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文化论文篇(1)

【关键字】主流文化；萌文化；青年亚文化；网络时代

一，“萌文化”的主体是否是青少年？

为了研究“萌文化”的主体，笔者对30位不同年龄的对象进行了访谈。其中，对于“萌文化”有了解的被调查者的年龄所占比例最多的是18岁以下的儿童，其次是年龄在18---25岁的青年，而对“萌文化”的含义认识准确的被调查者则集中在18-25岁的年龄层，其次是25-35岁的年龄层，18岁以下的儿童普遍认为“萌文化”值得是“彰显可爱的女孩文化”。另外，在感情倾向上，对“萌文化”报以正面倾向率最高的年龄群体也是18---25岁的成年人，达到了78%，而18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对“萌文化”报以正面倾向的比例却只有61%，而且明显与性别具有显著相关性。根据访谈结果，儿童对于“萌文化”倾向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这是女孩儿们爱的东西，我喜欢（或不喜欢）”这一简单好恶的层面上。而18-25岁的成年人则会着重指出自己对于“萌文化”使用上的情感性取向（用来慰藉自己）亦或是工具性（用来参与社交网络行为）倾向。

由上述可见，对于我们所定义的“萌文化”，虽然18岁以下的青少年群体在对“萌”这一词语的接触上是接触率最高的群体，但实际上对“萌文化”作为亚文化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并对其发展具有主导能力，则是18-25岁的成年人士。

二，主流文化对“萌文化”的吸收使用是否会造成受众的反感？

为了调查受众对主流文化吸收“萌文化”的态度，在之后的研究中，笔者对10位受访者观进行了访谈。给受访者看了央视《你幸福吗》与《明年还缺啥》这两则报道，它们共同点是在视频中都有几处明显的“卖萌”桥段：前者是流传于网络的“你幸福吗―我姓曾”的对话；后者则有“你缺啥-我缺个男人”等“卖萌”桥段。在观看了这两则报道后，大部份的受访者表现出了一种愉悦，而非反感，当被问及“你觉得央视这样的主流媒体是否应当采用这样不严肃的形式进行新闻报道”时，仅仅有一位受访者表示：不应该。而当问到对“央视卖萌”的看法候，有八位受访者均表示“支持”，并且当被问及“当主流媒体用‘卖萌’的方式来宣传的时候，你会更加接受吗？”时，一半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接受”，其中一位受访者指出：这样给人情切感，比之前容易让人接受。

由上述可见，主流文化中的内容，且主要是正面内容，对“萌文化”的使用基本不会造成受众的反感，相反受众对此是持欢迎态度的。

三、受众能否较好的识别吸收了“萌文化”的主流文化内容？

为了研究受众是否能较好的识别吸收了“萌文化”的主流文化内容，笔者给参与访谈的受访者展示了各种微博“卖萌体”，其中关于雷政富事件的“十二秒反腐”等微博体例是主要研究对象。在对相关微博进行检索后的转发评论统计中，笔者发现至少有70%以上的为负面内容（约抽取了100条评论做出的统计）。

而在访谈中，对着 10名受访者展示完内容之后，有6名受访者表现出这些微博内容荒诞，不够严肃。其余的四人中，两名表示这些微博展示出的社会矛盾值得深思，而仅有一名抱着愤慨态度指出这“体现了社会群体的不满与悲哀”。由此，笔者得出，在微博上，对被吸收包装成“萌文化”的负面文化内容，虽然直接表示负面评价的很多，而报以观望态度和对此种微博所展现的“负面信息”不懈并不以为然的的受众，大多不会去主动再次转发此类微博。

可见，大部份受众实际上对吸收了“萌文化”的主流文化内容的区分识别度是不高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首先，“萌”文化的主体是18-25岁成年人。“萌文化”其实是所谓的“90后非主流文化”的一种延续与扩张，到“90后”开始在网络舆论环境中占优一席之地的时候，他们的“非主流”脱离了被嘲讽戏虐的“异端”的标签，上升形成了这种“亚文化”。在网络时代，由之前“90后非主流文化”所扩张演变形成的亚文化还有很多，如“吐槽文化”、“宅文化”，这些包含着、网络词汇的文化，和“萌文化”体现出了一样的网络时代的亚文化特征：话语方面反叛传统文化；行为方面追求新鲜事物；文化方面已形成传媒追逐、商业热捧的文化产业效应。

第二，主流文化中的正面内容对“萌文化”的使用基本不会造成受众的反感，相反受众对此是持欢迎态度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讲究本份秩序的“礼”，做与自己年龄不相称的事情是“非礼”的，不守本分的行为，是礼教文化中的大忌，如果放到中国传统社会，那么“卖萌”就是一种 “非礼”行为。而在网络时代，这种传统文化中的“礼”却随着主流文化对亚文化的吸收过程而在不断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央视新闻频道下面的滚动字体也在悄然间用硬朗的正式风格改为圆滑风格，变得“萌”了；各大官媒开始推出微博“吉祥物”，用可爱的口吻说着“卖萌”的话语，你来我往的互相评论与回复。

第三，对于主流文化中的一些负面内容，采取吸收“萌文化”的方法，过渡用戏谑、荒诞的方式与口吻传播，会使受众难以识别，陷入“归谬”的逻辑中。

目前传媒界存在的“新闻娱乐化”现象更是为这种主流文化对亚文化的利用提供了便利：在如今的商品社会中，对文化的大规模生产和商业化形成了一个文化工业。虽然在亚文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主流文化看似正面临重大挑战，而实际上，“萌文化”等亚文化却早已被主流文化所吸收使用，被放进了“娱乐化”的范畴中去了，但由此带来的新闻过渡娱乐化风气却值得引起我们的警惕。

总的来说，“萌文化”的快速发展，并非是主流文化面临的巨大挑战。相反的，主流文化以及以“新闻娱乐化”为趋势的文化产业成为了这些亚文化快速兴起的最大受益者。这些新兴的亚文化生态体系实际上给了主流文化很大的机会。从第十放映室电影评论使用“吐槽体”，到央视故意把“恶意卖萌”的采访片段放出，如今，很多新闻内容不但具有主流文化层面的解读，更具有了亚文化层面的解读信息量，这将会是一种很好的文化发展趋势，但也需要我们始终坚持核心价值观的弘扬。

参考文献：

[1]刘树晟：《当代“萝莉”文化解读》，当代青年研究，2010（10）

主流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主流文化；翻译；翻译策略

1.引言

翻译促使两个不通语言的国家、民族之间能够相互交流。在这种交流过程中，为了使译作能被读者所理解并接受，译者必须考虑诸多因素。特别是在如今全球化的时代，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是从一种文化的语言表现形式到另一种文化的语言表现形式的转换过程，文化和语言表现为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因此，在翻译时，译者永远与主流文化以及社会意识形态息息相关，因为译者所选择的翻译策略会受到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2.文化、意识形态与翻译

翻译是译者有关原语的再创作。这种“再创作”往往受到有关语言，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文化的制约作用表现更为明显。这是因为，语言中承载着文化，语言体现反映文化，同时语言又是民族文化的浓缩与象征。语言在其形成和不断发展过程中，深刻反映着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同时映射着某一独特的文化现象。故翻译语言的过程，也不可能只是字字对应，词句对应的机械转换。不同语言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积淀，这使得他们彼此之间的转化过程变得非常复杂。

刘宓庆先生指出：“文化翻译的理论研究之所以特别重要，还由于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差异很大，忽视这种差异，必然有损于文化的双向交流（刘宓庆，1990：127）。”作为一种涉及文化的语言活动，翻译促进了沟通，有助于传播文明。它具有多重属性，如文化方面、交际语言方面等。诺德指出，翻译说到底是一种多层面的“跨文化交际活动”（Nord，1991）。文化翻译既需考虑历史、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又要注意那些承载文化内涵的词语，典故。译者在处理翻译时，应头脑灵活、思维敏捷，既要兼顾语言表层含义的微妙差别，同时也要了解文化深层的内涵。例如，在中国文化中，“红”大多数情况是“褒义”，代表喜庆，欢愉、祝福，如“红包”，“红盖头”，“满堂红”，“红红火火”。而英国人却视“in red”（汉译：“红”）为“赤字，亏空”。这起源于《圣经》，圣经中记载，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让十二门徒喝下他的血，最后耶稣遇难，钉于十字架上被处死。因此“红”在西方就与“血腥，杀戮”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知道，“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基督教对西方文学艺术的影响源远流长，影响着西方人文艺术的方方面面。哲学、宗教是社会的最高指导思想。”（张岱年，1995：433）因此中世纪时期的西方，哲学和宗教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重要地位。如果译者在处理翻译时没有遵循这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那么他的译本就会遭到无情的压迫和蔑视。由此可知，每种文化都有其主流的意识形态，文化也必然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不同文化的交流实质上就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交流和摩擦。因而，译者的翻译活动也必然会受到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支配和操控。

3.关于归化与异化策略的概念和功能

对于译者而言，在翻译过程中，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在目的语中恰当地体现具有原语文化的概念、词汇和一些地道的表达。另外，译者还需跨越文化差异的障碍，合理处理原语中的文化要素，尽可能忠实原文，将原文完整呈现在读者面前。对于以上问题，翻译界处理的策略大致分为两派，即异化派和归化派。

以Nida（奈达）为代表的归化派认为：翻译原语文化因素要以目的语文化或原文作者为归宿，使译文的表达方式趋于自然，并尽可能地把原语行为模式纳入译文读者的文化范畴（郭建中，1998：2），从而使读者正确理解原文。

以Venuti（韦努蒂）为代表的异化派认为：异化这种翻译策略，着重强调原语或原文作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尽最大努力使译文的表达保留原文的特色，忠实于原文，体现原文的独到之处，并尽可能促使译文读者接受原语文化。

4、翻译的策略取向

勒弗维尔（著名美国翻译学家）认为，控制翻译和文学创作的因素：即意识形态与诗学。意识形态和诗学会同时在文学家和翻译家运用话语时，在他们的意识中起作用，影响他们的“创作”或“改写”、“决定翻译家的策略”（王东风，2003：3-6）。归结到翻译的问题上，影响翻译家翻译策略的主要有两个因素，即“翻译家的意识形态和当时文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诗学”。（Lefevere，2001：14-41）

因此，受主流文化主导的意识形态的制约，同时也从译语的可理解性考虑，译者一般会采取以下翻译策略：

4.1归化法

所谓归化法，就是在翻译过程中，把一种文化中的异质成分转化为另一种文化的内容，而转化的内容能被译文读者所接受、理解，并能使译文读者领会到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妙处。

上世纪40年代，美国作家埃文・金（Evan King）在翻译老舍名著《骆驼祥子》和《离婚》时，采用了归化译法，受主流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是出于对当时美国意识形态的考虑，把《骆驼祥子》的悲剧结尾翻译成了圆满的结局，而把《离婚》中讽刺民族懦弱的部分翻译成了轻浮的闹剧。

其原因在于当时的主流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那时二战还未结束，美国整个民族处于矛盾激化的紧张状态，所以社会民众需要轻松的娱乐方式来缓解当下的压力。另外，美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大力发展工业机械化生产，人们面临着紧张忙碌的工作，闲暇时也需要轻松的娱乐，由此大众文化开始兴起。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这一文化强调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通过掩饰现实的激烈矛盾和各种复杂冲突，让读者内心感受到虚幻的和谐和圆满。

4.2 异化法

所谓异化法，就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把原语文化部分以非常接近原貌的形式转换成目的语的形式。这种方法往往能让目的语的语言成分以及表达形式呈现全新的面貌。

例如，时期，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古老的中国慢慢开始睁眼看世界，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也随之面临严峻的挑战。当时，中国的文化地位面临严重危机。按理，受主流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译者在处理翻译时应主张异化的策略。于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开始采用异化的方式从事翻译。他们认识到封建文化的不足，敢于直面惨淡落后的现实，积极学习先进文化，勇敢地用异化的翻译方式引进介绍西方文化。他们希望用西洋文学挽救中国及中国文化。

4.3 零翻译

“零翻译”的概念是由邱懋如教授提出的，提出这个概念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可译性问题。采取零翻译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主流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的，当然与译者的个体意识形态、文化修养、语言功底和翻译态度也密切相关。

例如，《鸳鸯刀》是金庸笔下的武侠小说，在译成英语时，有译者译成“Blade-dance of the Two Lovers”，这里把“鸳鸯”译成“two lovers” 是为了达到可译的效果，采取了零翻译的策略。这是由于在中国文化中，“鸳鸯”指的是一种水鸟，经常雌雄一起在水面上嬉戏，成双入对，相亲相爱，悠然自得。因此“鸳鸯”常常用来比喻“成双成对”“夫妻和鸣”。而在西方文化中却并无此寓意，因此翻译时不能忽略词语所加载的文化意义。

5、结语

总而言之，在翻译学术活动中，文化研究逐渐占据重要地位，这将成为翻译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文化的角度，翻译是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活动或跨文化交际。这一角度为翻译的研究开辟了新天地，它不同于只强调语言在翻译中的地位，它将语言和文化联系起来，共同作为翻译研究中必须考虑的要素。

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取决于其自身所处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自从翻译不可避免地进入文化领域后，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于文化之中的社会意识形态几乎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这一“文化政治实践”（Venuti，1995：19）的操纵。

但在当今中国，我们在基于主流文化意识形态，讨论译者翻译策略取向时，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探讨研究，理论只有与实际案例相结合，才能解决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王东风.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J].中国翻译，2003（5）：3―6.

[2]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归化与异化[J].外国语，1998，（2）.

[3]刘宓庆.现代翻译理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

[4]张岱年文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433.

[5]李霞.权力话语、意识形态与翻译[J].西安外国语学报，2003，（2）：67.

[6]邱懋如.可译性及零翻译[J].中国翻译，2001，（1）.

[7]Nord，Christine，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M].Atlanta GA：Amsterdam.1991.

[8]Venuti Lawrence，“Rethinking Translation”[J].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2.

[9]Lefevere，A.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rame.Lond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

主流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流浪；寻找；现代主义小说

“流浪”是世界文学的一个永恒的母题，由此衍生出了无数的优秀文学作品。马克•吐温的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就是其中一个。

在西方文学中，“流浪”主题常常和“探险”主题相联系，产生另一类小说变体――“探险”小说，比较经典的有《金银岛》《鲁滨孙漂流记》等。早期此类小说虽然也记述主人公的流浪生涯，但重点却是借叙述者的眼光来发现世界。作者往往通过一个亲历者的眼睛去观察、了解世界。十五六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上升，地理大发现的产生，大量殖民地的开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外部世界，表现了人类渴望征服自然的信念。正像有人注意到的那样：“地理意识在西方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地理探险是西方近代文化的标志。”［1］它和西方文化中的求实用、重功利的现世文化是密切相关的。对于探险者本人来说，此类小说往往塑造的是一个“行动的”英雄，表现的是人类的独立意识。这样看来，《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产生无疑渊源由此。神秘的密西西比河、沿途居民的奇风异俗等内容也许是读者在未开卷之前所期待的，这些也是长期的“流浪―探险”小说所培养的逐渐固定的阅读期待！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谈到另一部伟大的“流浪”小说《唐•吉诃德》时说：

“一切统治着宇宙、为其划定各种价值秩序、区分善与恶、为每件事物赋予意义的上帝，渐渐离开了他的位置。此时，唐•吉诃德从家中出来，发现世界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在最高审判缺席的情况下，世界突然显得具有某种可怕的暧昧性；惟一的、神圣的真理被分解为人类分享的成百上千个相对的真理。就这样，现代世界诞生了，作为它的映象和表现模式的小说，也随之诞生。”［2］

昆德拉把上帝的缺席、真理的散失作为现代世界诞生的标志，并以此断言了“现代”小说的诞生。

同样，对具有丰富的地理知识的现代读者来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恐怕要令怀有“探险”期待的读者失望了。对这部书，海明威曾评论到：“一切现代美国文学来自一本书,即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这是我们所有书中最好的。一切美国文学来自这本书，在它之前或在它之后，都不曾有过能与之媲美的作品。”［3］他对此书不吝词语的推崇，或者包含有这样的判断：它开启了一个寻求真理的时代。我们显然不能以单纯的“流浪―探险”小说来片面解读它。从表面看，这部小说以哈克在密西西比河上的流浪经历为线索，串联起了一系列的人物和故事，客观上反映了属于那个时代的纷繁复杂的社会：有黑奴问题(人权问题)、人性问题(善与恶)等，还有属于社会的其他的问题，但它本质上反映的是“人”自身的困惑和迷惘，是真理散失之后对真理的追求，是对“自我”存在的观照。这种观照也是人类自我认识的重要方面。“从人类意识最初萌芽之时起，我们就发现一种对生活的内向观察伴随着并补充着那种外向观察。人类的文化越往后发展，这种内向观察就变得越加显著。”［4］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部真正意义的“现代”小说。“流浪―探险”模式因此在现代又衍生出一个“寻找”的模式(“寻宝”小说的变体)：寻找人生的真谛和价值。这部小说以外在的历险来表现人对自身生存意义的探求。整部小说，表现了人类为了寻找精神家园而进行的不懈追求。哈克在河流上漂流的过程，其实就是对精神家园的寻找过程。从哈克逃离父亲开始，到最后哈克继续自己的漂流结束，其基本模式就是“寻找”。对家园的追寻正是“现代”小说的基本精神特质。陆地象征了“家园”，河流象征了人类漂泊无定的命运。哈克从河流的上游一路漂来，经过一个个的村镇，一件件事情，认识到了家园的虚┩――家园并不存在(虽然在哈克的世界中仍然存在着一些积极的因素)。陆地上的荒诞事件：道格拉斯寡妇不厌其烦的教育，家族的连环仇杀，骗子大行其道，白人对黑人的压迫等证明的是世界的整体性荒诞。所以哈克不得不一次次回到河流上，也只有在河流上，哈克才感到了安全。相对于陆地的“恐怖”“荒唐”经历，小说以哈克的口气抒情般地写到河流：“ 两三个昼夜过去了；我想不如说是流过去了，它们那么宁静、平安、甜美地滑了过去。(十九章)”对河流的赞美之词溢于言表，河流给了他无穷快乐的感受。这种感受，无疑是陆地所不能给予的。陆地对于哈克来说，意味着限制和束缚，对于黑人吉姆来说，甚至是恐怖的地狱。但是，河流并不是永恒的伊甸，它只是哈克暂时的避难之所。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视野的开阔，关于“自然”探险的小说对读者的吸引力越来越小，而许多“探险”主题更多涉及对人类自我创造的社会的认识：之所以仍然是“探险”，表明了人类对异化问题的警惕，对异化的本能的反抗，内在的，还包含有对理想社会寻找的意图，因此，“流浪―探险”是和“流浪―寻找”分不开的。

现代著名作家卡夫卡的小说《城堡》就是以“流├恕寻找”为模式的。这部小说的主题正像他的格言所说的那样：“目标是有的，但是没有路，我们称之为路的，其实只是彷徨。”卡夫卡从抽象的意义上说明了人的孤独与恐惧以及人生的荒谬，这正是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精神实质。主人公K对进入城堡之路的探寻，既是对已经变异了的社会的探险，又是对人生之路的追寻。

有学者指出，所谓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实质是指，“‘上帝死了’之后，因为落入了现代性的孤独而有了对文学的现代主义的理解，中国的文学家则是在‘圣人死了’之后、因为落入现代的孤独而有了对文学的中国式的现代化理解。”［5］

当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以“流浪―探险”模式表现“上帝死了”之后、人类的精神困境之时，中国优秀的小说家表现的也是自己的信仰失却之后的生存的尴尬。但是，由于中西作家精神、文化背景的差异，“流浪―探险”小说模式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

中国人长期存在的自我中心观念影响了自己对外部世界的探求，相比于西方，“流浪―探险”类小说在我国并不发达。但我国一向不缺乏“记游”的文学作品，所以“流浪”在我国是以“记游”的方式出现的。由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的影响，早期“此类作品中的‘自我’在作品中都不是那么浪漫主义地突出”。但是研究者发现，“在明末的小品文和清代的小说中，又逐渐产生了另一种倾向，即普实克称之为‘主观性和个人性’探索自我的倾向。”［6］71这种倾向和西方近现代对自我的探索是一致的。

在近代的奇书《老残游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漫游者的形象“老残”，小说通过老残来带领读者游历四海，观察社会，批判社会。许多人因此把《老残游记》视为“谴责”小说，这是比较笼统的。实际上，作者是抱着美好的想象去揭露当时的现实的。小说第一章写“蓬莱阁”，蓬莱，是中国文化中对仙境的想象。这正表明了作者对未来的信念。刘鹗的时代，虽然封建社会日趋衰微，但士人并未完全失却信心。同样，《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哈克目睹了社会的种种弊端，他像老残一样，仍然对社会怀有温情的想象：在哈克和吉姆的交往中，不时有人性的闪光，“正义”“忠诚”“友谊”等无处不在。在“国王”和“公爵”冒充威尔克斯先生诈骗钱财的时候，全村人对他深信不疑，只有一个罗宾逊医生指出了他们的真实面俊―“罗宾逊医生代表的是人类的理性因素，这是马克•吐温越来越强烈认同的一个因素。”［7］在故事结束的时候，沃森小姐良心发现，给黑人吉姆以自由。“逃亡”失去动力，哈克继续流浪，故事戛然结束。也许有论者认为，这样的结尾表明作家社会批判意识不够彻底。试想作家生活的时代尽管有各种问题，但资本主义仍然处于上升时期，怀有美好的想象也属正常。所以，鲜明的现代主义的主题不是一开始就在中西小说中自然地出现的，它必然要经过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要经历认识深化的过程。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矛盾的进一步暴露，理性因素与正面价值在此类小说中就愈发稀薄了。20世纪初，是中国“圣人死了”以后，新的信仰还没有建立的时代，一代知识分子苦苦求索救国道路而不得。所以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在中西文化的合力影响下，出现了“流浪―寻找”这一变体。哈克在大河上的游历具有明确的目标，一是逃离社会对自己的束缚(教化)，二是帮助黑人吉姆逃亡。它内在地是关于个人“自由”的言说。现代中国的一些“流浪”小说，人物的旅行更像是没有目标的漫游，他们的毫无目标的漫游其实是面对残破的国家无计可施的绝望情绪的外化。郁达夫的小说就是如此。它的很多作品都是以“流浪”为叙述模式的，如《南迁》《中途》等。李欧梵评论说：“郁达夫的旅行却只是在偶然地、无益地寻求着这意义，而且往往是在途中停止于无意义之中，相比之下，郁达夫的独行旅客是真正孤独的，他浮沉于一个他所不能理解的紊乱的世界之中。”［6］75鲁迅的经典小说《故乡》也是“流浪”模式，钱理群先生以“离去―归来―离去”模式［8］分析这篇小说，剖析了一代知识分子彷徨苦闷的生存现实。这个模式其实就是“流浪―寻找”模式的不同的表述：知识分子辗转漂泊无非是要寻求“真理”――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过去士人所信奉的“圣人圣言”已经不再，而新的流行的种种“主义”也殊可怀疑，留在心头的只有迷惘与彷徨了！鲁迅之所以是伟大的作家，甚至是伟大的思想家，在于他已经看到了新价值理想的虚妄，但并不因此而菲薄：“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种反抗绝望的精神特质固然令人崇敬，但他不得不独自承担这沉甸甸的重量，承担这“现代中国最痛苦的灵魂”。(王晓明语)

“流浪”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模式，它表征了人类对世界的不懈探索，由它衍生的小说话题是说不尽的。我们从哈克的流浪谈到了余华小说中“我”的旅行，其目的无非是要在社会变动的背景下，揭示出“自我”主题的历程。早期的“自我”中的理性的存在，到后来小说中自我的迷失；西方现代小说对“形而上”的追求到中国作家对社会一以贯之的责任感，巨大鸿沟的背后是历史和文化所造成的内在差异。

［参考文献］

［1］ 王晓伦.地理探险、地理学与西方文化［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03).

［2］ ［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7.

［3］ 宁倩.美国文学名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106.

［4］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6.

［5］ 王富仁.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A］.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修订版)［C］.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259.

［6］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M］.北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7］ Alexander J Butrym.《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及相关作┢罚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193.

［8］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2.

主流文化论文篇(4)

论文关键词：图书馆；数字资源；整体建设；推广使用

数字资源是人类社会科学技术进步，信息资源不断更新增加的产物，具有方便、快捷、高效的特点，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数字资源作为建设数字图书馆的基本信息物资储备，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体现为易存取性、易检索性、易管理性、易更新性。海南省图书馆作为全国最年轻的公共省级图书馆，在建馆之初就较为重视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并将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作为本馆文献资源建设的重点工作。本文就如何建设好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这一个课题加以分析、探讨。

一、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概况

（一）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现状

海南省图书馆现有数据库15个，年平均访问总量达70万次，可在馆内上检索、下载所需文献，其中部分数字资源还开通了馆外登录使用功能。本馆数字资源从资源功能上可将其分为学术型数据库、经济型数据库、多媒体型数据库、教育考试型数据库、电子图书型数据库等几大类别，其中电子图书型数据库与学术型数据库的读者年访问量为最高。读者可通过馆内的数字阅览室及其它阅览室的检索机免费使用本馆数字资源。

（二）海南省图书馆数据库存在的问题

1、年购置经费不足

与国内其他省级公共图书馆相比，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购置经费相对较少，购置数据库数量较少，读者数字资源多样化需求未能得到满足。本馆数字资源年度采购经费预算中，已购置数据库的年度更新费用占据绝大比例，甚至是占用全部采购经费，而用于新增数据库的采购经费较少，甚至是没有经费预算比例。

2、数字资源使用率不高

与国内知名的省级公共图书馆相比，海南省图书馆建馆时间较晚，读者人数还没有达到一定规模，加上读者对数字资源的了解和使用有一定的局限，造成读者对本馆数字资源使用率不高。oclc于2005年出版的《对图书馆和信息资源的看法，致oclc成员的报告》结论部分指出：“自从互联网的出现，信息用户越来越少去图书馆；绝大多数信息用户没有意识到图书馆拥有大量的电子资源，也没有去使用这些资源”，与此同时，网上信息资源更丰富更便捷，相对本馆的数字资源更具有自身优势，也是造成图书馆数字资源使用率不高的重要原因。

3、数字资源宣传力度不足

本馆数字资源对外宣传方式单一，手段不灵活，让社会公众对本馆数字资源的自身独有的专业性认识不足。另外，数字资源宣传周期过于短暂，未能达到应有社会影响力。

二、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整体建设建议

“当前，信息技术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图书馆事业，使之开始了一场最为重大的变革。100年前基本成型的传统图书馆形态已经面目全非，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与数字化、网络化信息技术相适应的新的工作方式与服务方式”。而作为图书馆馆藏资源媒介形式，也将由传统纸质馆藏文献为主过渡到传统纸质馆藏文献与数字信息文献并驾齐驱的阶段，更甚转变为以数字信息文献为主的媒介形式。为适应未来图书馆事业发展与读者使用图书馆需要，需从海南省图书馆的实际出发，整体规划设计建设自身独具特色的数字资源馆藏，按对内整体建设与对外整体建设两种建设方式，对本馆数字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建设。

（一）图书馆数字资源对内建设

对内建设主要是针对图书馆自身数字资源建设的方式，主要包括有对数据库产品的采购与构建本馆特色数据库。数据库产品的采购是本馆数字资源量化建设的主要方式，可快速增加本馆数字资源的种类和数量；而特色数据库的建设是本馆数字资源建设质变的有效方式，可使本馆数字资源整体质量得到改观。

1、数据库产品的采购

本馆数据库产品的采购需遵循的原则：（1）读者需求至上的原则，满足读者的数字资源需求是本馆数字采购配置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本馆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立足点；（2）科学规划原则，目前国内有众多数据库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本馆应制定数字资源馆藏发展目标和体系结构标准，科学合理地挑选既能丰富本馆数字资源种类，又不超出本馆财政购置支出能力范围的数据库产品；（3）合理配置原则，在已开通数据库中存在部分数据库的子库重复采购的问题，需对现有的数据库的子库进行重新挑选，合理采购配置，避免重复建设，节约购置经费。

数据库购置的方式，目前数据库提供远程访问与镜像访问、个人用户访问等使用方式，其价格相差较大，为了更好的建立建全本馆外购数据库资源种类，可针对数据库产品分别采用不同购置方式，一些价格较高而利用率不高的数据库及外文文献数据库可采用个人用户访问方式予以采购，并通过图书馆的参考咨询为读者提供库内数字文献；一些价格不高而利用率较高的数据库，则可通过采购远程访问与镜像访问两种方式相互补充；一些价格不高而体系严密的数据库，则可通过购置镜像访问方式。

2、特色数据库的构建

特色数据库是图书馆特色馆藏之一，省内各家图书馆建立特色数据库的数量不多，为充分发挥省馆的作用，一方面可以联合其它省内图书馆建立起具有海南特色的地方文献数字资源，另一方面可以与数据库公司进行多种方式联合建库，

（二）图书馆数字资源对外建设

互联网信息资源规模日趋增大，图书馆在保持信息同步的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为此需通过与外部合作建设数字资源。主要包括联合采购与信息资源导航建设两个方面。联合采购可以避免采购经费不足与数字资源重复建设的问题，通过联合采购，资源共享的方式，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文献资源；信息资源导航建设，主要是通过图书馆馆员利用互联网上权威信息，构建网上信息分类整理与导航。

三、海南省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推广使用

（一）加强图书馆数字资源宣传途径

利用互联网及多种媒介宣传报道本馆数字资源，并在一定的周期有计划的强化宣传频率，提升本馆数字资源的知名度，并在图书馆首页内添加各数据库的简介和使用指南，方便读者使用。

（二）提高读者数字资源检索技能

通过举办多种形式的数据库检索技能培训班及各种数据库的检索讲座，方便读者更好地了解各个数据库的功能与使用方法，进一步提高读者使用数据库的能力。

（三）定期举办检索技能大赛

与省内有一定品牌影响力的赞助商或者与数据库公司合作，定期举办本馆检索技能大赛，这样不仅提高本馆数据库的知名度，也有利于读者更好的使用本馆数字资源。

（四）主动提供数字资源信息服务

图书馆馆员要转变传统信息咨询服务方式，由被动提供数字资源信息服务转变为主动出击，主动创新提供多种数字资源信息服务，抢占数字资源信息服务高地，使更多读者接受图书馆专业数字资源的服务。

主流文化论文篇(5)

论文关键词：水仙花；文化意识；“一家人”社会

水仙花(suisinfar)，本名埃迪斯·莫德·伊顿(edithmaudeeaton，1865—1914)，是一位具有一半中国血统的欧亚裔作家。她是第一位用英文描写在美华人经历的华裔作家。她的代表作是一部短篇小说集《春香夫人》，里面收录了她的37篇小说，被公认是第一部反映中国移民在美国的经历以及华裔妇女为争取合法权益而斗争的作品。她的作品大多以异族婚姻、文化冲突等为主题，文笔清新雅致，飘逸自然。创作的故事多以华人移民生活为背景，语气亲切，叙述性强，描绘出一幅幅详尽的画面，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华裔社会的方方面面。她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而深邃的笔触，以其过人的才华和敏锐的洞察力，塑造了许多丰满逼真的人物形象，为我们讲述了～个个欢笑与泪水交织的海外华人生活的日常故事，获得了当时美国主流评论界和广大读者的一致赞赏。随着时光流逝，与她同时代的其他华裔作家都被人们逐渐遗忘，而水仙花的作品，却散发着永久的魅力。

然而，水仙花作品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文学艺术上的成功。当时华人在美国属于少数民族，被推向远离主流文化中心的边缘。184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更是把美国主流文化中对华人的歧视与压迫推向高潮。“黄祸”一词凸显出白人对华人的敌意与排斥心结。北美主流文学中经常出现对华人形象的歪曲描写。在许多作家的笔下，华人野蛮、奸诈、愚蠢、迷信，身上集中了人性最丑陋的品质。在美国主流文化忽略并扭曲华人形象的大背景下，她作为一个具有欧亚裔血统的人本可以装作白人享受白人应有的优越生活，但却选择了捍卫中国人和劳动妇女的事业，用犀利的笔锋发出美国华裔文学的第一声呐喊：“我们需要中国人站来为中国人的事业伸张正义!”。。怀着对母国人民的赤诚爱心，她用朴实无华的文章为华人的权益大声疾呼。

她的作品大多围绕着男女平等、相互尊重、生活方式的改变与文化传统的继承等主题，贯穿着作者的爱华情结，突破了当时美国主流文学只描写华人社会“光棍”而忽略为数不多的妇女人口的文学程式，成功地在婚姻、家庭这一主题范围内向读者讲述了她对妇女特别是华人妇女所面临的种种困难等的看法，表现了对华人妇女疾苦之关切。对于华裔作家来说，他们由于同时受到中西方两种文化的侵染，很难对自己的族裔性——文化身份进行界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了为何水仙花文化身份的界定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如果按时问顺序，结合其生平经历，分析她先后发表的作品，就不难发现她的文化意识发展经历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正如她在《一个欧亚裔人的回忆书柬》中写道：“我一手伸向东方，手伸向西方，希望他们不会完全破坏这微不足道的桥梁。”…话语表现了作家对自己文化身份认同的过程：从早期的英国妇女“埃迪斯·伊顿”到后来的中国女人“水仙花”，再到最后的“没有国籍”的“欧亚人”。最终，作家在经历了文化身份上的“东方”与“西方”的痛苦徘徊与游离之后，她眼中的原本对立的“两个世界”逐渐走向融合，其文化意识发展经历了两次大的飞跃，社会文化思想已经日趋成熟。纵观水仙花的一生，我们把她文化意识的发展分为以下三个时期来进行分析。

一、早期作品创作时，水仙花认同自己为埃迪斯·莫德·伊顿，在作品的创作中。常以局外人的身份去观察东方

水仙花的创作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加拿大蒙特利尔时期(1888—1898)、美国西部时期(1898-1909)和美国东部时期(1909—1914)。水仙花创作早期在自我文化身份的界定上，认同自己为一个英裔加拿大人。她在写作时常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去观察东方，因而作品中不可避免地留有一些“白人眼光”的痕迹。因此她早期发表的作品像《赌徒》、《自由之土》、《坐马车旅行》等署名大多仍使用她的真名“埃迪斯·伊顿”。

水仙花的华人意识源于她和母亲亲密的关系。作为长女，她经常帮助母亲干家务活儿，从母亲那里，她了解到了很多中国的风俗文化知识。但水仙花在北美长大，一生从未去过东方。从童年时代起，她接受的是英式的学校教育。尽管体内涌动着的那一半来自母亲的中国血统使她在文化意识形成之初就与东方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是水仙花早期作品中对于华人的描写大多处于想象的阶段。对中国及其文化极其有限的了解这个前提决定了这一时期水仙花对东方的认识不可能非常深入，在文化身份的认同上她也还并且只能处于“一个英国妇女”的阶段，不可避免地从一个西方人的视角来审视东方人及其文化。这一立场明显地表现在她早期的作品中。她早期的作品多多少少表现出来一种倾向：故意营造出强烈的异国情调，以此来吸引读者。比如说她习惯用“quaint”这个词来形容华人，在此影响下，她早期的一些小说，虽都以中国或中国文化为背景，但相比她以后的作品而言，她并非想通过背景来表达某种文化含义，而是源于她对中国文化的新奇与向往。比如像她的两篇小说《东方爱情故事一则》和《中国世仇》的情节设计上很有几分类似西方的经典浪漫爱情故事，将东方文化背景引入西方爱情经典中的创作手法使故事染上了一层神秘的东方色彩。她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认识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水仙花在成年之前一直生活在白人社会，接受的完全是英式教育，就连她身边唯～的中国人——她的母亲也是从小接受英式教育，她不可避免地会吸收当时社会上盛行的一些东方主义观念和术语，即便她长大后有了自省能力和批判意识，华裔种族意识日益强烈，其潜意识里也难免存有东方主义的残余。

作为一个欧亚裔混血儿，水仙花仍属于弱势群体的一员，同样遭受着种族歧视与欺凌，生活非常艰辛。尽管这个时期她还没有勇气公开承认自己一半的中国血统，潜意识里以“一位英裔加拿大人”自居，但特殊的家庭背景以及对母亲的热爱使她在写作中并没有像有些作家那样将东方“妖魔化”，而是对华人抱以同情态度来进行创作，对华人命运非常关切。在作品中，她打破了中国人失语的现象，让华人成为故事中会说话的主人公，通过他们自己的言行展现他们的生活状况，因此其笔下的华人成了有血有肉会思考的活生生的人，形象要丰满得多。她力图纠正在主流文化的歪曲宣传下，一般人心目中华工的陈腐愚昧，不道德、不自重的刻板形象，认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正直、勤劳，强壮、健康”，“他们虽然远离家乡，远离他们的孩子和妻子，但是他们安分守己、自尊自强”。作品中所反映的作者强烈的“中国情结”预示着她自身文化发展中的第一次飞跃即将到来。

二、文化意识发展的第一次飞跃——公开承认自己的华裔血统

1897年的牙买加之行是水仙花文化意识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牙买加的记者生涯加剧了她对白人文化霸权与种族优越感的厌恶，历经一个痛苦的文化身份的探寻与构建过程后，水仙花不再掩饰自己的中国血统，公开承认了自己的华裔身份，从而实现了文化意识的第一次飞跃。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她在作品中不再以代表她“英国妇女”身份的“埃迪斯·伊顿”署名，而改用“水仙花”这个中国名字。笔名往往反映了作者的某种目的和关注的某种事物，她以水仙花的英文译音suisinfar来作为笔名，强调的是她的华人民族意识。在中国文化中，水仙花代表“高贵典雅”以及“对故土的眷恋”，所以她对水仙花这个笔名的选择，最大程度地表明了她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这时，她创作的题材也由最初的散文、加拿大浪漫爱情故事等转到华人故事上来，而其中很多是以华人妇女为主人公，讲述她们在爱情、婚姻、家庭等问题上的两难选择。创作题材和署名的变化无疑揭示了水仙花在身份定位和文学诉求上向华人靠拢的过程。

文化身份的这一转变使她的创作态度更加踏实，不再靠刻意地创设异国情调去吸引读者，她想要做的是记录并阐释华人作为少数族裔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因此，她不断深入到唐人街华人日常生活中。在水仙花的笔下，唐人街不再是粗鲁可怕的“单身汉社会”，里面有男人与女人、大人和小孩，有可爱的动物，还有欢笑与歌声，这是一个与其他种族聚居区一样的生气勃勃的社会。

我们看一下她的作品《新世界里的明智之举》中的一段场景描写：

大街上拥挤的人流中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女人们的歌声一阵阵地从小巷深处的阁楼里传来，而那些阔太太们却不屑于这些歌女的姓名。肥胖的理发师正开心地看着一个喝醉酒后跌进水沟里的白人；一个干瘪老头提着鸟笼，站在街角处，乞求路人驻足让他算命；几个孩子在路边燃起木块，迎面走过体格健壮的中华会馆老板，正津津有味地与寺院里的黄袍大师聊天。一个穿着新潮美国服装的华人与一个金发女郎放肆地大笑着，一起走进一家中餐馆。在各种各样的喧闹声里，还夹杂着电车的叮当铃声和车轮轧过地面时发出的刺耳声响。

主流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流行文化；教学法改革；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6-0189-02

目前，流行文化的传播和渗透对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高校是各种文化产生和聚集的重要场所，当代大学生也是流行文化的最主要受众之一。因此，流行文化的广泛传播和强大影响力势必会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影响，特别是网络以及手机上网的迅速发展和普及，使得流行文化在我国的高校校园中蓬勃发展。针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所面临的问题，进一步将流行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课程教学方法二者合理地结合起来，是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一个新的方向和机遇。流行文化为何在高校传播如此迅速？如何合理利用流行文化，改革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本文试图在一定理论基础上，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以期对我国的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改革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当代流行文化现象诠释

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属于文化范畴，当代流行文化具有复杂性和灵活性。吉登斯认为：“流行文化指的是被成千上万或几百万人观看、阅读或参与的娱乐，是一种大众广泛参与的娱乐活动。”[1]海蒂兹则认为：“流行文化主要是如同时装、电影、CO、VCO、电视节目一类的普遍可得的人工制品。”[2]流行文化借助大众传播媒介电影、电视、广播、报刊、广告、杂志等而流行于大众中，如流行音乐、叫座的影片、广告艺术、大批量生产和复制的流行文化产品等。流行文化与商业、消费、娱乐、政治有机结合，形成了物质化的、虚假的文化，并满足人们消极、被动、虚假的需要[3]。流行文化风行于现代都市中，充满浓郁的商业气息。流行文化始于西方，它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大众传媒产生所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同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的前言中所说：“在其一般现代用法上，文化这个词进入英语思想界是在工业革命期间。”[4]因此，文化和流行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流行文化得到广泛的传播，这对高校大学生形成了巨大的影响。日本社会心理学家萌山庆司说，流行是青年人创造的。大学生思维活跃，兴趣广泛，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喜欢追求新奇刺激，是社会生活中最有生机、最具开放思想的人群。他们不仅充实了流行文化的内容，还革新了流行文化的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或延缓流行文化的进程。大学生能够较早接触一些新兴的流行文化形式，甚至对其进行改造，进而传播他们自己的流行形式。他们往往会用一些流行文化的形式来演绎传统或主流文化。比如，在动漫作品中配着古典音乐的国画风格的场景，或者是革命歌曲的摇滚版，这些都受到了大学生的广泛欢迎，并且，在同学们之间广泛传播着。当代大学生对流行文化的创造力与传播力都很强，他们会创造流行文化的形式，通过网络等媒介加以引导传播，高校大学生成为流行文化传播的重要力量。流行文化在高校的广泛传播，其本身的商品性、市场性、世俗性和互动性对大学生消极面日益凸显，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的问题

在长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思想政治课紧跟时代的发展，着眼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为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通过对近几年来思政课教学的认真研究和反思，我们发现，当前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临了多方面的困境。

首先，从教育对象方面来看，有相当数量的高校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感兴趣程度不高、认可度不够。总体来说，大部分高校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兴趣并不浓烈，但大部分同学对它并不抵触，他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有一个基本正确的认识和积极态度，学生认为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可行的。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可程度较低，学习态度较为消极、被动，认为课教学内容抽象、空洞，并且与就业相关性小。

其次，从教育者方面来看，存在着创新意识不高，采用较为单一的教学手段，习惯于单纯地传授知识，缺乏对现实问题在理论层面上进行研究的现象。有些教师继续采用一个教室、一名教师、一本教材、一支粉笔、一张嘴巴的“五个一”方法，枯燥乏味，使得理论与现实相脱节；有的老师的教学方法就是“坐讲”，就是高高在上，照本宣科，拘泥于书本的纯理论，缺乏实践；有的老师虽然采用了现代教学技术，但仅仅停留在以投影替代板书上；有的平时不注意对自身素质的提高，对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重大、热点问题和现象，不能给学生一个有说服力的回答，等等，这些都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效果。

最后，从教学内容来看，内容较为重复陈旧。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今天，内容已十分丰富，因此，在设置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时，既要顾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又要说明每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话的具体内容，哪一快都不能忽视，从而造成课程体系十分庞杂。这些内容当中，有一部分的内容与中学课程存在低水平重复，某些课程之间也有内容的交叉重叠。同时，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相关教材缺乏许多具有现实合理性的观点和内容，缺乏时代感和超前性。

三、流行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相结合

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都会发生变化，同样，流行文化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针对上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出现的问题，我们应着力降低流行文化所带来的消极因素，并有效结合流行文化的特性，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有效性。

（一）利用流行文化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创新思想政治教学的方式和手段

流行文化具有形象、生动又富有感染力等特点，很多艰涩难懂的理论，通过流行俗语的形象表达，就变得很容易被高校大学生接受和理解。同时，可以充分运用电视录像、投影、网络、多媒体教学软件等现代科学技术，当代大学生崇尚创新，关注新技术，包括信息技术、网络技术，而且非常希望亲身体会和尝试，希望运用新的技术手段来学习知识。这样既能吸引学生，又能创新教学手段。可以把理性的内容具体化，把抽象的道理直观化，以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形式对受教育者造成鲜明清晰的视觉印象和冲击力，可以有效改变传统枯燥乏味的教学活动。

（二）充分了解流行文化，引导学生正确对待

流行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流行满足了社会适应的需求，是一个特定的模拟，它提供了最一般的条件，使每位个体的行为有可能成为一种榜样。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师是流行文化影响方式、传播途径中的重要变量。这也就要求教师必须充分了解流行文化，只有对流行文化充分把握，并且从专业角度有针对性地看待流行文化，通过对大学生主要需求的分析，挖掘流行文化中的亮点，使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之间有机结合，才能引导引导学生理性认识流行文化的内涵，分析其利弊，创造师生、生生之间的和谐互动，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与价值观。

（三）重视优秀流行文化，开拓教育教学资源

随着高校与社会联系的加强，我们不能用简单抵制与堵截的方式对待流行文化以消除其对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的消极影响。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并正确分析流行文化对思想政治教学带来的多方面影响，充分认识大学生的身心特点与时展需求，以科学谨慎的态度，选择部分优秀的流行文化纳入到思想政治教学资源之中，顺应时展要求。应充分挖掘优秀流行文化所蕴含的积极意义，开阔大学生眼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时代性，促进教学有效的充分实现。要认同学生对优秀流行文化的学习与创造，但同时要严格抵制低级、粗俗的流行文化及其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这样既可以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趣味性，又可以让大学生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和理解思想政治理论。

（四）以流行文化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

流行文化本身具有实践的条件，包括实践教学资源的开发利用、实践指导教师培训与整合、实践教学运行和保障机制。流行文化会引领出许多新鲜事物和新鲜问题，这些在书本上是找不到的，可以利用流行文化丰富多彩的形式吸引大学生们的注意力，引导他们到实践中去，深入社会调查研究，将实践作为思想政治学生学习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要坚持以主导价值观和主流文化作为各种实践活动的精神内涵，抵制流行文化中低俗和反主流的负面因素，充分利用流行文化的鲜活形式，吸引大学生们的关注和积极参与，使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加深对思想政治理论的认识。

四、结语

要改革教学方法，使流行文化真正成为学生学习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的手段，教学是整个学生学习的重要环节。实践证明，当代大学生是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与时俱进，紧密结合大学生的思想实际，以改革促发展，以建设求提高。只要积极营造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的氛围，坚持真理，与时俱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就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达到百年树人的目的。

参考文献：

[1]A.Giddens. Sociology[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the Third Edition，1997：364.

[2]D.Strinati.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Popular Culture[M]. London： Rout ledge，1995

主流文化论文篇(7)

论文摘要：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文艺学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1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么，树立问题意识、间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等学术意识，对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l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少学者对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和自信的态度，但更多的学者是对文艺理论的问题和危机的反思，对其发展充满忧患意识。的确，如何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如何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如何在注意文艺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学科内涵的同时，重视文艺学学科创新扩容、多元互动的发展趋势?以上种种问题，我们觉得，更新文学观念，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树立问题意识、问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生活在急剧变化。电子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阅读习惯。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马克思主义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文学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

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艺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作家与生活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相互作用和交流对话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客观地观察和认识生活，而是把事物也看作有生命的主体，与其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交流关系，“我听过我的身体进入到那些事物中间去[3_，它们也像肉体化的主体一样与我共同存在”。“在一片森林里，有好几次我觉得不是我在注视森林。有那么几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看着我，在对我说话。”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也曾多次描绘过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亲相融、和谐统一的密切关系。显然，在艺术家眼里，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人来源于自然，在本质上同于自然，因而人和自然之间是天然地可以相通的，是一种真正的相互作用和对话交流的关系。事实上，作家在创作中所描绘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自己与事物之间所建立起的这种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关系，这是与以往我们对于艺术活动总是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统一来加以解释是完全不同的。

文学作为主体间性活动，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进入了真实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形象“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与我无关，而是与我息息相通的另一个自我。文学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间的对话、交流，在这种对话交流中，自我主体以最大的诚挚和最深切的同情对待文学形象，倾听文学形象的述说；同时自我主体也向文学形象敞开了心扉，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在这里，文学形象与自我主体是同等地位的主体存在，主体之间始终贯彻着平等的对话、交往精神。

艺术接受也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读者不仅要和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的世界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建立起精神上的对话交往关系。文学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产物。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它饱含着作者的情感，蕴含着作者的倾向，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会发生某种情绪上的反应，或欣喜、或愤怒、或悲哀、或惊骇、或振奋……读者与作者作为两个主体，以作品为中介在进行着文学经验的交流、沟通，从而形成了某种共识。因为，文学经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社会的，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学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文学活动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对话活动。

三共生意识

文艺学学科不可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真理，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文艺学学科自身的建设，文艺学学科与其它学科的关系，都应当凸现出一种交往对话、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生共荣的思维。

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曾被当作一元的、绝对的真理，其他的文艺理论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排斥。这一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定式，就会成为教条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认为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完全是一种只讲对抗不讲互动、只讲斗争不讲融合的思维模式。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文论就是从西方古典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对话交锋中得到确立并超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性、指导性，体系性是毋容置疑的，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可能代替全部文艺理论。文艺理论中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被古人和今人讨论着，而当下文学艺术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更是他们不可能涉足，也难以预见的。我们发现，20世纪8O年代以来传人我国的各种外国的文论学派有许多新的主张与独特的见解，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所看不到的。这些理论的引入，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科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理论语言，文艺理论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对立走向了互动。

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是一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交往、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中，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文艺学学科不可能孤立地就文学谈文学，文艺学学科总是与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艺术学甚至自然科学相联系。如产生于2O世纪中期以后的当代文化批评，其思想资源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包括2O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近些年来兴起的生态批评也是跨学科的。宣扬美学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借鉴阐释模型。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说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

四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生命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性、开放性、多元性，从根本上说，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发展意识。西方文论在发展。2O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一世纪，西方文论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这种发展态势表现为：一是流派繁多，数十个文论学派此起彼伏，异常活跃，远远超过了l9世纪西方文论的流派数量；二是批评新潮不断迭起，交替的频率越来越快。一般说来，当代西方文论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不过二三十年，繁荣时期的周期更短，以至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文论流派“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景象；三是多个流派之间既有尖锐的冲突交锋，又相互交叉、渗透和吸收，呈现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少文论家同时成为两个甚至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流派中也可能同时吸纳几个流派的文论家。正因为这些，2O世纪西方文论才得以繁荣，才得以快速发展。

中国文论也在发展。二三十年代传人我国的马列文论，近十多年来吸引我国不少学者注意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叙述学、文学本体论、原型批评、文学接受理论等等，它们既使我国传统文艺理论得到了更新、发展，又拓宽了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文艺理论出现了交往对话、开放多元的新局面。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受到新观念、新方法的激活而使其深邃的内涵得到多方面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世纪之交发生了从语言论到文化的转向，给文艺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营养。影视与网络的发展，使文艺的传播变得快捷而方便，而大众文化的发展，则对传统精英文化提出了强劲的挑战，并使许多边缘化群体和个人参与到文学艺术之中，而文化诗学则以它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和批判性精神，给文艺学的发展增添了十分强有力的新视角和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