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营经济论文篇(1)

论文关键词：十二五时期，我国民营企业，发展方向，选择

 

考察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历史沿革，不难发现：其天生的市场导向体制优势，有效支撑了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变革；并且，通过示范效应也推动了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实现我国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是关系到我国经济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正因如此，讨论在十二五期间我国民营企业如何选择发展方向经济学论文，就显得格外必要。

不可否认，我国民营企业自上世纪80年代出现以来，长期保持着强劲的资本扩张态势。然而，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在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逐步到位的今天，民营企业自身的劣根性也悄然涌现。诸如，产品质量差、高污染高耗能的生产模式，不断被社会所指责。

由此可见，在十二五时期全面转变经济方式的大背景下，须针对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不足，展开建设性的梳理与对策分析。

一、十二五时期我国民营企业面临的经济环境分析

基于生物学隐喻可知，我国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呈现出动态演化的特征。由拉马克主义原理可得，作为类似于生物体的民营企业，惟有进行适应性调整自身的发展战略经济学论文，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中生存发表论文。为此，首先就目前的经济环境进行分析，则显必要。

（一）我国民营企业面临的国内经济环境分析

受到我国社会制度的作用，国内经济环境主要由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引导。其中，针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目标的产业政策，成为了目前的主要内容。具体有这样几个方面：

1．低碳经济发展的要求。总结国外发达国家工业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并结合我国实际，国家做出了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决策。这样一来，国家就在企业的入市门槛，以及产品的生产领域，建立了以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为主导的评价指标。由此，从我国民营企业的生产现状来看，上述评价体系将极大的约束其未来的生产经营。

2．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要求。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链条上的尴尬局面，惟有在国家意志层面强调企业的创新能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通过产品研发领域核心竞争力的建立，来实现企业的市场势力。但是经济学论文，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的资金约束，必然将弱化其自身创新能力。

（二）我国民营企业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分析

国外经济环境，主要通过国际贸易的形式来体现。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民营企业，大都属于外向型企业类型。目前，国际贸易领域广泛存在的“绿色壁垒”，极大的阻碍了他们的产品出口。绿色壁垒属于技术性贸易壁垒，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设立。

由此可见，处于后危机时期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各类型贸易保护主义也将影响我国民营企业的长期发展。为此，在对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困境进行探究后，则须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上述环境下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困境的原因探究

由上文所述，我国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发表论文。从组织资源的范畴下，来探究其形成原因，则可以分为内外两个方面。

（一）困境形成的内部原因探究

上文提到的企业创新能力，实则与低碳经济的发展要求之间经济学论文，存在着逻辑关联。即，企业在技术层面的创新能力，不但能有效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还能切实优化产品的生产工艺。而这一切目标实现，则需要具有创新能力的科技人员，以及一定的资金支持。这两个要素，在我国民营企业中普遍稀缺。

同时，伴随着社会生产分工的精细化，中小民营企业往往成为某核心企业的外围生产协作伙伴。民营企业在通过网络化企业组织架构来获取报酬的同时，则锁定了自身生产能力的匹配性。而外围协作伙伴所承担的生产任务，科技含量极底，这又造成了民营企业缺乏创新的激励。

（二）困境形成的外部原因探究

芝加哥行为学派的认为，企业的行为偏好决定着市场结构（本文采信该观点）。根据上述理论逻辑，正因为我国民营企业缺乏产品创新能力，便使得自身产品的需求替代弹性较大。这一客观事实经济学论文，决定了同类型民营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往往呈现出过度与无序并寸的态势，即，我国物流民营企业便是典型的例子。该市场结构，则压低了民营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最终，限制了民营企业的创新资金的供给。

三、我国民营企业发展方向的选择

在讨论我国民营企业发展方向的选择时，应把握问题出现的逻辑起点。上文已经指出，民营企业惟有根据自身所处的经济环境开展适应性调整，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此，具体阐述如下：

（一）渐进式的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针对民营企业组织资源的次优现状，可以通过产品与服务的局部创新，来渐进式的获得能力的提升。并且，对于创新能力提升的努力需长期保持。由马克思价值转型原理可知：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在全社会剩余价值平均化过程中，将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发表论文。由此经济学论文，作为超额剩余价值的转形：超额利润，便能有效支撑该企业未来的创新需要。

（二）形成人力资本储存的长效机制

无论民营企业遵循低碳经济要求展开的生产实践，还是形成持久的组织创新能力，都需要有具备创新能力的科技与管理人才做支撑。为此，形成人力资本储存的长效机制就格外重要。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应把握几个原则：（1）从战略上储备企业未来5年内所需要的科技人才；（2）对于管理人才的储备而言，最好选择具有理工科专业背景的复合型人才。（3）激励机制的构建。对人才的选择与储备，只是从静态的存量上满足了企业未来发展的需要。此时，还应通过激励机制的构建，推动他们在企业价值创造上的能动性。

综上所述，十二五期间我国民营企业须针对外部经济环境的演化过程，动态的调整自身的发展方向。同时，发展方向的选择还应从企业的微观层面着手，即：渐进式的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形成人力资本储存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1]陈春花.刍议家族企业继承机制[J].商业时代,2005(4).

[2]刘莹.浅析我国家族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及对策[J].商业文化(学术版),2010(12).

[3]赵奕凌.西部县域工业发展资金缺损的机制分析与对策[J]. 重庆交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9).

自营经济论文篇(2)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理论；企业；经营管理；措施

通过行为经济学理论，指导企业管理者更高效、更完善地对企业进行经营管理。增强企业管理团队的水平，提高企业管理团队的能力，使企业管理团队迅速成长起来，完善我国企业管理系统不足之处。我们要从了解人性的角度去研究企业管理者，找出企业管理者的优点与缺点，对缺点进行帮助与改正，对优点进行发扬宣传，提高整个企业的管理团队水平，从而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促进我国企业管理团队健康有效的发展。

一、行为经济学理论相关概述

1.行为经济学

行为经济学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并且被全世界公认的主流经济学，属于现代经济学体系，行为经济学作为研究经济行为与现象的理论分析框架，由视角、参照系、分析工具三部分组成。行为经济学主要是对企业中管理者的心理作用进行分析，同时强化心理学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通过研究经济学中的心理学，使经济学研究更符合现实，从各方面进行自身完善，同时将经济学中的理论洞察力全面激发出来，用于对实际现象进行预测以及合理分析，制定相应的改进策略。所以行为经济学理论是一门与心理学理论相结合的经济研究理论。主要通过可操控的试验以及观察研究对企业管理者在不完全理性的市场竞争条件下，对于企业经济管理模式进行的管理行为分析。分析的内容包括影响管理层决策的内外部因素以及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并对管理者的行为结合已有的经济学理论进行检验与分析，在此基础之上，重新提出的经济学理论。

2.将行为经济学运用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可行性

本文将通过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对比分析行为经济学在企业经营管理中运用的可行性。（1）人的基本假设对比在传统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中人是具有独立的思想的，从本质上讲，人的所有行为都是利己的。一切行为都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需求。同时自我约束力强，如果个人的喜好一旦形成，就不容易被外界所改变，性格具有完全性和一致性的特点，始终追求利益效果最大化与持久化。在行为经济学中，人的基本假设中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混合体，人的性格具有多面性，既有利己心理，也有利他与无私奉献的心理，人的自我约束力会因人而异，不同时段与不同环境个人的喜好会有所差异。（2）传统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的方法对比传统经济学中应用的方法主要有逻辑抽象法、演绎法、现场观察法，其中演绎法是被公认为为数不多可信赖的现实经济活动范式。而现场观察法则认为是所有方法中最具有说服力的，传统经济学认为实验法不可用于验证理论。而行为经济学所使用的方法，有认知心理学方法与实验法。通过认知心理学，与实验法对个体喜好进行更多的分析研究。（3）理论体系完整度对比传统经济学在个人偏好基本理论基础上进行了标准化均衡分析，形成了规模宏大而且完整的理论体系，可以对经济现象进行准确的描述，同时涵盖了金融计量等微观与宏观方面的内容；行为经济学现有的理论条块还不成形，现在正在不断地进行实验验证与研究，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指日可待。（4）模式对比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模式具有规范性;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模式具有描述性。由以上对比可以发现，行为经济学更多是研究对个体行为以及个体之间的差异性进行研究。认为在经济环境刺激条件下个人的行为是受周围环境多种因素的影响，表明行为经济学与客观现实有很大的相似度，将行为经济学运用到企业经营管理中具有可行性。

二、企业经营管理中行为经济学的应用

在对企业进行经营管理的时候，对企业以及员工的行为进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企业经营管理者对企业的管理过程，不仅是管理物的过程，同时也是对企业员工--人进行管理。在上世纪30年代，对于企业经营管理的相关理论主要是从行为的角度对管理进行研究。这个行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然人的行为，另一方面是非自然人的行为，而非自然人的行为包含着机构、组织、企业团体的行为。《2010中国信息主管发展报告》中指出，企业管理团队中职位的权责关系是企业管理者关注的永恒主题。在企业经营管理团队中管理者如果没有相应的主导权与决策权，对于企业开展全局性的工作是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出现部分管理者所属部门经营状态有活力，而另一部分管理者所属企业部门经营出现冷门现象。当企业在推行相关政策的时候，还会出现领导层对政策明白，而基层员工对相关政策不了解的情况，无形中增加了企业工作执行的困难与复杂程度，提高了企业管理失败的风险。企业经营管理者管理的相关成绩也需要通过其所管理的相应部门日常管理行为表现出来。本文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行为分为三个主要方面：首先，应该对企业相关的信息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并且能够准确把握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发展方向与相关技术需求要能够有审时度势的眼光，准确决策企业的走向。企业管理的最高层要能够站在企业经营管理的立场上，通过管理者敏锐的洞察力与果断的决策能力，为企业的高效可持续发展出谋划策。其次，企业经营管理者在制定企业项目的时候，需要与相关员工进行沟通，在得到对企业员工支持的情，再让企业中高层领导接受企业制定项目的规划。企业管理者在进行项目规划的时候，需要结合企业运营状况，脚踏实地，锁定目标，不宜好高骛远。在尽最大努力增加企业发展效益的时候，也要考虑项目执行中可能遇到的风险与困难，尽可能的避免项目执行过程中遇到的不可控风险。同时企业管理团队要以人为主，建立科学高效的管理团队，并制定相应管理制度，对于项目的执行负责人要分岗到位，使整个管理团队职责明晰，任何时候领导层都需要对项目的运行状态准确掌控，实行有计划运行。最后，企业经营管理者应该在企业的战略决策上发挥充分的作用。由于经济全球化发展，我国经济在近几年中发展迅速，企业制度与技术等多个重要层面的发展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尤其是现在企业的经营理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企业经营管理者也逐步发现了自身职业内涵相应的改变所带来的工作实质性的变化。由于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全球企业经济发展形势还没有从经济危机的寒冬中苏醒过来。这也使得企业经营管理者对企业经济形势感到不安。所以企业经营管理者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充分运用自己所在职位的便利与经验，为企业发展奉献自己全部的智慧与力量。在有效对企业团队进行管理的同时，了解企业的运行模式，针对企业运行情况提出有创造性的建议，成为团队上层领导最得力的助手与策略参谋。

三、基于行为经济学的企业管理中偏见效应解决措施。

对于企业经营管理者都会承认在管理的过程中会有偏见存在，而偏见产生的原因就是因为管理者容易在管理的时候固执己见，对于他人的反馈意见视而不见，刚愎自用，这是偏见的最根本原因。如果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管理者存在偏见将不利于企业管理团队的营建，也不利于相关项目以及政策的实施执行，还会造成对有实际才能的人才流失。因此我们要消除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偏见行为的存在。

1.通过改变视角识别偏见

我们在对任何一个人进行观察的时候，要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观察与了解，这样才能够帮助我们对这个人在我们心中的形象进行合理划分。但是我们的企业经营管理者经常会对所面对的人进行一种假设，从而产生一种对该假设有误而自己熟视无睹的偏见，这种偏见常见于有一定资历的企业经营管理，这种管理者往往见多识广，经验丰富，遇到人与事会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判断选择处理方法，有时就会犯经验主义错误，最终决定对所见的人与事有偏见看法，使得决策结果不够准确。但这种经验主义，很多时候对于业经营管理者的帮助很大，他们在进行辩论的时候，会借助经验例子举例证明，使自己的方法与理论具有更强的可信度。从而让对方折服，这就是经营管理者的模式识别。

2.通过承认不确定性，抵制行动导向偏见

企业经营管理者在为企业决策的时候，为了追求企业的稳定发展，很多企业不愿承担有风险的计划项目。比如一个企业项目出台，企业管理者中会有某一管理人员对于项目持截然相反的看法与观点，而有另一种人，却对该项目非常看好，力挺方案的实施。对于管理者，他也是希望该项目能够实施，但是不会将下属员工的自信当作坏事，而出现这种决定的原因，就是行动导向偏见。在企业经营管理的时候，一个可靠高效的管理团队需要对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进行充分的分析了解，以应对管理过程中出现的行为导向偏见。

3.通过改变现状，抵制稳定性偏见

当企业管理团队出现稳定性偏见的时候，企业需要不断地对内对外采取措施。对外部，企业可以打破常规的管理模式，不断的进行投资与业务扩展，扩大企业的经营范围，同时扩大企业管理团队的规模。对内企业可以把公司财产向部门分配的额度降低，仔细研究企业内部各部门的运营状况与职能，然后将企业的资金进行有选择性的重点分配，扩大企业优势部门的生产规模，将企业发展成为有特色的产业品牌。

四、结束语

行为经济学是一种研究人的行为的理论科学。我们的企业经营管理者在进行企业经营管理的时候，充分运用行为经济学，对企业中的个人进行有效研究分析，有利于提高管理者的管理水平，使管理者在进行管理的时候遇到任何问题能够从容不迫地解决。同时充分运用行为经济学，能够规避管理者错误的管理观念与管理行为，为企业健康正常的运转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蒋军锋,殷婷婷.行为经济学兴起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J].经济学家,2015(12):68-78.

[2]温武.基于行为经济学的房地产宏观调控[D].江西师范大学,2013.

自营经济论文篇(3)

摘要：城市经营理论于20世纪80、90年代在西方国家形成并传入中国，在中国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实际上也是城市经营理论的本土化过程，城市经营理论自进入中国起，就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与争议，作为一种在我国发展不过二十年时间的新事物，城市经营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还不成熟，还有待完善。本文试对有关城市经营理论的相关文献进行全面的梳理、综述，以期为进一步探索城市经营理论在中国的科学化发展之路做一铺垫，同时也希望对于形成关于城市经营更加理性的认识，推动城市经营理论本土化的科学化进程尽绵薄之力。

关键词：城市经营 城市形象 资源

一、城市经营思想的萌芽

20 世纪中叶，城市经营的思想就已经在国外萌芽。城市经济学作为研究城市土地利用、城市环境建设、交通运输、财政金融等方面问题的一门学科，涉及了城市经营管理方面的一些应用课题，主要就城市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城市经济发展中城市基础条件的改善进行研究，推动了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这一学科理论的指导下，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 就如何运用市场机制来吸引民间资本, 促进城市硬件环境建设形成了一些不同的模式, 从而为城市经营理念的形成和运作提供了经验。在这一阶段， 随着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市场经济手段的不断深入应用，学术界开始注重对城市这一经济中心的建设问题进行研究,并主要就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投融资问题结合市场化手段，应用经济学的方法进行了探索, 并逐渐形成了城市整体资产有效利用的观念。这些成果为城市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城市之间竞争的逐渐加剧，在如何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与提高城市竞争力的研究中，就城市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问题，一些学者提出了城市促销计划的概念，试图通过对城市管理措施的市场化改革来促进城市资产的市场化利用；同时期，出现了将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系统引入政府公共管理事务之中的方法，即区域行销，并把城市视同企业, 以城市未来作为产品，形成了城市经营的最初思想。

二、城市经营概念界定

Short and Kim(1998)在区域行销的基础上研究总结出，当市场营销经过实践发展为一门科学时，结合城市管理的实践，就形成了城市经营的理念，在此基础上,Kotler等人对城市经营的概念进行了初步界定,认为“城市经营是为满足特定目标市场需要而进行的城市规划过程，如果这种规划能满足企业及居民对城市产品的需求，同时也使得城市产品能满足潜在目标市场的需求，则能取得成功”[1]。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规划”，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对城市空间的规划过程，而是广义上包括对城市资源的运营、城市整体形象的塑造等。

赵小明率先在国内定义了经营城市的概念，即“经营城市就是城市政府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对构成城市空间和城市功能的自然生成资源、人力作用资源及其相关的延伸资源等进行有序的集聚、重组和运营，以完善城市功能和城市竞争力为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2]。认为政府是城市经营的唯一主体，体现了通过“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城市基础设施的运营”等途径涵税养源以增强城市财力基础从而提高城市竞争力的理念。赵小明关于城市经营的界定也是为国内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并接受的观点。

谭昆智在《营销城市》一书中将经营城市的概念作如下界定：“经营城市就是利用市场营销的理念和方法管理经营城市，具体是将城市视为一个特殊的企业，将城市的未来发展视为‘产品’，分析它在全球性竞争中的强项与弱项，以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确定其目标市场，包括目标人口、目标产业以及目标区域，并针对目标市场整合政策、资源、基础设施、环境、文化等相关产品和服务资源，以提升城市形象和促进经济发展。”[3]体现出“战略管理”的思想。

通过综合国内各种对城市经营概念与内涵的表述，全伟、饶会林等认为,“城市经营就是在社会化大生产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国内外市场直接、间接争取城市经济、社会、环境效益最大化的各种经济行为”[4]并对城市经营作了狭义与广义的区分，认为，广义的城市经营是指城市对有形、无形的公共资产、公共资源和企业外部经济进行资本化和产业化的整体策划、营销和评价的经济行为;狭义的城市经营是指城市所辖公共部门对公共品的生产、供应进行资本化和产业运营的经济行为。

从以上国内外学者对城市经营概念的界定看出，不同学者对城市经营的本质的理解不同，城市经营在国外最初是作为“为满足城市目标群体需要、从整体上提升城市形象从而促进城市发展、提高城市竞争力”而进行的一种战略性规划过程而提出的，而国内多数学者则把城市经营理解为是对城市土地、城市基础设施等“实体资本”及由其所延伸的“无形资产”等各方面城市要素的“经营之和”。另外,有一部分学者把“城市形象”作为城市经营对象的一个方面。对城市经营内涵的理解上的差异，决定着其对城市经营主体、内容、方法的认识的不同。

三、城市经营的主体

（一）一元论。

在关于城市经营的理论研究和探讨中，持“经营主体一元论”的人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长期从事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实际工作。李梦白在其论文中认为:“说‘城市经营的主体是城市政府’是正确的。因为城市经营的主持者，除城市政府能够担当外，谁也不能胜任。”[5] “从80年代初开始的我国城市经营的实践来看，城市经营是在城市主体地位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城市政府为适应城市发展环境的变化自上而下发动。虽然城市经营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在经营中引入了竞争机制，但其从根本上是政府建设和管理城市、发挥其政府职能的一种手段。”[8]王振有在《关于城市经营主体问题的探讨》一文中从城市角度和城市经营角度详细并充分地论证了经营主体一元论的观点，他认为“城市是一个有机整合的社会系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和公众可以通过投资获得基础设施的运营权，通过股权转让、承包、租赁、特许经营、委托经营等市场手段获取经营某些城市项目，但不能说，企业和公众因此获得了城市经营权。”[7]从城市经营角度来看，他认为城市经营对象的初始所有权、控制权、支配权都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是这些资源的惟一产权主体，决定了城市政府资源配置的权威性；只有政府作为城市经营的主体，才能在首先满足公平目标的基础上实现城市经营的效率目标。

经营主体一元论的观点从政府对城市中“可经营性资源”的所有权及政府作为唯一的权力主体的角度论述了政府是城市经营的唯一主体，把城市经营看作是一种“权力的运作”而非对资源的“有效运营”，将权力主体”等同于“经营主体”，而忽视了作为真正“主人”的城市公众的需求，及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在城市经营中的重要作用。

（二）二元论。

学术界关于城市经营主体二元论的论述不多，但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的声音也不应忽视。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于洪平在其《城市经营主体当议》中坚持城市经营的主体是市场和政府双重性的二元论观点。他对政府是经营主体的论述和大多数坚持一元论的学者相同，即“政府是城市经营的主体之一，原因在于城市资源或产品的特殊性和城市经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综合要求。同时，他对市场是主体的论证也比较详细，他认为“城市经营的核心是采用市场化的城市经营模式，而市场化的城市经营模式首先要求市场成为城市经营的主体。”[9]

(三)多元论。

关于经营主体多元论观点，众多的理论文献和经验总结都认为，城市经营的主体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综合主体。“不能笼统地把城市政府定位为城市经营主体，如果由城市政府充当市场经济行为的“拍卖”、“置换”等以获取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经营主体，则不仅是重蹈过去政企不分的覆辙，而且又可能使城市政府职能重新出现新的空位和错位。只有把城市经营行为的外延扩大到诸如城市规划、管理等实践活动，并把城市产品的提供和管理也看成是城市经营的内容的情况下，城市政府作为城市经营的重要主体才具有更普遍和更长久的意义”。[11]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社会文明进步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城市经营主体必然由过去的地方政府为“主角”向由与城市利益相关者共同合成转变。城市是全体市民的城市，所以城市经营的主体也应该是城市的市民、企业、社会团体和各级政府。Metaxas在其论文中提到“城市经营并非仅仅是政府为提升城市形象而进行的促销行为，它需要地方政府与公共部门的合作，及公众的直接参与。”[12]

四、城市经营的对象

关于城市经营的对象，不同学者由于对城市经营本质内涵的理解不同而持不同的观点。

（一）对城市资产的经营。

目前国内学者对城市经营的对象的认识基本上有两种观点，其一，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认为凡是城市中可经营的资产都可做为城市经营的客体，只是在对城市资产的内涵上有不同的表述。如以王志锋、李晓东等为代表的大多数学者认为“‘城市经营’的对象是城市资产，它包括:(l)城市有形资产:城市土地，尤其是对城市中的闲散土地，废弃土地进行开发利用和升值。(2)城市无形资产:城市形象、城市知名度、城市品牌等。(3)城市延伸资产，如路、桥冠名权等。[13]”其二，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城市经营’的首要对象是城市中所有可经营的资源即包括了自然的、人文的、物质的、非物质的多种资源，显然大大超出‘城市资产’所能涵盖的内容，何况有些资源本身是根本不可能成为资产的”。事实上，这两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只是表述的角度有所不同，前者所讲的城市土地、基础设施等城市“资源”也就是指后者所说的城市“资产” 。

（二）城市形象。

V.A.Angelis与E.Gaki在其论文中将城市形象界定为：“城市中自然、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所发挥的接近或吸引资源、市场及决策中心的功能”。[14]正如企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开始注重对产品品牌和企业形象进行塑造和宣传，城市为能吸引更多的顾客，也需要树立、传播其形象。Kotler 通过对欧洲部分地区和城市的研究，将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归因于城市动力,而城市动力来源于城市的内在特性, 即城市形象。它是城市内外公众对城市总体的、抽象的、概念的认识和评价, 也是城市同公众进行信息交流、思想联络的工具[15]。Philo &Kearns(1994)等人也对城市经营中的这一重要内容进行了广泛探讨, 认为独特的城市形象能吸引媒体关注, 从而提升城市价值。根据Hall(1998)的定位说, 从外部来区分时, 城市是否具有良好的形象同经济发展一样受到重视。因此,城市经营的对象应是城市整体形象。

五、城市经营的方法

Ashworth等人认为城市经营应该坚持企业营销的理念，将促销过程视为城市经营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并对城市进行战略性分析与规划。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城市内在特质的调查与评价以识别城市愿景、发展目标、进行市场调研与市场细分以评估城市潜在目标市场、规划合理经营战略、策略及反馈程序等。

Metaxas等人认为城市经营理念及其实践应接受并采纳市场营销的“4p组合”策略，并根据城市经营实际及其与企业经营的差别，结合“人”这一城市经营过程中的重要因素，组成“5p”策略，认为其产品的生产体系为城市内在动力，产品为城市形象，其构成要素包括城市特质、经济活动、自然环境、服务、娱乐休闲、旅游等，城市内在品质即能够为城市创造竞争优势的特质[16]；传播渠道涉及城市政府为使其形象吸引潜在目标市场或渗入新的市场领域而开发的关系网络。基于战略规划，城市与其内部组织和外部参与者建立起战略关系以直接并有效地传播其形象；促销是城市经营计划的最后一个阶段，Paddison指出促销战略的主要目的是增强城市竞争力，吸引投资及提高居民生活质量。Haider等人认为广告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促销工具，另外，Metaxas等人认为公共关系也是塑造城市形象、吸引潜在目标市场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Short R.J and Kim Y-H,(1998),‘Urban Crises/Urban representations: selling the city in difficult times’inT.Hall and P.Hubbard,1998‘The Entrepreneurial City’,eds.J.Wiley a

[2]赵小明.经营城市的理论与实践[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

[3]谭昆智.营销城市[M].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

[4]全伟.城市经营概念及其内涵刍议[J].经济师.2006(10).

[5]李梦白.再论“城市经营”.城市发展研究.2003.5

[6]彭卫.城市经营中的投融资方式创新. 中国城市经济

[7]王志锋 踪家峰 对城市经营的再思考 经济问题探索2002（6） 56~59

[8]王振有 关于城市经营主体问题的探讨 经济学动态 2004（3）

[9]于洪平 城市经营主体刍议 财经论丛 2004（2）76-79

[10]徐挺立 城市经营----政企“双人舞”中国房地产报 2003-10-20

[11]吴文斌 “城市经营”与时俱进之我见 长江论坛 2003（6）

[12] MetaxasPlace Marketing as a Tool for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ity’s Competitiveness.

[13] 付晓东 关于经营城市的思考 城市经济 区域经济 2002（12）

[14]V.A.Angelis ,E. Gaki.The Effect of a Region’s Location on it’s Development.

[15]Kotler, P. & Asplund, C. & Rein, I. & Haider,D. (1999). Marketing Places Europe. PearsonEducation Ltd, London.

自营经济论文篇(4)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有企业

中图分类号：F0-0；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6-0005-06

多年来，何伟先生不断发表论著，谈论他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再认识。然而，他的诸多理论观点，他的许多批评意见，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评论，总体上说是站不住脚的。他发表于《炎黄春秋》2012年第1期的文章《我学的不是马克思主义》，任意曲解和否定《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曲解和否定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事实；曲解和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曲解和否定马克思的诸多基本原理；曲解和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这集中表现出他的政治倾向和理论观点，这是他多年来在理论工作中不断错解、曲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集大成。有必要对何伟先生的理论观点和他错解曲解学风做些评析。

首先做点说明：如果有人不赞同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而赞同别的什么主义，主张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化，公开正面讲自己的观点，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能强求谁去信仰什么，不信仰什么，我也不会为此去与人家争辩。我之所以要与何先生争鸣，是因为他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学术身份（尽管他早在20多年前已办了离退、不教不授了），又自以“正宗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政治姿态，任意错解、曲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服务于其特定的政治目的。他还以中国人民大学知情人自居，编造人民大学所教所授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斯大林版本的东西，用以证明他一再讲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斯大林的什么主义。他虚构晚期马克思主义和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声称前者否定了后者，把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斥之为“斯大林的伪命题”。对此，我作为理论工作者，实在看不下去，不能沉默，要与何先生“理论”一番。2012年6月19日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考察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党，所以我们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追本溯源，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指导下取得的。《资本论》作为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同志肯定：中国人民大学是学习、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他强调，面对当今开放的环境，理论工作者要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教学和研究。我聆听了同志的讲话。这对我们敢于旗帜鲜明地对任意曲解和编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假冒东西进行辩驳，是一种鼓励和鞭策。

一、何伟先生扬“私”贬“公”的观点由来已久

自营经济论文篇(5)

关键词：政权；国民营分野；经济现代化理论

On the Controversies Over the Criterions of Separating the State-run and Private Economy and the Early Reflections for the Theories of Chin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plan of China’ economy, which put forward by Sun Yat-sen in his report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not only stirred up the controversies run through the Kuomintang regime over the criterions of separating the state-run economy and the private sector economy, but also offered the opportunity to Chinese ideological circle to reflect the theories of Chin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and bring forward some valuable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this kind of modernization’s patterns, missions, ways and so on. But Kuomintang government’ delay in summarizing these ideological fruits and incorporating them into the policy-making resulted in the failure of its post-war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and the rapid collapse of its political governance.

【Keywords】 Kuomintang regime, criterions of separating state-run and private economy, theories of Chin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1921年孙中山先生《实业计划》的中文版发表，该计划指出：“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个人企业，（二）国家经营是也”,“凡夫事务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1](第六卷，P253)这是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在探索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过程中，首次对国营民营范围问题进行的政策性规范，也肇始了有关国民营事业分野问题的论争。随着的执政尤其是抗战胜利前后国家资本的高度膨胀，论争日趋激烈，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与参与的一个问题，并一直持续到政权的。该项论争，以国民营分野的标准与方法为中心，探讨了经济现代化的方方面面，推动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理论的早期发展。惜者因政权更替而中断的论争及其贡献，久为学术界所淡忘。本文即以此为中心，做一初步的概括与分析，谨以为引玉之砖。

一、模式：自由、统制与计划

国民营分野标准问题的论争，本质上是中国经济现代化模式问题的争论。

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将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程划分为两大类即“内源发展者”和“后来者”，许纪霖等学者据此将中国的现代化界定为“后发外生型”。[2]这一界定既可视为在大量研究基础上对中国现代化历程特点的概括，反过来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追寻中国现代化理论尤其是经济现代化理论建构过程的最佳视角之一。换言之，中国经济现代化理论的构建过程既是自身传统经济体制与经济政策的重塑过程，更重要的还是对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的借鉴过程，而这种借鉴首先是从理论（或文本）的解读与不断修正开始的。

前述孙中山先生所设计的中国实业开发模式，即是此种解读与修正的结果。他的两路开发中国实业的方案，蕴涵了多种发展理念。一方面，他承认私营经济的存在并强调保护和奖励其发展，认为“有许多事业，可由国家管理而有利，亦有必须竞争始克显其效能者”；又说：“盖凡百事业，公办不如私办之省时省费。私人之经营，往往并日兼程，冕之不足，继之以夜；官之经营，则往往刻时计日，六时办事，至七时则以为劳，一日可完，分作两日，而犹不足。故往往一种事业，有官办之十年不成，私办之五年可就者” [3](转引，p414)，还说：“对于各种矿业之经营，有为政府不能自办，当留为私人办之。譬如农业，私人经营者利益常丰，矿业亦如是也”[1](第六卷，p393)。这实质上是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精神的一种肯定，也可视之为对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的部分继承。另一方面，他又试图避开自由竞争理念所产生的种种负面效应，强调发达国家资本、发展国营经济，这是其划分国民营范围的基本指导思想。寓于其中的则是对工业革命以后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吸取，如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一次大战前后各国的国有化思潮等。他曾说：“国家社会主义属于集产社会主义之中”，“所谓‘集产’云者，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皆为国有”，“不为一二资本家所垄断渔利” [1](第二卷，p508-509)；中国“没有机器，不能和外国竞争，全国所用的货物，都是靠外国制造运输而来，所以利权总是外溢。我们要挽回这种利权，便要赶快用国家的力量来振兴工业”[1]（第九卷，p391）。也就是说，要重视发挥政府在经济增长中宏观调控作用。当然，设计出这样一种方案，还考虑到了中国现代经济起步的迟缓与民间资本的普遍贫乏。应该说这是在批判吸收先进国家发展经验并结合本土国情提出的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一种理想模式。但鉴于各种原因，孙中山并没有看到他的计划付诸实施，因而也未能在实践基础上进行修正完善，其国民营分野的标准也只是一个原则性的阐述，究竟何者宜国营，何者宜民营，以谁为主，他也没有进行详细具体的规划设计。

1927年执政后，随着其政治统治的日趋稳固，国家对经济事业的投资也不断扩大，特别是在抗战爆发后，此种大大增加。据统计，到1942年政府企业实缴资本额占国统区工业实缴资本总额的69.6%，以此为基础，政府在一些传统的被视为国营领域的行业建立起垄断性地位，如水电业中政府投资占89.0%，冶金业占90.9%，机器制造业占73%，电器制造业87.6%，化学工业占75.1%；即使那些向来被视为民营范围的行业如食品、纺织、服装、文化等领域也渗透进大量国家资本，其中纺织业中国家资本占据了整个纺织业资本总额的48.3%。[4](战时建设（三），p676-678)此外，政府还在交通、通讯、金融、贸易等有关国民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投资经营。

此种趋势的出现，固然与政府采取的贯彻孙中山发达国家资本理论、建立战时经济体制的政策有关，但也不能忽视孙中山逝世后尤其是三十年代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对中国的影响。1929年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爆发后，世界主要国家纷纷采取应对措施，如美国参照凯恩斯主义大力推行新政，德日两国则以法西斯主义为指导实行统制经济，苏联则根据社会主义理论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并陆续脱离危机，获得恢复或发展。尤其是苏、德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迅速崛起，为同样处于发展困境的中国经济提供了一些新的可资借镜的版本。

早政权成立之初，中国经济学界既己关注到法西斯主义问题。一位名叫吴声的学者曾经以《意大利的新经济建设》为题，以赞赏的口气介绍了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经济状况，并断言“它的经济建设方面的成绩及计划很可以做我们的借镜，供我们的参考，而且它在以党治国的政府制度之下，处处表现着它的新创精神，和革命建设的力量。” [5]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中国后，与法西斯主义紧密相关的统制经济理论更是备受中国各界推崇，学者名流们“都是提倡这种制度的”[6]，如巫宝三指出：欲使中国工业加速发展，及避免英美等国工业发达后的流弊，势非“实行以民族生存为单位的合理化的统制经济不可”[7](p86)；政府中坚分子们所撰写的经济著作中，“大都充满了‘统制经济’的名称”，如时任实业部长的陈公博不无炫耀的说：“我是现政府负责人的一员，而且是主张统制经济的”[9](陈序，p1)。至于苏联，自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开始受到经济学界的关注[10]，经过近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到1940年苏联工业总产值较1928年增加7.5倍，就中煤增加6倍，金属4倍，电力20倍，化学制品15倍；其工业产量增长率相当于英、德、法、美等传统工业强国最高增长纪录的四到五倍[11]，并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12](p412)，以致世人“认为计划经济是经济建设的唯一途径”[13]。受此影响，中国朝野人士也对“计划经济”思想“心向往之”，对此，黄陵峻曾有较为深入地研究。[14]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1927年后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延续孙中山发达国家资本理论的同时，大量地吸收了苏德经济模式的理念。这也是国营事业范围不断扩大的潜意识之一。

国营事业无止境的扩张大量吞噬着民营事业发展资源，“抑制了私人投资”[15]，尤其是官僚资本借机而入，恶性膨胀，招致了一片反对声。例如抗战时期，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国民参政会即不断地批评政府任意扩张国营事业范围，其一届一次大会指出：“国营事业宜确定标准，不宜漫无限制与民争利”[4](战时建设（三），p536)；二次大会要求政府不要直接经营轻工业与农村副业，以“为内地商贾保留活动余地”，对已具规模之各种民营事业，“应极力避免收归国有，以免有与民争利之嫌”[4]（战时建设（一），p361）；三次大会决议指出：“国营民营工矿范围之分划，政府虽早有原则及法令公布，但界限不明，解释因人而异，势必引起疑虑，而阻碍民间企业者之热心，甚至惹起思想上无谓之分歧”[4]（战时建设（一），p531）；五次大会建议政府：“国营之有利计者，似应分让民营，一则可以消政府与民争利之嫌，二则可旺盛企业家之愿念”[4](战时建设（一），p830-831)。

由此，国民营事业分野标准的争论逐渐公开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后建设问题的浮出，使争论进一步升温：“工业的国营与民营，或是统制经济，计划经济与自由经济，是当前论坛上论争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贯彻战时工业和战后工业建设的中心问题之一”[16]。从中可以看出，上述讨论已从简单的国民营分野问题上升到战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问题。此种争论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后乃至于败退前夕，其中，“有主张采用苏俄式者，有主张采用英美式者，亦有主张采用德国式者；理论分歧，莫衷一是”[17]。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争论的延续，单向思维、两极对立、简单模仿的主张逐渐减少，强调因地制宜、攫取众长的方案逐渐增多。例如，翁文灏提出“计划建设与计划经营”、“国营、民营及中外合营之并进与协调”[18](p121-122)；马寅初在1941年即著文提出：“今后中国经济政策似应采取俄、德、英美三式之长处，再参以己意，而成一新的机构”，此种折衷方案“最适合于中国目前需要，将来必能勇往迈进，大同世界不难达到”[12](p419) 1947年他再次著文，在“取三式之精而舍其渣”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有计划的自由经济”理论。[17]诸如此类的论述，见诸于各种报章之中。虽在国民营分野的具体标准上各有侧重，然大都糅合了英、美、德、苏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这是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进步，表现了其在选择中国发展道路上自主性的增长，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之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模式的渐趋成型。

二、任务：国防与民生

国民营分野之争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任务之争，即国家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国防与民生以何为重的争论。

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决定了近代以来的中国政府不得不把国防建设放在一个突出位置，换言之，中国经济近代化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实现国防经济的现代化。于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延续传统的官营形式基础上，中国第一批应用近代技术的国防企业产生，如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等，并逐渐延伸到工矿、交通运输等领域。中国早期所谓的现代企业，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国防企业为核心的官办企业。因此有学者说，上述企业“开我国现代工业之端”，“为我国国营事业的肇始”，“亦为尔后之发展初奠丕基”[19](p541、568)，是很有道理的。但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以传统官办体制经营现代经济包括国防建设的失败。因而，战争结束后，政府在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现代经济领域中同时，不断调整减少国家投资，国营事业的范围也随之而不断萎缩。从形式上来看，这不过是经营方式的一种调整，但其反映的深层问题则是价值理念的一种转变趋势，即从国强思想到富民理念的转进。这种转变过程的初步完成及富民思想的体系化与文本化，则是以孙中山提出民生主义思想并进行系统地阐述为标志。例如，他说：“民生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就是资本主义以赚钱为目的的，民生主义以养民为目的”[1]（第九卷，p410），还说：“三民主义以民生为归宿”，中国要避免重蹈西方覆辙，在西方工业化过程中，当“既求国利，更应求民福”[1](第二卷，p339-340)。以此为基础，孙中山设计出两路开发中国实业的方案，并将具有独占性质或不宜民营者划入国营范围。此种安排，固然考虑到了国营事业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要性，但孙中山所看重的更多的是其在解决民生问题上独特作用。

执政之初，基本上延续着孙中山方案，强调发展国营事业以解决民生问题。如1928年10月，国民政府发表的宣言指陈，进行经济建设之原则，“以国民急切之需要而言之，必须首谋开发社会经济所赖以为发动之基本工业。故铁道之增筑，水道之疏浚，公路之开辟为不可缓。”[19](p39) 同年11月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由孙科起草并经胡汉民、戴季陶、、张静江等人审查的《建设大纲草案》也指出，“中华民国之物质建设，当根据总理所著建国方略之实业计划为原则”，并特别指出“国有产业经营的成败，非但为民生主义实施成败之所关，实亦全国经济技能之生死所系”。[20](第22辑，p376、379)

然而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情势为之一变，“一时建设国防经济，发达国营工矿事业的呼声，遍于全国上下”。作为政府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也发生很大变化，“新式战争日趋机械化，奋勇肉搏乃旧时代之往事。而战备之机械化，乃社会工业化之结果，故为民族争生存计，非发展工业不足以救中国之危亡”[21]。由此，他对孙中山的发展国营经济的思想进行了新解释，如他在1935年所著《国父遗教概要第一讲》一文中说，实业计划“就是一个伟大的国防计划。如那里要开辟河道海港，那里要构成铁路网的中心，又应如何开采煤铁矿产，兴办士敏土厂，炼钢厂，机械制造厂，造船厂，造车厂，以及如何发展食、衣、住、行等工业，怎样移民于西北，怎样发展农业于水利，都是着眼于国防上的需要，为国家民族策长治久安之图。名目上虽说有什么东方大港、北方大港、南方大港、渔业港，其实都是军港。所有铁路中心和终点，其实都是国防战略上军队集中的地点。实业计划中一切的节目，无不有重大的国防意义”[22]；同年，他在所著《中国经济学说》一书中说：“经济学即致国家于富强之学”，孙中山之教义为“养民计划经济与国防合一”[20](第59辑，p72)。到1937年初，他更明确的认为：“中国经济建设之目标有二：一为充实国防需要，一为提高民众生活”[20](第30辑，p915)。抗战爆发后，他继续强调此种国防至上的思想，并要求以此作为战后建设的指导思想。如1941年3月，他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上致词时说：“必须趁此战时树立国防经济的基础，而根据国防需要迅速完成经济建设的工作。此种战时经济设施，不仅行于现在抗战时期，且必须延长至战后已达绝对安全的守势国防之日为止”[4](战时建设（一），p960)；1943年4月他在工业建设计划会议开幕式上致词时说，实施孙中山实业计划“需斟酌建设时间，国防环境与国家经济条件如何而定”，“目前吾国工业建设，应适合下列之二条件：（一）必须适合国防计划，（二）必须适合于经济条件”，“能适合国防计划，各种工业方能供应国家之需要”[4](战时建设（三），p116-117)。这表明，在看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第一任务是解决国防问题而不是民生问题。

据此，政府在建设国防经济的名义下，一方面扩大对兵工企业的直接投资，同时，多方面采取措施，将重化工业纳入国营事业的范围。第一，成立资源委员会（其前身为国防设计委员会）等专职机构，开展国防资源的调查研究、开发及动员工作，特别是以国营的方式创办重工业：凡国防或经济上有统筹必要、特种产品在国际上近乎独占可以左右国际市场、精密制品为自给所必需等企业，均由国家经营。[23]第二，在“充实国防原料”的方针下，统制钨锑生产，实行公卖政策；限制铁砂出口，严格取缔省有铁矿出租，俾“尽量储存，留备国防之需”[20](第75辑，p363)；并将大批储量丰富而暂时无力开发的矿产划为国营矿区或国家保留区，到1934年中，共在苏、皖、热、鄂、川、浙、冀、鲁、赣等省划出石油、钨、烟煤、钨矿、铜等国营矿区34处，总面积达2900万余亩，此外还有规模可观的国家保留区。[24]第三，制定并推行一系列国防建设为目标的发展计划，除国防设计委员会及资源委员会出台“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国防军备十年计划”、“国防航空五年计划”、“重工业建设三年计划”等直接有关国防发展的计划外，其他经济建设方案也大多以国防为依归，例如1931年11月四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国家建设初期方案》提出，一切建设“必以国防为中心，方切实际”，“经济建设即所以供给国防上物质上之需要”，并据此将铁路、重工业、煤铁石油等重要矿产资源及其他可供国防上使用的经济事业作为其重点建设项目；1932年实业部在陈公博主持下制定的四年实业计划以“注重国防工业之发展，形成近代式的国家”[9](第一章，p1)为指导思想，计划在四年内以国营方式建设成钢铁、机械、炼铜、汽车、电机电器电料、硫酸亚、酒精、造纸、制瓷、制糖及制砂等企业各1所；1937年中央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国经济建设方案》则在“充实国防需要”的口号下，在五年之内由政府立即举办钢、铁、机器、电料、电力、制酸、制碱、酒精、染料、造纸、人造丝及炼油等重工业与基本化学工业，举办炼焦烟煤、石油、铁、钨、锰、锑、锡、铜、铝、锌等基本矿业。[20](第30辑，p917)在此背景下，“国营工业又复抬头”。[25]

抗战爆发后，政府又从维系国防基础出发，首先组织沿海工厂内迁运动。据统计，在内迁的7万余吨机器材料中，属于国防工业范围者，达占60%以上。[4](战时建设（三），p585)随后，它又提出“经济建设以军事为中心”的基本纲领[20](第76辑，p352)，确定战时工矿建设的首要任务为“增加军需原料和制品的生产，以提高国防能力”[26]。于是，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各个部门在抗战的名义下，大规模扩充及增设国营事业，工业、农业、交通、金融、贸易等“统制化或直接国营或省营的机构，几乎月有设立”[25]。

不可否认，此种趋势的出现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客观形势所需，对支持抗战有不可忽视的贡献。同时，也在思想界获得大量呼应。如孙科提出，要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以“将战后的头五年用于国防工业建设”；[27]吴景超认为，“我们以后的经济建设，应当先图强而后言致富，我们应当把国防工业，看得比民生工业更为重要。我们的财力人力，应当大部分放在国防工业上面”，“实为经济建设最合理的途径”；[28]李紫翔也主张中国的工业化，“在‘国防与民生合一’中侧重国防经济，在工业部门中侧重基本工业及关键工业，在国营民营同时并进之政策中侧重国营事业的扩张”。[29]尤其是1939年成立、由来自金融、制造、国企、学术等领域代表组成的中国经济建设协会，在战时发表的《中国经济建设纲领》认为，列强入侵将是战后中国长期面临的威胁，因此战后建设目标“首要为国防，次要为改善人民生活水准”，为此，应以国防有关工业为最高优先，尽速发展国家企业。

在遭遇了接连不断的外来侵略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并为此而付出沉重代价后，国人对国家安全给予高度关怀而把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重心置于国防上，强调发展国营事业，甚至在关键时刻要不惜牺牲民生利益，以达此目的。此种主张并不难为人所接受。但如果因此而轻视或漠视民生问题，则未免失之偏颇；而如果政府官僚借国防之名肆意扩大国营范围而实现一人或一党之目的，则显系蓄意残害民生了。招致前述“与民争利”之类的批评，也系意料之中的了。

如何解决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防与民生问题？批评中，人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概而言之：（一）民生第一，国防与民生兼顾。不少人认识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根本任务是解决民生问题，即使国防问题最终也是为民生问题而存在，不能因前者突出而忽视后者，至少亦应两者兼顾。如顾毓泉认为，全部工业可分为基本工业（原料、工具、动力）与民生工业（衣、食、住、行、教育、文化），“民生工业是国防工业的基础”，国家应拟出全盘计划，“充分鼓励民营”；[30]谷春帆认为，不管采用统制经济还是采用计划经济，战后中国经济建设应以“提高人民生活为最后目标”；[31]（p21）曹立瀛认为战后经济建设之目标为“民生与国防之共同发展。丰裕民生，应提高人民的生活标准，并增加人民实际所得；充实国防，应增加军需用品之供给，并强化资源作战之能力”[32]；叶方恬则主张战后中国经建工作首先“应该着重工业建设，庶能制造‘制造机器的机器’，以利农业、交通等事业的发展”，其次“对国防和民生都不应该忽视”[33]。（二）轻重工业需均衡发展。一方面，整个工业本身是一个内容复杂而关联密切的有机体，其中的轻重工业之分很大程度上是以功能差异为基础所做的理论设定，而事实上“很难得一清楚之分野”，也很难据此而对国民营生产进行分界；[30]另一方面，轻重工业彼此之间依赖深厚，畸轻畸重的建设，既不利于各自的成长，也有碍于国计民生。[34]只有互相结连，紧密配合，中国的工业化才能获得健康、快速发展。（三）国民营同时发展国防重工业。国防重工业向来被视为国有国营的领域，其主要理由是此类工业有独占性，且技术水平要求高、资金投入大、私人无力也不宜承担。争论中，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例如谷春帆就认为：“现代工业，在若干部门内，国防与民生不可分别。例如汽油、橡胶、钢铁之类，民生需用，国防亦需用。乃至棉花、皮革、丝、煤之类，平时固为民生必需，战时亦为国防要品”，“要严格区分什么是国防工业，什么是民生工业，以为国防工业由国家计划自做，民生工业由人民放任去做，非但事实不可能，亦无此必要。”[31](p18-19)言外之意，民营资本参与国防重工业建设亦未尝不可。尚有更进一步者认为，充实国防能力，“端在运用民间财力”，“发展民营重工业”，[20](第76辑，p264)除了直接关系国防秘密者外，国防及军用物资亦可由民营企业制造之。[35]

诸如此类的建议，显示了中国思想界在界定中国经济现代化任务时，试图以原则性与灵活性辩证结合的方式处理民生与国防之间的关系。

三、方向：社会正义与经济效率

国民营分野之争，也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方向之争，即在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社会正义与经济效率以何为先的争论。

如前所述，孙中山主张发展国营事业以发达国家资本，除了促进生产、巩固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外，还有预防分配不均及增进社会福利的目的。西方社会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精神的激励下，在短时间即完成工业化，实现了民富国强，人们的生活条件也有了巨大的改善。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制度在促进生产力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促成了资本垄断、社会贫富对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革命和社会动荡。质言之，西方经济现代化是以牺牲社会正义为代价的。鉴于此，孙中山提出：“惟所防者，则私人之垄断，渐变成资本之专制，致生社会之阶级，贫富不均耳。防之道为何？即凡天然之富源，如煤、铁、水力、矿油等，及社会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点等，与夫一切垄断性质之事业，悉当归国家经营，以所获利益归之国家公用”，如是，则“实业陆续发达，收益日多，则教育、养老、救灾、治病，及夫改良社会，历进文明，皆有实业发达之利益兴办，以国家实业所获之利，归之国民所享，庶不致再蹈欧美今日。”[1](第五卷，p135)试图以此种国民营分野的方式，实现扬长避短，既可快速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又能使社会公正得到有效保障。

但是，在许多人看来孙中山的方案是不切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一）中国民族资本普遍弱小。棉纺业是当时中国现代工业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部门，据统计晚至1920年代末，中国最大的华商纺织企业荣氏申新集团资本总额不过银元600万及银37万两；面粉业也是最具代表性的部门之一，但华商工厂“大都资本薄弱，其在数百万元者仅占极少数，普通在三五十万之间”。[36]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集团不可同日而语。因而中国资本问题的关键不是大与小，而是有和无，不是节制而是发展。（二）孙中山所寄予厚望的国营企业，业绩向来糟糕。中国有悠久的官办企业的传统，从理论上说这些企业也具有抑制豪强防止贫富不均即实现社会公正的使命，[37]但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它们成为政府及官僚“与民争利”的工具，并因其衙门化的管理而最终走向失败。鸦片战争后新创立的官办工业虽大量使用了近代技术，但经营此项工业之人，“类多无工业智识而又贪污成性之官僚，将此类事业当作优缺，任意搜刮”[38]，故大多未能摆脱失败的命运。因此，孙中山计划提出不久，即受到梁启超不点名地批评：“在没有工业的中国，想要把它（指社会主义——引者）悉数搬来应用，流弊有无，且不必管，却最苦的是搔不着痒处”；在产业幼稚之国推行生产国营，“本为合宜”，但须“以政治上有完善可信任之组织为前提”，否则徒为蠹国之徒所利用。[39]

1927年后，随着意识形态的国家化，官民营问题的争论也逐渐公开化、扩大化。赞成官营实业者，“多因鉴于联合及独占的误用和公用事业所发生的问题而起”，他们企图以官营方式“免除私人企业的不公的竞争以及差别的待遇”，将那些一度为私人企业所榨取的高额利息及利润，以官营服务的方式“普及与全体人民”，“公家企业的服务，能比私人企业更为周到”，“公家企业的唯一目的，即在服务，而并不在乎利润”，因而也就不能以私有企业的标准、以财务上的盈亏来考量并决定其存废问题。[7]（p850-851）反对者则认为，官营弊端太多，其用人都要受政治的影响，“人材之去留，常不以能力为取舍，而是受政局的牵连”，故“常不如私人企业之自由清白”，新式改革难也以推行，“效率及进步都受牺牲了”。[7](p852)同时，官营企业的商业动机也不如私营企业强，私营企业主及其雇用人员的地位与生活都与企业之成败紧密相连，这刺激着其不断提高经营效率；而官营实业中，经营人员“不是用自己的资本去冒险；如果赚了钱，不是他的；如果赔了本，也用不着他自己掏。其地位之继续与升迁，也没有股东在后面监视，其经营之成绩，而大半要看政治的影响如何”，故“他常示好与其长官，而不顾经营的效率。”[7](p852-853)但从总体上看，1930年代该项争论还处于两极对立的僵持状态。巫宝三说：“官营与私营的问题，仍旧不能得一解决，我们无法得一总括的结论，指出官营及私营的优劣”[7](p853)。此言真切地反映了思想界面对社会公正与经济效率这一矛盾时，不知如何是好的尴尬处境。

抗日战争的爆发，打破了这种僵持的局面。扩大政府干预与直接投资范围，是建立战时经济体制进而争取战争胜利的必需工作，此点几无人怀疑，国营事业因而有空前发展。当然，亦如前述，随着国营事业的持续扩张，人们所担心的各种问题如、官僚资本泛滥、经济衰退、民生凋敝等日益严重，招致了众多的批评。与此相关，有关官办民办孰优孰劣以及社会正义与经济效率益关系问题再度引起思想界的关注与争论。不过，与三十年代相比，抗战中后期的人们对该问题的认识要深刻的多了。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经济效率为先，淡化国民营分野问题。

章乃器在1944年著文说：“目前我国的资本，不管国营民营，都不是限制的时候，如今需要的节制资本，是保护、鼓励、奖赏、领导。”[40]言外之意，发展是第一位的。从发展的角度，许多著名的经济学者主张以经营效率来选择经营方式，强调国民营的合作而不是分野。例如，吴景超认为，在各种经济建设事业中，“何者应当先办，何者应当缓办，何者不应办，乃是最重要的问题”，“在计划中的事业，国营固可，民营亦无妨”，“计划中所不列的事业，国营固不可，民营亦不许”，盲目地划清国民营界限，将阻碍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不利于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28]吴承洛虽同意国营民营要有划分标准，但不赞成制定硬性的划分标准，而主张“弹性划分”[35]；周茂柏认为国营及民营事业“均为全民资本之一部分”，今后问题关键是如何利用全民资本以发展中国实业，“而非国营民营之争”，所谓范围划分问题，“不宜坚持各趋极端之主张”；石志仁主张除兵工绝对国营外，其余工矿业“暂不以法律划分国营民营界限”，“加速工业化一以‘速’与‘效率’为依归”；[41]吴大业提出，国营事业范围的广狭“应以效率为先决条件”；[42]等等。受此影响，在此时期，思想界所提出的一些对处理国民营分野标准的具体建议，也大多体现了此种发展第一、效率第一的观念。例如，陈伯庄提出“产力比额制”就主张，在国家规定的计划产额内，国民营企业可以根据各自的设备生产能力划定承担的任务比额，对于不足部分“人民随时可以依法立案建厂”，即使法定国营范围的产业，如有关部门不能按期举办，“亦可以行政命令，拨其比额一部分转给民营，以求计划产额，如期实现”。[43]他的这一建议获得了中国经济建设协会大部分会员的赞同。

同时，对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有效的保障社会公正问题，也有了新的认识。传统上，大多人都把扩大国营事业的投资经营范围，作为消除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正的基本手段，而对其它措施重视不够。新形势下，思想界更重视税收机制的健全及其杠杆作用的发挥，认为“拿累进的所得税来节制资本便可”，而不是简单地以限定国民营范围的方式来完成。[44]此后，有人更进一步提出，实现社会公正必须构筑一种多维的立体保障机制，如李紫翔在《经济建设季刊》上著文说，防止私人资本垄断的发生，固然要将主要银行、交通以及最大规模的基本工业收归国家经营或国民合营，同时也要订定“反托拉斯法”，实行所得税、遗产税的累进征课。[45]这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二）建立多种经营方式共存并公平竞争的机制。

与此前的国民营二分法不同，本时期的理论家在对传统的经营方式进行概括分析的基础上，对未来经济发展中的经营方式提出了更多设想。曹立瀛主张，战后中国经济的经营方式基本上可设定为三种，即国营、公私合营及民营；其中国营又可分为本国政府经营（中央政府、省市政府、县市政府）及中外政府合营两种，公私合营可分为政府与国人合营及政府与外资合营两种，民营企业可分为私人企业（独资、合伙及股份）合作事业两种，而私人企业还可以从资本来源上区分为本国私企、中外合资私企及外资私企三类。[32]翁文灏在其设计的《中国工业政策纲要》（1943年8月）中也提出了三种基本的经营方式，即国营（政府经营）、民营（人民经营）和中外合营（政府或人民与外人合营），并把其中的国营事业进一步类分为国营独资企业、国营民有公司及特许民营企业。[18](p122-123)曾养甫也在1944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经济建设事业，无论交通或工业，其经营方法有民有民营、国有国营、民有国营、国有民营四种，国有与国营不同，国有事业有交人民经营者，民营事业亦有由国家经营者。”[46]

不断出现的此种多样化思维，表明国人对不同经营方式的优劣长短有了较为清醒地认识。从促进经济快速发展，追求民族经济整体效率的角度讲，维持经营方式的多元化，并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成为学者们所关注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吴大业说：“国营民营并存，有很多好处”，后者对前者的竞争可以有效的促使其改进效率，降低成本，进而嘉惠社会，同时政府亦可利用国营事业与民争利的方法有效地限制私人垄断；[42]周茂柏在讨论中国经济建设协会拟定的《中国经济建设纲领初稿》时指出，战后经济建设最重要之点“端在政府与人民须有谅解”，国营事业要采用普通经济事业的管理制度，民营事业也应享受公允之税法，政府对国民营事业的管理“概须划一”，而后才能有公平竞争，才能有全盘事业的顺利推进，“此为不容争议之事实”；[41]李紫翔也坚定地认为，中国工业化内部的关键条件在于撤除一切经济的超经济的特殊条件，将国营企业民营企业放在平等基础上，使能在技术上效率上作合理的自由竞争，“则优胜劣败的结果，必将促进工业化的一日千里的发展”。[45]此类观点同样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三）以制度建设促进公私营经济的共同发展。

自洋务运动以迄抗战中期，国人在发展新经济方面从未放弃努力，然从总体上看此种努力是失败的，民贫国弱、列强欺凌的现实即为证例。此种结局，除了资本短缺、知识技术落后、列强不平等条约钳制等方面因素外，也与“经营不当，管理无方，技术人员与组织能力之缺乏”即企业制度的落后紧密相关。[47]就官办企业来说，虽然也不乏效率可观的企业，但它们始终未能摆脱传统的官僚化、衙门化的管理体系。一方面，企业人事“常视政局之变动以为转移”，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企业无从尽量发展”；另一方面，企业负责人大多以中古时代的教育文化为背景，以做官的态度来经营企业，纯洁一点的人因“不娴熟企业，不针对客观需要，而任意提出办法”，“使厂中的工作人员，疲于奔命而无所成”，黑暗一点的人则利用企业为一己发财的捷径，贪赃枉法，舞弊营私，排除异己，盗名欺世，“无微不入”。[25]民营企业情况略好，但管理落后问题也十分明显。1938年方显廷批评民营企业“形同衙门，董事经理，俨然官吏，对业务不求改进，遇事则因循敷衍，重要位置，多委于亲信，即缺乏专门技术，又无办事能力，舞弊迭出，虚耗丛生”，企业由此“而日趋衰落者”；[47]郭子勋在1945年撰文指出，在中国近百年的私人企业发展史上，许多事业中道崩殂或早年夭折，主要原因之一即经营不得其人或不得其道，导致企业风气败坏，效率低下，“这两点是我国公私企业常有的通病”，是中国工业化途中“绝大的障碍；[48]直到败退前夕，还有人在严厉批评私营企业：“光就效率而言，我们的国营工业固然很差，就是我们的所谓‘民族工业’也不见得高明。今日的所谓‘民族工商业家’有几人不自认为在社会上有特殊身份，又有几人没有政治的瓜葛？会见他们不比见中央要员容易，柜台里的面孔不是和衙门门官的脸色一样难看？”[49]如何推动公私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建设，成为思想界思考的又一大问题，并提出了很多建议。如吴景超主张在公私营企业中普遍推行公司组织，认为这是最理想的经营制度；[28]霍宝树则认为“重人而不重制度”是中国公私企业共有的陋习，必须改变这种状况，重视制度建议以巩固企业基础。[50]

尤其是对于肩负厚望而又问题多多的国营企业，更是给予了特别关注。一方面，认为国营事业成败的关键，“乃在经营的效率”[42]，必先改进其制度，增加其效率，而后方可担负起建国的使命[51]。同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国企制度的建议，概括说：（一）改革政企关系，采取独立化与法人化的公司制度。中国经济建设协会认为，国营事业的建设与经营与普通行政迥异，“其预算、会计、审计、人事、业务等制度，应另订专法，俾其制度适合于于事业之需要”；[51] 陶桓?苯ㄒ椤笆乱祷?赜胄姓??赝耆?掷搿保?/SPAN>[41]吴大业也指出“经济事业的管理与经营，必须处于相当独立的地位，不受政治的影响。”[42]力图以此来革除企业内的及酬庸幸进分赃舞弊等积习。（二）调整经营理念，确保均衡健全发展。既要强调国营事业“以增加国富服务人民为主旨”，不“以牟利为目的”；同时又不能盲目排斥盈利思想，要加强各种考核监督制度，强化成本观念与效率意识，以奖励投资，促进发展。[52]（三）改革完善企业人事管理制度。全面推行董事会制，赋予其企业内的最高决策权；制订完备的人事考铨制度，做到甄拔、考试、分发、任用、分级、叙薪、考绩、考勤、升迁、惩戒、抚恤、退休、养老、保险、储蓄、疗养以及食宿游乐皆有章可循，使得人尽其才，人人得能享受福利，人人能安定工作。[52]（四）积极培育人才队伍。前述影响近代中国企业发展的诸因素如知识技术落后、管理无方、组织能力缺乏等，说到底就是专业人才的缺乏，包括工程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因而，推动企业发展，人才培育是最基本的工作之一。本期讨论中，理论界对此也给予了充分重视，并提出了很多卓有见地的观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陈伯庄所谓的“新士人阶级”。他主张在工业化过程中，首先要培育出一个廉能智识的新士人阶级，做为稳定社会及领导国营事业的中心力量；为此，政府既要重视其专业技术的教育训练，也要培养其对国家的忠诚意识，同时还要为其提供优厚的生活条件，以解除其后顾之忧。[53]陈氏的这一主张被视为“得其要领”之言而获得了理论界的积极呼应。

结语

有关国民营分野之争所引起的对中国经济现代化理论的探讨，尚不止上述三个方面，但这足以使我们感觉到理论界在该问题上所作的努力及其进步。事实上，这种理论上的探索已经开始影响到政府的决策系统，1943年4月在工业建设计划会议致词时说，战后工业何者宜于国营，何者宜于民营，“皆必斟酌于经济条件然后决定”，“要当求其进行之迅速而成效之普遍，初不必拘于国营之一途”，[4]（战时建设（三），p116-117）这与当时思想界的主张基本一致；分析抗战胜利前夕六大通过的《工业建设纲领实施原则案》，也可以明显地感到其中有翁文灏、陈伯庄等人思想成分。[20](第76辑，p424-436)惜者：一、对专制权力的渴望最终还是使政权弃之于不顾，抗战胜利后其经济政策的大转变即为证明，其经济的溃败与政治的也因此而起；二、随着一个政治时代的被否定，这个时代的理论与学术进步也逐渐为人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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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营经济论文篇(6)

关键词:林业经济管理;性质;功能;理论基础;研究

近年来,中国林业得到快速发展。林业经济活动空前活跃,林业经济问题比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都更为政府和公众所关注。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以林业经济活动作为学科的落脚点,理应具有生命力和活力。然而,林业经济管理学专业毕业生难以觅得与专业一致的工作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2006年获得林业经济管理学硕士学位毕业之际,本专业15名毕业生,除去3名转为攻读博士学位外,另12名硕士毕业生无一人就业于林业经济管理领域。毕业生就业问题是学科发展的一个缩影,但学科发展问题并没有得到国内林业经济管理学术界足够重视,仅有张建国先生等少数学者就学科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进行了研究。为了引起国内学术界对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关注,分析了该学科的性质、功能、理论构架、研究现状等内容,并较为系统地揭示该学科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 学科性质分析

中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探索与发展,始于学习苏联,受着计划经济和木材利用思想的影响。经历了逾50年的发展历程,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学科阵容逐步形成,大量专着和学术论文得以发表,然而该学科并未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

1.1 林业经济管理学作为部门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职能缺位

林业经济管理学具有部门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科属性,其研究对象特定,即林业范畴内的经济和管理问题。鉴此,林业生产活动应是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其中森林经营活动显得更为基础。自德国学者福斯特曼(FauBtmarm)于1849年提出的森林最适轮伐期公式以来,国外林业经济学家以此作为研究基础,将森林经营所具有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及税费制度、国际贸易等影响因子纳入其中,关注于森林经营活动最优化问题。自建国初至20世纪末,中国长期奉行木头林业,即一味追求林业的木材产出功能,导致了东北国有林区的资源危机和经济危困。若以被主流林业经济学家抛弃的木材永续利用理论(TSM。Timber Sustainable Management)而言,中国森林资源不应演变为当前的资源极度匮乏地步。事实表明,中国林业发展与理论支撑脱节,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在林业长期发展过程中的角色缺位,并未成为名符其实的部门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林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人才难以在林业中觅得一职。

1.2 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作为交叉学科缺乏学科基础

林业经济问题研究一定要贴近林业技术,才能解决林业发展的经济问题,林业经济管理学具有明显的交叉学科性质。随着森林可持续经营理论(SFM,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成为林业经济学界的主流思想,林业经济问题拓展为涵盖社会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生态子系统的复杂经济问题,着眼于寻求林业产业功能、生态功能、社会功能3者的共同实现。鉴于交叉学科性质,在分析林业经济问题时,应对影响林业经济活动的经济、社会、生态因素有相应理解。在与国外林业经济学家交流中,得知国外林业经济学家均具有良好的林学或生态学背景,而国内林业经济学家的知识结构与其相比存在较大迥异,这决定了国内外林业经济研究水平的差异,也制约了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发展。专业知识背景的欠缺,尤其是林学等相关自然科学知识的不足,使得国内林业经济学者难以关注森林经营活动效益最大化这一林业经济最根本问题。

2 学科功能分析

设置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目的在于培育林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推动林业经济学科理论创新,为林业经济活动效益最大化、管理政策优化提供决策服务。因此.该学科的功能体现在2个方面:其一,培养专业人才,即教学功能;其二,提供科学决策支持。即科研功能。

2.1 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的教学功能不健全

培养林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是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基本功能。当前,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福建农林科技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等农林高等院校均设立了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开展了本科、硕士生教学工作,部分学校还获准设立了农林经济管理博士一级学科点,每年获取林业经济管理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毕业生数百人。以毕业生数量而言,该学科无疑为社会输送了大量的专业人才。然而,如本文引言部分所阐述的毕业生就业情况而言。该学科并没实现培养专业人才的功能。学无以致用,专业人才难以从事所对应行业的专项工作,使得学科建设耗费的人力和财力化之东流,也使得学科的长期发展后继无人。以中国林权改革中涉及大量的林地流转问题为例,国内几乎没有能对林地和活力木价值进行评估和核算的专业人才,这无疑是教学的失败,也是基本功能不健全的体现。为实现学科的基本功能,即实现培养专业人才的教学功能,学科建设应与林业经济活动进行紧密结合。

2.2 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的科研功能虚化

为林业经济活动效益最大、管理决策提供科学支撑是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科研功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科研功能与其教学功能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与产、学、研3者之间存在的内在逻辑关系一致。长期以来,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的科学决策支撑功能缺乏实现的空间。在森林采伐限额的制约下,采伐指标的获得对林业生产者而言,较森林的最优化经营更为关键。在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主导下。天然林保护工程等林业生态工程得以实施,使得林业生产者更为关注自有森林如何尽可能多的被划定为生态公益林,以及如何尽可能多的获取政府补助。迄今,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的科研功能与林业生产活动实践脱节,难以指导林业生产实践活动,这也是该学科教学毕业生难以在林业行业中觅得职位的原由之一。加强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科研功能的实现。既有待于科研环境的优化,更取决于 学科基于自身性质,逐步实现自我完善。

3 学科理论构架分析

多年来,发达国家林业经济或发展理论不断发展与变化,既服务于当时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与不同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相应的人们对森林的认识水平面发展变化的。林业经济或发展理论与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理论构架存在根本差异。后者为前者的基础,前者为后者的具体运用。作为应用经济学,林业经济管理学立足于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林业经济活动。林业经济学科理论构架于高等数学、经济学和林学等学科理论,并基于此。形成林业发展理论,诸如森林永续利用理论、森林多功能理论、协同论、船迹论、林业分工论、森林培育轮、生态系统经营理论、近自然林业理论、森林可持续经营理论。基础理论的创新是林业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以林业发展模型而言,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理论远比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效率理论更为复杂,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上的林业经济模型存在严重缺陷,而综合运用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相关经济学理论将消除传统林业经济模型的缺陷。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的学生应掌握高等数学、微观经济学、林学等学科基础理论,诸如高等数学的微积分、经济学的边际理论以及林学的森林生长理论等,方可系统地理解和认识林业经济活动及其本质问题。如本章第2段阐述的,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作为交叉学科,当前存在学科基础薄弱等闯题。就该学科学生而言,大多不具备扎实的经济学、必备的数学和林学理论基础。

4 学科领域研究现状分析

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领域中开展科研活动,既是为具体的决策活动提供理论支撑,也是将学科理论接受实践检验,寻求学科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在中国林业发展过程中。学术研究、方针政策与林业经济实际严重脱节,3者间关系扭曲。学术研究地位不高,影响不大.缺乏前瞻性、系统性、针对性,常常只扮演了解释和附和国家政策的角色。与中国林业实际脱离。

4.1 研究对象未定位于林业经济活动根本问题

长期以来,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领域中的科学研究未将中国林业经济活动根本问题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即森林资源经营问题。以2006年《林业经济》刊物登载的257篇论文为例,其中与林权改革相关的文章共50余篇,与生态工程相关的文章逾50篇,而无与森林资源经营相关的文章。林权改革是中国牟取林业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所在。也是林业经济研究应关注的命题之一。林权改革促使森林经营权的转变,即既定林地经营主体的变更,及与之相对应的活立木经营权和收益权的转变。因而,正确和客观的评价林权改革成效,应着眼于林地经营权发生更迭后,原有经营主体和现有经营主体收益的变动。林业生产具有内在规律,即速生丰长林的轮伐期在立地条件极好的情况。需6-8年尚可采伐利用,而一般针叶材轮伐期高达数10年以上。在林权改革后的短时间内,难以对森林经营主体收益变动予以评价。换而言之,现有研究所提出的林权改革成效并不能从根本反应此项政策的优略。然而,对于森林资源经营研究的缺乏,也决定了对于森林经营主体长期收益关注的缺位.进而不难想象对于林权改革绩效的评价必将失去客观性和科学性。

4.2 缺乏定量研究方法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逻辑严密性最强的学科之一,社会科学研究中思维方法主要是社会研究过程的思维科学方法和哲学方法。社会研究的具体方法是指研究各阶段使用的具体技术,包括资料收集方法、资料分析方法和其它技术手段或工具。近20年,中国的社会学者使用现代社会研究方法的文献不断增加,出现了显着的数量化趋势,这是中国社会研究方法科学性增强、研究成果质量提高的重要动力与途径。然而,在林业经济管理学领域中。定量分析手段的运用极为匮乏。描述统计和推论统计等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需要研究人员掌握统计学等数学知识,模型构建等方法的运用则需研究人员既具有良好的数学基础,也掌握计量经济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基础理论。定量分析方法韵欠缺与中国该学科长期以来未能形成完备的理论构架密切相关,这也使得林业经济学领域与农业经济学及国外林业经济学领域之间的研究水平差距逐步扩大。

自营经济论文篇(7)

[关键词]公共选择理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

[作者简介]周兴新，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2006级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广西　南宁　530006

[中图分类号]D6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12-0131-03

一、公共选择理论及基本假设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内容

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伴随着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而形成的一种学术思潮。它正式发端于1957年詹姆斯・布坎南和沃伦・纳特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创办的“托马斯・杰斐逊中心”，其目的是促进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由于它所宣扬的宗旨不符合当时主流经济学的原理――对政府行为的无比信任，布坎南等人被迫转到其他大学谋求发展。最终，他们的“公共选择研究中心”在乔治・梅森大学设立并延续至今。公共选择理论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和塔洛克为代表，是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它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设研究政治市场中所有的公共选择者，对非市场决策进行经济学研究。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他们之间交易的对象是私人物品和服务。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政治家和行政官员，选民和利益集团是政治市场的需求者，政治家和行政官员是政治市场的供给者，他们之间交易的对象是公共物品和服务。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来选择能够给他们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和服务；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投票来选择能够给他们带来最大利益的公共物品和服务、政治领导者以及制度安排。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与经济不能截然对立，并且试图创立一个使经济学和政治学融合为一体的新政治经济学体系，即市场经济下私人选择活动中适用的理性原则，也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的公共选择活动。也就是说，政府以及政府官员在社会活动和市场交易过程中同样也反映出“经济人”理性的特征。政府及其公务人员也具有自身的利益目标，其中不但包括政府本身应当追求的公共利益，也包括政府内部工作人员的个人利益，此外还有以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为代表的小集团利益等等。

综上所述表明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是要把市场制度中的人类行为与政治制度中的政府行为纳入同一分析的轨道，即“经济人”模式。从而修正传统经济学把政治制度置于经济分析之外的理论缺陷。

(二)公共选择理论的理论假设

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逻辑出发于三大理论假设：一是“经济人”假设，认为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上活动的是同一个人，同一个人不会根据不同的行为动机进行活动；二是交易政治学，认为政治学是一门交易的科学，市场和国家都是手段，政治是选民、集团、政府之间出于自利的动机而进行的利益交换的交易过程；三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认为个体是构成团体或组织的基本细胞，个体行为的集合或累加构成集体行为，人类的政治和经济行为都应当从个体的角度去寻找原因。

二、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私营经济已经成为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私营企业主队伍已经初具规模，逐步发展成了一个稳定的私营企业主阶层。截止到1999年6月底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主达281万人，注册资本总额8177亿元，雇用员工1503万人，经营各类企业128万家。到2000年，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主达395135万人，拥有注册资本总计133079169亿元，雇用员工2011115万人，经营各类企业176118万家，分别增长了4015％、6217％、3318％、3716％。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内，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队伍还将以较高的速度迅速发展，在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由于有着独特的经济地位和利益要求，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社会阶层，已经广泛地参与到政治领域中，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通过自己的活动影响并推动政治系统决策过程。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总体来说呈扩大的趋势，但是，作为一个新崛起的阶层，其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有待去完善，下面，就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现状进行分析，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法。

(一)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呈逐渐扩大的趋势

首先，政治参与的团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有组织的政治参与逐渐成为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私营企业主积极参加工商联、妇联、青联等政治性团体。这些团体处于我国决策层的，在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私营企业主在政治参与体制中的影响越来越大，集中表现为担任各级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的人数增多。一定数量的私营企业主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并参加这些机构的日常活动，扩大了政治参与的渠道，提高了政治参与的层次，增强了政治参与的效果。最后，私营企业主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最终被接纳。

(二)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1　非法性参与时有发生。所谓非法性参与，就是指现行法律和政策所不允许的参与行为。导致非法性政治参与的原因很复杂，或者是没机会通过合法渠道参与政治，或者是合法性参与不能满足其参政的目的，或者是合法性参与成本太高等等。非法性参与对我国政治具有很大的腐蚀作用，必须遏制。

2　政治参与的组织性不强。从参与主体的角度来说，政治参与可分为个体参与和组织参与。目前我国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主要是个体参与，其活动基本上没有组织化行为，尚处于散乱和单独行动的状态。他们大多只是以个人身份参与政治，并不代表本阶层的群体利益，往往只是围绕着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表达意见，所试图影响的也多限于某一政府官员的意向或政府对某一具体问题的处理，一般很少触及方向性、战略性的大政方针。

3　政治参与的目的层次较低。当前我国私营企业主的政治义务感并不强，其参与政治活动的动机层次不高，并没有把参与政治看作是自己责无旁贷的任务，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和维护自身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

4　政治参与强度不高。政治参与强度是指公民的政治参与“影响政治系统的程度和持续性，以

及它对政治系统的重要性”。它反映的是政治参与的实质。大量事实表明，公民的许多政治参与活动并不一定就能够带来实质性的结果。当前我国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强度相当弱，对政治系统的实际影响力很小。

三、公共选择理论为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提供经济学分析方法

(一)政治行为主体的理性分析

在公共选择理论的视野之内，政府官员在现实社会中和企业家、消费者一样扮演“经济人”的角色，即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主体。这样，公共选择学派便把在市场经济下私人选择活动中适用的理性原则，应用到政治领域的公共选择活动中。所谓理性，就是效用函数最大化。影响效用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商品、收入、财富、社会地位、权力等利己主义因素，也可以是慈善、友谊、和平、社会进步等利他主义因素。本文中要讨论的政治行为的主体即私营企业主。但是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又必须涉及到政府。私营企业主追求效用函数最大化是不需要多加讨论了，主要看政府是否理性。无论是现实主义理论还是新现实主义理论，“国家行为是理性的”这一命题都是核心假定之一。政府是实现国家目标最为基本的手段，是国家的代表和具体形态，国家理性是由政府理性来表现的，那么政府是理性的。

(二)公共选择理论的“效用”思考促进政策制定的有效性

公共选择理论在假设和方法上有些走极端，它的一些理论还有待检验和证实，而且经济人假设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的差异性，把政治行为简单化，过于看重经济动机和强调个人功利性，而忽视了政治行为本身的特性和人的利他主义的一面。运用公共选择理论分析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这是出于对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经济体制改革、政府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国家的法律体系还有待完善，各项政策、制度的制定也是在探索中进行。由于经济人假设把人设想成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为了防止个人利用权力或以不正当的手段损害他人利益，才需要设计出约束人的行为的法律和制度。好的或有效率的政策并不是产生于政治家的英明，而是产生于有效率的公共选择机制。二是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形成有其特殊性，目前仍未形成统一的阶层意识，政治参与水平有较大差距。而且，很多私营企业是由家族企业发展起来，或本质仍是家族企业，公司制度还不完善，往往企业主一人的言行就能决定整个企业的发展方向。所以，一个企业与政府的沟通很可能会演变成为该企业的企业主与政府甚至某政府官员的直接沟通，这样复杂的政治活动也就变成了经济活动，政策的受益者也从集体转为个人。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正是把个人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根据个人来解释社会和政治。公共选择理论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有关经济和政治这两个市场上的个人行为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个人是最终的决策者，是最高的评判者。只有个人自己能够判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模型的出发点是，政府不是一个抽象的实体，不是超个人的决策机构，这种机构是不能与个人相分离的，集体行动是由许多独立的个人行动所组成的，政府为了个人才作出决策，而我国目前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这种独立的个人行动所占比例更为突出。因此，分析参加政府决策过程的个人的政治行为，有助于将复杂的活动变为可以控制的活动，变为可以论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