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发展观篇(1)

论文关键词：科学发展 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 可持续

论文摘要：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党的十七大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准确把握、深刻理解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小康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

一、科学发展观的孕育形成

（一）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关于发展观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

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和要求。毛泽东早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行经济建设、增加人民群众的物质福利，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标追求。在他看来，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党所制定的一切路线、方针和政策，归根到底也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建国以后，党和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总揽全局，统筹兼顾，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两条腿走路”、“综合平衡”等方针，致力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努力追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在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的任务。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毛泽东精辟论述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等一系列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的重大关系。党的八大对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了正确判断，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与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所有这些，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后来，由于我们对于国内形势判断失误，在国内主要矛盾问题上的认识发生逆转，走入“以阶段斗争为纲”的理论与实践误区，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遭受了严重挫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我们党和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恢复和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制定和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坚持走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强调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在实践中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强调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宽广道路，我们的生产力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科学论述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的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若干重大现实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思想，制定了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和举措，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波澜壮阔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人民生活总体小康、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的巨大成就。

（二）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总结改革发展的新的实践经验，汲取人类关于发展的有益成果，努力把握发展的客观规律，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运用和丰富、发展，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

二、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内涵

党的十七大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对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内涵进行全面而 准确的阐述。

（一）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

发展对于全面落实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强调科学发展，是我们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也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的形势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而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

（二）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以人为本的“人”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以人为本的“本”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离开了以人为本，发展便失去了意义。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谋发展促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是我们考虑问题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检验发展是不是科学，衡量发展有无成效和成效大小的最高标准，是解决发展中的一切问题的根本前提和基础。

（三）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四）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

统筹兼顾，就是总揽全局，科学运筹，协调发展，兼顾各方，提高工作的系统性、原则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统筹兼顾，总揽全局，正确处理涉及发展全局的一系列重大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要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发挥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作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力量。要按照实现、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改革。要注意实现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良性互动。统筹兼顾还要注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要关注热点、突出重点、抓住难点。 "

三、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科学发展观作为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的创新理论，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产生了和正在产生巨大的指导作用，因而具有非凡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意义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的本质、内涵、目的、方法和途径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观的一些基本观点和重要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都能找到思想源头，但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个总的概念，明确“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提出“五个统筹”等重要思想，并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等重大线路思想来加以展开和深化，从而形成一个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是第一次。科学发展观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进而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什么，为何发展，怎样发展”这个根本问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打下了新的时代烙印，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二）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意义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始终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我们强调发展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在内的全面的发展，但是首先是要发展经济。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强调要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更加注重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更加注重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更加注重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科学的发展观。把加速发展与科学发展结合起来，实现经济又快又好发展，正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科学发展观强调要促进社会全面发展进步。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生产力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体制性、机制性障碍，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还亟待加强。这就要求我们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社会体制改革的配套进行，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使我们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不断深化和完备，对社会主义全面发展内涵的理解也起来越深刻。

我们党始终坚持正确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党制定各项改革政策的出发点，作为判断形势好坏的依据。科学发展观反映了我们党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最鲜明的政治立场，有利于保地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挥好。

（三）科学发展观的国际影响

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对当今世界文明成果和发展经济的积极借鉴。20世纪40年代以后，国际上发展理论经历了从传统的发展观到新型发展观看演变，不少国家经过较长时期工业化历程，越来越认识到全面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认识到遵循协调性、综合性、持续性是人类发展的正确选择。科学发展观中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思想就与世界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潮流有直接关系，反映了对当代人类文明成果的积极借鉴。

科学发展观是对传统发展理念的超越，进一步丰富了世界发展模式的内涵。中国正在走的发展道路，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从未走过的道路，也是世界近代历史上后发大国从未走过的道路。通过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中国重铸了社会主义的辉煌，提高了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声誉，这就使得科学发展观这一创新理论具有很强的世界影响。

四、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一）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始终坚持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政治保证。要坚持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的大局，是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历史经验之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不能离开这个中心，更不能干扰这个中心。我们一定要按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为发展提供良好社会环境。

论科学发展观篇(2)

    众所周知,任何一种能够成为划时代的理论,一定是反映了现实的迫切需要,回答和解决了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科学发展观是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回答了现阶段中国面临的时代课题,进而构成了独特的价值体系。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性是指它回答和解决了当代中国在实践中面临的重大课题,具有满足中国现实社会需要的属性。由于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的取得都离不开科学真理自觉或不自觉的引领。所以,马克思才反复强调科学真理是人类进步的“伟大杠杆”。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属性首先在于它具有认识的功能。反思传统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最基本的认识功能,它可以清晰地解答现存的各类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产生根源;可以帮助中国人民把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中的客观规律;可以帮助人们总结过去,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研究和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趋势,正确地预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轨迹,避免认识的片面性和行动的盲目性。其次,实践功能是科学发展观所具有的最根本的价值属性。唯物史观认为,价值同实践是不可分割的。在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具有规范和调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作用,承载着凝聚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向着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的愿景而团结奋斗的现实意义。因为科学发展观具有的价值属性,所以,各级领导干部要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用实现共产党人远大理想的宽阔视野,将科学发展观作为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进行深入学习钻研,并内化为自觉行动。

    一、从把握规律上认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具有真理性,而真理是一个系统,是由结构和功能构成的科学体系。黑格尔简明地指出:真理即是全体,而且强调:真理只有作为体系才具有现实性。②然而,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是个系统,就是因为它所反映的客观实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本身是一个整体系统。作为正确的理论再现的科学发展观,除了具有强大的理论功能之外,也必然有完整的结构和多方面的规定性。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既是运用唯物辩证法考察发展问题得出的必然结论,也是作为一个理论体系蕴含的基本规定性,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提出的基本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丰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是普遍和特殊规律的辩证统一。中国共产党人在尊重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基础上,坚持将之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规律相统一,形成新的规律性概括。全面发展规律。坚持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若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就必须遵循全面发展规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整体推进。协调发展规律。保持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若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就必须遵循协调发展规律。在现代化“五位一体”的发展系统中,不仅各子系统之间亦或其内在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都应实现均衡发展,良性运行。可持续发展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若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就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规律。经济发展要高度关注环境的承载力和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正因为科学发展观是对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认识深化,所以,坚定对科学发展观的信仰就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科学发展观不仅拓宽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前进方向,而且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基本国情以深化对特殊规律的认识为前提。科学发展观在实践中通过不断完善和补充普遍规律的具体实践内容和形式,其带来的客观结果:一是对普遍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升华;二是为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在寻求和探索本国社会发展道路中提供更清晰的思想指南。

    二、从唯物史观上认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考察发展问题得出的必然结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运用唯物辩证法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史时,深刻地指出: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人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其历史进程经历了以神为本、以物为本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的变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信奉以神为本,人们思想的价值取向和和行为的动力源泉主要是从虚幻的神灵那里获取;伴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资本主义社会显现出的物的崇拜,进入了以物为本阶段,社会关系主要通过商品交易来表现,强烈的物质欲望掩盖了人的本质;人类社会只有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才会在商品交换为主要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发生质的变化,即以人为本成为现实。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虽然不能摆脱对物的依赖,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价值诉求,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成为必然的选择。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谋求人的彻底解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从人的内在尺度出发来把握物的尺度的理念,是强调人的发展和人的主体地位对改造世界所具有的突出意义。将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立场的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主体,也是社会财富的享有主体的基本原则。而且现实中国的成功经验,从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上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上述哲学层面认识和把握科学发展观,使我们认识到: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内在要求的生动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深层本质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重新确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科学发展观的最终目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高价值追求在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新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观,更是实现中国梦的发展观,因此,坚定对科学发展观的信仰才成为一种客观必然要求。

论科学发展观篇(3)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理论来源；三大源头；综合创新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7）09－0003－04

科学发展观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甚至不是只有单一源头的简单思想，而是立足实践、三大源头的综合创新。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大理论来源，首先并且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蕴涵的科学发展观雏形

“马克思新唯物论――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发展主流，也标志着科学发展观理论来源的发展过程。

1．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的主要思想源头。马克思、恩格斯首创的新唯物主义，首先是新型存在论、世界观，同时也包含着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1845年马克思所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1]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创新纲要。其中第三条讲的正是发展观问题，强调的是“环境发展――人的活动发展――人本身的自我发展”这三者发展的一致性，并把革命实践作为这三者发展统一的物质活动基础。

马克思哲学创新的思想重心，是把新唯物主义，首先是其中蕴含的实践观，运用于人类社会历史领域，创立了唯物史观，“人的本质――异化――解放”，“社会本质――社会结构――社会发展”，是蕴含其中的双线一体结构。唯物史观基本形成的标志《德意志意识形态》，其中探讨了五种所有制形态的历史发展过程，画龙点睛式地指明了社会历史发展观在唯物史观中的重要地位：“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述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2]

在19世纪40年代哲学创新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自然观、生态观、近代生态危机观思想萌芽。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从哲学高度作出了最初的概括。而恩格斯在1844年9月－1845年3月间写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一次生动具体描述了英国工人遭受的贫困危机、生态危机、环境危机。马克思还提出了一个重要闪光思想，共产主义的发展目标本质特征应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矛盾的解决，新型和谐关系的建立：“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

19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创作过程中，马克思进一步形成了近代生态危机观与社会发展观的基本思想。在《资本论》第一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他有一个统摄全局的基本思想，即人的发展的三大历史形态理论。在讲到未来社会时，他特别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个价值目标：“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4]

在《资本论》第三卷手稿中，还闪现出可持续发展观的思想火花。马克思认为，私有制下“对土地进行野蛮的掠夺”，势必造成“土地枯竭”。他设想，在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条件下，人们不再野蛮掠夺土地，使土地枯竭，而是像好家长那样，把改良好的土地传给后代。这里特别明确地论及了“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问题。

在《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尾声之处，针对“以资源高消耗，求生活高消费”的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马克思在理论上首倡资源节约型新型发展模式：“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5]

这是不是马克思偶然闪现的思想火花呢？不是，实际上，1868年，他比较系统地研读与摘记了德国专家弗腊斯关于农业史、植物学的4部系统性专著，先后分5次，记了101页笔记。1868年3月25日，他在给恩格斯信中表达了一个闪光思想：农业盲目自发地发展必然导致生态危机，而要寻求出路必然导致社会主义。

看来，正是马克思这一思想火花，引燃了恩格斯的哲学智慧，促使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作为准备材料，也摘记了弗腊斯的上述著作。正是在此基础上，恩格斯1876年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这篇论文中，写下了那些蕴涵着生态危机观与科学发展观萌芽的哲学名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都对我们进行报复。”[6]也就在这里，恩格斯相当鲜明地提出了新唯物主义自然观、生态观、发展观的基本思想：“因此我们必须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能像征服者统治异族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7]

2．科学发展观在列宁主义、尤其是列宁晚年新经济政策道路与最后构想中的思想源头。其别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先后提出的四个闪光思想。

第一个闪光思想，是列宁提出的辩证法科学定义，强调辩证法就是发展观，而且是最为全面深刻的发展观。

1913年，列宁为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篇著名论文，首次提出了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就是发展学说的科学定义：“辩证法，即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反映永恒发展的物质的人类知识是相对的。”[8]

1914年，列宁应约为格拉纳特百科辞典写了一个长篇辞条《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为了表明自己不同于第二国际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观，在介绍马克思哲学时，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之前，首先着重介绍了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马克思辩证法就是全面深刻的发展观”――这个定义成为其中“辩证法”一节的思想主线。而在1915年《哲学笔记》的尾声之处，在《谈谈辩证法问题》这个总结性纲要中，列宁从世界历史与哲学高度，提出了两种发展观的基本分野：“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9]

第二个闪光思想，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新鲜实践中，提出了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新型矛盾论――寻求对立面和谐结合的新思路、新观念。

他在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作批注过程中，开始探讨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型矛盾论、辩证法和发展观：对抗与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依然存在。

在社会主义建设条件下，矛盾的特殊性是什么？解决矛盾的特殊途径是什么？在《论工会目前局势以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这篇名著中，列宁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在走向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学会寻求对立面的和谐结合。

这就启迪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许多新型矛盾，不能再采取解决对抗性矛盾的方式，一方压倒一方，一方吃掉一方，而是应当寻求对立面的和谐结合，共同发展。

第三个闪光思想，十月革命前后，1902年、1919年列宁先后主持制定的两个党纲，都把人的和谐全面发展，作为共产主义未来社会最高理想目标，这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好地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1902年，列宁在起草第一个党纲时，对普列汉诺夫等人起草的草案，先后提出过四次修改意见，每一次都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不仅在于经济上“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而且在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中文第一版原来把这一纲领表述翻译为“最高的福利和全面协调地改善物质生活”，似乎都只是讲物质生活，实际上根据列宁使用的俄文原文，后半句指的是人的发展，“全面和谐的完善”。[10]列宁认为，单讲物质福利，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大体也能做到；在此基础上，每个人的自由、和谐、全面发展，才是共产主义特有的更高目标。十月革命后，1919年，列宁主持制定的第二个党纲，仍然是坚持了上述双重目标的有机统一。

第四个闪光思想，列宁在晚年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尤其是通常称作“政治遗嘱”的最后论著、最后构想中，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盘改革计划”，蕴涵着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新观念，至今仍有重大启迪意义。

在经济发展道路问题上，他强调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任务，为此在所有制问题上不要追求清一色的“纯社会主义”，而要长期保持多层阶梯式的经济结构，为此需要把合作制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主要桥梁和枢纽，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引进外资，作为特殊的中介和帮手，并充分利用国家宏观调节下的市场――这就意味着，不再把国家垄断制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最好途径，从国家主体的社会主义模式，走向多元主体的合作制社会主义模式。

在文化发展问题上，他提出不仅要把重心从阶级斗争、政治革命转向经济建设，而且要进一步把工作重心转向文化建设、“文化主义”，要把造就一代新人的问题，作为统摄全局的根本目标。

在政治发展问题上，他不仅提出了新经济政策，而且提出了必须与之配套实行的新政治政策。

列宁的最后构想，是落后俄国通过新经济政策道路――利用国家调节下的市场，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发展战略构想。

列宁的最后构想，是走创新型发展道路，走向“新型市场经济――新型民主政治――新型科学文化”的全盘改革构想。

列宁的最后构想，是“经济――政治――文化”三维一体、全面协调发展的总体构想。

因而，它对我们今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特别直接、特别重大的启迪意义。

3．思想，尤其是《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这两大论著，包含着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源头。从中国现代化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看，思想的丰富内容可以分为上下两篇，每篇又可分为序论与本论两部分：思想的上篇是新民主主义论，其中前面的序论部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后面的本论部分是新民主主义建国论；思想的下篇是社会主义论，其中前边的序论部分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论，后边的本论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论。

其中，与科学发展观联系最直接的思想衔接点、活力最旺盛的理论生长点，首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新民主主义建国论和《论十大关系》中首倡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论、发展模式论。

《新民主主义论》核心部分是新民主主义建国论，提出了一整套新民主主义建国大纲，其中包括比较系统、比较具体、比较完整的经济发展纲领、政治发展纲领、文化发展纲领，在一定意义上，可称之为新民主主义时代的科学发展观。

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主旨，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既超越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向现代化，又超越西方旧式民主主义道路，也包括超越苏俄式现代化的道路。

新民主主义论，还特别强调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内在统一性，全面协调性。新民主主义建国大纲，是三维一体的发展目标：实现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文化革命，建设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是互为根据的，如三足鼎立，协调一致。

在1956年党的召开前夕，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既是突破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与思想源头，又是突破苏联传统发展模式、探索科学发展观的历史起点和思想源头。我在2001年发表的《中华腾飞论》一书中，曾经着重研究了前一方面，这里试着谈谈后一方面。[11]也就是说从科学发展观角度，重读这一光辉的历史文献，探寻其中包含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萌芽：

一是统筹兼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旨在实现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发展目标的基本方针。“统筹兼顾”这个提法，是稍后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补充提出的，但其基本思想、基本方针，还是初步形成在此前的《论十大关系》中。

二是《论十大关系》的头5条，实际上讲的是经济发展中的五大统筹、协调发展问题：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全面协调发展问题；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全面协调发展问题；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全面协调发展问题；国家、企业、个人的全面协调发展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全面协调发展问题。

三是《论十大关系》中的第6至第9条，实际上讲的是政治发展中的四大协调发展问题：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协调发展问题；党内与党外的协调发展问题；革命与反革命的敌我关系的妥善处理问题；党内分清是非与团结同志这两方面的协调发展问题。

四是《论十大关系》最后一条，题为“中国和外国关系”，实际内容侧重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与广泛吸取世界文明成果的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问题。

五是《论十大关系》最后一条讲民族文化与世界文明的协调发展，其中蕴涵着“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哲学理念。

六是《论十大关系》一开头就提出了“以苏为戒”的问题，就是借鉴苏联历史教训，寻找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新道路，开创一种又多又快、而且又好又省的中国发展模式。

4．邓小平理论中的科学发展观雏形：“南巡谈话”中的十大关系与可持续发展观萌芽。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科学发展观的问题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地提出来。不过，在邓小平理论框架中，也合乎逻辑地包含科学发展观问题，就以邓小平理论的大成之作――1992年“南巡谈话”为例来说吧。为了揭示出科学发展观同它的理论渊源关系，我们从中选择出与科学发展观联系较为密切的十大关系：

一是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的关系；二是体制改革与解放发展生产力的关系；三是解放发展生产力与走向共同富裕的关系；四是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五是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主体性与开放性的关系；六是贫穷与富裕、先富与共富、国富与民富的关系；七是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八是发展经济与发展科技、教育的关系；九是改革开放与惩治犯罪、物质文明发展与精神文明发展的关系；十是改革开放、加快发展同加强党的建设的关系。

这十大关系，都牵涉到科学发展观的基本问题：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

也正是在“南巡谈话”中，邓小平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名言。

也正是在“南巡谈话”中，“三个有利于”的提法为中国发展确立了价值目标与价值尺度。

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南巡谈话”重点解决当时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但也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目标问题，如讲“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12]可惜，这里没有讲到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问题。但从总体上看，邓小平也曾多次关注这一问题。如，早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邓小平就最早提出中国人口控制问题；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首倡尽快制定一部森林法，绿化祖国；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新概念，并提出“增产节约”的基本原则。

可以说，邓小平理论中孕育着科学发展观的思想雏形。

5．“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也包含着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孕育过程中，同时也孕育着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思想。这集中体现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这篇讲话发表时题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或许也可以称之为《十二大关系论纲》。这里讲的十二大关系，中心问题还是科学发展问题。特别是第二条“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第三条“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最后第十二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集中表明科学发展观问题已经成为贯穿其中的重要课题。

而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的十六大政治报告，在讲到“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指导原则时，最重要的头一条讲的正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对科学发展问题，更加重视了。

科学发展观的第二大理论来源，当代世界思潮中的生态危机观、新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首先和主要的源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发展。在此前提下，还应从世界历史[光的哲学高度，广泛涉取当代世界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呼唤人类新型文明的四大思潮――生态危机观、新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观。

20世纪70年代以来罗马俱乐部等提出了生态危机观。1968年，来自十几个国家的几十位学者、活动家，成立了罗马俱乐部，呼唤人类注视已经面临的全球问题、生态危机、人类困境。1970年4月5日，美国30万人，举行以环境保护为主题的盛大示威，这一天后来成为“世界地球日”；1972年，世界举行第一次世界环境会议，通过第一份《人类环境宣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佩鲁、英国学者阿马蒂亚・森与联合国倡导新发展观。1983年，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佩鲁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发表了《新发展观》一书。该书主旨，意在不仅超越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观，而且超越重点强调的社会结构变迁的改良型发展观，旗帜鲜明地倡导新发展观，强调发展目标在于“为了一切人的发展”和“为了人的全面发展”。[13]199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英国学者阿马蒂亚・森，第二年就发表了《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代表了新发展观的最新成果。他倡导聚焦于人类自由的新发展观，认为单纯强调经济增长或社会结构现代化的发展，都只能叫狭隘的发展观。[14]

1987年以来，在国际范围内普遍兴起可持续发展观。1987年，由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主持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供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并经第42届联合国大会辩论后正式发表。这里第一次郑重肯定“可持续发展”这个新概念，并首次就此作出一个新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报告还进而提出可持续发展在社会公正方面的双重尺度：“虽然狭义的自然可持续性意味着对各代人之间社会公正的关注，但必须合理地将其延伸到对每一代人内部的公正的关注。”[15]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并发表《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2002年，联合国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世界可持续发展大会，发表了《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并承诺执行《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可持续发展观已成为当代世界思想发展的主要潮流。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国际范围内还兴起了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这方面我们过去研究不够，实际上还是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科学发展观的第三大理论来源，中华民族哲学的活智慧、大智慧

迄今为止，国内外流行观点多半认为，哲学只有西方哲学一种主流形态，辩证法只有古希腊辩证法一个思想源头。实际上，哲学发展的这种单一源头论、单线发展论、单一模式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我们决不能忽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大智慧、活智慧、新智慧。对于科学发展观来说，更是这样，一定会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发现许多源头活水。这里仅仅点出几例：

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这是贯穿中国哲学的一条基本线索，萌发于五帝时代，周公时代明确地从以神为本转向民本人本。仅据尚书中的《周书》部分，则有许多表达“以人为本”的哲学命题：“唯天地万物父母，唯人万物之灵”，“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不可信，为政唯人”……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人本思想是主流色彩。老子讲“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孔子更讲“天地之性人为贵”；而《管子》的《霸言篇》、《晏子春秋》的《内问篇》，都直接提出了“以人为本”这个哲学命题。[16]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其特点是反对把人与自然关系看成主客分离、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强调人与自然是紧密联系、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在距今1万年至5000年前，在中华文明起源时代与形成时代，通过原龙形态（原始的龙），就在神秘主义形式下，形成了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原始形式。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的殷周之际，在中华文明雏形期，在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中华文化元典《周易》中，尤其是其开头的乾坤两卦，以及相应的商周夔龙形态中，初步生成了天人合一宇宙观雏形。公元前500年前后的春秋战国到秦汉之交，中华文明定型期，孔子晚年所作《易传》，包括1973年新发现的帛书《易传》等文献，不仅为易学从占卜之学转化为义理之学奠定理论基础，而且为中国龙学、龙文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核心理念正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公元1000年前后，张载、朱熹从不同方面继承发展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周易》开创的发展观。这是中国古典特色的辩证法，是中国古典特色的发展观，也是中国古典特色的哲学形态、哲学智慧源头。其核心内容，特别强调阴阳交合的辩证法、发展观，通过阴阳交合，表现出矛盾统一体中阴阳这两个方面的对立同一的双重关系。

源远流长的生态保护观。在这方面，中华民族智慧中有许多瑰宝有待发掘：在距今一万年前的三皇时代，通过泰山封禅等神秘主义形式，就萌发了原始的山林生态保护观；黄帝开始的五帝时代，中国原始国家形成的公共职能之一就是生态保护；4000年前时的夏代，中国已有了生态保护的机构、制度与法令；距今3000年前的《周易》、《尚书》、《礼记》、《逸周书》等，都有原始的生态保护观；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老子、庄子之道家，孔子、孟子之儒家，管子、荀子之法家等等，都有古典形态的生态保护观思想萌芽……

和谐观。这也是从孔子儒家到老庄道家，中国哲学普遍的核心理念，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身心的三大和谐……

我们应当立足当代中国实践，对上述这三大理论源头进行综合创新：对于科学发展观来说，其中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是最直接的主要理论来源；当代世界新发展观是国际性、借鉴性理论来源；中华哲学智慧则是可持续发展观民族性、本土性的理论来源。

参考文献：

[1][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3．383．383―38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马克思．资本论（1）[M]．人民出版社，1975．649．

[5]马克思．资本论（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26―927．

[8][9]列宁选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0．557．

[10]列宁全集（6）[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7．

[11]王东．中华腾飞论――、邓小平、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3－125．

[12]邓小平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0―371．383．379―380．

[13]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序言11．

[14]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2．1．

论科学发展观篇(4)

2004年，同志《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完整表述了科学发展观，表述了“以人为本”的的深刻内涵。他说：“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这一表述，是同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理论相衔接的，是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我国建国以来半个多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为基础的，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因而是完全正确的。既然社会主义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阶级差别，那么，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目的和动力的“以人为本”的人，决不能是少数人，而必然是全社会广大的人民群众，要以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以人为本”阐明了发展的目标和动力，而这一发展目标必须要有相应的发展途径来实现它。同志在阐述科学发展观时指出，为了实现“以人为本”的目标，必须贯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他说：“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同“以人为本”相联系，完整地表述了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党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新认识。

那么，科学发展观中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从哪些方面体现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呢？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过去讲社会主义建设，主要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从总结过去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不仅是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也必须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并且使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对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需要，不仅要满足他们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而且也包括他们的政治权益；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是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而且也包括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全面协调发展，不仅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而且也包括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而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政治文明的核心就是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第二，社会主义发展包括很多方面，并且发展的诸多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就明确的。但是，社会主义发展究竟包括哪些方面？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制约究竟是怎样的？对这两方面的问题，我们只能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逐步发现和认识。科学发展观所揭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体现了我们党对这两方面的最全面的新认识。据此，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社会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要防止片面性，全面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防止因发展不平衡而制约社会主义全面发展。

第三，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涉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科学发展观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出来，表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已达到了新的高度，认识到为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保证一代接一代的永续发展，必须彻底改变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不能以牺牲后代利益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不能以眼前发展损害长远利益，不能以局部发展损害全局利益。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几点思考

“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越成熟，“以人为本”的内涵也体现得越充分。既然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说我们的发展目标是要保证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是否有点脱离实际呢？对于这个问题，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正确认识：

第一，“以人为本”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科学发展观提出这一发展目标，表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至于这一发展目标的实现程度，是要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逐步提高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放弃了“以人为本”这一发展目标，就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适应多层次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对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起着支撑和保证作用，因此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也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其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明确“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着力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等都充分表明，通过发展来保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要，是切切实实地在逐步实现着，决不是不切实际的空话、大话。

第三，“以人为本”这一发展目标，要通过“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贯彻来实现。科学发展观揭示的普遍规律，对全国各地都有指导意义，各地区、各部门都要贯彻落实，但又要从各自的实际出发。

论科学发展观篇(5)

[关键词]民族政策；科学发展观；优化；创新

科学发展的实质是创新发展，促进民族发展离不开民族政策的推动，在民族发展问题上践行科学发展观，离不开民族政策的优化与创新。

一、民族政策的实质与作用

民族政策是执政党民族治理理念的具体化，是政府为了处理民族问题、改善民族关系而制定和实施的法规、准则以及措施的总和。

法规和准则作为一种规范，规约和导引国家、各级政府、社会团体、普通民众在对待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应持怎样的态度、该如何去做，并通过褒扬与惩戒达到维护道义和秩序的目的。措施是贯彻执行和维护法规、准则的具体手段，一是国家的积极干预，即国家根据法规和准则，主动采取行动，保护和支持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二是为维护法规、准则的严肃性，对违反法规和准则的行为予以惩处。我国民族政策的特点是以“积极干预”为主，国家主动介入到各种与少数民族相关的社会事务中，比如身份认定、社区发展、国家直接投入和管理的经济开发项目以及国家主导的文化活动等。[1]

民族政策通过具体运行可以发挥出中介作用、调控作用、促进作用和规范作用。

民族政策是民族理论与民族工作实践的中介。民族政策是执政党和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政治主张向具体民族工作转化的中间环节，民族政策以法律、法规、准则等形式将执政党和国家的民族治理理念制度化，并进一步通过规范和指导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成员的行动，外化为政府作为或公民行为，发挥民族理论指导民族工作实践的作用。通过理论—政策—实践的循环链条，民族理论会在实践中得以检验。另一方面，民族工作实践过程出现的问题又会通过民族政策的评估反馈给政策的制定者，并进而督促执政者对民族理论进行思考，对民族政策进行修正和优化。

民族政策对民族关系具有调控作用。国家凭借合法性权威，依靠政治动员力量和社会资源运用，能够实现对政治单元内部各民族关系的调整，通过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以调处和化解民族社会内部以及民族之间的各种矛盾，促进民族内部结构的优化和民族之间关系的顺畅和谐，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局面。

民族政策可以推动民族发展。我国的民族政策以对少数民族的优待和倾斜为特点，能够以外部助推的方式，促进少数民族加快发展。由于各方面原因，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不少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各民族之间的差距较为明显，发展滞后的民族社会通过自身努力难以实现常态发展，与此同时，原有的民族发展差距还会不断加大，为此，为了实现发展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快速发展，就要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民族政策，“催化”和助推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

规范国家和民族的关系。我国现行的民族政策一方面规约着国家对民族的责任与承诺，影响着国家对民族的政治态度、地位承认和权利赋予；一方面规约着民族对国家的义务和忠诚，影响着各民族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政治信任和政治参与。[2]

我国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在于尊重和保护各民族的利益。新中国成立以前，历代封建王权以强力维护帝王的权威和国家的统一，其主要措施是实现不同民族统治者之间的联合，但在社会内部却存在着较为普遍的民族歧视、剥削与压迫。新中国的成立则以各民族无产者的联合为基础，以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发展为目标，以民族区域为制度安排，结构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很快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党的地位后，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主导，开始进行自上而下的多民族国家构建，以民族平等、团结为总原则，在意识形态和具体工作中纠正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在民族识别的基础上，保障和扩大各民族的政治参与，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民族政策体系，从政治、经济、语言、风俗习惯、等各方面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确立和发展制定规范。旧社会遗留的民族隔阂逐步被民族团结弥合，民族歧视被民族团结化解，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不断增加，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境况大为改观。尽管其间经历了“”的冲击以及一些环节的曲折和失误，但民族团结进步在今天依然是主流。“历史已经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比较好的处理民族问题，赢得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政策，这些政策确定了行为规范，消释了种种矛盾，赢得了人心。”[3]

二、当前我国的民族政策实践环境

民族政策实践环境是指既定民族政策贯彻执行环节所处的环境。我国当前的民族政策实践环境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构成。自然环境由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生物环境等要素组成，社会环境由社会经济环境、社会政治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要素构成。从不同的研究视角还可以将民族政策实践环境分为宏观环境(整个国家的民族教育政策环境)和微观环境(如民族自治地方的政策环境)。

由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生物环境组成的自然环境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区域性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一项民族政策的执行要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灵活执行，避免一刀切。这也决定了国家政策要么给出宏观指导意见，由民族自治地方配之以具体方案；要么具体针对某一区域的特点，将政策微观化、细致化。同时，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发，民族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必须考虑生态成本，在进行政策评估时，要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一并考虑。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任务为现阶段的民族政策实践环境增加了关心生态的新内容。

由社会经济环境、社会政治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要素构成的社会环境具有时代性、综合性、主题性的特点。社会环境的时代性表现在21世纪的民族政策执行既要面对全球化的潮流，又要保持民族性的特点，共性与个性同时关照；社会环境的综合性是指在和谐社会构建的关键期，既要重视民主政治建设，又要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还要重视民族文化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建设，现阶段我国民族政策的实践环境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综合性特点；社会环境的主题性是指在现阶段民族政策面临解决一些必要的主题，比如民族地区的生态环保问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问题、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问题、民族扶贫问题、和新疆等边疆地区稳定发展的问题等等。

政策实践环境的变化要求民族政策随之而动。一方面要阶段性的评估、终结一些失效的、与现行环境脱节的政策。有关学者的研究统计表明，从1949年到2004年，财政优惠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50%、税收优惠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62.5%、人口生育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75%、文化教育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92.31%、就业职业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100%、农业发展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70%、工业发展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57%、民族贸易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20%、扶贫优惠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92.31%、扶贫开发计划执行的稳定程度为50%、扶贫专项基金执行的稳定程度为80%、对口联合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75%、外贸边贸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71.43%。[4]另一方面，要根据新的实践环境要求及其衍生的发展任务的需要，制定和实施新的民族政策。新世纪以来，根据新的环境和发展任务，国家先后出台了《兴边富民行动“十一五”规划》、《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等宏观政策规划；在2001年至2010年具体制定实施“西部地区民族自治地方企业可以定期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对西部地区实行为保护生态环境，退耕还生态林、草产出的农业特产品收入，在10年内免征农业特产税”、“对西部地区实施吸引人才和发展科技教育特殊政策”、“国家对西部地区实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政策”等十多项微观政策。

把握现阶段我国民族政策实践环境的特点，明晰我国当前民族政策的目标和任务，是深入贯彻执行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三、影响民族政策效应的因素分析

民族政策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治理的指导思想和举措，对其效应的评价可能来自于执政党对预先政策目标设定完成情况的评估，还可能来自于政策受益群体的满意度反馈，还可能来自于综合的社会评价，包括一项政策对于其他民族的连锁影响。但从根本上，有两点会对民族政策效应的评价产生影响，那就是道义和公正。

道义是一种原则，这一原则会影响到民族政策的合法性，即公众对民族政策内容和目的的认可和支持程度。符合道义是制定和实施民族政策的出发点。只有更多不同民族的民众认为国家的某一民族政策是合理的、符合道义的，这项政策才会得到支持和认可，否则，将因缺乏道义支持而失去效应，甚至产生负面效应。

公正是国家政策和政府行为必须恪守的价值基础。在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不仅要体现公平原则，而且要自始至终地贯彻公平原则。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人们只有在体现了公平的社会规则和社会关系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协作劳动、分工生产，积极创造社会财富，越高程度的社会公平就能够创造越高程度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5]，民族政策应遵循社会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的原则。我国各民族发展不均衡的实际情况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以“不公平”的倾斜性支持政策形式，朝着公平的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政策目标努力。但这种“不公平”不能超出公平阈[6]的范围，否则，将导致逆向性歧视。

此外，民族政策的立策基础也是影响民族政策效应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民族问题及其诱因复杂多变，民族政策的立策基础和效果评价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甚至是天壤之别，必须进行理性的思考。尤其是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与民族问题之间关系的把握。如果抛开政治、文化等因素，一般来讲，民族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过大会影响到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但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其间的关系并不一定成立，甚至相反。

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和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的分立主张在实现经济富裕后反而愈演愈烈。在特殊的情况下，贫穷不仅会成为民族分立的理由，富裕也可以成为民族分立的借口，而且这种情况已不是特例，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前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比利时的佛拉芒人以及意大利北部“帕达尼亚”的独立，都有这方面的原因。[7]此外，西方的后物质主义思潮的兴起也启示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在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或基本满足以后，其注意力很有可能转向对非物质生活以外的诉求，包括信仰、文化甚至是民族主义情结。

此外，民族优待政策也可能诱发新的民族问题产生。在一些国家中，政府为减少民族冲突实施一些优待政策。其理论支持是：民族冲突是民族间经济差距的产物。实施优待政策的政府认为：这是一个成本较低的应付民族冲突的策略。为了绝大多数民族群体最终能够平等的竞争，至少在短时期内有必要实行倾斜的优待政策；来源于客观经济差距的民族冲突可以通过针对这些差距的政策的实行而消除。但引出的一个后果是使另一些在优待政策之外的民族心理失衡，导致民族之间、民族群体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一些国家的事例表明，政府在施行民族优待政策的同时往往要承担经济和政治代价。研究者认为，如果严格地实行优待政策，有可能引起两方面的负面效果，一方面引发不被优待民族群体受歧视的愤怒，增加民族冲突；另一方面优待政策增加了落后民族中普遍存在的竞争无能感，增加他们需要特殊照顾的负罪感，还会增加他们由于实际竞争失败产生的对竞争的恐惧。[8]

可见，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以准确把握政策环境为基础，还要考虑到政策的综合效果。一个民族区域如果传统社会特征浓厚，在信仰等方面存在显著的民族特殊性，又存在政治精英的狭隘民族主义动员，甚至是民族分裂主义的煽动，经济落后则有可能成为反动精英进行政治动员的借口，但经济发展也可能会成为地区民族主义激升的基础。为此，针对不同的民族问题，民族政策要进行“多处方”的综合，共同致力于民族问题的解决。

四、科学发展观对民族政策的指导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现阶段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对民族工作开展同样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全方位地关注各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增强各民族的发展能力，帮助各民族改善生活，给予各民族更多的生存与发展机会，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加快消除各民族的贫困，即努力消除各民族的知识贫困、权利贫困、人力贫困和收入贫困等。[9]民族政策是推动民族工作进步、促进各民族发展的重要手段，民政政策实践过程就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过程。

(一)民族政策以维护和实现各族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本

以人为本，强调的是以人的利益和人的发展为根本，但它强调的不是某个人的利益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决定了以人为本理念中的“人”，指的是中国人民，利益指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发展指的是中华民族的发展。从另一个角度讲，是以中国56个民族人民的利益为本，是以中国56个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为本。民族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目的是维护、保障和实现各族人民的利益，一项具体的民族政策既要使作为政策客体的民族受益，也不能损害其他民族的利益。

(二)更好地体现照顾

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解中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在政府的决策、政府的行政过程中更多地关注哪类人。在我国，由于历史、自然环境等综合原因，形成了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基于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民族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影响到和谐社会构建大局。为此，以人为本应体现出明确的指向性，那就是加大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支持力度，尤其是要特别关注那些亟待加快发展的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民族之间发展的差异性、差距度决定了以人为本要具有“民族特色”和针对性，要突出强调通过民族政策激活民族发展的内部活力，让受益的民族获得自身永续性的发展能力，而不是一时的“福利”。

(三)更好地体现公平

社会主义民主意味着公平，意味着权利和利益的共享和共有，意味着同等地位的同等待遇。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向横向拓展，民族成员之间跨传统居住区域的多向流动增加，各民族内部结构性变化和民族社会分层流动加快，民族成员内部贫富两极分化明显，民族成员之间之地位与待遇的比较就表现得更为直接。这种局面致使相同社会分层上的不同民族的成员因为享受不同的政策，产生不同的感受，进而会影响到民族关系。因为我们的民族政策可以高度概括为是“族体共享”的政策。民族政策整体运行环境发生了明显的时代变化，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的联动性作用加强，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渗透到社会各层面、各领域，以人为本要体现人本关怀，要体现对各民族弱势群体的同样关照。

五、民族政策的优化与创新

科学发展观反思了过去发展的挫折与教训，汲取了人类关于发展的最新理念，其内涵集发展应体现的人性伦理关怀、发展的理路与范式选择、对发展的本质认识于一体，对民族政策的内容优化、实践过程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将理想目标微观化、具体化，进一步发挥民族政策的规范作用

在多民族国家的构建初期，为了聚合民心，提高各民族成员对未来发展的预期，提出和确立民族关系和民族发展的理想目标是必要的。平等、团结、自治、发展的原则及目标设定和旧社会民族关系恶化的状况相比，无疑激发了各族人民对未来多民族国家的向往，并积极投身于多民族国家建设。

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是一种价值理想，是一种宏观原则，也是一种发展目标，将其从抽象的信念转化为各民族群众身体力行的自觉需要一个过程，将其从口号、辞令层面切实内化为各民族群众之间的一种包容、尊重、理解、善待同样也需要一个过程。而以人文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并不单单是要求国家和政府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本，其更为深刻的内涵在于人人以人为本。社会发展的引领力量来自于政府权威，而实现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却在民间。

民族政策的合法性来源于社会公众，民族政策的执行并不只是国家和政府的任务，民族工作也不只是某个或某些部门的工作。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工作因而是整个社会的工作，做好民族工作人人有责。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民族政策实践，要在继续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进行人、财、物支持的基础上，也要注重通过微观化、具体化的政策渗透，进一步发挥民族政策作为规范的作用，规范政府、社团、公民在民族交往中采取正确的态度和得体的言行。民族政策既要通过看得见的一面体现出来，也要通过看不见的一面体现出来。

民族政策是政府行为，也是公众行为。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已经固定化的认为民族政策是政府行为，其结果是社会公众的责任淡了。民族纠纷、冲突的出现后，往往需要政府出面解决，普通民众怕、躲、靠、看，不主动去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这说明，民族政策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在社会基层发挥得比较薄弱。

民族政策贯彻实施需要创新，民族政策要通过微观化、具体化、基层化、社会化来实施。如果各民族群众在日常交往中，都能彼此尊重对方、包容对方、克制自己的行为、矫正自己和他人的行为，真正人人以人为本，那么社会和谐的基础才会建立起来。

(二)民族政策过程中体现民族关怀

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以维护和发展各族人民的利益为目标的，民族政策是益民的社会工程，不只是简单的政府行政工作和任务。贯彻执行好一项民族政策的“催化剂”是民族关怀。所谓民族关怀就是要在具体的政策实践过程中，相关人员带着感情去工作，诚心诚意的带着对受益民族的尊重、爱护和关心去工作。这是政府公共责任感在民族政策执行上对公职人员的要求，是政府人员伦理自主性的体现。

高效应的民族政策实践过程离不开民族关怀因素，民族关怀应充分体现在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和政策监控等各个环节。

民族政策制定是整个政策过程的起始阶段和首要环节。在这个阶段要进行充分地调查研究，汇集各方面民族发展的政策意向和信息，广泛争取各方面的意见，进行科学论证，进行政策实施预测，形成政策提案，经过合法化的过程，成为正式的准备付诸执行的民族政策。在这个阶段，为了确保形成的政策符合民意，应把民族政策的制定置放在整个社会环境中，吸纳广泛的公众参与，通过民意调查、信息公开和新闻媒体介入、举行听证会等途径、方式了解各方反应，了解受益民族群众和利益相关民族群众的真实想法，以确保政策目标真正为民族群众所急、为民族群众所想。

民族政策执行是构成政策过程的中介环节，是将政策既定目标转化为现实的唯一途径。因此，这个环节相当重要。这个环节本身又包括政策宣传、政策分解、物质和组织准备、试点和全面铺开等环节。体现民族关怀以尊重民族群众的知情权为前提，通过必要的宣传让民族群众了解政策的内容和目的，让民族群众觉得民族政策与其生活密切相关，从而支持政策，积极参与政策执行。体现民族关怀也体现在充分发挥民族自治地方的作用上，通过民族自治地方对民族自治权的充分运用，发挥出政策效益。在这个环节，应该充分发扬民主，避免主观作风和单一的行政行为模式化，要从当地的实际出发，服务于当地各族人民。一些对口援建项目采取的“交钥匙”工程的做法，往往忽视了必要的民族关怀。为了各族群众、相信各族群众、依靠各族群众正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理念的践行。

民族政策评估是判断政策效果的重要环节，政策评估将为政策的继续、调整还是终结提供依据，有利于促进民族政策的制定及其运行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民族政策的评估可采用专家评估、民意收集、综合评估等方式，要以政策的效果、效益、效率为评估重点，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注意从经济指标、环境指标、生态指标、民意指标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

民族政策监控贯穿于整个政策过程的始末，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通过这个环节来监控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和终结，有助于确保政策是否得到贯彻实施，以求达到预期的效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就是要挖掘民族政策的监控源，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府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各级党委、派、广大人民群众和人民团体的作用，尤其应注意吸收受益群体的代表参与政策监控工作。

(三)从群体受益向地区受益和个体受益转化

目前，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族体共享”的政策。[10]这一传统来自于新中国建立初期。从新中国建立初期到计划经济时代，除了满族、回族以外，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集中分布在传统的居住区域内，民族社会环境相对封闭、稳定，同一民族社会内部社会分层情况不突出，因此，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实现民族政策“族体共享”是合理的。

时至今日，我国民族政策的整体运行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向横向拓展，民族成员间跨传统居住区域的多向流动增加，民族散居化趋势更为明显，也就是说，从新中国建立初期到计划经济时代的民族居住区域相对固定，民族社会环境相对封闭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二是在各个民族社会内部，社会分层现象比较普遍，民族成员内部贫富两极分化明显，群体性的民族经济社会差距被个体化的民族经济社会差距替代；民族成员之间之地位与待遇的比较更为直接，这种局面致使相同社会分层上的不同民族的成员因为享受不同的政策，产生不同的感受，三是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渗透到社会各层面、各领域，同时，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公平、公正、平等已成为人们重要的社会价值追求，获得同样的发展机会，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公众的维权意识、民主参与意识都不断地叩问“为什么在生育、入学、就业、提干、福利等方面不实行各民族的完全平等”?

以人为本要体现人本关怀，要体现对各民族弱势群体的同样关照。国家和政府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扶持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做好社会整体的扶贫工作和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扶助工作，这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求。由此可见，如果再简单地实施“族体共享”的做法，将会在一定程度上违背社会公正的原则。民族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应该微观化、细致化，不能再简单地“一刀切”。比如某些省在招收民族预科班学生时，招生政策原则上规定录取分数线可降低80分，结果吸引了大批城市少数民族学生报考，按照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满计划数的录取方法，实际录取分数线只降低了几分到十几分，结果是：被录取的学生成绩好，但又不愿意多上一年的预科班，而这些省内欠发达地市需要照顾的少数民族学生却没有真正享受到政策优惠，城市内与享受这一政策的少数民族学生同等家庭环境和同等教育条件的汉族学生认为这对他们不公平。[11]这一政策的实施由于没有以照顾差距为基础，简单的以族体受益为标准，因而其结果是“该照顾的没有受到照顾”，“不该照顾的却受到了照顾”。

科学发展观要求民族政策实践应通过不断创新来实现以人为本，既要体现民族照顾，又要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在受益对象界定方面可采取两种思路：一是将民族照顾与地区照顾结合起来，即对于一些发展水平相近、自然环境相似、经济发展困难相同的民族和地区，实施同样或相近的政策，做到民族发展和地区整体发展同步考虑。二是由群体受益转向个体受益，基于民族群体的优惠政策向基于个人需求的扶助政策过渡，最后转变为基于公民权利的政府扶助，即谁需要帮助，政府就扶助谁。[12]

总之，随着时代演进，我国民族政策的实践环境和整个社会的大环境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各种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出现，而要有效地解决这些新问题、应对这些新情况，就要以人文本，不断创新。

注释：

[1]关凯.族群政治[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275.

[2]青觉.民族政策：国家行为的政治规范[J].中国民族报，2007-02-02.

[3]吴仕民.西部大开发与民族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194.

[4]温军.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政策稳定性评估[J].开发研究，2004(4)：23.

[5]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6-10-18.

[6]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根据社会心理学中的认知失调理论于1963年前后提出了公平理论。其中公平差别阈(EDTequitydifferencethreshold)理论强调条件不相等的公平感，认为在人们心理承受的范围内，存在分配差别是允许的.根据个人工龄，职位，资历，劳动投入量等因素决定不同的人的收入存在的差别。条件不相同的人之间的收入差别过大(称为悬殊差别)或差别过小(称为无差别)时，都会造成人们的不公平感。只有适宜的差别分配才能产生公平感。所以，公平差别阈的概念是：刚刚能使两个条件不相等的人产生公平感时的适宜差别分配的比值。将这一理论借用到民族政策的影响上来，如果民族政策对某一民族的照顾过于优惠，超过了其他民族的心理承受限度就会对政策的合理性产生质疑。

[7]潘志平.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108.

[8]靳薇.世界各国的民族政策及其影响[J]，科学社会主义，2008(2)：94.

[9]严庆.浅谈民族发展政策对科学发展观的回应[J].贵州民族研究，2005(3)：18.

[10]熊坤，新严庆.科学发展观与民族政策的时代特色[J].满族研究，2007(2)：2.

论科学发展观篇(6)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发展伦理学;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10)04-0100-04

在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总书记首次提出全党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立足于“以人为本”,紧紧围绕作为“第一要义”的发展问题,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和“统筹兼顾”发展的根本方法。在新的社会时代背景下,它从“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惠及谁”等方面创造性地问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将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区别于其他一切“非科学”、甚至“不科学”的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认为,在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展”是主线,“以人为本”是关键。我们必须着眼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需求,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化发展等方面统筹协调可持续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最终实现人民群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由此,科学发展观鲜明地体现出了发展伦理学的多个向度。

一、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发展伦理向度

在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过程中,经济的发展是其他一切方面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传统的发展观主要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考察社会的发展状况,过分强调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率等物性指标的评判作用。这是一种“只见物不见人”的发展观,一种在经济与人的关系上本末倒置的发展观,一种纯经济的畸形的发展观。

与之不同,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在经济发展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时时处处围绕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去开展经济建设,不仅要追求经济指标的增长和物质财富的积累,更要注重发展过程及其成果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关系。因而,科学发展观包含着对经济发展过程的伦理规范与引导,体现出一种经济发展的伦理向度。这具体表现在如下要求上:

一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中“快”与“好”的关系。其中,“快”主要指发展过程中数量、规模等客观的物性指标的增长。“好”则指发展在内在性质上对人民群众的有益性或有用性的这种价值评价。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又快又好”的发展方针。2006年,党中央把发展方针进一步调整为“又好又快”。一方面,只有坚持好字优先,在好的前提下才能实现长期持续地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只有保持较快的增长,才能抓住机遇,不断增强经济实力,使经济增长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更好地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总书记深刻地指出:“这个重要调整,强调的是国家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由此,“又好又快”的发展方针充分地映现出科学发展观对经济发展的伦理规束。

二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中速度与效益、增长与发展的关系。增长是发展的基础,没有快速的经济数量增长和物质财富积累,就谈不上发展。但增长不简单地等同于发展。如若不重视质量和效益,不重视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不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样的增长最终会制约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在经济发展中,必须从人民群众长远生存与良性发展的视角,处理好速度与效益、增长与发展的关系。“经济增长不能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和牺牲子孙后代利益为代价。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尊重经济规律,还要尊重自然规律,充分考虑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2〕

三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贫富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的发展目的。邓小平早就说过:“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3〕“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4〕同时,他还极富远见性地指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当前,面临改革开放以来因部分地区首先富裕而导致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处理好经济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关系,从战略高度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发展。这一方面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另一方面,在目前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5〕。因为只有发展好农村经济,让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才能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此外,在收入分配方面,要保护合法收入,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在生产经营方面,要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总之,要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这表明我党“既高度重视通过提高效率来促进发展,又高度重视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实现社会公平来促进社会和谐”〔6〕。

二、科学发展观的政治发展伦理向度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当前,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发展变化对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提出了新的要求。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党在具体的政治实践活动中必须始终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去执掌政权和管理社会。故此,这也包含着一种政治发展伦理的向度。具体而言,科学发展观要求广大党员与干部:

一要树立正确的执政理念。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鲜明的政治立场。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本质就在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7〕这一执政理念要求我们始终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始终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8〕。

二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我们党和政府的全部任务与责任,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要求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认识到良好的政绩不在于单纯的物质发展成果,不在于为少数人服务,不在于对少数人负责,而在于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诉求为标准。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用是否服务于人民、造福于人民,是否遵循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是否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否对子孙后代负责、对长远发展负责,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根本标准”〔9〕。因此,广大党员与干部“要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追求政绩的唯一目的”〔10〕。

三、科学发展观的社会发展伦理向度

传统的发展观仅仅重视经济的发展,而忽视社会其他方面的和谐共进。这种发展仅仅是一种经济的增长。然而,增长不等于发展。片面的经济增长常常带来诸如地区差异大、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突出等社会问题,从而危及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此背景下,科学发展观对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起着一种伦理规范的作用。

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我们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也是实现我们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因此,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要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做好如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就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为此,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我们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11〕。

二是促进并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12〕促进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就是要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具体而言,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抓紧完善利益协调机制,以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理顺分配关系、发展社会事业、维护社会稳定等为着力点,努力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13〕。

三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就是要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使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确保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总之,在社会发展方面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14〕。

四、科学发展观的生态发展伦理向度

在传统的发展视野中,自然不过是人类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利用工具或索取对象而已。长期以来,人类为了自身狭隘而短暂的利益需求,不惜过分耗竭自然资源,肆意破坏生态环境,由此而带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极度紧张。传统发展观是一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发展观,它必然为人类社会的后继发展带来深重的灾难。与之相对的另一个极端是,西方社会的生态中心主义认为,自然生态与人类一样有着平等的地位尊严和价值需求,它们是一种需要人类关心、尊重和善待的存在。显然,生态中心主义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但是,这种主张实质上是为了自然而关心自然,因脱离了人类现实的利益需求而常常难以遵照执行,同时这也有打着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旗帜而贬低人、消解人的思想倾向。因而,生态中心主义同样未能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两者不同的是,科学发展观指示着一种合理的生态发展伦理向度。

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任务,这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建立了“人――自然――人”这种更客观、更合理的多维联系,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予以有机地统一。在科学发展观看来,自然生态不是可被人类肆意消耗和破坏的对象,而是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和内在价值。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我们应该牢固树立保护环境的观念,树立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观念。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自然就是造福人类。对自然界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利用不讲建设。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彻底改变以牺牲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15〕。“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16〕显然,科学发展观的生态发展伦理向度既非一种极其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更非一种极端的生态中心主义,而是一种生态和谐主义,一种真正合理的人类中心主义。

五、科学发展观的文化发展伦理向度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仅涉及物质需求的满足,而且还包括思想文化需求上的提升。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优秀健康的思想文化能够对特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为此,科学发展观不仅着眼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的科学发展,还强调广大人民群众思想文化的全面进步,具有文化发展的伦理向度。

文化发展的目标是: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和教育人民,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凝聚力量、激发活力;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国情和形势政策教育,从而不断加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

当前,文化发展要求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扶正祛邪,扬善惩恶,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同时,我们还要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这种发展应该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根本原则,以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生存为起始,以其全面自由的发展为理想,紧紧围绕“发展”的问题,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化发展等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高屋建瓴式的重要指导。这蕴含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多方面的发展伦理向度,体现出了对广大人民群众至为深刻的伦理关怀。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诚如总书记指出,我们在当前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始终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科学发展新要求和当前发展阶段新特征结合起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着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17〕。以科学发展观全面的发展伦理向度为指引,我们必将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江苏代表团讨论时的讲话〔R〕.人民日报,2007-10-17.

〔2〕〔5〕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9.34-35,49.

〔3〕〔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4,166.

〔6〕.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J〕.求是,2008,(1):5.

〔7〕〔8〕〔10〕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8.29,30,79.

〔9〕〔14〕〔16〕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72,286,69-70.

〔11〕〔1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650,533.

〔12〕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7.

论科学发展观篇(7)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6-0207-02

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既有对前人智慧的继承，又有体现时代要求的发展和创新；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发展和创新。

一、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时代课题和新世纪新阶段中国面临的中心问题，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框架体系

1.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怎样发展”的基本问题

任何理论都是时展的产物，因此，任何理论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特性，主要解决那个时代的首要任务。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长期以来形成的各种弊端和社会问题纷纷暴露出来，“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怎么样发展”等问题逐渐成为当今中国亟待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针对这一课题，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创新理论，有针对性地回答和解决了这些根本问题。主张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主要回答了“什么是发展和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的问题；统筹兼顾，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主要回答了“怎么样发展”的问题。

2.科学发展观具备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清晰的框架体系

第一，科学发展观贯穿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基础不仅指导了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也渗透在科学发展观的各个论断和观点之中。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为核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把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发展主体的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努力实现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用联系的观点统筹整个国家各个方面的发展等。这些都完整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第二，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解决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面临的中心问题。如前所述，科学发展观主要深入研究解决和创造性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以及如何发展”这一当代中国面临的中心问题。对这一中心问题的准确把握和正确回答，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核心，为其他相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先导，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三，科学发展观围绕发展这一中心问题全面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新课题，形成了若干创新性的新论断。科学发展观围绕“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以及如何发展”这一中心问题对我国未来发展的一系列新思路进行了系统论述，形成了一个相互贯通、内在联系的系统科学理论。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发展和创新

1.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把社会主义向人的回归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以人为本”意味着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摒弃，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完善和发展，实现了从人本的角度来认识社会主义。建设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这在社会主义的认识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和提升，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境界。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审视社会主义，将重新确认社会主义的一条最不容忽视的、最基本的价值判断――社会主义应是真正的“人的社会”。

2.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思想的新目标。科学发展观认为，只有全面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尤其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坚持全面的观点显得更为重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全面发展的目标。

3.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思想的新要求，这就是中国经济社会要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要求。协调发展，揭示了中国发展过程中必须特别关注和着力解决的主要矛盾关系。协调发展主要是为了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坚持协调发展，就是要落实“五个统筹”。就是要通过统筹协调，解决地域、城乡、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等差距较大的问题，使发展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互衔接、相互促进、良性互动。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就是要合理利用和开发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要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推动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三、科学发展观对发展理论有一系列重要创新

1.对发展的内涵、实质和内容作了新阐述

科学发展观倡导“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指出了发展不仅是物的GDP增长，不仅是经济发展，而且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强调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互为前提和基础，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达到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统一。

科学发展观对发展的内容作了全面的论述。科学发展观提出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要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各方面的发展，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发展，要促进“五个统筹”，要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变革和生产力的发展相一致，这就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对发展的内容作了完整的概括和论述。

2.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的根本目标有重要创新

为谁发展? 这是任何一种发展观都必须回答的问题。科学发展观鲜明地提出以人为本，强调发展的出发点是人，发展的目的是人。正是这一回答，使科学发展观与其他发展观从本质上区别开来，并且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目标理论。科学发展观用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取代了以物为本的发展观，强调发展以人为目的，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的基础上追求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人自身发展的完整性；强调不但要注重发展的物质因素，更要注重发展的精神人文因素；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实际上矫正了我们过去发展过程中的方向偏离和价值缺失,增加了发展过程中的人文向度和道德关怀。

3.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道路理论有重要创新

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道路的理论，就是立足中国实际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所谓全面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所谓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友好，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社会和谐的文明发展道路。

4.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动力理论有重要创新

科学发展观既强调了人民群众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又明确了新的依靠力量。科学发展观坚持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强调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工人阶级，是推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中国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同工人阶级紧密团结，是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也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动力的新认识，使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理论更加全面和科学，更加符合时代特征。

5.科学发展观关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理论有重要创新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要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分为三个领域：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而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提出了更全面的社会建设理论,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发展为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四位一体”。这不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建设理论，而且还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

6.科学发展观关于对外方针理论方面有重要创新

科学发展观鲜明地提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努力构建一个“和谐世界”的新理念。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理论后，进一步把这一理念推广到国际领域，鲜明地提出中国坚决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构建一个“和谐世界”的新论断。中国需要并将坚持走对内和谐、对外和平的发展道路。走和平发展之路意味着中国将全力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进一步发展自己，同时以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和平发展是中国实现富强的需要，也是中国根本利益使然。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谋求和平、维护稳定、推进合作，构建和谐的世界。而和谐世界应该是民主的世界，和睦的世界，公正的世界和包容的世界。

7.科学发展观对发展的公正性作了进一步强调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了，人民收入提高了，但一些社会发展问题日益突出，如失业、贫困、社会保障、国民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社会分配的公正性问题开始困扰我们。针对这些新情况，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建立社会发展的公正机制，着眼于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人与人之间利益协调，着眼于当代人和后来人的承前启后，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贫困群体的生活环境，缓和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矛盾，从制度上保证低收入人群的生存和发展需求，保证每个人平等竞争的权利和机会，创造良好的追求公平的社会环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G]//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