释。法律文化的形成还有赖于人们的法律观念，依赖于人们的法律信仰。我国学者谢晖指出：“没有法律信仰，法律是空白的、法律是无望的。”[12]柏拉图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些国家就会得到诸神的保佑和赐福。” [13]国 家以公正严明的司法裁判，透明清楚的司法程序，体现法律追求目标的司法解释，对参与以及关注单个案件的个体会形成强烈的亲身感受，其判决的倾向性将会对个体的法律信仰的形成进而对于法律文化的生成有着巨大的影响。 社会是法律产生的基础。作为一种具有国家意志性、强制力，且普遍有效的社会规范，法律产生并运行于利益的冲突与协调之中。而其在产生之初发生了异化，即在利益调适中更多地承担着维护专制特权统治秩序的角色，直到近代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解放出来，并使国家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的需要，民主精神和法律至上的要求才得到确认和弘扬。[14]近代市场经济、契约自由、民主政治的发展孕育了法律。而市场经济下的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和利益主体是形成法律观念和建立法律国家的根本性因素，正如郝铁川教授所述：“现代法律建立在相异的多元化所有制（产权多元化、投资主体多元）经济基础之上。”[15]市民社会是由各种利益集团以一定的形式构成的，当这些 在经济和其他领域中成长起来的利益集团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要求在政治上、法律上表达他们的意志。这种要求不仅是民主政治的强大动力，也是实现现代法律最初始的根源。市场经济使社会分工更加细致，这些社会分工创造出一些新的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是在那些从事同一职业活动的人们所应具有的同质性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就其性质来说，可以视为职业群体内部的共同价值观念，它对职业群体内部成员的行为起着指导和制约作用。而这些职业道德为了让社会中的个体一进入这个圈子就遵循这些规则，就有了让这些规则上升为法律的需求，而国家为了协调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也有必要用法律来规范各个行业的行为。这样社会生成的规则就提升到了法律的层面。 国家与社会在实现社会整合的过程中实现了法律文化的生产，国家进行社会整合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法律手段。首先，从表面上看，法律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然而实际上立法者对社会规律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他们不可能对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社会秩序演变的复杂因果关系有完全的、透彻的、前瞻性的了解。法律社会的法律一方面是市民社会各利益集团以及公民代表在社会资源分配中达成的协议，另一方面是将运行在市民社会中的规则通过立法机关赋予法律形式予以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不能反映有效运行在实际生活中构成社会秩序的社会规则、规章，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只是反映少数人的需求，那么，这样的法律就不能带来社会的普遍遵守，只能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来维持。这样的法律只能是恶法，不是真正的法律。其次，法律的普遍遵守必须以市民社会为基础，法律受到尊重并得到社会的普遍遵守是法治社会的一条基本要求。法律在其创制的时候应该广泛地体现市民社会各利益集团的意志，法律一旦形成，它就被赋予了国家的政治形式，具有某种强制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有权以强制的方式推行法律。法律秩序的构建应以市民社会普遍自觉地遵守法律为基础，而这种“法律至上”的观念是法律文化的核心理念，也应该作为法律文化的共同价值基础。恰如杜尔凯姆的观点，社会整合的基础不是卢梭所说的理性契约，不是斯宾塞所说的出于利益的自由竞争，也不是孔德所说的国家的强制力。社会整合基于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共同的道德规范，正是这种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共同的道德规范为社会秩序提供了保证：它使理性契约得以缔结和履行；使利益竞争得以进行；法律制裁得以实施；国家权力得以执行。[16] （二）都市法律文化的传播 在一个社会中，并不是每一个个体都有同样的机会获得所有文化的。相反，各种文化客体基于社会化组织的生产和文化传播，达到不同的社会阶层与群体。生活在各种社会环境中的个体间的不同种类的文化也不是自然出现的，它们是文化如何传播的结果。[17] 文化传播的拥有和控制，以及哪些内容被传播，涉及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大众传媒在都市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人们信息的获得大部分来自各种媒体。就我国的现状来看，国家控制了大众传媒的主流声音，如报纸、电视台、广播，国家对其内容进行严格的审查。国家有倾向性地报道、宣传一些事件，在公民中大范围地进行思想上的影响，改变或者建立起其对于法律文化的理念。如孙志刚事件，国家完全有能力将该事件压下，使其无法见诸于任何文字，但国家任由媒体渲染、评论，这是因为国家为建立法律对公民做意识上的引导。权利意识和人权观念是法律文化的基础，如果公民缺乏这些意识，法律文化是建立不起来的，而媒体的持续性大范围的宣传将引起人们的重视或反思。国家继而又在法律上做出合乎民众期待的反应，则使大众本来尚存的疑惑变为清晰的概念，这种概念的建立或者改变正是国家运用传媒进行法律文化传播的目的。 都市的教育异常发达，作为大众意识形态建立的主要方式之一，国家将教育作为法律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其中包括全国大范围的普法运动，也包括从中学开始的法律基础的课程教学 。国家虽然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但是传播归根到底是人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人在社会活动中对文化的分配和享受，是一种沟通人与人的共存关系的文化交往活动。都市法律文化是集体创造的结晶，当然也离不开都市社会成员的集体参与。尤其是在都市群体文化中，人们通过参与群体性的活动，在满足个人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参与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从而促进了都市法律文化的发展。国家控制了大量的传媒工具，但是无法控制所有的媒体，互联网以及无线通信技术的应用，大大加强了社会个体的交流技能，而且不必担心为自己的言论负责。都市人群的娱乐活动丰富，有大量的互相接触的机会，口口相传对法规或者案件的评述时常影响另外的个体。都市法律服务业发达，服务业在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也进行了必要的法律知识的传播。法学的演讲，对时事的评论等活动也对个体进行教育。 （三）都市法律文化的接受 所谓“文化”，就是指特定社会普遍接受的一套习惯性思维或行为方式，是社会习俗与道德规范的总称；如果人的言行不符合当地文化，就会引起普遍的反感、反对、指责甚至压制。[18]法律文化的产生与传播其最终目的是让社会成员所接受，并且按照既定的规则模式行事。共同的法律文化价值之所以在社会整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因为它“为社会成员之间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和相互行为提供了一套共同的标准。其不仅是人们相互交往时必不可少的基本资源，更重要的是，法律文化价值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共同的立场。每个社会成员接受了一套共同的法律文化价值观念，也就类似于形成托马斯所讲的共同的”情境定义“，他们在行为和互动过程中就会处于它的指导之下，遵循法律文化价值中所内含的以及引申出来的规范要求，并以此来规定、控制和协调相互交往的联系和冲突。当这种相互交往过程持续不断时，明确的制度化规则就会产生”[19]，同时，也正是在共同价值观念的作用下，这些制度化规则才具有了合法性，得以有效的运转。 国家在传播法律文化时运用了主动的灌输式的模式，更多的是停留在灌输法律规范的层面上，运用各种手段使社会成员了解国家法律文化的取向，并鼓励或者强制大家遵守国家既定的规范。而这种情况下民众 对法律文化的接受是有限的，大家了解了一些法律规范，也照着这些规范去做了，但是其并不都知道为什么这么去做，而大部分仅仅知道如果不这么做我将受到何种惩罚。这种被哈特称为“外在观点”的看法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接受，毕竟通过国家的传播、教育等能理解“法律”精神的社会成员是少数。而大多数按照规范去行为，又了解规范的背后意义的社会成员是从行动中得到感性认识的，这种面对自身利益或者感受另一个体利益因受到规范的约束而变化的认识，使社会个体真正体会了规范的内涵，并进而接受它。一个个体在进行一项诉讼的过程中，会去学习一些法律知识，会去了解司法制度，在其行为的过程中他便内在地接受了法律的理念。而在社会成员进行经济交往时，最重要的是信赖利益，信任产生于值得信任的行为，其在社会中是否存在，取决于该社会的习惯、习俗以及规范——简单地说取决于文化。这种行为模式是参与到这一行为中来的每个人都遵守并且长久地保存下来的。每一个想要参与进来的人都必须事先了解这些规范，并且他也乐意去了解它，因为他想知道这些规范会带给他什么样的利益。在经济交往中的个体的行动在相互影响着，每个人在行动之前就已接受了这些规范。规范对于社会个体对规范的接受来说提供了一个范本和目标，而行动却是社会个体达到接受规范的途径，同时行动在不断打破规范的同时也在创造着新的规范。 （四）都市法律文化的固化 文化最终都会有一个物质形态以及固定的行为模式的表征，固化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社会个体对文化接受的表现，大家接受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的价值取向渗透到社会个体对物质形态、制度规范以及行为模式的创造、选择、使用上来，法律文化也不例外。 法律是严肃的，不能随意更改，例如法庭被建造得庄严肃穆，人们对于法律的尊敬被完全复制到了法庭这个建筑上。法律的价值其实与法庭的建筑样式并无关系，但是人们在对法律产生了敬畏之心后，潜意识里觉得法庭就应该被建造的庄严肃穆，使人看到法庭就被一种严肃的气氛所笼罩，这种对法律文化价值的品位已经被凝固住了，所以不管哪个国家的法庭、法院的建筑都是显得十分威严，而这种威严并不仅仅是权力的体现，它所反映的是法律的内在价值追求。法律追求公平、平等，于是天平被用来当作法律的标志，独角兽被尊为法律的象征。建筑、标志都是文化的产物，反映了大众对文化的看法。又例如，在我看来，法官这一形象已经不是一个人物形象，而应该是一个抽象而又具体的概念，是一个能对事实做出公正裁判的法律的替身。可以感受到的是，当一个社会个体听到“法官”这个词汇的时候，第一反应并不是他是谁，是哪个人，而是他能公正的断案，能给出公平的判决。这样的情况就是法律文化氛围内法官形象的固化。当然法官的着装、法庭的设置、用语、程序都有助于法官形象的固化，然而应该明确的是，最终能使法律文化固化下来的还是法的精神。 社会中的个体以及群体的价值选择是不同的，各种不同的利益在互相冲击的过程中必然要进行妥协，否则将会出现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局面。在妥协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的文化价值。当这种相互交往的过程持续不断时，明确的制度化规则就会产生。而规则规范了人们的行为，人们在接受了规则之后的行为就变得合乎常理，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反映法律文化的行为就被固化下来。就如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一样，基于共同的认识，创立了交通法规，民众根据交通法规来支配自己的行为，这样日常性的行为持续了很长时间之后，大家再做出相同的行为时就会变得无意识，并不需要刻意去做这件事，因为这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 注释： [英]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731－732页。 [英]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731－732页。 见[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4月，第6－16页。 参见[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4月，第319－320页。 现代产业主要分为四类：以农业为典型的第一产业；以制造业为典型的第二产业；以金融服务业为典型的第三产业和以知识生产和信息服务业为典型的第四产业。 第二、三、四产业一般都布局在都市。 参见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三联书店2003年8月，第27－62页。 见[美]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商务印书馆2002年8月，第143－175页。 李培林、李强等：《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9月，第6页。 转引自[英]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374页。 见[英]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438－441页。 [11] 参见[美]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9-40页。 [12] 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 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自序第3页。 [13] [希腊]柏拉图：《法律篇》，《西方法律思想史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25页。 [14] 参见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47-148页。 [15] 郝铁川：现代法治“尚异”，检察日报，2000 年3月5日。 [16] 参见郑杭生、洪大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国家与社会——从文化的角度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云南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17] 参见[美]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周宪、许钧主编，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9-40页。 [18] 张千帆：《道德与理性——对中国宪政文化与制度建构的评论和反思》，法学文献，北大法律信息网， 2011年11月8日 [19]李路路、王奋宇：《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革》，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第15-16页。 徐继强

都市文化论文篇(2)

Abstract： Xi'an is the third city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explicitly call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and the super ability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s an essential factor for the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The idea of city as the main body of cultural diplomacy in Xi'an can better serve its city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To carry out cultural diplomacy with the help of local culture and historical advantage is an effective mean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However， at present， the awareness of Xi'an is not enough， and the form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s limited. The government-dominated cultural diplomacy framework has not yet formed， which has restricted the development of Xi'an to a certain extent. Xi'an needs to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forms of urban public diplomacy， create a policy to open up new advantages around the city development goals， and highlight the cultural soft strength of Xi'an， that is cultural diplomacy influence.

关键词： 西安；城市；文化外交；国际化大都市；政策

Key words： Xi'an；city；cultural diplomacy；international metropolis；policy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33-0005-03

0 引言

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离不开城市的文化外交。2014年5月15日，出席了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要推进城市外交，促进中外地方交流，推动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1]2015年，在西安接见了印度总理莫迪，标志着西安成功以城市身份参与了国家外交活动，并且已经超越了国际友好（交流）城市间的这种地方政府开展公共外交的初级形式，这为西安发展城市文化外交提供了良好契机。西安政府可以借助这样的机遇，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目标，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辐射下，创建对外开放的新优势，以西安深厚的历史文化为基础，彰显西安城市的文化外交影响力。

1 城市文化外交的内涵和特点

城市文化外交是由地方政府主导，在思想、文化和教育等领域对外开展的人员往来、文化推广和思想交流，以实现软实力和文化输出等目的的外交活动，主要包括文艺外交、思想外交和文明外交三个层次。[2]一个城市的文化外交水平和能力代表了该城市软实力的影响力。具体讲，西安的文化外交大部分从属于其城市公共外交的范畴，是由西安市政府配合国家文化外交总体战略，大众参与，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及西安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认知，即推进和拓展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城市形象品牌的塑造与传播。

与其他外交形式相比，文化外交有自身特点：

首先，内容属性的柔和化，文化外交不同于政治、经济或军事外交等“硬性外交”，它属于“软性外交”，平和而且贴近人心，形式灵活多样，潜移默化影响受众群体，更易达到对文化外交实施国或地区的文化认同。“因此，文化外交不仅仅是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军事外交等传统外交形式的有益的――乃至必要的――辅助或补充，而是一种可以独立的、不可或缺的外交形式。”[3]

其次，行为主体多元化。传统外交的行为主体是国家的外交部门，但是文化外交的主体既可以是国家的官方机构，也可以是地方政府的外事部门、非政府组织、个人等，但是文化外交的主导者必须是政府，这是区别于民间“文化交流”的最主要标志。也就是说文化外交的行为主体是政府组织或经过政府授权并委托的非政府组织或公民个人，实施行为后果由相应政府部门负责；最后，实施路径多重化。由于文化内涵丰富且行为主体多样，文化外交实施路径从简到繁、从浅到深，形式多种多样。从常见形式看，主要是物质文化方面的交流，例如影视、音乐、美术、绘画、餐饮文化等；从实质意义上看，文化外交的开展是一种文化的输出，传递时是一种精神文化信息；从追求目标上看，其实践路径是一种价值观念的传播。概括讲，实施文化外交就是要使国外民众接受并认同实施主体的文化习俗传统、经济发展理念和思想价值观念。

2 西安文化外交的现状与问题

西安能够以城市身份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战略，说明西安具有良好的外交基础，而文化历史底蕴是西安的城市符号和特色优势，因此，西安实施文化外交既可以有助于实现国家外交的总体目标，又可以巩固西安的城市发展定位。

目前，西安现有国际友好城市27个，友好交流城市51个（信息来自于西安外办2016年工作总结），西安领事馆区建设进展顺利，2016年底前将建成4个统建馆，力争外国在西安新设立总领事馆，商务代表处，芬兰、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在西安设立签证中心，吸引涉外机构等入驻西安领事馆区，西安市已经形成与五大洲对外开放联系紧密的网络与渠道。2011年西安举办的世界园艺博览会是其文化外交能力的成功展示，但之后的持续性影响不大，在西安“城市品牌”中很容易被忽略，说明此类活动的文化外交功能发挥不到位。因此，西安需要通过借力和造势提升西安文化外交水平，进而提高西安城市的国际影响力。目前来看，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城市开展文化外交的重要性认知尚缺乏。

文化外交是提升城市形象重要手段。可以说自2011年启动世园会海外推广以来，借助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历史契机，顺风而动，西安文化外交迈出了坚实一步，先后举办了国际文化周、世界华文教育大会、欧亚文化论坛、丝博会、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圆桌会议等，但是与其他国内外国际化大都市相比，西安在一些硬指标上虽有所建树，但过度追求拥有跨国公司、国际航班、五星级酒店、酒吧、别墅、高尔夫球场、地铁、西餐、外国乐队、巨型建筑这些符号化的物质载体，就举办大型国际性赛事或国际会议级别和次数、一流大学数量、大型剧目年演出数等文化资源指标来讲，西安的进步并不冥想。

所以，需要把城市文化外交纳入到西安国际化大都市构建与推广的系统工程中来，使其成为系统的常态运作机制，让西安的文化外交布局涵盖塑造国际化大都市形象的要求。

第二，西安文化外交框架还未形成。

西安政府在城市文化外交实践中具有主导和统筹作用。西安市外事侨务办公室、政协等机构部门是西安对外文化交往的核心。另外，企业、非政府组织、文艺团体、普通民众等都应该有意识参与捡来，共同建构城市文化外交的组织网络。相比国内其他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北京、上海等地都设有公共、城市或文化外交协会，在城市的对外开放上已经走在了西安的前列。而西安开展城市文化外交的依托仍然是传统机构部门――外事办，1985年外事办下设成立西安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属于人民团体性质，它通过举办文化等领域的民间对外交流活动，例如举办或参加纪念会、报告会、座谈会、研讨会，参加双边及多边会议，交换资料、举办演出和展览，青少年之间的国际交流等活动助力西安的国际化大都市建设。

目前这个协会还没有荣誉大使，没有形象代言人，并且包括西安海外华侨华人、外籍友人和“西安荣誉市民”等大量西安可以开展文化外交的潜在人脉资源还未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

第三，西安对外文化交流方式保守且单一。

从现状来看，仍是以互派留学生、开设孔子学院、派出文化演出团体等传统的文化外交方式为主。随着国际文化交往的深入和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文化外交方式适应新的形势和新的发展而变得灵活多样。

经过调查，国际社会了解西安的主要来自于三条渠道：一是互联网传播（47.6%）；二是人际传播（1%）；三是亲身体验（41.2%），因调查对象以年轻人为主，对互联网的熟悉度要高于其他群体，其他传播方式不能忽略。可以借助互联网发展人际传播，并分享体验信息，鼓励他们把在西安的切身感受、见闻或旅游经历制作成视频在网络上分享，依托媒体传播效应扩大西安的国际影响力。

第四，西安文化外交对硬实力的依托不足。

2015年《中亚留学生眼中的西安城市形象调查研究》显示，外籍人士对西安的第一印象分别是历史文化名城（62%），现代化城市（24%），国际化大都市（12%），这说明，在外国人眼中，对西安的历史文化认可度最高，而对其经济和现代化程度上评价却偏低，其中对西安历史文化名城的认知主要来自于历史古迹，如兵马俑、大雁塔、钟鼓楼等。而西安的文学、影视、秦腔等这类文化产品在外籍人士那里认知度较低。这都说明大众对西安国际大都市认同的依据主要来自于历史文化积淀，而非城市的现代化，这显然与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发展目标背道而驰。也是就说，西安城市经济影响力远滞后于其文化影响力，而城市的经济影响力恰恰是国际大都市建设中的重要一极。国务院批准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中，要把西安建成国际“现代化”大都市，拓展“向西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因此，西安不能仅满足于只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定位，而应当继承历史上西安的区位优势和开放传统，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发展成亚欧合作经济、科技、文化交流的国际化大都市，建设成亚欧合作交流的主要基地，巩固和发挥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的地位和作用。

第五，西安外国籍人口所占比重偏小，限制了人际传播效应的发挥。

按照国际大都市的普遍标准，外籍人口占人口比例不低于5%。纽约、巴黎、伦敦、东京等城市外籍人口所占比重都在20%以上，而西安还不足1%，西安在这方面同世界其他国际化大都市相比存在较大发展空间。外籍人员少是西安的短板，意味着从事对外交往活动的人员少之又少，那么要把西安的城市形象和城市精神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可能性就会大打折扣。跨国人员流动无疑是传播文化、加深理解的重要渠道。因此，西安不仅要扩大海外人才的引进规模，更要深挖现有的存量资源，把现有的百分之一外籍人士作为最主要的传播对象，激励他们成为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形象的口碑传播者，在城市形象推广中重视外籍新西安人的声音，这是西安城市形象塑造过程中必须依靠的重要力量。

3 西安开展文化外交的目标与对策

第一，文化外交目标设定对接城市发展需要，把服务推进国际化大都市建设与城市文化外交的布局统一起来。

西安并不缺乏文化交流形式，但在战略沟通谋划上缺失某些重要因素，没有一个城市发展目标层面的详细规划，并且相互重复和重叠的活动内容很多，这就要求从事文化外交活动的相关部门整理并明晰相关信息，建立明确的文化外交目标方案。西安文化外交的目标框架设定可以围绕短期见成效、中期见特色、长期见机制的方案展开。

①从短期目标上来看，以政府为主导或牵头，尽快成立西安公共外交协会，以发展和扩大文化外交为先发机制，抢占时机。目前，国内的许多大城市包括上海、南京、扬州、温州等都成立了公共外交协会。这些城市基本坐落于东南沿海地区，西部城市中还没有。西安如何在“一带一路”战略中迅速崛起，提升国际影响力，顺利实现城市发展目标，借力造势并抓住当下机遇是关键。当然，这里要打破一种旧观念，文化外交不是政府单独的行为，政府在机构设置上或特定的文化活动项目中需要与社会团体通力合作并保持稳定长久的合作关系；

②从中期目标来看，推动海外华人华侨对西安精神的认识，塑造更加多彩立体的城市形象。西安精神是这座城市发展的精神动力，是西安的文化内核，更代表西安的人文特色。因此，可以通过华人华侨“在海外从事商业、宗教、教育和其他活动方式来”[4]传播西安精神，强化西安现代文化吸引力；

③从长期目标来看，坚定城市发展定位，维系国际社会对西安市的知名度、热衷度和满意度，把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融入到城市管理的长效工作中来。

第二，加快制定《西安市对外文化交往项目指南》，从观念、机制和行动三个层面入手突显对外开放的全局性，彰显西安在走向国际化城市中的文化外交影响力。

就西安开展文化外交的对策而言，首先在观念层面，要树立这样的观念――中央文化外交工作的顺利实施离不开地方的积极配合和参与，必须提升西安市政府对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开展文化外交重要性的共识。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有了这样的观念，西安政府的宣传部门应该立即启动打造专门的文化交流中心计划，制定《西安市对外文化交往项目指南》。在这点上，西部地区另外两座较有影响力城市――成都和重庆已经走在了西安的前列，转变观念成为当务之急；其次，在机制层面，实现文化外交工作有政府外事部门“独家”统筹向各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多家”协作的方向发展。

再次，在行动层面，文化外交活动的开展必须要依靠群众、为了群众，通过文化外交让市民感受打到更多的自豪感，概括来讲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原则，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和民间力量，形成政府引导、全民共建共享的局面；最后，从国际经验层面看，国际经验特别是治理经验是一笔不可忽视的财富，有必要对世界国际化大都市进行个案比较，特别是重视对纽约、巴黎、东京、新加坡等国际大都市的城市形象和文化对外推广的案例研究。

总而言之，西安市在积极探索国际化道路中，就自身城市形象塑造方面仍需大胆摸索和创新，应利用中央大力推进城市外交战略的契机，增强对外开放的系统性，突破建设发展中的部门化、政府化、零散化，将西安这座城市的文化优势发扬光大，把文化外交定位为西安城市公共外交的核心，实现西安的现代化发展之路，成为世界最有吸引力、最有投资价值和适宜居住的国际大都市之一。

参考文献：

[1]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16（01）.

[2]范勇鹏.文化外交的层次及效用[J].公共外交季刊，2013（04）：51.

都市文化论文篇(3)

摘 要：张爱玲藉疾病叙事手法所创造的那些病残丑怪的文学意象具有超越疾病本身的文化隐喻意义，她以此为策略来达到批判都市金钱主义文化乃至现代文明的目的，提醒人们注意和警惕社会的现代化所可能带来的人性灾难。

目前在张爱玲研究中，已有学者注意到张爱玲文学与五四文学的精神相通之处，即都有着质疑中国传统的文化批判精神。却鲜有学者提及张爱玲文学同样具有的质疑现代文明的文化批判态度。笔者在细读张爱玲作品的过程中，注意到在张爱玲的都市小说里有着大量病残丑怪的身体意象，这些身体意象不仅仅是人物身体病变的外部表现，同时也是作家运用隐喻这一艺术思维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学意象，在其背后承载着作者对于现代文明走向的某种价值判断。本文所关注的就是张爱玲小说中的疾病意象及其背后的文化隐喻意义。

一

张爱玲笔下的“都市”是一个令人窒息、绝望的疯狂世界，弥漫着一种末日来临的死亡气息。面对流动不定、真幻无常的都市文化所产生的无法把握的焦虑感、无可附着的孤独感、无能为力的绝望感往往使她笔下的人物心理失衡，由此衍生出种种心理、生理病象。正如其弟张子静先生所言：“我姐姐的小说人物，不是心理有病就是身体有病。有的甚至心理、身体都病了。”①

纵观张爱玲的都市小说，焦虑、压抑是造成她笔下人物心理、生理病变的主要原因。长期的焦虑、压抑所造成的精神紧张往往使人物心理失序甚至扭曲变态，这种失序、变态的病态心理有时通过人物下意识的反常举止表现出来。《白玫瑰与红玫瑰》中备受青春期情欲压抑的佟振保具有典型的“恋物癖”，如他到王士洪夫妇的浴室里去洗澡，看到浴室里强烈的灯光下满地滚的娇蕊的乱头发，心里异常烦恼，以至于洗完澡，竟蹲下地去，“把瓷砖上的乱头发一团团拣了起来，集成一嘟噜……他把它塞到裤袋里去，他的手停留在口袋里，只觉得浑身燥热”②。而被他从身体到感情双重冷落的妻子烟鹂则“自恋”到每天在浴室里坐几个钟头，低头欣赏自己的肚皮、肚脐；《心经》里许小寒在得知父亲将要和段绫卿同居时，变态的“恋父情结”竟使她有失身份有违人伦地哭叫到：“你看不起我，因为我爱你！你哪里还有点人心哪——你是个禽兽！”并“扑到他身上去，打他，用指甲抓他。”③心理的扭曲、变态有时还以疯狂、歇斯底里的方式爆发出来，并转化为对他人的攻击、伤害行为。《金锁记》中以小家碧玉身份入主豪门的曹七巧，情欲匮乏的畸形婚姻、人格遭受贬压的不良人际加速了她不平衡的心理病态，惟恐别人觊觎自己财产的焦虑则将她引向疯狂，最终她以“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将健康的儿媳活活逼死；《连环套》里二度跟人的霓喜，在丈夫即将谢世、情人背叛、夫家大老婆率本家欲将其赤条条赶出家门之际，无可着落的焦虑，竟使她歇斯底里地将花瓶砸向卧病在床的丈夫，导致其断气身亡，接着更继之以疯狂的捶尸行为：“趴在他床前，嚎啕大哭，捏紧了拳头使劲地捶床，腕上挂的钥匙打到肉里去，出了血，捶红了床单，还是捶。”④《小艾》中失宠的焦虑竟使忆妃用穿着皮鞋的脚狠命地踢小艾的肚子，导致其当场流产；《茉莉香片》里精神抑郁的聂传庆在求爱不遂时竟歇斯底里地向言丹朱施暴：抬腿朝滚在地上的她一阵狂踢；《沉香屑第一炉香》里年轻时为了金钱独排众议嫁老年富豪做偏房的梁太太，当她同时获得金钱和自由时，却“已经老了；她永远不能填满她心里的饥荒。她需要爱——许多人的爱。”⑤为了满足自己无耻的性欲望，她甚至不惜以亲侄女为诱饵去捕获风流倜傥的男性，对性的放纵使她蜕变为一个令人不齿的“母蜘蛛”；《沉香屑第二炉香》里长期承受着精神强奸的痛苦的靡丽笙姐妹，对性的无知与恐惧不仅使她们自己神经兮兮而且将她们的丈夫逼向了死路。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张爱玲的都市小说中，除过先天残疾的姜二爷、玉喜少爷，大多数人物的身体病变都不是单纯器质性病变的结果，而是心理病变的结果，也就是说他们心理上的病态最终通过身体上的病变或畸变呈现出来。《创世纪》中的紫薇在公公死后，面对丈夫的年少荒唐，孩子的年幼无知，大厦将倾前途莫测的焦虑使她得了一场肺病；《金锁记》《怨女》中精神抑郁的芝寿、玉喜少奶奶死于肺痨；《花凋》中得了普通感冒的川嫦在渴望赶快康复的焦虑中竟将美丽健康的青春之躯销成了令人厌恶的“冷而白的大白蜘蛛”，最后死于骨痨；《年青的时候》中那个美丽的、抑郁的白俄少女沁西亚死于伤寒；《十八春》中害怕被风流无形丈夫抛弃的焦虑使曼璐憔悴成一具“红粉骷髅”；《多少恨》中一直被遗弃在乡下的夏太太是肺病第三期；《殷宝滟送花楼会》中郁郁不得志的罗潜之是肺病患者；《白玫瑰与红玫瑰》中长期抑郁的烟鹂得了便秘症；《小艾》中失宠的忆妃得了脱发症；《等》中丈夫讨了小老婆的奚太太在等待丈夫回来的日子中竟焦虑得“头发脱得不成样子”；《连环套》中的窦尧芳因气一病不起；《相见欢》中被婆婆当做丫鬟支使的旬太太得了气胀病；《等》里等待按摩的童太太说“我这病都是气出来的”；《花凋》里美丽绝望的郑夫人得的是胃气疼；《琉璃瓦》中的的姚先生因气得了肝病；《创世纪》中的全少奶奶则“像个焦忧的小母鸡”，未老先衰。

苏珊·桑塔格认为：“疾病是通过身体说出来的话，是一种用来戏剧性地表达内心情状的语言：是一种自我表达。”⑥张爱玲都市小说中那些林林总总的心理、身体病象就是她笔下的人物藉病态、丑怪的身体戏剧性地表达了都市人生中无处不在的欲望压抑、都市生活中无时不在的生存焦虑对都市个体生命的摧残和扭曲。

二

人们习惯援引各种疾病作为隐喻，来谴责那些具有压抑性的风俗和空想，压抑性的力量被想象成某一种环境或使人丧失活力（结核病），或使人丧失灵性和冲动（癌症）。⑦张爱玲就是如此。对都市生活的爱悦与爱恋使她没有草率地将整个都市空间视作否定性的因素大加贬斥，从而盲目地高举反都市化的旗帜，武断地开出拯救都市生灵的济世良方。对都市人生精细的观察、对都市人性冷峻的审视、对都市众生深刻的悲悯使张爱玲更着意于对都市病象的病原性探踪。她审视都市病象时那种典型的科学的临床态度，其实质是以操作疾病的隐喻意义的策略来达到其批判都市金钱主义人生观乃至现代文明的目的。

在张爱玲的都市小说中，对金钱、欲望疯狂追求的都市人生观是导致都市人物精神压抑、焦虑从而引起心理、生理病变的直接原因，金钱以它无所不在的巨大魔力强有力地宰制着都市人生。现代都市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本质上来说它不能不是用金钱构筑的物质文明的天堂。金钱作为物质交换的符码以商品流通的方式渗进了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仅是都市繁荣昌盛的必要条件也是寻常都市生活得以进行的必要保障，它不仅是衡量都市人生穷通的标尺也是维持都市人生存续的底线。

都市生活与金钱这种天然的交融共存关系使“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的金钱“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⑧。在对金钱的顶礼膜拜中人被异化为物的一部分，人的尊严、自主性丧失殆尽。纵观张爱玲笔下的病态人物我们发现其中绝大部分是没有独立谋生能力的女性人物，经济上的不自给使她们只能以婚居、同居、姘居、胡乱居的方式依附于男性金钱持有者。有很多学者从女性主义视觉研究张爱玲的都市小说，注意到了其中大量的宗法父权对女性的压抑及两性间赤裸裸的性政治关系，但他们似乎忽视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即男性对女性的压抑与操控是通过手中拥有、掌握的金钱进行的，这种金钱对于女性命运的宰制最常见于金钱婚姻的缔结。正是婚姻背后承诺的金钱保证使健康的七巧被卖与豪门残障，使梁太太自愿嫁与年逾耳顺的香港富豪，使家庭式微的川嫦无奈地将做女结婚员视为自己唯一的职业。这种以压抑女性欲望为代价的金钱婚姻最终将女性异化为男性的欲指符号——玻璃匣子里鲜艳而凄怆的“蝴蝶标本”，而女性自身则萎缩为悒郁而绝望的“屏风绣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⑨其次，金钱对女性命运的宰制还常见于女性以姿色承欢于男性的同居、姘居关系，这种男女关系的非正式、临时性使女性常处于因姿色衰退或同行相竞而导致的失宠的焦虑中。《小艾》中忆妃在得知席五老爷要娶一个红舞女回家时，失宠的焦虑竟然使她“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把头发全掉光了”；金钱对女性命运的宰制最触目的就是将女性完全变成性商品，即“在将女性商品化的种种形式中，最典型、最肮脏的就是女性肉体的纯粹交易，就是娼妓的出现，就是公开的卖淫”⑩。这种赤裸裸的性、色交易严重地摧残了女性的身体。《十八春》中曼璐中学毕业后为了养活家庭做了舞女，多次打胎的后遗症不仅使她不能生育而且浑身是病，整个人不断消瘦，年纪轻轻死于肠痨。

金钱不但宰制了都市人生而且也操控了都市人际。在张爱玲的都市小说中，男女之间没有爱情、家庭里面没有亲情、人与人之间没有友情，人被孤零零地遗弃在爱的荒原中。《金锁记》中，曹七巧为了按捺自己对姜季泽的爱，常常“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好不容易熬到夫死家散敢爱时，她却痛心地发现所爱的人竟披着爱的外衣来谋她卖掉自己的一生所得的活命钱，这一发现使绝望到极点的七巧精神崩溃，对人间充满了敌意与怀疑。张爱玲不仅将男女之间的爱还原得明明白白而且将血肉至亲间的爱还原得明明白白。曼璐为了挽救自己岌岌可危的婚姻，竟然协助丈夫强奸、囚禁、残害自己的亲妹妹；七巧为了省掉一笔嫁妆竟然千方百计阻挠女儿结婚；《花凋》中母亲怕被丈夫发现自己有私房钱存着，竟不给女儿买救命的药，父亲虽然为女儿的病过不了明年春天而泪流满面，可一涉及到钱就变了一副面孔：“明儿她死了，我们还过日子不过？——不算对不起她了——做老子的一个姨太太都养活不起，她吃苹果！”{11}冰冷的无爱的人际加速了川嫦的死亡。连至爱血亲间都如此薄情寡义，互不关联的人与人之间更是没情没义、利害对立。忆妃害怕被丈夫强奸怀孕的婢女万一生下男孩危及自己的专宠位置，竟然对她痛下辣手，狠命地朝着对方的肚子踢去，不但导致其当场流产而且落下终身不育的顽疾——子宫炎。张爱玲无情地撕去了男女之间、至爱亲朋之间“情深义重”、“温情脉脉”的面纱，将它还原为赤裸裸的金钱利益关系。

金钱对都市人生的宰制对都市人际的操控最终导致了都市人性的崩塌。正像张爱玲感叹地：“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12}承受着情欲压抑、生存焦虑的孤独个体，被金钱牵引着绝望地在自己的欲海里挣扎沉浮，为了得到一点爱的残羹冷炙为了抓住一线生的幽冥微光，竟任由最阴暗、最卑琐的人性肆意张扬。七巧之摧残儿媳、梁太太之牺牲亲侄女、曼璐之迫害亲妹妹、霓喜之捶尸亲夫、靡丽笙姐妹之谋害丈夫，这些连同川嫦母女绝望苍白的蜘蛛意象、潆珠母女焦虑的母鸡和小丑形象，七巧的疯狂枯瘦和曼璐的红粉骷髅等丑怪身体铭刻一起，组成了张爱玲都市小说中人的比“动物”还令人恐怖的生命真相。人性的丧失使拥挤、喧闹的都市坍塌成满地断瓦残垣的废墟，被抛弃在精神荒原上的个体绝望地听任“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首背对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一起坠入无光的所在。

毋庸置疑，都市社会的出现与发展，以及它所承载的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现代文明无不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性和现代性。然而历史的进步也必然伴随着难以避免的缺失和代价，都市同时也是生存竞争最激烈的场所。即使为了维持最微末的生存，都市人们也必须千方百计各施手段各呈谋略地去攫取金钱，对金钱疯狂的追逐、处心积虑的占有不但使个人饱受情欲压抑的苦楚、生存焦虑的困扰，也毒化了都市里的人际关系，使人与人之间缺乏起码的温情与理解，人伦间缺乏起码的亲情与关爱、男女间缺乏起码的真情与爱意，人际关系的沙漠化直接恶化了都市的精神生态，带来了都市精神家园的坍塌，而都市精神家园的废墟化则更进一步将孤独的都市个体推离健康的人性。于是伴随着现代都市社会的发展酿成了一系列文明与人性的悖论。都市所提供的高度发达、丰富的物质文明，并没有使都市生命形式更趋健康、优美，相反，却进一步将都市个体推向病态、丑怪的生存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蒙受近代文明恩惠最深的是都市，受害最深的也是都市。

本质上，张爱玲是位比较典型的都市人，她天生就是一个文明襁褓里长大的彻头彻尾的现代人。只有她能够满怀喜悦与爱意地享受都市的浮世风华，也只有她能在都市的浮世风华下发现都市人委琐、难堪甚至凄凉悲怆的生存处境，洞见都市人自私冷酷、丑恶残忍的人性真相，这就使她对中国未来的新文化走向有一种本能的警觉与理性的反思。从这种意义上说，她藉疾病叙事手法所创造的那些病残丑怪的文学意象具有超越疾病本身的文化隐喻意义，提醒人们注意和警惕社会的现代化所可能带来的人性灾难。

① 季季、关鸿：《永远的张爱玲》，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38页。

②④⑤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2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页，第207页，第31页。

③⑨{11}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1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91页，第148页，第149页。

⑥⑦ [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第68页。

都市文化论文篇(4)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首先提出“都市农业”这一发展理念，伴随着城市的建设与农业的发展，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出现了都市农业的发展模式雏形，主要是指在都市发展圈中，依靠都市力量由城市地带延伸扩展至城乡边界间隙地带的农业建设，农业服务于城市建设的发展需求，为都市人民提供优良的农副产品与良好的生态环境，逐步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生态、社会等方面的需要，主要有观光农园、休闲农场、农业公园、教育农园等形式丰富的组织形式，是一种符合世界各国大多数都市第一产业发展的高集约化、多功能性、综合性强的农业发展模式［1］。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工业革命环境污染的加剧，人们对安全食品、便利交通、自然风光、绿色生态以及生活质量等方面的不断追求，我国学者逐渐引入“都市农业”这一理念，结合农业发展实际将其内涵本土化，探索创新出都市型现代农业这一概念，由北京市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提出，并成为中国大城市的主要农业发展形态。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主要依托北京市城区的技术、资金、市场、人才等优势资源的辐射作用，以都市需求为主，以现代化技术为手段，遵循都市农业发展战略，为国内外市场提供名特优新的农副产品与宜居宜人的生态环境，建设集生产性、生活性与生态性为一体的现代化大农业系统，是充分结合北京农业发展实情，符合农业发展方向，满足经济社会客观需求的现代化、集约化的农业生产，不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结合北京市及各区县实际，按照农业产业布局划分，目前已经形成了城市农业发展圈、近郊农业发展圈、远郊平原农业发展圈、山区生态涵养农业发展圈与环京合作农业发展圈，有籽种农业、休闲农业、循环农业、会展农业、节水农业、设施农业等六大都市型现代农业的新实现形式，共同推进农业“三化”建设，实现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又好又快发展。

2密云县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背景

密云县位于北京市东北部，地处燕山山脉脚下，县域面积2229．45km2，其中平原面积占11．8％，山区面积占79．5％，水域面积占8．7％，是北京市面积最大的区县。舒适宜人的气候温度与优质安全的水源条件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水热基础，丰富多样的生物资源与优美秀丽的生态环境为发展林下经济、籽种产业、设施农业、特色林果与有机农业等提供了生产基础，优良的空气质量与广阔的旅游资源是发展绿色国际休闲之都的生态保障，京承高速、101国道等公路干线贯穿全境，京承高速联络交通网与城镇乡村公路的建设为发展休闲观光旅游产业及农产品的对外销售创造了优越通达的交通条件，明确的区域布局与主导产业的蓬勃发展扎实了密云农业的产业基础，特色产业与品牌效益日益明显，农业标准化、组织化程度不断加强，整体发展势头较好。2008年密云县被国家环保部评为“全国首批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地区”，成为北方第一个国家生态县，北京市“十二五”发展规划把密云县列为“北京国际绿色休闲旅游产业综合示范区”。按照密云农业“十二五”规划“立足全局、抓住机遇、转变方式、主动融合、突出重点、全面推进、形成特色、京郊领先”的发展思路，结合密云农业发展实际，以生态保护为建设基础，以农民增收为中心任务，以科学发展观统领落实生态涵养区发展方略，融合都市型现代农业与二、三产业链条协调发展，着力打造“京郊现代农业、休闲旅游业与农产品加工业融合发展示范区”，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密云县建设成为以绿色生态农业体系为主要特征，以国家高标准、重大项目为支撑，以优化产业升级为促进，以挖掘特色产业为形式，以健全机制体制为保障，宜居、宜业、宜游、宜人的“绿色国际休闲之都”。

3密云县“三化”发展的基础性研究

密云县积极推进“三化”的发展建设，至2014年以土地流转的方式增加土地收益与工资性收益，土地确权总面积为28万亩，累计流转土地8．5万亩，流转面积所占比例为30％，推动了规模化的发展。建设规模化设施园区33个，农业观光园149个，年接待游客210万人次，实现3亿元收入，推进了园区化的建设。创建了蔬菜市级优质标准化生产基地17家，有市级蔬菜标准园3个，标准化养殖场达到101家，标准化生产稳步发展。“三化”建设为改善生态环境条件，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农业资源配置，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培育优势主导产品，打造区域特色品牌，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发展密云都市型现代农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保证。

3．1农业规模化发展

农业的规模化发展主要是指集成农业生产过程中技术、资金、土地、劳动力、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内部规模化使用建设，或某一区域集中发展某种类型或特色农产品，以扩大市场份额获得外部规模效应，减少生产成本，提高农业收入，是实现园区化建设与标准化生产的最终发展趋势。

3．1．1县域经济发展态势良好

密云农业以保证农民利益为根本，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产业间的融合发展，不断提升农业建设水平，推动农业农村的有序健康发展。2013年密云县农业农村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快速增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95．1亿元，同比增长9．3％，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9．2亿元，同比增长4．2％，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47．65亿元，同比上涨4．5％，第二产业增加值为91．6亿元，同比增长12．2％，第三产业增加值为84．4亿元，同比增长7．4％，农村人均纯收入达到1．6万元，同比增长11％。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根据“十二五”发展规划要求，实现至2015年全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52亿元，年均递增6％，一产总值年均递增3．5％，农民人均纯收入递增9％的经济发展目标，实现县域林木覆盖率达到76％，森林覆盖率达到65％，全面提升农业农村的生态环境价值目标，实现建设密云县都市型现代农业成为“绿色国际休闲之都”的社会发展目标，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农民增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1．2特色主导产业蓬勃发展

依托优质的自然资源条件与良好的农业发展基础，密云县拥有丰富多样的农业特色资源，根据区位、构造、资源、产业基础等条件，从实际出发，由资源开采加工型逐步转化为生态友好型的农业发展模式，发展农业特色产业与产品，生态农业发展空间广阔。目前，密云农业形成了以奶牛、柴鸡、肉鸡、蜜蜂为主的生态养殖业，以苹果、板栗、梨为主的绿色林果业，以有机杂粮、无公害蔬菜、花卉为主的特色种植业的“三个三”主导产业格局。“十一五”时期密云建设板栗、苹果、梨为主的果品基地45万亩，芦笋、红薯、糯玉米、食用菌等特色种植产业基地5万亩，奶牛存栏2．2万头，肉鸡年出栏3600万只，柴蛋鸡存栏270万只，年商品鱼总产量达460万kg。有穆家峪红香酥梨、大城子红肖梨、东邵渠石峨玉皇李子、巨各庄蔡家洼樱桃、西田各庄坟庄核桃、设施草莓、密云板栗、有机蜂蜜、柴鸡蛋、有机小杂粮等特色农产品，培育出了百年栗园、绿润、绿湖等名特优新的农产品品牌，密云农业的品牌影响力不断加强，农产品质量不断提升，加速了密云都市型现代农业与第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3．1．3经营形式推动规模建设

为了推动密云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提高土地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与产品产出率，构建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依托巨各庄、北庄、西田各庄、高岭、河南寨等规模设施园区，创新规模建设形式，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实施标准化设施农业基地重点建设工程，完善基础配套设施与综合服务体系，发展集规模化、休闲化、集约化、信息化、标准化为一体的设施农业生产基地。“十二五”期间新增设施农业园区2万亩，其中蔬菜15000亩，果品基地2000亩，花卉1000亩，休闲农业园区10个，总面积3．5万亩。密云乡镇积极发展设施农业，涌现出较多优秀典型，以新形式带动产业发展。西山村依靠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对接帮扶，发展蘑菇特色产业，建立百余栋温室大棚，投入百余万元配套现代化设备，通过技术培训、产品销售、环境整治等方式为村民提供全方位服务，现已是全县闻名的蘑菇专业村，截至2014年全村已发展蘑菇种植户65户，预计年出菇100万kg，若每公斤4．4元，年产值500万元，户均增收两万元，“蘑菇花”让村民心里乐开了花，富裕了一方农民。太师庄村成立种植专业合作社推进设施农业专业村建设，土地流转，统一管理，分户经营，统一育苗，技术服务，销售对接，创新发展，是密云县以设施农业带动全村产业发展、农民增收致富的典型。

3．1．4经营主体完善产业结构

为了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农民收入增长，密云县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中心，负责研究拟定发展规划，推进组织建设与规范化运行。“十二五”时期实行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升工程，加大资金扶持力度，鼓励发展基础好、带动能力强、发展收益高的合作社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或实现企业联合发展，实现2015年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1000家，九成入社农户，80家产业化重点合作社，40家市、县级示范社，农业标准化生产率达到90％以上，完善服务平台，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模化、规范化、组织化、联合化发展。引入张裕爱斐堡、汇源果汁、天福号农庄等项目工程，形成了“龙头加工企业＋合作社＋农户（基地）”的产业化组织经营形式，产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日趋完善。

3．1．5重点工程促进规模发展

密云农业立足实际，以实施重点项目工程促进农业规模化的长足发展，提升农业内在品质，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夯实农业生态基础。依托张裕爱斐堡、吉马、优龙、丘比特葡萄酒等加工企业的集聚优势，引进国内外知名酒庄入驻，实行国际葡萄产业聚集区建设工程，实施种苗繁育、休闲园区及种植专业村建设，发展规模化葡萄种植基地2万亩。实行菜篮子市级重点建设工程，建设规模化奶牛场、养猪场、蛋鸡场、标准菜田、温室基地、养殖水面等，2013年建设市级蔬菜标准园2个，提升县级标准园11个，蔬菜种植面积达6万亩，畜禽养殖由传统家庭散养向规模化、集约化、生态化方向发展转变。依托生态环境优势与山区冷凉气候，实行冷凉菜基地建设工程，重点建设冷凉菜基地1万亩。加强农产品安全生产基地建设，建设有机果品基地、有机杂粮基地、绿色蔬菜基地等，实行环湖“三品”基地建设工程。实行籽种产业发展工程，发展食用菌、双孢菇、优质玉米、花生的特色种植，建立健全良种繁育与生产供应体系，建设特色产品配套基地。依托密云水库的“北京明珠”优势，实行休闲渔业发展工程，加强育种基地、有机鱼生产基地、设施渔业生产加工基地、休闲渔业基地建设，在保护北京生态净水的同时，提升了密云鱼文化的农业品牌。

3．2农业园区化建设

农业的园区化建设主要是指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产业基础、配套设施等形成的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人才密集型区域范围，以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为目标，应用现代工业化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成果，实现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市场化、专门化、规模化、企业化、休闲化，进行农业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农业新市场的宣传与拓展，具备都市型现代农业建设的多功能性，以园区化建设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是实现规模化发展与标准化生产的实施载体，主要有产业带动型和休闲文化型两种主要形式，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3．2．1扎实基础发展

密云农业园区化农业园区化是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的一种新型经济发展模式，是开发农业多种功能的重要形式，是开拓现代农业广度与深度的重要形态，已经成为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效载体。密云县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与秀美的自然环境景观相得益彰，融合传统民俗与现代气息，依托四通便捷的交通线路，为发展密云高端观光休闲农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实现农业跨越式发展创造了条件。京承高速都市型现代农业走廊、云蒙风情大道、101农耕文化休闲产业带、酒乡之路建设规模发展，紫海香堤香草艺术庄园、汤泉香谷香汤生活等创意农业，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古北水镇等休闲体验项目及鱼王美食一条街等休闲产业项目均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实现良好收益。

3．2．2休闲文化型园区丰富农业形式

休闲文化型园区是以观光、休闲功能为主，依托田园景观、自然生态等乡村资源，以农林牧渔业生产、生活活动为基础，融合农村民俗文化、产业文化与现代化服务业，发展农业观光园、果品采摘园和农事体验园等农业产业节点，提供乡村休闲、农事体验、观光采摘、品尝购物、农耕文化、民俗欣赏等农业经营形态，塑造高水平、高标准的农业园区品牌，具备观光、体验、文化、创意等特色功能，是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拓展与延伸，是集生产、生活、生态为一体的多功能农业形式，是优化农业结构，转移农村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形成具有“农游合一”与产业间融合发展的新型产业，代表着都市型现代农业园区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十二五”时期，发挥现有休闲农业优势，提升发展内涵，以“五园一区”推动农业园区建设，已有设施园区150个，连栋温室237093．8m2。1）休闲农业。密云县有机结合农业资源与旅游要素，实施休闲农业改造提升工程，休闲农业与乡村民俗旅游持续健康发展。成功引进张裕爱斐堡国际酒庄、古北水镇、港中旅房车小镇、紫海香堤艺术庄园等高端项目，成为京郊休闲文化新地标，打造绿色、生态、精品、精细的休闲产业，推进国际绿色休闲旅游产业综合示范区建设，2013年荣获北京市唯一“最美中国”生态旅游目的地市（县）称号。2013年东葫芦峪村挖掘葫芦特色资源，推出“葫芦宴”，引入观赏葫芦、把玩葫芦、食用葫芦等品种，建立葫芦长廊、展室，举办葫芦文化节，延伸农业产业链，发展民俗旅游。2014年上庄子村实行民俗户星级评选，发挥引领示范作用进一步提高乡村旅游管理服务水平。目前，密云县共有民俗户3606户，大力发展“一个民俗村就是一个乡村酒店”的管理模式。汤河特色产业沟将旅游景区、民俗旅游、主题观光采摘园、香草观光产业带有机融合，发展“农庄＋民俗户”的产业模式，结合土壤气候条件，利用林地资源，建设以观光采摘园、反季节特色种植采摘、农事体验型为主的休闲设施农业园，形成独特品牌。“酒乡之路”精品葡萄产业带项目在张裕的示范带动作用下，依托葡萄产业基础，延伸“酒庄＋种植基地＋庭院经济”的生产经营方式，加强酿酒用葡萄基地及企业建设，建设休闲葡萄园，2013年已发展鲜食和酿酒葡萄基地7000亩，建设葡萄长廊10000m，建设精品葡萄采摘园14个，完成景观节点建设16处。利用休闲渔业资源加强休闲渔业园区建设、改造与升级，建设养殖、垂钓、餐饮、住宿、娱乐等多功能集合的休闲渔乐园。发展休闲果园建设工程，进行低效果园更新改造、观光旅游果园、设施果品采摘园等现代化果品生产示范园建设。开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镇、示范点创建工作，石城镇荣获“北京市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镇”称号，蔡家洼荣获“2013年中国最有魅力休闲乡村”称号。传统农业结构得以改善，农业经营效益得以提高，带动民俗旅游业发展，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2）景观农业。密云县发展景观农业建设工程，2012年已建设北庄油菜花观光园、新城子雾灵西峰彩葵园、蔡家洼五谷花香园、车道峪人间花海景观园和古北口汤河薰衣草景观园五大景观农业主题公园，建设以药材、香草、油菜、油葵等为主题的景观农业2000亩。2014年围绕清水河、潮河、白河、京承高速、101国道、酒乡之路沟域等地区打造“六河、三路、一沟”生态景观农业带，建设6000亩油菜花、彩葵、荞麦等大地景观农业主题公园示范区，在密西路造林区域种植万寿菊、二月兰，实施造林工程景观，发展林下经济，新建5个2300亩果园，续建18个6700亩特色果树基地。北庄村的五谷丰登园形成了大地景观、观光采摘、农耕体验、科普展示等多种农业景观。景观农业提升密云都市型现代农业的生态服务功能、环境美化功能、综合生产功能，普通农田由单一模式转变为园区观光、休闲消费、农民增收的有效实体。3）创意农业。创意农业融合文化与科技要素，呈现出智能化、个性化、艺术化、特色化、品牌化的特点，其产品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与高科技性。蔡家洼玫瑰情园创新发展思路，打造北京首家融合玫瑰文化与玫瑰产业，集休闲观光、产品展销、农业科普及徒步和骑行基地为一体的多功能主题公园，在玫瑰园设计微缩景观欧洲浪漫城市之旅，不仅可以观赏采摘，还能DIY玫瑰产品与婚礼摄影等，结合餐饮住宿配套设施服务，满足人们对安全食品与养生农业的需求，创意出的豆腐宴声名远扬。推出休闲加工农业园，改造加工厂房、车间具备参观、品尝、观赏、休闲等功能，拓宽体验农业与会展农业的经营领域，是休闲加工产业的创新型发展。新城子小学推出“欢乐农场”教学模式，蔡家洼推出农耕文化活动，寓教于乐，以实践提升孩子们的农业认知能力。创意农产品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开发种类多样的“玉米迷宫”休闲旅游产品，收益是玉米生产价值的20～50倍。［2］

3．2．3产业带动型园区拓展农业链条

农业产业园区以政策为指引，以市场为导向，以农产品深加工为核心，以科技研发为途径，以产业基地为支撑，以体制机制为保障，以生态旅游为依托，利用资源、区位、产业、资金、人才等优势，以工业化的理念聚集与拓展农业产业链条，最终形成产加销一体化的农业模式。北京康顺达农业科技生态园依托政策扶持与良好环境，利用土地与自然资源，发挥农业生产功能、休闲旅游功能、综合服务功能、辐射带动功能与都市型生态功能，是一家集生态基地、食品研发、加工制造、休闲旅游、观光采摘、生态美食、科普教育、会议接待等“一园多能”的现代股份制企业，建立产业间互动机制，创造了农工、农商、农旅的新思路，形成一二三产业连接的产业化链条，发展有机农业，建设高标准蔬菜园区，是生产、加工、流通、推广的“标杆”示范基地，被评为北京市“标准园”、“密云县示范合作社”、“北京市京郊农产品示范店”，有独特的产业文化。

3．2．4沟域经济是园区化建设的推手

依托密云山区丰富的资源优势，通过资源整合、政策集成、全程打造的方式发展“一沟一品”沟域经济建设，投入建设休闲农业、景观农业与创意农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特色产业工程，提升生态环境整治，推进景观节点建设，推出农业特色品牌，重点建设沟域发展有机农业、设施农业等农业综合开发建设，打造融合观光、休闲、体验、养生多功能的休闲农业产业区。司马台—雾灵山国际休闲度假村沟域立足区位优势和自然资源，建成司马台长城景区、雾灵山龙潭景区、东极仙谷、紫海香堤艺术庄园等30余家景区，紧密围绕古北水镇龙头项目，形成“龙头景区＋农户＋民俗游＋休闲农业”的高品质、多功能、综合性的沟域文化发展体系。［3］紫海香堤艺术庄园以发展沟域经济为载体，突破传统的建设思维模式，优化山区种植结构，引进香草特色种植品种，打造形成了一个集养生、度假、休闲、体验、艺术创作、婚纱摄影、影视拍摄为一体的综合性都市型现代农业观光旅游区。

3．3农业标准化生产

农业的标准化生产是指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的标准化及规范化经营管理活动，运用先进科学技术、管理方式与服务模式，利用标准化手段生产安全优质的农产品，发展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及有机产品，完善标准化体系范围，规范指导农业生产，整合农业资源，提升市场竞争力，是实现规模化发展与园区化建设的标准手段，对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有重要的社会及经济意义。

3．3．1“三品”及基地建设是实现形式

“十二五”期间密云农业加强“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产品”的基地建设，培育绿色、安全、生态、有机、健康的密云农产品品牌，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实施标准化设施农业基地建设工程，按照集约性、休闲性、综合性、智能性的要求，完善现有规模设施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与配套服务体系，建设成为标准化生产、休闲旅游、规模化设施农业的生产基地。重点建设45万亩标准化生产基地，10万亩有机果品生产基地，果品销售企业有100家，果品加工企业达5家，10万亩有机杂粮基地，8万亩绿色蔬菜生产基地，5万群有机蜂养殖基地，建成市级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225个、有机食品基地7．8万亩、绿色食品基地6．5万亩，新增设施农业2万亩，发展10个休闲设施农业园。以扩大规模、提升品质为目标发展特色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穆家峪红香酥梨是经由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有机果品，其观光采摘园是北京果品协会果品物流中心认证的有机果品生产基地，东邵渠石峨玉皇李子有1000亩有机认证基地，蔡家洼樱桃全部采用有机果树栽培技术标准和节水灌溉技术，密云板栗自2004年实施有机基地建设，有机蜂蜜实施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百年栗园北京油鸡养殖示范基地致力于鸡生态化养殖与有机食品研发，凯诚柴鸡蛋获得“三品”质量认证。加大无公害农产品、有机产品的认证力度与基地规模，鼓励巩固、提高绿色食品，提高“三品”质量水平，加强质量安全监管体系与检疫检测体系，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与市场影响力，共同推动农业标准化有序发展。

3．3．2信息化管理搭建新型服务平台

信息网络平台是开展农业标准化的新型沟通渠道，拓宽业务推广领域，提高标准化水平与更新工作进程，促进标准化进步。2014年密云引进首家电子商务平台企业，搭建网络平台整合、包装、销售特色农副产品，提升品牌知名度。建立“密云休闲生态农业电子商务平台”，微时代搭建微信平台推送密云旅游信息，展示旅游资源与特色产品，开展主题营销与特色宣传，未来将上线全县景区和旅游乡镇微信平台。菜农上传图片到微信，网络远程问诊蔬菜病例，寻求各地专家会诊，快速解决生产问题，普及农业生产知识，减少农民收入损失。北京绿润食品公司利用电子交易平台网络销售农产品，北京农副产品交易公司作为创新型的投资平台整合双方电子交易、资金、信息等优势，建立综合易平台，发展海外订单，扩大市场份额，创新服务流通体系的标准化形式。

4推进密云农业“三化”建设的发展策略

4．1提升整体水平实现持续发展

密云农业整体发展水平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生态涵养功能尚需提升，区域优势特色有待强化，优化集中单一的产业布局形式，加强符合功能定位的产业支撑力度，合理利用农业空间，挖掘潜在土地资源，保护农业水资源，增加基础设施投入比例，加大疾病防范与生态保护力度，解决人力资源结构性矛盾突出问题，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培养专业化农业人才，提升信息网络化水平，加快有机农产品认证推广，壮大特色农产品品牌效应，提高休闲产业基础，升级高效规模经济，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有效化解不利因素，加快规模化发展、园区化建设与标准化生产，通过行之有效的农业工程推动密云农业的长久发展，以基础保障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建设的高水平可持续发展。

4．2调整产业结构注重生态建设

农业建设要以保护生态为前提，坚持在经济建设的同时，把生态建设和保护作为第一任务，完善长效保护机制，提升生态屏障与服务功能。根据生态环境承载力，进行农业休闲旅游资源的整体开发，合理规划农业资源，统筹规划休闲农业发展布局，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辐射作用，加强科技支撑力度，延伸一二三产业链条，以产业化发展拉动农民收入增长。重视发展循环农业与节水农业，深入推进循环经济，提高农资使用率与利用率，变废为宝，拉伸循环产业链，既保证生态农业健康发展，又能获得实在经济效益。

4．3完善标准体系保障产品安全

都市文化论文篇(5)

中国古都学。古都是历史城市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古都学创始人之一的史念海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古都和文化》中提出，该学科“研究我国历史上所有的都城的形成、发展、萧条以至于破坏的演变过程”，探明其中的规律。该著作同时指出，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论证古都兴起发展的自然地理因素，指出古都发展的经济基础，论述古都的上层建筑，论证古都演变之规律，服务于当前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其中，“论述古都的上层建筑”这项研究内容中涉及了古都文化问题。史念海先生这本著作中还有《中国古都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融通》、《中国古都和文化》等论文，可见先生非常重视古都文化研究。城市科学。其有很多分支学科：城市建筑工程学（包括建筑工程技术和建筑设计）、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管理学、城市生态学等，是以现代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群。城市建筑设计、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管理学的研究中应该包括城市文化，甚至要关注城市历史文化状况及演变。城市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城市空间组织规律性的学科，也是研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人文要素与一些自然要素在一定的地域内的空间组合及其规律性的学科。城市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主要关注当今城市。该学科的研究内容中虽也涉及文化要素，但却只是诸多要素之一，并不是主要之要素。

在城市考古学、城市史学、历史城市地理学等学科之外，还有一个关于城市研究的学科体系———城市学。该学科是在钱学森教授于1985年的倡议下建立的，不过只是作为城市规划的理论基础层次上的学科。他后来又提出“山水城市”这一概念，倡议把中国传统的山水诗、山水词、山水画和中国古典园林结合起来。这样，历史文化的内容便包涵于城市学理论之中。近年来，我国还出现了以大城市作为研究对象的城市学，例如北京学、上海学、香港学、西安学等，这主要是受国外城市研究学术思潮的影响。其中北京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是“研究北京城市及其环境共同组成的城市综合体的形成、演化、发展的基础、规律和特点”，研究目的则是“为北京城市发展战略和管理决策提供应用理论基础和实证研究”。学者们还指出，北京学不应仅泛泛论述北京现有市域范围内有史以来客观存在的各种事实和现象，同时应“深刻地揭示这些现象和事实形成的原因、发展变化的机制、相互之间的关系、所反映的问题实质，以及对北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产生的影响等”。据此可见，北京学、上海学、香港学、西安学等也包括历史文化的内容。前所提及的城市考古学、城市史学、历史城市地理学、城市学等学科的研究内容基本都包含文化要素。然而由于这些学科是与其他相关要素相结合对文化要素进行研究的，所以缺乏对文化要素尤其是历史文化研究意义和研究目的的具体阐释。很明显，这对该领域的深入研究非常不利。为促进对此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和思考，笔者特对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目的和意义进行总结，主要包括：1.探明城市历史文脉，揭示城市文化禀性与精神风貌；2.彰显城市文化特征，为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工作提供借鉴；3.挖掘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推进城市经济建设、文化产业与旅游业发展。城市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不但能够深化对城市以往发展规律和当前城市特征的认识，同时对于城市的和谐与持续发展有所裨益，由此可见，其究任务的繁重和作用的重大。

二、有关“历史城市”之界定

城市历史文化的研究对象是以“城市”为依托的，此“城市”不是乡村聚落，必须是历史时期形成，具有一定的发展史。这是以往常常使人困惑的难题，也是在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中必须首要明确的问题，学术界对于必须是“历史时期”这一问题已经基本意见一致，不过对于我国城市起源的时间，学者们看法尚存在分歧。有原始社会晚期说，此观点提出，中国城市的雏形是新石器时代后期龙山文化时期出现的古城[9]。但那时的“城”尚不具备城市的功能，原始先民筑城“所以自守也”，仅是防御性设施。《世本•作篇》记载颛顼时“祝融作市”，颜师古注曰“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曰市井”。可见“市”在我国历史上也很早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那时的“市”并非稳定的商贸市场，仅是以物易物的场所而已。《六韬》曰：“殷君善治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不过其中提到的“市”位置是在宫中，显而易见并不是一般而言的商贸场所，考古学者在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发掘中亦没有取得城中有“市”的资料和证据。《周礼•考工记》记述了西周都城丰镐的规制，其中明确提到“前朝后市”。另外，依据《周礼•司市》，周代已有专门管理市场的机构，其职能主要是“去盗”、“止讼”、“除诈”、“均市”、“平市”等。“市”有“大市”、“朝市”和“夕市”之分：“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揆诸史实，“城市”最早出现于西周。那时，“市”已经是“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城市这一地理实体能够容纳不同阶层人群聚居，是一个地区的核心，具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功能。由于“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者曰都”，所以中国古代的都城比城市出现早。夏朝初年夏禹所建都城阳城是中国古都学界专家论定的最早古都，遗址位于今天河南登封王城岗，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组所公布的研究结果，其年代为公元前2070年。据前述还可概知，在西周初年我国最早的城市—丰镐出现之前，还存在一个新石器时代氏族公社时期先民们修筑城址（或称城堡）与夏商奴隶制社会时期建成都邑之漫长发展时期。

以上所述是总体来讲我国城市的起源时间，而每座城市的产生年代是各不相同的，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学术界一般将清朝覄亡的1911年作为历史城市研究的时间下限，对于大陆城市而言，也可以定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为与当下有关问题直接相衔接，有一些学者把时间下限定在当今亦无不可，这可以根据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具体问题而定。此外，在“历史城市”的判别标准即“历史城市”的定义这一问题上，可以借鉴现代城市科学的一些内容。城市科学、城市地理学都明确论述了现代城市的定义和现代城乡界限的划分问题。城市科学关于“城市”的主要观点如下：城市可容纳一定数量的人口；城市是区别于乡村的社会组织形式，以非农业活动为主；城市是一定地域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不同范围中心的职能；城市相对聚集，以满足居民生产、生活需要；城市要提供必要的物质设施以及力求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城市是根据共同的社会目标和各方面的需要而进行协调运转的社会实体；城市具有继承传统文化，并加以绵延发展的使命。而城市地理学则将“城市”定义为：城市是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并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居民集居地，是聚落的一种特殊形态。城市科学和城市地理学都认为现代城市须聚集一定数量的人口，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具备多种功能。

反观城市史学界对“历史城市”的定位，这样的具体内容在其论述中比较缺乏。有的学者描述“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还有的学者指出：“城市是人类聚落的高级形式，也是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中国的历史城市学者常运用一种看似无奈的历史城市标准：凡历史上曾作为县一级政府驻地的聚落，即为历史城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曾对这一标准提出批评，陈先生指出，“历史城市”的确定采用这种行政标准明显有问题。20世纪40年代初，陈先生曾在江西东北的一些地方居住过，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进行说明。有一座非常小的横峰县城，当地有民谚：“小小横峰县，两家豆腐店，堂上打屁股，四门都听见。”然而因为是县治所在地，横峰被列为“历史城市”。可是距离横峰不远的景德镇，只因不是县政府驻地则被称为“历史集镇”，即便其是“四大名镇”之一。汉口作为明清时期武汉三镇之一，虽然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才成为县一级的夏口厅，从汉阳县管辖下脱离出来，但是马正林教授在其著作《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中却将汉口与汉阳、武昌并列为历史上著名的地方城市进行论述，陈先生充分肯定了这一做法。不过，马正林教授此举依然是按照行政等级确定“历史城市”，因为到清代末年汉口毕竟升为县级行政建置，马教授在书中也并未确立一个既具学理性又切合实际的历史城市判定标准。

根据以上所述，本文参照现代城市科学的现代城市定义，结合我国历史上城堡（城址）、都邑（都城）、城市发展演变史实，来界定我国的“历史城市”，具体为：我国的历史城市，是从西周建立以来由军政衙署、商肆集市、官邸民宅、手工业作坊、坛庙庠塾等五类功能性设施组合形成的拥有较多官民集居之大型地理实体。城市作为一定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具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功能。上述界定虽然没有要求“历史城市”具备县级以上治所或分封时代王国以上都邑的条件，不过却要有军政衙署，也就是具备行使统治管理职能的机构；对容纳的人口数量和聚落规模没有定量规定，却有定性要求；虽然没有强调必须有城墙，但是指出必须有军政衙署、商肆集市、官邸民宅、手工业作坊、坛庙庠塾等设施，也就是说不管城市级别高低、规模大小，为发挥城市的作用，必须“五脏俱全”。

三、关于城头山古城址并非中国最早的城市问题

前曾述及我国学术界由于对“历史城市”的判定标准认识角度存在差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出现了很多不同见解。有的观点指出“中国城市是与西方城市平行发展起来的，已有五千多年历史”；还有学者认为我国最早的城市是距今约6000年前的湖南城头山古城址，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中国馆将这一见解展示出来，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较大的反响。然而，城头山古城址是否为我国最早的城市，尚需探究。笔者坚信此说不确，特就此问题进行论证。

（一）湖南城头山古城址是否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古城遗址尚需深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论证1991年12月，我国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位于湖南北部澧县车溪乡南岳村的城头山古城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根据当时的测定其年代距今约4600-4700年。早于河南安阳后岗古城址、登封告城镇王城岗古城址和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古城址等，因而曾被学者论定是我国最早的古城址，而且被评为1992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然而，1995年河南郑州西山发现了一座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晚的古城遗址，约距今4800-5300年，还有文章指出其年代据C14测定为距今5450-4970±70年间，其筑城年代比城头山古城址早，为已知年代最早的一处版筑夯土城址。可是，湖南的考古专家后来又对城头山古城址进行了几次发掘，提出其城墙修筑过四次，而第一期城墙的建成时间距今约6000年。这样，我国最早的古城址就被论定为湖南城头山古城址。不过，我国史前古城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还有很大的开展空间，尤其是在中原发现为时更早的古城址的可能性很大，因而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古城遗址是否为湖南城头山古城址尚需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和更深入的研究论证。

（二）新石器时代古城址并非城市按照当今城市科学权威的意见：城市是聚集了一定数量的人口，以非农业活动为主，承担一定地域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职能的地理实体。这是城市的基本性质和特征，那么历史时期的城市同样应该具备。但是，“城”虽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经产生，但是那时建城主要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和防御的目的。同时这类古城址规模都不大，例如前述城头山城址，其平面略呈直径310余米的圆形，面积约7.6万平方米。并且这些古城址都以窖穴、房屋为多，还有墓葬、陶窑等，功能性设施很单一。一系列考古研究成果表明，这类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城址还只是原始先民居住的具有防御功能的聚落，而并非城市。西周的都城丰镐当是我国最早的城市。

四、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

城市历史文化研究包含的内容很广，涉及的时段也很长。一座城市产生以来，在该城市及其附近地区发生并与之相关联的文化事件和现象以及遗留的文物遗迹均在其研究范畴之内。笔者提出几点原则性意见，以促进城市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的发展。

（一）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基础城市历史文化研究要充分关注城市兴起和发展所依存的地理环境与伴随城市兴衰演变所产的环境变化；另外须紧密结合城市考古学和城市史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城市科学有关当今城市发展动态与未来发展的新理念、新动向。唯有如此，方可使城市历史文化研究具有深厚而广泛的根基和前瞻性动力，从而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既处于学术前沿，具有创新性，又符合时展需要，有用于世。

（二）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第一层次，属基础性的，也就是探讨城市所在地区的地域文化。我国历史绵延数千年，国土面积广阔，由于历史进程的差异和自然环境的不同，地域文化十分丰富。就其大者而言便有齐鲁文化、巴蜀文化、中原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吴越文化、三晋文化、滇黔文化、荆楚文化、闽台文化、岭南文化、陇右文化、新疆西域文化、青藏高原文化、关东文化、蒙古草原文化等地域文化区。尽管这些文化区都是华夏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可各有区别于其他的鲜明特色。所以城市历史文化研究须注意：城市形成于不同的地域文化区，其历史文化便都一定程度带有该地域文化之烙印。另外还要明确，在不同地域文化区内，其文化状况又有更下一级的分异。以三秦文化区为例，陕南、陕北和关中三个不同区域的文化就明显有差异。属于长江水系的陕南秦巴山区，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对其影响更多一些；晋北文化和蒙古草原文化对陕北黄土高原地区的文化影响更大一些；而关中地区则为长安文化涵盖的地域范围。所以，在西安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中，便应当注重研究三秦文化尤其是长安文化及其对西安城市文化的影响。而武汉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便要结合荆楚文化尤其是江汉平原之地域文化。在三门峡地区，因属中原文化大区内之河洛文化亚区，还属河洛文化亚区之虢文化区，所以应把中原文化、河洛文化和虢文化结合起来分层次进行研究。第二层次，属主体性的，也就是探索城市区域内与城市发展相关的各种文化现象及其嬗变。不仅包括现存的，而且包括历史上出现但现在只有遗迹和余韵的；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非物质文化。就其大者而言有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包括建筑设计与施工技术、城市规划等）、服饰饮食文化、礼仪文化（包括伦理道德和祭祀活动等）、歌舞竞技等。第三层次，属升华理念性的，也就是研究制度文化和理论观念等。即以第一、第二层次研究为基础，把城市所属地域文化和城市主体文化相结合，进行理念层面的总结和提炼，从而取得更深入的认识，获得理论性成果。以城市规划为例，既要厘清陈明历史上的规划内容和实施情况，也应揭示阐明古人制定该规划的指导原则和思想观念。应当加强探讨城市历史文化的理论问题。这一理论研究工作与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第三层次是两个范畴。倡导对城市历史文化主体部分相关问题进行升华性研究，仅是研究具体历史文化现象和事件。此处则是倡导对城市历史文化这一学术领域整体研究工作进行理论探索，其目的是促进这项当前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以期该领域理论性的探索取得突破性进展。

五、关于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理论问题

20世纪50年代之初，我国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侯仁之先生在论文《“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中，指出历史城市地理研究要以复原、总结历史时期城市所在地地理环境特点及其变迁为切入点，方可探明城市起源、城市性质和其发展演变等一系列问题，这奠定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基础。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先生与浙江大学陈桥驿先生等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进行中国古都学和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时，不仅注重研究地理环境及其变迁对城市形成、发展的影响，还注重研究历史文化对城市形成、发展的影响，这为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增加了新内容。笔者近年来以这几位前辈学者在历史城市地理学理论探讨方面所获创见为基础，提炼概况出“环境—文化理论”，这一理论思想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界在约50年的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总体而言，“环境—文化理论”仍在进一步建设中，不过该理论体系内涵的一些要点已逐渐明确。主要有：———影响历史上都邑城市兴衰发展及其功能、形态形成与变化的两大主要因素是地理环境特点及其变迁与区域文化特色及其嬗变。———关于地理环境，不仅包括地貌、气候、植被、海岸线、河湖等自然地理环境，还包括政治、经济、民族、人口、交通等人文地理环境；不仅注重其微地理特征，还注重其宏观地理形势；不仅关注它们的渐变，更关注它们的突变。———关于区域文化，主要有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制度文化、建筑文化等，且具层次性。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处于基础层次；建筑文化处于中间层次，体现城镇景观特色；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处于最高层次。———探寻历史时期都邑城市兴废演变与发展历程及其规律，必须通过将地理环境及其变迁与区域文化及其嬗变结合起来，进行时空交织、人地关联的综合研究。

都市文化论文篇(6)

城市主题文化就是根据城市特质资源形成的特质文化来构建城市主题空间形态,并围绕这一主题空间形态来发展城市、建设城市的一种文化策略。城市主题文化建立在特质资源形成的特质文化基础上,具有特质资源的独特性和特质文化的地区垄断性。它既能使城市特质资源显性化,又能使城市特质文化主题化和名牌化。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伴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城市化建设正以空前的规模展开。城市由城市化经济建设开始向城市文化建设转型。在城市特色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人们对城市主题文化价值认识越来越深,促进了城市主题文化建设的步伐。相反,城市主题文化的缺失或定位不明会导致城市文化之间的冲突和混乱,不能形成有效的合力,甚至影响城市化进程,大多数城市至今仍自我陶醉于“魅力城市”、“活力城市”的打造上,这就大大制约了我国名牌城市建设的步伐。形象是社会公众对某一特定事物的感知、看法和评价。城市主题文化形象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城市主题文化,是城市主题文化的综合反映和外部表现。城市主题文化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首先要解决城市的主题定位问题。所谓城市主题定位,就是按照原创性、特质性和系统性的原则,找到城市的主题和灵魂。没有主题的城市就没有个性化的竞争优势,就没有差异化的发展战略,因此就很难做到可持续发展。城市主题越突出,城市的影响力就越大;城市主题越鲜明,城市的增值潜力就越高;城市主题越发达,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就越强。因此,构建城市主题文化,科学定位城市主题文化形象已经成了当前城市特色文化建设和世界名牌城市建设的迫切要求。

二、城市主题文化形象定位的重点和难点

(一)深入分析城市文化发展的历史,深度挖掘城市特色文化

城市特色文化积累与城市主题文化创造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关系从城市诞生那一天起始终伴随着城市发展。城市特色文化作为城市特质、城市特殊禀赋、城市鲜明特征的符号,积累到一定阶段便产生和创造出了城市主题文化。但由于受地理、环境、政治、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各个地方城市文化也会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只有深入分析城市发展的历史,才能找准城市文化的特色、主题;只有深度挖掘城市特色文化,才能使城市主题文化在区域竞争中处于垄断地位。

(二)科学把握城市文化未来发展方向

面对城市特色文化建设和世界名牌城市建设,不能囿于传统的思维定势,就文化谈文化,就特色谈特色。特别是对于城市特色文化建设和世界名牌城市建设,在思想认识上要避免狭隘性、片面性、主观性和封闭性,应建立前瞻性、创新性、系统性的城市主题文化发展观,使城市特色文化建设和世界名牌城市建设不再是一种城市形象、城市品牌的简单塑造,而是城市经济特色、文化特色、建设特色、精神特色的系统工程。高度重视城市主题文化建设对城市特色文化建设和世界名牌城市建设的作用,是当今城市特色文化建设和世界名牌城市建设的重要任务。同时,需要我们不断对城市特色文化建设和世界名牌城市建设的发展趋势进行前瞻性思考,做出精准的分析和判断,提出前瞻性、创新性、系统性的城市主题文化发展策略,使中国城市在最短的时间内进入世界名牌城市的行列。

(三)找准城市主题文化,创建强势主题文化

城市主题文化越张扬,城市的影响力就越大;城市主题文化越鲜明,城市的增值潜力就越高;城市主题文化越显著,城市辐射力就越广;城市主题文化越系统,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就越强;城市主题文化越突出,城市成为世界名牌城市的机会就越多。由于城市文化的消失、雷同和散乱,常常影响到城市主题文化的定位,甚至影响到城市的发展,因此,如何找准城市主题文化、创建强势主题文化成为当今城市主题文化定位最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城市主题形象定位的理论

(一)差异化理论

城市差异化发展是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依据历史与现实考虑,着眼未来,充分发挥和运用城市某一独特方面,形成城市发展的比较优势和规模效益,提升竞争力,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张鸿雁教授曾指出:“中国正出现‘千城一面’的城市形态与格局,城市似乎成为‘生产线下来的产品’,中国城市的个性文化和文化个性及‘集体记忆’正在整体性丧失。因此,这个时代呼唤着民族性城市形态的构建,呼唤着民族性城市形态的整体记忆的再现和重新思考。”而这正是城市定位的价值诉求,城市定位就是要寻找或重塑城市的个性文化、民族性地方文化,实现城市独特记忆的光辉再现。差异化发展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城市主题文化定位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

(二)城市意象理论

城市意象概念的提出始于凯文•林奇,他认为每个人在自己的环境中形成了对城市的局部印象,叠加后对城市的整体印象形成共识,这种共识即城市意象。张鸿雁认为要创造良好的城市形象,必须创造性地开发城市的意象要素。城市意象就是通过观察者对城市的观察、感应和认知过程,在人头脑里形成关于城市形象的主观印象,它是观察者与城市空间环境之间双向互动作用的结果。意象的内容既包括城市的特色与结构,也包括意蕴与内涵。这些观察者既可以是城市居民,也可以是旅游者。但是对城市居民来说,城市的工作与生活先于对城市物质环境的感知,且由于长期处于其中,不易发现城市的特点,对感官也难以产生强烈的刺激,因此城市意象对一个外来观察者即旅游者来说更有价值。

(三)超现代经济学理论

超现代经济学是二十一世纪新兴的一门学科,它包含多重场理论、互约原理体系、飞地理论、国际基本竞争轴理论、广义价值理论(厂商价值分解)、广义资源统理论、利他动机与动力理论、社会结构与动力理论、经济相对论、复合人理论、多重规律理论等。超现代经济学深入剖析了社会的前沿研究理论,对社会经济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四、云阳县城市主题形象定位研究

(一)云阳县概况

云阳县位于重庆市东北部,地处四川盆地边缘,东与奉节为邻,西与万州区、开县接壤,北与巫溪相依,南与湖北利川连界。全县面积3649km2,辖42个乡镇,2008年末人口132万,是三峡库区最大的移民县。云阳新县城是三峡库区远距搬迁的县城,是由原旧县城云阳镇、云安镇、双江镇组合搬迁而成。新城依山而建,三面环水,岸线长13.1km,水陆交通方便,有崖城的气质,湾城的风韵,兼具山城和水城的特质,城市建设区15 km2,城镇化水平达28.81%。城市总人口16余万人。通过十年的艰苦奋战,现已成为三峡库区一座独具特色的移民旅游新城。

(二)云阳城市主题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1.城市记忆的消失

城市记忆是在历史长河中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也是一座城市文化价值的重要体现。云阳新城是由原旧县城云阳镇、云安镇、双江镇组合搬迁而成,新城的建设使得很多城市记忆被无情地抹杀,特别是千年古镇及盐文化胜地云安镇城市文化记忆的消失可以说是云阳城市文化资源最大的遗憾之一。

2.文化资源开发深度不够,缺乏有效整合,未形成集聚效应

虽然云阳县内文化资源丰度高,而且已进行了初步的文化开发,形成了融观光游览、生态探险、温泉旅游于一体的产品开发格局,但是精品旅游资源少,市场影响力淡化,很多旅游资源之间都是独立存在发展,没有在空间、旅游线路等方面形成品牌,也未产生集聚效应,在旅游市场中难以形成竞争力。

3.同质化严重,主题与特色不明显

周边低层次开发项目众多,新城周围如万州、开县存在着重复和类似的文化开发问题。目前重庆绝大多数县市都在开发巴文化、移民文化、红色文化等,相对于其他县市的文化建设来讲,云阳县的文化并没有明显的特色。

4.现有文化资源缺乏有效的整合

云阳县既缺乏文化资源开发的组合,也缺乏文化资源与周边其他资源的有效组合,各类资源均是孤立分散开发状态。

(三)基于差异化理论的云阳城市主题文化定位

基于差异化理论,主要选取了地域相邻、文化相近、区域竞争强的万州、开县进行差异化比较研究:相对而言,开县文化更加厚重,多元性较大,再加上雪宝山风景区等自然景观,使其在旅游发展上具有极大优势;万州除了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外,还具有依托港口发展起来的新都市文化,随着把万州建设成为三峡库区最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中心、最大的物资集散中心、最优的科教文卫金融信息中心、功能最完善的旅游服务中心、重庆市新兴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工业基地和优质农产品基地的发展策略的制定,万州定位为经济发达、社会文明、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重庆市第二大城市。所以在文化资源的赋存程度上,云阳都不具有以上优势,在资源条件弱势的情况下,找准自身特色文化,走差异化发展之路,就成为城市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依据对周边各区县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的比较,依托云阳的优势文化,将其城市文化的主题定位为“恒侯聚首圣地,智慧移民之都”。其中,“恒侯”指张飞;“聚首地”借张飞“身在阙中,头在云阳”的著名典故,积极将云阳建设成为移民聚首、资金聚首、人才聚首、游客聚首、商家聚首、企业聚首的文化之地;“智慧”暗指云阳良好的文化教育传统,以及全县倡导人文精神、发扬智慧品质的传统;“移民之都”并非单指移民之地,而是一个具有全方位展示移民文化、品味移民精神、回味移民历程的文化之都。

(四)基于城市意象理论的云阳城市主题文化定位

云阳拥有山水生态文化、移民文化、梯坎文化、军事文化,但这些文化在周边区域都不具有比较优势,急需对文化进行整合,发展“意象云阳”是云阳城市文化发展的有效出路之一。首先,就全国而言,还没有一个以“意象之城”为主题的城市文化品牌;其次,城市意象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研究,并在九十年展迅速,至今仍是一个研究热点话题,拥有深厚的理论基础;第三,云有良好的“意象之城”发展基础。在分析云阳文化资源后,可以将云阳文化整合成情意、景意、文意三方面的意象。情意所展现的主要包括:张飞庙的情义文化;磐石城、双井寨的忠义文化;彭氏宗祠、彭氏老屋的仁义文化等。景意所展现的主要包括:万步梯的大地景观文化、滨江公园的三峡文化、山地景观文化、云阳县长江大桥的景观文化等。文意所展现的主要包括:云阳县悠久的历史文化、民风民俗文化、诗词歌赋文化等。由情意、景意、文意三方面构成的大意象体现出意象之城。在全面分析云阳城市主题文化的基础上,立足山水生态文化、移民文化、梯坎文化、军事文化等,进行宏观策划,微观分析,并在把握云阳县城市主题定位的宏观性、综合性、系统性、战略性、超前性、创新性的前提下,将云阳城市文化的主题形象设计为:“水墨云阳,意象之城”。该形象主题的设计,以云阳新县城为主题,以情意、诗意、景意,以及创意、新意为设计背景进行策划。其中,“水墨云阳”所展现的是云阳移民新县城给人的整体意象,也是云阳良好的自然峡谷风光、生态良好的再现;“意象之城”是将云阳文化整合成由情意、景意、文意三方面共同构成的云阳意象之城。

(五)基于超现代经济学的云阳城市主题文化定位

鉴于云阳城市主题文化不明显,区域城市文化比较优势弱的情况,急需对云阳城市文化进行整合,笔者通过对云阳城市文化的解析,运用超现代经济学的幸福经济、荣誉经济、浪漫经济、情感经济等前沿理论对云阳城市文化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将云阳城市主题文化整合提升至情感层面。情感是人们在生活中最复杂、最本质的一种生理反映,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基础和动力,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最高追求。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无数可歌可泣、流芳千古的传说、故事,无一不充满了情感,可以说,情感是人类最先进的文明成果,是人类优良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笔者依据对云阳城市文化的解析和周边城市差异化的比较研究,结合国际城市文化发展规律和趋势,将云阳城市文化的整体定位为:情感之都。依据对云阳城市文化的分析,将其城市主题文化定位为:“江风山月,情感云阳”。其中,“江风”借助云阳最著名的张飞庙“江上风清”诗句,有利于提高滨江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山月”从整体上展示和描述了云阳的城市自然风貌,点明了山水江城的城市特征,同时“月”与“阳”相对,增加了形象的美学特质;“情感”是对整个云阳城市文脉的提炼,奠定了“情感之都”的形象特征。

都市文化论文篇(7)

都市文化研究在中国并不是一个新课题。不过无论中西，现代性的历程是人类城市发展历史的关键转折：现代性的进程促进了都市的急剧膨胀，现代性也在都市中迷茫，最后，现代性在都市中终结。正如本雅明等人的研究表明的那样，现代性本身的问题在都市的空间结构和生活方式上得到某种清晰的再现：现代性进程从其一开始起，它就相信它比古代世界能够更好地理解自身、掌握自身的命运，现代性由此蔓延为一个巨大的“理性”规划的中介性体系，但它最终发现自身就是那个幽暗的、无法理喻的“物自体”，现代性最终倒在了自己身上，最多是倒在了自己的影子之上；都市生存的秘密，就在于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那种作为中介体系的抽象性和虚无性当中。都市不是现代性视野中的历史地层的抽象堆积，但也不是后现代主义所欢庆的多元化和碎片化的历史丘墟，同样也不是自然主义和怀旧眼光中的光怪陆离——都市文化研究特别容易在这些看似具有诱惑力的问题当中迷失，而我们看到今天的都市文化研究确实迷失在自己的研究“视野”和“对象”领域当中。都市的历史与现代性密切相关，但又超出了现代性可理解的范畴，因此，今天的都市研究首先必须彻底超越现代性理论的各种显在和隐蔽的前提。今天中国的都市文化研究，必须达到这样一种思维的翻转和文化自觉状态：都市本身就是我们的生存实体的文化体质和文化轮廓，是我们的生活背靠着的文化价值标尺。在都市文化研究的“客观”视野和“外部”观照之外，我们需要同时具备一种从生存主体出发的“内部”视野。文化本身就是生存理念和生活方式的问题，但现代性的（都市）文化观念内部，乃至都市“生活方式”本身，都恰恰缺少或者被放逐了一种生存性的核心。这里强调这一点，不是试图回到一种诸如现代早期的人们对于都市的乐观主义的天真赞歌，而是在经历所谓后现代的破碎和荒诞之后，必须具有的一种现实主义态度。

上世纪90年代前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在国内掀起了一轮都市研究的热潮。之后，都市研究的“理论”越来越多，关于都市的描述、分析、“书写”、“影像”越来越多，“城市文学”或“都市文学”越来越多，但在理论观照和似乎是“客观”而“理性”的研究视野当中，都市文化的生存格局和生活世界图景，就像是小说中的故事情节，或者是城市规划的沙盘模型一样，并没有成为人们的核心问题关怀，反而在日益纷杂的研究范式和学术路径当中愈加模糊不清。这一点与新中国成立以前，一些学术前辈立足于中国本位、带着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历史的通透理解和建设新中国的现实关怀，展开乡土中国和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照。但都市文化本身和目前中国都市发展建设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复杂性，使都市文化研究的困难和难度其实更甚于此。造成这一结果的甚至是一种“结构性”的原因：当中国式的都市生活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时，我们不仅没有重新演绎西方对于都市化问题的认识过程和研究历史的时间，甚至没有真正客观地审视和观照这样一种对于我们而言是全新的生活方式的空间距离——所以那种貌似研究的“客观性”，只有以放弃与放逐真正的研究对象为代价才能做到。因此，都市文化研究的文化自觉的第一层意思就是，必须以一种高度的严肃性承担起生活理念关注和（可以从海德格尔意义上理解的）“生存论筹划”的重负。这不仅仅是需要一种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历史基础上的都市研究理论上的自觉——目前都市研究的理论模式往往来自于西方，或来自西方理论的启示，比如，不发自内心地理解和尊重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天人观、世界观和文化思维方式的整体性，就不可能理解北京这个大都市直至今天的城市格局和其中的生活方式；同样，不在此前提下，也不能从天津的城市布局的形成、发展当中看出近代中国历史的错乱步伐……但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这里需要的不仅仅是在西方问题的终结处重建我们自己的起点，而且还需要将西方的批判性反题包括进自己的肯定性、综合性的问题关怀中，或者不如说，需要将一种更加强烈的生存性关怀、本土文化认同和现实问题指向包括进自己的问题性当中。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西方的都市文化研究往往是“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课题，但在中国却大量地出现在文学、美学这样的学科领域当中，可能正是这样一种情形或需求的曲折反映。因此，中国的都市文化研究需要一种更加属于“完成”状态的理论：历史没有给我们留出从容的思想实验的余地和容忍理论试错的抽象层面，如何在都市生活当中同时克服现实性进程中的价值虚无和意义放逐，在理论研究当中同时完成都市生存和生活方式的文化价值“筹划”与抉择，是中国的都市文化研究在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历程中必须要承担的使命。

都市本身由于它所积聚的巨大的文化能量和文化前哨地位，尽管都市往往是各种地理意义上的中心，但却是全球化格局中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的边境和文明政治交锋的前沿。然而目前中国的大城市，在经济和物质层面上与西方世界日益同质化的同时，在文化价值的层面上被加剧空洞化了。正如有研究者对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摄像机中的一则“上海故事”所作分析指出的那样：“就发展市场经济来说，上海好像也不比香港或纽约差……然而这个优越感现在变成了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严格说是一种政治上的优越感，在它的注视下，上海好像的确是缺少了点什么，热闹下显出一种空洞。它好像是在说，你看中国人从来就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从来就不知道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没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他们的政治不过是为经济服务；他们的文化已经完全被消费主义吞没……我们生活在自己的时间里面，而他们生活在别人的时间里面。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现实；他们只有别人的梦。那个空洞是价值的空洞。此时画面上的浦东，看上去更像一个‘现代性’或‘全球化’的海市蜃楼。”（张旭东《韦伯与文化政治》）无须讳言，目前的所谓全球化的世界，无论从物质层面还是从文化价值层面，都是由西方世界所主导的，中国式的都市发展，在未来如果不能做到一种文化上的自觉，将在整体上面临沦为西方的“文化租界”的危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离开文化上的复兴；而文化上的复兴，不能仅仅停留在传统经典文化的诵习和传承方面，更要从生活理念、生存方式的层面上真正地去理解、亲近、践行和弘扬中国文化当中那些最优秀的文化价值理念：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着世界上最好的普世价值和生存理念。都市建设和都市文化在这些方面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应该怎样去设想一种中国式的都市文化和都市生活方式，这是当前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应该具有的起码的问题意识。这其中的核心，就是都市文化研究的文化自觉的另一层含义：当前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中心议题，应该是探讨都市生存、都市文化如何成为落实中国式的文化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的样板的问题。未来世界的竞争的主流趋势必然不是军事和战争层面的竞争，经济层面的竞争也将被合作共赢的现实态度所主导，未来真正的竞争是文化价值和文明政治层面上的竞争，是生活方式乃至生命政治层面上的竞争，是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中国人/西方人”、“怎么做一个中国人/西方人”的文化价值理念上的竞争。这就要求都市文化研究不能停留在研究高楼大厦的建筑审美和电影院的票房趋势上，也不能仅仅关注都市乃至个别都市本身，而是必须把那些星星点点、耀眼的都市从整体上当作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的价值谱系和意义星座，从全球性的文明政治的主体性和者的视野出发，筹划和描绘中国人的都市生活理想，守护中国式都市生存理念和生活方式的正当性。这不仅仅是今天的都市文化研究必须担负的文化职责，同样也将是都市文化研究的全新课题。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