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新中国早期的村庄调解实践中,受到大民主这一政治框架的影响,一种依靠群众的治理得到适用,在这种治理方式下,通过群众辩论,以及制定爱国公约、成立调处委员会等一系列措施,群众、村庄被纳入到新中国的村庄调解实践当中。20世纪80年代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大调解取代大民主,成为村庄调解实践的外部框架。在这一框架下,服务群众取代依靠群众,政治分类法的消失导致了群众的失语。这使得在这种框架之下,群众无法被纳入调解治理当中。面对当下中国基层社会矛盾的激增,探索出一条依靠群众的调解实践成为解决当下中国治理困境的重要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