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后的家乡想象篇篇(1)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走出盆地》、《第二十幕》(上、中、下)、《21大厦》、《战争传说》；中篇小说《银饰》、《向上的台阶》、《香魂塘畔的香油坊》；短篇小说《汉家女》、《小诊所》、《登基前夜》等。

在当今喧嚣躁动的文坛，周大新算是位特别低调的作家。这位军旅作家的作品屡屡被改编成深受观众喜爱的影视剧，其人却甚少张扬。此次《湖光山色》从众多入围作品中脱颖而出，爆冷折桂，当记者告知他获奖的消息时，周大新却一如往常显得格外淡定。

一身普通的套装、一脸憨厚的笑容、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奖者周大新的一言一行都透着一个农民儿子的朴实和谦逊，而他的一部部充满浓郁乡情的农村题材作品，更是表达了他对家乡的一片深情。

周大新说：“我所有的小说都以我的家乡作为蓝本，家乡对于我，意味着我身体成长的地方，我的精神成熟的地方。”

现为总后勤部政治部创作室主任的周大新1952年出生在河南省邓州农村，秦楚文化的粗犷和浪漫构成了那里独特的地域文化。在周大新眼里，乡村生活是条水面宽阔、流速缓慢的大河，船行河面，可以看清水底的景象。

在周大新的作品中，独特的乡村文化几乎成了一种永恒的背景，一种不可或缺的意向。像《看魂女》、《汉家女》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得出这种鲜明的风格。

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的周大新，目前已发表小说、散文、剧本和报告文学作品六百余万字。《小诊所》、《汉家女》曾接连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由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香魂女》获4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长篇小说《第二十幕》获第三届人民文学奖及上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其主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走出盆地》、《21大厦》、《战争传说》；中篇小说《银饰》、《向上的台阶》等。他的小说以故事见长，好看、好读，充满人性的光辉。

周大新说，获奖当然让人高兴，这是对军队作者的一种鼓励，“作为一个部队成长起来的作家，部队生活的锻炼，让我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感激，这是我写作动力的源泉。”从河南农村走出来的周大新，很感谢家乡父老乡亲对他的关注和关照，他是故乡的儿子，对故乡的回望是他一直在做的事。

有着浓厚乡土情结的周大新，小说大多以南阳盆地为背景。2006年4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得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中的湖便是指的丹江湖，山即伏牛山。小说以丹江口水库为地点，描述了一个曾在北京打过工的乡村女性暖暖与命运抗争、追求美好生活的不屈经历。生活在依山傍水的楚王庄的她，在穷困苦痛中因一段楚长城的意外发现，而走上了一条新路。小说写的是春种秋收、择偶成家、生病离婚、打工返乡、农村旅游这些当下乡村寻常的生活事件，展示的却是对人性嬗变、历史遗产和权力运作的崭新思考。在这部充满悲情和暖意的小说中，周大新以他对中国乡村生活的独特理解，既书写了乡村表层生活的巨大变迁和当代气息，同时也发现了中国乡村深层结构的坚固和蜕变的艰难。

周大新说，这是酝酿在他心中十几年的故事，“每次返乡看到乡村的变化，我都在思考，中国的农村该向哪里走？欧洲的田园化已经消失，中国还能步其后尘吗？ “在今天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难道就任由房地产商无尽开发吗？”周大新希望将自己对当代农村的思考融进小说中去。

说起这部小说的创作经历，周大新谈起了他2004年夏的故乡之旅。那次，他在家乡领导和文友的陪同下，看了九重山上的楚长城。他原以为楚长城只有一公里长，谁知道竟然长得看不到头，蜿蜒很多山头，规模那么大，看起来那么雄伟，经历几千年的风雨，还有一人多高，当年房子的地基、练兵场都还在，真是让人惊诧。可以想象当年该有多么威武雄壮了。

后来他又到淅川香严寺、丹江湖（即丹江口水库）看了看，沿着湖走了很久，还到农户家和乡亲们拉了家常。他感慨今天的农民和过去确实不一样了，种什么，能多卖钱，心里都有数，是市场经济大潮下的新型农民。从小就好胡思乱想、爱给小伙伴们编故事的周大新，心里便有了为故乡的父老乡亲写点什么的愿望。于是，便有了三十多万字的《湖光山色》。

二十年后的家乡想象篇篇(2)

关键词：社会剖析小说；乡土小说；衬托；人情；象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7)-10―0053-02

在现代文学史上，吴组缃先牛的小说不多，但以其客观冷静的叙写，精致圆润的艺术结构和浓郁淳厚的乡土特色，在广博浩瀚的现代文学星空中熠熠生辉，成为了现代文学史上的精品。可以说，在其短篇小说中，吴组缃先生是用左手拿手术刀解剖社会，右手拿画笔描绘乡土风情。

一、浓郁淳厚

大革命失败后的三十年代，社会矛盾加剧，阶级斗争风起云涌，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在政治思想上则掀起了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辩论高潮。在这样的背景下，茅盾以其深厚的社会科学理论修养，先进开阔的思想开创了“社会剖析小说”流派。他通过《子夜》等小说，指出当时的中国并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而他“这种依靠理性分析来开拓形象思维的深广度的创作方法，从典型环境来解释并塑造典型人物，在戏剧性强的情节中突现人物性格及其成长史的写法”影响了一批左翼作家，如张天翼、沙汀、叶紫等人。吴组缃虽并非“左联”成员，“他受到茅盾的影响后，开始重视用先进的社会科学理论来认识生活，解剖社会，所以被称为善于进行社会分析的小说家”。

吴组缃虽然生活在大都市(三十年代主要生活在北京)，其观照社会的眼光却往往回剑少年时期居住的皖南农村。他在《竹山房》里描绘旖旎秀丽的山水；在《黄昏》里叙写愚昧落后的山村习俗；在《一千八百担》里展现土崩瓦解的宗法人情；在《天下太平》里一再描摹神权象征的宗庙神物；在《樊家铺》里叙述鲜血淋漓的伦理悲剧。描绘一幅幅山水图画，讲述一个个农村破产的故事，带我们走进作品凄凉的悲剧世界，感受他的爱憎和愤怒，深刻剖析三十年代农村走向衰落，直至破产的社会原因。由此观之，吴组缃既是出色的“社会剖析小说”家，又是“功力深厚的风土人情画家”。虽没有茅盾作品里那样宏大的场面，也没有张天翼作品里那样性格鲜明的人物，吴组缃却以淳朴厚实的乡土特色确立了自己不同于其他“社会剖析小说”家独特风格。“平庸的作家只能给文学的既有模式增加数景，天才的作家却能在冲破既有模式中给文学增加具有新素质的模式”，吴组缃正是这样一位天才的作家。

二、冷峻理性

现代文学史上，“乡土小说”思潮早在二十年代就开始了。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有过经典的概叙：“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由此可见，吴组缃的短篇小说无疑也可归纳到“乡土文学”的范畴。但由于时代背景、写作目的、表达方式的不同，其乡土小说与二十年代的乡土小说还是有较大的差异。

1、在时代背景上，1923年前后出现的“乡土小说”思潮是紧跟在“”以后的，那是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人们思想活跃，渴望变革。在这种背景下，许多青年作家带着美好的理想来到城市，可“喧嚣、繁华的都市生活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欢快，反而使他们处在深深的苦闷之中”，于是他们在乡土小说中寄托自己的乡愁，抒发物是人非的感慨。而吴组缃的乡土小说基本写在三十年代，其背景跟二十年代已有很大不同。1927年大革命失败，很多革命者遭到屠戮；帝国主义在军事、经济上加紧了对中国的侵入，使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农村经济日益捌敝。在这样一个时期，吴组缃没有在作品中去抒发个人的乡愁，而是拿他所熟悉的皖南农村作为其社会分析的背景。例如其在《黄昏》里描写的“喊魂”、“刀板咒”等乡土风俗，并不是为了抒发个人情绪，而是为了更深刻地揭示三十年代农村经济的破产所带来世风日下、人心败坏等社会问题。

2、在表达方式上，二十年代的“乡土小说”：“注重情感的流泻和氛围的渲染”，或抒发悲凉的慨叹，如王鲁彦在其代表作《黄金》里说的：“你有钱了，他们都来了，对神似的恭你；你穷了，他们转过去，冷笑你，诽谤你，尽力的欺骗你，没有一点人心”；或构筑成废名田园牧歌式的恬淡世界，如《桥》里描绘的无忧无虑、自然适意的田园生活。而吴组缃乡土小说的叙写是客观而冷静的，只作旁观者的审视，有意地拉开与故事的距离。即使在其诗意最为浓厚的《竹山房》里，也看不到作者的主观抒情。作者只是冷静地讲叙一个幽美的聊斋式的故事，并不表达其或怜或哀的主观感情，而是由读者自己去感受去判断。《黄昏》里的第一人称“我”，也只是文章的叙事线索，主观情绪并不明显。

3、在写作目的上，二十年代的“乡土小说”重在表现，而吴组缃的乡土小说则带有明显的社会分析色彩。二十年代的“乡土小说”目的只是重在表现，“表现当时农民的愚昧无知，表现封建中国农村的落后封闭”。吴组缃的短篇小说不仅客观地描写了农村的现状，还揭示了农村捌敝的深层原因。吴组缃先生的笔更像是一把犀利的手术刀，剖开三十年代破产农村这个病体，试图找出病因，以引起疗撇的注意。

由此观之，二十年代的“乡土小说”是基本是白发的，抒情的，以表现为主要特征的(鲁迅先牛的乡土小说有较深刻的剖析性质)；而吴组缃的短篇小说则是自觉的，冷峻的，带有理性分析性质的。

三、丰富厚实

《中国现代文学主潮》曾对“乡土文学”的内容作过这样的概叙：“故乡的天地、人情、风尚、小人物的牛死命运等常常成为他们的抒写对象”。吴组缃正是在对自己熟悉的皖南乡村进行富有“乡土特色”的描写叙述中，解剖病体，分析病因。

1、《竹山房》一直被认为是“吴组缃最富于诗味的作品”。作者并没有用太多的笔墨直接叙写抱着灵牌做新娘，空守竹山房的悲剧人物“二姑姑”，而是描绘竹山房外山水如画的景色和院内幽深空旷的环境，在如诗的意境中，展现主人公被封建礼教禁锢的人胜微光。作者描绘了皖南特有的江南景色，但美景只是为了反衬主人公“二姑姑”的阴暗苦闷的生活，是典型的“乐景写哀”，“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在如此美妙的环境中生活的竟是生如死灰的守寡妇人，如画的风景反衬出的悲剧色彩尤为浓厚。

作者随后展开对竹山房里的环境描写：染涂着暗绿色的石阶板壁；梁上吊着的黄色的燕子窝；明朗雅致的花同；古色古香的陈设，真是充满乡土气息的富足家园啊!但是居住在此的是两个被封建礼教吞噬的，为名分守活寡的殉葬者。她们阴暗凄苦的表情，古灵精怪的行为，鬼声鬼气的话语让竹山房蒙上一层阴冷幽深的色彩。这里的环境描写是一种正而映衬，与压抑苦闷、缺乏生机的人物形象相协调。“把这个幽灵一般生活的迟暮妇人的心境，和竹山房那种重峦环抱、半圆绿

竹、曲径通幽、巨宅空旷的环境融合在一起”。

作者正是在“反衬”、“正衬”相交融的环境描写中，构筑起一种“聊斋”式的幽深恐怖的意境，在揭露封建礼教的罪恶，展现人性微光的同时，渗透出浓郁的乡土气息。

2、与《竹山房》不同，《一千八百担》尽管在小说的开头与结尾也有极具“乡土特色”的环境描写，但作品主要是通过人物对话展开故事情节的。小说人物众多，对话中生活气息浓厚，各有特色，历来颇受好评!尤其是在对话中表现出来的宗法式人情、乡音俗语、民风民俗，使作品的“乡土特色”极其浓厚。

小说首先在对话中展现那种虚伪做作，努力维护一团和气的宗法式人情。例如作品人物多次提到的一句话：“莫走气门!莫走气门!”，这句话总是在矛盾快要激发时，被拿来搪塞，以维护“一家人”的和气，化解彼此冲突。其次便是人物对话中流露出来的乡音俗语，因人物的身份的不同而各具特色。例如满口野话的宋子渔讲出来的总是显得直接粗鲁：“你老哥抠赌个咒。”一心想侵吞义庄财产的宋子寿，针对义堂管事宋柏堂，其俗语中的比喻则显得凶狠恶毒：“我要打倒把持公堂侵吞义庄的白蚂蚁!”，“这笑面虎掐宋家子孙的咽喉”；这些满带乡土色调，极富生活气息的俗语使人物形象性格分明，栩栩如生。“小说在浓郁的乡土色彩中，出色地传达了皖南农村的社会气氛和社会情绪”。

二十年后的家乡想象篇篇(3)

《土地》是陈学昭写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部反映江南的中篇小说。陈学昭(1906~1991),浙江海宁人,是我国之后成长起来的现代新文学作家。她十九岁就出版散文集《倦旅》,以绮丽优美的笔调,写出了一个受“五四”影响的青年女子的心路印痕。陈学昭二十一岁只身赴法国求学,二十二岁写出长篇小说《南风的梦》,写出了一群青年男女的爱恋故事,塑造了以后苦苦追求人生出路的青年知识女性的典型,小说写得青春而哀婉。陈学昭二十九岁被法国克莱蒙大学授予文学博士。1935年陈学昭回到国内,抗战开始后陈学昭以记者身份两度赴延安,先后在延安采访了、等一大批中共领袖,以她细腻清新而朴实的笔调,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在艰苦卓绝环境里的日常生活,留下了中共领袖们的真实亲切的面影。其间与夫妇、李富春夫妇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40年代在延安《解放日报》以及中央党校四部工作,后来,陈学昭写出了《工作着是美丽的》这部传诵一时的著名长篇小说,奠定了她作为新文学革命作家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陈学昭要求回浙江老家工作,体验生活进行创作。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尤其在文艺界像陈学昭这样既有国外文学博士学位,又有在延安生活过的党员作家,少之又少,所以中央组织部不同意陈学昭回浙江,意思是北京要用。在陈学昭的再三要求之下,中央组织部只是答应陈学昭回浙江看看,档案不跟走,留在中央组织部。于是,陈学昭带着通讯员回到浙江,先去义桥乡参加民主反霸斗争,后又去浙江大学担任党支部书记。1950年夏天,四十多岁的陈学昭回老家海宁斜桥黄墩乡参加。据说,因为陈学昭当时的级别高,去复杂的新区,省委特地给她配了《土地》封面一位带武器的警卫员。

在黄墩乡的日子里,陈学昭与工作队同志一起开会、讨论、走访,没日没夜地奔波在故乡的这片热土上。在这段与故乡农民打成一片的日子里,陈学昭目睹了这场颠覆几千年土地制度的革命,也亲身感受了江南农村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她作家的敏感切实感受到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和眷恋,见证了20世纪新中国成立之初新解放区农民对伟大的运动从怀疑、犹豫观望到积极参与,以及翻身后的农民对旧世界的愤恨所表现出来的真诚和朴实。故乡风起云涌的历史场景深深地激励着作家陈学昭,中那些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人物也深深地感染着陈学昭。陈学昭曾说:“伟大的群众运动教育着我,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感染着我,激励我拿起笔来歌颂新的世界、新的人物,这就是后来我写的小说《土地》。”

但是,陈学昭真正动手写《土地》,是她回到杭州以后,因为在工作队里没日没夜地工作实在是没有办法坐下来写作的。1951年春暖花开时,陈学昭结束了在故乡黄墩乡的工作,回到杭州后,住在西湖边的新新旅馆,开始整理中积累的资料,集中精力写小说《土地》。此时黄墩乡运动中乡亲们的音容笑貌、喜怒哀乐,像放电影一样在作家脑海里活跃起来,这些翻身解放的农民乡亲,陈学昭太熟悉了!她写得很快,不久,一部反映江南的二十多万字的小说在陈学昭笔下诞生了。这时,陈学昭的朋友吴觉农的夫人陈宣昭来信,邀请陈学昭去北京小住。于是,陈学昭带着刚刚写好的书稿去了北京,此时,陈学昭北京的朋友熟人比杭州多,于是她先在沈雁冰家里小住一段时间后再去陈宣昭家改稿子。据陈学昭晚年回忆:“《土地》的初稿,宣昭姐曾翻阅了一下。

二十年后的家乡想象篇篇(4)

关键词：台湾文学；乡土文学；七年级作家；新乡土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7-0073-05

在台湾的电视中，有一部由林依晨、林熙蕾等主演的青春偶像剧《七年级生》。在台湾言情小说中，也可以看到“七年级生”这个说法。所谓“七年级生”，是指台湾的“民国”70―79年生的人，用西元换算系指1981至1990年出生的人，相当于大陆的80后。以此类推，上个世纪70年代出生的叫“六年级生”，60年代出生的统视之为“五年级同学”。

一、为什么是“七年级作家”

在台湾出版界知名度最高、读者最信服的《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去年底公布了2014年得奖名单，中文十大好书文学类由骆以军《女儿》、王定国《谁在暗中眨眼睛》、黄崇凯《黄》三部小说获得。黄崇凯成为第一位入选十大好书的“七年级作家”，他的《黄》描写出生于七、八十年代台湾男性所过的率性的纸醉金迷的生活，其中充斥性幻想、性追寻、性经验这类“儿童不宜”的场面，借此反映他们的崩坏人生，哀伤的情感中不乏幽默的色调。作者还写流行的前因后果，浓墨重彩写这代青年对次文化的痴迷。不管是不是“废男”，也不管是哪一世代，台湾男性的焦虑与寂寞，均被表现得跃然纸上。作者想象力丰富，文字俏皮，没有任何说教和批判，把价值判断深藏在情节中，给读者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

王聪威说：“四年级作家可以说是吃香喝辣，而五年级的作家最惨，因为他们亲眼看见黄金时代的结束；但是到了六、七年级作家，根本没有经历过什么文学黄金时代，并且不只连尾巴都没够上，从出道时就知道好时光不可能再来。”① 他这里讲的“七年级”，是一个像黄崇凯那样年轻时髦、充满实力的作家群，主要成员有陈柏青、神小风、赖志颖、朱宥勋、陈育萱、林佑轩、黄崇凯、包冠涵、盛浩伟、叶佳怡、陈宗晖、叶璇、江凌青、李云颢、言叔夏等人。原任秀威出版社副总编的杨宗翰曾为他们出版了《台湾七年级小说金典》《台湾七年级散文金典》《台湾七年级新诗金典》。陈夏民于2010年创办的“逗点文创”，也出版了众多“七年级作家”的诗集。

这批出生于80年代“坐二望三”的小说家，之所以会成为本文讨论的对象，是因为他们具有下列特点：

第一，多出身于东华大学等高等学校。此外，“耕莘青年写作会”也是培养他们的基地。读过许多文学经典和理论著作的他们，对现实生活有异于寻常人的机智、敏锐、生动迅速的反应。他们在文坛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可纠正“学问越大越难写出好的作品”的偏见。

第二，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能掌握当下的时代氛围，敢于捍卫生活中的民主空气。他们不仅是言者，而且是行者，这表现在每场社会运动都可以看到他们活跃的身影，联署签名也从不缺席。

第三，不少人通过《联合报》《中国时报》《联合文学》等文W奖而引起文坛重视。但新世纪以来，无论是哪个政党执政经济均处于低微状态，再加上网络和平面媒体竞争激烈，导致报纸副刊不是萎缩就是关门，不关门也得考虑转向。于是，“七年级作家”只好移师各县市举办的文学奖或商业机构、宗教团体、慈善事业单位设定的有特定内涵的文学奖。为了符合应征必具地方特色的要求，“80后参加这些文学奖必须意识先行，构思故事之前要先研究各类征文宗旨与字数限制。尤其是地方文学奖，他们不熟悉各地的地理背景与风土人物，只好参考网络上各种真伪难辨的信息，以想象的真实塑造他们想象的乡土。就创作来说，这是想象力与写实能力的挑战，却也是一种乡土意识的扭曲与妥协。”②

第四，作为在电脑网路中成长起来的“七年级作家”，他们的启蒙写作不像“六年级”那样从魔幻写实开始，而是从村上春树、卡尔维诺、志文出版社所出的新潮文库系列翻译小说，以及《哈利波特》《魔戒》《达文西密码》等从国外大量引进的畅销书。他们除综合台湾文学史以来的各种小说技法外，还从后结构、酷儿理论等理论书籍吸取养料，以至奉为圭臬，成为他们临摹的范本。③

第五，“七年级作家”成长在日益缩小的城乡差别、农业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过渡、乡土的内涵和外观日新月异的环境里。无论是住在都市还是在农村，都受商业风气的影响，“七年级作家”正是根据这一点描写自己笔下的“新乡土”，其故事背景不是在酒店、网吧、三温暖，就是在餐馆、夜店、咖啡厅、电影院、超级市场，以及电脑里漫无边际的虚幻世界。他们脑子里装满了课堂上学来的各种知识，以及从网络得来的五花八门、良莠不分的资讯，想象的空间被这些东西所局限，难怪他们“小说取材的背景大同小异，人物也大多苍白、孤独；敏感、脆弱；内心阴暗、呢喃自语。”④

第六，“七年级作家”崛起于老一辈作家所累积的丰厚的文学遗产和网络世代充沛的文化资源中，这使他们善于运用网络资源与电子形式的创作，遗憾的是生活还谈不上富裕。他们不像“四年级作家”可用作品的版税买房子，现在写作几乎不可能成为职业。这些有志文学事业的人们无法煮字疗饥，多半白天工作晚上写作。他们所选择的是“创作是创作，人生是人生”的二元生活方式。

第七，台湾“七年级作家”，不能与大陆的80后和马来西亚的8字辈相提并论，因为他们的创作题材与主题、语言的运用和行文的风格，与大陆和马华作家均大相径庭。

二、各有千秋的“七年级作家”

“七年级作家”各有千秋，下面是几位最有代表性的作家：

陈柏青（1983―），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研究生。曾获全球华人青年文学奖、林荣三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全“国”学生文学奖、台湾文学奖等。其专栏《延海岸线》在历史长河中表现那些或瞬间或长远的交会，逐渐勾勒出台湾文学与文化的发展概貌。

作为陈柏青代表作的《手机小说》，2007年曾获《中国时报》文学奖小说首奖。手机小说通常是指由手机作为载体来完成小说的创作或者阅读的形式，具有可传播性。《手机小说》不同于那些拇指文化的引领者通过手机键盘进行小说创作的形式，而是与手机有关的小说。作品选材非常现代，其情节连贯靠手机里推出的好看的外国小说以及双亲间的短消息。作品写老爸有了新欢，系“我”随老妈回家探亲看望子女成群而身体欠佳的阿嬷那里间接知道的。作品一环扣一环，文字也很鲜亮，充分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敏感。

杨富闵（1987―），台南县人，东海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就读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曾获林荣三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打狗文学奖、洪醒夫小说奖、吴浊流文艺奖、台中县小说奖、南瀛文学奖、玉山文学散文首奖、全“国”台湾文学营小说首奖等，作品入选《九十七年度小说选》、《九十八年度小说选》，已出版小说集《花甲男孩》。

杨富闵虽然腼腆，可写起小说来非常豪放，那巨大的想象力让人刮目相看。他的作品主人公有会开发财车的而被孙子奉为“在内一姐”的现代阿嬷，另有鲜活而有趣的老玩童阿公。杨富闵使用带有生活气息的乡土语言，把3C作为沟通道路与主要场景，同时混合古与今、土与洋，造成一种令人喷饭的效果。不以大都市做背景，特别钟情故乡台南，并把生活中的乡土全部转换为艺术的乡土，因而被誉为“宅版”的王祯和与黄春明，他却不想让自己与他人雷同，而自称为来自曾文溪下游的革命文学台客。

这位“台客”的首部短篇小说集《花甲男孩》，用讽刺与幽默的笔法写出新时代的人间喜剧。其作品人物坚强果敢，乡土能量饱和，语言自然流畅，没有陈旧味。杨氏的作品总离不开生老病死的内容，哪怕是别人写过多次的亲情题材，到他笔下都能唤发出农村的现代色彩。杨富闵作品“另一特色是善用现代科技与流行产品串联小说情节，即使人物的内心深沉悲苦，也不失幽默、自嘲与宽容的人性本质。”⑤

神小风（1984―），本名许俐葳。毕业于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文艺组，后就读东华大学创作与英语文学研究所，曾任耕莘青年写作会总干事，著有小说集《背对背活下去》。先后获林荣三文学奖、梁实秋文学奖、全“国”学生文学奖等，并分别入选 《九十六年小说选》及《九十八年散文选》。

有道是：“小说就是说谎”，故神小风每天的回家功课是认真悲伤和“说谎”（虚构），借此引发写小说的冲动。但偶尔也会脱离小说创作情境回到现实中与朋友、家人讲真心话。她热爱生活，热爱周围的人们。写小说对她是一场大冒险，总是提心吊胆害怕故事被人识破。她不相信自己能讲一个自圆其说的故事。《少女核》便是这样一个不圆满的故事，人物有少女版的洛丽塔和微宇宙、真心话大冒险的Ⅵ和Ⅶ、茉莉姊姊、于夏、TCFPQ。至于和妹妹一起去的那个地方、 “好像是下雨了”等内容也很有可读性。

这是一部读之令人心碎的作品。在一个荒漠外加贫乏的环境里，姐姐与妹妹都不希望分离。她们用尽千方百计填补往日留下的裂痕，希望将矛盾化解。可每一次当她们将要越过心灵的障碍时，寒意便向她们袭来。无论是姐姐还是妹妹，都意想不到彼此对抗的困难就好似屋子里高积如山的垃圾难于超越。通篇小说没有出现“冷”字，但作品从头至尾都被冷狻⒗浞缢笼罩，真可谓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少女核》有虚有实还有暗喻，情节上悬念迭出，结构上则采用双线叙事手法，结局出人意料之外，让读者在绝望中看见温暖。哪怕这阳光短暂，但也能让发冷者取暖。

获2007年度“教育部”文艺创作奖特优的短篇小说《上锁的箱子》，写从大陆跟随到台湾的外婆，先是将东西放在还未带电的冰箱，紧接着收集箱子，到最后自己回缩入箱子内。作者用寓言的手法通过物件表现人的生命意识。魔幻的镜头让人想起上锁的不仅是箱子，还有心灵和大脑。

《背对背活下去》所写的数位女性，有着令人诧异的欲望，这欲望离变态不远。作者用类似温柔的慢节奏牵引读者，让他们认同甚至欣赏这与平常人不一般乃至超越变态的执着愿望。本来，寂寞的女人不易亲近，但在神小风笔下，寂寞的女人像蝴蝶那样令人神往。作品中的一位女性范音音最后说：“我心里很寂寞，但是我对自己说，我要把寂寞再擦亮一点，那是我所拥有的唯一武器了。”这些人的内心世界不存在“手枪”，当然也不会有血痕。人们读了后心情难于平静，甚至心慌得想要尖叫一声。

赖志颖（1981―），台北人，小说作品曾获宝岛文学奖、全“国”台湾文艺营创作奖，受到季季、林俊颖、蔡素芬等人的称赞和推荐。

赖志颖的第一本书《匿逃者》，收入2004至2007年间的十篇作品。他后来到加拿大留学，反思自己的作品不过是用中文写的西方小说，今后要从内容、形式、技巧及人物塑造上脱离西化的色彩，向中国古典小说《世说新语》或《搜神记》这类笔记小说学习，同时不忘记向大陆的汪曾祺的《桥边小说》和台湾的王文兴的《明月夜》等作品取经。⑥

赖志颖获得林荣三文学奖的短篇小说《猕猴桃》，用散文的笔法描写母子之间动人真挚的情感，行文平实，语言温馨，不落俗套。他不写别人表现过的、网络、狗猫还有那时髦服装，更不崇尚暴力，只罗列被损害被污辱者的心灵创伤。他的目光清纯如童男，无所畏惧，虽然人物遭受生活的打击，但心中却洋溢着幸福的温暖。作品结构紧凑，同时注意溶入意象一类诗的要素。

林佑轩（1987―），台中人，台湾大学毕业，曾获台湾大学文学奖首奖、大墩文学奖首奖、全“国”学生文学奖、“教育部”文学创作奖等。

获《联合报》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女儿命》，用一种稽戏的手法批判社会划分正常与反常的界线时过于机械。有变装癖的父亲，感染了儿子以至模仿他，最终父子成为亲密的伙伴：“若有来生，换我做你的阿娘，我们是全新的一对母女。”人当然不可能有下辈子，但经过“变性者”的表白，达到为遭受社会白眼跨性别的边缘族群鸣不平的目的。这里没有悲观失望，而是多了一层关怀理解的温馨。

凡是成功的作品，均离不开幽默的成分。幽默，是人生的智慧表现，它有助于作品的生动性。林佑轩的《家拎师》的主人公叫罗贞兰，望文生义他应该是女生，可他是堂堂的男子汉。当罗贞兰问父亲为什么给他取女性化的姓名时，“暮年英挺俊气消散无踪”的父亲一脸严肃地说：“立身天地之间，名姓攸关一生志业。我给你起这个名，乃是期望你对国家有贞，贞心如兰。屈灵均不也说过？‘江离辟芷，秋兰为佩’，给你起这个名，希望你男子汉顶天立地，尽心尽责。”可一般人读不懂这个意思，只知道罗贞兰的“贞兰”是“真男”的谐音，这便给作品增添了喜剧色彩。作品还写一种心理医生叫“家拎师”，专门给内心苦恼的人送来暖意，借着人间的挚爱给那些心灵受过重创的人以慰藉。这里打破性别界线，虽不容世俗之见，但能给人带来愉快和休息，从而增加作品的亮色。

黄崇凯（1981―），诨名黄虫，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毕业，为《联合文学》杂志编辑。曾获《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林荣三文学奖、全“国”学生文学奖、“国艺会”创作补助、《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等。著有小说集《靴子腿》《黄》。

黄崇凯深知，没有矛盾就没有魅力，没有冲突就成不了故事，故他的小说中不断出现反差、矛盾的情节。小说集《靴子腿》写人们的内心矛盾，写人与人之间的碰撞，均出人意料之外。流行音乐在小说中不断奏响，那些耳熟能详的歌词，被作者翻出新意。这新意，来源于细腻的情感波澜。其笔下的人物，没有被痛苦的泪水淹没，也没有对生活彻底失望。作品通过司空见惯的场面，写出生活的单调和寂寞，同时也不忘记给读者投送雨露和阳光。

作为“七年级作家”获《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的第一人，黄崇凯善于从诗的材料中吸取灵感，如《玻璃时光》中反复出现的时钟，便是一种意象。它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时间，而且代表着人生的经历，是人物情感流动的象征。作品中的父亲是一位中小学福利社零食配送员。出于职业的习惯，无论做什么事他都十分守时，所不同的是他和作品中的“我”上下班时间不同。两人虽然同样是去探视躺在病榻上的母亲，却从未碰过面。小说对医院的情形可谓观察入微：“各房各床的家属和患者又像是同时显示着各地时间的钟表，彼此错落交置，走得整座医院滴滴答答。因此在医院待久了，逐渐觉得，我日日看见的不是一个个人，而是一枚枚时钟。”又如写道：“这样的父亲，最终把自己拉成了长长的指针，停止在六点钟的位置。父亲在这个状态下，永远地守时了。”同样离不开时钟，但这里的时钟，已成了父亲生活习惯的指代。如果说，黄崇凯的眼睛是核爆，所有的东西被他的目光一扫均会变为时间的废墟，那么写小说对于黄崇凯来说，就似用煮沸的水去烫干枯的荷花，被遗忘的时光会在水里再一次绽放。

盛浩伟（1988―），就读于台湾大学日文系，目前正在日本东北大学当交换留学生。曾获台积电青年学生文学奖。

在“七年级作家”中，盛浩伟年纪最轻。他的作品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受日本文学影响很深，尤其是那些苍白无力阴暗无光的校园故事，在他的短篇中有明显的投影。《半青春》开头写小玮死于车祸，然后回忆与他交往的经过。小说中的主人公体形瘦弱，个子矮小，皮肤苍白，就像“刚做完癌症化疗的人”。作品写他所遭受欺侮的过程，有如电视剧出现的暴力镜头。这种描写不算独创，难得的是作者用悠闲的笔调书写，使读者更加同情这位同学的遭遇。

《父亲》是盛浩伟的成名之作。乍看起来，这篇小说文不对题，因整部小说从头至尾都不是以父亲为主角，甚至只字未提“父亲”二字，但作品在描写弟弟对兄长的敬畏与抗争时，却泼墨如云。作品最大的特点是行文不似山泉奔涌而似溪水缓流，节奏张弛有致，其笔法之老到使文坛前辈白先勇称赞不已。《飞人》用欲擒故纵的手法，写一个“不是悲伤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一点也无法使人欢快起来，悲伤正是其情感特色。作品用第二人称手法叙述，不仅使阿文，而且使余肥、亚亚的形象跃然纸上。作品的抒情笔调受散文诗的影响，诗意盎然的段落使作品更加耐人寻味。

三、重建乡土与时代关系的“七年级作家”

从以上作家个案分析中，可看出乡土文学到了新世纪，“七年级作家”在维持它的基本前提与运行机制的基础上，重建了乡土与时代的关系。在日益本土化的台湾社会中，发展出一种后乡土。这是一种新的乡土想象，一种新的美学，一种新的文学创作机制。可资深作家季季并不这样认为。在《新乡土的本体与伪乡土的吊诡――侧看80后台湾小说新世代现象》⑦ 一文中，她指出80后小说家有四个局限：“生活面向窄化，写作基本功不足”；“想象空间受到压缩，小说取材大同小异”；“游走地方文学奖，乡土的扭曲与妥协”；“面对纷纭歧路，新世代更需沉潜心灵”。这牵涉到写实主义如何更新，乡土文学如何与现代接轨，以及文学新人应继承什么样的传统，作品应如何革新手法反映现实等重要问题。

同属一个世代的“七年级作家”，虽然有开头讲的共相，但这只是一个创作群体，还未形成流派。有些作家的作品只不过是“六年级作家”的延伸与发展。如果一定要归纳出某种相似之处，那就是他们的创作资源多来源于“网络社群”。他们不似五、六年级作家必须借助于同仁刊物或写作班、文艺营去体现自己的文学价值，而主要是运用网路以最快的速度交换信息，从而形成一个虚拟的想象社群。其次，使命感不似老作家那样强烈和突出，他们用自身的情感去解构“大叙事”。“七年级作家”深知，自己没有王鼎钧那种对民族的社会变迁还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和台湾出现的白色恐怖的亲身体验，从而无法使自己的作品变成一座历史博物馆；也没有齐邦媛那样的家国伤痛，以个人经历去写出大时代的变迁，写出史诗性的杰作。“七年级作家”写劳工，写同志，写失业者，写畸形人，是通过对这些人边缘身份的强调，用自身的情感去表现历史在个人成长道路上留下的痕迹。他们的作品当然无法脱离社会和历史，但并不刻意为之，而是在创造过程中出于自然的安排。再次，在表现方法尤其是故事情节安排上，他们不讲究连续不断而嗜好支离破碎，有些人还喜欢运用新词，其行文和修辞与传统写法大异其趣。他们中的不少人不赞成“新乡土”这种归类方式，但说他们是 “伪乡土”，无论如何也难于接受，由此在网路上引起反弹。毕竟“七年级写作者在经典文本的阅读、理论理解和文学生产机制上的思索，却带给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文学思维。因为这样的背景，我们在写作风格上的‘世代共相’更不容易出现。”⑧ 这是两代人不同文艺观点的矛盾，说明传统的乡土文学观念遭到了从未有过的挑战，那种以陈映真为代表的菁英式的乡土观，已被一种魔幻式的消费主义文学所解构。原来的乡土文学经典著作正在走向边缘化，黄春明们所建立的乡土文学“共同体”在不断地消解。不过，季季虽然跟不上后乡土的崛起造成乡土文学正统派与非正统派并存这一新潮流，但她指出“七年级作家”笔下的乡土的真实有待进一步强化，另有误用成语，不懂得亲戚之间的称谓等方面，毕竟有一定道理，值得他们反思。

各个世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不可能整齐划一。每个世代的作家都力求超越前人，用独特的表现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可喜的是，正在崛起的“八年级作家”，已在新世纪文坛崭露头角，王冠雅等人也在写新乡土小说。尽管他们还稚嫩，但比起“六年级”、“七年级作家”，他们对现实的体察更为敏锐，也更喜欢玩文字，玩故事。他们的作品，不能用传统的“读”法，读之外还要品味。他们的出现和参与，进一步说明了乡土文学内部存在着多元化现象。这种多元化在“三、四年级”以及新兴起的“六、七年级作家”等层面次第展开。不过，到了2011年，“新l土”已成强弩之末，除了少数几位作家偶然有乡土佳作发表外，“当时的不少都已转型成‘纯’文学作家。所谓‘纯’，意指当成名的年轻作家意不在奖时，他们更着意于创作带有个人特色的小说，这里隐含的是台湾作家诞生机制与典律建构等极有意思的现象”⑨。

注释：

① 参见盛浩伟：《在结束的地方开始――“文讯30：世代文青论坛接力赛”第十场》，《文讯》2013年第9期。

②④⑤⑦ 季季：《新乡土的本体与伪乡土的吊诡――侧看80后台湾小说新世代现象》，《文讯》2010年第8期。

③ 李伊晴：《台湾小说大爆炸――“2012台湾四十岁以下最值得期待的小说家互动座谈会”侧记》，《联合文学》2012年第7期。

⑥ 赖志颖：《对于小说我想说的话》，《文讯》2010年第8期。

⑧ 朱宥勋：《亲爱的，我们压缩了整部文学史――七年级小说写作者的文学位置》，《文讯》2010年第8期。

二十年后的家乡想象篇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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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幻象——基于听觉维度的理性主义文化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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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后的家乡想象篇篇(6)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老五”为你整理了这篇《盖楼记》读后感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作家秦牧在《土地》一文中写到：“在我们看来很平凡的一块块田野，实际上都有过极不平凡的经历。进入了阶级社会，多少世代的农民，在大地上流尽了血汗，却挣不上温暖，有多少人在这一片片土地上仰天叹息，锥心痛恨！”新中国诞生了，深受奴役和压迫的农民，黑手高悬霸主鞭，翻身做了主人，他们歌颂新社会，歌颂新生活，以前所未有的极大热情，在肥沃的土地上春播夏种，彻底告别了旧社会饥寒交迫的苦难生活。

位于淮河中流的广大乡村，也和各地一样，生活在这里的千百万农民，沐浴着新社会的阳光，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天耘地，建设自己的家乡。但由于淮河多发水灾，加之僵化的生产体制，农民们依然难以解决温饱问题。上世纪七十年代，一夜春风来，农村普遍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亿万农民发展生产奔小康的热情再次得到释放。作家曹多勇先生的中篇小说《盖楼记》（刊载于《清明》2019年第六期）中记述的父亲，就是这一时期淮河流域农民勤劳奋斗的缩影。

党的富民政策是引导农民带领农民致富奔小康。要实现小康，仅靠传统农业依赖几亩地是很难实现的，新一轮改革使农民有了土地自主经营权，他们可以放手去参与市场发展经济，这是几千年来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梦寐以求的宿愿，他们要摆脱贫困，摆脱落后，再也不需要在土地上仰天长叹了。俗话说：“农家年年忙，为娶媳妇建新房。”在乡村，娶媳妇，建新房是农家的大事。土地分户承包，如何安排生产，如何经营家庭，都是一家父主的事，能坼除土屋盖楼房，算是一个富裕的家庭。于是，在乡村，家家户户各显神通，去创业，去寻找奔小康的路子。

《盖楼记》塑造了一位为摆脱贫困，勤劳而又勇敢， 精明而又倔犟的农民形象，读后让人对主人公肃然起敬的同时，又喟然长叹！作品中的父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没啥文化，强性子要面子，在他的心目中，最大的愿望就是要盖一栋他能看得见，村人能看得见，不管有人住没人住的楼房，盖不成楼房，他死都不闭眼。在父亲看来，即使他没能力把家庭变成村里富裕的头一家，最起码要站在村子的头一排。为盖楼房，父亲走过了几十年艰辛而坎坷的路。还在三十年前，大河湾村因煤矿扒煤塌陷，重新规划整体坼迁，我家分了四间宅基地建了四间砖瓦房时，父亲就有了盖楼房的想法，他把地基挖得深，石料下得足，打算哪天盖楼房了，推掉瓦房的上顶盖，再往上摞一层就行了。为了多挣钱建房子，父亲和母亲，农忙天忙庄稼，农闲时在淮河里忙使船，把淮南的煤卖往怀远、涡河等地。船的运量少，五十多岁的父亲心一横，到合肥买了张小四轮，起早贪黑两天跑一趟蒙城县。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使我家遭到了毁灭性的灾难。在一个初冬的五更天，六十一岁的母亲跟车陪父亲去蒙城送煤，母亲坐在拖车后，随着车子在土路上剧烈颠簸，极度困倦的母亲一下子从车上跌下来丧失了生命，此后，一家人沉浸在悲伤之中，几个月后，小妹又因为婚姻不顺心服毒走上了绝路，一年中家里走了俩个人，这对父亲的打击太大了。之后父亲一边忙庄稼，一边做生意，盖楼房的事也少讲了，他把主要精力用在二弟身上，让二弟开了服装店，经营不景气，又让二弟建大棚种草莓，夏天淮河一场大水淹没了大棚，二弟一家终于去了外地务工。家中只剩下父亲一人，随着父亲年纪的上升，体力越来越差，两只眼睛先后生了病，出远门做生意不行了，不甘心的父亲就在家饲养耕牛，经过近二十多年的积蓄，直到父亲八十五岁时才把几十年的梦变成了现实，家里终于盖上了三间两层高的楼房。

二十年后的家乡想象篇篇(7)

我们子虚乡虽然地处偏僻旮旯，但这些年来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先后有十八家化工企业在此安家落户，由于我们“筑巢引凤”招商引资成效卓越，已连续有三位一把手被提拔。鉴于本乡的腾飞旺势，为进一步繁荣本乡的新闻文化事业，经乡领导班子研究，拟在乡机关原有的《子虚信息》基础上，创办全国首份乡级报纸。

创办《子虚报》的伟大现实意义

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们子虚乡出成就出领导，是一块颇有政治潜质的宝地。你说如今人家县里、市里、省里的有些领导一旦下去做点什么、问点什么、看点什么，他们那气贯长虹、运筹帷幄、指点江山的伟大形象很快就会被登上县报、市报、省报的醒目位置，有时还要为个别领导搞一个特写镜头；而我们这些乡领导工作在最基层、战斗在第一线，出的力、流的汗不一定比人家少，我们咋就不能抛头露面，也印到报纸上风光风光呢？也好让全乡人民知道，我们这些乡领导不像有些地方的官员，就是喜欢搓麻将、喝老酒、泡桑拿、包二奶。我们天天都在忙着呢！

从长远看，我们前几任的领导被提拔重用时，就是因为对他们平常工作缺乏翔实细致的记录，只得邀请县里和市里的大笔杆子们策划撰写了好多日子，现在我们未雨绸缪，把工作做在前面，把我们的每一个脚印、每一个创举、每一个成就都变成公布于世的新闻史实，万一今后上级有用得着的时候，就会有据可查一目了然，再万一有哪位曾经在子虚乡工作过的领导成为更高级的领导，我们保存的载有其光辉业绩的报纸就会成为非常重要的文史资料。

创办《子虚报》的深厚文化渊源

与坚实的人文基础

我们子虚乡虽然偏僻，但历朝历代却也出过不少文化名人。有传说当年皮五辣子的祖籍就是子虚乡，也有人说武大郎曾经到这儿办了一个炊饼分销店，更值得一提的是传说当年猪八戒跟着唐僧去西天取经时，曾经偷偷地来子虚乡一个寡妇家过了一宿。总之，不管怎么说，我们这儿是块人杰地灵的文化沃土。

从我们子虚乡目前的人文基础看，我们有着一批颇具能力的办报人才。我乡秘书A君就曾在县报和市报发表过二十多篇通迅报道，其对新闻写作颇有造诣；我乡宣传委员兼《子虚信息》总编B女士曾在省内报刊发表过十多篇优美的抒情散文；我乡文化站站长C君虽年近退休，但文笔老道，曾发表小小说若干篇。我乡还有一大批写好者虽未发表过作品，但写作热情甚高，都很想在新闻领域大显身手。这些人才将来就是《子虚报》的中坚力量。

创办《子虚报》的良好广告收益前景

与灵活的办报方略

众所周知，办报要花钱。可我们子虚乡办报却是不愁没钱花。我们的报纸虽然尚在创办的萌芽状态中，但要求赞助和长期投放广告者已是相当的踊跃。我乡境内的十八家化工企业就是一个强大的报纸生存后盾。

基于有丰裕的广告业务资源支撑，我们乡领导班子经过研究，决定打破党政机关报的传统运作模式，实施“以报养报，办报创收，政企携手，共谋双赢”的全新办报方略。我们打算除一版用于刊登本乡领导的政要新闻（主要是上级领导检查工作、本乡领导开展工作的文字和照片）外，其余版面全部裸身出卖，一丝不留地交给企业老板，必要时还可以临时增版扩版。总之一句话，老板们需要什么，我们就印什么，我们报纸这个资源是怎么也开发不尽的。

综上所述，我们子虚乡创办全国首份乡级报纸《子虚报》是有路可行的，也是繁荣报业的一种探索。据此，我们特作出申请，请求上级相关部门批准！

子虚乡《子虚报》筹备工作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