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学论文篇(1)

关键词： 唐诗宋词 情感教育 高中语文教学 意境欣赏 写作实践

唐诗宋词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璀璨的明珠，江苏在高中阶段增设选修教材《唐诗宋词选读》，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编者的出发点是让学生在流光溢彩的美的殿堂里，感受唐诗的风韵，体会宋词的雅致，从而培养自觉的审美意识和高尚的审美情趣。作为中学选修课，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语文既有工具性，又有人文性，它是中华民族极其丰富的人文精神的荟萃。教学中利用好唐诗宋词的教学并渗透情感教育，可以使学生在学古诗词知识的同时，精神得到充实，正所谓“润物细无声”，通过唐诗宋词教学，培养青少年强烈的爱国意识、民族自豪感和高度的民族文化认同感。

一、在诗文诵读中激感

余秋雨认为：“古代诗文是蕴藏在无数中国人心中的雕塑和建筑，而一代接一代传递性诵读，便是这些经典绵延不绝的长廊。欧洲经典的长廊安静肃穆，中国经典的长廊书声琅琅。”朱光潜说：“要养成纯正的文学趣味，最好是从读诗入手。”《唐诗宋词选读》中选取的诗词作品皆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其中蕴涵着丰富的精神财富。

教学中创设情境，教师范读，有表情地朗读，并且带有真情的投入，激起学生的感情涟漪，形成“物我同一”的意境，让学生产生求知的渴望。同时让学生多读，让学生出声地诵读，低唱慢吟地诵读，也可“不求甚解”地诵读，直面经典，品味诗歌中蕴含的丰富情感。朗读中教师带领学生分析诗句的背景和意义，共同领会作者所表达的精神境界；再让学生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想法；最后师生共同体会作出正确的评价，教师注重当好“导演”。

初唐阶段随着以“四杰”为代表的中下层文士的崛起，突破宫廷诗风的格局，给诗歌注入情思浓郁、气势壮大的气息。其中《春江花月夜》曾被闻一多先生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此诗的难点是诗歌中所传达出来的对宇宙和人生的思考，学生理解起来有困难。教学中教师指导学生反复诵读，教师诵读与学生诵读结合，找出诗中月夜美景的语句、阐述人生哲理的句子反复朗读。诵读的同时要将问题讲深讲透，并且要进行正确引导。感受诗歌本身韵律节奏美，感受诗人灌注在诗中的悲慨激荡的感情旋律，那旋律既不是哀丝豪竹，又不是急管繁弦，而是像小提琴奏出的小夜曲或梦幻曲，含蕴，隽永。诗的内在感情是那样热烈、深沉，看来却是自然的、平和的，犹如脉搏跳动那样有规律、有节奏，而诗的韵律也相应地扬抑回旋。全诗共三十六句，四句一换韵，共换九韵。全诗随着韵脚的转换变化，平仄地交错运用，一唱三叹，前呼后应，既回环反复，又层出不穷，音乐节奏感强烈而优美。这种语音与韵味的变化，切合着诗情的起伏，可谓声情与文情丝丝入扣，宛转谐美。教学中通过诵读让学生感受大自然的奇丽景色，了解诗人对人间纯洁的爱情的讴歌，把对游子思妇的同情心凸显出来，与对人生哲理的追求、对宇宙奥秘的探索结合起来，吸引学生探寻其中美的真谛，深刻体会诗作中蕴涵的博大的生命意识。

二、在意境欣赏中理解情感

意境是指抒情性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活跃着生命律动的韵味无穷的诗意空间。在《唐诗宋词选读》教学中，通过带领学生理解诗词作品中的意境美，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理解作者的情感。

在教学“沉郁顿挫的杜甫诗”这一专题时，先了解杜甫生平及其诗歌的特点，他形成了韵律完美、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被尊为“诗圣”，为后世的诗歌艺术树立了博大精深的光辉典范，具体诗歌教学中指导学生通过意境的欣赏理解诗人的情感。《旅夜抒怀》勾画了这样的意境：孤弱的细草在无边的风里飘摇不定，孤立突兀的危樯和孤独的小舟对抗漫漫的长夜，星空低垂愈显原野辽阔无边，明朗的月空下江水汹涌澎湃奔流不息，意境凄冷与雄浑阔大并存。诗人胸中那股抑郁不平之气，对统治集团内部黑暗的强烈不满，以及对国家命运、苍生疾苦的满怀忧虑之情，在诗人笔下表现得异常深沉婉曲。忧愁郁结，却往往欲吐还咽，柔肠百转，真正体现其“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

李白诗歌意境的塑造，主要通过他恣意的夸张和奇特卓异的想象变现出来。从“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木暮成雪”感受时光的易逝、人生的短暂；从“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黄鹤之飞尚不得过”感受蜀道的高耸；从“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感受友情的珍贵。教学中通过意境的赏析理解诗人们在追求建功立业的道路上，显示强烈的自信心和铮铮傲骨；理解诗人崇尚独立人格和高洁品质，进而引导学生主动进入文本世界进行审美体验，培养学生自己的人格、气质、生命意识。

三、在写作实践中培养情感

《唐诗宋词选读》教学与学生的写作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情感。教学时指导学生将诗歌用散文化的语言表达出来，将某一首诗歌，或是多首诗歌的整合中提炼的主题让学生进行写作，或者进行研究性论文写作活动，在写作实践中培养学生的情感，这是对学生语文综合能力的培养。

例如，在教学辛弃疾《青玉案·元夕》这首词时，让学生用散文化的语言叙述词作内容：东风仿佛吹开了盛开鲜花的千棵树，又如将空中的繁星吹落，像阵阵星雨。华丽的香车宝马在路上来来往往，各式各样的醉人香气弥漫着大街。悦耳的音乐之声四处回荡，如风萧和玉壶在空中流光飞舞，热闹的夜晚鱼龙形的彩灯在翻腾。美人的头上都戴着亮丽的饰物，晶莹多彩的装扮在人群中晃动。她们面容微笑，带着淡淡的香气从人面前经过。我寻找她千百次，都见不到，不经意间一回头，却看见了她立在灯火深处。在理解了全词的基本内容后，让学生用文字解读作品中“那人”及其处境？学生解读方式很多，概言之，“情人”、“志同道合的知音”、“孤傲、清醒的自我写照”、“一种对理想的追求状态”。写作时指导学生将诗文迁移到相关的文题中。

唐宋文学论文篇(2)

《唐宋诗宏观结构论》由上下两编构成，共分七章，既对中国古典诗歌从产生到唐诗宋诗的整个发展历程进行了明晰又细致的考察与描述，又对这一时期重要诗人的诗学成就与诗史地位做出深人的考证与探讨，并以此为基础，进而对历代唐音宋调的研究进行了学术史的初步勾勒与评述。这两部分，分而言之，或宏观评述，或微观考证，或总论群体，或分梳个案，都侧重于唐宋诗某一层面的深层挖掘与开拓;合而观之，又前后辉映，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许著不仅为唐宋诗发展史的研究做出了新的探索与铺垫，也为唐宋诗的学术史建构做出了成功尝试。

宏阔的学术视野和史的发展观是许著最引人注目的特色。体现于三个方面:

(1)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唐音宋调之所以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座峰巅，唐宋两朝的时代环境固然是其决定因素，但先唐的诗史却是其不可中断的源头。许著对于这一点有深刻的体认，将唐宋诗置于中国诗学的整个发展进程中加以考察，不仅专辟一章(第一章)进行综述，而且这种宏观的意识贯穿全书，且精论叠见。他认为，唐前整个古典诗歌发展史，以诗骚范式的擅递、转型及南北文化因子的渗融、裂变为标志的演进，同时也表现为文人诗的最初萌芽过程，进而分析诗骚范式对后世诗史的规范首先表现于《诗经》的影响。许著认为，经战国至秦汉，伴随失落了文学本色的经典化的《诗经》对后世的全部文学史内涵与走向都产生了无可拟伦的支配与规范作用。《楚辞》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对《诗经》诗性精神的承传和发扬。“自唐代开始，诗歌创作显然进人以文人诗为主体的新阶段”(《第一章规范:唐代前期》)的繁荣正是中国文人诗的繁荣，深有卓见，应该说，这是唐诗研究史的新见解。许著将学术置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政治环境之中加以关照，从历时态上，将唐音、宋调对比整合，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持论公允而分析深刻。就其效果而言，对于唐宋诗的区别由模糊渐趋清晰，由零散机械渐趋系统辨证，反观过去的研究，问题本身进一步深化了。

(2)对传统进行解构，并重新建构新的理论框架。许著打破传统文学史中唐分初盛中晚、宋分南北的研究格局，将唐宋诗史视为从未间断的一个整体三个阶段加以重新审视，认为唐代前期为文人诗的规范时期，由汉魏风骨与齐梁词彩相融合构铸文人诗普遍的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在多样化风格的诗歌中表现出完全统一的理想化的艺术精神;唐代中期至北宋为文人诗的裂变时期，由于大一统朝政的紊乱，政治社会危机不断出现，那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想化的社会心理与时代精神随之失落，文人的心理、行为走向多元，从而造成文人诗整体艺术精神由裂变而转向。伴随文学内质建构的演变，文人诗在功能、格调及审美趣味、艺术类型等方面也逐渐发生变化，在诗歌体格逐渐精密与分裂中孕育出与“唐音”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范式—“宋调”;南宋为文人诗的重构时期，表现为“宋调”中的“唐音”回归和重新定位。

(3)许著将唐宋诗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重新审视，发现唐音宋调在显著的区别背后仍有其相通相融的特性。唐宋诗史演进的三个阶段并非孤立前行，而是相互交织，贯穿唐、宋两个朝代的始终。尚奇的诗学思潮，在唐宋诗史上形成了无数新奇的审美领域，努力贴近生活的写实思潮，产生了许多诗史名作，唐宋诗始终向着“以文为诗”的方向发展，使传统的诗歌功能与表现范围得到进一步拓展，生逢乱世的诗人的心灵悲歌体现了读书者的心路历程。这四个方面的诗学思潮贯穿唐宋两朝，同时将流变中的诗史整合为一体。许著在唐宋诗的动态递擅中架构了唐宋诗歌的宏观结构，揭示出一段经典文学史的整体进程。在这个整体的演进中，“唐音”、“宋调”的争论得以消解。这样的论述，层进层深，由诗歌的源流转向诗学本质，问题的关键和要义也在层层转化与深人中逐渐凸显。

唐宋文学论文篇(3)

关键词：唐宋诗歌；异同

唐宋诗歌，在风格情调上有其整体性差异，这早已是诗学界公认的事实。自南宋始历代诗论家便十分重视二者的比较，且褒抑不一，其中较中肯的评述莫过于钱钟书先生《谈艺录》中“诗分唐宋”之论述：“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夫人各有禀性，各自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简单地说就是唐诗重情，而宋诗逐理。把握缘何形成这两种审美追求明显不同的诗歌范型。是深入了解唐宋诗分别的重要环节。因此，本文将从这一话题入手，试作一粗疏探索。

1　诗分唐宋情理各妙

缪钺先生在《诗词散论·论宋诗》中，对唐宋诗之分有精彩论述：“唐宋诗之异点，……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

唐诗在整体情调上气韵酣畅，情昧淳美。它在继承前代诗歌成果的基础上，一洗建安时代的“萧瑟”与“悲哀”，以鲜明的艺术特色，改变了玄言的寡淡和齐梁诗体的繁缛，在集体面貌上给人以神行语外、语浅情浓、丰神毕现、朝气蓬勃之感。王维以清新浅近见长，一句“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让我们领略尽风光旖旎，山林闲适之趣。刘禹锡达观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愤激而不浅露，感慨而不低沉。即便是一首用以写仕途艰难的《行路难》，也被李白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悲而不伤的大气。可以看出。唐人作诗是将气象和笔力结合，倡言笔力雄健，气象浑厚.诗歌境界的追求偏于壮美。唐人之所以有这种开阔的胸襟，得益于他们擅长通过大量的意象来构成意境。严羽《沧浪诗话》云：“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冰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而且唐诗中对“意象”的刻画，并非描写对象的平面书写，而是能够“起兴”的某一特定时空中的“象”。唐人对兴象的偏爱，促使他们偏重于主性情，一刹那的灵光闪现和妙手捕捉，使他们吟咏的通常是瞬间便能摄住人们情感的风景，因此，唐诗极富于深情、激情，极富于深思、想象，“一往情深于天地万象，诗情勃然而兴。”

与唐诗多情不同，宋诗在审美追求上则注重思辨，擅长析理。宋代诗人大都以积极用世的态度去驱遣笔墨，用诗意来表达哲理，极富思理的情调，显露出美不胜收的理趣。道学家朱熹借景喻理的名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用水之清澈缘于活水注入，暗喻人要心灵澄明就得补充新知，启示后人不断学习以达到新境界。王安石“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将抽象的哲理用诗化的形象生动表达，言简意赅，寓意深邃。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形象地阐明“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哲理。非凡的智慧使读者在审美过程中受到深刻的启迪，耐人回味。可以看出，相比于唐诗的高华浪漫，运之以情，宋诗更显朴实理智，骨鲠健峭。这种独特的审美风格缘于宋人以儒家的冷静自足.辅以禅学的活泼有趣和老庄的恬淡通达，自成寓理于形象的一代诗风：宋诗格物体情，观景取象，以议见理，以“文字，才学，议论”为特色，浓郁的哲理色彩使其议论思辨超越了形象思维。虽然宋诗也有情，有“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等以神韵称道的佳句，但和唐人的沉迷不同，宋人常常在情之深处，翻转上来，转柔弱为刚健，化悲哀为通达，在冷静观物的同时，也冷静的观照自我。

综观上述，唐诗重情韵和气象，多生动形象，富于抒情性，美在情辞；而宋诗重思辨和析理，多索求缘由，富于哲理性，绝在理趣。如缪钺先生言：“唐诗如芍药海棠，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

2　唐宋诗风异出有因

唐诗尚意兴，宋诗求义理，缘何形成了这两种审美追求明显不同的诗歌范型呢?深入研究其审美差异的成因，可以帮助我们全面审视这两种诗歌的艺术特质，更准确地把握唐、宋诗歌的实际成绩和真实面貌。

唐、宋诗各具特色的审美追求的确立，是诗歌发展的必然'原因如下：

2.1师承对象的差异

摆在唐宋诗人面前的诗歌遗产是迥然不同的。唐代诗人在六朝诗歌基础上，将诗体的发展推至颠峰。盛唐时期是重要的转折点，一方面，六朝诗在形式、音律、辞藻上已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辞赋僵化，新文体尚未成熟，加之趋于扩张的盛唐气象，诗歌有着充分的发展空间。尤其是五七言律诗和绝句，对于六朝诗人而言还是新诗体，尚待大力开发。诗歌体势上开阔的发展空间促使当时诗派纷呈，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李白的浪漫诗，杜甫的现实诗，高参的边塞诗等，共同将唐诗推向了辉煌的顶峰。其后。中唐的元白、韩盂、韦柳，晚唐的李商隐、杜牧、温庭筠，尽管没有再重续盛唐刚健明朗的诗风，但都分别从不同领域将诗歌创作发挥到了极致。正如叶嘉莹在《迦陵论诗丛稿》中所论：“唐朝。则是我国诗歌的集大成时代，它一方面继承了汉魏以来的古诗乐府使之更得到扩展而有以革新，一方面则完成了南北朝以来一些新兴的格式使之更臻于精美而得以确立。……诗歌之体式演进至此，真可谓遍极途穷。”

唐人在诗体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使宋人清醒地认识到任何在诗体方面的努力都是徒劳。“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相比唐人在诗歌发展中的得天独厚，宋人只能在原有的框架内做工夫。所以，他们必须从唐人首创难工而尚未完善的地方去伐山开源。于是，他们放弃六朝而选择了杜甫及中晚唐诗人作为师承对象，并在技巧与语言方面，兼李白的纵恣豪放、白居易的明白畅达及韩愈的排奡道劲于一体，使宋诗出现了“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点。变与不变之间，宋人只能选择求变，别出心裁，自立新意，融合所处时代特征，形成特有的诗歌风格，这也是文体演变的必然规律。如果宋人只为“唐诗”，那恐怕只会是一潭死水了。

2.2学风政风的差异

唐宋两代的文化建设与学术氛围也有所不同。唐代，尤其是盛唐。政治开明，社会稳定，文化发达，对外交流频繁，唐王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整个社会充满了自信。因此，伴随出现了大批天赋极高的诗人，他们在创作实践中彰显出博大、雄浑又富有气韵的盛唐气象，开辟了一个气象恢弘的诗歌时代。同时，唐代士人还处在中古贵族政治模式之中，在以诗赋取士及士人奔走于权贵之门等因素影响下，唐代诗人就必须考虑贵族的审美趣味。而宋代政治上保守、军事上无力，整个封建集团缺失了唐人那种建功立业的宏伟气魄。且宋代士人基本上都是民间出身，其中不 乏早年贫苦如欧阳修等人，他们又大都集官僚、政客、学者于一身。不仅知识结构比一般唐人渊博，而且作为政体中的主要精英，他们还能成功地支配甚至左右整个政局的发展，来推动政风与诗风的互动，因而使得宋诗重政治参与、思辨分析与理性议论，且议论思辨超越了形象思维。因此，在宋诗中，便很难找到类似李白的“豪情澎湃”与杜甫的“热情满腔”了。

宋代是个重文抑武的社会，前代倍受压制的佛教在此时得以复兴。尤其禅宗吸收了儒道思想，在北宋中叶实现了儒、道、释三教合流而衍生的“新儒学”。加之遍及各地的书院，为新兴的平民阶层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就使得“新儒学”这一理学体系得以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行。三教合一的思潮铸造了宋代士大夫迥异于前代文人的文化性格，他们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兼容，把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看作人生的至高目标：摒弃唐人的张扬豪放，而采淡泊理智，趋向内敛柔弱。时代精神趋于内敛而非扩张，士人心理喜于深微澄净而非广阔跌宕，哲学的思辨风气便逐渐渗透进宋人文化精神之中了。以张载为代表的理学派，二程为代表的洛学派，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派，三苏为代表的蜀学派等纷起的学术流派对立分歧并长期处于交锋状态，激烈的论证必然成为了促进人们理性意识增强的推动力，从而造成身兼诗人的学问家文学思维与哲学思维的互动。反映在诗歌创作中，就突出表现为诗歌寓理，崇尚理趣风气的盛行，即严羽所批评的“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的现象。而反观盛唐时代，儒道释三教只是处于并行阶段，而非三者的融合，终唐之世，以佛教而言，仍只是一种异质文化，而唐代士人则是“包容异质文化而不失自己的主体文化”。因此，唐人诗歌所显现的便大多是对儒道精神的全面突现，正如我们研究杜甫总是与儒家思想挂钩，而论李白时则偏重对其自由奔放的道家精神作探讨。

2.3诗词功能的差异

唐宋文学论文篇(4)

一郭绍虞先生在其早年所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书的“绪论”中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实际是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从周秦到南北朝是文学观念演进期；从隋唐到北宋，是文学观念复古期。……从南宋一直到清代，才以文学批评本身的理论为中心，而文学观念只成为文学批评中的问题之一，……。在这时期中，也有八百多年，因此再把它分成三个小时期：南宋、金、元为第一期，是批评家正想建立其思想体系的时期；明代为第二期，是批评理论各主一说极端偏向的时期；清代为第三期，是批评理论折衷调和综合集成的时期。”[1（]P2）在郭绍虞先生看来，南宋是中国古典诗学发生转型的肇始时期，诗学的中心由以文学观念为主，开始转向“以文学批评本身的理论为中心”，诗歌作品本身成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与宋以前的诗学在本质上有所不同。从周秦到南北朝，文学观念由不自觉向自觉演进；唐到北宋，虽不时有文学观念的复古反复，然而从唐代开始，在自觉的文学观念的支配之下，唐人的诗文创作进入了繁盛时期，诗歌创作成为最主要的文学活动，诗学也转向以诗歌创作理论研究为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北宋。但是，在诗歌创作方面，“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他们努力探索，希望找到有效的理论、方法指导诗歌创作，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人都在此方面做过努力，寻求新的创作途径。所以北宋诗文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仍是“沿续唐代，特别是中唐以后的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批评而向前发展的。”[2]（P216）

这些大家开拓的新途径总结起来即是：以理为诗、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导致诗歌创作背离了写“情”的本质，也就难以取得卓越成就。这使得北宋文人有些焦虑起来，开始将眼光转向时人与前人的一些作品，玩味、体会之，欲从中探求创作出好作品的经验。于是北宋诗学开始有了文本倾向的萌芽。北宋文人论诗将目光投向文本的倾向在欧阳修所处的时代已露端倪。北宋文人政治地位高，艺术修养也很好，但因国势较弱，常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身心常为事役牵系，艺术创作的生活源泉不活。在这种文化环境中，他们的一部分文艺活动转向文艺审美。文人相聚，常会有些谈诗论艺的话题，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就记载了许多当时的文坛轶事及文人们关于诗歌作品的口头评论。北宋之前的文人论诗，关注的重点在于作为抽象文类的“诗”这一范畴，《文心雕龙》、《诗品》、《二十四诗品》等，无论是关于文学观念还是创作理论的探讨，莫不如此。而《六一诗话》中所记载的无论是欧阳修自己还是其他文人关于文学的“闲谈”，最后都落脚到具体的文本批评之上。比如：

“松江新作长桥，制度宏丽，前世所未有，苏子美《新桥对月》诗所谓：‘云头滟滟开金饼，水面沉沉卧彩虹’者是也。时谓此桥非此句雄伟不能称也。”[3]（P12）“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如‘袖中谏草朝天去，头上宫花侍宴归。’诚为佳句矣；但进谏必以章疏，无直用稿草之理。”[3]（P12）《六一诗话》中这样的诗论很多。欧阳修曾记录了他与梅尧臣关于诗歌创造和艺术表现力问题的深刻探讨，也是围绕着具体的作品展开的：圣俞尝语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贾岛云：‘竹笼拾山果，瓦瓶担石泉’，姚合云：‘马随山鹿放，鸡逐野禽栖’等是山邑荒僻，官况萧条；不如‘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为工也。”余曰：“语之工者固如是。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何诗为然？”圣俞曰：“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虽然亦可略道其仿佛。若严维：‘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则天容时态，融和骀荡，岂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愁旅思，岂不见于言外乎？”[3]（P9-10）

欧阳修不像刘勰一样以高屋建瓴式的姿态，力图建构一种大共名之文的文论体系，也不像唐人一样大谈如何做诗，而是以闲趣的叙述手法，通过文人富于旨趣的诗歌评论活动，来体现当时文人以及他本人对于诗歌的看法。通过欧阳修所描述的他所经历的那个时代文人的种种文化活动和旨趣，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文人的文学活动重心落在了诗歌文本之上，这是诗学的一个新表征。当然，当时文人评论最多的是唐诗。在《六一诗话》中，欧阳修也显示出了他对唐诗的态度。由于唐以诗取士，故诗歌创作空前繁盛，创作成就达到空前高度。宋代则以文取士，文士对事物的理性认识能力增强，好以理为诗、以文为诗，所以诗歌创作水平下降。欧阳修在有意无意之间总是流露出对唐人、唐诗的崇敬之情。这可从一则诗话中看出：陈公时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至《送蔡都尉诗》云：“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陈公因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

其后得一善本，乃是“身轻一鸟过”。陈公叹服，以为：“虽一字，诸君亦不能到也。”[3]（P8）陈公叹服，欧公亦叹服。关于这首有脱落的唐诗，宋人陈公与数客倾其才力补缺一字，或“疾”或“落”、或“起”或“下”，然终不敌杜甫原诗所用“过”字。无论“落”、“起”、“下”，都过于胶着于一个具体的动作，“疾”则坐实于速度，都无甚余味，而“过”则写出了鸟儿穿越空间的过程，且与“身轻”相衬应，将鸟儿飞翔时那飘逸潇洒的情态传神地写出却又是那么毫不着力，想想又是那么真切，真乃随物赋形却能自然传神，不能不令人叹服。而在这一字之力的差异中，显示的是唐宋人诗歌创作才力的巨大差距，也显衬出欧阳修对唐人、唐诗发自内心的推崇。换句话说，“这些关于一字阙文的议论所表现的不仅是一种理解诗歌的方法，更是一种态度，即对唐代诗人及其诗歌创作的崇拜。”[4]（P291）作为一个文坛领袖，欧阳修内心深处其实已经认识到了这个现实：宋人诗歌创作难再创唐人那样的辉煌。

二确实如此，在西昆诗风过后，北宋诗坛一片空虚，人们开始尝试着为宋诗寻找出路，最具代表性的是黄庭坚及以其为宗的江西诗派。他们对杜诗在炼字、造句、谋篇方面及其艺术境界进行了细致分析之后，得出结论：杜甫诚然写出了大量的好诗，但并非都是出自于他的独创，其秘诀在于善于学习古人，善于化腐朽为神奇。黄庭坚云：“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5]（P316）他从杜诗中提炼抽绎出“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创作技法，以指导时人之创作。清人梁章钜对黄庭坚提倡此法的微妙心态有比较到位的揭示，其云：“以余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山谷好胜而耻其出于前人，故为此强辞而私立名字。”[6]在梁章钜看来，黄庭坚这种巧妙的剽窃之法无疑是一种投机，然而它却反映了宋人已经开始有了难以创作出优秀诗篇的焦虑感，也非常明显地暴露出宋人对自身创作能力的信心不足，开始借鉴前人的成功经验，尤其重视向具体的优秀作品学习，通过对具体作品的研究，挖掘其中值得借鉴的文辞、技法、意境等。

南宋以来，江西诗派在吕本中手中继续发展，但是因为江西诗派中的成员有不少是理学家，尽管他们从前人作品尤其是从杜诗中总结出不少具体的创作技法用于创作，但“法”因理而死。其末流甚至有剽窃之嫌，遭到时人的批评，尤其被后来的严羽痛批。江西诗派的失败，使得南宋文人的焦虑感变得更加明显，他们迫切需要有方向性的指导，于是一些人纷纷将目光转向前代，寻找前人优秀的诗歌创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前人作品进行解读与简要分析，在甄别中寻找可以师法的对象，于是大量诗话著作出现。这些诗话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积极为宋人寻求可以学习的对象，其中有以本朝苏轼为学习对象的，如：《竹坡诗话》云：“东坡尝有书与其侄云：‘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余以不但为文，作诗者尤当取法于此。”[7]（P348）也有以六朝为师法对象的，如：“六朝诗人之诗，不可不熟读。如‘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锻炼至此，自唐以来，无人能及也。”[7]（P383）六朝诗尤其梁陈诗为唐人所诟病，而宋人许顗则对唐人贬低六朝的意见不能苟同。他称六朝之诗讲人工“锻炼”，更加有一种精致之美，值得借鉴；朱熹亦认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之美固然好，但“‘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则尤佳。”[8]

但是宋人这种尚本朝、六朝诗的观点没有得到更多人的回应，大家讨论得更热烈的是唐诗。各种诗话中讨论唐诗的言论比比皆是，涉及到唐诗发展的初、盛、中、晚各个时期。尤袤甚至编《全唐诗话》，对整个唐代的代表诗人及其代表作品、代表风格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与描述。在具体的分析与对照中，宋人已经开始逐渐确立起学习与借鉴的典范，那就是杜甫诗、盛唐诗。

宋初，已有人崇杜，目的是为了反对西昆诗风，要求诗歌创作反映社会现实，关注民生。之后，经过王安石和苏轼的大力褒扬，杜诗得到进一步推尊。黄庭坚则从艺术创作成就角度推崇杜诗，其云：“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9]（P552）他本人及江西诗派主要崇拜杜甫的诗歌成就以及杜诗所运用的创作技法，相信只要使用这些诗歌创作技法，也可以像杜甫一样创造出优秀的诗作来。南宋人对杜诗的讨论则主要集中在诗歌文本字句层面上，考察其创作之得失，如俞成《萤雪丛说》云：

老杜诗词，酷爱下“受”字，盖自得之妙，不一而足。如“修竹不受暑”，“轻燕受风斜”，“吹面受和风”，“野航恰受两三人”，诚用字之工也。然其所以大过人者无它，只是平易，虽曰似俗，其实眼前事尔。“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以“老”对“稚”以其妻对其子，无如此之亲切，又是闺门之事。[10]（P132）

北宋以来，有不少诗话对杜甫诗作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叶梦得的《石林诗话》对杜诗的研究已比较系统。可以说，严羽之前的南宋诗话，崇杜倾向已十分强烈。就唐诗而言，宋人谈论最多的是盛唐诗，对盛唐诗的评价相对要高。虽然在严羽之前，宋人还未特地表出盛唐诗，但已有这种倾向。叶梦得在扬杜诗时已显露出贬抑晚唐诗的态度：

老杜“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此十字殆无一字虚设。雨细著水面为沤，鱼常上浮而淰，若大雨则伏而不出矣。燕体轻弱，风猛则不能胜，唯微风乃受以为势，故又有“轻燕受风斜”之语。至“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欵欵飞”，深深字若无穿字，欵欵字若无点字，皆无以见其精微如此。然读之浑然，全似未尝用力，此所以不碍其气格超胜。使晚唐诸子为之，便当如“鱼跃练波抛玉尺，莺穿丝柳织金梭”体矣。[7]（P431）

叶梦得虽未直接提出以盛唐为宗，但他一则表出老杜，二则黜贬晚唐。他拿晚唐诸子诗与老杜诗相比，同样写“雨趣”，就认为晚唐诗句“鱼跃练波抛玉尺，莺穿丝柳织金梭”尽显雕琢之痕，比不上老杜的“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自然而韵趣十足。吴可对晚唐诗评价也不高，且通常与杜甫代表的盛唐诗相对举，暗含对盛唐之诗的推崇之意，如云：“老杜句语稳顺而奇特，至唐末人，虽稳顺，而奇特处甚少，盖有衰陋之气。”[11]（P330）陆游则将唐诗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大中前、大中后、晚唐，相当于初盛唐、中唐、晚唐三个阶段，对初盛唐诗持肯定褒扬态度，对中晚唐诗则持贬斥的态度。其云“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趣浅薄。……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此集所载是也。故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盖天宝以后，诗人常恨文不迨，大中以后，诗衰而倚声作。”[12]（P379）

由此可见，宋人论师宗唐崇杜，分析其作品得失，已初步具有文学经典意识。

三所谓文学经典意识，即是确立经典作品的意识，目的是为作诗者提供创作上学习与借鉴的对象。而作品经典与否，则看它是否符合“经典性”与“典范性”两方面的要求。作品的“经典性”主要表现为它体现了文学之“至道”，包括文学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本质规定性；“典范性”指经典作品作为具体体式的创作，又会为该体式确立基本的文体规范、表现原则与创作方法，具有可师法性。论诗具有文学经典意识，意味着宋人要从理论上论证作品的“经典性”与“典范性”，树立起它的经典地位，从而使其成为宋人创作上学习的典范。严羽之前宋人关于杜诗、盛唐诗的分析言论，还只是诗学家们凭借自己的诗学修养，以自己阅读作品的感受作为标准做出的评判，还未从理论上论证唐诗尤其是盛唐诗的经典性及典范性，而以不容置疑的口吻为宋人确立以盛唐诗为诗歌创作师法对象的，则是南宋末的严羽。

南宋末，江西诗派末流产生了严重的流弊，引起了许多批评。游默斋曾批评江西末流曰：“近世以来学江西诗，不善其学，往往音节聱牙，意象迫切。且论议太多，失古诗吟咏性情之本意。”[13]（P70）刘克庄认为游氏所言正是“切中时人之病”，他也对时人的掉书袋作风也给予了批评：“古诗出于性情，发必善；今诗出于记问，博而已，……岂非资书以为诗失之腐……？”[14]（P96）而对当时以理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文为诗的文坛弊病批评得最严厉的是严羽。针对江西诗派、理学诗及时下文坛弊病，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批评道：“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15]（P26）他指出，诗有别材、别趣，不关书、理，强调诗歌的本质特征是吟咏性情。但这并不代表严羽对整个宋代诗歌创作一概否定，其云：“然则近代之诗无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15]（P26）那严羽所认为的所合“古人”是指谁呢？其云：“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15]（P27），正式提出“师法盛唐”。

严羽为什么认为当以盛唐之诗为法呢？他给出了答案：“盛唐诸人惟在兴趣”，“兴趣”是盛唐之诗成为最优秀的诗歌创作的不二法门。盛唐诸人之诗非关书，非关理，它们吟咏性情，一味妙悟，惟在兴趣，所以意境超妙，玲珑透彻，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才是真正的诗歌。“兴趣”乃诗之本色，而宋诗与盛唐人诗的差距就在这里：“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15]（P148）当时诗坛上也有人学晚唐者，严羽认为这只是在效“声闻辟支果”，不得唐诗之正宗。晚唐诗难道就不吟咏性情、没有妙悟，无有“兴趣”吗？否也，“戎昱之诗，有绝似晚唐者。权德舆之诗，却有绝似盛唐者”[15]（P159-160），但总体上，严羽认为盛唐诗就是优秀，实践了诗的本质特征——抒写情感而有兴趣，行所当行，止所当止，而不是说理议论，并且具有晚唐诗少有的那种“盛唐风骨”。“盛唐风骨”也是盛唐诗优的一个重要美学标准，严羽曾说：“顾况诗多在元白之上，稍有盛唐风骨处。”[15]（P161）所谓“盛唐风骨”，其实就是一种盛唐格调，这是当时的时代风气所赋予盛唐诗歌的一种时代格调。以此而论，则“李杜数公，如金鸡擘海，香象渡河。下视郊岛辈，直虫吟草间耳。”[15]（P177）“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孟郊之诗刻苦，读之使人不欢。”[15]（P181）所以，严羽认为晚唐诗不如盛唐诗。

既然宋人要师法古人，借鉴前人，就应以前人最优秀的创作作为师法对象。严羽云：“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15]（P1）学诗就应从“第一义”——汉魏晋古诗与盛唐近体进入。如何学呢？首先要熟读典范作品。“先须熟读《楚词》，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15]（P1）在熟读众多优秀作品之后，就自然会悟得这些典范作品的创作奥秘——“法”，用这些从优秀作品中悟得的“法”来进行创作，一定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来。然而此“法”却是只能靠个人悟出而无法言传的。实际上，悟出来的这些“法”，一定是非常出色地体现出了此类诗歌体式创作原则的方法与技巧。

唐宋文学论文篇(5)

论文摘要：以宋初诗坛“晚唐体”派为切入点，从基本史料入手，对“晚唐”这一文学史上存在颇多争议的概念进行辨析，同时明晰与其密切相关的“晚唐体”概念。

在为中、晚唐诗风所笼罩的宋初诗坛，先后盛行着三个诗歌流派，即“白体”、“晚唐体”、“西昆体”。其中。“晚唐体”以其人数之众、历时之长。对宋代诗坛造成一定的影响。．

此唐诗分期。历来是一个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对“晚唐”这一概念，不同时期、不同诗论家有不同的理解，并且目前关于“晚唐”分期的争议，将其系统归纳与分析的文章较少。本文拟从基本史料人手，在对“晚唐体”概念进行全面辨析的同时，归纳文学史上关于“晚唐”分期的主要观点并简单地分析产生分歧的原因。

何谓“晚唐”，在文学史上，这本是一个颇为笼统含混的时间概念，关于其时段的划分历来存在分歧与争议。’

宋初“晚唐体”一说由宋末元初的诗评家方回提出，他在《送罗寿可诗序》一文中日：“……宋铲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寇莱公<准)、鲁三交(交)、林和靖(逋)、魏仲先父子(野、闲)、潘逍遥(阆)、赵清献之祖(湘)……”。阐述了盛行于太宗后期至真宗期的“晚唐体”的发展概况。

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是，“晚唐体”成员自身并未打出“晚唐”的旗帜，在他们的诗文中几乎没有明显提到“晚唐”、甚至“唐”，而是后人根据其创作实际，从诗风、手法等方面将他们与“晚唐”相联系。如《宋史·隐逸传》因魏野为诗“精苦”、“多警策句”，而谓之有“晚唐风格”；寇准“其诗含思凄婉”，被誉为“绰有晚唐之致”；0潘阆诗作中的“孤峭”风格，亦“尚有晚唐作者之遗”；0林逋及九僧之徒，“五七言律绝，尚多唐调”；∞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通过上述评论可以看出，后人强调的是该派为诗精苦、凄婉’、孤峭以及多作五、七言律绝等特色，这些特色恰与唐诗某一派别的风貌相吻合，由此可见“晚唐”有其特指内容，即诗歌的美学风貌。．

胡应麟在《诗薮》杂编卷五中称“九僧诸作，……佳句不可胜数，几欲与贾岛、周贺争衡。魏野、林逋亦姚合流亚也”，又评“九僧．”及寇平仲(准)诗作“精工莹洁，一扫唐末五代鄙俗之态，几于升贾岛之堂，入周贺之室”，将他们与贾岛、周贺、姚合相联系；方回认为九僧“皆学贾岛、周贺，清苦工密”，∞强调的是他们清苦之气与贾岛、周贺诗风相似；潘阆曾作《忆贾阆仙》一诗，⑦直接表示自己对贾岛的尊崇；《后山诗话》亦云：“魏野诗皆逼姚、贾，而少诵之者”。《诗薮》外编卷五称：“宋初诸人学晚唐者：寇准‘江楼千里月，雪屋一笼灯’，许浑语也；林逋‘片月通梦径，幽云在石床’，姚合语也；潘阆‘深涧藏泉脉，悬崖露树根’，贾岛语也；魏仲先‘妻喜栽花活，儿诲斗草赢’，王建语也。……”，则将宋初“晚唐体”诸诗人分别与许浑之整密、姚合之清丽、贾岛之幽寂、王建之闲适诸诗风相联系；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尝言：“宋诗如林和靖《梅花诗》时传诵，‘暗香’、‘疏影’，景态虽佳，已落异境，是许浑至语”。根据这些后人的评价，我们便可将“晚唐”的具体涵义明确化了。所谓“晚唐”，主要是特指以姚、贾为宗主的“苦吟派”，又包括王建、许浑、周贺等人。但“晚唐”同时又具有文学史上分期的意义。

贾岛生于大历十四年(779年)，卒于会昌三年(843年)；姚合生于大历十年(775年)，卒于大中九年(885年)，他们活动年代大约为唐朝中期，王建、周贺与他们年代相近；许浑之流则主要活动于太和、开成及稍后时期，大约为唐末诗人。这些诗人之间年代相隔较远，为何前人在时段划分上将他们都归为“晚唐”?这主要是因为文学史上关于唐诗分期历来分歧很大，而争议焦点恰在于姚、贾所属时代如何划分的问题。

在文学史上，最早明确以时段界定唐诗分期的，见于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他指出：以时而论，唐诗分为唐初体(唐初犹袭陈隋之体)、盛唐体(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大历体(大历十才子之诗)、元和体(元、白诸公)、晚唐体，虽仅提出初、盛、晚三唐说，然其“大历”、“元和”云云，却启发了稍后的方回提出“中唐”这一概念。0方回将大历以后、元和之前视为中唐，将贾岛视为开晚唐一代诗风者，表现了这位诗评家独到的眼光。

后人根据严羽、方回的理论加以发展，往往认同四唐说并进行具体的时间划分，但划分范围并不一致。明胡应麟认为：“曲江之清远、浩然之简淡、苏州之闲婉、阆仙之幽奇，虽初、盛、中、晚，调迥不同，然皆五言独造”(《诗薮》内编卷四)，同样把贾岛归于晚唐。而高檬《唐诗品汇序》则将大历至元和计五十余年划人中唐，④冒春荣《葚原诗说》卷三则谓‘“中唐自代宗大历元年丙午岁至文宗大和九年乙卯岁，凡七十年”，作为普遍得到后世承认的一种理论，．这二说都将姚、贾划入了中唐范围。现在文学史书言“中唐”，一般指安史之乱后至贞元、元和之际，主要包括元白、韩盂诗派，并将姚、贾归入韩孟诗派而划人中唐；“晚唐”则指从文宗太和、开成之后到唐亡的七、八十年，主要包括以温、李为代表的“浮靡诗派”及以皮、陆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派”|l】。在诸种划分中，许浑之流归入晚唐是毫无异义的；关于姚、·贾却存在争议，这主要是因为后世诸如高檬等人关于晚唐的时间概念及对晚唐的体认，与宋人的观点大不相同。

在南宋人眼里，看待唐诗往往接受的是严羽的三分法，将唐诗简单地分为初、盛、晚三期，认为大历以后即为晚唐。严羽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江湖诗人，在反对江南诗派和推崇唐诗的总倾向方面，严羽与四灵、江湖诗派有共同之处，山但对于四灵的偏于晚唐又颇为不满，而主张推崇盛唐，把晚唐诗与盛唐诗严格地区分开来，他的诗论主要是对江西诗派而出发的。他强调以“盛唐为法”，标举李、杜。不仅反对江西诗派，而且对四灵与江湖诗人以姚贾为法也极为不满，或许因为在他看来，唐诗的精粹在于盛唐，尤其是李杜，他将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称为“盛唐体”，姚、贾自然就归入晚唐。这样，他在探讨唐诗的体裁、流派诸问题时，仅仅明确地提出初、盛、晚三唐说。

自宋末到元初，在崇尚晚唐的四灵派”、“江湖派”冲击下，江西诗派日趋衰微。作为宋代江西诗派的殿军的方回，标榜江西诗派，以杜甫为一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倡“一祖三宗”之说，实则偏爱黄庭坚与江西派那种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的风格。对江西诗派的诗学理论进行较为全面的整理和总结，正是要重振l江西旗鼓，以纠正四灵和江湖派的取法晚唐而流于腐熟孱弱的卑弱诗风。在学习榜样的选择上，方回与严羽样，将目光放在了杜甫身上，赞扬在是杜甫夔州以后的诗达到了“剥落浮华”的境界以及以律诗为主的诗体选择，。标榜“格律整峭”，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江西诗派偏重形式技巧的诗论的缺陷，将江西派诗学理论朝着积极的方向提高了一步。在方回眼里，唐诗的精髓也在于杜诗(尤以律诗为最)，他继承严羽关于唐诗“分期”的主张，认同“老杜同时人皆盛唐之作”，姚贾等人均归为“晚唐”，同时明确地提出“中唐”这一概念，并将大历之后，元和之前划为“中唐”。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元代诗人对于唐诗的观点。

发展到明初，高糅沿着元代戴表元、杨士弘道路，发展严羽“以盛唐为法”之说，撰《唐诗品汇》，尊盛唐品格，提倡以“盛唐”为师来振兴诗歌，又把主盛唐格调说和严羽的妙悟说统一起来，划大历、贞元为中唐，元和以后为晚唐。直到明中叶，李梦阳为主以古代雄健高华的格调为法，古体尊汉魏，近体尊盛唐六朝与宋以下不取，掀起了文学复古思潮，在一片“诗必盛唐”的呼声中，唐诗学犹如从低谷流向了宽广的河床。唐诗分为四个阶段，也基本固定下来。作为普遍得到后世承认的一种理论，将姚、贾划入了中唐范围。’

在现代文学史书中，对唐代文学进行分期是依据史学上分期标准划分的，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线，划分安史之乱后至贞云、元和之际为“中唐”，这样，姚贾就自然归为“中唐”。

将宋初沿袭姚、贾诗风的诗派命名为“晚唐体”，这显然与现在公认的唐诗分期概念不同。按照现在的分期界定，或许将其命名为“中唐体”更为合理。缘何将寇准、林逋、九僧诸人组成的创作集团命名为“晚唐体”?这主要与当时人们接受严羽的三分法有关。将唐诗简单地分为初、盛、晚三期，不仅反映了宋人视苦吟、幽僻等特色为晚唐诗风的美学观念，同样也体现了宋人的诗歌历史观。严羽的“晚唐”概念，是指大历之后，包括了后人四唐说中的中、晚唐，故后人将沿袭“姚贾”诗风的诗派名之以“晚唐体”，也就不足为怪了。由于对唐诗体认的角度不同，“中唐”的具体对象不同，造成“晚唐”、“晚唐体”等概念称说内容不一，而这正充分体现了不同时期、不同诗评家各自的诗学观。

如前所述，宋人所谓“晚唐体”，更多的时候侧重的是以贾、姚为宗主的“苦吟派”，这也在特定阶段成为文学史的通识。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所说：“以时而论，则有……晚唐体”，也就是“以人而论”的“贾浪仙体”，便将姚、贾诗风与晚唐体相等同。《蔡宽夫诗话>亦云：“唐末五代，流俗以诗自名者，多好妄立格法。……大抵皆宗贾岛辈，谓之贾岛格眦，认为晚唐所用诗格多为贾岛之格法，表现出的风格也多为贾岛之风格。但是，后人论“晚唐体”又不限于此。清人李怀民在《中晚唐诗人主客图》中，以为中唐以降，近体诗分两派：一派学张籍，一派学贾岛；刘克庄在《韩隐君诗序》中说道：“于是张籍、王建辈稍束起书袋，去繁缛，趋于切近。世喜其简便，竞起效颦，遂为晚唐体”(《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六)，明确将张籍、王建及其追随者作为晚唐体的另一风范代表。∞晚唐诗风有日益浅切平俗的一面，晚宋不少人都曾指出这一点，如包恢<敝帚稿略》卷五<书候林仁存拙稿后》云：“至唐末，则益多小巧，甚至于近鄙俚。迄于今，则弊尤极矣”，后人更是看到这一点。贺裳云：“诗至晚唐而败坏极矣，不待宋人。……甚则粗鄙陋劣，如杜萄鹤、僧贯休者。贯休村野处殊不可耐，如《怀素草书歌》中云，……”，。便将杜、贯亦作为浅俗代表归入晚唐。而胡应麟更将“晚唐体”范围扩大，他认为晚唐诗人“铮铮者”中，“俊爽若牧之，藻绮若庭筠，精深若义山，整密若丁卯”(<诗薮》外编卷四)，诸种风格均成为“晚唐体”的构件。故作为一种诗体而言，“晚唐体”涉及范围以贾、姚为主又不限于贾、姚，风格内涵丰富多样。

唐宋文学论文篇(6)

关键词： 诗歌教学 盛唐气象 宋诗理 教学策略

一、中小学教材中唐宋诗歌选编情况

中国古代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更是诗的国度，《诗经》开辟“诗言情，诗言志”诗歌精神，到孔子诗论中的“诗可以兴，诗可以观，诗可以群，诗可以怨”的文化精神，以及诗歌给我们呈现的画面美、意境美、艺术美，诗歌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构成了一个绚丽多彩的艺术世界。

唐诗是诗歌史上的巅峰时代，从汉魏诗歌风骨形成，齐梁声律成熟和发展，以及唐代大一统鼎盛的时代风貌，造就了盛唐诗歌的独特气象，称之为“盛唐气象”。

宋学的发展、古文的复兴，宋词占领了士大夫的情感空间，宋代诗歌发展为以说理为主，呈现诗歌的理性时代。

中学语文教材所选的诗歌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经典，集中体现了中国古典诗词的文体特色，体现了古代优秀诗人的写作特色。这些经典诗词代表当时诗词创作的最高成就，也代表了诗人创作的最高成就。小学阶段课内选编古典诗歌55首，初中阶段课内共30首，课外60首，共145首古典诗歌，唐代诗歌71首，宋代诗歌20首，其他诗歌54首，唐宋诗占据古典诗歌教学的最重要部分。中小学选编唐宋诗歌情况如下：

古典诗歌传递民族精神、古代文化和审美意境，是中小学生审美教育、文化教育和情感教育不可或缺的源泉。本文旨在研究唐宋诗歌的内在特点和规律，基于人教版中小学教材选诗进行论述并运用到具体的教学中，把握重点，突破难点，使古典诗歌教学有章可循。

二、盛唐气象诗歌的艺术特征

诗歌史上的“盛唐气象”由南宋文学批评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盛唐时代是一个繁盛的时代，朝气蓬勃、旋律青春、思考深沉和精神积极的盛唐之音，“盛唐气象”在唐代时代精神下的蓬勃气象，盛唐诗歌体现出饱满的感情、丰富的想象，浑厚的艺术形象。盛唐诗歌的艺术特征如下：

1.托喻寄兴，唐诗承续《诗经》“比兴”的诗歌传统，在诗歌中寄托某种精神品质或政治追求，追求理想的浪漫主义气质。（1）通过历史人物兴寄，李白诗歌《行路难》“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表达他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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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孟浩然通过写洞庭湖壮阔的气势，诗人借垂钓者和船寄托舟楫济时的愿望，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希望进取却无人引荐的心情。（2）通过自然事物寄托。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借冰心玉壶表明心志。白居易《草》“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体现了不屈的精神和顽强的生命力。

2.意境的构建，盛唐诗歌善于通过意象构建一定的诗歌意境，由此表达某种情境，“意”是内在抽象的心声情感，“象”是外在具体的物象，意象中融入诗人的主观情感，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由此形成画面，传递作者的情感。

李白诗歌中“月”的意象，“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月亮”是思乡之情的意象，“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此中“月”表达的是思念的意象，“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表达的是理想的化身。诗人通过月亮的具体物象，表达自己的内心深刻的情感，化无形为有形，把无可触摸的感情转化为可感可知的艺术形象。

3.盛唐诗歌追求“直寻”“妙悟”。正如《沧浪诗话》中所说：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盛唐诸公透彻之悟，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

通过想象的思维方式，达到浑厚的境界，所以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杜甫的《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描绘了泰山雄奇壮丽的景色，抒发了要勇攀高峰的雄心壮志，自然而然，无迹可求。杜甫诗歌《春夜喜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随时写景句，却蕴含了细腻的哲思。孟浩然的《春晓》“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自然地流露出惆怅之情。

4.盛唐诗歌还讲究字句的锤炼，字字铿锵有力，尽显骨力和神韵。王湾《次北固山下》“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平”“阔”“正”“悬”字字有力铿锵，“平”“阔”写出了春江水涨，水面开阔的壮阔景象，“正”“悬”写出了风平浪静，大江直流的壮观气势。“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生”“入”赋予大自然景象人格化的情感，写出了一轮红日挣破黑暗冉冉升起的奇观，江上的春意打破寒冬的生命力。这种积极乐观的情感，进取的时代精神，在字句中尽显神韵，充分体现诗人的情感，更代表积极的时代精神，这就是盛唐诗歌的力量和魅力。

三、宋诗的理性形成及其艺术特征

宋诗与盛极一时的唐诗相比艺术特征泾渭分明，决定宋诗迥异于唐诗的重要因素，便是理学时代赋予它的一种理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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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诗的理性形成原因：（1）盛唐诗歌在“诗缘情”各体兼备并达到极致，浪漫积极的精神完美地呈现在诗歌中，有认识历史人生的怀古咏史诗，对离别达观的赠别诗，有追求人生价值执著的边塞诗，对重视个体存在意义的咏物言志，甚至表达坎坷失意的咏怀诗，山水田园诗。在艺术表现方面也是大放异彩，从“寄兴”手法到“意境”的构建，从“直寻”“妙悟”的创作方式到字句的神韵，和谐的音律使唐诗造诣达到不可逾越的高度，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到：“盖文体通行已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虽豪杰之士，亦难于出新意，故循而作他体以自脱，一切问题所以始盛中衰者，皆由此也。”（2）唐诗之后，宋词的涌现占据了文人最为内心的情感世界，浓郁的爱情、真挚的友情、思乡之情等各种情怀都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宋词之中。宋代诗歌如何承续唐诗又能另辟蹊径，探求新的题材并有所突破是摆在宋代诗人面前需要解决的问题。（3）由于宋代积贫积弱、内忧外患，因此宋代文人都有一种“忧患兴邦”的精神内质，他们更加关注国家、社会的发展，在思想上追求儒学复兴和理学构建，更加强调内在的自律精神和崇高的思想内质，这种“理学”精神直接影响到美学、文学的范畴。宋学家周敦颐还提到“文以载道”①的文艺理论，朱熹更是直接提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②的文学主张，“道”、“文”关系乃本末关系，所以宋代诗人倾向于把内心世界，对事物的认识用直白说理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就是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到的宋人“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由上所述，宋代诗歌探寻了以说理为主的艺术形式。 10e4

2.宋代说理诗的艺术特征：（1）情、景、理融为一体。“诗中的哲理都来自诗人对生活的体验，对社会的认识，对事物的观察，甚至是血和泪的结晶，因而诗歌中的哲理不能是一本正经的训示，抽象空洞的说教，而是包含着激情，飞腾着想象，洋溢着趣味，活跃着鲜明具体的形象，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③，如苏轼《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通过写荷与菊的景物，说明孤高的精神品质。如《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把西湖明丽的景致和变幻的情韵，以及诗人强调的纯净、自然内在美融为一体。如《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把庐山的侧峰横岭、参差交错、气象万千的景象景致与诗人宽阔的心胸，以及全面认识事物的领悟融为一体，达到情、景、理的完美融合。

（2）叙事说理，通过对某种事件的叙述，在这个事件中体现了一定的生活、社会的哲理。如杨万里的《过松源晨炊漆公店》：

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空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

行人下岭这样一件事情，把人生道理说得明白浅显。如陆游的《冬夜读书示子聿》：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通过古人做学问的事件，说明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永远是肤浅的，要真正理解书中的道理必须亲自实践的深刻道理。

（3）借物说理，通过某些事物的特征，说明深刻的哲理。朱熹《观书有感》：“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借活水不断地从源头流来，说明读书也要有源头活水，这样才能终有所获。陆游《游山西村》中“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借山路的曲折说明人生道路艰难曲折但总会有转机的人生道理。

由此可知，诗歌发展到宋代，由于诗歌发展的内在规律，以及宋代的时代精神和文人的理学精神，使宋代诗歌呈现以“说理”为主的时代特征。基于上述原因，宋代诗歌以理性的光辉呈现在世人面前，与“唐诗”一样，成为诗歌史上的两朵奇葩。

四、唐宋诗的教学策略

在语文教学中引导学生对古典诗词作品进行鉴赏和评价，可以激发学生阅读古典诗词的兴趣，培养学生鉴赏古典诗词的基本能力。学生通过把握诗词的艺术形式，从中体验审美情感，进而启迪人文智慧，完善思想道德。

唐宋诗歌占据中小学诗歌教学的最重要部分，其蕴含深刻、语言凝练，是语文教学中的难点。通过对唐宋诗歌形成及其艺术特征的分析，在教学过程中，要根据具体的诗歌作品类别和表现手法的不同而选用适当的教学方法。以下几种方法可供参考：

1.规律探究法。唐宋诗歌在题材、创作方法、艺术表现手法等各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要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选取不同的教学方式。唐代诗歌，讲究情致意境，所以在具体教学中也要创设情境，引导学生知人论世，体会诗人的情感。宋代诗歌以说理为主，主要以把握其中的说理方式和哲学道理为要领。

2.比较分析法。可以通过对比阅读的方式，让学生自己领悟唐宋诗歌呈现的不同特征，比如，同是吟咏庐山，唐人李白《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宋代诗人苏轼《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李白写出了庐山的神韵和气势，以及自己壮志湍飞的情怀，而苏轼却冷静思考，从全面的角度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特点。

综上所述，在中小学诗歌教学中，唐宋诗歌是古典诗歌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只有突破、把握唐代诗歌和宋代诗歌分别具有不同的诗歌风格和艺术特征，在具体的教学中运用唐宋诗的不同规律进行比较阅读，才能更好地指导教学，把握诗歌的意蕴。

注释：

①周敦颐.《通书》第二十八《文辞》[M]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②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三九[M].北京：中华书局.

③杨守国.苏轼诗歌的哲性智慧摭论[J]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9，25（2）：54.

参考文献：

[1]林庚.唐诗综论[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2]葛晓音.唐诗宋词十五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钱钟书.宋诗选注[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清]彭定求編.全唐诗[M].中华书局，1960.

[5]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6]郭绍虞.沧浪诗话校笺[M].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7]王国维.人间词话[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8]梁桂芳.杜甫与盛唐气象[J].南京师大学报，2005（2）.

唐宋文学论文篇(7)

关键词：宋调；黄庭坚；江西诗派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26-0016-01

一、宋调尚理

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与此同时，宋人的思想也渐趋成熟稳定。在社会思潮方面的表现就是三教合一，由此宋诗形成了尚理尚新的独特格调。严羽在《沧浪诗话》中道：“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钱钟书也有类似表述：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①

尚理、尚新在苏轼《题柳子厚诗》中便初见端倪，“作诗须有为而作，同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黄庭坚直接继承了其师“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的创作理论并且有所发展。黄庭坚云：“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②黄庭坚虽为蜀学领袖苏轼的高徒，却对理学颇有研究且赞赏有加。“黄庭坚非常推崇理学宗师周敦颐，赞其‘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濂溪诗序》）。这一评价殊有意味。以自然现象比喻道德人品，说明黄庭坚深谙理学家从对自然万物的涵泳中追求人格修养的悟道方式，正如朱熹赞他‘非煞有学问不能见此四字，非煞有功夫不能说出此四字。’”③

诗歌在唐展到了顶峰，唐诗几乎囊括了所有题材，宋人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取得突出成就极为不易。但蒋士铨在《诗辩》中说：“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师”。就艺术价值而言，宋诗不比唐诗逊色，就数量而言，宋代存诗二十多万首，远远超过《全唐诗》所收录的五万首。宋诗名家辈出，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再加上黄庭坚所引领的江西诗派，俊才云蒸。个中缘由，便是宋调尚新尚奇。

“宋之变唐有不得不然者，无论何种文字，皆贵戛戛独造，而贱陈陈相因……故宋诗者，实能独立于唐诗之外，而不为附庸者也。”④尚新之说，自欧阳修便有之。欧阳修引梅尧臣语：“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苏轼亦有云：“出新意于法度之中”。⑤但尚新这一宋调是在黄庭坚手中发展到极致的。黄庭坚甚至将创新视为生命，他曾云：“文章最忌随人后”；“随人作训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⑥黄庭坚最负盛名的创作理论便是“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说。黄庭坚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⑦惠洪曾记黄庭坚一语：“诗意无穷，而人才之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⑧黄庭坚是继王安石、苏轼之后能够“更出新意，一洗唐调”的杰出代表。他的诗在艺术上具有鲜明的独创个性，当年“东坡先生以为一代之诗，当推鲁直”（黄庭坚《与王周彦书》），后人称之他“英笔奇气，杰句高境，自成一家”。受黄庭坚影响，吕本中说：“规矩具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规矩也”。⑨黄庭坚可谓是“尚新”这一宋调的最有力支持者。

二、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云：“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善于一唱三叹，有所歉焉。”这是严羽指出的宋诗的弊端，但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宋诗的特点。

野次小峥嵘，幽篁相依绿。阿童三尺棰，御此老觳觫。

石吾甚爱之，勿遣牛砺角。牛砺角犹可，牛斗残我竹。

以才学为诗更是宋诗的一大特点。宋代人作诗，几乎人人用典。自西昆派起便以典故为诗，欧阳修则化用古人诗句，王安石以史料入诗，到苏轼、黄庭坚日臻成熟。黄庭坚云：“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又云：“古人作诗，无一字无来处”。黄庭坚“尚典”，作诗广征博引，尤喜爱引用《庄子》、《世说新语》及佛经，更喜用他人少用之典，堪称以才学为诗的杰出代表。如《寄黄几复》一诗中几乎句句用典。

以议论为诗也是黄诗的一个特色。“黄庭坚虽不主张直接干预社会现实，但赞同文以载道、文章经世，而且他对社会现实极为关心，早年就有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如《流民叹》。”？？？在《虎号南山》中，他又抨击苛政贪吏；在《寄李次翁》中标举他“不以民为涕，俯仰无所怍”。黄庭坚独创山谷体，是宋诗的一座高峰。黄庭坚作诗，自成一家独树一帜。“宋诗发展到黄庭坚的山谷体，用功最为深刻，能整旧为新，为诗歌创作的一大变局”。？？？黄庭坚及其引领的江西诗派在诗歌理论与创作上对宋调的形成作出了他人难以比肩的贡献。

注释：

①钱钟书.谈艺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7.

②黄庭坚.豫章先生文集.

③刘杨忠.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45.

④吕思勉.宋代文学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⑤苏轼.书吴道子画后.

⑥黄庭坚.以右军数种赠丘十四.

⑦黄庭坚.答洪驹父书.

⑧惠洪.冷斋夜话.

⑨吕本中.夏均父集序.

？？？黄庭坚.苕溪渔隐丛话前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