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论文篇(1)

[论文摘要]贫富差距问题是全球许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的问题，我国自改革开放后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并日趋严重的现象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我们应该针对贫富差距的现状提出相关对策来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平均主义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居民收人分配差距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中国已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

一、贫富差距的概念界定

了解我国贫富差距现状分析的前提是需正确认识贫富差距的概念。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各个社会成员所处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地位和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实际占有社会财富的差距。它表现为一定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贫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两部分。[1]前者主要属于经济问题；后者用个人受教育的程度、科技水平和能力、思想文化修养、知识产权、社会知名度等来表示，通过一定时期各种社会关系诸如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健康状况等的综合反映，主要属于社会问题。

二、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分析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于1922年提出。它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所以是衡量贫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一般来说，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据此，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今年来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还在攀升。贫富差距在我国的表现如下:

（一）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最近，中国社科院在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其中指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全方位扩大。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增加了近12倍。数据显示，1978年至2007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7.3倍。但1990年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二者之间绝对额的差距逐年扩大。2007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2]

（二）除了城乡之间，我国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明显加大。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如法制不够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不够完善等弊端，另外，又由于国家政策的相关保护，从而导致行业垄断现象仍然存在。当前，垄断行业主要包括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煤炭、房地产等部门。这些垄断性行业凭借垄断经营的特权及国家政府的特殊保护，与其他行业进行不公平竞争，从而取得高额垄断利润，使行业间差距不断扩大。最近，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作出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在北京，高收入行业职工工资增长速度快于低收入行业，将两者差距进一步拉大。报告举例说，证券业、航空运输业、银行业等行业的职工年薪能达到10万元以上，而纺织业、农业、文体用品制造业等行业的职工年平均工资却低于2万元。[3]

（三）区域间贫富差距扩大。区域间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贫富差距。据国家统计局数字表明，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0732元人民币，西部地区为4302元；到2005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22200元，西部地区为8970元。6年间，东西部人均GDP差距由6430元扩大到13230元，增加了1倍多。2006年，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GDP总和不到人民币4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17%；而东部地区GDP达到2万亿元的省份就有3个，其中江苏省为21500亿元，山东省为22000亿元，广东省为25000亿元。从这一组数据不难发现东西部之间的差距的明显。

三、解决当前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思考与对策

从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现状来看，虽说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尚未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但如果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甚至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所以应采取相关措施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一）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促进就业机构的调整。从目前来看，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消除城乡之间在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税收、财政和金融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管理，引导农村富足劳动力有序转移。[4]为此，应大力实行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彻底消除城乡壁垒，疏通人口城镇化的渠道，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村人口流动，促进城乡劳动力的合理分工。同时，要优先发展金融业、电信业、保险业等与农村工业发展有较大关联的第三产业，为小城镇建设服务。

（二）打破行业垄断，缩小行业收入差距。政府应采取措施降低非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从而消除或减轻行业之间的不公平交易，缩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通过立法来限制、减少市场垄断，坚决反对垄断价格行为，打击不正当竞争。另外，考虑对某些个人收入明显高于其他行业的垄断性行业应征收垄断税。在税收上要做到扶持低收入行业、困难行业的发展，保障其职工的基本收入和生活。

（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控制收入差距于适当的范围之内必须兼顾效率和公平。同志在十七大上报告中承诺缩小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改善人民生活。他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还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另外，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要制定合理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累进税率，还应征收遗产税、高消费税等。还要通过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措施，支持和扶助农村的发展。

（四）完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保持社会稳定。[5]要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和医疗制度，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农村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制度，以促进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市场机制追求效率，社会保障则应更加注重公平。通过社会保障有效地实施再分配，使人民群众都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构建共同的社会利益基础，才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五）鼓励发展慈善事业，形成三次分配格局。有学者把“慈善事业机制”称为“三次分配”机制。要缩小财富差距，就应当有三次分配：初次分配一定要讲效率，就是要让那些有知识、善于创新并努力工作的人得到更多的劳务报酬，首先富裕起来；二次分配要讲公平，政府应当利用税收等手段来帮助弱势群体，建立全面、系统、适度、公平和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次分配要讲社会责任，富人们应当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的条件。另外，对于热心于慈善事业的企业，政府应该在税收和投资项目的立项审批等方面给予优惠和照顾，从而鼓励更多的企业家参与慈善事业，回报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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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佳，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扩大17年间增加12倍[N]，北京商报，2008-10-16

[3]郭爱娣，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收入比3.33∶1[N]，京华时报，2008-08-29

贫富差距论文篇(2)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的提高。与此同时，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日益凸现，其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笔者结合国情，收集中国31个省市的人均GDP、投资环境、城市化、国有经济程度、教育程度、科技实力、居民服务水平等7个指标的数据，通过三种不同的回归方法来研究影响中国贫富差距的因素，发现人均GDP水平、城市化水平以及居民服务水平三个变量是影响中国贫富差距的重要变量。最后，本文还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

贫富差距；人均GDP；城市化；居民服务水平

1引言

贫富差距问题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颇为关注的焦点，尤其是中国近几年经济的迅猛发展，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引起社会与政府的普遍关注。城乡差距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农村廉价的劳动力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重工轻农，使得农村和城镇的发展水平直接脱节。另外，分配制度的改革过分强调效率，忽视公平，也造成了农村的发展水平远远低于城镇的结果。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城乡生活水平差距逐步扩大。诚然，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道路上，城乡差距的逐渐拉开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这种差距持续增大，必然会与和谐社会的理念相矛盾。包括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内的国内外权威组织，他们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充分显示了中国贫富不均的严重程度。因此，研究贫富差距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2指标的选取

2.1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按照通行的测量贫富差距的标准，基尼系数是一个很好的测量我国贫富差距的指标，但是，我国并没有对全国的基尼系数进行过系统的统计。因此，我们根据数据的可得性，选用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来替代基尼系数。(1)人均GDP本文选取历年各地区的人均GDP来表现各省份历年的经济发展水平。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一个地区的经济资源与经济资源的利用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人均GDP也能从一定程度上解释各地区资源禀赋的不同。(2)投资环境一个地区的投资环境影响着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造成了这个地区相对于其它地区的落后程度。本文选取各省份外商直接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来反映该地区的投资环境。因此，本文选取FDI来代表该地区的投资环境。(3)城市化城市化能够吸收剩余劳动力，提高区域的整体发展水平，缩小城乡间的差距。本文用城镇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例来反映一个地区的城市化程度。(4)国有经济程度如果经济被垄断企业掌握，那就意味着该地区的财富将会集中用于少数人手中。本文用我国各地区国有企业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作为衡量国有经济程度的指标。(5)教育程度民众的教育水平越高，劳动生产率就越高。教育的发展程度决定了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决定了该地区先进或落后的程度，也影响了该地区的贫富差距问题。本文用各省份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支出占比的来衡量。(6)科技实力科研水平越高，经济竞争能力越强，生活水平也越高。本文选用各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各地区科研实力。(7)居民服务水平居民服务投入越多，民众的生活差距就会越小。政府投入的领域往往是基础设施领域，普通民众受益最大。本文选用国家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量作为衡量政府对居民服务领域投入的指标。

2.2符号说明(1)差距指标(y)：这里用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来衡量。(2)人均GDP(x1)：表现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3)投资环境FDI(x2)：表示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4)城市化(x3)：表示我国各地区城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例。(5)国有经济程度(x4)：表示我国各地区国有企业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6)教育程度(x5)：表示各省份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支出的比例。(7)科技实力(x6)：表示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进行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与国内(地区)生产总值之比。(8)居民服务水平(x7)：表示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的数量。

3模型的建立和求解

3.1逐步回归方法逐步回归分析法得到的回归模型为：D.W.=2.003,模型不存在自相关。由斯皮尔曼检验，模型不存在异方差。x3、x7的方差扩大因子VIF均为小于10，说明回归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3.2前进法通过前进法对数据进行模拟，得出的模型与逐步回归法得出的模型是一样的。

4模型的比较

上述得到的两个模型都通过了检验，都是合理的，只是模型中的两个变量x1、x3不同，现在对二者做一个相关性分析。从两变量的相关系数看，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73，说明二者确实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但是，它们在各自的模型中对缩小贫富差距的贡献是不同的，从而导致共同变量在两个模型中的贡献值略有变化。

5结论

对于上述的多元回归模型，有如下结论。

5.1城市化本文取城市化指标反映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在回归结果中，它的系数为正值。这说明，随着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改善，我国的贫富差距状况逐渐减弱。二元经济结构是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之一，二元经济结构改善的越好，我国的贫富差距越小。在回归结果中，城市化的系数还保持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充分说明了此变量的重要性，要改善我国贫富差距状况，必须要改善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式。

5.2居民服务水平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对居民服务投入越多，则该地区的民众的生活差距就会越小。从回归模型看，它的系数为正值，且在缩小贫富差距的贡献方面较大于另一个因素，说明增加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的人数，可缩小差距。

5.3人均GDP从模型估计中，我们发现，随着我国居民人均GDP的提高，我国各地区的贫富差距在缩小。同时，一个地区的人均GDP越高，其城市化的水平也越高。因而，也就出现了文章中两个变量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从而形成了两个模型并存的局面。

5.4科技实力从回归模型来看，原本认为科技实力是影响居民贫富扩大的因素，但实证结果并非如此。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企业研发形成的竞争优势使得企业收入增加，但同时，也只增加了少数精英阶层的收入。二、技术的外溢性。长期来看，科技会提高全社会的生活水平降低消费成本，缩小贫富差距。但我国并没有严格的专利保护制度，使得技术的优势并不能更好地呈现。

5.5教育程度中国的高等教育分布极不均匀的。高等院校集中于少数发达城市，而且缺乏市场竞争，这造成教育无法有效地在各地之间配置；中国的生源大省往往不是教育强省，很多时候教育经费的支出并不能反映出该地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虽然，近几年我国加大了对教育经费的支出，但是，这些资源并不是完完全全、直接地用于提高教学质量上的。综合考虑这些因素，该变量也没有进入模型。因此，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上述中的城市化、居民服务水平、人均GDP等3个因素都能够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我们必须结合扩大我国贫富差距的原因，寻求解决缩小目前过高的贫富差距问题的途径。

6建议

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日渐扩大，从2000年我国基尼系数首次突破国际警戒线，至200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接近0.6这一趋势，急需引起我们的关注。结合本文的研究成果，笔者给出如下建议：

6.1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措施居民服务水平，是国家对公民的一种社会保障。因此，缩小贫富差距，政府应加大财政支出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尤其是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养老、医疗和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救助低收入群体，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我国现有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远远不能解决农村低水平的保障问题。因此，政府应大力加快我国保障制度的建设，尤其是扩大我国农村保障的覆盖范围，有效缩小我国的城乡贫富差距。

6.2大力发展经济，加快城市化进程本文的研究分析认为，我国的人均GDP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有积极的作用。因此，我国政府应大力发展经济，同时加快城市化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过多地考虑贫富差距，又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所以，我们必须理性看待贫富差距，全面考虑贫富差距。从经济和社会两方面共同调整我国的贫富差距，一方面，适当的保持合理的贫富差距，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经济的良性增长，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我们要断绝不正当的收入来源，坚决杜绝不劳而获的现象，从而有效地降低贫富差距。只有从社会、经济两方面统筹兼顾，切实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我们才能在保证经济稳定发展的同时，加强社会稳定，提高幸福指数，增强生活优越感，实现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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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论文篇(3)

【关键词】郑艳良锯腿事件；贫富差距现状；私力救济方法；解决措施

一、极端事件频发引人深思

锯腿硬汉，这是保定农民郑艳良人生中最残酷的标签，因患病后右腿坏死，这名46岁的汉子在床上等死3个月，深陷贫穷和疾病带来的双重折磨之中。2013年4月，腿里钻出的蛆刺激了他，他终于狠下心来，自己动手，一个钢锯条、一个包裹着毛巾的痒痒挠、一个小水果刀，15分钟，咬掉四颗后槽牙，锯掉了坏腿，虽然左腿还在继续溃烂，但他的身体奇迹般地好转起来，他成功地救活了自己，真正的救赎姗姗来迟――媒体报道了这位锯腿硬汉，引发全国舆论关注，当地政府随后介入，承诺会帮助他继续治疗，这个极端的做法，让人心里五味杂陈，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病患，都有郑艳良的“好运”。

由郑艳良锯腿自救到农妇吴远碧剖腹自医，这种极端事件的发生不具有偶然性，吴远碧的话至今不能让人忘记：“这一刀下去好了，就不再拖累家人了，要是要了命，也不用再拖累家人了”，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坚强的有点残忍，可是不残忍挥刀自剖，谁又能医治她的病痛？更悲痛的是在她赌命挥刀自剖放出腹部积水后，只挺过26天就走了。郑艳良和吴远碧的举动惊天动地、震惊世人，但是真正值得反思的是整个社会。

放弃，是很多农村重症患者为了保全家庭做出的无奈选择，得了大病基本就是回家等死，在医院耗着也是浪费钱。如今，虽然实现了新农合，但是新农合只能报销一部分医疗费，对一般的家庭来说，“一人生大病，全家受穷”的局面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变。

二、锯腿事件折射的社会问题

无论是郑艳良还是吴远碧，他们的惊人之举本意是无奈的自救，可是无形中却起到了示范作用，遇到困境，不去求助政府和法律，通过极端的方式获得关注和救助，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悲哀。该事件同时反映了时下底层百姓遇到困境获得救助的一般模式：媒体报道――领导重视――职能部门积极行动。就拿郑艳良来说，锯腿事件之后他“怕自己的事降温”，没有了关注度，就意味着他后续的治疗没有了着落，舆论报道似乎成为私力救济的唯一方式了。诚然，和舆论监督是一种快速便捷见效快的解决方式，但是这类方式究竟能走多远，给社会起到一种什么样的示范作用仍值得推敲。

郑艳良和吴远碧只是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问题下贫困的典型代表，个案的解决不代表我们当前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经彻底解决，要真正解决社会贫富差距问题，还需另觅正途。

三、解决贫富差距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发展也呈欣欣向荣的态势，但是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事实不可忽视，郑艳良和吴远碧们是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者，可是他们却无法从中受益，得到基本的生存保障，这个事实发人深省。

根据国际惯例，基尼系数是反映一国社会分配状况的指标， 而目前公认的标准是，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好，超过0.4为“警戒点”。2013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03年以来十年的全国基尼系数，其中2013年为0.473，说明我国确实是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虽然贫富差距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能力的高低，投入的多少和贡献的大小，能够激发人们努力提高自身技能和素质，创造社会财富，但是，如果贫富差距不合理，其危害性更大。其一，贫富差距过大，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因为贫富差距体现在多方面，包括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个人差距等。其二，贫富差距过大，会影响社会稳定。因为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差距过大，会加剧群众的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从而引发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尤其是我国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期，不少社会矛盾隐而未发，过分的贫富差距会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其三，贫富差距过大，会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到达共同富裕，但是差距过大容易使群众丧失信心。

四、贫富差距的解决之道

要真正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完善法律和相关保障措施。

第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将社会保障制度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使群众求助有道，降低门槛，把处于生死边缘的群众纳入保障范围，除了依赖和舆论监督，已更有效的方式解决实际困难。

第二，完善我国的税收体系。我国的税收无论在税制上还是征收管理上，都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影响了税收分配作用的发挥，需要进一步完善。其一，完善个人所得税，强化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其二，完善消费税，有效调节高消费；其三，开征社会保障税，我国社会保障税的征税范围要宽；其四，完善财产税体系，实现对个人收入的全面调节；其五，强化税收征管，加大对偷逃税的打击力度。

第三，通过立法鼓励将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鼓励将大量的教育资源和基础设施向贫困地区投放，只有将资源向弱势群体投放、倾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者更贫，无限恶性循环的问题，而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往往也是由于资源的分配不均所致。

只有切实可行的法律途径和系统全面的保障措施才能真正有效控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更多类似郑艳良、吴远碧的悲剧发生。

参考文献

[1] 符启林.论贫富差距的法律调整[C].北京：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2005年年会专辑，2013.

[2] 王继元.论缩小贫富差距与构建和谐社会[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5（02）：42-46.

贫富差距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10-0003-07

一、引 言

近年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成为社会最敏感的问题之一，严重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已经引起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注。贫富差距的形成有不同的成因、表现形式和影响。因此，对贫富差距不仅需要总括性研究（常用指标如基尼系数），更需要分类性分析。

贫富差距的分类方式有多种，根据研究社会稳定问题的需要，我们将其分为地区性贫富差距、行业性贫富差距、阶层性贫富差距和资源性贫富差距。这四类贫富差距各有特点，又相互交织，可以作为深入研究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的概念体系和分析工具。在使用这四个贫富差距概念时，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贫富差距与收入差距的关系，一般说贫富差距不仅包含收入差距因素（主要表现为流量关系），还包含资产或财富占有因素（主要表现为存量关系）。从另一角度看，存量又是流量的积累，本文就是着重从流量的角度（即收入差距）分析贫富差距。二是贫富差距具有二重性，既有消极作用，又有积极作用，一定程度内的贫富差距可视为正常。因此，在将贫富差距指标具体化时，一般是指构成显著差距，足以产生较严重社会问题的临界水平时才要引起关注，而且临界水平本身就是特别值得专门研究的问题。

下面将在说明地区性、行业性和阶层性贫富差距的基础上，重点讨论资源性贫富差距问题。

首先，地区性贫富差距是指不同地区居民财富占有和收入的差异。中国目前的地区性贫富差距主要体现为东西部地区贫富差距和城乡贫富差距。从东西部地区贫富差距看，依据中国统计年鉴（1986，2006）计算，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东部地区的比率近20年整体趋势是上升的，由1985年的0．88∶1上升到2005年的0．67∶1。从城乡贫富差距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6）计算，2005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率由1990年的2．2∶1上升到2005年的3．2∶1，而根据世界银行对36个国家的分析，该比率一般低于1．5∶1，极少有超过2∶1的国家[1]。可见中国的城乡贫富差距也比较大。

其次，行业性贫富差距主要是指由于从事不同行业而导致的收入差距。总体而言，石油石化、电力、烟草、电信、铁路等垄断性较强行业的收入水平远远高于竞争性较强的纺织、家电等行业。按20个大行业来分，全国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的行业间的差距，2000年是2．7倍，2005年超过5倍，行业收入差距快速扩大。行业性收入差距在资源型地区更为明显，如在能源大省山西，全省19个行业中，2000年最高和最低行业相差5．2倍，2005年达9．3倍[2]。如果考虑到垄断性较强行业职工所享受名目繁多的工资外收入和非货币收入，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将更加明显。

再次，阶层性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在社会中所处的阶层不同，使得收入的来源和收入增长方式不同而导致的贫富差距(注：阶层性贫富差距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阶级性贫富差距。阶级一般属政治范畴，而阶层分类标准则很灵活。阶层是按一般意义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来划分的，而阶级则是按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划分。陆学艺（2002）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指出，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层标准。)。从可支配收入的角度看，国家统计局2005年6月的调查显示，20%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全部人口收入的比重为7．4%，比1985年下降了5．4个百分点；20%高收入群体收入所占比重为41%，比1985年提高了11．5个百分点。通过这一变动可以看出，阶层性贫富差距也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

学者们对以上三类多有讨论，而第四类，即资源性贫富差距，是我们根据中国资源型城市普遍存在问题而提出的新概念。国内外的经验充分地告诉我们，资源性贫富差距有三大危害：一是“战争之根”，比如国际上的局部战争多是围绕着石油资源的，有些国家的内部战争也是如此。二是“动乱之源”，如国内近年发生的大型群体滋事事件和接近于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现象几乎都源于资源枯竭型城市或矿区。三是“腐败之门”，官员入股、矿难频发现象多与资源性暴利导致的腐败有关。可见，资源性贫富差距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

二、资源性贫富差距的涵义与分类

资源性贫富差距是指由于对矿产资源的占有（开采权或与此相关的权利）和开发程度（如是否枯竭）不同而形成的贫富差距(注：资源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显然，本文所指的资源是指狭义的资源，即矿产资源。)。资源性贫富差距与地区性贫富差距、行业性贫富差距和阶层性贫富差距之间既有区别，也有交叉。资源性贫富差距是形成地区性贫富差距、行业性贫富差距和阶层性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在资源型地区，资源性贫富差距是地区性贫富差距、行业性贫富差距和阶层性贫富差距形成的根本原因。

在加入资源性贫富差距之后，它与其他三种类型贫富差距交织出现，便会引出不少新的研究视角。比如，由于对矿产资源的占有和开发程度不同而形成的特殊意义下的地区性、行业性和阶层性贫富差距。据此，资源性贫富差距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资源型地区与非资源型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简称外部差距或Ⅰ类差距），另一类是同一资源型地区内部的贫富差距（简称内部差距或Ⅱ类差距）。前者（即Ⅰ类差距）根据资源丰裕程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其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资源丰裕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呈正相关关系而导致的地区间的贫富差距，简称为Ⅰ类A型；第二种，资源丰裕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呈负相关关系而导致的地区间的贫富差距，简称为Ⅰ类B型。后者（即Ⅱ类差距）还可进一步细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同一地区内资源型经济与非资源型经济的贫富差距，简称Ⅱ类A型；第二种，同一资源型地区内部不同阶层的贫富差距，简称Ⅱ类B型。从总体上，可以概括为表1：

资源性贫富差距有两个重要现象需要强调：第一个现象是指Ⅰ类B型这种似乎违反常理的经济现象，它在经济学中称为“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即资源越丰富反而越贫穷。这种现象在国内外都有许多例证，比如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实力明显好于资源丰富的委内瑞拉，尼日利亚等国。在中国的省级层面，资源相对匮乏的东部省份的经济增长也明显快于资源丰富的西部省份，如上海、浙江、广东、福建等省的经济增长明显快于山西、内蒙古、陕西、黑龙江等省，呈现出显著的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反相关关系”。第二个现象是指同一资源型地区内部的贫富差距（或称Ⅱ类差距），多表现出资源与贫富的“正相关关系”。

笔者的调查研究发现，资源与贫富之间这种“一反一正”的相关关系代表了中国目前资源性贫富差距的基本格局。但Ⅰ类中的“反相关关系”比较间接和宏观，一方面因对比不强烈较易被社会基层所接受，另一方面如果出现问题也容易引起高层重视，其特点是“基层相对忽略而高层相对重视”；而Ⅱ类中“正相关关系”非常直接和微观，因对比强烈容易引发社会问题，相对而言却不容易引起高层重视，其特点是“基层相对重视而高层相对忽略”。为此，本文研究资源性贫富差距的形成规律及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重点并不是Ⅰ类贫富差距，而是Ⅱ类贫富差距。下面分别分析Ⅱ类贫富差距两个类型的表现形式：

Ⅱ类A型：同一城市内资源型经济与非资源型经济的贫富差距。

这种类型的贫富差距是资源性贫富差距与行业性贫富差距的交织，是指在同一资源型城市或地区中，是否在资源型经济中从业表现出来的贫富差距，其一般体现为资源型经济的从业人员的收入明显高于非资源型经济从业人员的收入，这种收入差异不仅包括工薪收入差异，也包括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非货币化福利及补贴的收入差异。在有些资源型城市这类贫富差距表现出仅一线（或一墙）之隔而贫富两极分化的局面。例如，某些石油城市中涉油经济从业人员与非涉油经济从业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就属于这一类型(注：根据课题组调查，在东北某石油城市，其中涉油经济从业人员与非涉油经济从业人员存在明显的收入差距，2003年油田职工平均工薪是非油田职工的3．3倍，2004年为3．6倍，如将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非货币化的福利和补贴统计进去，收入差距更大。)。

Ⅱ类B型：同一资源型城市内部不同阶层的贫富差距。

这种类型贫富差距是资源性贫富差距与阶层性贫富差距的交织，是指从事资源性行业的不同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其一般体现为私营企业主阶层与产业工人阶层的差距。这种类型的贫富差距体现出来的不仅是收入差距，也是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明显差异，容易导致人们心理的嬗变。这种类型的贫富差距常使得资源地区内呈现出“非富即贫”的社会结构。这一类型贫富差距的典型是煤炭产区私营矿主阶层与产业工人阶层的差距(注：根据课题组调查，私营矿主获得煤炭的开采权后，往往形成暴富，而一线工人平均每天只能挣30―50元。以年产3万吨的最小规模煤矿为例，当煤价为200元/吨时，每吨成本不过百元，私营矿主年可获利300万元，而普通煤矿工人全年收入只有1万元左右，相差较大。)。

三、资源性贫富差距的形成原因

虽然资源性贫富差距是个世界性问题（如在某些产油国），而中国的资源性贫富差距却更多地带有经济转型国家社会急剧变迁的特征，具有更特殊的“制度和政策”原因和更显著的影响。从主要方面看，Ⅱ类贫富差距的形成原因可做如下分析：

1．Ⅱ类A型贫富差距的主要成因

形成Ⅱ类A型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包括行政垄断、经济垄断、资源税费低和收益截流等方面。

首先，行政垄断是中国一些资源型产业获取（显性或隐性）高额收益的重要因素。以石油产业为例，具体表现在国家行政部门对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以外石油企业的勘探与开采实施了市场准入限制，如1999年国务院出台的38号文件(注：参见《关于清理整顿小炼油厂和规范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的意见》，［1999］38号。)明确规定，地方石化企业不能自产原油，不能进口原油。中国石油产业形成了三大国有企业垄断格局。

其次，经济垄断表现为资源型企业通过采取限制性竞争行为维护和延伸垄断，从不公平竞争环境中获取垄断收益。例如，中国石油产业的经济垄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垄断性市场结构。“中石油”与“中石化”几乎垄断了中国陆上的石油开采、加工与销售，“中海油”垄断了海上石油开采(注：1998年，国家对中石油与中石化实施“分江而治”的结构性重组，只是进行了简单的横向拆分，并未实质引入竞争机制，中石油、中石化在各自的地域范围内仍是垄断者。其中，中石油在原油开采业略强，中石化在石油加工业略强（成品油销售占中国销售比例大概是57%左右）。)。“中石油”与“中石化”两大石油企业各自呈现出纵向一体化结构特征，中国石油业形成了大企业对开采加工销售整个链条的垄断格局。根据产业组织学理论，上下游都具有垄断势力的纵向一体化企业容易产生双重加价甚至是多重加价。二是垄断行为。中国石油产业近年来经常发生的驱逐对手定价和拒绝交易等就属于典型的垄断行为。高度纵向一体化的石油垄断企业通过交叉补贴对其他独立经营企业“前挤后压”，即通过提高上游原油价格，降低下游成品油（石化产品）价格，对独立石化企业形成致命打击，结果大量的地方炼油企业被挤垮，这属于典型的驱逐对手定价行为(注：这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属于反垄断法禁止的行为。在中国，不但没有被禁止，反而受到了政府的默许甚至是政策的鼓励。)。茂化实华与中石化发生冲突，被停止了原料（原油）供应，这是拒绝交易的典型例证(注：茂炼股份和茂化实华两家公司原本都是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化公司控制下的公司，茂化实华所需要的原材料全部要从茂炼股份公司取得。茂化实华改制成为民营控股的上市公司后，茂炼股份提高了给茂化实华原料的价格，茂化实华拒付货款，茂炼股份停止了对茂化石华的原料供应。)。

再次，从税收体系来看，中国现行的资源税费主要是资源补偿费和资源税。中国矿产资源补偿费平均费率（占销售额的比例）为1．18%，而国外一般为2%―8%，以石油资源为例，中国石油资源税为8―30元/吨，而美国为130美元/吨[3]，相当于美国的几十分之一。资源型企业的税费较低导致了资源采掘的暴利，加剧了资源型经济与非资源型经济从业人员之间的贫富差距。

最后，许多大型的资源型企业多是国有独资企业，而按照1993年年底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1993年以前注册的国有全资企业税后利润不上缴(注：虽然在1994年，财政部、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颁发了《国有资产收益收缴管理办法》，把国有企业应上交的利润纳入了国有资产收益范围。但根据我国立法规定，下位法不得违背上位法的原则条款。由财政部、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颁布的管理办法与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规定相冲突，违背了此原则，在实际运行中当然无法得到实施，许多企业的国有资本金的收益上缴仍未实现。)，因此，许多资源型企业的利润归企业支配，企业可以将一部分截流的收益通过增加和提高从业人员的各种福利，来提高从业人员的实际收入，进而形成资源型经济从业人员与非资源型经济从业人员间的贫富差距。

2．Ⅱ类B型贫富差距的主要成因

Ⅱ类B型集中表现为资源型企业的所有者或经营者阶层与普通矿工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

从所有者或经营者阶层的角度来看，影响因素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资源占有者低价或近乎无偿取得采矿权；二是资源开采企业安全投入不足；三是资源开采企业环境补偿不足。

其一，国家出资勘探形成矿业权被廉价甚至无偿转让给矿山企业。国家长期对矿产资源开采实行“审批制”，由矿山企业提出申请，矿管部门根据企业资质等条件，许可企业在特定范围内开采特定矿产资源，这种行政主导的审批制赋予行政部门很大的自主裁量权，实质与计划经济时期矿产资源无偿划拨大同小异。在矿业权的承包转让方面，大部分矿业权承包费由矿管部门确定，而不是通过市场化的拍卖方式实现。因而承包费用很低，相当多的矿山企业廉价甚至近乎无偿取得采矿权。

其二，中国煤炭企业安全投入不足现象很普遍，特别是私营煤矿安全欠账严重。2004年在全国生产的19．6亿吨煤中，7．6亿吨缺乏安全保障能力，其中2亿吨根本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大多数小型煤矿的安全生产条件与安全生产许可要求差距更大。资源型企业本该有的安全投入，却没有实际投入，逃避了必要的成本支出，形成暴利。

其三，资源型企业因对环境补偿不足，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突出表现在地质灾害频繁发生，土地、植被遭到大面积破环，固体废弃物、水和大气污染严重。2005年，全国资源开采产生的矿渣、废石和尾矿，累计占用土地达到586万公顷，破坏森林面积106万公顷，破坏草地面积是26万公顷。资源型企业本该承担资源开采的环境补偿义务，却没有承担，降低了成本支出，从而形成暴利。

从普通工人阶层角度来看，主要表现为工资及保障条件过低。第一，工资水平与工作强度不相称，矿工的工作“脏、苦、累”，劳动强度大，时间长，一班工作8―12个小时。第二，工资水平与工种性质不相称，矿工工作环境差，危险高。第三，矿工保障条件差，在中小型私营煤矿，矿主很少为矿工交纳包括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第四，矿工工资增长缓慢，尽管每吨原煤价格从100多元涨到300多元，但很多矿工的平均工资却停留在10多年前的每月1 000多元。第五，矿工不仅工资低，生命的价值更低，更有甚者在一些私营煤矿甚至出现矿工与矿主签订廉价“生死合同”现象。(注：有矿主私下与矿工签过这样的“生死合同”，断一个指头赔1 000元，两个指头3 000元，直至死亡也不过5 000元，甚至私下要求矿工家属签字。见乔明龙，尚建平，董贵霞．我国矿工工资高低不一［J］．新安全，2006，（11）．)

此外，中国私营矿主的社会责任感相对更弱，这在煤炭行业尤为典型。资源占有者由于近乎无偿获得开采权，对资源开采安全投入、环境补偿和矿工的工资和必要的保障条件投入不足，而获取暴利，且很少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而资源产业工人的收入低且增长缓慢，导致了Ⅱ类B型贫富差距呈现出明显的“非富即贫”特征。

四、资源性贫富差距的社会心理分析

贫富差距的影响具有二重性，一定条件下，贫富差距具有增强人们竞争意识和提高效率的作用；但同时特别是差距超过一定程度之后，也会通过影响个体心理，进而影响群体心理，最后形成社会心理，产生严重的不公平感，从而引发各种社会问题。显然，这种二重性实质上也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根据我们的调查，与一般性贫富差距相比，资源性贫富差距的正面效应相对较小，负面效应却相对较大。具体说，资源性贫富差距具有形成过程短、影响时间长、受认可程度低的特点，容易引起人们激烈的社会心理和行为反应。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消解和纠正，这种社会心理和行为反应会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资源型城市或地区许多社会不稳定现象和大量的发生多与资源性贫富差距息息相关。

然而，资源性贫富差距并不直接导致社会不稳定，二者之间需要经过社会心理“变压”的中间环节。由于资源性贫富差距形成原因的特殊性，容易使人们产生社会认知偏差，误认为所有的贫富差距都是由“制度和政策”造成的，强化了人们的不公平心理。在资源型城市或地区，普通大众经历相似，居住集中，具有共同的利益需求和现实感觉，资源性贫富差距导致的不公平心理十分容易传递和形成共鸣，进而引起群体性突发事件。可以说，资源性贫富差距通过社会心理的“变压”作用将个体心理失常放大或传递，是造成资源型城市或地区频发刑事案件和等社会不稳定现象的根本原因。我们的研究发现，资源性贫富差距引发的社会心理主要表现为强烈的“被剥夺感”、“挫折感”和“焦虑感”等三种心理现象。

1．Ⅱ类资源性贫富差距导致“被剥夺感”的社会心理分析

被剥夺感虽然是任何社会都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现象，但在资源型城市或地区，由于资源区与非资源区地理临近却对比鲜明，非资源区居民对资源性贫富差距带来的相对被剥夺感比较强烈。再加上人们对贫富差距的形成存在认知偏差，以为所有的贫富差距都是由于机会、起点和过程不公平导致的，而容易忽视其他因素造成的，从而误将相对被剥夺感归因于社会环境，进而丧失社会公平感。相对被剥夺感的结果容易使人们产生对立情绪、逆反心理直至越轨行为。在资源型城市或地区，这种与相对剥夺感相随的认知偏差和错误归因更为严重，更容易扩散，特别是在同感人群中容易复制并放大，诱发普遍的区域性社会认同，从而容易引发，对正常的社会秩序构成威胁。

2．Ⅱ类资源性贫富差距导致“挫折感”的社会心理分析

在资源型城市或地区，特别是在资源性贫富差距导致的“非富即贫”的“两极分化”社会结构下，由于现实与自己期望的巨大差距，人们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挫折感，并且传递性较强，容易使不满情绪扩大和加深，增加了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超过一定限度后，受到外部刺激时，就可能“由挫折转为攻击”，采取极端行为来宣泄自己的不满情绪，表现为“内向报复”和“外向报复”。“外向报复”行为一般先是针对相对优势阶层，当报复不了强者的时候，就会把这种不满情绪发泄到所能报复的其他方面去。“内向报复”容易导致人格边缘化而形成人格，而一旦出现恰好的诱因，也会转化为“外向报复”，影响社会稳定。

3．Ⅱ类资源性贫富差距导致“焦虑感”的社会心理分析

对未来不可预期所产生的烦躁不安，甚至恐惧的焦虑心理，这是典型的社会焦虑现象。由于资源性贫富差距的存在，这一社会焦虑现象得以强化，在资源枯竭型城市或地区的表现尤为严重。由于资源枯竭和企业或产业的重新整合，短期内形成两极分化，原有价值体系迅速瓦解，特别是一部分人绝对收入的下降，使得人们茫然无措，对未来担心增大，进而出现严重的社会焦虑，不仅导致个体行为变化，也导致不同群体社会认知分化，树立起对立的社会思维，演化为群体内部和群体间的矛盾，最终影响社会稳定。

我们认为，资源型城市或地区存在的上述社会心理现象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意义。从社会心理角度可以总结出这样几点：第一，资源性贫富差距与人们的智力、技能和努力程度等因素关系较少，因而会加重心理上的不公平感，同时减弱心理承受能力。第二，与其他类型贫富差距相比，资源性贫富差距自动缩小的机制较弱，而“非富即贫”和“两极分化”现象非常明显，容易加剧人们的心理失衡。第三，资源型城市或地区的生活环境较为单调，就业渠道比较单一，人们情绪容易激动，价值观念急剧变迁导致严重的社会心理困惑。第四，资源型城市或地区的家庭结构不能有效减轻成员心理压力，党团组织、工会及其他社会机构也未能有效缓解人们的社会心理压力。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们的研究发现，资源性贫富差距不仅是资源型城市或地区各类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也是非资源型城市和地区各类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这一点需要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资源性贫富差距与地区性、行业性和阶层性贫富差距相互交织与叠加后，导致资源型城市或地区贫富差距十分严重。从原因看，资源性贫富差距主要不是通过个人禀赋能力和努力程度形成的；从过程看，资源性贫富差距具有时间短、机会不公、手段恶劣（如、权力保护和暴力）等特点；从结果看，资源性贫富差距具有明显的“两极分化”和“非富即贫”特征。资源性贫富差距对社会心理形成巨大冲击，如果处理不当，社会心理“变压”作用可能将这种冲击放大，并危及社会稳定；当然，如果处理得当，也可能“变压”缩小，缓解对社会稳定的不良影响。

根据我们的初步研究，有三个主要途径可以解决资源性贫富差距对社会稳定的不利影响：一是消减资源性贫富差距产生的根源；二是加强社会心理工作；三是完善社会组织体系。这三个方面需要协调配合，标本兼治。治本是从根本上消减资源性贫富差距的产生根源，治标是加强社会心理的疏导工作。这两方面都有很多急迫工作要做。值得特别说明的是，社会心理疏导工作虽然是标，但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环节，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作用越来越不可忽视。

1．消减资源性贫富差距

（1）打破资源垄断，改革资源产权，厘清资源成本。打破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尤其是取消资源产业的不合理准入限制，不仅需要放开资源开采市场，而且需要放开加工和销售市场，逐步引入竞争机制。同时，资源产权并不一定需要完全实行国有。即使国有，也不一定完全由中央政府所有，更不必完全实行国营。对于资源产权转让主要应通过市场机制形成合理的转让价格，应多采取拍卖的方式转让，而不应再以行政审批为主。此外，厘清资源性产品成本，主要包括矿业权、资源税费、环境补偿成本、安全投入成本等。具体包括，对探矿权和采矿权实行市场化转让。修改资源税费制度，提高资源税费的征收比例，并加大对资源型城市的返还和留成比例；征收矿地复垦保证金，建立复垦储备金等，保护环境。提高矿工的工资水平和保障条件，包括提高事故赔偿标准等。设立资源转产发展基金及可持续发展基金，为资源枯竭后企业转产和地区内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2）调整收益分配，加大转移支付，完善社会保障。完善资源型国有企业利润管理机制，改变资源型国有企业收益不分红的做法，将其所获红利上交财政部门，并控制资源型国有企业过高的工资收入和过多的福利待遇。同时，中央、省市政府应重新调整对民营矿业企业采矿权低价出让的政策，减少对民营矿业企业的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政府还可以考虑规定矿工的最低工资标准、工作环境安全标准、劳动保险标准等，切实保障矿工的利益。最后，提高资源枯竭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扩大资源枯竭型城市社会保障覆盖面，如可考虑将资源枯竭城市的集体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国家财政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移支付力度，国家财政和省级财政应采取办法弥补资源枯竭型城市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确保社会保障自动稳定器有效运转。

2．加强社会心理工作

（1）准确掌握社会心理动态。体制转轨和资源枯竭的交织的资源型城市或地区面临着急剧的社会转型，原有的价值观念、心理预期、就业结构、收入状态等都急剧变化，甚至颠覆，这必然导致人们的社会心理也随之变动，并产生被剥夺感、挫折感和焦虑感等各种负面心理。为此，应该有专门机构和人员，深入不同类型的群体，认真倾听其呼声，准确掌握不同群体的社会心理动态，做到心中有数。

（2）构建社会心理疏导机制。对于资源性贫富差距导致的被剥夺感、挫折感和焦虑感等社会心理，要早做准备，及时疏导，有针对性地加以解释，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改善现有的社会认知偏差。同时，也不要谈虎色变，一味堵塞，而应构建多种社会心理宣泄途径，采取多种形式，使社会压力通过合理、合法途径平稳释放，进而充分利用社会心理的“变压”作用，控制极端的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稳定。

3．完善社会组织体系

（1）健全党团工会等正式组织。随着资源枯竭和资源枯竭型国有企业的退出，大量的工人由“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他们在社会结构中处于“无人问津”状态，社会缺乏相应的组织。根据我们的调查，有些人甚至无处交党费或多年没有交党费。工会等组织也随着原企业的退出而解散或陷入瘫痪，新成立的各种企业也未能及时建立党团工会等组织，这就导致了社会管理出现大量的“真空地带”。为此，应及时健全党团工会等组织，完善现有的社区组织，既发挥这些组织的作用，也方便社会管理。

（2）建设情感需要等社会组织。在资源型城市或地区，尤其是在资源枯竭型城市或地区，不仅缺乏党团工会等正式组织，也严重缺乏情感需要等各种非正式组织，并且不同种类、不同层级的社会组织之间缺乏合理有效分工和衔接，亟待加强。其中，可以选择情感需要社会组织的建设为突破口和重点。在中国，相对而言缺少情感需要的社会组织(注：在国外，每3 000人有1名心理咨询师，在美国这一比例更高，伊怀杰在北京青年报(2005年08月30日)的《美国人爱做心理咨询》中分析，平均500个美国人就有一名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存在于各大医疗机构、家庭诊所和社区诊所中。)，国内已经通过国家执业资格鉴定并正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从业人员不足，如果按3 000∶1的比例，一般而言至少应该在街道设置一名心理医生，大的社区也应配备心理医生。同时由于中国处在社会转型下的人格变迁时期，更需要由大量的情感需要社会组织来辅助人格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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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论文篇(5)

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公正，研究

 

当今国内的社会公正问题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此之前的30年间，国内有关当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公正问题研究基本上是一个空白地带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全面展开，社会公正问题已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国内的社会学者以其独特的学科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学者们充分认识到作为一个社会的根本价值尺度和基本规则体系，社会公正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本文尝试从研究背景、研究思路等角度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社会学界关于社会公正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做一文献回顾式梳理。

一、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分层研究中的公正问题

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社会变迁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即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正处于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对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其社会影响的分析、解释成为国内外学者长期关注的问题，并引发了大量的理论研究以及争论。对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其社会影响的分析，基本上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对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重大变迁及其机制的研究；二是对作为社会结构利益主体——阶级阶层的研究，即社会分层研究。中国转型期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变迁问题之所以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研究兴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愈演愈烈的社会贫富分化趋势，这使得社会财富与发展机会，继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扩散”，演变为向少数人手中积聚。许多学者都注意到社会分层中的公正性问题。

二、中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与贫富差距对社会公正的影响

贫富差距实际上是与社会分层密切相关的问题。我们研究社会分层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包括经济地位（财产地位）、权力和社会声望三大测量指标。在这三种指标中，贫富差距也就是经济方面的差异，是人们首先关心的问题。社会学者秉承学科的人文关怀理念，并凭借自身的学科研究优势，一直把收入分配问题作为研究的焦点问题。研究者们关注的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如何研究中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与贫富差距问题。在研究收入时，有必要设计一些相关指标，对于收入的可信性进行测定。李培林则强调应该特别注意对社会公正的主观心态方面的研究。近年来，人们对贫富差距的社会心态和对其发展趋势的心理预期已经影响到人们对社会公正的信念。论文参考网。第二，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与贫富差距究竟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贫富分化已成为一个结构性现象。这已经得到了国内外相关经验研究的共识性支持。研究者们认为其具体表现和特点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非常迅速；二是城乡、地区、行业及部门间差距继续扩大；三是贫富差距的主要指数持续走高，已经形成了贫富阶层的明显分化。第三，如何评价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即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究竟是比较合理，还是已经过大或者到了比较危险的临界点，换言之，它是否影响到社会的平等与公正。

三、中国现阶段的贫困问题对社会公正的影响

贫困与公正之间有着高度的相关性，贫困问题的长期存在无疑是与实现社会公正这一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相违背的。关信平认为，城市贫困对个人的负面影响体现在：贫困状况导致穷人及其家庭成员在教育、健康、生活保障等方面水平的低下；对于穷人来说，贫困还意味着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最低下的地位；贫困的生活会导致城市中的穷人产生较强的心理反应。城市贫困的存在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它违背了当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带来很多的社会冲突；导致社会结构和文化整合程度的降低；对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等等。也有学者在区分“不公正的贫困”与“公正的贫困”两种现象的基础上，提出公正与贫困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充分，这主要表现在：第一，贫困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公正问题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得非常突出，公正的保证原则的实现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二，贫困群体的存在，对于中国社会造成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损伤了社会公正，降低了社会的整合程度。有研究者还指出了社会剥夺或社会排斥成为消除贫困的障碍，阻碍了一个稳定、安全而公正的社会的获致。

四、关于社会公正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

自20世纪80年代始，公正（正义）问题就引起了我国思想理论界的高度重视。20多年来，在介绍、梳理与廓清西方正义理论的基础上，学者们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环境学等多种角度对公正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国内社会学界对社会公正的有关理论问题也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思考。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关于社会公正与自由、平等的关系。从罗尔斯的两条正义原则出发，吴忠民提出，现代社会中公正的基本理念依据主要有三个，即平等理念、自由理念和社会合作的理念。第二，关于公正与公平的关系。对于“公正”与“公平”这两个概念，国内学者们一般不加严格区分，经常是交替使用，将这二者当成一回事。吴忠民就此指出，从狭义上讲，“公正”与“公平”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二者最为重要的区别是公正带有明显的“价值取向”，而公平则带有明显的“工具性”。做出这种严格的区分，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论文参考网。正是由于人们经常地用公平取代了公正的称谓，才产生了一些本来不成其为争论的争论。第三，关于起点的公平、结果的公平与规则公正。有学者指出，在当前中国，比较表面和最为常见的正义问题，就是起点平等、规则平等（机会平等）与结果公正；只是各方关注的侧重点有所差异。茅于轼认为，真正的公平既非起点的公平，也非终点的公平，而是竞争规则的公平，即每个人在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中应遵守同样的制度规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市场竞争中用同样的打分规则；在道德判断面前任何一类人都不被歧视。第四，关于社会公正的基本规则。论文参考网。吴忠民提出，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的基本规则应包括四项内容，即基本权利的保证，亦即保证的规则；机会平等，亦即事前的规则；按照贡献进行分配，亦即事后的规则；社会调剂规则。公正是由上述四项基本规则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但在操作层面上，这四项规则又遵循依次优先实施的次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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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论文篇(6)

关键词：贫富分化；影响；对策

一、大学生的贫富分化现状

中国正处在变化激荡的社会转型期，贫富分化是当代中国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东西部差距、城乡差距,这些贫富差距现象直接投射到大学校园中,导致大学生的贫富差距问题。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了解大学校园里的贫富差距现状,有人曾在多所高校进行了调查,调查方法主要采取随机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共发放问卷742份,回收有效问卷701份,有效回收率94.4%。调查结果显示:在701份有效问卷中,大学生月生活费200元以下的56人,约占7.9%;200～300元的201人,约占28.7%;300～400元的233人,约占33.2%;400～500元的116人,约占14.9%;500～800元的74人,约占10.6%;800元以上的21人,约占3%。其中,月生活费在300元以下的267人中,239人来自农村,约占89.5%;500元以上的95人中,81人来自城市,约占85.2%,且绝大多数来自东部城市。

二、贫富差距对大学生交往的影响

（一）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

1.因自卑产生抑郁心理。具有自卑感的人不喜欢自己、不接纳自己，看不起自己。他们独处时常有不安全感，他们在憎恨某某人接受夸奖或认可时也常常显现不安全感。他们悲观、失望，不敢接受挑战，这些人从仪表到言行都不能吸引人，甚至引起人的反感。这些都将将大学生置于自我编织的心理阴影下而郁郁寡欢,甚至阻碍大学生个人人格的正常发展。

2.仇富进而仇社会的心理。如果说在社会层面上存在某种“仇富”心理的话，那么这种心理的对象并不是一切富者，而只是指那些利用不正当手段非法暴富者，同时也包括对其变富之后“为富不仁”者的“恶行”的道德义愤。从这个意义来看，“仇富”心理应该说是正当的。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中，在个人层面上，却有一些人身上表现出“仇富”心理的泛化和偏激化现象。

（二）影响学生之间的交往

如果朋友之间存在较大的经济实力差距，恐怕难以保证友谊不受到丝毫影响。在校园集体活动中, 贫困大学生与其他生活优裕的学生朝夕相处, 日常生活消费反差巨大，总担心别人看不起自己。他们很容易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独来独往,不愿参加集体活动和人际交往。

三、缓解高校贫富差距及其影响的对策

（一）改革高校收费制度

当前我国高校的学费制度考虑了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高校学生人均经常费用支出的差异，因此经济发达地区高校的学费高于欠发达地区。但是由于很多高校都是面向全国招生的，落后地区的学生考入发达地区的高校后，面临的是偏高的高校收费和偏低的家庭收入，这就更加剧了落后地区学生家庭的负担。

（二）教育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财富观

大学生要有正确的财富观，财富可以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得。因此现在没钱的大学生不等于将来没钱，而现在有钱的学生，如果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获得也不值得骄傲。贫穷不可怕，富有并不代表优越。学校应结合当前学生的思想实际，一方面加强对学生特别是经济条件好的学生进行勤俭节约教育，对炫耀富裕、奢侈消费的学生给予正确引导。

（三）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治疗及时介入

“贵族”学生和贫困学生在心理上各有其不同特点，相比较而言，贫困学生心理上更容易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应加强对贫困大学生这个特殊群体的精神健康辅导工作，将其作为当前高校学生思想教育工作中的一个重点。

（四）加大对贫困生的资助

学校应将奖励与资助相结合,学校帮助与学生自助相结合,逐步建立以学生自助为主,资助为辅,自助与资助相结合的救助机制,从而建立多渠道扶助贫困生的有效机制。高校可以积极争取政府、企业的支持与合作,争取更多企业将更多的资金在学校内设立专项奖学金和助学金，帮助贫困学生更好地完成学业。

（五）充分发挥集体的作用

班集体是学生学习与生活的主战场,对大学生各方面的发展有直接影响。通过开展访谈、评论、对话、辩论等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促进师生之间、同学之间、校方与学生之间人际交流的融洽与和谐,在不伤害他们自尊心的条件下,让他们体会到充分的关怀。

（六）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丰富业余文化生活

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能够陶冶学生的情操满足学生的精神需要,增强竞争意识,获取奋进的信心,并使他们在紧张的学习压力中获得休息和娱乐,调整生活节奏,有充沛的精力更好地投入学习和生活,以形成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

参考文献：

[1]汝信等主编.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猜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贫富差距论文篇(7)

来源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显着的改善,不仅解决了千百年来未能解决的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步入了小康生活,全国人民从总体上分享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也要看到当今中国既存在效率问题,也存在公平问题。人民群众反应强烈的是公平问题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它不仅成为制约效率进一步提高的直接因素,而且成为影响稳定大局的社会政治问题。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积极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中面临的“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认真学习和实践同志关于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的思想和论述,对于我们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水平,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的“效率与公平”问题突出表现为贫富差距悬殊,这已成为影响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

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从80年代初开始,我国实施了向“东部倾斜,梯次推进”的发展战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工农业总产值跻身世界前列,不仅基本上解决了12亿人的温饱问题,而且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也日趋突出:

1.地区经济尤其是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突出。我国1995年人均生产总值,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2.41倍,其中最高的上海市是最低的贵州省的10倍多;同年,东部的国内生产总值是西部地区的4.1倍;1998年,城镇居民收入最高地区广东省与较低地区甘肃省相差2.2倍多,超过了一般发达国家的水平;地区间农村经济发展差距更为悬殊,1995年,东部乡镇企业总产值是西部的6.23倍,其中最高的山东省是最低的甘肃省的560.2倍;1998年,农民人均收入最高地区上海与较低地区云南相差近4倍。值得注意的是,在东、西部地区差距扩大的同时,东部地区的南北差距也在明显扩大。

2.城乡差距不断拉大。改革开放政策在农村率先推行,从1979年起到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1.72:1。此后,二者差距又不断扩大。1995年达到2.47:1,1998年增加到2.65:1,这在亚洲乃至世界都是极为突出的。亚洲各国一般在1.5~2.0倍之间。如果把城市居民享受而农民不能享受的住房、医疗、物价等补贴和各种社会保险计算进去,城市居民实际收入比农民的收入至少要高出4倍以上。

3.部门差距比较悬殊。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的职工工资差距扩大。以全国16个行业平均工资为基数1计算,工资最低行业与最高行业之比,1978年为0.76:1.43,1995年扩大到0.64:1.43。1994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工资总额分别比1993年增长35.8%和18%,而外资和私企的工资上升了140%;1990-1996年,国有、集体和其它单位(主要是股份制和三资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由1.36:1:1.78扩大为1.46:1:1.92。1999年在15个行业中,收入最高的是房地产、金融保险、科研技术三个行业,较低行业为农林牧渔、批发零售业,差距都在两倍以上。

4.贫困群众与富裕群体阶层呈现分化趋势。一方面,我国农村还存在着不少的贫困地区,1999年,还有2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上,一些边远山区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十分贫困。虽然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在逐年减少,但随着下岗工人的增加,城市的贫困人口却在增加。1995年全国生活困难市民的比重已由1993年占城镇居民的总数的5%上升到10%左右。1999年接转的失业下岗人员1241万,再加上1999年660万下岗职工,据此计算,当年全国城市贫困人口、生活有困难的人口累计不少于2200万。另一方面,我国百万富翁已超过400万户,千万富翁近千户,亿万富翁近百户,其中,最富有者财产已达40亿元以上。银行界人士分析,占总人口15-20%的高收入层掌握着大陆60%以上的有价证券。占全国人口不到10%的高收入阶层,其银行存款约占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77%,而占全国人口90%的低收入居民仅占存款总额的23%,两者相差约30倍。根据国际上多年测量的数据,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为中等不平等程度。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是0.16,80年代末为0.28,1996年为0.42,1998年达0.46。显然,从90年代开始,我国的贫富差距已超出了正常范围。

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正在引发着许多影响我国跨世纪发展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一是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悬殊,直接威胁着民族之间、边疆与内地、东部与西部民众之间的团结和感情,给境内外敌对势力“分化”、“西化”以可乘之机。二是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 阻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育。资料表明,贫富差距悬殊,导致“有钱的不需要买,需要买的没有钱”恶性循环,进一步促使生产供给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经济矛盾更加突出,形成所谓“买不起的买方市场”怪圈,致使政府为了启动市场、扩大内需、激活消费而采取的一些重大措施收效甚微。三是地区间贫富悬殊的存在,诱使大量人口无序地涌向发达地区,使得诸如偷盗、赌博、、拐卖妇女儿童等社会犯罪活动屡打不绝,严重危害社会治安,毒化社会风气。四是贫富差距悬殊直接导致教育失衡。在“贵族学校”层出不穷的同时,成千上万贫困儿童却处于失学辍学的境地,更谈不上接受高等教育,从而直接影响后备劳动力乃至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阻碍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这表明贫富差距悬殊已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解决不好最终必将威胁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的关系,动摇人们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助长对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因此,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执政党必须正视的严肃课题,对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意义深远:

首先,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实现党的宗旨的重大举措。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唯一宗旨。因此,邓小平提出把“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一切工作的标准。20多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人民群众总体上是满意的、高兴的。但是,人民群众也有不满意的地方。据对上海、广州、浙江、山东、云南、贵州等地的调查,78%的人认为社会分配不公已经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56%的人认为贫富差距过大是社会发展中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因此,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党的宗旨的重大举措。

其次,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完成党的历史使命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贫富差距悬殊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相背离的。所以,把逐步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作为重要的发展方针和政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再次,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有效途径。党内极少数腐败分子直接损害群众利益,侵吞国家财产,不择手段地聚敛个人财富,也是导致贫富悬殊问题的一个原因,从制度和机制上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也是铲除腐败土壤,加大惩治腐败力度,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途径。

最后,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也是推动效率不断增长的内在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的、合理的收入差距,既是获得效率的动力,又是获得效率的一种表现。但是,收入差距超过一定的限度出现贫富悬殊时,对推动效率增长就会产生递减甚至是阻碍的作用。这是因为:其一,由于资本和消费资金高度集中于少数社会成员手中,就会导致投资活力和市场购买力的同时下降,从而引起全社会生产效率的负增长;其二,由于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分化超过了合理界限,贫富阶层容易产生尖锐的对立情绪,严重者甚至酿成社会动乱;其三,非诚实劳动造成的贫富差距,不仅直接挫伤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且往往直接破坏社会生产力,导致社会整体效率的下降。目前,我国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已比较突出,推动效率增长的递减性已十分明显。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谋求公平推动效率已是一种必然的、现实的选择。

二、导致“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效率优先”,而在于我国社会的深层运行机制尚不健全

造成“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源何在?一些论者认为问题出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战略上,这是十分错误的。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理论;符合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高效率、发展生产力是最为迫切而又严峻的任务的实际;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和效率应该是统一的,它们都是社会主义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的基本保证,没有效率就没有高水平的公平,而社会的不公平也制约和阻碍效率提高。只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才能既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效率,又防止贫富差距悬殊和两极分化。

分析中国贫富差距悬殊问题的原因必须正视两个基本事实:一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并不是完全意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发出现的,而是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发生的;二是我国贫富差距分化是在全体公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以大多数人的生活下降为代价。这两个基本事实表明,我国出现贫富差距悬殊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社会深层运行机制尚不健全,使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非法、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

首先,近十几年来,我国城乡个体工商业户、私营企业主、承包租赁经营以及高收入群体中的越轨行为,相当大地加快了社会财富向这些人手中聚集的速度,因此导致了部分社会成员之间贫富悬殊。其一,普遍存在的偷漏税行为,使高收入者获得了大量非法收入。据报载,我国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的偷漏税面达90%以上,其实缴税款占应缴税款比例一般为10%-20%,最高也不超过30%;此外还有无照经营偷逃税款、不报帐或报假帐偷逃税款、买卖发票、开假发票或不开发票偷逃税款等。据1993年《光明日报》披露,我国每年被个体户非法截留税款为260亿元。这意味着每年增加2.6万户百万富翁或26万个十万富翁。如果用于扶贫,可解决6000万人的温饱问题。近几年我国征收个人所得税逐年上升,1996年超过100亿,但许多税务人员认为这仅仅是应征税的一小部分。其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坑害消费者,使许多不法之徒获得高额利润。其三,走私贩私获取巨额利润

来源来源

。其四,过度的资本剥削,使相当多的雇主成了暴发户。许多私营企业主对雇工的剥削十分残酷,有资料表明,深圳等地发生的停工、罢工事件90%以上是由对工人过度剥削引起的。据测算,私营企业主阶层与雇佣劳动者阶层的年收入水平至少相差250-300倍。其五,经营黄色产业,利用迷信、组织使一部分不法分子暴富起来。据推算,通过以上“越轨”行为暴富的约有300万户。

其次,权力经济化、资本化,即、钱权交易,致使部分领导干部、公职人员“暴富”,导致贫富悬殊。其一,贪>，！ 每年高达4000亿元,这一巨额“租金”中的40%左右落入了与权力有联系的寻租者手中。其三,动用公款炒股票、炒房地产一夜暴富。其四,利用职权公款经商、办厂,将大量的国有资产化归私有。其五,卖官鬻爵,使个别领导干部发财致富。其六,权力消费:公款吃喝玩乐“一条龙”,公款报销私人购物发票,公款装修私人住宅,等等。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全国公款消费1980年为186亿,1990年为741.2亿,1993年猛增至1283.5亿元,1997年增到2000亿元。这笔钱相当于1亿多农民一年多的生活费。据统计,每年直接落入者个人手中的财物不下1000亿元,根据专家粗略计算,各种非法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约使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上升31%。这就是说,在当今居民的贫富差距中大约有31%是由各种非法收入形成的。如果减去这一因素,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基本上处于国际公认的合理区间,从而也就不会有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

综上所述,产生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实行了“效率优先”的政策,而在于我国社会的深层运行机制存在缺陷,表现为:人们的法制意识淡漠、国家机关的司法、执法问题较多,整个社会的法制化水平较低;金融、财税体制不完善,二次分配及社会保障能力差,利益协调机制缺陷多;行政监督、社会监督软弱无力,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到位等。

三、创造性地运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采取切实有力的政策措施,逐步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

针对我国目前的现实状况,我们现在要突出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但解决公平问题,不是回到平均主义的老路上去,而是要在正确的公平观的指导下,采取切实合理的有效措施,走出一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新路子。“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社会有着特定的内涵:平均分配是原始社会公平观的核心;进入等级制的阶级社会即前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公平是人们所属的等级与他们的财产、特权相适应;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的公平观是以“均田均赋”为核心的平均主义;资本主义的公平观突出表现为等价交换、机会均等、平等竞争等。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经济市场化、社会现代化的历史任务,由此决定其社会公平主要是指人们参与经济、社会活动获取经济收入、社会利益的机会均等和规则平等。具体说来,社会主义公平观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在经济活动中强调竞争的机会均等,运用社会稀缺资源的权利平等,劳动价值平等,竞争过程平等以及获取收入的机会均等;二是在政治生活中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权利平等;三是在伦理层面强调人格平等,与此相联系还强调人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的平等。很显然,社会主义的“公平观”强调的是有差别的相对的平等,它并不是要反对、取消合理的收入差距,而是要反对、取消不规范、不合理、不公平竞争造成的收入差距。共同富裕一直是我们党追求的目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正是通过解决效率问题进而解决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随着效率问题的相对解决,公平问题就会逐步成为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邓小平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解决这个问题。”[1](p374)对于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同志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他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对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精辟的论述,如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取缔非法收入,对侵吞公有财产的偷税逃税、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谋取利益的,坚决依法惩处;整顿不合理收入,对凭借行业垄断和某些特殊条件获得个人额外收入的,必须纠正;调节过高收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等税种;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从1995年调整发展战略,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到世纪之交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经过八年的努力,在促进生产力继续发展的同时,缓解了部分居民收入差距过分悬殊的矛盾,贫富差距拉大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2000年,在视察广东、上海等地的讲话中,把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进一步提到能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表现出高瞻远瞩、统揽全局的战略眼光。

同志关于逐步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论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理论指导:

其一,同志高度重视我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贫富悬殊问题,把这个问题提到“三个代表”的高度来认识和解决,表明了社会主义必须而且能够解决高效率下的贫富悬殊问题。这是对邓小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同志提出和实施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特别是实施开发西部战略,是对邓小平“梯度推进”发展战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丰富和发展。

其二,同志“兼顾公平和效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论述是对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完善。“共同富裕”既是一个目标,又是一个过程。作为一个目标,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才可能实现;作为一个过程,“共同富裕”就是“兼顾公平和效率”的一种高效发展型态。对于共同富裕这个目标而言,效率与公平都是手段。

其三,同志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是对邓小平“先富与后富”思想的丰富和完善。所谓“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强调了“机会均等”、有效部分。“带动和帮助后富”则从理论上完善了“先富与后富”之间的关系和责任。

其四,同志提出并实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如“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开征遗产税、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保证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是对新的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重大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实践,向世界表明,社会主义应该而且可以兼顾公平与效率。紧密团结在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创造性地运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是我们进一步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的根本保证。

提高国民经济总体水平,大力发展生产力,是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根本途径。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应该有步骤、分阶段进行。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应把遏制贫富差距拉大的势头,“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作为主要目标,务必取得阶段性的明显效果。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应把打击违法乱纪、钱权交易作为突破口,重点强调机会均等。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对于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非常满意,但对、等丑恶现象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尤其是对部分权力拥有者“近水楼台先得月”造成的机会不均现象的不满与日俱增。为此国家要依法重拳出击,严厉打击违 法乱纪,权钱交易,从源头上遏制权力资本的膨胀,以增强社会公众对党和政府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的信心。

2.建立和推行税务制度。偷税、逃税、漏税是造成贫富悬殊的重要原因。我国现行的由税务部门直接向企业、个人征税的办法,存在收税者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难以监督的严重缺陷。税务制就是在法制环境下,由中介组织负责帐目审计和税收业务,它有利于建立和形成纳税人、人和税务部门三方面相互制约的机制。我国目前约有3000多家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2.6万人,还有一定数量的律师事务所和审计事务所,具备了推行税务制的基本条件。

3.重建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依法保障农民的利益。工会和农会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动员民众,旧政权的左膀右臂。建国后,工会继续存在,但农会却消失了。说过,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开始的事实,表明农民问题在现代化建设中举足轻重。目前贫富差距悬殊,农村、农民收入太低,所谓“有需求无钱买”,主要表现在农民身上。农民占我国人口的70%,农村有广阔的潜在市场,但1996和1997年农民消费仅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了15.9%、15.5%的需求。在我国农村,农民的税费负担、土地承包权利、粮食收购、生产自、金融和技术服务以及司法审判等许多合法权利不能充分保障的问题十分突出,广大农民的意见、利益诉求,没有一个组织化、程序化表达渠道,不少农民常常盲目行动,产生不良社会后果。农民作为一个组织上高度离散,经济上位居弱势的群体,最容易受到谣言和和蛊惑,也最容易成为极端人物的社会基础。因此,恢复、重建农会组织,充分发挥其代表、维护、追诉农民利益的作用,对保障农民利益、打击农村基层组织的违法腐败行为,缓冲农民与党和政府的各种矛盾都是十分有利的。

4.在西安、重庆、昆明等西部中心城市,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产业。为了给西部培养更多人才,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国家可考虑在以上城市设办国内着名大学的分校,迁建与西部资源、生态关系紧密的科研机构,支持上述城市举办国内外大型文化、体育活动,给予发展民办教育的特别政策,以促使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极的形成,充分发挥其辐射、示范和推动作用。超级秘书网

5.建立公职金制度,引导公务员敬业务实,拒腐防贪。腐败的实质是非法致富。为杜绝寻租、设租等腐败行为,对公务员和干部除加强勤政、廉政的教育监督外,还要建立激励机制。现行的对有突出政绩的干部实行晋级提升——“以官作奖”的办法并不科学,因为能提升的毕竟是少数。政府为所有公职人员设立银行“公职金个人帐户”,根据贡献和收入对等原则,按公职人员的不同职级较大幅度地提高相应的职务津贴水平就较为必要和可行。其职务津贴分为两部分:一少部分随工资逐月发放;另外一部分作为勤政廉政抵押金记入政府为其设立的公职金个人帐户,只能在退休或正常离职时才可一次性提取,如果在职期间贪污受贿,渎职失职或违法乱纪,轻则扣发,重则全部上缴国库。

6.强化税收的调节功能,实行分类征收和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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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征收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在取消800元起征点、实施所有收入都征税的基础上,把征收的重点放在隐性收入和生产要素收益方面来。同时,在适当时期开征股票交易净收入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个人财产税和奢侈消费税。对垄断性企业和特许经营的企业开征特别税。通过对个人所得的存量、增量及变量的调节,遏制高收入阶层的过快增长,同时弥补政府转移支付、帮困扶贫等方面的资金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