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电影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 流动；民族性；公路电影；美国文化精神；传承与变革

游走在好莱坞帝国的边缘与夹缝之中，美国公路电影在大多数时候都未能引发研究者的特别关注。除了一些横空出世的经典之作——如《逍遥骑士》《邦妮和克莱德》《德州，巴黎》以及《塞尔玛与路易斯》《我心狂野》和《天生杀人狂》等——被一再提及和评论之外，“作为一个电影类型，公路电影常常被最好的一些类型研究所忽略”（Timothy Corrigan）。的确，公路电影是美国少有的现代电影类型之一，它是二战后美国现代化进程加速、欧美青年反文化运动、欧美现代电影运动浪潮等时代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而其叙事模式的渊源则可追溯至《奥德赛》和欧美流浪小说传统。诞生于一个特定的时代，美国公路电影自成型之初便具有现代影像革新和政治文化批判的双重特色，它的出现终结了经典好莱坞时代，拉开了新好莱坞运动的序幕。作为一个现代电影类型，美国公路电影与历史及时代文化关系密切；围绕着现代性流动这一美学主题它建构起自身风格化的影像体系，并以其鲜明的现代性特征，在传承西部片概括、提炼和表征美国文化精神的传统的同时，又有力地表现了现代/后现代时期美国文化精神的发展与变革。并以积极而热切的姿态参与到这种变革当中，成为现代/后现代时期美国文化精神的表征之一。

诚如早期公路电影研究者马克·艾勒韦所言：“和音乐片或西部片一样，公路电影是一种好莱坞电影类型，它抓住了美国人的梦想、压力和渴望的精神物质。”①而当波德里亚在他游记式著作《美国》一书中将美国文化概括为“空间、速度、电影和技术”时，最能涵盖和凸显美国这四大文化特征的，显然是非公路电影莫属。事实上，美国公路电影不仅是现代/后现代美国文化精神的体现，也是其多元民族特性的影像化表达。它对美国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变革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空间与文化精神的传承

地域辽阔的西部是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的历史文化象征，也是美国“最美国化的部分”（波德里亚）。对西部地理空间的倚重和对西部片影像风格的传承几乎是所有美国公路电影的共同特征。而文德斯专程到美国西部拍摄他的《德州，巴黎》（1984）的举动，也表现了这位德国公路电影导演对美国文化和源于美国的公路电影类型难以言明的乡愁。

无论是类型元素还是文化精神，美国公路电影各方面与美国西部片都渊源不浅。在巴赞看来，西部片所表现的“开发美国西部的征程就是奥德赛史诗”，它在描写西部拓荒故事时“强调自然和文化之间的边界的不稳定性和含糊性，且经常将旅行作为叙事手法加以运用”②的特点显然也切合了公路电影的主要特征。而“在广袤开阔的高原，孤独的骑手长途跋涉，穿过浪漫而满是凶险的荒野——西部片用这些影像预兆了公路电影的视觉效果和主题”③。另一方面，尽管有夫妻或情侣搭档的犯罪公路片存在，但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公路电影是一种男性倾向极鲜明的电影类型。男性长期作为主导性的主人公出现，而女性公路电影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且数量极少。可以说，作为美国类型电影中的民族性经典模式，西部片在对美国文化精神、西部自然景观的展现、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生存依附与抗争以及性别形象的塑造上对公路电影都影响深刻。更为重要的是，西部片在其发展过程中，对工业文明、对社会价值观的批判和质疑也日益强烈，作为主人公的牛仔形象，大多都是游离于社会主体之外的流浪者或逃犯。约翰·福特的经典西部作品《关山飞渡》（亦名《驿车》，1939）和《搜索者》（1956），从人物设置到情节发展的安排，都包含有丰富的社会批判意味。因此，在人物边缘性和文化批判性特征上，西部片亦是现代公路电影的精神渊源之一。而公路电影标志性的影像符码：旷野、公路、车辆、流动中的人，在和公路电影的基本模式——寻找与犯罪相结合之后，有意或无意地都指向了与文化反思、身份认同、自我寻找和挑衅边界密切相关的叛逆性主题。这种流动的、始终不停歇、不妥协的影像形式与主题，在精神上与西部片有着一脉相承的执著与坚韧。

在空间和地域特征上，美国公路片中人物的流动不像欧洲电影中的人物一样，穿行于乡镇、国界之间交错密布的建筑之间，难得看到一块开旷的空间。这个国家辽阔而极富变化的西部地区，高耸的山脉、广袤的高原和奇幻的大峡谷，赋予它的西部片和公路电影以粗犷风格和狂野气息，从而在它们身上打上鲜明的美利坚烙印。西部片无疑是美国先民的拓疆史诗，是这个民族文化与精神的经典表达，是使民族身份形成、认同和统一的神话。在拓荒者面前显得无比雄伟巍峨同时也代表着艰难生活的西部自然环境，便是这一民族身份认同产生的文化地理空间，它赋予了先民们以勇敢无畏、崇高悲壮的英雄气概。今天的美国公路电影对这一切，既有深远传承，也有渐变与革新。

二、空间意义与文化精神的革新

“道路长期以来都是美国文化中一个持久的主题。其象征意义——包容着大众神话和社会历史两者——可一直回溯到这个民族的拓疆精神，但（现在）已被20世纪电影和汽车的技术叉所改变。”（史蒂文·科恩）20世纪50年代纵横全美的洲际高速公路体系，构建了一个新美国的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这是一个需要重新认识和界定的美国。往昔西部片中打磨拓疆者顽强意志的恶劣环境，现在已经成为现代公路电影中任人悠游观赏的地理景观或一闪而过的窗外风景。但这并没有削减西部高原和大峡谷长期以来作为美国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空间象征的厚重力量，无论有意还是无意，60年代末以来出现的美国公路电影，仍将主体空间坐标定在了辽阔的西部，大峡谷依旧傲然地默立延亘，为漂泊天涯的浪子迷惘的身影抹上一缕沧桑的诗意，或给飞驰过境满身尘土的亡命之徒增添几分叛逆者的狂放与悲壮，一如《塞尔玛与路易斯》那末路的凌空一跃，刺眼的白光将她们定格在那最高点，永不坠落。对这一区域人文地理面貌的客观展现，让美国公路电影成为与西部片类似的，美国文化和美国气质的一种标志。“大多数评论……认为只有美国才有拍摄严格意义上的公路电影所需要的地理学上的和象征意义上的条件”（艾娃·麦泽尔斯佳），电影和汽车改变了美国道路在不同时期的象征意义，却没有剥夺它所具有的象征功能，它依旧在包融大众神话和社会历史，只是内容发生了变更。正如《逍遥骑士》中亨利·方达背上的美国国旗，长长的移动镜头中沿途景色的诗意化展现以及它在海报中宣称的，这是“一个人去寻找美国却在哪都没找到”的故事，无不提示了再塑认同的企图。到70年代中后期，社会运动热潮消退，寻找和认同的重心由家国民族转向自我思考，西部旷野上往来的车流人影失去了目标和激情，在一无所求的狂飙之后，幻灭般地冲向路障，换来彻底的《粉身碎骨》（1971）。在旷野中求证自我，用生命挑衅秩序的边界，寻求精神上的自由，这种反英雄的英雄到底是解构还是在建构新神话颇可质疑。在传承与变异之中，民族文化精神及身份认同上的功能和意义——即使不是主观或主导意图——在公路电影的旷野影像中依然以鲜明的美国特色存在。

当然，将广阔空间铺垫为背景，极力表现一种在苦闷、挫败和压抑精神之下风驰电掣地狂飙，让速度成为一种解放的力量，消除现实社会与生活对自我的束缚，这也是公路电影所极力表现的主题之一。有如当年的摩西在旷野与山峰中离群索居，默想耶和华的旨意与规训，现代旷野里垮掉的新摩西一代通过不减速的车轮直接体验被神放逐的自由。

在路上遭遇成功的美国梦，在公路电影类型中变成了在路上遭遇自我和自由。金钱、地位、社会规约、超出需要的消费欲望在20世纪60年代的消费社会中正是青年反文化运动所要反对的东西。这些以中产阶级子女为主体的主人公们在进入社会接受规训与逃离家庭反抗体制之间选择了后者，在驾车飞驰的旅途中不断挑衅。沿着公路电影发展的轨迹，这些需要确认的自我连接着不同时代的文化价值判断。在公路上流动的各色人物中，不仅有相随走天涯的青年男和情侣罪犯，他们是公路电影发展早期最常见的人物组合；还有随着时代变化而渐次出现的女、同性恋者、印第安土著后裔、黑人、老人和儿童。这些人物的流动，包括他们在影片中生死结局，指向了更为丰富且现代的性别、民族、文化根源等社会内容。它们包含着更为复杂的权力抗争、身份认同、文化归属的问题。多元化的流动人群和他们批判社会秩序的行为，也与这些问题纠缠在一起，进一步拓展了公路电影的流动空间和影像主题。这些新的空间和主题正指向着美国文化精神与思潮的多元化变革，指向一个流动开放的民族文化与影像叙事的不断延绵与更新。

三、结 语

公路电影所指向的流动是现代性的典型特征。尽管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中，都存在着不同形式和状态的流动，它也是各类社会形态保持自身活力的重要条件；但唯有在现代社会，流动才成为一种决定性力量，它使“速度、交通工具的使用和由此产生的移动的自由，一起构筑了权力的金字塔”④。愈是处于顶端的流动自由，就愈具有冲决一切的力量，“因为权力是自由流动的，世界也必须是没有樊篱、没有障碍、没有边界和边境检查站的”⑤。于是，“在现代性的流动时期，占有多数地位的定居人口为游牧的和疆域以外的精英所统治。公路保持对游牧人群的免费开放，并分阶段地取消保留的边防检查站，这已经成了政治和战争的超效用”⑥。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美国都已毋庸置疑地居于这一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成为一个最具有自由流动权力国家。

作为一个诞生于现代、成长于现代，并引领着现展趋向的现代超级强国，美国社会与文化的核心特色，便是在发展经济的动力下保持永不停息的流动性。无论是在路上遭遇成功的美国梦，还是在路上迷失身份与方向的垮掉派宣言，或者是在路上的激情叛逆与逍遥追寻，以及在路上重新思考归家之路：总之，就像两百年来形态与意义不断变更的美国“边疆”一样，无论“在路上”的意义与方向如何变化，它们所表征的流动性特征，都始终居于美国文化的中心地位。正因如此，所以公路电影尽管向来以独立姿态和边缘关注为特色，但因其对 “在路上”的美国文化的执著关注，而成为最能表征以流动和变革为主要特征的美国文化精神的影像方式与类型。这种以边缘直指中心的特质，必将长久地留存于美国公路电影类型中，持续地传承、发展与变革下去。

注释：

① [美]马克·艾勒伟：《旅行与车轮：〈66号公路〉的存在主义研究》，《公路电影论辑》，劳特利奇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页。

②③ [美]卫·拉德曼：《沿途风景：公路电影扫描》，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美国电影文化论文篇(2)

[摘 要] 中国因飞速发展的经济与庞大的消费人群及消费能力，成为美国电影最重要的国外市场之一，美国政府秉承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信条，通过强烈推进国际化和贸易自由化为本国电影产业开拓国外市场保驾护航。自引入国外分账大片和加入WTO后，在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下，中国电影业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使中国电影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为了保护文化主权和文化多样性，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关键性的保护措施，这也使得中美双方就电影贸易产生诸多争议，而中国电影市场的变迁、发展和成熟也必然以中美之间的博弈为背景。

 

[关键词] 新自由主义；美国文化政策；电影市场

一、美国文化政策的新自由主义基调

20世纪70年代早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开始衰退，1970～1990年间，七大工业国的制造业利润急剧下滑，一些重要指标也表明经济进入了严重衰退期，而这些国家的商业结构也发生了重要转变，投资从传统工业转向服务业，最典型的是以美国的信息与通讯产业为核心的文化产业表现出极为强劲的发展势头。为了推进其文化产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美国积极地将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哲学导入其政治与外交策略中。①

 

新自由主义倡导完全自由的市场竞争和贸易流通，崇拜“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美国国内对包含电影业在内的文化产业采取与钢铁、汽车等其他产业几乎相同的管理办法，认为文化产业并不具有特殊地位，也不需要特别的规制和保护。这同美国在后冷战时期位居全球霸主地位，并已经走过了文化安全的防御阶段有关。②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美国文化产业在全球市场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由此美国一直以新自由主义作为基本信条，在全球其他国家也极力推行自由主义，通过利用强大的国家实力和话语权，迫使其他国家对文化市场采取自由开放政策，以支撑好莱坞在全球市场的发展。美国政府及好莱坞坚决反对在国际贸易中他国通过贸易壁垒、政府补贴、配额制等形式对国外电影业进行限制。

 

进入21世纪，美国加强了其在全球文化市场自由化双边及区域贸易谈判中的主体角色和作用，与多国间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FTAs），这些国家包括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澳大利亚、以色列、新加坡、韩国等。FTAs的目的是消除贸易壁垒、实现公平竞争，协约国政府必须制定公平的、非歧视性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实现产品与服务在国家间自由流动，同时美国政府在协议中强调劳工标准和政策环境等内容，提高了协定伙伴国进入美国市场的门槛，从而变相提高了美国厂商进入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研究表明，韩国、墨西哥、澳大利亚等与美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其本国电影的投入产出及市场份额明显减少。③

 

二、电影自由贸易与市场管制的博弈

因中国尚未启动同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一直以来美国电影开辟中国市场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签署的双边协议。依据协议，入世后第一年，允许外商在华设立合资录像公司，但外资持股份需在49%以下，三年后允许外资占股份50%以上的公司从事电影院的建设和经营，中国每年以分账形式进口外国电影20部，三年后，进口电影配额增加至50部。

 

因不同于其他一般普通商品，电影是极为特殊的媒介和文化产品，依附在其上的意识形态宣传属性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价值。中国不像美国已度过了文化安全的防御阶段，可凭借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拥有的“不分地区的权力”在全球范围力推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中国一直支持法国和加拿大等国在国际文化贸易领域高举的“文化例外”旗帜，对电影产业实施保护措施，如限制外资电影院线的建设，限制进口影片配额，规定国产电影的放映时间，给予国外电影较低的分账比例等。如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规定：每年20部分账影片中，必须保证6部非美国影片，美国影片不能超过14部；2010年广电总局颁布的《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中规定，影院年放映国产电影时间不低于年放映时间总和的三分之二；规定中影独家拥有进口影片的权利，且此权利“是国家赋予的、体现国家利益的，不会有松动的余地”，因此，中影可以通过决定进口片的档期，来避开或影响一部国产电影的票房。2010年1月22日，2D版《阿凡达》在内地全面下线，而原定2D版下线日期为2月11日，虽然全国800块屏幕会继续播放3D和IMAX版，但在大多数影院都被下线，因为这些影院将假日档期留给了国产片《孔子》。

 

基于上述保护性措施，美国电影在中国市场的获利并未达到先前的预期，而中美双方针对电影贸易的争端也一直未曾停歇。2007年4月，美国贸易代表与美国电影协会等机构就中国限制美国电影和音像娱乐产品的市场准入以及只允许国企引进外国影片并垄断下游院线放映等问题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申诉，指责中国违背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等相关协定的条款。自此中美双方开始了长达4年的电影贸易争端，虽然中方援引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1994）第20条（A）款所规定的“保护公共道德”之特殊原因进行上诉，但世界贸易组织（WTO）认为中方并未能提供事实证明中国的相关措施与保护公共道德有关，因此驳回了中方的上诉，并于2010年通过裁定报告，呼吁中国遵守入世协定及WTO的相关规则，对美国的指控内容做出调整。④

 

2012年2月，新华社援引美国媒体消息称，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中国政府同意就原本每年引进20部电影分账大片的基础上增加14部IMAX和3D电影，票房分账也会从原来的13%提高到15%。除了发行放映，双方在制片上也有更紧密的合作，会有更多合资公司成立。虽然中国官方和民间对此协议有各种不同态度，但美国电影界却欢呼雀跃，认为这是中国对指控内容的调整以及中美双方就电影配额等问题达成和解的意向。

 

然而，无论是基于政治保护目标，还是产业保护目标，正如广电总局相关人士所表示的那样，中国目前不会取消国产电影的配额制，也会继续支持中影集团对影片进口和档期安排的权利，同时我们也该清晰地认识到全球市场化将是无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因此，中美双方针对电影贸易的争端将不会停止，中国本土电影业该面对的，是如何在这种常态化的博弈中发展和成熟。

三、近十年中国电影市场变迁相关数据

十多年间，中国电影业所呈现的变化和获得的发展同国外影片的引进是分不开的，且尤以好莱坞电影为主导，特别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电影业的市场化与产业化格局慢慢形成，营销与品牌化运作手段日渐成熟，电影人的视野更开阔，电影制作理念和制作水平不断提高，票房总量和本土电影产量都有大幅的稳定增长。

美国电影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西方电影 电影文化 本体论

一、早期电影文化理论的本体论时期

法国电影理论家埃米尔・克莱斯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史《电影机的历史》。美国中西部诗人瓦契尔・林赛的《活动画面的艺术》是第一本电影史汇编。由于默声影片缺乏声音，一切表达都要通过移动的图画，作者将电影的根本特征定义为“活动的雕塑”，并根据电影对其他传统艺术的依附来确立电影的艺术地位。

20世纪20至30年代，早期电影理论为本体论时期，批评集中于电影视听语言。电影艺术被形容为“柏拉图洞喻”，西方各国相继产生独立的电影评论，其读者主要是影迷或电影创作者。电影这个亚文化体被当成由生产、消费、社会影响、理论研究等组成的有机结构，并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科技、教育、艺术、风俗等各个领域。匈牙利电影理论家巴拉兹对电影的本性、电影蒙太奇、画面构成和电影表演都有精辟论述。他通过电影艺术形式的发展过程及电影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关系探讨电影艺术之本性，论述电影的样式、风格、流派、剧本及明星等元素，阐述电影与观众相互作用中形成“视觉文化”。巴拉兹强调电影不仅是一门独立艺术，而且已经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对无声电影艺术经验的总结、有声电影的功过与电影艺术特点等，至今仍影响着世界电影研究者，他对文学文本与电影改编的问题提出电影改编的自由派观点，即电影对文学文本的改编不要绝对忠实于原著。反之，安德烈-巴赞等学者则认为小说高于电影，电影剧本应该忠实于文学原著。从巴拉兹开始，电影文化理论从电影性向周边人文科学扩散，注重电影作为介入体的“电影意义”。自此，介入体、被介入体与介入方式构成当下电影理论的三种类型，即本体论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和方法论理论。

二、电影文化理论成熟期

20世纪40年代，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法国电影研究者G・柯亨-西特对法语的两个电影词汇进行辨析。《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从电影是“物质现实的还原”出发，探讨电影的一般特征、范围和元素及构成，阐明电影的全部功能是记录和提示世界，而不是讲述虚构的故事。

40年代中后期，电影作为社会文化现象、艺术现象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加以研究的科学――电影学诞生。对一般主观镜头的分析，是电影心理学的重要论述。1946年，法国美学家艾迪安・苏里奥在巴黎大学建立“电影学研究所”并出版《电影学国际评论》杂志，研究者包括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美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和生物学家等。

50至60年代是现代电影文化理论的成熟期，《电影手册》的黄金年代，从强调模仿到突出电影独特的媒介特征，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型、后结构主义等哲学思潮结合。随着跨学科研究的日益开拓，电影作为一门独立艺术的地位已经确立，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区别与联系也越来越清楚，电影批评也不再附属于电影创作与电影工业，电影理论有独立的哲学思想与文化领域。法国和意大利先后出现现代派电影。1950年，安德烈-巴赞创办《电影手册》栏目，主要有作者研究、影片分析、导演访谈及对不同民族国家电影的深度报道，团结了一批极具反叛锋芒的青年影评家。意大利电影史学家基多・阿里斯泰戈《电影理论史》沿时间轴线描述电影艺术理论史，关注卡努杜、谢尔曼・杜拉克、普多夫金、爱因汉姆与巴拉兹等电影理论，将电影理论史分为创始者、组织者与普及者三个时期。法国电影理论家马赛尔・马尔丹的《电影语言》从电影画面就是电影语言的基本元素出发，论述电影语言与文学、绘画、音乐的联系及其在蒙太奇、景深、对话、空间、时间等方面的表现。法国电影研究者亨利・阿杰尔的《电影美学概论》提出电影艺术本性问题。

法国现代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的《电影是什么？》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总结，法国新浪潮的代言。作者通过一系列影评展开电影流派及导演作品的具体评论。“长镜头理论”是美国理论界对巴赞观点的概括。法国电影理论家、电影史学者、导演让・米特里的《电影心理学与美学》是经典电影理论的总结与集大成之作，作者深入探讨电影结构与形式问题；米特里的《问题中的符号学》对电影符号学进行分析与批评。美国电影理论家诺埃尔・伯奇的《电影实践理论》阐述电影时空的表达方式、音画的辩证关系、干扰性因素及虚构与非虚构题材等问题。法国编剧、导演、演员、“新浪潮”电影创始人之一弗朗索瓦・特吕弗的《希区柯克与特吕弗对话录》倡导与实践电影作者论、导演中心论，他认为电影是浪漫化的生活。

法国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大师罗兰・巴特的学生克里斯蒂安・麦茨是理想主义和理性主义电影符号学家，其电影理论活动分为三个时期，即符号学时期、叙事学时期和文化学时期，他在G・柯亨―西特的基础上指出电影关联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所指涉的电影文化范畴包括实体、关系与认知活动，麦茨的《电影语言――电影符号学导论》首次提出“影片文本”的概念，从而读解文本成为电影符号学第二阶段的新途径。电影学即电影科学由心理学、精神病学、美学、社会学、教育学、生物学等对电影进行科学研究。麦茨的著述《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与电影》是精神分析学电影理论的代表作，作者创立电影第二符号学――电影精神分析学――研究“电影文本中的欲念”即研究人物无意识活动和性心理、“文本的欲念”即无意识在电影创作和欣赏过程中的作用、“电影媒体的文化功能”等。

60年代末，英国《新左派评论》采取以政治为导向的法国结构主义立场，拒斥英国左派传统，拥护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英国第一批新电影理论著作包括彼得・沃伦的《电影的符号和意义》、大卫・威尔与彼得・沃伦的《山姆・富勒》、吉姆・济茨的《地平线西部》、保罗・威勒曼的《罗杰・柯曼》以及科林・麦克阿瑟的《地下美国》，所有这些新电影理论奠定了好莱坞类型电影与结构作者论的中心地位，影响了70年代中期英美电影理论走向。

美国电影文化论文篇(4)

    华语电影的生产和研究典型地体现了全球化时代文学(从开放的文学性意义上言)的跨文化、跨地域、跨媒介、跨学科实践的新趋势，体现了当今文化生产的多地合作和协商的新特征，具有重要的比较文学的意义。一方面，作为整体的华语电影的崛起，构成全球多元文化的重要一元，是当今新媒介时代进行跨文化对话的主体力量和实现跨文化对话的基础；另一方面，作为产业的艺术，华语电影鲜明地体现了文学艺术与文化和媒介的整体和立体的深刻联系，呈现出多维文化向度中文学性生成和审美性呈现的复杂性，其以审美为中心的跨学科比较研究能够深化对华语电影主体性的认识，是实现前述跨文化对话的前提。近30年来的华语电影研究，就基本呈现了一种跨文化、跨学科、跨媒介的趋势，但是对于华语电影的主体性的建构和多维文化场域中的审美性生成的探寻的不足，导致华语电影在跨文化生产、流通的实践过程中，无法建立起可以真正进行对话的文化和艺术主体，严重地削弱了其跨文化实践的意义，并威胁着本土的文化安全。因此，从构建全球多元文化的角度和比较文学的视野，来建立华语电影研究的整体观，就显得相当必要和迫切。本文提出华语电影诗学的整体建构，正是基于此一语境，来思考总体视角下的华语电影的主体性建构和以审美为中心的整体性研究的现实性和可能性的问题。

    一

    以“华语电影”命名的各种研究，尽管研究者存在着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学术立场的差异，但是，立足跨文化、跨地域的视野，采用跨学科、跨媒介的方法，重视华语电影的审美形态、文化传统、产业发展的多层次观照，并试图打通彼此的研究疆域，获得审美、文化和产业的沟通、互动，还原电影作为一种产业的艺术的本质，则已经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呈现出“华语电影”整体研究的几种趋势：

    (1)跨地视野中的“华语电影”命名研究。

    从20世纪90年代台港学者充满智慧地提出“华语电影”的概念，以语言的中立性来规避原有国语片、港片和大陆片等不同命名所蕴含的地理划分和政治歧视导致的交流障碍问题以来197，这一概念逐渐演化为对所有中文电影的指称，并为媒体、学者和业界所普遍接受，各种以“华语电影”命名的电影节、学术研讨会、电影评论集、导演访谈以及专著和文章呈升温趋势。尽管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华语电影只能指海外华文电影，而两岸三地的电影则应称为“中文电影”，但以语言为基准来界定两岸三地及海外拍摄的中文电影，则成为一种共识。关于华语电影概念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其内涵方面，有从广义上将华语电影理解为“一种以语言形态(中文)为基础的文化现象，它包括所有以中文为语言形态的电影，以及那些表现中国文化和主题的电影”，也有将其狭义化为中华文化现象和符号，更有学者将其理解为华人生活题材。但是不管如何争论，作为“一种新的学术概念、方法和视野”，华语电影确实有着比“中国电影”更为有效的整合性，不仅能够有效地超越地理疆域和意识形态，而且更为有效地透析华语各区域电影之间相互影响、渗透、合作和竞争的跨地、跨文化的实践形态；既能够超越民族电影、国家电影的关注重心，有效地对华语电影进行整体上的文化传统的研究，确立华语电影在全球化时代多元语种文化中的主体性，还能够提供一个思考华语电影现代性和传统性的多元视角；具有重写史学、产业发展和文化战略等多重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其命名及其实践，正体现全球化时代文化跨地实践过程中文化主体性确立的新的可能性。

    (2)跨学科视野下的华语电影文化批评。

    华语电影的意义是在国际学术的文化研究范式中得以凸显，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视野给予跨地华语电影的地域性、语言性、文化身份、性别政治、后殖民等问题以特别的观照，华语电影研究还能够自觉“承袭华语传统的文化批评”10，重视电影审美性的跨艺术渊源以及影响，从而在跨学科、跨艺术门类的研究中，挖掘华语电影多层面的文化内涵及其意义。郑树森主编的《文化批评与华语电影》就立足于跨学科的整体文化视角，从不同的角度对当代华语电影中的认同困惑、族群意识、文化寻根、移民生态、对传统和历史的追寻等进行立体的透视，试图挖掘电影影像背后深蕴的民族心理文化背景；同时，对当代华语电影与中国传统戏曲等艺术形式的关系也进行了探讨，并对有影响的一些电影进行了深入的个案分析和文本解读，由于该书集大陆、港台地区和海外华裔知名学者如戴锦华、周蕾、廖炳惠、邱静美等以及美国理论家詹明信和毕克伟的智慧所成，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此外，像张英进、李欧梵等多位海外学者对华语电影中的城市、女性、同性恋主题的文化研究，显示跨学科视野下华语电影研究的活力。鲁晓鹏对华语电影的国语和方言的研究，更为集中地呈现出“华语”这一概念的复杂张力，揭示国语与方言中存在的权力与秩序、强权与反抗、遮蔽与显现、国家与地域、中心与边缘、先进与落后等空间、时间、秩序、身份的复杂性、暧昧性和对抗性问题，从而使华语电影“语言”的文化意义得以显示。这些研究，都显示出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对于华语电影的意义。

    (3)跨文化对话与生产中华语电影文化主体性问题。

    如果说受到文化研究范式影响的文化批评是从北美和港台地区向 大陆辐射和影响的话，那么，由于中国加入WTO所面临的电影行业的挑战、跨地合拍华语大片的生产和流通所带来的现实问题，则使中国大陆本土学者更关注华语电影的文化主体性，并随着国家文化战略的实施而成为今后电影研究界的一股新的趋势。以民族文化为根性、坚持华语电影的跨区合作、坚持民族文化作为华语电影的主体性、反思华语大片的文化消解等方面，正是这一趋势的几个重要特征。正如黄式宪所指出，中国电影已经通过大片博弈克服了入世以来的生存焦虑，进入关键的第二个阶段，其目标在于努力提升电影文化的软实力，尽快向现代化大电影产业升级，不断实践民族文化的主体创新并努力拓展在国际空间的传播实力。在其他文章中，他进一步剖析了华语电影大片所存在的民族文化主体性遭遇消解的问题，指出电影产业与文化内驱力的互动对于华语电影的生存具有重要的意义，认为惟有弘扬了民族文化主体性及其东方美学品味的华语大片，才真正具有世界性和现代性。在2010年举行的“两岸四地电影产业发展论坛”中，与会代表就文化自觉性、华语电影的跨区合作以及华语电影的民族文化根性问题展开了充分的研讨，并对“中华文化仍然是华语电影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达成基本共识。但是，以古装大片为主体的华语大片，却存在违背传统文化历史和精神的“文化斜视”的问题，早在张艺谋的《英雄》横空出世的时候，人们就对其中所蕴含的以专制为英雄的思想提出警惕，而大量类型单一、追求奇观、文化形态混杂的大片同样导致民族主体形象的负面影响。如何既辩证地看待这种跨地合作的华语电影的历史虚化、文化混杂的意义，又同时能够在全球化的电影流通语境中传播民族文化主体形象和精神，就成为电影业界、学者的共同责任。

    (4)跨地产业合作与中国经验的表述问题。

    正如有评论所指出的，“当今两岸四地电影文化产业的现状是文化同根，经济文化差异大。台湾电影人对中华传统和现代文化的诠释比较深刻，但缺乏资金和成熟的市场运作经验。香港电影有成熟市场运作的经验，但市场本身太小。香港电影的文化受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影响比较大，从王家卫电影在西方社会得到的认可了解到香港的后现代文化与西方当代文化的关联。国产片如不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研究，而只是利用肤浅的中国元素必将被国际文化市场所淘汰。两岸四地只有取长补短，共同协作，才能使华语电影走向兴盛。”事实上，从大陆改革开放以来，两岸三地的电影已经开展多次合作，尤其是在取消对香港合作拍片的限额之后，香港电影的生存已经基本地依靠了大陆市场；台湾近年来电影业受到好莱坞和香港电影的双重冲击，本土电影产业陷入消沉；而大陆由于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的需要，泛中华文化认同的诉求，以及产业集群发展的设想都需要密切两岸四地的电影合作。但是，在合作拍片过程中，不同的华语地域存在不同的“中国经验”，虽然它们都植根于中华文化传统和上海电影传统，但由于1949年后的分化，各地形成了不同的电影传统和文化经验，如何在合拍片中协调种种不同的传统，在包容尊重各地差异性的同时，又能够建立一种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就成为华语合拍时代面临的最主要问题。这些既是关系民族情感的问题，也是产业发展壮大的重要前提，更关系跨文化对话中的主体性的确立，华语电影审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文化的和民族心理的多维决定，由此可见。

    二

    华语电影研究的趋势，既显示出一种整体研究的共识的形成，但由于文化研究方法自身的缺陷，也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清醒地意识到：以文化研究作为主导范式的研究，“以一部或者几部电影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原属电影批评的研究，却常常得出具有‘历史性’的结论”；“对于两岸三地电影作品的跨地域研究，政治差异性研究压抑了文化共性研究”；“表面上采用华语电影的总体视角，实质研究却是分散的、割裂的。”也就是说，对华语电影的整体形态的历史把握、对华语电影文化传统和审美传统的共性研究、以及从根本上确立华语电影以语言文化作为根本逻辑前提的总体性视野，在现有的华语电影研究中仍较多停留在宏观理论的倡导层面，而未能落实在具体的研究之中。

    事实上这种缺失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长期以来，由于两岸四地的地理和政治阻隔，真正将华语电影作为一个整体去深入地把握而不受到政治传统的影响是比较困难的，而大量史料的挖掘和钩沉也因为相关限制而难以系统开展；以“实践性品格、政治学兴趣、批判性取向以及开放性特点”“前言”3为基本特征的文化研究，也往往表现出对总体性的警惕，它借助差异性话语来批判和反思任何规范化的要求。此外，这种缺失还与现有的电影理论、电影史、电影批评的分际具有一定的关系。电影理论较多强调对电影本体和电影功能的理论认识，它回答的是“电影是什么”的问题，遵循的是一种普遍性的目标，而忽视具体电影史的代际变迁和地域差异。电影史关注电影的历史形态和地域差异，尤其能够关注具体的电影类型的内在的审美形态变迁，并能够从大量的史料中钩沉出电影发展的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但却缺乏对一种共性传统的整体把握。电影批评具有沟通理论与史学的优势，能够将具体的作品批评与一种理论设想进行整合，但其结论却由于缺乏丰富的史实的支撑而在一定程度上欠缺说服力。从知识形态上言，电影理论属于抽象研究，电影史属于经验研究，而电影批评则试图在抽象的理论形态与经验研究中寻求一种平衡。但是，由于电影批评往往以某一文化研究的“大理论”为前提，其与电影的经验形态之间往往轩轾不合。

    如果从世界电影研究的整体趋势上看，我们更可以看出此种整体性视野缺失的理论语境。经历了“大理论”洗礼之后的电影研究，正试图重新建立一种从具体的历史经验出发的理论建构。“电影理论史和电影史，长久以来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范畴，现在已经开始较为认真的对话。而最新达成的共识主张是‘理论的历史化’和‘历史的理论化’。”电影理论的“‘再历史化’过程”，既是“针对被 索绪尔以及弗洛伊德·拉康模式省略的历史所做的一种修正”，也是“为了回应多元文化主义者要将电影放在更大的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历史语境中的要求”，以克服电影理论自身的各种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大规模的电影理论思潮诞生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理论语境之中，由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缺点已经受到来自哲学界的深刻批判和反省，电影理论也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批评，而开始重视社会语言学、跨语言的语言学、话语分析等，并开始关注社会和精神形态中的其他差异，从而打破原来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普遍化以及白人中心主义。由于内外的夹击，“如今的电影理论已经不那么宏大，而且变得有点实用，比较不那么民族中心主义，不再那么男性化，不再那么异性恋；而且不再那么热衷于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系统，而是采取一种多元化的理论模式”，但是“电影理论的多元化也带来支离破碎的危险”，使得一种总体性的把握成为不可能。事实上，作为一种以语言文化为基准的电影形态，华语电影能够作为一个具有活力的学术领域，正是植根于这样一种理论多元化的理论语境。正是对西方、男性的、白人的、异性恋、普遍的理论话语的质疑，使人们能够从正面上重视华语电影作为异质话语的价值，也正是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权威的颠覆和对社会语言学、话语分析的重新关注，使华语电影的语言文化维度得以彰显。然而，虽然这是一个从具体经验出发进行理论建构的尝试，但是由于西方强大的理论力量，多元的理论预设仍然普遍存在于具体的经验研究之中，而这种多元的理论视角，事实上正是采纳了文化研究的种种资源。由此，文化研究视角给华语电影整体性研究所带来的破碎性影响，又正是西方理论这一趋势的必然结果。

    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意识到，对华语电影传统的整体性认识又恰好是华语电影学术、产业和战略三种现实趋势的必然要求：华语电影在20世纪80年代国际影坛的集体崛起，是作为一种整体的文化形态而出现，中西方学者对华语电影的重视，正基于其不同于其他语种电影的独立价值，不管这种价值是自我认识还是他者镜像；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下，美国好莱坞文化霸权问题日益引起世界各地人们的高度重视，文化地域化和文化多元化成为对抗全球文化霸权的重要呼声，华语电影的出现代表着好莱坞之外的多元文化的声音，关涉着华语地区文化经验留存的文化安全问题，作为一种整体的华语电影的产业集合的吁求与文化主体精神的弘扬，正显示着一种基于文化安全基础之上的文化战略，具有重要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意义；此外，随着中国在世界的经济政治地位的崛起与文化形象的不同步、不协调，亨廷顿对后冷战时期“文明冲突论”的描述逐渐体现出来，国家形象的问题日益突出，全世界华人作为一个整体的形象的建构和呈现，已成为摆在华人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形象、文化、地位三位一体的关系，使电影这种拥有最多全球观众的诉诸视觉的艺术形式，成为跨文化沟通、文化间竞争的主要力量，华语电影的整体意义也由此得以凸显。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华语大片由于缺失对自身的整体理解，缺乏对共源的文化传统和电影传统(上海传统)的深入研究，导致以语言为基准的中华文化的主体精神并未能得以发掘和发扬，中华文化沦为元素与景观，电影宣扬着非正面的价值和负面形象，华语电影的传统未能为当下影业所发扬和继承等等。因此，从总体性视角整体地研究华语电影的文化传统、审美传统、类型传统等，也就不仅仅具有学术的意义，对于当代华语电影的生产、文化战略的开展、文化形象的建构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所有这些，正是实现跨文化平等对话的前提。

    此外，由于文化研究关注的重心是意识形态批评，审美性、文学性的缺失已经为人们所共同诟病，而我们必须始终注意到，华语电影的审美形态是我们探询其政治内涵、产业发展和文化传播的最终基点，电影发展的凭借就在于它是一种艺术。

    三

    基于比较文学对于跨文化实践中的主体性的吁求，以及坚守文学性为中心的跨学科比较的原则；鉴于以文化研究为主导的研究范式并未能解决好总体性视野和审美性缺失的问题，西方史学与理论的结合本身，也未能摆脱文化研究的破碎性影响；而国内电影史研究虽然为各种传统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学基础，但在整体性、普遍性的理论提升上又有所欠缺的情形，我们提出建构华语电影诗学的设想。

    在《电影诗学》(Poetics of Cinema)一书中，美国著名电影学者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对“诗学”的词源、对象和方法做了系统的梳理。他指出，“诗学”(Poetics)来源于希腊语单词“Poiesis”，或者说“能动地创造”(Active Making)。任何艺术媒介的诗学都研究完成作品，而完成作品是作为一个构建过程的结果的；这个过程包括一种技法的成分(例如经验原则)，更一般化的作品创作构建原则，以及它的功能、效果和用途。诗学的领域还包括对如下两方面的所有探究：任何再现媒介中的人工制品被创建起来的基本原则，以及来源于那些原则的效果。在他看来，“很大程度上，一项诗学的实践通常将众多惯例(conventions)作为它的对象”25，这些惯例包括类型惯例和风格惯例等等。“诗学可以通过重建历史语境来同时揭示规范之间的变化与连续。这部作品是如何适应一种传统的？它是怎样重复、修改或者抛弃前人传统的？”34但同时，“诗学也没有必要将自己局限在‘内在的’解释而不愿意离开电影、艺术或者再现媒体的领域。原则上没有任何东西能阻碍诗学学者去主张经济、意识形态、文化力量、内在的社会或心理倾向可以作为建构策略或效果的原因而发挥作用。”27

    也就是说，“诗学”是以作品为中心，思考作品完成过程中所依据的原则、所采取的策略，以及这些原则和策略所实现的功能、效果和目的等等。“诗学”尤其关注作品与传统和规范之间的承继、变异和创新的问题。然而，“诗学”的这种关注并不仅仅局限于作品内部，而可以广泛地涉及外部的经济、意识形态、文化力量、内在的社会或心理倾向等影响作品建构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和效果的因素，它通过内部和外部共同来关注某种原则和策略 的建立、实现和传承。正如波德维尔所明确地揭示的：“惯例是诗学的核心问题。”38而惯例一词的英文conventions就包含着“诸种传统”的内涵，从这一意义上，“诗学”也就是关于作品的传统的理论研究。因此，诗学也就不同于类型史、风格史，而是类型惯例、传统和风格传统、惯例，它不是作品的历史性演变的序列，而是一种内在的原则、理论的生长和发展。

    诗学是以作品为中心这一点，使得它坚持一种内在的审美的原则。无论是前苏联学者多宾的《电影艺术诗学》对诗的语言的电影的关注，中国大陆学者罗艺军从传统审美文化出发的“中国电影诗学”的设想，还是波德维尔从理论、叙事、风格等方面展开研究的《电影诗学》，都坚持着审美性作为电影诗学论说的基础。然而传统电影诗学研究也受到电影审美本体论认识的限制，使对电影传统的理解往往只遵循电影惯例内部的、或者审美文化传统的单一视野，虽然波德维尔意识到外部的经济、意识形态、文化力量和内在的社会或心理倾向对于诗学原则的影响，但他的《电影诗学》并未能就此展开更为多元而全面的研究。事实上，早在1985年出版的罗伯特·C·艾伦(Robert C. Allen)和道格拉斯·戈梅里(Douglas Gomery)合著的《电影史：理论与实践》中，就已经对电影观念有了一个开放的认识，该书从美学的、技术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四个方面对电影史进行研究，并指出，“把电影史看成一个开放系统的历史——这种观念在编史学上有若干后果。‘解释’一桩电影史事件就意味着具体说明电影各方面(经济的、美学的、技术的和文化的)之间的关系以及电影与其它系统(政治、国际经济、其它大众传播媒介、其它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280而这各个系统之间的关系又是相互交叉、错综复杂的，呈现出电影本身的复杂性。事实上，电影作为一种具有高度技术性的产业的艺术，在今天文化产业和文化战略的宏观背景下，更显示出产业、文化与美学之间的紧密关联，任何单一的电影审美研究、或者文化批评都无法完全地透析电影的全部意义，即使是以对电影审美形态的探讨，也同样离不开产业、技术和文化的复合视角。数字技术、合作拍片、电影节等技术、资本因素已经深深地影响着电影的美学形态。因此，电影审美传统的变迁也就不仅仅是作者创造性或者电影美学内部的演变问题，而是技术变革和产业资本市场品牌所共同塑造而成。事实上，电影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工业的艺术而存在，中国早期电影的古装神怪片、家庭伦理片等独特的中国电影类型，就是在与好莱坞电影争夺本土和东南亚市场的过程中，从本土观众的趣味出发所形成的。因此，对电影产业资本、政策、环境的研究，对受众和品牌的探讨，同样属于电影诗学的内在范围。目前随着文化研究所带来的关于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后殖民理论等话语的推动，以及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新兴业态越来越成为国家文化经济竞争的重要力量，以产业的视角来审视电影研究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趋势。如果说华语电影在1980年代经历的是审美范式，在1990年代进入文化批评的视野，那么，21世纪这10年来明显正在进入一个以产业为核心的研究转向。这一转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关于华语电影的各种探讨，无论是审美的研究还是文化的批评，都无法脱离产业视野的观照。而关于中国电影史的书写，也从原来的政治话语的内在标准向以产业竞争与电影形态变迁为基础。最为清晰的标志，就是各种华语电影的学术会议都将“产业”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排列在“美学”和“文化”之后。因此，电影诗学对产业的关注，也就是从产业、受众和品牌等视角，来检讨它对电影诗学(或者说美学)形态的影响。而这就使它不同于电影产业史，因为后者所关注的是电影产业的变迁。

    因而，如果将文化视为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的话，那么华语电影诗学应该属于一种比较文化诗学，它坚持以审美为中心，从美学、文化和产业跨学科角度对华语电影的独特类型、主题模式、文化传统、身份意识、审美传统、产业模式等进行总体的和整体的研究，借对华语电影诸传统的研究从总体的视角来观照华语电影的历史和现状，从中探寻华语电影独特的文化和美学特征等问题。因此华语电影诗学的整体建构就必须重点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

    1.探讨、思考、建构世界华语电影总体研究的方法和华语电影整合发展的思路，体现建构整体的“世界华语电影”的理论构想、整体研究、整合发展的可能及其意义。

    华语电影具有独特的类型模式、(家国)主题模式、文化模式、审美模式、身份模式、产业模式等，比如，与西方分类清晰的“类型电影”相比，华语电影缺乏明确的“类型电影”形态，而呈现为各种独特的“电影类型”，如武侠神怪片，及其衍生的武侠片、功夫片、动作片等类型；由于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华语电影中的“家”与“国”同构的主题特征尤为突出；言志诗学的审美传统，更直接地影响着华语电影的抒情达志的含蓄性和社会性，如此等等。华语电影诗学正是要通过这些不同类型的建构，在历史的整体脉络的梳理以及内在模式的呈现中，来建立一种整体的研究方法(methods复数)，并由此探寻世界华语电影的独特传统和发展理路。而上述各种方法，又始终围绕着独特的“诗学形态”而展开，无论是文化意识、审美取向、融资合拍、品牌受众，都紧扣电影的本体文本的形式、叙事、结构、意蕴、主题。将电影这一融工业、产业、技术、政治的综合艺术落实于审美的诗学形态上来探讨，而不是单纯的文化研究、文化产业或者商业模式的探讨。从这一意义上，比较文学视野中的华语电影诗学坚持以审美为中心的总体性视角，来建立跨文化实践中的华语电影的主体性。

    2.围绕华语电影研究的产业转向，充分重视产业、受众和品牌对于华语电影诗学形态的影响，试图对华语电影的美学形态从产业、市场的角度进行跨学科比较视野下的全面观照，以实现对华语电影作为一种产业的艺术的本质的认识。

    比如，世界华语电影的发展，有着一些类似的经验，无论是大陆第五代、第六代借助国际影展、利用跨国资本，还是新加坡、马华独立电影由于种族关系借助国际影展和基金，国 际电影节、国外艺术院线等因素都深刻地影响到华语电影的诗学形态，人们对第五代“民俗电影”的批评，事实上正与此有关。由于合拍大片渐成趋势，多地资金、技术、文化、人员的参与和投入，遂影响到华语电影的新的“世界性”特征，这种“世界性”特征是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的跨文化实践形态，体现华语电影的诗学整合趋势，构成独特的“合拍美学”。又比如，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是早期的武侠神怪和古装片，还是香港的功夫、动作片，无论是大陆的新民俗电影，还是当今活跃于国际影展的独立影片，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大片，面向大陆观众的冯小刚品牌等，其诗学景观与品牌构建、市场争夺等，都具有重要的关联。从一定意义上，正是产业、市场的压力形成了这种种独特的电影类型。如果没有从产业角度展开对华语电影诗学形态的研究，对华语电影独特传统的认识将是封闭而不全面的。

美国电影文化论文篇(5)

【正文】

一、巴赞的纪实美学

安德烈·巴赞〔1918—1958〕是法国新浪潮电影的理论旗手，是世界电影三大流派之一—现实主义流派的主将。巴赞的电影理论是与电影评论相结合的。它产生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崛起的时代。电影实践的纪实创新给了巴赞理论上的启示。其电影理论体系及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评论文集《电影是什么？》一书中。在“电影是什么”的设问下，巴赞从影像的角度对电影做出本体论的考察。作为现实主义取向电影研究的中心人物，他通过孜孜不倦的影评来建立自己的理论观点。他批评爱森斯坦理论早已过时，强调电影单一镜头内部构成的美学含义。他认为电影的主题是真实世界，但在爱森斯坦那里，单个镜头只是原始素材，经由蒙太奇组接的镜头段落才能建构艺术。巴赞批评蒙太奇美学人为操纵痕迹过重，完全扭曲人物或事件的自然本性。他觉得内涵丰富的单镜头、长镜头可以让观众注意一个事件或人物的活动过程，并从中获得更客观的外在现实感受。

巴赞的电影纪实主义美学有三大支柱，即电影的影像本体论、电影的心理学起源和电影语言的进化观。限于篇幅，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它的电影影像本体论，因为这对中国电影影响最大，也最直接。巴赞认为，“电影是从一个神话中诞生的，这个神话就是完整电影的神话”（引自《电影是什么？》）。在巴赞看来，电影具备了完整再现现实的功能，尤其是有声电影、彩出现以后，满足人类追求逼真地复现现实心理需求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了。于是，他提出了长镜头理论和深焦距摄影。可以认为，巴赞提出的这一理论是基于“摄影与绘画不同，它的独特性在于其本质上的客观性”，按照巴赞的理解，电影独特的再现事物原形的本性是电影美学的基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巴赞所说的客观的存在永远是多义、含糊和不确定的。因此他反对导演对事物做单义解释，而蒙太奇由于过于严格地组织观众的知觉，而在银幕中消除了多义性。由此看出，巴赞提出的“长镜头摄影”和“景深镜头”的运用不只是一个形式上的进步，不只影响着电影语言的各种结构，而且影响着观众和画面之间的思想联系。其特点是：1、“长镜头摄影”使观众与画面的关系比他们与现实的关系更为贴近，因此，可以说，不论画面本身的内容如何，画面结构更具真实性。2、“长镜头摄影”要求观众积极地思考，甚至要求他们积极地参与场面调度，如果采取分解蒙太奇，观众就只能跟着导演走，他们的注意力随着导演的注意力而转移，画面的含义部分地取决于导演的注意点和意图。3、蒙太奇由于它本身的性质所决定，在分析现实时，需要含义的单一。蒙太奇在本质上与含糊的表象相对立，而“长镜头摄影”则把含糊的特点重新引入画面结构之中。

巴赞1945年发表的《摄影影像的本体论》是其电影本体论的基石。他认为，文中的核心命题“影像”与客观现实中的“被拍摄物”都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作为摄影机的眼睛的一组透镜代替了人的眼睛……在原物体与它的再现物之间只有另一个实物发生作用……不用人加以干预，参与创造……一切艺术都是以人的参与为基础的；唯独在摄影中，我们有了不让人介入的特权”，因此，电影美学的基本原则就是电影再现事物原貌的独特本性。而且，摄影机“自动生成的方式彻底改变了影像的心理学”，“完全满足了我们把人排除在外、单靠机械的复制来制造幻想的欲望”，即绘画难以实现的人类“用逼真的模拟品替代外部世界的心理愿望”。这种再现完整现实幻想的愿望也是电影发明的心理依据。基于影像本体论，巴赞提出真实美学观。在《电影语言的演进》中，他宣称电影语言的演进方向是纪实主义。他强调：（1）表现对象的真实——如实再现事物原貌的多义性、含糊性、不确定性及题材的直接现实；（2）时空的真实——严守戏剧空间的统一和时间的真实延续；（3）叙事方式的真实——“这种叙事方式能够表现一切，而不分割世界；能够揭示人与物的隐蔽含义，而不破坏自然的统一”。为此，他主张运用“景深镜头”和“镜头段落”（“连续的摇拍”）构思和拍摄影片。巴赞反对利用蒙太奇随意分切、组接镜头，以破坏镜头的多义性、暧昧性及时空统一性。“若一个事件的主要内容要求两个或多个动作元素同时存在，蒙太奇应被禁用。”巴赞的理论直接促成法国“新浪潮”的崛起。但在60年代末，其理论也因缺少电影文化学的思辨精神（把电影创作工具与电影创作等同起来）而受到电影心理学大师让·米特里以及电影符号学家的批评。

二、70年代末、80年代初巴赞理论为何在中国电影理论界走红

中国电影在1979年对巴赞的选择几乎就是一种宿命。或者说，巴赞是那个时代中国电影必然的选择。这处必然性就深藏在历史的具体情境之中。

在西方，20世纪70年代是电影研究和电影理论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以电影为基础的符号学、精神分析、文本分析和女性主义都是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而在80年代以后，陆续又有了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论和“身份政治学”等理论思潮介入电影研究。美国的一位大学教授在将所有这些思潮的来龙去脉和变化发展做了一番梳理后认为，它们主要归属于两种“宏大理论”：即主体——位置理论和文化主义。事实上，70年代以来的思想潮流动摇了包括爱森斯坦和巴赞在内的许多电影理论观念，它们从各自的方向重新审视了经典电影理论的思想基础和前提。特别是许多文化研究者，他们从多种角度对心理分析、符号分析、群众媒介批判等消极观众论提出了质疑。电影理论家们也热衷于在一些关于社会组织和心理活动的假设之上建构电影的概念。更有那些后现代的思想家们，他们的思想表现出锐利的批判锋芒，直接冲击着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形而上学、本质主义以及总体性等内涵。他们也思考电影的问题，他们的思考为电影理论和电影批评提供了新的哲学和认识论背景。

然而，所有这些理论思潮在1979年的那个时刻注定了将与中国电影无缘。事实上，对于刚刚打开门窗的中国人来说，巴赞也是一位姗姗来迟的客人。直到1987年，中国电影出版社才出版了崔君衍翻译的《电影是什么？》，这很可能是我们第一次直接读到巴赞论文的中文版。但电影主体的探寻并没有和当时世界风行的结构主义理论接壤，而却与巴赞的纪实美学并轨。这是由于中国历史传统与当时特殊的历史情况的需要，也是由于巴赞理论自足性。具体原因如下：外因：纪实的概念对蒙太奇美学具有革命性的冲击力，符合中国电影界急于旧有创作思想（苏式电影理论束缚）的心理。解放后中国所了解的电影理论在美学上一片空白，而1957、1958年的浮夸风影响到电影界，长久的假、大、空形式导致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对事实的渴求的愿望，再加之现实主义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地位，巴赞的纪实美学就正好成为中国电影界思想解放的一个最重要的武器。巴赞西方纪实主义美学的引进，契合了当时社会心理背景和哲学文化背景，同时也是作为对前一阶段某些玩弄技巧、流于肤浅倾向的反叛，要求避虚求实，返璞归真，纪实美学代之而起。内因：巴赞理论本身逻辑的自足性。纪实美学理论大厦在当时是自足的，逻辑上无断裂。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论给人太多的强制，现代人天然有一种对理论霸权的反感，而且，爱森斯坦也无法解决现实电影创作中的实际问题。纪实美学理论在剧作、导演、表演、摄影、美工、录音、服装、化妆等方面都有具体描述，形成比较完整的表现论和技巧说，对创作有直接的指导意义。而更为重要的是，80年代初期的电影理论探讨往往直接为电影创作服务，某一理论的研究者常常是相关创作风格的倡导者。确切地说，中国当时电影的研究者和创作者合二为一，许多立志创新的导演都对新理论、新观念表现出极大的敬畏，而对创作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更格外备受青睐。

邵牧君在《电影美学随想纪要》一文中曾概括说，1979年后最重要的现象是“巴赞和克拉考尔的电影理论在电影界得到了传播，引起了议论，发生了影响。人们谈论电影艺术，已不再言必蒙太奇，引必爱、普、杜；纪实性，长镜头，多义性等新词汇流行起来了。”他认为，当时很多人大谈特谈的所谓“电影新观念”其实就是巴赞和克拉考尔电影照相本体论的变种。而巴赞与克拉考尔相较，巴赞的覆盖面更大。

事实确实如此，80年代初弥漫于整个电影界的现代化和本体化的声音和巴赞、克拉考尔的现实说与照相论毫无区分地纠葛在一起，只要谈及现代观念，就必称巴赞；但凡言及电影语言，就必说纪实。崔君衍和邵牧君对巴赞、克拉考尔的翻译及评介，使电影创作和研究进入一个聚集在纪实旗帜下的新趋同阶段。

三、巴赞纪实美学对中国电影创作的影响

中国电影早期一直将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论”视为惟一的电影理论圣经。打开窗子后往外一看，才发现还有一个巴赞的“长镜头理论”。从视前苏联影片为经典，到惊叹世界电影的精彩，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电影人的眼界。五花八门的电影流派和它们所昭显的电影美学、千奇百怪的电影作品及它们所具有的穿透力，使中国的电影美学观念发生着重大的、几乎是跳跃式的腾飞。巴赞纪实美学，由于迎合了我国新时期之初文艺界拨乱反正，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的需要，所以很容易与我们民族传统的现实主义相融会，对中国影视艺术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上从我们对巴赞纪实美学理论的概括中不难发现，巴赞的影像主体论是使新时期电影的年轻作者们一夜之间成为反叛传统英雄的关键，新时期电影一反中国传统电影中以蒙太奇技法为主、以戏剧的情节为结构的模式，注重银幕画面的符码体系，而文化反思的主题也在巴赞那里找到了最合适的表述方式。巴赞理论的引入，使中国新时期电影由形式美学阶段进入到纪实美学阶段。这个阶段的主力是第四代导演和他们的作品，第四代在告别了形式探索期出现的理论与美学上的贫弱之后，终于在巴赞和他的同行的纪实美学理论基础上建构了长镜头镜语体系。继《小花》、《苦恼人的笑》等影片之后，又有《沙鸥》、《邻居》、《见习律师》、《都市里的村庄》、《逆光》等问世。在影像风格上增强银幕空间的真实性，大量采用全景、外景拍摄，充分运用长镜头与跟移镜头，打破了传统绘画式构图与戏剧式配音，创造了逼真完美的视听环境。到了《城南旧事》《乡音》便明显地出现了叙事散文化、情节淡化的影视风格，几乎达到了“纯电影”的境界。最后，纪实美学终于在张暖忻的《青春祭》中得到完美体现，从形式外壳到美学内核全面动摇着传统电影美学。在这一时期里，《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一文成为第四代高扬纪实美学、冲击传统镜语秩序的纲领性宣言。“纪实美学在矫正悲剧年代孳长的矫饰性美学对电影自身的认识上，功绩不可磨灭”（罗艺军）。它的兴起，与当时痛恨虚假、渴望真实成为广泛的社会“语境”有关。“纪实”、“真实”成为第四代电影观念中的潜意识情结，他们的电影语言，张扬空间贬抑时间，张扬视觉感知贬抑语言声音，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在影片中的释放，他们要让个体通过“自己去看”来把外界对象化，从而界定自身，产生主体感。无论是《城南旧事》中的林英子还是《青春祭》中的李纯，她们的视觉主导动机都是去“看”，“看”使她们告别了幼稚走向成熟，这正是第四代影片镜语反思的艺术隐喻。

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半期，随着第五代导演的崛起和第四代导演的转向，巴赞的纪实美学在电影创作实践中已经不再独占鳌头，而是融入到各种风格、各种样式的电影中。第四代黄健中的《过年》，孙沙的《红月亮》，吴天明的《非常爱情》；第五代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有话好好说》，黄建新的《背靠背、脸对脸》，宁瀛的《找乐》、《民警故事》，李少虹的《四十不惑》等影片都涉及到各种人生主题，然而，它们的指向都是现实主义的。他们吸纳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观念和巴赞理论，其特征是采用实景、偷拍、非职业表演、长镜头、同期录音等技术手段，追求电影的纪实化风格。90年代以来的电影创作延续了这种趋势，并将电影镜头对准了中国当下的社会生活。第六代管虎的《头发乱了》，李欣的《谈情说爱》，路学长《钢铁是这样炼成的》等，这些导演不但钟情于巴赞的“影像本体论”，更注重吸收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优势，将电影情节的戏剧性渗透进散文风格中。当然，这些电影的出现，不能只归功于巴赞，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发展也为这类电影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支撑。

事实上，巴赞的纪实美学在中国起到了三个作用：一是使电影探讨进入自身法则；二是冲破了电影研究理论的单一性；三是提示电影创作注意视听元素构造和与物质现实的贴近，改变工具论指导下的传声筒电影概念。一些创作者在纪实的口号下创作抒情写意式电影，被批判为对巴赞美学的误读。其实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差距就是在巴赞的故乡恐怕也难以避免。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来说，“误读”与否，并非关键。“误读”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并非个别现象，尤其在中国与西方两种异质文化体系开始碰撞和融会之际。“误读”往往出现在本土文化正处在变革的躁动之中，需要汲取外来文化资源以为外援，并根据自己的内在需求进行读解。巴赞纪实美学开始进入中国，即属这种“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纪实美学在80年代，对中国电影完成了一次重大的电影本体的补课。有力地扫荡了“”虚假矫饰的遗毒，回归电影本源的逼似性：改变中国电影重叙事而轻造型的偏颇，出现了一次空前的造型意识的自觉；突破了单一的蒙太奇理论的垄断格局，促进电影多元化的发展。巴赞理论对中国的意义并不是一种创作风格的确立，而主要在于对电影思维空间的开拓。

【参考文献】

[1]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

[2]尼克·布朗《电影理论史评》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

[3]李恒基，杨远婴《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美国电影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 左翼影评；美国电影；批评；妥协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所处的社会状态复杂混乱，半殖民地半封建体制仍然控制着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形势，民族矛盾在“九·一八”事变后进一步加剧，电影市场充斥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文化陋习，银幕上呈现的是、辱华片、古装片和神怪片，总体的电影业面临的是重重危机。电影公司意识到进步作家在剧本创作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而新文化工作者也意识到电影的积极而有效的宣传功能，承载中国电影理论历史使命的左翼影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诞生并标志着中国电影步入了新文化轨道。1932年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电影小组宣告成立，夏衍受命担任组长。自1933年始，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旗下的影评人小组逐步占领影评界的主阵地，《申报》《大公报》《晨报》《大晚报》等重要报纸专门开辟电影副刊发表电影评论，以电影评论为主要内容的刊物也得以出版，一批知名左翼影评家，如夏衍、郑伯奇、石凌鹤、鲁思、王尘无等，激情豪迈地展开电影评论活动并且探索中国电影的道路，以帝国主义和封建电影文化为靶向发起文化思想的冲锋。

一、左翼影评的理论内涵

左翼电影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国统区开辟的第二条战线。左翼影评家对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危机感悟深刻，意识到电影业所处的困局及严峻的形势，自觉探索意欲挣脱资本主义束缚的中国的电影文化道路，从而致力于完成拯救中国电影和启迪广大民众的双重任务。

左翼电影理论深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其主体由两个方面的内容组成：一是呼吁并促使电影界制作反映社会现实的影片；二是以社会现实为参照对电影做出评论，并进一步探求社会的真实与本质。由此可见，兴盛于20世纪20年代的真、善、美统一的真实论发生理论上的转向，真实的重要性在此进程中凸显出来，超越了善和美的两个标准。左翼影评家提倡把真实性看成一种创作原则，要求电影的创作要努力反映社会现状，那样才会更加有效地发挥电影的社会功能。夏衍这样阐述自己对真实性的观点：“能否把握‘真实’，这是艺术家能否成功的分歧。”“作品对于现实的歪曲与粉饰是有害的，我们便该反对。”[1]150艺术家要真正地面对现实并将现实艺术化，只要现实被艺术地加以表现，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便会产生。夏衍以《斗牛艳史》为例分析认为：“一部作品在客观上含着丰富的真实性，这生动的真实的描写，是违反着作者的主观的世界观而达到了艺术上的正确的有教益的结论。”[1]151

左翼电影理论的兴起表明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产生，因为其影评观主张从各种视角解剖和暴露社会的黑暗面，展示当时社会的现状，这样的职责对电影界来说是义不容辞的。[2]20-21需要强调的是，左翼电影理论主张的真实性并非表面意义上的真实性，而是指社会的本真状态。电影的真实度被放置于反帝反封建的前提下做出判断，电影叙事用来讲述、批评并指导人生。这样的观点就不再简单地将影评理论定位于道德层面，而是将左翼影评理论提到了政治高度，使电影评论密切联系大众和民族的命运，关注国家政治制度的走向及社会真实的生活生产状况。电影创作一方面反映社会现实，反过来又作用于社会现实，这样的辩证关系旨在突出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2]21唐纳对批判现实主义的真实论做出了较为完整的阐述：“彻底的写实主义，惟一的原则是‘描写真实，更写实主义地’，而所以达到这原则的是严肃地去把握现实。”“艺术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客观存在是流变着的，因而在艺术里不仅要表现出现实是怎样，而且要表现出应当怎样。英雄主义（当然是非个人的），大事业，革命的无限卓越性，一定会实现的‘真实的梦’，只要根据着一个必然会实现的条件而歌颂，预言，暗示，是我们所容许与必需的。”[3]唐纳提出了进步的浪漫主义，主张基于革命事业之需要来改造现实，那么，改造的结果可能更加接近本真。

国内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理论思想深度和激进程度超越了电影直观的现实展示，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比电影本身更加强烈，满足了当时人们对鲜明而且浅近的社会观念的急需，因此，电影理论的话语权占据了电影业者的主流，各种重要的政治力量争相借助影评这种手段宣传己方的观点。这种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电影理论的真实观，强调艺术忠实地表现社会现实。左翼电影理论将阶级论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基于自我的世界观和文艺理论原则，凸显电影反映本质的真实这一理论视野，其实质是要求由本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视角反映现实，把电影作为阶级斗争而非反映现实的工具。这样的“真实”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真实概念显然不同，它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2]22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左翼电影的影评观具有“武器论”或者“工具论”的色彩。

二、左翼影评对美国电影的批判

左翼电影运动中，影评家介绍、宣传并积极引进社会主义苏联的电影政策、理论、影片，引导人们对前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接纳与认同。那么，与此相对的，自然就是对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欧美电影的文化侵略本质给予深刻的揭露和批评。

左翼影评理论之前，中国对于美国电影的批评首先源于道德观念的考量。30年代起始，中国对美国电影批评泛政治化倾向日益激进和极端，即从20年代的道德批判发生了政治批评的转向。[4]这一转向的基础和驱动力，就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的兴起。

首先，左翼影评从意识形态上对好莱坞电影提出反对，努力消除其在中国电影文化中的影响。左翼影评家针对美国电影的文化负影响旗帜鲜明地给予抨击，认为好莱坞电影是帝国主义文化的代表，借助这一银屏手段，意在对内维护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对外则努力保障美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和文化垄断地位。好莱坞影片通过塑造美国英雄形象，向世界展示其强国的霸主地位，宣扬帝国主义的文化政策，向殖民地和落后民族施加文化心理的倾轧。

其次，左翼影评家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美国电影中的虚假意识形态。左翼影评家王尘无发表许多影评文章抨击好莱坞影片，他的批判视角针对不同类型的美国电影展开，因此呈现出电影批评的多角度特点。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批判《朱门酒肉臭》，认为资本家的破产不能归因于妻子们的挥霍，从根本上看，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决定了资产阶级必然破产和没落的命运。他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剖析《金刚》，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意识到了自身的没落，从而幻想原始的巨兽意图表达自己对现实的恐惧，幻想着原始时代的平和，试图维护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和社会现状。王尘无阐释了原始巨人的形象意蕴，认为它体现出资产阶级对本阶级没落状况的无奈及对原始社会的乌托邦向往，巨人形象的勇猛与资产阶级的虚弱形成鲜明对比并呈现反向发展趋势。当然，今天看来，这样缺乏内在逻辑关系的推断似乎没有较强的说服力，二者之间找寻不到可以比较的参照系，因此，这种批评观不能说是真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思想。另外，他还通过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评判好莱坞的战争片和蛮荒片。他在评论《西线无战事》时指出，影片是：“基督教的婆婆妈妈主义人道主义的表现……他们把战争描写得非常可怕，‘凡是战争，都是罪恶。’希望制造一种普遍的非战观念……但是在客观上却有力地帮助了帝国主义者。”[5]因为按照这样的逻辑，所有的战争都是罪恶的，非正义的，那么，人民为了正义的事业而被迫参与的正义战争就缺乏了有力的根据，这样的话，这样的引导当然是对鼓舞人心不利的，是要接受批评的。

最后，左翼影评反对好莱坞电影的纯粹娱乐观。30年代的经典好莱坞电影，确立了以类型电影为基础、娱乐观众为目标、赚取利润为取向的电影价值观。左翼影评家将这样的电影娱乐观视为极大的堕落，认为娱乐思想的实质是服务于阶级本身的利益，用电影的方式试图维护资产阶级的生活现状。

三、左翼电影对美国电影的妥协

左翼电影一方面积极倡导对好莱坞电影的批评，同时也吸收好莱坞影片中的艺术技巧为己所用，体现了左翼电影对美国电影的妥协。中国电影是在学习、借鉴、模仿外来电影的基础上，逐步从空白的电影业发展至成型的电影市场，积累起来了自己的电影理论雏形。从20年代起始，中国自制电影片对好莱坞电影几乎展开全方位的模仿，表现在故事情节、人物设计、美术布景等各个方面。中国电影推进到30年代，其原创性在艰难的进程中得以凸显，特别是形成了自身的电影美学特色，但是，电影的叙事技巧仍然受到美国电影的局限而无法自立。李欧梵这样阐述了当时美国电影的影响：“当我们观赏30年代的中国电影时，还是不难看出它们处处受好莱坞电影的影响，这是因为好莱坞电影占据了上海的电影市场，而中国的电影人，也无从自他处获得灵感。”[6]

好莱坞电影采取线型的顺叙式结构，故事呈现固定的视点和较为集中的情节，左翼电影也基本采用简单的顺叙式结构，故事的时间维度与故事的视角发生基本吻合。在电影结构方面，好莱坞电影基本是起承转合的因果性戏剧结构，与此相似，左翼电影的人物也处于无法调和的矛盾之中，不过，左翼电影的人物矛盾多设定在社会和制度的矛盾之中，多呈现底层大众的苦难，结尾往往是苦难人物通过投身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而获得解放。经典好莱坞的人物形象设计一般定位为正反两个阵营，这也迎合了左翼电影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本性的理解。

[参考文献]

[1] 夏衍.夏衍电影文集（第一卷）[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150.

[2] 胡克.中国早期电影理论中的真实观念[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5）.

[3] 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无声电影[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1055.

[4] 汪朝光.泛政治化的观照——中国影评中的美国电影（1895-1949）[J].美国研究，1996（02）.

[5] 尘无.以战争消灭战争——今天所需要的战争片[N].时报（电影时报），1932-06-04.

美国电影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　跨文化传播；好莱坞电影；“中国风”

如果从现存的默片《娇花溅血》

(Broken Blossoms)(格里菲斯[D.W.Griffith]执导，1919年)算起，美国电影塑造华人形象已有九十年的历史。2008年，《功夫熊猫》《木乃伊3》《黄石的孩子》《功夫之王》四部中国元素电影重磅推出，好莱坞似乎又刮起了一股“中国风”。中国观众对此的反应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无论是好莱坞电影的创作实践，还是中国观众的观影体验，均涉及跨文化传播的因素，这也正是本文试图探究分析的焦点。

一、好莱坞电影的“中国风”

好莱坞“中国风”电影的创作并非始于今日。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默片时代，好莱坞电影就开始刻画华人形象，不过大多是次要的配角和陪衬。脏乱的唐人街，男人拖曳的长辫，女人长长的指甲，、走私以及帮会之间的争斗，成为中国形象的典型特征。即使以中国本土为题材的影片，也大多塑造的是一些虚实莫辨的中国军阀，如：《上海快车》(1932)、《阎将军的苦茶》(1933)、《将军死于黎明》(1936)等。这一“傲慢与偏见”的视角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才有所改变。1937年，好莱坞拍摄了首部完全以中国为题材的电影《大地》。这部电影是根据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获普利策奖的小说改编而成的，故事发生的时间跨度长达40年，具体展现了一对中国农村夫妇的悲剧命运，以及他们对土地的眷恋。为了凸显“中国色彩”，整部音乐采用了纯粹的中国音乐。这部影片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了早期好莱坞电影中被严重扭曲的中国人形象。1949年以后，由于中美之间再次出现政治上的对立，好莱坞拍摄了许多电影片，以贬抑的立场渲染“赤色恐怖”，如：《北京快车》(1951)、《撤离地狱》(1952)、《水深火热》(1954)等。上世纪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逐步正常化，李小龙挟中华传统武术进军好莱坞，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和美国观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这是中美电影文化交流史上一次小小的变奏。

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录像带、国内电视、有线电视尤其是互联网的冲击，好莱坞电影在美国国内市场的收益不断萎缩，每年仅10％的美国电影可以赢利。好莱坞的应对策略是从国际电影垄断市场的赢利中进行补贴。据统计，1952年，美国电影业从国外市场获得的收入占它的总收入的42％，而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比例提升到52％至55％。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影片在欧盟电影市场中占到70％左右的份额。2003年以前，中国内地电影市场盈利的60％也来自好莱坞大片。好莱坞电影(包括其他美国文化产品)呈现出席卷全球的态势，也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下了一个注脚。

电影市场的“全球化导向”促使好莱坞电影在主题、取材以及拍摄方法等电影生产的一系环节发生了变化。他们宣称“永远在寻找最好的故事，发生在哪里并不重要。”1988年，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导演的偏西方视角但制作精良的传记电影《末代皇帝》获得了第60届奥斯卡九项大奖。1993年，华裔导演王颖根据美籍华裔小说家谭恩美的畅销小说改编的电影《喜福会》首次成功地打入好莱坞主流电影市场。以中国为题材的电影尽管不乏争议，但在票房上颇为成功，且具开发潜力，自此以后，好莱坞的导演们开始更多更自觉地在作品中融入中国元素。1998年，改编自中国传统故事的电影《花木兰》赢得全球票房共计3，04亿美元。另外，《非常人贩》《上海正午》《上海骑士》《面纱》《骇客帝国》《生死格斗》《007系列》等众多好莱坞高端概念电影中均加入中国元素，作为卖点在全球市场发行。据统计，电影007系列21部中的半数皆与中国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2008年作为中国年，好莱坞又重磅推出了《功夫熊猫》等四部中国元素电影。这些作品或者直接取材于中国传统文学或民间传说，或者以中国作为故事发生的场景，或者运用了大量中国独有的文化符号，如麻将、二胡、毛笔等等，尽管不乏可看性，但很难说真实地反映中国社会的现实以及生活理想。《功夫熊猫》的制作前后耗时5年，制作成本高达1.3亿美元，全球宣传推广成本高达1.25亿至1.5亿美元，席卷全球共计6.3亿美元票房。

二、“中国风”电影“四论”

针对好莱坞电影刮起的“中国风”现象，中国各界人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出现了褒贬不一的反应。概括起来，大致可分为四种论点：

1　“误读论”

所谓文化误读，就是“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该观点认为，美国电影里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某种掺杂着想象与知识的‘表征’，是一种能主动地选择、表现、生成意义的话语。”因而不可能准确客观，存在“误读”和“误解”的情况。电影中对中国文化元素的解读与中国人的理解存在偏差，甚至是相悖的现象。

2　“妖魔化论”

“妖魔化”是指通过文化、政治、宣传、媒体等，在意识形态上和文化上，把自己化身为先进、正义的象征，而把对方描绘成愚昧、专制。“妖魔化中国”初始只是针对在全球背景下歪曲中国的西方策略的一个批判性研究视角，后来延展为对整个中西关系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审视。持这一立场的学者们认为，好莱坞在历史上曾以其强烈的种族主义偏见和冷战政治色彩，扮演过“妖魔化”中国和中国人的急先锋。如今这种状况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由于好莱坞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多局限于传统领域，理解相对肤浅和片面，在电影中描绘的依然是落后、封闭的中国形象，没有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变迁和现实。

3　“”

好莱坞有65％的票房收入来自美国以外的地区，而中国市场在其中占据了相当的份额。由于“好莱坞大片”的冲击，中国本士电影的观众大量流失，票房收入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这种“兵临城下”的强势输入，使中美电影交流形成巨大的“文化逆差”。此外，好莱坞用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模式来吸收和改造中国元素，把中国题材或元素处理成为好莱坞式的“类型电影”和后现代电影文本。电影对中国元素实行无偿的“拿来主义”，而在制作成电影之后就开始大谈产权。因此这一派观点认为，无论从市场或文化交流的角度，这一类好莱坞电影对中国电影业和文化构成了直接或潜在的威胁。

4　“乐观论”

该论点认为好莱坞电影对中国文化元素的创造性运用，不仅有利于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同时其成功的经验也对中国本土电影如何开采自身的文化资源提供 了启示。李小龙的影片让中国功夫走向世界，《功夫熊猫》使得国宝熊猫憨态可掬的可爱形象传遍全球，而借鉴好莱坞模式拍摄的电影《英雄》《十面埋伏》《卧虎藏龙》等也都赚足了票房。

三、跨文化传播视角的解读

中国观众对好莱坞“中国风”电影做出的反应，折射出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中美两国之间深刻的文化差异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根据跨文化传播的观点，在文化的生产、传播或者理解、接受过程中，参与者均透过自身文化的棱镜去审视“他者文化”，并运用自身文化所固有的方式去编码和解码。观众观看电影的过程，即是参与电影意义建构的过程，必然与观众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所处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

1　思维方式的差异

思维方式因人而异，因文化而异。其实，思维方式即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核。“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整体的思维偏向，从而形成自己特有的思维类型”，也因而形成了不同风貌特征的民族文化形态。

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思维方式的差异直接影响传播者与接受者对文化信息的理解和阐释。因为由一种思维方式组织起来的文化信息或文本，接受者则以另一种思维方式去破译或“重构”，很难避免歧义的产生乃至误读。

中美(西方)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中国人偏好形象思维，美国人偏好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中国导演非常注重营造意境，重视色彩影调的运用，追求视觉画面的完美。电影《英雄》中全身红装黑发的飞雪与如月决斗时，形成红、黑、蓝、黄四色交相辉映的色调，完美奢华至极。而美国的科幻电影，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却非常讲究情节逻辑的严密性。如《骇客帝国》展示了一个与人的眼睛所看到的现实截然不同的世界，电影情节环环相扣，让我们不得不感慨西方导演缜密的逻辑思维。

(2)中国人擅长“整体”和“综合”，美国人推崇“具体”和“分析”。这表现在中国人惯于把个人、自然和社会作为统一体来考察，强调事物的整体性和有机联系，而美国人(包括其他西方民族)却长于分门别类地比较、归纳和具体分析。

(3)中国人注重“统一”，美国人注重“对立”。美国式思维强调差别和对立，倾向于“一切之两分”的切割式认识方法，清楚地区分好与坏、和平与战争、对与错、成功与失败等这样一些相对的范畴，滋生出的是一种基于二元对立思维的“冲突文化”。电影007系列中正是邦德的一个个敌人成就了邦德持续四十多年的英雄形象；而追求“和谐”则体现了中国人的生命智慧，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精髓。电影《卧虎藏龙》不仅讲述了古老中国的武侠传奇和江湖情怀，同时也传达出了中国人的礼义精神和道家“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此外，好莱坞电影工业追求电影的娱乐性，总是采用直观、幽默的方式叙述故事，追求较为表面化的戏剧性效果，同时以猎奇的眼光看待异质文化，相对忽略其复杂的内涵；而中国文化承接着“文以载道”的传统，观众习惯于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去“审读”电影，对艺术文本“本能地”具有意识形态的反应敏感性。例如，在电影《木乃伊3》中，由李连杰饰演的反面一号“秋王”完全照搬的是从一统天下到修筑长城直至寻求长生不老的秦始皇的故事。然而影片中此人名为“秋王”，并以怪诞的形象出现：时而被称为“讨厌的木乃伊”，时而变成了会飞的三头蜥蜴。中国人对秦始皇这个专制统治者的评价和感情是复杂的，他毕竟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国。因而中国观众很难接受电影《木乃伊3》所塑造的“秋王”形象。

2　价值观的差异

美国学者罗基切(M，Rokeach)认为，价值观是人们关于什么是最好行为的一套持久信念，或是依重要性程度而排列的一种信念体系。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对人类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看法不同，形成了衡量“真、善、美”的不同价值标准。价值观的差异是影响跨文化传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巨大差异甚至会影响到跨文化传播的正常进行。

好莱坞电影是以国际市场为目标的，因而力求传达能被全世界都理解和接受的所谓共通人性和普世价值观，并予以肯定。然而，作为精神产品和文化载体，好莱坞电影不免打上美国价值观的烙印，体现其独特的文化内涵。

荷兰心理学家霍夫斯特德(G，Hofstede)归纳出比较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四个维度，分别是个人主义一集体主义、权利距离、不确定性规避、男性化一女性化。后来，他又增加了另一个维度，即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这些不同维度的文化价值观可以影响到文化传播和交流的每个环节。在电影制作过程中，好莱坞是按照美国的价值观来对中国故事进行选择性的改写，强调的是美国所肯定的价值取向；而中国观众在电影观看的过程中，是按照中国的价值观进行理解。经过选择性改写和选择性理解这两个阶段，文化“原型”、文化生产和传播以及文化接受之间出现了巨大差异。例如，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强调自我和个人的成就，在好莱坞电影中突出自我价值的实现；而作为集体主义文化的中国更强调和谐，推崇牺牲“小我”成就“大我”。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在电影中演变成花木兰一心追求自我成就的女英雄形象，体现了女权主义的精神，这就完全颠覆了中国观众认为其孝顺父亲报效国家的传统理念。于是，对中国文化的“误读论”自然就有了立论的基础。

与价值观念相关的社会行为规范的差异也是影响跨文化传播效果的重要原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赡养老人是基本的道德行为，而在美国文化中这种观念就相对淡薄。李安早期电影《推手》表现的就是中国的“孝道”与美国“个人主义”之间的矛盾：朱老先生感觉被排除在家人之外。而美国媳妇玛莎因为老人对她的影响让她无法静下心来写书就一直想把老人赶出去。在美国，父与子是平等的，而中国受儒家思想影响，注重孝道，因而父子之间是一种“等级”关系。在《功夫熊猫》中，阿宝的父亲居然是一只鸭子，这让中国观众觉得匪夷所思，甚至认为这有辱国宝熊猫的形象。

3　定型观念

定型观念又可译为“刻板印象”或“刻板成见”，是由美国著名专栏作李普曼提出的，指的是人们对特定事物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认知和判断。这一思维方式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简单片面，乃至引向偏见、歧视，且经常伴随着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刻板成见对跨文化传播具有消极影响，甚至阻碍跨文化传播行为的发生或者产生歧视观念。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定型观念(无论是歧视性的偏见或浪漫化的想象)一直是中西方跨文化传播中的一大障碍，直至今日还不能完全消除。譬如，在好莱坞电影中，华人往往饰演反面的或“丑陋”的角色，反映的也主要是中国社会愚昧、落后或腐朽的状况，并不是客观真实的中国形象。这即是“妖魔化论”出现的缘由。

在西方，定型化的中国形象白有其源头，早期耶稣会传教士的片段记录以及旅行家的游记，如利玛窦的中国札记、马可・波罗的游记等等，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提供了最初的素材；其次，由于信息传播的失衡，美国人对现当代中国的真实情形了解有限，许多涉及中国题材的小说或电影只是对中国社会的想象性描述。而早期移民去美国的华工也因对美国经济和就业问题带来的冲击以及部分移民自身的“不端”行为造成了美国社会对华人的负面评价，乃至于“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