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形态心得体会篇(1)

王岐山书记在xx调研时强调，要在思想认识、责任担当、方法措施上跟上中央要求，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以严明的纪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这"四种形态",是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工作的经验总结，是落实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战略部署的具体体现，也是反腐败治标和治本相结合的战略思想，"四种形态"从党纪和法律两把尺子划分，既全面概括了党员干部违纪违法的四种情形，也严格界定了党员干部接受监督、自警自律的"四道防线".论述高瞻远瞩，含义深刻，充分体现了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彰显了我们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拓展了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的新思路，为我们抓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贯彻落实好王岐山书记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要始终把纪律挺在前面，严起来、立起来，抓早抓小，不断校正党风政风，解决好"不是好同志就是阶下囚"的两级化问题，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把握好"四种形态",要突出一个"严"字。"党纪严于国法"是从严管党治党的需要。国家法律是社会中每个人都必须接受的行为准则，是底线要求。党规党纪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是对党员的刚性约束。新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将党员干部廉洁自律行为具体化到"四个必须"和"八条规范".新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将原有条例规定的10类违纪行为梳理整合、科学修订为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把党章关于纪律的要求更加具体化。共产党员作为社会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不仅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按照党规党纪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只有纪严于法，才能保证党员干部真正敬畏纪律、遵守纪律，不敢触犯严格的党规党纪，进而不会触犯法律，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纪在法之前，违法必先违纪。当法律的底线遭到践踏时，纪律的红线也就荡然无存。纪检监察机关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起来、立起来，执行到位，把工作重心从"盯违法"转移到"盯违纪",有纪必依，违纪必纠，以"零容忍"的态度持续释放执纪必严的信号。从严惩极少数转移到管住大多数，管住"好干部"堕落为"阶下囚"的"中间地带",把"严管就是厚爱"落实的监督执纪中。

把握好"四种形态",要突出一个"早"字。"四种形态"是纪检监察机关"三转"的深化，对我们进一步聚焦主业主责，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具有更清晰的导向要求。"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体现的就是抓早抓小，动辄则咎。平时的小问题不抓不管，等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时候查处了，这是对干部的不负责任。只有把违纪的少数人处理到位，形成震慑才能防止大多数人犯错，"拔烂树"是为了"治病树","治病树"是为了"正歪树",烂树不除，病树难治，病树不治，歪树不正。执纪问责这个"杀手锏",不是为了多处理人，而是让党员干部心存敬畏，手握戒尺，防微杜渐，少犯错误，甚至不犯错误。党章赋予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的职责，我们就要履好职尽好则，对干部经常咬咬耳朵、扯扯袖子，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教育提醒，关口前移，抓早抓小。纪律审查既要重点查处不收敛、不收手的严重违纪违法行为，也要重视审查轻微违纪行为，逐步加大轻处分和组织处理的比重，减少严重违纪违法立案查处的比重。

四种形态心得体会篇(2)

党员干部严管与厚爱心得体会

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强调，全面从严治党，要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让咬耳朵、扯袖子，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大多数，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是极极少数。严管就是厚爱，治病为了救人。实践四种形态，纪委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执纪的力度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要提高思想政治水准和把握政策能力，实现惩处极少数、教育大多数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并把握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体现对干部的严管厚爱，对做好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刻哲学内涵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划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是用量变和质变、整体和部分、当前和长远辩证关系原理对纪检监察机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引导。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蕴含着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一切事物、现象发展过程中量变和质变的内在联系及其相互转化。这一规律表明，事物的发展变化存在两种基本形式，即量变和质变，前者表现为事物及其特性在数量上的增加或减少，是一种连续的不显著的变化，后者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是渐进过程的中断，是由一种质的形态向另一种质的形态的突变。这就好比一些严重违纪国法的党员领导干部，他们并不是天生的腐败分子，破法是从破纪开始，从吃一顿饭、收一张卡、拿一点小意思等小问题发端，进而发展成质的变化，肆无忌惮地破坏规矩，目无王法地违反纪律，最终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这个过程中，如果组织上能够在其出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或者违纪发端之时就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及时对其开展提醒警示、批评教育，或者对其咬耳扯袖，让其红脸出汗，及早发现、及时提醒、及时处理，切断违纪到违法的通道，就不至于放任其错误行为由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转变，不至于形成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状况。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蕴含着整体和部分的辩证关系。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整体和部分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离开了部分,整体就不复存在;部分是整体中的部分,离开了整体,部分就不成其为部分,甚至丧失其功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划分就是对党的整体与部分辩证关系的科学把握。既要求树立全局思维，又要求具有局部意识，目的是让整体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既要对全党这片森林整体进行认识和评价，又要对个体树木进行深入了解、准确分析和科学处理。以纪律为尺子衡量树木和森林，决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决不能用处理少数问题干部来代替对多数党员干部的日常教育和监督管理。要真正做到把纪律挺在前面，准确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治病树、拔烂树、护森林，逐步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蕴含着当前和长远的辩证关系。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立足当前、放眼长远是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本要求。任何工作都既要立足当前，工作一刻也不能停，一步也不能慢，一环也不能松，又要着眼长远，在超前谋划上下足功夫。只有着眼当前、谋划长远，才能牢牢把握主动权。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立足当前，紧扣当前监督执纪问责的主要任务，把握重点严肃查处各种顶风违纪问题，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四种形态又着眼长远，要求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经常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要求对轻微违纪行为也决不放过，发现违纪行为就要严肃处理，体现出把纪律建设放在管党治党大局中进行思考和谋划，放到事关党的建设长远大计上来要求，要求全党牢固树立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信念，力求取得正风反腐最好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主旨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主旨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监督管理干部的基本方针，因此，要把对干部的严管厚爱体现在抓早抓小上，体现在抓日常管理上，体现在区别对待上。

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要体现抓早抓小。监督执纪之所以要运用四种形态，目的在于改变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状况。这就要求纪律审查既要重点查处不收敛、不收手的严重违纪违规行为，通过强化震慑营造不敢腐的氛围，更要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抓早抓小、关口前移，在挺纪在前上下功夫，把好同志与阶下囚之间的不管地带改造成带电的缓冲区。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纪委坚持抓早抓小原则，对党员干部身上的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及时约谈、函询、诫勉。仅2015年，全区各级纪委共进行谈话函询2485件，同比增长49.8%;通过问题线索处置给予组织处理805人，同比增长53.3%，更加注重抓早抓小、动辄则咎，体现严管厚爱。

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要狠抓日常管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要求把管党治党落实到日常工作中，把功夫下在平时，随时了解干部情况，对干部多问多听多看，听到反映就及时提醒告诫;取得成绩的干部犯了错误，也不能迁就纵容，必须督促其立行立改;对出现苗头性问题的干部，要综合运用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多种方式，让他猛警醒、急刹车。严肃纪律是治病救人，而不是整人害人，既有严肃无情的刚性一面，也有关心爱护的温情一面，这才是严肃纪律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要体现区别对待。提出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就是要求用纪律规矩的尺子对照和衡量全体党员干部的行为，有针对性地发现问题和处理问题，这既符合工作的实际状况，也符合腐败发生演变的总体规律。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如医生对症下药，既不能对轻病下猛药，也不能对重病采取姑息疗法，甚至讳疾忌医。只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体现区别对待，才能取得预期效果。

党员干部严管与厚爱心得体会

全面从严治党，要把严字体现在日常管理和监督中。严管就是厚爱。各级党委、纪委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从严管理、抓早抓小，润物细无声地强化对干部的监督。

强调，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执政环境越复杂，越要从严治党。从严治党是全面的，纪委设立干部监督室，是为了解决自我监督问题，但这不能取代各级纪委常委会和内设部室、各派驻纪检组的主体责任。纪委书记、纪检组长作为第一责任人，首先要坚持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体现在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的坚定、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坚定上，体现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体现在学习领会和落实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上。

子不教、父之过，干部出问题、组织有责任。纪检干部严重违纪的教训都是惨痛的，但凡平时管理稍微严格一点，真正按照党规党纪去要求，他们就不至于一步步从违纪滑向违法的深渊。党组织对干部应有责任和温暖，平时加强管理，小事上多说着点，干部就会少犯一些错误，这是最大的爱护;党内关系庸俗化、搞一团和气，看起来是宅心仁厚，实际上是对干部不负责任，是害了干部。纪检机关对发生在身边的每个案例都要深入剖析，追根溯源，反思自己的责任。管理和监督不能流于形式，接到了对纪检干部的反映，哪怕是一封群众来信，都要认真处理。有些事情看起来是小小不然，但问题很可能就隐藏其中。对问题的处理方式多种多样，谈话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组织找干部谈话，体现的是对干部的爱护，被谈话的干部要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果发现苗头性问题，就召开一次专题民主生活会，让干部在会上谈一谈，既是对本人的监督，也是给其他人敲响警钟。

四种形态心得体会篇(3)

2017年四种形态调研报告范文一：

王岐山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对四种形态着墨颇多，前后共8次提及，但总要求只有一个各级党组织特别是纪委要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实践好四种形态，纪委要把四种形态运用情况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把监督执纪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做实。

进一步深化对四种形态的认识

四种形态看似平实，却含义深远，体现了我们党对管党治党规律的深刻把握。它通过层层设防，把全面从严体现在破纪之初直至立案审查之后的全过程，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真正体现对党员的严管厚爱。

道理如此明确，但当前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对此仍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其中最有市场的便是反腐拐点论。这种论调宣称，四种形态的实践，预示着反腐拐点来临，意味着反腐转向、节奏放缓、力度减弱。

还有干部把四种形态视为挡箭牌，认为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就是要用批评教育代替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让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成为大多数，就是要用党纪轻处分代替重处分，用纪律处分代替移送司法。山东一位纪检干部反映，有的干部受到党纪处分后还感到委屈，就是这种认识在作怪。

这些论调反映出一些人对四种形态理解不到位，实质是错判了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低估了我们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坚定决心。

在六次全会上就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提出两个没有变：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决心没有变，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的目标没有变。王岐山同志在工作报告中指出，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党中央对形势的判断没有变，旗帜立场不会变，我们的目标任务就不能变。

这无疑给了那些仍然执迷不悟、怀有错误思想认识的人一个有力的回击。中央纪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表示，当前，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精神，准确把握全会对当前形势任务的分析，进一步深化对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实践好四种形态的认识。特别要认识到，全面从严治党仅仅是开了个头，任重而道远。实践好四种形态，纪委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执纪的力度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必须踩着不变的步伐，保持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尺度不松，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步步引向深入。

树立与四种形态相适应的政绩观

实际上，需要进一步深化认识的并非只有党委和党员干部。作为管党治党的重要力量，纪检干部能否认清四种形态的内涵，树立与之相适应的政绩观，对于能否实践好四种形态尤为重要。

全会报告对各级纪委转变工作理念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从信访受理、线索处置、谈话函询，到执纪审查、调查谈话、审理报告，都要坚持纪在法前，把四种形态运用情况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

王岐山同志在全会报告里指出，以法代纪的思维定势尚未根本转变，其中就包括一些纪检干部仍然坚持错误的政绩观。 一些省(区、市)纪委书记说，他们在日常工作和调研中发现，仍有纪检干部以办大案要案论英雄，抱着只要干部不违法，违反纪律就是小节的错误认识不放。

用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不能以审查大案要案数量论英雄。天津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姚增科认为，实践好四种形态，纪检机关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既抓大抓要，又抓早抓小，从重点盯违法转向全面盯违纪，从重点盯极极少数转向综合运用四种形态。

江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周泽民认为，必须发挥考评对纪检干部实践四种形态的导向作用。通过调整优化纪检监察工作成果指标体系，把开展谈话函询、处理一般违纪问题、为干部澄清事实等体现抓早抓小实际成效的工作成果纳入考核范围。

实际工作中，已有一些地方进行了探索。河南郑州金水区、江西乐平、浙江海盐等地及时调整考核体系，加大对党员干部轻微问题线索早发现、早处置的考核力度，倒逼纪检干部把更多精力放在日常监督执纪上，形成与四种形态相适应的考核机制。

把四种形态做深做细做实

围绕四种形态，去年以来，各级纪检机关在执纪方式上进行了探索。比如，扩大谈话、函询、诫勉范围，让有反映的干部讲清问题，认识错误，及时改正;在执纪审查中充分发挥理想信念和政策的感化教育作用，让审查对象学习党章，对照入党志愿书，深刻反思、认识错误;印发严重违纪违法干部的忏悔录或案例剖析，发挥警示教育作用等。从目前取得的效果看，一些实践探索有待细化、完善。

单就谈话来说，如何让谈话真正发挥实效，是很多纪检干部面临的难题。据一些基层纪检干部反映，有的干部把组织的苦口婆心当成厌烦的唠唠叨叨，谈完话后依然我行我素，变得皮实有的地方谈话针对性不强，缺乏直面问题的勇气和不留情面的担当，容易使谈话流于形式;有的不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不能使违纪的同志深刻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解开心里的疙瘩有的地方党组织不想谈、不愿谈，便推给纪委去谈。

谈话没有发挥实效，既有谈话对象个人的原因，也暴露出一些纪检干部在这方面存在的短板。一些地方纪委书记告诉记者，有的纪检干部在抓早抓小特别是在及时发现和处理一般性违纪问题上，往往意识和能力相对较弱，与当前把握运用四种形态的要求不相符合、不相适应。

工作越细致就越深入，越深入就越有成效。实践好四种形态，各级纪检机关必须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六次全会要求，克服能力不足、担当不够的问题，把四种形态做深做细做实。

做深做细做实，就要健全制度，完善程序。仍以谈话为例，谁来谈、跟谁谈，谈什么、怎么谈，谈之前做什么、谈完后怎么做，谈话预期效果是什么、谈后实际效果如何这些细致具体的内容、程序和要求必须固化为制度，并严格执行，确保谈话的威慑性和教育性。在这方面，有些地方进行的探索经验可以借鉴。广东省纪委印发《关于开展谈话提醒构建抓早抓小工作机制的通知》，对运用四种形态开展谈话提醒作出制度化规定。福建省纪委出台廉政谈话提醒六项制度实施办法，对组织实施部门，谈话对象和情形，谈话方式、内容、程序、要求等，逐一作出明确规定。

做深做细做实，就要积极作为、敢于担当。能否实践好四种形态，考验的是纪检干部的能力素质、政治水平和工作作风。对此，不少纪委书记表示，必须在今后工作中通过学习培训、以案代训、联合执纪等方式提高自身能力，特别是提高思想政治水准和把握政策能力，既要当查办重大腐败问题的能手，也要做善于开展谈话、善于开展批评教育、善于做思想工作的行家。同时，要及时用问责倒逼监督责任落实，按照《党纪处分条例》对履责不力的给予处分，解决不敢、不想、不愿的问题。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实践四种形态没有休止符。做好今年的工作，各级纪检机关必须按照六次全会要求，进一步深化对四种形态的认识，按照严、细、深、实的标准认真实践，解决存在的问题，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取得新成效。

2017年四种形态调研报告范文二：

王**在福建调研时提出的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具体体现，是提升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精准度的科学选择，是开展监督执纪问责的行动指南，具有很强的思想性、针对性...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2017年9月24日至26日在福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党员和群众代表对修订廉政准则和党纪处分条例的意见建议。他强调，要在思想认识、责任担当、方法措施上跟上中央要求，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把握运...

如何运用四种形态开展纪律审查 王岐山同志在福建调研时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但绝不是全部，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反腐败、要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党组织的日常工作，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都是党章规定的主体责任。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但绝不是全部，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反腐败。从严治党要靠纪律管全党，把纪律挺在前面要...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具体体现，是提升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精准度的科学选择，是开展监督执纪问责的行动指南，具有很强的思想性、针对性和指导性。在实践中，我们必须...

超临界状态，看百度百科对液体超临界状态的介绍：

1 含苞待放 2 刚刚绽放 3 盛开着的 4 先前热热闹闹开过的(凋谢的)

目前只有四种，明确的告诉你常见的三种为：一个标准大气压0以下的冰;一个标准大气压0到100以内的水;一个标准大气压100以上的水蒸气。最后一种非科学实验是很难见到的。第四种状态就是等离子态。等离子状态使指物质原子内的电子在高温下脱...

四种形态心得体会篇(4)

    我国地大物博,多民族共聚一堂,各区域的地态、心态、史态、语态、乐态[2]各不相同,形成了民族音乐千差万别的音乐之源,导致了我国多姿多彩的音乐形态。

    (一)生态环境对民族音乐形成有深刻的影响

    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形成每个民族或地区音乐差别的自然环境基础。人类的一切活动,首先都受制于一定的地理气候环境,即所谓“顺其自然”。地态即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它决定人们生活的一切方面,在不同地态生存的人们过着不同的生活,也决定音乐表现的差别化的具体形式。自然因素的差异,必将影响人的心理活动。与某种特定的生态环境相适应的人文环境,经由心态的作用创造出音乐形式的文化。这种差异化的心态,也将形成不同区域民族音乐的内容与形式。中国北方的人群常年在艰苦的客观环境生活,甚至以游牧为生或要与各种各样的野外生存环境相抗争,因而形成了特定的彪悍与豪放的性格特质。生活语言转化为音乐语言,两种语言虽各具不同特征,但必须依据和遵循语言本身的特殊状态和特定规律。这便是语态。语言组合,语言繁简,语言的声、韵、调,语气语法,语言的自然节律,等等,总之,语言的一切表现形式与方式,都将直接影响到民族音乐特定形态的形成与发展。乐态是受上述地态、心态、史态、语态等四态的共同作用与影响而被创作出来,但乐态又具有自身的各种不同特征与不同功能的基本形态。上述“五态”既有前因后果的逻辑关系,又有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中国的民族音乐形态学理论的研究,必须先要研究我国各民族、各地区不同的“五态”,解读5种形态的逻辑关系和辩证关系。因为地态、心态、史态与语态共同制约着乐态的形成与发展,各区域的地态、心态、史态、语态各不相同,形成了民族音乐千差万别的音乐之源,进而导致了我国多姿多彩的音乐形态。

    (二)民族音乐的旋律特征与板块分布

    1.五声与五声性的七声旋律中的3种基本形态(1)上下行委婉级进(包括大小三度小跳)[3]33-37。(2)四度连续跳进。(3)级进时某些音级翻高或降低八度出现的六、七度大跳[3]33-37。上述3种基本旋律形态形成了我国民族音乐中的三大类旋律音程模式。第一种形态南方居多;第二种形态北方居多;第三种以北方的内蒙、陕北、东北地区居多。2.南、北方及中部交汇区各自特殊的旋律形态在我国南北交界区域的鄂、皖、豫南等中部地区,他们的旋律形态多为以北方的四度跳进开口,也有与南方婉转的级进交融的特殊旋律形态。3.曲艺与戏曲音乐旋律中突出的拖腔的应用在我国民族音乐的旋律中,存在于曲艺与戏曲音乐旋律中的长短不一的拖腔应用无疑最别致。有些拖腔是结构变化的需要,有些结构的腔调在特定的地方必须使用某些拖腔;有些拖腔是为了美化旋律;有些拖腔则是为了表现特定的人物性格与特定的思想情感。可以说,拖腔是我国民族音乐,尤其是曲艺与戏曲音乐中不可或缺的旋律创作手法,它被喻为是我国戏曲音乐的“三绝”之一。如谱例1、谱例2的拖腔[2]33-37,便表现出了不同的音乐效果:总之,不同地区的审美特点及习惯、相异的语言结构等因素,都成为民族音乐旋律形态及特征的重要依据。

    (三)民族音乐的调式体系与板块分布

    调式是音乐的灵魂、神经中枢,拨一丝而动全盘。一般人可能说不清调式,但是,都会因为调式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反应和联想。民族调式受我国传统的“和”的审美制约,形成了可以量化计算的调式构成的平衡原则。通过对于旋律是否平衡的计算,我们可获得一种富于民族民间特色的曲调的优选法与调式的优选法[4]。1.民族音乐的调式体系。我国民族音乐中,千万支曲的旋律与终止式组成了徵羽两大终止群体。4类基本旋律音程和4种基本终止式组成了徵终止群体,这一群体包括大量的徵调式和部分宫调式以及下行终止的商调式。另一种类型则以la为中心音,包括4类基本旋律音程和4种基本终止式。它们组成了羽终止群体,该群体包括大量的羽调式和部分上行终止的商调式与少量角调式。这两个终止群体以徵调式羽调式为主干,包括宫商角徵羽5类调式,形成了民族音乐的徵羽调式体系[5]。2.民族音乐的调式类别及型号。从总体看,我国民族音乐的调式存在宫、商、角、徵、羽5类调式。同时还有双重性调式,如既是徵又是商,非徵非商;既是宫又是徵,非宫非徵的调式,等等。另外,还有不同调式类别的渐变性与交融性。如湖北土家族民歌《龙船调》等就不是单纯的汉族民族音乐通用的徵调式,而是少数民族的羽调式与汉族的徵调式交融的羽徵调式。同一类别的调式也会因为上句终止音的不同,即不同的调式支持音而形成不同的调式型号,并具有不同的风格与不同的表现力。这就是北方音乐为什么大都粗犷豪放而南方音乐为什么甜美轻柔的重要原因之一。3.民族音乐的调性变化。在我国民族音乐中,五声调式有着与西方音乐不同的转调方式,即大都靠变宫与清角两个偏音的出现进行调性转换。变宫为角转入上属系统调性,即去掉宫音而唱变宫音,有似宫音“降低”了半音,故而压抑、黯淡,民间叫“屈调”、“反调”、“败韵“。清角为宫转入下属系统调性,是屈调角音而唱清角音,有似角音升高了半音,故而开朗、明亮,民间叫扬调、正调。如谱例中西方音乐调性变化的原理具有一致性的特点,而由此变化产生的表现功能则是相反的。例如刘天华的《光明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民族音乐调式的板块分布:汉族地区属于徵调式的汪洋大海。而细分可知,汉族地区内的西北板块区,即陕晋板块区,以徵调式、商调式,非徵非商、既徵且商的调式为普遍;华北板块区,即冀、鲁、豫东、皖中北、江苏,以徵调式、宫调式和非徵非宫、既徵且宫的调式为普遍;以湖北为主的中部板块区,四周的调式影响聚居于此,故以徵、宫调式为主,包括羽以及上、下行终止商调式等多种调式并存的局面。南方地区以徵调式为主;西南以徵调式和上行终止的商调式为普遍。少数民族地区拥有自己极富本民族特色的调式。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突出的是五声、六声、七声羽调式。在新疆和西藏,多种特殊音阶与羽调式等都很突出;另外,角调式、徵调式、宫调式以及非徵非宫调式也很有特色。西南与南方的诸多少数民族的音乐中,四川、云南、贵州、海南、台湾是以羽调式居多,而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则以上行终止的商调式突出,广西等地又以徵调式、宫调式突出。这些都形成了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绚丽多姿的特殊风景线。在汉族与少数民族接壤混合交融的地区,汉族的徵调式与少数民族的羽调式往往相互影响,形成了徵、羽调式交融的羽徵调式。

    (四)民族音乐的结构特征与板块分布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音乐的结构形态表现也丰富多样,其中普遍的、典型的形式是两句体与四句体。两句体与四句体是民族音乐的基础结构。(两)句(上下)结构与起承转合的四句结构是我国民族音乐的普遍结构形态。1.两句体,上下句,通常还叫对答句、乐段。它还可再分为:(1)单两句体(单乐段):A+A,A+B;(2)复两句体(复合乐段):这种结构属于单两句体的发展或者说是两个两句体的组合。这类两句体在民族音乐中几乎占半壁江山,而且主要集中在北方和少数民族地区。2.四句体:通常叫做起承转合四句体,或者叫四句头、四句腔等。它普遍存在于南方地区及南北交汇的地区。这些特殊的民族音乐结构有存在于南北交汇处及周边地区的“五句体”、“赶五句”、“穿句子”等。这些特殊的音乐结构形式体现了我国各民族人的音乐智慧,是我国民族音乐结构区别于其他国家或地区音乐的主要特点之一。

四种形态心得体会篇(5)

这次宣讲，爆了很多“猛料”，对当前反腐败形势进行科学判断，对似是而非的困惑正本清源。很多干部群众关心的焦点问题，也有了权威直接、掷地有声的回应。聆听宣讲的人员都表示，省纪委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站位高，看得准，举例鲜活。聆听之后，干部群众对奋斗目标更加明确，对构建良好政治生态更有信心。

去年以来，本刊发表多篇新闻和综述，跟踪报道全省纪检系统大宣讲，反响热烈。应广大读者要求，本刊刊发部分宣讲内容。

形势依然严峻，腐败和政治问题相互渗透

我们说，四川良好政治生态已总体形成，但从查处的案件、反映和巡视反馈看，“三个不可低估”的判断仍然没有过时，反腐败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依然突出。这个判断是基于怎样的事实？

从立案数量看，经过这几年的强力反腐，我们立案查处了6万多人，一方面说明反腐败力度大，另一方面也说明腐败的量也很大。

从人员级别看，中央在四川查处了多名省部级干部，四川查处的干部既涵盖了市厅级领导这样的“老虎”，也包括村干部这样的“蝇贪”。其中，查办厅级干部250人，处级干部2315人。

从发案地域看，“天涯无净土”，目前21个市州都有市厅级干部被立案审查。

从涉案金额看，既有动辄上亿的“明火执仗”，又有连几百块钱都被侵占的“雁过拔毛”，有的村组干部帮老百姓办低保也明目张胆要回扣，这是典型的“敲骨髓”。

从发生时间看，一些人十后仍然顶风而上、我行我素，不收敛不收手。

从腐败情节看，区域性腐败和领域性腐败交织，如资阳领导干部系列案，农村能源系统的“系统性腐败”。更严重的是，腐败问题和政治问题相互渗透，南充拉票贿选案就是典型。这些都反映出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

“”问题“显性减少，隐性渐深”

“”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之后，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是否可以松口气了？

当前，“”问题仍存在反弹回潮风险。“”呈现出“显性减少隐性渐深”、“老问题与新问题并存”等特点，一些打“球”规避监督、披“隐身衣”逃避检查的现象依然存在。有的违规发放津补贴，八项规定出台后，仍以下属公司购买商场购物卡的形式向机关干部职工违规发放“年终奖”。有的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对有关文件规定置若罔闻。有的违规公款吃喝，心存侥幸，顶风而上。当前，群众反映最为集中的是扶贫领域违纪违规问题。总之，对“”反弹“回潮”，不可麻痹大意，掉以轻心。

驳“反腐影响干部精、气、神”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发力，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噪音”、“杂音”，应如何正本清源、坚决抵制？

有的人认为，经过一段时期的强力反腐之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会松一松。这是极端错误的。出现这种认识，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四川这几年的反腐力度比较大，一些人可能认为该查的已经查了，该松松劲了。另一个是错误理解了“四种形态”，只记住了“少数”“极少数”，误以为反腐要松松劲了。

对此，岐山书记多次强调，反腐败永远都是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提出“四种形态”，正是由以治标为主走向标本兼治的重要体现。

2016年，全省纪检机关谈话函询或要求在民主生活会上作说明的，给予党纪轻处分或组织处理的，党纪重处分或重大职务调整的，并移送司法机关的，分别占“四种形态”的55.2%、34.2%、9.6%、1%。可以看出，绝大多数都是轻微违纪，以前有的可以不予追究，现在都要“敲一榔头”。因此，“四种形态”决不是放松了纪律要求，而是关口前移了，动辄则咎、抓早抓小。不是松了，而是更严了。

还有人认为，反腐败影响了经济发展。我们要清醒认识到，经济发展趋缓，绝不是反腐败造成的。我国发展已进入了“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新常态。在这个大背景下，经济发展战略性调整导致经济增速放缓，符合客观规律。

同时实践也告诉我们，只有党的建设搞好了，管党治吏抓好了，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好了，经济社会发展才有可靠的支撑和保障。2015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0103.1亿元，五年迈过两个万亿元台阶，在全国排名从第8位上升到第6位。

有人还认为，反腐败影响了干部精气神。当前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积极性不高，一定程度上存在“为官不为”的问题。面对这种现象，有人认为是反腐败导致“紧箍咒"太多、“高压线”太严，影响了干部的精气神。这种认识极其错误，如果不加以及时澄清，危害很大。有的干部是能力不足“不能为”，有的是动力不足“不想为”，有的是因为担当不足“不敢为”。出现这种问题，除了干部自身素质与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以外，还有一些地方和单位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政策尺度把握不够准确，方式方法简单生硬等问题。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上负面舆论恶意炒作，导致一些干部模糊了视线，增加了困惑。

解决为官不为，要严格落实提出的“三个区分”。这方面，我省已走在前面。2016年6月，省委省政府制发了《关于充分调动干部积极性激励改革创新干事创业的意见》，旗帜鲜明地惩处违纪者，问责不为者，支持干事者，保护担当者，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干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形成层层负责、人人担当的工作局面。

“四种形态”是“霹雳手段，菩萨心肠”

如何站在政治的高度，看待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要义，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

从全面从严治党的角度看，“四种形态”是管党治党到边、到底的重要体现，是真正的“全面”、“从严”，既用纪律标准来教育管住全体党员特别是关键少数，又用纪律戒尺来追究惩处违纪的党员和干部。

从实现反腐败标本兼治的角度看，实践“四种形态”，才能真正把纪律和规矩立起来，严起来，执行到位。

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角度看，“四种形态”是防止好干部变成阶下囚的重要手段，是防范“破窗效应”的因应之策，是爱护党员干部、保证党的肌体健康的关键之举，是党组织霹雳手段、菩萨心肠的具体体现。

“四种形态”是一项政治性举措，是“道”而不仅仅是“技”。从政治上考量，把握运用“四种形态”，目的是恢复良好政治生态，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保护整片森林的健康，真正体现对党员干部的严格要求和关心爱护。要害是抓早抓小、敢于批评，加强日常监督管理，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其实就是平时多搞批评教育，谈话提醒。重点是违纪必究，治病救人，把“全面”、“从严”体现在破纪之初直至立案审查之后的全过程。

党委书记要当好“婆婆嘴”

实践运用好“四种形态”，需要注意哪些关键问题？

责任主体方面，“四种形态”的主责在党委，认为“四种形态”是纪委责任的理解是不全面的。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举措，首先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四种形态”具体内容中，无论是党内关系正常化，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还是组织处理，党纪处分乃至立案审查，都是管党治党的日常工作，都要由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党委来领导决定和组织实施。选拔、任用和管理干部，是各级党组织的重要职责，管理本身就包含监督。各级党组织一定要自觉实践运用“四种形态”，特别是在用好第一种形态上多下功夫，党委（党组）书记要当好“婆婆嘴”，敢于板起脸来抓管理、抓监督，从小事抓起，从日常抓起，把管党治党责任落到实处。

界限把握方面。有的同志反映，不知道什么情况该用第一种形态，什么情况该用第二种形态。实际上，“四种形态”之间没有非此即彼的界限，也不是黑白分明的四个条条，而是像彩虹那样，“赤橙黄绿青蓝紫”，中间都有过度地带。把握“四种形态”之间的关系，关键就是《纪律处分条例》第四条规定的“五项原则”：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纪面前一律平等，实事求是，民主集中制，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实践中，要结合具体情况，综合考虑性质情节、觉悟态度、整改实效等因素，对违纪党员干部分形态处理，做到宽严相济，以取得更好的政治、社会和法纪效果。

四种形态心得体会篇(6)

【关键词】多媒体 小学数学自主创新意识

《数学课程标准》十分重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出：“要大力开发并向学生提供更为丰富的学习资源，把现代信息技术作为学生学习数学和解决问题的强有力工具”。只有那些能够激发学生强烈的学习欲望与兴趣的教学，能够促进学生“以参与求体验，以创新求发展”的教学，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小学数学中的巨大优势，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何让多媒体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发挥其最大效能，在平时的教学实践中，本人作了一些探索和尝试。

一、 又听到做 强化新知

传统的教学方法主要以教师讲、学生听为主。现代信息技术走进课堂后，使学生通过媒体从“听数学”转变为“做数学”，教师也由过去的主导者，变为现在的引导者和参与者。例如：我在教学“平行四边形”一课时，可以利用多媒体显示知识的发生过程，即利用多媒体课件的鲜艳色彩，平移画面，直观形象地把沿着平行四边形高剪下的左边的图形平移到右边等一系列动感的画面拼成一个长方形，通过图画生动逼真地显示出图形的剪拼、平移等过程，同时配有动听的声音，这样既有利于学生多方位、多角度的观察，又有利于学生理解平行四边形面积公式的推导过程。这里无需教师用较多的语言来表述，学生就顺利地实现了知识的转化、迁移，强化了新知，突出了重点。

二、创设情境 激发兴趣

兴趣是思维的动力，有人曾说：“没有兴趣的强制性学习，将会扼杀学生探求真理的欲望。”由于小学生的思维正处在由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的时期，精美的教学课件不仅可以用来传递教学内容，还会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和学习方式，有利于调节课堂气氛，形成充满活力，富有个性的课堂教学氛围。创设充满美感、智慧和新异感的学习情境，能引发学生的好奇心，激发他们学习数学的兴趣，把学生引入一种与问题有关的过程，使他们在心理上造成一种悬念，处在一种“心求通而未得”的心理状态，从而引导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学习。例如：我在教学“秒的认识”一课时，为了突破教学中的难点，让学生感受到“秒”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准确体验一秒钟的时长，教学中我从学生感兴趣的生活事例入手，播放了如下的课件：春节联欢晚会中敲响新年钟声的倒计时画面，学校体运会上，100米决赛的画面……这样利用多媒体形象、直观、生动等优点，让学生在熟知的生活情景中学数学、思数学、做数学，不仅消除了学生对数学的陌生感，突出了重难点，还提升了学生的认知水平。

三、动态演示 空间想象

数学知识比较抽象，往往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而多媒体则能将静态的数学知识动态化，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对数学知识的理解。例如在“比较角的大小”教学中，先出示两个大小不同的角，再利用动画使两个角的顶点和一条边分别重合，演示比较大小的方法，学生很直观地看出哪个角大，哪个角小。教学角的大小与两边的长短无关时，计算机上先显示一个角，动态演示两条边无限延长，让学生观察角的大小有无改变，从而使学生形象、直观又深刻地认识到“角的大小与角的两边画出的长短没有关系”。这样设计，使静态的知识动态化，而动态的画面与学生的思维活动紧密相联，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得到发挥，思维能力和空间想象力得到发展。

四、运用媒体 转变学法

四种形态心得体会篇(7)

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下是小编和大家分享的十四五规划党员心得感想资料，提供参阅，欢迎你的阅读。

十四五规划党员心得感想一

中国共产党第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中提出，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这就是“四四二五一四”的总要求。根据五中全会公报内容，要顺利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需要注意以下几点要求。

一、规划目标明确，围绕中心努力做好“增砖添瓦”的工作。

“实践再次证明，有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有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顽强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各种艰难险阻，一定能够在新时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有力地推向前进。”这就是我们的主心骨，做任何事情，干任何事业，必须围绕中心和大局，把各项工作做好。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指挥枪，就走向光明;枪指挥党，必走向黑暗。要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始终传播党的声音，让人民群众看到党在哪里，在干什么，在号召什么引领什么，看到党的影子，闻到党的气息。听到党的声音，学到党的文化。见到党的阵地，得到党的力量。受到党的感染，感到党的温暖。要充分体现党的意志。听党话，就是按党的意思办;跟党走，就是按党的初心做;感党恩，就是按党的本意想。强调要同心同德，而不是离心离德。

二、自古用人定兴衰，从来关系乱乾坤。

中华5000年的历史得出一个真理，所有的问题都是用人问题。有人说，三天不学习，时代会抛弃;一天不读书，智商不如猪。这说的虽然有点夸张，但确实如此，从世界芯片技术的竞争，就可以看出。狠抓“质量强国，交通强国”的治国经验，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要做主动政府，因为干部不领，水牛掉井。所以一定要在用人上做好文章，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推动高质量发展，让优秀的人做优秀的事，推动竞争力提升。建国初期，毛主席就提醒全党，要防止敌人的“糖衣炮弹”，个人错，错一点，领导错，错一片，误大事，甚至是对党、对人民和社会的灾难，在领导岗位上不能为人民撑好舵，完全混同于普通老百姓，甚至连普通百姓都不如，象这样的人在岗位上的所作所为，对党、社会和人民没有益处，只有坏处，最终成为党的败类，人民的叛徒，成了阶下囚。在某些领域糖衣无须炮弹，如入无人之境，这就是最大的危险，没有监督的权力，会产生腐败问题，绝对没有监督的权力会产生绝对的腐败;没有垄断的权力就没有垄断的利益，权力要为人民所谋。真理在金钱面前，往往会暗然失色;信仰在财富面前往往会一文不值。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今社会正处于数字化生活之大格局，社会中的一些戾气和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干扰和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由此产生和传染的一些无名之火，无由之气，对人们的“三观”必然会产生负面作用。新时代要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必然会落后新时代。所以一定要在用人上做好文章。

三、业兴于疏乱于堵，政兴于谏毁于暴。

要解放思想，善于纳谏，问题在工作中找，办法从群众中来。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发现不了问题，更可怕的是发现问题而后麻木。坚决不能形成，好意见，群众不敢提;好办法，领导不敢用;好方法，有权不敢试，这样的现象害人误国。没有村庄规划，就没有乡村振兴。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乡村振兴首先要乡镇振兴，以乡镇振兴带动乡村振兴。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可持续发展不等于重复建设，重复建设也不等于可持续发展，城市建设可超前规划的就超前规划，能未雨绸缪的多未雨绸缪。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

四、学懂弄清文化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软实力"(SoftPower)的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提出来的。1990年，他分别在《政治学季刊》和《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变化中的世界力量的本质》和《软实力》等一系列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BoundtoLead:TheChangingNatureofAmericanPower(中译本《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约瑟夫.奈指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硬实力和软实力依然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文化软实力中国的"软实力"一说，则源于一位美国记者的报道，意思是说"对中国最近取得的成功的一种尊重或者着迷，以及它的影响力的自然增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指出:"一个国家是存在两种实力的，一种是硬实力，一种是软实力。硬实力通常是指国家的GDP、硬件设施等，而文化、制度、传媒等被称为软实力。"就是要发挥党的先进文化力，做优秀的共产党人。

最后，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顽强奋斗，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十四五规划党员心得感想二

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充分体现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谋划未来的远见卓识和继往开来的历史担当，深刻指明了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指导方针、目标任务、战略举措，对于动员和激励全党全国人民继续抓住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全会高度肯定了“十三五”时期“污染防治力度加大，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的成绩;也清醒地认识到“生态环保任重道远”的严峻现实。提出了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的愿景，提出了“十四五”期间“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的目标，并对“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进行了部署。

总体上看，《建议》所确定的目标任务与党的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战略部署既一脉相承，又根据当前国际国内形势进行了重新定位以及指标化、体系化、具象化。一是把自然生态安全提升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二是更加强调建立统筹协调机制;三是明确提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要求。

“十三五”时期，是迄今为止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成效最大、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发展最好的五年。但我国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以公路为主的运输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严峻形势没有根本改变;生态环境事件多发频发的高风险态势没有根本改变。“十四五”期间，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着多重挑战，包括国际国内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产业和能源结构调整可能放缓，资源约束加剧，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更加紧张等。面对更加复杂的条件和严峻的形势，必须更加注重防范可能出现的各种环境风险，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必须更加注重强化生态环境统筹保护和协同治理，进一步推进形成包括发展理念、政策目标、重点领域、体制机制等在内的绿色发展综合框架;必须更加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现，将绿色发展、绿色消费融入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促进绿色繁荣，并且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反复强调“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指引我们紧紧抓住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生态文明建设问题的“牛鼻子”。面对“十四五”期间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的目标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任务，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也必须跟上时代步伐。深刻认识生态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对可能存在并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和自然生态系统产生破坏甚至摧毁作用的破坏力量或现象所形成的资源危险、能源危险和环境危险，通过法治改革加以规制并做好风险应对的准备，以“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的态度，保障生态安全。

深刻认识“两山论”所蕴含的绿色伦理观、绿色财富观、绿色幸福观，对于“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并非总是均衡配置于每个社会群体与个体而产生的社会矛盾与冲突，通过法治方法统筹自然环境的多重价值与功能，协调多元利益诉求，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利益均衡。深刻认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互惠关系，以保护“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为旨趣，将人对优质生态产品、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定位为新时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法治方式矫正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现状。

“十四五”期间，生态文明立法必须以同志关于生态文明法治建设重要论述为指导。一方面，着力解决当前存在的立法碎片化、立法重复率高、质量低等问题，积极开展环境法典编纂研究，并将环境法典编纂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适时启动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以“补短板”思路加快推进重点领域的生态环境立法，加快构建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进程。另一方面，以法律体系生态化为目标，对现有的各种法律按照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总要求进行“生态化”评估与改造，确保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绿色发展观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得到贯彻。同时，以党章为指引构建党内环境法规体系，完善中国共产党依法绿色执政的基本遵循，理顺党内生态环境法规和国家生态环境法律的理论联系与实践关联，通过党内规范法制化与国家法律党纪化等方式实现二者之间的有效衔接，完善党政同责的具体制度，形成党规国法“组合拳”，共同助力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体系建设，护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

十四五规划党员心得感想三

党的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着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强调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在环境、安全等方面的要求持续增长。“十四五”时期，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应在以下方面加快补短板，让生态环境得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统筹资源、环境、生态协同发展，全面推进“十四五”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十三五”期间，我国加大污染防治力度，在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环境综合治理、健全生态安全保障机制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以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为例，2019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由20xx年的81立方米、52.8立方米降至60.8立方米、38.4立方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由0.542提高到0.559。然而，当前资源节约、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三大领域的协同作用尚未得到很好发挥。事实上，环境综合治理是生态保护修复的必然要求，只有将三大领域的战略规划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统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议》围绕“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四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各地应注重提高资源节约、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在政策设计中的地位和占比，更加注重系统观念，统筹资源环境生态源头化治理，加快形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控制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系统三者相互促进的生态文明建设格局。

拓宽生态系统功能，创新生态产品形式。通过市场化运作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兼具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的生态产品，是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重要途径。面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人民对环境的更高要求和更多期许，需进一步提升生态产品供给数量和质量。近年来，我国生态产品市场迅速扩大。一是绿色生态产品认证数量迅速增长。2005年至2019年，仅以绿色食品为例，其获得认证产品总数从9728个增长到36345个，年均增长量达1901个;二是生态文化产品繁荣发展。以浙江安吉为例，其依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发源地优势塑造的文旅一体化产业2019年总收入达388.24亿元;三是生态产权市场不断扩大。2003年起，福建不断深化林权改革，如今已确定期限长达30年、月息0.6%以下的林权抵押贷款制度。然而，我国经济产业对生态资源的利用与融合仍不完善，对生态系统的物质、文化、调节等功能均未充分利用，生态产品的创新开发潜力巨大。挖掘生态系统的多样化功能，创新生态产品形式，要充分依托良好环境为产品注入“绿色生态”“特色”“文化”等内涵，提升产品和服务附加值。要积极探索把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本的有效途径。以森林碳汇交易为例，以森林碳排放量作为交易对象，加快设立碳资产管理部门，既拓宽项目融资渠道，又使得生态资产得到保值增值，维护生态系统稳定性。

深化生态资源产权制度改革，强化生态产品市场化基础。尽管当前我国生态产品市场规范已初步形成，但仍存在一定约束。其一，生态产权边界不明晰：一是空气、水等自然资源的自身属性决定其产权无法准确界定，二是国有自然资源的收益群体存在争议，导致产权边界难以界定，由此阻碍了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产，进而影响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其二，缺乏成熟统一市场体系：一是生态产品认证标准制度不完善，生态产品的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现象明显，二是由于难以统一制定生态产品价格标准，当前林权、水权、碳排放权等生态虚拟产权始终相互分离、自成体系，规范生态产品市场难度很大，市场体系化进程缓慢。为此，需完善生态资源的产权制度，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农房所有权、林权、水权等自然资源产权进行确权和赋权，力求“山有界、树有权、地有证”，为生态资源向生态资产转化奠定基础。另一方面，需建立完善的生态产品认证标准体系，加强生态产品标志管理，指导和监管生态产品生产过程，助推生态产品品质提升;规范生态产品市场标准，维护生态产品标准化市场秩序，引导生态产品市场消费。

扩大生态补偿覆盖面，完善生态补偿标准。当前，我国生态补偿覆盖面有序增加，逐步由单一的天然林扩展到水域、山区、农田等区域。但生态补偿标准亟待统一，在补偿主体界定、补偿方式、补偿资金来源与数量等方面均缺乏科学界定与统一标准。因此，一要统一生态补偿受益主体标准，改变当前生态补偿受益方多停留在政府层面的现状，将居民纳入生态补偿受益群体。二要统一生态补偿方式标准，当前我国生态补偿方式以单一财政支付为主，如果生态补偿方式标准无法统一，将进一步增大社会资金进入生态补偿体系的风险，从而阻碍生态补偿方式有序创新，导致生态补偿资金来源单一的困境无法突破。三要统一生态补偿资金标准，加快构建生态系统生态价值核算体系，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生态系统生态价值核算标准，减少补偿资金的随意性，增强生态补偿制度的公平性建设。通过制定统一的生态补偿受益主体标准、生态补偿方式标准、生态补偿资金核算标准，在保障生态补偿资金的补贴性质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其对生态保护与建设的激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