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果承担责任书篇(1)

关键词：票据伪造;出票伪造;背书伪造

一、票据伪造的概念

中国人民银行颁布施行的《支付结算办法》第14条第4款规定：“本条所称的伪造是指无权限人假冒他人或虚构他人名义签章的行为。签章的变造属于伪造”。据此可知，所谓票据伪造是指无权限人为了行使票据权利，假冒他人名义或者虚构他人名义签章的行为。最常用的分类是将票据伪造分为出票伪造和背书伪造。下面分析风险承担问题时就将以出票伪造和背书伪造分别展开。

二、两大法系下票据伪造的风险承担

由于伪造的票据并不是被伪造人的真实签章，因此通常情况下被伪造人绝对免责，而此时持票人或者承兑人如果发现了票据伪造的事实，该由谁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呢？如果持票人可以追索到伪造人，显然可以要求伪造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伪造人在取得不法利益后往往会携款潜逃或者已经将不法利益挥霍殆尽无法归还他人所受损失，因此此种情况下产生了由谁承担风险的问题。

下面就将结合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规定具体对出票伪造和背书伪造两种情况下的风险责任承担进行分析。

(一)出票伪造的风险分担

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法系国家关于出票伪造风险责任负担的原则非常相近，都主张由持票人或付款人负担风险责任。

1.持票人负担风险责任

持票人负担风险责任的时点主要在出票伪造的票据未获承兑或付款之时。根据各国票据法的规定，当票据在提示承兑或提示付款时，如果付款人发现了出票伪造事实，则可以拒绝承兑或拒绝付款，因为出票伪造的票据是无效票据，付款人自无付款之责。在无法查找伪造人或伪造人无力赔偿的情况下由持票人负担风险责任。

2.付款人承担风险责任

由付款人负担出票伪造的风险责任具体分为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付款人对于票据已经付款的情形。对于出票伪造的票据，持票人如果提示付款的，付款人虽进行了审查但是未发现伪造的事实而善意地付款给持票人，付款行为有效，付款人不得要求被付款人偿还所付款项，而只能向伪造人追偿。但是，如果持票人明知出票人的签名系伪造仍提示付款，付款人善意地予以支付的，则持票人应将取得的款项返还给善意付款人。

第二种情形是付款人对伪造的出票已经承兑的情形。在汇票制度中，汇票到期前，持票人一般都会根据票据提示请求付款人承兑。若付款人未能发现出票伪造的事实而予以承兑，并且承兑之后才发现伪造的事实，则他对承兑后已付对价的善意持票人不得以该汇票系伪造为由撤销承兑或拒绝付款，而仍应向承兑后的持票人履行付款义务。付款人此时若要挽回损失只能要求伪造者赔偿损害。

3.出票伪造风险责任负担的例外

如果将出票伪造的风险责任全部归由付款人承担显然可能会导致不公平的情形，因此各国规定了出票伪造风险责任负担的例外规定，也就是由出票人负担出票伪造的风险责任。在大陆法系国家，这种例外主要是通过是允许双方约定将原由付款人负担的风险责任转嫁给被伪造人(出票人)。在英美法系国家，关于出票伪造风险责任的例外规定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⑴适用禁反言原则。此种情况主要指如果被伪造人明知票据上出票人的签名是伪造他的签名，他却以行为或沉默方式有意使别人相信该签名为其真实签名，之后他就不能对善意购买人或其他善意第三人否认签名的真实性，以签名伪造为抗辩拒绝承担票据责任。⑵出票人对伪造签名的追认。出票人一经追认，即应承担票据上的责任。⑶被伪造人有过失。显然此种情况下出票伪造的风险责任就应由被伪造人负担。⑷支票客户违反审查、通知义务。客户如不履行审查义务，或发现伪造事实不及时通知银行，银行错误付款的损失就将由客户承担。

(二)背书伪造的风险责任

1.付款人的风险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形：第一，伪造人伪造了出票人的签章并且以收款人的身份取得票款。因为受委托的付款人是基于委托代理关系对票据持票人(此时为伪造人)为付款业务，而在背书伪造中被伪造人并未进行真正授权，因此最终的风险应该落在付款人身上；第二，伪造人伪造了出票人的签章并且以自己为收款人，却以收款人的身份将票据转让给第三人，由第三人取得票款。因为第三人属善意取得票款并支付了对价，此时付款人没有审查出出票的伪造，进行了错误的付款，责任理所应当自己承担，因此最终的风险仍然由付款人承担；第三，出票人的签章是真实的，但是伪造人伪造了原合法持票人的背书将票据转让给第三人，付款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第三人付了款，此时的风险仍由付款人承担。

2.持票人的风险持票的风险有以下两种情形：第一，伪造人伪造出票人的签章，以自己作为收款人并将票据转让给善意第三人，到第三人提示付款时，如果付款人发现出票伪造而拒绝付款，相对于付款人而言，由于持票人更容易发现票据伪造的事实，因此应由持票人承担风险；第二，出票人的签章是真实的，伪造人伪造了原合法持票人的背书并将票据转让给第三人，此时付款人如果审查出票据上有背书伪造的存在，同时拒绝付款的，此时应当由持票人承担风险。原因在于持票人最易防范和发现票据背书伪造，因此其只能依民法原理向伪造人请求赔偿或追回损失，如果无法实现此项请求权，最终的风险由善意持票人承担。

3.被背书人的承担风险的情形主要有两种：第一，伪造人伪造了出票人的签章并以自己为收款人，并将票据背书转让给被背书的第三人，第三人又将票据背书转让给最后持票人，最后持票人为善意，而付款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最后持票人付了款。此时真实签章人应就其在票据上的任何记载事项承担票据责任；第二，出票人的签章是真实的，但是伪造人伪造了原合法持票人的签章并将其背书转让给被背书的第三人，随之第三人又将票据背书转让给善意的最后持票人，付款人在不知伪造背书的情况下向最后持票人付了款，此时最终的风险落在从伪造人手中取得票据的被背书人(也就是真实签章人)身上。

三、我国票据伪造风险承担的完善

我国现行票据法中对票据伪造并未明确区分出票伪造与背书伪造。在票据伪造的法律效力上，也基本上是采纳大陆法系国家的规定，即坚持“无签名无责任”原则，因而伪造人和被伪造人都不承担票据责任。但在实践中，最终风险落在付款人身上的要多一些。并且票据法的相关规定也不够直接、细致，因而使得法律在适用过程中缺乏可操作性，导致实践中出现很多的纠纷，因此很有必要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来对票据伪造进行系统的规定。

(一)出票伪造风险承担的完善

在出票伪造的风险承担上，我国应坚持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原则上应当由付款人承担，此外可以进行司法解释，规定以下几点，以完善出票伪造的风险承担：

1.允许出票人与付款人之间以事前约定方式风险责任由出票人承担。根据我国票据法的规定，出票人与付款人之间须有资金关系，且资金关系的性质为委托关系，因而出票人与付款人(主要是银行)之间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那么双方可以通过协议的方式就票据伪造的风险承担问题进行约定。但是由于实务中都是付款人为了规避风险往往约定风险责任由出票人承担，因此应当结合合同中免责条款的规定。也就是，应当规定，协议约定可以免除付款人的一般过失，而对付款人的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免除责任的条款无效。

2.承认被伪造人追认的效力。基于被代理人对于无权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的追认的理论，可以规定，对票据上的伪造签章，被伪造人可以追认，即伪造的票据经出票人追认后就成为有效票据出票人(也即被伪造人)应承担出票责任。

3.采纳英美法上的禁反言原则。也就是说如果被伪造人对票据伪造明知并且以明示或默示的方法向他人表示票据上的出票签章并非伪造，那么对于善意第三人，被伪造人应当承担票据责任。

4.被伪造人管理不严等自身失误造成票据被伪造的，应承担风险。比方说被伪造人对于票据管理不严、曾经公开表示授权伪造人某项权利等过错，此类情况下显然票据伪造的风险归由被伪造人承担。

5.被伪造人未尽通知义务的，应当由被伪造人承担风险。也就是说被伪造人在知道其签章被伪造后，应负有通知付款人的义务。因为被伪造人往往是最先知道票据可能被伪造的人，如果他及时将此情况告知付款人，他们将会对提示付款的票据更加认真地审查，尽量避免错误付款。至于未尽通知义务的举证责任，应由付款人承担。

6.被伪造人违反审查通知的义务。按照银行工作流程，银行应向客户按时发送票据付款对账单，在银行向客户发送已作废票据及对账单一定时间之后，如该客户未提出异议，客户便无权再要求将银行错误划出的账款划回。

(二)背书伪造风险承担的完善

我国现行票据法并未直接规定对背书伪造风险的承担。由于票据法并未对背书伪造的风险责任进行规定，而造成相关规定针对不同的情况进行分别解释，使得风险承担变的复杂而且执行起来非常困难，造成了法律理解上的混乱因此有必要加以完善。因此有必要对背书伪造的风险承担进行规定：首先，可以规定当付款人未付款，同时票据上又没有真实签章者，此时最终的风险将落在从伪造人手中取得票据的人的身上，原因是他处于防范和发现票据背书伪造的最有利的地位；其次，是票据已获付款，此时应由付款人承担风险。当然如果伪造的票据上有真实的签章人，那么最终的风险将落在真实签章人身上。

参考文献

[1] 吕来明.票据法基本制度评判[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

[2] 赵新华.票据法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后果承担责任书篇(2)

大家都知道，招标采购人发出的招标公告是要约邀请，投标人针对招标文件的进行响应是要约，招标采购人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并发出中标、成交通知书是承诺。在承诺生效上，我国《合同法》采用“到达主义”。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为时生效。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承诺到达的时间适用我国《合同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即：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我国《招标投标法》规定，开标后，评标委员对各个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评审，从中确定合格的中标人；定标后，应该招标采购人应该向中标人发出书面的中标通知书；根据政府采购法的规定，不论是通过那种政府采购方式，定标或确定成交结果后，都应该向中标或成交供应商发出书面的中标、成交通知书。两部法律都规定了中标通知书发出后即具有发生法律效力，这又不同于我国《合同法》的规定。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我国的招标投标活动和政府采购活动对于承诺的生效时间是采取“发信主义”。所谓承诺的“发信主义”，是指承诺在承诺通知发出时生效。“发信主义”更适合于招标采购方式的特定情况，因为采取“到达主义”，如果中标或成交通知书在送达途中丢失或延误，那么将到招标采购过程的有效性和严肃性，同时也不利于及时约束供应商或承包商，为了使中标人或成交供应商承担起签订合同的义务，受到采购合同的约束，从而更好地保护采购主体的权利。所以，我国招标采购合同的订立中，规定了承诺生效时间依“发信主义”，而非合同法上的“到达主义”。这也就意味着合同法中有关承诺的撤回等规定，不适用于招标采购。根据合同成立是否应以一定的形式为要件，合同又分为要式合同与不要式合同。所谓要式合同，是指应当或者必须根据法律规定的方式而成立的合同。由于政府采购涉及到财政性资金的合理使用和公共利益的维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政府采购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如果双方当事人还没有签订书面的政府采购合同，说明合同关系还没有成立，也就不能按照合同的约定要求违约方来承担违约责任。这样以来，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即生效的法律规定？笔者认为，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对招标采购人和中标、成交供应商所产生的法律效力并不是政府采购合同成立的约束力，更不是生效合同的法律约束力，而是拘束招标采购人和中标、成交供应商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法律约束力，对这种法律强制力的违反所承担的不可能是违约责任，而是合同订立过程中的缔约过失责任。倘若我们认为，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即构成政府采购合同，则有悖于我国《政府采购法》第四十六条和第四十四条的规定，采购主体与中标、成交供应商应当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通过书面的形式签订政府采购合同这一强制性的法律规范就徒具形式了。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为无效合同。所以笔者认为，从现行法律规定来看，如果发生采购主体拒绝签订书面合同的行为，一方面应该承担行政法律责任，另一方面还必须承担缔约过失的民事责任。如果中标、成交供应商拒绝签订政府采购合同，所承担的只能是缔约过失的民事责任。

也许读者会问，为什么采购主体与供应商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不是等同的呢？笔者认为，这要从我国政府采购的立法宗旨和采购当事人不同的权利义务开始谈起。虽然政府采购当事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但客观上还是存在着不平等，众多的供应商始终是弱势群体。由于采购主体掌握着公共权力，对于供应商的资格、采购方式、采购程序、评审专家等享有选择的权利或称权力和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的权利或称权力，为了对这种权力或称权利有所限制，我国《政府采购法》规定了采购主体许多的义务。这些义务集中体现在法律责任这一章节里。这一点完全不同于我国《招标投标法》。在《招标投标法》这部法律中，招标采购人享受更多的是权利或称权力，而投标人承担更多的是法律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不与中标、成交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的，那么根据违法情节轻重不同，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应该分别承担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和警告、罚款等行政法律责任。而对于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中标、成交供应商拒绝签订书面政府采购合同的，法律没有规定中标、成交供应商应该承担行政责任。虽然我国财政部2004年8月11日出台并于同年9月11日起施行的《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七十五条规定了中标、成交供应商拒绝签订书面合同的法律责任，但这是一部行政规章，由于违反上位法的立法宗旨，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规定，行政规章与法律相冲突的内容无效。又根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政府采购合同适用合同法。采购人和供应商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应当按照平等、自愿的原则以合同方式约定。由于我国立法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政府采购合同不属于行政合同，故中标、成交供应商不应该承担行政法律责任，政府采购的监督管理部门无权对中标、成交供应商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否则，行政主体就违反了处罚法定原则。这样以来，中标、成交供应商的违法行为是否就不承担法律责任呢？回答是否定的。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由于其所具有的严肃法律效力，中标、成交供应商放弃中标、成交项目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不是属于政府采购项目的中标，根据我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中标人不执行中标通知书的义务，应该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即：中标人将中标项目转让给他人的，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转让给他人的，违反规定将中标项目的部分主体、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的，或者分包人再次分包的，转让、分包无效，处转让、分包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招标人与中标人不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合同的，或者招标人、中标人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协议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中标人不履行与招标人订立的合同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给招标人造成的损失超过履约保证金数额的，还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没有提交履约保证金的，应当对招标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由于我国对于政府采购合同的性质已经有明确的定位，即属于民事合同。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普通法；新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旧法。我国《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颁布时间都晚于《合同法》，而《招标投标法》则早于《政府采购法》，我国《合同法》相对于前两部法律，为普通法。我国《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关于要约承诺的规定、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等方面规定，都不同于我国合同法，前述已经过，所以应该优先适用于特别法的规定，但特别法没有规定的，应该适用我国合同法的规定。我国《政府采购法》在确定政府采购合同为民事合同的前提下，对政府采购合同适用法律进行了概括性的原则规定，即采购人与供应商之间在政府采购合同的订立、合同效力、合同履行、合同变更、合同终止、违约责任等方面，必须按照合同法的规定执行。由于政府采购资金属于财政性资金，采购的目的是为了公共事务，政府采购还具有维护公共利益、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抑制腐败等功能，因此，政府采购合同又不完全等同于一般的民事合同。所以，政府采购法在明确适用我国合同法的前提下，对政府采购合同订立、效力、变更、终止等有关特殊问题作出了必要的规定。对于中标、成知书发出后，采购主体或者中标、成交供应商不执行相应义务的，前者应该承担行政法律责任和缔约过失的民事责任或者侵权的民事责任，后者必须承担缔约过失民事责任或者侵权的民事责任

后果承担责任书篇(3)

《担保法》第24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根据该规定，实践中主合同内容任何变化只要未经保证人同意就免除保证人保证责任，该条规定不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从交易成本上看也是不合理的。主合同的变化对保证人的利益有着重大的影响，但是，这不等于说主合同内容的任何变化，只要没有经过保证人同意，保证人就不承担责任。对于主合同内容变化应当作具体分析，有些变化对保证人并没有不利影响，有些变化甚至有利于保证人，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协商同意免除债务人支付债务利息等。即使主合同的有些变化会对保证人产生不利影响，加重了保证人的责任，从公平原则的角度考虑，保证人只对加重其责任的部分不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0条有明确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履行期限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期间为原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动主合同内容，但并未实际履行的，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因此，《担保法》司法解释实际上否定了《担保法》关于主合同变更必须经保证人书面同意才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在主合同变更没有经过保证人同意的情况下，主合同变更对于保证人所承担保证责任的影响，重点在于是否加重了保证人的责任，是否超出了保证人所承诺的保证范围。

二、《担保法》第24条特别规定

《担保法》第24条规定：“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但《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0条取消了特别规定。根据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担保法》的法律效力高，但《担保法》司法解释时间在后，造成司法实践中《担保法》第24条特别规定在实践中有无效力争议不断。根据《担保法》第24条规定，债权人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债权利益，加强对保证人的制约，在债权人提供的保证合同文本中会有这样的条款“主合同内容的变更不影响保证人保证责任的承担”或者“主合同内容的一切变更视为已经过保证人同意，保证人对主合同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或者“如果主合同变更，保证人同意对主合同变更后的合同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以达到即使主合同内容变更加重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保证人仍需承担保证责任的目的。有专家认为，这种约定是保证人在保证合同中明确放弃因主合同内容变更而对加大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的抗辩权，是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一种形式。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符合立法本意。首先，事前承诺放弃抗辩权与书面同意有本质的区别。事前承诺放弃抗辩权是在发生抗辩权的情况下不能行使抗辩权，是一种被动的限制处分行为，这显然与“经保证人同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含义。因此《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中的“同意”仅指主合同内容变更时得到保证人同意或主合同内容变更后得到保证人追认。从举证证明的角度看，采用书面同意的形式对债权人更为稳妥。其次，《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实践中在签订保证合同时，通常保证合同由债权人提供，而保证人处于弱势地位，而上述例举的几种条款的表述内容明显加重保证人责任，如果这种约定合法有效，那么会无限加大了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对保证人是不公平的。

后果承担责任书篇(4)

鉴于承包人已于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同雇主签署了_________(合同名称)的书面协议,下文中的合同包括合同中规定的文件、图纸、规范和修改;本担保书的条件是:如果承包人迅速地忠实地履行了上述合同,本担保书的责任失效;否则将保持有效。一旦雇主提出承包人违约,而雇主又履行了自己的责任,担保人将迅速弥补违约的损失,或者迅速:

1.根据合同要求完成合同;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按合同条件提供雇主合格的投标书,在雇主和担保人确定了评标价最低响应性投标人后,安排投标人和雇主之间合同,在施工过程中提供足够的资金,支付“合同价余额”以外完工所需的费用,包括担保人有责任承担的赔偿费,但总数不超过上述第一段中提到的金额。这里所说的“合同价余额”指雇主按合同应付给承包人的总额减法已合理地付给承包人的金额;或

3.付给雇主按合同条件完成合同所需的金额,但不超过本担保书的限额。

本担保人不承担大于本担保书限额的责任。任何有关本担保的诉讼,必须是在缺陷责任证书发出后一年内提出的为有效。除了雇主以外,任何人都无权对本担保书的责任提出履行要求。承包人和担保人的法人代表在此签字盖公章,以资证明。

担保人(公章):_________ 承包人(公章):_________

代表(签名):___________ 代表(签名):___________

后果承担责任书篇(5)

根据你行与＿＿＿（下称借款人）在＿＿＿＿年＿＿月＿＿日签订的贷款合同向借款人提供＿＿的贷款。现我＿＿＿（下称担保人）愿意担保：当借款人不论由于什么原因不能按与你行签订的贷款合同规定履行还本、付息及支付有关费用时，担保人愿承担借款人履行上述贷款合同的连带责任。

担保人在此声明和保证：

一、担保人是在＿＿＿注册登记的经济实体，任何改变担保人本身性质、地位的事件、事项发生或有可能发生时，担保人保证及时通知你行。

二、本项担保金额最高额为贷款合同中规定的贷款金额即＿＿＿＿及由此而产生的利息和有关费用。如你行允许借款人的贷款到期后展期，只要担保金额不超过贷款合同的金额，担保人不会因此而解除或减少担保责任。

三、担保人在收到你行出具的要求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的付款通知书后，不管你行是否向借款人追索，保证按付款通知书规定的付款日、付款金额主动、一次向你行付清全部应付款项。你行出具的付款通知书是终结性的，对借款人和担保人均有约束力。

四、如果担保人未按你行通知规定的期限及金额付款，担保人在此授权你行从担保人开立在你行的＿＿＿帐户中扣收，并可加收逾期息。

五、本担保是一项持续性的担保，只要借款人在贷款合同项下，按有关条款规定承担了任何现在的、将来的或可能发生的债务和责任，担保人就始终承担本担保项下的所有连带责任。你行给予借款人的任何宽限只要不增加担保人的担保金额，担保人在此担保书项下的责任均不会解除或减少。

六、只要不增加担保人的担保金额，本担保人不会因为借款人与你行同意对贷款合同条款的任何修改、补充、删除或因借款人与其它方面签订的任何合同而受影响或失效。

七、如果借款人将财产或权益抵押给担保人，在本担保项下的贷款金额没有全部偿还之前，担保人不会行使有关抵押书项下的权利，也不会取代你行对借款人的债权人地位。

八、如果借款人破产或与其它公司合并，或更改名称等类似情况出现，并不解除担保人在此信用担保书下的责任。

九、担保人的继承人（包括因改组合并而继承）将受本担保书的约束，并继续承担本担保项下的责任。未得到你行事先书面同意，担保人不会转让其担保义务。

十、你行如将本担保项下的贷款合同的债权转让给他人，并不影响债权人向担保人要求履行担保的责任。

十一、本担保书是无条件不可撤销的担保。担保人与任何其它方面签订的任何合同（协议或契约）均不影响本担保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合法性。

担保人地址：

担保人名称：

后果承担责任书篇(6)

证券法律制度中的信息披露制度是对投资者进行保护的有力手段，是证券法律制度的基石和核心。在证券发行交易过程中，各信息披露义务人有负有及时真实披露信息的义务，参与证券业务的律师在证券发行交易过程中要出具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等专业性文书，自然也应承担信息披露义务。但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法律服务机构存在着极其严重的混乱现象，部分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为了自身的利益，敢于公然违法迁就证券发行人的非法要求，参与证券发行交易等的虚假陈述，甚至出谋划策。这种令人担忧的情况，若不能够及时解决，将制约证券市场长期发展，给经济建设带来的负面影响。尽管对他们的行政、刑事处罚必不可少，但对他们的民事责任追究绝不应忽略，更不可以行政、刑事处罚代替其民事责任。

一、对我国证券法关于律师不实陈述①承担民事责任的评价

我国法律法规对律师在证券业务中不实陈述的行为予以禁止，并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主要体现在以下相关法律法规条文中：

1.《律师法》第三条规定：“律师执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律师执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2.《证券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和人员，必须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出具报告，对其所出具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并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3.《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就其所应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并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该机构停业，吊销直接责任人员的资格证书。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七十三条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和律师事务所违反本条例规定，出具的文件有虚假、严重误导性内容或者有重大遗漏的，根据不同情况，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非法所得、罚款；情节严重的，暂停其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撤销其从事证券业务许可。对前款所列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注册会计师、专业评估人员和律师，给予警告或者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其从事证券业务的资格。”

5.《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七十七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6.《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前条所称虚假陈述行为包括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专业性证券服务机构在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及参与制作的其他文件中作出的虚假陈述。”

7.《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二十条规定：“证券经营机构、专业性证券服务机构有本办法第十二条所列行为的，根据不同情况，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非法所得、罚款、暂停其证券经营业务、其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撤销其证券经营业务许可、其从事证券业务许可。”

8.《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实施欺诈客户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9.《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六号（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与格式）》第四条规定：“律师应当对出具法律意见书所依据的事实和材料进行核查和验证。若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分析以上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民事责任制度规定模糊，缺乏可操作性，无法援引适用。（1）在证券民事赔偿案件中，律师事务所及其责任人员与证券发行人是何种法律关系，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一般责任还是连带责任或按份责任，补充责任还是清偿责任，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都没有作出具体规定。（2）没有规定律师承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及计算方法。证监会颁布的行政法规及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均没有规定律师事务所及其责任人员对投资者损害赔偿额的确定依据及计算方法。（3）投资者进行诉讼应如何操作，我国法律法规并没有具体规定。依照《证券法》和《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投资者当然有权要求在证券业务中不实陈述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承担赔偿责任。但实际情况是，法律的这些规定仅成为一种宣言，因为这些规定太原则，根本不具有操作性。（4）在律师民事责任制度中缺乏相应的财产保证制度和财产实现制度。

2.现行证券法律制度存在以行政和刑事责任代替民事责任倾向。中国的法律制度历来有重刑轻民、重行轻民的特点，证券法律制度也不例外。在《证券法》之前，规范证券市场的法律主要是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1993年9月2日国务院证券委发布的《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条例》与《办法》对证券欺诈者法律责任的规定大篇幅的是行政责任，《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只在第77条概括地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也只在第23条涉及到了虚假陈述者的民事责任。1999年实施的《证券法》对因违法导致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做了详尽的规定，但涉及投资者权益保护和民事责任承担的条款规定得十分简单，语焉不详且缺乏可操作性。这种偏重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立法格局导致的结果是违法违规者不断受到行政制裁或刑事处罚，但是受损害的投资者却得不到应有的赔偿和保护。

3.律师民事责任制度实行过错责任，加重了被侵权人的举证责任。根据《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六号（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与格式）》第四条的规定，律师只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过错责任则须由受害人承担举证责任，如此明文规定，我们便课以受害人较重的举证责任，但要求证券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投资者对律师的主观心理状态进行举证，这显然是不现实的。美国《证券交易法》第18条规定受害人须举证自己为善意，且交易损失与文件不实记载具有因果关系，此种规定被认为是加重受害人举证责任，备受批评，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已很少引用，更何况要求受害人证明被告存在过错。

4.对律师的勤勉尽职义务的规定却并不详尽。就上述规定来看，我国法律对律师勤勉尽职义务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律师在制作律师工作报告时要对上市公司涉及的事项逐项进行审查；其次，一些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对律师参与证券业务进行了禁止性规定，对某些行为课以相应的责任；再次，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制定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很多条文涉及到律师的诚实、尽职的要求，但是这个面向律师群体的规范尚不能含概律师涉足的所有领域，尤其在判断律师参与证券业务的行为是否属于勤勉尽职时还远远不够。从理论上讲，在信息披露中违反勤勉尽职义务的律师应当对因该不实陈述而受损的投资者承担连带侵权责任。但是，我国现行证券法律制度对律师违反勤勉尽责义务应承担的责任规定得很少。这方面的规定或者比较含糊，仅仅说"承担法律责任"，或者以行政责任为主；而对民事责任的规定则极少。②

二、律师不实陈述承担民事责任的性质

律师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由于公开文件中的不实陈述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并不存在争议。在民事责任基础中，最基本的是契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法学界对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不实陈述民事责任的法律基础也主要为这两种观点：契约责任说和侵权责任说。③

1契约责任说。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招股说明书为要约邀请，那么在发行股票过程中，投资者做出购买某种股票的行为则是要约，如果成交，发行人的行为就为承诺，合同成立。由此，发行人和投资者双方的行为则为一个缔约的过程，从理论上讲“从事契约缔结的人，是从契约交易外的消极义务范畴进入契约上积极义务的范畴，其因此而承担的首要义务系于缔约时善尽必要的注意。当事人因自己过失致使契约不成立者，对信其契约行为有效成立的相对人，应赔偿基于此信赖而善的损害。”④所以法律应该保护当事人基于相信合同有效成立而产生的信赖利益。发行人为发行股票而公开招股说明书时，事实上已经进入一种缔约的状态，律师作为专业人员在缔约过程中出具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由于其在法律上的地位，在信息和专业上的优势，致使投资者对其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真实性产生合理的信赖。当这种信赖成为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的基础时，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的不实陈述在本质上违背了其作为缔约当事人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负的义务，导致投资者因对律师工作的合理信赖而产生信赖利益损失。因而律师作为不实陈述人应对投资者因合同不成立或者合同无效负缔约过失责任。⑤如果给投资者造成损失，则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但是契约责任说在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时候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契约的相对性问题。根据契约责任承担违约责任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责任人与投资者有契约关系或者现实交易关系的存在，且责任人有违反契约义务的事实并造成投资者的利益损害。这对于证券发行人不实陈述承担责任在适用上没有问题，但对于处于辅助地位的律师承担违约责任便有适用上的困难。因为律师作为证券发行辅助人，只跟发行人发生直接的关系，而对第三人即投资者并无契约关系或现实交易关系。

2.侵权责任说。

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在于它违反的是法律规定的一般人的普遍义务，而非当事人之间约定的特定义务。因而侵权责任不是当事人自愿承担的责任，而是法律规定其必须承担的责任。我国《证券法》以及相关法规明确规定了律师在证券业务中必须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出具报告，对其所出具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并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如果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有不实陈述的行为，则违反《证券法》等强行法的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如果造成投资者利益损害，则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侵权责任说避免了律师承担违约责任适用上存在的相对性困难，从而弥补了契约责任说自身无法克服的理论缺陷，更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侵权责任说不再关心原告和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契约关系，从而有效解决了证券市场中投资者权益的保护问题。只要被告存在不实陈述并满足法定条件，任何因合理信赖该不实陈述的投资者因该信赖而导致损失的人均可以依侵权责任要求赔偿。从保护投资者的角度考虑，侵权责任说更有利于信息披露制度目的的实现。我国台湾地区在1988年1月《证券交易法》修正时，也将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赔偿责任定性为侵权责任。⑥因而笔者认为侵权责任说更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持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保障证券市场持续稳定发展。

但这并不表明侵权责任说就能完全充分保护投资者权益，成为证券市场中不实陈述的普遍救济规则，因为根据侵权责任的一般举证原则，原告必须证明有被告有主观过错，且侵权行为与原告的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因而侵权责任说还须面对来自证据法的障碍：第一，原告必须就被告不实陈述当时的主观心理状态进行举证；第二，原告须证明其损失与被告不实陈述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投资者往往难以承担此举证责任，因而赔偿请求得不到支持，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也就成了“海市蜃楼”。笔者认为不妨借鉴加拿大《安大略证券法》中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认为只要招股说明书及其任何修正载有不实陈述，而在股票募集或者公募期间购买人购入证券时不实陈述持续存在，那么购买人应该被视为已经信赖这项不实陈述。购买人有权向在招股说明书及其修正上签名的律师事务所或律师请求损害赔偿。⑦这样就赋予了律师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定责任，只要其违反法律的强制规定，投资者就可以依据法律的直接规定请求其赔偿损失，以减少投资者的举证责任，加大对投资者的保护。

三、律师不实陈述民事责任的构成

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有四个，即：行为违法；有损害事实；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有主观过错。证券的发行和交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影响价格的因素错综复杂，就律师在证券业务中不实陈述民事责任的构成而言，行为的违法性、损害事实的存在容易证明，但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和行为人主观的过错则值得探讨。

1.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根据民法原理和司法实践，考察因果关系可以采取如下准则：在时间上原因的现象在前结果的现象在后；作为原因的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作为原因的现象应当作为结果的现象的必要条件；如果违法行为实际上足以引起损害结果的发生，那么它就是损害结果的原因。证券市场不实陈述民事责任的因果关系要件中，除了被告的不实陈述外，原告的“信赖”是更重要的因素。因为不实陈述并不能直接导致财产上的损失，它必须因投资人的信赖并依据不实的信息而进行的投资才可能给投资者造成损害。当然，这种信赖必须是合理的，而不是盲目的信赖。

在证券发行交易过程中，投资者和参与证券业务的律师之间并没有发生直接交易，受害的股民在因果关系的举证方面经常遇到困难。因为原、被告之间存在着在专业和信息上的巨大差距，要求原告提供“信赖”被告不实陈述的证据，无疑是加给原告的一项不可克服的负担。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市场欺诈理论，将举证责任在一定条件下倒置，来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即只要律师在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或律师工作报告等文书中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投资者在信息披露以后进行证券交易且遭受损失的，就可以认定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除非律师能举出反证，证明投资者遭受的损失不是由不实的信息披露造成的。其次，根据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成果，我国的证券市场是一个弱式有效市场，因而可以不局限于“有效市场”理论弱化投资者的证明责任。⑧笔者认为，不妨假定只要投资者能够以一定的形式证明如果不实陈述纠正后的市场价格与不实陈述期间的市场价格不同，那么因果关系便可以推定成立。但应允许行为人对此种推定提出抗辩，如认为其行为没有影响到股票价格的变动等，从而否定对该因果关系存在的推定。

2.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

我国《民法通则》把侵权行为分为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两类，从构成要件上看，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是否以行为人有主观过错为要件。⑨我国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就其所应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相应地，《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六号（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与格式）》第四条也作出规定，律师只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两条规定，表明了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只有在故意的情况下，才承担责任。也就是说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认定律师不实陈述为一般侵权行为，这和江平老师的观点是一致的。⑩

一般侵权行为则意味着由原告承担证明被告有主观过错的责任。在证券发行交易中，投资者处于弱势地位，难以有效地搜集符合全部构成要件的证据，如果根据一般侵权行为理论要求提起诉讼，无疑在程序上限制或禁止了投资者索赔，这显然不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因此各国证券法在确定发行人之外的人员的归责原则时，基本上都采取了过错推定的原则。即他们只有能够证明自己恪尽职守和合理调查才能免除承担责任。如加拿大《安大略证券法》规定，如果在招股说明书及其任何修正上的签名的中介服务机构能够证明存在以下情形，任何法人和非法人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1）在招股说明书及其修正存档时，他既不知情，也不同意；（2）在招股说明书签发之后，但在购买人购买证券之前，他在意识到招股说明书或其修正存在不实陈述时，即已作出撤回同意及其原因的一般合理通告；（3）就他承担责任的部分存在不实陈述，但他已经作出合理调查，并且有合理理由相信而且相信招股说明书或其修正的这些部分公平反映其报告书、意见书或声明书。11

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必须以中国证监会做出的处罚决定为前置条件，虽然对此存在司法审判权以行政裁决权为前提的争议，但作为过渡性措施是可以理解的和接受的，而且，设置这种前置条件客观上解决了律师不实陈述民事赔偿案件的定性问题，即在构成要件上，无须投资者对行为人在主观上有过错进行举证，使案件比较接近或符合特殊侵权行为的特征。同时，由于《民法通则》颁布时尚未建立证券市场，立法上也不可能对证券市场中的不实陈述行为是否属于特殊侵权加以规定，而设置前置条件也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法定化的作用。

注释：

①违反信息披露法律规范的法定形态包括虚假陈述、重大遗漏和严重误导。为了论述方便，本文中将这三种违规类型统称为不实陈述。

②参见方流芳、姜朋、程海霞：《证券律师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载《证券时报》2002年8月5日。

③台湾赖源河教授持独立责任说，认为台湾地区民法第184条第1款规定的侵权行为类型均为故意或者过失侵权，而证券发行交易中不实陈述欺诈的受害人可能是行为人在认识上无法预知的间接第三人，要证明行为人对其损害有主观上的故意或者过失较为困难。所以应该依据台湾地区民法第184条第2款的规定，解释为独立类型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基础。

④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8页。

⑤根据《证券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律师，必须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出具报告，对其所出具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并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⑥见1988年我国台湾地区“行政院”《证券交易法》修正草案的修正说明。

⑦参见加拿大《安大略证券法》第138条第1款。

⑧王 洪：《信息披露民事赔偿责任的构成》，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12月5日理论版。

后果承担责任书篇(7)

一、公证员法律责任的特征

㈠公证员违反公证法所规定的义务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这里的公证法是与公证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的总称。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以及司法部《公证程序规则》、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认真办理公证人员玩忽职守案件的通知》、《司法部公证员注册管理办法》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和国务院批准的《关于深化公证工作改革的方案》对推进我国公证事业的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公证立法奠定了基础。已列入2004年立法计划的《公证法》，要全面多年来公证改革发展的实践成果，大胆借鉴国外公证制度的合理成分，认真吸取地方公证立法的成功经验，广泛听取各个层面的意见建议，进一步推动立法进程。

㈡公证员法律责任所保护的客体是公证活动秩序

公证制度是预防性的司法证明制度，是保障实体法正确实施的程序性法律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设立公证制度的目的是为提供具有普遍证明力的公证证明，并通过公证证明活动及公证法律服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法律行为，预防纠纷，减少诉讼，保障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在公证实践中，公证员是较早介入公民、法人的民事、活动的，向社会提供公证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明确公证员的法律责任，可以通过公证员的公证活动，更好地预防纠纷、减少诉讼、制止不法行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和正常的经济、民事流转程序，保护国家利益和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安定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专业的发展。

㈢公证员法律责任的主体具有特定性

公证员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获准在一个公证机构从事公证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根据2004年8月12日国务院法制办修改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草案）》（以下简称《公证法（草案）》）第1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具备下列条件，可以担任公证员：①通过国家司法；②公道正派，遵守纪法，品行良好；③年满25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④在公证机构实习2年以上经考核合格。从事教学、工作的法学教授、法学研究员，或者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曾经从事审判、检察、法律服务、法制工作满10年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公务员，已离开原工作岗位，经考核合格，可以担任公证员。”第18条规定：“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担任公证员：①因故意犯罪或者职务过失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②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③因违犯被辞退、开除公职的；④被吊销公证员证书的。”

㈣公证员法律责任具有制裁性

我国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中各种责任形式就是以这种制裁形式表现出来。如《公证法（草案）》规定公证员违反法律的规定，“由组建公证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对公证机构处警告，并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并处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停业整顿的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公证员法律责任的构成

公证员法律责任的构成是指公证员承担公证法律责任应当具备的要素。根据我国法律、法规等和公证实践，公证员承担法律责任应当具备以下要素：

㈠有违反公证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行为发生

公证员必须是违反了法律、法规或规章中有关公证的规定。违法行为可能是作为，也可能是不作为。如对不真实、不合法的公证事项出具公证书或者出具虚假公证书的，公证员都应承担法律责任。

㈡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

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故意违反公证法律的行为固然要承担法律责任；因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违反公证法律的行为，只要符合承担法律责任之要件，同样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㈢行为人要有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或资格

公证员必须是符合《公证法（草案）》第17条规定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㈣行为人行为侵害了公证活动秩序，造成了危害后果，并且行为与结果存在着因果关系

损害的事实包括违法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害以及对法律秩序、公共利益的损害。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是指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内在的合乎的客观联系，如果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就不构成公证员的法律责任。

三、公证员的法律责任的功能

㈠惩罚功能

惩罚功能是以违法侵权行为所有的社会谴责性作为立法根据，十分注重公证员主观人的过错，公证员法律责任的惩罚功能，就是惩罚违法者，从而维护社会安全和秩序。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以公共权力为后盾，由公民个人或国家机关根据法律程序要求公证员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以此来惩罚违法侵权的公证员，从而以文明的方式平息纠纷和冲突，维护社会安全和秩序。公证员法律责任的惩罚功能是其首要功能。

㈡救济功能

公证员法律责任的救济功能就是救济法律关系主体受到的损失，恢复受侵犯的权利。公证员法律责任通过设定一定的财产责任，赔偿或补偿在一定法律关系中受到侵犯的权利或者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受到的损失的利益。救济分为特定救济和替代救济两种。特定救济，是指公证员作他应当作而未作的行为，或撤销其已作而不应当作的行为，或通过给付一定数量的货币、物品、有价证券的形式使受害人的利益得以恢复。如公证员严重不负责任出具重大失实的公证书的；泄露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给公证当事人及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给公证当事人或公证事项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公证员承担法律责任。替代救济则是责任人给付一定数额的金钱作为替代品，弥补受害人受到的名誉、感情、精神、人格等方面的损害，这种救济功能主要用于精神损害的场合。，对公证员一般较少，但是，日后会越来越多。因为精神损害与其他人身损害一样，都是受害人所遭受到的实际损失。替代救济用金钱为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偿付受害人所受到的心灵伤害，尽最大可能恢复受害人的精神健康，使受害人的心灵得到安慰。

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的现行法律所确立的公证赔偿是以公证处为赔偿主体来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且公证赔偿基金的设立是以公证处为缴费主体的，在此基础上所建立的公证执业责任保险制度，也是以直接从事公证业务的各公证处为被保险人。作为公证员的民事赔偿只是在公证机构承担了相应的赔偿责任后，公证机构可以向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的公证员追偿或部分追偿。

所以，在现阶段，甚至今后相当长的一般时间，公证员的法律责任的救济功能只能是间接的、次要的和在一定的限度。

㈢预防功能

公证员的法律责任的预防功能，就是通过使违法的公证员承担法律责任，教育其他公证员，预防违法犯罪。通过设立公证员违法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表明社会和国家对这种行为的否定态度。这不仅对违法的公证员有教育、震慑作用，而且也可以教育其他公证员依法办事，不作有损害社会、国家和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四、公证员法律责任体系的构筑

㈠公证员法律责任的种类

1、刑事责任

公证员刑事责任是指公证员因其犯罪行为所必须承受的，由司法机关代表国家所确定的否定性法律后果。只有公证员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即构成犯罪，才能追究公证员的刑事责任。如公证员泄露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侵占、挪用公证费或者侵占、盗取公证专用物品的；私自出具公证文书的；毁损、篡改公证文书或者公证档案；为不真实、不合法的事项出具公证书或者出具虚假公证书的；严重不负责任出具重大失实的公证书的；应当给予处罚的其他严重违反法律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民事责任

公证员民事责任是指公证员在公证活动中，违反了有关的民事义务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这种责任是公证员公证责任最为常见的。公证员民事责任是一种救济责任，同时，又是一种财产责任，责任人多以经济补偿性的财产形式和非财产形式来承担法律后果。如公证员在公证活动中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经济损失的，公证员所在的公证处应负公证赔偿责任；财产或精神损失是由公证员和公证当事人共同过错造成的，由有过错的公证员所在的公证处和公证当事人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承担了赔偿责任的公证处可以向有过错的公证员追偿。

3、行政责任

公证员行政责任是指公证员在公证活动中，违反了行政、法规、规章的规定，所应承担的行政法律后果。国务院2000年7月31日批准的司法部《关于深化公证工作改革的方案》规定：“对公证人员的惩戒措施包括：开除、吊销执业证书、暂停执业、记过、警告、罚款等。”《公证法（草案）》第44条规定，执业公证员以诋毁其他公证机构、公证员或者支付回扣、佣金、许诺利益等不正当手段争揽公证业务的；违反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收取公证费的；为本人、配偶及其近亲亲属办理公证或者办理与本人、配偶及其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公证的；从事其他有报酬的职业的；应当给予处罚的其他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情节严重的由组建公证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对执业公证员处人民币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并处3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停止执业的处罚。

㈡公证员法律责任的免除

法律责任的免除，也称免责，是指法律责任由于出现法定条件被部分或全部地免除。公证员法律责任的免除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没有规定，《公证法（草案）》也缺乏相关的规定，本文认为公证员法律责任的免除应包括以下几种形式：

1、时效免责

公证员的法律责任经过一定期限后而免除。我国《刑法》、《民法》等都有相应的规定，借鉴立法经验，结合实际，《公证法（草案）》也可规定公证员民事责任的特别诉讼时效。

2、受害人或第三人过错免责

受害人过错是指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而公证员本身并无过错。只要公证员能证明已尽到为防止损害结果的发生应尽的义务和审查，即可不负民事责任；第三人过错是指第三人对损害的发生或进一步扩大有过错，而公证员本身或受害人并无过错，如果第三人过错是损害发生的唯一或关键原因，公证员即也不负民事责任。

3、受政府或部门的非法干涉免责

政府或其他部门的非法干涉，其结果是政府或其他部门产生的民事责任，公证员也可免责。如西安碑林区公证处李公证员受到主管司法行政部门的干涉，其责任应由西安市碑林区司法行政部门承担，李公证员应免责。

㈢法律责任的承担

法律责任的承担是指责任主体依法承受不利的法律后果。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可以分为主动承担和被动承担两类。

1、主动承担

公证员主动自觉承担法律责任，即公证员主动提出对自己所承办的公证案件进行复查，并根据复查结果自觉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2、被动承担

公证员根据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确认和归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中包括：①有关国家机关通过诉讼程序或行政程序追究公证员的法律责任，给予法律制裁；②由法院依法判决公证员所在公证机构承担公证赔偿。

五、公证员法律责任的防范

㈠从立法上明确公证员法律责任对象、范围

1、责任对象

在这里，本文所提出的责任对象，不是指承担责任的主体，而是责任主体应对谁负责。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下，公证员的责任对象从技术层面上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也是从宏观角度来看的，既然公证员的证明权来自于法律的授权和司法部长的任命，即公证员责任对象是国家和公证员法律责任的客体——“公证活动秩序”；第二个层次，这是从劳动合同法律关系来看，作为公证员同时又是受聘于公证机构，是获准在该机构从事公证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那么，作为公证员必然要对所服务的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三个层次，也是从微观角度来看，或者说是从个案角度来看，公证员的责任对象也应当包括承办公证事项的当事人和与公证事项有关的利害关系人，这也是公证员的职责使然。

2、责任范围

对于公证员来说，承担责任的范围，应由于公证员执业身份的特殊性，其承担责任的范围应当是有限的，在，应包括以下两个限制性条件：①由于公证员故意或重大过失为限；②给当事人或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所造成的直接损失。

3、责任程度

由于民事责任日益重要，因此要严肃公证员的民事责任，在更大程度上对承担责任的公证员的民事制裁，逐步形成以民事制裁为主，行政制裁和刑事制裁为辅的体系。

㈡从立法上明确侵权的过错归责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是以过错为价值判断标准，判断行为对其造成的损害应否承担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早在罗马法，就出现了过错责任原则的萌芽，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和理性观念的增强，公元前287年的《阿奎利来亚法》废除了对于侵权行为的同态复仇和人身处罚，实行了以过错责任要件的损害赔偿制度，从而使过错责任原则得以确立。我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㈢将参加执业责任保险作为法定义务

公证执业责任保险是公证机构在依法履行公证职务时，因工作过错给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造成的直接损失，依法应当承担公证赔偿责任的，在属于公证执业责任保险合同规定的范围内，由保险人对公证机构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金及有关费用给予补偿的一种法律制度。

㈣公证员独立办理准则的适用

目前出现的多数公证赔偿案件，大都是由于公证员受到非法干涉，未能独立办证。因此，公证员应恪守独立办证原则，坚持摆脱各种关系，按真实、合法的原则办证。当然，公证员执行工作任务应当遵纪守法，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依法履行公证职责，保守职业秘密，接受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公证员协会和公证当事人的监督以及监督。