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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学独立院校双语教学英语教学改革

1双语教学的本质含义和现状。

双语的英文是“Bilingual”，源于美国，意思是“TwoLanguages”，即两种语言。在我国，双语教学主要是指汉语与英语相结合。我国高等医学院校开展双语教学的目的主要在于提高医学学生的专业英语水平和能力，提高医学生查阅英文医学文献，参加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使学生不仅掌握必要的医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而且学会用外语进行思考和表达，最终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的医学专业知识的人才。特别在医科类独立院校，存在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学生必须掌握更多的技能才具有市场竞争力。

2医学院校实施双语教学的难点表现。

2.1学生人数多、英语水平不平衡难以因材施教。

众所周知，教育的最佳境界就是“因材施教”。可是目前中国的医学院校因为年年扩招人数众多，以我院基础医学课程教学为例，如人体解剖学、组织胚胎学，常常一个教师的课堂上有八九十名学生，有的甚至还存在一堂课有100～200的学生，还怎么样针对学生的英语程度和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进行因材施教？而欧洲和美国的师生比例要低很多，一个教授的课堂上也就是20个学生左右。并且欧洲和美国的高等学府，都很注意国际留学生的引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往往更能快速的提高的英语，同时专业知识的提高也很快。而我们的课堂上，很少有国际留学生，都是众多中国本土的学生，没办法创造很好的英语的专业知识的学习意境。

2.2担任双语教学的师资力量严重不足。

实施双语教学，师资是关键。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外语水平较高的教师越来年轻化，他们具备的医学专业知识及教学经验一般不够丰富，很难准确地把握专业课程的理解与传授；而医学知识丰富的教师其外语水平特别是口语表达能力相对低下，在使用英语讲解课程方面存在着诸多障碍，教师本身都无法实现“英语思维”，就更别提对学生“英语思维”的培养了，因而难于胜任双语教学任务。鉴于此，实际目前的双语教学主要是对英文教材内容进行翻译，使专业课成了变相的英语课，既影响了专业内容的信息量和讲解深度，又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双语教学的课程目标。

2.3教学方法陈旧单调。

师资的匮乏导致双语课程的开展勉为其难，多数教师已经无暇顾及双语教学方法的探索与革新，同时由于受传统外语教学观念的影响，大多数教师习惯于借助语言工具单纯传授专业知识，沿袭“以译代讲”的传统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单一，“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方式比较常见，缺乏师生互动，没有让学生全身心的投入到双语教学的氛围中来，教学效果难尽如人意。

2.4内容实用的外文原版医学教材匮乏。

教材选择很重要，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保障。使用原版教材是双语教学的应有之义。直接采用原版教材，虽然有语言优势，但是存在价格昂贵、内容陈旧、重复引进等弊病，而且其编写体制与我国现有规划教材差距很大，比如某些基础医学教材中的正常值范围等与国内有很大差距，有些则篇幅往往很大，专业词汇过多，内容与我国现行教学基本要求不太一致，有时还相差较大，因此实用性较差；如果将中文版规划教材翻译成英文，优点是与现有教材匹配，且价格便宜，缺点是难以保证英文的质量[5]。

3提高双语教学效果的几点建议3.1因材施教，循序渐进。

学校须对学生外语基础、师资情况、课程教材等因素综合考虑，逐步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并推广双语教学。

3.2突破瓶颈，深化改革，科学发展。

加强双语师资培养、课程的开发、教材的建设、理论的研究与实践探索，寻求政策制度支持，坚持科学的发展观。

双语教学是“国策”，更是高校一项重要的教学改革，决策者应从人才培养和提升学生社会竞争力的角度出发，对高校开展双语教学给予积极的支持和参与，不断激励高校进行双语教学模式的探索，鼓励高校逐步建立并完善有效的双语教学体系，使高校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增强其内在体魄，从而提高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重点在师资和教材上。

3.3理顺关系，注重实效，服务社会。

处理好双语教学与母语教学、学科教学的关系，使之相互促进，达成共赢。同时，注重实施效果，为社会发展服务。

双语教学是我国教育领域的新举措，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高等医学独立院校实施双语教学是实现高等医学教育国际化，培养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复合型人才的有效途径。医学类独立院校的双语教学还处在起步和尝试阶段，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还存有较大的分歧。我们应当在积极的探索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取长补短，并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双语教学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还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努力找到一条适合我国医学类独立院校发展的双语教学之路，以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培养出高水平的、适合我国社会全面发展需要的医学专门人才。

参考文献：

[1]王世泽，杨晔琴，王公旺。医学院校实施双鱼教学的困惑和对策研究[J].中国高等医学，2006,（6）：72～73.

[2]何兴祥，刘伟。医学双语教学探析[J].医学教育，2004,（3）：23～24.

[3]吴升华，陈辉，陈庆吉，吴元俊。对七年制医学生双语教学现状的问卷调查[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2006,（6）：17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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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以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1年版）中第五篇医药、卫生类R1预防医学、卫生学类核心期刊所收录的26种期刊为研究对象。

1.2资料来源与分析方法2014年4月通过google搜索引擎在互联网分别对26种杂志名称进行搜查，发现自建网站的对网站基本信息进行统计。通过中国知网（CNKI）的全文数据库、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文献评价参考系统等搜索各杂志自创刊以来至2013年的所有数据信息，包括载文量、被引频次、下载量、影响因子、H值等进行下载统计分析。本次分析以CNKI数据库已收录信息为准，期刊的序号依照要目总览的顺次排序。

2结果与分析

2.1基本情况主办单位：26种期刊由中华医学会主办的有4家，中华预防医学会主办或与其他单位联合主办的有13家，其他学会主办3家，其他单位主办6家。创刊时间：50年代创刊2家，70年代创刊5家，80年代创刊15家，90年代创刊4家。出版刊期：旬刊1家，半月刊3家，月刊13家，双月刊9家。核心期刊次数：6次入选核心期刊的12家，5次入选3家，4次入选3家，3次入选的4家，2次入选1家，3家期刊首次入选。

2.2期刊网站建立情况期刊网站的建立是顺应现代互联网社会的需求，是期刊功能的延伸，以期实现期刊编辑办公自动化，降低办公成本，提高工作效率。预防医学、卫生学类26种核心期刊中有19家已建立了独立域名网站（不包括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资讯等大型期刊数据库上网），占73.1%。期刊网站上刊登的信息和功能一般包括期刊介绍、编辑委员会介绍、稿件在线处理、期刊在线阅读、新闻公告、联系方式等。17家期刊已实现“在线投稿”、“在线审稿”、“在线查稿”等稿件在线处理功能，方便了作者与审稿人员。19种期刊网站均发布期刊目录，包括往期及本期目录。13家发布期刊全文，占68.4%，其中7家实现全文开发存取，有调查表示，科技期刊实现开放存取（OA）可提高期刊的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另有6家网站通过链接CNKI或是办理会员等方式，付费阅读，。

2.3期刊的载文量情况载文量作为期刊计量学指标的基础和基本参数，常被用作衡量期刊吸收和传递科学信息能力的主要指标之一，有时也被作为遴选核心期刊的重要指标之一。对CNKI收录的26种期刊的载文量分析，发现总载文量、年平均载文量最高的为《中国妇幼保健》杂志，分别达到26万多及900多篇，为旬刊出版杂志；期平均载文量最高为《现代预防医学》杂志，为半月刊出版杂志，高达84篇。总体分析，半月刊杂志期载文量较高，平均为78篇；月刊杂志期载文量平均为39篇，双月刊杂志期载文量最低为32篇。

2.4期刊的被引频次、下载频次被引频次是指期刊自创刊以来所刊载的全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该指标可以客观地说明该期刊总体被使用和受重视的程度，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国内多数学者认为论文的被引用和被下载均应作为衡量论文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3]。通过CNKI数据库检索发现，被引频次最高杂志为《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接近13万次；被引频次在5～10万的有5种杂志，被引频次<5万的有20种杂志。下载频次>100万的有6种杂志，30～100万的有14种，<30万的有6种。

2.5影响因子影响因子是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评价当年的被引用次数除以该期刊在前2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该指标是一个相对统计量，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级指标。通常认为其值越大，该期刊的影响力和作用也越大。经查CNKI数据库，26种期刊综合影响因子最高值1.133，为《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影响因子在0.8～1的有3家，0.4～0.8的有14家，<0.4的有7家。

2.6期刊H指数期刊H指数定义为：某一期刊发表论文在一定的引文时间内，有h篇论文每篇至少被引用了h次，自然数h即为该期刊的H指数[5]。从定义可以影响期刊H指数的因素为期刊发表的论文数和对应论文的引证频次，也就是说，期刊H指数综合考虑了期刊论文的质与量[6]，H值越高，表明该种期刊的影响力越大。目前H指数在科技期刊评价中得到了较广泛应用，研究学家认为H指数在期刊评价方面有其特质，有其独立性[7]。从表3中可以看出，26种期刊H指数跨度比较大，数值从26～92，《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中华流行病学杂志》H值最高，分别为92、91。26中期刊中H指数>60的有4家，40～60的有14家，<40的有8家。

2.7期刊文献主要专题的被引频次通过CNKI中国学术文献参评价考系统，按学科对26种期刊进行被引频次情况搜索分析。选择医药卫生科技学科，选择预防医学与卫生学、医药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研究、感染性疾病及传染病、临床医学、基础医学等5种主要专题进行搜索，对总被引频次前5位的期刊的发文量、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下载分析，见表2。其中预防医学与卫生学专题总被引频次最高为《中国公共卫生》杂志，医药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研究专题总被引频次最高为《中国卫生经济》杂志；感染性疾病及传染病专题最高为《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临床医学专题最高为《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基础医学最高为《中国公共卫生》杂志。《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在各专题中的篇均被引频次均较高，说明其在我国预防医学、卫生学领域内的重要地位。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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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校在校大学生是九十年代后期出生，根据不完全统计我校在校大学生38.7%的为独生子女，42%的非独生子女年龄相差大于6岁。他们的成长伴随着互联网，接受到的信息量大，在满足学生的精神需求的同时，由于其分辨是非能力不强，导致学生出现浮躁、急功近利、以自我为中心等不良倾向，甚至被部分学生认为是信仰缺失的一代。“三爱”教育是教育发展的提炼凝结。由建国初期的国民公德发展到对学生的“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2013年将“五爱”凝结为“三爱”，是学校的培育主体内容更加明确，更加有执行性。由于受到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号召学生的集体意识，团结意识，凝练学生的凝聚力，学校在“三爱”教育的基础上加上“爱学校”。

2“四爱教育”的内涵和外延

“四爱教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国梦在校园内培养的新途径。把“四爱教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在校园内的体现。发展好“四爱教育”有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培养，对大学生素质教育有极好的推动作用。学习可以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素养，为人生储备知识和能力。倡导爱学习可引导提高学习兴趣，提倡科学学习方法，使学生养成灵活运用所学的知识，学以致用，举一反三。将医生职业道德教育有机的融入爱学习中，利用医生职业道德引导爱学习，利用爱学习树立医生职业道德观，实现相互促进，相互提高，共同达到教育目的。劳动创造财富，倡导爱劳动，在培养劳动情感的同时锻炼身体，并引导理性认识劳动者，推动艰苦朴素精神，倡导节约意识，在劳动中收获，收获中激励劳动。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就是技能型人才，因此在劳动中强化技能训练，将劳动和实训有机融合，共同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爱学校、爱祖国是培养集体意识，凝练民族精神，有国才有家，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相融合，引导学生母校是职业发展的基础，国家是生活安康的基础。因此通过融合督促学生爱国情怀。

3四爱教育的实施策略

3.1宣传

将四爱教育活动内容与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相融合，在校园内形成四爱教育的氛围，充分发挥宣传栏、班级板报、校报等传统校园传统宣传阵地宣传。在校园内形成四爱教育的氛围。开创新的宣传教育阵地。对着移动网络的普及，新媒体成为新型的宣传阵地。为开创新媒体能够最大发挥宣传效果，最好的使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是宣传生活化、接地气，首先寻找共同语言，例如医专美食、社团活动、军训风采等学生喜欢的话题，等学生逐步接受该宣传形式以后，逐步将正能量，国家政策等，利用学生能够接受的手段，洗脑赢心，最终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

3.2模块化实施模式

3.2.1与教育目标相融合的学风建设模块医学类高职院校培养目标是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技术技能型医学专业人才，树立学生学习目标，加强结合职业教育、职业道德教育，构建“以思想教育为导向，以职业教育为目标，以强化技能为基础，以严格纪律为保障”全方位推动学风建设。将医学生“治病救人”的职业教育融入到“四爱”教育中，使其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树立积极学习观念，从学生身边寻找典型，充分利用国家奖学金，学生党员等选拔和宣传方式，使学生找到学习目标，建立以“学习为荣”正面引领作用，提高学习专业技能的学习积极性，达到促进学风建设的目的。不断培养学生求实创新、勤奋好学、医德医风的思想品德素养。

3.2.2接近学生生活的劳动养成模式“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因此劳动的养成要由小到大，由个人到集体再到社会。通过宿舍、教室卫生的打扫，到校内劳动课的实施等措施，鼓励并引导学生树立爱校如家的主人翁意识，发扬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积极参加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工作，凝聚学生的团结力和向心力，发挥学生的集体意识。通过有效的义诊和志愿服务活动，使学生经风雨、见世面、长才干，磨练学生的意志，塑造学生的健康人格，培养学生的劳动技能和文明行为的养成，增强学生的团结协作，使广大学生鞭策自身行为，尊重他人和社会的劳动成果。逐步树立立德树人、爱岗敬业、团结友善的思想品德。

3.2.3与事业发展相融合的爱校护校模块大学是学生事业发展的起点，作为第一次接触医学专业知识的地方，母校可以说是学生的“第二个身份”，因此为促进学生爱校护校意识，应该将其与事业发展相融合，通过学校史，知校情，引导学生爱校。全方位实施“感恩”教育，营造“感恩”文化。让学生在“知恩、感恩、报恩”的系列活动中养成热爱学校、尊敬师长、孝敬父母、热爱生命、关心他人、回报社会的崇高道德风尚。构建和谐奉献、感恩诚信的高尚品德。

3.2.4与当地人文相融合的沂蒙精神模块社会是最好的人生教师，每个地区有其特有的文化氛围，因此结合当地人文特色教育在校生事半功倍。作为沂蒙老区，将沂蒙精神融入学生的教育中，逐步感受历史氛围，充实爱国情绪，珍惜当前生活，营造“爱国”文化。从树立远大志向做起，树立和培育正确的理想信念，引导学生树立感恩社会，把个人成长进步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祖国的繁荣富强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规范行为习惯做起，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爱、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逐步形成爱国意识和友善待人。

3.3采用点线面突破方式全面推动素质教育为确保“四爱教育”长期有效的实施，其活动形式尤为重要。结合四爱教育的内涵和外延，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中国梦教育需要，四爱教育形式要寻找准确的突破“点”，充分挖掘学生兴趣点，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不同时期的突破“点”要始终贯穿一条“线”，着眼于医学类高职院校人才培养需求，切实发挥四爱教育的长效性，最终实现素质教育目标的“面”，树立学生正确的三观，完成高职院校人才目标。

3.3.1准确的突破“点”活动的主体是学生，因此要准确找到活动形式的突破口，应从学生自身特点出发，根据学生活动空间、关注问题中心、认知途径、个性张扬等特点，结合在校期间工作安排，例如课堂纪律检查、党员发展、国家奖助学金评选、大学生科技文化节等活动，组织具有鲜明特色的“点”活动，例如到课率检查、无手机课堂、劳动课、祊河大讲堂、党课培训等“点”活动，并建立合理的管理制度，督促各个活动点长期有效的组织，确保活动发挥最大化实现教育目的。

3.3.2贯穿一条“线”“点”活动要合理安排，否则会形成一盘散沙，削弱了教育目的，因此在“点”活动的安排上要围绕着四个模块，结合职业教育三年制教学特点，本着“大一是养成教育为主，大二以成才教育为主，大三学生以就业教育为主”，合理安排“点”活动的组织时间和参与人员，使“点”活动贯穿于学生在校的每个时期，真正将“点”活动贯穿一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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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籍考》是日本汉方医学家多纪元简与元胤、元坚父子编撰的一部重要的中医专科目录。主要对《医籍考》的类例体系进行分析，认为这部中医目录通过较为成熟的大类设置、细致的子目安排以及类下各书的精心排列，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合理的类例体系，在中医目录的分类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

中医 目录学 专科目录 类例 《医籍考》

《医籍考》[1]是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年）末期汉方医学考证家多纪元简（1755-1810年）与其子元胤（1789-1827年）、元坚（1795-1857年）相继编撰整理而成的一部中医专科目录。全书共八十卷，采用辑录体的目录体例，于各种史志书目、藏家目录、山经地志等涉及医书的著作中辑录道光以前中国医籍二千八百余种，仿清代经学家朱彝尊《经义考》，每书著录作者、书名、卷数、存佚情况及各家著录，并录原书序跋，最后附以多纪氏按语。该书是当时规模最大、质量较高的中医专科目录，特别是它的类例，达到了中医目录分类史上的较高水平。

所谓类例，指目录著作的分类体例，即“凡每略分为若干种，每部分为若干类，每类又分若干子目，此所谓类例也”[2]。类例在目录中起着辨章学术的作用，郑樵《通志・校雠略》有《编书必谨类例论》六篇，谓“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又谓：“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可见类例之重要[3]。《医籍考》一书，通过成熟的大类设置、细致的子目安排以及类下各书的精心排列，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类例体系，很好地反映了中医的学术源流，堪称中医专科目录中分类的典范。

成熟合理的大类设置

《医籍考》一书分“医经”、“本草”、“食治”、“藏象”、“诊法”、“明堂经脉”、“方论”、“史传”、“运气”九大类对医籍进行著录。“医经”类收录《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经》、《难经》、《岐伯经》、《扁鹊内外经》等公认的中医经典著作及后世学者对这些经典的注解之作；“本草”类以《神农本草经》及《神农本草》为中心，收录各种注解、修补、类编、节要之作以及本草音义、本草图谱等；“食治”类收食物本草及食禁、食疗等书籍；“藏象”类专收论五藏六腑之书；“诊法”类收脉经、脉诀及脉法诸书；“明堂经脉”类收论经络之书及针灸图、针灸经；“方论”类则收各种方书，各朝代、各地域及各门类，应有尽有；“史传”类收医史、医人传及医籍目录；“运气”类收论五运六气之书。这九大类目既继承了中医目录分类中的优秀传统，又根据自己对中医学的认识对部分类目进行了创新，使中医目录的分类走向成熟合理。

目录史上对医籍分类较有代表性并与《医籍考》类目设置有关的目录著作主要有：《汉书・艺文志》、《新唐书・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三者在类目设置上与《医籍考》的比照如表1所示：

可以看出，《医籍考》的九大类中，有六类是对前人的继承和发展，其“医经”一类是承袭《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下的“医经”，其“明堂经脉 ”一类则是对《新唐书・艺文志》的继承，其“方论”、“本草”、“藏象”和“食治”四类则是在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多纪元简稿本《医籍考》封面题有“郑夹艺文略”，其过录书目也多为《通志・艺文略》下“医方类”书目，可见多纪元简在编撰《医籍考》时参考郑樵《通志・艺文略》较多，其“方论”类很有可能是将《通志・艺文略》中的“方书”、“单方”、“岭南方”等综合起来，将各种方书统摄于“方论”一类；“本草”则是将《通志・艺文略》的“本草”、“本草音”、“本草图”“本草用药”、“采药”、“炮炙”六类合为一类，因为《通志・艺文略》的分类太过细致，以致有的类下只有一两种书籍，所以《医籍考》必须将相近的类目综合起来。而《医籍考》的“藏象”与“食治”两类，也是在《通志・艺文略》“五藏”与“食经”两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剩下的“诊法”、“史传”、“运气”三类为《医籍考》首创，这三个类目的设置使得有关中医诊断方法、中医学史、五运六气之说的文献独立成类，与其他六个类目一起，把多纪氏对中医学术源流的独特认知有条不紊地表达出来。多纪氏认为中医有“道”有“术”：“推天地阴阳之秘，究藏府经络之理，疾之所由起，草石之所由设，皆使明于我而切于物，此医之道也。察人之虚实刚脆，辨病之吉凶深浅，而针石灸之宜，汤液丸散之施，使危者全，困者安，此医之术也”（多纪元坚《医籍考・序》）。而医之道术“渊奥博大，不易通达”，所以学医之士必须用心于目录之学，以溯流而穷源。在《医籍考》所设置的九大类目中，“医经”即是“推天地阴阳之秘”，“藏象”即是“究藏府经络之理”，“运气”即是“疾之所由起”，“本草”即是“草石之所由设”，“诊法”即是“察人之虚实刚脆，辨病之吉凶深浅”，“明堂经脉”即是“针石灸之宜”，“方论”、“食治”即是“汤液丸散之施”。《医籍考》通过这九个类目的设置将中医的“道”与“术”统一起来，真正地将“辨章学术”的目录学宗旨运用到专科目录的编制中来，创立了一套完整、成熟、合理的中医分类体系，有助于学医之士分门别类地学习，也有助于学者考辨中医学流派，厘清中医学各门类的发展史。这些使得《医籍考》的类目成为后世中医目录的参照，民国时期医史学家陈邦贤撰《中国医学史》一书，就是完全按照《医籍考》一书的类目来著录各时代医学书目的。即使是在西医学传入并严重影响中医学的近现代，许多中医目录也还在沿用着《医籍考》的一些类目，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的子部“医家类”就沿用了“医经”、“本草”、“诊法”、“方论”和“史传”五类，1984年郭霭春的《中国分省医籍考》也沿用了“医经”、“本草”、“诊法”、“方论”四类。

自动聚类的子目设置

《医籍考》中明确的类目设置除了九大类以外均没有标示，但它在部分类目之下通过条目的自动聚类形成了隐性的子目，如“医经”之下分为素问、灵枢、素问灵枢合编、难经以及其他经书等五个小类；“本草”下分“神农本草经”和“神农本草”；“方论”一类中所收各书即是按照伤寒、温疫、诸方、寒食、眼目、口齿、金疮、外科、妇人、胎产、小儿、痘疹等小类的次序进行排列的；其“史传”一类下也分医史和目录两个小类。中医目录史上很少在大类之下对医籍进行更小类的划分，大都笼统地将医籍归于方技略、子部医家类或与此相似的类目之下，仅有少数目录在医家类下又分出几个三级类目；如《旧唐志》在“医术”一类下就划分了本草、养生、病源单方、食经、杂经方和类聚方六个三级类目；郑樵的《通志・艺文略》也将“医方”细分为脉经、明堂针灸、本草、本草音等二十六个三级类目；清代徐乾学《传是楼书目》也在子部医家类列出“经论、明堂针灸、方书、伤寒、女科、幼科、外科”七个三级类目。这些书目虽然在类目级别上将医籍细分到了三级，但它们在分类上普遍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分类标准不统一，有的按中医的学术体系来分，如“经论”、“明堂经脉”、“本草”等，而同时又有类目是按照中医的各科来分的，如“女科”、“幼科”、“外科”；二是类目级别不统一，如《通志・艺文略》中的“本草”与“本草音”、“本草图”、“本草用药”、“采药”、“炮炙”等明显是上位类与下位类的关系，《通志》却将它们置于同一类目级别。

《医籍考》一书的类目，相当于在子部医家类下分了九个三级类目，而在这九个三级类目之下又进一步进行了划分，这是同时期其他中医目录所没有的。这些子目的设置，不仅避免了分类标准不统一的问题，还解决了一些类目（如“方论”）因条目较多而混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通过这些子目的设置，将中医的学术体系进行了进一步细分，使得各门学术下的各家各派自成体系。如“医经”下的“素问”、“灵枢”、“素问灵枢合编”、“难经”、“其他经书”五类，不仅将各家经典明确分开，还设立“素问灵枢合编”一类来收录对《素问》、《灵枢》二书进行合编分类的书，使类下诸书各有所归，条理清晰，一目了然。“本草”下的“神农本草经”和“神农本草”两类则是对本草经与本草应用进行区分，相当于将本草这门学问的理论与实践分开。“方论”一类更是通过“伤寒”、“口齿”、“妇人”、“小儿”等诸多小类的设置将各科方书统一起来，有整有零。这样的细分对于理清各门类下各派别的学术源流和学医者的选择性阅读都有重要意义。这些子目的设置与其九个上位类形成一个网络，较好地涵盖了中医的学术体系，使得各门类各学派之间既有明确的界限又有条不紊地整合在一起，对于考辨中医学术源流意义重大。遗憾的是，《医籍考》的这些小类都没有明确标示出来，不过后世很多目录家都悟出了这些小类，并效法《医籍考》的子目设置，如1982年贾维诚的《三百种医籍录》之“医经”类就仿照《医籍考》设置了“素问”、“灵枢”、“合编”与“难经”四个子目；《中国分省医籍考》之“方论”类就以《医籍考》“方论”下的子目设置为参考标准。

独具匠心的书目安排

《医籍考》各类目之下诸书的排列也蕴含着作者独具匠心的安排。通常情况是，每类之中，先著录最古最经典之作，之后将后人围绕此书作的注解、补编、重修等著作按时代依次排列，然后才著录其余各家的此类著作，就好像诸子百家以儒家为宗，百家次之。

以“伤寒”一类为例，多纪氏父子于伤寒研究最精深。在《医籍考》一书中，“方论”之下第一小类即为“伤寒”，此小类下首先花大量篇幅著录了张仲景《伤寒卒病论》和《金匮玉函》这两部伤寒学的开山之作，此后按时代顺序依次著录了金人成无己、宋云公，元人滑寿、许弘，明人汪机、胡朝臣、方有执、王肯堂、赵开美、史然、卢之颐，清人喻昌、徐彬、张志聪、张璐、汪琥、徐大椿、黄元御、戴震、吴仪洛等的注解、类证、选录、续编、条辨、纲目、集注、类编、重订《伤寒论》之书。之后又从头开始著录诸家在伤寒学方面的其余著作，如晋人王珉《伤寒身验方》、宋人钱乙《伤寒指微论》、宋人庞安时《伤寒总病论》、宋人朱肱《伤寒百问》、元人吴恕《伤寒活人指掌图》、元人马宗素《伤寒医鉴》、明人皇甫中《伤寒指掌》、明人巴应奎《阐明伤寒论》、明人闵芝庆《伤寒阐要编》、清人李中梓《伤寒括要》、清人黄元御《伤寒说意》等之类并非以张仲景《伤寒卒病论》和《金匮玉函》为蓝本的著作。这种排列将该门学术的主流与支流分离开来，真正具有溯源穷流的作用。《医籍考》在对诸书按上述理念进行排列时，如遇到较为重要的著作，后人亦有增补或删补之书，也利用同样的理念将增补之书紧接原书之后进行著录。如“伤寒”类下著录金人成无己《明理论》一书，因后人有比较重要的续补之作，就暂时打破了按时代排列的次序，在该书之后依次著录了明人陶华《伤寒明理续论》、明人巴应奎《伤寒明理补论》、明人闵芝庆《伤寒明理论删补》以及清人汪琥《增补成氏明理论》四书，以使这五部书形成一个以《明理论》为核心的小阵列。随后则继续著录金人宋云公的《伤寒类证》及后代著述，延续总体的排列思路。

又如“诊法”一类下，首先按时代顺序依次著录了《黄帝脉诀》、《黄帝脉经》、《素女脉诀》等经典，至西晋王叔和《脉经》时，因后人多有续、补、注及刊误等著作，因此将这些著作依次著录于后，有高阳生改编王叔和《脉经》而成的《脉诀》、刘元宾《脉诀机要》、通真子《续注脉赋》与《补注王叔和脉诀》、亡名氏《王叔和脉诀发蒙》、李《集解脉诀》、张元素《古注叔和脉诀》、戴起宗《脉诀刊误集解》、《脉诀刊误附录》、汪机《补订脉诀刊误》、徐枢《订定王叔和脉诀》等书目，直至清代李延《脉诀粹》。然后才又继续著录王叔和《小儿脉诀》、皇甫谧《脉诀》等后代著述，回到总体的排列顺序上来。同时，在对这些续补王叔和《脉经》的著作进行著录时，有戴起宗《脉诀刊误集解》和《附录》两书，清代汪机对它们进行了补订，本来汪机（1463-1539年）的时代比位于其后的徐枢（1355-1441年）要晚，但因为他的《补订脉诀刊误》一书是对戴起宗之书的补订，所以将它提前。

这种以书为主，以时代为辅，并且层层相扣的排列方法，充分表达了《医籍考》作者以学术源流为宗的目录学思想，即使是在处理目录著作的最小单元――一条一条的书目时，他们也时时不忘最大限度地溯源穷流。

结语

多纪氏父子编撰《医籍考》，并不是纯粹以医家的资历，而是有着深厚的目录学意识及功底。多纪元简之所以要创编《医籍考》，是因为在他晚年的时候，西方医学传入，日本汉医受到极大打压，眼看着汉医后继无人，他萌生了编撰中医目录以考辨中医学术的念头。多纪氏父子深知目录学对于考辨中医学源流的重要意义，在编撰《医籍考》时始终以“辨医学源流”为宗旨，期望该书能成为“学医之津梁，济生之关键”，使读者“读是书则一目了然，千百年医书之渊源流派，如指诸掌。因以读诸家，则不为多歧所惑，不为曲说所囿”[1]。同时，多纪氏父子藏书丰富，他们为自家藏书编制了《聿修堂藏书目录》，这是多纪氏父子对中医目录的另一贡献。另外，与多纪氏父子交游较多的井上金峨、吉田篁墩、狩谷斋、涩江全善、森立之等均是有名的儒学考证家、藏书家和目录学家，森立之的《经籍访古志》即是每月一二次在多纪元坚之别院“绿汀”之中与涩江全善、海保元备、伊泽信道等人论定完成的。这些因素都使得多纪氏父子在编撰《医籍考》时，不仅有他们自身的医学知识作基础，还拥有了强大的目录学知识作保障。因此，汇聚父子三人之力的《医籍考》一书，不管是在九大类的设置上，还是在部分大类下子目的自动聚类上以及各类下诸书的排列上，都无一例外地体现着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终极意义，使得《医籍考》成为中医专科目录史上的典范之作，日本多纪氏之后冈西为人的《宋以前医籍考》和中国20世纪末期由严世芸主编的规模巨大的《中国医籍通考》的类例体系都是在《医籍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参考文献]

[1]丹波元胤， 医籍考[M]. 郭秀梅， 田研吉，校译.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7.

篇(5)

    时展到今天,包括中医学、蒙医学在内的传统医学,都无可避免地走进了现代科技时代。19世纪中期起的半个世纪是西方医学在中国确立地位的关键时期,[1](P.55)从那时起作为中国国粹的中医经典其权威性尚且受到质疑,包括蒙医学在内的民族医学更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单纯的传统理论与经验很难为现代人接受。传统医学在现代的发展史,基本上属于它的衰落史。然而,另一方面,看似无所不能的现代科技以及被现代科技滋养着的现代医学,远远没有给人们解决所有的健康问题。鉴于人类疾病的复杂性和现代医学的局限性,人们在返璞归真中,重新思考着传统医学、民族医学的价值和作用。医学人类学者亦提出了“多元医疗模式”(medicalpluralism)的概念,分析探讨在同一社会中,多种医疗体系和医疗资源如何共生、共存。本文从医学人类学的视角,对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形成、发展及其特征进行考察,并以生活在内蒙古的蒙古族医疗信仰和实践的多样性为例,分析探讨多元医疗模式的存在带给人们的多样化选择。以期为理解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健康的关系,以及医疗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新的认识视角。

    一、医学人类学视角中的医疗文化

    就医学的性质而言,一方面,现代西方医学将人看成一个生物体,在实验室进行器官、组织、细胞以至分子水平的研究,属于自然科学范畴。但由于作为医学服务对象的人既是自然进化的产物,具有生物特征,同时人还具有社会特征,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文化的创造者。因而,健康和疾病不仅仅是生物学问题,更是社会文化问题。

    医学人类学着重于有关健康与疾病的跨文化研究,在20世纪60年发展成为人类学的主要分支学科。医学人类学在人类学基本理论指导下,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生物和社会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的疾病和保健问题及其与生物学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的相互关系。[2](P.2)在医学人类学文献中,根据医疗体系在其社会中的地位以及病因观①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种主要类型。

    第一类:现代医学,即现代西医。在其所在国被称为是常规医学、正统医学或主流医学等。在当代,现代西医借助科技力量获得快速发展,在治疗人类的疾病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被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认定为正统医学体系,而当地的民族传统医学则被归入非正统的医学体系。

    第二类:替代医学或称补充医学。这类医学一般有较长的发展历史、较系统的医学理论,且疗效确切,但因其医学理论和治病机理尚未能用科学做出圆满的解释,使得这类医学的治疗者执业的合法性受到一定限制,其药品在许多西方国家不能作为药品销售,只能作为健康补充品在一般食品商店里销售。中医学及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医学等都属于这一类。

    第三类:民间医学。依照医疗人类学的定义,就是非现代西方的、土着的、当地人自行发展出来的或具有鲜明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的一套固定而完整的医疗观念和行为,包括对疾病的认知、命名、分类、病因查找、治疗、预防等内容。[3](P.42)

    上述分类采用的是以现代医学作为常规医学的西方国家的划分标准。在中国,上述分类标准中的替代医学或补充医学被称为传统医学,就是指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中医学以及少数民族医学。在我国的医疗制度中赋予中医学、蒙医学等传统医学和西医学一样的合法地位,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不仅是政府的选择也是社会文化的选择。可见对医学体系的分类与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及所处的历史时期有关。

    医学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科学,而且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不同民族的传统医学是该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该民族利用当地的植物、动物、和其他自然资源对抗疾病的经验总结。不能因为其理论和方法暂时还不能用现代科学做出圆满的解释而轻易予以否定。一般认为,传统医学的历史往往是一个古老民族文化的缩影,甚至被视为是本民族的象征之一。蒙古族传统医学,简称蒙医药学,是一门历史悠久、具有完整理论体系和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传统医学系统。蒙医药是蒙古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具有鲜明的地区特色和民族特色。千百年来,为蒙古民族的繁衍昌盛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更好地理解蒙医药学等民族医学在维护健康治疗疾病方面的作用,及其所具有的持久而旺盛生命力的原因所在,笔者认为,有必要就蒙医药学的形成、发展及特征做简要论述。

    二、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形成、发展与特征

    蒙医药学的形成与发展可概略地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2世纪以前,原始医学阶段,即蒙医药学的萌芽和积累经验时期。古代蒙古族及其祖先,繁衍生息在北方辽阔的蒙古高原,过着逐水草而游牧、狩猎的生活,在同寒冷、潮湿、风雪等自然灾害和各种疾病抗争的实践中,逐步积累了原始的医疗知识和经验,早在12世纪以前,就发明和使用了许多适合当时蒙古社会、经济、文化、气候、地理条件的独特治疗方法。当时,蒙古人多饮用酸马奶、羊肉汤以补养身体;对由寒冷所致的疾病用热敷、热针、艾灸及瑟必素疗法;①对于因长期食用肉食,积热内盛,则施以放血、煎服大黄根等医治。自古以来蒙古人因狩猎、游牧等生产生活方式以及长期的征战,经常骑射搏击,容易发生跌伤、骨折、脱臼、脑震荡等外伤事故。因而,古代蒙古人积累了丰富的治疗骨伤的经验,创造出许多适合当时社会生产、生活条件的整骨疗伤的方法。这一时期是蒙医药学的萌芽和积累经验时期。

    第二阶段: 13-16世纪上半叶,古代蒙医药学的形成时期。从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到明朝初期,随着蒙古帝国的兴起和强大,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十分频繁,蒙医药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原始时期产生的整骨术、蒙古灸、刺血疗法、外伤科、饮食疗法以及药物学知识均有了新的发展。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随着临床经验的积累,产生了初步的医学理论。至迟到公元13世纪,蒙古族开始孕育自己的医学体系。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随着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发展,医药学方面的交流也更加频繁。蒙医药学不仅吸取了其他民族医药学的精华,丰富了自己的内容,而且,蒙医药对其他民族医药学的发展也给予了一定的影响。

    第三阶段: 16-20世纪中叶,近代蒙医药学的形成与发展时期。16世纪以后的近400年的历史时期,蒙医药学在古代蒙古族经验医学的基础上,吸收了古印度医学和藏医学、中医学等传统医学的成分,发展成为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又保持原有古代蒙医药学丰富医疗经验特点的近代蒙医药学。随着印、藏医学的传入,在蒙医内部出现了三个不同的学术派别,即:传统的古代蒙医学派、藏医学派和近代蒙医学派。

    古代蒙医学派:这个学派以擅长传统医疗技术而闻名。他们有丰富的蒙古传统医疗经验,尤其在骨伤科、传统疗术和饮食疗法等方面经验丰富。当时这个学派的某些疗术带有蒙古传统宗教———萨满教的色彩。这一学派崇尚自然疗法,理论上受蒙古族传统的天人相协思想影响,追求顺应自然,强调和谐,因此治疗思想基本是通过传统的针刺、放血、药浴、整骨、正脑等方法,达到寒、温、动、静的相对平衡状态。

    藏医学派:印、藏医学经典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以后,蒙古族中学习印、藏医学,尤其学习《四部医典》并支持其理论的人日益增多,并成为一个学派。此学派基本沿用藏医理论、方法治病。他们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其中的很多人精通《四部医典》,编写了许多医学着作,对藏医理论和医疗经验的传播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他们忽视古代蒙医学的传统疗术和临床经验。

    近代蒙医学派:大约17世纪末、18世纪中叶,在上述两派争鸣的基础上形成了这一学派。他们主张古代蒙医学同印度医学和藏医学相结合的观点。这个学派既熟悉古代蒙医的传统医疗经验,又精通藏医《四部医典》的理论。在几个学派的长期并存中,近代蒙医学派逐渐强大,到了19世纪以后成为蒙医学的主流。这个时期是蒙医药学发展史上的极盛时期。在这400年的历史中涌现了很多着名的蒙医药学家,他们给后人留下了《方海》、《四部甘露》、《蒙药正典》等数十部丰硕的古典医学巨着。[4](P.71-73)

    包括蒙医药学在内的民族医学大多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在千百万年的演进发展中,形成各自不同的特征,但同时民族医学也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例如:

    朴素的自然观。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在人与自然相抗争、相协调的过程中,充分尊重和运用自然力,尽量调整人体自身以适应自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整体的、以调整人体功能为主的医学观。即认为人是由身体、心理和精神构成的精细而复杂的整体,因此,要以整体观来诊断和治疗疾病。又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有不同的体质和气质,医生在诊断和治疗时要分别对待。

篇(6)

【关键词】脉经性质医经

《脉经》魏·王叔和撰。就该书的性质而言，日·丹波元胤的《中国医籍考》将其著录于“诊法”类。中医学界多承此说，认为《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之脉学著作。然该书自序曰：“撰集岐伯以来，逮于华佗，经论要诀，合为十卷。百病根源，各以类例相从，声色证候，靡不该备。其王、阮、傅、戴、吴、葛、吕、张，所传异同，咸悉载录。”因此，该书系以“类例相从”的方法，对魏以前经典医籍做了一次历史性的总结，是一部汇集魏以前医籍之大成的经典著作。本文拟从七个方面论述《脉经》当属医经类著作的性质。

一、从历史看

1.秦汉为医经与经方分立时期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分类目录。其“方技略”著录的是与医药卫生相关的书籍，分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其中房中、神仙两种，章学诚在《校讐通义·汉志方技》中指出“房中、神仙，则事兼道术，非复方技之正宗矣”。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当时医学图籍主要分列为医经、经方。其中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医经”类著作共计七家，二百一十六卷。其小序言：“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指出，医经是记述中医学基础理论的一类书籍。以《汤液经法》为代表的“经方”类著作共计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其小序言：“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指出经方是记述利用中药组方配伍制成方剂的一类书籍。医经与经方分立，体现了当时学术发展的状况。

2.汉末为医经与经方融合时期

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晋·皇甫谧在《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序》中亦曰：“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张仲景参考《素问》六经分类理论，又禀承《汤液经法》之方剂，开创六经辨证论治体系，将理、法、方、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伤寒杂病论》改变了长期以来医学理论与临床技术相对独立的局面，是医经与经方相融合的划时代的经典著作。

3.魏晋为医经、经方与针灸融合时期

《易》曰：“观其所聚，而天地之情事见矣。”何谓聚?皇甫谧曰：“事类相从，聚之义也。”因此,叔和“撰集岐伯以来，逮于华佗……其王、阮、傅、戴、吴、葛、吕、张，所传异同，咸悉载录”。《脉经》一书以“类例相从”的方法对魏以前经典医籍做了一次历史性的总结，是一部汇集魏以前医籍之大成的经典著作。该书首次将医经、经方、针灸有机地融合于一体，使临床治疗从单一的方药，发展到方药与针灸相结合。如《卷二·平三关病候并治宜第三》：“寸口脉洪大，胸胁满，宜服生姜汤、白薇圆，亦可紫菀汤下之。针上管、期门、章门。”从这种意义上分析，将《脉经》定位于脉学专书，实谬矣。

二、从命名看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脉，衇，或从肉。”“衇，血理分衺行体中者。”段玉裁注：“理分犹分理……衺行体中，而大候在寸口。人手卻十分动脉为寸口也。会意。”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认为，人体和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天人相应的观点，体现了中医学的鲜明特色。自然界的水系，对应于人体，则是人体中条条经脉。“脉”指血分理斜行于体中的分支经脉。可以说，《脉经》之“脉”即指人体内的经脉。

叔和认为，脉学理论精深微妙，脉体难以辨别。切脉的错误会直接导致治疗的失误。以此名书，并非只言脉，而只是为了强调经脉的重要性。正如张灿玾《中医古籍文献学》指出：“详此文，其书虽曰《脉经》，不仅言脉而已。唯因‘脉理难精’，故特以此命名，示持重耳。”

三、从书目著录看

《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将《脉经》著录于“明堂经脉类”。《通志·艺文略》则将其著录于“脉经”类，而《通志·艺文略》的“脉经”一类，实际上是继承《汉书·艺文志》中的“医经”类，收录理论性医学著作。《国史·经籍志》则将《脉经》著录于“经论”类目之下。据此可知，早期书目将《脉经》作为医学理论性著作，属“医经”之范畴。

四、从撰写原因看

据《脉经·自序》，王叔和编写《脉经》一书有三个主要原因：其一，“脉理精微，其体难辨。弦紧浮芤，展转相类。在心易了，指下难明。”叔和认为，脉学理论精深微妙，脉体难以辨别。切脉的错误会直接导致治疗的失误。其二，“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叔和认为，医药是性命攸关之事，不能有一毫之疑。其三，“遗文远旨，代寡能用;旧经秘述，奥而不售。”叔和认为，前代遗留下的医学文献难以利用，且流传不广。“遂令末学，昧于原本，互兹偏见，各逞己能。致微疴成膏肓之变，滞固绝振起之望，良有以也”。鉴于上述三个原因，王叔和乃“撰集岐伯以来，逮于华佗，经论要诀，合为十卷”，著成《脉经》一书，庶使末学“诚能留心研穷，究其微赜，则可以比踪古贤，代无夭横”这一目的，这不是一部诊断学专书可以做到的。

五、从成书基础看

叔和《脉经》，除根据《黄帝内经》及扁鹊、张仲景、华佗诸家所撰医籍外，还广泛参考了多种前代医学著作。今从其具体内容中可见者有。

(1)《素问》、《针经》，见卷三及卷六引经文。

(2)《四时经》，见卷三。

(3)“扁鹊曰”、“岐伯曰”等，见卷四第五。今皆不见于别书，盖当时均有单篇别行之书。

(4)《张仲景论脉》，见卷五第一。

(5)《扁鹊阴阳脉法》、《扁鹊脉法》、《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扁鹊诊诸反逆死脉要诀》等，均见卷五。

(6)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之条文，则分别见于卷七、卷八、卷九中。

(7)医律、热病阴阳交部、热病并阴阳部、少、厥逆部、阴阳竭尽部、重实重虚部、阴阳相附部。以上诸名，见于卷七小字注文，皆不见别书著录。然其内容，大都见于今本《伤寒论》中，亦或仲景弟子所撰《四逆三部厥经》，所收乃师《伤寒杂病论》中部分条文，今亦别无所据，尚待考。

(8)《仲景评脉论要》，见卷七。详此部分条文，大都不见于别书，疑系张仲景别有论脉之书，亦或系原《伤寒杂病论》中部分内容。

(9)《手检图》，见卷十。

考上述所载之书的性质，大多归属于“医经”类。叔和之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次文献整理工作，即在吸收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个人经验进行的整理工作，就其性质讲，亦当属“医经”类。

六、从编撰体例看

“类书”者，将多种文献分类汇编以供查寻之书。《旧唐书·经籍志》标以“类事”，宋《崇文总目》始名“类书”。类书具有收录内容广博，以杂见称;片断摘取原文，内容不完整;分门别类编排，便于检索等特点。

详王叔和《脉经》，均是以多种别家之书为素材，以分类编排为体例，打破原书编次，重定部居，汇为一书。虽然与唐宋以后之纯工具性标准类书相较，尚不尽合，但此种编辑体例，当是受秦汉三国时期初期类书性图书编辑体例及编纂方法的影响，故亦医学中之早期类书型书籍。张灿玾《中医古籍文献学》称：“该书收集晋初及晋以前有关文献，‘各以类例相从’之体例，编纂而成，实则亦一类书型医书。”

七、从内容看

《脉经》全书十卷，一百零四篇，亦宋·林亿等校定本。其中卷一、卷二及卷四论脉;卷三论脏腑;卷五载张仲景、扁鹊、华佗等论脉及察声色;卷六论五脏六腑病证;卷七载张仲景等论伤寒;卷八及卷九载张仲景论杂病;卷十为手检图。:

该书述二十四脉之体象、辨三关阴阳、奇经八脉病、三部九候、脏腑病候及察声色等，内容颇详，特别是收载仲景遗论，尤为详尽。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该书“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当属“医经”类著作。宋·林亿盛赞此书曰：“叙阴阳表里，辨三部九候，分人迎、气口、神门，条十二经、二十四气、奇经八脉，以举五藏六府、三焦、四时之疴。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使人占外以知内，视死而别生，为至详悉，咸可按用。其文约、其事详者，独何哉。”

因此，将《脉经》一书定位为一部脉学专书，不能全面揭示其学术价值的所在。《脉经》是一部汇集魏以前医籍之大成的经典著作，当属“医经”类。

【参考文献】

1王叔和.脉经[M].上海:科技卫生出版社,1958:3.

2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1083.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776.

4张灿玾.针灸甲乙经校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17.

5王凤兰.汉末六朝医经和经方的融合[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5,11(12):934.

篇(7)

1、基础医学：培养具备自然科学等基本理论知识的高级专门人才的一门学科。

2、预防医学：是制定公共卫生策略与措施，提高生命质量为目标的一门医学科学。

3、临床医学：是学习基本理论和医疗预防的基本技能的一门学科。

4、口腔医学：是学习口腔医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一门学科。

5、中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疾病诊断与防治以及摄生康复的一门医学科学。

6、护理学：是学习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医学基础等基本理论知识的一门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