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检察院抗诉申请书篇(1)

    审监程序在新民事诉讼法中的再次修订,是审监改革推进的成果体现。这次改革,使社会问题汇集到法院,再使法院问题汇集到审监,如果说二00七年民事诉讼法对审监程序部分的修订解决了申诉难、申请再审难的问题,那么二0一二年新民诉法对审监程序的再次修订,使得审判监督程序得到了全面的规范和完善。

    一、从新旧法条对比看修订内容

    1、新民诉法修正案第二十八条,将第一百一十一条改为第一百二十四条。修正案第二十八条,将第一百一十一条改为第一百二十四条,特别是第五项的修改:“(五)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 此条修订,首先是将“按照申诉处理”改为“申请再审”,这就彻底将“申诉”与“申请再审”给区分开了,将“申请再审程序”从杂乱无章的“申诉”中独立出来,确立“申请再审制度”。 其次,对于“生效的调解书”,当事人起诉,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申请再审。其中的“人民法院对符合本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起诉,必须受理;对下列起诉,分别情形,予以处理:”修改为:“人民法院对下列起诉,分别情形,予以处理:”。第二项修改为:“(二)依照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第五项修改为:“(五)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

    2、新民诉法修正案四十三条,将第一百七十八条改为第一百九十九条。修改内容为:“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在修正案第四十三条中,增加“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特定案件的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当事人或者双方为公民的当事人)根据自己需要,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或者原审法院申请再审,将自主选择的权利交给了特定的当事人。这样的修订,有其一定的意义,方便了当事人申请再审,体现司法便民原则,在措辞表述的理解上是给了当事人更多的选择权。

    3、新民诉法修正案第四十四条,将第一百七十九条改为第二百条。修正案第四十四条,对申请再审事由的作出重大修改,对部分再审事由作出了相应的限制和删除。第一款第五项修改为:“(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删去第一款第七项。 将第二款作为第十三项,修改为:“(十三)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1)将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五)修改为“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对“当事人向法院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而法院未调查收集”的理由中之“证据范围”限定在“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将当事人申请的事由缩小了。

    (2)删去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七项“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

    (3)将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款作为第十三项,并修改为“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删除了“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之申请再审事由。

    4、新民诉法修正案第四十五条,将第一百八十一条改为第二百零四条。修改内容为:“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院再审。”修正案第四十五条第二款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法院裁定再审的”原则上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若出现民诉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当事人向原审法院申请再审的情形时,也存在基层法院审理再审案件的情形,因此,该修正案作出了相应的调整。

    5、新民诉法修正案第四十六条,将第一百八十二条改为第二百零一条;将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九条改为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零二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修改内容为:“第一百九十八条,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第二百零二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调解书,不得申请再审。第二百零六条,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裁定中止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执行,但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劳动报酬等案件,可以不中止执行。第二百一十二条,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出抗诉的,应当制作抗诉书”。

    第四十六条修正案,首先明确“生效调解书”可以申请再审的法律地位; 其次,对于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劳动报酬等案件,这些案件通常被称为“五费一金”案件,往往涉及当事人基本生活保障问题。这种情况下,不中止执行,有利于胜诉一方当事人的权利保障。如果将来法院改判,还可以通过执行回转程序,恢复当初的权利状态,对最终再审中胜诉的当事人进行权利救济。

    6、新民诉法修正案第四十七条,将第一百八十四条改为第二百零五条。修改内容为:“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内提出;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新民诉法修正案第四十七条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作出了调整,由原来的两年变成了六个月。修订前的老法对期限的规定存在弊端,一般事由二年的申请再审期限过长,不利于法律关系的稳定;特殊事由三个月内提出再审的期限过短。

    7、新民诉法修正案第四十八条,将第一百八十七条改为第二百零八条。从新民诉法修正案第四十八条的修改内容可以看出,民事诉讼法修改对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在监督的范围、监督的方式以及监督的手段上,都大大地往前迈了一步。加强了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扩大了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其具体内容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提出抗诉。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8、新民诉法修正案第四十九条,增加二条,作为第二百零九条、第二百一十条。这两条主要是明确当事人向检察院申请抗诉或申请检察建议的法律地位。

    “第二百零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 (一)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二)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三)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 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的申请应当在三个月内进行审查,作出提出或者不予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决定。当事人不得再次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第二百一十条,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需要,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实践中不少当事人既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又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为更好地配置司法资源,增强法律监督实效,有必要明确当事人申请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条件。修正案增加规定,在三种情况下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同时,针对各方面反映的一些当事人反复缠诉、终审不终的问题,修正案明确规定:经人民检察院作出提出或者不予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当事人不得再次向人民检察院申请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

    9、新民诉法修正案第五十条,将第一百八十八条改为第二百一十一条。对于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民诉法》规定了五种可以交由下级法院审理的情形,这次修正案明确将“已经由该下级法院再审”排除在交“由下级法院再审”之外,避免原审法院重复再审案件。这条修正案明确了检察院抗诉后裁定再审的审理法院。修改内容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抗诉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再审的裁定;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交下一级人民法院再审,但经该下一级人民法院再审的除外”。

    二、对审判监督程序修订内容的解读

    新民诉法修正案是一次较为全面的修订,其修订的制度新颖,如公益诉讼、第三人撤销之诉等等,修订涉及范围广泛,几乎涉及民诉法所包含的所有程序,是前所未有的。就审判监督程序这一块来看,我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修订内容的:

申请检察院抗诉申请书篇(2)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在强化法律监督方面作出了新规定，强化了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监督力度。

（一）拓展了监督范围：监督范围扩展至民事诉讼活动全过程

修改后的民诉法在基本原则部分第14条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修改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从立法上使民事监督的范围扩大至整个民事诉讼领域。主要包括：1、将调解书纳入了抗诉范围。修改后民诉法第208条第一款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提出抗诉”； 2、将民事执行活动纳入了监督范围。修改后的民诉法第235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二）增加了监督方式：检察建议入法成监督方式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在审判监督程序第208条第二款增加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同时增加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由此，检察建议成为与抗诉并列的民事检察监督的法定方式。

（三）强化了监督手段：赋予民行检察人员调查核实权

修改后的民诉法第2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需要，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实践中，许多抗诉案件需要查证，没有调查权，就会遇到不配合的情况，这就给查清事实造成很大的阻碍，有些案件就只能作不抗诉处理。规定调查核实权给办案工作加大了助力。

（四）设置了当事人申请抗诉前置性程序

新增加的第209条规定，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1）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2）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3）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该规定为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或者检察建议设置了向法院申请再审的前置程序即：当事人必须经过法院的再审程序之后，才能向检察机关申请检察建议或抗诉。

二、挑战

民诉法修改强化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基层民行检察工作面临的新的挑战 。

（一）监督范围的扩大，为基层民行检察工作提供了全新的平台。

1、调解案件、一审终审案件扩大了基层民事检察监督范围。根据修改后民事诉法，检察机关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当前，调解案件主要发生在基层，由基层检察院直接进行监督具有直接、方便、迅速、低成本等优势。修改后民诉法将小额诉讼案件等规定为一审终审案件，当事人针对该类案件可以向基层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该两种情况使基层检察院对裁判结果的监督较之民诉法修改前有了更广阔的的空间。

2、 执行监督为基层检察院民事检察监督提供了重要职能舞台。法院“执行乱”和“执行难”长期以来一直困绕着法院和胜诉的当事人，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法院的执行活动缺乏一种有效的监督。但长期以来法院对于检察机关对执行活动的监督一直都持不配合的态度，理由是“执行活动”不属于“审判活动”，排斥检察机关对执行活动的监督。修改后的民诉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为检察机关开展执行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执行监督成为基层检察院的一项重要工作职责。

（二）新增检察建议的监督方式，使基层检察机关具备了直接的法定监督方式。

原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抗诉一种监督方式。根据近年不一些地方的试点探索，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在审判监督程序中增加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书以及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检察院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检察建议成为与抗诉并列的民事检察监督的法定方式。调解监督、违法行为监督以及执行监督等，将由基层检察院以检察建议方式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基层检察院有了直接向同级人民法院实现法律监督的方式。

（三） 当事人申请抗诉前置性程序的设置使基层院受理民事申诉案件大大减少。

审判监督程序既包括人民法院决定再审，又包括人民检察院抗诉引起再审。民诉法修改前，当事人既可以选择向人民法院申诉，亦可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但更多的当事人基于对法院的不信任选择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而根据修改后的民诉法209条规定，当事人不服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应当首先向人民法院申诉，只有人民法院未对申诉进行恰当处理时，当事人才能向检察机关申诉。所有当事人的申诉都要先向法院申请，检察机关只能受理法院再审程序处理之后的案件，且绝大部分裁判确有错误的案件经过法院再审审查，都能得到合理的解决，这使检察机关受理民事申诉案件的数量将大大减少，能提请抗诉的将少之又少。在过去的五年中，本院仅办理过一件上级院交办的省高级法院已裁定不予再审的抗诉案件。今年一季度，本院尚没有受理的民事申诉案件。

三、应对

民诉法的修改给基层民事检察工作带来重大变化。现阶段基层检察院应转换工作思路，以切实适应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内在的要求。

（一）转移工作重心，由“以抗诉为中心”转变为“以合法性监督为中心”

基层检察院的民行工作，原来主要受理审查当事人申诉的一审案件或市院交办的不服二审判决的案件。工作重点主要是对生效判决提请抗诉或建议提请抗诉。但民事诉讼法修改后工作重点应发生转移。一方面，按照修改后的民诉法第209条的规定，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或者检察建议应先向法院申请再审，这样原来直接到检察机关申诉的案件被分流至人民法院，检察机关办理民事申诉案件的数量将大大减少。另一方面，修改后的民诉法赋予了基层检察院新的监督职责。调解监督、执行监督、违法行为监督、一审终审案件的审判活动监督等同级监督工作都需要基层院承担，基层院的民行检察工作将面临新的转型，由原来重点办理抗诉案件转变为重点开展同级监督。由此，基层检察院民行工作重心将由“以抗诉为中心”转变为“以合法性监督为中心”。

（二） 转变单一抗诉监督方式，积极运用检察建议

检察建议可分为再审检察建议和普通检察建议两种。基层院应积极运用各种检察建议开展同级监督。1、加强再审检察建议的应用。修改后民诉法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具有法律规定的情形，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按照原来的民诉法，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法院的裁判有错误，只能提请上一级检察院抗诉，上一级法院接受抗诉后，一般发还原审法院再审，这种监督模式，需要先经过两级检察院的审查，再经过两级法院的手续，才能开始案件审理，重复程序多、时间长、效率低，当事人不满意，难以体现法律的价值本义。而再审检察建议不仅绕开了复杂的程序，极大地缩短了办案周期，而且又减少了案件当事人的诉累，节约了司法资源。因此实践中，应当加强再审检察建议的应用，努力做到快速息诉，达到案结事了。2、区别运用普通检察建议。检察建议的应用范围很广，应准确把握不同情况检察建议的适用条件。如针对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存在违法行为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提出程序监督检察建议；对于民事执行活动中存在违法行为可能影响公正执行的，应当提出执行监督检察建议；对于在履行民事诉讼监督职责过程中发现的人民法院或有关单位存在制度、管理等方面缺陷需要改进的，应当提出改进工作检察建议等。

改进工作方式，执行办案期限

申请检察院抗诉申请书篇(3)

我院于1998年1月16日对原告周廷谦诉林选清买卖钢材欠款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未上诉，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00年6月29日，林选清提供新的证据向我院申请再审，我院于2000年10月17日以林选清超过两年申诉时效，不符合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时效规定，驳回林选清申请再审的请求。2000年10月20日林选清向纳溪区人民检察院申诉，检察于2001年6月6日提出抗诉，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7月9日指令我院再审。本案检察院可否提起抗，人民法院是否应当进行再审，产生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检察院有权提起抗诉，本案应当进行再审。理由是：1、根据民诉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民诉法只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时效为两年，没有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时效。因此，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不受两年时效的限制。也就是说，只要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必须无条件地进行再审。2、民诉法只规定了法院对当事人的申诉进行审查，而没有规定法院对人民检察院的抗诉进行审查。人民检察院的抗诉不管是否合法，只要抗诉了，人民法院就应当再审。3、本案上级人民法院已指令再审，下级人民法院应当服从进行再审。

第二种意见认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应该依法进行，违法抗诉没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根据启动再审程序。其理由是：1、根据民诉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法律规定的当事人申诉时效2年是不变期限。立法本意是当事人申诉不管是向人民法院提出，还是人民检察院提出都受到申诉时效的限制。当事人申诉超过两年时效的，不管是人民法院，还是人民检察院，在接到当事人的申诉时，都应当以超过申诉时效为由，驳回当事人的申诉。2、民诉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该规定本身是以人民检察院抗诉合法为前提，依法行使职权，是每个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的一个原则。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也不例外。抗诉是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目的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就本案而言，人民检察院把当事人超过两年申诉时效，并被人民法院驳回的案件再立案并提出抗诉。这既没有法律依据，又破坏了执法的统一性，导致人民法院在社会中的公信度；同时也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3、本案上级人民法院指令再审的依据是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抗诉书。下级人民法院接到指令后，发现人民检察院的抗诉程序违法，抗诉没有法律效力，应当报告上级人民法院，不能启动再审程序，形成执法的统一。既然不能启动再审程序，就不应进行再审。

笔者赞成第二种意见。

申请检察院抗诉申请书篇(4)

一、申请监督与依职权监督并行不悖

民事诉讼案件能够进入检察监督阶段，不外乎两种渠道：当事人向检察机关提出监督申请、检察机关依职权监督。其中，当事人申请监督是常态，占民事申诉案件的90%以上，而依职权监督则是例外情况，司法实践中数量极小。

（一）当事人申请监督：权利入法

在民诉法修改以前，只规定了当事人就生效判决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权利，而向检察机关的申诉权却处于“有实无份”的尴尬境地。1991年民诉法授予检察机关民事抗诉权，规定检察机关发现民事裁判错误即可提出抗诉，但是抗诉程序如何启动却没有具体规定。2001年《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中，将“当事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诉”作为检察机关受理民事案件的四种来源之一，尽管如此，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办理的民行案件仍然有90%以上来自当事人的申诉。2012年修改民诉法，在209条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的申请应当在三个月内进行审查，作出提出或者不予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决定。当事人不得再次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抗诉。”至此，当事人申请抗诉和上诉权、申请再审权一样，作为一种具体的“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正式成为受到法律保护的程序性权利。这条规定，既给予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的权利，又对其权利的行使进行了限制。首先，应当确定当事人有权依据法律的规定向检察机关提交监督申请，检察机关对符合条件的监督申请必须及时受理并作出处理。其次，当事人申请检察监督必须先穷尽审判救济原则，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行使上诉权，或者在裁判生效后未向法院申请再审而直接向检察院申请抗诉的，检察机关将不予受理。第三，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以一次为准，只要检察机关做出正式审查意见，当事人不得再向其他任何一级检察院提出监督申请。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民诉法，增强司法实践当中的可操作性，解决“案结事不了”的缠访难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即将出台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规则》中，对当事人申诉的受理条件又做了进一步细化，继续沿用以前的申诉期限，规定当事人应当在生效裁判做出的两年以内向检察机关提出监督申请。基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申请抗诉行为在性质上属于法律行为，应当符合一定的条件才能成立，有效成立的申请抗诉行为的法律后果是检察机关启动抗诉审查，而不是作出抗诉决定。

（二）依职权监督：审慎行使

检察监督作为公权力，是否应当介入民事诉讼曾经饱受诟病，但随着民事诉讼中司法不公现象的增多和检察监督效果的显现，检察监督作为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其对现代法治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功能已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肯定，并在修改后的民诉法中得到体现。2012年《民诉法》第20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生效裁判有抗诉事由或者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均“应当”提出抗诉。这一条作为检察机关依职权监督的主要依据，如何理解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检察机关依职权监督应当严格按照208条的规定，对符合《民诉法》第200条当事人申请再审条件的生效裁判和损害两公利益的调解书才能依职权主动监督；还有观点认为只要是“违法”，就是损害两公利益，就应当纳入检察机关依职权监督的范围。对此，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观点在司法实践中均难以实现，检察机关依职权监督更应当从维护司法权威的角度出发，既不能随意扩大监督范围，也不能畏手畏脚，自我限制。对于符合民诉法第200条的案件，正常情况下，当事人会主动行使权利申请再审，在法院驳回再审申请后，要么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要么放弃权利，接受判决结果，这两种情况下，检察机关都没必要依职权进行监督。但是如果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是恶意诉讼或者损害了两公利益，一般当事人双方都是受益者无人申诉，或者受损害方系国有而申诉主体缺位，检察机关主动监督则是法律监督职责的当然体现。还有当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民事案件中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等渎职行为的，检察机关也应当依职权监督。此外，实践中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也并不鲜见，虽然新民诉法规定了第三人异议之诉，但却缺乏具体的操作规范，法院一旦对第三人异议置之不理，检察机关就可以依据208条的规定启动监督程序，而不受209条当事人申请监督受理条件的限制。

因此，当事人申请监督与检察机关依职权监督具有不同的条件和范围，二者互为补充，并行不悖，从不同的层面维护司法公正。法律既保护当事人的申诉权，也赋予检察机关依职权监督的权力，在法律无法涵盖所有社会问题的情况下，两种启动检察监督的方式同时存在，才符合构建现代法制体系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现实需要。

二、居中审查保障表达意见权利的有效行使

检察机关审查民事申诉案件过程中，以客观中立的立场居中审查，就要求必须给予双方当事人平等的表达意见的权利和机会，既是检察监督的应有之义，也是让社会各界监督检察权行使的一个有效举措。

（一）居中审查：检察监督的应有之义

居中审查是指审查民事申诉案件时，检察机关针对的是整个诉讼活动，而不是直接针对具体的民事争议。

（二）表达意见：尊重当事人的正常参与

检察监督的启动，不论抗诉与否，都对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影响重大，当事人必须积极参与其中，否则就有可能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当事人可以向检察机关或者相关纪检监察部门提出控告。

检察机关在审查民事申诉案件时，从程序上必须保障双方当事人表达意见的权利，既要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又不能单纯以听取意见的情况作为处理案件的事实基础。同时，作为一种可以放弃的权利，当事人在检察机关指定的合理期限内拒绝表达意见的，也不影响审查案件工作的正常进行。检察机关在审查法院原审卷宗时发现的疑问，也可以主动要求当事人就该具体问题发表意见、说明情况或者提供证据材料。当事人表达意见是检察机关审查民事申诉案件的必经程序，必须和调阅原审卷宗、审核新旧证据一并综合考量，才能得出全面公正的审查意见。

三、抗诉监督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

（一）抗诉监督：检察权的有限介入

民事案件一旦进入诉讼程序，就意味着当事人对公力救济的选择。民事检察监督相对于审判权和执行权而言，主要是一种程序控制权或程序救济权，是保障审判权和执行权合法行使的有限性、辅权力，而不是无限性的、主导性权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其程序的启动必须严格依据法律的规定，除必须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依当事人申诉和依职权启动程序外，对法律没有规定的则严格限制。如对一审生效裁判没有正当的不上诉理由则检察机关不能受理，以防止检察监督对法定诉讼秩序造成负面影响；对抗诉后维持原判的再审判决，是否再行抗诉也是慎之又慎，除非确有必要一般不会启动再次抗诉的程序，以遵循民事检察监督程序性救济权利的特性，维护再审判决的既判力。另一方面，民事检察监督只是启动再审程序，并不能对民事争议的具体权利义务作出裁断。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中的违法情形有权提出监督意见，对确有错误的裁判可以抗诉以启动再审程序，但却不具有终局或实体处理的效力，对于民事纠纷中的实体权利义务，最终裁决权依旧在审判机关。所以说，民事检察监督对诉讼活动是有限监督，对当事人权利是有限救济。

（二）当事人处分权：“私权自治”的终级表现

“私权自治”体现在诉讼程序中的重要内涵是当事人的处分原则，主要指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及诉讼权利，既体现了诉讼领域私权自治的价值，也尊重了当事人作为程序主体的地位。对诉讼权利的处分包括程序进行的过程和程序的存续选择，表现在民事检察监督当中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认为法院的生效裁判有失公允拒绝接受，充分行使申诉权要求检察监督的介入，寻求公权力对私权利的直接干预，希望通过检察监督启动再审程序，最终达到保护私益的目的。另一方面，在检察监督的过程中，适用处分权，选择无条件的或者有条件的结束诉讼程序，如撤回申诉、当事人双方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由检察机关促成和解等等。不论当事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其他人的合法权益，法律都应当予以尊重和保护。

当事人处分原则是诉讼法规定的一项基本原则，《民事诉讼法》第13条明确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在正常情况下，当事人自由处分本人权利，国家不予干预，然而一旦纠纷发生，私力救济失效时，当事人提讼寻求国家公权力的强制裁决，也是行使处分权的一种表现。有观点认为，从加强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正、保证案件公正处理的角度考虑，只要法院生效裁判发生错误检察机关就应当抗诉；而从民事诉讼的特点和当事人诉权的角度考虑，应当建立由当事人主导的再审之诉才更符合民事诉讼的规律和特性，二者似乎存在着矛盾。但是，正是由于民事检察监督一般依当事人行使诉权而启动，使申请监督者和监督者顺理成章的进行衔接，从程序上达成巧妙的结合，相辅相成，在同一法律框架下协调运行，既维护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又发挥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能作用，形成对审判权的监督和制约，从而保证司法公正的实现。

四、对公权力的监督保障实现正当私益

（一）对公权力监督：检察监督的基本性质

1991年民诉法中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将检察监督直接指向民事审判活动，2012年修改后民诉法将“审判活动”改为“诉讼”，把民事执行活动纳入到法律监督范围。所以说，民事检察监督在现代法治的运作体系中，作为重要的保障性环节，所承载的是对法律执行与适用进行全面监督的任务。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作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性质上是对公权力的监督”。值得一提的是，修改后民诉法将监督范围扩展到调解程序和执行程序，是对民事检察监督原则的进一步深化，使得检察机关围绕整个民事诉讼活动是否合法开展监督：因怀疑有违法行为而启动诉讼违法调查，因生效裁判、调解存在错误而提起抗诉或检察建议，因违法执行而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等。由此可以看出，民事检察监督的全部方法和程序都是针对审判机关的诉讼活动而设计的，其关注的内容只是民事诉讼活动的合法性，基本性质是对审判权这一公权力的监督。

（二）维护正当私益：检察监督的自然延伸

申请检察院抗诉申请书篇(5)

一、扩大监督范围，从民事审判监督到民事诉讼监督

民事检察自创设起，一直局限于审判监督。新民诉法大大扩展了民事检察的监督范围。

（一）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

多年来，“执行难、执行乱”一直是司法痼疾，不仅严重侵害了当事人及案外人的合法权益，还给司法的公正、权威造成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阻碍了我国民主法治的进程。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呼吁检察机关加强对人民法院执行活动的监督。2008年中央司改意见提出，“改革和完善民事、行政案件执行体制”，“明确对民事执行工作实施法律监督的范围和程序”。2011年“两高”联合印发《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进行了规范，明确五种情况可以实施检察监督：（一）人民法院收到执行案款后超过规定期限未将案款支付给申请执行人的，有正当理由的除外；（二）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02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或者复议申请，人民法院在收到书面异议、复议申请后，无正当理由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裁定的；（三）人民法院自立案之日起超过两年未采取适当执行措施，且无正当理由的；（四）被执行人提供了足以保障执行的款物，并经申请执行人认可后，人民法院无正当理由仍然执行被执行人其他财产，严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五）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检察监督的方式是检察建议。

新民诉法将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4条由“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修改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并增加规定第235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首次在立法上将一直被排斥在检察监督之外的民事执行活动纳入监督范畴。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从民事审判活动监督扩展到整个民事诉讼领域。

（二）增加规定对调解书进行检察监督

在我国，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公民维权意识逐步增强，民事纠纷呈大幅度上升趋势，调解的快捷简便性得到了充分的认识和重视，目前，有70%以上的民事诉讼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有的基层法院甚至高达80%。《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2011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理一审民事案件488.7万件，其中调解与撤诉（调解后以撤诉方式结案）结案率为67.3%。然而，人民法院在对案件调解过程中，违反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违反自愿、合法原则屡见不鲜。由于高法的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无法对民事调解进行监督。[2]2011年“两高”会签的《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简称《若干意见》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调解、行政赔偿调解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提出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新民诉法采纳了上述内容，第208条第2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三）增加对审判人员渎职违法行为的监督

新《民诉法》第208条第3款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这里所谓“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主要是指在诉讼过程中违反民事诉讼法等程序法的行为，包括诉讼程序和非诉程序，也包括执行程序中所出现的违法行为。

二、规范监督方式，建立抗诉和检察建议互补的监督模式

现行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抗诉一种监督方式。新民诉法一方面将实践中广泛适用的检察建议正式纳入法律，另一方面设置了当事人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前置程序。

（一）增设检察建议监督方式，与抗诉相补充

2001年9月，高检院通过了《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对再审检察建议作出了具体规定：“对符合条件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检察机关民行部门可以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由法院自行启动再审程序进行重新审理。”同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审判监督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中也指出：“人民检察院对个案提出检察建议书的，如符合再审立案条件，可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再审检察建议在没有具体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探索前进，检察机关一般都是在原判决、裁定符合抗诉条件，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法院协商一致，人民法院同意再审的情况下，才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2011年《若干意见》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抗诉条件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以及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调解、行政赔偿调解，经检察委员会决定，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从实践看，再审检察建议在加强检察监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2年1-8月，重庆市检察机关发出再审检察建议122件，法院采纳83件，再审检察建议采纳率为65%。

新民诉法吸纳了“两高”会签意见的相关内容，并做了适当扩充。新《民诉法》第208条第2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200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第3款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其中第二款规定的是再审检察建议，第三款是对民事诉讼违法行为的检察建议。

1.再审检察建议。新《民诉法》规定，民事检察抗诉必然启动再审程序，但再审检察建议并不一定能够启动再审。我们认为，根据《若干意见》的规定，“人民法院收到再审检察建议后，应当在三个月内进行审查并将审查结果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通知当事人。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不予再审的决定不当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新民诉法也将发出再审检察建议和提请抗诉作为检察机关的并列选项，因此，检察机关可以民事抗诉与再审检察建议互补，如果认为人民法院不予再审决定不当，也可以提出抗诉。

2.对诉讼违法行为的检察建议。新民诉法增加了对诉讼违法行为的检察建议，使检察机关民事检察监督工作的范围和内容更加丰富。通过发现违法行为并提出检察建议，检察机关不仅能够对不能适用再审程序的裁判行为（包括保全、先予执行、中止诉讼等不具有终局效力的诉讼中裁定和回避、罚款、拘留等决定）进行监督，对于人民法院受理、送达、庭审、调解等裁判外的其他诉讼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以及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特别程序等非讼程序中的裁判行为和裁判外的诉讼行为也能够进行监督。

（二）增设当事人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前置程序

实践中不少当事人就同一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重复提出申请，既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又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往往导致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都对同一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进行审查，不仅增加了国家机关的重复劳动，占用了宝贵的司法资源，当事人也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

新民诉法第209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一）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二）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三）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当事人如对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不服，只能先向人民法院申诉，只有在人民法院驳回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或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以及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情况下，当事人才可以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也就是说，人民法院的救济程序没有走完之前，当事人不能申请检察机关抗诉。

当然，新民诉法仍然保留了检察机关依职权发现并提出抗诉的方式，实践中主要有以下几种发现途径：一是在办案中发现，二是各级党委、人大、政府、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交办或者转办，三是上级检察院指定办理的案件等。

三、强化监督手段，赋予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权

一般说来，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活动，都要向民事诉讼的双方当事人、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以及有关单位、组织进行调查取证工作。但是，现行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调查取证，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无法可依。2001年《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十八条对民事抗诉中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的行使范围做了规定，从而使得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活动有了司法解释层面上的依据。

新《民诉法》第2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需要，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调查取证现在通用的方式主要有：一是向法院调阅案卷；二是向有关单位和组织调取证据；三是询问双方当事人；四是询问证人；五是要求法官说明判决理由等。

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应以查明审判行为的合法性为核心，主要是可能证明法院生效裁判“确有错误”和“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证据，如法院采信的证据有虚假的可能性，法院采信的证据与其他证据存在矛盾，当事人或者诉讼人因客观原因无法举证而申请法院取证未被采纳，审判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民事诉讼活动中有贪污受贿及渎职等违法行为，涉及到国有资产流失、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申诉案件等等。

四、贯彻新民诉法的两个问题

（一）检察机关是否具有公益诉讼主体资格

自1997年河南省方城县检察院以原告身份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第一案以来，各地对公益诉讼的探索不断深化，检法两院也达成了一系列的工作制度，取得了很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重庆也有两个典型案例，分别是南川区检察院诉重庆市双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案和璧山县检察院诉欧勇均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案。这两件环境公益案件均以调解方式结案，侵权单位承担了清除污染物、赔偿损失的责任。

新民诉法明确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使得公共利益的维护可以通过民事司法程序予以实现。对于检察机关是否“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是否公益诉讼主体目前尚有争议。有专家认为，宪法和民诉法都规定检察机关具有法律监督权，是当然的公益诉讼主体。[3]但从民诉法修改过程中许多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建议明确检察机关为公益诉讼主体而未获立法机关认可的情况看，这个遗留问题尚须进一步解决。

（二）如何看待“两高”相关会签文件

近年来，为了探索和规范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两高”先后会签下发了一系列文件，如《关于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加强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关于调阅诉讼卷宗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前述的《若干意见）》、《通知》等，对民事行政检察的监督范围、监督程序、监督方式、监督手段都做了较为细致的规定。这些文件与新民诉法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在未被正式废除或者“两高”的相关解释性规定未出台之前，仍然具有实施效力，检察机关在实施民事检察监督应当严格贯彻实施。同时，各级检察机关应当加强与人民法院的协调沟通，根据新民诉法和“两高”相关的会签文件，及时修改完善以前制定的相关机制，确保新民诉法的顺利施行。

新民诉法扩大了民事检察监督职能、规范了监督方式、强化了监督手段，给予了检察机关巨大的监督空间，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要进一步加强学习培训，从整体上准确理解和掌握新民诉法的立法精神和条文内涵，不断提高贯彻执行新民诉法的能力和水平。

注释：

[1]即保留第213条，“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再审时，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增加第210条，“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需要，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第235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申请检察院抗诉申请书篇(6)

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下文简称“修正案”），自2008年4月1日起施行。修正案一共有19个条文，分别涉及“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审判监督程序”、“执行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共计4个部分的修改与删除。而其重点在于破解长期以来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申诉难”和“执行难”两大问题。按照民诉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共识性解读，修正案在“审判监督程序”部分对当事人申请再审制度进行了“诉讼化改造”，[1]从再审申请的管辖、再审事由、提起、法院受理与审查程序、审查期限、再审法院级别等环节进行了较为系统、具体的规定，使得当事人申请再审具有了诉权的特征，可以说初步构造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再审之诉”制度。[2]而其中的亮点则是将原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较为概括的当事人申请再审5项事由，具体细化为较为明确的所谓“十三项加一款”再审事由，增强了再审申请和法院审查的可操作性与程序保障。

同时，关于审判监督程序，修正案还用两个条文（即《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八”和“九”两条）对人民检察院民事抗诉制度进行了修改。即将人民检察院的抗诉事由进一步具体化，与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相统一；同时限定了人民法院对抗诉案件裁定再审的期限和再审法院级别。这些修改内容被实务部门普遍认为是民事抗诉制度某种程度的“完善”或“强化”。[3]至于民诉法学界，就笔者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来看，则主要是从抗诉事由细化有助于抗诉权依法有效行使这一角度来看待前述修改内容，认为民事抗诉制度总体上变化不大。[4]

笔者认为，虽然修正案仅有两个条文对民事抗诉制度进行了修改，从条文数量和表面内容上看，似乎“变化不大”。但是，立足于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初衷，并结合对民事检察实务的考察，对原民事诉讼法和修正案文本予以逻辑性地解读，我们会发现其中实际上已经蕴含了民事抗诉制度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是民事抗诉制度的某种“完善”或“强化”，而已经是属于制度目的或功能的转型。[5]基于这种功能性转型，我们应当在学理上重新认识民事抗诉制度在程序法上的定位，以便更客观地看待民事抗诉的性质和意义。

一、原民事抗诉制度的逻辑

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民事抗诉制度（下文简称“原民事抗诉制度”，以区别于修改后的民事抗诉制度）。1991年民事诉讼法在“审判监督程序”中规定了再审程序提起的三种方式，即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人民检察院抗诉引起再审和当事人申请再审。通常理论上可将前两种方式称之为因审判监督权（包括法院内部的审判监督和检察监督）引起的再审，而将当事人申请再审称之为因诉权引起的再审。[6]前者体现了国家干预原则，后者体现了当事人自由处分原则。[7]按照我国法制和学理上的一般见解，人民检察院作为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对人民法院审判活动具有依法监督的职权与职责，其间体现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宪政理念。因此， 1991年民事诉讼法“总则”部分第14条规定了“检察监督原则”，即“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而作为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便是民事抗诉制度。[8]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由此可以确定，检察机关民事抗诉的性质属于对人民法院审判权行使的“法律监督”。当然，这些都是共识性的认知，罕有争议。

不过，较少予以深入讨论的一个问题是：检察机关以民事抗诉方式对审判权行使进行法律监督的“目的”是什么？关于当事人申请再审制度，其目的应当是为当事人合法权益提供救济（权利救济），对此学界殊有疑议。[9]但是，关于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却实有深入讨论的必要。由于民事诉讼客观上同时涉及私权利保护和国家法律实施两种利益，因而关于民事诉讼的目的，德国学界主要存在两大基本学说：私权利保护说和维护国家法律秩序说。[10]循此界分，我们也可以提出类似的设问：民事抗诉制度作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构成部分，其目的是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私权利提供救济，还是为维护国家法制（维护国家法律秩序）？[11]基于检察机关之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和检察权的性质，一般认为民事抗诉作为法律监督的“目的”是为督促法院纠正审判违法行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正确实施，[12]或者说督促法院正确地解释和运用法律。检察官维护国家法制的职能在大陆法系甚至在英美法系也都有类似的认同。英国著名学者沃克在《牛津法律大辞典》中即明确指出：“在刑事诉讼中，公诉人决定是否提请公诉……在民事案件中，公诉人以自己的名义或以政府代理的名义起诉，也可以作为一名监督人或‘法庭之友’出庭。但在所有的案件中，他主要关心的是法律应被正确地解释和运用。”[13]

总之，原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维护国家法制”而非“权利救济”。但是，经验告诉我们，维护国家法制与权利救济（保护）具有某种一致性，因为权利是根据法律而产生的，维护了国家法制往往也就是实现了权利救济，[14]因此如何断言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维护国家法制”而非“权利救济”呢？笔者认为，“维护国家法制”而非“权利救济”在理念上毕竟泾渭分明，其必然导致民事抗诉制度的整体架构存在重大区别。

其一，在民事抗诉程序启动上，如果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权利救济，则由于私法自治和处分原则，民事抗诉必然是奉行“不告不理”原则，即须有当事人有权利救济的意愿并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请（可以称之为申诉或申请抗诉），始有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之可能，检察机关不能“强行”为当事人提供权利救济。换言之，在预设权利救济为目的的情况下，当事人申诉应是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的必要程序前提。而如果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维护国家法制，则由于国家法制作为国家利益之不可处分性，检察机关作为专门法律监督机关应依职权提出抗诉，而无论当事人意愿如何。[15]换言之，在预设维护国家法制为目的的情形下，检察机关应依职权提起民事抗诉，而不以当事人申诉为前提要件。

其二，在提起民事抗诉的具体事由上，如果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权利救济，则理论上法院裁判所有可能损害当事人实体权利的情况，均可作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的事由；而且其事由应当与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的事由相一致，因为既然民事抗诉制度与当事人申请再审制度的目的都是为当事人提供权利救济，那么就没有必要对两者的事由进行区分。而如果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维护国家法制，则应仅当法院审判违背法制（审判违法）的时候，方可依法提起民事抗诉，以督促法院纠正违法，维护国家法制。在维护国家法制之目的预设下，只要法院审判是依法进行的，即使裁判客观上“损害”了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检察机关也不能提起民事抗诉。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依照法理独立设置民事抗诉的事由，而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

鉴于上述两点分析，对照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来看，原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应该是“维护国家法制”。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了检察机关提出民事抗诉的四项事由，即“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3.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4.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这四项抗诉事由涉及案件事实认定、适用法律和审判程序，但归结为一点就是“人民法院审判权行使违法”。理由是：如果原裁判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那么裁判就缺乏依据，不符合程序法的要求；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属于违反实体法要求；而第三项和第四项均明显属于违反程序法。[16]因此，“人民检察院提起再审程序是以原法院的审判活动违法为前提的”。[17]“就现行民事抗诉制度的规定看，检察院依审判监督权对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的违法问题提出了抗诉。”[18]换言之，人民检察院民事抗诉体现的是对民事审判权违法行使的检察监督，它指向并督促纠正“审判违法”。而对于当事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尽管它是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的首项事由，意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但不是检察机关民事抗诉的法定事由。[19]因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可以认定原裁判存在“客观上”的错误，但显然不能认定为原裁判违法。据此可以推论，原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正确实施，而不在于对当事人提供权利救济。

同时，按照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检察机关“发现”法院生效裁判有前述四项法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或者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抗诉。可见，检察机关只要“发现”法院生效裁判“违法”，即可提起抗诉，不以当事人申诉为必要前提，因此属于依职权进行的行为。这一点与法院“发现”生效裁判确有错误可依职权启动再审，在道理上类似。据此，也可以看出原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不在于权利救济而是维护国家法制。当然，已如上文所述，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意在维护国家法制，但是在客观结果上往往也会给当事人带来权利救济的效果。对此，只能说权利救济只是维护国家法制的附带效果，而非民事抗诉的直接目的。

二、民事抗诉制度的隐性变化

从1991年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事由看，民事抗诉的事由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相对照仅仅相差“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这一项。据此，笔者认为可在理论上将原民事抗诉的事由概括为“审判违法”，而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概括为“审判错误”。诚然，“审判违法”也是一种错误，属于法律上（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的错误；而“审判错误”则不仅是指法律上的错误，也包括客观上的错误。所谓“客观上的错误”，是指法院裁判结论客观上不符合案件真实情况。由于民事诉讼的固有特性，受制于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认识能力、诉讼时限以及证据规则和证明责任等综合因素，民事诉讼中的事实证明具有“相对性”。[20]因此，符合法律的裁判不一定符合客观实际情况。“有新的证据推翻原裁判”即属于审判具有客观上的错误而非法律上的错误。因此，严格而言原民事抗诉制度贯穿的理念是“违法必究”而非“有错必纠”；[21]而当事人申请再审则恰恰体现了“有错必纠”。可见，尽管抗诉事由与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仅仅相差“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这一项，但是其间却蕴含了两者制度理念与功能定位的本质区别。

现在，让我们回到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上来。笔者认为，修正案将人民检察院抗诉事由与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予以完全统一，这看似简单的修改，实际上已经涉及民事抗诉制度功能“看不见的”或隐性的重大转变。

众所公认，修正案规定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即所谓“十三项加一款”是对1991年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五项事由的具体化、明确化。“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仍为当事人申请再审的首项事由，由于抗诉事由与申请再审事由完全统一，因此自然也成为现行民事抗诉的首项事由。如此一来，按照上文分析理路，显然现行民事抗诉的事由将不仅仅限于“审判违法”，而是像当事人申请再审一样，概括性地指向“审判错误”。据此，现行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在法理上就很难简单地界定为“维护国家法制”。至少在检察机关依据“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这一首项事由提起抗诉的情况下，其目的只能界定为对当事人私权利进行救济。与此相适应，民事抗诉的程序也应当逻辑性地发生变化。因为既是权利救济，当事人对自己的权利有处分自由，公权力不得违背当事人意志强行予以救济，故须以当事人申诉为必要前置程序。同时，根据事理，原民事抗诉制度指向“审判违法”，而判断法院审判行为是否合法的全部依据是原审诉讼材料（体现为审判案卷）。因此，理论上检察机关可以通过调阅法院审判卷宗，发现审判违法问题后直接依职权提起抗诉，无需依赖当事人的申诉。然而，新证据一般由当事人持有或发现，且根据民事诉讼当事人平等之法理，检察机关不能主动替一方当事人调查取证，故而新证据须由当事人通过申诉的方式主动向检察机关提供。[22]这样也导致民事抗诉在信息上依赖当事人申诉，而难以主动依职权提起。总之，在检察机关以“新证据”为事由提起抗诉的情形下，应当以当事人申诉为前置程序，且抗诉的目的是为当事人权利提供救济。

那么，能否认为现行民事抗诉制度目的兼容了权利救济（依据新证据提起抗诉的情形）和维护国家法制（依据其余事由提起抗诉的情形）两部分？对此，笔者持否定观点。笔者认为，现行民事抗诉制度目的已经由原来“维护国家法制”在整体上“悄然”转变为“权利救济”。理由如下：

首先，民事抗诉制度应为内在统一的整体，将其目的割裂为性质不同的两部分的观点显然难以成立。因为，民事抗诉制度统一基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统一由检察机关行使，并且由民事诉讼法作统一规定，民事抗诉的权源、主体、权限、事由、程序以及抗诉后的再审程序都是完全统一的。因此，很自然地我们应当将民事抗诉制度看作无差别的整体，其制度目的应当是划一的。既然目的划一，则该目的只能理解为“权利救济”，即凡出现“裁判错误”而可能损害当事人权利的情形，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抗诉启动再审，为当事人提供救济渠道。否则，无法说明“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这一首项抗诉事由的理据。这一点上文已予以充分论述。

其次，这次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修改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困扰国家已久的“申诉难”。修正案“草案说明”认为：“申诉难”，难就难在应当再审的未能再审，应当及时再审的长期未能再审，不少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得不到保障。[23]因此，解决“申诉难”就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强化对当事人的权利救济。[24]正是出于此目的才对申请再审进行了“诉讼化”改造，才对民事抗诉制度进行了相应修改。可见，将民事抗诉事由与申请再审事由相统一的立法初衷是解决当事人“申诉难”，丰富民事抗诉的事由，无疑拓宽了对当事人进行权利救济的渠道。同时将民事抗诉事由与申请再审事由完全统一，也可以明显看出立法层面将民事抗诉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制度功能作同样对待。[25]此外，从民诉法修改草案的讨论情况也可以看出，学者们基本上是将民事抗诉作为当事人救济途径来认识的。[26]

最后，司法实务中原民事抗诉制度的功能基本上早已由“逻辑上的”维护国家法制转向“事实上的”权利救济，修正案不过是在立法上合理地反映了司法实践的状况。从民事检察实务来看，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几乎百分之百来源于当事人申诉。检察机关纯粹依职权提起民事抗诉的情形非常罕见。因此，尽管制度法理上原民事抗诉是检察机关可以依职权提起的，但在实务中当事人为了谋求自身权利救济而向检察机关申诉却是民事抗诉现实而强大的推动力。[27]而检察机关也有意识地避免主动介入民事纠纷、挑起纷争，强调尊重当事人对民事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权，避免上门揽案、诱导当事人申请抗诉等问题，[28]尤其在中央强调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更是注重维护和谐稳定，罕有主动依职权提起民事抗诉的情况。同时，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而再审时按照原审程序（包括第一审普通程序和第二审程序）进行。[29]换言之，检察机关民事抗诉启动的再审仍然是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而非某种特别的审判程序。显然，按照民事诉讼基本法理，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由当事人诉权和人民法院审判权的矛盾运动所推动。而当事人往往是按照实现自己实体权利的意愿来决定如何具体处分诉权（即所谓处分原则），并由此影响甚至决定诉讼程序的进行。因此，抗诉后再审程序的进行归根到底仍然受制于当事人实现实体权利的意愿，而非受制于检察机关维护国家法制的意图。甚至，当事人诉权“架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现象在民事抗诉再审案件中也时有发生。例如，检察机关（基于当事人申诉）提出民事抗诉后，法院再审时申诉人基于某种现实考虑又向法院撤回申诉。而按照司法实务习惯做法，检法两家对民事抗诉的申诉人在再审时撤回申诉的做法基本上是允许的——即终结再审，除非案件涉及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30]在这种情况下，民事抗诉之维护国家法制的目的即无法实现。如果说将再审程序进行到底，人民法院最终采纳了抗诉意见，并依法作出改判或撤销原裁判，因而实现了维护国家法制的目的，那么显然它也是在当事人在再审中为维护自身实体权利而积极行使诉权的情况下方得以实现的。综上所述，原民事抗诉制度的逻辑上的目的在于“维护国家法制”，“权利救济”是附带效果，但在实务中民事抗诉基本源于当事人为维护自身实体权益而提起的申诉的实际推动，并且在抗诉后再审时，再审程序的进行仍最终受制于当事人实现实体权利的意愿，而非检察机关维护国家法制的意图。因此，民事抗诉在实务中客观上起着“权利救济”的功能，而“维护国家法制”反而成为了“权利救济”的附带效果。[31]

综上所述，民事抗诉在实务中客观上起着“权利救济”的功能，修正案合理地反映了民事检察的实务状况，其立法修改的概括理念即是加大对当事人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保护，并因此统一了申请再审与民事抗诉的事由。由此，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悄然完成了“隐性转变”，即由原来维护国家法制转变为权利救济。笔者认为，这种转变归根结底是我国经济社会重大转型和法治建设快速发展的自然结果。“维护国家法制”侧重于国家秩序，其与当时计划经济体制及国家至上的法制理念相适应；而“权利救济”则侧重于公民权利，其显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以及注重权利的法治观念相一致。因此，可以说民事抗诉制度目的的转变是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公民权利观念发展的自然结果。[32]当然，从微观层面看，民事抗诉制度目的之转变也是与民事纠纷案件数量的迅猛上升及由此引发公民上访、申诉等社会现象的激增，密切相关。后者迫使国家司法更加关注公民权利救济和民事纠纷解决。这也是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基本原因。[33]

三、民事抗诉制度定位的重新认识

已如上文所述，从宪法层面看，民事抗诉属于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行为的法律监督。民事抗诉权属于宪法规定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在民事诉讼法领域的具体体现。笔者认为，这样的认识属于对民事抗诉制度定位的一般认识而非具体认识。由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属于宪法层面的概括性的权力，部门法层面上还可以分为更加具体的权能，如刑事公诉权、侦查监督权、职务犯罪侦查权和民事抗诉权，等等。[34]因此，理论逻辑上必然还存在从部门法层面对各项具体检察权能的定位分析，也就是笔者所认为的“具体认识”。如何从民事诉讼法层面或民事诉讼程序角度来对民事抗诉制度的定位进行具体认识，直接关系到民事抗诉制度的价值评判和制度建设，因而非常重要。只是，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学界所忽视或简单化。

在民事诉讼法层面，学界（包括实务界）习惯上将民事抗诉视为与法院依职权启动、当事人申请再审并列的三种启动再审的方式之一。[35]这样的视角限制了我们对民事抗诉制度的深度理解。尤其是将民事抗诉与当事人申请再审并列作为“再审启动方式”看待的视角，很容易造成检察机关抗诉权与当事人诉权“竞争”的假象，甚至造成所谓抗诉权“侵害”诉权的片面观感。如果说原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维护国家法制，其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目的——权利救济有所不同，因此理论上存在抗诉权与诉权“竞争”的可能。例如，如果审判人员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即使当事人服判，那么理论上检察机关也应当依职权提起抗诉，纠正枉法行为，以维护国家法制。[36]但是，民事抗诉制度目的转变为权利救济后，民事抗诉在理论上和实务上均以当事人申诉为前提，在这样的新情况下，抗诉权与诉权不再存在平行“竞争”的可能。而且“再审启动方式”这样简单的视角也不再能够深度反映民事抗诉制度定位的可能意涵。

由于现行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权利救济，在理论上和实务上均以当事人申诉为前提。面对当事人的申诉，检察机关构建了一整套受理、立案和审查当事人申诉的程序，以便作出抗诉与否的结论。[37]原则上，经审查当事人申诉符合申诉主体、申诉期限、[38]客体（生效裁判）、管辖等申诉要件规定，符合再审事由规定的，检察机关应依法提出抗诉，法院应当再审；不符合的，依法作出不立案或不抗诉决定，抗诉程序终结。[39]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完整的民事抗诉再审程序（包括民事抗诉程序和法院再审程序）呈现出“申诉——受理（立案）——抗诉事由审查——抗诉——再审审理”这样的结构。稍加比较分析，我们一定会发现这样的程序结构非常类似于所谓“再审之诉”的程序结构。

对再审之诉的审理程序，理论界有“一阶构说”、“二阶构说”和“三阶构说”之分。[40]一阶构说是将整个再审过程视为一个程序，没有进行阶段性划分。二阶构说则把整个再审程序划分为对再审事由的审查和对原诉的再审审理两个相对独立的阶段。日本现行民事诉讼法即采用二阶构说。[41]三阶构说则将再审程序分为三个阶段，即对当事人再审申请进行形式审查决定是否立案受理、[42]对当事人再审事由是否成立的审查和对原诉进行再审审理的三个阶段。德国即采用三阶构说。[43]那么，我国民事诉讼法构造的“再审之诉”情况如何呢？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中仅就管辖法院、发动主体及再审事由、申请再审期限及决定再审后的审理程序作了原则性规定，对如何处理当事人申请再审没有相关程序规定。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的再审程序实际上包括下述三个阶段：立案受理阶段、再审事由审查阶段和再审审理阶段。本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正，充分吸收司法实践经验，通过增加第180条和第181条的内容，对立案受理阶段和再审事由审查阶段分别予以明确，加之重排后的民事诉讼法第186条对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第184条的沿袭，我国初步建立了“立案受理（申请再审形式要件审查）——再审事由审查——再审审理”三阶架构的“再审之诉”制度。[44]与三阶架构程序相适应，法院对申请再审案件的完整的再审司法权也可以相应划分为“申请再审形式要件审查权——再审事由审查权——再审审理权”。理论上我们可以将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审查权统称为“再审审查权”。因此，完整的再审司法权包括程序上前后相继的“再审审查权”和“再审审理权”。

与我国三阶架构“再审之诉”制度相比对，完整的民事抗诉再审程序呈现出类似的程序阶段“受理（立案）——抗诉事由审查——抗诉——再审审理”。由于抗诉事由与申请再审事由相一致，抗诉事由审查即等于再审事由审查；同时，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法院必须再审，因此抗诉“在效果上”即可视同为法院再审裁定。如此，按照再审之诉“三阶构”划分标准，显然也可将完整的民事抗诉再审程序划分为“三阶构”，即“受理（立案）——再审事由审查——再审审理”。两相比对，区别仅在于：“再审之诉”中三阶段程序皆由人民法院主持进行，而在民事抗诉中第一和第二阶段程序由人民检察院主持进行。[45]而从当事人角度而言，区别也仅在于：“再审之诉”是向法院申请权利救济，而申诉（申请抗诉）则是向检察机关申请权利救济。显然，从这样的视角看，民事抗诉权不是与当事人申请再审之诉权构成了“竞争”，而是与法院审判权构成了“竞争”。具体而言，从“再审之诉”角度看，民事抗诉权属于检察机关“分享”了法院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的形式要件与再审事由的“再审审查权”。换言之，在民事抗诉程序中，民事案件完整的再审分别由检察机关和法院相继主持与完成，其中检察机关行使再审审查权，立法上即表现为民事抗诉权，[46]而法院则行使再审审理权。通过这样比对性视角，我们可以发现民事抗诉制度具有明显的“司法分权”的性质。

同时，这种“司法分权”还构成了“司法制约”的作用。具体而言，按照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旦检察机关完成了申诉案件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审查——依法提出了抗诉，法院应当自收到抗诉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再审的裁定，即法院必须继续完成第三阶段的再审审理，没有自由裁量的余地。法院不得借故将抗诉案件挡在再审门外，也不得久拖不决。可见，检察机关第一、第二阶段的再审审查权对法院第三阶段的再审审理权构成了制约。由于抗诉源于当事人申诉，抗诉意见是对当事人申诉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后的全部或部分支持性结论，这也就意味着法院不得将抗诉书所蕴含的当事人的再审诉请挡在再审门外，也不得久拖不决。显然，这样的检法制约有利于解决“应当再审的未能再审，应当及时再审的长期未能再审”的“申诉难”问题，有利于当事人权利保障，促进司法公正。制度法理上同样重要但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一点是：检察机关再审审查权不仅仅“向后”（从程序流程角度而言）制约法院再审审理权，事实上也“向前”（同样从程序流程角度而言）制约当事人的诉权或申诉权。因为检察机关再审审查权是对当事人申诉的形式要件是否合法和再审事由是否存在的审查，只有两者都符合规定的情况下，才依法提起抗诉；如果申诉的形式要件不合法或再审事由不存在，那么检察机关均应依法作出不受理（立案）或不抗诉的决定。这样，民事抗诉制度实际上起到了对申诉进行“法律过滤”的作用，[47]能够规范当事人的申诉行为、约束当事人诉权的滥用。[48]因此，全面地看，民事抗诉制度在再审程序中起到了向前规范当事人诉权、向后制约法院审判权的作用。[49]就现实状况而言，某种意义上民事抗诉制度的这种制约性相比于法院系统内部监督更具有“中立性”和“超然性”。[50]

综上所述，在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由维护国家法制转变为权利救济的情况下，从民事诉讼法层面看，民事抗诉制度的实质属于检察机关对法院民事再审案件完整司法权的“司法分权制约”，它有利于保护（并规范）当事人再审诉权行使，也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当事人实体合法权益。换言之，民事抗诉制度的程序法定位应为“再审司法分权制约”。这是本文所要着力论述的观点。“再审司法分权制约”是对宪法规定的检察权之法律监督定位在民事诉讼领域的具体化，也符合传统学理上对检察权的理论认识。[51]笔者认为，“再审司法分权制约”概念对于理解民事抗诉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从“再审司法分权制约”角度来看待民事抗诉制度的性质，原先困扰我们的那些理论上的争议——如抗诉权与当事人诉权的关系、抗诉是否影响民事诉讼平等原则、抗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等等，便可迎刃而解。诸如民事抗诉权损害当事人诉权、破坏诉讼平等、干预法院独立审判等观点，实际上是不攻自破的。既然法院再审审查权不存在损害当事人诉权、破坏诉讼平等之说，原则上也没有什么理由质疑检察机关再审审查权会损害当事人诉权、破坏诉讼平等。[52]此外，“司法分权制约”属于对司法权的制度性分配，并通过各自依法独立行使而实现结构性制衡，因此根本谈不上对审判权独立行使的干预。[53]

需要说明的是，“再审司法分权制约”是我们从民事诉讼程序角度来对民事抗诉制度的定位进行客观的逻辑性分析的结果，它不是法律的明文规定，应该说目前也不属于检察系统自觉性的认识。笔者认为，现行民事诉讼法框架下，理论上和实务上应将“再审司法分权制约”作为民事抗诉制度在程序法上的自觉性定位。这样的制度定位既能够使我们在程序法理上更科学地认识民事抗诉制度的性质和价值，而且也为立法上进一步完善民事抗诉制度、实践中加强推进和规范民事检察工作确定了方向。对此，笔者目前想到的原则性的建议是：可借鉴再审之诉的原理与制度架构，对民事抗诉制度与实践进行完善与改进，进一步合理界定抗诉权与诉权、抗诉权与审判权在再审程序中的关系，核心目标是要实现抗诉权的“司法权化”，规范实务中可能存在的与此目标不相符的一些具体做法。[54]囿于本文任务所限，这些议题只好留予后续讨论了。 注释:

[1]参见汤维建、毕海毅、王鸿雁：“评民事再审制度的修正案”，《法学家》2007年第6期。

[2]我国现行申请再审制度并没有直接规定“诉”的形式，仍然叫“申请再审”，因此严格而言并不能称为“再审之诉”，但显然申请再审制度在实质上已经粗略具备了“再审之诉”的基本内容，因而不妨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再审之诉”。（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修改的意图及其实现”，《人民司法》2007年第23期，页19-20。）为此之故，下文凡提到我国“再审之诉”，均加双引号以示与典型再审之诉的区别。

[3]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同上注，页22；孙加瑞：“修正案涉及民事检察工作五方面内容”， http： // jcrb. com/n1/jcrb1457/ca648347. htm，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月10日。

[4]参见赵钢：“仓促的修订　局部的完善——对《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的初步解读”，《法学评论》2008年第1期，页9。

[5]目的与功能是密切相关的一对范畴。笔者理解，制度目的是从主观角度来描述制度的作用，而制度功能则是从客观角度来描述制度的作用。两者为同样事物的不同侧面，根据叙事的具体视角与情形，作不同的称谓。

[6]参见刘家兴主编：《民事诉讼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页304-326。

[7]参见刘家兴：“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回顾与思考”，《中外法学》2007年第5期，页625。

[8]参见潘剑锋：《民事诉讼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90。

[9]参见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页362；刘家兴，见前注[6]，页322；参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676。

[10]关于民事诉讼的目的，大陆法系主要学说有三种：私权利保护说、维护法律秩序说和解决纠纷说。前两种学说为德国学者所倡导，解决纠纷说为日本著名民事诉讼法学者兼子一所倡导。日本另一著名民事诉讼法学者谷口安平则认为，解决纠纷是对私权利保护和维护法律秩序的不同角度的看待而已。参见（德）奥特马尧厄尼希：《民事诉讼法》，周翠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3-5；江伟，见前注[9]，页125-132； （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43。

[11]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和实务界习惯上较常见的用语是“维护国家法制”，其实质应视同于“维护法律秩序”。

[12参见龙宗智：《检察制度教程》，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页112；柴发邦，见前注[9]，页100、359；杨立新：“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与司法公正”，《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页54。

[13]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组织翻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页610。

[14]正因为保护当事人私权利与维护国家法制的法理一致性，日本著名民事诉讼法学者谷口安平将保护私权利和维护实体私法体系作为民事诉讼同一作用的不同表述。参见谷口安平，见前注[10]，页42。

[15]按照德国学者介绍，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在民事诉讼服务于维护法律制度之目的情形下（如因重婚而提起的撤销婚姻诉讼），民事诉讼程序开始与否并不仅仅由直接的当事人决定，即使当事人反对，某国家机构作为“整个法律秩序的职能机构”也可以提起诉讼或上诉。（参见尧厄尼希，见前注[10]，页4-5。）这样的立法例对理解本文此处所叙述的民事抗诉制度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和示范性。

[16]较为具体的相关论述参见刘家兴，见前注[6]，页312-314。当然，就第四项“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审判人员也很有可能触犯刑法，构成犯罪。但相对于本案审理而言，这些行为应定性为违反中立、公正之程序法要求。因此，即使这些行为不触犯刑法，不构成犯罪，也仍然视为违反程序法，构成抗诉事由。

[17]刘家兴，见前注[6]，页322。

[18]吴小英：“对我国民事抗诉制度的反思与重构”，《现代法学》2003年第1期，页62。

[19]刘家兴，见前注[6]，页322。

[20]参见潘剑锋：“论证明的相对性”，《法学评论》2000年第4期。

[21]杨立新，见前注[12]，页56。

[22]至于何谓民事抗诉程序中的“新证据”，基于诉讼制度的统一性，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则”确定。参见王景琦：“民事抗诉条件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检察》2008年第13期。

[23]参见王胜明：《关于的说明》， http： // npc. gov.cn/npc/zt/2008-02/21/content_1494775. htm，最后访问日期： 2010年1月10日。

[24]关于这一点，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对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审议报告中也得到明确印证。审议报告指出：“为了解决当事人‘申诉难’和‘执行难’的问题，切实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对民事诉讼法的审判监督程序和执行程序作出修改是必要的。”见胡康生：《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审议结果的报告》，载《修改的理解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修改研究小组编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页5。

[25]修正案草案讨论过程中，有人对民事抗诉事由完全等同于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的规定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两者在原理或功能上有所区别。参见王亚新：“民事审判监督制度整体的程序设计——以《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出发点”，《中国法学》2007年第5期，页188。

[26]同上注，页187。

[27]笔者曾在检察机关从事民事行政检察工作近八年。一个较深的个人体会是，民事行政检察办案工作实际上包括了方向不同的两部分内容：一是就当事人确有理由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依法提起抗诉，维护司法公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二是就理由不成立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妥当、合理地做好当事人的服判息诉工作。在中央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检察机关对依法抗诉与妥当息诉可以说是同等重视的。抗诉与息诉工作的辩证开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事人申诉对民事检察工作的强大作用力。

[28]参见傅国云：“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思考”，《中国检察论坛》2001年第3期。

[29]刘家兴，见前注[6]，页327-328。

[30]2001年《全国审判监督工作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第20条规定：“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抗诉案件，向抗诉机关申诉的对方当事人经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依照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缺席判决。经依法传唤，向抗诉机关申诉的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者表示撤回申请的，应建议检察机关撤回抗诉，抗诉机关同意的，按撤诉处理，作出裁定书；经依法传唤，当事人均不到庭，应当裁定终结再审程序，但原审判决严重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除外。”而在浙江省，根据检法两家共识，申诉人在抗诉再审过程中撤回申诉的，原则上也是要终结再审程序。

[31]对于在实务中民事抗诉之法律监督权受制于当事人诉权的分析与批判，请参见庄建南、傅国云、杨联民、宋小海、王水明：“民事抗诉属性研究”，《中国检察》（第6卷），张智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2]学理上，民事诉讼的本质是国家适用法律强制性解决当事人纠纷，因此永远同时涉及两种利益：保护当事人权利之私人利益和实施国家法律之国家利益或普遍利益。只不过，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更强调国家利益，而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公民权利观念明显增强和民事纠纷爆炸式增长的今天，我国自然地更强调权利保护，更加尊重公民和法人的诉权。正如大陆法系国家所普遍认为的那样，“消除错误判决的普遍利益也是巨大的，但相对当事人利益只是第二位的”。参见尧厄尼希，见前注[10]，页398。

[33]这一点从修正案草案说明中可以明显看出：“十六年来，民事诉讼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关系日趋多样化，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民事纠纷日益增多，公民、法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民事案件大量增加，人民法院在审理和执行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难题，民事诉讼法的现有规定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有必要总结民事审判实践经验，修改完善民事诉讼法。”王胜明，见前注[23]。

[34]关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具体权能较为详备的论述，参见石少侠：《检察权要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三章。

[35]参见蔡虹：“民事抗诉机制与再审程序关系探析”，《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页43。

[36]这种情况下抗诉权与诉权“竞争”是因为两者服从于不同的目的所致，不能视为抗诉权“侵害”诉权。因为在原民事抗诉制度框架下，理论上认为民事案件的利益并不限于当事人的私人利益，还包括国家法制这一国家利益。诉权服务于私人利益，而抗诉权服务于国家利益。而且在计划经济时代，私人利益往往要服从于国家利益，民事诉讼处分权受到国家的干预，因此抗诉权优先于诉权那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37]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2001年发布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根据笔者了解，修正案实施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在加紧研究、修改办案规则。

[38]尽管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诉的期限，但是检察实务中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申诉期限原则上应与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期限相一致。

[39]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2001年发布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

[40]参见李浩：“构建再审之诉的三个程序设计”，《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

[41]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阶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358。

[42]决定是否立案受理的形式审查主要是指对申请再审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具体包括申请再审文书是否合格，被请求再审的判决是否生效判决，申请再审是否为受到不利判决的当事人，当事人在诉状中是否主张了原判决存在着法定的再审事由，再审之诉是否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提出，是否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等。经审查，如不符合法定的诉讼要件，一般不予受理。可参见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

[43]尧厄尼希，见前注[10]，页402-404。笔者认为，再审之诉程序构造的理论划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事理上，任何再审程序一般都要经过案件受理、再审事由审查和原案再审审理等三个阶段，无非是对这些阶段的学理概括存在不同而已。例如，日本是采用二阶构论，即再审事由审查阶段和“本案审理”阶段，但是它是“经过对再审诉状及其记载样式的形式性审查之后”才进入第一阶段，因此实质上同样包含了三阶构内容。参见王亚新，见前注[41]，页358。

[44]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见前注[2]，页19-20。

[45]当然，民事抗诉程序中的“受理、立案”程序内容与再审之诉中“受理、立案”具体有所区别，例如当事人递交的文书名称即不同，级别管辖也不同。但审查案件形式要件的基本点是共通的。

[46]民事抗诉权属于制度性权力，它不仅仅是指“提起抗诉”的权力，而且包含了从申诉受理、审查到决定提起抗诉之全过程的职权。

[47]实务中，检察机关近年来通过加强抗诉书的“说理”的方式来强化对申诉案件的审查，阻却、过滤不合格案件，提高民事行政抗诉工作的质量与效率。参见庄建南、傅国云、陈旭昶、宋小海：“民行抗诉书说理研究”，《人民检察》2003年第8期。

[48]现实中既存在当事人“申请再审难”的现象，同时又存在着“无限申诉”、“反复申诉”和“无理缠诉”的现象。前一种现象涉及审判权的滥用，而后一种现象则涉及诉权的滥用。参见李磊：“《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我国民事再审审判工作的影响及对策建议”，《法商论丛》2008年第三卷，页35；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之诉框架下申请再审的程序性制度建构——关于民事申请再审制度改革的调研报告”，《法律适用》2007年第2期。

[49]从这一点看，民事抗诉权与刑事公诉权在法律监督的结构上具有类似之处。刑事公诉权被认为是刑事诉讼领域分权制衡的典型模式，它向前制约警察活动、向后制约法官司法权的行使。大陆法系检察制度理论认为，“创设检察官制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在于透过诉讼分权模式，以法官与检察官彼此监督节制的方法，保障刑事司法权限行使的客观性与正确性。创设检察官制度的另外一项重要功能，在于以一受严格法律训练及法律约束之公正客观的官署，控制警察活动的合法性，摆脱警察国家的梦魇。”见林钰雄：《检察官论》，中国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版，页16-17。

[50]甚至有学者提出检察机关的抗诉应作为启动民事再审的统一渠道的见解，很有启发意义，值得深入研究。参见傅郁林：“我国审判监督模式评析与重构”，《人大研究》2004年第4期，页14；汤维建：“检察抗诉应当成为民事再审启动的惟一机制”， http： // civillaw. com. cn/Article/default. asp？ id=34441，最后访问日期： 2010年1月8日。

[51]分权制衡理论传统上被认为是检察权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参见石少侠，见前注[34]，页68-71。

[52]有学者认为民事抗诉是对因错误裁判而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一方当事人的一种扶助，是使失衡的天平重新平衡起来的努力，因此有利于真正的平等对抗。（参见龙宗智，见前注[12]，页285。）这种新颖见解富有启发意义。但从“司法分权制约”视角看，抗诉权具有司法权的性质，恪守中立原则，本身就是以尊重诉讼平等原则为前提的。

申请检察院抗诉申请书篇(7)

论文摘要：审判监督程序作为一种“事后救济”程序，作为一种非通常的诉讼程序，在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一国法治水平越高，司法越公正，司法权威性越高，所需要设置的司法救济程序的层次就越少。审判监督程序是与我国的法治状况相适应的，就目前而言，它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有诸多不完善或者很不完善之外，本文仅对审判监督程序，即再审程序的启动予以讨论，以期对再审程序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

审判监督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当事人，认为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既判力效力的判决、裁定及调解协议确有错误而提起或申请再审，由人民法院依法对案件进行审理时所适用的诉讼程序。

二、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是法院系统的内部监督。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实质性条件只有一个，即发现已经发生既判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所谓确有错误，是指裁判结果确实存在不当之处。具体而言，应当包括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 法律 错误，至于能否包括程序上违法，则值得探讨。从《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的规定来看，严格地说，裁判确有错误并不能包括程序上违法的内容。但是从审判监督程序的整体意义上看，将程序上违法排除在“确有错误”之外，从逻辑上又有矛盾，这将违背“有错必究”的司法原则。WwW..COM况且程序上违法这一前提经常会导致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受到怀疑。当然，尽管《民事诉讼法》第177条使用了“发现”、“确有”这样的词汇，“确有错误”依然只能是一种主观判断，在再审程序起动之前，没有实质上的法律意义。

三、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抗诉发动再审程序是其法律监督权的具体体现。

《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实质性条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权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

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3、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4、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1年发布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抗诉决定：申诉人在原审过程中未尽举证责任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判决、裁定存在错误或者违法的；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证据属于当事人在诉讼中未提供的新证据的；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但处理结果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当事人权利义务影响不大的；原审违反法定程序，但未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诉条件的其他情形。

四、当事人申请再审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调解协议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因此，作出该法律文书的程序是否公正、该法律文书的内容是否公正对当事人至关重要。当事人申请再审是其诉权的具体体现。

当事人申请再审应符合相应的形式条件和实质条件。

1、形式条件：当事人申请再审必须符合下列形式条件：（1）提起再审的主体，必须是原审案件中的当事人。只有原审案件中败诉的当事人及其一般继受人，才能提起再审。全部胜诉的当事人无再审利益，不能提起。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申请再审。（2）提起再审的对象，必须是已经发生既判力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调解协议。（3）提起再审的期限，是在判决、裁定或调解协议发生既判力效力后两年。

2、实质条件：《民事诉讼法》第178、180条集中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实质性条件，即法定事由。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发布的《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对此予以了明确。按照该规定，对终审民事裁判、调解的再审申请，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法院应当裁定再审：（1）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证据规定》，新的证据是指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2）主要证据不充分或者不具有证明力的。（3）原裁判的主要事实依据被依法变更或撤销的。（4）就同一 法律 事实或同一法律，存在两个相互矛盾的生效法律文书，再审申请人对后一生效法律文书提出再审申请的。（5）引用法律条文错误或者适用失效、尚未生效法律的。（6）违反法律关于溯及力规定的。（7）调解协议明显违反自愿原则，内容违反法律或者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8）审判程序不合法，影响案件公正裁判的。（9）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索贿受贿、徇私舞弊并导致枉法裁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