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关系论文篇(1)

关键词：导师指导人数；学术论文质量；关系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uality of Master of Arts Graduate Academic Paper and The Number of Teachers to Guide Students

Abstract： Academic papers is the important symbol to measure the master graduate student ability and academic level. Tutor of master graduate student i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guidance of the academic papers. Data through scientific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lin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cademic paper quality of liberal arts academic graduate student and the number of students， teacher guidance. The number when it is 6 is good to improve the academic papers quality of arts master graduate student，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graduate students in an all-round way.

Keywords： the number of teachers to guide students； the quality of academic paper； relationship

一、引言

硕士研究生学术论文是衡量研究生对其掌握的基础知识、写作和科研能力的反映，它是衡量一名硕士研究生的学术水平的重要的指标。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快速增大，而其学术论文的质量增幅速度却相对缓慢，甚至有下降的趋势。同时，伴随着研究生数量的剧增，学校准备不足，学校导师数量却没有相应幅度的增加，导致师生比例的失衡。硕士研究生的学术论文普遍存在抄袭、写作能力不足等问题。如今，各大高校也要求本校硕士生，在校期间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与本人研究方向相关的论文，加强对学术论文的重视。

我国对不同类型、科目的硕士研究生采用不同的培养模式。导师在培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时更注重其科研水平的培养，而专业型更注重实践能力培养；文理科学术型的硕士研究生培养也不同，理工科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是通过实验，更直观、深刻掌握专业知识。而文科学生由于学科自身特点，导师更多地是通过课上指导和少数课下指导，极少数学生可以参加导师课题研究中。所以，对于文科类学术型学生而言，导师对硕士生专业理论性的指导、前沿性知识的指导，以及学术论文的选题和写作能力等诸多方面指导有着重要的影响。

文章研究对象为文科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学术论文质量，以及其导师指导学生人数。导师对其学术论文质量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但文章从导师指导的学生人数这一因素分析其与学生学术论文质量的关系。文科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术论文的质量与导师指导学生人数的关系如何？本文在收集整理Q大学文科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定量统计分析得出了一些结论，为我们提高文科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学术论文质量提供一些参考。

二、研究方法

（一）样本

为了能准确反应导师指导学生人数与文科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术论文质量的关系，文章选取了Q大学文科类专业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二、三年级的50位学生作为样本，问卷调查包括考察学生学术的情况（的篇数、的途径、的期刊层次）、导师的影响（包括导师指导频率、指导学生人数、导师对于阅读的要求）等内容。文章在导师影响中提取出导师指导学生人数这一因素，分析学术论文质量与导师指导学生数的关系。

（二）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分析方法主要是因子分析、相关分析、线性回归等统计方法，利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 21.0来进行计算。

三、研究过程及结果

（一）研究过程

如何确定硕士研究生学术论文质量的衡量指标，学者们对此的看法不一，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考察文科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术论文的质量：的数量、的期刊层次、的途径。同时，文章考虑三个因素是否可以用一个因素代替？因为用一个因素替代就能更清晰地表示出导师指导学生数与学术论文质量间的关系。所以，文章首先对衡量学术论文质量的三个指标进行分析，之后在确定导师指导学生人数与学术论文质量间的线性关系。

1.对文科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情况的研究

本文从三个因素衡量学生学术论文质量：的数量、的期刊层次、的途径。

（1）检验数据的相关性

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sig值均为零，就代表各个指标之间存在相关性，即衡量文科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质量的三个因素间存在相关性。

（2）检验数据的可行性

Kmo和Bartlett检验是用来比较变量间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的大小，主要用来检验数据是否适合因子分析。Kmo越接近1，意味着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越强，越适合于作因子分析，Kmo越接近0，则意味着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越弱，越不适合作因子分析。

表2

如表2所示，Kmo=0.761>0.7，Bartlett球度检验具有高度的显著性，说明所检验的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3）方差分析

从表3中可以看出，大于1的特征值有1个，对应的积累贡献率为87.252%。最终确定因子为的数量。

至此，我们已经提取出能87.25%的代表三个成份的主要成份，即学生的数量。

2.导师指导学生人数与学生的数量的关系研究

表3

导师指导学生人数与学生的数量存在怎样的关系，利用回归分析得出结论。

（1）选择菜单中“分析―回归―线性”，从左侧源变量窗口中选择“导师指导人数”作为自变量进入自变量窗口。在选择“数量”作为因变量进入因变量窗口。

（2）单击“统计量”，选择Durbin-Watson（U）、估计、模拟拟合度选项。

（3）单击“绘制”，将左侧源变量窗口中ZPRED进入X窗口，将ZRESID进入Y窗口。选择直方图、正态概率图。

（4）单击“保存”，选择为未标准化、均值、单值。

（5）点击确定。得到如下图标。

表4

表4表明，只有一个自变量“导师指导研究生的人数”进入了模型。

表5

表5的内容是回归模型的概要。“导师指导研究生的人数”与“的数量”的相关系数R为0.304，模型判定系数R方为0.092，由于R方受到个案的影响较大，根据个案对其进行调整以后的值为调整R方为0.074。Durbin-Waston的值是1.627，说明随机误差项基本上是相互独立的。

表6

表6是对模型的方差分析与F检验的结果。从表中可以看成，F值为4.892，显著性水平为0.032

表7

表7的内容是回归方程的参数及检验结果。由该表可以得出回归方程为：y=2.259-0.367x。

（二）研究结果

经过分析，得出文科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术论文质量与导师指导人数间存在高度相关，并且可以用线性方程表示为y=2.259-0.367x，从方程中可得出导师指导学生人数为6人时，是合适的。文科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年限为3年，那表示每一位导师所带领的每一年级的学生人数最好为2人，有利于导师对学生学术论文的指导，提高学术论文的质量。

参考文献

[1] 李英.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式与学位论文质量的相关性分析-基于贵州师范大学的实证研究[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1（6）

[2] 李彩丽.硕士生生源质量与学位论文成绩的相关分析[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9（9）

[3] 孙晓松.借助spss软件的成绩因子分析[J].同化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2013（3）

数量关系论文篇(2)

[关键词] h指数；被引次数；幂律；不同学科

[中图分类号] G3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0037（2015）04-75-4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vari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thor’s H index and citation counts in different discipl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uthor’s H index and citation counts in library information， mathematics， material science， basic medicine， finance， psychology， politics and other disciplines was analyzed， the diversity existed in their Power Law relationship should be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the discipline， its theoretical or applicable tendency. In addition，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uthor's H index and the maximum number of citation counts was also linked to the academic scale.

Keywords：H index；citation count；power law；different disciplines

1 引言

学术论文是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对作者学术影响力的评价方面一直为科学界，尤其是科技管理界所关注，例如科技人员的学术成就和对学科的贡献可以采用传统的发表文献的数量、文献的被引次数等指标，以及建立相应的评价体系来进行衡量。

作者的h指数作为评价作者科研成果的一项新颖的指标，是对科学家个人科研成就的评估，是反映作者科研工作的累积指标，它建立了发文和引文的关系，衡量了学者的数量和影响[1-3]，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邱均平教授等人利用h指数来评价我国的图书情报学学者的个人绩效，同时考察了h指数与传统计量指标之间的关系，经过比较分析发现h指数与作者的总被引次数具有强烈的相关性[4]；指出了作者的h指数与论文被引次数c之间具有形如h=cb的幂律关系[5]；另外还有将h指数引入到大学评价中，比如计算了我国部分重点大学的h指数，结果表明大学的h指数与被引次数c之间确实具有一定的拟合关系[6]；相关的研究还包括，例如以国内39位经济学领域中的高被引学者在1994-2008年间的被引用情况作为依据，分别对每位学者的h指数进行计算，并且探究了作者的h指数与其总被引频次之间的关系等[7]，本文是希望对不同学科或者是不同研究领域中的h指数与被引次数的关系进行考察，目的是探讨两者之间关系的学科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一是作者的h指数与作者的被引总次数之间的关系随学科变化情况的经验认识，希望得到关于两者拟合关系的初步的规律性结论；二是作为作者h指数与作者被引次数之间关系的组成部分，这里还希望对作者的h指数最大值与作者被引次数最大值之间的关系的学科影响进行经验考察。

2 数据的获取与拟合

2.1 数据来源

本文首先选取了图书情报学作为研究对象，在CNKI数据库中所分类的研究方向为“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中，统计了截止到目前发表文献量以及被引次数较多的前50位学者（按发表文献量排序），并在CNKI的引文数据库中得到这些作者的h指数，进一步建立作者的h指数与作者的总被引次数的关系图如图1所示，其中给出了两者的拟合关系，并给出了相应拟合关系的判定系数，其中横轴为作者的被引总次数，纵轴为该作者的h指数。对于其他学科例如自然科学类、工程技术类以及人文社科中的其他学科的情况，采取了相同的处理方法。

2.2 数据处理

笔者在统计的过程中，注意到高被引次数的论文中有作者重名的情况，由此可能会导致统计结果的不确切，为了减少数据不准确所引起的偏差，在生成散点图以及趋势图时，作者重名情况未包含在内。

2.3 数据拟合

表1涉及自然科学领域，分别考察CNKI所划分的基础科学、工程科技、医药卫生科技以及农业科技的情况，考虑到数据量的问题，仅选用这些分支学科中的比较有代表性的领域作为考察对象，分别为数学、材料科学、基础医学、畜牧与动物医学。其中数学是最传统的基础科学；材料科学是工程科技中目前发展态势良好，研究相对活跃，且引文量相对较高的分支学科；基础医学是医学门类的基础学科，涉及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和医学科学基本理论，是医学发展的基础；而畜牧业是人类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重要环节，畜牧与动物科学也是农业发展的重要部分与种植业并列为农业生产的两大支柱。诚然，这些学科客观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但选取这些学科作为考察对象，也是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的。选定对象后，对其中的作者总被引次数与其h指数的关系进行拟合，结果如表1，数据统计时间截止为2011年5月。

由以上研究不难发现，作者h指数与作者的论文总被引次数确实有较强的相关性，而且这种关系用幂函数进行拟合时具有较高的判定系数，由此从直观上可以有形如h=acb的近似，另外也注意到在不同的学科中a和b的值存在一定的差异。

用相同的方法研究人文社科领域，是为了进一步分析了人文社科中除图书情报学领域之外的其他分支学科，从而进一步验证上述的幂函数关系，分别选取了金融学、心理学以及政治学这三个学科作为代表来进行考察。金融和心理学两个学科的发展较为迅速，发文量和引文量都达到较高水平，作为应用性较强的人文社会学科，其h指数和作者被引之间也能够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其中金融学中y=0.246x0.599（R2=0.833），心理学y=0.443x0.532（R2=0.814）。

选取政治学的原因是注意到该领域的学科边界相对比较明确，从而作为一个特殊对象进行考察，事实上，与边界相对模糊的学科相比，这种学科界限的明确性也使得该领域以及与该领域相关的论文绝对数量以及论文的总被引用次数都会相对有所下降，因而在统计结果中，由于学科自身的发展状况等因素，有可能暂时无法明确体现作者h指数与作者的总被引次数之间的一般性规律，实际结果表明，h指数与总被引次数表现为弱的幂函数相关性，其中判定系数仅为0.567，结果如图2所示。

所以，这是否能够说明，考虑到学科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学科边界等因素，作者的h指数与作者的总被引次数之间的关系不仅仅表现为已有研究中所得到的幂函数关系，甚至能够反过来利用两者之间的关系来对学科的性质及发展状况进行表征。

3 结果分析与讨论

3.1 作者的h指数与总被引次数之间的拟合关系的确有学科影响因素

3.1.1 拟合系数a与b对学科因素的敏感程度不相一致。数据拟合结果表明，在作者的h指数与作者的总被引次数c之间能够呈现出一定的幂律关系，并且幂指数b大于0小于1，这表明论文总被引次数C的增量对于h指数的增长具有效应递减的规律，但是针对不同的学科又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能够注意到大部分学科幂指数b在0.5左右，而系数a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因此，我们初步估计对于不同的学科，作者的h指数与作者的论文总被引次数之间的这种幂律关系应当能够反映不同学科的属性，假定用A表示学科因子，那么应当有h=acb=a（A）cb，其中a是A的函数，这样从直观上，不同学科的h指数与总被引次数的关系不能直接进行比较，或者需要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学科归一化处理之后才能进行比较，相关的研究包括，尝试创建期刊h指数的归一化换算公式，试图将不同领域的期刊的h指数进行归一运算，以实现不同学科间h指数的比较[8]。

3.1.2 幂函数相关性的强弱与学科的发展阶段有关。作者的h指数与作者的总被引次数之间的关系应当与研究领域的学术研究的发展水平有关。例如数学，基础医学，金融等领域的发展相对较为成熟，无论是研究人员还是论文的绝对数量都相对较多，幂律关系表现得比较明显，两者之间的幂函数相关性相对较高，判定系数也分别达到了0.867，0.860，以及0.833，而对于那些发展相对滞后的学科，研究人员与论文数量相对较少，且影响力相对也相对较弱的情形，幂函数相关性就表现得相对较弱，由此是否意味着学科发展的不同阶段，包括萌芽、发展、成熟等时段的作者h指数与被引次数的关系也会表现为不同的形式。

3.1.3 拟合系数a与学科的理论或是应用性的侧重程度有关。需要注意，作者的h指数与总被引次数之间的关系应当还与学科的理论或者是应用的倾向程度有关。或者说，在假定两者之间服从幂函数关系的基础上，则至少应当有A=A（t），其中t表示学科侧重理论性或是应用性的程度，从而t不同，反映为系数a也会有所差异，从直观上可以有这样的原因，例如论文的理论或应用的性质也会从时间上对h指数的增长速率有所影响，比如一般理论性质的文章可能会具有较长时间的引用期，文献的衰老速度较慢，而通常的工程技术类论文则偏重于实验技术与方法的创新，从而往往被引用的是该领域中前沿的技术知识，文献的老化速率则相对较快，而这些会直接影响到文献被引次数在文献中的分布以及随时间的变化关系，由此学科的理论或应用的倾向会对幂函数的系数，也即拟合函数的系数等产生影响，或者说作者的h指数与其总被引次数的关系能够对学科的理论或者是应用性倾向给予一定的反映。

3.2 作者h指数与作者被引次数的最值关系的学科影响

3.2.1 学科变量的选取。h指数与被引次数的关系随学科的不同会有所变化，还可以借助中间变量（相对于上述对两变量的直接拟合）来进行考察学科影响因素，例如研究人员的数量，该数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相应学科的学术规模以及活跃程度，在此基础上，分别考察在不同学科中的h指数与研究人数的关系，以及被引次数与研究人数的关系。由此，笔者整理了上述不同学科的作者h指数的最大值、作者被引总次数的最大值，以及各个学科的博导人数，用该人数大致反映该学科的研究人员的数量，并以研究人数作为横轴，h指数与被引次数的最大值作为纵轴，给出两者随不同学科的变化情况如图3所示，其中由于作者被引总次数最大值与h指数的最大值相比往往不在同一数量级上，所以采取将前者除以100以便进行比较，而且除以常数也不会改变被引次数与研究人数的关系，以及与h指数的比较。另外，在图3-1中，学科从左至右依次为政治学、图书情报学、心理学、材料科学、金融学、基础医学以及数学。

3.2.2 两变量的最大值随学科变化的趋势不相一致

从图3中能够看出，作者h指数的最大值与被引次数的最大值随研究人数的变化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但是也能够注意到两者随研究人数的变化趋势从直观上也有明显的差异，在研究人数较低的区域，例如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人数仅为75，该领域的h指数的最大值为34，在所列学科中处于较高的区域，而最大被引次数/100却只有19.62，处于较低的范围，不严格地，被引次数较低，h指数却较高说明了该领域的引用集中性，或者说这说明了该领域具有的小学科特性，在研究人数较多的区域，h指数与被引次数的最大值均处于较高的区域，由此，h指数与被引次数的最大值随研究人数的变化并不一致，而这种变化趋势的不同也正是研究人数的不同或者是学科差异的反映。需要指出，严格地探讨还需要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并需要进一步调整以及扩大数据范围以检验由这种直观考察所得结论的适用性。

4 结语

由以上分析可知，h指数与论文总被引次数之间在不同的学科中大都存在着形如h=acb的关系，其中0

a与b不大于1说明了作者总被引次数c对于作者h指数增长的影响会逐渐减小。在不同的学科中，h指数与作者总被引次数之间的幂函数相关性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表现为拟合系数的差异，特别是a值的不同，这应当与学科的发展阶段、理论及应用的倾向有关。

另外，作为对h指数与被引次数关系的补充，对h指数与被引次数的最大值随不同学科的变化情况也进行了考察，其中变化趋势的不一致能够体现学科因素的影响，与学术规模偏低的学科相比，在规模偏高的学科中，h指数与被引次数的最大值可能会具有更强的正相关性。

参考文献：

[1] Hirsch J E. An index to quantify an individual’s scientific research output[J].PNAS，2005，102（46）： 16569-16572.

[2] Ball P. Index aims for fair ranking of scientists [J].Nature，2005，436（7053）：900.

[3] Egghe L. How to improve the h-index [J].The Scientist，2006，20（3）：14.

[4] 邱均平，缪雯婷.h指数在人才评价中的应用――以图书情报学领域中国学者为例[J].科学观察，2007（3）：17-22.

[5] 高小强，赵星.h指数与论文总被引C的幂律关系.情报学报，2010（6）：506-510

[6] 万锦遥花平寰，赵呈刚.中国部分重点大学H指数的探讨[J].科学观察，2007（3）： 9-16.

[7] 许新军.h指数在人才评价中的应用――以经济学领域高被引学者为例.情报杂志，2008（10）：22-30.

[8] 周英博.国际基础科学领域核心期刊h指数分析研究[D].浙江大学，2008.

数量关系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交通运输，经济增长，协整，格兰杰因果

一、引言

交通运输业对现代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明显，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已经成为纵多经济发展因素中的重要因素之一。[1][2]交通运输业如何在经济发展产生作用？与经济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何？已有学者在这方面做了相关的探讨。刘建强、何景华（2002）以1949—1999年间中国的GDP、客运量和货运量为样本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检验方法分析了交通运输业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结果发现货运量与GDP之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也就是说交通运输业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刘秉镰、赵金涛（2005）以1978—2003年间的数据位样本，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分析了我国东中西部的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结果发现GDP增长是交通运输发展的原因。张学良（2007）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不同区域间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张学良、孙海鸣（2008）以改革开放以来的时间序列为对象，运用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稳定关系工商管理论文，结果发现经济增长是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的格兰杰原因怎么写论文。

从对上述文献的分析来看，当前对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集中在整个中国，很少有针对某一区域或某一省份的研究。

本文力图在已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以重庆为研究对象，运用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分析重庆的交通运输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二、计量方法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单位根检验主要是检验变量是否是一个稳定的时间序列过程。根据协整理论，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两个变量必须要相同的单整阶数。因此，在本文中，对三个变量进行协整分析之前，必须检验三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目前，最常用的单位根检验方法是由Dickey和Fuller提出的ADF（Augented Dickey-FullerTest）检验。ADF检验的基本原理是将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n次差分变成平稳的时间序列。基本方法如下：

（1）

其中表示常数项，，，表示待定参数，t表示时间趋势因素，表示随机误差项。该检验中的滞后阶数由AIC（赤池消息准则）和SC（施瓦茨准则）来确定。

（二）协整检验

由于本文涉及到三个变量，因此本文将采用Johansen(1988)和Juselius(1990)提出的一种似然法进行检验的方法。该方法是基于向量自回归VAR(P)模型的分析技术进行检验，可用于检验多个变量，能同时求出各变量间的若干种协整关系。它的基本思路是在多变量向量自回归（VAR）系统回归构造两个残差的积矩阵工商管理论文，计算矩阵的有序特征值（Eigen value），根据特征值得出一系列的统计量判断协整关系是否存在以及协整关系的个数。

（三）因果关系检验

利用协整检验结果判断了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之后，对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因此，需要在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利用因果分析（(Granger Causality Test)对问题继续进行研究。

目前，最常用的因果分析方法是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怎么写论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基本思想是：如果变量x是y变化的原因，那么x变化之后，y才发生变化，因此可以通过x来预测y。如果在y关于y的滞后变量的回归中，加入x的滞后变量作为独立的解释变量后，能使整个回归方程更加显著，这个时候，我们称x是y的格兰杰原因，但是在添加x的滞后变量后并没有显著增加回归的解释能力，则称x不是y的格兰杰原因。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模型如下：

（2）

（3）

检验和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假设是：：=0，j=1,2,...,k；：0，j=1,2,...,k。直接用F—检验来检验上述假设关系，检验的F统计量为：

F=~F[m,T-(m+k+1)] （4）

其中工商管理论文，和分别表示表达式（2）和（3）通过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到的残差平方和，m表示自由度，k表示（）滞后项数，T为时间序列（）的观测值总数。

三、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重庆市1985—200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反映重庆市的经济增长的指标，反映重庆是交通运输业的指标确定为货运量（HYL）和客运量（KYL），数据全部来源《重庆市2009年统计年鉴》。为了尽可能得到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真实关系，减少序列的波动以及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对各个变量取对数形式，分别用lnGDP，lnHYL和lnKYL表示。

（一）交通运输经济增长的态势分析

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1985—2008年这23年间，重庆市的货运量、客运量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趋势表现出一致性，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在1985—1995年间，三个指标的变化趋势都不是很平稳，但是在1995年后的变化趋势都是不断上升的。通过对图1的大致分析，我们猜测重庆市的交通运输与重庆市的经济增长呈现出相关性。

图1 GDP，HYL和KYL对数化的趋势图

（二）单位根检验结果

在现实经济中，大多数经济指标的时间序列是不稳定的工商管理论文，因此，在用OLS进行回归前，先要对各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确定各个序列是否是平稳序列，以避免回归出现虚假回归。下面是用本文第二部分所论述的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客运量、货运量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时间序列数据的稳定性进行检验，运用软件为Eviews6.0。在检验过程中，根据各个时间序列的时序图来确定检验形式是否含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检验结果如表1：

表1 客运量、货运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ADF检验

指标

变量

ADF统计值

1%临界值

5%临界值

检验形式式（c,t,k）

结论

lnGDP

水平值

-2.9723

-4.4407

-3.6329

（c,t,3）

不平稳

一阶差分

-2.6211

-3.7880

-3.0124

（c,0,3）

不平稳

二阶差分

-3.6678

-3.7880

-3.0124

(c,0,3)

平稳**

lnHYL

水平值

3.2413

-4.6162

-3.7105

(c,t,6)

不平稳

一阶差分

-3.7792

-3.7696

-3.0049

(c,0,6)

平稳**

二阶差分

-5.7662

-3.7880

-3.0124

（c,0,6）

平稳*，平稳**

lnKYL

水平值

-2.4482

-4.4407

-3.6329

（c,t,1）

不平稳

一阶差分

-3.3052

-3.7696

-3.0049

（c,0,1）

平稳**

二阶差分

-6.3579

-3.7880

-3.0124

（c,0,1）

平稳*,平稳**

表2 协整检验结果

特征值

原假设

迹统计量

5%临界值

1%临界值

0.999657

0**

188.3264

29.68

35.65

0.779639

至多一个**

36.73277

15.41

20.04

0.343488

至多两个**

7.995476

数量关系论文篇(4)

关键词：生态文明；灰色系统理论；福建省；旅游产业

一、相关的理论基础

（一）生态文明理论

生态文明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相处，旅游业发展过程中需要的也正是人与自然的共同协调发展，二者不谋而合。因此，将生态文明理论应用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中，不仅有助于旅游资源开发、管理方式的转变，同样对我国环境建设和生态保护起着指导作用，可以说生态文明对我国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

（二）灰色系统理论

所谓的灰色系统理论（GS或GST）以系统为指导，是一种研究少数据、不确定性和贫信息问题的新方法。由于旅游产业涉及食、住、行、游、购、娱等六个方面，旅游资源的丰富程度、旅游者的偏好、收入水平、旅游交通的区位条件等都会影响旅游产业的发展，旅游产业可以说是个复杂的、不太确定的巨大的灰色系统，而这些对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也表现出了明显的灰色性。所以可以把旅游市场看做是灰色系统来研究。

二、福建省旅游产业发展灰色关联计算

（一）旅游产业影响因素关联指标的选取和构建

为了使计算结果更加科学，更符合实际，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科学性原则和可操作性原则，在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将福建省旅游接待人数（X01）和旅游收入（X02）作为参考数列，选取旅行社数量（X9）、星级饭店数量（X6）、国内旅游人数（X3）、国内生产总值（X1）、第三产业增加值（X4）、人均国内生产总值（X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5）、民用汽车拥有量（X10）、客运量（X7）、第三产业从业人数（X8）、等十个指标作为影响旅游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将影响因素的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具体情况见表1：

（二）灰色关联度的测算

基于数据计算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本文将定义关联度0.7≤r

（1）求差数列，从而确定极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计算各被评价对象序列与最优参考序列的绝对差序列。计算公式为Δi（k）=，Δ=（Δi（1），Δi（2），Δi（n）），（i=1，2，m），极差最大值等于2.945，极差最小值等于0.000，具体的计算结果见表2。

1、求关联系数

在计算灰色关联系数时，一般取分辨系数ρ=0.5（0

εi（k）=，k=1，2，…，n；i=1，2，…，m。详细的计算结果见表3。

2、计算关联度

计算每个经济发展相关指标关联系数的平均值即得关联度，其计算公式为：

ri（k）=，i=1，2，…，m。福建省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收入与各个影响因子之间的关联度以及排名见表4。

三、结论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福建省内旅游接待人数与各个影响因子之间的灰色关联度大小排序是国内旅游人数>国内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增加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民用汽车拥有量>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客运量>旅行社数量>星级饭店数量。这个排名结果表明：福建省的旅游发展空间主要集中在国内游客上，国际知名度不高，缺乏宣传力度，这需要引起政府和相关管理部门的重视。福建省旅游收入与各影响因子之间的灰色关联度大小的排名是：国内旅游人数>国内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增加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民用汽车拥有量>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客运量>旅行社数量>星级饭店数量。由于旅游人数与旅游收入是两个相关性比较强的指标，所以有关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数的关联度排名区别不是很大。民用汽车拥有量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人们生活水平高低的指标，所以通过旅游收入与相关因子的关联度分析可只有保障人们的生活水平，旅游人数才能增加，再配合旅游产业整体服务质量的提高效果会更加明显。从预测结果可以看出，福建省旅游产业发展的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在未来六年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按现在的发展态势，2015-2020年的6年间福建省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都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参考文献：

[1]蔡溢，杨洋，殷红梅.基于灰色系统理论（GST）的贵州省旅游业发展分析与预测研究[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4（32）：99-105.

[2]王大鹏，邹广琦.基于灰色系统理论的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14，4：62-64.

数量关系论文篇(5)

二次函数作为初中数学教学的主要内容之一，一直是初中数学教学中一个重点、难点和考点。但结合学生平时对二次函数练习题的作答以及在中考中对二次函数相关题目的应试情况来看，教师在教学中对二次函数的教学要点还没有有效地传达给学生。这其中的因素较多，为了有效的提升学生掌握二次函数的能力，我们有必要梳理二次函数的教学要点，采用正确有效的教学方式和教学策略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和全面掌握二次函數。 

一、引导学生正确理解二次函数的基本概念 

初中数学教材中对二次函数的基本概念表达的非常明确，一般中等左右水平的学生通过自己的阅读和老师的适时点拨都能够对二次函数的概念有一个基本的理解和认识。但是将二次函数的基本概念融入到具体的练习题当中之后，有部分学生的脑瓜就不太亮堂了，常常会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这个时候，老师就必须引导学生正确理解二次函数的基本概念。要告诉学生，在具体的练习当中，可以从二次函数的关系式开始。首先将二次函数的关系式进行整理，使其右边是含自变量的代数式，左边是因变量。其次判别右边含自变量的代数式是否为整式。再其次判别自变量的项的最高次数是否为2。最后判别二次项的系数是否为0。另外还有一种题目就是根据实际问题列出二次函数的表达式，面对这个问题时，教师要告诉学生立足于二次函数的基本概念，先找出题目中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到一个等量关系式，最后根据等量关系式列出二次函数的表达式。 

二、引导学生灵活应用二次函数的图像与性质 

二次函数的图像与性质涵盖的内容繁多而且复杂，学生往往会与此前所学习过的一次函数、反比例函数的图像与性质相互混淆。因此，教师在教授二次函数的图像与性质之初，就应该将一次函数、反比函数、二次函数的图像、画法、性质等做细致梳理，让学生在复习的过程中，逐步加深对二次函数的图像与性质的学习深度。比如做二次函数y=x2的图像，教师要先讲解清楚二次函数的图像常用的描点法，让学生明确其中的基本步骤：列表、描点、连线。但在具体的作图步骤中还要向学生传递妙招，可以告诉学生画图时图像应越过端点，表示向上或向下无限延伸；作图时应注意在对称轴两侧画出的曲线是对称的；顶点不要画成尖形，应该平滑自然。再比如比较函数y=x2的图像上若干点的纵坐标的大小，要告诉学生必须注意的步骤：首先是确定这些点的横坐标的大小，其次是判断这些点是在图象对称轴的左侧还是右侧，最后根据函数y=x2的增减性进行判断。其实，在教学利用二次函数图象及性质解决问题的相关考题时，主要采用的是数形结合的思想，只要告诉学生在作答时按照二次函数图象的性质进行判定即可知道具体答案。 

在二次函数的图形与性质的教学中我们必须对特殊形式的二次函数之间的关系的讲授进行重点剖析。当然这是在学生已经掌握简单二次函数图象与性质的基础上所要认真审视的。例如面对比较函数值大小的习题，我们要告诉学生常用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图象法，一种是代入法。图象法是利用图象上点的位置比较函数值的大小，这种方法直观形象。代入法是将自变量的值代入函数表达式，求得函数值，然后比较其大小，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更准确。在面对具体的问题时，要让学生根据题意和给出的解题条件灵活选择适当的方法。 

三、引导学生体会二次函数的应用价值 

二次函数的应用主要是要求学生能够分析和表示不同背景下实际问题中变量之间的二次函数关系，并能够运用二次函数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中的最大（小）值的问题。以“利用二次函数求图形面积的最值问题”为例，我们要告诉学生解二次函数最值问题的基本方法是设法把关于最值的实际问题转化为二次函数的最值问题，然后按求二次函数最值的方法求解。要告诉学生解答的一般步骤，首先是利用题目中的已知条件和学过的有关的数学公式列出关系式，其次是把关系式转为二次函数表达式，最后求得二次函数的最大值或者最小值。还要告诉学生对于二次函数y=ax2+ bx+c（a，b，c为常数，a≠0），当自变量的取值范围是全体实数时，求最值的方法有配方法和公式法，可以根据题目的具体要求灵活选用。 

数量关系论文篇(6)

2.水资源安全保障湖北省协同新中心，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在当前大数据时代，高校教学中应能充分体现时代的变化与需求，将先进理念与技术带头引入实践教学中。本文结合国内外实践教学的特点，依据如今大数据迅速发展的现状，讨论将大数据的优势充分运用到二元实践教学中来，使传统的教学方法发生改变，并更加适应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培养实践创新型人才。基于大数据的二元实践教学体系能够打破传统教学体系固有的短板，更加适应时代与社会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大数据；二元；实践教学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50-0001-03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大数据已经对社会的各个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并且掀起了新的变革。在大数据的影响下，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的各类阻碍将被突破――与以往的“被动式”、“填鸭式”教学不同，进入高校学习的大部分学生具有学习自主性、偏好性的特点，同时由于大数据时代知识资源的易得性，来源渠道的多元性，导致传统的教学方式受到极大的冲击与挑战。同时，国内高校教育正日益普及，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成为高等教育界广泛关注的问题。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实践教学环节的质量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关键。由于高等学校大多具有学生众多、教育层次多元和学生学习能力差异大等特点，高校实践教学呈现教学资源不平衡、利用效率较低、创新性和针对性不强等问题，迫切需要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为提高实践教学质量探索新的途径。大数据分析技术的运用为探索以学生为中心的、使学生获取知识、提高能力、掌握学习方法的新的教学方式成为可能。本文基于大数据分析技术，结合笔者提出的“二元实践教学体系”，探索大数据环境下的实践教学体系，创新教学理念、丰富教学内容、改变教学方式，为提高教学质量和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提供基础。

一、大数据的内涵

大数据是IT界继云计算和物联网之后的又一场技术革命，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是最早洞见大数据时展趋势的数据科学家之一，随后学术界、政府机构和工业界等各行各业开始密切关注大数据，大数据也终将引起教育界的新革命。《Nature》和《Science》等就相继出版专刊来探讨大数据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世界著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于2011年6月发表了关于大数据的报告，详尽描述和分析了大数据的关键技术和应用环境；2012年初美国奥巴马政府已启动了“大数据发展计划”，将大数据比作“未来的新石油”，对数据的占有和控制将成为国家间和企业间新的争夺焦点，“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高等教育必须紧跟时代的脚步，高等教育工作者也应该积极把握大数据时代的机遇与挑战，开创新型的教学模式。大数据也可理解为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相较于传统的数据，大数据具有4V特点，即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样）、Value（价值）。大数据的基本特征具体体现在：（1）要求较高的时效性，对于数据的及时分析与有效分析要求较高；（2）庞大的数据量，数据从TB级别跃升到PB级别；（3）数据价值密度低，因此需要通过合适的算法从中抽取有用的信息；（4）数据类型繁多，要求对数据的分类处理能力较高。

二、大数据处理模式与一般流程

由于大数据有其自身的特性，因此其处理模式与传统的处理数据的理念有所不同。对大数据的处理形式目前主要包括：对静态数据的批量处理，对在线数据的实时处理，以及对图数据的综合处理，而在线数据的实时处理又包括对流式数据的处理和实时交互计算两种。其中，批量数据处理适合大型的相对比较成熟的数据操作，在物联网、云计算、互联网以及车联网中均有应用。大数据的处理流程与一般的数据处理流程相类似，可以定义为：应用合适的工具对大量的、广泛异构的数据源进行抽取和集成，并遵循既定的标准，将得到的结果统一存储，选用数据分析技术分析并存储数据从而获取有价值的知识，并且将这些知识以可视化的方式展示给终端用户。总之，大数据处理的一般流程为数据的抽取与集成、数据存储、数据分析和数据展示。

三、二元实践教学体系

实践教学体系研究是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何应用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整体设计，对实践教学的各个要素进行组合优化，形成结构和功能最有效的实践教学系统，成为实践教学体系研究的热点问题。实践教学体系根据内容和范围，可分为广义实践教学体系和狭义实践教学体系。广义实践教学体系一般包括实践教学目标的设定、实践教学内容与范围的划定、实践教学过程的管理和实践教学条件的保障等要素，是由实践教学活动的各要素构成的有机联系整体，具有指导作用。狭义实践教学体系则指围绕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在制定教学计划时，通过合理设置课程数量和类型，合理配置实验、实习、实训、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创新制作、社会实践等各实践教学环节，建立与理论教学体系相辅相成的具体的实践教学内容体系。广义实践教学体系和狭义实践教学体系均包括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软件方面是指为适应课堂理论教学和学生动手能力、创造能力培养而制定的相对完善的实践性教学计划或方案、实习指导书、实验室管理规章制度等。硬件方面是指为完成实践性教学计划而配套的实习场所、仪器设备、实验装置、生产工艺流程、实验材料和相关辅助设施等，包括教学实验室、科研实验室、野外实习地区等。文献采用系统论和逻辑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实践教学的系统性与系列性，提出了由相关实践教学子系统和独立实践教学子系统组成的“二元实践教学体系”，该体系包括相关实践教学子系统和独立实践教学子系统两个子系统。相关实践教学子系统以上机实践、课程实验、课程设计、实习、毕业设计等与理论教学紧密结合的环节构成；独立实践教学子系统则由小组讨论与案例教学、竞赛（如全国水利设计大赛等）、结合科研项目独立设计实验方案和提供多实习方案等多种创新性和设计性实践教学方式组成。“二元实践教学体系”中的相关实践教学子系统的教学内容一般在理论教学之后进行，作为对理论教学内容的实践和探索，加深对理论教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与理论教学关系紧密相关；独立实践教学子系统具有独立性、多选择性、多方案等特点，独立实践教学子系统的教学内容和方式不局限于理论教学的内容，更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团队合作、综合运用知识和创新研究的能力。“二元实践教学体系”充分体现了实践教学的系统性、系列性和独立性，加深了对实践教学体系的内在结构、各环节的内在联系和如何发挥实践教学在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中的作用等问题的认识。研究表明，在实践教学过程中，相关实践教学子系统和独立实践教学子系统存在交叉和互补，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子系统，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相关实践教学子系统和独立实践教学子系统是实践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实践教学子系统和独立实践教学子系统的有机结合，对改革现有实践教学体系，提高实践教学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例如，在课程设计中引入讨论课和案例教学，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团队合作精神，既达到通过课程设计扩展对已有理论的实际应用训练的目的，又能加深对理论教学的理解，达到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目的；另外，还可以根据“二元实践教学体系”，对毕业设计从时间、内容、形式等多方面进行改革，提高毕业设计的深度和广度。

四、基于大数据的二元实践教学体系实例

囊陨下凼隹芍，大数据的应用，可以帮助教学工作者快速、准确和全面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更好地为教学服务。“二元实践教学体系”更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教学与科研的结合，更强调学生学习上的差异性，对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如何根据学生的学习特点，有目的性和针对性地设置不同的实践教学内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数据则为“二元实践教学体系”提供了方法支撑。大数据分析在教学领域中的应用表明，通过广泛收集每个学生的学习特点和需求，采用数据分析技术分析获取关于学生学习特点的有价值的信息，并及时反馈给教师，形成针对性强的实践教学内容。本文结合《工程水文学》课程，具体探讨大数据分析在实践教学中的应用。《工程水文学》在武汉大学本科教学中已有近60年历史，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在二元实践教学新体系的理论指导和大数据的环境背景下，应用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建设《工程水文学》精品资源共享课，该课程于2013年获批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资助，2016年建设成果通过了验收审核，正式获得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称号。课程建设在教学模式和方法手段方面具有创新性，对推动教学资源开放共享、提高教学质量、拓展实践教学、推广网络在线教育具有重要意义，课程关系见图1。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工程水文学》二元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大数据可以收集学生的学习习惯和偏好性等信息；另一方面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改革教学方法，针对不同的学生制定不同的培养目标，给予不同的引导。以学生为本，根据学生自身的特性和特长，培养适应不同需要的人才。最后，通过因材施教的反馈，再不断地改进方法，教学相长。

五、结论

教学是一个教师与学生互动、相长的过程，需要激发学生积极参与的热情，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本文基于大数据理论和分析技术，通过教学实践，在广泛征询学生对实践教学新体系的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提出了大数据环境下的“二元实践教学体系”，是对过去“二元实践教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实际分析表明，在大数据理论与分析技术的支撑下，“二元实践教学体系”更能有针对性地满足学生对实践教学的需求，而更开放、更灵活的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为提高实践教学质量提供了新的途径。

参考文献：

[1]程学旗，靳小龙，王元卓，郭嘉丰，张铁赢，李国杰.大数据系统和分析技术综述[J].软件学报，2014，25（9）：1889-1908.

[2]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3]郭鑫.大数据教学资源共享系统的研究[J].电脑知识与技术，2014，10（3）：446-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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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元卓，靳小龙，程学旗.网络大数据：现状与展望[J].计算机学报，2013，36（6）：1125-1138.

[6]张超，盛绍顶，汪晓华.浅谈大数据在高校教学中的应用[J].安徽化工，2015，41（2）：97-99.

[7]黄晋.关于大数据人才培养的思考与探索[J].教育教学论坛，2014，（45）：201-203.

[8]徐玮.大数据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和挑战[J].教育教学论坛，2013，（37）：4-5.

[9]屈莉莉，陈燕.大数据背景下数据挖掘课程的教学改革与探索[J].教育教学论坛，2014，（16）：57-58.

[10]袁露，肖志勇，王映龙.论大数据的现状及其发展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4，（44）：86-87.

数量关系论文篇(7)

关键词：社会资本　社会网络　结构方程模型　拜年网

一、研究背景

在对人类社会经济行为的研究中，资本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它经历了从最初经典意义上的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到人力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等社会学意义上的资本概念的发展过程(becker，1964；bourdieu，1983)。经典的资本概念以及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都是针对孤立的以原子形式存在的个体而言的，而社会资本则是将个体与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代表着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体系和方法上的突破。正因为如此，社会资本作为新资本主义思潮的代表，成为近20年来讨论得最多的热点议题之一。但是，在这些讨论中，大多数都是采取思辨的形式、从抽象概念的角度来探讨的，对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没有进行清晰的阐述，缺乏概念的操作化定义，更谈不上提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测量模型和实用工具，从而在对其概念的使用上存在着许多混乱不清，只能将研究局限在抽象的概念探讨的层面，无法深入地进行实证化研究。

在社会资本的定义上，一般都将其视为可以从中获得回报的社会关系(lin，2001a)。这个定义是在一般概念的基础上而言的，而在具体的操作化定义上，是通过社会网络来将社会关系操作化。所以，在实证研究中，社会资本作化为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本，即社会网络资本。对这个前提的承认，是对社会资本予以清晰地概念化并进一步提出测量指标和模型的基础。在社会网络分析的意义上，社会资本指的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社会网络)中的，在有目的的(工具性)活动中可以获取并加以动员的资源。从这个定义上说，社会(网络)资本具有三个特性，即嵌入性、工具性和可及性。作为一种资本，社会资本对于资本的主体要产生回报，林南(同上)将社会资本产生作用的途径总结为“信息、影响、信用、强化”。“信息”指的是社会关系可以提供各种有价值的信息；“影响”指的是社会关系可以在工具中对具有重要作用的角色施加影响；“信用”指的是个人的社会关系可以成为其信用的证明；而“强化”指的是社会关系可以强化个体的身份和认同感，一方面为个人提供情感支持，另一方面为个人对某些资源的使用权提供了公众认可，从而有助于维持个人的精神健康以及对某些资源的使用权。但是，在对社会资本的运用上，需要区分个体与群体这两个不同的层次。社会网络资本，从个体层次上说，指的是嵌入在个体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角度来说，指的是个体网(ego-centric network)；而在群体层次上说，则是将群体作为一个行动单位来考虑，在总体上可以动员的资源，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角度而言，指的则是整体网(socio-centric network)。一般而言，从群体层次上讨论社会资本的更倾向于概念和理论上的推演，操作化得不够，布迪厄(bourdieu，1983)和科尔曼(coleman，1988)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是其代表；相对而言，从个体层次上讨论社会资本更易操作化，大多数研究者，如r.s.伯特(r.s.burt)和林南都是持这种视角的。对于讨论社会资本时需要区分层次这一点来说，许多研究者在研究中并没有清楚地区分或者是加以明确地说明，从而造成了诸多的混乱和错误。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同样的网络属性对于个体和群体层次的社会资本来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如对于个体网来说，密度小的社会网络对于个体更有意义；而对整体网来说，更加致密的社会网络则意味着群体拥有更加有效的社会资本。

只有在弄清楚了讨论社会网络资本时需要明确研究的层次之后，对于社会网络资本的测量才有可能。就现有的研究而言，对于社会网络资本的测量有三种策略。

第一种策略是线性的策略。这种测量策略以弗奈普(h.d.flap)为代表，其认为应从三个方面来测量社会网络资本。首先，当个人有需要时，其社会网络中有意愿或有义务提供帮助的人的数量；其次，这些人提供帮助的意愿的强度；再次，这些人所能提供帮助的能力，即这些人所拥有的资源的多少(flap、graaf，1986)。弗奈普所定义的社会网络资本可用以下公式表达：

这种测量策略具有一定的通用性，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层次的社会资本(即嵌入在个体网或整体网中的社会网络资本)，都可以采取这种测量策略。但是，这种测量策略需要对网络的信息有最全面的掌握，在测量的具体实施中很难实现。所以，尽管这个测量模型简单而清晰，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屠龙术”，很难在具体的研究中予以应用。

另外两种测量策略则都只是针对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而言的，即在个体网中讨论社会网络资本，但这两种策略分别强调从不同的角度对个体网中的社会资本进行测量。一种强调个体在网络中的位置，另一种则强调网络中嵌入的资源。前一种测量策略以r.s.伯特为代表，他提出从个体在其所处的社会网络中的位置来定义社会网络资本。个体在一个社会网络中越是处于桥梁性的位置，即所拥有的“结构洞”越多，则其个体网中的社会资本也越多(burt，1992)。后一种策略则以林南为代表(lin，2001a)，他指出，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测量嵌入在个体网中的资源：(1)网络中价值最高和最低资源之间的距离(差异性)；(2)网络中价值最高的资源的价值(达高性)；(3)网络中所有资源的种类(多样性或异质性)；(4)网络中最典型的资源或资源的均值(构成性)。需要强调的是，这两种测量策略并不是互相排斥和对立的，而都只是在一定的理论假设下对社会网络资本进行测量的角度。总的来说，大多数研究者对于从网络中嵌入资源的角度来测量社会资本都是接受的，但是对于从个体在网络中所处位置的角度来测量社会资本则存在着争议。一般来说，接受这种测量方法的多是一些更多地强调社会网络分析技术的学者，他们对于结构主义的方法有着某种类似于原教旨主义的迷恋。对于这种测量策略比较中肯的意见是由林南(lin，2001b)提出的，他认为，最稳妥的方法是将个体在网络中所处的位置作为影响其社会网络资本的外生变量，而不要作直接测量社会资本的指标。因为网络位置对于社会资本的意义在不同的社会网络中是不同的。例如，某个人要找工作的话，他需要的是一个异质性大的、松散的社会网络，以便为其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而某个人需要社会支持时，其需要的可能是一个致密的，同质性强的网络，以保证社会支持的强度。

以上的三种测量策略，无论哪一种，都只是用来测量社会网络资本的指标体系，或者说是测量模型，而不是一个具体的测量工具。在这里，所谓测量工具，就是某一个具体的社会网络。前面提到过，因为研

究层次的不同，社会网络可分为个体网和整体网两种类型。在大多数研究中，我们都是从个体网即个体的层次上来讨论社会网络的。而对个体而言，由于定义网络的社会关系不同，可以有多种社会网络，如讨论网、社会支持网等。关键性的因素是要寻找一个能最有效地反应行动主体在工具中可动员的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作为测量其社会资本的工具。所以，在社会资本研究的实证化过程中，与社会资本的测量相关的实际上有两项内容，一是建构一套有效的测量指标体系(测量模型)，二是寻找出一个能最有效地测量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测量工具)。

因此，在跨文化研究中，在社会网络资本的测量上需要同时检验测量模型和测量工具的跨文化有效性。具体到国内对社会网络的研究而言，尽管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被引入国内学术界已有多年，也有着数量不算少的实证研究，但在社会网络资本的测量上仍然只是沿用国外学术界既有的成果，没有用实证的方法去探讨在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前景下是否存在一个普适的、可用来测量嵌入在个体的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的测量模型，以及在这个模型下，是否存在一个可以有效地测量个体在工具中可动员的社会资本的实际的社会网络。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恰恰是希望对上述状况有所突破。

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关于社会网络的模块

测量模型的建立和测量工具的选定都需要实证数据的支持，而在国内的大型社会调查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所主持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为此提供了条件。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是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宗旨之一，所以关于社会网络的模块是其重要的内容。它关于社会网络的模块不仅包含了多种不同的社会网络，而且在历年的调查中对同一个模块进行了重复调查，提供了历时性的数据，这对有效的测量模型和工具的确定都是非常关键的。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关于社会网络的模块涉及两种具体的社会网络，一个是重要事情的核心讨论网(discussion network)，另一个是中国人农历新年的拜年网(chinese new year greeting network)。讨论网是一种基于定名法(name generator)的社会网络技术的社会网络，最初是在1983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国家民意研究中心(norc)所主持的综合社会调查(gss)中被使用，它是经典的社会网络工具(burt，1984)。所谓核心讨论网，就是询问被调查者在过去的半年里，同哪些人讨论过他个人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并请他举出这些人的姓或称呼。然后从给出的这些人中，限定选取前几位(一般不超过9位，最常用的是5位)作为核心的关系人，并进一步探询这些关系人的基本情况、被调查者与这些关系人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关系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具体的问题是：“大多数人时常会和他人讨论重要的问题。这些人，可以是自己的配偶、家人、亲戚、同事、老同学、邻居、朋友及其他人等。在过去半年内，您和谁讨论过对您来说是重要的问题呢?请你说出所有这些人的姓或简称，如老张、小李、王姨、老伴等(调查员：将被访者所说的交往对象按重要性程度，将其中最重要的5个人依次记录在下表第一行，同时请调查员记录被访者提出的全部人名的数目。注意：如果提名超过5个，记录实际数字)”。

在被调查者给出这些关系人的称谓后，调查员进一步询问这些关系人的以下信息：(1)被调查者与之讨论重要问题的关系人的数量(讨论网的规模)；(2)与核心讨论网中关系人讨论问题的性质(工具性、情感性、混合性)；(3)与核心讨论网中关系人的人际关系类型(家庭成员／亲属／朋友／同事／邻居／其他)；(4)核心讨论网中关系人的性别；(5)核心讨论网中关系人的年龄；(6)核心讨论网中关系人的教育程度；(7)核心讨论网中关系人的职业；(8)核心讨论网中关系人的工作单位性质；(9)核心讨论网中关系人的管理级别；(10)与核心讨论网中关系人的交往频度；(11)核心讨论网中所有成员的熟悉程度(矩阵)。

需要指出的是，第(11)项中的矩阵是非常有意义的，正是由于它所提供的信息，可以让我们计算核心讨论网的一些反映社会网络结构特征重要的社会网络分析指标。

关于讨论网的问题只在2003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被询问过，表1是讨论网的一些基本指标的描述统计。

而所谓拜年网，指的是采用一种所谓定位法(position generator)的社会网络分析工具，它是专门针对中国社会的情况所提出的一种社会网络(lin，1991，2001c)。即被调查者在中国传统的节日即春节期间以各种方式互相拜年的人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具体的调查内容为：(1)拜年者中亲属的人数、亲密朋友的人数、其他人的人数，以及由之推出拜年网的规模及各类关系所占比例；(2)在社会等级结构中从高到低列出了一些种职业(包括无业者)，询问被调查者的拜年者中是否有从事这些职业的；(3)列出了8种不同的工作单位类型，询问被调查者的拜年者中是否有在这些单位工作的。

在2003年、2006年和2008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都询问了关于拜年网的问题。在2003年，所列出的职业有产业工人、大学老师、中学老师、医生、护士、厨师、饭店服务员、商业销售人员、无业人员、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法律工作者、商业人员、行政办事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政府官员、党群组织负责人、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保姆等18种。对2003年度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厨师、饭店服务员、无业人员这三类职业区分度低，所以在2006年度的调查问卷中予以删除，同时增加了私营企业主、农民、农业工人、商业服务人员、个体户这五种职业。表2列出的是拜年网在2003年、2006年调查的一些基本描述统计。

需要指出的是，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城乡二元社会，城乡之间的社会文化背景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本文所讨论的只限于中国城市社会的情况。同时由于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在本文完成时尚未最后，所以本文所用的数据只涉及2003年和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城市样本，样本量分别为5894和6013。

三、社会网络资本的测量模型

在有了可资利用的数据的前提下，下一步就是提出一个可以用来验证数据的测量模型。在前面所讨论的三种不同的测量策略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套在中国城市社会文化背景下具有普适性的测量模型。模型所包含的测量指标如下：(1)网络的规模。(2)网顶，即网络中最有价值的资源。在这里，我们将其操作化为网络中所包含的处在最高社会地位的职业。而在测量职业的社会地位上，我们采用甘泽布姆(ganzeboom，1992)发展出的“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指数”(isei)为指标。所以，网顶即网络中所包含的最大isei值。(3)网差，即网络的

网顶和网底之间的距离，也就是网络中isei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4)网络异质性，即网络中所包含的不同职业的数量。(5)网络的密度。网络的密度对于个体网来说，是测量个体在网络中所处位置的指标，它等于网络中实有关系数量和可能关系数量的比值(scott，1991)。之所以使用网络密度而非网络中包含结构洞的数量来测量个体在网络中的位置，是因为结构洞的数量与网络的规模相关(burt，2000)，将这两个指标同时用在测量模型中可能出现测量误差相关。另外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拜年网中网络的密度是无法直接计算的，我们以拜年网成员中亲属所占比例的平方来作为其估计值。这种处理方法的思路是，一般情况下，网络成员的亲属之间互相拜年的可能性大，而其他成员之间互相拜年的可能性则要大大地降低，所以将其简化假设为网络成员中的亲属之间都有拜年关系，其他成员之间都没有拜年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网络的密度为：

其中，d为网络的密度，n为网络的规模，m为网络成员中亲属的数量(王卫东，2006)。由于非亲属之间拜年的可能性也存在，所以，用m／n来取代(m－1)／(n－1)是使得估计值更接近于真值的一种修正。

在提出了测量指标的情况下，我们希望这个测量模型用于经验数据时能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但是，我们提出的对于社会网络资本的测量模型中的大多数指标都不是直接的观察指标，而是间接指标，无法用经典的测量理论来计算其信度和效度。而结构方程模型则提供了一套在这种情况下计算信度和效度的方法(bollen，1989)。具体方法是通过结构方程的测量模型，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来计算既有的一套测量指标的信度和效度。就本文来说，具体的分析步骤是：首先，对测量模型进行拟合，看模型整体的拟合优度(goodness 0ffit)，如拟合良好，说明模型整体上有良好的效度。其次，看估计出的各项测量指标的标准化负荷是否足够大(绝对值大于0.3)，如是，说明各项指标亦具有良好的效度。再次，在前两点满足的前提下，对同一时点上两个同构但不同内容的模型进行同时估计，互为效标，如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足够大，则说明模型具有普适性。最后，在以上各项都满足的情况下，对同一模型在不同时点上先分别估计，建立非约束模型。再将各个测量指标在不同时点上的负荷约束为相等，建立约束模型，如估计出的非约束模型与约束模型差异不显著，则说明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测量信度。

表3：讨论网和拜年网的测量模型

需要指出的是，在设定模型时，由于网络规模这个指标的信度最高，所以将其设为参照指标；同时，由于网差＝网顶－网底，网差和网顶这两个指标具有一定的相倚性，所以在模型中将这两个指标的测量误差设为相关，分析结果详见表3。首先，以2003年的数据为例，从整体上看，讨论网和拜年网的测量模型整体上都拟合不错，rmsea都小于0.05，所以，这个测量模型用于测量讨论网和拜年网中的社会资本在整体上都是有效的。而分别看各指标的标准化负荷时，除了在讨论网中，网络密度的负荷过小(－0.19)以外，其他所有指标的负荷都较好，这说明，各个指标对社会网络资本都具有较有效的测量效果。但更严格地说，拜年网比讨论网能更加有效地测量个体的社会资本。接下来，对2003年的讨论网和拜年网中的社会网络资本测量模型同时进行估计，其结果见图1，从中可以发现两个潜变量，即讨论网中的社会资本与拜年网中的社会资本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2，这说明，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普适性。

由于前面的分析说明拜年网相对于讨论网是更好的测量社会资本的工具，所以在进一步验证模型的测量信度时，本文只对拜年网进行分析。从表3中可以看出，分别将2003年和2006年的拜年网中的社会资本的测量模型进行估计(非约束模型)，这个多组非约束模型的各组的负荷是非常接近的，而将各组(年)的负荷设定为相等来建立约束模型时，约束模型和非约束模型之间的自由度的差为4，而这两个模型的卡方值的差仅为3.38，这说明约束模型和非约束模型之间无显著的差异，即测量模型在测量嵌入在拜年网中的社会资本时也具有良好的测量信度。

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