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历史论文篇(1)

清代汉学对史学的影响，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汉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自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进行批评，提倡健实学风以后，乾嘉汉学，由此推衍，进一步批评宋儒“舍故训而凭胸臆”。他们指出，宋儒释经，连经书中的文字句读、名物典制都没有搞清楚，甚至连经书的真伪都没有考察，就猜度臆说，以言心言性之空言而取代圣经之本意，空发议论而于世无补，学风虚浮而没有根柢，所谓“自晋代尚空谈，宋贤喜顿悟，笑问学为支离，弃注疏为糟粕，谈经之家，师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诠说经典”，[4]（P377） “学者空谈名理，不复从事训诂，制度象数，张口茫如”。[4]（P411）于是人们纷纷舍义理而沉迷于名物训诂，主张以考文知音之功夫治经，以治经之功夫明道，“训故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5](P505) 要下一番切实的考证功夫，将字、词、句的本意搞清楚，才有可能正确理解经义。汉学这种反对空发义理，重视文字名物之训诂的思想，直接导致了史学思想上的反对任情褒贬，驰骋议论，主张考证求实。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在思维模式上是一样的，遵循的是相同的法则。对此，王鸣盛的一段话颇有说服力：“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与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6](自序)义理不可凭虚而得，必须经考据实证而得，影响到史学，那就是注重考典制事迹之实，反对未考史实便驰骋议论、任情褒贬。在此之下，清代史家对受理学影响的宋明史学注重发挥义理而不甚关注史实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褒贬议论是“颠倒是非，颇亦荧听”。并反其道而行之，张扬重考证、轻议论的史学观念：“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月纬、部居州次，纪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书生胸臆，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详，而议论褒贬，犹恐未当，况其考之未确者哉！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6]（自序）这样的治史观念在乾嘉时期被学界认可，史家治史不轻发宏论，而醉心于古史之考订辨证，在考史的基础上论史，言必有据，无征不信，学风敦实。

其二，汉学治经的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治史方法。考据作为一种治史的基本方法，并非始自清代，但很明显地是，清代考史方法的缜密完备和丰富多彩，却非仅仅依靠史学方法自身的积累，它主要渊源于汉学治经的方法。清初，经顾炎武、阎若璩、胡渭等人的提倡和实践，考证方法日趋完备，尤其是顾炎武“博学于文”，阎若璩“一物不知，以为深耻”等观念的提出，人们开始将治经的一套方法扩展到各个学科领域，史学便是重要阵地。乾嘉学者，多数兼通经史，以治经方法治史，事属必然。张之洞曾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7]（P258）就点出了清代史家取得成绩的途径和方法以及由此在其他领域的扩展。经学家治经着重文字训诂，反对主观武断发明经义，以小学为工具，进行校勘，以究典制名物。从小学入手以治经，是清代汉学的首要法门，这种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的方法运用到史学上，就是究版本、校文字、阐释字句、洞察事迹，考证天文、地理、职官、名物等问题，在专门和精深上做文章，形成了一套可以操作的、涉及文字、音韵、训诂、版本、校勘、辨伪等众多学科的庞大的方法体系，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他们运用这些方法，考证文献，克服了以往史家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科学化、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

另外，汉学研究中常用的通例归纳法也被运用到史学研究上。清人治经，特别认识到读书必明其例的重要性，将其视为治学的重要方法之一，他们认为“读古人书，必先寻其义例，乃能辨其句读，非可妄议。”[4]（P173）戴震对《水经注》通例之归纳，卢文弓召对古书行款版式通例之归纳，段玉裁对汉儒旧注通例之归纳，凌廷堪对《仪礼》通例之归纳，王念孙、王引之对发疑致误之归纳等等。都是当时以通例归纳治经的显例。这种方法波及史学，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人均不同程度地在治史过程中运用义例归纳法，取得了显著成就。

其三，在历史编纂学上，史家反对《春秋》笔法，反对以正统论著史，也是受了汉学的影响。《春秋》笔法是对传统史学影响很深的一种观念。宋学家对《春秋》研究、解说，形成《春秋》学。这种研究又渗透到史学中，在治史中形成了重《春秋》褒贬，重正统论，重《春秋》义例的现象。[3]清代汉学家一反宋儒重心性义理，好阐发议论的作风，变而为重文字训诂，好考证求实，张扬“实事求是”的学术个性。在史学上，则是轻史义，重史实，反对只重褒贬大义，而于史实却不甚理会的作史态度。尤其反对在历史编纂上搞《春秋》笔法，辨正统、闰统。钱大昕通过归纳、剖析《春秋》义例，指出《春秋》从不在文字上搞褒贬，而是“直书其事，使人之善恶无所隐而已”。[4]（P17）他批评欧阳修编纂《新唐书》、朱熹编纂《紫阳纲目》使用《春秋》笔法的做法，认为二人之书既掩盖了历史的真实，又褒贬不当，给读史者造成极大困难，因此他提出：“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掩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若各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8]（P350）与钱大昕一样，王鸣盛也反对治史模仿《春秋》笔法，认为“《春秋》书法，去圣久远，难以揣测，学者但当阙疑，不必强解，唯考其事实可耳。……究之是非，千载炳著，原无须书生笔底予夺，若因弄笔，反令事实不明，岂不两失之”。[6]（卷71）他同样批评《新唐书》和《通鉴纲目》意主褒贬的著史宗旨，认为记载事实乃史之天职，妄加予夺，实不可取。《四库全书总目》批评欧阳修以《春秋》笔法著史，于“事实不其经意”，“传闻多谬”。[9](P411)总之，以《春秋》褒贬大义治史的观念受到了批判。宋人由重义理而重《春秋》笔法，清人由重考实而反对《春秋》笔法，反映了宋清间史学由重阐发向重事实的转变。

与《春秋》笔法相联系的是正统观念。宋人著史重正统、闰位之辨，清人这一观念比较淡漠。尽管在清代史学史上，由于宋学的不绝如缕，正统观念也时隐时显，但总的趋向是受到批评。清初，王夫之即对正统论作了反思，认为以正统解说历史，真伪混淆，无法自圆其说，故而他评论历史，“不言正统”。[10](P1106)乾嘉时期，钱大昕更对朱熹在《通鉴纲目》中虚引中宗年号以记载武氏事迹，以明正统归李唐的写史方法表示不满，指出“史者，纪实之书也。当时称之，吾从而夺之，非实也。当时无之，吾强而名之，亦非实也”。从史以纪实的角度否定正闰之争的不合理。这些，都可以看出汉学求实精神的渗透。

其四，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史家在解释历史的发展时，很少使用“天理”、“心性”这些宋儒惯常使用的概念，他们多数已不再执着“天理”这种封建纲常名分的标准评价历史事物，议论历史人物的功过，讨论历史的盛衰。而是就历史事物本身发论，冲破先验的“理”来评说历史。如王鸣盛对王伾、王叔文“永贞革新”的评价，赵翼对武则天的评论等，都能冲破成规，得出新颖的结论。在思考历史盛衰变动时，乾嘉学者在哲理上发明不多。赵翼用“地气说”解释历史兴盛衰亡的变动，认为政治兴衰是因“地气”转移，这样的解释带有神秘的色彩，但又是一种宏观的历史运动观。崔述对社会历史的变化也有自己的看法，且能贯通古今思考问题，以“势”解释历史变动。[2]这些都是乾嘉时期较有价值的思想。但总起来看，由于受汉学名物训诂、重文献考实之风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史家在历史哲学上没有大的建树，论史而蔽于理。倒是受公羊今文学影响的一批人，在历史哲学上有一套宏通的系统看法。

总之，汉学对史学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一面看，它培养了中国史学的求实精神和理性精神，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考证辨析史料的方法，扭转了长期以来史学著作资料选择的主观性和论点的直觉性。从消极的一面讲，由于汉学过分强调考证辨伪为“实”，分析评论为“虚”，从而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他们对历史的盛衰运动、历史运动的支配力量等历史哲学问题思考甚少，无法对历史进程、历史运动这一历史客观性的问题做出系统解释，他们缺乏自己的哲学体系。又由于汉学崇古，有愈往前古，愈得其真的儒学求本化思想，影响到史学，“博古”现象严重。我们不能说乾嘉学者都博古而不通今，但“博古”思想影响到他们上下贯穿的通识眼光，也是事实。

由于汉学对史学的影响主要在治史态度、研究方法以及历史编纂等史学客观性这一层面上，无法对历史进程、历史运动这一历史客观性的问题做出系统解释。因此，当外部社会发生动荡，需要人们预见历史发展趋势时，汉学就无能为力了。而注重哲理思辨的宋学就有可能抬头，站出来论证历史之发展变化。但宋学的过分虚妄也使人生厌，于是有人就试图将汉学的求真务实与宋学的思辨议论结合起来，汇合汉、宋，摒弃汉学的琐细和宋学的虚妄，在史学上做到事实真和义理明，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晚清以后史学逐步摆脱经学束缚而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刘师培. 刘申叔遗书[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2]王记录. 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清代卷）[M]. 合肥: 黄山书社，2002.

[3]吴怀祺. 宋代史学思想史[M]. 合肥: 黄山书社，1992.

[4]钱大昕. 潜研堂文集[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5]戴 震. 戴震全书（六）[M]. 合肥: 黄山书社，1995.

[6]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M]. 北京: 中国书店，1987.

[7]张之洞撰. 范希曾补正. 书目答问补正[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8]钱大昕. 十驾斋养新录[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明清历史论文篇(2)

[关键词]　经史关系　经世致用　历史编纂学　历史观念史　中外史学的交流和比较

中国史学有史,始于“五四”以后。梁启超、、傅斯年,分别从不同角度为这门学科史提供了开拓性的思路。尤其是梁启超晚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再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创设“史学史”之名,并给出中国史学史怎么写的初始方案,使他成了这门学科史的“教父”。①

复旦大学历史系自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以后,便逐步形成重视中外史学史的传统。这首先要感念当时相继主持系政的东西二周。“东周”周予同先生,于一九四一年在“孤岛”上海,发表长文《五十年来之新史学》②,被认作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的开山名作。“西周”周谷城先生,早因一人写出两部通史而蜚声学界。他与周予同先生都强调史学史是文化史的核心成分,史学专业应该同时设置中国史学史、世界史学史两门主课,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原典教程。③

经过多年政治运动的扰攘,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两门史学史同时讲授,才在复旦历史系变成现实。一九二七年便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以《明史稿考证》为题的毕业论文而受导师梁启超激赏的陈守实先生,率先更新了中国史学史的通行陈述体系,从史论结合的角度,特别关注史学映现的社会结构和时代思潮,强调从矛盾的历史陈述中间才能清理出真的史实④。早年留美并长期从事时事评论的耿淡如先生,作为列入全国科学规划的世界史学史项目主持人,特别留意对于前苏联史学以外的西方史学的整合性研究。两位先生讲授的两门史学史课程,都以独特的风格,吸引着青年师生,并且各自都在本系带出传人。⑤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谭其骧先生重主系政,十分注意恢复和改进复旦历史系在教学与研究方面的固有传统。于是中外史学史重开了中国历史文选、中外史学原典解读、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等等,也都以新貌再现⑥。那以后,包括中外史学史在内的专门史研究生,数量一直增长,同时陆续引进的各科史学专家,更给本系发扬特色注入活力。

三年前,复旦历史系博采众议,决定以自由组合的方式,突破专业分工过细的畛域,通过共同研究一个课题,各展所长,互磋互磨,合撰一部展现本系传统特色又具新意的专著。众多同仁都赞成将主题定为史学史。于是就有了正在撰写的三卷本《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并命我承乏主编。⑦

《复旦学报》支持这一项目,设专栏分期发表同仁诸稿,因草此小文,略陈私见。

一　关于经史关系

谁都知道,中国的传统史学,由经史不分,而自成一部,而著作数量压倒经部,以至反过来宣称“六经皆史”,那是一个长而又长的历史进程。

中国很早就有“史”。即使不谈遥远的神话传说保存的先民记忆,单看近代的考古学提供的物化文献,便可证至迟在公元前二千纪,先进于文明的殷商王国,就有了称作“史”的职业分工。上个世纪初王国维曾著《释史》⑧。那以后中国的古史学者,运用王国维完善的所谓二重证据法,从文物与文献互证的角度,不断证明商周时代,“史”是诸王国不可或缺的高级专家。因为他们负责保存历史档案,熟悉列朝列王祖先和部族神的过去,也记载在位君主贵族的言行,并且通过家族世袭而形成具有垄断性的专长。

相形之下,“经”的名目,远晚于“史”。孔子曾说“吾犹及史之阙文”⑨。他指的史,无疑是职掌文字档案的专家。孟轲曾说孔子作《春秋》,“其文则史”⑽,那涵义只可释作《春秋》的编纂形式,与同时代列国“史”的文字表述方式一脉相承。因而,自汉至清,经学家们争论了两千年的一个问题: “经”是孔子生前死后一切重要典籍的泛称呢,还是归于孔子名下的六种或五种著作的专称?都只涉及秦焚书后重新流传的古籍作者与性质。即使单看典籍而不问职守,“经”也至多可称上古史官的某种记录遗存。⑾

中国史学史研究,大可不必理会六经或五经是孔子之“作”还是“述”的古老争论,却不可不正视这样一段历史公案,那就是中国进入中世纪,作为某几种古史化身的“经”,特别是《尚书》和《春秋》,怎么反而迫使史学成为它的附庸?

《汉书·艺文志》便是显例。此篇是今存最早的古典文献的目录提要。它的原型,是公元前夜刘歆写定的《七略》。⑿

作为刘邦幼弟楚元王的后裔,刘歆和其父刘向,都是西汉宗室内罕有的学者。楚元王是荀况的再传弟子,对于《鲁诗》和《春秋谷梁传》的传授都有贡献。汉武帝初期田尝试独尊儒术,就曾借重楚元王重文的令名。楚元王的子孙多纨绔,但五传至刘向,却复兴祖学,并受命整理改编宫廷藏书。刘歆子传父业,对积累二百年的宫廷藏书,系统清理,分门别目,取长补短,撰写提要,在刘向《别录》的基础上续成《七略》,由此留下中国早期文明史的一部完整的文献历史记录。清末章太炎盛称其功不在孔子之下,当非过誉。

刘歆最大的贡献或者错误,就是在宫廷藏书中发现了《左传》。他对这部编年史,如此着迷,以至令家中婢仆熟读的同时,还违拗其父刘向的意旨,要求朝廷立于学官,作为可与《公羊》《谷梁》并列的“春秋传”。他的企图得到怎样的失败,史有明征。有一点需要指出,那就是刘歆揭露西汉帝国末日学界黑幕的致太常博士的公开信,与后来的僭主王莽无关,因而钱穆指出顾颉刚们论此事背离史实,是有根据的。

这里需要说到刘歆的先辈司马迁。

司马迁继承父职,担任西汉帝国的太史令,很快主持完成了修“宪”即改历大业,证明他确有出色的科学事业组织能力。但司马迁也与司马谈一样,在立志恢复早已中断的“史”的世业,即记述“天下之史文”的同时,忘记了孔子关于君子思不出位的遗训。就是说,他虽位居太史令,但在“儒术独尊”以后,古代史官曾经世代拥有的历史记述权,已经被君主信用的经学家,特别是董仲舒、公孙弘为核心的所谓《春秋》公羊学派夺去了。

因此,司马迁主持制订《太初历》成功,随即履行司马谈遗训,着手撰写通观古今历史的著作,就立即招来君主代言人的指斥,说他竟敢自比作《春秋》的孔子。那时董仲舒一派经学家,不仅把《春秋》说成孔子接受天启为汉朝预制的一部“宪法”,还成功地垄断了它的解释权。这里不拟重述在汉景帝时代刚出现文本的《春秋公羊传》,只过了十多年,到汉武帝初期,便成了“儒术独尊”化为国策之后最为重要的“五经”之首。欲知其详,不妨参看周予同先生的《经今古文学》、《纬谶中的孔圣与他的门徒》诸著,或者拨冗一阅《经学史:儒术独尊的转折过程》等拙文。

这里只说一点,即以董仲舒一派的《春秋》解释,高踞汉廷认可的意识形态化的经义核心地位以后,有关历史的写作,特别是涉及当朝人事或制度的历史陈述,就变得十分危险。因为据所谓公羊学者的说法,一部简单到有时每年除时间记录外仅有一字的古老编年史,字里行间竟隐藏了那么复杂的“微言大义”,怎能不引起君主和他们的大臣,对于新出的历史著作说古述今,是否别有用心,感到狐疑呢?于是汉武帝首先抽查司马迁记述他和其父在位大事记,“大怒,削而投之”;于是汉武帝借李陵案将司马迁下狱,施以腐刑后任命他为宦官头目以示侮辱;于是司马迁终因坚持忍辱写作《史记》,而不明不白地从人间消失,这一连串的悲惨遭遇,便不难理解。

还在司马迁因著史而受皇帝亲信大臣指责,说他竟敢在太平盛世效仿孔子著《春秋》为后王制宪,那时他就表白,自己绝无希踪“素王”的野心:“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但对于已被董仲舒、公孙弘之流公羊学者“以经术缘饰吏治”的策略,迷倒或者有意迷倒的汉武帝及其子孙,怎会相信这位史学家的真诚?因而直到百年以后,帝国御前会议仍然判定迁史暴露了刘邦及其布衣将相造反成功的秘密,而拒绝一名藩王抄录《史记》副本的请求。因而同样造反起家的东汉王朝,直到崩溃前夕,短暂当政的王允,仍然声称汉武帝不杀司马迁而留下“谤书”,必须引为历史鉴戒。这也不难理解。

难以理解的是《汉书》作者班彪、班固父子。他们的陈述西汉和新朝兴亡史的著作,分明是《史记》关于西汉前期五朝史的续作,却斥责司马迁诽谤刘邦及其子孙。但由《汉书》的《艺文志》,抄袭刘歆的《七略》,仍将司马迁的“太史公书”,与《楚汉春秋》一起列为儒家经典《春秋》的附庸,便可知时至公元一世纪初,学者仍然经史不分,把述史看作解经,就是说论史等于论政。当然从此以后,写历史必须将有利还是不利政治现状,放在著述的出发点和归宿的地位。因此,从东汉到满清,不是《史记》,而是《汉书》,便被列朝统治者认作正史的楷模。

不消说,班固仍列迁史为《春秋》的附庸,也起了反作用。首先他本人续作《汉书》,便被指控“私改国史”,从此近现代史的编纂,便直接由宫廷监控。其次导致列朝当局越发夸大史学的社会功能,例如东汉末权相王允总结的“历史教训”,直到明清二朝为胜朝修史,还被君主奉作圭臬。

全部中世纪史表明,没有一个王朝能够遏阻权力导致的体制腐败取向,没有任何一名圣君贤相能够真正箝制民意,第三即使在思想文化领域擅长运用软刀子 杀头策略的专制者,也没有一人真正实现李斯向秦始皇所献的“安宁之术”,达到“天下无异议”。

于是,在东汉帝国通过“东观修史”,厉行控制“国史”编纂以后,接踵出现的却是三国史记载的兴旺。西晋末统治集团内部的“八王之乱”,直接导致了民族大迁徙和南北诸王朝的长期分立,在史学领域引发的效应,便是官方史学互斗,私人史著繁荣。单是记载西晋一统到东晋南迁的史著,到唐初还剩十八家之多。

正因为史学脱离了经学的控制,附庸已蔚为大国,因此两晋王朝清理宫廷藏书,不得不面对现状,将《史记》《汉书》以来的各类历史著作,从经部分出,归为一部,并迫于数量巨大,将它从丙部晋升为乙部。

北宋的理学先驱程颐,曾想直接干预司马光《资治通鉴》对唐太宗的“评价”,要求给予“篡名”,并且要求从忠臣不事二主的角度否定魏征。他的干预没有成功,或许这是朱熹最终将司马光排斥出北宋道学宗师系统之外的一个理由。

然而司马光不肯屈从程颐关于唐太宗、魏征的“评价”,终究表明自从史部独立以后,没有任何正统学者,可以强迫史学回到完全是经学的奴才地位,不待说这并不表明自命道学而憎恶史学的正统论者愿意放弃努力。

朱熹便是显例。他自拟大纲,指使门徒摘抄司马光书内可资明道的段落,编成《资治通鉴纲目》。他晚年索性反对门徒读史,表明他沉湎于孔孟之道宗教化,已使他认定史学只能充当以道学教义淑世的一种手段,“存天理,灭人欲”的一种鉴戒,至于历史本身是怎么回事,毫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应用必须服从价值取向的左右。因而他以论代史,提倡纲举目张,便隔代相传,特别在清初成为君主通过扭曲历史以辩护现状的一大法门。

清修《明史》是世称廿四史的最后一种,却从清顺治二年(1645)设馆编纂,到清乾隆四年(1739)才正式刊行,凡历四帝九十六年,时间之长,没有别的正史可比。但陈守实先生早有考证,其实康熙中叶这部史稿便由万斯同改成,以后全稿被王鸿绪窃取,又稽迟数十年始得面世。事实是清楚的, 背后的曲折更值得深究。关键便在于权力对胜朝史编纂的监控越来越烈。《明史》编修真正的开端,是康熙十八年(1679)诏征“博学鸿儒”。这一特科,修明史乃借口,满洲征服者的真实意向在于牢笼汉族文化精英,将大批学者关进史局,所谓既食周粟,便作不成夷、齐,当然也不再可能再在民间散布思明敌清的言论。 不过接着轮到统治者担忧,唯恐暴露满洲在晚明悖德逆伦、从在明朝边疆而乘明廷之危以攘夺宗主天下的历史真相,于是便出现康熙帝屡次警告监修大臣必须慎重处理明末最后三朝的历史,也导致投机成性的王鸿绪乘康熙中叶宫廷内哄而向君主隐瞒《明史稿》已成的事实,敢于在康熙末才向朝廷报送已被他窃改的部分书稿,敢于到雍正朝颁布《大义觉迷录》后奏呈剩余史稿。

从康熙晚年大讲“真理学”,到其子雍正“以理杀人”,到其孙乾隆将理学迂儒也列入文字狱打击对象,一切学术都只能按照满洲大君钦定的所谓朱子学的教义“躬行践履”,史学特别是牵涉到征服民族源流的历史研究,难道可成例外吗?《明史》编撰的时间与成稿可信度的巨大反差,只可由此说明。

中世纪的君主独裁体制,到十八世纪雍正、乾隆父子在位时期,可说达到极致。乾隆晚年更是举朝鸦雀无声。但正如稍后龚自珍所形容的,衰世与治世,只在表象相似,紧接而来的,就是乱世。乾隆末季,白莲教等等以迷信为集结纽带的秘密组织已遍布华北民间,并由北向南扩散。各地民间秘密组织的动因与形态极其复杂,多半起于自保社区现状或寄托身心安宁,然而朝廷一律指为而进行镇压。所谓,乾隆刚死,其子嘉庆刚通过惩办和以阻遏政权腐化趋势,打着白莲教旗号的造反活动已蔓延到川楚七省。清廷倾力进行武装镇压,但重获安宁没几年,突然在紫禁城爆发的天理教,几乎使嘉庆皇帝沦为流亡塞北的废君。

这表明,专制君权的历史进程,犹如登山,费尽曲折爬到顶峰,随即就只好下坡,说不定前路更加崎岖。雍乾间的文字狱,已由打击民间私修晚明史,转向民间借宣传历史鉴戒而恢复朱熹理学原教旨的种种“假道学”言行。岂知历史决不会服从意识形态画定的路线,它或因政治干预而发生位移或变形,但必定坚持走自己的路。由秦始皇死而地分,到清高宗死而权失,中间的先例俯拾即是。

也许正因为中世纪的列朝帝王,无不以自己的观念依据为“经”,而无不以经衡史,于是在学者中激发经史相关度的世代探究。任何学者,只要对历史真有尊重,便只能承认史先于经,而经书的原型正是史书,所谓六经皆史。

相传六经皆史说,出于隋末王通。但《文中子》是伪书,王通的事迹也难征信,因此追本溯源,将晚明王学与六经皆史说传播,说成有因果联系,大约更于史有征。

也许出于对王学的偏见,也许因为与官方理学拉开距离,也许二者兼而有之,十八世纪兴旺起来的清代汉学,通常不对经史关系说三道四。然而不论吴派或者皖派的汉学家,无不通过各自研究传统经典的成果,表明他们无不把所谓圣经贤传,看成历史的产物,看成每种每篇乃至每章每节都有时空连续性的痕迹。就是说他们竞相采用并不断完善的音训考辨之类方法,出发点都是将构成传统信仰系统基石的什么五经四书,当作可以考出发生、转化和定型过程的特种历史材料,没有神圣性可言。

所以,倘说清代汉学的共同表征,在于将六经皆史说,由言化作为行,甚至在实际上改变了此说内涵,同认“六经皆史料”。那大约近于历史实相。问题在于,既然人们“评价”古今政治,都强调实践是唯一尺度,为什么论清代汉学,另立标准?

说到另立标准,便不能不提及章学诚。由于清末民初章太炎、胡适之等的表彰,章学诚和他的《文史通义》,已成六经皆史说的圭臬,而照上个世纪中国史学史论著的通行说法,在八世纪刘知几《史通》问世以后,度越千年,才有章氏《文史通义》与之比高。

是这样吗?二十多年前,我修订《中国历史文选》,通过考证其人其书的历史,便曾提出:“章氏生前死后,长时期中,少被人知;直到清末,才渐受注意。至于他的著作全部刊行、学术思想被人研究,则是晚近数十年的事。”章学诚生前已对人们将他比作刘知几感到愤然,声称刘氏仅知“史法”,而他才懂“史意”,可上比孔子作《春秋》。但依据我的考察,《文史通义》不但力为满清君主利用程朱理学辩护,而且他是歌颂六经是史学的楷模,他痛诋戴震、汪中“诽圣谤贤”,他论史再三声明旨在反对“乱臣贼子之居心”,诸如此类都清楚证明他关于六经皆史的理论,与同时代的汉学家从史料真伪角度解构经传的实证取向正好相反。

关于章学诚其人其书,我们将另行讨论。这里只拟通过此例,表明时至十八世纪,中国的传统史学,已接近它与传统经学的悲欢离合的漫长旅程的尾声。然而尾声并不意味着过程的终结。相反,堪称尾声的六经皆史说,由于《文史通义》受到近代学者过度重视,再度引发经史关系的争论。

十九世纪出现了经今文学的复兴。清代汉学的这个内部异端,没有刘逢禄便不成学派,没有龚自珍便不成气候,它将六经皆史说推到极端。倘说廖平的经学四变,还是晚清学界企图复活经史不分传统的尝试,那末康有为及其门徒在前夜赶制的《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和《皇朝经世文编》诸书,都表明这个提倡帝国自改革的学派,昧于学术为政治服务的陈腐偏见,如何以今律古而扭曲历史。

二　关于“经世致用”

史学有没有“经世致用”的功能?这在中国史学史上,似乎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难道历史的经验不值得注意么?难道历史的教训不值得记取么?难道历史的兴替不值得借鉴么?难道历史上的圣贤忠义不足以垂范后世么?难道历史上的昏暴贪诈不足以警示来者么?既然如此,倘若说治史读史,都为了“鉴往知来”,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岂成问题?

很有趣,类似的疑义,中国有,外国也有。人们很早就熟悉黑格尔的观察历史三分法,其中第二种称作“反省的历史”,也即目前通常所称的“反思史”。这种反省的或反思的历史,又被黑格尔区分为四类,而第三类所谓“实验的历史”,如今又常被引用者改为“实用的历史”。⒀据黑格尔的叙述来看,那类在十八世纪初叶仍然盛行于德国的“实验的”或者“实用的”反思史,活像经世致用论的西方版⒁,可谓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显例。

于是,对于史学究竟能不能起到“经世致用”的社会作用,略作再考察,似非多余。

人所共知,所谓“春秋经世”初见于号称庄周本人遗作的《齐物论》⒂,《庄子》外杂篇还不止一次提到孔门的“六经”,但所述原始儒家的言行,又大多数不见于同时代的孟、荀等自命孔门真传的遗作。因而庄周及其学派说孔道儒,是否属于“寓言十九”的范畴?诠释者历来争论不休。

就说《齐物论》那句名言吧,“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辨”,其中“春秋”一词,到底指时代呢,还是指相传孔子晚年笔削而成的那部儒家经典?即使在清末,墨守清代古文经学传统的《庄子集解》作者王先谦,便以为唐代道士成玄英的疏解正确,断言“春秋经世,谓有年时以经纬世事,非孔子所作《春秋》也”⒃。可是行辈虽后而诠释此语同时的章炳麟,却以为“春秋”应当释作书名,即孔子据鲁史改编的《春秋》⒄。谁说学派相同就必定见地一致?“经世”说的源头与孔子《春秋》的相关度,在研究治史的学脉一致的两大巨匠笔下,诠释便如此相反,怎不使人对它的本义是什么,发生疑问?

再看“经世”一词的由来。《易传》非孔子所作,其中两篇《系辞》同样来历不明乃至具有杂凑性质的说法,迄今也不新鲜。因而上《系》所谓“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云云,第一绝不可能出自孔子的笔或舌,第二似与战国孟、荀诸派儒者也没有明显联系,第三可证“致用”一词初见于文献,便散发着形而下的气味。⒅

令人感兴趣的,更有“经世”与“致用”二词连缀成一个复合术语,始于何时?

恕我寡闻,在中世纪前期的经史论著中间,没有找到“经世致用”四字连用的先例;即如《庄子》所称“经世”一词,也才在晚唐五代的诗文中偶有发现。北宋王安石驳斥反变法者批评他但知“经术”而不识时务,曾说“经术正所以经时务”。于是,熙、丰变法,便以重订“经义”造势,以改革教育塑人,而打着周公原教旨旗号并以急功好利为特色的荆公新学,便凭借专制权力,骤成显学。正所谓权力导致腐败吧,新党很快便成为奔竞权势而不择手段之徒的渊薮,他们的格言是“笑骂由尔,好官我自为之”,他们的策略是包围急于“治世”重现的君主而假新法之名攘除异己,最后连王安石本人也被他们挤出新政舞台了。这是不是王安石新法新学迅速变质的一个理由?姑且存疑。有一点似无可疑,即当时批判乃至否定新法新学的人士,例如司马光、文学家苏轼、经学家程颐等,其实治学论世都与王安石取向接近或类似。比如王安石藐视孔子的《春秋》,司马光《通鉴》也声明效法荀悦《汉纪》,而不取法《春秋》“诛心”。比如程颐,不满汉唐经学而致力于重构经学原教旨系统,特别提倡“尊孟”,更是接过王安石的口号为我所用。可是他们都不认同新学,显然由于恶其党而憎其术。

从程颐到朱熹,完成了中世纪经学形态的重构。道学作为经宋学的主流,与佛、道教义的复杂关系,已有种种讨论,但它渗入中世纪后期史学的过程,仍不能说已经厘清。这里也只说一点,即程朱及其之徒,也说“经世”,却都看重概念中寄托的所谓先圣义理,而讳言“致用”。程颐晚年甚至声称,“道着用,便不是”。朱熹可能接受姻戚吕祖谦影响,中年一度究心史学,编过《资治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伊洛渊源录》等史著,尽管每种都有“以理论史”的强烈主观色彩,终究可称不废史学的体现。但晚年却一再抨击吕祖谦的史论史著,如说吕著《大事记》背离孔子作《春秋》本意,“恐其所谓经世之意者,未离功利术数之间”云云,进而否定既往史著,蔑称看历史不过看人“相打”而已。梁启超在清末指斥二十四史乃地球上一大“相斫书”,其源盖出于朱熹语录。

然而正是梁启超,在五四以后,论说由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的“近三百年学术史”,又赞颂“经世致用之学”,将它描绘成贯穿这三个世纪的思想学说的一根主线。照他的说法,晚明入华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等,与本土的士大夫徐光启等,共同促使“欧洲历算之输入”,“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造成学界空气变换,因而此后的清代学者,“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到利、徐诸人影响不少”。梁启超的这一见解,晚清的洋务学者和在华外人都曾说过,并不新鲜。新鲜的是他把清学史上的历史观、价值观及治学方法往往大异其趣的学者学派,都串在中外难辨的“知识线上”。然而,对于明末陈子龙、清初陆耀到晚清的贺长龄、魏源,以及清末竞相上市的那一大批“经世文编”,不断以集合方式体现的“经世致用”的实践思潮及其与时俱变的形态差异,梁启超与同时代的钱穆,以及后来的清学史研究,多半置于视野之外,偶有论及,也限于书目提要式的皮相考察。

正因如此,五四以后的中国思想学说史研究,包括史学史研究在内,说到“经世致用”,空泛的褒扬与模糊的界定,常常形成明显的反差。比如说它表征传统史学重视教化作用,或者表征中国历史理性特重实践,但那真是中国史学独有的特色么?前引黑格尔说法可作否定的回答。问题更在于概念的界定。毋庸置疑,中世纪到近代的中国史学,尤其是所谓正统史学,越来越偏好将历史当作鉴别时政、预测未来的镜子。关于史学具有“鉴往知来”的特异功能的认知,得到中世纪若干“圣君”的肯定,越发走红。唐太宗、宋神宗、明太祖、清圣祖,无不留下亲自干预或者关注“以史为鉴”的记录。甚至到辛亥革命以后,那个紧握军权而跻身民国总统高位的袁世凯,虽是不学的草包,却深谙“国灭史存”乃传世统治术的诀窍,甫即位就开“国史馆”,又开“清史馆”,牢笼逊清学者名士,免得此辈在外指手划脚地讥弹时政。效应呢?自唐初到民初,由“正史”可证,还只可套用古语,说是“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可是我们的史学史研究,经常显示比梁启超更缺乏历史感。梁启超谈“经世致用”,还限定于清学史,并随即用“学术主潮”、“一个支流”等提法,表明概念的时空限定。史学史研究却将梁说扩张到中国史学的全部传统。似乎梁说清代学术主潮,所谓“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以及梁说清代起伏不定的一个支流,所谓“排斥理论提倡实践”,都可挪用来形容全部中国史学史的本土特色或历史理性。休说梁启超论“经世致用”,以为近代起点在于晚明利玛窦、徐光启合作的中西合璧的历算学,已经大悖朱熹否定经世史学等于功利术数的教旨,就说梁启超所指的理论,意为满洲君主肯定的朱熹理学,而所指的实践,也特定为清康熙帝钦定的所谓真道学的躬行践履准则,用其孙乾隆帝的钦定诠释,那准则便是“忠君亲上”。准则的反题,当然是韩愈吟唱的“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梁启超不承认满清君主的这类准则是一回事,但他称道“经世致用”是清代学术的历史特色,蕴涵的逻辑与历史的矛盾,又是一回事。

谁都知道梁启超曾自称是清末思想界的陈涉。陈涉即陈胜,在秦末首先说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点燃了颠复大秦帝国的篝火,但他才称楚王,便立即追步秦始皇,背叛了当初与贫贱农民弟兄“苟富贵,毋相忘”的诺言,很快落到众叛亲离的下场。梁启超在晚年论清学史,自比陈涉,把自己封作晚清学界革命的首倡者,可惜不合历史事实。梁启超对于清末“思想解放”的作用,前不及康有为,后不及章太炎。假如不顾比喻不伦,那末梁启超至多可以譬作汉初以“识时务”著名的叔孙通。当然时代与境遇不同,梁启超没有以“面谀得亲贵”,在民初先拥袁而反袁,先尊师而叛师,乃至章太炎对他盖棺论定,以为当称“再造共和”的功臣。正如他在民初政治中力求用世一样,梁启超晚年无论说传统文化,还是论清代学术,仍然情系“经世致用”。当然他的关注重心越来越由现状移向历史,似乎与时期他策划辑集《皇朝经世文新编》的目标,已有显著区别。然而区别仅止于浮面,由他晚年依然积极促进“联省自治”,希望借此平息源出北洋的各派军阀的混战,共同阻遏广东军政府发动的北伐战争,可得确证。只是他和他的派别的这种努力屡遭挫折,反过来也促使他寻找“理想的政治”为什么止于理想的原因。他找来找去,自以为发现了症结所在,便是“政治是国民心理的写照”,积极的表现是为建设理想政治努力,消极的表现就是安习或默认先行政治。“所以研究政治,最要紧的是研究国民心理;要改革政治,根本要改革国民心理。”据他说,国民心理的根核在于历史遗传,而历史遗传“以先代贤哲的学说为最有力”。因而他认定,要改革政治,必须首先“看清楚国民心理的来龙去脉,才能对症发药”。

用不着特别指出,梁启超此说,并非他个人的创见,而是五四时代包括《新青年》若干主将在内的强调“国民性”的改革者的共同心声。梁启超的这一见解,所以值得史学史研究注意,就在于他晚年讲授先秦政治思想也好,讲授中国文化史也好,都围绕“国民心理的来龙去脉”这一主题,以史论为政论,抒发他的“经世致用之学”。

从梁启超晚年论史的种种著作来看,这时他赋予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没有超出中世纪官方史学“鉴往知来”范畴。

所谓鉴往知来,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作者读者的共同情结。它的现代起源,也可理解。

难以理解的,是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学史论著,提及“经世致用”,便众口一词地称道那是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

难道忠于鉴往的《史记》,不曾被后来统治者斥作“谤书”么?难道志在“资治”的《通鉴》,不曾长期遭受冷遇而被朱熹看作背叛孔子作《春秋》之微言大义的反面典型么?指斥者受指斥,因为从《汉书》、《汉纪》以后,没有一部纪传史或编年史,真正起过预测未来的历史走向的所谓社会作用。

于是又要回到黑格尔《历史哲学》,这部讲义,关于观察历史的三种方法的见解,至今仍是欧美史学界讨论历史研究本质的出发点。既然我们的史学史,讨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无不在于历史的经验,或者历史的教训,那末黑格尔也许仍可作为他山之石。

以下引自《历史哲学》王造时译本,关于实验的历史即今称实用的历史的表述:

这里必须特别注意那种道德的反省———人们常从历史中希望求得的道德的教训,因为历史家治史常常要给人以道德的教训。不消说得,贤良方正的实例足以提高人类的心灵,又可以做儿童的道德教材,来灌输善良的品质。但是各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它们的利益、情况和纠纷复杂,却又当别论了。人们惯以历史上经验的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它的举动行事,不得不全由自己来考虑、自己来决定。当重大事变纷乘交迫的时候,一般的笼统的法则,毫无裨益。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也是徒劳无功。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从这一点来看,法国大革命期间,人们时常称道希腊罗马的前例,真是浅薄无聊极了。

列宁《哲学笔记》曾摘抄黑格尔的这段论述,且在旁注赞赏“聪明极了”。不消说,假如同意列宁这个赞语,那就对任何自称马列主义却又力倡史学“资治”者,煽了一记耳光。我不以为黑格尔论史学符合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却以为反思近代中国史学是否以“经世致用”为主流取向,前引黑格尔的这段话足资参照。“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谁若反其道而论之,岂非恰好证明缺乏列宁肯定的“聪明”?

我赞成黑格尔对于实验的或实用的反思历史学的批判。因为对照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几乎没有一种的出发点和归宿,超出“经世致用”的陈腐说教之外。

三　关于史学史结构

如所周知,梁启超晚年首倡中国史学应该“独自做史”,并且设计了“做”史学史的四部曲,包括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

那以后,便出现了“以梁氏之条目”撰写的中国史学史的首出专著。迄今近七十年,在这门学科史的领域里,论著日增,但对史学的诠释,对史学史的编纂思路,有没有从根本上超越梁启超呢?似乎不见得。

不能说梁启超设想的史学史结构没有道理。一如他的老师康有为,梁启超也很爱讲“学术源流”。他晚年提倡研究中国学术史,就说史学史应该成为学术思想史的一个分支。有人说他晚年已经变成“新传统主义者”。可是他改变的主要方面,是对传统学术文化的价值判断,而对中国历史过程的基本认知,便没有大变。

比如说对中国“旧史学”的看法。从前梁启超曾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判断它属于“劣败”一边。晚年梁启超却改信东方精神文明高于西方物质文明的欧洲某些哲人的说法,判断重历史就是中国文明“优胜”的表征。怎么见得他的基本认知没变?因为梁启超没有放弃过人类社会总是由低向高“进化”的信念,并始终认为史学具有“经世致用”的功能。

很难厘清梁启超的认知来源。他学问混杂。就像他宣称史学史应归入学术史,而学术史则是文化专史的组成部分,似乎在复述培根关于学问分类的见解;但他认为不断进步是历史的主线,又似乎取自费希特;他强调史学的最终任务在于寻找导致人群进化的公理公例,又明显受到严复介绍的孟德斯鸠《法意》的影响。同时也不能排除他在各个时期的师友乃至论敌,也对他的史学见解,起过不同作用。

也许因为认知来源之杂,反而呈现做学问可以兼收并蓄的色彩,因而梁启超设想的史学史的结构,给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进行陈述,留下了可供回旋的较大空间。自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金毓黻、魏应麒、李宗侗等,相继按照梁启超的方案写出《中国史学史》以后,作者踵出,也包括若干新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在内,陈述重点或价值尺度虽有差异,但总的架构却很难说都已跳出梁启超的窠臼。

不妨引用黑格尔所述“观察历史的方法”进行比照。黑格尔曾将历史分作三种:本源史、反思史和哲学史。其中反思史,或“反省的历史”,又被黑格尔分作四类:普遍的历史即通史,实验的历史即致用史,批评的历史即批判史,以及艺术、法律、宗教等等专门史。按照我们的积习,“对号入座”,那就只能将史学史归入反思史的第三类,即批判史。

关于这一类反思史,据黑格尔说,它正是他在柏林大学讲授《历史哲学》的十八世纪初叶德国通行的治史方法:“它并不是我们这里所提出的历史的本身,而是一种历史的历史。它是对于各种历史记述的一种批判,和对于它们的真实性、可靠性的一种检查。它在事实上和旨趣上的特质,在于著史的人锐利的眼光,他能从史料的字里行间寻出一些记载里没有的东西来。”

这里说的,不正是我们称作史学史的那种历史么?末句关于“特质”的指陈,也立即使我们记起从康有为到顾颉刚“疑古”的眼光。

可惜黑格尔紧接着借抬举法国史学家来贬斥他的德国同行:“人们曾经假借了‘高等批判’之名,就荒诞的想象之所及,来推行一切反历史的妄想谬说。这样,我们又添了另一种方法,使过去成为一种活跃的现实,就是以主观的幻想来代替历史的记录,幻想愈是大胆,根基愈是薄弱,愈是与确定的史实背道而驰,然而他们却认为是有价值。”

史学史不应该只是既往史学的批评史,却更不可以变成单纯的历史编纂史。“学之为言,觉也,觉悟所未知也。”这是公元一世纪中叶参与白虎观会议的东汉几十名学者通过辩论所得的共识。时近两千年,倘若我们的史学史论著,给人的一般印象,多半只着眼于编纂过程、体例得失、材料处理以及作者生平之类已知事项的描述,或者连叙事也不过因袭昔有几种作品,连顾炎武所讥“著书不如抄书”中间指出的“抄”的水准也远未达到,就是说对“学”的认知,甚至不及迷信纬谶的《白虎通》时代的儒者,岂非今不如古?

因此,史学史如果重视治史之“学”,那么不能因噎废食,对于既往的历史批评置诸不理,即使其中也可能充斥着“反历史的妄想谬说”。批评不等于否定,相反经常涵咏着否定之否定。中国自古便是历史的一个巨大舞台。生态环境极其复杂,生活在平原、高地和草原而靠水靠山或靠草谋食的不同民族,通过冲突、同化而走向中心或雄踞方面,建立起大王朝或小国家,各自反思与解释历史,怎会出现相同的音调呢?不同的传统,社会的,语言的,信仰的,风俗的,伦理的,教育的,都会造成对于本族本国以及他族他国的历史,作出差异的理解、误解乃至曲解。因而历史批评从来存在。批评者不限于专业史学家,也不限于那班好讲什么历史经验的君贵,也包括处在社会下层的广大平民。中国人似乎全民关注历史,至少到上世纪初,还凸显为文化传统的表征,难怪当时章太炎要说中国人属于“历史民族”。因而,历史批评堪称体现传统的历史观念。观念未必形成理论。但观念的萌生、分蘖、争存或荣枯,却是历史的整体影像,在历代史学遗存特别是非官方的载籍中多有踪迹。除了狭义的史学理论或史学批评,史学史还需要从更高层面系统考察历史观念史。

正如文明社会不可能在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状况中生成,中国高度发展的各类古典文明、中世纪文明,以及举步维艰地走出中世纪的近代文明,都无不以内外或中外的文化交往,作为蜕变的条件。史学当然在例内。

可是,我们的史学史研究,也经常陷入上个世纪人文研究那种左右支绌的困境,既要批判固步自封,又要否定所谓西化。但清末风靡一时的“新史学”,不正是把欧洲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种种历史观念,当作开新的尺度么?五四以后渐成主流的“现代史学”,主张以阶级斗争学说衡量史学进步与否,不又正是另一种西化,即经过斯大林裁定的“苏联牌”历史唯物主义么?姑且不论观念是非,就看中国史学几次变动较大的时期,哪一次不与外来思潮的碰撞无关呢?近百余年的急剧蜕变仅是一例。

因此,正如中世纪经学总在与佛学等来自域外或周边诸异己思潮的交往中改变自身形态一样,在某种程度上,用汉字表述的传统史学,从内容到形式,从论世到述往,必受外来的或周边的非正统史观的影响而不断地变异。

举例说吧,《汉书》以后的“正史”,无论采用纪传体还是编年体,辨夷夏都属于题中应有之义,区别的尺度便是相传由孔子论定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而四世纪初发生的民族大迁徙,根本改变了夷夏分布的空间格局。由南北列朝隔江对峙,到承袭北朝而重建一统的隋唐,都由泛称胡人的非华夏族主宰古华夏诸族活动区域,因而也都自命华夏正统。被迫南迁占据原称蛮夷的吴楚地区并将原居民挤压到岭海百越地区求存的古华夏后裔,又打起文化牌争正统,刻意彰显所谓衣冠礼乐不变。双方都把史学当论战工具,通过官修的王朝史互相辱骂,但双方又都把西来的佛学当作证明统治合法性的信仰手段。这中间随着游移二者之间的道教渗入宫廷,双方的文化都变得内涵与外延分外模糊。时至九世纪初叶,韩愈终于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即将夷夏的区分标准,由族类改作文化,说是华夏意味着先进于文明,反之则是夷狄。历史仿佛证明韩愈的判断不错,经过晚唐、五代而再度形成辽宋二朝对峙的格局,契丹族建立的辽朝,通过内部体制改革而先进于文明。这曾使同样怀有改革现状要求的北宋学者文士吃惊,愈来愈用较为平等的眼光看待属于夷狄的契丹,甚至承认夷狄从政治到道德都可胜过“中国”。那以后的史家大都倾向于接受韩愈的说法,以为夷夏之辨在文明而不在族类,乃至满清统治者也利用此说替自己的“以满驭汉”的民族压迫行径辩护,宣扬“夷狄而华夏则华夏之,华夏而夷狄则夷狄之”。

类似例证在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中很多,可惜多半没有受到史学史研究的充分注意。原因之一在于专业的过度分工导致的认知限制。没有中国史的世界史,不顾世界史的中国史,在史学界久遭诟病,体现于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便是既分中外两门,却不互相沟通。随着人文学科比较研究在近年崛起,比较史学的课题也提上日程。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在我们这里是否已经不算空话?难说。比如中外史学比较,首要的前提就是研究者需要对古今中外史学的基本进程有整体的了解,这岂是个别史家所能胜任的?倘若只作个案比较,同样面临可比性问题。人们早就注意历史有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区别,同时同地的历史过程充斥着复杂的矛盾,没有结局相同的历史事件,也就不可仅从形式来作比较,追寻个案发生的偶然因素或许更加必要。况且要对不同环境条件下发生的事件或人物进行比较,更不可只看局部的相似性而无视整体的差异性。近些年我们的人文领域内的比较研究,经常给人以重形式而轻内涵的印象,所谓历史比较也往往给人以拿主观理念来代替历史分析的感觉,似难否认。

以上的简单讨论,表明我们的史学史研究,在若干关节点上,不是需要深化,便是需要增补。于是,困扰这门学科史研究的老问题,即史学史写什么、怎么写等等,就再度摆在我们面前。问题的涵盖面,也已越出当初梁启超设计的史学史“做法”的框架,不再是局部修补或扩容所能满足。这就突显了史学史编纂应该进行结构改革的必要性。

结构改革的前提,在于承认既往的结构,又合理又不合理。所谓合理,意味着历史逻辑应与历史事实力求一致。历史属于过去。过去种种,犹如铸成的铁板,不再能随某种主观愿望而改变。因此逻辑的雄辩,决不可能改变既成的历史。中国的传统史学,备受权力的干扰,总体取向就是主动地或被迫地适应当前的意识形态,隐讳或曲解史实,乃至伪造历史,以迎合统治者的功利需求。因此中国的史学史研究,长期注目于历史编纂学史,很少涉及学科以外的历史观念,尤其避免讨论域外观念特别是宗教思潮对于中国史学的隐显作用,都可理解,却不可盲从。

史学史的结构改革,第一需立足于传承,不可学秦始皇将古典文化一扫而光;第二需立足于察变,不可以逻辑代替历史;第三需立足超脱,不可追求与时俱进而牺牲客观历史。

假如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那末史学史的结构,可以析作交叉重叠的三个系统。

一个系统便是历史编纂学史。这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史学史从业者耕耘的主要园地,收获也堪称丰富,包括通史、断代史和专题论文等不同类型的成果愈来愈多,致使后来者很难别开生面。只是数量不等于质量。编纂学史既需要继续探究各类历史纪录形式的递嬗与衍变,厘清与重要作品攸关的人和事的历史实相,还需要深入考察与作品作者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和重大事变。从事后一项工作,尤其需要克服种种非史学的干扰,诸如古为今用、以术代学、以论代史、惟权是尚等等。仅此一端,便可证历史编纂学史的研究,仍有许多事情可做,何况对于这门专题史在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的实相,还缺乏一般的清理。

第二个系统当为历史观念史。历史观念不等于历史哲学。因为在中世纪中国,所谓史观史论,从来是经学的话筒,而所谓经汉学或经宋学,本质上是辩护论,辩护当前统治体制的既得的或正在追逐的权益。上个世纪中国开始出现哲学自主的声音,却很快淹没在种种当今的意识形态喧哗之中。而当今的意识形态总是紧紧抓住历史的所谓经验教训当作护身符,每令次政治恶斗总是拿史学当作祭旗的牺牲。照列宁曾经激赏的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定义,“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历史的思想的考察罢了,那末上个世纪的及其前后的岁月,连忠于马列而企图不悖史实的历史思想考察,也无不被判作封资修的变种,岂有历史哲学的生存空间?不过没有历史哲学,不妨碍中国人上上下下都好用自己的眼光看历史,而且各有各的价值判断尺度。价值判断属于观念。看历史的尺度差异,当然表明并存的复杂历史观念,在共时性中具有历时性。若干传统的乃至虚幻的历史认知,得以打中各色人等的心坎,只能从不同时空的“现状”冲突中得到合乎实相的历史解释。史学史表明,自古及今的中国史学,作品作者的关注重心,或隐或显,无不与某种行时或悖时的历史观念有联系。因此,晚近的史学史论著,虽将陈述范围向史学的思想方面扩容,却忽视在社会历史中互相冲突又互相吸纳的复杂历史认知的存在,那复杂性就在于这类认知总是呈现历时性与共时性错综交集的特色。历史观念史尤其需要在这方面做出努力。

第三个系统就是中外史学的交流和比较。中国人很早就对域外历史感到好奇,世代都有目治耳食的记述,致使毗邻区域的若干史实,每每要由考察中国史籍才能清楚。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同样受到来自域外的种种思潮特别是所谓异教信仰的影响,而不断改变形态。同域外文化的互动而促使本土文化传统不断畸变的历史,已在人文学科诸领域引起广泛注目,跨文化研究的崛起便是例证。但史学史研究的回应似乎比较迟钝。尽管边疆史地、中西交通史和“西学东渐”、留学异域等方面的考述,在中国早有实绩,却通常被史学史论著描述为园地的增辟,很少从“学”的角度,去讨论这类互动过程,怎样成为中国史学传统克服惰性的内在力量。前述比较史学还没有超出形式类比的混沌状态,或许不算苛评。因此,如果把中外史学的交流和比较,看作支撑史学史总体结构的鼎足之一,而这一足仍然有待铸造,应该说是有理由的。

①依时序,于1920年在北大所编《史学思想史讲义》,较诸梁启超于1922年在南开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早一年。但梁氏讲义概述“二千年来中国史学经过之大凡”,虽重在史料考证,却被以后重编纂史而轻思想史的史学史主流视作滥觞。1926年至1927年间,梁氏在清华国学研究院重讲“中国历史研究法”,讲义在他身后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版,题作《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内中提出应该编撰“文物的专史”,特别强调“史学史”做法的四部曲,即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以后出现的中国史学史专著,如金毓黻、魏应骐、李宗侗诸书,无不墨守梁氏设计。也有的讳言梁名而实袭梁说。但透过其中的意识形态化术语,察其述史思路,很难说已经实现对于梁氏四部曲的超越。

②已收入拙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996年增订版。此文末附抗日战争发生后中国史学家的著作目录,指出选择标准是民族主义史学,可知先生当时身处“孤岛”上海,向暨南大学师生讲授中国史学传统的心境。抗战胜利后,周予同先生转入复旦大学任史地系主任,又以公开抨击政权腐败著称。复旦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周先生也是第一人。

③周谷城先生在复旦大学内迁重庆北碚时期即任教史地系。1952年院系调整中,继已晋职大学副教务长的周予同先生为系主任,通过智谋,为复旦历史系赢得谭其骧、胡厚宣、马长寿、蔡尚思、章巽等知名专家来系任教。其后,周谷城先生改授世界上古史,但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这位“西周公”当年在学术辩论中的顽强精神。

④陈守实先生中年与郭大力合作研究《资本论》,从此终生服膺马克思的社会历史方法,而对“苏联牌”的历史观念不愿理会;对于国内史家唯独钦服陈寅恪,而极不喜郭沫若。一九五九年因拒绝参与批判陈寅恪,被指斥为学考茨基“修正”马克思。他的“傲骨”,他的文章高度凝炼并充满思辨色彩而被称作“天书”,都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⑤当时陈、耿、二周在本系并称“四老”。陈、耿二先生都已不再“参政”,恪守教授本职,反而对本系的学术薪传的实际贡献较大。

⑥谭其骧先生在一九五零年代后期首次主持系政,旋因受命改绘“杨图”(即后来名闻遐迩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由胡绳武副系主任代行其职。胡先生十分注意本系教学科研的全面建设,总设法使每位教师展其所长,屡因此被指作政治“右倾”。正因为胡先生与另一位先生再三敦请,陈守实先生才肯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虽只主讲两届,却使我们得以跟着讲。后谭其骧先生重主系政,不顾谤议,同意我接续已故的陈守实先生开创的中国史学史课程任主讲,并且多次与我讨论中国史学史该怎么讲。凡此均使我感知前辈史学大师以学问为生命的真精神。

⑦项目拟题《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拟分《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中国历史观念史》、《中外史学的交流与比较》三卷,以及各卷的暂拟结构和分章,都是我与合作同仁多次研讨后所订。

⑧见《观堂集林》卷六。王国维此文撰于1916年,是利用文物与文献史料互证,而通考古“史”职守与功能的首出名作。顺便指出,王国维由沉湎叔本华哲学而转向古史考证,固然与罗振玉提供甲骨史料攸关,而从治学取向来看,更明显受沈曾植的影响,惜此点迄今未见专文考察。

⑨《论语·卫灵公》。此“史”当指春秋晚期尚存的前代史官整理过的档案史料,所谓“阙文”则指官府档案以外的散存的前代史官的记载。

⑩《孟子·离娄下》的这则说法,在西汉经今文学诸传论及《史记》中均未见引用,至唐宋经学更新运动过程中,才备受“新儒学”论者重视,到明清更成孔子“作”《春秋》的最早证据。但三百年来的“疑古”学者,都怀疑孟轲说古史大半属于想当然。近年在古楚地不断出土的战国时代简牍,内有若干片断与传世《礼记》某些语句相似,于是有的学者竞相发挥想象力,乃至断言昔人疑古全错。问题是楚国祖先早就自称蛮夷,由屈原留下的《离骚》《天问》《九歌》等名篇,更可知道战国间,江汉流域的荆楚文化,在总体上自有特色,因而表明逻辑推论不能代替历史事实。

⑾说据章炳麟(太炎)在清亡前刊布的《国故论衡》。

⑿西汉末刘歆继承刘向主持整理宫廷藏书,增订刘向《别录》为《七略》。除总论性的首篇“辑略”外,“六艺略”以下六篇,全部被抄入《汉书·艺文志》。这是中世纪经学史家都不敢明白否认的史实。参看晚清章宗源、姚振宗分作的《汉书艺文志》的考证,均收入《二十五史补编》。

⒀黑格尔将“观察历史的方法”,区分成三种,见王造时译《历史哲学》的“绪论”。王译本于一九五六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初版,于一九九九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改为简体字重印。据后者的出版说明,重印本曾对照王本转译所据的一九??年英译本修订版作过校订。此后未见新译本。但近阅有关译著或文章,引述《历史哲学》区分三种历史,却将其中的关键词语均予改译。例如“原始的历史”改译为“本源史”,“反省的历史”改译为“反思史”。而“反省的历史”中间又分四个类型的名目,也逐一改译,如“普通的历史”改作“一整部文明史”,“实验的历史”改作“实用历史”,“批评的历史”改作“批判史”,“专门部分的历史”改作“专科史”等。上举关键词语的改译,较全面的可参看法国阿隆著、梅祖尔编注的《论治史》的冯学俊、吴弘缈译本,北京三联书店二??三年八月版,特别是《编年史与历史》一节(该译本页113—123)。任何一种涉及基本概念或观念的名词术语,由一种文字译成另一种文字,都很难做到既准确又达意。由于王译本《历史哲学》通行已久,如别的译者或作者以为王译本关键词语不确乃至有误,需要改译,最好有所说明。

⒁前揭上海书店出版社重印的《历史哲学》王造时译本,“实验的历史”(页5),据该书附录一重要词语对照表,英文译名为Pragmatical History,按照通行译法,改译成“实用的历史”,较妥。王译似乎受胡适《实验主义》一文影响,或因译此书时正值国内大批胡适“实用主义”之际,故有此译。

⒂《齐物论》列于今本《庄子》的“内篇”。历来解庄者均谓内篇体现庄周本人的思想,章太炎于清末民初作《齐物论释》及其“定本”,至谓此篇能体“忠恕”、“道通为一”。但后起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对此颇有异说,或以为外篇杂篇才较多保存了庄周本人的言行。世传古典时代诸子作品,结集多历年所,几乎没有一种纯属个人著作,至多可视作某个学派主旨的体现。

⒃参看王先谦《庄子集解》卷二《齐物论第二》,引成玄英疏及按语。王氏《集解》成书于清宣统元年(1909)七月。

明清历史论文篇(3)

[关键词]梁启超 新史学 中西文化

一、著作概介

《清代学术概论》一书重在“论”,致力于对学术发展演变过程进行考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重在“史”,广征博引,描述各个学术派别的开创人物。这两部是学术思想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力作,与其他史著相比,都是注重于对一代学术的贯通考察,都重视对各派学术的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潮背景的分析,都扩大了学术的研究范围。

《中国历史研究法》分为六章:1.史的意义及其范围;2.过去之中国史学界;3.史之改造;4.说史料;5.史料之搜集与鉴别;6.史迹之论次。其中在说史料一章中将史料分为文字记录和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两大类,之下又细分为12小类,相比过去已是十分完美。在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一章中,梁启超结合自身的治学经验,提出辨伪书的“十二条公例”,构建了一整套自己的史学理论方法体系,吸收传统史学的精华,利用西方进化论来批判旧史学的弊端。不仅倡导了宏观上的史界革命,还对具体的技术问题作出了阐述。此书倡导客观态度和经世致用的精神,归纳出了一整套比较科学的研究史料和编纂史书的方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书分为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总论分为三章:1.史的目的;2.史家的四长;3.五种专史(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分论是该书最重要的分量所在,详细论证了五种专史的写作方法。其中有一节专门讲“史学史的做法”,这是具有开先河意义的。

《新史学》喊出了“史学革命”的口号,从理论上论证史学革命的必要性,系统提出了新史学的理论,得到了章太炎、朱希祖、何炳松等一批人的呼应。另外,还从历史主体、历史服务对象、历史理想三方面归纳了对传统史学的批判。

二、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不朽之作――《清代学术概论》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了万木草堂,为学生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作为康有为得意门生的梁启超受其影响,很早便重视学术源流的研究。1902年,梁启超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将数千年的学术思想分成七个时代:一、春秋以前为胚胎时代;二、春秋末及战国是全盛时代;三、儒学统一时代,即两汉;四、老学时代,即魏晋;五、南北朝、唐之佛学时代;六、宋、元、明之儒学佛学混合时代;七、近二百五十年来的衰落时代;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对于每个时代,他都总结出各自的特点,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原因以及对于后世的影响。这对于当时的学术界无疑是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胡适就曾在《四十自述》里评价说:“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这篇文章为梁启超日后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1902年梁启超受邀为蒋方震所著《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梁启超早就认为清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于是有意将之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作比,相为印证,汲取其长,以资借鉴。脱稿之后,曾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为题发表,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定名为《清代学术概论》。

此书共33节,前3节总论时代思潮及清代思潮,指出“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却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而‘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梁启超对思潮及清代思潮作了简单的解释和评价,显然对清代思潮的评价比较高,满怀希望和憧憬。梁启超将清代学术分为四个时期:一是启蒙期。二是全盛时期。三是蜕分期。四是衰落期。梁启超所作的四个分期其实正代表了清代思潮的四个复古阶段。从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到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再到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最后推至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贯穿始终,使各个时期能步步得解放的,实为科学的研究精神。清学虽然进入衰落期,但如果可以把这种科学的研究精神应用于其它领域,其他事业,令其发挥效用,那么清学的灵魂也就不会灭亡了,而且必将造福于社会。

总论之后各章节为分论,展开对每个时期不同流派加以详尽的介绍论述。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主要以时代为经线,以学派、学者为纬线,对于清代二百多年的学术加以全景式的论述,脉络清晰,详实丰富,涉及到清代几乎所有重要的学者和著作。从内容上看,包括了经学、史学、小学、金石学、校勘学、辑佚学、佛学、地理学、文学、哲学等各个方面,广泛充分至极。仅以短短6万余字就勾画出了清代学术发展的大致经由,不仅罗列出历史事实,而且试图从理论上加以解释,梁启超的概括能力、文字功底不言而喻。另外,在论述中还非常注意理清学者的思想渊源和阐释各种思想对后世后代学者的影响。若非有了成熟的思考、深入的研究、创新的魄力和对传统史学真切的同情理解,是不可能做出此种良著的。这本书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

三、对于新史学的倡导

梁启超非常看重历史学的作用,他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就是说历史学可以帮助国民鉴往知来,成为激励爱国心的源泉,并可促进国民团结和社会进步。欧洲各国民族主义思想发达,就得益于史学。中国虽然号称史学发达,但实际上,传统史学却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求对于旧史学进行彻底改造。“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对于传统史学的批判,梁启超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1896年,梁启超就根据当时政治改良的需要,希望借史书使读者知道“二千年政治沿革,何者为行孔子之制,何者为非孔子之制”,“历代制度皆为保王一家而设,非为保天下而设,与孔孟之义大悖”,“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读史以政为重,俗次之,事为轻”。他认识到传统史学传史以帝王将相为主体而将民间之事排斥在史书之外,很少考虑芸芸众生之事,而且都是为朝廷为君臣而作,而非为国民而作。

第二年,梁启超将历史著作分为君史、国史和民史三种,他认为西方各国民史兴盛,而中国传统史学所载若非君史即是国史,总是在中国历史过程中找出一个王朝作为某一历史阶段的核心,并以此来评判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其实质是君权至上,这样的史学根本不能满足时代要求,不能反映社会群体对自然和人类社会自身的改造过程以及社会群体智慧和道德的进步状况,缺乏一种感染国民的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显然,他对于中国封建旧史学之体例、内容、功用都流露出不满之意。

1901年,梁启超在日本接触到更多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后,对旧史学的缺陷看得更深入一些。他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不过记载事实”,而不能说明其中的因果关系;所叙述的不过是“人间一二有权利者兴亡隆替之事”,仅是一人一家的谱牒;虽为政治史,却仅记一姓之势力圈,“不足以为政治之真相”。旧史学叙事笼统,不能归纳出历史事实的演变规则,不能反映历史进化的规律。那么就需要新史家能够独具慧眼,善于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发掘新史料,从中找到历史演变的主要线索,并且广泛吸收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其他相关社会学科乃至自然学科的成就与方法,研究历史专题,从而全面揭示历史发展的根本大势。

众所周知,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人在其“脱亚入欧”及“文明开化”的口号下,大量传入了有关西方的各种书籍,其中有关文明发展或文明史的作品,在东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对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学者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1869年至19世纪70年代下半期左右,日本兴起了一股西洋史的翻译热潮,不少欧洲文明史析论的著作都传入了日本,包括了一些对日本文明史学影响较大的吉佐、博克尔、梯也里、米涅、孔德等人的著作。在田口卯吉和福泽谕吉树起的文明史学的大旗之下,日本学者发表了不少他们对于西欧文明史学的响应文章。这样,在欧洲文明史学的冲击下,明治日本史学家对传统史学展开攻击,由长期仿效中国转而学习西方文明。时值梁启超流亡日本,不必说,自是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于是他成为了中国的“西学桥梁”,大量而高速地介绍了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念学说。

1902年,梁启超著《新史学》,对于传统史学进行了更为系统深入的批判。在书中他总结出传统史学的“四弊两病”。四大弊端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两病即“能铺述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造成的不良后果是难读――史籍浩如烟海,一生难以尽读;难别择――读者难以分辨何为有用,何为无用;无感触――不能激励爱国心,团结合群力。有如此之多的弊病,史界革命自是刻不容缓了。

在批判旧史学的同时,梁启超还极力倡导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他在新史学的指导思想、服务对象、作史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从而构筑起新史学的理论体系。在指导思想上,要以进化论为指导,探讨人群进化的原因,“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以此来指导后人沿此道路前进,从而获得更大的幸福。在内容上,要摆脱“帝王中心论”的束缚,将旧史转化成为国民服务的工具,促进国民互助团结精神的发达,养成国家思想,“助成国民性”。在服务对象上,要摆脱为死人服务的思想,以生人本位的历史取代死人本位的历史,要为现实服务,“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致用也”。在作史方法上,应尽量剔除主观偏见,“为历史而历史”进行纯客观的研究,即使做不到纯客观,也要在尽可能的范围之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

四、治史方法

梁启超有关治史方法的论述包括了对客体(即史料)的处理方法和对主体(即史家)素质的要求两方面的内容。

“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迹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的价值。有价值而留痕者,其丧失之也又极易。因必有证据,然后史料之资格备;证据一失,则史料随即而淹沉。”史料的概念范畴、价值意义、资格条件都很简捷地表述出来了。梁启超认为传统史学惯于从史书记载中寻找史料,忽略了“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等文字记录之外的史料的作用和价值。新史家若能一改其旧眼光,扩大史料搜集整理的范围,充分利用非文字记录的史料,令其价值彰显,则必能使中国史学之面目焕然一新。

怎样搜集整理史料呢?要注意常人所不注意之处,对于常人向来不认为是史料的,“吾侪偏从此间觅出可贵之史料”。那么,首先“须将脑筋操练纯熟,使常有敏锐的感觉每一事项至吾前,常能以奇异之眼迎之,以引起特别观察之兴味。”然后“须耐烦每遇一事项,吾认为在世上成一问题有应研究之价值者,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类或相似之事项,综析比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这就是说,治史者应该有敏锐的洞察力,能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有价值的史料,能以新视角赋予旧史料以新的意义,而且要有耐心,要不怕麻烦,亲力亲为,进行彻底精密的研究,综合分析比较所搜集的史料,求得其真实面目和有用价值。

史料搜集到之后并不能完全信以为真,还要进行正误辨伪,即鉴别。鉴别真伪最直捷的方法是举出一个极有利的反证,但事实上,并非这么简单就可以解决,往往是明知史料不可信却苦于找不到有力的反证来驳斥它。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怀疑的态度,设立假说以待日后考证审定。一般的原则,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可信者愈少,最先最近的史料最为可信。梁启超专门提出了一整套详尽的辨别正误、鉴别真伪包括辨伪书、辩伪事的方法原则。另外,梁启超还积极宣传西方的学术方法,认为培根的经验归纳法和笛卡尔的演绎推理法是西方近代文明的基础,非常值得正处于向近代过渡时期的中国的众学者,尤其是新史家们认真学习和汲取。这些方法对于今日的史学工作者亦是极为有用的。

搜集与鉴别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工作,但研究的结果如何,还取决于学者自身的认识能力。因此,梁启超提出了史家修养“四长”论,四长即史德、史学、史识、史才。

史德是说作史的人,心术应该端正,对于过去的人事毫无偏倚,善恶褒贬都力求公正。仅此还不够,梁启超认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如何才算忠实?即“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当然,纯客观做起来非常困难,也是根本达不到的,我们只能尽量避免夸大、附会、武断等一些毛病,审慎对待过去的事实,努力把自己的认知态度养成像镜子和天平一样,鉴空衡平。

有了道德,其次要讲的就是学问。历史范围极其广博,史籍卷帙浩繁,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所以凡做史学的人,都要有一种觉悟“贵专精不贵杂博”,想要无所不知,必定一无所知。梁启超建议作史学的人先选择一二项专门工作,做完后有余力再作其它的东西,万万不要贪多。同时,有了专门学问,也还要知道一些普通常识。能做到有一专长又有充分的常识最好,既能深入浅出又可触类旁通。“以十之七八的功力做专精的功夫”,勤于抄录,练习注意、逐类搜求;“以十之二三的功力做涉猎的功夫”,“如此做去,极其有益”。

史识是讲历史家的观察力。观察要敏锐,要能察得别人所不能察者。观察的程序可以由全部到局部,也可由局部到全部。“要养成历史家观察能力,两种方法应当并用。看一件事,把来源去脉都要考察清楚。”要用敏锐的眼光去观察,避免被传统的思想和自己的成见所蒙蔽,“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

史才专门讲作史的技术。“有了史德,忠实地去寻找资料;有了史学,研究起来不大费力;有了史识,观察极其敏锐,但是仍然做不出精美的历史来。要做出的历史让人看了明了,读了感动,非有特别技术不可。此种技术,就是文章的构造。”文章的构造分组织与文采两部分。组织就是整理归纳安排材料,包括对材料的裁剪和排列。文采就是写文章所用的字句词藻,要素有二,简洁和飞动。要养成史才,需要多读――多读前人的文章;少作――作时谨慎,用心去作;多改――反复润色,不满意就改。

其实,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刘知几最早提出了史学“三长”论,“三长”指的是史才、史学和史识。后来,章学诚又加进了史德,强调史家的心术要正。梁启超可以说是因袭于他们,但又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从排序可以看出,他对于史德的重视程度非前人所能比及。

梁启超根据自己多年的治史心得,系统讲述了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对于后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一些具体细致的研究方法,对于今日的史学工作者依然具有指导意义和可利用、可操作的价值。

五、对于中西文化的态度

“西人称世界文明之祖国有五:曰中华,曰印度,曰安息,曰埃及,曰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国亡,其文明与之俱亡。……而我中华者,屹然独立,继续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于戏,美哉我国!于戏,伟大哉我国民!……吾不得不三熏三沐,仰天百拜,谢其生我于此至美之国,而为此伟大国民之一分子也。”这样的表述足以窥见梁启超对于中国古代文明和传统文化无以比拟的自豪感。然而,面对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学术思想的衰败,梁启超开始上下求索,中外探寻,力图找到一条中西文化的最佳结合之路。

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写道:“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亦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有论“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人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

怎样结合呢?西方文化是多元的,究竟应该向西方学习什么?

梁启超主张不但要认真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要学习西方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从政治、法律到社会学、哲学、思想意识再到经济理论,无一不在学习内容之列,可以说很大程度上这是在当时的中国推广西方现代化的一种尝试。他认为只有实现一系列根本观念和思维方法的变革,中国才能富强。中华民族才能摆脱厄运。后来,梁启超到欧洲考察,看到一战结束后各国破败的景象,于是开始主张以东方文化经济西方文明之穷,实现中西文化的调和。19世纪西学东渐之后,相当一些知识分子力图以中国文化去补充西方文化。梁启超算得上是先驱之一,他认为中西文化应该互补,其方式之一是以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经过挑选的部分去补充西方文化的不足,这与当时朝廷认可的“中体西用”的文化方针是有差别的,而且所提倡的中学与洋务派所坚持的传统的纲常伦理也是截然不同,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选择和继承。他一直坚信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瑰宝是不能丢弃的,要从中汲取力量和智慧。他曾大量翻印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的有突出民主启蒙思想因素的著作,借以激发民主和民族意识。另外,他还努力从佛学中汲取为民族民主事业献身的精神力量。梁启超的所做说明,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不少有益于现代文化的思想资料,人们若能根据社会进步的需要对其进行选择和改造,必能使其焕发新的光彩。

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都应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特点融合的产物,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能孤立地发展,要敢于正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之间的差距,大胆地输入现代西方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文化成果,在开放的状态中让各种文化自由竞争与渗透交汇,这样才能实现中华文化真正的繁荣与发展。

参考文献:

[1]陈鹏鸣.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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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说史料.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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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史家的四长.中国历史研究法附录.东方出版社,1996:165-177.

[9]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夏晓虹.梁启超文选(下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216.

[10]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梁启超文选(下集).374.

明清历史论文篇(4)

【英文摘要】tong bao currency is the　most　complex　and　perfect coppersystem with the longest period of utility in chinese　monetaryhistory.it 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inese　economichistory and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inese　 civilization.the traditional study of tong bao　currency　laid　particularstress on coinics.the study that uses the method of　economicsbegan in the early days of this century and has undergone　twohigh tides--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resent　age. onoccasion of epitomizing chinese coinics in　the　past　hundredyears and the world entering　the　new　century, the　academicconditions for making a systematic study of tong bao　currencysystem are ripening.this paper presents a　brief　and　account of the authors concep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establishment,development and declination of tong bao currency system.

【关 键 词】货币史/通宝币制/货币文化

currency history/ tong bao currency system/ monetary culture

【 正 文】

我国是世界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使用货币至少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在历经上古先秦实物货币、贝币和青铜铸币的递嬗后，以秦王朝统一货币为标志，奠定了方孔圆形的铜钱形制。自秦迄隋，半两币制和五铢币制递相代谢，各领风骚。至唐王朝初年，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多重历史因素孕育下，终于形成了独步千载的通宝币制。

通宝币制是中国货币史上行用时间最长、制度最复杂完备的一种铜币体系，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其漫长的运行历程中，形成设置严密、运转灵活的铸造发行体制和具有鲜明历史特色的管理调控政策，产生了蔚为大观的货币思想和钱币文化，对中国中古以来历史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其他币制所无法比拟的，从而凸现出通宝币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运作之时间跨度，是衡量一种古代币制地位的首要指征。中国古代货币虽然可以追溯到先秦乃至三代，但作为一种具有相对成熟完备内涵的货币制度，是从半两币制开始的。半两币制的上限，约为秦国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公元前359年）， 秦王朝实现大一统后即成为一种全国性的货币制度，入汉后又行用至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 前后跨度为240年。汉武帝中期实行货币改革，于元狩五年推出五铢币制， 历东汉魏晋南北朝隋代，至唐武德四年（621年）废止，前后跨度为738年。从世界古代货币史的范围来考察，半两、五铢币制的时间跨度记录已经相当可观，但与继踵而起的通宝币制相比，仍难免逊色。通宝币制诞生于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铸开元通宝在整个唐代通行不衰。两宋自太祖铸宋元通宝始，历朝君主皆铸行通宝钱。元代一度禁钱行钞，但大部分时间仍然铸行通宝。明代钱银并行，自明太祖铸行大中通宝始，除个别年代外，皆行通宝制钱。清代通宝自开国迄于宣统，铸行与清王朝相始终。直至民国时代，云南等省还曾铸造过民国通宝，成为通宝币制的余响。综上所述，通宝币制创始于公元621年，迄于1911年， 运行达1300年，这是中外货币史上通行时间最长的一种铜铸币制度。

在不同时期货币结构中所居地位，是评估一种历史币制的重要依据。众所周知，我国封建社会货币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实行铜币本位，通宝货币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即充当了这种本位制度，从而成为中古货币结构中的主体制度。在唐代，一般认为实行所谓"钱帛平行本位"，实际上唐后期绢帛地位在货币体系中日趋式微，平行本位维系时间不过在唐前中期而已。宋代至元明前期实行钱钞流通制度，纸币作为对铜本位的补充。元和明代前期曾一度禁钱行钞，以钞代铜银，但为时有限，并未真正动摇通宝货币的铜本位地位。明代中后期货币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白银货币地位增强，形成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银钱平行本位。清代以降，银钱本位格局受到西方银本位币的冲击，银钱比价跌涨无常；通宝币制代表的铜本位面临本位转换的空前挑战，在衰微困境中通宝币制借助传统的力量并未迅即退出历史舞台。清末从法律上废止通宝币制后，一些农村地区通宝制钱仍旧沿用至北伐战争期间。由此可见，通宝币制在中国货币史上担当了何等重要的角色，是我们必须予以透彻考察的基本币制。通宝币制与其他币制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及通宝本位长久占据货币本位的内在原因和影响，无疑成为通宝币制研究中有待追问的学术课题。

通宝币制在其历史运行中，逐渐形成一套职能完备的铸造管理体制。在唐代，中央铸钱机构有少府监。御史台监察御史的职掌中，包括巡按郡县铸钱。临时性职官有朝廷委派并隶属于户部的铸钱使。盛唐以后创置的盐铁使、度支使、按察使亦掌天下铸钱的事务。唐代地方钱监主要设于"天下诸州产铜之所"，实行集中管理分散经营。各州钱监皆以州府最高长官兼任主监，先后有州刺史、都督和观察使、节度使判监等。洎乎宋代，三司使即盐铁、度支和户部总理财政，三部下辖铁案主管天下坑冶铸钱事务。元丰年间官制改革后，上述事务归隶工部属下之虞部及少府监统领。在全国产铜各路，设有提举坑冶铸钱司，下辖坑冶场和钱监，在各路专置司之上，宋廷对东南重点铸钱诸路，又设有中央直辖的区域性建置机构--提点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坑冶铸钱司，大体常驻饶州，代表朝廷管理东南诸路坑冶铸钱事务。钱监是宋代铸币生产部门，分设在路州级政府之下，设有监官、监门、检勘、物料、库官等。宋代铜铁钱诸监由于朝廷调控需要和币政变动，置废相当频繁，体现了宋代铸钱体制较突出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明清两代传世文献档案富赡，其铸行体制、机构皆有史载可循，得叙其详。明代中央置宝源局和宝泉局，各行省皆设宝泉局。宝源局设有提督员外郎等，由工部户部官员充任。依据传世文献和钱币背文线索，大致可考定明代各省钱局的置废变革状况。清代沿承明代旧制，分别由工部辖宝源局、户部辖宝泉局铸钱，从内地到边疆各省皆设铸钱局。钱局从采铜运输到铸造管理等职守均趋严密，有史档可稽其详。上述制度中，唐宋时期各地钱监置废情况去今已远，文献中的历史信息出入亦较大，努力将其间变迁真相加以考辨复原，亦是通宝币制研究中颇有价值的课题之一。

丰富多样、成败各异的货币调控政策和法律则例，构成了通宝币制的基本历史内涵。唐代是通宝币制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围绕中唐以来钱重物轻、私铸私销等货币流通症结的治理，先后出台有钱帛兼行、收兑禁断恶钱、禁蓄钱、禁铜与禁毁钱为器、除陌等一系列重大币政，对缓解唐代钱荒和物轻钱重，保障通宝货币合理购买力起到了积极作用。进入宋代后，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的货币要求和贵金属货币发展相对迟滞，加剧了货币流通内在矛盾，钱荒依旧为两宋通宝币制遭遇的主要症结。同时，宋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间的冲突对峙局面下引发的货币战，亦成为制约宋代币政的重要导因。明清时期，随着传统经济模式向近代经济的自发嬗变，通宝币制进一步受到钞币、白银的挑战。为了维系通宝币制的主导地位，统治集团先后采取了令本朝制钱与历代旧钱相兼行使、申令收钱之例、定课税时银钱兼收与专令使钱之例、以钱折俸、制定银钱比率等旨在疏通钱法的政策和措施，这一系列政策阻遏了贵金属币本位的发展趋势，维系了银钱双本位结构，使通宝币制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发展的环境下，于清代出现了一度复振局面。对于上述不同时段的通宝币政，我们必须同时从稳定货币，发展经济和促进历史进步的多重维度加以审视，并充分考虑到中国历史特点和国情特点，从而进一步拓展评价的思维空间。

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加强对社会财富的攫取，应付王朝内外社会和军事压力，通宝史上又多次出台通货贬值性质的铸行虚价大钱政策。在唐代，高宗铸乾封大钱，肃宗铸乾元当十钱，皆希冀坐收十倍之利，其后肃宗又铸一当五十的重轮大钱，与开元通宝并行流通。至北宋神宗时蔡京主政，一度专铸当十铜钱和当十夹锡钱。清代咸丰年间，又曾铸行当十、当五十、当百、当千等虚价大钱。由于大钱面值与真实币值严重悖离，完全依恃超经济强权发行，所以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无一例外地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大钱的市价也迅速跌落，均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既有理财者在货币原理认识上的误区，更主要的在于统治集团私利蒙蔽了货币决策应有的理性。凡此，均给后世留下有待进一步深刻反思的教训。

通宝币制为后世留下了异彩纷呈、蔚为大观的货币文化。中国古代货币一般可分为钱币、金银、纸币和实物货币四个类型，其中钱币类型在种类、形制、原材等方面均构成传统货币文化的主体，而通宝钱在钱币类型中又是品类最复杂、形制变化最多、流通范围最广、影响也最大的。通宝货币在其一千三百年流通史上，先后出现大钱、小钱、细钱、恶钱、官炉钱和私铸钱之分；明代又有金背、火漆、镟边等名目。又有小平钱、折二、折三、当五、当十直至当五千。还有合背、合面、对文、对读、旋读、复决文、传形等不同造型差异。历代通宝钱的纹饰亦相当复杂，如星纹、月纹、孕星纹、波纹、云纹、鸟纹、马纹和龙纹等等。这些纹饰的缘起和文化内涵，也成为颇为费解的货币文化课题。就断代变迁而论，唐代通宝首推开元钱，学者根据其书体变异和背纹等要素划分为许多版别。北宋凡九帝三十五个年号，而北宋通宝中有二十六个年号铸钱。自南宋光宗绍熙年间以后，除按年号铸钱文外，还在钱的背面铸上"元、一、二、三、四……等字，标明系该年号中第几个所铸，是为我国最早的纪年钱。史家公认，宋钱在通宝钱流程中是最复杂和最精致的。明代通宝中，万历钱号称精整，尤以崇祯通宝为复杂，文字制作大小、轻重、厚薄千变万化，仅钱背文字就有数十种。清代钱中独具特色的为汉字钱、满文钱、满汉文钱，新疆诸钱局又铸有红钱，19世纪末洋务派引进西方机铸技术，出现了亘古未有的机制钱。就钱文书法而言，不同时期的通宝钱亦是缤纷流华、各呈风采，尤其是北宋通宝的钱文书法可谓百花齐放，篆、隶、真、行、草书体各臻其妙。作为广义的通宝货币文化，还包括了历代通宝币材的探索，铸造工艺的演变等科技文化内涵。总之，通宝货币文化不啻为传统文化中的一大宝库，需要我们精心清理开掘，从历史回溯中获得美学启迪和感受。

自通宝币制问世以来，以关注王朝货币行废和国计民生兴衰的忧患意识为出发点，以评说通宝货币及其政策为中心，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留下了林林总总、叹为观止的宏论卓识，形成与通宝币制密切互动的货币思想流程。这笔思想遗产既是我们全面把握通宝币制演变的不可缺少的宝贵史料，又是深入诠释通宝币政决策之因果得失的思想根源，也集中反映了中古至近代经济思想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及其自身难以逾越的认识局限。在唐代，围绕铸币权收放的政策抉择，刘秩祖述《管子》和贾谊学说，对国家垄断铸币权原则作了继承和发展。在对钱荒的剖析和对策论议中，陆贽依托传统轻重论，更清晰地表述了铜铸币条件下的货币数量论。至宋代，沈括格外留意通宝流通速度与数量间关系，最早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概念。宋人周行已则阐发了"钱与物本无重轻"，"而相形乃为轻重"的思想，使传统轻重论空前地逼近了科学价值论学理。这些认识成就，是唐宋通宝币制极盛时期深入发展的货币经济现象在主观认识上的反映，也指导了朝廷有关货币决策，为改善货币现实发挥了某些积极的影响。

自纸币问世后，南宋杨万里、陈耆卿运用传统母子相权论，创造性地提出钱楮母子论。上述理论思考，对宋代钱钞并行流通现实和通宝与钞币间关系的认识达到一定深度，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称提之术"，即运用通宝、银绢等收兑流通中过多的纸币以稳定纸币币值的管理调控方法，这是历史上币论与币政密切互动与结合的典型史例。历史进入明清时期后，在银、钱、钞多元货币体制的背景下，持续出现了"废银行钱"的货币思潮，许多启蒙思想家如王夫之、黄宗羲至近世的冯桂芬等均未能免俗。这种货币思想发展迟滞现象和"恋铜情结"，亦是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缓滞的历史投射。同是对通宝币制的维护与推重，却因为时代的变异而具有进步与落伍的分野，其间历史因果与是非，无疑也构成了回溯古代币制传统和通宝货币思想时有待反思的重要命题。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通宝币制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货币制度，精芜并存，包罗宏富，历尽兴衰，影响深远。通宝币制以其内在的历史价值和学术魅力，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货币史学的重大课题。

二

通宝币制的研究，可追溯到唐宋以来历代正史的《食货志》，一般都记述本朝的通宝币制运行与沿革。正史之外的其他史部典籍，如唐代的《唐六典》、《通典》，宋代的《册府元龟》、《通志》，元代的《文献通考》，明代的《续文献通考》、《古今治平略》，清代的"续三通"、"清三通"，以及各朝的《会典》、《会要》等都载有这方面的内容。但严格而论，由于传统时代学人对于经济现象认识理解能力的局限和传统学术中经济史学的有欠发达，致使这些典籍对通宝币制在研究层面上留下的认识成果相当有限。从当代学术的角度而言，毋宁将它们视为通宝币制的基本史料。

从钱币角度研究通宝货币，在中古以来学术史上却一直是门久盛不衰的大学问。唐代有封演的《续钱谱》。南宋洪遵著《泉志》，为现存世的第一部完整的泉学专著。明代有胡我琨《钱通》等。至清代泉学再盛，名著如翁树培的《古泉汇考》，倪模的《古今钱略》，李佐贤的《古泉汇》等。这些著述中保存了通宝钱币文化的大量资料和学者的精到研究。至民国时期，丁福保编著《古钱大辞典》，虽属大型工具书，实际上汇聚了历代有关通宝的拓片和论述资料，代表了民国时期通宝钱币文化研究的水准。凡此，皆为今天深入研讨通宝货币文化营造了丰厚的学术基础。

运用近代经济学和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货币，起步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时第一部中国货币史著作是章宗元的《中国泉币沿革》，1915年出版，全书八节中只有第一节"历代泉币沿革大略及制钱沿革"简略地叙及通宝货币。1925年张家骧出版《中华币制史》，全书十余万字规模，其中第一编述及通宝币制。

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历代货币通史的著述有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彭著熔货币史和钱币学于一炉，对两门学科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被学界公认为是标志本世纪中国货币史学发展的里程碑式的巨著。该书在叙述历代货币通史过程中，给予通宝币制空前的关注，对起于唐代迄于明清通宝货币的铸行、购买力、货币理论和信用问题，运用异常丰富的史料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和论述。诸如唐代通宝的币重币轻，宋代的钱荒与铜钱外流，唐宋通宝购买力的波动，明代通宝的行废，清代通宝制钱流通中的银钱比价等通宝币制史上许多重大问题，均作了一定深度的探讨并提出明确的结论，其中不少经典性的研究思路和观点皆泽被泉界，启迪后学。虽然有些论证和看法有待进一步探究和完善，但作者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是仰之弥高的。

60年代问世的断代货币史著，有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全书七篇中以三篇的规模对清代通宝币制--即制钱制度首次进行了详尽的整理和论述，至今仍是研究清代通宝币制最好的专著。60年代还有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中册出版，该书中册不少篇章也开创性地论述了与通宝币制相关的历代货币思想，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学术界思想解放、百花齐放的新形势下，中国货币史学和钱币学研究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学术界不仅对历代通宝货币进行具体而微的钱币学考察，而且就通宝币制开展的货币史研究也日渐深入，已发表的论文中力作频见，胜义迭出。同时，其间出版的经济史、财政史著述中，也有一些关于通宝币制的精辟论述，如傅筑夫著多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漆侠的《宋代经济史》，汪圣铎的《两宋财政史》，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李潜龙《明清经济史》等。在古代货币通史方面，萧清推出一卷本《中国古代货币史》，该书以24万字篇幅浓缩地论述了古代货币发生、发展历程，对于通宝币制给予较多关注，在表述角度和侧重点上对彭著有所突破。在货币思想通史方面，叶世昌先生推出了《中国货币理论史》，在系统探究历代货币理论的宏大背景下，论述了自唐宋至近代以来的通宝货币思想，在研究视野和理论诠释上皆有新突破，同时填补了中国近代货币理论专著的空白。80年代出版的萧清的《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叶世昌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和赵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等，也以不同篇幅论及与通宝币制相关的货币思想，代表了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课题上所达到的较高研究水准。

当然，从本课题的学术角度而言，上述货币史著作也存在一些研究和表述的缺憾。首先，这些著述均为全景式货币通史性质，将各个朝代、各种货币统统纳入其研究范围，而不可能对其中的通宝货币作专题深入的探究。迄今尚没有一部通宝币制的学术专著，诚为百年货币史学的一大憾事。其次，从作为一门制度史的学科建设来看，在其逻辑思路、整体结构和表述框架上，存在需要加以完善之处。比如对通宝币制在内涵、外延范围内的一些基本制度范畴研究不尽全面，诸如每个王朝的货币管理体制、铸造机构、铸行法律、法规沿革等币制最基本层面，亦可称为币制的硬件，几乎被忽略而付阙如。

回眸本世纪的货币史钱币学研究，经历了民国和当代两度高潮，其间学人辈出，成果斐然。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对通宝币制各个侧面展开的单题研究，逐步廓清对这一历史制度真相的认识，提高了理论诠释水平，近年有关通宝币制的考古文献资料也呈现新的开发局面。值此中国泉学百年总结集成、学术走向世纪换千的历史时刻，系统总结通宝币制史的学术环境和条件已渐趋成熟。

三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在从事江苏货币史研究课题时便萌发了对于通宝币制特别执着的兴趣，在经年思考酝酿后，慎重选择本课题作为学术攻坚的战略突破点，旨在填补学术研究空白，撰成迄今第一部系统论述通宝货币制度创立、发展和衰亡演变史的专题著作--《中国通宝币制史稿》。

关于本书性质，如所周知，古代货币的研究存在货币史和钱币学的学科分野。本书以货币史学的研究为主体，同时遵循当代学术趋势，努力将两门学科紧密结合，扬长避短，力求相得益彰之效。

在占有基本研究成果和学术信息方面，亦付出较大努力。本书稿引用、参考货币史、钱币学和经济思想史著作数十种，以及刊登在高校学报、经济史和钱币学专门刊物百余篇论文，广泛了解和把握海内外在这个领域的学术动态，充分吸取历代学人和时贤研究精华。

在学术创意方面，力求超越既有货币史著的思维定势和研究局限，以社会经济史为基本背景，以通宝币制和币政为研究重点，突出历代封建皇朝在货币制度建设与货币管理决策方面的经济职能和主体作用，尽可能搜集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力求全面具体生动地反映通宝币制运行史貌，深入评析历代有关通宝货币的经济思想，客观展示通宝货币文化的辉煌成就。

对于通宝币制在历代演进中产生的重大历史问题，本书稿也力矫以往史著中考论不力，与一般史事平均使用篇幅诸不足之处，精心排比梳理史料，辨析史实，勾勒脉络，阐明观点和倾向，力求给读者较明晰的回答和有新意的启迪。诸如通宝币制之渊源、通宝之命名、唐代之钱重物轻、唐宋铸钱机构之沿革、宋代之夹锡钱、明清之银钱关系等许多重大问题，均提出作者独到见解，尽量做到根据充分，思路缜密，在自圆其说的基础上有较强说服力。

明清历史论文篇(5)

一、有关“反欧洲中心主义”及其对明清历史重估的理解

欧美人看历史中国的好与坏，撇开因人而异、从来就非铁板一块的复杂因素外，从主流意识上说，它是因时而变，重心多次发生变化。无论是在中世纪晚期、启蒙时代或者“工业革命”时代，时高时低的评价，多般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境遇，“以我为主”，为其所用。根本性的变化发生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评价的取向与重点发生重大转移，才有了今天所说的“欧洲中心主义”居主流的中国观。19世纪60年代后，中日两国学界对此的反应颇为不同。似乎日本学界也有“以我为主”的意识，在“明治维新”成功后，对“欧洲中心主义”有所抗争，有“东洋史”等等话题的提出。

同样，20世纪后半期开始发生的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转而对明清历史有诸多好评，中国学者也首先应当设法寻求理解。这里，除了西方社会内在的思想分化或思想变迁以外，2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极大地帮助了一些“反欧洲中心主义”者树立信心。因此，由他们引起的众多“问题意识”，除了历史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联外，也还包含了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现实世界的关联。对后一点，有些史家注意不够。

“反欧洲中心主义”史学的代表性的人物、多卷本《现代世界体系》的作者华勒斯坦，在《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一书里，通过其写作的长文，发出了对现实的强烈反诘：“西方是否真的兴起过？或者说西方事实上是衰退的？它是否曾是一个奇迹，或者是一个沉重的病症？它是一项成就，或者是严重的失误？是理性的，或者是非理性的实现？是不寻常的突破，或者是不寻常的崩溃？我们是否需要了解其他文明以及其它历史系统何以会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加以限制？而这是预先设定好的状态，或者纯粹是意料之外的？（注：卜正民、Blue主编：《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第二章“西方、资本主义与现代世界体系”（华勒斯坦），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最后一句，特别提醒：对于抑制资本主义出现的文明系统（华氏显然首先是指中国），要另眼相看。这里，华勒斯坦要表达的是有没有可能走出与西方资本主义不同的另一条历史通道。至今为止，国内赞同“反欧洲中心主义”对中国历史重新评价的人，没有注意到这一思想背后的思想倾向，似是不应有的疏忽。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对这种史学思潮可能产生的现实导向，有没有清醒的认识，以及如何明智地应对。

我们对“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应对，也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进行研讨。

第一，基于事实的层面：“反欧洲中心主义”有强烈的重新解读历史的冲动，因此他们在重新解读甚至想颠覆欧洲史旧体系的时候，特别注意吸收近年欧洲史研究对其有用的新成果。同样，他们也对中国历史的光明面、积极的成果非常敏感，很想把被“欧洲中心主义”遮蔽了的东西，展示于阳光之下。这两者对我们都有历史认识方面纠偏补全的冲击作用。由此启发，若要全面地进行明清史再认识，则需要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的双向互动，难度将大大增加。

由于“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提醒，我们确实有必要重新反思，力求更全面地看待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但是，应该引起警惕的是，不能以一偏纠一偏。对“反欧洲中心主义”背景下出现的许多新的历史判断，我们从历史的经验事实层面上需要独立地省视，应该有自己的主见，注重实证，拿出我们自己的东西。在实证方面，我们应该拥有西人难以替代的本土优势。这种新的西潮，应该成为激励我们更细致全面考察国史的强大动力，而决不是跟风而进，单纯变成另一声音的消极代言人。

第二，基于价值认同的层面：无论叫“资本主义”还是叫“现代性”，都不是完美的，它本身已经带来的社会病症，或者可能有的未来隐患，“反欧洲中心主义”者的棒喝，并非全然是危言耸听。但正如有的学者所惊叹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断然丢弃长期学术积淀形成的历史比较“规则”，我们对历史发展的把握，会不会变得无所适从？至于更宏观的道德诉求，诸如物质与精神、效率与公平等等的不和谐，恐怕是一个永恒性的难题。在史学上过度的执著，会不会再度激活出新的“乌托邦”倾向？例如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后来有些国家找到了较好的内部解决办法，但它往往又是以把贫困包袱甩给别的国家为代价，转换成国际性的困局，从人类历史全局来看，仍然是一个大难题。因此，当我们进入历史评估时，往往需要有历史主义与价值观的平衡，而非执著一端。

历史学的特点之一就是需要冷峻地“秉笔直书”，需要有一种超乎情感之上的，实证地描述历史变迁的职业意识——不论中西，任何历史都是连续的，是连续中的发展。历史轨迹的明晰，是每个国家发展自己的基础。在这一意义上，历史学独立的认识价值，就在于它是为“现在”而提供“过去”的情景，过分注重对“未来”的设计，会使历史学走向“过度诠释”的歧途。但我们也无法否认，价值观的分歧，必然有形无形地影响着史家对历史描述特别是评估的主观取向，这是史学上的一个吊诡。学术上如何处理，也需要史学界进一步研讨。

二、关于明清历史再认识视角的变化

1840年开始，中国一再受挫于列强的“船坚炮利”，原有“天朝优越”的自信力终于遭遇到了严重的动摇。史学家从“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法则中，感受到了中华民族有难以自存以至亡国灭种的危险。在这样的情景下，回溯明清历史，关注对政治史的批判，认定明清已经走到“前现代”的尽头，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占据着主流的地位。现在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恰恰是针对着这种史学倾向而来的挑战。

当前，我们对明清史进行再认识，自然就会产生许多新的检讨角度。择其要者，大致有两方面的观点值得注意：

首先，对“革命”做法的检讨，觉得它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缺乏同情地理解的态度——一个国家，不要说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大国，它的存在，总有一种“历史精神”在支持；它曾经采取的治国方略，总有它存在的一定“合理性”，也包括当时不得不如此做的原因。否则，它的存在，就成为不可理解的怪物，而想要前进，要摆脱困局，也不容易找准入手的路向。推倒一切重来的“革命”不是好办法，后遗症严重。受此苦痛，史家意识到有必要秉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更全面、更深入、更细致地鉴别分析明清历史的实际运作状态，特别是挖掘这些运作的“历史土壤”有否改良的可能，而非脱胎换骨，“只争朝夕”。这种时候，久被压抑的历史连续性问题，与过去总期望历史突变不同，成为了考察历史不可或缺的另一视点。

这里，思考的难点，是如何把“合理性”变成动态的概念，由此回答连续性与社会变革的契合关系在哪里？否则，“长期停滞论”很难以从根本上被驱赶出去。易言之，当变革实际上还没有获得根本性的突破之前，“长期停滞”的提示，在思考中国长时段历史上，会不会仍然有其认识论上的价值？

其次，与前述相联系，历史考察的视域必然地要有所扩展。近20年来，这方面的进步还是比较快的。原来史学的重心始终是政治史和人物史，现在经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等等，都逐渐在深入展开。站在历史前台的是事件和人物，但事件与人物背后，或者说海平面以下的，是所有人与人相处关系的社会规则，以及由规则“丛林”构成的结构性历史。因此在研讨“前现代”或向现代过渡的时候，经济史与社会史的作用必然要被突出起来。总体上说，在中国，目前专史、断代研究的力量较强，成果多，而跨朝代的、连贯的研究难度高，一时还跟不上来。但少了这种延续性的通贯研究，就很难准确定位断代史，更难把握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脉络，以及它连续而非断裂式发展产生的路向。

在“现代化进程”的讨论中，曾经有一种意见很受大家重视，那就是“整体的、全面的、协调的同步发展”。其实有哪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的“转型”过程（请注意，这里说的是过程，而非最终结果）真正全面协调得那么顺利？西方专家提出的静态“现代化理论”不仅太理想，而且也与各国历史实景不是很吻合。在各国现代化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大凡经济推进的欲求最强，共通性也最大；其次是政治，政治与经济的匹配，恐怕有许多绕不过去的相关性，但其间不仅滞后是经常有的，而且也表现出某种为许多理论家不可思议的妥协性与灵活性，两者的匹配有本土的特点；意识形态的通约程度就更要低一些，民族文化的特色往往会表现得最为强烈。因此，同是走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因子的匹配，具体的对应组合方式，实际是相当机灵和多样的，是随机性的，也可以说是创造性的。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这样说：现代化没有标准模式。只有在各种模式的整体效果上，是可以比较甚至评判的。但即使效果最佳，其他国家也往往很难“克隆”，往往也是“一次性”的。因此，放到“前现代”中国历史的考察中，学界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中国“前现代”社会中，有没有应该被发掘出来的“现代化资源”？假若有，是哪些？但从实际历史运行来观察，又会纠缠于前述三者互动节奏的“合理性”在哪里？实际上却缺乏明晰的判别依据。因为讨论到突破的环节，什么时候以什么最佳，史家多般无从主观下断。在这里，我们只能隐约地感到，历史从来很难服从理论，而理论却必须依据历史来修正。这样，问题又回到需要对中国历史进程进行全盘性的总体思考上来。

三、关于明清经济的发展与不发展

如果回到长达五六百年明清经济史叙事的角度，确有相当多的史料能够证明，中国的经济主体——无论是工商业者还是农民、手工业者——不缺乏经济理论的考量，也没有停止过它自身的经济上升运动，所谓“长期停滞”是一种受“欧洲中心主义”影响的偏见。但即使是“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史学家，也都认为19世纪之后，中西历史发生了“大分流”，中国沦入了真正的“停滞”。对于后一说法，我们似乎把它忽略了，未能认真地予以正面回应（注：参见王家范：《中国社会经济史面临的挑战——回应〈大分流〉的“问题意识”》，《史林》，2004年第4期。）。

笔者以为，由于各断代经济史微观研究深入的结果，事实上已经把“长期停滞论”撕成了碎片，伤痕累累。由宋入元，由元入明，由明入清，由前清至晚清，乃至晚清至民国，经济都不曾有过真正的停滞。微观或断代研究不足的地方，就是各代说各代的，不能顾此及彼，把连续发展在时段上系统化，用以论证中国经济发展整体状态的趋向，揭示它的发展以及不发展两面。但是，明清经济史的考察，即使发掘的光明面再多，也无法绕过一个巨大的障碍：如何通解过去说的“中国近代的落后”？这是与西方国家、与日本比，要否认也很难。那么这种“落后”与“前现代”的历史有没有关联？可以把这种原因仍然单纯地归咎于“列强侵略”（“反欧洲中心主义”就有类似暗示性的倾向）吗？恐怕很少有人会这样认为。

对明清经济发展状态的估量，应该说是比较困难的，主要谈两个问题：

其一，在历史上，讨论经济发展的水准，最容易成为观察“社会进步”与历史分期标志的是工具、能源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源开发、物质增长的速率。它们都是非常醒目的标志，判别上最不容易出现歧见。“前现代”与现代，在这方面的分水岭便是以煤为能源的蒸汽机的使用（所谓“煤铁联合”）。中国“前现代”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人力资源与手工机械。为什么它向现代“煤铁联合”的机械化生产转变反应慢而效率低？这是很需要费心回答的大关节。

与此相关联，笔者以为许多学者对“人口”的正面效应估计不足，不顾国情的不同，片面执著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人口多，当然容易造成生产与消费相冲的危机；但人口多，强大的生存欲求，也能促发各种经济开发的努力，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发展总量的增长。因此，直到清亡为止，从“前现代”经济的特性上衡量，中国是不是到达了“人口危机”的临界点，变成了消极的因素，还是相反，劳动力丰厚与密集恰恰是宋以来经济能长期连续发展的基础？这需要讨论。当然更关键的，被西方视为现代经济转变标志的那种技术进步，为什么不能发生在中国，以及即使后来学到的、使用了，发展得也很慢，比日本都差得太多（我曾经比较了19—20世纪中日棉纺织业的不同发展态势（注：参见王家范：《发展与忧患：明清史再认识》，《解放日报》，2004年8月8日“思想者”专版。））？这就启示我们需要从经济总量以外的角度思考问题，需要关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改变的其他要素。

其二，不管“反欧洲中心主义”如何颠覆传统的中西比较，也不可能取消中西历史比较作为方法论存在的意义。他们中有些人一直认为，那种把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联系起来的分析，意义不大。例如在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欧洲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很强，国家对工商的掠夺也很突出。甚至也可以这样发问：发展经济的效率，能说集权制国家一定比分权制国家差吗？但，这些能否构成把政治制度与经济变革截然分开的充足理由？显然站不住脚。

把政治与经济联系起来考察时，两者互相作用的联接点在哪里？国家财政政策的考察是个突破口。说具体些，财政政策，会影响到经济资源的支配与使用状态，国民生产总量的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以及它造成的最终利益格局，特别是政治主体与经济主体的利益分配格局，这些都会反过来制约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明清历史论文篇(6)

一、《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的编纂与清廷正统理论

正统问题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理论问题[1]。作为一种观念，它曾长期支配过中国古代士人和统治者的头脑，经常影响着他们的思想意识、政治行为和重大决策。清高宗在进行文治建设时，首先就考虑到从思想意识和政治道德上重新论定南明以及清朝的正统地位，在广大臣民中树立清朝为天下共主的思想，拨正人们——尤其是汉族士人对清朝历史地位的不正确认识，从思想深处转移人心。为此，清高宗特设《通鉴辑览》馆，以《御批通鉴辑览》的编修为依托，从自身的实际需要出发，对明末清初历史作重新解释和伦理判断。

《御批通鉴辑览》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六月告成[2]（卷813），该书“发凡起例，咸禀睿裁，每一卷成，即缮稿进御，指示书法，悉准麟经。又亲洒丹毫，详加评断”[3]（p430），清高宗在书法、论断等方面具体指示，引导馆臣按自己的意志对历史进行裁决。

1、南明小朝廷的正统地位

《御批通鉴辑览》一书，对南明政权的正、闰进行了重新定位。清初，统治者一直持明亡于崇祯说，即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灭亡，正统终结，此后建立的南明小朝廷，没有正统可言。顺治、康熙、雍正都持这一看法。康熙间设馆修纂《明史》，徐乾学等人向皇帝提出仿照《宋史•瀛国公纪》附见宋帝罡、帝?m的做法，把南明福、唐、鲁、桂四王附入《崇祯皇帝纪》[4]（卷2），以明其续接明朝正统。其后王鸿绪也提出仿《宋史》之例来定明季诸王年号，依然希望把南明列入正统[4]（卷2）。但都没有被皇帝采纳。成书后的《明史》，完全将南明排斥在正统之外。清廷对待明亡以及南明政权的态度是：明亡于李自成进北京；清入关是顺天应人，代明讨贼。所谓“流寇李自成颠覆明室，国祚已终。予驱除逆寇，定鼎燕都。惟明乘一代之运以有天下，历数转移，如四时递嬗，非独有明为然，乃天地之定数也”[5]（卷5）。为适应当时政治需要，清廷极力排斥南明政权，宣扬自身得天统而有天下。

可是，到乾隆中期，对南明历史的论断发生了变化。乾隆三十一年（1766），清高宗在审阅国史馆所呈《洪承畴传》时，认为在南明唐王前加“伪”字，于义未协。指出福王在江宁犹宋室南渡，唐、桂诸王之转徙闽、滇与宋帝罡、帝?m之播迁海岛无异，“不必概以贬斥也”[2]（卷761）。明显改变了顺治以来一直将南明政权视为伪朝的观点。紧接着谕令设馆编纂《御批通鉴辑览》，希望“观是书者，凛天命之无常，知统系之应守”[6]（卷首•御制序）。该书重视对历代正统的评断，借此大做文章，“于正统偏安之系，必公必平，天命人心之向，必严必谨”[6]（卷首•御制文）。该书第一次以官方史籍的形式，将明亡的时间定为福王被执，承认明的正统迄于弘光朝，所谓“兹于甲申岁仍命大书崇祯十七年，分书顺治元年以别之。即李自成陷京师，亦不遽书明亡。而福王弘光元年亦令分注于下，必俟次年福王于江宁被执，而后书明亡”[6]（卷首•御制文）。乾隆四十年，清高宗又进一步指出隆武、永历政权“究为明室宗支，与异姓僭号者不同，非伪托也”，命令史官“诠叙唐、桂二王本末，别为附录卷尾”[6]（卷首•上谕）。至此，清廷已完全承认弘光朝承袭了明的正统，唐、桂二王为明朝余续。这是对南明政权历史地位的新论述。

乾隆朝重新论定南明正统地位，有着深刻的政治、思想背景和明确的目的。首先，是为了笼络人心，显示清高宗“大公至正”的胸怀。清初统治者认定南明为伪，是因国基初定，斗争激烈，“于不顺命者自当斥之曰伪，以一耳目而齐心志”[2]（卷761）。到乾隆时期，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清政权被认同，改变对南明正统地位的论断就是要显示清廷在论断历史时的“至公至正”，所谓“俾读者咸知朕大中至正，未尝有一毫私意偏倚其间”[6]（卷首•上谕），笼络人心，进一步增强清廷凝聚力。其次，为表彰忠于南明的忠义之士扫清障碍，把对明代兴亡的认识纳入到整个封建历史思想体系中考察。乾隆时期，盛中见衰，社会危机已经出现，官僚队伍腐败，农民起义不断，这使清高宗认识到倡导忠君思想的重要，而南明诸多大臣忠君死节的事迹是非常好的历史教材。承认南明合法地位，是表彰明末忠义之士、倡导忠君思想的前提。所谓“彼时仗节死义之人，考订事迹，悉与备书……而崇奖忠贞，亦足以为世道人心之劝”[6]（卷首•上谕）。确立南明正统，也是为劝导人心、褒奖忠君行为铺平道路。

2、清朝的正统地位

为了笼络人心，倡导节义，适应新的政治形势的变化，清廷对南明政权的正统地位给予了新的解释，但随之而来的就是清朝自身正统地位的定位问题。尽管在顺、康、雍时期，统治者一直宣传自己是顺天应人取代明朝，以促使汉人在思想上认同自己，但似乎效果不佳。到乾隆时期，清高宗认识到要想让汉族认同满族并且把满族融入汉族文化中，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对清朝的正统地位进行系统解说，从思想深处解决问题。

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正统论上首先要排除的就是夷夏之防的观念。如所周知，中国传统正统理论中本来就有浓厚的排斥少数民族政权的思想因素，再加上始入中原的清王朝推行民族高压政策，就必然导致人们对“新王朝”的抵制，大倡华夷之防。如顾炎武认为：“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7]（p245）王夫之指出：“天下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8]（p502）黄宗羲也说：“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辨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9]（p12）。这是深怀《春秋》大义的知识分子身遭国破家亡变故以后的悲愤发泄。此种强烈的、根深蒂固的华夷之防的认识不扭转，对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廷统治显然是不利的。

饶宗颐曾说：“正统理论之精髓，在于阐释如何始可以承统，又如何方可谓之‘正’之真理。”[1]（p76）清廷在论证自己的正统地位时，在“如何始可以承统”的问题上，强调顺天应人，代明讨贼；在“如何方可谓之正”的问题上，则强调大一统局面，批驳汉民族正统观。雍正时期，清世宗就在《大义觉迷录》中驳斥了华夷之分、中外有别的思想，强调清朝建立的是中外一统、华夷一家的正统王朝，所谓：“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10]（卷83）到乾隆时期，清廷依托《御批通鉴辑览》的编修，更加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正统论。

从《御批通鉴辑览》和乾隆帝的其它言论来看，在清朝的正统问题上，清廷始终高举《春秋》和《纲目》大义，在他们看来，大一统政权有绝对的正统地位，不论其统治民族如何，发祥地何在。只要能够“为中华之主”[2]（卷1142），实现对以中原为中心的广阔区域的实际统治，就是当之无愧的正统王朝。清朝实现了这样的统治，当然就是天下共主，所谓“我朝为明复仇讨贼，定鼎中原，合一海宇，为自古得天下最正”[2]（卷1142）。“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也”[6]（卷首•御制文），又云“夷狄而中华，则中华之；中华而夷狄，则夷狄之。此亦《春秋》之法，司马光、朱子所为亟亟也”[11]（p869）。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少数民族政权同样可以是正统。对于汉族士大夫中普遍存在的文化优越感，乾隆帝列举古史中关于汉族先人茹毛饮血的记载，评论说：“今之民，即古之民。古之民，茹毛饮血，初不知耕稼也。后世视茹草木而食禽兽者，几如异类，不知彼之去古犹未远，而己之反近于异类焉。”[6]（卷1）汉族先人在经济文化尚未发达之时，与今天汉族士大夫所瞧不起的夷狄没有什么不同。汉族先进文化也是一步步由落后发展而来的，用不着贬低夷狄文化和功业。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也是对清初汉族学者力持华夷之防的驳斥。

在正统之辩中冲决华夷之防，并不始于清代，元朝时，就有人在正统论中反对歧视少数民族政权，元朝后期修辽、金、宋三史，确立“三史各为正统”的纂修原则，说明进步的夷夏观念已逐渐被人们所接受[12]（p78-140）。清高宗借史馆修史所阐发的正统观念，实际上是在吸收、改造《春秋》大一统观念和元代正统论争的积极成果后形成的。他摒弃正统论中排抑少数民族政权的因素，以大一统观念为核心，以“继前统、受新命”为主要标准，有力论证了清朝的正统地位，这对促使人们形成多民族统一王朝的“大一统”心理，具有积极意义。

清廷一方面为南明福王政权确立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确立正统地位，看似相互矛盾，实则寓意深刻。清高宗肯定南明政权续接明朝正统，把南明事迹录入《通鉴辑览》，目的是“与其听不知者私相传述，或致失实无稽，不若为之约举大凡……更可以正传闻之伪舛。”[2]（卷995）矫正视听，抚平了清初以来汉族士人在南明问题上的愤懑情绪。其做法被史官誉为“扬万世之闳纲，祛百家之私议，辨统系而必存其实，垂法戒而永著为程”[6]（卷116）。清廷虽然承认南明传承了明的正统，但相对于清朝的大一统政权而言，其偏安一隅，正统地位命悬一线，丝毫无损于清朝的万载基业。它的巧妙之处就在于既解决了萦绕汉族士人心中多年的南明的正闰情结，树立了心胸博大的帝王形象，笼络了人心，又确立了少数民族政权的正统地位，按照自己的意志给历史是非以无可争议的最终裁决，通过标榜史学上的大中至正之道，达到了扭转人心的目的。这一做法作用很大，道光年间李瑶作《南疆绎史勘本》，就将官方论述弘光正统的谕旨冠于书前[13]（自序）。同治年间夏燮撰《明通鉴》，也遵循《通鉴辑览》书法，不称南明为伪[14]（义例），这都是受了官方史学观念的影响。

二、《胜朝殉节诸臣录》、《贰臣传》的编纂与清廷风励臣节

由于乾隆盛世的背后孕育着衰败的因素，特别是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和农民起义的不断，使清高宗感到深深的忧虑。他认识到从深层次的、价值观念的角度来扶持纲常，风励臣节，教育民众，倡导忠君，是确保大清基业的根本之图。于是他仍然借助史书修纂，通过重新认识明末清初的历史人物，宣扬节义。

1、《胜朝殉节诸臣录》与褒奖忠义

清初，为了尽快消灭抵抗势力，清朝统治者站在狭隘的朝代立场，出于巩固政权的眼前之需，以“明顺逆”来评论是非，裁断人物。凡叛明降清者称为顺天应人之举，凡忠于明室、抗清死难者视为“梗化”，罪在必诛。可是，随着清朝承平时期的到来，为了保持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宁，转移人心，敦厚世风，激励臣节，宣扬对本朝的忠诚，逐渐被统治者所认识，康熙帝作《君臣一体论》，雍正帝作《朋党论》，强调的都是君臣之义。到乾隆中叶，清高宗已经不满足于简单地提倡忠君，而开始了大规模重新臧否明清人物。他从儒家忠义立场出发，谕令编纂《胜朝殉节诸臣录》，毅然对明清之际历史人物进行了全新的裁断。

清高宗云：“胜国殉节之臣，各能忠于所事，不可令其湮没不彰。”[15]（卷首•御制序）明末抗清义士众多，于清朝虽为抵抗势力，但他们“各为其主，义烈可嘉”[15]（卷首•上谕），忠君节义行为必须肯定。对于清初被称为“伪官”的史可法等人，清高宗进行了重新评价，指出：“史可法之支撑残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刘宗周、黄道周等人“临危受命，均足称一代完人”，“其他或死守城池，或身殒行阵，与夫俘擒骈?J，视死如归者……皆无愧于疾风劲草”，南明诸王流离失所，“而诸人茹苦相从，舍生取义，各能忠于所事。”[15]（卷首•上谕）这些，都必须在史书中大力彰扬。清初，把忠于明室的人斥之为“伪”，是为了“一耳目而齐心志”[2]（卷761）；杀死那些抗节之士，也是因“混一之初，兵威迅扫，不得不行抗命之诛”[2]（卷995）。总之是受当时历史环境所左右。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从儒家忠义角度来看，史可法等人都是“疾风劲草”、“一代完人”。这种评价与清初相比，可说是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在为明末死难诸臣“”的同时，清高宗还论及建除之际臣子的行为。他批评朱棣“犯顺称兵，阴谋夺国”，齐泰、黄子澄、方孝孺、铁铉、景清等人辅助少主，在建文势力大势已去之时，“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虽致命不同，而志节凛然，皆可谓克明大义”[15]（卷首•上谕）。同样要给与表彰，载入史册。

乾隆四十年（1775）十一月令为明季殉节诸臣议谥[2]（卷996），四十一年正月又令为建除之际殉节诸臣议谥[2]（卷1000）。紧接着“以钦定《明史》为主，而参以官修《大清一统志》、各省通志诸书”，将议谥之明朝殉节之臣“胪列姓名，考证事迹，勒为一编”[3]（p526），成《胜朝殉节诸臣录》12卷，交武英殿刊刻颁行。该书记载专谥诸臣26人；通谥忠烈诸臣113人；通谥忠节诸臣107人；通谥烈愍诸臣573人；通谥节愍诸臣842人；入祠职官495人；入祠士民1494人；建文殉节诸臣128人。共3778人，另附入245人[1]。对于那些不知姓名而能慷慨轻生者，无法议谥并写进史书，就“令俎豆其乡，以昭轸慰”[15]（卷首•上谕）。

对于这次修纂《胜朝殉节诸臣录》，表彰忠烈，乾隆非常得意，他曾为此书题诗云：“信史由来贵瘅彰，胜朝殉节与?芗；五常万古既云树，潜德幽光允赖扬；等度早传辽及宋，后先直迈汉和唐；诸臣泉壤应相庆，舍死初心久乃偿。”[15]（卷首•御制序）乾隆如此大规模地崇奖忠贞，当然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所谓“崇奖忠贞，所以风励臣节”[15]（卷首•上谕），“褒阐忠良，风示来世”[15]（卷首•上谕）。纂写历史、表彰忠烈都是手段，目的是为了移风易俗，将历史记载转化为现实的道德评判，为清朝臣子忠于清朝树立榜样。这种作法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四库馆臣从历史发展的实际论述了《胜朝殉节诸臣录》表彰忠臣的意义，“自古代嬗之际，其致身故国者，每多蒙以恶名。故郑樵谓《晋史》党晋而不有魏，凡忠于魏者，目为叛臣，王凌、诸葛诞、毋丘俭之徒，抱屈黄壤。《齐史》党齐而不有宋，凡忠于宋者，目为逆党，袁粲、刘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原。可见阿徇偏私，率沿其陋。其间即有追加褒赠，如唐太宗之于尧君素，宋太祖之于韩通，亦不过偶及一二人而止。诚自书契以来，未有天地为心，浑融彼我，阐明风教，培植彝伦，不以异代而歧视如我皇上者……权衡予夺，衮钺昭然，不独劲节孤忠，咸邀渥泽，而明昭彰瘅，立千古臣道之防者，《春秋》大义亦炳若日星”[3]（p526）。

总之，随着自身统治的巩固与加强，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统治者适时地将其对明季人物的评价作出调整，通过褒扬忠于明朝的人臣来鼓励清朝的人臣忠于本朝。他们变换道德角色，重新解释历史，巧妙地通过修史来配合现实统治。

2、《贰臣传》与贬斥失节

在旌扬明季忠烈之人的同时，清高宗还对明季降清诸臣进行贬斥。其目的依然是扭转人心，彰善瘅恶。“一褒一贬，衮钺昭然，使天下万世共知朕准情理而公好恶，以是植纲常，即以是示彰瘅”[15]（卷首•上谕）。

清入关之初，为壮大统治队伍，尽快统治中原，屡发诏谕，招降纳叛，规劝明朝官员将领“投顺”，对那些“抒诚来归”的明朝大臣，认为“良可嘉悦”，给予“一体优叙”[5]（卷17）。像降清的洪承畴、冯铨等人，都受到清廷优待。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称赞投顺清朝的明臣“皆应天顺时，通达大义，辅佐本朝成一统太平之业，而其人亦标名竹帛，勒勋鼎彝”[16]（卷1）。可是，到乾隆时期，这种评价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乾隆三十四年（1769），清高宗评价钱谦益“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17]（p6577）。乾隆四十年表彰明季忠臣时，又提到钱谦益等人，认为他们“自诩清流，?颜降附……均属丧心”[15]（卷首•上谕）。给予严厉斥责。就在《胜朝殉节诸臣录》完成后不久，清高宗诏令国史馆馆臣，在国史立《贰臣传》，把那些“在明已登仕版，又复身仕本朝”的“大节有亏”的人物统统收入此类，指出：“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盖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录用，以靖人心而明顺逆。今事后平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悻生，?颜降附……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即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者……此实朕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臣子植纲常，即以是示彰瘅。”[2]（卷1022）乾隆帝在国史中创立《贰臣传》这一前所未有的类传来贬斥失节，可谓用心良苦。

由于清廷设立《贰臣传》的目的是“为万世臣子植纲常”，故在进行“斧钺之诛”时颇费思量。清高宗曾多次诏令变更该传体例，以示慎重。乾隆四十三年（1778）二月命国史馆将《贰臣传》分为甲、乙两编，因为“诸人立朝事迹，既不相同，而品之贤否邪正，亦判然各异”，所以必须严加区别。如洪承畴、李永芳等人降清后，建功立业，“虽不克终于胜国，实能效忠于本朝”，故列为甲编。而钱谦益等人归命清廷后，又诋毁清廷，进退无据，龚鼎孽等人先降李闯王，后又降清朝，毫无功业，故列于乙编[2]（卷1051）。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又命国史馆将吴三桂、耿精忠、李建泰、王辅臣、薛所蕴等人从《贰臣传》中析出，另立《逆臣传》。在乾隆看来，吴三桂等人“或先经从贼，复降本朝，或已经归顺，复行叛逆，此等形同狗彘，?颜之人，并不得谓之贰臣”[2]（卷1344）。其行为连“贰臣”都不如。由此可见，在“贬失节”这个问题上，清廷裁断相当严格。他们从清王朝的立场考虑问题，把降清明臣分为能效忠本朝者、毫无事迹可言者、降而复叛者三类，表明其贬斥叛降的目的同表彰忠臣一样，都是要激励清朝臣子效忠清朝。

清高宗在国史中设立《贰臣传》，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三通馆馆臣就认为“国史创立《贰臣传》，出自睿裁，于旌别淑慝之中，寓扶植纲常之意，允昭褒贬之至公，实为古今之通义”[18]（凡例），在《续通志》中，也增设《贰臣传》，“皇上于国史别编《贰臣》，所以树臣道之大防，为古今之通义。今则于《通志》依例立《贰臣传》，其奸臣、叛臣、逆臣，名本《唐书》，义昭斧钺，并为增辑，以正彝伦。”[18]（纪昀等序）。可以说，清廷通过编纂《贰臣传》，把纲常准则贯彻于史学之中，明确在史书中绳以臣节，这是以往各代修纂国史所没有的。清高宗从提高忠君意识、维护清朝统治的根本利益出发，通过编纂史书、设立类传来彰显“殉节”，贬斥“贰臣”，从正反两个方面入手，借助历史发表评论，阐发自己的君臣关系论，强调维持尊卑等级秩序、加强以皇帝为核心的政府权威的重要性，作用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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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历史论文篇(7)

关键词：龙榆生；词史；词学；近代；史学

中图分类号： I206.5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6）06009205

从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文明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之中，使中国被动地开始了近代化的过程。西方近代学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的冲击，既给中国传统学术带来了生存危机，同样也给其带来了近代化的契机。中国传统学术顺应时代的发展开始了自我革新的历程。词为“艳科”、“小道”，因此词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被视为支流，是当时正统意识形态控制较为薄弱之处，因此成为文化与学术近代化先驱们首先发难的场所。

纵观龙榆生的词学论著，自始至终将近代史学（包括音乐史、文化史）的方法与史家的精神融入词学的研究与建构之中，变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说为更为具体客观的“一代有一代之音乐制度”[1]208、“一代有一代之社会环境”[1]63，将词作为一种最富“音乐性之文艺”，进而将词放到音乐生态之中加以考察，对历代词学批评和明清以来蔚为大观的图谱之学进行了根本性的突破和客观的评价。同时，在此基础上，结合历代的社会环境与风尚，结合词家个人的性格与经历，对历代词家、词派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客观评价与梳理。

自20世纪30年代初期，陆续有刘毓盘的《词史》，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等著作问世。于此同时，龙榆生先生的词史思想，通过《词学季刊》和《同声月刊》两大平台也得到了发展与宣扬，并与夏承焘、唐圭璋一起将中国近现代词学的建构带入了正轨。龙氏认为：“吾信中华民族不亡，则我国文字语言，亦必随之永远存在。中国语言不灭，则用以表现我国国民情感之歌词，亦不必全弃前人之法度，而为外夷之‘马首是瞻’”。[1]143本文以龙榆生先生个人词学的建立过程为典型，管窥中国词学近代化过程中词史思想的形成及其在近代词学发展过程中的价值。

一、一代有一代之音乐制度

词作为文体与音乐相互依存，后世音谱失传成不可歌之“长短不葺之诗”。到明清之时，词谱学逐渐兴起。清代中叶“浙派”、“常州派”相继而起，其后继者各有主张，相互争鸣。发展到清代之时，虽名家辈出，词学大兴，然而出现了僵化的倾向。在词律上标榜“严守图谱”，拘泥于四声清浊。同时各词家对某种词风的片面推崇也给词学的发展带来了阻碍。突破这一局面，需要将“词”的创作，放在历史上真实的音乐生态之中来考察，使之回归到音乐文学的本质之上。

晚清词家虽有所反思，并企图从音乐的角度来阐释“词”这一文体，但终究未能有根本性的突破！如况周颐《蕙风词话》开篇提出：“《阳春白雪》，皆曲名。是先有曲而后有歌也，填词家自度曲，率意为长短句而后协之以律，此前一法也。前人本有此调，后人按腔填词，此后一法也。……唐宋已还，大雅鸿达，笃好专精之，谓之词学。独造之诣，非有所附丽，若为骈枝也。曲士以诗余名词，岂通论哉。”又提出：“唐人朝成一诗，夕付管弦，往往声希促节，则加入和声，凡和声皆以实字填之，遂成为词。”[2]这样的提法在当时不仅只蕙风一家，虽然注意到了词与音乐相关这一事实，终究没有系统地对词与音乐的关系及历史演进轨迹进行系统梳理，从而未能从根本上对传统词学的藩篱从根本上进行突破。

龙氏在其个人词学思想的构建之初，便结合音乐史对词体的演进历程进行了梳理，其作用在于彻底突破传统词学所构建的基础。其1933年4月发表在《词学季刊》创刊号上的论文《词体之演进》，便是其之后数十年词学思想发展的奠基与发轫之处。

龙氏首先从源头上厘清“诗”、“词”、“曲”之间的分别，证明“词”即“曲子词”之简称，曲子词正是“词”所谓真正的源头，因而词是依附于隋唐燕乐而发展的，既不同于“诗”也不同于“曲”。“则‘词为诗余’之说不攻自破。”[1]6这是中国近现代词学第一次系统地对传统词学从源头上进行突破。

进而龙氏详细论述了隋唐燕乐的形成与发展，认为：

吾人既明隋唐以来乐曲之流变，与其分合盛衰之故，将进而考求依此种曲拍成之词体，及其进展之历程，不得不于歌词体制之新旧过渡期中，加以深切注意。若仅从文字形式上之长短参差，以上附南朝乐府，或以‘胡夷里巷之曲’为词体之起源，而不察其转变之由，知其一不知其二者，皆非本文之所欲置辩者也。[1]46

通过对史料的仔细梳理，龙氏证明：曲子词始为底层人所作“胡夷里巷之曲”，后或有文士深通音律者为之，经过文士不断地修饰进而趋于雅化。从中唐到五代再到北宋初，小令频繁地创调、变调与文人对于小令的广泛创作，使词与音乐的配合日趋精审。慢词到柳永手中得到了大规模的创调，进而丰富了词体，为坡等提升词格做好了准备。到南宋，由于自度曲风尚的形成，其词乐与歌词的创作形式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因而词体是伴随着词乐的不断发展而变化创新的。

这些论断不但突破了传统词学“就词论词”的方法，更是从根本上对传统的“词谱之学”所建构的基础进行了否定。仅仅通过同调比较的方法，而专重“平仄”、“句读”、“领字”、“韵脚”无法概括与解释在音乐生态中不断变化的“词”的创作。1933年12月，龙氏发表《词律质疑》一文，对明清以来将“四声清浊”作为“词律”的说法进行了否定。文中提出，“词律”最初当指“宫商音律”、“乐句长短”而非“四声清浊”。然而，晚晴词家中诸如郑文焯、况蕙风等正多拘于所谓以“四声清浊”为标准的“词律”、“词谱”。文中引用况氏言论“除寻常三数熟调外，悉根据宋元旧谱，四声相依，一字不易。”与“今日而言宫调，已与绝学无殊，无庸深求高论”[1]159，从而恰见其自相矛盾。传统的“词谱之学”以此不攻自破。

然而，龙榆生能从“词乐”的角度对传统词学进行突破，但是其弊端在于，词乐毕竟已经失传数百年之久，如只从音乐的角度，依靠对“词乐”只言片语的描述，从而勾勒出“词”发展的历史是抽象而不明确的。只有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出了历代词乐的变化与声词配合的历程，从而进一步对“词”的历史进行更为全面和成熟的勾勒！

龙氏进而汲取传统“词谱之学”合理的部分，通过分析不同时期词作四声配合方式与句法的变化，来推断词乐发展与声词配合的情况！在《论平仄四声》一文中提出：

乐有抑扬高下之节，声有平上去入之差，准此以谈，则四声与音律，虽为两事，然于歌谱散亡之后，由四声以推究各词调声韵组织上之所由殊，与夫声词配合之理亦可仿佛。[1]171

比如在小令的发展与变革的问题上，1937年龙氏在《制言》杂志发表《令词之声韵组织》一文，通过对从晚唐到北宋各阶段的令词声韵组织与句法形式加以分析，从而推断当时声词配合的发展情况，以此更为清晰地勾勒出令词发展的历史线索。其认为：令词本脱胎于近体诗，从晚唐到五代，词的平仄与句法配合渐与近体诗不同，反映出“依声填词”的发展和歌词与词乐配合日趋精审。北宋小令以近乎近体诗式者最为流行，而《花间集》中“不为后人所用，句法组织大异律诗（则）渐开慢词之轨辙”，这是对令词发展历史的全新勾勒。在北宋慢词的转变的问题上，龙榆生撰有《慢词之声韵变化》一文，同样从慢词的声韵组织与句法形式的变化，勾勒出慢词发展中词乐与声词配合的演变历程。

总之，龙氏将词放到其最初作为音乐文学的环境中加以考察，并对其发展轨迹进行了梳理，这是对“词”进行历史性研究的基本前提之一，也是被前代词学所忽视的。通过结合音乐史对“词”进行重新的定义，并将歌词创作的动态变化结合词乐发展的历史进行考察，将明清以来僵化的“词谱之学”进行了系统的否定，并建立起一套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词”的“声韵”、“句法”进行研究的新方法。

二、一代有一代之社会环境

龙榆生词学的最显著的特点便是将近代史学的精神与方法融入传统的词学研究之中，从而建构起近代词学的新体系。将“词”放到其最初作为音乐文学的环境之中加以考察是对“词”进行历史研究的大前提，同时需要对“词”的创作主体的心态、性格以及所生活的社会环境进行相应的研究，进而更为全面梳理“词”各个方面的历史线索。

首先是对于历代词家与词风的沿革。“文学即是人学”，因此作为创作主体的词家，历来被词学之士所重视。传统词学往往习惯将词家作为某种词风的代表，并将词家作为自己师法的对象。常州词派的周止庵认为：学词之途径当是“问途碧山，历稼轩、梦窗，以还清真之浑化”。又如将苏辛二家作为豪放派的代表，将李清照作为婉约派的代表。诸如种种不胜枚举。然而龙榆生正是要突破这一传统，其在《苏辛词派之渊源流变》一文中说：“冀阅者t然于苏辛词派之特殊精神，以发扬其志趣；不仅空言标榜，为文学史上作一有系统之叙述而已。”[1]289以史家的眼光，客观地将历代词家的创作实际和词风的发展递变作详细的梳理和客观的分析。

自1933年3月，龙榆生撰写《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开始，三年间先后发表《苏门四学士词》、《东坡乐府综论》、《清真词叙论》、《南唐二主词叙论》、《漱玉词叙论》等论文。晚年又《试论朱敦儒的〈樵歌〉》、《试谈辛弃疾词》。上述文章无一例外都是从考证作者的生平事迹入手，进而阐释其心态的形成和性格特点，以此从外部来分析词家自身风格的形成。这种研究方法是近现代词学研究的主流之一，其大成者当属词学近代化的又一主将夏承焘先生及其论著《唐宋词人年谱》，从而彻底清算了常州词派以来的“风雅比兴”之说。然而，龙氏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近代词学草创时期就已经开始将“史学”、“谱牒之学”运用于词学的研究。

以《苏门四学士词》一文为例。文章开篇，龙氏提出苏词之三大特征，在内容方面包揽宇宙间万事万物，“词体于是日尊，而离普遍性日远”；在修辞方面则字面生硬而特崇风骨；同时在应用方面“则调外有题，词中所表之情，未必与曲中所表之情相应。在此前提之下，龙氏认为：

且执苏词之三特征，以衡量其门下之所为，可以推见词风转变之由，与个人情性、时代环境，咸有莫大关系。[1]313

文中考证了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四人各个年龄段所处的不同环境与经历，从而说明词家各阶段不同的心态和与之相应变化的词风。

然而，史学对于龙榆生词学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其对于词家生平考证之深，更在于其以史家将历史前后贯穿的宏观视角来勾勒“词”以及“词学”的发展历程。龙榆生在其词学体系构建之初所撰写的《词体的演进》（1933年4月刊于《词学季刊》创刊号）一文之中就将“词”放入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之中，但这种历史又并非简单机械地演进，而是还原客观的艺术生态。1933年6月在《文史丛刊》第一集发表《苏辛词派之渊源流变》，通过对宋词自身发展的历程和两宋不同的社会环境的客观分析，进而解释坡对词体进行突破的原因并分析了苏辛以及同调诗人们词风的异同，突破了前代词人“空言标榜”的局限。1933年8月于《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刊发论文《选词标准论》将历代“词选”的情况进行了系统地梳理。1934年4月《两宋词风转变论》一文中龙氏提出：

两宋词风之转变，各有其时代关系，物穷则变，阶段显然。既非“婉约”、“豪放”二派之所能并包，亦不能执南北以自限。[1]251

以历史沿革的眼光来通盘考察宋词的发展过程从而打破以宗派为限而缺乏客观性的传统词学。直到1957年，龙氏晚年发表于《新建设》的《宋词发展的几个阶段》一文才将两宋整个词学发展的历程进行了更为宏观而清晰的勾勒。

同时龙榆生以为词学“三百年来，屡经剧变”[1]411，因而对晚明直至清末的词学发展过程同样以史家之眼光进行了审视，因而龙榆生的词学不但是对传统词学的一种突破更是对传统词学的一种总结。其发表于《同声月刊》第一卷第三号的《晚近词风之转变》（1942年2月）一文阐述了晚清内忧外患之下“士大夫感奋之余，寄情声律。”从而在词的创作上突破前贤的事实！龙氏以为：

“尝怪常州词派，独标宗旨，议论精辟，为依声家开无数法门，而张周二氏所为词，似不足与其言相副，久乃益信吾所持‘至情之激发，有关世运，不可力强而致’，为颠扑不破之说。所可学而能者，技术辞藻，其不可学而能成者，技术辞藻，其不可学而能者，所谓词心也。词心之养成，必其性情之特至，而又饱经世变，举可惊可泣之事以酝酿之，所谓“万感横集，五中无主者，止庵能言之，而所作恒未能称，则亦时为之也。”[1]515

其中“词心”是词中情感的来源，是词气格高下的核心。而外在的社会环境和创作主体的经历是决定“词心”的主要条件之一。因而，龙氏以为词的创作受“世运”的影响是“不可颠扑”的道理。这也正反映出在龙榆生的词学思想中，外在的社会环境对创作主体与词的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同年又于《同声月刊》第一卷第十号发表《论常州词派》（1942年9月）一文，结合清代中叶以来的社会环境和士林风尚，客观叙述了常州词派的创立与发展的历史。

总之，龙榆生结合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创作主体与之相应的经历和心态来解释词的发展，正是从史学的角度从外延来建构词学史，这与从音乐史的角度对词进行分析互为表里。

三、龙榆生词史思想的贡献与价值

龙榆生词史思想对近代词学的最大贡献是将史学（音乐史、社会文化史）引入到词的研究之中，其价值在于突破了传统词学重感发而缺少系统性与理性的弊端。这在龙榆生词学的建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龙榆生早在其1934年出版的《中国韵文史》中反复强调“一代有一代之音乐制度”、“一代有一代之社会风尚。”这两大观点正是构建其史学化词学系统内核与外延的两个根本支柱。

在构建《词学季刊》这一词学研究平台之初，龙榆生便发表文章《研究词学之商榷》（1934年4月，《词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一文，为词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龙氏提出“词学”的概念：

在歌词盛行、管弦流播之际，恒为学者所忽略，不闻著有专书。迨世异时移，遗声寂寞，钩稽考索，乃为文学史家之所有事。归纳众制，以寻求其一定之规律，与其盛衰转变之情，非好学深思，殆不足以举千年之坠绪，如网在纲，有条不紊，以昭示来学也。[1]113

认为首先在传统诸家的“图谱之学”以外，别为“声调之学”通过歌词来推断“曲中所表之声情”和“曲调之性质”。将词作为带有音乐性质的文学体裁，将其还原到历史客观的音乐生态当中来加以考察。同时突破传统的“词话”，另立“批评之学”，而其方法“必须抱定客观态度，详考作家之身世关系，与一时风尚之所趋，以推求其作风转变之由。其利病得失之所在。”其盛赞夏承焘所撰《词人年谱》，考证宏博，以为“词史之学”方兴未艾。此外，还认为；“‘目录之学’，所以示学者以从入之T，于事为至要。”需要重考作家史迹，考证版本之流传，词家品藻应当结合作家之身世关系与一时风尚转移。以上种种都说明龙榆生正是将“词学”作为文学史来加以建构的。从龙榆生所作论著来看，音乐史与社会文化史一直贯穿于其词学建构之中，并最终建立起了属于近现代文学史的“词学”。

试图将传统词学与近现代史学方法相结合的尝试，在20世纪之初已经出现端倪，而龙榆生“词学”体系的建立与龙氏在《词学季刊》与《同声月刊》两大平台上的倡导在中国词学近代化历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并最终与夏承焘、唐圭璋等学者共同建构起近现代词学的主流。

1926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清代词学概论》（徐珂著）应为首部试图借助近代史学系统梳理“词”的发展历史的著作。该著作将清代词的创作与学术从“派别”、“选本”、“评语”、“词谱”、“词韵”、“词话”等方面以时间为次序进行了述论。然而，此书仅仅停留在对词家与作品进行罗列的层面上，且由于徐珂师从于常州词派谭献一脉，因而此书的论述与评判的角度以常州词派为尊，为此书所做序文中称徐珂为“谭门颜子”[3]甚为恰当！其评判常州词派以外的清代词学多失客观。因而此书依然缺少理性的历史眼光。

1927年，上海书局出版陈钟凡著《中国韵文通论》，以“通史”的规模将中国古代韵文进行了梳理，将“词”作为韵文发展的一个阶段。然而，其局限在于只将“词”限于唐五代两宋，未能客观地从词发展的整体历史出发，也未能将词置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下讨论，依然存在较大的局限。

1931年，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刘毓盘著《词史》。已经深刻地意识到晚清以来词坛的弊端正在于“莫测其真意之所在而又拘以格律，谐以阴阳”[4]。此论著将“词”从唐到五代到两宋到元明清的历史进行了整体的勾勒，并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对各代词家词风的形成进行了相对客观分析，然而却较少将词作为音乐文学放到音乐生态之中进行研究。

同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夏敬观著《词调溯源》，提出了词与音乐密切的历史，并考证词所配之音乐起于隋代燕乐，将词的发展与音乐生态的发展相结合，并明确地指明了词体的由来。然而，对于词乐与词进一步发展的历史并未加以梳理，且仅仅依靠关于词乐的有限史料也很难具体地阐释词与词乐的关系。

1932年，神州国光社出版王易著《词曲史》。将词放在音乐生态之中加以考察，并将有关音乐的史料与词的文本相结合从而推断词与词乐发展的历史。例如在《唐代词体之成立》一节中提出：“可知词体成立之顺序凡有三例，初整齐而后错综……流衍至于五代短章不足以尽兴，于是伶工乐府，渐变新声，增加节拍，而化短为长、引、近间作矣”[5]。然而，王易并没能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词曲的发展历史进行研究。

1933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胡云翼著《中国词史略》与《中国词史大纲》，其著作基本上沿袭了胡适《词选》将宋词分为“歌者之词”、“诗人之词”、“词匠之词”的观点，未能结合词本身音乐文学的性质与社会文化发展的背景对词的历史进行合理的阐述。

可见，在龙榆生进行词学研究与创办《词学季刊》之前，已经存在将传统词学与近代史学相结合的倾向，然而或注重词学的外延或注重词的内部研究，未能全方位地来考察“词”的发展史。将两者同时并重的开端应在20世纪30年代龙榆生的词学研究。

四、结论

综上所述，龙榆生词学将史学与传统词学相结合，使近代词学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提出“一代有一代之音乐制度（乐章）”、“一代有一代之社会风尚”的概念，将词的发展放到音乐生态的背景中加以考察，突破了传统词学拘泥于以“四声”、“清浊”等为标准的“图谱之学。”同时，结合社会制度、士林风尚与词家的个性与生活经历，从外延对词进行研究，从而突破了传统词学拘于门派而“空言标榜”数个词家的局限，转而客观地阐释“词”的发展和词家风格形成的原因。龙榆生将词学史学化，并在《词学季刊》和《同声月刊》加以提倡，是中国词学近代化历程中的关键一步和重要特点，也是龙榆生词学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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