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世界地理知识点篇(1)

世界人口的增长

对于世界人口的增长知识，我们做了下面的知识讲解。

人口的增长速度在世界特别各洲是不同的，非洲是世界人口增

长速度最快的大洲，其次是南美洲，欧洲的人口增长速度最慢。欧洲为2%；亚洲为15%；

北美洲为10%；南美洲为17%；大洋洲为14%；非洲为27%。

以上对世界人口的增长知识的内容讲解学习，相信同学们已经能很好的掌握了吧，希望同学们都能考试成功哦。

中考地理的知识点：铁煤石油的分布

下面是对铁煤石油的分布知识的讲解学习，同学们认真看看下面的知识。

铁煤石油的分布：

世界上铁、煤、石油的分布情况如下：

（1）世界上的铁矿主要分布在俄罗斯、马西、国、澳大利亚、印度、加拿大和美国。

这七个国家的铁的储量约占世界的90%。

（2）煤主要分布在北半球亚欧大陆和北美洲中部，在世界各国中，煤储量居世界前列

的有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国。

（3）世界上石油资源的分布很集中，中东地区约占世界石油储量的一半还多。主要输往日本、欧洲和北美洲等地。

通过上面对铁煤石油的分布知识的内容讲解学习，希望可以很好的帮助同学们的学习，相信同学们会学习的很好的哦。

中考地理的知识点：大自然的总调度室

关于大自然的总调度室知识的学习，希望同学们认真看看下面的讲解内容。

大自然的总调度室：

森林有调节大气成分、净化空气、含蓄水源、增加空气湿度、防风护田、保持水土等作用。所以，人们把森林叫做“大自然的总调节室”。世界有森林面积40  亿公顷，主要在以针叶林和阔叶林为主。全球森林资源绝大部分分布在北半球。

通过上面对大自然的总调度室知识的讲解学习，希望可以很好的帮助同学们的学习，相信同学们会从中学习的更好。

中考地理的知识点：地球上水资源的分布

同学们认真看看，下面是对地球上水资源的分布知识的内容讲解学习。

地球上水资源的分布：

地球上的水主要有海洋水、陆地水和大气水三种存在形式。

陆地水又有冰川水、地下水、湖泊水、沼泽水、河水和生物水等多种存在形式。地球上的水

中学世界地理知识点篇(2)

信息化不光是技术应用，而且是世界观和方法论。

如果说，启蒙运动通过倡导“以不变应万变”的理性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工业化确定了长期的规则和秩序；那么，信息化作为又一次启蒙，针对启蒙理性僵化、反创新的本质，倡导“变的本身不变”的“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持续推进自发生成和演进的技术和制度创新。

知识论是世界观与方法论在认识论上的体现。信息化的知识论有两个基点：一是求实，二是创新。前者指，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应变世界；后者指，要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以改变世界。它们都可以归结到一个字：“变”。

今天提出“信息化的知识论基础”这个问题，至少有四方面现实针对性：第一，要克服信息化中将科学与人文对立起来的“科学主义”倾向，倡导建立和谐有机的社会；第二，要克服把工具理性僵化的倾向，把“以人为本”作为信息化的出发点；第三，要克服对于感性和实践的拒斥，建立对社会财富和制度演进的“活”的理解；第四，要克服把“死的知识”当作知识经济基础的倾向，把信息化的重点放在自主创新上来。上述问题，都有其深层的认识根源，在“应用”这个层面是解决不了的。

所以我们要上升到认识论的高度来重新审视存在的问题。

信息化的纯理性误区

许多人可能根本不承认信息化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说法，以为是耸人听闻。我们不妨先从身边可以见到的事实谈起。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一个有趣的“规律”：近些年来，互联网重大商业模式中，凡是具有“感性”特点的，比较优势多从北方向南方转移。从表面看，似乎北方人过于理性，南方人比较感性，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深入思考就会发现，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北方人的“理性”，与其说是“地理”的，不如说是“历史”的―实质是传统工业化范式的一种心理化表现。整个信息化界，许多人都像北方人，有一种浓浓的“工程师味道”。让外人看来像是“搞技术的”。这种“工程师味道”，实际上就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核心特点就是理性至上（又称为“现代性”），我称之为“科学主义”的倾向。推而广之，用“理性至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搞信息化，往往就会搞成“船坚炮利”式的技术应用，搞成脱离需求的知识八股，往往还会搞成同“以人为本”格格不入的东西，贻误“人本”方向的产业发展机会，让信息化回到僵化的工业化。所以，信息化要深入，就必须突破“用”变，进入“体”变，首当其冲就要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拿出新的东西来。

正如启蒙运动改变了工业化一代人的思想方法，信息化也不光只是改变这个世界的外观，更主要的是对一代人的思想方法产生变革性的影响。这种变革性影响的方向，在知识论范围内，就是在怎样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上，拿出与工业化不同、有补于工业化的新东西来。具体来说，工业化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逻辑，是以不变应万变；而信息化认识世界与改变世界的逻辑，是强调“变的本身不变”。变，是对客体世界的“道”的概括，信息、知识与网络都是由“变”派生的“器”，都是现象界中用来应变与改变的道具；而“活”则是对 “变”的主体映射，是客体世界的天“道”要求于主体世界的人“道”。由此可以推论：信息化的知识论，必然是“活”的知识论，核心特征就是“活学活用”。“活学”，就是活的认识，即求实（下面会解释“实”学与“活”学的内在关联）；“活用”，就是活的实践，即创新。

基于知识论基础的信息化理念

信息化的知识论，特点就是一个“活”字。那么这自然意味着，在我们看来，工业化的知识论，特点就在于“死”（不是贬义，而是中性的）。在现实中，二者也许不是截然对立的，但为了给大家一个突出印象，我们更多关注其中的不同。

工业化的知识论，源头在启蒙运动的笛卡尔。笛卡尔把“以不变应万变”的理性，树立为现代性思想的核心。倡导理性要解决的问题，或者说历史背景，就是适应把农业社会的活的（血缘的）世界，变成工业社会的死的（机器的）世界；用“死”的机械力（如蒸汽机、纺织机），代替活的自然力（如地力、畜力）的第一次现代化潮流。表现在知识论上，就是树立了演绎对于归纳的优先地位，强调理性对于感性的优先地位。在启蒙运动中，通过理性“去魅”，去掉事物活性的过程，用“死”的工具理性替代“活”的自然力量。它的进步历史作用，是推动了专业化分工，提高效率，降低大规模生产的成本；而它的历史局限则在于割断了事物的有机联系，加大了复杂环境和系统条件下的交易费用和协调成本。

相对而言，信息化的知识论最起码包含以下三个基本点：

首先是强调感性事物的价值优先性，即所谓求实。实学本是古代中国和朝鲜的一门显学。强调“实事求是”，格物致知。反对脱离归纳进行演绎。新近的国际潮流重新开始注重实学。如胡塞尔的回到事物本身，就是一种实学的观点。后现代思想在解构工业化理性时，都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恢复感性价值相对于理性价值的优先性。对于信息化来说，强调感性价值，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在工业化的知识论中，被理性过滤的许多相对价值，在信息化条件下都具有关键意义。第一类如信息、风险、不确定性，已经成为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资源；第二类如异质性、不可通约性、个性，直接关系到定制经济中高端价值的把握；第三类如所谓噪音，在股市中往往具有与信号同样的重要性，噪音交易者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保持感性价值，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创新是感性的，知识、个人知识、实践都是感性的。所以感性的观点又时常被称为实践的观点。只有坚持感性和实践的观点，才能有机地把握世界。

其次是强调演进生成的观点。

工业化的理性，强调结果理性，将过程中的产物视为垃圾来处理。而西蒙所说的有限理性，实际上是指过程理性。波普尔指出：“我们知识的增长是一种类似于达尔文所称‘自然选择’那样的过程的结果；这就是假设的自然选择：在每一时刻，构成我们知识的那些假设都在表现其（相对的）适合性而进行生存斗争；一个废除那些不适合的假设的竞争性斗争。”这说明了信息化的理性是活的理性，具有生物有机体那种演进和进化的特征。

第三是把理性作为特例加以悬置。

中学世界地理知识点篇(3)

关键词：威廉姆斯；伦理客观性；伦理知识：绝对概念；世界导向性

中图分类号：B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1-0103-04

伦理的客观性问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元伦理学问题，它不仅包括道德形而上学的问题：世界上有客观的道德存在吗？或者，是否存在着绝对的道德标准？而且也包括道德认识论的问题：道德知识是否可能？如果存在道德知识，这种知识与科学知识有什么不同吗？如果伦理知识不同于科学知识，我们如何获得这些知识？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是否能对规范伦理学的规范性问题作更深入的思考。伯纳德·威廉姆斯在《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一书中通过将伦理学与科学进行对比，对这些问题都作了不同程度的回答。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威廉姆斯的思想进行评述。

一、绝对概念与伦理的客观性

威廉姆斯的论证是以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开始的，即：“科学有某些机会或多或少地成为它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子，并对世界‘真正如何’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说明，而伦理思想则没有机会成为它表现出来的每一个样子”。接着，威廉姆斯通过引入“趋同”（convergence）慨念对这一基本观点作了更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科学和伦理学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当它们通过“趋同”来解决各自领域中的分歧时会给卅不同的解释。我们有可能希望科学在“事物的本来面目”（how things actually are）上达到趋同，而伦理学是否能达到趋同是值得怀疑的，就算可以，也不能像科学那样，即在事物的本来面目上达到趋同。总体而言，威廉姆斯在科学上持实在论的观点，但反对伦理学的实在论。

威廉姆斯首先考虑了对上述观点比较有力的一种反驳，即：不只是伦理学，科学上所达到的趋同同样不能根据“世界是什么样的”得以解释，不能通过这一点来对科学与伦理学作有效的区分。这种观点认为，关于作为能够决定信念的世界的这种观念有一种不能解决的困境。这种困境是，一方面，世界可能是通过我们目前关于这个世界包含什么的信念得以描述的，这时，我们当然可以说我们关于世界的信念是受这个世界影响的。比如，我们关于树的信念的形成是受树的影响，关于鸟的信念的形成是受鸟的影响，等等，世界是我们信念的对象。然后我们说世界就是通过我们受世界上存在的这些东西的影响所形成的信念得以描述的，并因此我们形成了关于世界的概念，但这并没有说明问题，因为这种作为我们信念对象的世界的概念无异于是对我们之前用来代表这一世界的那些信念的重复，还是不能说明这样形成的“世界”概念是在世界本来面目上的趋同。另一方面，如果在任何对世界的描述之前先形成一种关于世界的概念，试图用这种概念去代表所有的信念系统更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样形成的“世界”概念无非是没有内容的空概念。由于上述困境，科学所达到的趋同不能根据世界是什么样的而得到解释。

威廉姆斯针对以上反驳引入了他的一个重要概念，即“绝对概念”（“absolute conception”of the world）。他认为以上困境产生的原因在于，要么把所有代表这个世界的信念都放在一起，要么又把它们全都排除出去，其实有第三种方式能够形成关于独立于我们主观意识的世界的概念。即，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一些信念，而不是全部信念形成一个关于世界的绝对概念。这个概念的形成涉及到对一个独立于我们经验存在的世界进行反思，而在反思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关注的不是关系到我们信念的对象，而是关系到我们的信念表达其对象的方式。这样我们所选出来的信念所形成的概念就以一种最大程度上独立于我们独特视角的方式代表这个世界，然后又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关于世界的绝对概念去解释我们观察到的个别现象。

由于威廉姆斯对绝对概念的形成所作的说明过于简单，也就造成了我们对他的思想进行把握的困难。例如，在形成绝对概念的过程中，我们怎么知道信念表达世界的哪种方式能在最大程度上以一种独立于我们独特视角的方式来代表这个世界呢？另外，威廉姆斯认为，科学中所形成的绝对概念不但能对它本身形成的可能性作出解释，而且也能解释对这个世界进行的不同视角的观察是如何可能的。但是，既然绝对概念是独立于我们独特视角的，也就是说它是无视角的，那么无视角又怎么能对不同视角的研究作出解释呢？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威廉姆斯对第二性感知的说明来理解这个绝对概念本身的形成，以及它既是无视角的，同时又不是空洞的。首先，威廉姆斯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命题知识都是可加的，比如，我们在没有反思的情况下对物理世界第二性质的感知是有视角的，同一个物体可能对三种不同的感知者呈现出A、B、C三种不同的性质（对颜色的感知就是如此，不同的感知者对同一物体颜色的感知可能会有偏差），但是没有A加B加C这样的知识。威廉姆斯认为，要使这些零碎的知识融贯，感知到的不同性质必须与绝对概念相联系（如对颜色的不同感知可以用波长的概念加以解释）。这里只是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并不是说我们已经获得了绝对概念，按照威廉姆斯的想法，我们在具有绝对概念之前是有理由相信它的，因为我们每天的经验都揭示出我们是如何与世界相联系的，并且以这种方式引导我们朝向那个理论的概念。同时，感知到的不同性质与绝对概念的联系也表明产生这些不同的零碎知识的能力都是感知的不同形式，我们正是通过这些感知形式来认识世界的（波长概念可以说明正是对颜色的不同感知才使我们有了独立于我们视角的波长的概念）。最后威廉姆斯总结说：“在第二性质的情况下，解释也是一种辩护，因为它可以指明感知是如何与物理实在相联系的，以及它们如何能够给出那种实在的知识，这是它们自称要做的事。”从威廉姆斯对第二性的感知所作的说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说的绝对概念既是对第二性质的感知进行解释的前提，而同时它又是解释的结论，所以绝对概念不但能对它本身的可能性作出解释，而且也能解释对这个世界进行的不同视角的观察是如何可能的。

威廉姆斯也认识到科学所作出的解释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视角的，比如进化生物学和神经科学，它们要解释的东西涉及到心理学和社会现象，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是有视角的，但这仍然不影响我们在科学中可以工作在绝对概念的层面上。而伦理学恰恰不能形成这样的概念，道德实在论者可能会将伦理概念的使用类比于我们对物理世界第二性质（如颜色）的感知，这是一种解释层次上的类比，如果类比成功的话，伦理学也可以达到一个绝对概念并通过它的解释来保证其客观性。威廉姆斯认为这是不成功的，对第二性的感知处理的是物理世界，对其作出的解释也是证明，而伦理学处理的是社会世界，对伦理判断及不同社会之间的概念的使用只能给出社会的解释，但没有辩护功能，而伦理学理论也不能为之提供辩护，因为伦理学理论不可能像科学那样可以产生一个错误理论为感知上出现的错误提供一个很好的说明。总之，在威廉姆斯看来，伦理学面对的是复杂的人类社会生活，任何伦理观点的给出本身就是有特殊视角的，虽然它可以在局部发生趋同，但不能说明广泛的客观性，不可能像科学那样超越特殊视角的限制趋同于一个绝对概念。这与威廉姆斯一贯的反伦理理论的态度也是一致的，他认为伦理学不应当寻求普遍的道德原则，因为脱离了各种不同生活环境的普遍客观的原则无法解释具体的道德现象，不能指导人类的道德行为，所以伦理学只能在具体情境中去关心与每个人有关的伦理要求。按照威廉姆斯的看法，在上述意义上，伦理客观性不同于科学的客观性。

但到此还是不能通过在事物的本来面目上达到趋同来说明科学和伦理学的区分是有效的，因为我们经常使用的一些伦理概念确实是受世界是怎么样的来指引的，比如像“勇敢”、“残忍”、“不诚实”这样一些“厚实的”伦理概念。因此，有一种观点就认为伦理学也能像科学一样在事物的本来面目上达到趋同，接着威廉姆斯又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回应。

二、世界导向性与“厚实的”伦理概念

在科学中之所以能形成绝对概念正是因为科学是受世界真实存在的方式所引导的，因此，尽管我们感知世界时世界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我们还是能在世界的本来面目上达到趋同，比如说放入水中的筷子是弯的原来是因为光发生了折射。伦理学的概念为什么不是这样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用到的一些为我们提供行动理由的伦理概念不也是受世界是什么样的来引导的吗？比如，我们对有一定人格和操守的人才会说他是“好人”，而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称为“好人”。有人因此否认科学与伦理学之间在趋同上有一个区分，因为他们认为伦理学也可以在事物的本来面目上达到趋同。

威廉姆斯认为，确实，一些“厚实的”伦理概念既可以引导行动，又可以被世界所引导。比如我们经常使用的“胆小”、“残忍”、“勇敢”这样的概念就具有“世界导向性”（world guided）。当我们说一个人勇敢时，必定与这个人的一些行为而不是另一些相反的行为联系在一起，我们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使用这个概念。那么为什么这种“厚实的”伦理概念会同时具有这种世界导向性与行动的指导性呢？规定主义对此作出的解释是，任何这样的概念既有描述的成份，也有评价的成份，描述的成份使它受世界的引导。评价的成份使它引导人的行为。但是规定主义认为，当我们把这些概念应用到世界中去时，只有描述的成份起支配作用，而评价的成份在此不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只要掌握了这些概念的描述性特征就可以准确地运用它们。威廉姆斯不同意规定主义的这一看法，他认为，要想在“厚实的”伦理概念的应用上达到一致，还需要人们共同分享这些概念的评价性含义。威廉姆斯举例说，一个观察者来到了另外一个与他自己有不同文化传统的社会，知道这个社会中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会使用一些道德概念，但如果他想要理解那个社会中的人对诸如此类的概念的使用，那么，就算他不一定实际上与他们享有同样的价值观念，也要在想象中把握他们使用那些概念时的评价性兴趣。可见，威廉姆斯否认把“厚实的”伦理概念中的描述成份与评价成份分开来进行分析的可行性，由此说明伦理学与科学达到趋同的路径是不一样的，因为评价成份的作用，“厚实的”伦理概念的世界导向性和趋同只能在局部发生。

威廉姆斯从世界导向性来对比伦理的客观性与科学的客观性是很具有说服力的。但是尼古拉斯·法登（McholasFardine）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科学中的世界导向观念也是成问题的。虽然科学历史的发展确实暗含了科学理论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世界事态的限制，但是我们从观察到的经验现象的一致上升到高度理论化层次上的一致的过程要复杂得多，往往在这一过程中就失去了关于世界导向的概念。确实，从经验上升到理论的过程很复杂，其中总是有一些预先假定的前提。但是随着对自然界的研究的深入，会有一些新的实验发现，而这些理论会在解释新实验发现的过程中发现、纠正错误，通过调整修改先前的预设得到发展，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最终还是具有世界导向性。在这里，只有承认了科学的世界导向性，才能反过头来更好地理解威廉姆斯对绝对概念的讨论，而这都是以预设科学知识就是关于独立于我们的经验而存在的世界的知识为前提的，这就体现出威廉姆斯在科学上所持有的实在论立场。伦理学与此不同，一般的、抽象的伦理概念如“正确”、“错误”，或称之为“薄的”伦理概念不能体现m世界导向性。“厚实的”伦理概念虽然具有世界导向性并可以在局部发生趋同，但那是因为人们具有相同的评价性兴趣，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掌握人们使用这些概念的评价性兴趣去理解这些概念，但不能共享他们所有的评价性兴趣从而使这些概念的使用发生广泛的趋同。

这就又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说使用这些概念的社会中的那些人有伦理知识呢？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威廉姆斯引出伦理知识的概念，并同时作了科学与伦理学趋同的第三个区分。即科学研究是增加知识的，而伦理反思却破坏伦理知识。

三、伦理反思与伦理知识

威廉姆斯设想了一个超传统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们使用的是同一套“厚实的”伦理概念，但他们很少进行一般性的反思，那么能不能说这个社会中的这些人有伦理知识呢？我们对知识的传统理解是，一个人知道某事p，当且仅当（1）他相信p，（2）p是真的，并且（3）他的信念得到辩护。按照诺齐克的理论即知识追踪真理，第三个条件可以表述为，如果p不是真的，s就不相信p。威廉姆斯的论证从这里开始，他认为：根据我们对知识的传统理解，如果超传统社会中的人所作的判断能够是真的，那么他们是可以有伦理知识的。有人可能说，如果超传统社会中的人作出的一个伦理判断为真，那么观察者也可以直接作出超传统社会中的人所作的那个伦理判断，但是显然，观察者可能完全不认同超传统社会中的人所使用的那些伦理概念，因此超传统社会中的人是没有伦理知识的。这一论证使用的是关于真理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去引号使用原则”（disquotationnciple）。威廉姆斯认为这一原则不能用来说明伦理学的问题，因为伦理概念的使用是跟某种特定的文化联系在一起的，虽然观察者自己不能使用超传统社会中的人所使用的概念，但他还是能认可他所说的是真的，去引号使用原则并不能说明他们所使用的概念就是错的。我们完全可以以这样的形式说，“张三说‘李四很x’，并且张三说的是真的。”（假设x是张三所在的那个群体所使用的一个伦理概念。）可见，威廉姆斯认为在这样一个超传统社会中是可以有伦理知识的，同时他所说的伦理知识不同于科学知识，伦理知识不具有科学知识所具有的一般性特征，因为它是属于某种特定文化的。以上所说的情况是超传统社会中使用的概念不为观察者所使用，但能被观察者所理解。如果超传统社会中的一些陈述所暗含的观念是观察者所否认的怎么办呢？“我们必须同意存在用一些普遍道德概念表述的判断是那个社会的成员所接受的。却被观察者拒绝吗？”威廉姆斯认为这个问题不能轻易下结论，要看如何理解实践与反思的关系。

威廉姆斯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模式看待这个超传统社会中的活动。一种是客观主义的模式，根据这种模式，我们将认为这个社会中的成员试图找到关于价值的真理，这样，他们的判断就会有一些一般的含义。另一种模式是非客观主义的模式，即他们的判断只是他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是根据他们的传统习俗作出的。当以这种非客观主义的模式来看待这个社会的人所作出的判断时，我们就不会认为他们的判断包含一般性的含义。威廉姆斯说，这就出现了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以客观主义的模式看待那个社会的实践时，他们所作出的判断表明他们没有伦理知识，而以非客观主义的模式看待他们的实践时，他们所作出的判断却表明他们有伦理知识。这是因为。以客观主义的模式看待他们的实践时，他们的判断就暗含着一般的含义，当一个判断上升到一般的高度时，就意味着这一判断将是普遍的，在这个意义上，就可能与来自其他社会的判断相矛盾，这时就要对其进行反思，一旦进入反思就可能会对自己概念的使用产生怀疑。如果他们再有野心一点，要考虑到所有的伦理经验并试图达到关于伦理的真理，那就必然会使用更加一般，更加抽象的“薄的”伦理概念，这些抽象的概念实际上很难显示出它的世界导向性，也不符合命题知识的条件，不能表达出伦理的知识。因此，威廉姆斯认为伦理反思破坏伦理知识。在得出这一结论的同时，我们也很明确威廉姆斯所指的伦理知识就是恰当地使用“厚实的”伦理概念作判断的知识。

综上所述，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就很自然了：“我们必须拒绝去以（反思）那种方式去追求伦理真理的关于伦理生活的客观主义观点。”反思不是一个能够产生新的伦理知识去代替旧伦理知识的过程，不能像追求科学的客观性那样追求伦理的客观性。

四、结语

本文在这里不打算去探讨关于科学是否会趋同于一个唯一正确的理论的观点，比如希拉里·普特南就认为与任何视角无关的世界的绝对概念根本无法成立，“在一定的条件下，牛顿万有引力理论的泊松（Poisson）方程式就是对物体的引力场的一个近似正确的描述。但牛顿力学的理论描述却被广义相对论或是未知的某种理论完全替代。我们根本无法证明关于科学是否‘注定’要聚合为某一明确的理论描述的推想。”不过这一观点并不影响威廉姆斯将伦理学与科学进行对比的效果，因为不管科学如何，或最终能不能达到一个绝对概念，它所引发的兴趣确实是人类中普遍存在的。“可是界定一个社会世界的兴趣却有可能与界定另一不同社会世界的兴趣相抵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姆斯认为“厚实的”伦理概念只能发生局部的趋同，而伦理知识就是在一个文化共同体中恰当地使用“厚实的”伦理概念作判断的知识。

但是反思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特征。随着当今各国文化交流的明显增加，原来不同文化背景下存在的伦理价值观念在一个平台上呈现出来，一方面，不同的社会群体必定会在这个过程中对自己原有的道德观念或伦理知识的普遍性进行反思，结果道德变革在世界各国都有发生。另一方面，如果要把一个社会的道德观念的影响扩展到其他社会，又不采取强迫的方式让其他社会接受，就不得不放弃很多具体的东西，这确实使得使用“薄的”伦理概念成了现代社会的特征。而威廉姆斯认为伦理反思会破坏伦理知识，那么如果我们接受这一观点，是不是最好回到前反思状态呢？威廉姆斯说这就正如某人发现他有了自己的小孩反而扰乱了他的生活，但他不能通过杀死他的小孩回到以前的状态一样。他认为，有伦理知识不一定是最好的状态，我们在失去伦理知识的过程中可以得到其他种类的知识，如关于人性、历史、世界实际所是的知识。最后他通过引入“信心”（confidence）这一概念来说明，尽管反思破坏了伦理知识，使人们缺乏像原来那样建立在确定知识的基础上的“信念”（conviction），但我们还是有伦理信心的，而产生伦理信心的问题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的问题，即什么样的体制、教化以及公共话语有助于培养伦理信心，伦理信心不同于伦理知识，它是反思后的产物。

中学世界地理知识点篇(4)

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教育是《生活与哲学》课程的主题和任务。知识不等于智慧，但智慧离不开知识，没有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掌握，能力的培养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确立就会失去载体而无从实现。因此哲学教学的智慧应当包括并且体现在哲学理论知识的教学上。教学中，教师要讲清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学生要尽可能地理解并掌握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初步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哲学教学必须重视理论知识的基础性作用，但是必须防止把传授知识当作哲学教育的唯一内容。智慧不等于知识，哲学教学就不能等同于哲学知识的教学，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存在把哲学仅仅当作知识来看待、把哲学教学等同于哲学知识教学的错误倾向，缺乏追问、总结和反思，这恰恰偏离了哲学的本性。这类做法，从这门被称为是“智慧之学”的课程中，学生无法感受哲学的智慧，不会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智慧是对知识的有效生成与灵活运用，哲学知识的教学过程要体现出智慧，就应当注重生成式教学，在教与学的过程中理解、确认并且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观点。

高中哲学教学的智慧体现在提高学生运用哲学知识分析生活、参与生活的能力。

哲学是一门智慧之学，哲学的任务是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具有指导人们正确地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功能，为人们的生活和实践提供积极有益的指导。没有能力的培养，没有哲学知识与实际生活的密切联系，就无法体现出哲学是智慧之学。哲学课程可以提高人的思维层次，锻炼人的思维能力，而《生活与哲学》课程则通过让学生在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基础上，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的能力。《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课标》明确提出：本课程要立足于学生现实的生活经验，着眼于学生的发展需求，把理论观点的阐述寓于社会生活的主题之中．构建学科知识与生活现象、理论逻辑与生活逻辑有机结合的课程模块。《生活与哲学》课程着眼于学生的生活，充满生活气息，哲学教学也应当为学生的生活服务，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的学习，运用哲学知识来更好地理解和参与生活，使哲学真正成为指导学生生活和实践的工具，充分发挥哲学对于生活和实践的智慧。

高中哲学教学的智慧体现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提出了“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位一体的课程目标，把对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评价放在突出位置，特别关注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方面的表现。《生活与哲学》模块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正确看待自然、社会（人生）和思维，如何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教材四个单元正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从而正确回答了“什么是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如何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所以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是新课程的要求，更是高中思想政治这门德育课程的要求，也是《生活与哲学》模块的内在要求。培养正确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哲学教育的“终极目标”，也是高中哲学教学所应追求的“智慧”。

冯友兰先生在《人生的境界》中指出：“哲学的任务是什么？我曾提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哲学作为智慧之学，哲学的智慧首先表现在一个人对宇宙和人生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上，因此，要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比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使主观符合客观；在实践中追求和发展真理；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树立创新意识；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正确地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

高中哲学教学应当如何追求“智慧”

在《生活与哲学》教学实践中，广大教师不断探索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方法，使哲学教学不断取得新的进展。结合高中哲学课程的特点，我认为应当突出做好以下两点：

1.在生活和实践中追求“智慧”。《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课标》要求，本课程要立足于学生现实的生活经验，着眼于学生的发展需求，把理论观点的阐述寓于社会生活的主题之中，构建学科知识与生活现象、理论逻辑与生活逻辑有机结合的课程模块。《生活与哲学》模块以实际生活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为支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实际生活有机结合起来。所以，坚持生活化教学是贯彻思想政治新课程改革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从社会实际生活出发讲哲学，紧扣社会生活的主题，实现哲学知识与社会生活、理论呈现过程与学生认知过程的有机统一。哲学的“生活化”教学可以分为三个步骤：一是从实际生活出发，引出所要探究的哲学问题；二是结合实际生活，生成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理论；三是回归实际生活，运用和体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哲学的智慧和思想产生于人类的生活和实践活动，真正的哲学的功能是使人们正确地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变化与发展，为人们的生活和实践提供积极有益的指导。脱离了生活和实践，就没有哲学的智慧，离开了生活和实践，任何哲学的智慧都会失去意义。

2.在追问、总结和反思中追求“智慧”。哲学的智慧产生于人类的生活和实践，哲学离不开生活，但它更离不开人们在生活和实践中对实践的追问和对世界的思考。正是因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人们对世界的深深关注和思考，对人类命运的关切，才有了哲学的智慧和思想。哲学是一门思辨性很强的课程，追问、总结和反思是哲学思维的特点；哲学是热爱知识、追求智慧的学问，对“智慧”的热爱与追求比“智慧”更重要。因此，哲学的本性和特点决定了在哲学教学中应当注重探究式教学，经历探究的过程，在追问、总结和反思中使学生增长智慧并感受哲学的智慧。

中学世界地理知识点篇(5)

洞察一个时代的教育学术风貌，最便捷的，莫过于发现那个时代流行的教育学概念和命题，即教育学的大众话语。这些概念和命题常常是由个别思想敏锐者最先提出，然后或快或慢地流布开来，变成了时代话语，成了不言而“喻”的东西。我把这个“喻”字加上引号，是要强调：它不仅意味着“明白”，也意味着“隐喻”，即以隐喻形式被明白、被言说着的东西。“喻”中包含着“能喻”与“所喻”两部分内容。“能喻”是说者与听者的自明前提。作为自明前提，一方面，它凝聚、积淀了学者的严密学理，却又略去了学者证成它时的复杂过程和具体细节，具有概括化、简约化特性；另一方面，它又吸纳了“言说―倾听”者的思想常识、价值体验和思维方式，成了后者的概括化、简约化形式。正是这双重简约的同一，使教育学的大众话语成了一个时代文化密码的存储器。

在新世纪中国学术界，有一句话似乎很流行，叫作“有知识而没有文化”，是用来批评那种知识化人格的。它看似平常，却是传达时代精神的典型话语。在当代中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知识”和“文化”是同义语。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里的“有文化”对应着“觉悟”，其实就是“有知识”。然而，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就是这点有限的“文化”，也遭到了无情批判和否定，以致于改革开放要从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之类的基本常识开始。但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心目中的知识，主要是科学技术或科学技术化了的知识（民间流行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一句话，很可以表达当时的状态）。进入90年代，“尊重知识”的观念普及了（尽管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鉴于体脑倒挂，大学教授上街卖馅饼，知识界曾有“光着屁股坐花轿”的自我揶揄），人们也朦胧地意识到“知识”与“文化”的不同，但把握和表达“文化”的方式却仍然是“知识化”的（准确地说，是自然科学化的），只不过是朝着专业化方向推进和深化的。其典型代表，是由“文化热”转变而来的“国学热”。“国学”关怀着“国”，却落实为“学”（其实就是知识），并走向考据化道路。在新世纪，当人们说出“有知识而没有文化”并得到比较广泛认同的时候，“文化”已经处在与“知识”的对比和超越关系中。对比是为了区分，区分是为了强调，强调被区分出来的东西的某个方面。

这话句在不同场合、从不同的人口中说出，含义会略有不同。有时，它是说一个人只有关于科学和技术的知识而没有历史和文化的知识，这主要是人文社会学科中人批评自然科学研究者的口吻；有时，是指向那些只有西方知识而缺乏中国知识特别是文化和社会常识的人，这大半是“土鳖”嘲笑“海龟”的口吻；有时，又是指“知识”与“人格”、“理智”与“情感”、“理论”与“实际”（特别是“生活”）等的分裂，这多半是人文社会学科学者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在文化与知识的对比和超越中，“文化”的重心显然发生了偏移：在与自然科学知识的对比中，强调社会和人文知识；在与外来（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对比中，强调中国文化（或本土文化）；在与外在知识的对比中，强调内在的人格和境界；在与理智的对比中，强调情感、需要、信仰；在与理论的对比中，强调实际、生活。当然，对于“文化”的空前强调，并不意味着否定“知识”，而是要凸显“知识”与“文化”的密切关联，把“知识”置于“文化”的基础之上进而超越知识。于是，思想重心同时也是价值重心的转移，又指向一个极其高远的“文化宏愿”：对于“文化”的完整把握和全面实现。不难看出，“有知识而没有文化”这一学术界的生活话语，以具体而微的形式，袒露出新世纪中国学术界（当然也包括教育学界）的思想密码。以此为出发点，反观新世纪教育学界的流行话语，如“本土生长”“回归生活世界”“回归实践”“生命立场”“叙事研究”“质性研究”等，我们将会发现，各种说法看似纷繁歧异，却是同一个时代精神――“超越知识的文化追求”――的不同表达，属于同一个相互关联、彼此呼应的知识家族。

在此，我们仅以“回归生活世界”话语作一简要分析。“生活世界”是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提出的一个哲学概念，并在他写于1935―1936年间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得到了集中论述。90年代初开始为我国学术界所研究，并在一些教育学者的论述中有所反映，但成为一个十分流行的教育学术话语，却在最近几年。

要理解“回归生活世界”的教育学旨趣，首先要弄明白“生活世界”的对应物是什么。大体说来，“回归生活世界”的完整表述，主要有“教育回归生活世界”和“教育理论回归生活世界”两种。前者的对应物是“教育”，准确地说是“学校教育”，即“制度化”的教育，特别是“表现出明显的目的性、结构性和有序性”的现代教育（或者说“科学世界的教育”）。在这里，“教育回归生活世界”，显然是过去“教育―生活”关系问题的新表述，它们都有弥缝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分裂的意图，因此，有一定中国教育史知识的学者，会十分自觉地去关注和援用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但是，在陶行知那里，“生活教育”主要作为“老八股”和“新八股”（即“洋八股”）的对立面出现，并不存在“科学―人文”之间的紧张和对立关系（从某些意义上讲，陶行知可能还是一个科学主义者），也不存在对于“体制化”本身的批判，虽然“生活教育理论”具有明显的非学校化成份。而“生活世界”话语则建立在区分“科学―人文”基础之上，表现为对于“体制化”教育之非人文性的反思乃至批判。于是，“生活世界”被赋予了人文性、个体性、生命性等新涵义。所以，“教育回归生活世界”，实际上就是回归意义世界（即人文学意义上的文化世界），回归个体化的生活和生命世界，个体生命中的非理性方面（如直觉、灵感和顿悟，情感、意志和欲望，以及无意识等）得到了空前强调；师生关系，亦被还原或建构成基于理解和对话的“交往关系”。虽然“回归”的倡导者们一般不主张取消学校教育和科学世界的教育，而是力图沟通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融合科学世界的教育与生活世界的教育，但生活世界显然被赋予了本原甚至本体（作为自然与应然统一体）的意义。

在“教育理论回归生活世界”命题中，“生活世界”对应着“理论世界”，所以，这个命题是过去“理论―实践”关系的新表达和新建构。值得注意的是，在与“理论世界”的对应中，“生活世界”的场域常常也在“概念―隐喻”的相互作用下发生位移，转变为学校场域中的生活。这意味着实践的生活化，即实践由原来执行理论命令的角色，转变为特定教育活动主体在特定条件下的自我定夺和自我展开。其中，来自于理论家的理论，不再具有主宰具体教育行动的能力；导致具体教育行动发生的，是行动者的常识、信念、利益权衡、生活习俗和常规，以及活动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具体关系或活动结构。这使得“生活”（哪怕是学校生活）概念，具有了突出的人文化色彩。这大概可以用来解释20世纪90年代继“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教育本质定义出现后，为什么有学者会主张进一步区分“教育实践”与“教育活动”，强调“教育活动是不同于教育实践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教育学概念，是解开教育领域中主体性发展之迷的一把钥匙、一个入口……教育活动有主―客体、主―主体和主体―自我三个互为条件的层面，在不同的层面上分别发展着主体的能动性、社会性和个性”；“回归生活世界”的倡导者们为什么会自觉不自觉地去拥抱“活动”而疏远“实践”。这是因为，“活动”没有理论的强制性（或者说，理论的强制在活动中是无效的），更具主体自为性、个体性、情境性、动态关联性等特点，与“生活”更加接近。理论家的理论即使对教育活动主体有影响，也只有在其进入活动主体意识、变成活动者个人知识的一部分时才有可能；而且，这种影响常常只作为活动中的“部分”因素发挥作用。

中学世界地理知识点篇(6)

这样一来,重写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就转化为如下的问题,即如何实现中国哲学史“总体写作思路上的实质性变化”?毋庸讳言,我们这里说的“总体思路”涉及到哲学观。换言之,对于任何一个有志于重写中国哲学史的人来说,如果他还没有确立起新的哲学观,那么,“重写”就只是一个修辞学意义上的口号。要言之,没有新的哲学观,就不可能有新的中国哲学史。然而,任何一个研究者要确立起新的哲学观,就必须对传统哲学观的弊端有深刻的认识。事实上,不了解哪些哲学观是旧的,又如何知道另一些哲学观是新的呢?众所周知,哲学作为学科是唯一的,但哲学观却是多元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张三有张三的哲学,李四有李四的哲学”,而只能说:“张三有张三的哲学观,李四有李四的哲学观”。既然哲学观是多元的,那么从不同的哲学观出发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就会在总体思路上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当然,所有对中国哲学史的有效的“重写”都蕴含着一个前提,那就是对传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所蕴含的哲学观的批判性反思。事实上,没有这样的前提,“重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那么,在传统的哲学观中,哪些哲学观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影响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种哲学观:一是把哲学理解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二是把哲学理解为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与总结;三是把哲学理解为关于世界观的学问。下面,我们逐一批判这三种传统的、影响深远的哲学观。 

哲学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吗? 

把哲学理解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把哲学史理解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史,进而简单地把唯物主义与进步、唯心主义与反动等同起来,构成了一种简单化的、但又极有影响力的哲学观。不少治中国哲学史的学者深受这一哲学观的影响。比如,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1957)中就这样写道:“中国哲学的历史和别的国家的哲学一样,是唯物主义的发生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①在这样的表述方式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几乎成了哲学的代名词。 

其实,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从未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作为正价值与负价值简单地对立起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中,马克思指责那种撇开社会历史、奢谈抽象物质概念的唯物主义是“抽象的唯物主义”,它与同样撇开社会历史、奢谈心灵作用的“抽象的唯灵论”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②在《神圣家族》(1844)中,马克思进一步深化了对“抽象的唯物主义”的批判。他在批评霍布斯把几何学家的抽象感性取代日常生活中的感性时,气愤地写道:“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③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中,马克思在批评旧唯物主义的被动性时指出:“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④这些论述表明,马克思并没有把唯物主义的一切形式都作为正价值而与唯心主义对立起来。事实上,在唯物主义的所有形式中,他肯定的只是“实践唯物主义”,而对其他形式所具有的共性———抽象性进行了不懈的批判,同时也对唯心主义的能动性作了高度的评价。众所周知,列宁也在《哲学笔记》(1895-1911)中写道:“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⑤这段重要的论述实际上消解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那种被夸张的、简单化的、绝对的对立.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作为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不但把哲学研究简单化了,而且也把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这两种不同见解抽象地对立起来了。而哲学和哲学史研究的丰富性则表明,这种黑白两分的、贴标签式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比如,就老子学说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来说,任继愈先生在其哲学史著作中先后有过两种不同的见解。但仅仅满足于给历史上的哲学家贴标签,又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如果把这样简单的思路引入到中国哲学史领域中,中国哲学史研究必定会走进死胡同。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哲学是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与总结吗? 

把哲学理解为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与总结,也是一种广有影响的哲学观,至今仍然被许多研究者所认同。肖前等人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主张:“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以及思维(认识)知识的概括和总结。”①毋庸讳言,这一传统的哲学观也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们所认同。肖萐父等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也肯定:“这种哲学认识,来自人类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实践中对各种具体科学知识的概括、总结和反思。”②毫无疑问,这种哲学观也制约着人们对中国哲学史的看法。然而,这种哲学观至少存在着以下三个缺陷: 

其一,“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这样的提法并不能涵盖哲学与之打交道的全部知识。比如,数学知识就既不属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也不属于思维知识的范围内;同样地,语言学、修辞学、音韵学等方面的知识,也既不从属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也不从属于思维知识。何况,“知识”这一表达方式也是不严格的。比如,宗教是与信仰相关的,我们当然不能说信仰也是一种知识。记得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1781)的第二版序言中曾经说过:“我必须扬弃知识,为信仰开拓地盘。”③十分明确地把信仰与知识分离开来。所以,“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这样的提法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也是不严格的。 

其二,就“概括”这个术语而言,它关涉到的是形式逻辑中的归纳方法。比如,在与自然界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金属a是导电的,金属b也是导电的,金属c也是导电的……。于是,我们就“概括”出如下的结论:一切金属都是能够导电的。然而,用归纳法获得的真理是否具有普遍必然性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当代科学哲学家波普倡导的“反归纳主义”就指出了这种以“概括”为特征的归纳方法的局限性。在他看来,即使人们发现10万只天鹅是白的,也不能合法地“概括”出如下的结论:一切天鹅都是白的。因为说“一切天鹅都是白的”意味着说话者必须担保今后还没有出生的全部天鹅也必须是白的。事实上,在经验生活中,谁都无法担保这种普遍必然性。前面提到的命题“一切金属都是能够导电的”同样缺乏普遍必然性,因为除非你能担保将来可能发现出来的金属也都是能够导电的,否则你就无权作出“一切金属都是能够导电的”这样的全称肯定判断,而至多只能这样说:“迄今为止发现的金属都是能够导电的。”问题还在于,像“概括”这样的表达方式限制了哲学所能采纳的逻辑方法,仿佛哲学只承认归纳方法,而完全不考虑演绎方法。事实上,演绎方法在哲学研究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归纳方法只能导出偶然真理,亦即缺乏普遍必然性的真理,那么,演绎方法才蕴含着对必然真理,亦即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真理的认同。举例说来,假如我们接受了这样的大前提:“一切人都会死的”;又接受了这样的小前提:“xxx是人”;那就一定会引申出一个必然性的结论:“xxx会死的。”不管“xxx”是什么人,其结论都具有普遍必然性。可见,只承认“概括”功能的哲学在逻辑上是不完整的。 

其三,就“总结”这个术语而言,它关涉到的只是对以往已经发生的事实和观念的回顾。这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起黑格尔的哲学观:“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④按照这样的哲学观,哲学只能面对和“总结”过去,无法面对和预期将来。 

换言之,哲学只能做黄昏到来时才起飞的猫头鹰,却不能成为早晨啼鸣、面向白天的雄鸡。然而,我们知道,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中强调的正是哲学的预期功能:“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①显然,只肯定哲学的“总结”功能,必定会忽略它的“预期”功能。要言之,把哲学理解为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的观点显然是成问题的。把这样的哲学观引入到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全部哲学命题就只能在偶然真理的框架中挣扎。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吗? 

把哲学理解为关于世界观的学问,也是一种传统的、影响深远的哲学观。什么是世界观呢?肖前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认为:“所谓世界观(亦称宇宙观),就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包括自然界、社会历史和人的思想统统在内的根本观点。”②只要认真加以考察,就会发现,这种哲学观也有着本质性的缺陷: 

首先,这里使用的“世界”概念就是成问题的。一方面,把作为认识者的人和作为认识对象的“世界”分离开来并对立起来了。其实,海德格尔早就告诉我们,作为人之存在的“此在”乃是“在世之存在”(in der welt sein),四个德文词都是用连字符号联系起来的,意在表明,人与世界是不可分离的。世界就是由人的生存活动构成的。换言之,人的生存活动的展开就是世界。另一方面,把世界理解为“自然界、社会历史和人的思想”这三个层面的总和,也是成问题的。因为在这里体现出来的只是时间在先的观点,也就是说,最先存在的是自然界,接着是社会历史,最后才是人的思想。而被忽略的正是逻辑在先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逻辑上具有先在性的恰恰是人的思想和社会历史,而自然界只是在这样的逻辑先在性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合理的说明。比如,在老子研究中,有的学者认为,老子的重大贡献是揭示了自然界、社会历史中的辩证法。这样的见解就蕴含着对老子思想的根本性误解。其实,老子的思想本质上是政治哲学,其逻辑起点是如何治理好一个国家。如果他谈到自然界的某些辩证的现象,目的也只是为了以更形象的方式阐明自己的治道,即政治哲学的观点。所以,必须重新反思“世界”这一哲学研究中的基础性的概念。 

其次,这里使用的“世界观”概念也是成问题的。一方面,按照康德的看法,“世界”乃是一个超验的物自体,而物自体是不可知的。当人们运用知性范畴,试图去认识作为物自体的“世界”时,就会陷入二律背反。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世界的整体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所以人们是无法把握的:“6 44 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世界是这样的。”③既然整体世界是不可认识的,人们的“世界观”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它们的可靠性又在什么地方呢?另一方面,海德格尔认为,“世界观”的概念是在18世纪末出现的,虽然其含义不无变化,“不过,‘世界观’一词仍然保持自身为表示人在存在者中间的地位的名称,这个情况给出了一个证明,说明一旦人已经把他的生命当作主体带到了关系中心的优先地位上,世界如何决定性地成了图像”④。在海氏看来,“世界观”这个术语正是近代主体形而上学形成的一个标志,人们不但不应该以价值中立的方式来谈论它,而且应该对它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批判。海氏还指出:“世界观虽然需要并且利用哲学的博学,但它不需要任何一种哲学,因为它作为世界观已经接受了某种特有的对存在者的解说和构形。”⑤这就使无批判地使用“世界观”的概念成为哲学上的不合法的行为。 

最后,“学问”这个术语也暗含着一种倾向,即哲学与实践活动的分离,仿佛它只是人们关于世界的一种看法、一种观点,而并没有把蕴含在哲学内部的根本要求———“知行合一”凸现出来。 

上面的分析表明,把哲学理解为关于世界观的学问也是站不住脚的,而把这样的哲学观引入到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也是不可能对它作出原创性的说明的。 

中学世界地理知识点篇(7)

一、正确的价值观是建立正确人生观的基础

人生观从萌芽、发展到基本形成都在青少年时期,特别在大学阶段,正是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基本形成的重要阶段。

人生观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对生活的目的、意义和价值进行系统概括而形成的比较稳定的观念。人生观主要包括人生目的、人生态度和人生价值。人生目的解决的是人究竟为什么而活着,它是人们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人生态度回答的是人生的路该怎样走的问题。人生价值主要指人对社会的贡献,对人生意义的评价,是把人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个体所应具有的最基本价值取向问题,也是决定人生观形成的重要基础因素。当然,这三者是相互制约和促进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只有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才能有利于其正确人生观的形成。

然而人生观又受人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社会关系和世界观的制约。作为大学生这个特殊的群体,在具有了一定的知识和作为学生时代的佼佼者时最容易对人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产生动摇。因此,教育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明确人生的人生价值和意义,不仅是社会的要求,也是大学教育本身的任务和历史的责任。

二、正确的价值观也是树立正确世界观的基础

世界观是人对自然、社会和人生问题的根本性的总观点,是一个人对人生价值和社会认识的综合体现。世界观的形成不单纯是一个认识问题,而且还与个体的情感、意志、动机、理想、立场、态度和道德品质密切相关。在一个人的认识过程中,世界观是最后形成的,是对价值观和人生观形成的发展和升华,是从感性到理性的定性认识。从人的思维和认识角度看,世界观主要包括知识、观点和信仰。知识是人类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人们认识事物和现象的成果。知识是经验的初步概括和理论的规律性反映,可以分为科学的和日常生活的、被理解了的和表面的。观点决定着人们运用知识的动机和方向,不仅推测存在的知识,还包括个人对客观世界的某种认识,是对知识的理解、评价和进一步掌握。观点可以是唯物论的也可以是唯心论的、正确的和错误的等。然而社会需要的是正确的和唯物论的认知,是能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益的世界观,因此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就必须要有正确的价值观。

从世界观的形成过程看,大体有五个阶段:朦胧阶段、观察阶段、探索阶段、定向阶段和校正阶段。大学生正处于青年时期,这正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从探索到定向阶段。大学生正值风华正茂,身心发育走向成熟,精力旺盛,自我意识增强,会较多地考虑自己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随着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不断增加,从而形成对整个社会的看法,这也就是个人价值的取向,这种观念一经形成,将会影响个体的整个态度体系和行为方式,乃至于影响整个人生。

然而,从整体上看“世界观”也是一个人对社会事物和社会现象的价值认识和评价后所做出的意识形态到行为方式的理解和抽象。不同的价值观必然会导致不同的世界观的形成。不同的人生观点也会影响其世界观的形成。因此在大学教育期间必须重视学生价值观教育。

三、正确的价值观还是学习的力量源泉

学生有无正确的价值目标,是直接影响其学习活动能否自觉、持久的重要因素。作为大学生往往都已树立了远大的生活目标,其价值观已经成为自我意识的核心结构,对他们的学习、生活活动开始起着支配作用。如果一个大学生有了正确的价值观,他的学习将会变成自觉主动持久的活动。然而事实上,在当今“金钱”价值观的影响下不少大学生丧失了正确的价值目标,胸无大志,无所追求,农村学生把“跳出农门”作为读书的最终目的,城市学生把追求享乐、追求富贵作为学习的目标,从而导致学习上得过且过,甚至上了大学后就产生了厌学心理,意识不到自觉学习与终身学习的重要性。

价值观的性质对学生学习的影响更为深刻。学习既具有个人意义,又具有社会意义。因此学生的学习既可以是利己的,也可是利他的。学生如果选择了正确的价值观,把学习的个人意义与学习的社会意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就会自觉而勤奋地学习,努力地去实现自己的学习目标。如果学生对学习的认识仅仅是利己的,就有可能因计较个人得失而经受不住学习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困难。也有一部分学生滋生学习无用的思想而把培养人际关系作为大学学习的主要任务,并由此而产生了所谓拉关系、请客送礼、培养感情等不良习气。这往往是缺乏正确的价值目标造成的。

学生形成了正确的价值观后,一切知识技能的学习都会经过价值评价的“过滤”。凡是对个人有价值的事物,都易于构成知觉的对象。价值评价对接受知识的内容、范围和是否进一步学习,以及是否将其付诸实践等都将产生直接的影响。大学生面临走向社会和就业问题,他们也开始追求学习内容的“实用价值”。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那怕没有兴趣也会集中精力地去学习掌握,反之被他们否认的价值评价的东西他们就不乐意学习,更不用说将其付诸实践了。

因此,加强对大学生的价值观的教育与指导,并与人生观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不仅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有助于学生优良品德、行为习惯、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

四、正确理解和实施价值观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