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监管论文篇(1)

时间：2003-8-20作者：吴颖

内容摘要：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对银行的监管都由合规性监管转向了风险性监管。本文在研究巴塞尔协议体系对银行风险监管规定的基础上，参照英国的“比率风险监管体系”和美国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对我国外资银行的风险性监管做出了具体分析和提出了完善建议。

关键词：风险性监管外资银行

风险性监管（Risk-basedSupervision）是西方发达国家自70年代以来普遍运用的用以管理银行金融风险的科学而系统的管理方法。美国著名学者威廉姆斯（C.ArthurWilliamsJr）和汉斯（RichartclM.Heins）在《风险监管与保险》一书中对风险性监管作了如下定义：风险监管是通过对风险的识别、衡量与控制，以最少的成本将风险导致的各种不利后果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科学管理方法。其主要通过风险识别（riskidentification）、风险衡量（riskevaluation）、风险控制（riskcontrol）和风险决策（riskdecision）四个阶段来达到“以尽量小的机会成本保证处于足够安全的状态”的目标。

一、巴塞尔协议体系对银行风险监管的基本规定

专门针对跨国银行监管问题而成立的巴塞尔委员会，于1988年7月颁布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即通常所说的“巴塞尔协议”）和于1997年9月颁布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共同构成对外资银行风险性监管的基本规定。

《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①指出银行业的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针对银行业的这些风险，监管者应当制定和利用审慎性法规的要求来控制风险，其中包括资本充足率、贷款损失准备金、资产集中、流动性、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

（一）资本充足率

资本充足率是指资本对加权风险资产的比例，是评价银行自担风险和自我发展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核心原则》第6条指出，“监管者要规定能反映所有银行风险程度的适当的审慎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此类要求应反映出银行所承担的风险，并必须根据它们承受损失的能力确定资本的构成。至少对于活跃的国际性银行而言，上述标准不应低于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规定及其补充规定”。根据1988年的“资本协议”，银行的资本应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核心资本应不低于总资本的50%，附属资本不能超过核心资本。此外，通过设定风险权数来测定银行资本和表外业务的信用风险以评估银行资本所应具有的适当规模，即将资本与资产负债表上的不同种类的资产以及表外项目所产生的风险挂钩，依其风险大小划分为0%,10%,20%,50%和100%五个风险权数，对于活跃的国际性银行规定了4%的一级资本和8%的总资本的最低资本比率要求。

（二）信贷风险管理

对于银行的信贷业务风险，《核心原则》做出了五个方面的规定：第一，信用审批标准和信用监测程序。“独立评估银行贷款发放、投资以及贷款和投资组合持续管理的政策和程序是监管制度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②第二，对资产质量和贷款损失准备金充足性的评估。“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建立评估银行资产质量和贷款损失储备及贷款损失准备充足性的政策、做法和程序。”③第三，风险集中和大额暴露。“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的管理信息系统能使管理者有能力识别其资产的风险集中程度；银行监管者必须制定审慎限额以限制银行对单一借款人或相关借款人群体的风险暴露。”④第四，关联贷款。“为防止关联贷款带来的问题，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仅在商业基础上向相关企业和个人提供贷款，并且发放的这部分信贷必须得到有效的监测，必须采取合适的步骤控制或化解这种风险。”⑤第五，国家风险或转移风险。“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制定出各项完善的政策与程序，以便在国际信贷和投资活动中识别、监测和控制国家风险及转移风险并保持适当的风险准备。”⑥

（三）市场风险管理

《核心原则》第12条规定，“银行监管者必须要求银行建立准确计量并充分控制市场风险的体系；监管者有权在必要时针对市场风险暴露制定出具体的限额和具体的资本金要求。”市场风险管理的主要手段有：要求对产生于交易业务活动的价格风险提供明确的资本金准备、对与市场风险有关的风险管理程序设置系统的定量和定性标准、保证银行管理层实施了充分的内部控制等。

（四）其他风险管理

其他风险管理包括利率风险管理、流动性管理以及操作风险管理等。根据《核心原则》第13项的要求，银行监管者必须要求银行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程序（包括董事和高级管理层的适当监督）以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各项重大的风险并在适当时为此设立资本金。

（五）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包括：组织结构（职责的界定、贷款审批的权限分离和决策程序）、会计规则（对帐、控制单、定期试算等）、“双人原则”（不同职责的分离、交叉核对、资产双重控制和双人签字等）、对资产和投资的实际控制。内部控制的目的是确保银行业务能根据银行董事会制定的政策以谨慎的方式经营。而“银行监管者必须确定银行是否具备与其业务性质及规模相适应的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二、英美国家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方面的相关经验

（一）英国的“比率风险监管体系(theRATEframework)”⑦

1997年，英国银行在1987年的《银行法案》授权下制定出“比率和比例风险监管体系（RATEandSCALEframeworks）”，所谓的RATE风险监管体系是风险测评（RiskAssessment）、监管措施（ToolsofSupervision）、价值评估（Evaluation）的缩写，它是由英国金融服务权力机构（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简称FSA）对银行业务、风险纪录、宏观经济环境做出综合性评估，以制定有效的监管计划和使用恰当的监管措施。

第一，风险测评。风险测评的目的在于系统地识别银行业务的固有风险，评估其风险控制的充足性和有效性，明确其组织结构与管理体制，初步建立对这些银行的监管体系。风险测评分为八个步骤：1.确认风险评估的重点方向，2.取得事前信息（包括与跨国银行的母国监管者联络），3.做出初步的风险测评，4.现场检查，5.做出最终的风险测评，6.建立初步监管体系，7.保持监管的一致性（包括建立RATE专题小组和质量保证会），8.向银行反馈信息。其初步风险测评主要参照九个方面的因素：CAMELB指标（主要用于分析商业风险）和COM指标（主要用于分析控制风险）。CAMELB指标包括资本（Capital）、资产（Assets）、市场风险（Marketrisks）、盈利（Earnings）、债务（Liabilities）、业务（Business）六个方面；COM指标包括控制（Control）、组织（Organization）、管理（Management）三个方面。通过对银行商业风险和控制风险的评估，将银行分为四个等级（QuadrantABCD），对A、B等级的银行只需要对其风险控制做出适当的监测，对C、D等级的银行则需要采取监管措施。

第二，监管措施。FSA可以对C、D等级的银行采取如下监管措施：1.要求银行提供全面的会计师报告（ReportingAccountantsReport），2.FSA的专家小组对银行财政领域进行检查（TradedMarketsTeamVisit），3.FSA的专家小组对银行信用领域进行检查（CreditReviewVisit），4.向跨国银行的母国监管者收集相关信息（Liaisonwithoverseasregulators），5.与银行高级管理层进行审慎性会晤（Prudentialmeetings），6.特别性会议讨论银行未来发展计划（Adhocmeetings）。

第三，价值评估。在下一次风险测评之前，FSA每年会对风险测评、监管体系、监管措施的使用做一次价值评估，以保证银行已完成必要的整改工作、FSA已完成监管体系中所预定的工作和监管措施被正确的执行。此外，FSA还对其监管阶段工作的有效性做出评估和复查所有银行是否仍然符合立法的最低标准。

（二）美国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

作为拥有悠久管理外资银行历史和丰富经验的大国，美国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体制上有其独特之处，其中包括“ROCA”等级评估制和VAR风险测定方法。

第一，双重评估体系。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对外资银行的评估体系上多半采用单一制，即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适用同一种评估体系，例如英国国内银行和外资银行都适用CAMELB&COM指标。而美国对其国内银行适用的是国际通行的“骆驼评级体系(CAMEL)”，即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capitaladequacy）、资产质量（assetquality）、管理水平（managementability）、盈利状况（earningperformance）和流动性（liquidity）五个方面进行评估。对外资银行，则考虑到外资银行的分行和行不是独立的法人，许多因素（如资本调控或资产流通等）都受制于总行，采取的是“ROCA”等级评估制，即对外资银行的风险管理（riskmanagement）、作业调控（operationalcontrols）、遵守法规（compliance）、资产质量（assetquality）四个方面进行评估，将重点放在风险评估、风险跟踪、风险控制上。

第二，VAR风险测定方法。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银行业遭受到重大的商业风险，坏帐逐年增加，许多银行认为，单纯运用巴塞尔协议的公式会扭曲贷款和投资决策，因而1995年12月美国金融机构正式将JP摩根公司发明的VAR风险测定方法作为银行风险测定和管理的工具使用。VAR（ValueatRisk，风险值）是指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在一定的置信度下，给定的资产组合可能遭受的最大损失值。与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相比，VAR方法主要用以测定市场风险，其步骤为：首先，选定一组影响交易组合价值的市场因素变量，比如利率、汇率，以及商品价格等；其次，假定这些变量所遵循的取值分布或随机过程，比如正态过程；然后，将交易组合的市场价值表示成上述市场因素变量及其相关系数的函数；最后，选择某种方法来预测市场因素的变化，从而得到交易组合市场价值的改变量，这就是风险值（VAR）。

三、对我国外资银行风险监管的思考

2002年以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还停留在是否合规性的事后检查阶段，缺乏以预防为主的风险性监管。2002年2月1日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初步确立了我国外资银行风险监管的指标体系，如要求外国银行分行、中外合资银行或合资财务公司，外国出资者须达到资本充足率8%的标准；外资金融机构人民币业务适用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即外资金融机构资本或营运资金加准备金等之和中的人民币份额与其风险资产中的人民币份额的比例不得低于8%；明确“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25%”的流动性比例要求等⑧。然而，与风险监管发达的美、英、日、法等国相比，我国的风险监管体制还显得极不健全，有待进一步完善。

第一，制定风险监管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和建立风险监管的专门机构。由于我国在外资银行监管方面的立法层次比较低，在风险监管方面并没有出台相关的专门性规范，只在修改后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中略有涉及。而美国除了在1978年的《国际银行法》中对外资银行的风险性监管做出总体性规定，还有1978联邦储备局制定的《统一鉴别法》中的“风险评估法”以及1991年的《外资银行监督改善法》等法规加以补充。法国则在法兰西银行之外，另设有银行法规委员会（TheCommitteeonBankRegulation），专门负责制定监管法规和风险性量化指标。而英国不仅设有专门的监管机构——FSA（金融服务权力机构），还在风险性监管方面出台专门性法规——“比率和比例风险监管体系（RATEandSCALEframeworks）”。由于我国外资银行的数量随着我国加入WTO而将迅猛增长，我国应制定出风险监管的总体政策和量化指标，设立专门的类似于英国FSA一样的监管机构来执行这些法规。

第二，建立外资银行风险评估体系。除了可以参照国际上通行的“骆驼评级体系(CAMEL)”外，考虑到目前在中国境内的外资银行三种形式（外国独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中外合资银行）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外国银行分行，可以参照美国的做法，与国内银行的“CAMEL”评价体系相区分，采用“ROCA”等级评估制⑨，将重点放在风险管理（riskmanagement）、作业调控（operationalcontrols）、遵守法规（compliance）、资产质量（assetquality）上，以加强风险控制。

风险监管论文篇(2)

内容论文摘要：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对银行的监管都由合规性监管转向了风险性监管。本文在研究巴塞尔协议体系对银行风险监管规定的基础上，参照英国的“比率风险监管体系”和美国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对我国外资银行的风险性监管做出了具体分析和提出了完善建议。 论文关键词：风险性监管 外资银行 风险性监管（Risk-based Supervision）是西方发达国家自70年代以来普遍运用的用以管理银行金融风险的科学而系统的管理方法。美国著名学者威廉姆斯（C. Arthur Williams Jr）和汉斯（Richartcl M. Heins）在《风险监管与保险》一书中对风险性监管作了如下定义：风险监管是通过对风险的识别、衡量与控制，以最少的成本将风险导致的各种不利后果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科学管理方法。其主要通过风险识别（risk identification）、风险衡量（risk evaluation）、风险控制（risk control）和风险决策（risk decision）四个阶段来达到“以尽量小的机会成本保证处于足够安全的状态”的目标。 一、巴塞尔协议体系对银行风险监管的基本规定 专门针对跨国银行监管问题而成立的巴塞尔委员会，于1988年7月颁布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即通常所说的“巴塞尔协议”）和于1997年9月颁布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共同构成对外资银行风险性监管的基本规定。 《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①指出银行业的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针对银行业的这些风险，监管者应当制定和利用审慎性法规的要求来控制风险，其中包括资本充足率、贷款损失准备金、资产集中、流动性、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 （一）资本充足率 资本充足率是指资本对加权风险资产的比例，是评价银行自担风险和自我发展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核心原则》第6条指出，“监管者要规定能反映所有银行风险程度的适当的审慎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此类要求应反映出银行所承担的风险，并必须根据它们承受损失的能力确定资本的构成。至少对于活跃的国际性银行而言，上述标准不应低于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规定及其补充规定”。根据1988年的“资本协议”，银行的资本应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核心资本应不低于总资本的50%，附属资本不能超过核心资本。此外，通过设定风险权数来测定银行资本和表外业务的信用风险以评估银行资本所应具有的适当规模，即将资本与资产负债表上的不同种类的资产以及表外项目所产生的风险挂钩，依其风险大小划分为0%,10%,20%,50%和100%五个风险权数，对于活跃的国际性银行规定了4%的一级资本和8%的总资本的最低资本比率要求。 （二）信贷风险管理 对于银行的信贷业务风险，《核心原则》做出了五个方面的规定：第一，信用审批标准和信用监测程序。“独立评估银行贷款发放、投资以及贷款和投资组合持续管理的政策和程序是监管制度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②第二，对资产质量和贷款损失准备金充足性的评估。“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建立评估银行资产质量和贷款损失储备及贷款损失准备充足性的政策、做法和程序。” ③第三，风险集中和大额暴露。“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的管理信息系统能使管理者有能力识别其资产的风险集中程度；银行监管者必须制定审慎限额以限制银行对单一借款人或相关借款人群体的风险暴露。”④第四，关联贷款。“为防止关联贷款带来的问题，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仅在商业基础上向相关企业和个人提供贷款，并且发放的这部分信贷必须得到有效的监测，必须采取合适的步骤控制或化解这种风险。”⑤第五，国家风险或转移风险。“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制定出各项完善的政策与程序，以便在国际信贷和投资活动中识别、监测和控制国家风险及转移风险并保持适当的风险准备。”⑥ （三）市场风险管理 &nbs

风险监管论文篇(3)

关键词：风险性监管外资银行

风险性监管（Risk-basedSupervision）是西方发达国家自70年代以来普遍运用的用以管理银行金融风险的科学而系统的管理方法。美国著名学者威廉姆斯（C.ArthurWilliamsJr）和汉斯（RichartclM.Heins）在《风险监管与保险》一书中对风险性监管作了如下定义：风险监管是通过对风险的识别、衡量与控制，以最少的成本将风险导致的各种不利后果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科学管理方法。其主要通过风险识别（riskidentification）、风险衡量（riskevaluation）、风险控制（riskcontrol）和风险决策（riskdecision）四个阶段来达到“以尽量小的机会成本保证处于足够安全的状态”的目标。

一、巴塞尔协议体系对银行风险监管的基本规定

专门针对跨国银行监管问题而成立的巴塞尔委员会，于1988年7月颁布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即通常所说的“巴塞尔协议”）和于1997年9月颁布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共同构成对外资银行风险性监管的基本规定。

《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①指出银行业的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针对银行业的这些风险，监管者应当制定和利用审慎性法规的要求来控制风险，其中包括资本充足率、贷款损失准备金、资产集中、流动性、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

（一）资本充足率

资本充足率是指资本对加权风险资产的比例，是评价银行自担风险和自我发展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核心原则》第6条指出，“监管者要规定能反映所有银行风险程度的适当的审慎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此类要求应反映出银行所承担的风险，并必须根据它们承受损失的能力确定资本的构成。至少对于活跃的国际性银行而言，上述标准不应低于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规定及其补充规定”。根据1988年的“资本协议”，银行的资本应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核心资本应不低于总资本的50%，附属资本不能超过核心资本。此外，通过设定风险权数来测定银行资本和表外业务的信用风险以评估银行资本所应具有的适当规模，即将资本与资产负债表上的不同种类的资产以及表外项目所产生的风险挂钩，依其风险大小划分为0%,10%,20%,50%和100%五个风险权数，对于活跃的国际性银行规定了4%的一级资本和8%的总资本的最低资本比率要求。

（二）信贷风险管理

对于银行的信贷业务风险，《核心原则》做出了五个方面的规定：第一，信用审批标准和信用监测程序。“独立评估银行贷款发放、投资以及贷款和投资组合持续管理的政策和程序是监管制度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②第二，对资产质量和贷款损失准备金充足性的评估。“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建立评估银行资产质量和贷款损失储备及贷款损失准备充足性的政策、做法和程序。”③第三，风险集中和大额暴露。“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的管理信息系统能使管理者有能力识别其资产的风险集中程度；银行监管者必须制定审慎限额以限制银行对单一借款人或相关借款人群体的风险暴露。”④第四，关联贷款。“为防止关联贷款带来的问题，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仅在商业基础上向相关企业和个人提供贷款，并且发放的这部分信贷必须得到有效的监测，必须采取合适的步骤控制或化解这种风险。”⑤第五，国家风险或转移风险。“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制定出各项完善的政策与程序，以便在国际信贷和投资活动中识别、监测和控制国家风险及转移风险并保持适当的风险准备。”⑥

（三）市场风险管理

《核心原则》第12条规定，“银行监管者必须要求银行建立准确计量并充分控制市场风险的体系；监管者有权在必要时针对市场风险暴露制定出具体的限额和具体的资本金要求。”市场风险管理的主要手段有：要求对产生于交易业务活动的价格风险提供明确的资本金准备、对与市场风险有关的风险管理程序设置系统的定量和定性标准、保证银行管理层实施了充分的内部控制等。

（四）其他风险管理

其他风险管理包括利率风险管理、流动性管理以及操作风险管理等。根据《核心原则》第13项的要求，银行监管者必须要求银行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程序（包括董事和高级管理层的适当监督）以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各项重大的风险并在适当时为此设立资本金。

（五）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包括：组织结构（职责的界定、贷款审批的权限分离和决策程序）、会计规则（对帐、控制单、定期试算等）、“双人原则”（不同职责的分离、交叉核对、资产双重控制和双人签字等）、对资产和投资的实际控制。内部控制的目的是确保银行业务能根据银行董事会制定的政策以谨慎的方式经营。而“银行监管者必须确定银行是否具备与其业务性质及规模相适应的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二、英美国家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方面的相关经验

（一）英国的“比率风险监管体系(theRATEframework)”⑦

1997年，英国银行在1987年的《银行法案》授权下制定出“比率和比例风险监管体系（RATEandSCALEframeworks）”，所谓的RATE风险监管体系是风险测评（RiskAssessment）、监管措施（ToolsofSupervision）、价值评估（Evaluation）的缩写，它是由英国金融服务权力机构（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简称FSA）对银行业务、风险纪录、宏观经济环境做出综合性评估，以制定有效的监管计划和使用恰当的监管措施。

第一，风险测评。风险测评的目的在于系统地识别银行业务的固有风险，评估其风险控制的充足性和有效性，明确其组织结构与管理体制，初步建立对这些银行的监管体系。风险测评分为八个步骤：1.确认风险评估的重点方向，2.取得事前信息（包括与跨国银行的母国监管者联络），3.做出初步的风险测评，4.现场检查，5.做出最终的风险测评，6.建立初步监管体系，7.保持监管的一致性（包括建立RATE专题小组和质量保证会），8.向银行反馈信息。其初步风险测评主要参照九个方面的因素：CAMELB指标（主要用于分析商业风险）和COM指标（主要用于分析控制风险）。CAMELB指标包括资本（Capital）、资产（Assets）、市场风险（Marketrisks）、盈利（Earnings）、债务（Liabilities）、业务（Business）六个方面；COM指标包括控制（Control）、组织（Organization）、管理（Management）三个方面。通过对银行商业风险和控制风险的评估，将银行分为四个等级（QuadrantABCD），对A、B等级的银行只需要对其风险控制做出适当的监测，对C、D等级的银行则需要采取监管措施。

第二，监管措施。FSA可以对C、D等级的银行采取如下监管措施：1.要求银行提供全面的会计师报告（ReportingAccountantsReport），2.FSA的专家小组对银行财政领域进行检查（TradedMarketsTeamVisit），3.FSA的专家小组对银行信用领域进行检查（CreditReviewVisit），4.向跨国银行的母国监管者收集相关信息（Liaisonwithoverseasregulators），5.与银行高级管理层进行审慎性会晤（Prudentialmeetings），6.特别性会议讨论银行未来发展计划（Adhocmeetings）。

第三，价值评估。在下一次风险测评之前，FSA每年会对风险测评、监管体系、监管措施的使用做一次价值评估，以保证银行已完成必要的整改工作、FSA已完成监管体系中所预定的工作和监管措施被正确的执行。此外，FSA还对其监管阶段工作的有效性做出评估和复查所有银行是否仍然符合立法的最低标准。

（二）美国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

作为拥有悠久管理外资银行历史和丰富经验的大国，美国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体制上有其独特之处，其中包括“ROCA”等级评估制和VAR风险测定方法。

第一，双重评估体系。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对外资银行的评估体系上多半采用单一制，即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适用同一种评估体系，例如英国国内银行和外资银行都适用CAMELB&COM指标。而美国对其国内银行适用的是国际通行的“骆驼评级体系(CAMEL)”，即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capitaladequacy）、资产质量（assetquality）、管理水平（managementability）、盈利状况（earningperformance）和流动性（liquidity）五个方面进行评估。对外资银行，则考虑到外资银行的分行和行不是独立的法人，许多因素（如资本调控或资产流通等）都受制于总行，采取的是“ROCA”等级评估制，即对外资银行的风险管理（riskmanagement）、作业调控（operationalcontrols）、遵守法规（compliance）、资产质量（assetquality）四个方面进行评估，将重点放在风险评估、风险跟踪、风险控制上。

第二，VAR风险测定方法。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银行业遭受到重大的商业风险，坏帐逐年增加，许多银行认为，单纯运用巴塞尔协议的公式会扭曲贷款和投资决策，因而1995年12月美国金融机构正式将JP摩根公司发明的VAR风险测定方法作为银行风险测定和管理的工具使用。VAR（ValueatRisk，风险值）是指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在一定的置信度下，给定的资产组合可能遭受的最大损失值。与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相比，VAR方法主要用以测定市场风险，其步骤为：首先，选定一组影响交易组合价值的市场因素变量，比如利率、汇率，以及商品价格等；其次，假定这些变量所遵循的取值分布或随机过程，比如正态过程；然后，将交易组合的市场价值表示成上述市场因素变量及其相关系数的函数；最后，选择某种方法来预测市场因素的变化，从而得到交易组合市场价值的改变量，这就是风险值（VAR）。

三、对我国外资银行风险监管的思考

2002年以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还停留在是否合规性的事后检查阶段，缺乏以预防为主的风险性监管。2002年2月1日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初步确立了我国外资银行风险监管的指标体系，如要求外国银行分行、中外合资银行或合资财务公司，外国出资者须达到资本充足率8%的标准；外资金融机构人民币业务适用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即外资金融机构资本或营运资金加准备金等之和中的人民币份额与其风险资产中的人民币份额的比例不得低于8%；明确“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25%”的流动性比例要求等⑧。然而，与风险监管发达的美、英、日、法等国相比，我国的风险监管体制还显得极不健全，有待进一步完善。

第一，制定风险监管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和建立风险监管的专门机构。由于我国在外资银行监管方面的立法层次比较低，在风险监管方面并没有出台相关的专门性规范，只在修改后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中略有涉及。而美国除了在1978年的《国际银行法》中对外资银行的风险性监管做出总体性规定，还有1978联邦储备局制定的《统一鉴别法》中的“风险评估法”以及1991年的《外资银行监督改善法》等法规加以补充。法国则在法兰西银行之外，另设有银行法规委员会（TheCommitteeonBankRegulation），专门负责制定监管法规和风险性量化指标。而英国不仅设有专门的监管机构——FSA（金融服务权力机构），还在风险性监管方面出台专门性法规——“比率和比例风险监管体系（RATEandSCALEframeworks）”。由于我国外资银行的数量随着我国加入WTO而将迅猛增长，我国应制定出风险监管的总体政策和量化指标，设立专门的类似于英国FSA一样的监管机构来执行这些法规。

第二，建立外资银行风险评估体系。除了可以参照国际上通行的“骆驼评级体系(CAMEL)”外，考虑到目前在中国境内的外资银行三种形式（外国独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中外合资银行）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外国银行分行，可以参照美国的做法，与国内银行的“CAMEL”评价体系相区分，采用“ROCA”等级评估制⑨，将重点放在风险管理（riskmanagement）、作业调控（operationalcontrols）、遵守法规（compliance）、资产质量（assetquality）上，以加强风险控制。

风险监管论文篇(4)

关键词：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衍生工具市场；金融监管；监管制度

当前，次贷危机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次贷危机起源于美联储低利率的货币政策，低利率刺激美国金融机构大肆放松贷款标准，导致所谓“谎言贷款”、“倒贴贷款”等花样繁多的次级贷款急剧膨胀，刺激美国以投资银行为首的所有金融机构拼命发明各种稀奇古怪的“金融创新产品”和衍生金融产品以牟取暴利，刺激政府和企业毫无节制地发行了天文数字般的各种债务。由于自1999年以来，美国取消了对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限制，刺激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包括次级住房贷款支持证券在内的大量衍生品被推向市场。在金融创新的带动下，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速度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全球金融资产呈现了典型的倒金字塔结构：传统的货币(M1和M2)只占到1％，而金融衍生品则占据了金融市场80％的份额。在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大量资本涌向金融市场，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的失衡越来越明显。当次贷危机像核武器一样炸毁了全球金融体系，并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反思：为什么这些经过无数包装打扮出来的“创新”产品，竟然能在全球的金融市场上畅行无阻，华尔街的精英以及各国的金融才俊，竟然对其中的风险视而不见，金融衍生交易的风险监管是否需要及如何变革和完善，究竟在金融市场和产品复杂性不断增加的同时如何提升监管能力，或者说，如何建立一个适应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和风险状况的有效金融监管制度环境，成为重点思考的内容之一。本文将重点研究对金融衍生交易的政府监管以及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在此之前，我们势必事先需要对金融衍生工具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一、金融衍生工具概述

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是世界金融创新的产物，而且也会随着金融业的发展进一步显出其多样性。处于金融创新的大潮中，金融衍生工具有其特有的含义以及发展历程。

(一)金融衍生工具的定义

金融衍生品(FinaneialDerivatives)，也称金融衍生工具、衍生证券，是从传统的金融工具衍生变化出来的，通常指某种具有流通性的票据、证券化的契约或者代表一定资产的所有权凭证。我们将其基础的金融工具称为基础性金融工具或原生性金融工具。金融衍生品的概念在实务中更为宽泛，指根据某种相关资产的预期价格变化而定值的金融工具。

(二)金融衍生品的特性

1，杠杆性

指以较少的资金成本获得较多的投资，以小博大，交易时不必交纳相关资产的全值，只要缴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便可得到相关资产的管理权。但这种杠杆效虚使收益扩大的同时也可以同比例地放大风险。这种特性容易诱发过度投机和巨额亏损事件，正如巴林银行破产案和我国的3.27国债期货事件。

2，虚拟性

独立于现实资产运动之外，能给证券持有者带来一定收入。金融衍生工具的虚拟衍生工具市场的规模有可能大大超过原生市场的规模，有时会脱离原生市场膨胀，形成经济的倒三角，严重影响实体经济的稳定与发展，造成金融动荡或危机。

3，复杂性

由于金融衍生工具是“火箭科学家们”匠心独具的成果，由多种组合技术构成，很复杂，另外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过程很复杂。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难以理解它，明白它的风险所在，再加上人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就使得它更神秘莫测。

4，未来性

与传统金融交易不同，金融衍生交易的定义我们可知它是对未来的权利和义务做价，合约的订立和资产的实际交割是分离的。市场中的投机者正是利用这种分寓间通过判断市场行情而获利的。

二、金融衍生品涉及的风险

1994年，国际证券事务委员会及巴塞尔委员会发表了一份联合报告，对衍生商品涉及的风险作了权威性论述。认为衍生商品涉及以下6种风险：

1，市场风险。因市场价格变动造成亏损的风险。

2，信用风险。指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中合约对手违约或无力履行合约义务而带来的风险。这种风险在场外交易中尤为突出。因为交易所会员制制度保证了进行交易的交易商一般都具有良好的信用，风险转嫁到结算公司。而交易所的保证金制度，持仓限制等都使信用风险降低。信用风险的大小与合约的期限长短有着密切关系。一般说来，合约的期限越长，信用风险就越大。

3，流动性风险。一方当事人无法在市场上找到出货或平仓机会所造成的风险。

4，操作风险。因人为错误、系统故障造成的风险。

5，结算风险。属于广义的信用风险的一种，指在结算日交易时对手未能根据舍约履行责任而引起亏损的风险。因其关系到交易目的能否实现，影响重大，故予以单列。

6，交易目的无法实现带来的损失。

三、主要国家和地区政府监管体制比较研究

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政府监管指政府设立专门监管机构对金融衍生工具市场进行监管。政府监管是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监管体制中的宏观层面，是对一国金融市场整体实施监管的重要力量。各国均从促进本国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发展的目的出发，选择并建立起一套适应本国或地区特点的政府监管体系。

政府监管具有强制性和广泛性特点。强制性表现在监管机构的设立、职权的取得等都以相关法律为依据，代表国家履行对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监管职能。监管机构有权对违法行为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或提讼。广泛性表现在各国的政府监管机构都有权对整个金融衍生工具市场进行监管，不仅包括境内交易，也包括境外交易，监管对象不仅包括各类主体如期货交易所、经纪商、结算所、投资者及行业自律组织，同时还包括上市合钧各品种及期货市场的交易活动。此外随着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发展，政府监管的国际化趋势也不断加强。各国政府监管机构通过订立双边或多边合作协议，逐步加强监管信息交流与沟通，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1，美国政府对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实行专职分离型的多头监管体制。由联邦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负责监管期货市场，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负责监管证券市场，对商业银行从事衍生工具交易活动则按这些银行市场准人的审批权限分别由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货币监理署负责。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都是独立于一般行政部门之外行使职权的机关。他们具有行政执行权、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除在管理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品种上有所区别外，这两个委员会在基本职能湘工作手段上大体相同。

其基本职能是：(1)负责管理、监督和指导各经营金融衍生业务的交易所及行业组织的活动。(2)制定与金融衍生品交易有关的各项法规。(3)管理金融衍生市场的各种商业组织、金融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的交易活动。(4)审批各种交易机构提出的申请。(5)协助发展衍生品交易的教育，使衍生品的交易知识和信息能普及于生产者、市场交易者和一般大众。(6)对违反交易法规和国家有关法律的机，构和个人进行行政处罚或追究民事、刑事责任。

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基本职能主要是通过以下措施实现的：(1)审批可以进入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交易品种，决定交易所可以经营的衍生品交易合约的种类。(2)批准交易所的开办以及会员、经纪人资格，批准和确认各交易所的章程和业务行为规范标准细则，并对交易所和经纪人进行严掐的监督。(3)分析、检查市场交易秩序，防止垄断、操纵行为，避免因价格暴涨暴跌致使市场交易秩序混乱现象的产生。为此委员会有权随时查阅有关交易的账目、文件。被查者必须配合，并接受委员会的相关处罚决定。

由上可知。美国当前金融监管的最大特点是存在多种类型和多种层次的金融监管机构。在美国这个崇尚自由的国家里，美国人政治和文化上都崇尚权利的分散和制约，反对权利的过度集中，这些都是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应该承认，美国的这套监管机制确实在历史上支持了美国金融业的繁荣。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的发展，随着金融市场之间产品创新的发展、交叉出售的涌现和风险的快速传递，这样的监管体制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监管标准不一致，监管领域的重叠和空白同时存在，规则描述过于细致，监管对于市场的反应太慢和滞后，没有一个联邦机构能够得到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看管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状况，风险无法得到全方位的覆盖。例如控股公司的监管，对于不同类型的金融控股公司至少存在三个独立的监管者，再加上以州为单位的保险体系，这使得美国在国际保险领域或者其他领域里无法用一个声音讲话，因为投有一个联邦层面的监管者可以代表美国保险监管体系发表意见。

目前，随着次贷危机愈演愈烈，如何规避多头监管模式下的监管重叠和监管空白问题以经成为美国金融界普遍反思的问题并最终引发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革命。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2008年3月31日宣布，美国政府将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第一，扩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管权限，除监管商业银行外，还将有权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他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风险的商业机构。第二，新建“金融审慎管理局”，整合银行监管权。把目前由5个联邦机构负责的日常银行监管事务收归“金融审慎管理局”统一负责。第三，新建“商业行为监管局”，负责规范商业活动和保护消费者种益。主要行使目前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职能。此外，还新建了“抵押贷款创设委员会”和“全国保险管理局”，将抵抨贷款经纪人和保险业监管权从各州政府分管逐步收归联邦政府统一管理。美国媒体称，这将是美国自上世纪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一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2，英国自我监管核心过去是证券与投资委员会、证券期货管理局等非政府机构。为适应监管一体化趋势：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和对市场的敏感度，英国政府于1997年10月将证券与投资委员会改组为金融服务局，并根据《金融服务法案》吸收了许多原来的行业自律组织和其他监管组织及其监管职能。此外它还接收了英格兰银行的银行监管职能、保险监管职能、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审查职，能等。《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授权金融服务局从2001年12月1日起全面行使监管职权，从而使金融服务局成为直接负责监管吸收存款、保险和投资业的惟一法定监管机构。金融服务局不隶属于政府机构，但客观上向财政部门负责，履行了相当于政府机构的职责。这一特色是英国传统上重视行业自律，又适应现代金融衍生工具发展要求的反映。相比较于美国的多监管机构并存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单一监管机构模式反映了金融机构一体化和集团化的发展趋势，可以更有效地避免因多个监管机构同时并存而导致的监管方式不同，监管法律法规不一致，监管内容交叉重复，监管要求各异等问题而造成的金融机构之间不平等竞争，调和监管冲突，明确监管责任，降低监管成本，合理配置监管资源，提高监管效率。但由于缺乏管理监管权力可能过于强大，容易孽生、垄断和权力滥用。单一监管机构可能因规模过大而缺乏足够的灵活性。也可能因规模过小而实现不了应有的效率。

3，日本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监管体系承袭欧美模式，就政府监管而言，与英国设立全国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不同，日本对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监管体系是按衍生工具的不同类型分别由不同的政府机构监管，实质上是多头监管，即金融期货期权市场由大藏省监管，其中与证券相关的期货、期权是由大藏省证券局主管，金融期货商品交易由大藏省银行局_主管，其法律依据是《证券交易法》；农副产品期货期权与工业品期货期权则分别由农林局和通产省管理，其法律依据是《商品交易法》。这种“三省归口”政府监管模式有利于明确各部门职能，容易协调部门内部的各种关系，有利于制定切实可行的法规制度以及相应的配套措施来配合市场的监管。但是这种监管模式缺少一个具有权威性的统一管理机构，对部门之间产生的矛盾难以协调。

四、我国的金融衍生交易政府监管体制

(一)我国的金融衍生交易政府监管体制现状

欧美发达国家率先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了充满活力的现代金融体系，创设了数以千计的金融及其衍生产品。相比之下，中国的金融创新基本上是对国外产品的模仿和引进。如果说当前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金融业便是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中的薄弱环节，金融创新更成为了“短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监督管理体制经历了1989年、1998年和2003年三次大的变革，形成了各司其职的五个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

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建立对于提高金融专业化监管水平、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发挥了积极作甩。但是，面对金融业综合经营加快推进的新形势和系统性金融风险更为复杂的新挑战，目前分业监管体制在运作中出现了诸多不适应的问题，亟待解决。随着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推进，银行、证券、保险、信托业务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但是对跨行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和跨市场金融创新业务的监管职，责界定不清晰，协调监管难度大，存在监管重复和监管真空，既提高了监管成本，又容易出现逃避监管现象。特别是在现代金融活动全球化、交叉化、信息化的情况下，金融体系的监管和稳定(调控)，需要系统性的考虑和迅速的应对。分业监管体系对于涉及系统性、全局性问题的监管、救助和调控等往往难以形成迅速有效的应对，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成本巨大。

(二)次贷危机对完善我国金融衍生交易政府监管体制的重要启示

第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的协调。次贷危机充分表明，在金融市场日益全球化、金融创新日益活跃，金融产品日益复杂的今天，传统金融子市场之间的界限已经淡化，跨市场金融产品日益普遍，跨部门的监管协调和监管合作显得日趋重要。从国际经验和国内实践来看，无论金融监管体制如何变革，中央银行都因其在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巨大影响力而在金融监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进一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需要全面考虑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银行、证券与保险监管之间的关系，在现行分业监管框架下强化中国人民银行的协调职责和主导作用，理顺中国人民银行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分工协作关系。

在这方面，我国可以尝试建立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和金融监管等有关部门之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构如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以适应金融业综合经营发展趋势的需要：该机构可由国务院牵头。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一行三会”和发改委、财政部等部委参加，促使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从临时性的安排，转化为经常化、程序化的有实际决策内容的制度安排。这一机构的定位，可以类似金融控股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金融控股公司在总公司层面是多元化经营，但在子公司层面是分业经营，这样金融控股公司既能适应混业经营也能适应分业经营。所以，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关键是要发挥更高层次的整合作用，既要防止监管越位，又要防止监管真空。为此，其职能应该主要是包括对现行金融控股公司集团层面的监管、实业类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交叉性金融业务和创新产品的监管以及一些监管空白领域的监管。超级秘书网

第二，现代金融体系的监管应该更多她强化功能监管和事前监管。次贷危机证明，面对日益繁复的、频繁的市场创新和日益复杂的创新产品，单纯依赖信息披露来保护投资者利益，已经不够充分。随着现代金融产品的复杂性加大，投资者越来越难以对其潜在的风险进行识别。因此，监管者仅仅做到确保信息的。真实披露，或完全依靠对透明度的监管，已经不够。

对此，监管体系有必要从过去强调针对机构进行监管的模式向功能监管模式过渡，即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同类型的业务进行统一监管和统一标准的监管，以减少监管的盲区，提高监管的效率。同时，监管者在事前的监管中。应当对创新产品有更深人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有效的产品风险评估，尤其是对可能引起系统风险性的产品。应当将其相应的监管环节前移，深人分析和评估金融产品可能给监管体系带来的隐患。

风险监管论文篇(5)

原材料价格风险管理

一般来说，装备制造业企业材料成本占制造成本的50%以上。有效控制原材料成本，是企业价格风险管理的重点。要加快资源性生产资料期货市场发展。我国目前已经推出的装备制造业产品相关的商品期货品种有：铜、铝、锌、天然橡胶、燃油、黄金、钢材、白银、焦炭。与国际期货市场相比，还缺少：原油、取暖用油、无铅普通汽油等相关商品期货。为了完善资本市场运行规则和价格发现功能，需要进一步丰富商品期货品种，择机适时、慎重渐进地推出石油、煤炭等各类资源性产品期货市场，提供原材料价格风险对冲工具。各级证券监管部门应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经常举办期货产品业务培训班，培养更多合格的期货人才，推动套期保值等业务的开展。

汇率升值风险管理

这需要装备制造业企业、银行、政府部门通力合作，为此，宏观上迫切需要政府为发展金融衍生工具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微观上亟待通过银企双方合作实现综合避险和收益合理化。装备制造业企业要将人民币汇率变化作为重要的经济因素纳入到财务分析中，增强应对汇率变化的敏感性，重视风险管理。出口业务中应尽量采用即期收汇方式，或近期结汇，提高预收款比例，或通过选择出口押汇、出口保理等方式尽快结汇，缩短结汇期限；承接合同时，尽量争取使用人民币结算，或者以美元计价而合同以人民币来签订等方式。采用欧元等非美元币种进行签约结算，分散风险；进口业务中，尽量采取远期售汇或分期付款方式拖延付款买汇的时间，少支付购买同等外汇额度的本币。有条件的企业，也可以在有关合同中加列保护性条款，加入汇率变化的调价公式，降低结汇损失。商业银行要指导企业规避汇率风险，提供高效外汇服务。适度为企业提供规避人民币汇率风险的衍生产品，以满足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需求。①进一步扩大远期结售汇和掉期交易规模，在风险可控前提下逐步推出更多的金融衍生工具，如：汇率期货、期权等有效的套期保值工具。②提高装备制造业企业出口预收货款可收汇额度和可结汇比例。在保证贸易真实性和出口收汇一致性的前提下，最大限度运用自由裁量权，对装备制造业企业提供充足的预收货款可收汇额度，保证企业的资金需求，对于资金密集型的机械设备制造业给予100%的预收款结汇政策。政府应继续协调推动有关的金融机构，开发更多的汇率避险工具。适度有序放松外汇管理政策，扩大金融衍生产品种类与规模。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争取更多地在国际贸易中实行以人民币计价结算，这样就不会存在汇率风险。

风险监管论文篇(6)

[关键词]企业年金精算负债财务风险

企业年金基金，是指根据依法制定的企业年金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基金。它在保障雇员退休待遇、解决社会老龄化问题、减轻政府财政负担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004年下半年以来，随着我国《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资格认定暂行办法》等规定的陆续出台，企业年金投资证券市场的规模将越来越大，年金基金财务风险的度量与控制成为年金计划发起人、年金计划受益人、年金基金管理人、及政府监管机构等多个主体日益重视的现实问题。本文对此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

一．企业年金的分类与年金基金的财务风险。

企业年金计划分为两种：受益确定型年金（definedbenefit，简记为DB）和缴费确定型年金（definedcontribution，简记为DC）。两者在缴费及待遇支付等方面的管理模式不同，其形成的年金基金所面临的投资风险也有所区别。受益确定型年金（DB）是指企业根据员工的工资水平、工作年限、为企业贡献程度等因素来约定其员工未来退休后所获得的养老金标准，即企业所需支付的养老金；企业据此确定所需要的各年缴费，并全部承担年金资产管理的投资风险。缴费确定型年金（DC）是指通过建立个人账户的方式，由雇主和雇员定期按照一定比例缴纳保险费，雇员的退休金水平取决于帐户中资金积累规模及其投资收益。退休金可以由员工一次性支取，也可以分期支取，直至其个人账户余额为零。对于标准的缴费确定型年金，雇员自已进行投资决策，并承担其个人账户资金的投资风险。但在实际运作中，往往将年金账户具体的资产管理交由专业机构负责，年金账户所有人只是拥有选择资产管理机构或选择具有某种风险回报特征的资产组合品种的权力。例如，美国的401（k）年金计划是缴费确定型年金（DC）最主要的类型。401（k）计划既可采取企业集中投资也可采取个人分散投资的方式。在前一种方式下，通常由企业指派专人或设立专门的投资委员会负责401（k）资金的投资并对这部分资金的增值保值承担较大的责任。在采取后一种方式的情况下，企业通常经过一定的筛选程序，聘请投资咨询公司从众多投资银行、商业银行、信托公司和保险公司等针对企业年金设计的一系列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不同风格的股票基金等产品中选出候选基金，供参与计划的职工自行选择，企业职工有权决定自己账户资金的投资方向同时也承担投资的风险。法律规定，计划发起人至少向职工提供三种风险——回报特征存在明显差异的投资产品，投资目录每三个月应更新一次等。而香港实行的养老公积金制度，即所谓的“强积金”制度，则由投资管理人设计出若干种基金投资品种，其中有保守型基金，如：保本基金、保证基金、债券基金等；有稳健型投资，如：均衡基金、平稳基金；也有勇于承担风险型的基金，如：股票基金等；任参与年金计划的职工自选作出投资决定。有关法规将我国的企业年金规定为缴费确定型年金，年金所需费用由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但年金投资运作统一由企业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选择投资管理人运营所有的资金，负责年金资产的保值增值，职工个人没有投资决策的权利。

受益确定型年金（DB）与缴费确定型年金（DC）的主要区别是DB年金基金具有事先确定的、因承诺支付职工退休金所形成的负债支出。支出的金额与未来退休时的社会平均工资水平、退休职工的在职工作年限、退休职工领取退休金的时间（即退休后的生存时间）等因素有关。要通过对DB年金基金进行合理的资产配置及缴费，来满足这一事先约定的支付承诺，即所谓的“以支定收”。因此，受益确定型年金（DB）基金在运作过程中，除了都要面临传统的风险，如政治风险、经济政策风险、经济周期风险、利率风险等之外，更重要的是DB年金约定的负债支出可能会超过DB年金基金的资产价值，使DB年金基金无法满足事先承诺的退休金支出，即发生财务风险，又称之为基金化不足风险(underfundrisk)。例如：医疗水平的提高使退休职工寿命、进而领取退休金的时间延长；经济增长及物价水平上涨使退休时的社会平均工资水平提高；这些因素都会造成年金基金未来的偿付支出增加，如果年金基金的资产管理收益及缴费累积没有相应的增长，则可能会没有足够的资产来偿付负债，进而影响参与年金计划的职工的正常生活，甚至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因此对于受益确定型年金基金的管理必须要考虑负债因素的变化。对于缴费确定型年金（DC）而言，DC年金计划则属于“以收定支”，没有事先约定的偿债支出，而是根据年金基金投资及缴费形成的积累额，多收多支、少收少支。尽管DC年金基金的管理人没有类似于DB年金基金情况下存在事先确定的、刚性的负债约束，但如果DC年金帐户通过缴费及资产投资而在退休时积累的资产总额过低，也将影响退休员工的生活水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缴费确定型年金基金的运作也需要考虑未来工资水平变化对基金资产管理的要求。

二．年金基金财务风险的度量指标。

受益确定型年金基金的资产管理要考虑负债变化引起的基金化不足风险。其衡量指标主要有两种。一是用基金化比率来表示，计算方法是：

t时点的基金化比率（Fundingratio）=年金基金在t时点的资产价值（A）/年金负债现值（L）

其中，年金负债现值（L）是考虑未来经济和工资增长情况、职工寿命、年金计划规定的退休金给付水平等因素，在一定精算假设的基础上，计算出年金计划未来的偿债支出流，并根据设定的贴现率水平，折算成t时的现值。

另一个指标是盈余值(Surplus)，计算方法是：

年金基金在t时点的盈余值＝年金基金资产价值（A）—年金负债现值(L)。

例如：美国通用汽车(GM)公司受益确定型年金计划（DB）的运行状况如下表：

年份年金基金资产的

市场价值(A)

(单位：10亿美元)精算负债现值(L)

(单位：10亿美元)基金化比率

(Fundingratio)盈余(Surplus)

(单位：10亿美元)

199346.95063.0250.74-16.075

199450.40857.5740.88-7.166

199567.43667.8600.99-0.424

199671.29570.2781.011.017

199771.29572.5010.98-1.206

199872.28073.5700.98-1.290

199975.00776.9630.97-1.956

200080.46273.2691.107.193

200177.86676.1311.021.735

200267.32276.3830.88-9.061

200360.86079.6170.76-18.757

200486.16987.2850.99-1.116

来源：“ModernizingtheDefined-BenefitPensionSystem”,ByMulveyetc.JournalofPortfolioManagement,winter2005

受益确定型年金基金在运作过程中，其基金资产价值与精算负债现值都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基金化比率和盈余值这两个指标是不断变化的。为此，在度量受益确定型年金基金的财务风险时，往往更多地关心指标实际值偏离事先设定目标值或目标区间的幅度或概率。例如英国的《社会保障法》将目标基金化比率的波动范围设定为90%~105%，如果实际基金化比率低于90%，即看作是偿付能力不足，存在财务风险，年金计划的管理者必须在3年内将资产价值增加到负债的90%，在未来7年内将资产价值增加到负债的100%。

对于缴费确定型年金（DC）而言，尽管不约定未来的偿付金额，资产管理的风险更多地转嫁到参与年金计划的职工身上；但为了保证年金参与人的年金帐户在退休时积累的资产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退休后的生活需要，许多发达国家将缴费确定型年金（DC）退休时的年金资产价值与当时的收入（finalsalary）之比（称之为替代比率，replacementratio）做为衡量缴费确定型年金基金财务风险的重要指标。

三．企业年金基金财务风险的监管

企业年金计划是退休职工老年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但由于年金基金的资产管理采取市场化的方式，一旦年金基金发生财务风险，偿付能力不足，将影响到退休职工老年收入保障的稳定性，甚至是社会的稳定性。因此，必须加强对企业年金基金财务风险的监管，以保障年金计划参与人的权益。

对于事先明确设定退休金支付水平的受益确定性年金（DB），年金基金管理人有刚性的负债约束，因而发生财务风险的可能性较大。为此，许多国家是通过建立第三方担保的方式为年金计划受益人设置一道安全屏障。如美国由政府设立养老金受益担保公司（thePensionBenefitGuarantyCorporation,简记为PBGC），通过向所有设立年金计划的公司收取保险费并进行投资，用积累资金对发生财务危机的年金计划提供担保或理赔。PBGC收取的保险费有两部分，一是固定比例的保险费，如1991年1月1日以后，每个年金计划每年向PBGC按每个受保人19美元的比例缴纳保险费；另一部分是可变比例的保险费，主要是PBGC针对基金化比率不足（即存在一定财务风险）的年金计划，加收额外的保险费，以督促年金计划提高偿付能力，降低财务风险。至2002年4月，PBGC累计向35000个受益确定型年金计划中的大约4400万受益人提供了受益保护。

对于缴费确定型年金（DC），年金基金管理人对年金受益人没有事先设定的、刚性的偿付承诺，因此更需要加强对年金基金财务风险的监管，以防止年金计划受益人的基本利益因年金基金管理人的投资不善或违法行为而遭受损失。在这方面，许多国家对缴费确定型年金（DC）建立了担保或补偿机制。其基本制度是设立担保的最低收益率水平，如果年金基金的实际投资收益率低于担保收益率，由年金基金管理人用自有的储备金或自有资产弥补缺口；如果仍然无法弥补，则由政府基金给与一定补偿，但年金基金管理公司将会被清算。在这一制度设计中，关键是担保最低收益率水平如何确定。与我国同样作为新兴市场的智利、阿根廷、波兰三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智利以过去36个月的所有企业年金的平均收益率R作为基础，其担保的最低收益率是平均收益率R的50%和R－2%这两个数值中的较小值。企业年金实际收益率低于这一水平，则基金管理人要有自有储备基金弥补缺口。而如果某个企业年金的实际收益率比所有年金的平均收益率R高50%或超过平均收益率R达到2个百分点之上，则超额收益部分充实为储备基金，不计入年金帐户的实际收益。阿根廷设定的担保最低收益率为平均收益率R的70%和R－2%这两个数值中的较小值。能够计入个人年金帐户的最大收益率是超过平均收益率R的30%以内或超过平均收益率的2%以内，超额部分转入储备基金。通过这些机制，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熨平”了因不同年金基金管理人投资收益的差别，导致职工从年金帐户中所获得的退休金收入存在过度的差异。特别某些低收入职工和文化程度较低的职工在选择年金基金管理人方面的能力较差，与其它收入及文化程度较高的职工相比，前者所获得的收益率可能会非常低，建立担保最低收益率机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平衡职工之间的收益差异，更多地体现企业年金作为促进社会公平、防止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保障机制，而不是演化为获得最大化投资收益的手段。

我国目前在企业年金基金财务风险监管和年金最低收益保障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我国《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只在第五十八条规定：“投资管理人从当期收取的管理费中，提取20%作为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风险准备金，专项用于弥补企业年金基金投资亏损。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风险准备金在托管银行专户存储，余额达到投资管理企业年金基金财产净值的10%时可不再提取”。仅从管理费中计提20%作为投资风险管理准备金是否充足？是否应建立政府主导的年金收益担保机构？考虑职工工资收入增长及通货膨胀等因素，年金投资资收益保障是否不应只限于弥补亏损而应该保持一定的正收益率？这些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ArunS.Muralidhar著，沈国华译：《养老基金管理创新》，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2.邓大松、刘昌平著：《中国企业年金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

风险监管论文篇(7)

关键词:银行管制;安全网络;特许权价值;巴塞尔协议;风险承担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11-0036-04　中图分类号:F830.1　文献标识码:A

作为处理信息不对称的机构,银行运营面临较大的风险。银行风险既有单家银行的个体风险,也有全体银行的系统性风险。银行系统性风险会对社会经济产生巨大冲击,造成重大社会成本,因此银行业管制在各国都是金融、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银行业管制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做一理论回顾,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引　言

Pigou(1938)关于管制的经典文献提出市场垄断、外部性以及信息不对称造成市场失灵,需要政府之手加以援助。运用到银行业,则有银行业准入限制、存款保险制度等管制措施,其目的是为了缓解银行业市场失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发展。虽然理论上也有相反的研究,但是毋庸置疑,银行业管制的实践始终存在,并且每一次金融危机后,银行业管制都被提到更高的程度。

风险承担(risk-taking)是指商业银行选择的风险承受水平。一家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由银行决策层决定。单家银行的风险承担高一般不会造成银行业系统性风险,但是大银行倒闭引发挤兑效应,则可能形成银行业系统性危机。从美国对金融机构的救助,我们可以看到,“大而不倒”始终是各国银行业监管者面临的难题。系统内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普遍高,则系统性风险极易形成和爆发。监管者通过制度设计来防范风险,最优的设计是通过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来实现银行体系的稳定。本文所指的银行业管制是指监管当局采取的监督和管理措施,主要包括构建安全网络、特许权制度、巴塞尔协议要求。本文以此为线索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总结现有文献对银行业管制是否能够降低系统性风险、是否能够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的探讨。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三和四部分分别对安全网络、特许权制度、巴塞尔协议这些监管措施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进行回顾与总结。最后得出结论:没有任何一项制度设计一定会降低银行风险承担,保证银行业系统性危机不出现。不同背景下,各国都要考虑自己的特殊情况采取合适的监管政策。

二、安全网络与风险承担

一般各国的银行业安全网络由两部分构成:最终贷款人以及存款保险制度。

最终贷款人通常为各国的中央银行,它们为那些处于流动性困境中但仍有清偿能力的商业银行提供支持。1907年的美国银行危机促使1913年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建立,目的就在于减少系统性的存款挤兑,降低银行危机的成本。一般而言,最终贷款人只提供几天或几个月的短期流动性支持,同时要对贷款银行进行严格的监控。央行的最终贷款人角色面临的是监管者容忍的适度性问题――究竟商业银行多高的风险承担央行可以容忍,什么不可以,过度容忍可能加重危机的成本。Honohan和Klinge-biel(2003)表明在许多银行危机中监管者流动性支持总额超过了银行系统的资本,时间超过了12个月。美国次贷危机中对金融机构的救助表明,监管者容忍不仅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传统的银行领域,而且在发达国家、非传统银行业务中都有可能出现。但是,目前监管者容忍的定量研究尚没有展开。

存款保险制度是构建安全网络的另一项重要制度,由于其采用市场原则,实用性高于最终贷款人制度。存款保险是由保险公司对银行存款进行保险,银行缴纳保费,银行一旦不能归还客户存款由保险公司赔付。在面对系统性危机时,全面的存款保险制度可以有效阻止危机蔓延。而在平常时期,商业化的存款保险人监控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这可以提高存款人的信心,避免银行业存款大幅波动。

1935年美国首先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直到1974年仅有12个国家采用该制度。但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金融危机不断,存款保险制度的范围和影响力不断扩大。据金融稳定局(FSB)统计,此次金融危机中48个行政区域使用了存款保险制度以应对危机。尽管监管者将存款保险制度作为应对系统性危机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并且其作用在危机中正不断被强化,但是,理论界对存款保险制度是否高效仍存在疑问。因为存款保险制度可能导致商业银行的风险转移――提高当期风险承担而将风险转嫁给存款保险机构,最终导致银行业系统性风险。Demirgu c-Kunt和Detragiache(2002)银行危机的研究表明,存款保险制度设计的缺陷增加了一国银行危机的可能性,在契约环境差的国家存款保险制度显著降低了银行稳定性。Baah,Caprio和Levine(2008)认为更宽松的存款保险和系统性银行危机的产生高度相关。如何设计有效的制度既能防范系统性风险同时又能够尽可能减少银行风险承担是各国存款保险制度设计时必然要考虑的问题。Honohan和Klingebiel(2003)对银行危机的研究表明,无限制的存款保险、无限制的流动性支持和高度的低资本容忍,增加了解决危机的最终财政成本。而且,财政成本的高低和经济复苏的速度没有必然联系。Laeven(2004)发现存款保障范围在银行业资本普遍不足的国家和存款人教育程度低的国家特别高,而且存款保险人还会帮助银行利用风险监控的漏洞,从其他纳税人和稳健的银行获利。

由此可见,安全网络的构建是使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和银行个体风险矛盾的一种制度设计。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制度设计,可能会诱使商业银行提高个体风险承担。因此,安全网络的构建必须是适度的。

三、特许权价值与风险承担

在绝大多数国家,银行必须获得政府颁发的许可证才能运营,许可证的供不应求使其极具市场价值,这一价值就是银行特许权价值。特许权价值理论认为,商业银行会主动控制自身的风险承担,从而保护政府给予的银行牌照的准垄断租金收益,从而使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可控。

Marcus(1984)提出特许权价值这一重要概念,以后许多研究都表明特许权价值可以缓解银行的道德风险,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如Keeley(1990)认为,放松管制的措施降低了银行的市场力量,侵蚀了q值(银行股权市场价值/账面价值),提高了银行风险承担。特许权价值不仅来自于市场准入壁垒和竞争

限制,也来自于信息优势、利率上限等可以为银行创造垄断租金的其他渠道。此方面的相关研究有Su a rez(1994)、Saunde~和Wilson(1996),Demsetz,Saidenberg和Strahan(1 996)等。Marquez和Hauswald(2002)认为随着市场中银行数量增加,银行信息投入的收益减少。在达到一定门槛后,银行信息源将会集中于自己擅长的一些特定领域以抵抗来自竞争者的威胁,而银行集中于特定信息源的行为提高了市场中企业的逆向选择行为,银行风险承担加大。Berger,Klapper和Turk-Ariss(2008)的研究表明,拥有较大市场力量的银行风险承担低。但是这些银行贷款组合风险高,只不过银行的高股权资本补偿了这一风险。

Boyd等(2005)质疑特许权价值,认为竞争并不会提高银行风险。他们认为拥有市场力量的银行贷款利率高,加重了借款者偿还负担,容易引发借款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从而提高银行的风险承担。Boyd等(2006)提出,市场竞争并不会造成银行不稳定,而是促使银行放贷。Schaeck,Cihak和Wolfe(2006)采用H指标度量发现银行业竞争越强,系统性风险越不容易产生。De Nicol6和Lou-koianova(2007)的分析表明,当银行所有权被考虑的时候,Boyd等的结论更为明显,特别是国有银行拥有大量市场份额的时候,这一现象最甚。

最近,Mart f nez-Miera和Repullo(2008)撰文调和特许权价值理论和BDN模型。他们提出银行特许权价值和风险承担的关系呈u型。这一理论和银行业适度竞争的研究不谋而合,或许找到u型曲线的拐点对银行业监管的实践有重大参考价值。

四、巴塞尔协议与风险承担

作为国际银行业监管合作的成果和指导,巴塞尔协议旨在通过发挥市场的作用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从而达到降低系统性风险的目的。目前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承认巴塞尔协议并将其作为国内监管的一个准则。

(一)资本要求

这一监管原则认为作为风险缓冲器的资本可以提高银行的安全,同时,作为期权价值一部分的资本可以减少银行的风险承担,从而降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资本要求作为巴塞尔协议的最核心部分,得到很多理论支持。如Koehn和Santomero(1980)、Keeley和Furlong(1990)的研究表明银行资本低会导致银行的资产组合风险加大。Marshal和Prescott(2000)认为存款保险给银行带来道德风险,为了缓解这一问题,必须建立存在事后惩罚机制的资本要求监管。有相应惩罚机制的资本要求监管可以降低银行风险承担,从而显著地降低资本要求,最优资本监管应该是监管者基于银行风险承担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措施。

但是也有不少理论研究认为资本要求并不能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如资产组合分析法认为,银行是一个资产组合管理机构,它可以通过选择高风险资产来弥补其资本杠杆,从而维持理想的资本收益率。Ahunbas等(2007)的研究表明,更多资本的银行低效率,风险承担更高。Laeven和Levine(20081的研究表明资本要求、严格的银行管制行为和银行高风险相关,这类银行一般股东拥有较强的控制权,而在股权相对分散的银行,银行风险较低。

在银行资本要求与风险承担的关系中加入问题,则情况和结论更为复杂。Jeitschko和Jeung(2005)考虑了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三个实体:监管者、股东和管理者,银行的风险承担与这三者对银行的控制力有关。为监管者所控的银行,它的目标是降低银行风险承担,表现为提高风险承担;为管理者所控的银行,它的目标是提高可控的与个人利益有关的预期价值,这种管理行为和银行的风险承担的关系不确定。Bris和Cantale(2004)的分析表明管理者和股东对贷款组合有不同信息时,资本要求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因为银行失败或者资本充足率降低都会降低管理者福利,所以管理者会拒绝那些可以接受的风险贷款(但同时利润更高),使银行变得更安全从而保证自己的福利,但是银行由于增大了控制成本而无效率。Sullivan和Spong(2007)的分析表明管理者拥有股权强化了风险承担战略,表明受雇的管理者比股东更有可能提高银行的风险承担以实现当期收益。

尽管越来越多的文献分析银行风险和资本要求之间的关系,资本要求监管也在全球银行业普遍开展,但是实践和理论都仍然没有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必然的因果关系。

(二)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是监管部门通过对银行风险承担的监督检查以判断该银行的资本是否充足。监管部门要求各银行建立起合理有效的内部评估程序,用于判断其面临的风险状况。

建立在市场失灵基础上的银行业监管,理论上有两个不同的认识角度,从而衍生出不同的监管理念。从公众利益角度,这一观点认为监管者应站在公众利益的角度来进行监管,政府通过制定适当的监管措施,可以提高银行系统效率、控制风险。公众利益观点支持由监管者制定监管政策并监督执行。从个人利益角度,这一观点认为管制是一个产品,供给者与需求者相互作用决定了管制的状态和目的,银行市场吸引了不同的利益集团:银行家、政客和每一个追求金钱的人,监管政策的制定服从于利益集团的博弈,监管者仅是管制的主要供给者。个人利益观点支持依靠监管的市场原则,监管者不能单独制定政策,而是通过严格的过程监控来实现利益均衡(Shleifer,2005)。

目前影子银行的出现、银行规模扩张、区域扩展、混业经营以及非传统业务的应用,使得监管机构要在各种类型和数量庞大的资产交易中,收集、整理和分析信息以控制风险非常困难。特别是如果监管者目的在于追求自身的政治诉求而不是公共利益,那么设立新的机构或扩大监管机构进行监管只会增加银行业成本,最终导致银行风险承担加大。这是美国和欧洲银行业此次金融危机后加强监管正面临的问题。

(三)市场原则

市场原则的核心是信息披露。只有建立健全的银行信息披露制度,各市场参与者才可能估计银行的风险管理状况和清偿能力,使得银行存款人(包括债务市场的借款者)可以根据给定的风险水平要求足够的风险补偿,从而迫使银行选择适度的风险承担。

市场原则被普遍认为有益于银行和整个金融系统的效率和稳定,此次金融危机更是将银行业透明化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Boot和schmeits(2000)认为有效的市场原则减少了金融集团混业经营的利益。但是在违规租金不高时,金融集团会恶化市场原则并由此获益。Hyytinen和Takalo(2002,2004)认为银行系统容易受到存款人的自我实现危机冲击。透明度监管可以通过消除合作失败的可能

性来阻止这一类型的系统性危机。

但是,银行业至少有两个基本特性使得通过加强市场原则来减少金融脆弱性的监管无效。首先,全面的金融安全网消除了透明度监管的惩戒性作用。其次,对银行而言,透明度意味着成本,它减少了特许权价值,因此降低了提高风险承担的成本。此外,在消除合作失败方面,Furman和Stiglitz(1998)认为更高的透明度可能加重了美国上世纪80年代的存贷危机,因为很多银行只能关闭,或者显著缩减贷款或者接受大量资本注入。Cordelia和Yevati(1998)检查了银行风险公开披露如何影响银行风险承担动机和评估被告知的存款人行为如何影响银行体系的安全。当银行能够完全控制自身的风险暴露时,公开披露降低了银行危机的可能性,否则,被告知的存款人会增加银行破产的可能性。De Gmuwe(2008)指出透明度并非阻止金融危机的万能药方,有时候甚至适得其反。

五、结论及建议

(一)银行业管制必然存在

虽然本文在此着墨不多,但是实践证明银行业作为管理风险的机构同样需要监管。大量理论文献着力于寻找最优的监管措施,这已经表明绝大部分理论研究者已经持有银行业需要管制的观点。

(二)银行业管制理论仍有待完善

目前微观层面作用于银行风险承担的措施,如特许权价值以及最低资本要求等,不一定能真正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而宏观层面构建的安全网络又助长了微观层面的风险承担。如何解决这一监管困境,恐怕需要理论和实践者的共同努力,至少目前富有远见性的管制理念尚没有出现。

(三)银行业管制的国际化理论研究尚不够完善

美国次贷危机迅速引发的全球性银行危机表明银行业管制的国际化水平远低于银行业业务的国际化水平。理论研究上管制的国际化研究也远少于商业银行的国际化研究。巴塞尔协议作为银行业国际监管的重要框架,在危机后再次成为各国管制的一个标准化方案。但是笔者认为国际化并非标准化,强调各国监管机构的协调与沟通也不是要设立一个机构高于各国监管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